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2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 ：双脑记：认知神经科学之父加扎尼加自传

著者：（美）加扎尼加 著

字数：360000

电子书定价：53.99美元

TALE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BRAIN by Michael S. Gazzaniga

Copyright © 2015 by Michael S. Gazzaniga.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版权信息

中文版序 告别弗洛伊德的时代

推荐序一 打开探索脑与心智奥秘的大门

推荐序二 宇宙中最复杂的1.5公斤物质

推荐序三 光辉一日

前言 与聪明人一起度过的美妙生活

第一部分 发现大脑

第1章 投身科研之路

第一次诱惑

我的家族开拓史

从“动物屋”到实验室的本科生活

探索加州理工学院：真人版《生活大爆炸》

学术圈外的冒险

第2章 探索裂脑人

勇敢的医生与甘愿献身的病人

科学界的过去和现在

裂脑研究的起源

学科巨头斯佩里博士

科学发现与署名之争

建立研究基础

第一批影像资料：左右脑差别研究的起始

攻克裂脑猴单手捡葡萄的难题

1981年诺贝尔奖

第3章 寻找大脑的摩尔斯电码

无处不在的大脑线索

临床检测的威力：病人D.R.

新病例，新发现

离巢

渴望自己的实验室

戴维·普雷马克与他的40年之问

与史蒂夫·艾伦一起野餐

分享资源：科学的核心

第二部分 分离与整合

第4章 发现更多模块

大脑的“第22条军规”

东海岸热潮

纽约的午餐与认知失调

改变大鼠和猴子的转轮

初入神经科诊室

向“两个心智”观点发起挑战

比聪明更聪明

拖车实验室

科学家的电影梦

新病人，新发现，新思想

右脑学会了说话

第5章 认知神经科学诞生了

病人为师，探索潜意识

为师之乐，友情之福

有车就上路

从昏睡的兔子到真正的人类

新科技：盲人能看见东西吗？

乔治·米勒与我的人生“新伴侣”

特别的会议，特别的地点

两位波斯纳，各有千秋

脑成像技术确定裂脑手术效果

工作玩耍两不误

再次上路

第6章 开辟裂脑的新天地

简化生活

在树林里搞科学

《认知神经科学杂志》出版了

更多资金，更多研究，更多知识

注意的脑机制

回归注意

脑纹与瑞士人脉

部分分离：半分裂的心智

只有左脑能够听从指令发笑

来自研究型大学的诱惑

第三部分 进化与整合

第7章 大脑右半球有话要说

白手起家：说干就干

轮到病人出远门了

苏醒的睡美人

左右半球差异：从细胞到神经加工

学术圈建设

培养下一代

第8章 科学研究的伦理之争

在汉诺威重新起步：解释器新探

大科学，小校园

纠正科学错误

超越社会规范

让年轻的科学家们自由发挥

重要的人生小插曲：担任总统的生物伦理学顾问

伦理、胚胎与政治

继续前进

第四部分 大脑分层

第9章 涌现心智之谜

百年吉福德讲座

大脑原理一瞥

再谈模块化

神经外科手术室里的个案研究

把玩“涌现”概念及其蕴意

你指的是“附加”还是“取代”？

用计算机学科概念解读神经生物学

为什么说分层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

尾声：向更深的问题伸出探索之手

后记 传奇故事远未终结

附录I 我眼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斯佩里

附录II 认知神经科学之路 我与乔治·米勒的通信

附录III 加扎尼加身边的聪明人

致谢

译者后记

告别弗洛伊德的时代

我出生于1939年，也正是在那一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去世了。那个年代流传着很多荒唐可笑的理论，用于解释人类心理活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而当中有许多都出自弗洛伊德的空想。但是，弗洛伊德终究是一位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还原论者，他深信心智是大脑的产物，并且对此持有决定论态度。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弗洛伊德的许多理论不过是虚构，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理论还是美国法院承认的唯一一类科学证据！

在我生活的这个年代，人们对大脑运作机制的理解突飞猛进。我们不再对所谓“掌控人类内心活动的力量”进行胡乱猜测，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具体的知识，关于分子、细胞及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人类这种生物的存在，而弗洛伊德错过了这一切。的确，过去75年涌现出了大量新的信息，有的甚至形成了基本原理。我相信弗洛伊德一定会爱上我们眼前的这个新世界，也一定乐于发挥他那了不起的想象力，在新的大脑研究领域建立新的理论。

但是，时至今日，20世纪摆在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面前的难题依旧存在。没有生命的物质到底怎么构成生命体的零件？更具体一点，神经元是如何产生心智的？这一切真的可能实现吗？我们应该用哪一套学科语言来形容大脑和心智之间的互动？是神经生理学，分子生物学，还是信息论？简而言之，科学家们应当站在哪一个层级来理解大脑产生心智的原理？

本书便讲述了这样一段探索之旅，关于我如何从生物学角度来研究心智。当中不光有科学实验，也有科研生活中的私人关系。倘若抛开这段旅程当中的人性不谈，就无法展现故事的全貌。想法来源于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地点，又以种种复杂的形式转化为实验研究。这就是裂脑研究的历史。

裂脑研究出现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一段特殊时期。20世纪是大脑的世纪。在过去50年里，大脑开始向我们吐露它的秘密。这些秘密成就了一批令人兴奋的研究项目，目的即为解码我们人类的思考方式和行为理由，以及精神疾病的症结所在。21世纪则是收获果实的世纪。放眼全球，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和慈善家们都已经意识到，对大脑的理解将全面改变人类生活的质量。美国发起了一个名为“BRAIN”1的脑研究项目，这是一个全美范围的公私合作项目，旨在加速革新性神经科技的发展。欧盟启动了“人类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目标是绘制人类大脑图谱。中国的科学家们同样活跃在最前线，他们正在制造人工大脑，创建标准的病人脑扫描数据库，并构建各种脑疾病的灵长类动物模型。

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我们已经组建了若干个团队，试图攻克神经科学及神经工程学领域当中最为基本的问题。我们正在利用大脑工作原理开发新一代的计算机，突破信息储存量和处理速度的极限。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寻找新的大脑疾病诊断方法及治疗方案。但是，人类的大脑是目前已知的最复杂的机器。要想解开大脑的谜团，就需要集结来自不同科研机构乃至不同国家的力量，形成更为庞大的团队。我们欢迎所有愿意接下这份挑战的合作者。当我们向着理解大脑如何产生心智的目标不断前行，弗洛伊德也定会为我们感到骄傲。

感谢中国读者，祝你们阅读愉快。

打开探索脑与心智奥秘的大门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国际社会神经科学学会理事兼中国分会会长

罗跃嘉

美国著名脑科学家和生物心理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的个人自传《双脑记》中文版的面市是中国认知神经科学界的一件喜事，也是所有关心大脑和心理奥秘的中国普通读者的一件喜事。加上今年3月加扎尼加教授将现身《最强大脑》，“中国脑计划”可望今年出台，中国势必会掀起一场“脑科学2016”的热潮！

加扎尼加教授因为进行了一系列的“裂脑”研究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界声名显赫，但他对人类科学更大的贡献是他创建了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并大力推动其发展，他本人也由此成为国际脑科学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一代名师。

20世纪70年代末纽约的一个傍晚，加扎尼加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认知心理学家乔治·米勒教授一同乘车去参加一个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同行的晚宴，就在这辆普通的出租车上，“认知神经科学”这一科学名称诞生了！顾名思义，认知即认识和知觉的过程，神经科学则是研究神经系统的学科。因此，“认知神经科学”是对“有形大脑的功能如何产生无形心智”这一重大科学问题的完美描述，得到了全球科学界的公认。这一学科目前的研究目标是阐明人类大脑的工作机制，构建脑活动的全景模型，最终为脑疾病提供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例如，通过大脑芯片植入，可以帮助盲人重见光明、令高位截瘫患者自主操控轮椅甚至汽车等，实现人类的梦想。

作为认知神经科学之父，加扎尼加教授著作等身。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先后出版了《裂脑》《社会性大脑》《自然界的心智》《人类》《谁说了算？》等著作，《认知神经科学》更是作为这一领域的必读入门教程，先后发行了四版，对于有志于探索脑与心智奥秘的学子们影响极大。

中国的认知神经科学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1983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潘菽院士邀请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西蒙教授来华讲学，这是中国心理学界对认知科学的启蒙。2002年8月，笔者在青岛组织“认知神经科学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和国外华裔的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参加者达300人，这是中国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认知盛会。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和中国科学院“脑与认知科学”这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笔者也有幸参与了后者的筹建，并曾任前者的实验室主任（2005—2013），可以说亲身见证了认知神经科学在中国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过程。目前，“中国脑计划”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其核心是构建“一体两翼”的战略：“一体”，指脑与认知科学的前沿基础研究；“两翼”，指在脑重大疾病防治、类脑人工智能开发两方面的重大应用研究。可以预料，在我国社会和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队伍也势必成为国际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揭开脑与心智的奥秘、造福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6年1月12日于深圳荔园

宇宙中最复杂的1.5公斤物质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魏坤琳

意识到底是什么？

如果用计算机的软硬件复制人类大脑，它也能有情绪么？

爱因斯坦的大脑是不是生来就和我们不同，所以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用？

怎样科学地培育我家小孩的大脑，让他更聪明？

怎样才能矫正自闭症患者（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

在公众演讲后的提问环节，我总是会被诸如此类的大脑相关问题淹没。作为一位研究大脑的科研工作者，我通常的回答是：“抱歉，这个问题是神经科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目前能给出的答案还不太明确。我只能说……”这样的回答不令人满意，但是可以原谅，因为这些问题都来自于一个方兴未艾而复杂神秘的研究领域：认知神经科学。

“认知”研究涵盖了人脑的主要功能，包括感知觉、动作控制、注意、记忆、决策、情感和语言等。而“神经科学”可以探究这些功能的神经基础。两者的结合就是认知神经科学，一个探究人脑和心智如何工作的新兴学科。而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就是您手上这本书的主角，迈克尔·加扎尼加博士。加扎尼加博士师从于诺贝尔奖得主罗杰·斯佩里，在他长达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主要借助裂脑人（直接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胼胝体被切开的人群）的研究，探索了人脑左右两个半球的功能性分工和合作。

但是，这本书并不是认知神经科学的科普或者工具书籍。如果您想了解现代神经科学关于人脑如何工作的已有知识，请参阅加扎尼加博士主编的经典教材《认知神经科学》。但是，如果您对如下问题感兴趣：

科学家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研究大脑很困难？

认知科学家和脑科学家是如何剥洋葱般一步步探究复杂的大脑奥秘的？

科学家在追寻真理的路上，是如何与嫉妒、沮丧、人际关系、惊喜、灵感、智慧碰撞等一路同行？

那么，这本书就适合您。因为它是加扎尼加博士精彩纷呈的科学探索过程和个人生活交织在一起的故事。读完了它，您会对科学探索和科学家的工作生活真正有所了解，您会真正知道探索宇宙中最复杂的1.5公斤重的物质（没错，就是我们的大脑）是怎样一个充满希望和惊喜的过程。我还希望您会像我一样，从一个杰出科学家的人生故事中学到知识、获得鼓舞、窥见未来。

这个世界很小。我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讲授加扎尼加教授撰写的认知神经科学经典书目，甚至测试过他熟悉的裂脑病人J.W.，并据此发表过科研论文。但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和他在电视节目《最强大脑》中同台，和千万人一起见证人类大脑的奇迹。这是科研工作所带来的诸多喜悦中额外的一笔，我对此心存感激。我也相信，从他精彩的科学生涯中汲取的真知灼见和乐观精神，必将能激发我们在21世纪探索人脑诸多奥秘的道路上大步前行。

光辉一日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史蒂芬·平克

刚进入研究生院不久，我就开始犹豫：科研生活到底是不是我的菜？科研很适合我，这一点毫无疑问：我的困惑在于研究者的生活方式。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上本科时，我和阿尔·布雷格曼（Al Bregman）一起做了一些关于听觉感知的研究，他把我们的课题深化到了认知与认识论的水平。于是乎，顺其自然，我选择前往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心理物理学实验室继续深造。但是，当我一点一点熟悉实验室的氛围之后，却感到自己对生活的渴望也在一点一点消失。被日光灯照亮的大房间里，大堆的音频设备上积满了灰尘，还有许多过时的迷你计算机，别人告诉我，在这些计算机上编程必须用汇编语言，因为只有菜鸟才会用现成的软件包。占据实验室的是一群穿着格子衬衫、面色苍白的瘦子，有的已有偶尔才能相见的妻儿，但全都没有半点幽默细胞。这群人主要的娱乐项目就是嘲笑别的心理学家缺乏数学严谨性，不过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放纵一刻，那就是每周日晚围着黑白电视机，一边看《风流医生俏护士》（MASH）一边吃比萨。第一次参加实验室组会时，我见到了组织研讨的教授们，他们个个严厉阴沉，第一印象仍旧没让我感受到半点振奋——其中一位教授开口就是：“让我们来讨论关于Äi/i的最新研究进展。”他暗指的是韦伯定律，一个描述刺激在感觉上的增量与其绝对强度关系的心理物理学方程——我原本以为这个问题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彻底解决了，威廉·詹姆斯2还受此启发写下了至理名言：“心理物理学研究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再无聊的东西都没法让德国人感到厌烦。”

幸好，我坚强地挺了下来，因为在几年后，我重拾了对科研生活的信心。当我还是一个无名的博士后小卒时，因为一位教授身体不适，我被临时选派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参加一个私人举办的会议，并代替他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在这场会议上，心理学界的巨头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和迈克尔·加扎尼加宣布了一个新学科的创建计划，而这个新学科被他们冠名为“认知神经科学”。会议选址在恰如其名的埃尔恩坎托酒店3，与会者身处一个芬芳的露台，周围是美不胜收的风景，大家一面开着会，一面品尝着红酒和前菜。加扎尼加的开幕演讲时常被同事们的俏皮话和笑声打断，而用更多的俏皮话和更豪放的笑声打断讲话的主力正是演讲者本人。第二天的讨论主题丰富，从加扎尼加关于裂脑人存在双重意识的惊人发现，到新学科将如何阐明经典的哲学问题。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我们来到加扎尼加亲手建造的小屋休憩，那里可以远眺太平洋，并伴随着更加丰盛的佳肴美酒和欢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女儿还带着杜鹃花环，和朋友们愉快地跳起了圆圈舞。在我对当天场景的回忆中，还能看到蓝色知更鸟和彩虹，但我怀疑这两个元素是被后期加入的，因为当时留下的温暖而活泼的总体印象外加热心的主人那天马行空的兴趣，都对我的记忆造成了影响。

迈克尔·加扎尼加之所以能有如此声望，不光因为他成就了诸多里程碑式的科学发现，并催生了认知神经科学领域，还因为他得以向世人展示，科学是可以与生活中的美好共存的。当然，科学有其沉闷枯燥的一面，又充斥着大大小小的争吵，但加扎尼加告诉大家，追寻科学真理的路上可以有幽默，有友情，有感官享受以及孩童般的好奇心。他在里斯本、威尼斯和纳帕这样的旅游胜地举办学术会议，会议内容包括长达两小时的演讲以及持续四小时的自由谈话，还有食物和葡萄酒相伴。比起传统研讨会上走马观花般的十分钟PPT报告或是满是产品海报和销售人员的仓库，加扎尼加主办的会议完全不同，令人心向往之。若想亲身享受一把由他创建的科学乐园，你也无须熬成头发斑白的专业学者。加扎尼加的认知神经科学暑期研究所——也被学员们称作大脑夏令营，已经带领几代学生认识了这门学科，同时也让家长们的视野得以拓展。

你手中的这本令人愉快的回忆录细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历史，而第一视角正是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该领域内的一位杰出的实践者。对于那些认识加扎尼加本人的读者，你们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声音。而对于那些并不熟悉加扎尼加的读者，你们将从这一人类知识的前沿之作中，读到科学观点、研究发现以及对政策的思考——既包含学术政策，也包含国家政策。本书还附有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在其中对一些关键的发现进行了天才般的展示，无论你属于哪一类读者，你都将为之感到惊喜——打破老前辈都厌恶新技术的刻板印象、尝试使用21世纪的新式出版媒介，这不正是加扎尼加的风格吗？

在加扎尼加的一生中，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登场又退场，人们在读到这些人物时也许会困惑，为何加扎尼加身边永远包围着一群被他形容为机智、善良和有趣的人？我会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判断，或是因为加扎尼加总是能吸引这样的人，或是他在描述同事时爱往好里说，抑或是他总能激发出周围人最好的一面。

对我来说，毫无疑问，自打当年在圣巴巴拉度过的光辉一日起，加扎尼加就激发出了我最好的一面，他对我进行指导，为我提供挑战，接受我的咨询，让我开怀，而最重要的是，他向我展示出，你可以在做科学家的同时，成为一名值得尊敬的人。因此，在2008年，当美国心理协会将杰出科学贡献奖的荣誉授予加扎尼加，并邀请我写颁奖词时，我感到无比荣幸：

他在裂脑病人中进行的研究揭示了大脑半球的功能。他发现大脑右半球能够在无须察觉左半球之存在的情况下运作，从而构建了完整人类大脑的功能图景。这项发现是心理学之经典，丰富了人们对意识、自由意志以及自我的理解。他开创了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并笔耕不辍，使之成为举国关注的话题。他的智慧以及对生活之乐的把握，让无数学生和同事感受到了科学的人性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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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聪明人一起度过的美妙生活

50多年前，我发现自己遭遇了神经科学史上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大脑的左右半球在分离后会诞生两个彼此独立的意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头颅里。当年的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但连我都明白，这些独特的病人即将改变整个大脑研究领域。事实上，他们还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那时起，我一直致力于探索这群病人脑中的奥秘。当我思考该如何讲述这个关于裂脑研究及其发展进程的故事时，我逐渐发觉，他人对我的人生旅程产生了何等深远的影响，以及，我们科学家在科研生活之外还有许多与科学无关的经历，二者构成的混合体才是我们的本来面貌。要想把这些经历理顺、说清楚何为因何为果是不可能的。按照故事的真实始末细细道来，这才是更好的选择。

绝大多数人在讲述科学发展史时，会将观点形成的过程描述得有条不紊、逻辑严密。科学作者通常不会把这条主要故事线与其他日常生活琐事混杂在一起，譬如叙述自己身边人的性格如何随时间发生改变。毕竟，科学知识指的是那些客观真理，而非科学家本人。尽管我非常同意这条观点，但现在我意识到，用这种方法难以揭露科研生活与科学家的真实状态。原始的测量数据是一回事，对数据的解读又是另外一回事，后者才能向人展现科学家其人以及在科学家脑袋里运作的各种影响与偏见。回顾我的理论的进化历程，很明显，他人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充满了戏剧性。因此，在科学界，事情的实际发展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与人生一样，科学实验也不得不走许多弯路。科学，其实是某种深远的社会活动的产物。

科学在大众眼中的形象，即科学诞生于孤独离世的天才，他们永远独自工作，与他人毫无瓜葛，是完全错误的。同样，给未来的科学家、研究资助人以及大众留下关于科研的错误印象，这也是不对的。出于这个目的，我希望能够展现一幅不一样的图景：科学诞生自友谊，行走在不同生活轨迹上的人们构建的社会关系才是科学发现的矿藏。这是一种美妙的生活方式，与聪明人一起度过岁月，为大自然的惊奇与神秘绞尽脑汁。我的生命中出现过许多非凡的人物，有的是名人，有很多是伟大的科学家，还有一些是令人着迷的裂脑病人。在我逐步理解一个重要问题的历程中，他们都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而这个问题就是：大脑究竟如何产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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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裂脑人如何一心二用。

第一部分　发现大脑

第1章

投身科研之路

物理学就像性爱：没错，或许能得到一些实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我们做它的原因。

——理查德·费曼（Richard P.Feynman）

1960年，男女同校的大学并不多见。当时我正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这里地处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市的偏远郊区，学校有数百人，是清一色的男性。待到夏季来临之时，我的脑袋里徘徊起一个念头。这年冬天，我认识了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一个女孩，想去一个离她近一点儿的地方与她共度暑假。于是我申请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实习项目。加州理工学院是一个传说中的圣地，在这里你既能探索新知，又能体验人情，一段辉煌的夏日时光就此开启。后来，她有了别的追求，而我则与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时常在想，我之所以会去加州理工学院，真的是因为对科学有着贪婪的渴求吗？还是说，我的渴求对象其实是附近的女孩？谁又能知道年轻人那反复无常的大脑有着怎样的运作机制？尽管他们的大脑已被荷尔蒙折腾得七荤八素，却偶尔还会有灵感跻身于夹缝之间。

于我而言，这些夹缝间的创想之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大脑是怎么让这一切运转起来的呢？”加州理工学院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上一篇关于神经环路的生长的文章，作者是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这篇文章对一系列研究进行了总结，描述了神经元如何从A点生长至B点、从而建立一个特定的连接。神经生物学的相当一部分——事实上，要我来说，应该是绝大部分——都维系于这一简单的问题。斯佩里就是该领域的王者，而我想对此了解更多。另一方面，正如刚才所说，我的女朋友就住在圣马力诺，和加州理工学院在同一条街上，距离很近。

直到多年后，我听说了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的一段话，这才幡然醒悟，原来促使我提出问题的并非单纯的好奇心。阿尔瓦雷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物理学家，他指出，科学家之所以会选择手头的研究工作，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因为他们凭直觉认为有些事物的运作机理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无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具有实验精神的大脑都会马力全开，思考着全新的解决方案。科学家们会在惊叹于一项发现或发明的同时，下意识地自动开始思索不同的方法或解释。

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是在思考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我的数理分析能力实在乏善可陈。在我眼里，数学并不是一门轻松的学科，我也羞于与人就几乎任何主题进行高技术含量的讨论。我发现，许多情况下，在探讨那些看上去无比复杂的问题时，若使用日常语言，就能让事情简单不少。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世界的运作方式正是如此。不管怎么说，人们要想玩上一把桌球，并不需要理解球的原子组成和量子力学原理，简单可靠的经典物理学就足够了。

每时每刻，我们人类都在进行抽象化，也就是说，从客观事实中发展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和知识。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得以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更为简洁的描述层级（layer），方便我们那容量有限的大脑加以处理。以我的卡车为例。“卡车”是一个新的描述层级，指代的是一种具有开放储藏空间的交通工具，可用于运输货物，其组成部件包括一个六缸引擎、散热器和冷却系统、底盘等等。有了新的描述后，每次想到或说起我的卡车时，我就无须提取出所有的零部件，再在脑中组装起来。我压根儿就不用去想它们（除非某个部件出现了故障）。倘若在每次提到某样事物时都不得不理解其背后的原理，这种复杂性将超越我们的处理能力。大脑无法加工如此庞大的信息，因此，我们将之组块化——给这堆机械结构起一个名字“卡车”，从而把加工负载从成千上万的零件缩减为一个。一旦对一个原本细节详尽的事物形成了抽象的概念，思考事物，即思考其运作原理的新方法就变得无比清晰，令人欢欣鼓舞。有新的关键词和索引物在手，大脑就像获得了解放一般，得以凭借新鲜的能量重新投入思考。在大自然母亲身上，层级似乎无处不在。

我将这一想法称为关于世界的“层级化”观点，它来源于一门试图理解细胞、电脑网络、细菌和大脑等复杂系统的科学。分层的概念几乎可以应用于任何复杂系统，甚至包括我们的社交世界，也即是人们的个人生活。我们可能在某个运转正常的层级上生活，受到其特有的奖赏系统驱使；随后又可能突然闯进另外一个层级，遭遇完全不一样的游戏规则。对于我来说，加州理工学院就是一个全新的层级。在那里，我看到的任何东西、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将是我的“第一次”，数不胜数。

第一次诱惑

无论如何，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大三和大四之间的暑假，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怀着紧张的心情踏入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开始无数个“第一次”中的第一个任务：去罗杰·斯佩里位于克尔克霍夫楼的办公室和他见面。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语气柔和、头脑冷静的人，不大容易被打乱阵脚。我后来听说，就在我俩见面的几周前，一只猴子从动物房里逃窜出来，闯进他的办公室，跳上了办公桌。他抬起头，对这位客人说：“也许我们应该去隔壁房间，那边更安静一些。”

加州理工学院有其独特的迷人氛围。人人都有睿智的头脑。一扇扇办公室门后是一群个性迥异的杰出科学家，正在忙于手头的事业。所有的大学都号称自己拥有这样的景象（尤其是在时下一些写得天花乱坠的网页上），总是吹嘘他们是多么擅长“学科融合”，然而实际的情况往往大相径庭。但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一切都是（现在仍是）货真价实的：大脑的引擎一刻不停，相互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一句老话可以很好地形容这里的文化气质：“我知道他发明了火，但他最近又有何成就？”周围的人不断敦促你用陌生的方式思考问题，和他们共事总是令人兴奋不已。光是努力跟上大家的步调都充满了挑战。加州理工学院处处如此，而罗杰·斯佩里的实验室尤甚（图1-1）。

图1-1　加州理工学院奥尔斯实验室大楼

斯佩里的实验室在加州理工学院奥尔斯实验室三楼，附近就是位于教堂化学楼的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的办公室。在马路对面的克尔克霍夫楼里办公的，有果蝇遗传学之父斯特迪文特（A.H.Sturdevant），及其身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生埃德·刘易斯（Ed Lewis）。

Courtesy of the Archives,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初来乍到的我对这一切爱不释手。回顾以往，人一生中经历的哪些故事决定了他所选择的道路或是影响了其后故事的走向？大概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机缘巧合也好，更深层的原因也罢，二者皆能引导我们去往全新的位置和环境。同样神奇的地方在于，在那里，我们往往能够立刻融入，成为其动态关系和信息库的组成部分。很快，我们就开始为新目标而努力奋斗了。

我受到神经生长环路课题的吸引来到这里，然而不久以后，实验室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兴趣——裂脑研究，也就是试图论证两个大脑半球能否在彼此独立的情况下进行学习。斯佩里的实验室里热热闹闹地活跃着一群博士后，他们对猴子和猫进行裂脑手术、将左右大脑半球的联系截断，随后观察它们的行为表现。我又该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呢？

很快，我想到了一个点子：造出一种“暂时分裂的大脑”。我的方案是在大鼠身上使用一种叫作“扩散性抑制”（spreading depression）的处理方法，即将一块浸满钾离子溶液的纱布或吸收性明胶海绵放置于大脑的一侧半球，使之进入休眠或停止活动的状态，而另外一侧半球则保持清醒，且依旧具有学习能力。扩散性抑制现象的世界级权威之一——安东尼·范哈尔瓦德（Anthonie van Harreveld）的办公室就在斯佩里隔壁，所以向他咨询问题很方便。他为人和善温柔，非常平易近人，尤其是谈起科学的时候。不幸的是，很可能是因为大鼠让我浑身不舒服，最终这个实验在我手上没能取得半点进展。

于是乎，我转向了兔子。这回的想法依旧简单。左侧和右侧颈内动脉分别掌管着左侧和右侧大脑半球的血液输送，为何不往兔子的一侧颈内动脉注射麻醉剂呢？这样一来，我就能在一次实验中只令一半大脑进入休眠状态，而另外一半则保持清醒和学习能力。这种方法行得通吗？在当时的科学界，尤其是在加州理工学院，能阻碍某个研究思路或实验展开的只有当事人的精力和能力。没有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不存在资金短缺，不会有人言不由衷地泼凉水，也没有啰唆的规章制度。你只需动手开干就行了。

我必须要掌握一种测量神经活动的方法，以确保目标大脑半球已进入休眠状态、而另外一侧大脑半球仍旧清醒，于是我开始往实验中加入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 EEG）记录的环节。接下来，我必须学会如何教兔子一个小把戏，好让它能学点儿什么。我们决定让兔子学会在听到一个声音后做眨眼的动作。我搞定了这个步骤。随后，我得学习如何把记录电极固定在兔子小小的头骨上，从而记录大脑的电活动，即脑电图反应。一番折腾后，我也成功了。最后一步，我必须做到往兔子的左侧或右侧颈内动脉（连接心脏和大脑的主要动脉）内注射一种麻醉剂，并确保药物存留在一侧大脑半球，而且不会泄漏到另一半，让它也跟着一起休眠。大脑底部存在一个叫作韦利斯氏环（Circle of Willis）的动脉结构，我耗费了许多时间进行文献检索，研究它的解剖结构，最终判断，我的实验设计在兔子身上是可行的。尽管来自左右两侧动脉的血液似乎会在韦利斯氏环中混合，但一些研究证明，基于某些血流动力学的原理，两侧的血液并不会混为一体。于是我放心大胆地保留了计划，坚信血流动力学将是我的救星，同时盼望着一侧颈动脉内的麻醉剂能让大脑半球休眠足够长的时间，让我能完成实验。终于，万事俱备，我的好戏开场了。

供我完成这些工作的实验空间只有斯佩里实验室的走廊。地方狭小，身边还有许多活跃的博士后在为自己的研究忙碌。一天，我正张罗着一场预实验。所有的角色都到位了：兔子，用于记录神经活动、正把结果写在纸带上往外输出的脑电图记录仪器，以及8根来回颤动的打印针。这时，莱纳斯·鲍林路过了。要知道，莱纳斯·鲍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在我们这栋楼，因为他的办公室就在转角不远处的化学楼里。他是量子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跻身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排行榜，2000年美国还发行了以他的头像为图案的邮票。鲍林停下了脚步，询问我正在做什么。在对当下的状况进行一番估量之后，他说：“你知道么，你‘记录’到的那些歪歪扭扭的信号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机械扰动，就像放在碗里的果冻一样。你最好先测试一下，看看是否如此。”

他沿着走廊渐渐远去，而我在原地一阵热血沸腾。鲍林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年轻人，别做提前假设，应该去检查所有的可能性。在加州理工学院，无论你选择哪一个方向，身边总有人向你发起挑战、提出问题，抑或是刺激你的神经，但你依旧可以从他们那儿获得鼓舞。而且，没错，他们支持探索事物其他可能的想法，而正是这种想法敦促着年轻的科学家们勇往直前。这一切是多么令人着迷啊！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再过几年，鲍林在第二次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后，将以诽谤的罪名对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 Jr.）发起诉讼，而后者竟成了我毕生的好友！

就这样，一年多后，我开展了首批裂脑病人的测试。这些病人因为疾病的原因接受了大脑半球分离手术，因此左侧和右侧大脑半球不再彼此相连，而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有何特性。本书围绕裂脑这一医学实例，探讨裂脑到底是什么、裂脑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从裂脑研究中获得了哪些知识。有众多科学家直接或间接地在书中登场，我对他们的一些生平细节进行了删减，大多数出于单纯的科学考虑。人生之河往往是许多看似互不相关的经历合流汇聚的结果，回首自己的研究历程，我迫切希望讲述这样一个充满机缘巧合的故事——哪怕只有一个也好——那就是我作为科研人的一生。不过话说回来，这都是本书后面的内容了。

在那个过于短暂的暑假里，我的兔子实验方案终于成功实现了。实验室里不停有人凑上来出主意，但既然是我选择的任务，就该凭借我自己的力量完成。能够探明些许事物运作的机理令我兴奋不已。我感受到了来自科研的诱惑。当时我很清楚，对此我必须和父亲谈一谈。他的梦想就是让我追随他和我哥哥的脚步，攻读医学院。我父亲是一个强势的人。要想逃离老大的计划，一场对话是少不了的。

我的家族开拓史

1905年，我的父亲丹特·阿基利斯·加扎尼加（Dante Achilles Gazzaniga，图1-2）出生于马萨诸塞州马尔伯勒市，其父亲是一位意大利移民，来美国后一直在一间制鞋厂做工。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一所罗马天主教文法学校圣安塞尔姆学院（St.Anselm’s College）念完书，打算回家加入父亲工作的厂子。指导他去圣安塞尔姆学院上学的是当地的一名牧师，这位牧师告诉我父亲说，如果他能在暑假期间学习化学和物理，就能安排他去远在芝加哥的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读医学院。啊，在那个年代，生活是多么简单粗暴！学点东西，你就能迈上一个新台阶。我的父亲也就这么做了。1928年，他来到了芝加哥，并打算用母亲攒下的钱购买一台显微镜。可惜的是，这笔钱存在银行里，在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中全部打了水漂。

图1-2　丹特·阿基利斯·加扎尼加

我的父亲抛下他在洛杉矶的生活加入了美国海军，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曾在新赫布里底和新喀里多尼亚的军事基地为士兵们进行外科手术。

在芝加哥，离他的住所不远处的拐角发生了那场臭名昭著的情人节大屠杀（Valentine’s Day Massacre），主犯是黑帮老大阿尔·卡彭（Al Capone）。我父亲甚至亲耳听到了克拉克大街传来的枪声。有时，他会去当地的一家小餐馆买蛤蜊杂烩，顺便偷几包已成为主食之一的牡蛎饼干，而餐馆旁边的小巷子就是枪杀的案发现场。为了攒生活费和学费，他凭借一副又高又壮的好身板，当过半职业性的橄榄球运动员。他还做过电梯员，在电梯里完成了不少功课，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曾经思考过我俩境遇之间的差异，毕竟我是在灯红酒绿的加利福尼亚城市帕萨迪纳享受着有偿的助研生活。

芝加哥的四年生活结束了，他动身前往火车站，心怀一个计划：搭上第一班列车，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他达成了自己的目标，踏上了洛杉矶的土地，并于1932年到1933年期间在大名鼎鼎的洛杉矶县医院（County Hospital）实习。1933年的元旦，他和伙伴们打算去看玫瑰碗4的比赛，在他快步走下医院大门的楼梯时，迎面遇见了来上班的母亲。三个半月后，他们结婚了。我的母亲经历了丰富多彩的一生，她曾经是大名人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的秘书。艾梅是一名福音传教士，并创立了四方福音教会（Foursquare Church），她在自己修建的安杰勒斯教堂里主持的布道令全洛杉矶心驰神往。为我母亲定下这份工作、让她来到这个传媒之都的是她的父亲，著名的罗伯特·格里菲思医生（Robert B.Griffith）。他是洛杉矶的首位整容医师，同时也是一名才华横溢事业有成的外科医生。他的病人里有不少好莱坞明星，包括玛丽·璧克馥、查理·卓别林、牛仔明星汤姆·米克斯以及玛丽昂·戴维斯。

我的这位未曾谋面的外祖父还是一位闻名本地社交圈的国际象棋好手，达到了大师级水平，常年为《洛杉矶时报》撰写国际象棋专栏的赫尔曼·斯坦纳（Herman Steiner）是他的好友。1937年，在参加完一场国际象棋比赛后，两人于返回好莱坞的途中被一辆卡车迎头撞上。我的母亲通过报纸得知了外祖父因车祸丧生的噩耗。不久前，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外祖父的照片，注意到我俩的面部特征存在一些相似的地方，不过我并没有继承他的象棋基因（我的哥哥阿尔则获得了这份天赋）。

洛杉矶的生活节奏很快，充满了生机，然而时值大萧条，工作紧缺，即便是内科医生也很难找着饭碗。在洛杉矶求职失败后，我的父亲觅得了一份科罗拉多河渡槽工程队医生的职位。渡槽将水从亚利桑那州引到加利福尼亚，工程浩大。不过，身处沙漠中央的父亲在工作之余还张罗起了别的项目。他在工地附近四处勘探并取得了采矿权，但在几年后入伍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把所有的采矿权全部交给了政府。我的父亲总能做到一心多用。他的孩子们都遗传了这种特质。

我父亲的表哥在马萨诸塞州的北亚当斯当医生，不幸溺水身亡。亲戚们请求父亲搬回老家，于是，1934年的夏天，他和母亲带上刚出生的孩子——我的大哥唐纳德，挤进家里那辆迪索托小轿车，一路开到北亚当斯。他们在离镇上很远的地方建起了一栋房子。每当暴风雪来临，父亲困在镇里回不来，我的母亲，一位生长在加利福尼亚的女孩，孤零零地待在小木屋里，抱着婴儿围着打开的烤箱转圈取暖。与此同时，父亲却在镇上和哥们儿一起娱乐打牌。这种生活未能持续多久。第二年的2月，马萨诸塞州的西部依旧被严冬笼罩，母亲的表亲从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寄来一束香橙花，这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的父亲也不喜欢这里的天气，于是，在搬家9个月后，他们回到了洛杉矶。他加入了尚处于草创时期的罗斯鲁斯医疗集团（Ross-Loos Medical Group），并成了合作创始人之一。罗斯鲁斯医疗集团是美国历史上首家健康维护组织（HMO），按照它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凯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如今已成为业界巨头。

很显然，我的父亲是一位勇敢且特立独行的人。在我看来，他的成功之路毫无疑问充满了迂回曲折，但他能认同我的观点吗？当我开口提出自己的新计划时，对即将面对的反应毫无头绪。“爸，我觉得我想去加州理工学院，而不是医学院。”就这样，我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父亲以资深医学权威人士的姿态看着我说：“迈克尔，既然可以雇博士来为你工作，你又为什么会想去自己读博士呢？”他深深地被我弄糊涂了。几乎没有人能像我的父亲这样对医疗事业如此投入，一心扑在患者身上。在我的记忆里，他很少安心享受假期，取消或缩短休假对他来说才是家常便饭，因为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不过，片刻之后，父亲露出了微笑，并为我送上了祝福。但是说到底，要想被加州理工学院录取，这仅仅是一道小坎。就连能被加州理工学院纳入招生考虑的要求我都无法达到。我在前文中提到过，这所大学里已经挤满了了不起的小天才，其中绝大多数都令我望尘莫及。不过，我慢慢了解到，相当一部分学生之所以能去加州理工学院其实另有原因：他们通过某种方式向未来导师证明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而途径往往正是像我这样参加暑期实习。于是，我的实习经历就成了申请成功的唯一希望。

从“动物屋”到实验室的本科生活

斯佩里为我争取了机会。我完成的兔子实验和整体的精神活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第二年春天，也就是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录取了，但是附加了一些条件。显然，我必须在第一年的时间里证明自己的实力。

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四年充满了挑战。但是，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对于曾经是声名狼藉的兄弟会“动物屋”（Animal House，图1-3）成员的我来说，在兄弟会里取得的社交伟绩将远远超越我的任何一项学术成就。在诸位臭名远扬的动物兄弟中，我的外号是“长颈鹿”，以科学怪人的角色挥霍着青春。我是兄弟会里的书呆子，比起在阿尔法·德尔塔·派兄弟会（Alpha Delta Phi House，即“动物屋”）的地下室喝酒，我更乐于多花一些时间去心理学家威廉·史密斯（William B.Smith）的实验室干活儿。

史密斯对科研怀有极高的热情。他在麦克纳特楼的顶层修建了一个小实验室，在那里，我们研发了数种测量眼球运动的方法。我们曾并肩工作至深夜。在我眼里，科研的世界崭新而又刺激，能够对大自然母亲身上的谜团进行探索是如此诱人，最初几次管中窥豹的经历就让我深深地爱上了它。不过，在加州理工学院那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夏天到来之前，我仅仅把科研当作进入医学院的一个筹码。我在动物屋结识了几位挚友，这所兄弟会的气质也不断鼓励着我，让我学会认真地享受生活。

图1-3　达特茅斯学院的阿尔法·德尔塔·派兄弟会

几年前，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前任“动物”重聚一堂。我们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应该用推土机把这栋房子推平。

Courtesy of Joseph Mehling, Dartmouth College.

于是，大四这年，我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时代逐渐临近尾声，而对加州理工学院的诚挚渴望也有了着落，这时的我开始沉迷于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在胼胝体切开（section）后会发生什么？（此处“切开”指的是一种将大脑内最大的神经束切断的手术。）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那个夏天，兔子的大脑和周围环境对基础科研的重视都对我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让我选择了与之接近的方向。当时，动物实验已经证明，胼胝体切开术会带来极具戏剧性的后果，然而，人类或许会有同样表现的设想却显得那么不可思议。没有人会相信，在一个人的左手上放置一个物体后，他竟无法用右手找出一个同样的物体。这听上去简直是疯言乱语！

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是时候来数一数马的牙齿了。这则很有可能是杜撰的故事抓住了科学的精髓：

公元1432年，关于马到底有几颗牙齿的问题，我们的同胞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整整13天过去了，这场辩论不断升级，不见停歇。人们搬出所有的典籍和年表，发表绝妙而又冗长的论述，这样的博学在本地还是头一次听说。等到第14天，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修士向满腹经纶的修道院院长们提出请求，希望能补充一条意见。辩论者们的大智慧令年轻的修士十分着急，他直面这群备受尊敬的人们，恳求他们放下身段，亲自看一看马张开的大嘴，好能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提出的方案是如此粗俗，简直闻所未闻。就这样，院长们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个个怒火中烧；现场顿时一片骚乱，他们冲上前去，将年轻的修士痛打一顿，之后立刻将他扫地出门。他们说道，这个鲁莽的新人一定是受到了撒旦的鼓动，竟然敢用如此邪恶且闻所未闻的方法来寻找真理，与先祖的教诲背道而驰。争吵又持续了许多天，终于，和平鸽来到了这群人身边，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共同发表声明：因为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和理论证据，这个问题将永远无法得到解答，他们下令将这一结论写进书里。

罗切斯特大学的一些病人接受了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动物类似的手术，他们就是我所寻求的“牙齿”。20世纪40年代早期，医生为了将他们的癫痫发作活动控制在一侧大脑半球，对这群著名的病人实施了胼胝体切开术。手术将大脑两个半球分开，使之无法互通信息。

主持这场手术的是神经外科医生威廉·范瓦格纳（William P.Van Wagenen），他注意到患有胼胝体肿瘤的癫痫病人发作次数会相对减少。范瓦格纳想知道，将胼胝体切开后，引发癫痫发作的脑内电脉冲是否会停止扩散。因此，他为26名癫痫病情严重且顽固的病人实施了胼胝体切开术。一名颇具天赋的年轻神经学家安德鲁·阿克莱提斯（Andrew J.Akelaitis）对病人进行了看似细致的检查，结果发现，他们的癫痫发作次数显著降低，且术后没有任何重大的行为或认知能力变化。将左右大脑分离似乎不会带来任何改变！真是皆大欢喜。阿克莱提斯的发现在文献库里存放了十年之久。一代杰出实验心理学家，同时还是斯佩里的研究生导师的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吸纳了这一研究发现，将之用于推广他关于整体活动（mass action）及大脑皮层“等位性”（equipotentiality）的观点5；他认为，大脑内离散的神经环路并不重要，起作用的是皮层物质本身。他引用阿克莱提斯的研究成果并总结道：切断连接两个大脑半球的巨大神经束对半球间的信息传递似乎没有影响，还戏言称胼胝体的功能是保持大脑半球不下垂。

人们将这群癫痫患者称为“阿克莱提斯病人”，要想验证斯佩里及其研究生罗纳德·迈尔斯（Ronald Myers）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的动物实验成果能否应用于人类大脑，他们是再合适不过的研究对象。当时，动物实验已经证明，大脑半球分离后，猴子的左手无法察觉右手的动作。人类也会有这样的表现吗？我坚信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个想法似乎很疯狂。我想重新对罗切斯特大学的癫痫患者进行检查。

我设法找到了可能认识罗切斯特患者的人，并拨通了电话。我成功了。弗兰克·史密斯医生（Frank Smith）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手术实施期间是一名住院医师，他曾亲自参与过这些病人的手术。在他的热心帮助下，我获得了与这些病人见面的许可，前提是我能找到他们。

我设计了许多与阿克莱提斯不同的实验，并通过信件与斯佩里讨论了我的想法和计划。我向达特茅斯医学院的玛丽·希契科克基金会（Mary Hitchcock Foundation）提出申请，随后收到了一小笔资助（200美元）用于支付租车费及我在罗切斯特的生活费。我开车前往罗切斯特，直接来到了史密斯医生的办公室，开始整理文件，寻找可能有用的人名和电话号码。当我还在他的办公室忙活时，史密斯打来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简而言之就是叫我赶紧滚蛋。尽管我的车里塞满了速视器——一种在电脑发明前用于依照特定持续时间在屏幕上显示图片的仪器——和其他从达特茅斯学院心理学系借来的设备，我还是依照要求离开了。揭示人类胼胝体功能的尝试被暂时搁置。

不过，几个月后，我再次上路了，这回的我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满怀兴奋。目的地是帕萨迪纳。在未来光辉的五年里，加州理工学院就是我的家。

探索加州理工学院：真人版《生活大爆炸》

我离开动物屋，来到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大楼的马路对面、号称J·艾尔弗雷德·普鲁夫洛克公寓的住所，这一切就像一次伟大的探险（图1-4）。帮助我安定下来的是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当时他是斯佩里实验室的一名高年级研究生，也正是他强烈建议我入住普鲁夫洛克公寓，不久以后，他就成了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最好的朋友。当我到那儿的时候，公寓早已是声名远扬，因为聪明绝顶的住客，也因为各式各样的派对以及那里的一切。查尔斯的室友们在当时就已让这栋两层楼的出租房蓬荜生辉，其中包括霍华德·特明（Howard Temin）——后来他凭借关于病毒的突破性研究荣获诺贝尔奖，以及马修·梅塞尔森（Matthew Meselson）——他与富兰克林·斯塔尔（Franklin Stahl）合作完成了整个分子生物学界最著名的实验6。在我搬进公寓时，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还有两位理论物理学家，西德尼·科尔曼（Sidney Coleman）和诺曼·东贝（Norman Dombey），前者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兼大受欢迎的科学界名人理查德·费曼，后者的导师则是另外一名诺贝尔奖得主、“夸克”的命名人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科尔曼后来在哈佛大学就职，事业成就斐然，以“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称号闻名于众。

图1-4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住处

这栋名为J·艾尔弗雷德·普鲁夫洛克公寓的建筑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宿舍，久负盛名。室友西德尼·科尔曼、诺曼·东贝、查尔斯·汉密尔顿和我一起举办了很多次派对。

Courtesy of the Archives,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与动物屋相比，普鲁夫洛克公寓的周末派对完全是另一番光景。某一次派对上，理查德·费曼出现了。他在离开之前走过来对我说：“你可以分离我的大脑，前提是你能保证这不会影响我继续搞物理。”我大笑道：“我保证。”费曼立刻伸出双手与我握手成交，迅猛如一道闪电！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经说过，她觉得加州理工学院的男生都以为女人肚脐眼上长着一枚订书钉，因为他们只在《花花公子》的折页插画里看过裸女。她对待这群男生的态度颇为苛刻，于是，1961年的4月，学生校报邀请她来做演讲：

周二晚上，面对满堂听众，米德博士就“男性大学生的困境：性关系不确定的四年”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内容包括她对加州理工学院所处的文化特性的思考及若干改进的意见，她语言犀利，直戳在座诸位理工男的痛处。米德博士说，加州理工学院的文化认为，性是健康的必要元素。这种态度导致了早婚的倾向，然而，根据米德博士的观点，早婚并不适合高智商的发展。她的演讲告诉我们，加州理工男们就算真要结婚，也应推迟结婚年龄。

直到今天，加州理工学院的本科生们依旧维持着神秘的生活方式，电视连续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

作为研究生的我结识了许多本科生，他们中有很多至今仍是我的亲密好友。例如，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认识了史蒂文·希利亚德（Steven Hillyard），当时他也对裂脑病人产生了兴趣。希利亚德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他秉承让数据说话的原则，对细节有着执着的追求。我和希利亚德合作多年，现在依旧保持频繁的联系。他那安静的举止下隐藏着极具洞察力的头脑以及在混乱之中掌握事物脉络的能力，这里的“混乱”可以是一堆实验数据，亦可以是一个挤满酒鬼的酒吧间。在这一能力的帮助下，他培养了大批才华横溢、事业有成的学生。希利亚德为导师这项职业设立了标杆。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凡是你说得出来的名校，都有其声名远扬的自然科学专业的研究生院。然而，学术界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大多数研究生并不能被其研究生母校的本科学部录取。尽管例外总是存在——譬如我在普鲁夫洛克公寓的室友们，但这一总体趋势表明，顶级院校毕业的本科生往往不会选择科研的道路。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似乎占据了绝大多数名牌高校的生源。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的确很聪明，但是，我们依旧会不时发现，研究生和那群神话级别的本科生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惊人的差距。

在我来到实验室开启研究生工作的第一天，斯佩里就给我下达了任务，让我落实之前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最后一年和他商量好的裂脑人实验计划，不过，这回的实验对象并非罗切斯特的病人，而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病人。不知不觉中，我投身了一项激动人心却又耗时费力的项目——为病人W.J.进行测试。W.J.是一位精力充沛而又魅力四射的男士，为了控制他那反复无常的癫痫发作，正准备接受大脑连合部切开手术（cerebral commissurotomy），也就是俗称的“裂脑手术”。他为人头脑冷静，善于在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赢得他人的尊重，尤其是像我这样涉世未深的研究生小青年。

整个项目的发起人约瑟夫·博根（Joseph Bogen）在当时是一位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他对医学文献进行了一番审阅后，坚信裂脑手术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博根请来菲利普·沃格尔医生（Philip J.Vogel）为本次手术执刀，此人是洛杉矶洛马林达医学院（Loma Linda Medical School）的一位神经外科教授。而我的任务就是测量W.J.在大脑半球连接被切断后表现出来的心理和神经变化——如果这种变化确实存在的话。

按照传统观念，病人在裂脑手术后不会出现任何异常。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安德鲁·阿克莱提斯早在20年前就已发现，切断人类被试的胼胝体不会对他们的行为和认知功能造成影响。测试W.J.的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我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在我眼里，运气是科研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人的智力水平都足以胜任科研工作，而大多数科学家又属于聪明的那一群。大多数学者在相应的领域内鞠躬尽瘁，贡献知识，教书育人，过着充实的生活，这也是事实。然而，有这么一些科学家被幸运砸中。他们的实验揭示了某些有趣而又重要的原理，一时间万众瞩目。他们或是陶醉于聚光灯下，享受关注带来的快感；或是简单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继续踏上旅程，开始探寻其他感兴趣的问题。

斯佩里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某一天，负责组织学实验的技术员奥克塔维娅·陈向罗杰·斯佩里道歉，因为她无法把金鱼的再生神经纤维和普通纤维染成同一种颜色。恰好在这时，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博士后多梅尼卡·阿塔尔迪（Domenica Attardi）走了进来，想在斯佩里这儿找点兼职。多梅尼卡将神经纤维为何无法染色的课题承担下来，并以此为契机，和斯佩里合作完成了一个精巧的实验，发现了鱼类视觉系统中的一条再生轴突构成的通路，而这一成果又成了斯佩里的神经功能特异性理论中的一个经典示例。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充满了机缘巧合。我知道类似的事情的确时有发生，而我自己也若干次在生活中亲身领略过个中滋味。

研究生工作启动后，我的每一天都显得如此漫长，却又令人兴奋不已。有一次，我很晚回到宿舍，当时大约是凌晨4点，我注意到西德尼·科尔曼的灯还亮着。他躺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我问他怎么了。西德尼对我吼道：“闭嘴！我在干活儿。”我这才意识到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之间的差异，对此感到颇为有趣。于是，某天我问诺曼·东贝，有时他会在公寓里四处游荡，一脸失魂落魄的表情，这种时候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哦，”他回答说，“通常情况下我是在想屋子里有没有可乐。”

尽管研究生时期的生活相对简单，但是普通的朝九晚五已渐显捉襟见肘，时间太短，还屡被打断，实验经常因此延长至深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开始半夜开工，第二天下午回宿舍，晚上6点睡觉。夜晚是完美的工作时段，无人打扰，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供我思考问题以及搭建所需的新设备。我的这种作息规律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在这里学会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工作人员的重要性。过去大家都爱开一个玩笑，说是如果某个研究生有需要，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洗碗工会在假期和周末赶到实验室干活儿。这是真事。人人都有某种形式的工作热情。毕竟，当时梅塞尔森和斯塔尔刚刚完成那项著名的实验，霍华德·特明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雷纳托·杜尔贝科7的引荐下来到这里，开始研究病毒。再加上鲍勃·辛西默（Bob Sinsheimer）、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埃德·刘易斯、雷·欧文（Ray Owen）、西摩·本泽（Seymour Benzer）以及其他十数名享誉全球的分子生物学家，想象一下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情景，你就能略微体会当年加州理工学院分子生物学系的风貌了。

我发现了车间技师雷吉的重要性，他帮助我制作了我的动物训练设备。另外一个技术人员洛伊丝·迈克博德（Lois MacBird）则是斯佩里实验室的主心骨，她负责完成手术的一切准备事项以及其他一些杂务，譬如张罗整个实验室的运作。当年的一位高级博士后成员米奇·格利克斯坦（Mitch Glickstein）最近回忆说：“洛伊丝总能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她训练猴子，准备并协助完成手术。斯佩里从不当面指责他人，而是从侧面刺探。哈尔班斯·阿罗拉是一位研究员，他曾经在印度的一家渔场接受训练。哈尔班斯很少能够分辨斯佩里的玩笑话。有一次，他在做手术，斯佩里走了进来，注意到他穿着白色的手术服，和绿色的手术器材包颜色不搭配。哈尔班斯没有领悟斯佩里的玩笑，于是在手术后找到洛伊丝说：‘洛伊丝！你不能把白色的手术服和绿色的手术包放在一起消毒。罗杰很生气。’”洛伊丝的脾气很好，对此一笑置之，生活照常继续。

当然，真正让实验室的氛围与众不同、令人迷醉的，是像格利克斯坦这样的博士后成员。博士后是科研训练中至关重要的一级。他们来到实验室，对手头课题的某些方面已经具备了深厚的知识储备。他们犹如猛禽扑食一般碾压着研究生菜鸟，不光能提供学术上的帮助，还能教你不少人情世故。格利克斯坦毕业于波士顿拉丁中学（Boston Latin High School）和芝加哥大学，乐于与人分享他对生活的深切感触，既关乎工作，亦关乎乐趣。我们曾一起在工作日偷偷溜出门，去好莱坞公园和圣安尼塔观看赛马。格利克斯坦传授予我的诸多智慧中，阅读赛马新闻就是其中之一。

在此之列的还有约瑟夫·博根。他是一名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一位真正的临床医生，因此，你其实很难把他看作一名普通的博士后。他过去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做过一段时间的博士后，而这会儿他正在当时隶属于洛马林达大学的怀特纪念医院（White Memorial Hospital），全身心投入外科手术训练。博根和他那优秀的妻子格伦达为平日沉静的加州理工学院带来一丝罕见的蓬勃朝气。我经常去他们家吃晚饭，并发现博根夫妇总爱在冰箱里存上一瓶冰冻伏特加。左翼倾向的政治话题在餐桌上频繁出现，尽管当时的我政治态度日益趋向保守，对此依旧乐在其中。博根还谈起过他的父亲，一名律师，据博根所说，他因征兵局的“博根线”而闻名于世。他说他父亲曾经打赢过一场划时代的官司，在这场官司里，一名拒服兵役者宣称自己从未宣誓服役。博根的父亲有力地维护了他的论点，自此以后，征兵局立下规矩，令所有的新兵在应征入伍时跨过一条“博根线”以示忠于自己的承诺。总有一些故事太过精彩，以至于你不想去探究事情的真假，博根的故事正是如此。

在实验室丰富多彩的日常活动背后，罗杰·斯佩里（图1-5）毫无疑问是一切的推动力，我们称呼他为“斯佩里博士”。他的行踪难以捉摸，却又无处不在。他有时待人冷淡，譬如不肯走出办公室和奥尔德斯·赫胥黎8见面；有时又与无名小卒热忱交往，叫他人摸不着头脑。他言语轻柔，却能以各种方式直指事实，毫不退缩地刺激对手的神经。一次演讲结束后，面对一位格外咄咄逼人的提问者，斯佩里投之以搞怪的目光，简单回应道：“天啊，听上去你很有自己的一套。”随即转身而去。

图1-5　罗杰·斯佩里

罗杰·斯佩里是加州理工学院心理生物学项目的优秀领导者。他是神经生物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改变了诸多科学家对大脑发育的理解。后来他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致力于心理生物学项目的发展。

Courtesy of the Archives,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研究生生涯伊始，我开始研究病人，并很快培养了一个新习惯，那就是每天花大约两个小时与斯佩里谈话，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这段时间里，这个习惯一直得以保留。我们无所不谈。我经常一个人去病人家主持测试，回学校后再将情况一五一十报告给斯佩里听，报告花费的时间堪比实际测试。斯佩里总会写下详尽的笔记，显而易见，我俩的观点就是在这时合流强化的。我是个新手，而他是专家。但是，因为对于这一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新领域来说，他暂时还不能算是专家，于是，我还充当了他的前线侦查员。就像这样，通过无数次会面，我们在一起解决了许多问题。格利克斯坦声称我是世上唯一一个能让斯佩里展露笑容的人。他说的话是否属实，我并不能确定，但是，斯佩里和我的关系的确很好，而这段友谊的很大一部分都得归功于我们的面谈会。杰出的生物学家詹姆斯·邦纳（James Bonner）曾经开玩笑说道：“也许我们应该把迈克尔随身带着，这样罗杰就有可以说话的对象了。”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因为当时的我全身心扑在了三件事情上：科研、斯佩里以及他的思想。

当然，人生中那些值得纪念的巅峰时刻总是零星散落，作为背景的是许许多多平凡的工作日：辛苦，而且时常显得有些枯燥。某个阳光灿烂的周日下午，史蒂夫·艾伦9携全家来到斯佩里的实验室，想看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当时我就已经结识了艾伦，而他在后来成了我的毕生挚友。艾伦极其平易近人，有着源源不断的好奇心和始终如一的积极态度——与汤姆·汉克斯一样，在大众眼里，他属于好莱坞明星中的正派人物。他的家人举止礼貌，对我们的实验表现出了得体的兴趣。参观快结束时，艾伦问道：“你们的工作中有多少是属于激动人心的那种？”我思考了片刻，回答说：“哦，大概10%吧。剩下的都是常规任务。”在生活中我逐渐了解到，对于大多数职业来说，10%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份额。我心里很清楚，10%的激动时刻已经足以为我提供动力，让我每天面带笑容走上工作岗位。

通过偶尔与艾伦这样的公众人物接触，我慢慢发现，原来身在科学圈外的人们也想了解基础科研的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走进大众”活动是不存在的。高知话语权被象牙塔中的头脑精英垄断，而科研工作者天生的离群性格更是加厚了圈里圈外两种文化之间的壁垒。艾伦身为当时最优秀的喜剧演员之一，愿意更深入地了解胼胝体中的神经纤维。这一刻，我开始愈发清醒地意识到，科学的大众传播是一件好事情，只要能够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人们在回首往事时，倾向于把关注点落在那些振奋人心的事件上。不愉快的经历有很多，但我不想为此多费口舌。失败的实验、无用的发现、测试操作出现问题，都会令人极其失望，除此之外，科研世界里总是少不了个人冲突，譬如学术霸凌现象。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何聪明人总喜欢指摘他人看上去有多么愚蠢。大家普遍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能容忍并欣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要是事实真的如此该多好。人们时刻摩拳擦掌，炫耀自己的高超技巧，抢占他人上风时更是欲罢不能。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就是这样一种人。

德尔布吕克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传奇人物，而且至今仍是生物学史上实至名归的巨擘。他本人的研究工作质量过硬，然而，他的名声其实更多地源自他那举足轻重的评论大权。人们常说，在分子生物学的黄金时期，所有发表出来的重要论文都经过了德尔布吕克的首肯。

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系每周例行的研讨会正是一个供人炫耀和卖弄的重要活动。德尔布吕克会坐在一个人人都能看见的位置，从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身为一个多面手，米奇·格利克斯坦也是一位优秀的神经科学历史学家，他详细描述了某次接受德尔布吕克挑战的经历。

我刚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时，被人怂恿去研讨会作报告。作为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对大家感兴趣的专业知识了解甚少，但是，我曾在克莱特曼10的实验室干过一年，于是我将主题定为快速眼动睡眠（REM sleep）。我制作了一个四格表：快速眼动睡眠、非快速眼动睡眠，以及口头报告的梦境和非口头报告的梦境。德尔布吕克立刻站起来说：“不对，你做错了。”我检查了一遍，回答道：“我没错。”他随即说道：“哦，是的，你是对的。”

根据我的经验，就算是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比如，德尔布吕克会带上学生和同事去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野营。出门在外时，德尔布吕克会放松态度，让这些旅行变得充满智慧、知识与冒险。人人都对野营的邀请分外眼馋，而那些有幸被选中的人们在回来后总爱狂热地谈论他们的经历。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曾经告诉我说，法国外籍兵团要想让士兵严守纪律，只需杀死少数几个逃兵，而不是惩罚300人。每隔一段时间给一点颜色，就能让队伍保持笔直的航线，也能让人们时刻做好准备。

学术圈外的冒险

对我来说，科研生涯并非只有科研。尽管这是一份引人入胜的工作，但总有不讨喜的一面。个人需求依旧存在，譬如薪水和政治斗争，你会为自己可能不能满足实验室的高要求而深感焦虑，也希望这样的焦虑感能够得到缓解。于是，作为一个有些迟钝的初学者，我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业余活动。一天，某人建议说，我可以以研究生的身份赚点儿外快，去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事务办公室当管理员。我能得到一间位于崭新的温尼特学生中心的办公室、一名秘书以及一份微薄的薪水。我把这个机会争取到手，满心以为它能为我的其他一些活动提供帮助。奇怪的是，我完全记不起自己在办公室的支持下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手下有一位为人和善的秘书，忙于张罗日常事务，但这些事务到底是啥？对此我毫无头绪——一定是一些对我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与此同时，我开始逐渐认识到，将一些精挑细选的业余项目拼凑起来很有必要，学术界的工资着实不高，要想支付各种账单，还得多亏这些零活儿。

我也的确参与了不少业余活动，考虑到我的职业选择，它们显得格外地不可思议。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最后一年，我和一名耶稣会的牧师有过信件往来。当时我对天主教的部分教义产生了动摇和怀疑，而这位牧师为我和我的内心状态感到非常担忧。他反复叮嘱我不要在教堂发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教会的一分子。他的观点没有发挥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最终抛弃了宗教信仰。

在研究生时期，周围人对世俗性自由主义（secular liberalism）的一致信奉让我觉得有些极端与扭曲，自由主义关于社会公平主要应由国家维持的论调亦是同理。从父亲那里，我学会了以天主教徒的视角看待社会公平，也就是相信劳动的尊严、家庭、责任以及扶贫济困。天主教的社会公平和世俗的社会公平有许多共通之处，尽管各自发源的核心信仰完全不同。简而言之，我对社会和政治的疑问开始初具雏形。大学时期，我的观点充满了朝气，相信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就算不能解决，也会被人接受，而现在，这些观点逐渐分崩离析。社会服务能克服一切困难的世俗信念让我认为，自由主义不过是一场残酷的骗局。而且，依照当时的研究成果，大脑似乎并不像自由主义分子所期待的那样易变。我还开始对那些冠冕堂皇的发展心理学理论产生了怀疑，坚信彻底改变人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时我对大脑及其运作机制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同时也意识到，人人都想修正某些人和制度当中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我的政治思考正是种种新知识的杂烩产物。这些原初的求知欲望驱使着我，让我尝试去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以及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

于是，我和一些朋友创立了一个叫作“研究生政治教育委员会”（the Graduate Committee for Political Education）的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经常邀请自由主义人士来学校演讲，而我们对此深感厌倦。保守派都在哪里？我们知道加州理工学院不会那么快地表示认同，也多半不会默许我们的行动，于是，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团，租用了蒙罗维亚附近的一个公共礼堂，并邀请小威廉·巴克利来为那些对右翼思想一无所知的小毛孩们做一次晚间演讲。巴克利是新发行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风格凌厉，善于用机智外加几分不敬来煽动听众。我有两位活力四射的律师朋友，毕业于哈佛大学，目前在洛杉矶工作，他们和我一致认为我们的小团体很酷，甚至还有点离经叛道。不过，一旦投身其中，大家都很卖力。共和党政治家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来加州理工学院参观时，我经人介绍与其会面，并询问他能否帮助宣传我们的演讲活动。他同意了（图1-6）。

图1-6　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莅临帕萨迪纳

戈德华特暗示他能帮助宣传我们的第一次保守党派演讲活动。

巴克利的一位兄弟的妻子是当地红十字会教堂的负责人，就住在帕萨迪纳，于是，在演讲的前一天，我和巴克利在她家见面。我们在游泳池边共进午餐，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吃的是洋葱三明治。话说，你可曾吃过洋葱三明治吗？巴克利很快让我放松下来，尽管他已经36岁——对于巴克利来说，这仍是一个充满孩子气的年纪。我们交谈的主题天马行空，从女主人的洋葱三明治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我记得我在谈话中使用了“增强”（potentiate）一词，这个词在药理学中十分常见，而巴克利告诉我说，它在英语里并不存在。我是对的，然而，在我俩关于语言的若干场争论中，这是我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胜利。

这个周末的经历孕育了一段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我又一次发觉，原来非专业人士也想更多地了解科学。我想更深入地学习政治，而他希望更多地了解大脑、药物使用、计算机以及关于生命的科研进展！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后来，我成了巴克利的终身参谋和线人，为他提供科学讯息。他讲述的每一则政治趣谈都让我着迷，与此同时，他也在探寻通往科学思维的渠道，而我满足了他的愿望。

巴克利天性友好，并不懈地贯彻慷慨的原则，为朋友带来许多无形的馈赠，不过我相信，他对自己的善举毫无意识。我的大多数亲密好友都是科研工作者，这就意味着，他们会试图对各种科学结论进行细致的剖析，如同一种条件反射。然而，总体而言，他们并不善于将这种能力运用于社交场合和政治活动，更别说为之增添一抹机智的色彩。巴克利喜欢对一切事物提出质疑，与此同时总是伴着满面的笑容和幽默感。他的性格让周围人很难出手动摇他的决心，而他又总能站在高处眼观大局。巴克利的生活态度以各种方式鼓舞着许多认识他的人，而我觉得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影响力。当然，我也是受益者之一，巴克利永久地改变了我对待其他学界友人的方式。他还教会了我一个道理，那就是持有少数派意见是一件有趣的事，若能以一种兴致高昂的方式表达你的意见，周围的人也能从中获得乐趣。总的来说，巴克利是一个冒险者，然而行事谨慎，举止有礼。他曾经这样对我说，他不喜欢和自己崇拜的人见面，因为一旦当面交流起来，他们总会令他失望，无一例外。巴克利热爱交际，却对交际圈自有一套限定标准，他从未令我感到过失望。

在蒙罗维亚举办演讲后不久，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几分索尔·胡洛克11的才能。在那个大获成功的夜晚结束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决定干一票大的。何不组织一次以美国宪法为主题的系列辩论？何不出本书？何不痛快地玩上一场？于是，我问巴克利能否为我们的系列辩论开场，对战史蒂夫·艾伦，辩题就是美国总统制度。他回复说：“当然可以。”我接着请求他给史蒂夫·艾伦写信，因为我当时跟艾伦还不熟。“没问题。”巴克利说道，还告诉我艾伦的妻子杰恩·梅多斯是他的同乡。巴克利去信后，艾伦表示同意，不出几周，我又安排好了另外两对辩论者。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前任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他在年仅30岁时就坐上了这一高位；辩论对手是巴克利的连襟L·布伦特·博泽尔（L.Brent Bozell），同样是一名律师，而且代笔了巴里·戈德华特关于最高法院的著作《一个保守派的良心》（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最后，经过一番波折，我请来了身为约翰·肯尼迪传记作者之一的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而与之对阵的是威尔莫尔·肯德尔（Willmoore Kendall），他是一位标新立异的保守派政治理论家，曾经被耶鲁大学扫地出门。他们的辩题是国会。我不知道当时自己在想些什么。几周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跟礼堂和演讲人签下了总计1万美元的合同。研究生政治教育委员会名下也有了200美元的进账。

首场辩论在宽敞的好莱坞守护神剧场召开，截止至辩论当天的早晨，我们只卖出了200张票，其中还有不少是我妹妹在自己的初中学校里帮忙兜售的。艾伦刚在前一天晚上结束了他主持的一档电视节目的拍摄，嘉宾正是巴克利。节目上他们针对约翰·肯尼迪展开了一番讨论，已为辩论做好了热身准备，然而这期节目得等两周后才能播出，因此对我们的票房毫无推动作用。我忧心忡忡地将情况转告给艾伦。他用理所当然的平淡口吻回应道：“别担心，迈克尔——哪怕我做的事情再无聊，观众的人数也能上3 000。”当时我并不相信他的话。去剧场的路上，我们顺道拜访了我妻子的朋友，他们经营着一家餐厅。我和我的妻子琳达是通过斯佩里的一位学生科尔温·特莱瓦森（Colwyn Trevarthen）及其妻子认识的，后者来自一个世代居住于帕萨迪纳的家族。琳达同样在帕萨迪纳长大。她的家族与商界十分熟络，琳达自己也认识不少相关人士。琳达的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的零钱够用么？”我手头并没有多少零钱，不仅如此，我很快发现，自己原来对活动的运作毫无概念。他当即采取了措施，拉上妻子去自家餐厅收集了几百美元的硬币和小额钞票，并在守护神剧场的售票棚里帮忙。事实证明，当晚购票人数约为3 000，其中两位正是格劳乔·马克斯12夫妇。除了他们，另有十数辆豪华轿车和劳斯莱斯停在现场，都是来花2.75美元购买我们活动的入场券的。

在后台，巴克利和随行人员在一个房间候场，而艾伦和他的支持者待在另外一个房间。因为这是一场辩论，开场的观点陈述可以预先准备，但在此之后，两位辩手就得完全依赖自己的智慧了。小威廉·巴克利比任何人都精于此道，从这一点看来，本场辩论并非势均力敌。然而，艾伦也是有如奔赴沙场一般厉兵秣马。为了以防万一避免卡壳，他还准备好了多条驳斥论述。

场下的观众席内已是一片沸腾。今夜将是一场世纪之战：一方是史蒂夫·艾伦，反核组织“全国理智核政策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 SANE）的电影人分部领头人，好莱坞最钟爱的自由党人；对手则是小威廉·巴克利，美国的保守派领头人，已经做好准备向苏联人宣布：只要他们胆敢走下一步错棋，我们就将毫不留情地用核武器把他们的领土推平。二人计划从越南、古巴和苏联事件出发，详细解读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辩论双方登台，观众纷纷起立，献上了热烈的欢呼，战争就此开幕（图1-7）。主持人是本地的一位新闻主播霍默·奥德姆，他同样为我的活动宣传提供了帮助。我走到礼堂的最后排，整个人被震惊得不知所措。我都做了些什么好事？保安只有两位啊！

图1-7　小威廉·巴克利与史蒂夫·艾伦的辩论会

超过3 000名洛杉矶观众前来观看了小威廉·巴克利与史蒂夫·艾伦的智力对决，他们都是本地最具政治热情的公民，立场既包括左翼也包括右翼。

幸运的是，当晚一切顺利。舞台上，两名伟大的公众人物为自己的观点唇枪舌剑。曾有一刻，巴克利提到了格劳乔·马克斯，而后者就坐在台下的前排。巴克利察觉到观众需要一些惊喜，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眼前的机会，将之融入自己的辩述。他盯着史蒂夫·艾伦的眼睛大声说道：“面对现实吧，史蒂夫，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说不定是马克斯兄弟写的呢。”这时，大多数观众还没有注意到马克斯的存在。后者回应了巴克利的暗示，走上台去，伴随着雷霆般的掌声从舞台一端踱至另一端，上下抖动他那淘气的眉毛，一路还不忘抽着雪茄。

我心中萌发的胡洛克之花持续绽放。后来我从事了许多涉及新观点普及与辩论的学术活动，然而假如没有本次经历撑腰，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会走上这条路。找一个原本空荡荡的场地，再用各式各样生机勃勃的活动将之填满，这一切多么令人陶醉，或许还是个打发空虚的良方。最终，这段经历成了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政治冒险，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我随后主办的无数次学术会议都从中汲取了养分。组织得当的私下研讨或公开辩论都能引出人们的真实想法。至少，这些活动教会了我如何将复杂的议题转化为面向公众的对话。

就像这样，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而又充满生机，然而，作为本书核心内容的科学传奇才刚刚拉开序幕。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影响着这则故事的走向，其中包括我的家人，无与伦比的加州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和大洛杉矶城的人们，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让我有机会研究这个地球上最令人着迷的一群人。

本书讲述了许多研究故事，而首批以病人W.J.为对象的实验就在其列，如今距离这些实验的开展已过去50余年，其间我研究了大量神经疾病患者，他们有着五花八门的症状，为我们阐明了许多道理。本书主要介绍众多病人中的6名裂脑患者（图1-8），他们改变了我们对大脑运作机制的理解。这些病人在各种意义上都是极为出色的人物，他们既是我整个科研生涯的中心，也是我私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其他十几名曾对他们展开研究的科学家们来说亦是如此。其中几位病人已经离我们而去，而另外几名病人依旧在世，他们仍是一群具有特殊意义的人。他们就是故事的主角，并以各种方式构建了整个故事的框架。他们因为疾病的原因成为裂脑人，却依靠非凡的意志主宰了自己的人生。他们成功的秘诀同样揭示了我们正常人大脑的工作机理。

图1-8　裂脑病人们

过去50年间，这些病人贡献了大量宝贵时间参与我们的研究。上排图片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病人，从左至右分别为：W.J.、N.G.和L.B.。下排来自东海岸病例组，从左至右分别为：P.S.、J.W.和V.P.。

第2章

探索裂脑人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艾萨克·牛顿

加扎尼加：将视线集中在点上。

W.J.：你是说粘在屏幕上的那个小纸片？

加扎尼加：对，那是一个点……请直视那个点。

W.J.：好的。

确保W.J.直视注视点后，我给他快速闪现了一张图片，内容是一个简单的物体——一个正方形，图片的位置在注视点右侧，呈现时间为精确的100毫秒。位于右侧的图片信息会进入他的大脑左半球，该半球还负责言语功能。这项测试是我自己设计的，此前尚未在阿克莱提斯病人的身上实践过。

加扎尼加：你看见了什么？

W.J.：一个框。

加扎尼加：很好，我们再做一次。视线集中在点上。

W.J.：你是说那一小片胶带？

加扎尼加：没错。请聚焦在点上。

我再次呈现了一张正方形的图片，不过这回呈现位置在注视点的左侧，因此，图片信息只能进入他的右侧半球，也就是与言语功能无关的半球13。W.J.曾接受过一次特殊的手术，被切断了连接大脑左右半球的神经纤维，因此，他的右脑无法与左脑进行信息交流。说明问题的一刻到了，我心脏狂跳，口干舌燥。我向他问道：

加扎尼加：你看见了什么？

W.J.：什么都没有。

加扎尼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看见？

W.J.：什么都没看见。

我心跳加快，开始浑身冒汗。眼前的现象是否说明，一个头颅中可以同时运作着两个大脑、两个彼此分离的意识，其中一个能说话，而另外一个不能？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应该这样解释吗？

W.J.：我还需要做什么吗？

加扎尼加：是的，请稍等。

我很快找来一些内容更简单的幻灯片，一张片子只在屏幕上呈现一个小圆圈，但每次呈现圆圈的位置各不相同。如果我仅仅是让他用手去指他看到的东西，会发生什么？

加扎尼加：比尔14，用手指向你看到的东西。

W.J.：我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

加扎尼加：对，哪只手都可以，只要你觉得合适。

W.J.：好的。

加扎尼加：请聚焦于注视点。

一个圆圈闪现在注视点右侧，被W.J.的左脑看到。他的右手从桌面抬起，指向屏幕上圆圈出现过的地方。我们重复了好几个试次，圆圈闪现的位置左右不定，但结果都一样。当圆圈出现在注视点右侧时，被左脑控制的右手会指向它；而当圆圈出现在注视点左侧时，就变成受右脑控制的左手来完成指的动作15。总有一只手会指出屏幕上正确的位置。这说明，当圆圈出现在一侧大脑半球的视野中时，该侧半球的确能够看到圆圈，并控制相应的胳膊和手做出独立的反应。但是，只有左半球能够用语言表达图片的信息。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发现新大陆的感觉是多么的美妙啊！（视频2-1）

以此为起点，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拉开了帷幕。几乎整整20年后，这些研究摘取了诺贝尔奖的桂冠。

视频2-1　一部关于裂脑人研究的老纪录片16

我受邀在其中介绍了我们在早期测试裂脑病人的方法。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当时已经到了会刮胡子的年龄。在影片拍摄时，我们的实验设备刚刚升级。之前的实验是在奥尔斯楼的一间实验室完成的，全靠挂在房间里暴露在外的管道上的一面反向投影屏。

对生命中任何一个有多人参与的事件来说，事情的始末在每一名参加者的记忆里都有其独特的版本。我有六个孩子，每到圣诞节假期，一家人团聚一堂。听着他们回忆童年，我总是感到十分惊奇：即便谈论起同一段经历，大家口中的描述也都各不相同。人们的职业生涯亦是如此。科学研究的确有其客观事实的一面，然而，幕后又有怎样的故事上演？毫无疑问，在那个魔法般的奇妙时刻，绝非只有我和W.J.两个角色。

勇敢的医生与甘愿献身的病人

约瑟夫·博根是一位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他头脑机敏，而且极具说服力，人类裂脑手术就是在他的推动下才得以实现（图2-1）。他还负责找到了第一例病人。我当然可以讲述寻找病人的过程，不过，还有一种好得多的形式，那就是由博根亲自回忆这位病人和当年的经历。打一开始，病人W.J.身上革命性的冲击力就已相当明显。

图2-1　约瑟夫·博根医学博士

约瑟夫·博根在当时是一名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他说服外科主任彼得·沃格尔（Peter Vogel）完成了现代首例裂脑手术。约瑟夫是一位勤奋的智者，对生活怀有极高的热情，他为我们的项目带来了极具价值的医学视角。

1960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了W.J.，当时他因癫痫持续状态17被送进急诊室，而我是那天值班的神经科住院医师18。随后的几个月里，我逐渐确认了他的多发性癫痫症（multicentric seizure disorder）的异质性、难控制性及严重性。在诊室和医院里，我亲眼目睹了他的各种症状，包括精神运动异常、突发性强直发作、单侧震颤以及全身性抽搐。1960年末，我给马里兰州的梅特兰·鲍德温（Maitland Baldwin）写信，此人是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神经外科主管。几个月后，比尔被收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癫痫病房，在那里住了6个星期。1961年，他被告知，无论是标准的还是新式的治疗方法都无法医治他的病情，随后被送回家中。

比尔和妻子弗恩从他人那里得知了范瓦格纳医生19的治疗效果，而其使用的主要方法即为切断大脑连合。我向他们提议，完整的切除手术或许能对病情有所帮助。受到他们热情回应的鼓舞，我找到了我的主任沃格尔，因为他有移除胼胝体动静脉畸形（callosal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的经验。他建议我们先在尸体上练习数次。等到夏末（此时我回到了神经外科），手术的步骤似乎已经掌握得不错了。我对斯佩里提出请求，因为要想在人类身上验证他在猫和猴子实验中获得的发现，这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而且他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关键的指导。他说自己的一名学生将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而且去年夏天曾在实验室实习，很愿意进行人类测试。迈克尔·加扎尼加于9月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正如斯佩里所说，他迫不及待地想开展人类实验。我俩很快成了朋友，并在一起为手术前后的实验制定了计划。手术推迟了一段时间，期间比尔去斯佩里的实验室接受了一些测试。与此同时，我们有机会对比尔在手术推迟期间的多次发作保留了一份较为完整的记录。

在手术前的测试期间，比尔曾经这样说：“你知道么，就算不能治好我的癫痫，如果你们能找到一些新发现，这将比我这么多年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1962年2月，他接受了手术。现在再回头看这段经历，我觉得，如果当时我们医院设立了研究委员会，需要多数委员同意才能通过研究计划的话，这个手术永远不会实现。当时，科室主任能够独自做出此类决定，我猜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罗切斯特大学应该也是这样。

科学界的过去和现在

1961年的生活十分单纯，或者说现在看来就是如此。在那个年代，人们进大学，努力学习，再攻读研究生，完成论文，找一份博士后的职位，然后去某个地方当个助理教授。他们终其一生追求着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如今，人生道路的选择不再清晰，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了工业界、公众项目、创业公司、外国研究机构等各种各样的领域。学界同僚大多要么是外国人，要么有海外经历。这一切变化的确很美好，但是，与过去有许多不同之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也大大增加。

20世纪60年代早期，生物学界的很多地方也显得无比单纯，简直不像真的。沃森和克里克刚刚完成他们关于DNA及其在遗传中作用的划时代的发现。以现在对待分子机制的标准来看，其中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基因制造蛋白质，而后者负责完成机体的各项功能。嘭嘭嘭，整套机制就这样搞定了。人们将这一过程称为“遗传中心法则”（central dogma）。从DNA到蛋白质再到全身，信息的传递是单向的。然而，现如今，尽管科学家已经积累了很多知识，如何定义基因这样基本的问题仍能引发严肃的争论，更别说在一串级联反应链中有多少不同分子间的交互作用了。令状况进一步复杂化的是，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信息的流动是双向的：合成出来的分子会反过来影响其合成的过程。生命的分子机制反映了一种复杂系统，其中充满了反馈回路和多级交互——没有什么是线性的，也没有什么是简单的。

现代脑科学在起步时一直以简单的线性视角来看待问题。神经元A指向神经元B，神经元B又指向神经元C。信息沿着某条通路传递，并在外在强化作用的影响下，以某种方式逐渐从感觉输入转换为动作反应。现在再想用如此简单的方式描述大脑的运作机制无疑是可笑的。大脑回路的交互作用与构成回路的分子活动同样复杂。因为难度太大，要想理解其中机制几乎是不可行的。幸好，当年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没有人会试图挑战这项伟业。

回首往昔，人类裂脑研究在一个最单纯的研究者——也就是我的手中走向成熟，或许是一件好事。当年的我一无所知，仅仅是努力用自己的语言和简单的逻辑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我全部的能力，外加大把大把的精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当时经验最丰富的神经科学家，斯佩里的境况竟与我相同。他从未在人类研究领域内开展过工作，于是，我俩携手并肩，奋力打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意识到裂脑病人也是神经病患者，而神经病学是一个体系健全的领域，有着大量的专业词汇。在神经病学行话的雷区中，博根就是我们的向导。中风或退行性疾病患者的临床检测（bedside testing）已发展成熟，并有详尽的文献描述。早期神经病学家的丰富经验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大脑某一区域与特定认知功能的对应关系。19世纪该领域的两大巨头——保罗·布洛卡和约翰·休林斯·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以及他们在20世纪的同仁，例如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和年代更近的诺曼·格施温德（Norman Geschwind），都从医学角度为解释大脑如何运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至今仍记得那一天，博根从怀特纪念医院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在我们实验室进行演讲。他用经典的神经病学术语描述了我们的一些早期发现。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他的话在我听来就像毫无意义的天书，我还记得自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博根和斯佩里。博根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而且时刻乐于改进革新。他简单地回答我说：“那么，努力做得更好吧。”斯佩里也点头表示赞同。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的确做到了，我们在最早发表的4篇论文中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语言体系，用于描述大脑半球分离患者身上发生的现象。

裂脑研究的起源

实验动物的裂脑研究自有一段丰富的历史。在我进入实验室之前故事就已开演了，不难想象，这个故事同样有很多版本。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的罗纳德·迈尔斯是最明确的裂脑研究第一人。当时他正在学习如何沿中线切开猫的视神经交叉（optic chiasm）——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高难度作业。从表面看来，视交叉是一个很难找到的结构。它位于大脑底部，来自左眼和右眼的部分神经在此交叉，从而使得双眼信息进入同一侧大脑半球。如果他能够成功切开视交叉，就能让右眼传递而来的视觉信息局限于一侧，即只会进入右半球，而来自左眼的信息只能进入左脑。这项手术会彻底消除原本发生在大脑底部的正常信息交汇。

如果这样一个手术操作能够实现，科学家们就可以开始探索来自两只眼睛的信息如何在大脑内部汇合。当时一个未被证明的科学工作假说认为，连接两侧半球的巨大神经束，即胼胝体，是负责信息整合的神经结构。在该假说的推动下，人们开始了一系列努力。部分学者（譬如之前提到的卡尔·拉什利）认为胼胝体不过是一个支撑双侧半球的构件。迈尔斯设计了一个实验，让视交叉切开的猫的一侧眼睛学会一个视觉任务，然后测试另外一只眼睛在任务中的表现。如果测试结果表明视觉信息已被整合，他打算进一步切开猫的胼胝体并在术后再次测试，观察信息整合的现象是否会消失。预期结果是的确会消失，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一个轰动世界的大发现。

迈尔斯反复练习手术步骤，终于完美掌握了这项原本被认为是极端困难的技术。大量的练习使得手术过程变得相当明晰，尽管听上去还是与“简单”一词相去甚远。他本人的描述就很能说明问题：

以经穿颊（通过口部）入路手术的方式，将视交叉沿中矢面切开。手术中，自软腭与硬腭的前段连接处起，向其游离的后缘切开一个不大于半厘米的切口。切口边缘用缝合肠线收紧，形成一个菱形开口。将一小片鼻黏膜从蝶骨分离并向外叠起，随后，用牙科钻打开一个1×5 mm的卵形骨窗，位置紧邻蝶骨-前蝶骨骨缝前段。通过骨孔，小心暴露硬脑膜并将其切开，从而露出其下的视交叉。用薄的钢制刀片切断视交叉，其间通过双目解剖镜进行密切观察。将一小片钽箔置于切开的两半视交叉之间，这样在动物处死后，可用肉眼检查的方式对其是否已被完全切开进行确认。

视交叉切开后，骨上的孔洞用浸满血的吸收性明胶海绵填塞，从而在鼻咽处和颅腔之间形成壁障。将叠起的鼻黏膜片复位，覆盖于吸收性明胶海绵上，用肠线将软腭切口重新对齐缝合。

看明白了吗？迈尔斯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开始实验了。他发现，在视交叉切开的猫身上，视觉信息是被整合的，而且，正如他所预计的那样，胼胝体切开后，视觉整合的现象消失了。视交叉切开手术以及胼胝体能在两个大脑半球间传递信息的发现问世后，一时间万军攒动。结合两个手术操作，科学家可以让一侧半球直接接收视觉信息，并对另一侧半球进行测试，考察其对该信息的掌握情况。

迈尔斯在视交叉手术上实现了技术性突破，并在实验中增添了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操作——切开胼胝体。在他的影响下，原先一项相对模糊且令人困惑的发现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罗切斯特大学的阿克莱提斯病人在接受胼胝体手术后没有显现出任何明显的行为或认知变化。正因为这一发现以及拉什利的观点，多数人认为，迈尔斯和斯佩里在动物身上最新完成的这项精细的实验工作并不能为人类研究提供太多的启示。

当然，科学的一个美好之处在于，它是不断前进的。随着裂脑研究的发展，该领域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数据，在科学界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于是，人们想知道是谁最先提出了“裂脑”的概念。是迈尔斯，还是斯佩里，或者是二者合作；又或者，它是在信息缓慢积攒的过程中自然出现的。毕竟，在迈尔斯的实验结束多年之后，斯佩里这位无与伦比的语言大师才为整个操作流程定下了“裂脑”的大名。

提出“裂脑”概念的一部分功劳属于著名的心理学家克利福德·摩根（Clifford T.Morgan），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从威斯康星搬到了圣巴巴拉。20世纪40年代早期，他在哈佛大学当导师。当然，他也认识斯佩里，因为他们都与拉什利有来往。摩根对癫痫有着极大的兴趣，而且成了一位有名的教科书作者。他的第一本著作《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出版于1943年，对该领域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化，因此获得了为生理心理学学科带来秩序的美名。摩根的职业生涯成就斐然，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出版公司、自己的期刊以及自己的学会。后来我也尝试了一些创业活动，发行了一份期刊，并创立了一个科学学会，或许就是在追随摩根的脚步。

1966年，我第一次来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进行短期访问，在摩根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摩根为人热情慷慨，生活的全部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在周日晚上去当地的一个叫“木材”的去处听迪克西兰爵士乐。事实上，他的慷慨程度已经到了这种境界：某一天，他一时兴起地借给我5 000美元，帮我买下属于自己的第一栋房子！就这样，他在办公桌上填好支票，简单地说了一句：“等你有能力的时候再还给我。”随即把支票递给了我。他的举手之劳帮助我顺利开启了家庭生活，对我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多年之后，以摩根为榜样，我也为手下的两位年轻的研究助理做了同样的事情。

结果在1950年，摩根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埃利奥特·史黛拉（Eliot Stellar）合作撰写了其著作的第二版，并在书中对裂脑的概念进行了阐述。这段文字不带任何大张旗鼓的色彩，听上去就像当时文化的一部分那样理所当然，但是，事实上，当时所有人都不清楚胼胝体的功能，大家也很想知道信息是如何在大脑半球之间实现交流的。这种情形有没有让你想起遗传学领域的故事？毕竟，早在沃森和克里克找到切实证据之前，人们就已知道遗传现象与DNA的存在。也许重大的科学进步往往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与此同时，我认为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翻来覆去地纸上谈兵远远不够，必须有人敢于迈出一步，证明或推翻假设。在我心中，迈尔斯和斯佩里毫无疑问就是这种亲自下地苦干的人，他们将假设争论转化成了实打实的科学发现。

几年后，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见到了迈尔斯，我当时报告的主题是裂脑人研究，而他介绍的是自己在黑猩猩上完成的一些解剖学工作。我迫不及待地想认识他，因为我充分明白他在裂脑研究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身为科学家的他无疑赢取了同僚的尊重，整个脑科学领域都应对他表示感激。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好好先生。我的演讲结束后，他开始发表愤慨的评论，说这个“奇怪的人类病例”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病人的行为表现不过是之前癫痫病导致的特殊后遗症云云。我震惊了，无言以对。但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地盘就是王道，而我侵犯了他的地盘，尽管我是在另外一个物种身上对他的工作进行后续研究，而且，当时我们的人类研究论文已经在好几家同行审议期刊中接受了评审。关于科学家与科学之间的区别，我又上了一课。令我深感好奇的是，是不是所有为学术事业添砖加瓦的人最终都会变成这样？艺术家、科学家和砌砖工之间有没有差异？我也会变成这样吗？我暗自做了个笔记，以自我提醒……

学科巨头斯佩里博士

罗杰·斯佩里是不折不扣的学科巨头。我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时，他刚从一次肺结核复发中恢复。在疗养院休养期间，他的妻子诺尔玛负责向他传达实验室的消息。当时，他参与了至少三个大型科研项目。他在神经生物学领域完成的基础工作逐渐积累了一些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动物神经元间的连接并非始于随机状态、随后再接受经验的修饰。他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认为发育过程中存在一种化学亲和性机制，引导神经元向特定方向生长。几年前，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之进行了概述，这也成为加州理工学院为他提供教授职位的基础。

斯佩里还开展了另外一项课题，与某种叫作“心物同型说”（psychophysical isomorphism）的概念有关。打个比方，依照该观点，如果某人在现实世界中看到了一个“三角形”，那么他的大脑视觉区域也会出现一个与真实图形相对应的神经电活动模式。为了检验该假设，他往猫的皮层中植入了一些小云母片。云母起到了绝缘体的作用，大脑中出现的任何场电位活动都会被这些数目众多的绝缘体严重干扰，导致动物无法正常完成视觉任务。依照这一基本思路，斯佩里进行了一系列不同的实验。所有的结果都支持了他的观点，表明心物同型（平行对应）的概念应当被废除。大家也的确这么做了。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蒸蒸日上的裂脑动物研究。斯佩里手下有一支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大军负责该方向的工作，所用的动物主要为猫和猴子。整个实验室开足了马力，钻研着种种不同的科学问题，其中绝大部分都与裂脑动物有关。当胼胝体切开的动物只有一侧大脑半球接受了感觉任务的训练，它能表现出两侧半球之间的信息交流吗？

这些研究课题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让大多数实验室忙得马不停蹄并获得科学界的认可。然而，斯佩里自有一套行事风格，他喜欢一切顺应自然。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们如何做科研，而是在一旁观察，时不时插个嘴，当然，也会对我们进行指导，只不过在当时我们还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指导方式。当看到感兴趣的苗头时，他懂得如何将之挖掘出来并进行强化。换句话说，他能敏锐地嗅出重要发现与常规结果之间的区别。

我们当中许多管理过大型实验室的研究者都曾为实验室如何持续运作的问题而感到困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答案并不是依赖实验室导师每天发布最新指示。实验室可能会连续几年深陷低水平课题的泥潭，可能会遭遇枯竭期、沉闷期、资金缺乏期。不过，偶尔有那么一会儿，或是误打误撞挖到的宝藏，或是真正依据理论假设而设计的实验，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出现了，并且顺利地得到了解决。顿时，大家把之前平凡枯燥的日子忘在了脑后，整个实验室沉浸在狂喜与兴奋的气氛之中。

我记得杰出的心理学家乔治·米勒曾经这样对我说：“大家都希望科学能够按照一个个明确的理论假设向前发展。科学的确在不断进步，但通常依靠的是研究者不小心撞上的意外发现。”然而，在意外发生后，我们会很快想出一套说辞，将自己找到新发现的经历形容为一个符合逻辑的过程，科学有序进步的神话也因此得以继续流传。科学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但科学家也是人，也会像其他人那样倾向于编造原本不存在的故事。

不过，讲好实验室整体科研发展的故事十分重要，能够让研究精力集中并保持正确的方向。年轻的科学家们来了又去。他们为故事的一部分做出贡献，作为回报，实验室导师将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期间为其提供支持，这就是标准的安排。学生们在对科学问题中的某个方面做出贡献后，通常会继续该方向的工作，长远看来，主要的学科分支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即便是那些乏味的研究路线也是如此。

成功的实验室通过吸引高智商的学生和博士后来维持地位。当然，智力并不是成功的唯一要素。大家都很聪明，但一些学生在聪明之外还拥有充沛的精力和务实的头脑。再加上难以预测的性格和运气，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科研人，而当我跳入斯佩里实验室这个充满活力的团队时，手头就有这两件武器。

我有过很多次见识学界“大佬”的经历，回首本科时的那个暑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克尔克霍夫楼的办公室与斯佩里的会面就是其中的头一回。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斯佩里在科学界名声显赫。从神经发育学到动物心理生物学，他就是他那个年代的智慧领袖。

事实上，人人都有两套不同的“面目”，分别为日常版本和“大众”版本，换作常用的说法，就是私人自我（private self）和公众自我（public self）。公众自我指的是你的工作、名声、你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以及外界对你的期望。通常来说，这并不是真实的你。面对现实吧：如果基思·理查兹20的生活真的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他早就没命了。

有时，我们也会受到公众自我的主导。我们为了它的成长而努力生活，并依照它的指示行事。它并不是真实的你，却支配着你的人生，对你指手画脚。与此同时，真实的你忙于送孩子上学，赶走玫瑰花圃里的地鼠，和朋友小酌一杯，谈天说地。在我的经历中，我和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共进午餐的习惯持续了20年，这段友谊证明，一个公众自我十分优秀的人同样可以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任由公众自我入侵或取代私人生活。很多人都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很多同事宣称自己认识罗杰·斯佩里，我经常对他们的言论忍俊不禁。他们认识的斯佩里是公众版本的斯佩里。我可以相当自信地说，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了解他，既包括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样子，也包括他那传奇的公众形象。

科学发现与署名之争

测试病人W.J.的日子是一段光辉的回忆，我们发现，胼胝体切开手术对人类的影响与之前的动物实验相符，以此为契机，长达50年的人类裂脑病人研究项目开始了。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斯佩里放手让我在项目中活跃成长，博根也是一样。实验室里的一些人同样对我们的结果很感兴趣，但他们依旧让我充当了项目的负责人。这真是一段福运不浅的好时光。

我们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是一篇短文。斯佩里刚刚入选科学院，而当年科学院成员具有快速发表的特权。我们在整个冬天和春天里埋头苦干，终于在1962年8月提交了论文，赶上了10月刊的出版期限。这篇论文是一则出色的病例史记录，简要地概括了我们在W.J.身上完成的全部工作，其中几乎不含任何艰深的医学术语。切断大脑半球联系会对病人带来重大影响的观点重获新生。人类裂脑研究时代就此开启。

与此同时，另外一项研究正在酝酿，也正是这件事让我注意到科学家们争强好胜的天性。年轻的神经病学家诺曼·格施温德（图2-2）和同样年轻的神经心理学家伊迪丝·卡普兰（Edith Kaplan）当时正在波士顿退伍军人事务局医院（Boston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工作。他们报道了一则病例，病人P.K.身患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liablastoma multiforme），肿瘤已经入侵了他的左脑。在一次原本意图压制肿瘤扩散的手术中，病人的大脑前动脉出现了梗塞21。多年以后，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在格施温德的讣告中回忆道：“胼胝体前部和右侧额叶的内侧区域受到了损坏……导致书写、命名及左手运动控制能力的严重障碍。”简而言之，不同于手术切开胼胝体，中风带来的大脑自然损伤在病人身上产生了失连合效应22。1961年12月14日，他们在波士顿神经病与精神病学学会（Boston Society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的会议上首次报告了自己的发现。格施温德和卡普兰将一个混乱的肿瘤病例明智地解读为一个胼胝体损伤的病例，并进行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也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几个月后，这位病人去世了，尸检进一步肯定了他们的诊断。第二年春天，他们再次报道了这例肿瘤病人。1962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5月刊中，话题点丰富的“个例报道”版块刊登了格施温德的投稿，对这些惊人的观察进行了描述。文章还细心地指出，研究报道最初来源于1961年12月14日的会议。他们的发现让波士顿哗声一片。

图2-2　诺曼·格施温德

诺曼·格施温德是最早在神经病学界提出失连合综合征（disconnection syndrome）概念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被广泛认可为美国的行为神经病学之父。与他打交道总是令人身心愉悦。

在1962年年初，格施温德把一份发表前的论文草稿寄给斯佩里，请他提供一些意见，当时我们正好在对病人W.J.进行测试，而结果尚未发表。在草稿中，他将自己和卡普兰在病人身上测试裂脑效应的想法归功于斯佩里的动物工作带来的启发。1961年秋，斯佩里曾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学术报告，介绍了部分动物研究的成果。当时，学界对这些动物研究已有了大致了解，而对于研究者来说，谈论自己的“近期”发现已是家常便饭。与此同时，我正在帕萨迪纳热血沸腾地进行着W.J.的术前测试。几个月后，格施温德的稿件送到了斯佩里手里，斯佩里对此并不乐意。两个研究团队的研究是完全独立的，而斯佩里不希望看到任何可能出现的对独立性的误解。他和迈尔斯耗费数年打下了动物实验的基础，再加上我们未发表的关于W.J.的早期工作，他不愿意让任何人认为他的人类工作源自格施温德的发现。

罗杰·斯佩里是一位锋芒毕露的竞争者——上大学的时候，他是一位运动健将，在三个项目的学校代表队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当我还是低年级研究生的时候，斯佩里和他的导师保罗·韦斯（Paul Weiss）——当时最杰出的神经生物学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韦斯为一个名叫“神经科学研究项目”（Neuroscience Research Program）的活动撰写了一篇总结稿，而斯佩里特意写下附录，用充满火药味的内容让韦斯受够了苦头。韦斯的另外一位学生伯尼斯·格拉夫斯坦（Bernice Grafstein）在一篇自传文章中描述了自己光辉的职业生涯，她对这段故事的回忆是这样的：

我未能及时完成关于运动系统再生的工作，直到1964年底才把结果总结交给了韦斯，但似乎并没有给韦斯带来太大的困扰，这让我很是松了口气。比起他的观点，罗杰·斯佩里提出的特异性重连接学说可能与我的发现更为相符，但他完全没有为此感到烦恼。事实上，在当时为神经科学研究项目的一个专题研讨会写的总结报告中，韦斯声明自己接受了特异性再生的观点，只不过，他对寻找相关具体机制的必要性尚持保留意见（尽管他坚持认为，这些机制中应当包括已经过功能编码的分子活动模式，用于“为选择性受体提供信息”）。

然而，斯佩里坚决要与韦斯的观点划清界限。他执意在本文末尾添加一段声明，再次强调自己才是相关学说的首位推动者，该学说提出“胚胎发育过程中出现的有规律的特定化学亲和性模式主导了神经纤维通路和连接的选择性趋化生长”。他认为，通过两人多年的来往，韦斯逐渐吸收了他（斯佩里）的研究成果，却没有表示出对斯佩里的充分承认，而且，“在论文中逐渐积累产生了一张复杂的乱网，交织着含混不清的概念、强行编造的术语以及各种令人迷惑的问题，只有亲身参与过这段隐藏历史的人才能够将之理清”。他并不满足于韦斯简单地承认再生轴突的生长和终端形成过程中受到特异性调控；他认为自己“将事情公布于众、直面问题并澄清争议”的机会被剥夺了，而韦斯曾向他允诺过这样的机会。

很明显，在斯佩里的职业生涯中，你要么是他的队友，要么是敌人。格施温德就是一位新对手。而且，如果某人从斯佩里的团队毕业并成为一名竞争者，斯佩里针对他的批评言论也会陡然增多。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这段时间里，这种事情屡屡发生。一天，他正在评论某个离开实验室的学生，我意识到，等我拿下学位离开实验室时，或许也会遭遇同样的处境。不过，在当时，我们还站在同一条战线，于是我耸耸肩，把这个想法抛在了一边，权当这不过是科研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

格施温德的完整发现最终在1962年10月发表于《神经病学》杂志（Neurology），燃起了神经病学家们对胼胝体的兴趣。已有丰富的早期临床文献报道了胼胝体的重要性，最早的工作由德国神经病学家雨果·利普曼（Hugo Liepmann）和法国神经病学家约瑟夫·德热里纳（Joseph Dejerine）完成，而格施温德的文章将之重新引入了科学界的视线。

多年之后，格施温德和我受邀来到东京参加国际神经病学大会（International Neurology Meeting）。那是一次非常正式的活动，在一个巨大的会议厅举行。观众席间布满了忙得焦头烂额的翻译，努力应付与会人员使用的多种语言。格施温德和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神经病学家一起坐在台上。同在台上的还有日本天皇和夫人，学者们的讲话在他们耳中一定有如天书。每名演讲者在登台发言前，都会先起立并向天皇鞠躬。格施温德却没有这样做。当被点名上台演讲时，他直接走向讲台，做完报告，随后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

演讲环节结束后，我问格施温德为什么会这么做。即便是往轻里说，他那不守规矩的个性也是相当明显的。格施温德答道：“去他的，日本天皇对我们的军队做出了那样的事情，我才不会向他鞠躬。”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男人，同时也是一名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同格施温德以及整个波士顿退伍军人事务局医院的神经心理学研究人员成了朋友。我不记得我们是否谈起过前面这段往事，但这么做的机会有很多。格施温德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与健谈者。与他做伴是一种享受。1965年，他为《大脑》杂志（Brain）撰写了一篇文章，对多种神经性失连合综合征（在杂志的英国版当中，“失连合”一词被拼写为“disconnexion”）进行了综述，至今仍是经典之作。事实上，正是这篇文章在美国本土启动了行为神经病学领域的发展。

在加州理工学院，大家纷纷传阅格施温德主动送上门的论文稿，但是，它对我们的观点并没有造成太多影响。斯佩里曾经说过，每当有人做出新的科学发现时，总会有其他人回应说：“好吧，不过我在你之前就已经想到过差不多的点子了。”

在许多方面，斯佩里都比大多数人更注重人际关系。他时常会思考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对科学家的社交网络带来怎样的冲击。博根在自传中讲述了一则故事，其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斯佩里的这种性格。在准备用于发表的论文稿时，斯佩里是一个优哉游哉的慢性子，而博根的故事却是一个例外：

斯佩里并非总爱拖延。一天，在拜访他的实验室时，我问到了谢泼德的一篇关于裂脑病人嗅觉偏侧化的论文。他说：“我们必须立刻把这篇嗅觉文章投出去。”“为什么？”我问道。“因为我刚给《神经心理学》（Neuropsycologia）评审完一篇论文，作者在老鼠中做了类似的实验。大家都知道，在老鼠身上得花好几个月时间的测试，换作人类被试就只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我们动作慢了，他们也许会觉得我是在评审这篇老鼠文章时受到了启发。”斯佩里似乎将一切纳入了考虑。我视他为偶像，凝神聆听他的每一句话，尽管他少言寡语。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实验心理学家。

当年的我太过稚嫩，尚不能理解共享学术观点署名的复杂性，也不知道署名就是一场永恒的战争，迫使科学家们抛开纯粹的科学。不幸的是，现在论文作者可以向期刊编辑提议首选的评审人名单和非首选的评审人名单，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一近年兴起的风潮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许多人意识到，研究者们的小心眼已经阻碍了不少科学进步的诞生。新观点需要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然而，人们也因此丧失了批评互动的权利——尽管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这项举措亦是在理。如果某人对论文中的数据持有不同的解读观点，就真的应该取消他的评审资格吗？这是对科学本质的诅咒。

我当时没管别的，一心埋头做实验，不久以后，文稿交换风波结束了。毕竟，我们已经意识到，失连合效应的实验结果以及部分功能的缺失并不是裂脑研究的主要意义。我们逐渐想通了一个道理：裂脑现象意味着我们能对大脑半球分别进行测试且不受另外一侧半球的影响。经典神经病学的研究对象往往是特定脑区损伤导致的认知能力的缺失，而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能够研究认知功能的存在。这将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建立研究基础

新发现带来的兴奋感令人颤抖，但也终将飞快消逝。不过我们心里清楚，手中这座研究金矿潜力无限，能够解开一些大脑的谜团。我们必须开始一场漫长而又谨慎的探索之旅，寻找验证并拓展之前几项基本发现的方法。然而，我们起跑不久就迎头撞上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第一篇论文主要讨论的是将视觉信息限制于单侧大脑半球带来的影响，相关的实验操作很容易达成。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将触觉信息局限于单侧大脑。这回的任务可毫不简单。

对人类及与人类相似的哺乳动物来说，视觉系统在身体中的排布非常规则。视线向前，聚焦于一个点。此时，你的两只眼睛都在向大脑倾注视觉信息。这些信息是按照一定规律进入大脑的吗？没错。每只眼睛将信息沿视神经上传，其中一半的信息留在同侧大脑，而另外一半则穿到对面，抵达对侧大脑（图2-3）。因此，当你聚焦于一点时，注视点左侧的全部信息只会被投射至你的右半球，两只眼睛都参与了这一过程。类似地，可以推断，来自注视点右侧的视觉信息只能投射至左半球。所有人的视觉系统都遵从这一规律，我们的裂脑病人也是一样。

图2-3　视觉系统如何将信息投射入大脑

Adapted from various sources of Sperry and Gazzaniga.

因此，使用视觉刺激对大脑半球进行单独测试非常简单。如果你对某一种视觉刺激感兴趣、想对之进行深入研究，不管这个刺激具体是什么，只需将它呈现在被试的左侧或右侧视野就可以了。我再重复一次，右侧视野的信息传入左半球，左侧视野的信息传入右半球。记住了吗？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思考我们的实验了。

寻找单侧大脑半球如何加工触觉信息的测试方法要难上许多。触觉信息有一个更正式的称呼为“躯体感觉信息”（somatosensory information），大脑接收这类信息的方式与视觉系统大相径庭。耶日·罗斯（Jerzy Rose）和弗农·芒卡斯尔（Vernon Mountcastle）在1959年出版的《生理学手册》（Handbook of Physiology）的一个章节中对其结构进行了漂亮地解读。他们是世界级的权威，其观点的明晰性为许多人带来了灵感。当时我也阅读了这本书。

以下就是躯体感觉系统的运作机制。左侧躯体将大部分触觉信息送往右半球，但并不是全部。如果你用左手拿着一个物体，关于该物体整体形状的触觉信息——学名为“实体觉信息”（stereognostic information）——就传入右脑，与是否受到触摸有关的、更为基本的感觉信息则会传入两侧半球。罗斯与芒卡斯尔还描述了诸多解剖学证据以证明这一事实，使得整个过程显得非常清晰。反之对右侧躯体同样成立。来自右手的物体形状信息直接传至左半球，而较不明确的、关于触觉信息存在与否的信号则被送往双侧半球。

显然，若想让单侧信息全部进入一侧大脑半球，视觉系统是最好的选择：简单，明了，且高度偏侧化。躯体感觉系统却对我们发起了挑战。某些形式的触觉信息会被送往对侧半球，而其他类型的触觉信息又会被传至双侧大脑。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过程？问题的答案十分有趣，而前人的研究对我们提供了诸多帮助。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首先，我们蒙上裂脑病人的眼睛，在他的右手中放置一个物体。接着，我们问道：“你手里是什么东西？”病人总能正确地说出物体的名字，毫不犹豫。这说明物体形状信息已经进入了左半球。随后，我们将物体放置在病人的左手，再次问出同样的问题。这一回，形状信息进入了无言语功能的右脑。病人通常不能说出物体的名字。然而有趣的是，他们能够正确地摆弄物体。也就是说，他们的右半球“知道”该物体是什么，但因为没有言语中枢，所以无法说出物体的名称。而且物体的形状信息也不能传向具有言语功能的左半球。病人能够正确摆弄物体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双侧半球均存储了关于物体性质的信息，这种双重记忆系统的存在说明人类大脑结构具有冗余性。以上所有的发现都是在一次临床检测中完成的：简直太棒了！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来到W.J.位于唐尼市的家中给他做后续测试。我还记得他在那次测试中开心的样子。我准备了一组木头方块，表面有探出的平头针。我想知道他能否判断出只有一个针头的方块和有多个针头的方块之间的区别。我蒙上他的眼睛，开始呈现方块，先是放在他的右手，W.J.轻松地完成了任务；接着改成了左手。任务很简单，只需要对方块进行匹配。我会先把一个方块递给他，然后再将之取走并和一组方块放在一起。随后，他会在桌面上四下摸索，试图在一堆方块中找到我给他的那个。结果表明，左手和右手都能完成这项简单的“样本匹配”（match to sample）的任务。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左手（由右脑控制）在拿到只有一个针头的方块时的表现。他会捏着针头把方块拿起来并飞快转动它，仿佛他的右脑在利用受其控制的这只手来炫耀自己有多灵活，尽管它不能说出物体到底是什么。W.J.在转方块的时候还会自己咯咯笑出声来，就好像他的右脑具有独立的人格，并且很享受这一过程。这是我在这段早期研究经历中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人身上一直存在着“双重心智”。我记得我这样问W.J.：“你为什么笑？”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猜是因为左手上的那个东西吧。”

不过，令人迷惑的是，有时W.J.能够正确说出左手中物体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做到的？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找到答案，尽管现在看来这个答案无比明显。就像斯佩里曾经说过的那样：“没有什么比昨天的答案更简单的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牢记罗斯和芒卡斯尔关于那些神经通路和双重表征机制的描述：躯体感觉系统的部分神经纤维不会交叉至对侧大脑半球。它们留在同侧向上延伸，也就是说，最终抵达的大脑半球与刺激位点在同一边。不过当时科学家们还不清楚这些同侧神经纤维的功能。终于，我在偶然之间完成的实验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答。

我将需要识别的物体数量减少为两个：一个塑料三角形和一个塑料球。W.J.需要做的就是在蒙眼状态下说出我在他左手中放置的物体到底是哪一个。几个试次后，W.J.开始能够次次猜中正确的答案。他是如何做到的？

想象一下，你也来做这个任务，但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带一副厚厚的园艺手套。因为手套的缘故，你接收到的信息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你无法立刻识别出物体的性质，也无法立即获取物体的实体觉信息。你该如何确认物体的形状呢？你很快就能掌握一种方法，那就是找到物体的棱角并用力按压。同侧通路只能传递有限的信号，而触觉信息的存在与否就是其中一种。对于裂脑病人来说，无需任何来自右半球的形状信息，有言语功能的左脑能够快速察觉“我摸到了一个棱角”或“我没摸到棱角”；如果它没有感受到任何棱角，则手中的物体一定是一个球体。

这正是W.J.所采取的策略。他会调整物体的位置，直到他的大拇指能够用力按在棱角上。这个动作就是一种线索，启动了我在上文描述的一连串事件。人们反复注意到裂脑病人会使用外在“自我线索启动”（self-cueing）来整合部分被分离的信息，而我的这次实验是其中最早的证据之一。自我线索启动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侧大脑半球启动某种行为，而行为产生的相关信息由另外一侧大脑接收，从而使得后者能够做出合适的行为反应。你第一次看到该现象时一定会大跌眼镜。

对于那些试图阐明大脑运作机制的研究者而言，这个看似简单的观察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许多研究者认为大脑由一个个模块组成，其数量即便没有成百上千也有数十之多，对此后文会有更多的介绍。模块指的是一个局部的、专业化的神经网络，能够完成特定功能，并且可依照外界需求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进化。各模块在工作时相互独立，但又能以某种形式相互合作，从而产生统一的行为反应。比如，一个城市运作着数以百计的事务，它们彼此独立，但合在一起可以满足整座城市的全部需求，使之能够顺利运转，看上去就像一个统一的整体。问题在于这些模块是如何协作的。这些年来我逐渐明白，模块产生统一行为的方式之一就是相互提供线索，而这一过程通常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的。对于裂脑病人来说，具有言语功能的大脑半球的自我线索启动现象无处不在，我们也观察到了许多不同的启动策略。在本例当中，大脑获取了初级的触觉线索，随后将该线索与区别两种可能物体的有限判断依据结合，最终得出正确的答案。这仅仅是其中一种策略。不过关于自我线索启动的其他策略，在此先不详细展开。

第一批影像资料：左右脑差别研究的起始

关于我们应该研究什么问题的点子不断涌现。起初我们可以轻松快速地着手实验，至少也能启动研究计划。斯佩里对这些实验的兴趣毋庸置疑，但他并没有往其中投入全部的注意力。正如我之前所说，斯佩里当时还有其他的研究项目，这些工作都十分出色，而他也是忙得完全抽不出身来。他就像一名投资者，为一家小型企业压上了一笔赌注并等待着长期回报，而我就是这家企业的首席运营官。他通过与我每日会谈的方式密切参与我们的实验，但也有一套保持距离的方法。就像博根在自传中所写的那样：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刚开始，斯佩里并没有那么感兴趣。他只是想着让我和加扎尼加放手去做。但是，在完成第二个病人的实验之后，斯佩里意识到，你能在猴子身上做的任何事情都能以快得多的速度在人类身上完成。他的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

回到东海岸，除去波士顿本地的一阵骚动，诺曼·格施温德的新发现并没有立刻得到学界的关注，他对此略有怨言。他写道：“作为人们对此项研究缺乏兴趣的真实写照，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伊迪丝·卡普兰和我描述了首例现代胼胝体综合征病人，我们的论文却遭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拒稿，而且没有返回任何评论。”

不过，《神经病学》杂志表示了兴趣，并接受了他们的论文。像这样重大发现不被认可的故事并不少见。保罗·劳特伯（Paul Lauterbur）的一篇论文在第一次投稿时被《自然》杂志拒绝，然而正是这篇论文推动了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MRI）技术的发展，也为他赢取了200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来他戏言道：“以被《科学》和《自然》拒绝的论文为材料，你可以写出一部过去50年的科学史。”

我很快意识到，往往只有参与项目的研究者本人才会对这些发现怀有极高的热情。我们身处一个繁忙的世界，大家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奔波，而要想把他人的注意力从各自眼前的兴趣中转移是需要过程的。全世界最具天赋的心理学家之一戴维·普雷马克（David Premack）曾经亲历这样一段往事，当时他在《科学》杂志中发表了一篇论文（其内容为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为后来人称“普雷马克原理”的动机理论奠定了基础），原本以为接下来的工作会简单许多。他告诉我说：“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会背包上路，去所有我能找到的院系讨论会兜售这个理论。”

我们确实唤起了斯佩里的兴趣。在生物系的一次答疑解惑类的研究生研讨会上，我受邀进行了一次学术报告，等到报告结束、退离会场之时，我已对我们的成功坚信不疑。当时我为裂脑项目工作了至少两年，已经深入触及了测试研究的各个方面。然而，报告时赢得满堂彩的却是我播放的视频资料。打一开始，我就决意为我们的实验建立影像记录。1962年还没有摄像机。一切工作都是靠笨重的胶片照相机完成的——具体来说用的是16毫米胶片。以此为契机，我和帕萨迪纳湖滨大道上的阿尔文相机店的工作人员成了朋友。

摄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活计。起初，我对摄影一无所知：什么打光、光圈大小、对焦、景深，或是让被拍物体保持在视野之内，我都不知道。最重要的是，我压根不清楚一台宝来克斯照相机要花多少钱！阿尔文相机店的人教会了我一切。刚开始，他们为我找来了一台手摇式的宝来克斯16型相机和一个三脚架。我相当轻松地上手了。人们在听到我的研究内容时经常会问一个问题：病人的日常生活会受到哪些影响？因此，我开始拍摄病人的日常活动。其中一位叫作N.G.的病人家住西柯维纳市（从加州理工学院去那儿要花30分钟），她的丈夫在福特的一家工厂上班。他们生活得相当宽裕，在房子的后院里还有一个迷人的泳池。一天，我出门拜访她，并在泳池边装好了照相机。N.G.开心地游了几个来回。接着，我又拍下了她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情景，她看上去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视频2-2）。

视频2-2　手术后不久的病人N.G.在游泳

从她的表现看来，完全切断胼胝体对基本的左右协调能力似乎没有任何影响。简而言之，未经训练的观察者将很难发觉她的两侧大脑半球其实已被手术分离。

为了得到一些更为细致的资料，我需要为照相机添加一个配件。给照相机连上电机，你就能够实现远程“拍摄”了。用这种方法，我可以把摄影机固定在三脚架上，让镜头对准某一个实验场景，然后在开展实验的同时对照相机进行控制。事实证明，我拍到了一些相当神奇的影像。

不过，这些视频质量很差：我绝对不是一位好摄影师。怎么办？幸运的是，我认识了巴伦·沃尔曼（Baron Wolman），一位优秀的年轻摄影家，未来的《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的创始人之一。不知为何，他彻底迷上了我们的研究（我见到的又一位对科学感兴趣的非科学家），而且愿意为我提供帮助。我问他能否与我开车去唐尼市，拍摄病人W.J.在桌面上完成一项简单任务的过程。巴伦对此毫不介意，和我一起出发了。这段视频成了裂脑研究的标准演示材料之一（视频2-3）。

视频2-3　病人W.J.完成积木测试

本视频的拍摄者是巴伦·沃尔曼，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摄影师，同时也是《滚石》杂志的创始人之一。视频当中，病人W.J.轻松地用左手完成了按照参考图片摆放彩色积木的任务。他的左手主要由右半球控制。但是换成作为利手的右手时，他竟失败了。当两只手均能参与任务时，他的一只手会不断地破坏另外一只手的工作成果。

视频的画面非常清晰。在视频里，我先让W.J.进行摆积木的任务，该任务来自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的测试库。一共有4个积木方块，每个方块的6个面上均涂有不同的颜色。病人会看到一张画有方块摆放图案的卡片，而他需要做的就是按照卡片的示例排布方块，这一任务通常被称作“柯斯积木测试”（Kohs blocks）。人类依靠一种视觉运动能力完成测试，出于某种目前仍未明了的原因，该能力由右侧大脑半球专门负责。由此可推断，从右半球获得运动控制能力的左手在任务中会有更好的表现。实验结果正是如此，在视频中也得到了体现：病人的左手飞快地完成了积木的摆放。

接下来的镜头展现了病人试图用右手完成同一个任务的过程。右手的控制能力来自负责语言与交流的左半球。但是，面对与之前一模一样的图片，病人的右手却无法将4个方块依照图片中的样式摆好。它甚至无法把方块的大体排布弄对：原本应该摆成一个2×2的正方形，它却经常摆成第一排3个、第二排1个的模样。真是太奇妙了。而且，正当右手屡战屡败之时，有能力完成任务的左手竟会突然出动，试图插手帮忙！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太过频繁，我们不得不让W.J.在努力用右手完成任务时把好管闲事的左手压在屁股底下。

最后，我们又进行了一轮测试，这一次病人的双手可以自由参与解决问题。测试的结果展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图景，告诉我们裂脑研究终将带来哪些新的认识。简而言之，一只手会努力破坏另外一只手的工作成果。左手采取行动、把方块摆成正确的图案，而右手又会让左手的努力付之东流，看上去就像两个独立的认知系统正在为自己的世界观争论不休。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引人入胜的现象。

整个柯斯积木测试的设想来自于两项前期工作。首先，早期的精神病学研究明确显示，右半球损伤会影响病人绘制三维物体的能力，例如画一个立方体。我们很早就做过这项测试，很明显，对于病人W.J.来说，左手画出来的立方体相当不错，而右手却无法完成任务。

与此同时，博根一直努力说服我们去做“标准的神经心理学测试”。斯佩里和我不能理解其中的必要性，不过多亏了博根，他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并写下了一段令人信服的记录：

比尔从手术的折磨中恢复后（他自己也感觉好多了），迫不及待地想参加一些实验。几个月后，一名乐于助人的社会工作者与一位心理学家取得了联系，并安排了一些经费。而这位偶尔会对临床病人进行测试的心理学家也同意与比尔见面。在我看来，他似乎年纪很大了，而且还相当虚弱。

我为这位心理学家介绍病人的情况以及他那有趣的行为表现。我问道：“你会做一些标准的测试吗？”“哦，是的，韦氏量表。”我并不了解这项测试，加扎尼加也一样，经过一番争论，他不情愿地让步了。

“爱德华老爹”——我得知医院里的人有时候会这样叫他——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他和比尔面对面坐在一张牌桌（这是他的实验设备之一）的两端。我和加扎尼加则坐在另外两边观看。测试进行了1个小时左右，整个过程在我们看来相当枯燥，直到爱德华医生开始做积木图案的测试。比尔把积木摆来摆去做着无用功，与此同时，爱德华按照自己一贯的方式为他计时，最终比尔拿了0分。我建议比尔一次用一只手。爱德华医生表示反对，因为按常规应让被试用双手完成任务。不过，他还是被我们说服了，同意暂时尝试一下单手测试，于是，我们让比尔只用右手……并坐在自己的左手上……他还算不错地完成了任务。我和加扎尼加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仿佛在那一瞬间瞥见了圣杯。“再只用左手试试。”我说道。这回他大获成功！“换一个图案试试。”他用左手飞快地完成了下一个任务。“不！”爱德华说，“他应该用双手。”气氛有些紧张，因为他坚持按照标准测试流程来做，而我和加扎尼加急于追寻我们的圣杯。爱德华医生悄然取胜，完成了剩余的测试。我们对他表示感谢，他回答说：“是的，刚才的实验很有意思。我们应该再找20或30个大脑损伤区域不同的癫痫病人来做测试。”这种笨拙的双手行为就是阿克莱提斯所说的“诊断性运动障碍”（diagnostic dyspraxia）的一种表现，而后来我们将之称作“异手症”（intermanual conflict）。

我们意识到爱德华并没有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也不清楚比尔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病人以及我们为何会满脸笑意。我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借来一套韦氏积木（购买它们必须要有许可证），最终还入手了一套柯斯彩色方块。我们重新对比尔进行了测试，结果很明确，他的左右手存在与之前实验结果一致的能力差异，左手的表现很好，而右手的表现较差，这项测试坚持了至少两年。当我们把数据展示给斯佩里时，他依照一贯的作风，以温和却又充满怀疑的方式评论说：“好吧，我想你们两个小子已经把那个人训练得相当好了。”的确，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表现出了这样的差异。第二名病人就没有差异，左右手都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然而，一些病人确实表现出了同样的差异。

谢天谢地，20世纪60年代晚期，就在我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后不久，黑白的磁带摄像机问世了。有了它们的帮助，实验的视频记录成为可能，然而最初的摄像机加上录影设备显得又大又笨重。不过，在摄像机发明的早期，“胶片”的某种特性使得磁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处于下风。几年后，我搬家来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tony Brook），并用全部的起步资金购买了一台蟠龙新16型16毫米胶片照相机，它能在胶片上录制声音。无声电影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听到病人对问题及各种询问的回答。在好几年间，我把相机放在它那又大又豪华的铝制箱子里拖来拖去，带它去巴黎等等许多的地方，而且，每当我这么做时都觉得自己颇有男子汉气概。多年以后，因为保养和使用已经成为一种负担，这台相机逐渐被我打入了冷宫。一位极具天赋的达特茅斯学院本科生毕业了，准备去布鲁克林拍摄纪录片为生。我把它翻找出来并送给了他。它至今仍好好地活着，就在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

正如我之前所说，斯佩里准备全身心投入我们的研究。在让我崭露头角的那次讨论会上，我拼凑了一段长达15分钟的影片，展现病人的各种行为表现。首先，我给大家观看了病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从各个方面看来他们的行为都极其正常。接下来的几个片段描绘了病人身上的失连合效应，包括无法说出投影至左侧视野的视觉信息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紧接着我又播放了几段视频，证明病人的左手依旧能够利用左侧视野的信息，并在一堆物体中找到与示例相符的物体。视频的最后是病人W.J.接受上文提及的积木测试的片段。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影片吸引了全场的注意，足以让我的报告被掌声打断。人人都这样说：真是美好的一天。

要我来形容的话，第二天的情形与前一天完全不同。那天我过得很艰难。斯佩里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没过几分钟，拷问开始了。他质疑我们的每一项发现，就仿佛他从未密切关注过其中进展一般，尽管在每次测试完成之后我们都会花上数小时的时间进行讨论，而他本人也参与了多次讨论会。他一问就是好几个小时。我震惊了。直到一段时间后我才意识到，他这样做是正确的。那段15分钟长的影片让我们的研究变得生动起来，他也知道这一切将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他希望能百分之百地确认测试操作的正确性。早先他已经在我们身上投下了赌注，并提供了彻底而又坚定不移的支持。现在，他要认真核实我们的工作，确保其无懈可击。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至今日，我仍在学习他的工作方式。

加州理工学院的文化氛围正是这一切故事的永恒背景，而探寻精神又是加州理工学院文化的核心。譬如，理查德·费曼就很喜欢闯进研究生办公室问他们正在干什么。一天，我正在埋头苦干，突然门被打开了，费曼那双湛蓝的眼睛跃入了我的视线。他问道：“你在做什么？”当时我一心扑在灵长动物的测试实验上，这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为每只猴子制作训练设备的费用越来越高，整个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也相当艰难。而且还有猴B病毒（monkey virus B）的问题：人在被猴子咬伤后就可能会感染该病毒，而且足以致命。于是，当费曼向我提问时，我已经准备好了答案。

“嗯，”我说，“我正在试图制作一种可以植入猴子身体的设备，它能够发射无线电信号，用于识别猴子的身份。然后我们就能把所有的猴子关在一个大笼子里，并在笼子的一端安置一个测试平台，当猴子跳上平台玩游戏时，电脑就能识别它到底是哪一只动物，从而对反应数据进行分类整理。”我的回答大致如此。

费曼皱起眉头说：“我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给猴子吃不同的食物，这样每一只猴子的体重都略有不同。当猴子走上平台时，通过称量体重的方法来而探测它的身份，从而完成数据的追踪。不需要花哨的无线电发射器，也不需要植入手术。”他笑着眨了眨眼，随即起身离开。我瞠目结舌，不过很快恢复了工作状态。几分钟后，斯佩里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实验室。我向他讲述了刚才的故事，我们闲谈了一会儿，他就走了。

30分钟后，斯佩里回来了。他说：“行不通。”我迷惑地问道：“什么行不通？”“费曼的主意。”他回答道，“动物会作弊，因此不能保持合理的体重。它们还会抓住笼子上的栏杆荡去做任务。”当斯佩里离开实验室时，我再一次感到自己正在地球上最好的地方工作，充满了智者与竞争。

攻克裂脑猴单手捡葡萄的难题

现在让我来看任何一个研究中的测试任务，我都能在脑中构建出多项相关的大脑运作机制，这是因为，我已经从数以百计主题各异的后续研究中获取了充分的知识储备。然而，在早期，科学家们还没能研究清楚出其中任何一种机制。就像博根所指出的那样，与病人W.J.在积木实验中的表现不同，加利福尼亚的另外一组病人参与的研究并未显现出类似的明确结论。这是为什么？到底如何解释病人之间的个体能力差异？个体差异一直是深入研究机制的窗口，于是，我又开始工作了。

当时，在实验室里，人人都沉迷于感觉运动整合的问题，研究对象既包括猫和猴子，也包括人类。我们知道，左右分离后的大脑半球在控制对侧的胳膊和手时表现得最好。当时，一位名叫科尔温·特莱瓦森的博士后学生（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的）正在开展一系列非常聪明的实验，他在实验中证明，对于猴子来说，在测试任务中会用某一侧的胳膊或手做反应，就说明对侧大脑半球学会了相应的任务。相反，尽管同侧半球可获取与对侧半球对等的信息，它却没能学会。但是，若改用另一侧的手来做反应，刚才还处于无知状态的半球就能迅速启动学习过程。因此，两侧半球都能很好地控制对侧的胳膊或手。考虑到大脑的解剖结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理解的。

问题在于，一些裂脑病人的大脑半球能够控制同侧的手，这又是如何实现的？换句话说，左半球如何控制左手？病人W.J.的大脑半球在控制对侧胳膊和手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却无法控制同侧的胳膊和手。这个情况很是引人注目。许多裂脑人题材的小说描述了共存于一个头颅中的两个意识，这些故事都源于两个大脑半球和其对侧胳膊之间的紧密联系。病人W.J.的影片证实了这一基本发现，后来的研究者在对W.J.进行测试时也都很快注意到了同样的现象。但是，随着研究涉及的被试量不断增大，越来越多的病人表现出对同侧和对侧胳膊同等的控制力。不过，这些病人尽管在控制对侧胳膊时表现得很好，控制对侧手的运动时却似乎很难到位。这其中的机理到底是什么？

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像病人W.J那样只有左手特别擅长于摆积木。一些病人比另外一些病人更善于控制同侧手。在手术后，他们通常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学习控制同侧手，但大多数病人的学习效果都很不错。这就说明，一个具有某种特殊加工能力（表现为搭积木一类的任务）的大脑半球在学会控制同侧手后，就能操纵任意一侧的手来完成这一任务。如此一来，我们就没办法知道到底是哪边半球在控制手部的动作。这种双重加工机制导致对大脑左右半球专属能力的研究难上加难。

大多数病人最终习得了控制同侧胳膊的能力，这是一个很显著的现象。不光最初参与实验的加利福尼亚病人如此，后来测试的一批来自东海岸的病人也是这样。我们几个人花费了许多功夫才厘清了个中机制。大家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迈尔斯和斯佩里在猫身上进行了研究，特莱瓦森则对猴子进行了研究。每个人都各自捡起了拼图中不同的碎片。而我选择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一只仅用一侧大脑半球看世界的猴子，是如何用同侧手拾起一颗葡萄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能为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再强调一次，我们的拼图整体涉及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完成某种目标特定的行为时，对于左右半球分离的动物（有些时候，这些实验动物接受的裂脑手术比人类要彻底得多），为什么它们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两侧半球似乎是功能整合的？譬如，一只深度裂脑的恒河猴（两侧半球直至脑桥23均被分离），它的左半球如何控制同侧的左手？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我们之前已经做出了假设。根据这个所有人都对之深信不疑的假设，主动运动控制均由一个中枢控制中心负责，而该控制中心与特定的对侧外周肌肉群有直接联系。正因为有这一假设，我们之前观察到的现象都显得难以理解。我们被自己的错误想法给愚弄了，一旦我们将这些前提假设抛开，关于大脑的研究就开始显现出未曾预见的光景。大脑中存在一个“我”，或者说一个控制中心，这样的观念其实是一个假象。

我知道上面提到的观点令人很难消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弄明白问题所在的原因。大脑中并没有哪个区域存在着所谓的指挥者，也没有神秘的小人在发号施令。最终，一些研究揭示了真相：裂脑动物们采取了一种自我线索启动的策略。控制命令中心是不存在的。一侧的大脑半球能够读取另外一侧半球加工构建好的线索，从而产生了一种整合式的有效的行为表现。突然之间，我们对大脑各区域间如何进行协调合作的见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当于整个范式都改变了。

为了寻找这一策略，我们用高速摄影的方式，拍下了裂脑猴在蒙上一只眼睛的情况下伸手够取某个物体（如葡萄）的视频。这些动物的视交叉也已分离，也就是说，一只眼睛接收的信息只能传递给对侧大脑。因此，如果我们把猴子的一只眼睛遮上（为此我采取了各种方式，包括使用一种特制的隐形眼镜），那么就只有一侧的大脑半球能有视觉信息输入。接着，我们把葡萄放在棍子的一端递给猴子，并拍摄它们的两只手在拿取葡萄时的表现。当动物只有左侧半球能够接收到视觉信息时，受左半球控制的右手能够快速熟练地拿取葡萄，同时也很好地做出了符合拿取小块食物这一目的的手势（图2-4）。

图2-4　考察裂脑猴大脑功能的慢动作视频示意图

这段视频帮助我们确定，当只有一侧大脑半球能够看到它想拿取的目标物体时，裂脑猴是如何控制与之同侧的胳膊和手的。

当动物还是只有左侧半球具有视力但所使用的手变成了左手时，它们明显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在多个层级上都表现出线索启动。首先，猴子会把整个身体转向目标物体。能接收到视觉信息的左侧半球控制了大致的体态和朝向。猴子可以很轻松地将整个身体转向正确的方向，也就是指向葡萄所在的位置。于是，利用本体反馈机制，即通过肌腱和关节反馈身体运动和姿态信息，现在右侧大脑也能够大致掌握目标物体的位置，进而使得左侧胳膊能够大致伸向物体所在的方向。左侧大脑半球能够利用身体运动发出信号，告诉右侧大脑启动左侧胳膊的动作。随后，右侧大脑又从左胳膊的本体反馈中获得信息，并进一步指挥左手向正确的方向运动。简而言之，右侧大脑半球已经粗略地掌握了物体所在。接下来是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左手并没有做出抓取的准备，而是保持松弛状态，因为控制左手的大脑半球并不知道目标物体到底是什么。右侧半球不能看见目标，而左侧大脑又无法控制左手的手指，从而导致左手的手势看上去总是不大对头，并不适合抓取动作——直到临门一刻：手最终碰到了葡萄！这一刻，右半球的躯体感觉和运动系统被激活，开始投入工作。左手摆好正确的姿势，猛地抓起葡萄。整个过程看上去很像我们把手伸进一个黑漆漆的抽屉，试图拿出某样东西；一旦触碰到了目标，我们就知道该如何拿取。

因此，并非所有病人在积木图案测试中都表现出右侧半球的功能特异性，这一现象不仅可以理解，而且符合预期。除去胼胝体，W.J.大脑的其他区域也存在损伤，从而影响了同侧感觉运动系统及其反馈机制的正常运作。其他病人的神经系统更为健全，因此可以快速学会如何实现同侧控制的功能。几年后，我开始研究东海岸病例组，我们发现，在手术刚结束后不久，病人对同侧胳膊和手的控制能力很差，等到大脑半球学会如何相互提供线索之后，控制能力就相应提高了。

要想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地在同一个项目中埋头苦干是不可能的，然而，全身心不间断地投入生活却相对简单。人类裂脑研究让我忙碌不已，但这并不是我的全部工作。我还张罗起了其他研究项目，部分原因在于人类工作很快就要走向尾声，下一步我该做什么？

病人W.J.揭开了手术裂脑时代的帷幕，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并不是最有趣的病例。不久以后我们就发现他的右脑功能相当有限。尽管如此，最早的这些在W.J.身上完成的研究确实解决了关于失连合效应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证明了呈现给一侧半球的视觉信息不会传至另一侧半球。我们理清了更为复杂的躯体感觉系统，并找到了大脑对胳膊和手的控制能力的上下限。最后，我们还成功用实验表明，在积木图案测试这样的三维重建任务中，一侧大脑半球的表现优于另外一侧。正如我所说，我们以相当快的速度完成了以上所有的工作。

随着项目逐渐收尾，新的研究兴趣诞生了：我们希望能够探索不具语言功能的右半球的认知功能，看看它还能做什么。右半球到底有没有语言？它能解决问题吗？能学习简单的游戏吗？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不断推进着这些课题。

结果表明，W.J.的右半球只残存少量认知能力。它能完成所谓的简单样本匹配测试（simple match-to-sample test），但对于更为复杂的任务来说，右半球的成功率相当低，只能达到随机水平。因此，当我们为他的右半球快速呈现一个三角形，它能在一堆备选项中找到一张三角形图片。然而，当我们快速呈现“苹果”一类表现物体的词语时，右半球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匹配样本的简单能力说明W.J.的右半球可以独立工作，但它无法实现任何与语言有关的高级功能。后来，越来越多的病例参与了我们的实验，右半球的语言潜力这才显现出来。

情况就是如此。我们清楚W.J.的右半球认知能力有限。而且在接下来的两个病人——N.G.和L.B.加入之前，大家手头都有其他的项目。我们正处于整个项目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一方面依旧为这些科学发现兴奋雀跃，另一方面也在扪心自问：这样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随着更多的病例加入样本库，裂脑项目竟会产出如此丰富的成果。事实证明，新病例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改写了游戏规则，不过这都是后话了。从斯佩里的角度出发，尽管我们的发现很令人兴奋，但他并不打算抛弃自己在发育神经生物学领域耕耘多年的执着。正如博根指出的那样，难怪在实验刚开始时斯佩里的态度有些谨慎。

话说回来，你在闲暇时间都会做些什么？嗯，当年你可以很轻松地开展更多研究。钱不是问题。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课题当然也不缺——人类实验的成功激发了其中大部分点子。W.J.的实验结束后，我最先提出的问题之一即是：猴子在生活中构建的事件记忆是不是保留了双份，分别存于两侧大脑半球？对于W.J.来说，基于语言的记忆明显只存在于左脑。让猴子学习若干种视觉刺激分辨任务并对之实施裂脑手术，术后再对任意一侧半球进行相关知识的考察，猴子都能做出正常的反应，这是如何办到的？

再者，我该如何开展这些实验？斯佩里的实验室充满了个性独特的成员，但也是一个乐于合作的团体。为了帮我上路，特莱瓦森和斯佩里完成了手术。斯佩里实验室的技术员洛伊丝·伯德帮我学习如何训练猴子。车间的雷吉教我制作测试设备，尽管大部分的工作是由他完成的。而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最好的朋友，一位高年级研究生查尔斯·汉密尔顿则教会了我其他所有的知识。在他们的护航下，我开始了长达15年左右的灵长动物研究，其中涉及了多个项目，而这一切都是在我继续人类实验的同时完成的。

和动物在一起工作是一种耗费心力的情感体验，猴子尤其如此。它们进攻性强、脾气暴躁，但也并非总是这样。我们十分关心这些动物，手术后会一直陪伴它们直至恢复。我们的行为都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并不需要规范指导。但是，在很多实验室里，残忍已经成为研究需求的一部分。自那以后，科学界整体对待动物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实验室工作上。如今，动物实验由专业人士负责并且接受监控，甚至比部分人类诊所的监控还要严格。

关于双侧半球是否存有同一记忆的实验结果清晰明了。学习过视觉任务的猴子似乎只会保留一份记忆。而猫却会保留两份，每侧大脑半球各一份。病人W.J.的测试表明，左半球明显持有与语言即听到或是阅读有关的记忆，但并没有明显证据支持右半球同样存有此类记忆。然而我们知道，双侧半球都能识别物体，即便右半球无法说出物体的名字。某种层面上，猴子和人似乎是类似的，然而在另一种层面上，人类和猫又有相同之处。当然，随着新实验的展开，问题变得愈发复杂。

这么多年过去了，记忆在何处储存的谜团依旧存在，而且还相当顽固。在最开始的那项猴子实验当中，我们还发现保存记忆的大脑半球在猴子之间各有不同，有时是左半球，有时又是右半球。这说明，在人类大脑中也许也并不存在固定的脑区专门负责单侧记忆的储存。一些病人似乎具有双侧语言能力，尽管大多数病人并非如此。这些年来，随着人类裂脑病例的增加，人类的个体多样性也变得相当显著。而这一切的运作机制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1981年诺贝尔奖

后来我在工作中和罗杰·斯佩里发生过一些争执，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岁月流转，我决定继续在研究中采用裂脑范式，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科学家们经常改变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内容，而我没有做出改变的事实进一步激怒了他。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80年代中期，我们有过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邮件往来。尽管分享功劳并不是他的长处，但应当让公众知道的是，我对他只有最深的尊敬。1981年，他因为裂脑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也是实至名归。《科学》杂志邀请我为他写一篇赞文，我怀着热情完成了这项任务（见附录I）。比起偶尔收到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而又充满误导信息的信件，我更希望将这则声明作为表明我对斯佩里看法的公开记录。

第3章

寻找大脑的摩尔斯电码

你每生气1分钟，就失去了60秒的幸福。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观点发生了改变。约瑟夫·博根、罗杰·斯佩里和我发表的头两篇论文主要围绕病人W.J.展开。个案总是有趣的，却缺乏决定性。在更多的病例参与到我们的研究之中后，我们逐渐认清了一个事实：在W.J.身上发现的现象的确为人类裂脑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要说我们能够从这一研究中学到什么，它并未提供盖棺之论。最初的那幅简单直白的图景令人振奋但远非完整。其实，即便是在50年后，我们依旧未能完全理解损伤两侧大脑的主要神经连接会带来哪些神经与心理层面的后果。胼胝体手术一直存在，不过实施的次数并不多，而且随着其他手术方法的进步以及药物干预手段的改良而变得愈发稀少。

博根曾经说过，所有的科学进步都始于一个重大发现的问世，接着人们开始年复一年地往上堆积数据，用各种喧宾夺主的细节将之扼杀。以这个观点来看，新进病例的确让问题复杂化了。例如，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那样，他们很快表现出了一种特性，即一侧大脑半球可以控制双侧胳膊，但不能控制双侧的手。后来我们又发现，因为每侧半球都能控制双侧胳膊，当身体某一侧受到触碰时，人可以用任何一只手找到并指向被触碰的地方。看上去这一结果表明躯体任何一侧的触觉信息都能轻易抵达双侧半球，然而我们发觉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还注意到，有些时候，右半球显得极其聪明；甚至聪明得很有个性，因为它拥有一些独特的非言语技能。简而言之，裂脑人似乎具有一套高度交互且活跃的工作系统，远远超出之前的预期，尽管这些交互活动的控制者是两个完全独立、彼此分离的认知系统。我们真的是在测试一个独立的大脑半球本身的心理过程吗？还是被另一侧半球耍得团团转？渐渐地，我们意识到，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这一切故事发生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测试项目启动的几年之后。在洛杉矶，我们的研究不断地收入新的病例（最终来自全美上下多家手术治疗中心的病人均参与其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双侧大脑半球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来自东海岸的新病人进一步扩展了我们的基本理解。然而，这次进步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

眼见20世纪60年代中期逐渐到来，我明白终有一天自己必须离巢而去。这一想法让我很不安，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科学的天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索性无视现实，一头扎在工作里。我在帕萨迪纳的最后几年过得很充实，最近翻出了自己当年制作的影片，让我再次回想起那段岁月的丰富多彩。看着那些影片，以及较新的一则以我们的东海岸病人之一D.R.为主角的视频，我不由想起了当年在两组病人身上寻找大脑基本运作机制的美好回忆。

其中一个基本机制与情绪有关。情绪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渲染着我们的认知状态。位于胼胝体下方的更初级的皮层下区域深入参与了情绪的控制过程，而其中许多区域都具备两侧半球间的神经连接。一侧大脑半球能否探测对侧半球的情绪体验，又能否受其影响呢？

随着W.J.与第二例加州理工学院病人N.G.之间的差异逐渐显现，上述问题开始慢慢成形。在研究N.G.的同时，我们开始怀疑大脑半球意图相互监控。N.G.能用单侧半球控制任意一侧的胳膊。有一瞬间我们观察到，她的一侧半球会启动一个极为微小的头部动作，另一侧半球即可从中获得线索并完成我们之前交给它的任务。某种意义上，两侧半球是在作弊，就像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的两个孩子。一旦我们意识到事情的真相，所有的发现都变得合情合理了。想象一下，你和某人被枷锁紧紧地拴在一起，不过你俩仍旧是完全独立的人，仿佛一对技术高超的探戈舞者。其中一位舞者头部的轻微动作能为搭档提供线索，准确地提示后者该做什么以及动作的时机。当然，这种做法很符合逻辑。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这一机制意味着病人能够通过练习提升自我线索启动的能力。

无处不在的大脑线索

被手术分离的两侧半球之间微妙的信息交流在我们的认知测试中得到了完整而又清晰的体现。我们将之称为“交叉线索启动”（cross-cueing）。系统模块或独立系统相互提供线索，从而产生有目的的、整合的行为表现，这样的现象似乎随处可见。早先我们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的动物及人类裂脑工作都观测到了这一现象，而在随后的50年间，同样的机制在我们测试的病人身上亦是反复出现。

其中一个早期发现源自于我的一个实验，当时我正在研究一批只能通过左半球进行言语交流的病人，试图验证当有彩色光刺激投射至双侧视野时这些病人能否说出光的颜色。早先我们一直想知道基本的视觉信息能否从右半球转移至左半球，并由左半球对之进行描述，而未受损伤的皮层下通路或许就是信息传输的途径。

病人N.G.在一次这样的实验中展现出了我们最新发现的自我线索启动策略。测试过程如下：当彩色光线打入右侧视野、随机投射至具有言语功能的左半球时，病人毫不犹豫，立刻说出了正确的颜色。然而，当光线进入左侧视野、投射至右半球时，结果就不一样了，尽管刚开始时变化并不明显。如果我们向N.G.的右侧半球快速呈现一束绿光，她会说出“绿色”一词，答案确实是绿色，病人也没有说别的，于是我们准备开始下一个试次。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她是如何做到的，是因为光线的信息转移到了左半球，还是左半球在瞎猜，抑或是右半球真的在说话。

有时右半球看到了某种颜色，比如“红色”，但N.G.说出了错误的颜色，比如“绿色”，这样的试次很能说明问题。犯过几次彻头彻尾的错误之后，病人开始每次都能说出正确的颜色。她以某种方式习得了一个策略，从表面看来，就像即便是只有右半球能看到的东西，左半球也能说出它的名字。她会先说“绿……”，接着打住话头，改为“红色”，从而猜中正确答案。具体机制如下：左半球负责说话，而与之分离的右半球能听到它猜出的颜色，也就是“绿……”；接着右半球提供某种线索打断左半球的言语产生过程，比如点头或耸肩；狡猾的左半球通过前几次失败的试次已经学会了右半球信号的含义，于是它识别了线索，改口说出两个选项中的另外一个！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眨眼间完成的。

我希望能更深入地探索这种自我线索启动策略。某种意义上，线索启动的过程其实是在大脑之外完成的。病人学会的策略就像探戈舞：也就是说，由一侧躯体向另一侧躯体提供暗示，从而让两侧大脑半球实现信息互通。表面看来，两个分离的大脑像是由内部的连接和交流统一在一起，然而事实上真正将二者团结起来的却是外界的信号交流。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好奇另外一个问题：是否有线索启动过程是在大脑内部完成的？毕竟手术只分离了位于皮层的认知与感觉系统。大脑的皮层下通路依旧完好，可能保留有若干条允许两侧半球交换信息的渠道，即便此类通路相对复杂且不够直接。而且，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那样，我们想研究人类内心生活中更为捉摸不透的部分，譬如情绪。而猴子实验似乎能帮助我们理解情绪的奥秘。

于是，按照加州理工学院的行事风格，我们放手开干了。实验需要制作更多的特制测试装置，更多的动物被试，以及花费更多力气来磨炼我的手术技术。大家对待手术的态度非常严肃，为其认真制定了计划。我们都对自己展开了训练，第一步就是观看经验丰富的实验室成员做手术。我很幸运，因为技术高超的乔瓦尼·贝卢基（Giovanni Berlucchi）从意大利的比萨来实验室拜访，并让我参观了他的手术现场。斯佩里也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有一次我正在手术室，看着他操作手术中极为精密的一步，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术显微镜，轻声说道：“我似乎看不见前连合（anterior commissure）。”为了听清他的话，我弯腰向前，因此震动了手术台，对此他平静地说：“噢，在这儿呢。”斯佩里总是这么从容不迫。

为了开展实验，猴子从手术中恢复后会被戴上装有红蓝镜片各一片的护目镜。这些彩色镜片充当了滤光器，能使不同的视觉图像投影至不同的半球。我们想知道的是，如果一侧半球突然接收到一个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刺激——譬如一条蛇，另外一侧半球的工作状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一侧大脑半球正在参与一项与情绪无关的简单视觉学习任务时，受到情绪唤起的另一侧大脑半球是会成为主导，还是会通过皮层下通路影响对侧半球的任务表现？

答案很明确。动物在看到蛇的图案后会吓得向后一跳。接收到情绪刺激的大脑半球体验到了恐惧的情绪，从而向动物躯体的其他部分发出信号：大事不妙！这个信号是全身性的，而且相当明确，动物因此受到煽动，停止进行分辨任务并拒绝复工。我们又一次观察到了交叉线索启动效应。在本例中，动物似乎存在一套独立且独特的认知系统，该系统会被外界信息扰乱，而且当它处于扰乱状态时，还会阻碍其他认知系统的正常运作。不知不觉地，一个想法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心智”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认知系统，而是诸多认知系统的组合。在当时，这是一个全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想法。这对我们理解裂脑猴与裂脑病人的行为机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继续在动物和人类被试身上检验着各种不同的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和史蒂文·希利亚德合作开展了一项实验，此时距离我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已过去了数年。我们试图研究第三位加州理工学院病人L.B.的语言能力，就在这时，另外一种形式的交叉线索启动出现了。我们为病人设定了一套简单的测试：在病人的左侧或右侧视野中快速呈现一个数字（1～9），而他需要做的就是说出该数字的名称。按照正常的预期，病人说出投射至右侧视野的数字的速度更快。因此，如果数字“1”、“4”、“7”以随机顺序快速呈现，病人左侧具有言语功能的大脑半球就能做出正确的反应。结果的确如此。每个数字的反应时都大致相同。

然而，右半球似乎也能正确说出所有的数字，起初我们对此颇感惊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例能够实现半球间信息转移的病人吗？还是说，这位病人的右半球能说话？（这种可能一直存在，我们必须在每次实验中都对之进行验证。）抑或是另外一种可能：右半球再次通过某种方式为左半球提供了线索。

希利亚德将每次反应的反应时数据画成图表，L.B.使用的策略因此浮出了水面。如果是向左半球闪现数字，L.B.总能快速说出该数字，且每次反应花费的时间大致相同。然而，当向右半球呈现同样一列随机数字时，数字“1”的反应时比“2”快，“2”又比“3”快，“3”的反应时又比“4”快，如此等等，一直排至数字“9”。新的交叉线索启动策略出现了！首先，左侧具有言语功能的半球开始利用某种能够被右半球接受的躯体信号系统进行计数，例如轻微地点一下头。当点头的次数符合呈现给右半球的数字时，右半球会发出一个躯体的停止信号以供左半球察觉。到了这一步，左半球知道这一定是刚才闪现的数字，于是说出了它的名字，注意，说话的并不是右半球！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又进行了几轮测试，试图打败这个交叉线索启动系统。这回我们要求病人立刻做出反应。左半球依旧回答得又快又准，右半球的得分却降至随机水平。为了达成同一个目标，大脑竟会改变策略。

临床检测的威力：病人D.R.

我们在对神经疾病患者进行研究时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譬如，病人几乎总会非常努力地完成测试人员提供的任务。你或许以为他们会以某种方式完成任务，或是希望如此，即便他们的方法其实完全不同。寻找病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才是难题之所在。如果你真的成功揭示了其后隐藏的机制，结果常常令人惊异。最近我在整理那些长达数百小时的病人录像带时，发现了一个尤其生动的例子，病人试图用一只手模仿另外一只手的手势，而这一简单的动作也是线索启动机制的表现（视频3-1）。

视频3-1　病人D.R.完成手势任务

视频中的人物为病人D.R.。她是东海岸病例组中的病人之一，正根据指令用左手或右手比出不同的手势。多看几遍你就能发现她是如何利用自我线索启动策略来达成目标的了。

这位病人名为D.R.，来自达特茅斯学院病例组。D.R.还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兼会计师。她在南美待过一段时间，随后搬家来到了新英格兰。她逐渐成为科幻剧《星际迷航》（Star Trek）的铁杆迷。她录下了每一集剧集，而且还拥有一架相当昂贵的企业号飞船模型！手术后，她身上出现了所有标准的失连合现象。视觉和触觉信息都无法实现半球间的转移。她的左半球成了语言和言语的主导；右半球的认知功能水平较低，只能识别图片，但无法阅读。我们希望对她的运动控制能力进行检查。我让她保持睁眼状态，伸出双手并握拳，以此作为接下来每一个指令的初始姿势。接着，我让她用右手比出“搭车客”的手势。她很快就做到了。我再让她用左手做出同样的手势，她依旧快速完成了指令。我又让她用右手做一个“OK”的手势，再一次，她飞快地做到了。当我让她用左手重复这一动作时，她犹豫了片刻，最终成功了。

当神经病患者测试实验走到这一步，属于测试者的学习过程就开始了。你必须确保病人在努力完成你下达的任务时采取的方式与你预想的一样。在本例中，理所当然的是，我了解病人曾接受过裂脑手术。我们与N.G.的共事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分离的大脑半球控制同侧手的方式是极其多样的。当然，对侧手的控制从来不是问题，因为该过程需要的感觉和运动系统均位于同一个半球。同侧手的控制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N.G.的左半球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负责解读由我发出的口头指令，接着它把指令信息传递至右半球的运动系统，后者进一步控制了左手的反应，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毫无疑问，她那已被分离的右半球掌管着控制左手的运动系统。在一个左右分离的大脑中，呈现至一侧半球的信息是如何被对侧半球整合并利用的呢？

病人W.J.的大脑半球明显不具备控制同侧胳膊与手的能力，但在控制对侧胳膊与手时并无大碍。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情况。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许多裂脑人题材的小说讲述的是共存于一个头颅中的两个意识，这一创意正是源于W.J.的表现。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人加入研究，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显现出了对同侧和异侧胳膊的良好控制能力。但尽管这些病人能够较好地控制同侧胳膊，他们对同侧手的控制能力却似乎不尽如人意。问题又一次出现了：这一切现象背后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机理？

回到病人D.R.：视频中，她正在用双手比划出各种手势，像是回应了我的口头指令。我知道D.R.接受过裂脑手术，而且主导语言功能的大脑半球与右半球的运动控制系统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我迫切地想知道，既然她的左右大脑半球彼此分离，她又是如何轻松地控制左手完成任务的。我该怎么做？根据之前的知识储备，我对测试流程做了一个微小的改动，问题的答案随之浮出水面。

我并没有让D.R.先用右手比划“搭车客”手势，而是改成先用左手。她无法做到。在她失败后，我接着让她用右手比出同一个姿势，这回她很快就成功了。“OK”的结果也一样：她就是没办法在先出左手的情况下完成手势。这是为什么呢？

很明显，事情的原委即是由左半球控制的右手在先做动作的同时为右脑提供了一个示范图像，使得后者能够看到并效仿。如果存在能被效仿的对象，右脑就能依葫芦画瓢，轻松地完成任务。本质上说，病人通过视觉交叉线索启动的方法将来自一侧半球的信息传至大脑的另一侧，从而战胜了双侧半球分离的缺陷。如果这一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如果我们让病人闭上眼睛做任务情况又会如何？利用临床检测，我们轻松实现了相应的实验。测试继续。

我请病人闭上眼睛、用右手比出“搭车客”的手势，她再一次飞快地完成了任务。接着，我让她保持闭眼、并用左手比出同样的动作。结果是惊人的：她失败了。病人的右脑无法理解口头指令，而且在闭眼时左半球无法通过可效仿的示范手势为右脑提供线索。于是，左手待在原处纹丝不动。

这个简单的临床检测揭示了许多问题，不仅包括手术产生的神奇的失连合效应，也包括目标导向行为（goal-directed behavior）的一项基本事实。我们都渴望达成那些单一的目标，而且在一些特定情境下，我们的行为也确实符合期望。大脑是高度模块化的，具有多个决策中枢，而这样的大脑却以某种方式产生了单一的行为输出。对病人而言，正常的神经通路受到扰乱，但依旧可以通过其他可用的机制与策略来达成目标。本例中，有两件事是清楚的：与左半球分离的右半球无法遵从口头指令，而它又是控制左手的主要半球。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我们已知存在同侧皮质脊髓通路（一小群神经元并没有交叉至对侧半球），而左半球或许是通过此通路控制了同侧的左手。不过我们已经证明这一解释是不正确的，因为在闭眼或要求左手先于右手反应时，病人都无法用左手完成关于手势的口头指令。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明显，右半球只有在能够看到并模仿目标动作的示范时才能执行指令。整个大脑系统通过各个独立模块进行自我线索启动，最终达成了目标。线索启动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目标导向行为中的机制。

新病例，新发现

在加州理工学院和几年后加入的达特茅斯学院，关于基础感觉运动控制的研究项目一派欣欣向荣。与此同时，我逐渐对另外一个点子产生了兴趣，即我们能利用裂脑病人向世人展现一个独立的不会说话的半球在思考、感知、理解、计划等各种认知过程中所具备的能力。之前的实验证明，尽管W.J.擅长积木图案测试等视觉运动任务，他的右脑却鲜有建树。向左脑闪现图片或单词时他能正常轻松地做出反应。但将同样的信息快速呈现给右半球时，他的反应极为有限。这一切就像拔牙一般艰难。每周开着我那辆老旧的斯蒂庞克去唐尼市逐渐成为一项枯燥乏味的差事。有时我去那儿只是为了报销3.67美元的汽油费，这点油能应付我在这个星期剩下的时间里开车的消耗。

直到开始与病人N.G.合作后，我们才终于甩开了在W.J.那儿深入开展的各种基础感觉运动整合任务，迈出了新的一步。N.G.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年轻女性，她的丈夫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与W.J.一样，N.G.曾因无法控制的癫痫接受过博根和其神经外科导师菲利普·沃格尔的治疗。她欣然同意参与测试，而且就像大多数病人那样，这些测试成了她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我们对病人倾注了大量的关注，并为他们付出的时间提供了相应的报酬。我们与病人建立了长久的关系并持续至今。就在去年春天，N.G.的丈夫的一位亲戚在失去联系约45年后给我打来电话，只是为了道一声问候。

在N.G.之后，12岁的小男孩L.B.紧随而至，他也是一位备受喜爱的病人，参与了大量研究。他同样为了控制严重的癫痫发作而接受了手术。事实证明，L.B.是一个值得瞩目的病例。多年后，依旧是事出突然，他给我寄来了一份当时尚未发表的手稿，其中描写了自己作为一名病人及实验被试的个人体验。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作者、具有惊人感性的格雷厄姆·贝里（Graham Berry）帮助L.B.完成了这部表述其个人观点的著作。

这两例新的手术病例切实地为整个项目注入了能量。他们很快验证了W.J.身上出现的基本的失连合效应，与此同时还刷新了我们对右半球功能的认识。他们的右半球愉快而又充满活力地响应了我们的测试，尽管右半球已与左半球分离，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沉默不语的状态，而左半球对它正在加工的内容一无所知。

我在这一时期频繁使用我的宝来克斯相机。测试N.G.时，我会把相机固定在三脚架上并保持一个特定的俯视角度，这样人们不光能够看到病人的脸，也能看到被放置在视野之外的物体，作为测试的一部分，病人有时需要触摸这些物体。如此一来，我能够方便地将实际测试情况及偶尔出现的惊人结果用视频展现出来。首先，病人能够正确说出右手持有的物体，但对左手中的物体无能为力。其次，对左半球快速呈现物体图片能让对侧的右手找到与之匹配的物体，而同侧的左手则无法找到。第三项结果真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向理应不具备语言功能的右半球快速呈现图片甚至单词时，左手会受到驱动，拿取位于视野外的正确物体（视频3-2）。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现象，直至今日仍旧如此。我们眼前是首个切实的证据，证明右半球能够在左半球不知情的状态下实现认知功能及复杂行为。

视频3-2　病人N.G.完成匹配测试

我们向病人N.G.的大脑右半球单独呈现词语或图片。她能用左手找出正确的物体，但无法说出图片中物体的名字。

经过在N.G.和L.B.身上展开的多年研究，斯佩里和我总结认为，右半球拥有很大的词汇量。它能对印刷出来的文字及各种类型的线条画做出正确的反应。右脑甚至还会一些简单的拼写，偶尔还能书写单词，不过这些情况较为少见。我们继续推进实验，希望在右脑中寻找某种独立的高级思维，从而尝试了一些需要简单计算能力的测试。病人有时可做对简单的加法，但对减法无能为力。

我们一直致力于寻找那些能够在分离的两侧半球之间转移的大脑功能。完成猴子的情绪性刺激实验之后，我想看看人类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反应。很明显，非情绪性刺激并不会向对侧半球提供线索，那么，潜在的情绪性刺激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呢？为了完成这项测试，我需要去一趟报刊亭的里屋，那里放着一些有伤风化的杂志，依照当年的习惯，一块白色硬纸板被用来遮挡这些杂志的封面。我必须买来杂志，剪下插图，把它们拍成照片，最后放进一个幻灯片轮播机，如此一来，这些图片就会作为一个图片系列的一部分突然呈现在被试的左侧视野里，而系列中的其他图片都是一些普通的物体，比如勺子和咖啡杯。我很为这个实验感到紧张。毫无疑问，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壮年，然而，我也是一名天主教徒，你们懂的……

不知怎的，我最终还是抵御住了图片制作过程带来的罪恶感并运行了测试，第一名被试是N.G.（视频3-3）。我把相机组装妥当，用以抓拍她可能出现的任何面部表情，不过，因为当年还是无声电影时代，我没有录音。幸运的是影像很清晰，人们能够从中看到她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反应。

视频3-3　情绪状态能够迅速传遍整个大脑

本视频中，我们向病人N.G.的右半球呈现了一系列具有挑逗性的裸体图片。她的左半球无法说出这些图片内容到底是什么，但能意识到眼前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

加扎尼加：视线聚焦在注视点。

N.G.：好的。

一张勺子的图片闪现在左侧视野，其内容只能传至右半球。

加扎尼加：你看到了什么？

N.G.：什么都没有。

她面无表情。

加扎尼加：好的，聚焦在注视点。

这一回呈现给右半球的是一张裸女图片。

加扎尼加：你看到了什么？

N.G.：什么都没看见。

……但是紧接着，她开始努力与脸上的笑容做斗争，最后还是放弃了挣扎，放声笑了出来。

加扎尼加：你为什么笑？

N.G.：哦，我不知道。你的机器很有趣。

这个结果令我很是兴奋，然而直到多年后我才完全理解了其中的深意。当时的我只是迫切希望在W.J.身上验证这一发现。几天后，我把所有的测试器材装进我的斯蒂庞克，开车去了唐尼市。我先给W.J.这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的右半球快速呈现了几张中性图片，接着是裸体图片。和之前一样，我向他问道：“你看见什么了？”他顶着一张我见过的最面无表情的脸回答说：“什么都没有。”我感到失望透顶。也许N.G.的那次测试只是一次偶然事件。

当然，为了测试的完整性，我又对W.J.左侧具备言语功能的半球直接进行了测试。令我惊讶的是，W.J.不带任何表情地回答道：“一个画报女郎？”我说：“是的。”正当我摆弄器材时，W.J.语气平淡地补充说：“你们加州理工学院的女学生都是这样的？”原来如此。他的两侧半球都不觉得裸体图片有多吸引人。莱纳斯·鲍林说得对：永远别做任何假设。

离巢

在加州理工学院奥尔斯实验室走廊中的电话机上，我接到了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心理系主任霍华德·肯德勒（Howard Kendler）的电话。斯佩里的实验室不允许在个人办公室内使用电话，这个规定或许很有道理，但依照电话的德性，有时你还是不得不拿起听筒然后跑去找人。电话铃响是一种负面信号：你一接起它就不可避免地打断了手头的工作。电话真是一个讨厌的东西。

虽然如此，这回电话找的人是我。我拾起听筒，霍华德说道：“我们愿意接受你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做助理教授，工资很不错，9个月，每月9 500美元。”9个月的工资说明你必须通过寻找拨款、资助等方式自行解决剩下3个月的薪水。听着他的话，我就像身处车祸前的一刹那，脑海中走马灯般闪现过一系列重要事件。首先，不管我愿不愿意，是时候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了。我在那里待了5年，已有新学生陆续进入实验室接手研究工作。其次，我已经同意了一份博士后职位，地点是比萨，在那里我可以和挚友乔瓦尼·贝卢基共事。再次，我回国后依旧需要一份工作。最后，如果选择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我可以待在一个离加州理工学院不到160公里的地方，离病人也很近，这样我就能继续之前的研究。于是乎，我听见自己回答说：“我接受！”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然，决定也伴随着伤感与失落。我已经成长为了一名加州理工人，而且不光是在科研圈，就连在包括政治活动在内的社交圈也是如此。我与小威廉·巴克利的友情日益深厚，1964年，他邀请我去旧金山，以他助手的身份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伟大的美国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也在那里为《国家评论》杂志撰写关于代表大会的文章，他在年轻时还是一个激情似火的左翼青年，后来转为了保守派。巴克利把陪同照看的任务交给了我。多斯帕索斯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年逾七十，却比6个年轻人加起来还更有活力。我勉强才能跟上他的脚步。那是一段极其美好的经历，而宣告其尾声的是最后一个晚上的工作——在打字机上打出他的文章。这花费了我整个晚上的时间。第二天下午，我和刚同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结束辩论的巴克利见面，他平静地对我说：“迈克尔，看来打字不是你的强项。”好吧，的确不是。

在加州理工学院，我还参与了其他一些政治活动，包括1965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最后一次来访。当晚，他在帕萨迪纳老城区极具历史意义的友谊浸信会教堂发表演讲。我挤进教堂的后排聆听他的布道，而这最终成了我生命中最触动心灵的经历之一。不仅如此。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在1964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则是在1963年。与这些活力四射、充满斗志的公众名人会面能够帮助你形成成熟的社会观。鲍德温尤其令人感动。我有幸在帕萨迪纳的一位赞助人家中烟雾缭绕的书房里和他聊了一晚。他说为了让身为非裔美国人与同性恋的自己感受到更多自由，他在多年前搬家去了巴黎。当问起他为何回到美国时，他简单地声明，尽管巴黎有许多优势，但他在骨子里到底还是个美国人。（世界很小，几年后，鲍德温和巴克利在英国剑桥联盟辩论协会展开了一场广受关注的辩论。鲍德温赢得了胜利。）

现在，是时候离开加州理工学院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走向属于我自己的学术职位了。在安顿于教职之前，我先去了一趟意大利，和贝卢基一起接受训练。当时我们有一个点子，而且因为它太过单纯，现在想起来都能把我俩逗笑。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胼胝体健全的人能够说出任何一侧视野中的物体与单词。而言语功能只存在于左脑。也就是说，一个刺激在左侧视野闪现后进入右半球，而该信息必须通过某种方式、经由胼胝体传递至左半球后才能够被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如果在胼胝体中进行记录，我们就能破解大脑的密码了！就好像是大脑的摩尔斯电码，或是其他类似的编码机制。

去意大利的理由有很多，而科研只是其中一个。我时常觉得，人们应该索性把意大利变成一个国家公园，这样全球人都能去那里尽情享受。意大利风景绝美，底蕴深邃，充满了历史、艺术与乐趣；有美味佳肴，有疯狂的故事，既摄人心魂而放荡不羁，又能令人捧腹。45年前，我即将从首次比萨之旅中领悟这一切的魅力。

我开着一辆小小的大众甲壳虫汽车，载着妻子及两岁大的女儿马林从巴黎出发，在深夜两点抵达比萨。我沿着高速公路风驰电掣，当时四下一片漆黑，风雨大作。我们的境况看上去相当惨淡，而且很快会变得更加惨淡：我从后视镜中看到了警车闪烁的红灯，提示我靠边停车。警官来到车边时，我心头一沉。我不会说意大利语；他也不会说英语。一番严厉的客套后，他让我出示驾照和护照24。这些证件都没能改变他脸上严肃的表情。接着，他向我问了一些问题，我努力猜出了他想问我们来意大利做什么。我想我之所以能猜出来，是因为我在他的话中听到了游客一词。幸运的是，我带着一封著名意大利神经生理学家朱塞佩·莫鲁齐（Giuseppe Moruzzi）的信，他是比萨生理学研究所的主管。我把信翻找出来递给那位警官。他轻蔑地接过信并用手电筒照亮。当着我的面，他一面读着，一面转变成了一副谦恭有礼的公仆形象。“对不起，教授……”尽管我还只是一名学术圈小卒，但我想没有任何必要去纠正他的称呼。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就已经重新上路了，没有任何问题，也无需任何证明。我或许本应找一名陪同人员——如果我知道怎么提出这个要求的话。警察居然会尊重教授？太神奇了！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爱上了意大利，这个我的祖辈曾经生活过的故乡。

搬进安排给我们租住的这间漂亮的公寓后，就该去研究所工作了，那里离我们的公寓只有几个街区，是一幢美丽的建筑。主楼里没有足够的空间供我建立实验室，于是贝卢基为我俩找了花园里的一栋空闲小楼。就这样，万事俱备。我们有大致的想法，也有一间空房。是时候动工了。

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也是研究所的一员，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神经生理学家，后来发现了镜像神经元（这种神经元为人类所共有，能够追踪他人动作）。里佐拉蒂与贝卢基随后成为亲密好友（图3-1）。二人都是顶级的神经生理学家，即将尝试教会我该领域的种种门道。

图3-1　贾科莫·里佐拉蒂、乔瓦尼·贝卢基及我们的实验室

比萨生理学研究所为贾科莫·里佐拉蒂（左上）、乔瓦尼·贝卢基（左下）和我提供了实验用的空间，位于一个花园。贝卢基和里佐拉蒂都成了杰出的科学家，享誉意大利与全世界。

Courtesy of Giovanni Berlucchi.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物学，也是一项耗时费力、要求严苛的技能。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需准备好实验的装置。笼统地说，我们需要一个工作台、录像设备、一台投影仪、一个屏幕以及一群猫。贝卢基决定，我们需要某种半圆顶状的特殊屏幕，这样在猫向前看时屏幕上的每一个点都与它的眼睛距离相等。镇上有位金属焊工，他会做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敢向你保证，他绝对没有做过一个弯曲金属制成的、用来给猫盯着看的半圆顶。不过在贝卢基向他讲解订制要求时，他看上去干劲十足，尽管心存一丝怀疑，最终还是成功地做出了一个半圆顶。成品被放在小拖车里送上了门，拉拖车的是意大利随处可见的摩托卡车。卡车逐渐靠近时，大家都笑了。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半圆顶太大，没法从门运进实验室。

贝卢基泰然自若地发表声明：“没问题。”他下令将圆顶切成两半，这样一来，等两半部件都被运进屋后，我们又能把它们重新拴回一起。任务完成。与此同时，实验室的动物技术员帕斯夸莱为我们找来了一些猫。当年的行事方法真不一样！至少从30年前起，实验动物就必须从受严格监管的生物医药动物供应商那里获得，但那时可不是这样。猫是从小巷子里抓来的！帕斯夸莱的工作就是维持实验室充足的猫源。这些可不是喜欢趴在人们腿上的宠物猫，而是野性十足、性格恶劣的街头流浪猫。即便已被抓住并关进笼子，要想麻醉它们依旧是一项挑战。

所有的必要道具眼见就要集齐，这时，罗杰·斯佩里从加州理工学院前来拜访。他当时途经意大利，在比萨小作停留，与我们待在一起。正如之前所说，我们获得了一间带客房的公寓，唯一的缺陷在于，客房卫生间的马桶冲水时间太长。反客为主的斯佩里拿着所需工具爬上屋顶，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他是想确保我们能在新家安顿下来。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终于，实验室迎来了重要的一天。贝卢基和里佐拉蒂完善了核心的手术流程，一些人将之称作“大脑分离术”（encéphale isolé），这可是一项不小的功绩。该手术方法能够让动物在清醒条件下接受测试，且无需承受痛苦，测试时动物盯着半球形屏幕，其上投影有各种视觉刺激。与此同时，我们将一根电极插入动物的胼胝体，用以窃听半球之间经由胼胝体传递的神经信号。

伴着大家热切的期望，里佐拉蒂缓慢地向胼胝体插入电极。按照神经生理学的常用方法，记录系统连着一个扬声器，从而可以听到神经元放电时的“咔嗒”声。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开始收听大脑的摩尔斯电码。

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电极插入了胼胝体。但我们并没有听到预期中的咔哒声，相反，扬声器里传来了林戈·斯塔尔25的歌声，清晰得令人难以忍受：“我们都住在黄色潜水艇，黄色潜水艇，黄色潜水艇。”原本紧盯着猫的里佐拉蒂抬起了头，平静地说道：“这就是我所说的高阶信息。”由于形成了某种接地电回路，我们接收到了当地一家电台的信号。大家都笑了起来，尽管心里清楚，眼下这个大脑电码项目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最终我们的确完成了一项不错的研究，展现了胼胝体内单神经元对传向任意一侧半球的视觉信号的编码机制。在接下来一年的后续实验中，贝卢基和里佐拉蒂完整揭示了胼胝体将我们实际看到的两个视觉世界合二为一的过程。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卫·休伯尔（David Hubel）曾经对实验进行过描述，并称其为他所知道的体现神经精细特异性的最佳典范之一：

他们沿中线切断视交叉后，在右侧17区内、临近与18区26交界处的位置进行记录，寻找能被双眼信号驱动的神经元细胞。显然，对于右侧视觉皮层当中任意一个双眼细胞而言，来自右眼的信息直接（经由膝状体）传入，而来自左眼的信息则须从左半球经由胼胝体传入。双眼感受野横跨中线，左侧感受野对右眼响应，而右侧感受野对左眼响应……

这一结果清楚地表明，胼胝体的功能之一即为连接细胞，使整体的感受野能够横跨中线，从而将两半视觉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渴望自己的实验室

在比萨待过几个月后，我发觉自己并不适合神经生理学。与所有的研究一样，神经生理学实验非常耗时，与此同时，它也需要强大的耐心，而这并非我的强项。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回国开启属于自己的学术生涯。我很想念测试病人的感觉，还有一大把希望着手的后续实验，而且，圣巴巴拉似乎离比萨无比遥远：我开始感到孤单，觉得自己脱离了圈子。我写信给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心理学系主任肯德勒，向他询问自己是否能提前回去，在1月份就开始工作，而不是原先说好的7月。他最终以某种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的朋友贝卢基也做好安排，将我在比萨的博士后期限缩短成了6个月。总体而言，我的这段事迹并不光彩，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1967年，新的工作、新的学术地位以及新的使命感——这一切新事物带来的兴奋为我对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最初印象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校园风景秀丽，心理系亦是人才济济，其中就包括戴维·普雷马克。院系里大多数实验室都从事着经典的实验心理学，这于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是如此热情高涨，以至于跑去询问斯佩里是否考虑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工作。事实证明我的这种表现其实非常常见。斯佩里真的前来拜访了一番，我想他甚至还和校长见了面，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我所愿。

与之相反，如愿而至的是我的第一笔科研基金，我在动身去比萨之前提交了相关的申请。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最后一年里写下申请书，并得以请斯佩里及其他实验室成员帮我进行了检查。大家都说写得不错并祝我好运。在20世纪60年代，基金还是比较好拿的，而我的好运也在一直延续。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斯佩里正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负责审阅该基金的学术小组主管。我可以肯定他不得不退出我的申请书的评估，但委员会里能有一个熟知课题的人总没坏处，即便此人必须置身事外。来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后，我很快就建立起了我的猴子实验室，并重新开始对病人开展测试。

测试两侧大脑分离的病人使得独立半球的研究变得相对简单，而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未能享受这份奢侈。实验心理学家测量人们在完成某项任务时花费的时间以及犯错的次数。通过这些观察，他们建立了描述此类现象机制的模型，证明我们的行为背后确有心智活动的指引。他们也的确精通此道。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我的身边全是这样的专家。

早期关于裂脑病人的研究工作帮助建立了许多问题的理论框架，其中一个问题即为：在功能完好的正常大脑中，信息是如何实现整合的。当我们向外张望、看到某个场景时，我们获得的视觉信息被分为两半分别进入了不同的大脑半球。然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看到的场景似乎都是统一的，并不会在中间出现接缝，也不会在欣赏两侧风景时遇见断层。这是如何做到的？也许其实并非毫无缝隙；也许的确存在探测时间的差异，只不过被某种机制掩盖了。我们利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为这一问题做出了早期的贡献。

实验室请来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本科生，而我的新研究生罗伯特·菲尔比（Robert Filbey）开始对他们进行测试。菲尔比戴着约翰·列侬同款眼镜，留着长长的卷发，具备一个美好的灵魂与自由的精神。他在波莫纳学院的室友拉里·斯旺森（Larry Swanson）后来成为一位世界顶尖的神经解剖学家，具有极其出众的想象力。与之相反，在这次实验之后，菲尔比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念研究生，于是退学去了加利福尼亚的加伯维尔，并在那里成为一名艺术家。这些年来，我的好几本书都在他的画作装点下生色，而他的智慧亦是永无边境。不过，回到当年，他还是一名在实验室勤奋工作的学生。

实验室的屏幕配备了声控中继器以及一个简单的手动电子键盘，而志愿者们的任务是将视线聚焦于屏幕上的一点。在第一组测试中，屏幕在警报蜂鸣器响过后闪现出一个点，可能在注视点的左侧，也可能在右侧。我们告诉一半的被试在点出现时说“是”，在屏幕保持空白、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呈现时说“否”。而另外一半被试被告知做相反的事情：屏幕保持空白（无刺激呈现）时说“是”，点出现时说“否”。结果非常有趣。

与点出现在右侧视野的试次相比，当点出现在左侧视野的试次或是空白试次时，来自左半球的口头反应会慢上30毫秒。由这一结果看来，似乎当点最初投射至具有言语功能的左半球时，整体的反应速度会快很多。但是当左侧视野出现空白试次时反应变慢，因为“无刺激呈现”的结论必须由具备言语功能的左半球推测得出，而左半球必须等待右半球的汇报，这一过程需要消耗一些时间。

然而，我们依旧无法对多出的反应时（30毫秒）做出解释。根据生理学研究，神经横跨胼胝体传导信号的过程只需0.5毫秒。为什么我们测量到的行为数据会这么慢？如果的确是这么慢，我们又为何不能以某种方式亲身体验出这一差距？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尝试。这一回，我们并没有让本科生们对着闪现的点或空白屏幕说“是”或“否”，而是指导他们用右手推一个操作杆，向一边推相当于“是”，向另一边推则相当于“否”。这样一个实验操作的改变或许能说明，其实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侧半球到另一侧半球的信息传输时间问题，相反，实验的结果可能对应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对任务做反应时右半球的速度比左半球慢，即便该任务非常简单。

好吧，本科生们为实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直至今日，这一结果依旧令研究者困惑不已。当负责反应的是右手时，被试手动反应的速度是一致的，不管“点”出现在哪一侧视野。这说明双侧大脑半球对运动反应的加工速度相同。不过，令人吃惊的是，手对“空白”试次的反应要多花400毫秒。无论下决定的是哪一个脑区，双侧半球报告“空白”试次时花费的时间更长。也许对大脑而言，判断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比判断有某事发生需要更多的时间。也许我们压根没有找到问题的核心。这样的事情在科学界确有发生，而且占据了绝大多数情况。

令人高兴的是，另有研究者对该问题展开了研究，而且取得了切实的进展。事实上，负责此事的正是贝卢基领导的一整个意大利科研团队。我们继续探索两半大脑如何协调各自的活动与功能。尽管从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专门针对裂脑病人的课题，但其实它讨论的是大脑研究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大脑各部分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就像后来的一位喜剧演员亨尼·扬曼（HennyYoungman）说的那样：“时机就是一切。”在大脑当中，各部件之间的距离往往只有几个微米或是几个厘米。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每一个部件都需要在局部完成信息加工，随后要么将信息送至别的脑区，或是以某种方式实现区域间的信息协调。研究该过程在半球之间如何实现，则使得研究者有了一丝喘息的空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加工位点之间的物理距离非常遥远。

戴维·普雷马克与他的40年之问

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我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外加更多绵长的友谊。我的毕生密友之一是戴维·普雷马克（图3-2），这段友谊的开端正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很难想象还有哪位在世的心理学家会比他更具影响力。当我们思考自己的起源、历史以及身为人类的独特性时，普雷马克就是最好的向导，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自身的本来面目。正如杰出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利兹·史培基（Liz Spelke）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噢，戴夫27率先发现了一切。”

图3-2　戴维·普雷马克和他的一位朋友

戴维·普雷马克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型天才。通过他的动物实验，普雷马克改变了我们对心智的看法。

Courtesy of Ann Premack.

在投身关于黑猩猩认知及“可能的”语言能力的先驱研究之前，普雷马克对动机的本质问题贡献了重要的见解。行为主义发展出一套理论，认为动物的动机来源于外在的偶然事件，但没有考虑动物也有内在心理状态与偏好的可能。而普雷马克越过那些显而易见的表象直击深处，颠覆了人们关于强化（reinforcement）机制的理解。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揭示了动物行为动机背后的原理。

他用以检验这些原理的方法即是训练黑猩猩完成认知任务，尤其是一只名叫“萨拉”的黑猩猩。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多年来萨拉一直住在我办公室外的走廊的另一边。我不怎么喜欢黑猩猩。我一直觉得它们太具有侵略性，而且相当野蛮，说实话，当遇见萨拉和她的训练师玛丽或普雷马克向我这边靠近时，我会立马换个方向、掉头就走。

话虽如此，萨拉到底不是一只普通的黑猩猩。她特别聪明，富有魅力，而且还生性易变。普雷马克利用更加难以预测的行事风格以及萨拉见过的所有人类中最聪明的头脑完美地征服了她。对于萨拉来说，普雷马克就是一个总能在她的地盘把她打败的智人（Homo sapiens）。普雷马克和她建立起了社会关系，并利用这一关系来探索萨拉脑中的所思所想。此时，他开始寻找这一现存生物中与我们亲缘最近的物种的智力极限，并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人类所独有的特性。

宾夕法尼亚大学注意到了普雷马克的工作。在我意识到这件事之前，普雷马克和妻子安就已带着萨拉坐上了开往宾夕法尼亚州哈尼布鲁克的飞机。为了他的研究，学校特意在阿米什的乡村建造了一个黑猩猩养护基地。就是在那里，在萨拉和一小群年轻黑猩猩的帮助下，普雷马克孕育了20世纪心理学主要学说之一的“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简称TOM）。该理论反映了个体对信念与愿望等心理状态的理解能力，不仅包括自身的心理状态（如“我认为猫都是狡猾的生物”），也包括他人的心理状态（如“他想养只狗”）。我们或许能够推测黑猩猩和狗的信念与愿望（如“我觉得菲多想玩球”），但黑猩猩和狗能否推想我们的信念与愿望？（比如，菲多有没有想过我已经受够了扔球呢？）黑猩猩又能否理解其他黑猩猩的想法？它是否知道，其他黑猩猩也有自己的思想、信念、愿望以及对自身身份的初步认识呢？就像所有的科学突破一样，真正造成影响的是问题本身的别出心裁。而这也是普雷马克的专长之一。普雷马克具有一种很少见的才能，他能将一个事物“彻底颠覆”。他提出的问题“动物能否建立关于人类（或其他生物）的理论”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打开了一扇通往大量动物、儿童及神经病学研究的大门。尽管在心理理论的动物研究中，关于黑猩猩、猩猩以及狗的心理能力的实验依旧存在不少争议，但有一个结论十分明显：它们并没有建立起多少心理理论，而且肯定无法与人类在这方面的建树相匹敌。因此，如果说这个问题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我对自己下一阶段工作的思考方式，也就毫不意外了。

与史蒂夫·艾伦一起野餐

与医学院或类似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机构相比，在大学里工作多出了一个维度，那就是你必须为本科生上课。有些人热爱教书的任务并精于此道；有些人则不大喜欢，而且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还有一些人觉得教书占据了太多科研时间。我属于最后一种人。没错，你能够通过教学加深自己对某一领域的了解，尤其是那些被你匆匆掠过的话题。但是，一旦专注于某一方向的研究之后，大多数话题也就沦落于此了。

获得助理教授的职位后，我立刻接到了教授《初级心理学（心理学导论）》的任务。课程一周三次，教室在学校里最大的讲堂——坎贝尔大厅，每次都有近千名学生出席。当听讲人数达到这样大的数目时，就需要一点群体控制及大众驱动的能力了。简而言之，我必须保持学生的兴趣和学习动力，并让他们能够尽兴。这样的事情每周重复三次，足以令人精疲力尽。与我认识的所有负责大班教学的人一样，我会寻找一些偷懒的方法——电影、客座讲师，或是别的花招。我想出了一个点子，请一位能完胜所有客座讲师的客座讲师，那就是我的新任至交——史蒂夫·艾伦。于是我给艾伦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能否来学校做一次演讲……不付薪水。他爽快地同意了。上课时间是早上8点，于是他在前一天晚上就开车过来，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过夜，次日一大清早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已经商量好由他来介绍创造性工作的过程。艾伦这人多才多艺，写歌就是其中一项。坐在我搬到讲堂的钢琴前，他讲述了自己最畅销的一首歌——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野餐》（Picnic）的幕后故事。当时他接到了制片人的电话，随后就以破纪录的速度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提出的观点其实相当于心理学家口中的关于创造力的“资源分配”（resource allocation）模型。他说，通常情况下，人们在请他写歌时不会提出任何限制。但是，在写《野餐》一曲时，制片人这样对他说：“我想让你为我们电影的主题曲填写歌词，主演是威廉·霍尔登和金·诺瓦克，他们会在野餐时跳舞。”正如艾伦所说，他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手头的任务，从而很快将其完成。与之相反，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确定歌曲的背景与主题会消耗大量的精力，等到真正开工时，人已经处于一种资源枯竭的状态了。因而后一种情况需要耗费更多的努力与时间。

艾伦的这次访问大获成功，与此同时，它也展现了教师与科研人员在日常中的复杂生活状态。好好备课需要时间。做好研究也需要时间。这两项工作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斯佩里曾经抱怨过此事，并经常说起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导师卡尔·拉什利说过的话：“不要教书。如果你不得不教书，就去教神经解剖学。这门课的内容永远不会变。”

当然，有一些同事具有惊人的言语记忆，而流利的口头表达能力也使得他们时刻滔滔不绝。对这种人来说，教书不过是小菜一碟，因为他们的一天就是一场大型饶舌演出，偶尔被叫作“课程”的时间分块打断而已。这对他们来说很简单，对别人来说就困难了。直至今日，我仍觉得教书是一种折磨。几年前，当我受到邀请为爱丁堡大学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 Series）筹备6场连续的演讲时，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它准备好。我当年是怎么做到一周三讲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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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科研生活，我接到了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打来的电话，希望能在一名裂脑病人身上测试一个视觉任务。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通电话成就了又一段终身的友谊，也在实验室里形成了一项新的传统。这位学生就是科林·布莱克莫尔（Colin Blakemore），现任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神经科学教授。他和另外一位学生有一个关于视觉中心线上的深度知觉的想法。在我的邀请下，他来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装置好实验设备，并对N.G.进行了测试。这便是科学进步的方式。一则讲述事物运作原理的故事开幕了，而随后许许多多的人做出贡献，一点一点地为之添砖加瓦。在这一回的故事中，米切尔（Mitchell）和布莱克莫尔证明，负责人类视野中心的深度视觉的信息分别位于两侧大脑半球，而皮层连接对这些信息的整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的观察结果拓展了我们于早年报道的病人W.J.的实验，同样也引起了视觉研究领域的极大关注。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在人类大脑内传输信息的神经通路、也就是离散神经纤维系统的重要性。

此次极具积极意义的经历开创了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那就是请外来的科学家参与我们实验室的工作。对于探索大脑机制的研究来说，裂脑病人是很有价值的资源。与救死扶伤的外科医学不同，我们通过努力理解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来为世人提供帮助。很明显我们无法想出所有的好点子。米切尔与布莱克莫尔的工作成了一项经典实验。协助好的科研工作是科学家的职责。

我继续研究单侧大脑半球对同侧手的控制过程，探寻其中更多的细节。我可以从人类实验中汲取理论设想并在猴子身上对特定机制进行检验，抑或是反之。在我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之时，已经有丰富的证据支持交叉线索启动是一种强大的机制。裂脑猴与人类病人的测试清楚表明，交叉线索启动策略能够克服去除两侧半球间主要神经交流通路带来的缺陷。如果把这一神经生物学过程比作某一类人的话，曾经有人（也就是我）这样描述他们：“如果你把他从前门丢出去，他会从窗子爬回来。”我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工作的那些年里，又有更多的猴子与病人实验验证了这一重要理论。无论是哪一条模块间交流通路遭到封锁，大脑几乎总能找到另外一套策略来达成目的。

生活是美好的。突然有一天，系里的资深领导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教授职位。“什么？”我惊叫道。他们回答说：“没错，我们为你提供终身教职以及副教授的职称，尽管你才入职两年。”他们告诉我，斯佩里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其他教员，譬如詹姆斯·邦纳，为我写好了推荐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也同意了系里的申请。心理系各路人马对我进行了积极的鼓动，我其实可以说是招架不住他们的热情，这才接受了这份工作。

有了终身教职，我就不得不扛起一部分行政工作。密歇根大学已故的杰出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曾经告诉我，他成功地在30年内没有参与任何行政工作。最终，出于某种感激心理，他担任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主管。“迈克尔，”他说，“真的很神奇，你眼睁睁地看着和你当了30年朋友的人变成了混蛋。”他说得一点儿不差，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情况也是一样。我的老朋友们会走进教授办公室，关上门，开始强迫我做这做那。从很多角度看来那都是一段令人捧腹的经历，经过多年时间的洗礼后尤其如此。

当然，事情也有好的一面，拿到终身教职后，你就能获得一些小钱，并将之用于合理的学术花销。我拿到了几项基金，将唐纳德·麦凯（DonaldM.MacKay）招募于门下，他是一位优秀的神经心理学家兼物理学家，正在学习心智及大脑问题。他的大本营是英国的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eele），本人在美国神经科学圈也颇有人气。他撰写了很多文章来描述一个理论，认为尽管大脑与钟表一样，也是一种机械结构，但前者——按照他的说法——却具有自由意志。为此他与斯佩里展开了一场接连不断的友好争论。

无论如何，我把他借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工作了几个月。我对他和他的妻子瓦莱丽无比欣赏。我们为他和家人在一个日照充沛的小山腰上租下了一栋房，还附带一个波光粼粼的泳池。我们两家人常在那里聚会烧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天，瓦莱丽发现我的大女儿马林沉在池底！谢天谢地，瓦莱丽看到了她，立马跳进池中救了她一命。事故总是在转瞬间发生，从那一天起，每当孩子们在身边时我都会变得格外警觉。

当你付出额外的努力，希望能让学术圈变得比当下更为有趣时，你会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值得。说服人们去思考其感兴趣的领域之外的问题是一场苦战，而且从未发生过改变。幸运的是，乐于此项事业的人们通常会彼此相遇。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在麦凯的系列讲座的吸引下，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年轻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来到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如今他已是一位闻名世界的伟大智者。丹尼特对自由意志问题的毕生求索无疑受到了那些演讲的启发。他开车赶来听讲座，结果，我俩也成了终身好友。所有这些故事埋下的种子都有其各自的影响，而且一切最终汇为一体。50年后，我在梵蒂冈进行了一次以自由意志为主题的演讲，着重介绍了麦凯、丹尼特和斯佩里的工作。

我精神大振，找来更多经费，引进了其他许多著名的神经科学家，譬如来自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e de Montreal）的布伦达·米尔纳（Brenda Milner），她是第一个研究H.M.的学者，而H.M.是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最有名的记忆障碍病人；以及极富个人魅力的汉斯-卢卡斯·托伊贝尔（Hans-Lukas Teuber），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大脑研究领袖及脑与认知科学系的创建者。

琳达和我离开了我们在克利福德·摩根的帮助下购买的地区住宅28，搬进了密森河湾的一栋崭新的红木屋。这栋房子在我们买下时尚未完工，但看上去非常漂亮，我们自己完成了剩下的修建工程，并召集家人朋友帮忙设计和搭建。完工后的房子就像一栋树屋，屋顶是拱形的，崭新的红木板材、砖头、岩石和玻璃构成了周围的墙体。在这里开派对再完美不过，我们也确实主持了很多派对。第一个派对的主角是托伊贝尔。秉承他那教师的天性，他把我带进我的卧室，让我坐在床上，掏出之前我向他参与发行的期刊提交的稿件，给我上了一堂关于编辑的课！我还记得自己听着客厅里叮当作响的酒杯声以及满堂欢笑，一面在心里暗想：我原以为我算是勤奋工作的了。我受到了极大的激励。

1968年6月，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身亡。当时我正在我们家未建好的房间里洗澡，我的妻子跑了进来，因为这则消息的缘故既悲伤又愤怒。她向我下达命令：“你必须做点什么！”几年前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见过罗伯特·肯尼迪本人，因此这则消息对我而言尤为痛苦。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确能够做一些事情，果然，我的那些额外的经费又一次发挥了作用。我快速组织了一次主题为“暴力的本质”的会议，召集了一群新朋旧友。我打电话找到新近结识的友人利昂·费斯廷格。他打电话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斯坦利·斯坎特（Stanley Schachter）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肯·科尔比（Ken Colby）。他们又找到了他们的朋友、明尼苏达大学的保罗·米尔（Paul Meehl），后者同意前来参加会议，因为他们的朋友暨前任学生、同时也是我的同事的戴维·普雷马克也会出席。我还打电话给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鲍勃·辛西默。

尽管有人戏说费斯廷格其实是在设计用我的钱来看望老友，但会议本身让我迷上了将聪明人齐聚一堂谈论几乎任何话题而产出的价值。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那是我组织的第一次跨学科论坛。看着身为杰出分子生物学家的辛西默和聪明绝顶的计算机科学家兼精神科医师科尔比与一群社会心理学家讨论暴力这一社会问题，我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他们在一个全新的层级展开了对谈，让我立刻爱上了这种对话，并将之设为自己的毕生追求。我从中还学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真正的智者才能将所有话题摆上桌面。不仅如此，跨学科讨论的高产出性也因此显露出来。

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日渐浓厚。1969年春天，我为《洛杉矶时报》撰写了一个署名专栏，主题为犯罪预防。圣巴巴拉的那次关于暴力问题的会议总结得出了一些很能说明问题的观点，似乎值得向公众转达。斯坦利·斯坎特当时提醒各位与会者，大约60%的重罪犯人在出狱后会重返犯罪活动。没有任何举措能够改变这个数字。戴维·普雷马克则为我们讲述了心理强化与惩罚的本质：二者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范畴，而是共属一个连续统一体。同样的事情对于一个人可能是惩罚，但对于另外一个人就未必如此。那60%的二进宫犯人是否觉得服刑其实并不是一种负面经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体分别寻找对其有效的惩罚方式。这其实是一种“价值中立”29的设想。比如存在一个1 000人的群体。其中一些人开始出现反社会行为。报复与正义不应当成为约束他们行动的核心目标。目标应当是选择一种惩罚，从而降低反社会行为出现的频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直至今日，法律界与科学界仍在为此争论不休。

专栏文章引起了某个人的关注，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前任州长帕特·布朗（Pat Brown）。不久以后，我来到贝弗利山庄酒店与他共进午餐，那里离他在洛杉矶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不远。他邀请我前去讨论了整套概念，进餐末了，他请我承担一个繁重的书籍撰写项目，他和他的前任新闻官是这一项目的发起人。此书的主题是法律与秩序，以及身为地区检察官、司法部长再到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帕特在这些问题当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在我接下帕特的书籍撰写项目后，变化之风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航向。30

第二部分　分离与整合

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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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友人？栖居两个身体的同一个灵魂。

——亚里士多德

此时，裂脑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已经有大量关于几项基本发现的实验报道，而“经过相对简单的神经外科手术后，同一个大脑中能够存在两套控制功能独立的心智系统”，已成为大家早年热议的话题。神奇的失连合效应经受了多年的考验。毫无疑问，左半球无法对独立发生于右半球的神经活动施加影响，也无法觉察到这些活动的存在。结果清晰、明了而又简单。这成了全世界鸡尾酒会上人们的谈资。

得益于时间的积累，我们在如今回首这段历史时会发现，现有知识体系的发展进程是迂回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左右脑的思维方式。我们几乎有些厌倦了这个话题，就像一首好歌放多了也会令人厌烦。有一件事情逐渐被人们淡忘，那就是这个发现在当年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心理学变革有关。行为主义这一美国心理学界的核心思想逐渐衰亡，从哈佛大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全国上下的科研中心都开始意识到，认知及心智本身是可以研究的对象。在其背后起到很大推动作用的是拉什利，以及他那关于可通过考察大脑的神经生理学过程来研究认知功能的主张。他首次使用了“神经心理学”（neuropsychology）这一术语，在他那个年代，该词指的是正常大脑的认知活动，而不是脑区损毁或受伤产生的大脑功能异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很喜欢阿克莱提斯的关于切断胼胝体似乎不会扰乱大脑功能的发现，因为，依照拉什利的观点，产生心智的是“整个”大脑而不是个别脑区。尽管他帮助创立了精神生物学和神经科学两大现已成为主流领域的现代科学分支，本应为裂脑研究中发现的同一头颅存在两套心智的现象而感到震惊，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脑的“第22条军规”

新的裂脑病人研究有其鬼魅般的魔力，我们已经无法摆脱这个课题了。人类关于生命最宝贵的感受就是我们自己的主观体验，也就是对“我的”认知世界的体察，当我们在思考心智问题时所指的都是这种主观体验。人们认为每人都有一套心智，注意是“唯一”一套。突然让你考虑这样一个想法，认为心智其实是可以分离的、同一个头颅中能够存在两个心智，着实有些难以理解。想到病人W.J.有两个心智系统正在打量着外部世界，有两个心智系统正在聆听外界的讯息并思考他人——而且这里的“他人”还包括我，我的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存在两个或多个主观状态的概念给我们带来的不安感把我们领向了多年后的一项发现，原来人类左脑中存在一个名叫“解释器”（interpreter）的特殊机制，它能为我们的行为进行统一的叙述，使得我们感觉自己只有一套心智。

另外一个清晰的结论即是右半球和左半球具有不同的功能。左半球忙于言语与语言加工。右半球沉默寡言，但能完成一些精巧的视觉任务。这些发现催生了“左脑心智”与“右脑心智”的概念，一时间，鸡尾酒会上似乎人人都成了神经学家。大体思路依旧直截了当：左脑会做这个，而右脑会做那个。大脑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简单的机构，由一些大型的功能单元组成，而大脑当中的某些特殊区域负责对这些单元进行管理。这一观点很快就以野火燎原之势传播开来。

等到1969年，又有一项发现得以确立，即两侧大脑半球能够找到一些聪明的交流方式，使得二者看上去从未分离过。大脑就像在一个屋檐下同居多年的老夫老妻，终于找到了一种能够在一起生活、同时又保持各自差异的方法。这种机制为研究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我们希望理解大脑组成的真实图景，而不仅仅是寻找大脑让自己看上去左右相连、功能整合的行为策略。与此同时，我愈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可以从这些行为策略中找到大脑功能结构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一切就像是大脑的“第22条军规”31。我们必须和自己正在研究的大脑一样狡猾。我们被迫时刻提防它的花招伎俩，不断地想出新的研究病人的方法。

在这个时期里，我逐渐对简单描述大脑功能的做法丧失了兴趣。如果右半球是一个独立的心智系统且至少存在部分语言功能，那为什么因左脑损伤而罹患失语症的病人无法更轻松地恢复言语能力呢？简而言之，为什么右脑心智系统无法替代左脑心智系统，就像两侧肾脏中的一个会在另外一个受损时弥补其产生的缺陷？我知道，如果我想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开始联系一家能够接触多种类型神经疾病患者的医疗中心。

踏进人生下一阶段一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当前这个阶段发展还算顺利的时候。到底是承受一些风险去尝试新鲜事物，还是留在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原处，人们似乎总是在这两个选项之间挣扎犹豫。我认为大家通常都做好了准备去迎接新的可能，但是真正将机会带到我们身边的却是其他人。正当我忙于这一切工作与思考时，纽约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个职位。

东海岸热潮

在圣巴巴拉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早晨，利昂·费斯廷格和我一起坐在我家的红木露台上，包围在橡树和圆石之中，尽情享受着密森河湾的美景……费斯廷格最近刚决定搬去纽约市，他对我说：“你知道么，不同的人对纽约的生活有不同的感受。有人觉得那里就像巴黎，有人又觉得那里是地狱。”听着他继续大谈纽约，我一时忍不住说道：“但是利昂，你觉得这栋房子怎么样？”他向周围看去，映入眼帘的满是上好的木制品、高高的屋顶、石头搭成的壁炉以及精美的装饰，他说：“好吧，如果你想在曼哈顿拥有这样一套房子，得花上好几百万美元。”费斯廷格是一个机敏的人，而且对我颇有垂爱，不知怎的，他成功地把我钓上了钩。我暗自思忖，他选择了冒险。他即将离开斯坦福大学，前往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那么，为什么我就不能这么做呢？

是时候抛开自己对南加州的依恋一路东进了。费斯廷格是推动力，纽约是未知数，至于未来会带来什么，谁都拿不准。斯佩里已经通过好几个人向我传话，他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不希望我继续对加州理工学院的病人进行测试。尽管对此不大乐意，我在某种意义上也理解他的想法。加州理工学院的病人就像他的外延领地，而他把我踢了出去，好让其他人能够发光发热。我最终认识到这一要求的合理性，于是就上路了：我们卖掉了我的红木屋，收拾好行装，搬家去了纽约。

学富五车的费斯廷格是“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概念的发现者，这一概念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当个人信仰与新入信息发生矛盾时，我们倾向于无视新信息以减少认知上的冲突。一年前，费斯廷格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家中主持了一次斯坦福大学研究生研讨会，我俩在那里一见如故。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希望了解我的研究内容。这意味着我能够为他和他的学生做一次演讲——教室通常就是他家的客厅。费斯廷格让我坐在客厅前排的一张椅子里，自己则坐在我旁边，一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他那永远随身携带的骆驼牌香烟，一面开始针对研究的各个方面对我展开考问。费斯廷格在进入一个全新领域时，总希望能够详细了解所有细节。他是一个无畏的探索者，勇闯一个个新知领地。就在几年之后，他又一次改变了方向，转向了考古学与史前史。离世前不久，他正在研究科技的引入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我在他身后见证了所有这些研究课题的进展，总是讶异于他的博学与激情。与费斯廷格交往就像拥有一位私人顾问，他能带你领略人类思想与分析逻辑的广阔前沿。

很难想象还会有谁比我俩更不相像——我们有不同的哲学信条，不同的行事风格，不同的志向，甚至不属于同一代人。但我们都喜欢好的创想、美食琼浆以及饶有趣味的交谈，我们这段延续多年的友谊也因此建立起来。一同搬去东海岸后，我们立刻被纽约的魔力所包围，其中就包括一群与费斯廷格和我的政治伙伴巴克利一样激情四射的科学家。有这些智慧巨头在场，任何话题都能被公开讨论。狭隘主义与单纯的狂热行为则会被提前拒之门外。如果不是这样，我的眼神就会变得呆滞。就像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观察的那样：

伟人的生平昭示我们：

我们能够生活得高尚……

于我而言，搬家去纽约的选择半是出于吸引，半是出于逼迫。吸引力的源头相当明了。费斯廷格最近刚把研究方向从社会心理学改成了视知觉，因此，社会研究新学院不大像是他会去的地方。他很快组建了一个“前沿”小组，并深情地将之命名为“校际感知觉联盟”（th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on Perception），这一行政机构能邀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以及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的友人聚在一起讨论视知觉领域的问题，当然，还能碰面喝个小酒。我在1968年加入纽约大学，时值一个多事之春。我还记得在纽约大学的一位准同事的办公室中，听到了广播里传来的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的消息。越南也是个大问题，纽约市上下一片忙乱。不知不觉中，我也成了这场混乱中的一员。我们全家搬到了纽约大学的银塔32。从位于26楼的公寓向外望去，世贸中心大楼就在我们眼前一点一点建好。

相比之下，我对纽约生活的排斥心理来得更为含蓄。过去将近8年间，我都在扮演同一个角色，那就是全身心投入于人类裂脑研究。在最开始的5年里，我没日没夜地参与了几乎所有的实验。我已经把工作总结为综述文章，在华盛顿大学的阿诺德·托（Arnold Towe）的邀请下完成的首部著作《裂脑》（the Bisected Brain）也进入了最后修饰的阶段。依旧得承认的是，我已经知道裂脑病人是探索大脑的有力桥梁，因此放弃他们并不容易。尽管出发的号角响亮而又清晰，前方的路却并不明朗。我是说，去纽约？没开玩笑吧？

我从小在加利福尼亚的格伦代尔长大，那里被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称为“森林草坪公墓的所在地，死亡的迪士尼乐园”。接着在新罕布什尔的汉诺威待了4年，其后是帕萨迪纳的5年，最后又在圣巴巴拉待了3年。这样的生活轨迹并不能让人做好前往纽约的准备。当我们从加利福尼亚来到纽约时正值8月，气温高达34℃，再加上潮湿的环境、堵车以及堪称当地一景的粗鲁市民，让一切显得愈发令人难以忍受。我对自己小声嘟哝：“欢迎来到纽约，倒霉蛋。你这回真的搞砸了。”而且，事情似乎只会越变越糟。

我们为女儿马林找到了一家位于华盛顿广场的小型天主教学校，名为圣约瑟学院（St.Joseph’s Academy）。我还记得每天早上我们小心翼翼地绕开街头流浪汉走路去学校的经历。我们对周边社会环境的态度从毫不关心变为高度警惕。唯一值得欣慰的地方在于，我的女儿似乎对此一点儿都不在意。马林的妹妹安妮也一样，她经常在银塔背后的小广场玩耍，而有那么几个小混混时常会来随地小便。纽约本地妈妈们的反应不过是把婴儿车推到别处，对他们避而不见。只要每天傍晚女儿们能一起摁下电梯的按钮，一切就似乎还算顺利。渐渐地，我们爱上了这座城市，随后的17年间，我一直住在曼哈顿或是纽约郊区。不过，著名作家琼·迪迪翁（Joan Didion）曾经写道，加利福尼亚人在搬到纽约后永远不会打开行李，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最终会在那里居住数十年。对于我来说，事实的确如此。

纽约的午餐与认知失调

人生中的任何连续发生的故事其实并不遵循线性叙事33，而更像搅动制作约克郡布丁的面粉糊时发生的情景。黏糊糊的布丁糊里会产生很多小气泡，这些小气泡逐渐汇聚成大气泡，而且越变越大，直到气泡破裂，然后一切从头开始。也许在你为了某一个项目埋头苦干时，发生了与之毫不相关的事情，工作也因此被打断；抑或是某人带着一套全新的想法闯入你的生命，让你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大脑渴望干扰事件的出现，尽管我们在被人打扰时总会有些烦躁。

当然，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人生并不是一条持续不断的上坡路，所有的人和事也不会总是越变越好。在听到好几位老教授说他们此刻正在做平生最好的工作后，我的一位统计学家朋友向我问道：“怎么会这样？”他觉得人们居然真的会这样想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事实上，人生中的成功与失败总是零星分布的，而且你很难确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那些起落。勤奋与好运成就了大多数成功，但是，对于任何一次特定的成功经历，要想说清楚这两个因素各占多少比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展起了一套俯视全局的叙事方式，用来描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研究的问题。这种叙事方式约束了我们的行动，也使得我们不会成为浅尝辄止的半吊子。我们学会了识别并憎恶那些入耳的胡话。参与“一个大脑，两套心智”的研究为我的生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1969年，以及之前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3年间，我听了不少讲座，关于动机、强化以及其他许多在加州理工学院未曾讨论过的心理学概念。这些概念似乎有潜移默化的效果，等我来到纽约大学后，我开始在大鼠及裂脑猴中研究强化的脑机制。这项工作并没有引起他人的关注，但我觉得它非常有趣。当时的我正在拓展自己的学术兴趣，而不再反复弹唱裂脑研究中的同一段乐谱。因此，在神经病病人中开展新研究的计划就得搁置一会儿了。

于是乎，在纽约大学开启全新的研究项目的同时，我与过去生活的真正联系来源于每周与费斯廷格共进午餐，这是我俩坚持了20年的传统活动（图4-1）。我们通常会在十二大道和大学区的一家小小的名为“班比诺”的意大利餐厅吃饭。在那里你可以花10美元点上几杯马丁尼酒和奶油蒜味虾。我们也会去大学区与十一大道之间的一家著名美式餐厅“达达尼尔”。午餐的形式总是一样，几杯酒水，一份美食，以及从来不曾改变的一个环节——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进行欢快的交谈。尽管在中午喝马丁尼总是缺少几分滋味，我和妻子夏洛特（我和琳达在搬到东海岸几年后分手了，后来便与夏洛特结了婚）为了怀念旧时光，一年总会出门尝试一回。不消说，缺乏锻炼的我们在喝完之后立马倒头大睡。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费斯廷格曾经也会回去睡午觉，而我却嚼着薄荷糖继续工作。费斯廷格教会了我友谊的意义。我已经在别的文章中描述过和费斯廷格交往的感受，因此在这里只重复说说其中的一小段。

一旦下决心去攻克一个问题，费斯廷格就无法从中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与之相比，其他所有事情都不知怎的变得不再重要。然而，并不是说他不关心周围的人与事——毕竟，纽约就是他的巴黎；但在他追寻一个想法时，所有这些都显得无关紧要。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在职业生涯的早年为了与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共事，曾离开纽约市去了艾奥瓦州的艾奥瓦城，要知道，纽约人可不会轻易搬去艾奥瓦的。

图4-1　利昂·费斯廷格留给我的记忆

利昂·费斯廷格与我俩常去的纽约市十二大道。照片中的餐厅后来改成了“班比诺”，也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吃饭去处。我们共同的朋友斯坦利·斯坎特时常加入我们，费斯廷格去世后，我编写了一本书来介绍他的工作。

在心理学领域，勒温是一个发号施令的领军人物，而且，根据费斯廷格的描述，他十分擅长为心理学机制研究创立新的理论框架。费斯廷格在研究生期间读到了勒温的工作，被他的想法所深深吸引。伟大的哲学家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在自传中提到，他在年轻时无意读了康德的作品。尽管他无法说清为什么，但还是感受到了其中的重要性。对研究生费斯廷格来说，勒温的研究也有着同样的魅力。他对其中一个观点十分着迷，那就是特定事件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受到了打断就更容易被人记住。勒温在费斯廷格前往艾奥瓦之前完成的研究为彻底击沉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m）的经典法则打下了基础，该法则认为，人的认知世界源自于事件与经历的简单关联——这一观点具有极强的表面效度。

费斯廷格来到艾奥瓦后，勒温的兴趣开始转向社会心理学。在他们合作的那段时间里，费斯廷格也发生了同样的兴趣转变，尽管二人都不曾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接受过正式培训。你想学某门知识吗？那就放手去学吧。聪明而又有创造力的大脑并不需要参加培训项目。宣称自己现在是社会心理学家的勒温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一份教职，并设立了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Centerfor Group Dynamics），费斯廷格也加入了团队。他开始对小型团体的行为产生了兴趣。最重要的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团队建立了数种在实验室中研究人类复杂决策行为的方法。勒温、费斯廷格及其他许多研究者脱离了经验主义的尘暴中心，前往东海岸检验他们的假设，即个人认知状态会受到团体动力的影响，后者指的是一种团体内及团体间诞生的特殊行为表现。

费斯廷格最出名的一项工作起始于福特基金会的一笔数额不大的经费，目的是为了探究与整合大众媒体与人际沟通领域的研究成果。他和同事们接下了项目，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一份1934年的印度地震报告催生了项目当中最具价值的观察。报告中提到的一个事实令他们无比困惑，即在地震之后，四下流传的谣言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预测一场更大的地震即将到来。为什么在一次可怕的事故之后，人们会愿意进一步煽动焦虑气氛呢？费斯廷格和同事们总结道，这是印度人民创造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目的是为了处理他们当下的焦虑情绪。换句话说，当地群众因为地震的缘故已是满心悲痛，于是，他们捏造了一个存在于未来的更加严重的悲剧，从而让当下的情境看上去更好一些。基于这一简单的观察，认知失调理论诞生了。不过，要锁定与现象相关的全部参数还得再花7年的时间，他也确实完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费斯廷格和两位亲密好友——斯坦利·斯坎特及亨利·里肯（Henry Riecken）一同完成了早期的实验。研究的对象都是真实存在的人，但费斯廷格在描述整个研究时使用了虚构的角色及背景。在他的故事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深信某位玛丽安·基奇夫人（Mrs.Marian Keech）曾经说过的一个关于洪水的预言。在洪水到来之日的几个月前，《湖城通报》（the Lake City Herald）上出现了如下的新闻头条：

来自可莱利昂星的预言呼吁全市市民：逃离洪水！大水将于12月21日将我们淹没

家住西学院大街847号的郊区家庭主妇玛丽安·基奇夫人告诉我们，湖城将于12月21日黎明之时被发起于大湖的洪水摧毁。她还说，

这则预言并非出自她的一己之力。她最近不自主地写下了许多信息，拼凑在一起就表达了预言之意。……根据基奇夫人的话，向她传递信息的是一些来自“可莱利昂星”的高等生命体。这些生命体曾经来过地球，乘坐的工具就是我们所说的“飞碟”。他们来地球时注意到地壳上存在一些断层线，预示着大洪水的发生。基奇夫人声称，高级生命体告诉她洪水将蔓延开去，并形成一个内陆海，从北极圈延伸至墨西哥湾。与此同时，一场天灾将把西海岸淹没，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到南美洲的智利都不能幸免。

看到这则新闻，普通的科学家都会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我是说真的——这可是《国家询问报》34上发表的那种报道，很有可能会毁掉一位学者的事业。好吧，费斯廷格是个例外。他和他的团队立刻奔赴湖城，在那里，基奇夫人又收到了一条信息：12月20日，一位外星来客将于半夜出现在她的家中，并护送她和她的拥护者登上停在附近的一架飞碟，帮助他们逃离洪水之灾，目的地大约是外太空。

根据费斯廷格的预测，如果这一重大事件没有发生，拥护者们会试图降低自己的认知失调状态，方法可能包括拒绝对所信之事进行确认以及努力说服他人相信自己的信仰。如今已有大量实验数据证实了他的观点，但在当时，这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湖城，时针指向了12点。拥护者们等待着事情的发生。然而，外星访客并没有露面，也没有把他们带上飞碟。在基奇夫人家客厅等待的信徒们一时间有些尴尬。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基奇夫人收到了另外一条信息：

今日证明，地球上仅有唯一之神，与吾辈同在，汝经神之手写下此文。神谕至上——神之言将救赎汝等，令汝等得以从死神之口逃离，此乃中土从未有过之伟力。自时之太初起未曾降临地球之神力与光来到此屋，而降临此屋之神力与光此刻已遍布大地。汝之神由墙内之二人代为开口，指点汝等应行之事。

顿时，客厅里一干人状态好转了许多，基奇夫人则拿起电话与媒体联系。她之前从未这样做过，但时下她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很快，全体信众成员都拿起了电话，通报了多家新闻媒体。这种辩解式行为持续了好几天，费斯廷格的预测得到了验证，简直就如魔法一般。

所有这些成就都来自一个热衷于连续数小时玩西洋双陆棋的男人。与很多终日滔滔不绝却从不聆听的学者不同，费斯廷格是一个谈话大师。有来有往的原则强化了他的棋风。与所有我认识的真正的智者一样，他既能聆听，也能从说话者身上引出观点证词。若是有人单方面对他长篇大论或是反之听他长篇大论，费斯廷格的兴趣会很快消失。归根结底，费斯廷格最吸引我的地方即是，大家都容易被简单的相关关系和结论禁锢思想，而他却极力主张避免此类陷阱，总是会去深挖表面之下的真相。

毫无疑问，在认知失调理论的雄辩之力的影响下，我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关于大脑模块化与信仰建立的想法，多年之后，我在《社会性大脑》（The Social Brain）一书中就这些主题进行了论述。那些无价的午餐体验以及奔赴远方（包括一些考古挖掘现场）的公路之旅教我认识了心理学概念的丰富性，也启迪了我的思想。与费斯廷格结交的经历永久地改变了我的人生。他为所有事物都带去了视野与智慧的活力，从土豆煎饼的配方，到处理大脑扫描数据的复杂数学公式。他的思维画布宽广无边，他的友谊亦是如此。他给我带来的感受是无与伦比的。

改变大鼠和猴子的转轮

与此同时，关于动机与强化的研究正在进行当中。普雷马克把一台自己制作的用来测试动机机制的实验装置交给了我。他很喜欢我对他的理论提出的一个后续想法，于是高兴地为我提供了测试装置。这台装置是普雷马克用各种临时材料搭建起来的，能让大鼠在其中跑转轮或是喝水。具体而言，这台装置能够测量大鼠在做以上两个动作时的行为反应。我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为一只渴觉减退的大鼠（这种大鼠的特定脑区遭到了损毁，因此不会喝水）提供跑转轮的奖励，它会不会去喝水。通常来说，大鼠热爱跑转轮，倘若跑转轮的活动被禁止了，它们就会想方设法寻找跑轮的机会。如果渴觉减退的大鼠的确会为了获得跑轮的机会而开始喝水，那么，我们就应当谨慎对待最近愈发流行的将结构与功能进行严格一一对应的模型，而改用一种更具动态性的观点来审视大脑功能。事实上，我们的实验发现，如果喝水是跑步的必要条件的话，渴觉减退的大鼠会很乐意喝水（图4-2）。

图4-2　大鼠跑转轮装置示意图

为了得到10秒钟的跑转轮时间，大鼠必须先喝5口水。它们很快就开始像喝醉的水手一样喝起水来。

某种意义上，我们又一次发现了一种交叉线索启动策略，大脑是一个运转不停的灵活多变的系统，而交叉线索启动使得大脑能够转换策略，从而达成某一目标。在本例中，实验者创造了一种新的偶然性条件（如果你做某某事，就能得到某种结果），从而催生了新的策略。更宽泛地说，这一结果表明，我们或许不应声称特定大脑网络独立掌管了某种行为表现。大脑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它可不会遵循简单的规则。如果一套网络被封锁了，大脑就会临时组建起另一套策略将之绕过。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而且在我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人们并没有对此投以多少关注，这也是常有之事。

不过，一旦迷上了这个想法，我就开始试遍所有的实验，试图进一步展示这些特殊的大脑功能其实属于一个统合的动态系统。在一个疯狂的实验里，我对下颞叶损伤的猴子进行了测试，由于脑区损伤的缘故，这些猴子无法为了获得食物奖励而学会分辨两个视觉图案间的差异。我特别为它们制作了一个大号的猴子转轮，我想知道，猴子是否会为了获得跑转轮的机会而学会新的分辨任务。这回，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了猴子和我的又一个相同之处：它们痛恨在转轮里跑步。相反，一群颞叶损伤的猴子真的学会了新的分辨任务，目的就是为了能锁上轮子，好让转轮无法转动！抓住猴子对静止转轮的偏好之后，我发现它们的确能够发展出相应的视觉能力，即便它们脑中通常负责此类视觉学习的神经通路已被损毁。不同的实验物种，同样的结论。

初入神经科诊室

我终于与纽约大学医学院取得了联系，希望对神经病病人展开研究，例如完全性失语（global aphasia）病人，他们的大脑左半球存在损伤，因此无法使用或理解语言。这是一种对病人造成严重打击的疾病，我也为之深感困惑。到底是因为功能健全的右半球无法弥补左半球的损伤，还是因为那些语言功能测试设计得不好？费斯廷格和普雷马克的心理学理念正在锤炼我的思维。

申请与纽约的病人合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怎么做？去哪儿做？谁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做？这些都是需要提前计划好的安排，工作量巨大。幸运女神又一次来到了我身边。纽约大学医学院有一支久负盛名的神经心理学35队伍，曾经的领头人是汉斯-卢卡斯·托伊贝尔，后来的麻省理工学院脑科学研究领袖。他离开纽约大学后，我与现任的神经病学主任见过一面，不料此人对神经心理学毫无兴趣，而且声称自己几乎没有听说过托伊贝尔的事情。但是，正如我所说，好运与我同在，有人牵线让我和纽约大学的失语症专家玛莎·泰勒·萨诺（Martha Taylor Sarno）取得了联系，于是，一个研究项目上马了。当时的我逐渐发现，纽约的一草一木背后都有一段典故，而其中一个故事我记得尤其清楚。

正值感恩节，我接到电话，让我赶去纽约大学为一位病人进行一次特殊的测试。当时我们家已经买了一辆车，于是我开着车，沿第一大道前往医院。医院为医生们预留了一大片临街的停车位，在纽约你很容易认出谁是医生，因为他们的车牌照上有身份标识。在普通的工作日，除非你拥有这么一块牌照因而有权在此停车，否则没人会这么做。但是，当天是感恩节，根本没有医生会使用停车位。我着急赶路，于是把车停在了一个在平日只能远远垂涎的停车位里，随即就进医院见病人去了。一切进展顺利，直到我迈出医院大门准备开车回家。一张崭新的停车罚单映入眼帘。我觉得这一切简直无法理喻，顿时火冒三丈。毕竟我是为了人类科学进步之类的伟大追求在假期赶来做医学研究。我决定和这张罚单抗争到底，于是给市政府写了好几封信，把该做的都做了一遍。

大约3个星期之后，我正在办公室里工作，电话响了，是纽约市停车管理专员打来的。他说：“嘿，大夫，我们收到了你的信，并且同意你的观点。你的罚单已经被搁置取消了，就当没这码子事儿。”我说：“那太好了。”接着他补充道：“所以说，大夫，你在纽约大学教书对吧？”“是的。”我答道。他说：“所以说，我的女儿在那里上学。我想让你帮个忙。我希望她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就给你打电话，怎么样？”天啊！我果然是在纽约。所有人、所有事都在彼此制衡。

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普雷马克不再研究动机，而是开始教一只黑猩猩一些简单的交流技能，从而对她的认知系统构造进行测试。这同样是一项极具突破性的工作，很快就显现出了可能适用于左半球中风病人治疗的应用前景。与之前一样，我们的思路很简单，左半球受损的中风病人拥有一个完好的右半球，通过正确的训练，右半球可能以某种方式弥补左半球的损伤。在我动身去东海岸之前，普雷马克和我就思考过这种可能。既然他的黑猩猩们能够学会这种元语言系统，为何我们不将之教给失语症病人，使他们能利用依旧完好的右半球来进行一些粗略的交流？失语症病人深受疾病之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缄默状态，而我们或许能带他们走进一片崭新的天地。

当然，我非常了解一个独立的右半球具有哪些功能。我们已经花了5年的时间试图让裂脑病人用右半球完成更多工作，而不仅仅制霸视觉运动任务。我们知道其中一些病人甚至能够阅读简单的名词。但是，右半球在象征性思维方面表现如何，目前的实验数据少之又少。普雷马克在黑猩猩身上完成的研究促使我们对这一猜想进行了检验。如果黑猩猩能学会简单的符号系统，在中风中幸免于难的人类大脑右半球为何不可呢？

普雷马克用黑猩猩取得的成果是振奋人心的。他用精妙的方式说明黑猩猩也能做类比。他论述道，动物能够在对两个物体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判断它们是否相同。他是这样进行解释的：

相同或不同并不是物体间的关系（例如，A与A相同，A与B不同）或性质，而是一种关系之间的关系。例如：思考一下AA与BB以及CD与EF之间的关系；与之对比，再看看AA与CD之间的关系。AA和BB均为“相同”的例子，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的。CD和EF均为“不同”的例子，因此它们的关系为“相同”。AA是“相同”，而CD是“不同”，于是二者关系为“不同”。以上的分析过程就为黑猩猩学会用“相同”一词来形容AA、用“不同”一词来形容CD打下了基础。在学习这些词汇时，黑猩猩能够自然地形成关系之间的类比观念：既包括物理上的相似关系（如小圆圈之于大圆圈与小三角形之于大三角形），也包括功能上的相似关系（如钥匙之于锁与开罐器之于罐头）。

这是一个天才的分析。表面看来，语言功能严重受损的病人似乎不能像黑猩猩那样取得好成绩。是时候用实验说话了。我在纽约大学的研究生安德烈亚·韦莱特里-格拉斯（Andrea Velletri-Glass）、当时还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普雷马克再加上我，三人一道开始了工作。在飞机、电话和传真的帮助下，我们的合作居然顺利展开了。我们深入研究了数名病人，并发现左半球损伤的病人虽然患有严重失语症，但依旧能够不同程度地学会在黑猩猩训练中大获成功的人造语言。换句话说，当时我们认为，部分病人完好的右半球的逻辑能力可媲美一只聪明的黑猩猩。

我们推测，这些实验中的认知任务是由右半球完成的。一些病人的左半球损伤情况极为严重，于他们而言，这就是唯一符合逻辑的可能解释。与此同时，我们在纽约大学发起的另外一项实验对我们关于右半球至少能够完成一些简单任务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实验研究的主题是“纯词聋”（pure word deafness），一种无法理解口头词汇的症状。纯词聋病人依旧能够阅读并理解以视觉方式呈现给他们的文字内容，却不能理解他人嘴里说出的话。这一病症的原因是左半球某一特定脑区的损伤。好的，我们说道。这些病人的右半球仍能正常工作，为什么右半球不能弥补缺口、理解口头语言呢？毕竟，一些裂脑病人的独立的右半球可以理解口语词汇。要记住，当年的我们依旧在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来思考大脑的运作原理。

不久之后，一位病人出现了，我们得以在他身上测试以上猜想——再次证明了神经心理疾病医院的资源有多么丰富。大自然中自发出现的种种意外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窗口，从中可以一窥人类大脑的功能结构。

病人W.B.曾经是一位企业管理人员，一场中风给他留下了一个奇怪的残疾。他的读写能力完好无损，听力曲线（一种听觉测试）也相当正常，但却无法理解口头语言。因此，如果给他看一张印有“小刀”一词的卡片，他能读出这个词、把它写下来，并能从一包东西中找到对应的物体。但是，如果你把“小刀”一词念给他听，他就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反应。无论测试多少次，他的表现都不曾改变，并最终伴随了一生。这一发现总结起来很简单，那就是与裂脑病人的实验结果正好相反。我们因而开始反思之前关于右半球语言的想法是否太过宽泛。毫无疑问，病人N.G.和L.B.的右半球保留了一些语言理解能力，然而这可能仅仅是个例，而不是普遍规律。也许完全性失语症病人能够完成简单的黑猩猩水平的类比推理这一阳性结果也不过是一个假象。也许是他们残存的左半球完成了那个对认知能力有较高要求的任务。50年后，脑科学领域仍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向“两个心智”观点发起挑战

普雷马克发起的新的研究问题促使我不断前进，再加上每周在费斯廷格那儿接受关于万物的盘问，我开始时常反思自己在早年与斯佩里提出的“一个大脑，两个心智”的观点。与此同时，唐纳德·麦凯也频繁前来纽约市加入这场持续不断的大讨论，他是一位经验老到的神经科学家兼哲学家，曾经于1967年在我的邀请下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工作过几个月。麦凯同样对首个描述“两个心智”的裂脑人研究颇有意见。尽管普雷马克和费斯廷格二位都在精神上支持我的“两个心智”观点，麦凯却丝毫不以为然。我俩曾一起去班比诺餐厅，一边喝着马丁尼和曼哈顿鸡尾酒，一边试图将问题梳理清楚。麦凯是一位物理学家兼长老会36成员，因此即便是在等待蒜香牛油鲜虾饭上桌的间隙，他仍会对曼哈顿酒说不。

突然有一天，美国科学研究协会（Sigma XI）旗下杂志《美国科学家》（American Scientist）找到了我，希望我就裂脑研究撰写一篇综述。“一个大脑，两个心智？”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最终这也成了综述的标题），而《美国科学家》则是一个讨论此类话题的好地方。在写下综述的40年后再读此文，我能清楚地看到当时在自己内心升腾而起的激烈斗争。我一方面坚定地为“双重心智”理论辩护，另一方面则开始审视在纽约大学开展的新实验及所得的数据。长远看来，这些新实验和数据最终改变了我的观点。事实上，与之前自己努力辩护的理论所描绘的图景相比，人类大脑功能系统要复杂得多。

在综述里，我以一段总结性文字开篇，形容大脑右半球“具有阅读、记忆、书写和情感能力，且可独立运作。右半球几乎能够做到左半球所能完成的任何事情，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它的能力水平较为有限。”接着，我又提到，尽管上述类型的结果是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但还有一部分学者更多地关注由大脑底层系统实现的信息连通及交流过程，或是左右半球在处理感觉输入信息时所表现出来的认知风格差异。

针对所有这些现象，麦凯抛开当下所有裂脑领域研究者的工作，另辟蹊径地提出了“规范化”（normative）系统理论。这一思想源自于哲学之树结出的一枚古老的果实，麦凯的同胞大卫·休谟37曾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该观点认为，人类的行为与思维属于人性的一部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规范化的，也就是说，遵循人类本质偏好及属性的指引，尽管一些行为模式可在文化的浸淫下习得。麦凯主张人的天性如此，因而打断内在连接并不会对行为反应的规范化状态造成影响。将这些哲学思想应用于大脑时，他的观点与维基百科中的一段话如出一辙：“规范性陈述（normative statements）、规范（norms）及它们的意义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对目标进行优先排序，还是组织并规划思想、信仰、情绪及行为反应，都必须遵循规范化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规范化构成了大部分伦理及政治讨论的基础。”

这是一种全新的针对裂脑的思考及理论框架，看上去似乎与实际的实验研究相去甚远。但麦凯一直对之努力钻研，并提出了许多问题：两侧大脑半球怎么会有两套不同的优先排序系统，对相同的刺激提供不同的价值评估？怎么会有一侧半球喜欢橘子，而另外一侧半球却讨厌橘子？又一次，依照弗朗西斯·培根的实证传统，是时候离开班比诺餐厅里的纸上谈兵，前往实验室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了。

麦凯尤其希望看到一些更为直接的证据。他想看到两侧半球双双整装待发，但对同样的刺激持有不同的评价。他希望看到右半球喜欢花生酱和果酱而左半球却对之嗤之以鼻，在午饭时还会为此大打出手。我们从猴子实验入手，开始考察这个问题。

艾伦·吉布森（Alan Gibson）是一位研究生，跟着我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来到纽约大学，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点子，即损毁猴子的单侧下丘脑。下丘脑位于大脑基部，负责大部分进食行为。如果其中一半下丘脑遭到损毁，会发生什么事情？裂脑猴在通过与损毁的下丘脑相通的大脑半球看世界时，是否会出现食欲下降的现象？换成另外一侧大脑半球时是否会恢复正常？事实证明，两个假设都是正确的。每侧大脑半球似乎都各有一套偏好与优先排序系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裂脑人具有两套独立的标准化系统，但还是不够充分。我们继续穷追不舍。

另外一位研究生约翰逊（J.D.Johnson）和我在猴子身上进行了又一项实验。我必须要说这个实验设计得相当机智。我们训练裂脑猴用一只眼睛学习一个简单的视觉分辨任务，并对它们施行固定奖励计划（fixed reward schedule，简称FR 2）。也就是说，每隔一个学习试次，如果猴子的反应正确，负责观看视觉刺激的大脑半球会获得奖励。因此，猴子每参与两个试次就有机会获得一次奖励，而不是每个试次均有收获。尽管如此，大脑半球依旧能够很好地学会任务，不存在任何问题。

接下来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了。在经过学习的大脑半球做任务时，另外一侧没有参与学习的半球可以在一边观测它的行为表现，但我们只在无奖励的试次中进行这一操作。我们已经研究过当每一个试次都提供奖励时，允许未经学习的半球观察经过学习的半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未经学习的半球能够很快掌握任务。但是，如果未经学习的半球看到对侧半球正确做出反应却无法获得奖励时，又会如何？它在这种条件下也能够学会任务吗？毕竟，如果规范化系统正常运作且无处不在，则两侧半球都能注意到，经过学习的半球在正确反应时选取的视觉刺激稳定地对应着一个不错的奖励。

结果再次令我们震惊。未经学习的大脑半球对正确刺激的正性价值毫不知情，不仅如此，它还会试图干扰经过学习的半球所做的选择。看上去就像另外一只动物正在争夺食物。与此同时，我们还观察到另外一个现象，即信息在进入规范化加工过程后，部分信息保持着“冷”状态，而另外一些刺激则为“热”状态——也就是说获得了情绪意义，而两种信息之间存在着差异。

最能有力地展现这一现象的例子来自几年前我在圣巴巴拉对病人N.G.进行的测试。在那次测试中，任务的目标为让左右半球在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学会当“0”和“1”这两个数字同时呈现时选择其中特定的一个，比如说总是选“1”。在实验中的某一个阶段，我们单独对左半球进行强化，即在病人反应正确或错误时对其分别闪现“正确”或“错误”的文字提示。当我们进行这一操作时，病人的左半球能快速学会任务，但是因为只有左半球接收到了反馈信息，且这些信息无法通过某种方式“泄漏”出去，所以右半球没有学会。简而言之，右半球似乎从未从左半球获得任何线索，不知道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视觉刺激，因此它只能随机做出反应。

在实验的第二阶段，当右半球出错时，我温和地指责病人为何会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犯错。她脸红了，感到有些尴尬。负责情绪产生的脑区并没有分离，因此两侧半球都能参与其中。对右半球来说，责备导致的尴尬情绪成了一种反馈线索。从那一刻起，右半球很快在正常时间范围内学会了任务。但是，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病人的左半球误以为右半球在学习某种任务，而实际上右半球学会的是另外一个任务。因此，当我在以上所有操作结束之后问她是如何做出选择的时候，她（她的左半球）回答说自己会选“1”。然而她的右半球其实学会的是不要选“0”。再强调一次，她的左半球并不知道右半球学会了什么规则，而右半球之所以学会了，是因为它在训练阶段接收到了尴尬情绪的线索提示。

比聪明更聪明

生活在纽约，我自己也在不断接收各种新鲜的强化刺激。我和巴克利联系得愈发频繁，他邀请我参加了好几次由他组织的《国家评论》编辑晚餐会，与会的诸位资深编辑辛勤工作了一整天总算将最新一期杂志付印，此刻开始发散多余的精力。巴克利一家在一周中会主持好几次社交活动，这在凡夫俗子看来一定属于“做过头”的一类。多数人都曾举办过晚餐会，而其后又多半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刚开始还觉得不错，但最后往往会拖得太晚，因为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结束一场宴会。因此，在下一次晚餐会之前休息几个月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巴克利一家用优雅精确的方式解决了晚餐会结束难题：客人们于7点45分到达，随后畅饮至8点15分。晚饭于9点20分左右结束，客人们回到客厅，一边喝咖啡抽雪茄一边休息，直到9点50分。此时，客人中的某位巴克利同党明确地向大家表示是时候告辞了。等到10点整，宴会结束，巴克利上楼为第二天的专栏写稿，真可谓皆大欢喜。效仿巴克利大法，我同样吃了不少甜头，不过我并没有启用合谋战术。等到9点30分（我不是巴克利那样的夜猫子），我会直接告诉大家该散会了。夏洛特和我将组织晚餐会当作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可以大胆地说，在过去37年间，我们举办了大约300次晚餐会，而这些晚餐会对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1年的一个晚上，巴克利家的日程安排被主人弃置一旁。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刚刚向外披露了五角大楼文件，这起机密泄漏事件堪比那个年代的爱德华·斯诺登38，巴克利和他那群精力充沛的编辑们决定发表一篇恶搞五角大楼文件的文章。当时在场的我也接到了一份任务：用1961年至1969年担任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的口吻写一份笔记，表达他对越战的观点。几年前，我曾向《国家评论》投过一篇关于华特暴动（the Watts riots）的稿件，但遭到了巴克利的否决，被他返回的手稿的第一页上还写着一行备注：“用普通黄色信封寄回至迈克尔·加扎尼加”。此刻他一定非常担心我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项任务，不过事实上一切进展顺利。操着官腔做笔记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多年来在大型高校写基金申请书和摘要的经历已让我笔下的文字丧失了生命的活力，但我也得益于此，飞快地敲打出一段陈述为何腊斯克认为越战应尽早结束的摘记。政府部门都喜欢发明缩写词汇，于是我也创造了“STW”一词，指的是“短期战争”（Short Term Warfare）。与之对应的还有“LTW”——你猜到了，就是“长期战争”（Long Term Warfare）的意思：对于美国人民来说，LTW是不可接受的。如此这般。

巴克利对此很是满意，几天之后，我们的文章引起了轰动。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不知道它其实是一篇恶搞文章，居然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晚间新闻》（Evening News）节目开场引用了这期《国家评论》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封面，顿时大量电话涌进了杂志社。有人打电话找到了已经退休的迪安·腊斯克，并向他念了我写的笔记。他说尽管自己不记得曾经写过这份笔记，但也不排除确有其事的可能。我至今仍不确定巴克利脑袋里到底有何盘算。他动身前往温哥华待了两三天，没法对此发表评论。几天后巴克利回到家中，等待他的是一场大型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编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精彩的借口，为自己制造的这场噱头创造了一个充满道义色彩的理由。当时我确信巴克利应当被选为美国总统，就冲这件事本身带来的乐趣。小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Jr.）把本次恶作剧称为“美国新闻史上最轰动、最成功的恶搞之一”。

另一方面，我成功说服巴克利相信，他的电视节目《前线追击》（Firing Line）应当请一些拥有伟大头脑的科学家做嘉宾。我是说，发言值得一听的政客能有多少呢？于是他就这么做了。首播的一集请来的是著名行为学家斯金纳（B.F.Skinner）和我的老伙计唐纳德·麦凯，主题是个人自由的本质。即便以巴克利对待博学的标准来看，“高水平”一词也远远不足以形容这场对话的水准。一连多年，它都被誉为巴克利主持的最受欢迎的一期节目。几年后，我又说服巴克利制作了一个系列节目。他让费斯廷格和二次登台的斯金纳进行了一次对谈，主题为道德观成长的机制。另外一场的嘉宾则是普雷马克和内森·阿兹林（Nathan Azrin），主题为行为控制的限度，阿兹林是一位心理学家，他认为任何人都可通过训练学会任何事情。能为让这些讨论登上电视荧屏出一份力，我颇感自豪（图4-3）。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以上活动的成功证明，真正的文化领袖是可以在一起合作的，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与背景有何异同。这个发现对我的人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图4-3　我的企业家基因再次发动

我说服小威廉·巴克利对我的朋友们进行一次电视采访，他愉快地照办了。第一张照片展示的是巴克利向斯金纳和唐纳德·麦凯提问（人物顺序从左至右）。在第二张照片里，内森·阿兹林和戴维·普雷马克（从左至右）成为主角。最下面的照片中，斯金纳（中）正在与利昂·费斯廷格（右）交谈。

拖车实验室

我们一家的人口逐渐增长。我已经有了三个年纪小小却精力十足的女儿，是时候尝试一回郊区生活了。我们选择了康涅狄格州的韦斯顿，理由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那里田园牧歌式的美景。另外，我每天上下班单程要花两小时，也就是说，一共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放空大脑。早上这么做感觉还不错，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到了车站，点一杯咖啡，买一份《纽约时报》，舒舒服服地坐在火车座位上，一路前往中央车站，再乘地铁抵达格林尼治村。这时整个人精力充沛，周围的乘客也是一样，因此一切显得如此自然。但晚上回家的路就完全不同了。

让我无法忍受的是赶路带来的疲惫感。一天结束了，我需要来一杯啤酒，一份《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顺便期望开往韦斯特波特的火车还有空位。乘客们的啤酒把车厢地板弄得黏糊糊的，大家的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总而言之，整个儿与德国啤酒厅没什么两样。这样的折磨持续了没几年，我就已是精疲力竭。

突然有一天，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去那儿工作。我立刻表达了自己的兴趣，并按照惯例参加了一次工作约谈暨晚餐会。我对之非常满意。那里同样有一个优秀的院系，所处位置风景优美，而且上班的路途一点儿都不远。当年夏天，我们搬家去了位于长岛的石溪，离曼哈顿大约10公里。

就在我准备前往石溪开启新生活前不久，我接到了另外一通电话，是达特茅斯医学院的欧内斯特·萨克斯医生（Ernest Sachs）打来的。当时身为神经科主任的他邀请我去开一次讲座。我激动极了：我将在自己的母校扮演教授的角色！11年前，我曾向这所医学院提交过申请，尽管当时我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本科生，而我哥哥又是他们的一位明星毕业生，但最终还是遭到了拒绝，因此，这次邀请令我倍感温暖。人的一生总会与这样的事情擦肩而过。如果我真的被录取去了医学院，会发生什么？我将不会从事裂脑研究。那么，整个裂脑人故事是否会呈现出不同的光景？我相信人生万事均为巧合，只不过在事后我们会编造出一套说辞，使之看上去充满理性。大家都喜欢简单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背后似乎都有其因果联系。但是，随机性是无处不在的。

当然，我们在选择人生道路时，会因不同的选择而结识不同的人，他们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无论是从科研还是个人生活的角度来看，石溪对我来说都是一段丰富的经历。我幸运地拥有一群优秀的研究生，尤其是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他可谓是创造力与活力的化身。在我这儿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为情绪相关的神经科学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约瑟夫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内心是一位移民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裔（这样说是不是有些废话？）39音乐人，到了晚上，他会抓起那把斯特拉托卡电吉他，与他那名为“杏仁核”（the Amygdaloids）的乐队一同演出。他们的专辑名字叫作《重金属、我的心理理论与我们的脑中万物》（Heavy Mental, Theory of My Mind, and All in Our Minds），同样是三句不离神经科学的本行。我如果没有接受这份工作，就没有机会与他相识。

无论如何，达特茅斯学院的讲座结束后，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唐纳德·威尔逊（Donald Wilson）走来对我说，他曾经为一些病人做过胼胝体切开手术，并问我是否有兴趣在他们身上进行实验（图4-4）。我怎么可能会没有兴趣！唐纳德在达特茅斯收集了一些新的病例，但是并没有人对他们展开研究。他与前人一样，认为这项手术能够帮助那些无法用抗癫痫药物有效控制病情的病人。在加州病人中，胼胝体以及位于大脑深处的前连合均被切开。但唐纳德认为，如果不切开小前连合（一小束神经纤维，与胼胝体类似，负责连接两侧大脑半球），术后效果会更好。为了切开前连合，医生必须进入一个叫作侧脑室（lateral ventricle）的结构，而这一步骤有时会引发感染。

图4-4　唐纳德·威尔逊（左）和戴维·罗伯茨（右）

他们一同发起了达特茅斯裂脑病人项目。当时戴维·罗伯茨（David Roberts）是威尔逊手下的住院医师，后来成为达特茅斯的神经外科主任，并发明了一种可由计算机控制的手术用显微镜。

威尔逊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新技术。切开整个胼胝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耗时将近7个小时。他认为，如果将手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病人受到的伤害会更少。因此，他先切开胼胝体的后半部分，几周后再切开前半部分。这一操作使得我们对胼胝体的结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此我将在后文进行解释。

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是如此怀念研究裂脑病人的滋味，此时已是迫不及待。首先，我得确定如何测试这些病人以及在哪里进行测试。很快，事实表明，我必须去病人位于新英格兰的家中做测试，而他们的住址零散分布在佛蒙特与新罕布什尔各处。我该怎么办？为了让项目顺利运行，我决定干脆把测试设备运到病人家中，就像当年在洛杉矶时做的那样。结果发现，这个做法并不能长远。除去个别例外，多数病人住在偏远地带的活动房车里，并不适合放置测试设备。于是，买辆拖车的想法应运而生。我回到家，买下一辆能被家用车拉着跑的德尔雷伊牌拖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价格是1 400美元。我和一位邻居一起把它改造成了一间实验室！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开车拉着我的活动实验室去任何地方，我们能在自己的专业空间里研究病人，病人的家属则能继续享受他们的私人空间。我们的活动实验室在接受升级之前坚持服役了许多年。

等到我们将康涅狄格的物什收拾停当，举家来到长岛，新的裂脑人测试项目也正式启动了。几次前往新英格兰后，我们逐渐确认，有越来越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病人可以参与我们的研究。但是，依旧存在一个严重的后勤问题。从韦斯顿开车去新英格兰要不了多远，倘若换作从石溪出发，无论是绕个远路朝纽约市和窄颈大桥方向行驶，还是去杰斐逊港搭乘渡轮，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把家里的车换成了一辆橙色厢式小货车，它刚被人从加利福尼亚州大老远开过来，之后还载着我们进行过一次横跨全美的旅行和一次暑假出游，数次行驶在结冰路面上的惊险旅程证明，它总能在紧要关头救人一命（图4-5）。

图4-5　我们家的厢式货车和拖车在佛蒙特州布拉特尔伯勒的工作现场

比较大的橙色货车将拖车拉至左侧。我们的拖车挂在病人P.S.居住多年的活动房车上（最左）。

然而，真正推动科研项目进展的并非测试仪器与拖车，而是我的那群新来的研究生。作为研究生，拥有旺盛的精力与机敏的头脑是最重要的品质，而他们都符合这一要求。我们频繁前往新英格兰的公路旅行成了一段传说，当然也充满了乐趣。新的博士后成员来面试时，总爱全力以赴地描述自己在博士论文工作阶段有何成就。而我则面无表情地听他们讲完，因为即便他们都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我仍旧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要问：“你会开车吗？”

科学家的电影梦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建筑风格有如一座犯人流放营，与长岛海岸那极富田园色彩的美景格格不入。石溪、锡托基特与杰斐逊港挤挤挨挨地分布在北岸，看上去质朴粗犷却又令人心旷神怡。20世纪60年代，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决定与加州大学系统一决高下，因此建立了石溪分校，但是设计部门似乎出了什么问题。那群设计师仿佛从来没有走出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去实地体验一番周边醉人的风景及其美学潜力。多年以来，各种学术期刊都曾发表过文章，谈论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那令人沮丧的校园环境。

虽然硬件设施略有缺欠，但这并未阻碍这所大学招募杰出教职成员的脚步。在我加入之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刚刚成立11周年。纽约州打一开始就把其令人厌恶的官僚作风强加在了学校的头上，不过，多亏了那群活力四射的教员，整个校园的氛围就像一家硅谷的新企业。在那里，人们很容易就能在学科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而我恰好开始考虑在研究裂脑鸽子的学习能力时引入生物化学手段。也许石溪就是一个能够将我的想法付诸实践的地方。

正如我之前所说，在科学界的诸多探险之旅中，精力充沛的研究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主动来到你的门前，热情洋溢，坚定执着。如果他们足够聪明，就真的能够带来重大的发现。无论在哪一个科学领域，他们都是支柱，是能量来源，也是未来，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最不缺研究生。尼古拉斯·布雷查（Nicholas Brecha）就是这样一位研究生，他对我关于鸽子的古怪想法产生了兴趣，并负责推动了项目的启动。这项研究需要你去学习一套复杂的行为训练方法、解剖学与手术技术，当然，还有生物化学。布雷查召集了学校里的一群专家，这群科学家个个术业有专攻，在他们的帮助下，布雷查飞快地掌握了以上所有的知识与技能。通过几年的埋头苦干，项目终于结束了，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在鸽子中发现接受训练的大脑半球与未接受训练的大脑半球之间的任何差异。你投下了赌注，完成了工作，但最终一无所获。事情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你必须搞副业的原因。以布雷查为例，他事业有成，如今已是一位视网膜研究专家，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医学教授。

我的许多副业项目并不是单纯的学术工作。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扮演了一回索尔·胡洛克式的政治企业家，后来又和小威廉·巴克利试着创立一家录音磁带公司并遭遇滑铁卢（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自此以后，我总是心怀一股冲动，强迫自己走上不寻常的道路。

内科医生小史蒂夫·艾伦（Steve Allen Jr.）是我那位已过世的喜剧演员朋友的儿子。我们的关系很亲密，而他给我支了一个奇招，那就是制作科学纪录片。他的幽默细胞极端发达，为人慈善，而且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对脑科学研究怀有浓厚的兴趣。有一天，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拍摄一部关于大脑与创造力的影片。我来到石溪后，买下了一台蟠龙16型摄像机，它能在摄影的同时在胶片上录制声音。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时代使用的宝来克斯16型相机配置的是双孔胶片，往上添加音频极其麻烦，相比之下，蟠龙16型摄像机的录音功能可谓一项进步。我相信它能让剪辑和制片变得简单起来。尽管我买下这台摄像机是为了病人的研究工作，但我觉得，它完全可以身兼二职，为伟大的科学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摄像机、抛物线式麦克风、灯以及其他工具需要好几个包才能装下。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对我一个人来说实在太重，独自搬运起来也有些尴尬。不过，我还是勇敢地与艾伦取得了联系，希望能以创造力为主题进行一次采访。他欣然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动身前往洛杉矶，趾高气扬地扛着一堆摄像器材穿梭于机场之间。

某个周六的早上，我来到艾伦家，当时他正穿着一条蓝色的居家长袍在屋子里闲逛。在此之前，我以为只有电影里的角色才会像这样穿着长袍晃悠。他把我领进客厅，并指导我进行布光、搭建三脚架以及其他所有准备工作。一切开始变得有些不真实，我的脑袋里有个声音对自己说：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在这人穿长袍的时候来打扰他？你为啥不老老实实待在石溪搞科研？你以为你是谁，费里尼40吗？正当我准备编个理由临场开溜时，艾伦说道：“看上去你准备好了。”话毕，他开始弹奏一首自己创作的歌，名为《这可能是大事件的开始》（This Could Be the Start of Something Big），有那么一会儿，我真的觉得自己成了费里尼。这次经历令我大为振奋，我暗自发誓，一定要带上摄影器材去各种地方，为我的影片抓拍宝贵的瞬间。事实上，不久以后，我就带着器材去了一趟巴黎，在巴黎希尔顿酒店的房间里把它们组装好，再将窗户打开。利用摄像机的自动拍摄功能，我拍下了自己站在窗前的模样，背后就是埃菲尔铁塔，在那一刻，我相信自己的第二项事业已经起航。

承认吧，我们都会做一些疯狂的傻事。拍完自己攀登埃菲尔铁塔的过程以及周游半个巴黎的旅途之后，我带着一大堆视频片段回到家中。我满心期待地等着取回冲洗好的胶片，把它塞进我的投影仪，并坐下准备欣赏自己的杰作。让我这么说吧，我那变身电影制作人的梦想戛然而止。在各种糟糕片段中，我最喜欢的就是酒店窗前拍摄的那个镜头。由于摄像机读取了巴黎明朗天空的光线强度，前景里的主人公看上去仿佛正在接受证人保护41。当然，我们总会努力在糟糕的境况中寻找一线光明。比如，穿着袍子的艾伦看上去好极了。

新病人，新发现，新思想

与此同时，为了挑战全新的人类裂脑研究，一只科研队伍正在逐渐形成。带头冲锋的是盖尔·里斯（Gail Risse），其他成员也很快加入其中。我还将自己在纽约大学展开的猴子研究移至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让新研究生们挑起大梁，例如理查德·中村（Richard Nakamura），他在多年后成了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副主任。我们埋头苦干，探索单侧大脑能否与双侧大脑具有同等的表现。中村爱抽雪茄，为人温和，他更愿意在猴子身上展开研究。另一方面，约瑟夫·勒杜逐渐对自己的动物项目丧失了兴趣，于是我把他重新编入人类实验的团队。

裂脑团队成员工作非常勤奋，但初期成果并不丰富。第一批病人情况复杂。神经外科手术报告声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胼胝体已被完全切开，我们依照其表面说辞接受了这些报告的结论。但是，诸多神经心理学检测表明，手术并未彻底完成。我们在获知报告存在缺陷之前，原本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加州病人的胼胝体与前连合均被切除，与他们不同，这群新的病人明确保留了完整的小前连合。由于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胼胝体切除不完全，如果在这些病人身上发现了两侧半球之间的信息交流，我们将会推测，完整的前连合可能是实现这一交流过程的原因。我们已经知道，在猴子当中，如果前连合保持完整，则所有视觉信息都可在半球间传递。

我们最终解决了问题，不过可以肯定，我们的确有那么一段时间陷入了误区，当把耗时数月的神经心理学测试结果与达特茅斯的神经病学家们新近收集的脑电数据结合在一起讨论时，错误顿时变得明朗起来。起初我们以为自己观察到了视觉、躯体感觉以及听觉信息在两侧半球间传递的迹象，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前连合是上述信息交叉整合的源头。我们开始相信，从前连合功能的角度来看，动物和人类更有可能具有相似的特征。

然而事实证明，第一批病人的大脑半球部分分离状况并不一致。一些病人的部分分离手术有其特定的治疗目的。例如，一位病人可能首先接受了胼胝体前部的手术。如果癫痫症状在术后得到了控制，那么就不会再实施进一步的手术。不过，对于另外一些病人来说，胼胝体前部未被切开则完全出于意外。例如，有一位病人先是接受了胼胝体前部的切开手术，几个月后，胼胝体后部也被切开。但是，执刀的外科医生一时疏忽，遗留了部分胼胝体前部的神经纤维，而这些神经恰好位于两次手术的交界部位。当时，我们和外科医生都对此毫不知情。病人表现出了半球间信息交流的能力。由于大家都假定第一份手术报告内容属实，也就是说，认为病人的胼胝体已被完全切开，我们推测未被切开的前连合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几年之后，脑电实验的结果终于使一切真相大白。

这些有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实验结果令人很不好受。我们开始心生退意，打算放弃对新英格兰病人进行测试。一切都变了，我们也认清了一些事实。切开部分胼胝体的确会导致特定感觉信息的半球间整合障碍。也就是说，胼胝体的特定区域负责整合特定种类的感觉信息，譬如视觉与触觉。然而，这是一个间接的证据，也不够清晰明确。人人都开始考虑，或许我们应该开启一些别的研究路子。

后来，一位来自佛蒙特的病人P.S.出现了，在他的引领下，我们终于走出了困惑，并重拾了对裂脑研究的兴趣。根据报告的描述，达特茅斯的外科医生们在一次手术中切开了P.S.的整个胼胝体。尽管达特茅斯的手术要求保留完整的前连合，我们依旧可以肯定，P.S.成了裂脑人。几周之内，结论显而易见，胼胝体完全切开而前连合保持完整的病人与加州病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失连合效应。大脑半球间不存在任何信息转移；每侧半球有其各自的功能特性。我们开始每月去一次佛蒙特，这一传统坚持了许多许多年。

自打对P.S.进行测试之后，没过多久，许多事情都变得明晰起来。首先，毫无疑问，半球之间无法传递视觉信息。向右半球呈现的视觉刺激只会保留在右半球，并不能被左半球命名或描述。这就意味着，与那些仍保留部分未被切开的胼胝体神经纤维的病人不同，前连合并不能传递视觉信息。P.S.的测试结果证明，人类大脑与猴子的大脑具有不同的结构；胼胝体完全切开而前连合保持完整的猴子能够在半球间传递视觉信息。当然，它也表明了达特茅斯病人，即后来所称的东海岸病人与加州病人的一致性。此后的多年间，这一事实成了两个研究团队的心头刺。在理想的科研世界里，重复他人工作既有其关键意义，又是一桩善举，而且大家都乐于合作。但是，由凡夫俗子操持的科学事业经常无法实现这一理想。

勒杜为此激动万分（图4-6）。在他初次接触所谓的裂脑病人时，与他打交道的是早先的那批达特茅斯病人，尽管他们同样具有一些有趣的特性，但仍旧不足以抓人眼球。与之不同的是，病人P.S.身上充满了神奇的现象，而勒杜是其中大部分现象的发现者。他对前人的文献了如指掌，知道研究者会对病人说：“让我们试试这个吧。”而“这个”具体可能指的是让病人用左手或右手画一个立方体。在一连数月面对头一批病人做出的令人迷惑的反应之后，当看到P.S.轻松地用左手画出立方体却无法用右手完成同一个任务时，他惊讶得目瞪口呆。当天晚上，回到空无一人的移动实验室，我还记得勒杜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终于有可以研究的裂脑病人了。”

图4-6　约瑟夫·勒杜与吉姆西厢式小货车

约瑟夫·勒杜是首批对达特茅斯病例中较为可靠的几位病人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之一。如今他是公认最早参与情绪研究的一位神经科学家。左图为勒杜说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为我们购买的吉姆西厢式小货车，用于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勒杜的照片来自纽约大学影像管理处。）Courtesy of New York University.

通过一次又一次前往佛蒙特的测试之旅，我们逐渐观察到了P.S.的术后症状的变化进程（图4-7）。与病人W.J.不同，P.S.的大脑半球很快掌握了控制同侧胳膊的能力。这一结果再次证明单侧半球不光能控制对侧胳膊，也可控制同侧胳膊。这还意味着，要不了多久，P.S.的两侧胳膊和手就都能正确地画出立方体图案。勒杜记录了所有这些变化，在15个月之内，P.S.的双手恢复了等同的能力。这一学习控制双侧胳膊的过程在其他加州病人当中同样存在，因此我们对此并不意外。不过，能看到事情遵循预期的方向发展依旧令人兴奋不已。

图4-7　将我们拉回正轨的病人P.S.

他是一位热心友善的少年。有一次，为了研究他的脑电波，我们带着P.S.来到加利福尼亚，并一起去了迪士尼乐园。图为他和母亲在一起，照片摄于此次旅行途中。

从很多方面来看，P.S.都是一位特别的病人，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那精力旺盛的大脑右半球（视频4-1）。术后不久，他的右半球尽管没有语言能力，但只要向其提供任何非言语的表达方式，它就能进行活跃的反应。他也是首位能够对呈现给右半球的言语指令做出反应的裂脑病人，而其他病人只能对简单的名词做出反应。如果我们对他的右半球快速呈现一个名词，比如“苹果”，并让他从一系列图片中指出与该词匹配的图案，和其他裂脑病人一样，P.S.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但是，与其他裂脑病人不同的是，当我们对他的右半球快速呈现一条简单的文字指令时，如“起立”或“指”，他也能做出相应的动作。右半球并非呆坐一旁，而是能真正完成一些任务（视频4-2）。事实上，我们在不久以后就会发现，它还有自己特别的偏好。能有一个更为积极的右脑参与我们的工作，为多种课题研究提供了可能（视频4-3）。勒杜的叙述能力比大多数人都要好，尤其是我。他与我共同完成了所有这些研究：

视频4-1　病人P.S.的实验（1）

视频拍摄地点在我们早期使用的一辆拖车里，我们会首先单独向病人的大脑右半球提问：“你最喜欢的……？”接着把问题的后半段单独传给右半球或左半球。本视频中，我们问病人的右半球“你最喜欢的一任女朋友是谁？”他能用一侧半球同时控制两只手，因此在这里他的两只手共同合作，成功地用字母方块拼出了“LIZ”（利兹）一词。

视频4-2　病人P.S.的实验（2）

我们对病人P.S.的右半球进行了多方位的检查。本视频中，我们提问道：“你是谁？”P.S.的右半球回答说：“保罗”。

视频4-3　病人P.S.的实验（3）

病人P.S.的右半球正在跟我们谈论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和演员亨利·温克勒（Henry Winkler）。

P.S.是一位极为重要的病人。他的两侧半球均具备阅读能力，但只有左半球能说话。在此之前，人们通常认为右半球居于次要地位，其认知能力与猴子或黑猩猩相当但劣于人类。左半球明显具有自我觉察的能力，然而我们并不清楚，位于另一侧的右半球是否也有类似的高级意识功能。有了P.S.的参与，我们终于能够探索右半球是否能进行自我觉察，因为他的右半球会阅读文字。于是，我们向他的右半球快速呈现问句，而他会伸出左手用字母方块拼出答案。在这些简单测试中，我们发现，P.S.的右半球具有自我意识（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和未来概念（他能设立行动目标），二者均为意识觉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有趣的是，他的右半球与左半球对未来持有不同的目标。也许在他的脑袋里真的存在两个人格？

就在我们试图检测两侧半球的交互作用情况时，有一天，在我们的由营地拖车改造的实验室里，加扎尼加观察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当时我们正在向P.S.的右半球呈现文字指令（起立，招手，笑），而他对每一个指令都能做出正确的反应。如果加扎尼加不在场，我们也许就会和那个发现失之交臂。我们大概会开心地向世人展示，右半球能够对语言指令进行反应。但是，加扎尼加那极其敏捷而又富于创造力的头脑很快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他开始问P.S.为何会做出那些动作。记住，只有左半球具有言语功能。因此，当呈现至右半球的指令为“起立”时，P.S.会把自己的行动解释为他想舒展一下身体。当指令为“招手”时，他说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位朋友。而当指令为“笑”时，他说是因为我们很有趣。

就这样，加扎尼加提出了关于意识的解释器理论：为了使一时冲动做出的行为反应看上去合乎逻辑，大脑会为之编造一个理由。以本次测试为契机，我们又开启了更多实验，以寻找该理论的直接证据。

当再次来到佛蒙特进行测试时，我们向P.S.的两侧半球同时呈现两张不同的图片，并让他在一堆卡片中指出与之匹配的一张。以一次经典的试次为例，我们向右半球呈现一幅雪景，而向左半球呈现一个鸡爪图案。他的左手指向了一张画着鸡的卡片，右手却指向一张画着铲子的卡片。P.S.在解释自己为何会做出这种选择时说道，他看到了一个鸡爪，于是选了鸡，而你需要一把铲子来清理鸡舍里的粪便。换句话说，左半球将P.S.的行为反应当作原始数据并从中编造了一套解释，并用之作为行为反应的原因。

对于裂脑病人的左半球来说，右半球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一种潜意识行为。加扎尼加提出，一些在潜意识状态下运作的系统负责控制我们的行为，而意识的一个关键功能就是让行为变得合理（进行解释）。这就是他的解释器理论……

勒杜的这段关于拖车岁月的回忆对我美言过多，却没有完整展示他自己在此次发现当中发挥的作用。在那种场景下，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大家扮演的角色都同等重要。整个过程充满了相互之间的线索启动，而我们唯一的要务就是确保病人不会猜透我们的用意。他也的确没有猜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P.S.为我们提供的洞见（左半球会编造解释，从而使得右半球发起的动作合理化）其实源自我们自己的思维转变，而不是他的大脑变化。在之前的20年里，裂脑研究者倾向于关注某一侧半球能做到哪些事情、不能做到哪些事情，以及两侧半球之间是否存在信息转移。这就使得我们总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提出一些特定的问题。例如，向一侧半球呈现刺激后，我们会问：“你看见了什么？”直到20年后，我们终于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左侧具有言语功能的大脑会如何看待右脑做出的反应？”毕竟，左半球对行为发起的原因毫不知情。终于，在那辆寒冷的拖车里，真相降临。勒杜和我问道：“你为什么会做刚才的动作？”简单地改变向病人提出的问题，我们眼前顿时涌现出全新的信息与见解。尽管左半球对一切摸不着头脑，但它并不满足于自己无知的现状。它会去猜，去撒谎，去编造借口，去寻找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过，它总能想出一套能够解释当下状况的答案。在我看来，这是裂脑研究得出的最令人震惊的结果。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围绕着参与研究的数位病人，对这一问题发起了攻坚战（视频4-4），而“解释器”机制在多个经典实验中均得以显现。上文描述的测试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中会说话的左半球大言不惭地解读起右半球发起的行为反应，尽管它并不知道相关的背景信息。在另外一些实验中，右半球的一些体验引发了情绪反应，而左半球会努力为这些情绪反应进行辩解。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情绪状态似乎能通过皮层下结构在两侧半球之间进行传递，而该传递过程不会受到胼胝体切开的影响。因此，尽管只有右半球能够接收产生特定情绪状态的感觉信息与体验，但两侧半球都能感受到情绪。虽然左半球不知道这股情绪为何产生、由何而来，但它依旧会试着对之进行解释。例如，我曾经向病人V.P.的右半球播放一段恐怖的消防安全视频，视频里一个人被推进火场。当我问她看见了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我不大清楚我看见了什么。我觉得只有一道白色的闪光。”但当我问她这道光是否令她产生了某种情绪反应时，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有点害怕。我感觉心惊肉跳，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不喜欢这间房间，或者是因为你，你让我很紧张。”接着，她转向一位研究助手说：“我知道自己挺喜欢加扎尼加博士，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怕他。”左半球感受到了情绪的负面效果，但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有趣的是，信息的缺乏并未阻止左半球为当下的境况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站在那里，她觉得不开心。她脑中的“解释器”把这两个事实组合在一起，得出了一个具有因果联系的结论：一定是我把她给吓坏了。

视频4-4　病人J.W.的实验

几年后，病人J.W.参加了一个小实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频道（NBC News）的罗伯特·贝泽尔（Robert Bazell）拍摄了整个过程。这是一次“现场直播”的实验，并且大获成功。

解释器会对许多认知过程造成影响，其中就包括记忆。譬如，伊丽莎白·费尔普斯（Elizabeth Phelps）当时是一位博士后成员，如今已成为纽约大学杰出的认知神经科学家。有一天，她和我一起为裂脑病人呈现一系列照片。照片讲述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人在早上起床，准备上班。接着，我们又呈现了另外一组照片，并问他们认出了其中哪些。这回的照片中既包括与之前呈现的完全相同的照片，也包括一些与故事无关的新照片，以及一些与故事主题密切相关的新照片。左半球与右半球都能准确地识别出刚才看过的照片，但左半球还会错误地选出与故事有关的新照片。

左半球倾向于抓住情境的精髓，做出与主体概要相符的推论，同时舍弃无关元素。这种加工方式会降低精确性，但能让新信息的处理变得更加简单。右半球不具备这一能力。它完全忠于事实，因而只会识别出原先呈现过的照片。

以下这个经典实验（如今大概无法获得人类被试委员会的批准）表明，解释器还会对身体传入的信息加以解读。斯坦利·斯坎特和杰里·辛格告诉前来参加实验的志愿者，他们会被注射维生素，以观察该操作对视觉系统的影响。然而，志愿者们接受的其实是肾上腺素注射，而研究者们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对身体反应的评估是否会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一些被试被告知维生素注射会产生一些副作用，譬如心悸、战栗和面部红热，而另外一些被试则被告知不存在任何副作用。

肾上腺素注射（真的会产生心悸、战栗与面部红热的副作用）之后，一位与研究者串通好的合作人员走进被试们所在的房间，并表现出欢快或愤怒的举动。那些被告知注射有副作用的被试会把自己的症状归因为药物。而那些对副作用不知情的被试则会将他们自发产生的身体反应归因为环境。与举止欢快的合作者在一起的被试会报告说他们感到了兴奋，而与表现愤怒的合作者在一起的被试会声称自己也很愤怒。面对同样的身体症状，被试们左脑的解释器得出了三种不同却又合理的“因果”解释。然而，只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注射了肾上腺素。

因此，对于解释器来说，事实很有意义，但并非必需。左脑能利用手头掌握的任何情报，并自行补足其余的部分，只要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好。大脑中各种处理系统给出的信息构成了一团混乱的迷云，左半球却在其中寻求因果，创立秩序。这就是我们大脑的日常工作：从各个脑区与外界环境获取信息，并以其为原材料，生成一个个合理的故事。

右脑学会了说话

裂脑研究中另外一项重大发现同样诞生自病人P.S.——他的右半球开始习得简单的言语能力。手术后不久，他和许多裂脑病人表现一致。他的左半球能够理解语言并会说话。右半球也能理解简单的语言，但却不能说话。这是一个符合标准的情况。但是，在此之后，P.S.的行为表现发生了变化。他用右脑说出了简单的词汇，这令我们大为震惊。

我们通过一项简单的测试确定，让他说话的确实是右半球。我们向每侧半球快速呈现一张物体图片，并让P.S.说出他所看见的物体的名字。手术结束两年后，他开始能够说出呈现至任意一侧大脑半球的物体。为了检验两侧半球间是否存在信息的转移，我们改变了询问的方式。我们没有问“你看见了什么？”而是问“两张图片是否相同？”他无法做出回答。这是一个诡异的结果。比如，如果呈现给两侧半球的图片分别是一个苹果和一只鸭子，他能说出“苹果”和“鸭子”，但两侧半球无法在各自看到的图片之间进行比较，并判断其是否相同。当然，如果两张图片都呈现至同一侧半球，回答“相同”或“不同”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这一现象。毫无疑问，右半球的能力真的发生了改变，它现在会说话了。随后的几年里，其他病人也开始显现这种能力。不久后，我们就发现病人V.P.和J.W.均学会了用右半球说话的技能。我们在一次测试中展现了这一能力的离奇之处（图4-8）。

P.S.：安今天来镇上。

主试：还有别的吗？

P.S.：在船上。

主试：谁？

P.S.：玛。

主试：还有什么？

P.S.：拜访。

主试：还有什么？

P.S.：看望玛丽·安。

主试：现在请重复整个故事。

P.S.：玛今天应该会来镇里，去船上拜访玛丽·安。

图4-8　“三重故事”测试示意图

病人P.S.开始能用独立的右半球说出单个词汇，因此，我们对他进行了所谓的“三重故事”（triple story）测试。首先，我们向他呈现一个由5对词语组成的句子，内容为一则小故事：“Mary Ann May Come Visit Into The Town Ship Today.”（玛丽·安今天可能来小镇参观。）普通被试在测试时，会按照上述词序重复我们呈现的句子。然而，对于P.S.来说，他的每侧半球看到的故事是不同的。左脑看到的是“Ann Come Into Town Today.”（安今天来镇上。）而右脑看到的是“Mary May Visit The Ship.”（玛丽可能会去看船。）图中的对话展现的是病人P.S.的两侧半球描述句子的过程。左半球先做出反应，接着右半球提供了另外一种词汇组合，他最终将两个半球的输出整合在一起，得出了一个总结式的回答。

总而言之，我们兴奋极了。说到这一点，所有工作在第一线的科学家、学者或是任何类型的侦查员都能明白，这就是新发现带来的狂喜。大自然的又一个秘密被公之于世，而你亲历现场，成为最前排的观众。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此同时，我也将迎来更多改变。我已经决定去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就职，并准备搬回纽约市。

第5章

认知神经科学诞生了

从本质而言，科学家的职责决定了他们只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不是反之。一位哲人曾经提出，事实上，当我们对自己交出的答案越来越不满意时，就意味着我们的智力已达到成熟。

——奥尔波特（G.W.Allport）

在我加入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教职工队伍的年代，医生还不会打广告叫卖医术，医院员工的话题也不是全天围绕着薪水打转。当时的医学院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在那里，医生们会眼也不眨一下地每周工作数百小时。一流医学院的气氛与张力激发了我内心的激情。我很喜欢这种感受，也知道自己将学会许多新知识。

入职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手下的研究生变成了住院医师，他们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研究生接受的是科研方法的训练，主题即为如何做实验。住院医师的年龄更大，也更加精明。他们在一天中做出的决定比我们大多数人一年的总量还要多。他们与各式各样的人打着交道，有的奄奄一息，有的欣喜若狂，有的在哭泣，有的在欢笑，人生百态，五味杂陈。简而言之，他们的培养方式与研究生不同。而我的工作就是将两种经历与技能结合在一起，共同探索人类认知问题。现在，我既是学术型博士生导师，也是医学博士生导师。

康奈尔大学神经科传奇般的主任弗雷德·普拉姆（Fred Plum）推动了事情的发展。不知为何，他形成了一个想法，认为他的住院医师们需要接受神经心理学训练，接着又通过某种方式找到了当时还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我。刚开始的计划是让我每周四来纽约市与住院医师一起进行特别的神经心理学巡诊。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神经病症种类繁多，而我对之了解甚少。我读过各种相关的文献，并有研究失语症的经验，但真要上手检查所有类型的病人，尤其又是在巡诊的时候，我该如何保证自己的专业性呢？

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参加巡诊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普拉姆的住院医师是一群优秀的人才，而其中一些更是我认识的最友善、最爱玩闹的人。他们很快就发现我其实是巡诊的新手。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以优雅的风度变身教师，而我则成了学生。我发现自己爱上了神经科的病房。

很快，我熟悉了巡诊的方法，并提出了几个实验设想，这些实验或许能帮助我们在经典病症中寻求新发现。住院医师日程繁忙，他们可不会浪费时间。如果一个想法成型了，他们就希望能立刻动手实验。“听着，”他们会这样说，“我们带病人去走廊另一头的储藏室吧。我们可以在那边的桌子上装一个投影仪。”或者会说：“东六区有个患全面性遗忘症（global amnesia）的病人。带上便携式脑电记录仪。我们可以记录她的癫痫发作，再静脉注射安定帮她恢复正常。”他们原本的日常工作就已非常紧张，而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完成了所有这些额外的实验。

此后不久，普拉姆就决定在自己现行的神经科培养项目中添加神经心理学的内容。他向我提供了一个全职的教授职位。我很喜欢这个想法，而就在此时，我的私人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动。当这个工作机会上门时，琳达和我已经决定分手。她将与我们的4个女儿——我人生中的一大幸福的源泉——留在石溪，而我会离开家，每周与她们共度周末。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但是多亏了大家的努力，最终所有相关人员都渡过了难关。

病人为师，探索潜意识

我成功说服勒杜加入我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新实验室，并一起思考下一个研究项目的主题。其中一个点子来源于巡诊。住院医师布鲁斯·沃尔普（Bruce Volpe）是一位优秀的医生，精力旺盛得不可思议。他开始向我们展示一些右侧顶叶受损的病人，这些病人身上有一些我所见过的最为离奇的症状。比如，你让这样一位病人盯着你的鼻子。接着你举起左手，比出一根或两根手指，并问病人看见了什么。他们可以轻松地给出正确答案。用右手重复一遍同样的操作，他们也能正确回答。接下来是关键一步。你举起双手，左手比出一根或两根手指，右手也一样。

结果令人震惊。所有病人都会否认你用右手给出的信息。看上去就像你的右手根本不存在一样。这一现象称为“同步双刺激忽略”（double simultaneous extinction），在精神科临床十分常见，属于一种注意障碍。等我们从症状带来的震惊中回过神来，问题出现了：你可以确定右手给出的信息已经进入了大脑，那这部分信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毕竟，当主试单独举起右手时，病人是可以轻松说出竖起手指的个数的。该信息在主试举起双手时受到了抑制，是因为它不再进入病人的意识认知系统吗？还是说该信息依旧能进入系统，但病人不能够谈论它，或是没有意识到该信息能够帮助他做出决定？这一异常症状或能为我们打通一条通往潜意识世界的道路。于是，沃尔普和勒杜开工了。

沃尔普收集了一群损伤位置相似并表现出该症状的病人，与此同时，勒杜设计了实验方案，并帮助沃尔普学习一些心理学研究技巧。核心实验非常简单。我们打算同时在病人的两侧视野快速呈现图片，并让病人判断图片是“相同”还是“不同”。因此，病人要做的很简单，就是提供一个口头回复。没错，要想得出正确的答案，大脑必须统合双侧视野中的信息，并在此步加工之后，将信息传递至言语中枢以产生行为反应。实验的第一步，我们需要确定病人是否能成功完成任务。结果很明显。病人会否认自己看见了左侧视野呈现的视觉信息，但依旧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说出“相同”或“不同”。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在图片“相同”的试次询问病人看到了什么的时候，他们会回答说有两个苹果，或是当时呈现的别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在图片“不同”的试次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无法说出被“忽略”的一侧视野中的刺激名称。太好了，实验成功。事实证明，这次实验开启了一个新的小型研究领域。用简单的话来说，我们证明，无法进入意识层面的信息能够影响一个看似有意识参与的决策过程。潜意识的神经网络可能控制着人类绝大多数的活动，而通过这次实验，我们得以窥见这片广阔世界的风貌。我们无比自豪，而且没过多久，其他研究者也接受了我们的观点，并用许多聪明的方式对之进行了扩展。

为师之乐，友情之福

我认为培养研究生靠的不是“训练”。更好的方法应该是为他们提供各种可能，前提是如果遇到一些不理解的细节，他们能自行解决问题。我自己掌握的所有知识都是这样得来的。当人们在谈论训练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将一个不成形的头脑塑造成某种特定的样子。那些缺乏高质量学生的大学走的正是这种路子。而在真正的科学发现诞生地，我们应当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在另一方面，培养研究生是一项高产出的工作，既不可或缺，又令人愉悦。

如今，导师制度并非研究生院的专属，研究生毕业多年后的学术活动仍需要导师的参与。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太过浩瀚繁复，因此，对于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来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仅仅是成长过程中的一小步。这么多年来，尤其是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那段时间里，我负责指导的学生主要是博士后。来我这儿的学生通常有心理物理学42或认知心理学43背景，并希望参与神经病患者的研究。中风经常会在病人脑中造成局部损毁，或称“脑损伤”（broken brain），而这样的病人就成了研究认知机制的绝佳被试。

一天下午，利昂·费斯廷格和我在格林尼治村的达达尼尔餐厅共进午餐。当时，他的兴趣正在逐渐从心理物理学转向考古学与人类起源。费斯廷格问我是否愿意接手他的一名学生，杰弗里·霍尔茨曼（Jeffery Holtzman）。为了让这场交易看上去更有甜头，他表示自己愿意随人附送一套昂贵的用计算机控制的眼球追踪设备（图5-1）。这套设备非常有用（而且非常贵），弃置在储藏室里太过可惜。眼动仪能够在研究人员向被试呈现视觉刺激的同时，精确测定刺激投射至被试视网膜的位置。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在被试的左侧视野呈现一个刺激——我们在裂脑病人身上每天都会做这件事情——被试的眼球可能会发生运动从而改变刺激投射的位置，而眼动仪就能对这一运动过程进行追踪。费斯廷格还随口指出，如果没有霍尔茨曼来进行操作，这套仪器就是一堆废铁。身为一个高科技废柴，我告诉费斯廷格让霍尔茨曼来接受一次面试。

图5-1　杰弗里·霍尔茨曼和他的眼动仪

人们总是很难预见一位初识者竟会成为自己的亲密好友。当时39岁高龄的我感觉自己已经遇见了所有毕生挚友，自此以后认识的任何人都只能归入名为“熟人”的第二梯队。像是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的愚蠢一般，霍尔茨曼走进了我的生活，不出一周，我俩就变得形影不离。我有幸在随后的6年里分享了这份友谊，后来霍尔茨曼因为一场可怕的疾病告别人世。他的离去对我来说就像一次大脑损伤——我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突然消失，而且永远无法恢复到当年的模样。

霍尔茨曼从新学院毕业那年，与一位耀眼的年轻律师安·勒布（Ann Loeb）喜结连理。她的第一位上司是美国法律界与政坛名人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安成了一位宪法第一修正案专家，每一期《福布斯》与《每日新闻》（Daily News）在付印前都必须接受她的审阅。她还试着读过霍尔茨曼的科学论文。对她来说这就像外语文章一般难懂，但她还是读了下来。她的幽默感甚至比霍尔茨曼还好，这可是很有分量的评价。幽默感帮助她在纽约法律界的风云世界里存活，并成为霍尔茨曼的妻子。他俩总在一起大笑大闹，每当霍尔茨曼以为自己抓住了安的弱点，安又会反过来加倍偿还。

和霍尔茨曼在一起，就像参加24小时版的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听讲座时，我们会被同一句话逗笑，以至于不得不直视前方以避免眼神交流，同时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好让自己别做出什么扰乱秩序的举动。偶尔有那么几回，我笑了而霍尔茨曼没笑，或是反之。这时我就会想：怎么了？霍尔茨曼在认真听吗？他是不是睡着了？大多数情况下，他并没有睡着，于是，之后去洛克菲勒大学酒吧喝酒时注定会发生一场精彩的争论。在6年间，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那里。他那活跃的智慧永无止境，就连他嘴里说出的粗话也有如一种艺术。有一天，我们离开酒吧时，他对我说：“我上床睡觉时会想起夏洛特。你会想谁？”而夏洛特是我的妻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叫你忘怀？我曾经试图抢占他的上风，但从未真正赢取过胜利（图5-2）。

图5-2　杰弗里·霍尔茨曼和我在意大利的拉韦洛享受生活

在温暖的夏日，一边俯瞰阿马尔菲海滩，一边与挚友共享午餐，这就是我对天堂的定义。

当然，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科学。霍尔茨曼追求以数据说话，只有当结果数字非常有力时，他才愿意从中得出推论。他总能找到实验设计中的缺陷，经常对实验室中存在已久的老观念发起挑战并大获成功。他会为了一场即将到来的讲座苦苦奋斗，也会为快要截止的基金重申繁忙奔波。从始至终，他都是这一领域内最优秀的人才。对他进行指导绝非易事，可不是像共度美好时光后再送他坐上出租车回家那么简单。

我们的研究经常要用到一种叫作“速视仪”的设备，它能对某一侧大脑半球呈现视觉刺激。为了让速视仪发挥功效，被试必须非常擅长聚焦视线，也就是说，能够极其专注地盯着屏幕上的注视点。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而我们花费了很多心血来训练病人的注视能力。这也是我们至少每月会去一次新英格兰的原因，我们开上那辆经过特殊改造的厢式小货车，里面装着速视仪，一连坚持了6年。病人的家属对我们很好，他们总会在我们闲聊的同时端上午饭。探索人类被试的心理加工过程是一项棘手而敏感的工作。因为你其实是在刺探一个人大脑与心智最深处的活动。你必须努力向参与实验的病人和家属表达你心中最诚挚的尊敬与感谢。

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我们开车前往一位病人的家，那里位于新罕布什尔的乡村。我们一边吃着午饭，一边从餐厅的窗子向外望去，这时我发现草地里躺着一头奶牛，它目不转睛地盯着山下，看上去正在神游。我随口向病人的父亲说起这头牛以及它那心满意足的状态。霍尔茨曼正忙着给自己拿第二个三明治，我猜他并没有注意听我们的对话。最后，我对这场奶牛主题的谈话作结道：“不过，那头牛怎么就那么喜欢整天一动不动地往山下看呢？”这时，霍尔茨曼回话了：“我不知道，不过他听上去很擅长注视。我们为何不在他跟前装上速视仪，看看会有何发现？”

刚说完最后一个词，霍尔茨曼就开始脸红了。他盯着盘子，恨不得此刻自己能够身处别处。通常像这样说错话的人是我，而每次出糗时霍尔茨曼都让我吃尽了苦头，于是，我决定好好享受这次复仇的机会。我慢慢转过身，朝他说道：“你刚才说什么，杰夫44？”他努力打起精神，回答说：“我刚才说，算我欠你一次人情。”病人和他的父母顿时哄堂大笑。几年后，当他们听说霍尔茨曼去世的噩耗时都留下了泪水。

前往新英格兰的路途遥远，我们也因此拥有了充足的时间用来探索彼此对万物的观点。霍尔茨曼总爱说起安。他是那么喜欢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安为数家优秀出版商担任了辩护律师，其中就包括《华尔街日报》、《每日新闻》和《福布斯》。霍尔茨曼从安那里获知了每一起诉讼的每一个细节，然后一五一十地说给我听。我会向他提出刁难的问题，但他总是知道答案。如果我触碰到了什么保密事项，他不会给出回应，因为他说安会因此杀了他。我设法逼他吐出秘密，但霍尔茨曼从未屈服。感到挫败的我这时就会说：“那么，你的妻子挣得比你多是一种什么感觉？”他答道：“很好，很好。我很爱她……我可负担不起不爱她的后果。”

霍尔茨曼喜欢符合逻辑而又整齐有序的事物，但是他对太过井井有条的人兴趣不大，因为他擅长洞察事物间的关联，而这种人让他的超能力无处发挥。霍尔茨曼是一位实验主义者，做起实验时无人能出其右，他也能从实验中获得至高的愉悦。一天，他正在做一个实验，但每一次重复出的结果都不一样。我大概说了一句，这是好事，也许我们快找到真相了。他向我回吼道：“真相？你疯了？我才不管什么真相。我只想要一个稳定的结果。”

霍尔茨曼非常乐于助人，与此同时，也对自己极端负责。他对整个实验室的所有实验细节都做出了贡献，任何人都应该征询他的意见。在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时，他的首要原则即为排除结果汇报中的一切逻辑问题。数据的解读可能存在漏洞吗？他会在报告前几周里彻夜思考这个问题，担心有人从自己的推理当中发现缺陷。我会这样责备他：“就算你出错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太宏大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类大脑是无法想出答案的。我们努力追求的不过是让自己比错误更靠近真理一些。我们不一定非得分毫不差。”他的回答是：“一派胡言。”我会说他是一个有强迫症的混蛋，而他则反击说我是一个头脑混乱的卑鄙小人。然后我们就会出门喝上一杯，并得出我俩都没错的结论。

夏洛特与我结婚时，霍尔茨曼也在场。我俩的官方结婚仪式在雷娜·尤维勒（Rena Uviller）法官在纽约的办公室里举行，当天下午又在世贸中心大楼顶层的一个私人包间里进行了午餐会。早上的仪式只有两位客人，夏洛特的姐姐以及我们的好朋友尼森·谢克特（Nisson Schechter），他碰巧也是法官的表亲。在此期间尼森告诉我们，有一天，雷娜在晚上给他打电话询问一个问题。当时她正在裁决一起诉讼，原告和被告律师都是犹太人，他们执着于各种细节，令她抓狂不已。于是，她问精通意第绪语45的尼森，这门语言里有没有表达“整体图景”的词。这位法官认为，如果她能找到意第绪语里描述“整体图景”的词，她就能攻破那些犹太人律师。尼森说自己不知道这个词，但能帮忙找出答案。他给17位拉比46打去电话。没有人能给出回答。终于，当他找到自己在底特律时的拉比时，后者告诉他说：“尼森，意第绪语里面没有整体图景一词。对犹太人来说，凡事都是细节、细节、细节。”

那是灿烂的一天，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而又意味深长。整个仪式令人动容，而霍尔茨曼引领我们走过全程，确保我们不会被情绪冲跑。雷娜·尤维勒心思细腻地指出一个美好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就发生在她这间书香四溢的办公室里。随后在午餐席上，气氛欢喜异常，许多话题都引起了满堂大笑，以至于大家都有些头晕目眩（图5-3）。到了2点半左右，法官说自己得先走一步，因为她必须回法庭为一位于两年前谋杀亲子的犯人宣判。事件发生后，此人假释出狱，表现堪比模范市民，并且为了供养在世的家人身兼二职。该拿他怎么办呢？

图5-3　婚礼后的私人午餐会

雷娜·尤维勒法官见证了夏洛特与我的婚礼。仪式后，我们在世贸中心的世界之窗餐厅举办了一次私人午餐会。（从左至右）霍尔茨曼、夏洛特的姐姐迪吉·斯迈利和我的好友兼雷娜的表亲尼森·谢克特也参加了宴会。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雷娜主持了我们的婚礼，参加了欢乐的宴会，随即离开去处理一件复杂而又重大的事务。霍尔茨曼为仪式奠定了诙谐的基调，但其所作所为也显现出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时刻准备向人的心灵发问。不知为何，以一桩社会难题作为婚宴的结曲令大家心情一振。霍尔茨曼与在座的各位素不相识，但他却能在幽默的言谈间传达灵魂深处的尊严，若不是他，雷娜也不会对我们说起事情的原委。

后来，霍尔茨曼的身体垮了，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令人猝不及防。他一连咳了好几周，接着开始咯血，他去纽约医院就诊后立刻被收住入院。当时他的妻子即将生产，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间，他们焦灼地忙于公寓改造，一直生活在石膏墙粉末和其他建筑垃圾里。我们为他的咳嗽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从胸透照片看来像是急性肺炎，组织检查结果却又表明并非如此。霍尔茨曼知道自己状态不好，于是打电话让自己的家人和最亲密的好友T.L.来到病房。

入院三天后，霍尔茨曼的医生父亲告诉我说，他觉得霍尔茨曼要挺不住了。我又是震惊又是愤怒，一个年轻的生命居然会在世界上最好的医院逝去。他们预订了一次CT扫描，猜测可能是肺癌。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而霍尔茨曼的病情每况愈下。人们找来一位肺病专家，快速肺部检查表明霍尔茨曼的肺部正在发炎。最终，一次活检确定了诊断结果，霍尔茨曼患的是韦格纳肉芽肿（Wegener’s granulomatosis）47，一种自身免疫疾病。预后并不乐观：霍尔茨曼接受了大剂量的抗生素和类固醇治疗，但病情依旧持续恶化。T.L.告诉我们，在去活检的路上，霍尔茨曼向他比出大拇指并说道：“再‘肺’48。”他努力用各种小故事与笑话让我们高兴起来，这些努力都经由安和T.L.转达给了等候室中的我们。

活检后的凌晨5点，我在外科重症护理病房中见到了霍尔茨曼。他的身上插满了管子，因此无法开口说话，但我们还是进行了一次对话，期间他以文字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担心都在安身上——他觉得自己很对不住她。我告诉他病情一定会好转，但他无视了我，继续打听安的精神状态。我向他保证安一切都好，而且我会照顾她。他让我按照之前的计划去佐治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这时一位护士走了进来，把我赶出了病房。我们微笑着道别，而这就是我与他生前见过的最后一面。第二天早上，霍尔茨曼去世了，那是他发病后的第10天。他于3天后下葬，就在葬礼的次日早晨，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美丽的女儿。

在此后的日日月月与年复一年，我们挣扎着面对这场不幸带来的痛苦。霍尔茨曼去世几个月后，我和夏洛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我们尽己所能地与安和她的小婴儿待在一起。为了将注意力放在新鲜事物上，我开始学习烹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的感情都处于麻木状态。情绪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根据一些人的观点，大脑中较为古老的皮层下区域负责着情绪的控制，因此我们无法对情绪进行有意识的加工。也许他们是正确的。同样正确的是，我们不能依靠发泄来摆脱情绪的影响。我深陷于情绪的泥沼之中，而独自一人咀嚼往事并不能让境况好转，于是我把这些故事写了下来。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有一件更为高兴的事情可以告诉大家，尽管是有些苦涩的甜蜜。两个星期以前，在霍尔茨曼去世28年后，夏洛特和我注视着一位容光焕发的新娘步入婚姻的殿堂，而她就是霍尔茨曼的女儿。最美好的地方在于，她是一位诙谐而又不羁的姑娘，在整个婚礼过程中一直插科打诨，连新郎发言的时候也不放过。毫无疑问，她继承了霍尔茨曼的灵魂。

霍尔茨曼比大多数人聪明，又比大多数人勤奋，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富有魅力。即便坐拥所有这些天赋，外加极具竞争力的科研素养，霍尔茨曼却是一个毫无野心的人。我们经常谈起这个话题，但我一直无法理解他的心境，直到参加了他的葬礼。霍尔茨曼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纽约。我们在一起喝到神志不清。我们无助地看着他那怀孕中的美丽的妻子、迷人的母亲、朝气蓬勃的姐妹和伟岸的父亲。我们交谈着，哭泣着，计划着，痛饮着，最终颓然崩溃。原来，霍尔茨曼并不需要野心。朋友才是他的动力源泉。霍尔茨曼在短暂的人生里汇集了一群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友人。每当有电话铃响起，他都知道，电话的另一头多半是一位自己喜爱的伙伴。他总爱说起那些朋友，但我们当中大多数在此前都未曾见面。只有在他去世时，我们才发现了彼此，而这次相遇之恩让人确信，有了这群朋友，杰弗里·戴维·霍尔茨曼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有车就上路

不过，上面这些都是后话。当霍尔茨曼还在实验室工作时，勒杜在康奈尔大学的活动也在稳步展开。他决定将研究方向转回至最开始吸引自己的情绪问题和动物实验。他全身投入其中，而且就像他对待其他所有事情那样，展现出了满怀的热情与惊人的才华。勒杜用了短短几年时间让自己成了享誉世界的情绪与大脑研究专家。为此他必须学习一整套全新的研究工具以及新的文献资料，但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题。

在勒杜改变研究方向之前，我正在撰写一份基金申请书，而他帮助我完成了其中关键的一段。裂脑研究团队想要一辆合适的小货车用来做测试。我们来纽约后弃用了以前的旧拖车，并从康奈尔大学在白原的附属医院借来了一辆被淘汰的老校车。我们对车里顽固的座椅进行了改造，但开着那辆黄色大巴去过一次冰天雪地的佛蒙特后，我们就受够了。这种车脆弱得像个锡罐头，而我们居然会用它载着美国孩子四处乱跑，也真是一个奇迹。

因此，在那份递交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申请书里，我们将一辆吉姆西优雅型房车列入了仪器清单，价格大约为3.2万美元。当我在正式的基金预算页上敲下房车的条目时，不禁独自发笑。这项预算肯定需要一份理由说明书。此时，约瑟夫·勒杜走了进来。“约瑟夫，帮帮忙，我正在试图陈述我们为什么需要买优雅型房车。”勒杜说没问题，随后便消失了大约一个小时。待他回来时，手里拿着整整一页的分析文书，讨论了房车对项目的关键作用以及为何优雅型房车尤其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需要房车的起居区并将之改造为测试实验室，同时也需要用于睡觉和吃饭的空间以节省差旅费。就这样，我们把写着优雅型房车和理由说明的申请书送去了基金会。

大约9个月后，我接到了一通基金会项目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我有一些关于基金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也有一些坏消息。”电话里说，“我们无法为你要的科研助手拨款，以及说真的，也不能支付你的薪水。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现在资金状况很紧。不过，委员会觉得优雅型房车的确是个好主意，于是对其提供了全额资助。事实上，这是他们资助的唯一一项。坦率地说，它听上去很像《与查理同行》（Travels with Charley）里的故事。我们很喜欢。”

于是，当天晚上，我们狂欢一场。次日，勒杜在新泽西的一家代理商处找到了一辆优雅型房车，并去那儿把车提了回来。当时我大概在开会，或是有别的事要忙，不过，等他开着那辆崭新的房车光荣归返时，我们都被兴奋冲昏了头脑，直到一个残酷的事实降临。眼前是一个任何纽约车主都无法回避的巨大难题：我们到底该把这辆8米长的车停在哪儿？

我们疯狂地打了一圈电话。终于，一个人找上了门，他拥有一个细长的停车位，在狭窄的68号大街上的一栋建筑旁边，位于第一大道和约克大道之间，刚好临近勒杜的实验室！事已至此，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勒杜可以在工作日期间住在车里，因为住房很紧张。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通过那条狭窄的街道把车开进停车位？（图5-4）

图5-4　纽约街道俯瞰图

为优雅型房车准备的小停车位在照片的右上角。一位杰出的神经生理学家曾经告诉我，她上过的最重要的一课发生在高中小卖部。实用知识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科学事业需要团队合作。我们得找一位后援专家，幸运的是，我曾经在某一个暑假里干过一份兼职，期间恰好学会了这项泊车技能。不得不说，我的手法相当轻巧熟练。停车位大门敞开，我开着房车驶入单行道，路的两侧都停着车。我在离门不远处停下，此时副驾驶位上坐着勒杜和霍尔茨曼。夏洛特身为一位活泼的得克萨斯金发女郎，凭借她那毫不含糊的自信负责拦下后方的车辆。凶悍的纽约市民等在原地，而我则将房车挂上倒车挡，沿着狭小的街道一把停进了车位，只留下了一条10厘米的缝隙。事实证明，此后大约十年间，把优雅型房车开进停车位的工作成了我的专属。经常会有行人驻足围观，还不止一次地拿我打起了赌。有一回，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算在周末来纽约，因为听说过太多次关于我们开着房车四处旅行的故事，他打来电话，询问自己能否住在我们的车里。

停车位旁边是一栋老旧的城市公共卫生大楼，当时已经被康奈尔大学接管。沿第一大道向前走不远，就是纽约市最高档的意大利餐厅皮科洛蒙多。我们在接待医院来的访客时经常去那里吃午饭或晚饭，而且成了餐厅领班最喜欢的顾客。有一天，我和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著名编辑山姆·沃恩（Sam Vaughan）来到餐厅，他在进门时向领班问道：“你家的男洗手间在哪里？”领班平静地回答说：“我的洗手间在布鲁克林。”山姆笑了，回头对我说：“在纽约，人人都有编辑的才能。”

一天，我坐在餐厅角落里一个著名的卡座吃午饭，领班告诉我说，著名钢琴家弗拉基米尔·霍罗威茨（Vladimir Horowitz）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在那里进餐。我礼貌性地表达了赞叹之情，为了报答领班的热心，决定和他聊一聊最近从玛塞拉·哈赞的烹饪新作中学来的芝士意面的菜谱。我一面描述着菜谱，一面注意到领班脸上渐渐露出了厌恶的表情。待我话毕，他开口说道：“我们餐厅不再提供芝士意面，不过我可以在餐桌上为你现做一盘，这样你就能学会真正的做法了。”他也的确履行了诺言，自那以后，夏洛特和我每个月最少会做两次芝士意面，至今坚持了35年。

纽约的生活就是这样：每个拐角都有一段丰富而又离奇的际遇。上午的时光多半在医院的病房中度过，在那里我们会对一群令人着迷的病人进行检查，他们患有各式各样神秘的病症。病房里的任何一天都可能发现几位特殊的病人，要么患有注意障碍——譬如之前介绍过的“同步双刺激忽略”，要么是有趣的失语症或早期痴呆，又或是一些短期病症，例如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如果是最后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你的大脑必须飞速运转，好在症状消失之前收集你所研究现象的相关数据并对之进行核实。医院走廊的尽头有一个阳光浴室，病人可以离开病房坐在里边取暖放松，于是乎，即便是去那里转转也能为你带来惊喜。有一天，我向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他也反过来介绍了自己。其人便是保罗·韦斯，来自洛克菲勒大学的著名教授，罗杰·斯佩里的导师。我告诉他自己曾经是斯佩里的学生，对此他热情地回应说，斯佩里是他目前为止指导过的最优秀的学生。

你随时都有可能被叫走去评估和检查一些有趣的病人。我们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得归功于那群住院医师。我们为他们提供资源，他们也以资源回报我们。在医生们在医院里上下奔走忙于工作的同时，一位接着一位的病人被领到我们跟前。有时呼机响起，纽约医院隔壁的康奈尔大学佩恩·惠特尼精神病医院传来消息，关于一位比较年轻的科尔萨科夫氏综合征（Korsakoff’s syndrome）病人。这种疾病的症状为维生素B1缺乏导致的记忆丧失、虚构和情感淡漠，常见于长期酗酒或体重紊乱引起的营养不良患者。这时沃尔普就会一把抓住我，带我去看这位困惑的病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不过，静脉注射维生素B1后，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恢复了正常。没过几分钟，主要病房又召唤我们返程：一位急性认知型视力减退的女士需要我们对她进行检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神经科病房真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从昏睡的兔子到真正的人类

最扣人心弦的体验之一莫过于围观放射科医生确定病人负责言语功能的大脑半球。神经外科医生在语言功能脑区附近做手术之前会希望确定这一区域的位置。在不同的病人之间，具体的半球定位可能存在差异，而外科医生们想要对之进行确认，这也是一种正确的操作。他们的放射学检查流程单纯出于医疗目的，却为神经心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帮助他们理解一些大脑半球间加工活动的特性。在检查过程中，放射科医生需要将一根导管插入病人腿部的股动脉，一路向上穿过心脏并抵达颈部，最终来到为大脑供血的颈内动脉。接着，他们会向导管中注射异戊巴比妥钠，这是一种麻醉剂，能让病人的一侧大脑半球进入长达约两分钟的睡眠状态。在此之后，医生会将导管略微撤出一段，并重新插入另外一侧的颈内动脉，从而对另外一边的大脑半球进行测试。病人和医生通过一台荧光镜直接观察整套操作流程。亲眼目睹人类一侧大脑半球进入睡眠状态是我经历过的最毛骨悚然的事情。毫无疑问，我当年的兔子实验对此只能甘拜下风。

人类的意识状态居然能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受人操控，而且操作过程时刻伴随着风险，因此，这一经历也令人倍感疲惫。概括地说，医生通常会让病人举起双手。当一侧大脑半球的麻醉剂生效时，对侧的手便会瘫软下来。如果是负责言语功能的大脑半球，则这些能力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导致病人完全失语或是说起胡话。考虑到病人的另外一侧半球仍处于清醒状态并能在一旁观看，以上这些现象就显得尤其神奇。

当时我们试图回答一个相当奇怪的问题。打个比方，当右半球独自清醒，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左半球正在休眠，此时我们能让右半球学会任务吗？进一步说，当左半球从麻醉中苏醒，右半球能否将它学会的知识传达给左半球？如果右半球在语言系统休眠的状态下形成了新的记忆，那么，左半球语言系统能否接收在自己打瞌睡的空当里被编码的信息？我们用实验找到了解答：不能。与此同时，如果让病人在我手持的卡片中指出正确的答案，病人的右半球（此处的右半球为推测）看上去能顺利回忆起刚才编码的信息。病人的大脑的确储存了这部分信息，然而对侧半球的语言系统无法与存储脑区进行交流。

新科技：盲人能看见东西吗？

这项工作富有生机而又令人满足。不过，什么都比不上我们在马路对面的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在那里，真枪实弹的实验科学正在稳步发展。霍尔茨曼已经将费斯廷格的眼动仪安装妥当，一些独特的裂脑实验也因此成为可能。正如我提到的那样，在之前的研究里，我们让病人将目光聚焦于屏幕上的一点，并在注视点的左侧或右侧快速呈现信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能将信息呈现至单侧半球。信息的呈现必须要快，因为它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一旦超过了150毫秒，病人即会转动眼球，从而使得两侧大脑半球均能看到投影出来的画面。然而，眼动仪改变了一切，它能确保图片信息一直投射至我们想要观察的大脑半球。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呈现更长时间的视觉刺激，甚至可以给沉默的右半球放电影。影片的内容能否对具备言语功能的左半球造成影响呢？

很快，两位令人叹为观止的新病人来到了实验室，让我们的新技术充分发挥了效用。病人C.W.来自达特茅斯病例组。他的胼胝体接受了两个阶段的切开手术，事实证明，无论是科研还是私交，他都是一位极其有趣的对象。此外还有从俄亥俄州赶来的病人V.P.。她属于另外一个病例组，由马克·雷波特医生（Mark Rayport）主持，而她也成了一位非常有意思的被试。在本书剩余的章节里，这两名病人的地位将显得尤其突出。总而言之，奔走于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病房与日益壮大的裂脑病人队伍之间，我们每天的工作就像在一个丰饶的水塘里钓鱼。实验之钩一下水，就能钓上一个新发现。也难怪我们时时刻刻都处于工作状态。

在我们刚去康奈尔大学的那段时间里，霍尔茨曼发现眼动仪能为惯用的速视仪提供强有力的帮助，并在非裂脑病人身上进行了实践。他开始对一个现象产生了兴趣，牛津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拉里·威斯克朗茨（Larry Weiskrantz）将之机智地命名为“盲视”（blindsight）。正如其名所示，表现出该症状的初级视皮层损伤病人能对视觉信息做反应，尽管他们会否认该信息的存在。这一现象与勒杜、沃尔普和我最开始在康奈尔大学发起的研究中关注的“被忽略的刺激”有所不同。我们研究的病人在对侧视野没有竞争刺激时是能正常接收视觉信息的。但盲视患者真的无法看见目标刺激，不过他们能以某种方式指出或拿起对应的物体，又或是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以威斯克朗茨为首的众多研究过盲视现象的视觉专家认为，病人残存的能力与完好的次级视觉系统有关，该系统通过某些途径捡起了被初级视皮层遗漏的信息。

不过，过去写下文献的研究者们都没有机会使用时髦的眼动仪来研究他们笔下描述的病人。只有眼动仪能够确保刺激被投射至研究者所期望的视野当中，并将其保持一段时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眼动仪，人们对残余视觉功能的解释就可能存在错误。一旦确定一块盲区的产生原因为大脑中枢损伤，研究者理应保证所有刺激都呈现在盲区范围之内，且不会落入余下的正常视野。该目标只能通过眼动仪来实现，而这也正是霍尔茨曼使用的方法。他万事俱备，只缺一位可以研究的病人。果然，不久以后，病人就来到了康奈尔。

起初，霍尔茨曼的研究对象是一位34岁的女病人，她曾经接受过右半球动脉瘤切除手术。动脉瘤位于她的右侧枕叶，因此，该项手术预期会导致部分失明。果不其然，病人患上了严重的左侧同向性偏盲（homonymous hemianopia）——她无法看到位于聚焦点左侧的东西。磁共振扫描发现，她的枕叶损伤明显没有波及次级视觉区域和上丘，其中上丘是一个可能对盲视病人的残余视觉起主要作用的中脑结构。这些完整的脑区本应为诸多常见的盲视现象提供神经基础。

但是，这位病人并没有表现出盲视能力。霍尔茨曼在她身上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却未能拿到任何实验结果。他把这项工作写成论文，并发表在一份顶级科学期刊上。然而反响一片死寂。盲视的概念太过庞大，不可能被单单一个实验否定，即便是一个伟大而漂亮的实验。霍尔茨曼说：“太好了，迈克尔，我来到你的实验室学习一些新技术，然后你猜我发现了什么？盲人真的什么都看不见。我这么机智，够得上去哈佛大学工作了。”事实上，关于盲视本质的一些普遍结论至今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辩题。很快，霍尔茨曼便转向了另外一些更为有趣的课题。

当年，康奈尔大学可谓一块吸引人才的宝地。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都在科学文献库中稳住了阵脚，而纽约还是那个纽约。难道会有人不想来纽约吗？比如，我们吸引了极富创造力的斯蒂芬·科斯林（Stephen Kosslyn）和他的学生玛莎·法拉（Martha Farah）的注意，二位都来自哈佛大学。他们与霍尔茨曼见了一面，随后便启动了一项探索视觉表象（visual imagery）的大脑基础的科学之旅。视觉表象指的是我们用想象力在头脑中描绘物体及事件的过程。当时的科斯林才三十几岁，但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一位世界公认的专家。他们想知道裂脑手术会对表象过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思考方向。于是，霍尔茨曼在他们的力劝之下挑起了大梁。

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涉及各种零散而又精细的实验。在这些实验展开之时，恰逢模块化概念崭露头角，成为人们审视认知机制时遵循的理论框架。在模块框架之下，我们就不能将视觉表象一类的复杂认知过程看作铁板一块，认为其中只有一个脑区参与。相反，如今研究者倾向于将复杂认知能力看成数个模块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些模块共同作用，最终产生了一个看上去统一的认知事件。模块化观点说起来简单，但要想提供相应的实验证据并不容易，不过，科斯林、霍尔茨曼和法拉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观察到，裂脑病人的两侧大脑半球对表象过程的处理各不相同，从而证明每侧半球通过不同的模块来加工完全相同的刺激。相信我，关于这个课题，你也不会想知道更多了。

纽约的魔力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多伦多的信：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位年轻科学家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加入我们的实验室。我们同意了，于是，伊丽莎白·拉德瓦斯（Elisabetta Làdavas）南下而来，走进了我们的实验室，也走进了我们的心。要想形容拉德瓦斯，就必须提到“活力”一词。和我认识的所有意大利科学家一样，她具备极强的职业道德，对生活的热爱让周围的人为之屏息。和我身边所有人一样，拉德瓦斯深深地迷上了视觉注意的问题，而且有着与众不同的入手角度。大家都想知道视觉注意如何在一个场景中进行分布。比如，如果把视野看作一个电视机屏幕，那么，投向屏幕右侧的注意会多于屏幕左侧吗？上侧又会多于下侧吗？拉德瓦斯和其他科学家一起探索这个问题时，总会加上自己的独特思考。当你弯下腰从两腿之间看电视屏幕时，视觉注意又是怎么分布的？左边是否会变成右边，而右边是否会变成左边？我永远忘不了当她提出以上设想时霍尔茨曼脸上的表情：这下几个月的实验是必不可少的了。直至今日，拉德瓦斯仍是我们的一位亲密友人，而且她成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成功地在很大程度上被男性主宰的意大利学术圈中打出了一片天地。

乔治·米勒与我的人生“新伴侣”

纽约人杰地灵，洛克菲勒大学的诸位人才便是一例，而乔治·米勒在其中显得尤其令人瞩目（图5-5）。我当时刚来到康奈尔大学，正在寻觅一位精通心理学的同伴。米勒是心理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位巨头之一，而且恰好就在我的隔壁，于是我打去电话，询问是否能找个时间登门拜访。他说当然可以，并提议与我共进午餐。我并不知道，这次会面最终成为我俩建立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契机。

图5-5　乔治·米勒光临我们在纽约长岛肖勒姆的周末度假小屋

米勒和他的办公室都令我心生畏惧。不光因为办公室里的书籍和期刊比整个心理系加起来还要多，而且因为其中大多数看上去有被翻阅过的痕迹。当他站起来迎接我时，我惊讶地发现他和我一样高，也就是说，远远超过了1米8。事不宜迟，我们立刻上楼来到了洛克菲勒大学教职工俱乐部，这里汇集了伟大的头脑以及不怎么伟大的食物。我们拿了几盘汤和三明治，随即坐下。在我们小心翼翼地聊起若干话题时，他偶尔会插入几个问题以示好客之意，比如“你想来杯啤酒吗？”我拒绝了。过了一会儿，他问：“你想抽根雪茄吗？”我拒绝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再次问道：“你想吃甜点吗？”我还是拒绝了。他看着我，脸上明显带着几分恼怒的表情，毫无疑问，他正在怀疑我是否有任何喜好。终于，米勒开口问道：“你会上床吗？”我沉默了片刻，接着便忍不住大笑起来。随后我吃了甜点。

这番对话正式打破了我俩之间的隔阂，我意识到自己之前被米勒为人强势的风评束缚了手脚。一流思想家往往自有其独特的性格，因此，像我这样的初生牛犊便开始相信，这些伟人或许更乐意同老友喝啤酒，而不是和棘手的新人会面。米勒用一句爆笑的俏皮话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没出几个星期，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不过，在后来的年月里，我逐渐发现，人们说米勒喜欢粗鲁地无视教职工间的争端，这也确有其事；我还发现，他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无一例外地能为好的科研工作提供建设性的帮助。

大约200年前，皮埃尔·杜邦（Pierre S.DuPont）对法国国民议会发表过一段精彩的评论。“谈及他人的意图，”他说道，“我们必须心怀宽广，应该相信这些意图都是好的，而且事实看来也确实如此；但是，面对矛盾的逻辑和荒谬的推理，我们无需手下留情。糟糕的逻辑在无意中犯下的罪行甚至超过了恶徒们的有意之为。”这一观点便是米勒的核心信条。他很少谈论某一观点持有人本身的问题，而只关注他们的论点是否坚实。每当接触到新的信息，他那极具量化性与逻辑性思维的大脑就会进入一种消化咀嚼的状态，处理的结果对当前的话题而言，要么令人为之一振，要么便是致命一击。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塑造了一位世间罕有的科学家，他能打破学界传统的思维模式，在头脑中形成一幅描绘事物完成方式的清晰图景。米勒一次又一次地闯入未知领域并发表了诸多经典论文，在其引领下，无数的后来人向这些领域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索。他从心理物理学起家，但他的主要兴趣一直是语言心理学。

他在1950年前后完成的早期研究当中考察了语言的知觉问题，并从工程学领域借用了一系列技术手段，其中便包括信息论49，该理论的应用为语言的心理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精确与严谨。首先，他吸引了一批同事和学生加入语言知觉的研究——这在后来成了他的招牌行事风格。在确立了语言中意义与冗余的重要性之后，他又带头转换了研究兴趣，将注意投向了语言的理解。

大约在这个时候，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出版了《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米勒很快意识到，这部著作对构建语言理解的心理学模型具有重大意义。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研究乔姆斯基的论著。1957年，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暑期课程期间，他和乔姆斯基在一起待了6周，两位的家属也同住一个屋檐之下。米勒在一篇简短的自传文章中描述了这段令他生畏的经历；考虑到米勒本人的思想水准，从他的话可以看出，乔姆斯基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天才。随后的几年里，米勒的研究工作探索了转换语法50与语言理解的关系，为心理语言学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米勒在2012年以92岁高龄与世长辞，他毕生致力于揭开语言的神秘面纱，而在完成这项事业的同时，他不光引领了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也让整个心理学领域焕然一新。通过研究语言，他意识到人们在描述行为时不应忽略那些调控刺激和反应的加工过程，并将这一思想教给了其他心理学家。即便是最简单的语言知觉，语义、结构、策略性思维和推理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米勒和包括费斯廷格、普雷马克及斯佩里在内的几位关键人物改变了心理学的面貌：将之从研究行为的科学转变成研究认知活动的科学。不过，多年以来，米勒最令我着迷的地方在于，作为一个高度理性的人，他在开展新事业之前并没有多少深谋远虑。与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一样，对某个现象萌发兴趣后，他便二话不说地投入其中，试图寻找问题的答案。随着研究的展开，有时能收获新的见解，有时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些年，当我和米勒在一起时，主要忙于另外一项事业：建立又一个全新的领域，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该领域研究的是大脑产生心智的过程。认知神经科学的诞生源自我俩之间频繁的交往，而发生的地点大多在洛克菲勒大学的酒吧。大约3年间，米勒和我经常在下班后去酒吧会面，谈论各自所在的领域。他对生物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并认为心理学的很大一部分最终会成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当时学界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神经生物学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相信，他们在谈论认知问题时的专业程度可以与谈论细胞生理学等领域时媲美。这就好比说一名纺织品专家在谈论高阶时尚时，能与她谈论涤纶面料之优势劣势时一样具有充分的知识储备。这是一种十足傲慢的想法，许多严肃的心理学家也因之对脑科学退避三尺，但米勒并不是其中一员。

我们开始交流信息，我给他讲医院发生的小故事，他则告诉我一些最新的实验方法。我会和他说起一位语文智商很高的病人在解决一些简单问题时的能力甚至不如一位还在上文法学校51的孩子。他会告诉我目前心理学家还没有任何像样的关于智力或心智的理论。他催促我继续收集临床上的认知分离现象52，希望从这些看上去离奇而又零散的观察数据中能够显现出一套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我请他来参加了一次巡诊，并向他展示了病人身上的各种症状，从知觉障碍到语言障碍。他在此之前从未见过类似的现象，并在事后评论说，神经病病人的确是许多心理学家苦苦寻求的研究对象。毕竟，根据他的观察，心理学家们通常采取让大二学生更快地做任务或是向他们快速呈现刺激的方法来引发认知失误，从而煞费苦心地探索大脑的能力极限。而在临床，病人们受损的大脑系统源源不断地产出着错误，整个过程几乎毫不费力。

我们见到的其中一位病人来自纽约，曾经是一名优秀的部门主管，后来不慎摔下了楼梯。他被诊断为完全性失语，也就是说，他几乎不能理解他人说的话，自己说话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当米勒和我走进他的病房时，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即CT）技师恰好要送他前去做扫描，于是我们也尾随其后。技师让病人C先生动身挪到轮床上，对此后者回应说：“是的，先生。”技师把他安顿到位后，推着轮床穿过走廊前往扫描间，并询问他的身体状态：“你感觉还好吗？”“是的，先生。”C先生答道。抵达扫描仪后，技师把病人从轮床转移到工作台，随后再次问他是否感觉正常。“是的，先生。”C先生说。扫描结束，C先生被送回病房。技师对我们的研究已经相当熟悉，他问我为何会对这位病人感兴趣，因为他觉得C先生没什么异样。我转向病人问：“C先生，你是暹罗的国王吗？”“是的，先生。”他毫不犹豫地说道。米勒露齿一笑，总结说成功的根本不过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

然而，并非所有的经历都如此欢乐。项目正式开启后，我们邀请了一群著名的神经科学家与认知科学家前来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活动，共同观察病例并交流观点。活动进行的同时还伴随着义务性质的社交晚宴，席间另外一些科学家和神经病学家也会到场。其目的在于以一种稍微不那么正式的形式继续谈论本周的主题。这些晚宴多数令人愉快，甚至颇具启发意义，但有一次是个例外。事情发生在纽约大学俱乐部的一间私人包间，共有8名客人在场。几杯酒下肚后，我们都坐下准备用餐，汤刚上桌，一位神经病学家便清了清嗓子说道：“在神经病学领域，关于人类心智的研究已有一段丰富的历史，但要说过去一百年里心理学家都做出了哪些发现，你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米勒解决了问题——他把椅子猛地往后一推，大步离开了房间。毫无疑问，这是十年间最漫长尴尬的一次晚宴。米勒和我从未提及过那段经历，但它的确能说明建立一个新领域有多么困难。

洛克菲勒大学酒吧的晚间约会里，我们一面继续思考如何更好地启动我们的新领域，一面谈天说地，从忽视现象聊到新词。某一个这样的夜晚，在离开酒吧的出租车中，我们创造了“认知神经科学”一词。而“认知神经科学”的具体含义将在日后慢慢浮现。当时我们已经清楚，神经心理学并不能准确描述我们心中的想法；而将特定的认知能力与大脑损伤联系在一起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事业。这一研究思路的局限性是不言自明的，在新的脑成像技术纷纷涌现的大背景之下看来尤其如此。研究者们曾认为，大脑损伤只会对损伤病变发生处的脑组织造成影响，但新的成像技术表明，更多周边脑区也会受其牵连。这就意味着，面对大脑各区域都有何功能的问题，答案并不像人们过去所想的那般清晰。

一天晚上，我问米勒：“说真的，认知科学到底想知道些什么？”他看着我，一脸随时准备行动的警觉表情，接着回答说：“让我想想。”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完成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就这样，认知神经科学的主导思想成型了，我对这份备忘录进行了修改，添加在本书的附录II中。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想法走到了一起，于是我们制定了一份计划。米勒当时正在为斯隆基金会（the Sloan Foundation）就认知科学领域当中的一般性课题提供咨询意见。麻省理工学院一直以来是这家基金会大力资助的对象。这一时期，认知科学在麻省理工学院逐渐成形，他们的研究几乎完全围绕语言学展开，而基金会正考虑对之提供经费。米勒向基金会展示了一张图表（图5-6），使他们相信局限于语言学的研究其实是一种缺乏远见的想法。他指出，认知科学应当囊括一系列相关领域，而其中一个在后来便成为我所在的领域，也就是认知神经科学。他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记述道：

图5-6　乔治·米勒为斯隆基金会撰写的关于认知科学领域现状的长篇报告的总体思想总结

对他的辛勤劳动成果的这一简单总结让许多科学家开始将神经科学看作认知科学的一部分。

报告提交后，另外一组专家委员会对之进行了审阅，最终被斯隆基金会接受。此次启动的项目对若干所大学提供资金支持，前提是经费必须用于推动跨学科的交流。其中一份小额基金拨给了迈克尔·加扎尼加，当时他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工作，在这份基金的帮助下，他发起了后来的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斯隆基金会的项目让许多学者开始熟悉并接受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其后数年间，跨学科研讨会、论坛和座谈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事情也确实如此。霍尔茨曼的妻子安帮我建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的C3组织53，名为“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Cognitive Neuroscience Institute），我们说服了好几所纽约的大学加入其中；几年后，我们向斯隆基金会提交了一份基金申请，并成功得到了资助。我们的目标是用我们能想到的任何方式帮助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以多种形式履行了这项宗旨。直到今日，我们仍然在行动。

特别的会议，特别的地点

我身上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譬如，我是一个极其按部就班的人，但却痛恨维持现状，特别是学术界的现状。推动不同的学科共同作用从而诞生全新的领域，对我而言尤具吸引力。为了促进学科间的互动，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起步并走上正轨之后，我会每年主持一次长达一周的十人会议。既然整个会议任由我自导自演，我的策略是选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找一个人们爱去的地方，然后给每一位参会者一个下午的时间用来谈论自己的研究。会议的选址包括巴塞罗那、库沙达瑟（位于土耳其）、莫雷阿岛（塔希提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威尼斯、巴黎以及纳帕。

当然，在这些会议上，精彩的故事多半发生于正式的讨论环节之外。大家考量着学科领域的现状，提出的问题在常规学术集会上可谓闻所未闻。与此同时，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决定着到底哪些才算了不起的想法。在这些思想成果诞生之时，我们要么正在进行自由午餐和晚餐会，要么漫步于异国乡村，又或是正在当地酒吧喝酒，或是参观当地旅游景点，以及，偶尔有那么几回，真的是在正式会议上对某一个议题展开讨论。

有一天，费斯廷格、斯坦利·斯坎特、加里·林奇（Gary Lynch）和我一起在土耳其里维埃拉的海滨小镇库沙达瑟散步，那里以各种五花八门的集市而闻名。斯坎特是费斯廷格的毕生好友，同时也是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而林奇来自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是一位兼具魅力与行动力的分子神经生物学家。我们无意间走进一家皮具店，店里售卖的是一种适合随身携带的行李包，上面大约有二十来道拉链。包本来是正常大小，但可以通过拉拉链缩小它的尺寸，一道一道拉上后，最终能变成手提包那么小。斯坎特觉得这是他见过的最酷炫的东西，决定买一个。费斯廷格似乎也对这包印象深刻，同样考虑买一个。就在他挣扎着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费斯廷格突然提出质疑：“等等，用这个包有什么理由吗？以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派上用场呢？”林奇反击道：“噢，这很简单。打个比方，你要出远门，出发时带上了满满一包衣服。在路上，你开始把脏衣服扔掉，同时逐渐缩减包的大小。等到旅途结束的时候，它就变得只有一个口袋那么大，你就能直接把它拎回家了。”倘若换作华盛顿的美国心理协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主办的超过1.1万人与会的大型会议，这种增进感情的时刻（图5-7）就难得一见了。

图5-7　土耳其库沙达瑟的茶歇一刻

从左至右，坐在吧台边上的分别是利昂·费斯廷格，斯坦利·斯坎特，加里·林奇，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Posner），史蒂文·希利亚德以及泰德·布洛克（Ted Bullock）。

未加修饰的智慧，无尽的好奇心，再加上单纯的愉快性格，这个了不起的组合便是林奇其人。他是我们最早举办的几届会议的常客，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他能径直破解令人不知所云的异国语言，摸清对方想表达的意思。林奇还是一个诙谐的人。去往库沙达瑟的途中，我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转机，换乘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伊兹密尔。林奇恰好和我在同一个登机口，他刚从洛杉矶赶来。我们的座位刚好能看到机翼，坐定之后，林奇对我说：“你知道机翼上有一块区域标注了‘禁止踩踏’吗？我倒是见上面全是脚印。”一场新奇的冒险之旅就此展开。

我们资助了一系列难忘的学术会议，每次会议围绕一个令人期待的科学问题展开，例如记忆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历届当中，记忆主题的这次会议尤显突出。举办地点在莫雷阿岛，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无比实惠的特价旅游套餐：洛杉矶到莫雷阿的往返旅行，含酒店费用，共计770美元。莫雷阿位于塔希提群岛，酒店环境极其优美，周围是碧海环绕，提供的食物看上去也相当奢华。于是，我又一次拟定了一份理想参会者名单，开始挨个儿打电话。“你好，我是迈克尔·加扎尼加。我们正在莫雷阿岛举办一个为期一周的会议。我们可以提供1000美元的补贴。你愿意来吗？”10份邀请换来了10个二话不说的“好的”，总共耗时大约10分钟。几个月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人称“神经网络之父”的杰弗里·顿（Geoffery Hinton），分子生物学家科里·古德曼（Corey Goodman），加里·林奇，记忆研究专家戴维·奥尔顿（David Olton），数学心理学家R·邓肯·卢斯（R.Duncan Luce），神经发育学专家赫布·基拉奇（Herb Killackey），神经病学医生兼基础研究科学家艾拉·布莱克（Ira Black），神经环路专家戈登·谢泼德（Gordon Shepherd），当然，还有我的搭档费斯廷格，大家一起在摇曳的椰树下打成了一片（图5-8）。

图5-8　莫雷阿岛小型学术会议

在位于塔希提群岛的莫雷阿岛，我召开了又一次汇集智慧巨头的小型会议。弗朗西斯·克里克和我在此工作，同行的还有（从右至左）利昂·费斯廷格，赫布·基拉奇，R·邓肯·卢斯以及艾拉·布莱克。

每当弗朗西斯·克里克出现在一个地方，整个房间的平均智商便有很大概率会大幅上涨。他那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和他对生物机制无穷无尽的兴趣令在场所有人的头脑时刻保持着清醒。他是神经科学领域的新人，但这只意味着他会更加专注地提问。每一位发言者演讲完毕之后，克里克总会重提他的会议宗旨：“你正在研究的问题在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但问题在于，它有什么意义？”大家回到各自的茅草屋后都会对此嘀咕一番。克里克说的“原则上可以解决”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经科学领域目前仍在努力获取大脑基本功能的相关数据，也即是处于收集事实证据的阶段，以这些事实为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建立阐述其背后机制的宏观理论。弗朗西斯·克里克与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已经揭露了一系列分子生物学现象所表达的遗传学机制。然而神经科学领域在当时还没有走到那一步。直至大约30年后的今天，神经科学依旧没能找到关键的数据，原因在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数据才算得上关键。等到会议结束之时，与会的各位已经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学会了欣赏不同的见解。

尽管耗时数年，但“神经科学领域需要认知科学”的观点最终盛行起来。脱离认知背景（也就是说，在研究大脑时没有将认知问题纳入考虑）的分子生物学方法让勤奋的神经科学家们在研究生物学问题时与肾脏生理学专家没什么两样。这种研究方法的确能带来令人尊敬的成果，但以前面提到的观点来看，它也让神经科学家无法攻克认知-大脑研究当中最核心的综合性问题。如今，认知神经科学已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名词，有其专门的期刊、学会以及学术会议。在神经科学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组织的大型学术活动上，以认知神经科学为主题的会议也成功跻身参加人数最多的一列。

两位波斯纳，各有千秋

我从未见过迈克尔·波斯纳与杰里·波斯纳的父母，但他们的确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事业。两兄弟当中，迈克尔是一位领军大脑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杰里则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神经科医生，他们都有极其聪慧的头脑，更重要的是，也有令人叹为观止的人格魅力。迈克尔的大本营在尤金的俄勒冈大学。他深爱那个小镇，但也热衷于出门旅行，只要这场旅途能够满足他对研究人类运作机制的无尽渴望。迈克尔曾经是密歇根大学的伟大学者保罗·菲茨（Paul Fitts）的学生，但现已自立门户，并认为认知神经科学这一新生学科或许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方向。乔治·米勒和我在该领域发起了一个稚嫩的项目，迈克尔也来到纽约帮忙。有他这样的人才参与，项目的发展境况顿时焕然一新。与此同时，迈克尔那位赫赫有名的兄弟就在对面的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工作，有他在一边照看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迈克尔感兴趣的问题是注意现象。注意是如何运作的？各种脑区损伤的病人是否会出现注意障碍？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大脑损伤后认知过程会发生哪些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脑成像技术尚未应用于临床。脑损伤病人是我们手头唯一的工具。因此，就像米勒选择游走于病房之间，迈克尔认为，聆听诸位专家对此发表的意见或许能有良多收获。当然，当年陪他一同参加各类研讨会、巡诊等活动的正是霍尔茨曼。迈克尔设计的精确而又合理的实验范式吸引了霍尔茨曼，于是霍尔茨曼开始模仿我的口吻向迈克尔问道：“为何不在裂脑病人身上试一试你的方法呢？”这个想法最终带来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不光成了迈克尔的研究工作中的亮点，也在早年那些参加我们研讨会的科学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本质上来说，迈克尔的工作证明注意过程可被精确定义并量化。例如，人可将自己的注意投至某一空间位置，如果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则其后在该位置发生的事件能引发更快的反应。如果研究者耍了一个小花招，告诉被试将注意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接下来的刺激事件（也叫作“探针”）却发生在另外一个位置，则被试的反应时会大大增长。在迈克尔设计的这一精巧的实验范式当中，注意过程变得清晰明了，从中研究注意的运作方式将会变得非常有趣。霍尔茨曼问道：“如果我们向右半球发出指令，让它将注意放在一个只有左半球能看见的点上，那么右半球对探针的反应是否也会增强呢？”换句话说，一侧大脑半球能否让对侧半球做好迎接事件的准备，即便对侧半球并不知道这一准备活动的存在？简而言之，裂脑病人的注意系统是否左右相连？

霍尔茨曼得出的实验结果与他的预测完全吻合。裂脑病人分离的一侧半球真的能通过某种方式向对侧半球发出预警，让其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做好准备。大脑半球并不能在感知觉层面传达关于这一事件本身的信息，它只能告诉对侧半球进入准备状态。这是一个相当可靠的发现，迈克尔·波斯纳觉得它非常有趣。事实证明，针对病人的研究能够阐明注意等复杂的认知能力，而这回的裂脑病人便是一例。迈克尔回到俄勒冈，并很快与波兰的杰出行为神经病学家奥斯卡·马林（Oscar Marín）建立了划时代的合作关系。一连数年，迈克尔每周都会去波兰对病人展开研究，他深深地沉迷于其中，无法自拔。又过了几年，他前往华盛顿大学，启动了最早一批利用新型脑成像技术来探索认知活动的研究，而这种技术的发明者是包括马库斯·赖希勒（Marcus Raichle）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我们的领域日益扩张，已经让人有些难以跟上它那飞速前进的步伐。

在纽约，一位位名人巨头来了又去，而我的任务则是在他们结束白天的工作之后，献上晚餐以示犒劳。晚餐会的成员通常包括米勒、夏洛特、我和客人，外加两到三名住院医师或博士后，我们往往会选择一家位于第一大道的餐厅，例如皮科洛蒙多、马克斯韦尔李子和曼哈顿俱乐部，甚至还去过一次莫蒂默。话说回来，依照规定，我们的餐标应当是每人25美元，但即便是那个年代，要想在纽约吃一顿晚饭，这笔钱也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大家都清楚经费的问题，但作为一家大型研究所与基金会的代表，我们打定主意要用像样的方式来招待招待客人。于是，实际的晚餐花费约为人均60美元，账单也被如实提交至院系报销。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左右。

一天，普拉姆医生的助手格特鲁德给我打来电话。她告知我说，普拉姆医生规定神经科的餐补费用最高为每人25美元，没有商讨的余地。我向霍尔茨曼抱怨这项不现实的新政策，对此霍尔茨曼回应说：“太好了。以后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对不起，坎德尔医生，您能否不点主菜？’”为这个问题一番苦恼之后，我指示我的秘书写下一份说明，表示“康斯坦特医生与其夫人”将会一直参加我们的招待晚宴。我们的两位影子客人能帮忙支付部分差额，毕竟纽约餐厅并不打算放我们一马，这一点自不必说。

多年后，我又接到了一通格特鲁德打来的电话。那时我们早已终止了访客项目，开始忙于别的事业。原来，普拉姆医生终于也带上自己的团队出门聚餐，拿到了一份纽约市标准的账单，并在报销时惨遭拒绝。他想知道：“这些年迈克尔是怎么报销的呢？”我告诉格特鲁德，康奈尔大学并没有类似的经费限制，而这条规定恰恰是普拉姆医生自己让会计强加给神经科的。作为部门主管，他要做的不过是打个电话，下达一个提高费用上限的指令。“或者，”我说道，“和我一样，注明康斯坦特医生及其夫人也在场。”

脑成像技术确定裂脑手术效果

我们在裂脑病人身上进行的工作已经有20年历史，然而，一个重大的问题依旧存在。他们的大脑真的被完全分离了吗？外科医生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切断了所有东西吗？病人的胼胝体是否被完全切开，还是说因为手术时的疏忽，依旧残余了部分连接完好的神经纤维？外科医生的手术记录与病人头骨之下的实际情况常有出入。这些年来，在计算机驱动的显微镜和其他一些工具的帮助下，这一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而解决的过程本身也是一段故事。不过说到底，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其实十分简单明了：病人是彻底的裂脑人吗？

此时，就像为那激动人心的纽约生活锦上添花一般，医学脑成像领域正在我们身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起来，于是，没过多久，我们便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当然，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已经问世多年。这种技术在检测肿瘤等其他脑部及躯体病变方面如有神助。但是，在那个年代，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无法检测到胼胝体中的白质（white matter）——也就是用以传递信息的神经纤维，因而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不过，紧跟着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的步伐，磁共振成像（MRI）技术诞生了，这种成像技术将在医疗领域掀起一场变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将改变整个脑科学领域。和之前一样，我对这种脑成像技术一无所知，而纽约医院的医生们再一次成了热心的老师。在戈登·波茨（Gordon Potts）和迈克尔·德克（Michael Deck）两位教授的悉心教导下，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扫描病人的大脑并判断他们的半球分离状况了。

那时的磁共振成像技术尚属发展早期，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专业人士的指引。尽管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磁共振成像一直是一项功能强大的研究工具，但走在技术发展最前线的研究者们还是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为了得到最好的白质成像图片而努力调试着扫描仪的各项参数。经过大量实验，德克和波茨终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的明星病人J.W.被推入扫描仪。结果是否会发现J.W.的大脑其实并没有完全分裂，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解读多年以来获得的研究成果？J.W.的大脑状况真的符合当年那位神经外科医生的描述吗？在扫描仪的观察室里，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而一旁的霍尔茨曼更是为之增添了几分焦灼。

J. W.静静地躺在扫描仪里。磁共振成像扫描仪和平时一样，伴随着轰鸣声运作起来。（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扫描仪的工作原理是向外发射电磁脉冲，让大脑中的水分子活跃起来。分子们刚被激活，就很快恢复到原先的状态。仪器中巨大的磁铁检测到这一变化，并将相关的数据重建为大脑图片，最终呈现在观察室的屏幕上。）波茨和德克决定从矢状面——也就是从鼻尖到后脑勺方向的一个切面来观察第一批数据。依照预期，我们会得到一张大脑正中横断面的图片，而在两侧半球中央将出现一个大黑洞，也就是闪闪发亮的白色胼胝体曾经存在过的地方。

图像数据开始源源不断地传入观察室。最开始出现的是右侧半球，随后逐渐靠近我们所期待的中央切除区域。整个过程给人的感觉是如此奇异，简直有如魔法一般。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到来之前，来自诸多领域的数以百计的科学家前仆后继，耗费多年的时间攻克了所有的难题。其中包括聪明绝顶的生物工程师和医生，他们理解人的身体，也知道哪些问题值得一问；以及计算机科学家与物理学家，他们解决了复杂得令人难以想象的运算问题，而此刻，就在我们等待结果的空当里，电脑正在实践他们的算法；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功臣，大家齐心合力，在一起完成了这场超大规模的合作。哦，对了，与此同时，能够在一个鼓励冒险的文化氛围下生活与工作，倒也有其积极的意义。暂停脚步仔细揣摩，你就会发现，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通过一个名为“反转恢复”（inversion recovery）的过程，在各种参数的运作下，图片被一张张叠加起来，每一张都代表了一个大脑断面。右半球当中那些本应完好保留的神经纤维束出现在我们眼前。图像逐渐靠近大脑中线，这些白色的纤维汇集在一起，准备跨过胼胝体通向对侧半球。我们屏住了呼吸：神经纤维会消失吗？还是说会继续延伸并穿过胼胝体？有没有可能只有部分神经被切断，而另外一些连接正常？是会出现白色的斑点，还是彻底漆黑一片？终于，画面出现了。

整个中央区域就像8号台球一样黑。胼胝体的确被完全切开了。更令人高兴的是，达特茅斯病人组中未被切开的小前连合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在一片黑色区域中形成一个白点，看上去像一颗闪耀的北极星。霍尔茨曼和我相顾无言。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的孩子，认知神经科学，就在刚才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多方证据汇聚在一起，让我们对自己的研究有了更好的认识。

我依旧记得，当时在场的放射科医生向我们询问他们是否帮上了忙，以及还能做些什么。为了决定到底由谁负责磁共振这个蓬勃发展的新科技，放射科和神经科曾经有过一次地盘之争。双方争论的核心为设备的投入产出，医学院的经费压力，以及关于如何支付相关费用的计划——这份计划在公众眼里看上去必须天衣无缝。不过，所有这些都未能阻挠我们的步伐，也没有影响医学院管理层对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的渴望。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康奈尔大学真的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于是，霍尔茨曼和我对医生们说：“当然，你们帮了大忙。我们还有两位病人需要研究，那就是P.S.和V.P.。”

病人P.S.再现了J.W.的结果。从他的磁共振扫描图片来看，他的左右半球已被完全分离，除了胼胝体后部的一个小“结块”。波茨和德克钻研数小时，用各种方法对磁共振数据进行了反复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个小结块是一个仪器本身产生的伪迹，而非任何神经组织。与J.W.一样，在病人P.S.的扫描图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前连合，他的两侧大脑半球便由这一小小的神经结构连接在一起。

我们找来了家住俄亥俄州的病人V.P.。在之前的研究当中，她渐渐成了我们的又一位明星病人，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她的状态。她参与了康奈尔大学的项目，几年之后，达特茅斯学院也在她身上展开了实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表明，在她的大脑中，一个叫作“胼胝体膝部”（the genu of the callosum）的结构依旧保留有一些完好的神经纤维。胼胝体膝部位于整个胼胝体的前端，负责连接额叶的部分脑区。此外，我们还发现，V.P.的胼胝体后部似乎存在一些残存神经，而根据已有知识，这一区域富含传导感觉信息的神经纤维。与已知的负责两侧半球间视觉信息的脑区相比，图像中出现的这一神经连接位置相对靠前。过去在V.P.身上完成的神经心理学测试并没有显现出任何视觉功能在半球间转移的迹象，但我们对该结果尚存疑虑。自那天起，我们特意花力气在V.P.身上重复验证了之前的实验，并试图寻找功能转移的可能证据。

在我们将阵地转移至达特茅斯学院的几年之后，磁共振成像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我们再次对V.P.的胼胝体进行了检查，并重新做了一次扫描。当时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成像技术，一个新的科学家团队也成了我们的合作者。这一技术名叫“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它能辅助磁共振成像更精确地检测神经纤维的存在与否。脑成像团队的领头人是斯科特·格拉夫顿（Scott Grafton），全美最富天赋的脑成像专家之一。对胼胝体——尤其是之前我们以为发现了残存神经的关键区域进行了一番深入检查之后，得出的结果相当明了，原来V.P.的胼胝体后部并没有神经纤维。与此同时，前部的神经纤维的确存在，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图像中看到这些神经并追踪其走向。这就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对额叶神经当中一个极小的独立区域进行研究，以确定到底哪些信息会经由这一通道来实现在大脑半球之间的交流。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整体而言，多亏了新科技的进步，人类裂脑研究终于拥有了更为可靠的立足点。随后几年，加州理工组的病人也接受了磁共振扫描，结果很不错，表明他们的胼胝体同样被完全切断。不过，该研究不能确定他们的前连合是否也被切开，因为，根据论文作者的话，他们使用的仪器并不一定总能接收到来自前连合的信号。尽管如此，对裂脑研究领域而言，以上这些实验证据依旧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也就是说，裂脑病人大脑的绝大部分都出现了左右分离。

工作玩耍两不误

科研生活节奏很快，与此同时，我还得忙于发展我们的新领域，并出版我的第一本大众读物，不过，这些事业并没有妨碍我展开丰富的社交生活，尤其是和小威廉·巴克利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我经常和巴克利及他的朋友去34号大街上的保内餐厅吃午饭，那是巴克利最喜欢的意大利餐厅，也见证了我们无数计划的诞生。我对巴克利说，他应该找一位剧作家，试着把他的《布莱克福德橡树》（Blackford Oaks）系列中的一本改编一下，然后卖给好莱坞。他回答说好主意。我说我知道一位年轻的剧作家。他则表示自己认识经纪人史威夫蒂·拉扎尔。一眨眼的工夫，巴克利就雇下了我的剧作家朋友，他是我的一位神经科住院医师的丈夫，于是乎，我们动工了。

我在巴克利那儿取得的最大的成功便是教他学会了编辑文档，以及在笔记本电脑问世后立刻将这项新科技介绍给了他。他会来到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办公室，坐在我那台电子文档处理器跟前，以现在的标准看来，这台机器又大又笨，但放在当年可算性能一流。巴克利对之颇感惊奇，当然，也想给自己买一台。不久以后，我用自己新买的索尼磁带记录机给巴克利写了一封信，并从意大利的拉韦洛发到了他身边，于是再次成功地引发了巴克利的兴趣。磁带记录机是一种小型的键盘设备，附带一个小小的盒式磁带。你可以用它来记录你的工作成果，而你的秘书可以用一套重放装置来读取磁带的内容。这对出门在外的旅行者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我的第一本书《社会性大脑》（The Social Brain）便是用磁带记录机写成的。巴克利立刻萌生了拥有一台的欲望，不过，这股欲望很快便转移到了别的设备那里，由于新产品层出不穷，他最终给自己找来一位电子设备专家以寻求帮助。巴克利这人就是这样，而且总能为他人着想。有一天，他又一次来办公室找我，并判断我有久坐成疾的风险。于是，他把我带去办公室附近的一家名叫“一对一”的健身中心，还让我成了会员。这段健身经历给我留下的唯一记忆便是，我的私人教练不停地向我解释为何在运动后我的肌肉会那么酸痛：“问题在于，你从来不会使用这些肌肉，所以在大量运动之后会觉得疼。”我问教练：“既然我从来不会使用这些肌肉，那我为何要花力气来锻炼它们呢？”

不过，我也不是整天坐着不动。夏洛特的哥哥沃尔特·达布尼（Walter Dabney）是雷尼尔山国家公园管理员，不久以后便被提拔为美国的首席公园管理员。他一直力劝我们跟他一起去爬山登顶；终于有一天，我同意了，因为布鲁斯·沃尔普和神经外科教授迪克·弗雷泽（Dick Fraser）想去爬山。夏洛特想去爬山。夏洛特的姐姐想去爬山。沃尔普当时的妻子南希也想去爬山。沃尔特说他愿意领我们上山，但前提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在30分钟之内跑完6公里。这项要求花费了我们好些时间。一连几个月，我们每天早晨从63号大街的公寓出发跑步去东河，直到满足沃尔特的标准。我们终于做好了准备。

在我们准备乘飞机去西雅图的那天下午，弗雷泽和我打了一场壁球。弗雷泽是壁球老手，我则是个菜鸟，不过，我新近开始的健身项目当中也包含了这项运动。我们的对决眼见接近尾声，这时，我的球拍不慎脱手，击中了弗雷泽的左眉。他的伤口很快血流成河。弗雷泽立刻说道：“别担心。我去缝个几针，一会儿在飞机上见。”我们互通了几次电话，在确定一切正常之后便出发了。抵达西雅图时已过午夜，大家都有些头昏脑涨。我们真的有体力徒步爬上那座4 000米高的山吗？

乘坐夜班飞机的第二天早上，我们一睁眼便看见了窗外壮丽的雷尼尔山山顶。公园提供的住宿点位于海拔1 500米的高地，因此空气清新，时值春季，但那里的气温异常地高。夏洛特和她的姐姐很早就起床了，高高兴兴地把我们的东西装进背包。背包装满后，她们将包上的拉绳缩紧。二位女士颇感自豪，决定背一个试试看起来如何。这时，我们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背包客新手的常见错误：包太重了，她们只能勉强背动！很快，我们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之前训练8分钟跑的时候，我们可没有加上28千克的负重！

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终于于正午时分出发，并集体抵达了半山腰上的缪尔营地，那里的海拔高度约为3 000米。整个过程耗费了7个小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在拖大家的后腿。我的身高大概有1米98，即使不算背包的重量，体重也达到了100公斤，于是，我应大家的要求，成为登山队伍的殿后。背包旅行中还存在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背大包的高个儿成员到最后总是不得不帮别人背起行李，导致自己的重量愈发可观。沃尔特和其他一些登山客会在嘎吱作响的早春积雪中留下清晰的脚印。大家可以方便地踩着前人的脚印前进，但我不行。这些脚印大小正常，但我一脚下去就会把脚印形成的雪坑踩踏，要想从坑里脱身，我就不得不把脚抬高至少30厘米，这才能做好准备迈出下一步。我简直累坏了。平日里被我遗忘的肌肉终于在此时发挥了功效，酸痛感更让我清楚地认识了这一事实。

我们未能成功登顶。比我们提前出发的队伍遭遇了严重的事故。他们跌入了一个山间裂缝，此时正靠着安全绳勉力支撑，已有两位登山者不幸丧生。沃尔特接到了无线电发来的指示，说一架直升机正在赶来，即将搭载他前去打捞尸体。“为什么？”我问道，“为什么要为了两个死人冒生命风险呢？”“因为，”沃尔特解释说，“他们有自己的父母，他们也是一位国会议员的选区居民，这位国会议员每年都会投票支持美国公园的拨款。不管怎么说，”他补充道，“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过了一会儿，他跑去山里人烟稀少的地方小解，随后返回原地等待直升机的到达。伴着螺旋桨的轰鸣声，我大声喊道：“都这种时候了，你怎么尿得出来？”“因为，”他回喊说，“假如直升机撞毁了，膀胱还是空着比较好！”真的，在哪里都能遇上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更伟大的人。

有谁知道灵感都是怎么来的么？不过，我们至少知道，人的经历越丰富，头脑就越灵活。在这次雷尼尔山之旅中，我有幸与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一位神经病学家以及一群天生“说干就干”的旅行者同行，与他们一道爬山、旅行、相互交流，这段经历促生了一个念头，与我最近对电脑、数字光盘录像机和学生培养所萌发的兴趣有关。为何不制作一套专门针对外科医生的设备，就像飞行员用的飞行仿真器，好让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在上边演练手术技术？现在刚好有一个面向医学领域的基金会正在寻找可供支持的创新项目，为何不拿这个想法去试一试呢？我们的确这么做了，并拿到了一笔资金。

我们的任务是把一场实时的神经外科手术过程数字化，再附加各种真实手术中可能出现的情景，比如正确或错误的操作、在一边抱怨的麻醉师以及设备调整失误，我们甚至用上了虚拟触觉技术——用户在移动操作杆时会感受到阻力。这个新设备可以以极快的速度读取我们预先拍摄好的视频片段，而这些片段与手术视频被分别存在了不同的数字文件当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突然打断一场看上去一切正常的手术，插入一段危机事件视频，譬如预想之外的大出血。我们完成了仪器的制作和测试，但基金会在外部顾问团队的建议下撤回了资金。当然，电脑模拟装置在现在已是家常便饭。可以肯定的是，三分钟热度与真正强烈的兴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年轻的基金会项目专员约翰·布鲁埃尔（John Bruer）此后不久便成为詹姆斯·麦克唐奈基金会（the James S.McDonnell Foundation）的主席，对我们那尚在襁褓中的认知神经科学提供了莫大的支持。

再次上路

我们在长岛的肖勒姆买下了一栋看上去又漂亮又滑稽的房子，原主人盖沙·萨坎尼（Geysa Sarkany）是一位匈牙利的建筑师，他才华横溢，一直坚持不懈地对房子进行着改造。能够在每个周末去那里小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大乐事。我们将房子买下后继续了改建工程，直到它适合我们的居住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栋房子都是我们感情生活的中心，我们的四个女儿能够带上朋友，去那里排练话剧、玩耍以及生活。

当然，平时住在纽约市，周末去长岛，一个月还要去一次新英格兰，这也对我们造成了这样或那样的不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又到了搬家的时候了。

第6章

开辟裂脑的新天地

我很早就体会到了“听说过某事”与“了解某事”之间的差别。

——理查德·费曼

当年的认知神经科学现已势头壮大，而其进步的动力源泉便是新的实验方法。磁共振成像技术遍地开花：清晰的解剖结构图像让研究者能够信心十足地声明某一特定脑区是否完好。我们这些研究胼胝体等白质纤维束系统的学者更是为此欣喜若狂。精准地获知神经束的存在与否（例如那些不慎遗留下来的完好神经纤维）后，我们就能确定大脑半球之间的信息传递到底由哪些神经纤维负责，以及这些信息的具体内容。

为磁共振技术锦上添花的是人类电生理领域的迅猛发展，这一领域主要研究与认知过程相关的神经电现象。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之下，该领域从一潭死水变成了精密的科学。而在前领航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朋友史蒂文·希利亚德。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之后，他去了耶鲁大学，并在资深心理学家罗伯特·加兰博斯（Robert Galambos）手下接受训练。包括他们在内的一批科学家首次发现，医生在工作中经常用到的简单的脑电信号能在处理之后用于追踪大脑中的信息流。他们决定将大脑信号“平均”一下，看看用这种方法能否检测出一种与知觉和注意有关的特殊反应。简单地说，他们向一名被试快速呈现一张图片，并记录下一小段（几百毫秒）大脑产生的脑电图信号。接着，他们再次呈现图片，记录下另外一段脑电图反应。重复若干次后，他们将所有的脑电图反应数据加和平均，试图在其中寻找与图片呈现时间相吻合的大脑反应变化。他们真的成功了。这种实验方法后来被称作“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简称ERPs），有了这一利器，一时间学界千帆竞发，涌现了大量研究。现在，我们有磁共振技术用来获知脑区位置，又有事件相关电位技术用来探索时间过程——也就是大脑活动的时机。

第三个为该领域带来变革的是认知科学的定位变化。经验丰富的实验心理学家们对大脑——尤其是人类大脑的兴趣日益浓厚。认知科学领域终于正式接受了一个新观点：我们人类并不是单纯的刺激-反应机器。我们也有自己的“心智”世界。心智是真实存在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用科学的手段对之进行研究。

最后，功能脑成像领域也在蓬勃发展。首先问世的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而几年后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更是如虎添翼。当时，只有少数几家大型的医疗中心参与了功能成像的开发，例如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伦敦的一些机构，不过，新技术的萌芽无处不在。人们急切地希望看到功能成像的未来走向。在早期的研究中，先驱者们主要着重于在被试完成简单的知觉或认知任务的同时检测特定神经系统的血流量变化。他们的设想最终竟然真的实现了，这令所有人大感震惊。功能成像技术的魅力折服了整个学界。

我的实验室也是其中一员。现在，我们拥有了又一个研究大脑机制的强大工具。借助新工具的力量，我们能对胼胝体切开的病人的大脑功能展开更为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在不影响一侧大脑半球功能的情况下研究另一侧半球的运作机制。事实上，与作为研究目标的大脑半球对应，另外一侧半球还可成为对照。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考察一侧半球在进行知觉或认知加工时是否会激活皮层及皮层下的相关活动。如果裂脑手术遗留了部分完好的神经纤维，我们就能单独对这些神经元的功能以及它们传递的信息进行研究。更进一步，倘若我们把所有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用于病人的研究，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兴奋”二字不足以描述我们的心情。我们已经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了。

我组织的那些小型学术会议为我的思想与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其中既包括上文提到过的例行集会，也包括一些围绕特定话题展开的专门研讨会。费斯廷格的新爱好成了这些会议的主题，即人类的早期历史以及到底是什么让人类如此特殊。我们探索了一些具有丰富的考古资源与史前遗迹的区域，譬如耶路撒冷、塞维利亚和法国南部。这段经历告诉我，我们必须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大脑问题。在大学的架构下，研究者往往固着于某一个特定的领域，原因有很多，譬如个人爱好与时间精力，当然还有所属团队的压力、对手以及圈地斗争，这就意味着此类跨学科工作几乎不可能在大学中出现。这些从个人学术兴趣出发的研讨会逐渐演变成一系列以推动学科发展为目的的严肃活动。到了最后，这些特殊的会议成了我的学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会议向外界传达了清楚而又鼓舞人心的信息：在学术的最前沿大胆冒险，同时不忘寻求跨学科的整合。大多数冒险不会有任何产出，但总有成功的例子。

我们决定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进行脑成像研究，并希望只与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完成这项事业。过去，当需要用电脑跑一些简单的测试时，我们会把他们请到我们的实验室。而现在，由于大型的脑成像实验要求使用先进而又昂贵的仪器，阵地转移到了他们的实验室，病人在我们的陪同下前去接受测试。“有病人便上路”成了我们的座右铭。这就意味着我们习得了四海为家的能力。只要能完成实验，谁又会在乎该从哪个机场出发，又该在哪个机场着陆？渐渐地，来自多方的压力告诉我，是时候离开纽约了。

简化生活

夏洛特和我膝下有一对令我们引以为傲的小女儿。尽管付出了一切努力，纽约的生活依旧困难重重，对于更乐于享受闲适乡村生活的我们来说，问题显得尤为严重。每月开着优雅型房车跑一趟95号州际公路，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年，已经令我们心生厌倦。尽管公路旅行充满乐趣，对病人来说也相当便利，但到底有些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我们使用的测试器材越来越复杂，这些电子设备已经不再适合长途颠簸。几乎每出一次远门，我们都不得不冲进当地的电脑设备商店对仪器进行就地检修，因为路上总有一些关键的零件被磕坏。与此同时，我们留在纽约的厢式小货车也成了一大烦恼。有一次，一位博士后成员想把它开走，结果在倒车的时候撞上了一辆劳斯莱斯。我提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在佛蒙特买个房，霍尔茨曼对此大表赞同。我和霍尔茨曼承担了大多数驾驶和测试的工作，因而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对现状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可以把小货车卖了，凑出首付买下一栋小房子，既能用来居住，也能用于给病人做测试。这样能省下不少差旅费，而且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和霍尔茨曼相互怂恿着，虽然内心深处觉得这个主意有些痴人说梦。

1985年的初春，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和夏洛特在一次出门测试的途中发现了一栋完美的房子。那里树木环绕，却又离诺威奇的主干道不远，旁边就是康涅狄格河，与达特茅斯学院所在的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市隔河相望。虽然在空闲时间还看过别的一些房子，但这回这栋立刻博得了我们的欢心。房子由一位年轻的南非建筑师设计而成，不久之前刚在当地的两位技术精湛的工匠手下竣工。房子是梁柱结构，装有护墙楔形板，看上去就像一栋林间小木屋，占地4公顷。我对这栋房子一见钟情，然而存在一个问题。房屋报价19.5万美元，对科研项目来说是一笔相当不现实的巨款。我拍下一张照片，和夏洛特一起回到了纽约。

当时，康奈尔大学的财务主管是菲尔·圭卡，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菲尔非常了解我们的小货车困境。我向他陈述了买房的种种理由，以及我们打算如何支付这笔费用。大致听我说完之后，他提出了一个直白的问题：“要多少钱？”我迟疑了一会儿，回答说：“呃，19.5万。”他说：“整栋房子才19.5万？你知道在曼哈顿买一个单间公寓要花多少钱吗？没问题，买吧。”太好了，成交。接着悲剧就发生了。几周之后，霍尔茨曼患上肺病，很快便离开了人世。他永远没能看到那栋房子。

在诺威奇居住的时间长了，让我又一次融入了达特茅斯的社区氛围。这里地处风景壮丽的康涅狄格河上游河谷，生活设施应有尽有。除此之外，还有各位神经科医师和心理医生能为我们提供帮助。我和妻子很快爱上了这座小镇。

我在达特茅斯的研究工作也在顺利进行，达特茅斯学院的神经科主任亚历克斯·里夫斯就事论事地问我是否愿意加入达特茅斯医学院。我随口回答了些什么。转眼间，亚历克斯便为我安排了一个讲席教授的职位，外加一份精神病学系的教职。如果你是哲学博士出身，在达特茅斯学院就只能拿到隶属于医学院的某个院系的终身教职，而不能加入神经科等临床部门。正当我准备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弗雷德·普拉姆要求与我见面谈谈。

普拉姆张口便是一副“世事无常”的口吻，我几乎能预见他接下来打算说些什么。于是，我抢先说道：“弗雷德，在你继续之前，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一件事。我已经决定接受达特茅斯学院的工作。我的很多研究都是在那边完成的，所以这么做对我来说比较合理。”普拉姆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并对我表达了热烈的祝贺，一切以完美收场。据我所知，普拉姆已经知道了新工作的事，正打算鼓动我跳槽。毕竟，我已经拿到了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职，在他那儿的经费开销也逐渐昂贵起来。

搬家总能给人带来愉快的心情。不同地方的人对学术与个人生活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我们脱离了纽约快节奏的喧闹生活，取而代之的是“管它呢，我们一起干吧”的小镇风貌。从某些方面看来，这种变化是件好事，但有时也会遭遇不和谐之音，在搬家太过仓促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在树林里搞科学

霍尔茨曼去世后的几年，纽约的生活日渐黯淡，我开始变得有些孤僻，整个人陷入了一种抑郁的状态。那时，我们经常会去新英格兰待很长时间，我独自一人做准备工作，独自一人完成实验，仿佛重新回到了研究生时代（图6-1）。与此同时，我还在康奈尔大学管理着一个大型实验室，肩上担负着很多责任。无论规模大小，每一个实验室中都存在这样一个人物，为了实验室的正常运作而无私奉献。而帮助我经营双重生活的是一群才华横溢的人，他们当中有些师从传统，有些则剑走偏锋而又天资过人。鲍勃·芬德里希（Bob Fendrich）便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奇才，成功地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芬德里希是科学界最优秀的代表，与之相矛盾的是，他为人难以捉摸，几乎可以说是来去无踪。

图6-1　我在佛蒙特州诺威奇家中的实验室

从操作摄像头、写计算机程序和设计实验，再到进行测试，从很多方面看来，一个人做实验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和霍尔茨曼一样，芬德里希是一位眼动仪专家，也是霍尔茨曼在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校友。我并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过去几年里，霍尔茨曼经常在下班后把芬德里希带到实验室。芬德里希会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霍尔茨曼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霍尔茨曼去世后不久，芬德里希与我会面，希望能加入我们的实验室。我当时对他一无所知，于是交给他一份基金申请书，让他读完后找我谈谈自己对这项研究的看法。几天后，他给我送来了一份长达5页的总结报告，行文流畅，见解深刻，简而言之就是水平一流。于是，带着他那杰出的科研才能与水准，“怪人鲍勃”成了实验室的一员。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芬德里希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优秀人物，与此同时，他还有一颗友善温柔的心。

正式搬到达特茅斯后，我终于结束了在两个实验室和两个住所之间来回奔波的生活，也摆脱了这种生活给我带来的折磨与痛苦。我需要在上游河谷创建一个扎实的科研团队。我需要重新招募团队成员，也需要资金来填补招兵买马的花销。我不能继续当个独来独往的乡村科学家，在自家实验室埋头苦干。要做的事情很多。令我高兴的是，身为资深纽约客的芬德里希表示自己愿意加入。在他之后是年轻的神经科医师马克·特拉莫（Mark Tramo），他刚在普拉姆那里结束住院医师的培训。特拉莫同时还是一位音乐家，他热切地希望更深入地了解音乐与大脑。我们去过几次块渠的西蒙皮尔斯餐厅，一边进餐一边鸟瞰窗外美丽的瀑布，终于，他也成了我们团队的一员。把凯茜·贝恩斯（Kathy Baynes）招入旗下的过程很轻松。她是新罕布什尔州本地人，毕业自普利茅斯州立大学（Plymouth State College）。贝恩斯不久以前刚在康奈尔大学获取神经语言学博士学位，但在其后毅然决定北上。另外一位优秀的博士后学生帕蒂·勒泰-洛伦茨（Patti Reuter-Lorenz）也选择加入我们。最后，希利亚德的学生罗恩·曼根（Ron Mangun）打来电话。他的妻子想在达特茅斯学院的神经外科做一轮住院医师。他向我问道：“如果她成功了，也给我来份工作如何？”后来她真的成功了。几年后，曼根成了我的团队的主心骨。我们在一起成立学术协会，撰写书作，也完成了一些了不起的科学研究。当然，工作空间一直是个大问题：没有任何房间能供我们使用。正当大伙儿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占领派克屋的地下室和一楼。派克屋是一栋古老的殖民地式建筑，通体雪白，与玛丽·希契科克医院隔街相望（图6-2）。二楼属于达特茅斯学院的一个研究艾滋病的团队，除此之外，剩下的地方就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前去考察了一番。尽管我们对空间是否够用依旧心存忧虑，但派克屋看上去颇有几分优雅的风韵，无疑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挤挤挨挨地安顿下来。芬德里希拿到了地下室的一个房间，特拉莫则往另外一个房间里勉强塞进了一个隔音室。不过，他并不怎么使用隔音室，于是，那间房间被前来开展电生理研究的曼根接管了过去。一楼的一个房间成了贝恩斯的办公室，另外两个专门用于给病人做测试，还有一个小房间成了会议室，我的秘书又占了一间，我自己待在里间。特拉莫拿到了楼上一间客厅，其他人则各自挤进了边边角角的空位。一切安置妥当。

图6-2　我们挚爱的达特茅斯学院派克屋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工程都需要钱。当我们还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那儿拿到了一笔所谓的“规划项目”基金。这是全国首个与认知神经科学相关的规划项目。我们的成功证明，用跨学科方法探讨认知与大脑问题的研究项目能够与传统研究（如单纯的神经生理学研究与行为分析等）一争高下。此类基金对5～6个子项目分别拨款，加在一起便是一笔可观的经费。幸运的是，我们离开康奈尔大学时顺利带上了这笔基金，而且没过多久便把它转移到了达特茅斯学院的名下。

正如我之前所说，和我们一起来到达特茅斯的还有认知神经研究所，不过，说到底，这家研究所的本体不过是一本支票簿，用来提取那些为我们的各种奇思妙想买单的经费。在一次于威尼斯召开的研讨会上，我们迎来了值得纪念的一刻。那次会议的主题是进化与大脑。与会成员包括古生物学家兼进化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戴维·普雷马克，研究大脑功能计算理论的头号专家特里·赛捷诺维斯基（Terry Sejnowski），比较解剖学与大脑进化领域的领军人物约翰·卡斯（John Kaas），视觉系统发育专家莱奥·夏卢帕（Leo Chalupa），以及我们的记忆分子机制专家、伟大的思想者加里·林奇。古尔德决定一边带领我们参观圣马可大教堂，一边发表他的讲话。于是，我们站在那里，聆听古尔德介绍他对生物适应的看法以及他的拱肩理论（spandrel theory），而头顶上正是启发古尔德提出该理论的教堂拱肩。（在古尔德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拱肩的时候，其他游客误以为这是一场“免费”的建筑学解说，也加入了我们这群听众的行列。不过，听着听着，他们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渐渐散去。）

几年后，我们又一次在威尼斯聚首，继续听古尔德的演讲，另外一位讲话人是来自法国的杰出神经科学家让-皮埃尔·尚热（Jean-Pierre Changeux），其研究领域是大脑进化与功能。参会的还有普雷马克，史蒂芬·平克，研究视觉功能的德国专家沃尔夫·辛格（Wolf Singer），加里·林奇，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哲学家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著名免疫学家曼尼·沙夫（Manny Scharf），心理学家戴维·鲁梅尔哈特（David Rumelhart），以及神经生物学家艾拉·布莱克。我们见面讨论了丹麦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尔斯·热尔纳（Niels Jerne）多年前在著作中探讨过的一个问题——选择（selection）与引导（instruction）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大脑也许和免疫系统一样，并不会直接对环境反应。与之相反，环境能够影响包括大脑在内的任何生物系统，并会对已经存在的（也就是说固有的）功能进行选择。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想法。

那场会议堪比一次学术的盛宴。平克凭借他的首次演讲抢尽了风头，而演讲的主题后来发展成为了他那里程碑式的著作：《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54。我还记得普雷马克惊艳于平克深刻的见解与清晰的头脑，评论说道：“如果平克表现得再好一点，我就不得不一枪毙了他。”事实上，几年后，他又对我说：“你知道吗，在目前所有解读复杂科学的书里，平克写的那本关于语言的书是最好的一本。”要知道，戴维·普雷马克可不是一个随便说好话的人。大家似乎都很喜欢这些会议。总而言之，由于选择与引导的观点太过强大，而那场会议上的讨论也十分激进，我回到汉诺威后，花了很多时间把会议的内容写成了一本书——《自然界的心智》（Nature’s Mind）。

《认知神经科学杂志》出版了

我们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希望创立一个学术期刊，名叫《认知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因此，我们需要找一家出版商。我们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和劳伦斯·厄本姆（Lawrence Erlbaum）刚成立不久的出版公司发去了问询函。我当时希望能和一家大学的出版社签订合同。科学家们可不想看到自己的努力成果因为论文发表的期刊停刊的缘故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默默躺在某个学术垃圾场里不知所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和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愿意出版我们的杂志，但都不提供资金支持。这可是个大问题：我们并没有多余的经费可用。我对此很失望，向费斯廷格抱怨。他让我去和劳伦斯·厄本姆吃一次午饭，此人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为人相当直爽。劳伦斯回复说，我们去皮科洛蒙多吃饭吧。

我们一起吃了一顿炸鱿鱼大餐——这家餐厅的鱿鱼都由新鲜的橄榄油炸制而成，这道菜做好上桌要花25分钟。我向劳伦斯讲述了自己目前遇到的困境。劳伦斯笑着说，他愿意给我们1万3千美元用于支付编辑费用。他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并表示他会在次日把合同送来。我回到办公室，一番苦恼之后，向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转达了这份新合同的消息。我到底有些担心出版社的声望问题。没过多久，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同意了完全相同的条件。我立刻给劳伦斯打去电话，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他非常理解我最终选择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决定。

后来，劳伦斯进军了学术出版业，并在那里名利双收，而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也成了一位出色的合作者。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出商业上的决定，尽管最终双方都收获了好结果，但我并不喜欢体验冷冰冰的经费数字和朋友义气之间的冲突。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成功聚集了一群一流编辑，一切似乎进展顺利。

和所有事情一样，承诺好的项目真正实施起来与仅在口头说说完全不同。如果没有收到任何论文，我们又该怎么发行一本学术期刊呢？该如何让我们的杂志如期付印呢？我和妻子彼此相望，说道：“看来得我们自己动手了。”我拿起电话听筒，逼迫好几位名人朋友向我们投一份创刊文章。他们全都同意了，稿件纷至沓来。下一步：该怎么做出一份能够付印的杂志？恰在此时，一款名为“PageMaker”的软件问世了，它能帮助我们用计算机收集资料并排版，最终做出一份能够印刷发行的样刊。夏洛特很快就成了这款软件的专家。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该在哪里做这些工作？又一次，我们想到了佛蒙特的那栋小屋，打算在那里腾出一间空房。不过，屋子里的房间已经不够用了，于是我们对车库进行了一番改造（图6-3）。

图6-3　《认知神经科学杂志》办公室装修工程

图中的这个房间恰好位于给病人做测试的实验室下方，我们正在进行改造工程的扫尾工作。这里即将成为《认知神经科学杂志》的办公室。霍尔茨曼去世后，他的好朋友来我们家做客，于是我们请他帮忙干点活儿。

Courtesy of Joseph Mehling, Dartmouth College.

我们为自己的机智感到洋洋得意，并决定邀请与我们一起创立杂志的各位编辑来佛蒙特做客，他们分别是康奈尔大学的艾拉·布莱克、耶鲁大学的戈登·谢泼德以及哈佛大学的斯蒂芬·科斯林。布莱克和谢泼德是分子与细胞神经科学家，他们对心智的本质怀有浓厚的兴趣。而科斯林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聪明的认知心理学家，为我们稳稳地扛起了另外半壁江山。他们抵达佛蒙特时正值一个寒冷的冬日夜晚。路上四处可见车辆打滑的事故。但是，在这群意志坚定的科学家面前，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扑灭他们的热情，也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他们对杂志事业的投入。制订计划，设立标准，划定评审要求，分配任务。所有这些工作完成后，我们开了一场大派对。就这样，一切准备就绪。

加里·林奇和里克·格兰杰（Rick Granger）为我们杂志的创刊号（图6-4）发来一篇稿件，里面满是各种算式。为了把这篇论文做成能交给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电子文档，夏洛特和我吃了不少苦头，我们意识到，“PageMaker”并不适合编辑数学表达式。终于，经过5天的捣鼓，我们做出了一份像样的成品。尽管其他只含简单文字和图片的稿件都很快完成了，但整体而言，我们的第一期杂志花费了太多时间。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我决定去一趟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当时我心想，麻省理工学院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科研机构之一，他们肯定知道如何轻松搞定这种新式电子印刷技术。

图6-4　第一期《认知神经科学杂志》

封面图作者是神经科学家亚历克斯·梅雷迪思（Alex Meredith），他也是本期杂志中一篇论文的共同作者之一。此后的每一期杂志都使用了不一样的封面。

结果发现，原来我们才是新科技的弄潮儿。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并没有进入计算机出版的新时代，使用的依旧是排字机和人工校对一类的老办法。令我们吃惊的是，整个学术出版界居然还没有任何人做出改变。我们想方设法做好了两三期样刊，文中公式的位置用空白代替，随后便送给了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他们回复说，我们只要收集论文稿件，后面的工作交给他们就行了，这让我们欣喜若狂。自那以后，他们一直出色地完成了出版任务，当然，现在已经全面电子化了。

要想成功地办好一份学术期刊，就必须对其进行悉心的培养。其中一个难点便是如何稳定地获取高质量的论文。每一期杂志在刊行时，其内容必须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而且要安排均衡，引人入胜。我们给每期杂志都配上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新封面，顺道宣传制作封面的艺术家和摄影师。夏洛特和我经常倒上一杯科尼亚克白兰地，带上所有被接受的论文爬进被窝。在为新的一期杂志组稿时，我们会选择那些我们认为放在一起读会很有趣的论文，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接受时间顺序排列。我们的做法颇有成效。直至今日，《认知神经科学杂志》依旧是一份相当成功的学术期刊，在心理学和生物科学领域名列前茅。而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得归功于我们的主编夏洛特。

更多资金，更多研究，更多知识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涉足裂脑病人研究领域，也产出了不少混淆视听的论文。裂脑病人能够利用交叉线索启动策略来应对外界环境，这让他们从外表看来并不像是一个裂脑人。然而，这些新来的研究者没有理解其中的奥妙。由于这一误解，他们当中许多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裂脑病人的大脑当中还存在一些胼胝体以外的神经通路负责半球间的信息交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裂脑病人的大脑其实并没有完全分裂。如果这些研究及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裂脑病人研究的结果将大为不同。事实上，就连“心智能够左右分离”这一概念本身也会因此变得有待商榷。

正确的裂脑人测试方法看起来简单，但实际做起来相当累人。熟练的实验者已经积攒了足够的经验，他们清楚所有那些病人在无意中所使用的自我线索启动策略。病人身上的交叉线索启动现象一直存在，因此，任何实验都随时可能出现差错。即便是最睿智的科学家也可能被表象蒙骗。多年以来，这样的插曲也不时在我们身上上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术论文报告或宣布错误信息的事件才会再三出现。

来我们实验室参观的资深专家中有我的老朋友唐纳德·麦凯。他在我们还在纽约市的时候来过一次。麦凯和身为物理学家的妻子瓦莱丽一门心思地想向我们证明，左右分离的大脑中并不存在两套心智。他们提出了对病人J.W.和V.P.进行测试的要求，当然，我们同意了。他们两位都是了不起的科学家，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然而，他们并不理解裂脑研究中出现的种种伎俩。麦凯夫妇的测试目的是让一侧大脑半球与另一侧半球打赌。他们认为，如果这个测试成功了，则可证明存在两套具有“独立意志”的心智系统，而他们会接受两套心智的观点，并相信它们各有自己的评价体系，从而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测试失败了，则说明裂脑病人的脑中并不存在两套心智，无非是有两套执行系统在分别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加工问题。他们设计了一个聪明的测试，但这个测试注定无法得到确凿的结果，因为裂脑病人能够巧妙地绕过实验设计，利用线索来控制局面。

在麦凯夫妇的实验中，第一步工作便是教J.W.学会猜测的概念。因此，当着J.W.的两侧大脑半球的面，瓦莱丽在纸上写下0到9之间的一个数字。J.W.能看见这个数字，但负责猜数字的麦凯看不见。接下来，麦凯会猜一个数，而J.W.需要根据自己所知道的信息，从三张分别印有“更大”、“更小”和“正确”字样的卡片中，用左手选出合适的一张。比如，如果J.W.看到瓦莱丽写了一个“3”，而麦凯猜了“7”，那么，对于J.W.的左手来说，正确的反应应该是指向“更小”的选项。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容易学会的任务，也是一个优秀裂脑人研究范式的案例，多年的裂脑人研究经历让我们能够欣赏其中的闪光点：在对单侧大脑半球的反应进行测试之前，首先一定要让病人学会任务的整体规则。长话短说，麦凯夫妇设计的任务相当于一个简单的猜数字版“20个问题”游戏55，J.W.很快便学会了。在这一测试阶段的最后，麦凯和J.W.互换了角色。这一回，瓦莱丽给麦凯看数字，J.W.则负责猜数字。J.W.仍旧飞快地掌握了新任务，当然，他的所有反应都是猜测，因为他不可能知道瓦莱丽到底给麦凯出示了哪一个数字。

接下来，到了单独测试右半球的时间。实验开始，麦凯在J.W.的左侧视野闪现一个0至9之间的数字，同时在他的右侧视野闪现一个字母，然后问J.W.看到了什么。当然，J.W.的反应是标准的裂脑病人风格，具有言语功能的左半球只能看见右侧视野中的字母，因此他也只能说出字母。接下来是猜数字环节，麦凯说出一个数字，并让J.W.在“更大”、“更小”和“正确”之间用左手选出正确的卡片。又一次，J.W.的右半球很快学会了这项任务。从实验者的角度来看，测试在这一步便到了紧张的一刻，而人也开始变得有些疲惫。毕竟，眼前的现象是如此的神奇：不具备言语功能的右半球接收到了数字信息，并凭借自己的力量选择出合适的反应；与此同时，真正能说会道的左半球对此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右半球尽管与会说话的左半球同属一个头颅，但它依旧能够独立运作，仿佛具有属于自己的心智。依照直觉，所有人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切。

麦凯的测试开始进入关键的环节。能否通过某种方法，让J.W.的左半球成为“猜测者”，而右半球负责为数字保密？又一次，这个秘密数字被投射至J.W.的不具言语功能的右半球。但这一回，麦凯并不担任猜数字的角色，而是让J.W.自己来猜，并用嘴——也即是他的左半球——说出自己的猜想。结果证明，J.W.真的能自己和自己玩“20个问题”游戏。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后来我们意识到，也许所有人的大脑中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你的意识做出一个猜测，而你的潜意识在一旁聆听。接着，潜意识开始活动起来，帮助你联想起其他信息，从而逐渐逼近问题的答案。

终于，实验到了最后一步。麦凯在J.W.面前摆放了两盒筹码，一盒给他的左手，一盒给他的右手。接着，麦凯告诉J.W.，右脑（左手）每向左脑（右手）给出一个有用的信息，便能从左脑（右手）那里得到一块筹码。因此，当一个秘密数字快速呈现至右半球后，左半球为了判断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就必须获取一些信息。因为左半球每多做出一次猜测，就得付给右半球一块筹码。

为了让游戏更公平，麦凯还设置了以下规则：如果左半球很快便猜中了答案，它就能收到额外的筹码奖励；与此同时，如果右半球选择了错误的答案，实验者便会对它进行惩罚——从左手的盒子里拿走3块筹码，并把这些筹码送给左半球（放进右手的盒子）。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右半球反应诚实，而不会对左半球进行误导，使后者不得不为了得出正确的数字而花费更多筹码。就这样，游戏开始了。看上去似乎一切顺利，不过，到目前为止，实验还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新发现。

这时，麦凯耍了个花招，让游戏变得白热化起来。他向J.W.的右半球问道，现在左半球从你这里购买信息只需要花费1个筹码，为什么不把价钱提高至3个筹码呢？右半球立刻同意了麦凯的提议，因为这个缘故，左半球的筹码箱很快空了下去，游戏结束。为什么左半球（右手）不会拒绝3个筹码的要价，或是和右半球（左手）讨价还价呢？由于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迹象，麦凯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初步的证据，证明单侧大脑半球并没有独立的评价体系，也就是说，一个头颅里只能有一个心智。他们认为，信息通过某种方式跨越了中线，实现了两侧半球之间的整合，而其途径可能是一些未被发现的皮层下通路。

我对此不能苟同。可能的解释太多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为，麦凯他们相信游戏中的奖励是指定给某一侧半球的，但其实很有可能两侧大脑半球共享了这份奖励。过去的研究已经发现，情绪效价的交叉线索启动效应是真实存在的。几个月后，麦凯夫妇的论文在《自然》杂志发表，他们在文中谨慎地提及了我的反对意见。尽管如此，他们的论文依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大量研究者开始开展其他类型的测试，不过基本上都是在探索半球间的信息转移现象。在麦凯夫妇之后，神经心理学家贾丝廷·瑟金特（Justine Sergent）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来到我们的实验室，她是一位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年轻人，最终却成了一位悲剧人物。

狗和主人，老夫和老妻，以及那匹人称“聪明的汉斯”（Clever Hans）的马和它的训练者，在这些组合身上，你经常能观察到微妙的线索启动现象，而其中大多数都发生在当事人的意识之外。一位驯狗师可以轻松地向他的狗发出暗号，指示它停在某一个位置，这就叫人对搜爆犬的真实能力产生了怀疑：也许它们并不是真的在搜索炸弹，而只是听从排爆专家的推断而已。在心理学领域人尽皆知的“聪明的汉斯”便是一例，汉斯看上去像是会做算术题，但其实都是因为主人在无意识间为汉斯提供了线索，它才知道到底该在什么时候停止跺脚。

夫妇和老朋友在过往已有丰富的交往经历，因此他们经常能够补完对方说到一半的话。事实上，对于夫妇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预料的，甚至包括对方的想法。考虑到这一点，再想想大脑的两个半球已经并肩存在多年，并且每一分钟都进行着合作训练，你认为它们是如何实现功能协调的呢？我猜测，大脑半球通过密切交换各自关于外界的预期来解决这一难题。要想预测一位初次见面的人的反应或许很难，但对象换作配偶、孩子和父母等熟人就简单多了。顺应这一思路，两侧大脑半球每天观察着同样的世界，感受着生活带来的同样的情绪、同样的惩罚与同样的奖赏，那么，一侧半球理应能轻松地推测对侧半球的行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裂脑病人身上做研究成为一件难事：很多现象看上去像是神经中枢的信息整合，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言归正传，麦凯夫妇提出了一个想法，而其他人觉得这个想法还需验证。没日没夜地研究了裂脑病人这么多年，我的实验室成员和我自己都对其无法苟同。如果他们是正确的，这对裂脑研究领域将是一个大新闻，不仅如此，皮层下结构也能进行高级加工的观点也将让研究者们大跌眼镜。瑟金特同样想证明，在胼胝体切开术后，大脑半球间依旧存在部分高级信息的交换。于是，和麦凯夫妇一样，趁我们又一次从纽约前去新英格兰，她也加入进来完成了研究。

她的实验的长处与短板非常明显。首先，她希望确定单侧大脑半球能否判断辅音和元音的差别，并记录下它们的反应时间。结果很简单，单侧半球的确能判断二者的差异，且对元音的反应速度快于辅音。下一步，向一侧半球快速呈现一个辅音，同时向另外一侧半球快速呈现一个元音，或者同时向两侧半球呈现一个辅音或元音。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她要求病人单用一只手做反应——如果是元音，按一个键；如果是辅音，则按另外一个键。从表面看来，由于只允许做出一个反应，病人的两侧半球就必须进行信息交流，尤其是在一侧半球看到辅音而另外一侧半球看到元音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每侧半球得出的答案各不相同，那么手该如何反应呢？因为这个测试并不存在正确答案，要想厘清背后的神经机制，反应时便是唯一的线索。

J. W.毫不迟疑地完成了任务。如果没有测量反应时的话，在旁人看来，这也许不过是又一个能被病人轻松搞定的视觉-运动任务。然而，有了反应时记录后，实验便有希望呈现另外一则故事。J.W.在向两侧半球同时呈现元音时反应最快。在一侧半球呈现元音、另一侧半球呈现辅音时，他的反应速度略有下降。而当向两侧半球同时呈现辅音时，他的反应最慢。瑟金特根据这些规律得出了一个结论：半球间一定存在某种高级信息的交流。在她的观点中，如果两侧半球间没有任何互动，则反应时在所有条件下均应一致。霍尔茨曼和我提出了反对意见。我们告诉她，最符合逻辑的解释应当是病人的大脑采取了交叉线索启动策略，两侧半球在表达意图时使用的是同一个身体，因此，尽管它们各成一套独立的心智系统，但仍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联系。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下，行为反应的策略会显现出明确的规律。从表面看来，大脑的策略即为：如果是元音就快速反应。这就解释了为何呈现两个元音时J.W.的反应最快，原因便是两侧半球清楚上面这条规则。同样，双辅音条件下反应最慢的现象也能得到解释。这时，每侧半球都在等待，看对方是否会做出快速反应。如果没有出现快速反应，大脑半球便能分别得出结论，认定二者看到的都是辅音。而在左右信息矛盾的条件下，一侧半球或许想快速反应，但另外一侧半球能够通过各种皮层下策略将反应速度降下来。

霍尔茨曼和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瑟金特有自己的观点。不出一个月，她就把研究论文发表在了《自然》上。我们给她送去了另外一些在病人V.P.身上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同样支持了我们的想法——但她依旧与我们意见相左。于是，我们决定在持反对观点的同时不再对此做更多纠缠。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瑟金特和许多其他研究者一直大力宣扬这一观点，其中还包括斯佩里实验室的几项研究。又过了几年，瑟金特承认自己在J.W.身上完成的实验有缺陷，但她继续对西海岸病人组中的几位病人进行了测试，并认为其结果从整体而言印证了她之前的观点。于是，如今许多人似乎毫无来由地相信：大脑半球间存在高级信息的互换，但却无法交流一些特定的知觉信息细节。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深入透彻的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时便轮到新入学的达特茅斯学院研究生桑德拉·西摩（Sandra Seymour）大放异彩了。她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项工作，但那的确是一项漂亮而又完整的研究。

西摩阅读了所有在美国裂脑病人身上完成的研究论文。她认定只有两位病人能够为所谓的裂脑“再统一”观点提供支持：加利福尼亚病人组中的L.B.和N.G.。病人L.B.比较棘手，原因有很多，其一便是我们尚不能确定他的胼胝体是否已被彻底切开。磁共振成像结果各不一致。在对左右视野中的知觉信息进行比较时，他的表现更接近正常人而不是其他裂脑病人。因此，在试图理解L.B.和N.G.的那些令人伤脑筋的实验结果之前，西摩决定在东海岸病人J.W.、V.P.和D.R.身上重复瑟金特做过的所有测试。瑟金特本人完成的一些研究为皮层下通路负责高级抽象信息的半球间整合这一观点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事实上，她论证说，正是因为这些信息的抽象性质才使得半球间的信息比较成为可能。瑟金特认为，皮层下通路在传递或比较刺激的具体特征时效率较低，甚至可能没有这一功能。简而言之，她提出的观点为，当任务强调刺激的简单物理属性时，裂脑病人的表现较差；然而，当刺激不变、但要求比较二者含义时，病人的表现会得到提升。我至今依旧无法完全理解瑟金特是如何得出这套思路的。

不管怎么说，西摩套用了瑟金特在两位关键的加州理工学院病人身上完成的测试方法，用东海岸病人重复了她的实验。与此同时，她还检验了瑟金特关于抽象信息——而非感觉信息能够在分裂的大脑中传递的假设。在该测试里，她在病人的一侧视野中呈现一个数字，而另外一侧视野呈现一堆点，并要求病人在数字和点的个数之间进行比较。只有当双侧大脑半球能够共享抽象概念（例如“7”）时，病人才能正确地完成任务。

我们最终没有重复出瑟金特在西海岸病人L.B.、N.G.以及A.A.身上得出的结果。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此时其他几位研究者也开始报道在加州理工学院病人身上发现的半球间交互作用现象。正如之前提到的，与东海岸病人相比，这些病人的左右半球分离得更为彻底，考虑到这一点，他们的结果就显得愈发令人困惑。用简单的话来说，尽管东海岸病人的次级连合——也就是前连合在手术后保持了完整，但他们并没有显现出更接近于正常人的能力，与之相反，他们甚至比加州理工学院病人更具裂脑人特征。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用尽了一切能想到的知觉范式。譬如，我们尝试过观察V.P.能否比较呈现在视觉中线两侧的简单波形图案。不行，她做不到。她无法比较两个无法命名的符号，尽管这个任务其实相当简单。J.W.同样不能完成此类任务。而已经有无数实验证明P.S.不能对词语和图片进行比较。

要想理解其中可能的解释，就必须牢记，裂脑病人能让自己的大脑看似整合功能正常，而且这种能力会随时间不断增强。在手术后较短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那左右分离的大脑明显不具备相互传递信息的能力。只有在长年参与测试、经受过反复训练的病人身上才能观察到此类效应。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的那样，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与某个同伴在一起居住过多年的人身上。当两个人有如此深厚的羁绊时，他们获得相互传递信息的能力是理所当然、毫不意外的。

想象一对脖子连在一起的连体双胞胎。没错，尽管共享一个脖子，但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美好的个体，就像一根茎秆上开出的两朵玫瑰。这种病例是真实存在的，也有充分的历史资料。例如，双胞胎阿比盖尔·亨塞尔（Abigail Hensel）和布里塔妮·亨塞尔（Brittany Hensel）从小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农场长大，现在已经二十多岁，她们于2012年从大学毕业，并成功拿到了教育学学位。两姐妹的性格截然不同。毫无疑问，她们是两个彼此独立的认知个体，但她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信息交流，从而使二者共有的身体做出有意义的、统一的行为反应，例如打垒球。

再进一步，想象两个认知个体在更高的水平上连接在一起。本质而言，裂脑手术就是把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分成了两个。其中一个（左脑）很聪明，也很有创造力；而另外一个同样有自己的一套技能，但与前者并不相同。裂脑手术后，左右脑这两个各具特色的认知系统不再彼此相连，也不像之前那样拥有一条直接的神经信息交流通路，因此，它们不得不学会适应这种新状态。它们要学的东西有很多，譬如如何线索启动，如何不用语言进行交流，甚至还包括如何像大多数正常人一样生活，即通过极其微妙的信号，向他人暗示自己的欲望、沮丧以及即将采取的行动。这是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事实。

我们认为，上文介绍的这种线索启动能力能够随时间得到显著的提升，导致裂脑病人经过多年的不正常表现之后又变得正常起来，看上去就像重新建立了左右半球之间的联系。由于缺乏更好的表述方式，我们最终将此类策略称为一种“就绪反应”（readiness response）。因此，当裂脑病人的一侧半球接收到的是数字信息，而另外一侧半球接收到的是点阵信息时，他们能够对二者所代表的数值进行比较，这一看似半球间整合的行为结果可以用一个线索启动系统来解释：每侧半球在对投射至对侧半球的信息不知情的情况下独立做出反应，而该反应的趋势由其看到的数字大小决定。反应趋势大的半球最终控制了行为反应的输出。换句话说，如果每侧大脑半球都决定只对较大的数字反应，那么，按照一定的策略，单就一侧视野中的数字进行推断（也就是说，如果数字小于4，猜测对侧视野中的数值更高；如果数字大于6，猜测对侧视野中的数值更低；如果数字是5，则随机做出猜测），正确率即可达到78%。我们对病人J.W.进行了这项测试，他的反应的正确率与78%的理论数值相符，并在事后告诉我们，他所使用的正是上文提到的策略！两侧半球间并不存在信息交流，一切不过是一种合作策略。

直至今日，这些实验的无数变体依旧存在，但其中的观点是明确的：两个被迫共享同一反应资源的认知系统最终能够顺利解决这一难题。两位天资聪颖的年轻科学家厘清了该现象的来龙去脉，他们便是西摩和勒泰-洛伦茨。

注意的脑机制

我的同事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愿意且有能力前来汉诺威，在我们的病人身上开展研究。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研究团队和病人也准备停当，开始去遥远的外地做实验。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便是史蒂文·希利亚德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实验室，学校位于风景独特的拉霍亚。

正如我之前所说，希利亚德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事件相关电位，这是一种复杂的脑成像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研究大脑加工的时间特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找到特定脑电波的发生脑区。希利亚德刚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时，被安置在位于海滩边上的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几年后，大学在一座峭崖上建成了一栋风格更加传统的新楼，希利亚德也因此失去了他那令人垂涎的海景办公室。我在他的新实验室见到了他的学生史蒂夫·勒克（Steve Luck），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病人J.W.和我们一起来到了西海岸，而勒克在他身上完成了首次测试，并记录下了整个测试过程。

我研究的第一位裂脑病人是J.W.，做的是一个与视觉有关的实验。出于我至今无法完全理解的原因，希利亚德实验室的成员一致认为我能胜任测试J.W.的工作，即便我之前从未有过和裂脑病人打交道的经验。我把他领到了实验室，请他坐进测试间，并向他介绍了任务流程。

我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测试中，目标刺激是一个由两个正方形组成的长方形，其中上面的正方形是红色的，下面的正方形是蓝色的。干扰刺激也一样，只不过蓝色的正方形在上，红色的正方形在下。你的任务是，当你看到目标刺激出现在屏幕左侧时按左键，出现在屏幕右侧时按右键。也就是说，当你在左边看到红上蓝下的长方形时用左手按键，在右边看到红上蓝下的长方形时用右手按键。”

随后，我问他是否理解了任务的内容，他回答说：“当然。”很明显，他是一个做任务的专家，因此我推测他真的完全理解了我的话。好吧，事实证明，他的左半球——也就是对我说话的一侧半球的确理解了任务要求；但对他的右半球来说，我给出的指导语的句法太过复杂。因此，实验开始后，每当目标刺激出现在屏幕右侧时，他的右手都会准确按键，但他的左手没有做出任何按键反应。

我中止了测试，回到测试间。我再次向J.W.解释了任务要求，不过从头到尾他都在发表抗议，声称自己已经理解了。我离开测试间，重新开始了实验，然而与之前一样，J.W.的右手（左脑）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但左手（右脑）依旧没有反应。

我又一次中止了测试并试图解释任务。J.W.也再次表明自己理解了任务要求，并且开始显得有些恼怒：他是一个职业被试，显然能理解任务，但眼前这个小年轻居然试图解释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但是，结果依旧如故，他的左手毫无反应。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刚才企图用语言向J.W.的右半球解释一个复杂的任务，但右半球的语言功能本身就十分有限。

我回到测试间，说道：“请耐心一点，让我再试一次。”我运行了测试，每当目标刺激出现在屏幕右方时，我便一手指向目标，一手指向他的左手，并说道：“蓝上，左手，蓝上，左手。”他继续向我抗议自己已经理解了任务，终于，他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表情，仿佛在说：“啊哈，我明白了。”接着，他告诉我：“好吧。这回我确定我明白了。”

我离开测试间，开始任务，从此以后，J.W.的两侧半球都能完美地做出反应。我们得到了一些很不错的数据，论文最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而我也从中学会了如何向裂脑病人那句法能力低下的右半球解释行为任务。

这次实验不过是勒克在科研界的初次试水，但已经足以证明他将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事实上，大多数希利亚德的学生都成了杰出的科学家。他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也总能洞察人事的本质。在史蒂夫·勒克加入希利亚德的实验室之前，马尔塔·库陶什（Marta Kutas）、罗恩·曼根、马蒂·沃尔道夫（Marty Woldorff）、鲍勃·奈特（Bob Knight）、海伦·内维尔（Helen Neville）等等许多在神经科学界家喻户晓的名人都曾接受过他的指导。和他们当中任何一位合作，都将收获扎实的研究成果。不过，说到在病人身上做研究，他们还是新手。他们对测试正常大学生被试的流程已经了如指掌，这些被试都能理解勒克在上文中提到的指导语。然而，要想向两个截然不同而又彼此分离的大脑半球解释你的意图，实战经验必不可少。只有通过亲自尝试才能掌握其中门道——正所谓实践出真知。你或许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病人非常有耐心。

理解人类注意过程的机制是现代认知神经科学的几项重大挑战之一。所有那些最聪明、最优秀的研究者都曾致力于研究注意问题中的某些方面，其形式各不相同。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已经得出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例如人们如何把注意投放至空间中的某一点从而强化重要感觉信息的加工，以及如何将注意从一场对话中转移以便聆听另外一场对话。我们的感觉体验包含了大量而又丰富的信息，而注意就好比一个灯塔，扫射过整片信息平原，最终集中在与我们当前状态有关的特定信息之上。注意能够大幅度增强感觉与认知加工。自然而然，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裂脑病人的左右大脑半球的注意系统是共享的，还是各自为政？一侧半球的注意力放在左侧空间时，另外一侧半球能否注意右侧？要知道胼胝体完好的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杰弗里·霍尔茨曼又一次大显身手，完成了这一课题的基础研究工作。从很多方面来看，注意都是一个灵活多变的问题。在各自所属的感觉世界里，裂脑病人大脑的每一侧半球均能将注意投放至特定的位置。然而令我们吃惊的是，单侧大脑半球的注意触手甚至还能伸展至对侧大脑的辖区，也就是说，即便目标位于无法直接接触的感觉区域，大脑半球也能对之投以注意。空间注意能跨越断裂的胼胝体，这一现象与我们之前在裂脑病人身上观察到的普遍规律并不相符，看上去有些匪夷所思。因此，我们想知道，两侧大脑半球能否同时注意两个不同的空间位置。这个想法能否行得通？是不是就像试图让一位足球边锋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地方一样绝无可能？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帕蒂·勒泰-洛伦茨在达特茅斯学院漂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注意是一个单灶系统。简而言之，彼此分离的两个大脑半球无法应对同时发生在两个不同空间位点的事件。在裂脑病人的大脑中，有些东西依旧被紧密地连在一起。其中似乎存在一种资源共享机制，由于缺乏更好的命名，就让我们将这种资源称为“精力”（oomph）——也就是驱动任何行为的能源。大脑在完成任务时需要调动多种类型的注意，而上述结论帮助我们深化了对该过程的理解。

我和霍尔茨曼早年在康奈尔大学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病人J.W.一侧大脑半球的反应速度，会受到同时进行的对侧半球的任务难度的影响，当对侧大脑半球在进行一项简单任务时，这一侧半球的反应更快。我们推测，与简单任务不同，困难任务的解决需要大脑调动更多资源。因此，一侧大脑半球在处理困难任务时，对侧半球如果需要在同一时间完成另外一项任务，就会出现反应速度下降的现象。不知为何，加工资源是两侧半球所共有的。我们原本以为，这一观点已经可以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确证。

然而，依旧有一种感觉在我们心中徘徊不去：我们也许并没有完全厘清个中机制。自从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时代起，我的研究工作一直表明，与正常的猴子相比，裂脑猴似乎能够从快速呈现的刺激中感知到更多信息并据此做出行为反应。某种意义上，猴子在接受裂脑手术后，大脑加工资源似乎变得更充裕了，而非反之。霍尔茨曼和我在人类病人中也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我们的测试如下（视频6-1）：如果你是被试，想象自己盯着空间中的某一点，如果有条件的话，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一点效果会更好。注视点的两侧各有一个被分为9格的方框，3行3列，看上去就像一个三连棋游戏的棋盘。下一步，想象实验者将向你顺次呈现4个字母X，字母出现位置可能是9个格子中的任何一个，一共占据了4个格子，而你需要记住每一个字母的位置。而且，两个这样的记忆测试会在你的两侧视野中同时进行。你一定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对吧？不，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包含一个简单任务和一个困难任务。在简单任务中，两侧视野里的9格方框字母排布方式一样，我们将此称作“冗余条件”。在困难任务中，两侧视野中的排布方式不一样。相信我，这是一个很难的条件。在简单或困难刺激呈现完毕之后，实验者会呈现另外一组的4个字母X（也就是探测刺激），要么与刚才出现在同侧视野的刺激相同，要么不同。被试要做的便是判断探测刺激是否与刚才看到的刺激相同，并按下标有“是”或“否”字样的按钮。

视频6-1　双侧视野的九宫格任务

向被试两侧大脑半球的视野里各自呈现一个9格方框。两个方框会随机出现亮点，每次各出现4个。对正常被试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但是裂脑病人却能轻松地完成。

非裂脑的正常被试三下五除二地结束了简单测试，表现得又快又准。尽管对被试而言，一次会出现8个不同的X，每侧视野各4个，但由于两侧视野中的X出现的顺序和位置一致，他们还是轻松地完成了任务。在这种条件下，信息是冗余的，因此做起来很容易。与正常被试一样，J.W.也觉得这部分任务非常简单。

困难测试的结果完全不同。即便是那些在自己专业领域内算得上小天才的本科生们也无法给出正确答案。信息太多，呈现的时间又太短，让人来不及咀嚼。杰出的美国广播公司科学记者罗伯特·贝泽尔曾经在我们运行测试的时候来实验室参观，看到屏幕上乱蹦的刺激，他不禁惊呼：“这他妈到底是啥？”很明显，正常的记忆系统无法完成这项任务，被试们反应的正确率降到了随机水平。

J. W.和他们不一样。在这种左右信息不一致的条件下，两侧大脑半球各自接收一组4个X的刺激，X出现在9格方框中的位置在两组刺激中各不相同，但是，J.W.能够很好地应对这些信息，接连不断地给出正确的答案。仿佛在他的大脑中存在两套处理器，二者合作便产生了超出常人的表现。从表面看来，我们在以往研究中描述的单灶注意系统似乎无法解释这种神奇的能力增强现象。不过，科学有一个很棒的特征，那就是任何用于解释事物机制的解释性模型都是可以修改的。对研究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也可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科学家必须灵活。如果新数据推翻了你的信仰，你就必须改变自己的信仰。在注意研究领域，活跃着一群优秀的研究者，他们意气相投，乐于调整自己的观点以适应新出现的数据。霍尔茨曼、勒泰-洛伦茨、勒克、曼根和库陶什将改变整个裂脑研究领域的面貌。

有这些年轻专家外加注意领域的元老之一希利亚德坐镇，我们的团队人才济济，用得克萨斯人的话来说，就是一园子上好的棉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才储备已经足够丰富。实验室规模有限，位置有限，资金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限制新人进入就成了必行之事。这是我的计划，也符合管理学原理。就在此时，艾伦·金斯通（Alan Kingstone）闯入了我的生活。他来自加拿大，是另外一位著名注意研究专家、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的雷·克莱因（Ray Klein）的学生。“太好了，”我自言自语道，“来得真是时候，比脑袋上开洞好不了多少。”金斯通用温暖人心的口吻叙述了这段经历：

……迈克尔·波斯纳帮我指出了迈克尔·加扎尼加……

作为一个年轻的博士毕业生，我身上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我拿起听筒，投进10美分硬币，给迈克尔·加扎尼加打了个电话。他接了电话，在1毫秒之内便推断我对大脑一无所知，也完全不懂大脑和人类认知的关系。我们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

加扎尼加：你对大脑有多少了解？（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加扎尼加的经典风格；他总能直击事物的本质和弱点，在我身上，直击弱点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金斯通：不了解。（事情的发展跟我期待的不大一样！）

加扎尼加：你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吗？

金斯通：不。我会学着去了解。

加扎尼加：来我办公室吧。让我们看看你的才能。

真的。事情就这样敲定了。没过多久，我乘飞机来到蒙特利尔，又在那里坐上一列火车，在那个美好的春日上午，横穿佛蒙特那幻境般的田野，一路抵达白河汇口。从白河汇口乘坐出租车到汉诺威的达特茅斯学院只需要5分钟。等到我钻出出租车，踏入达特茅斯学院这所著名常青藤大学的校园，我的心情变得无比激动。在这所校园里，新旧事物得到了完美融合。我模糊地意识到一个事实：我的人生之路已经开始发生转变，而且是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

第二天，我来到加扎尼加的实验室。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加扎尼加和他的团队在一栋侧面是尖顶山墙的白色隔板屋里做实验。派克屋是A.派克夫人于1874年建造而成的，在那里，我遇见了数位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未来之星：比如帕蒂·勒泰-洛伦茨和罗恩·曼根，当然，还有迈克尔·加扎尼加本人。他让我给他的团队成员做了一次简短的演讲，随后便把我带到了一家雅致的法国餐厅，并同意我加入他的实验室。“你愿意的话，就可以来做你想做的事。”这是他提出邀请时的原话。我当然愿意了。我们握了握手，一锤定音。

我只花了3分钟便决定接受他加入我的团队，而他只花了2秒钟就同意了我的邀请。从他的眼中可以看到灵性的闪光，就像飞速运作的电锯一般充满能量，也可以看出他和团队其他成员一样头脑敏捷。与此同时，他无时无刻不在渴求着新的问题、新的视角和新的冒险。因此，我当机立断，打破了自己的实验室管理理论，并决定对注意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

回归注意

此时，史蒂夫·勒克正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开展紧张的研究工作，试图弄清裂脑病人能够做什么以及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他完成了一个设计得极其聪明的实验，某种意义上验证了裂脑病人具备强化自身信息加工的能力。为什么会这样？勒克从注意问题的实验文献中找到了一个已经发展成熟的测验范式，并利用该范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向被试呈现了一系列红蓝方块组，在每一个组合中，蓝色方块总是叠在红色方块上面，这些方块组合四下散开，分布在电脑显示屏上的不同位置。每次呈现方块组合时，他都会在中间放入一个与众不同的组合：红方块在上面，而与之配对的蓝方块在下面。所有其他方块组被称作干扰刺激，而唯一一个红上蓝下的方块组被称为目标刺激。任务很简单：找到目标。

神经系统正常的被试在完成此项任务时会反复出现一个有趣的行为。随着干扰刺激不断增多，寻找目标所花费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事实上，反应时的增长规律非常稳定。每增加两个干扰刺激，反应时便会增长70毫秒。干扰刺激的出现会阻碍我们对目标的搜寻，这一过程就像上了发条一般精确。与此同时，无论新增加的干扰刺激是出现在左侧视野还是右侧视野，结果都一样。

裂脑病人的反应完全不同。当干扰刺激出现在单侧视野时，结果并不意外：病人们寻找目标的速度变慢了，这与所有正常人一致。然而，当干扰刺激数目不变但平均分布在两侧视野时，与正常人相比，裂脑病人的反应速度要快得多。也就是说，分裂大脑的单侧半球似乎拥有自己的注意扫描仪，而两侧的注意扫描仪能在同一时间独立运作。勒克在病人J.W.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病人L.B.身上完成了这些研究。

这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发现，后续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了报道，结果相当稳定。注意系统似乎存在多个成分。其中一部分注意过程负责在视觉场景中搜索特定信息；而另外一些则与认知加工有关，而且在裂脑病人身上，这部分注意机制的半球间联系依旧完好，其依赖的通路可能是脑中的底层神经系统。

金斯通进一步研究了这个问题，甚至得出了一些更有趣的结果。他想知道两侧半球在扫描方块组时采用的策略是否相同。毕竟左半球很聪明，且具备言语功能，而右半球擅长将视觉刺激组合为能被感知的整体。也许潜在注意系统的差异会导致两侧半球在探索外界视觉刺激时所使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金斯通提高了目标检索的难度。他添加了更多干扰刺激，因此，上文提到的人类底层自动化视觉加工系统开始崩溃。不过，我们人类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因此我们开始利用一些认知策略来引导注意。简而言之，我们开始使用“自上而下”的策略，也就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一种“意有所指”的方式审阅刺激。打个比方，我们的实验任务就相当于要你在一群人中找到路易丝。一种策略便是：“找留着爆炸头的那个！”金斯通发现，只有我们的左半球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右半球依旧遵循标准的自动化搜索方式：“挨个儿检查每个人，直到你找到路易丝为止。”所有这些研究工作让我们对裂脑病人建立了更深入的认识：两侧半球不光彼此分离，这两个小家伙还互不相同！

脑纹与瑞士人脉

我的实验室一片繁忙景象，就像一锅沸腾的开水。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专注于一个问题并不符合我的天性。7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的概念，所以我不可能被诊断为多动症。不过，现在让我回忆过往，我不禁有些怀疑自己的确有这种倾向。我母亲总爱说我整天像裤子里进了蚂蚁一样没个消停。很多人愿意毕其一生深研同一个问题，但我不是这样。在病人身上研究转瞬即逝的注意问题就意味着成百上千次地重复枯燥的测试，让病人对简单的视觉刺激做反应，这个过程反倒让我的注意力开始涣散。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做一些与基础神经科学关系更紧密的研究。

我们在派克屋安定了下来，但是，小小的空间已经快承受不住人员的膨胀。如果我们想要扩张领地，该怎么做？派克屋外头有一个开放式走廊。我向医学院提交申请，要求将走廊封闭用作额外的办公空间。我又给帮我们家建新房的包工头打去电话，请他参与投标，学院的教务长很快同意了我的所有要求。这么多年来，我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向管理者提困难的同时一定也要把解决方案摆出来。剩下的便是钱的问题，而管理者通常能够解决这些小额资金的划拨。改造工程很快就完成了（要想在建筑业挣钱就得这样），以至于学校对我请的包工头拉斯蒂·埃斯蒂斯印象极佳，此后三番五次地雇他承包建筑项目。

但是，不久以后，我们的实验室再次超员。基金源源不断地滚入，博士后队伍日益壮大，我们新开设的研究生培养项目也招满了学生。医学院开始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计划把我们转移到医学院本部的办公楼。那楼的墙壁贴着丑得人神共愤的黄色瓷砖，脚下则是饱经风霜的油地毡，就难看程度来说与墙壁相得益彰。事实上，这就是学院第一次向我们开出的条件。我说，我可不打算为了这么难看的地方离开我们挚爱的派克屋。院长说，好吧。于是他找人对新房间进行了重新粉刷并更换了地毯，我们这才搬了进去。结果证明，新的办公空间令人愉快，也让我们的实验室焕发了新的活力。现在，我们可以大力运行一个备受实验室成员喜爱的研究项目：绘制人类大脑图谱。

正如之前所说，我的职位隶属精神病学系。出于某些官僚作风的原因，哲学博士能够在医学院下属的院系拿到终身教职，而精神病学系恰好符合条件。我的同事大多是神经病医生，尤其是神经外科医生。达特茅斯医学院的现任神经外科主任是戴维·罗伯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神经外科医生唐纳德·威尔逊手下的一名住院医师，后者则是达特茅斯裂脑病人组的手术发起人。威尔逊不幸因喉癌去世后，罗伯茨接过了他的衣钵，如今已是裂脑手术的世界级权威人物，尽管现在很少有人会做这种手术了。

罗伯茨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几年后，我趁着短期休假的空当前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招待我的是乔治·米勒，他在当时已经离开洛克菲勒大学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米勒提议说，我们应该把罗伯茨叫来，讲讲磁共振成像引导的神经外科手术用显微镜。时值寒冬，不过，既然是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号召，罗伯茨还是应声而来。他乘上一架小飞机，从新罕布什尔州的莱巴嫩出发，最终出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系，给大家讲述了自己关于显微镜的工作成果。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讲座之一（何况我真的听过很多讲座）。台下的听众并不是外科医生，但一个个都听入了迷。磁共振成像能够看到大脑肿瘤的位置，但是在实际手术操作的时候，要想在三维立体的大脑中找到这枚肿瘤依旧是个难题，这对神经外科医生来说也是一大挑战。罗伯茨利用磁共振成像引导显微镜为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形成了一套极具吸引力的大脑图谱定位法。

回到实验室，我们开始着手实施自己的大脑图谱项目。当我们还在康奈尔大学那会儿，项目就已经启动了，马克·茹昂代（Marc Jouandet）对此怀有极大的热情，他是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期间招收的研究生。茹昂代才华横溢，浑身冲劲而又头脑聪慧。他刚到实验室，便为我们组装了一台科研用的电脑（机身是一个手提箱，以那个年代的标准，这就算便携式计算机了）。他从坦迪公司（又名睿侠）那儿买来零件，搞明白每个部件的功能，然后，我们便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数据处理时代——尽管非常原始。事实证明，茹昂代在本质上依旧是一名解剖学家。是他想出了大脑图谱的点子，我们满怀激情地将之称作“脑纹”（brainprints），名字取自“指纹”一词。我们每个人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脑纹：这又是一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的设想。

茹昂代总能发现新的可能，无论是在科研世界，还是在更广义的日常生活。当我还在康奈尔大学时，有一次，夏洛特和我计划申请一个公休假，好让我能专心撰写自己的第一本科普读物——《社会性大脑》。大多数公休假为一年，这对我来说并不适用，因为我既要考虑家人的需求，又得管理一个事务复杂的实验室。我不可能离开这么长一段时间。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将一年的假期打散。出门旅行一个月，然后回家，接着再次出门。我在写给茹昂代的一封信里提到了这个想法。转眼之间，当时正在洛桑大学（University of Lausanne）做博士后的茹昂代便帮我们在科村找到了一间完美的瑞士山间小屋，从蒙特勒坐火车出发，只要一小会儿就能抵达。那是一间包含3间卧室的小木屋，一个月租金为150美元。我们立马下好了订单，不仅如此，此后一连几年，我们每年冬天都会回到科村住上一个月。

在科村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滑雪，工作，招待客人，还能去鲁日蒙的山里拜访小威廉·巴克利，他和他的妻子每年都会去那里过冬，到巴克利家串门也成了我们一年一度的享受。巴克利在鲁日蒙的10个星期里，居然写完了整整一本书，并且坚持每周3篇专栏稿外加编辑《国家评论》，与此同时，每天下午结束在鹰巢餐厅的午饭后，还会出门滑一会儿雪。

巴克利曾经抱怨过瑞士航空公司关于携带宠物狗登机的规定，他对此感到非常郁闷。每一种机舱等级只允许带一条狗，而机舱等级一共只有3种。巴克利一家有3条狗。这就意味着他们在飞机上不能坐在一起。巴克利的妻子帕特带着一条狗坐在头等舱，巴克利和第二条狗坐在商务舱，管家和第三条狗坐在经济舱。年复一年，巴克利想尽所有的办法，试图改变这条联邦规定，然而一直没有成功。啊，我暗自思忖——也许我在脑科学界的人脉能够帮忙解决巴克利的困扰。我向巴克利提起此事，他看着我，脸上一副“好吧，你能行就怪了”的表情。于是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一旁。

转眼到了下一个冬天。我又想起了这回事，决定给利亚娜·博利斯（Liana Bolis）打个电话，她是一名神经科学家，为这门学科做出了诸多贡献。我曾经为她的基金会写过一本专著，而且参加过好几次由她组织的专题讨论会。这些讨论会都是非常好的活动。其中有一次，世界卫生组织小组前去中国考察那里的神经科学发展状况，而我们这些讨论会成员也加入其中，享受了一回中国之旅。她还是北京天主教堂的主要捐资人之一，我们曾经在那里听了一场长达5小时的京剧。更重要的是，她也是瑞士航空的一位大股东。我打电话告诉她，我有一位特别好的美国朋友，经常从纽约坐飞机去苏黎世，如此这般。她说自己很少参与公司的具体运作，但可以让一位公司经理给我打电话。

瑞士人办事讲究效率，很快，我就接到了一通来电。这位经理的语气彬彬有礼，而且觉得我的要求很有趣。我是说，哪怕一次都好，就不能让巴克利一家一块儿坐在头等舱或商务舱吗？他为我对朋友的担心表示感谢，并给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明，随后，我俩便一同结束了对话。

巴克利一家的航班在两周后出发。次日晚，他给我打来电话：“迈克尔，昨天晚上在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瑞士航空的乘务员在飞机起飞之前找我，让我把狗留在商务舱，告诉我说它不会有问题的，然后把我领到了头等舱的一个空位，就在帕特旁边！我动用了整个格施塔德（Gstaad）56的社交网络都没能解决我的问题，其中还包括罗杰·穆尔（Roger Moore，大名鼎鼎的詹姆斯·邦德的扮演者），但你做到了！”我俩痛快地大笑了一场，但我很清楚，此事之后，脑科学家在他心中的地位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不管怎么说，等我们来到达特茅斯学院时，大脑图谱项目已经为实验室吸引了许多新人，例如我们团队自己的神经科医生马克·特拉莫。项目的基本思路为，用磁共振成像的方法对病人进行扫描，得出数百张大脑横断面的扫描图片，最后由一个计算机软件自动读取这些图片，并从中生成一张大脑平面图谱，与真实的三维大脑相比，图谱能帮助人们更轻松地理解、展示并测量各个解剖结构。精神科的一位名叫罗恩·格林（Ron Green）的医生擅长治疗多种认知障碍，他也对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令我们倍感惊喜。他开始花费大量时间投身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为横断面扫描结果描图。当时还没有自动描图的设备，这项工作必须由技术纯熟的神经解剖学家完成。他们在大脑扫描图上覆盖一张薄纸，并在上头进行手工描图。看着那些已有全职工作的人们为了一个想法开足马力，甚至甘愿加班加点，着实令人感动。手工描图的方法持续了多年，直到一位聪明的康奈尔大学本科生威廉·洛夫特斯（William Loftus）来到我们身边。他开始研究如何用计算机实现描图功能。美国海军研究所（Office of Naval Research）给我们买了一台高级电脑，洛夫特斯便把它利用了起来。

技术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然而，更重要的是将技术用于解决关键的问题。在启动“脑纹”项目之前，我们已经从磁共振成像扫描中发现，与无亲缘关系的对照组相比，同卵双生子的胼胝体的形态更为接近。这是首个证明同卵双胞胎的大脑解剖结构比非同卵双胞胎更相近的研究之一。现在有了“脑纹”项目，我们希望拓展这一概念，通过仔细绘制大脑皮层表面的结构，观察是否还有其他脑区也有类似的特性。我们尽力了，但还是未能达到目的。最终，“脑纹”项目的工作量太过庞大，而样本量又太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脑成像研究组开始研究双胞胎大脑的异同，最终有力地阐明了双胞胎大脑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相似程度，他们使用的脑成像技术成熟而又先进，令我们望尘莫及。话说回来，“脑纹”项目的工作经历为我们在几年后启动的又一个“大科学”项目打下了基础。当年埋下的种子在整整8年后终于开花结果。

部分分离：半分裂的心智

某种意义上，生物学研究的总体目标便是努力让观察结果变得更加细致。我们已经成功证明，病人在接受过完整的胼胝体切开手术后——即两侧半球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相通的神经通路——会出现神奇的行为变化，而此次初战告捷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只有胼胝体的特定区域被切开了呢？又或者说，如果手术后仍有部分胼胝体结构完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些问题一直徘徊在我们心头，直到有一天，研究问题的机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经典的胼胝体结构研究告诉我们，胼胝体的后部区域负责连接位于后脑勺的视觉脑区。由后向前，连接听觉、触觉和其他躯体感觉及运动相关皮层的神经纤维逐渐增多。掌握这一背景知识后即可推断，胼胝体后部区域的损伤会阻碍视觉信息在两侧大脑半球之间的传递。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或许能够观察“通道特异性”的裂脑病人。这种病人的视觉功能也许是左右分离的，而其他感觉运动通道依旧保持完整。

几年前的一天，我正坐在自己在纽约大学的办公室里，这时，一位布鲁克林的神经科医生打来电话，跟我说起几个病例。他正在对两位病人进行随访，他们曾经接受过一次神经外科手术，目的是移除第三脑室中的肿瘤，而第三脑室恰好位于胼胝体后部下方，因此，他们的胼胝体后部也被切断了。他问我是否愿意研究这些病人。我激动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安排好所有事务，最终和这位医生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我特别喜欢科研生活的这一面。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一线神经科医生，能够坚持阅读最新文献，而且在办公室看到基础科研工作者或许会感兴趣的病人后，与病人讨论参与研究的可能，征得他们的同意，并花时间找到合适的研究者（当年还没有互联网），更重要的是，还会在实际研究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谁说人类不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物种？

在这两位病人身上，我们收获了许多新发现。第一个病例是视觉裂脑人，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他的其他感觉运动功能都很正常。（事实证明，他的半球优势与多数人相反。从其行为反应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右半球负责语言和语音，而左半球则与通常的右半球功能相似，例如画立体图。）一位病人，外加一通随意的电话，就让我们距离理解胼胝体的结构组成又近了一步。

这些年来，经由临床医生介绍，又有其他一些病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们同样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胼胝体的构造。例如，另外一位病人E.B.的胼胝体后部的分裂范围略大于之前那位病人。从已有的解剖学知识可以推断，这会导致触觉及听觉信息的整合异常。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运动信息整合能力是单向的，也就是说，只能将信息从左半球传递给右半球，而不能从右半球传递至左半球，这一现象再次说明，大脑半球间的神经通路具有特异性。毕竟，外科医生在切开胼胝体时会在哪里停下手术刀，是一个较为随意的选择。因此，被左右分离的信息系统在病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通过间接渠道来到我们这里的病人都是非常有趣的临床案例。而且随着裂脑病人研究项目主体的不断推进，他们也变得更加有趣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该问哪些问题。

不过，真正帮助我们揭示胼胝体奥秘的还是我们的明星病人。当我们还在康奈尔大学工作的时候，J.W.接受了两阶段的胼胝体切开手术。医生首先切开了他的胼胝体后部。而第二次胼胝体前部切开手术还需等待10周，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即可在每次手术之前对J.W.进行测试，还能在每一阶段的手术之后再次测试。在手术之前，根据我们的测试结果，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正常人，两侧大脑半球的交流极其畅通。在他的胼胝体后部被切开后，我的一位王牌博士后成员约翰·斯蒂提斯（John Sidtis）、霍尔茨曼和我重新对他进行了测试。

首先，我们主持了一个常规测试，即在J.W.的单侧视野快速呈现简单图片，确定他是否能轻松说出左脑看到的图片内容，而无法说出右脑看到的图片内容。在此之后，我们想知道他能否利用其他的交叉线索启动策略，于是便进行了如下操作。我们向J.W.的每侧视野快速呈现了一个刺激。左半球看到的刺激是单词“太阳”，而右半球看到的是一幅画着交通信号灯的黑白简笔画。给J.W.的问题非常简单：“你看到了什么？”当时的对话内容请看视频6-2。

视频6-2　病人J.W.的“20个问题”游戏

病人J.W.在我们的吉姆西优雅型房车里接受我的测试。我向他的左脑快速呈现“太阳”一词，同时向他的右脑快速呈现一个交通灯的黑白线条画。“20个问题”游戏的练习经历使得他学会了如何让左脑获得右脑的信息。

加扎尼加：你看到了什么？

J.W.：右边是一个词，“太阳”，左边是一幅画着某种东西的图。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没法说。我想说但说不出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加扎尼加：那幅图跟什么有关？

J.W.：这我也说不出来。右边是“太阳”一词，左边是什么东西的图……我想不出来那是什么。我的眼睛能看到，但我说不出来。

加扎尼加：跟飞机有关吗？

J.W.：没有。

加扎尼加：跟汽车有关吗？

J.W.：是的。（他点了点头。）我想是的……那是个工具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不出来。感觉太糟糕了。

加扎尼加：……图和颜色有关吗？

J.W.：有，红色，黄色……交通灯？

加扎尼加：你说对了。

胼胝体前部的秘密开始在我们面前显露出其真实的面目。右半球通过某种方式将部分图片信息传递至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脑区，而我们认为，这部分信息应当是简笔画的抽象内容。随后，与交通信号灯的黑白简笔画有关联的信息加工过程被激活，而负责此类深度加工的脑区依旧保留有完好的胼胝体通路。在我和J.W.玩“20个问题”游戏的时候，我提出的问题进一步促进了相关信息的激活，而游戏的支配者为大脑左半球。胼胝体前部负责处理的是高阶信息，而不是实际刺激本身的基本性质。再次强调，右半球传递给左半球的信息——也就是左半球试图用语言描述的对象并非实际图片的表征，而是与之在认知层级上存在关联的内容。

不过，其他人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病人的胼胝体当中并没有发生信息的传递，独立的右半球也许通过以下方式向左半球提供线索：当我问道：“跟汽车有关吗？”J.W.的右半球听到了“汽车”一词，该词与交通信号灯有关，于是点头表示“是的”。与此同时，左半球注意到了点头的动作，便顺着这一线索说出了“是的”。接着，我又问道：“图和颜色有关吗？”右半球再次将颜色与交通信号灯联系起来并点了点头。此时，左半球掌握了两个关键词：“汽车”和“颜色”。在一旁听我们对话的人也许已经能根据这些信息猜出答案，左半球也一样，它凭借自己的力量，飞快地猜出了对侧半球看到的画面。以上观点认为，病人的胼胝体前部并没有进行信息传递，相反，任务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是因为两个完全分离且彼此独立的模块在相互提供线索，就像两个通过使眼色来向对方发暗号的人一样。

然而，J.W.在各个测试阶段的表现并不相同。交通信号灯的例子发生在他的第一次手术后不久。一段时间过后，我们发现J.W.能够在没有他人引导的情况下自己和自己玩“20个问题”游戏。在第一次手术结束后8周、第二次手术之前，又出现了一个新变化。我们向J.W.的右半球快速呈现了“骑士”一词。以下是他的自言自语：“我脑袋里有一张图，但我说不出来。搏击场上的两个拳手……古代的，穿制服，戴着头盔……骑马，试图把对方打下马……骑士？”“骑士”一词在他的右半球中激活了所有这些存在关联的高级信息。这些信息的交流是在大脑之外完成的，J.W.用语言将之表达出来，左半球听到后，将零碎的信息收集起来，最终解决了问题。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尤其是考虑到后面发生的事情：在他接受第二次手术后，即胼胝体被完全切开之后，J.W.就再也无法说出呈现至右半球的单词或图片了——至少在他出现另外一项新能力之前是这样，不过那都是后话了（见第7章）。

只有左脑能够听从指令发笑

这些年，病人们身上的神奇现象层出不穷，而我们的测试项目也马不停蹄。大家都变得熟络起来，病人们对我们的工作十分支持，而我们也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把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确保项目顺利进行的关键力量之一便是我的妻子夏洛特。项目团队成员会组成小组带病人去餐厅吃饭，在当时，夏洛特也是小组成员之一。如果某位病人的孩子要过生日，夏洛特会暗自记下，等到生日当天，实验室便会收到一份礼物，好让病人带回家去。身为得克萨斯人，夏洛特那好客的天性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当然，不光要让病人感到宾至如归，对待前来访问的科学家们也是一样。我已经数不清夏洛特为我们做过多少顿大餐，而在完成所有这些事情的同时，她还在攻读神经心理学学位，也有自己的实验项目要忙。如果你从事的科研工作需要与人打交道，那么，社交就成了科研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在那段开着小货车东奔西走的日子里，夏洛特不知怎的竟能把我们的测试区变成一间餐厅，并用车里的烤箱和炉灶奇迹般地烹饪出一顿四道菜的正餐！整个过程和听上去的一样神奇，正如夏洛特其人。

当时夏洛特正在钻研一系列有趣的文献，关于刻意的笑和发自内心的笑背后的神经解剖学基础。在我们的大脑当中，这两个大相径庭的技能是由两套不同的神经系统来实现的。当你刻意挤出笑容的时候，或是在别人让你笑的时候，笑的动作是由左脑控制的。参与其中的皮层神经元有的跨越中线负责控制右侧面部，有的则经由胼胝体通往右脑，并激活右脑中负责控制左侧面部的神经元。整个过程在眨眼间便可完成，因此，最终出现的笑容看上去依旧完美对称。然而，如果某人遭遇中风，导致这一皮层通路中任何一部分受到了损伤，那么笑容的一侧就会出现下垂的现象，而具体的下垂部位与皮层损伤的位置有关。

自发的笑容则有所不同。参与这一过程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神经硬件，包含若干零散分布的脑区，其中大部分属于皮层下系统以及所谓的锥体外系统（extra-pyramidal system）。如果你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这套系统便进入工作状态，让你露出被逗乐的表情。为何那个身患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的老爷爷看上去总是一副扑克脸的样子？因为他的疾病破坏了锥体外系统，其恶果便是，他再也无法自发地流露微笑。

夏洛特认为，如果我们采用合适的测试方法，就应能在我们的病人身上观察到相关的现象。我们已经知道该如何考察这个问题：只需向病人的左侧或右侧半球快速呈现一则指令，再用摄像机拍下其反应即可。我们原本以为，如果病人的两侧面颊反应速度不一致，用一个镜头正对病人面部的摄像机即可捕捉到这一差异。依照推断，向左半球闪现“笑一个”的指令，病人的右侧面部会率先回应，做出微笑的表情，左侧面部则紧随其后。类似地，向右半球闪现指令时，结果应恰好相反，即左脸先做反应——如果右半球真的能够完成我们给出的指令的话。听上去很简单，然而，事情往往没有想象得那样顺利。当时的摄像机由于帧数太低的原因，无法拍下这些转瞬即逝的动作变化。

我一直在心里琢磨着购买一台松下电子录像机。包括我们的脑纹项目在内，实验室里的好几项研究都需要一种容量足够大的数据存储方法。这种录像机不光能做到这一点，还能以更快的速度拍出帧数高得多的视频，并且可以逐帧重放。它能胜任上面提到的那份工作吗？

夏洛特和我把一切张罗好，开始在病人J.W.、V.P.和D.R.身上展开测试。实验进行得非常顺利。以J.W.为例。毫无疑问，当我们向他的左半球呈现“笑一个”的指令时，他的右半边脸率先做出了笑的动作，随后左半边脸也跟了上来（视频6-3）。这个现象十分有趣，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右半球的反应。令我们震惊的是，他的右半球根本无法对指令做出回应。也就是说，对右半球而言，不存在被动发笑的选项。但是，当指令为“眨眼”和“吹气”时，右半球的反应完全正常。与此同时，在听到笑话后或是其他自然情境下，病人也能自发地露出笑容。控制自发微笑的皮层下系统并没有受到裂脑手术的影响。

视频6-3　让病人J.W.“笑一个”

我们让病人J.W.用左脑做出微笑的动作。注意观察，他的右侧面部肌肉会率先收缩，随后才是左侧面部的反应，两侧的肌肉活动并不对称。同样注意在面部恢复自然状态时的不对称现象。

来自研究型大学的诱惑

当个人事业发展到这一阶段，我开始希望能够带领一个更加大型的团队，某个在规模上远远超过我自己的实验室的组织。恰逢此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启动了一个新的心智与大脑研究项目，并试图为之寻觅一位合适的领导人。经过几番登门拜访外加深夜电话交流，事情还是打了水漂。我和大学方面在应该聘请谁来加入这一新团队的问题上最终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当时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开始提出具体的名单，对方一定会做出反应。世事一贯如此。在整个协商过程中，我坚持拒绝透露候选者名单，直到某一天晚上，我正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家旅馆过夜，项目委员会主任给我打来了电话。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但我仍旧重申自己不愿意给出具体候选者的姓名。我习惯于独立采取行动，但在决断之前一定会提前征取同事们的意见。我告诉主任，这就是我的行事风格。他依然固执己见。终于，我说出了几个名字。他对我表达了感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不过，这次经历触发了我对做大事的渴望。然而，当我最终决定接受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伸来的橄榄枝时，心中却颇有几分犹豫。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毕竟我们当时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美丽，身边又汇集了一大群活力四射的同事，和他们在一起无疑是一种享受。我还记得自己下定决心的那一刻，恰好正在新奥尔良参加神经科学学会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而我站在会场的一个电话亭里和达特茅斯学院的教务长约翰·斯特罗贝恩（John Strohbehn）通话，最后一次确定我的待遇问题。在学术界，讨价还价是常有的事。我向达特茅斯医学院提出的要求是保证我的全额工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发50%。前路多险滩，因此我这样不失为一种精明的举动，更何况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已经向我承诺了全额薪水和其他福利。

最终，两家院校给出的薪酬标准相差了2.5万美元，于是一锤定音。如果教务长再给我涨2.5万美元的工资，我也许就留在达特茅斯学院了。出于某些难于启齿而又微不足道的行政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要求。斯特罗贝恩在本质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务长，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生物工程师，和戴维·罗伯茨一起从事开发磁共振成像引导的显微镜技术的工作。他希望把我留下。我对他的主动联络以及为我做出的种种努力表达了感谢，随即挂了电话，盯着地面发了整整5分钟的呆。好吧，我心想，就这么决定了。我们要去戴维斯了。

我给夏洛特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她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但我能感受到她的不快。我们亲手设计并建造了现在的家，但我们只在这里住了两年。松木框的窗户，硬木地板，砖砌壁炉，还有屋外延绵4公顷的佛蒙特树林，所有这些都将成为历史。在这个家中诞生了许许多多的传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举办的晚餐会，有时是为了家人团聚，有时则是为了招待诸位访问学者。我们家的餐厅总是洋溢着欢乐与智慧。我们真的要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央谷地抛下这一切吗？为了缓和突如其来的搬家计划带来的冲击，我在纳帕的索莱伊酒店订下一个套房，拖家带口地来了一次短期旅行，好让我的家人领略加州生活的美妙。

索莱伊酒店果然名不虚传。套房里饰有墨西哥式的瓷砖，还有内嵌式的沙发，上头摆满了粉红色的靠枕，不过倒也不是真的粉红色，而是某种设计师们钟爱的新潮颜色，让我们一致感觉自己时髦了一把。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恰逢深冬一月，天气已经有一点寒凉，但我们还是舒舒服服地躺在泳池边喝起了饮料。我们在加州小镇圣海伦娜的葡萄园餐厅享用了绝妙的美味，几次葡萄庄园之旅也同样令人心生震撼。唯一的问题：纳帕不是戴维斯！我就不应该先让一家人见识到什么是天堂！

尽管由于我们一面需要在戴维斯买新房，一面又未能将老房顺利脱手，导致那段时间里遭遇了种种麻烦，但最终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完满的解决。在整个搬家过程当中，达特茅斯学院对我们的态度一直相当宽容友善，而且说真的，我们折腾了好一阵子。搬家不光会对家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对你所属的学术机构也是一样。即便是最好的状况，被你丢下的人们也不会因为你的离开而感到高兴。当人们感到不高兴的时候，又会怎么做呢？在达特茅斯学院，他们选择为我们举办一次盛大的派对，大家都赶来祝我们一切顺利，其中包括校长詹姆斯·弗里德曼（James O.Freedman）、教务长还有院长。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内心无比感动，尽管我们要走了，但我们对这所医学院的感情却愈发深厚起来。

第三部分　进化与整合

第7章

大脑右半球有话要说

我们正处于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因此不得不挣扎于各种难题，这也是一种合理的状况。不过，未来还有数以万年计的时间。我们的责任便是做自己能做的事，学自己能学的知识，不断改进解决方案，再将之传承给后代。

——理查德·费曼

我在1992年来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不过事情的开端可以追溯至1988年。如今我那莫雷阿岛风格的小型学术会议举办得愈发频繁了，而就在1988年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我结识了神经科学家莱奥·夏卢帕。会议的主题是人类大脑的进化，在场有好几位世界级专家。由于我只能向参会者提供一千美元的补贴，会议的举办地就必须足够吸引人。那一年的心动之地是地球上最梦幻的城市：威尼斯。夏卢帕为此铆足了一身的干劲。

依照安排，我们下榻于美丽的拉·弗尼切艺术家酒店，这是一家小巧的休闲旅馆，离著名的凤凰剧院不远。我亲爱的老朋友埃米利奥·比齐（Emilio Bizzi）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研究大脑如何执行功能的基础科学研究者，他帮助我们找好了开会的场所——传说中的威尼斯雅典耀。这栋建筑在酒店街对面，1810年，拿破仑为了推动科学、艺术及文学的发展，亲自为之主持了开张仪式。我们占用了三楼的图书馆，并和一家当地的酒吧兼餐厅商量好，请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送来一些意式浓缩咖啡。那次会议群星云集，来宾包括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和新兴领域神经网络学界的奇人特里·赛捷诺维斯基，还有几位老面孔，譬如约翰·卡斯和加里·林奇。会议成员的新面孔莱奥·夏卢帕是这样一个男人：他能够轻松自如地在4点和英国女王共进下午茶，待到6点又能转身离去，和老伙计们一起喝起马提尼。夏卢帕的骨子里渗透着一股纽约人的风范和气韵，很是讨人喜欢，他既对自己了如指掌，也擅长探察他人的本质。我俩的一位共同的朋友曾经这样对我说道：“莱奥就是那种在别人把你狠狠抛弃的时候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人。”他善于与人深交，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物。

轮到夏卢帕演讲的时候，我们的会议已经持续了数天。好几位演讲者都提到了弗朗西斯·克里克——按照他们的说法，便是“我的老朋友弗朗西斯·克里克”。在某种意义上，这就相当于向外宣告：“我现在正在做某项研究，研究的思路已经跟克里克说过了。他表示很喜欢，所以你们就别挑刺了。”然而，这一套在夏卢帕那里行不通。他希望提出反对意见，与此同时，又不希望让他人感到冒犯。于是，他在演讲的开头，给大家讲了一个古老的犹太笑话，那还是他6岁的时候从父亲那里听来的：

两个人在大街上走着——他们谁都不是弗朗西斯·克里克——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我有个谜语，可以测试你到底有多聪明。”另外一个人说：“好啊，谜语是什么？”

“什么东西是绿色的，在树上，而且还会唱歌？”

“很简单嘛，是某种鸟。”

“不，肯定不是鸟。”

猜错了许多次后，第二个人说：“好吧，我放弃了。到底什么东西是绿色的，在树上，而且会唱歌？”

第一个人说：“很简单，答案是鲤鱼。”

“鲤鱼！怎么可能是鲤鱼，鲤鱼又不是绿色的。”

“嗯，有人把它涂成绿色了。”

“但是鲤鱼也不会在树上啊。”

“嗯，有人把它扔到树上了。”

“好吧。但是鲤鱼不会唱歌！”

“你说的对。我加上那一条只是为了让谜语更难一点，好让你这样的聪明人想不出答案。”

在夏卢帕提到克里克后，我不确定大家是否真的把他的笑话听完了。在此之前，会场一直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我将之称作“无尽的顾虑”），而夏卢帕成功将沉闷一扫而空，猛地打开了局面，让会场顿时生机勃勃，变得有趣了不少。我想更多地了解夏卢帕这个人。

后来发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正在计划成立一个新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夏卢帕是整个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为研究中心寻找首席科学家的猎头委员会成员。当我们最开始说起这事的时候，一切还只是纸上谈兵。当时的我已经愉快地在达特茅斯学院安顿下来，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意。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的苗头开始显现。我和夏卢帕在数次学术会议上巧遇，私下里也一起吃过不少次晚餐和午餐。在像神经科学学会年会这样的大型会议上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人数可达2万到3.5万人。为了在会上联系到朋友和熟人，大家都做出了不少努力。然而，大多数社交事宜并不是在数以百计的个人演讲现场进行的，而是在各种午餐或晚餐会上，因此，跟饭桌有关的日程往往被排得满满当当。

这家新的研究中心的主旨是希望为年轻而又热闹非凡的神经科学领域建立一个交流与合作的节点。为了能让研究中心正常运作，夏卢帕共申请设立了10个职位，而他本人正在寻找一位新的首席科学家，后者同样会参与监督人员招聘过程。随着招聘工作的展开，研究中心还将投入更多新的实验空间、职位以及资金。依照研究机构的估算方法，所有这些待遇加起来约有250万美元。至少在1992年，这的确是一个尝试“大科学”的良机。而夏卢帕将这个机会送给了我。

我数次前往戴维斯，对城市环境、职位待遇和这份工作本身进行了一番考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其他教职工、学生以及在我的考察之行当中最需要关注的人物——研究中心的管理阶层。“谁会是我的上级领导？”我问道。答案是生物系主任。“他的领导又是谁？”是副校长。“他的领导呢？”是校长。我对夏卢帕说：“我最好和他们都见一面。”于是，夏卢帕帮我安排了会面。

我在大学工作了多年，和形形色色的管理人员打过交道，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管理阶层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群体：他们言而有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加州大学这样的大型机构里，资金的流动和分配完全是幕后操作，毫不直观。也就是说，并没有账号可以让你查询实际划拨到项目里的资金数额。用于招收新人的钱是一个来源，启动新项目的钱可能是另外一个来源，而扩展办公空间的经费又可能是其他来源，如此等等。在公立学校里，以上种种名目下的资金永远处于变化状态，为了满足这家大型机构的运作需求而起起落落。这就是信任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而我当时所属的生物系的主任罗伯特·格雷（Robert D.Grey）正是一位非常值得信任的人。他后来成了学校的副校长。来自堪萨斯州的格雷是政府赠地大学57的忠实信徒，爱喝苏格兰威士忌，为人稳重如磐石。他很看好我的研究项目，并把我招入麾下。他身上最伟大的天赋便是敢于冒险，对系里的教职工毫不畏惧。他还会为了一些小事不惜付出额外的努力，例如说服他那正在佛蒙特度假的老板——也就是校长西奥多·赫勒改变旅行计划，顺道来我在诺威奇的家中做客。毫不意外，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当然，如果就这样认为我们的搬家决定是无比明智的，乃至绝妙非凡或是命中注定的，那真是大错特错。我的理智试图寻找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用来解释我为何非得让我的家人远离朋友，远离眼下这个美丽的家，而我的内心也因此情绪激荡。与此同时，之前工作上认识的朋友也在对我极力挽留。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妻子去纽约市拜访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斯坎特。他曾经为了观察病人们的社交行为，在自己住院时坚持入住四人房而非单人间，而且像这样的轶事还有不少。他在纽约上西区的94号大街拥有一套战前风格的公寓，我们在那里坐定，斯坎特为我俩倒上了酒水。到底是搬家还是不搬？这样的艰难选择给人带来的感觉有如产前阵痛，在其折磨之下，你就像是一把扳机已经扣下的机枪，随时准备就眼前的困境一吐而快。等到斯坎特成为我们的倾诉对象的时候，两边大学已经给出了几乎持平的待遇，于是我们不得不开始比较起那些无形的条件。

我的妻子跟斯坎特说起自己探索戴维斯的经历。她去当地的公园和那些带着孩子散步的妈妈们聊过天，话题包括学校、天气以及妈妈们希望了解的关于一个地方的所有信息。她的结论是大家都很喜欢住在戴维斯。斯坎特看着她说：“夏洛特，你需要采访采访那些从戴维斯搬走的人。”斯坎特从来都无法理解为何会有人愿意住在哈得孙河以西的任何地方58，因此他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多少有用的意见。酒过一巡，我们跟斯坎特提起我们的共同好友费斯廷格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无法控制所有的事情。”总而言之，尽管斯坎特对此抱有怀疑态度，我们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这份新工作。

白手起家：说干就干

事实证明，事先与大学的管理者建立信任关系是件好事。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报到后，我发现学校无法给我们提供一个长期的办公空间，要得到这样一所建筑的使用权少说也要再等10年。身为新项目重要成员的动物研究者们不得不在遥远的灵长动物中心做实验。其他人则被发配去了零散分布在校园各处的办公室和实验室。这种状况着实不大理想。

我开始开着车在戴维斯各处转悠，一方面是为了了解这座城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我们家找栋房子，以及为我们的研究中心寻找办公地。有一天，我在一个科技园发现了一栋正在出售的半成品大楼（图7-1）。楼房看上去很不错，售价大约为300万美元。我透过一扇扇窗户往里看了一圈后，立马找到一个电话给罗伯特·格雷打了过去。当时他是学校的教务长。我说：“鲍勃59，我在科技园找到了一栋房，标价是300万。你能把它买下来吗？”他让我稍等一会儿，随后便回复道：“好的，我们能买；把房子的信息发给我。”事情就这样被敲定了。现在，我们研究中心终于有了一个家，不过，室内空间设计和施工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市政府和加州大学的检查人员都会参与监督。在工程完工之前，我们又该在哪里工作呢？

图7-1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大楼

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外的科技园发现了这栋空荡荡的未完工的建筑。我给教务长打去电话，一两分钟之后，他就告诉我说学校可以把它买下。

我又开车多转了几次，发现了另外一栋建筑，和研究中心的新楼几乎只有一街之隔。这栋楼正在出租，内部有充足的临时空间可以随时投入使用。我再次给格雷打去电话，并再次获得了肯定的答复。我们的新团队将入驻科技园的一栋空楼，和学校本部的联系并不紧密，因此也不算是一个温馨舒适的学术环境。大楼有着倾斜向上的混凝土墙体，周围是停车场。不管怎么说，有了这栋楼，我们的团队就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了。

与此同时，我们自己家也面临着搬家难题。既然老房子还没卖掉，我们又该怎么买新房呢？当时是1992年，房价正在下跌，而且这一跌就是波及全国。能在戴维斯买下一栋便宜的房子，即意味着我们在佛蒙特的房子也卖不出好价钱！由于我们那栋崭新又漂亮的房子未能出手，我们不得不把它租给别人。真是一团乱。

有一天，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某次会议上，我坐在会场后排读《纽约时报》。几年前，我的朋友加里·林奇创立了一家名叫“皮层”（Cortex）的公司。在威尼斯举办的那次小型学术会议期间，他把新公司的事情告诉了我，当时我俩正在圣马可广场上享受美好的午夜时光。林奇随口提议我应该加入他的公司董事会。我也顺口表示同意，并购买了25 000份股票，一共价值25美元，然后转身便忘了个精光。故事回到这天早上，我正浏览着《纽约时报》的商务版，突然发现“皮层”公司刚刚签下一份价值1 400万美元的大合同。我查了查股市行情，看到它的股票已经涨到了5美元一股！我顿时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冲进走廊给公司打了个电话。我向财务人员询问我是否能出售手头的股份。因为自己曾经是他们的股东，所以我原以为在这方面会受到一些限制。对方告诉我说，我现在已不是股东，而且离开董事会的时间超过3年，因此可以出售股票。我挂上电话，随即又打给我的股票经纪人，让他把这些股票全部卖掉。他照办了。几天后，我便收到了一张10万美元面额的支票。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在戴维斯买房了。单纯凭运气换来的喜悦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那以后，每次和林奇碰面时我都会请他吃顿饭，至今依旧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戴维斯其实是一个番茄种植园——一大片平坦的农田外加一个番茄酱工厂。这里的夏天特别热，但到了晚上，凉爽的空气流入萨克拉门托三角洲，周围便变得舒适而又温暖。戴维斯这座城市有着悠久的农业史，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机构则是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农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农业离不开化肥，而化肥厂厂主们擅长修建漂亮的住宅。我们用从林奇那儿收获的钞票买下了这样一栋美得惊人的房子：西南方风格的设计，有从天花板直通地板的整面大窗户，窗外是一个巨大的游泳池，池边种着棕榈树和粉色的夹竹桃篱笆墙。前院是一个仙人掌花园，看上去充满地中海风情。和我们在佛蒙特的家相比，这栋房子的风格完全不同，而且还多出了一个魅力无穷的配件：泳池。孩子们在离开佛蒙特时本是满怀伤感，但在抵达新家后几乎立马将之忘在了脑后。

3 300万加利福尼亚居民的选择不会出错——加利福尼亚真可谓一步一景。从戴维斯往西走40分钟，便能抵达纳帕的葡萄庄园和餐厅。向南走60分钟是旧金山，往东北100分钟则是塔霍湖。很快我们就深深地迷上了塔霍湖的风景，最后还在湖边买下了一幢度假小屋。冬日滑雪的美妙自不必说，塔霍湖的夏天更是无与伦比。而且，戴维斯还有一点让身为得克萨斯人的夏洛特倍感亲切，那就是广阔的天空。总而言之，种种事实证明，戴维斯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

对任何项目而言，人员招聘环节都是重中之重。加州大学大概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研究型大学。因此，它对应聘者的学术水平要求极高。在不久以前人们还普遍认为，在学术方面能够满足加州大学的高标准的人，其教学能力自然也很优秀。如今这一神话已不复存在，前来应聘的学者必须真的同时具备科研和教学这两种能力。当然，教学能力还有商量的余地，优秀的学术能力则永远是硬指标。初次挑战行政工作的我也将此作为自己的选拔目标。

大学的人才招聘是一个乏味而又复杂的过程，而且需要所有——我是指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教职工的参与。和他们相比，华盛顿的特殊利益集团都变成了一群狂热追求两党统一的和平天使。在学者的世界，人人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应如何将这些特殊利益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和谐的项目团队？我们该把精力集中在神经科学领域中的哪一个方向？招收的新人又该划入哪一个学术部门？乍一看上去，这些似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夏卢帕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因为他是整个研究中心的发起者。夏卢帕身为校园里的元老级人物，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他也认识所有人。学者可能是乏味的，被动的，冷淡的，或是充满攻击性，时常蓄意阻挠他人——你还可以想出更多类似的形容。不过，夏卢帕不是其中任何一类。他为人活力四射，行事用心。虽然他下达的指令不能次次讨所有人欢心，但大家都很喜欢并且信任夏卢帕这个人。多年来，夏卢帕一直致力于协调教员们的关系，并成功地把他们团结在了一起。而这一回，既然已经把赌注压在了我身上，他必然会挺身而出，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

我最终提出了一个方案，并赢得了人们的支持。他们对我说：“迈克尔，开始招人吧，我们会把工作交给其中最好的人选。如果你搞砸了，我们会告诉你的。”信任再次成为强大的武器，尽管我们还没有确定核心的研究方向。我们的想法是先敲定高质量的团队成员，剩下的事情自然水到渠成。就这样，怀揣着猎头执照，我踏上了求才之路。

我们所有人反复谈论着那10个工作空缺，但有一个事实容易被我们忘在脑后，那就是这每一个职位都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术部门。起初我坚信部门安排不过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然而，生活中的无数次经历证明，我这人时常会犯错，有些时候是大错特错，更有些时候错得太过离谱，以至于能把人逗乐。就以这次招聘为例，候选人来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先是接受面试，接着参与一次工作谈话。最后，我的新同事们会聚集在走廊上来一次简单的投票，从中我可以获知他们对候选人的看法。接着，我会把候选人带到我的办公室，并根据投票结果进行最后的待遇谈判。毫不意外，候选人会问道：“我将加入哪个院系？”我则会回答说：“好吧，你可以自行选择，要么是医学院，要么是生物系，要么是心理学系。”候选人接着问：“这些院系有何区别？”我会说：“医学院的工作时间是11个月，工资更高，而且几乎不用教课。生物系则是9个月，但必须教一门课。心理学系同样是9个月，而且必须教三门课。”大多数候选人会毫不迟疑地说：“医学院的哪个系最适合我？”很快我便吸取了教训，再也不给新人选择的机会，而是直接告诉他们即将加入的部门，这样一来，待遇谈判的时间就缩短了不少，而且不会产生太多的问题。

在学术圈，如果某个团队想干大事、出大成果，聘请那些已经在各自领域功成名就的学术巨头似乎成了一种隐性行规，然而，我最终放弃了这种做法。事实证明，在试图招揽所谓的“资深成员”的时候，有85%的概率会碰上一鼻子灰。整个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也需要耗费多得不合理的精力来展现你的“爱慕”，有时是几个星期，有时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而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整个项目仿佛成了他们的人质，而到了最后，资深学者们谁都没来，大家苦心经营的项目也因此被不幸延迟。那些比我经验丰富的过来人曾经向我解释过其中的道理，但我依旧无比乐观地做出了尝试——不过仅此一次。现在我真的相信那些统计数据了！学术巨头们通常没有挪窝的需求，如果你试图请他们出山，他们会突然提出一大堆对英国女王来说都算得上奢望的要求。如果你能够满足这些要求，他们便会接受工作邀请，否则他们会选择一条更轻松的路线，那就是留在原地不动。而且通常来说，对方机构为了挽留他们，还会开出一笔丰厚的留任奖励。最痛苦的事情便是，他们总是试图把自己的选择粉饰得无比理性，而你就不得不听他们解释为何自己“觉得”无法接受这份工作（其实都是大脑里的解释器在说话）。

我的解决方案很简单。领域里的资深学者之所以可以成为学术明星，是因为他们能训练出才华横溢的学生。如果某个实验室持续产出有趣的研究工作，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团队中最优秀的研究生或经验丰富的博士后成员才是你想要的人。他们年轻，要价不高，精力充沛，而且通常需要找工作。除此之外，一份加州大学系统的职位可以说相当诱人。所以，我们要做的便是给那些成功的科学家打个电话，询问是否有学生正在找工作，并确保他们知道我们正在招人。这一招效果奇佳。没过多久，我们的研究中心里便开始出现年轻科学家们的身影，他们个个天赋异禀，对科学事业怀有热切的渴望。从人群中挑出最顶尖的人才其实非常简单。他们总能以某种难以言说的方式脱颖而出，在应聘时获得全票通过（图7-2）。

图7-2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招募的首批杰出年轻科学家

共有8人：芭芭拉·查普曼（Barbara Chapman），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肯·布里顿（Ken Britton），利娅·克鲁比泽（Leah Krubitzer），布鲁诺·奥尔斯豪森（Bruno Olshausen），格雷格·里坎佐尼（Greg Recanzone），罗恩·曼根和米奇·萨特（Mitch Sutter）。

轮到病人出远门了

我在不久以后便获知我们可以继续裂脑人的研究。J.W.和他的妻子似乎也愿意把家搬到戴维斯，尽管加利福尼亚距离他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故乡小镇十分遥远。J.W.曾经去过几次拉霍亚，因此对加利福尼亚有几分了解，对之一直印象不错。如今，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我手下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人数众多，足以让J.W.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我们的项目主管在行政管理方面独有一手，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得以支付J.W.和他的妻子足够多的报酬，使得他们能够住在南戴维斯的一栋漂亮舒适的住宅里（图7-3）。事情进展一切顺利，并持续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后来由于J.W.夫妻思念家乡的缘故，项目暂时告了一个段落。事实证明，在他们离开的短短两年之后，我自己也开始渴望新英格兰的生活。

图7-3　J.W.和妻子在戴维斯的家中

J.W.很喜欢组装车模，他的这个爱好持续了一生。我们去新罕布什尔把他们接到加利福尼亚，随后又再次把他们送了回去。

自从可以每天测试J.W.之后，我们的实验数目陡增。罗恩·曼根是首批加入我们的年轻科学家之一，他也是我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博士后成员。作为研究中心的新主管，我有幸获得了一个特权，那就是可以在10个空位中指定一个我想要的人选。当然，校领导们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不仅是出于礼节，也是对我的一种补偿——我来这里以后不得不忙于处理许多事务，而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上任前未能预料的。我立刻找到了曼根，这位从身心到灵魂都是优秀典范的年轻人，询问他是否愿意来加利福尼亚开启一段新的人生。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我第一次意识到，也许人人都想来加利福尼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尤其如此（图7-4）。不久之后，曼根被杜克大学挖去参与新研究中心的运作，从而离开了我们在加州大学的研究中心。不过，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设立了一个新的心智与大脑研究中心作为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的后续项目，以此为契机，曼根又回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成为新中心的负责人。如今他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社科院院长。

图7-4　托德·汉迪在达特茅斯学院派克屋地下室工作

对年轻的学者来说，生活总是充满了未知数，因为自身的才能和导师的指点并不是能够轻松入手的资源。学术新人托德·汉迪（Todd Handy）误打误撞地加入了我们在汉诺威的实验室，图为他在达特茅斯学院派克屋地下室工作的场景。很快汉迪便燃起了对科研的热情，他和曼根一起来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并在那里完成了他的研究生工作。后来我离开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回到了达特茅斯学院，后者为我们修建了全新的实验室，我也成功地说服汉迪成为团队一员。他现在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曼根是大脑电生理记录领域的专家，他开始测量大脑特定区域对投射至单侧视野的光刺激的反应时间，从而尝试追踪神经活动的走向——这是一个简单的实验。我们已经知道，在正常人的大脑中，信息必须由一侧半球传递给另外一侧半球。与此同时，人们一直在争论大脑半球之间是否存在皮层下通信渠道。也许实际测量神经生理信号能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前人研究发现，视觉信息加工伴随着特定的脑电波活动，名为P1/N1复合波。这是一种探测起来十分方便的脑电反应，而且神奇的是，双侧视觉脑区的反应波形是对称的，即便刺激只出现在单侧脑区，结果依旧如此。大脑是如何办到的，其中又有哪些神经通路的参与呢？

记住，如果向你的左视野快速呈现一个单词，单词的信息将直接抵达右半球。而当你大声说出这个单词的时候，信息就已经从你的右侧视皮层传递到了左半球中的言语中枢。我们真的能探测到这一神经电活动的转移过程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头皮电记录反而是其中相对简单的一环。任何拥有脑电图设备的研究者都熟悉其中的门路。往被试的头皮上挤一点导电膏，接上一个灵敏的电极。电极和前置放大器或放大器相连，终端是一台用于数据分析的计算机。真的很简单。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曼根发现脑电活动的信号首先出现在右半球。接着，几百毫秒之后，另外一侧半球也出现了同样的信号。结果非常清晰明了。下一步，他找来了一位即将接受全胼胝体切开手术的病人，手术分为若干阶段，最先切开的是胼胝体前部。他在这位病人身上重复了上述实验，在第一次手术之后，P1/N1复合波仍旧显现出从右半球传向左半球的现象。而这位病人在胼胝体完全切开之前，一共接受了三次手术。第二次手术中，切开的区域进一步向胼胝体后方扩展，然而脑电结果依旧不受影响。由于前两次手术不慎遗留了一些未被切开的神经纤维，病人接受了第三次手术，术后胼胝体被完全切开，在其后的实验里，只有率先接收刺激信息的右半球能够出现P1/N1复合波，而左半球的复合波消失了。这一结果彻底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毫无疑问，大脑皮层的同步活动必须依靠一个特定脑结构——胼胝体才能完成，而且胼胝体中只有部分区域参与这一过程。与此同时，曼根的数据还证明了另外一个事实，即追踪大脑中信息交流的时机是可行的。这项研究验证了我们心中的一个想法：只要你足够聪明，心理学现象（譬如视觉注意）背后的神经加工的发生地和时间特性都是囊中之物。

J. W.在给曼根当被试的同时，也参加了其他好几个实验。J.W.就住在附近，测试起来非常方便，再加上他那惊人配合的性格，使得他成了再理想不过的研究对象。J.W.为人机智幽默，成功赢得了所有研究者的尊重。在有些实验里，他能凭借一个显而易见却又只有裂脑病人才具备的能力惊艳全场；而在另外一些实验中，为了寻找显著的行为反应时差距，他又必须接受数百次重复的测试。后一种类型的实验可以揭示许多有趣的现象，但与那些明显而奇特的行为能力不同，这些现象只有通过数据分析才能呈现在人们眼前。

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能力便是一心二用。J.W.或许能够分别操纵自己的两只手，从而同时完成两个相互冲突的任务，这个想法深深地吸引了研究生吉姆·伊莱亚森（Jim Eliassen）。当初伊莱亚森和我们一起从达特茅斯学院来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他是一位聪明狡黠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无时无刻不风度翩翩。他总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欢乐，钻研实验细节时却又敏锐而坚决。伊莱亚森追求用严谨的量化手段对待一切问题，不过，他研究的这个现象在行为水平就已非常显著，以至于美国公众电视台（PBS）为此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主持人是艾伦·阿尔达。阿尔达还试着做了一次伊莱亚森设计的实验任务，这段视频在节目中被播放出来，用于向观众介绍研究的内容。

你可以想象自己坐在电视机前，一手拿着一叠纸，一手拿着一支铅笔，电视机屏幕正中央有一个黑点，而你正盯着黑点看。随后，屏幕上会闪现出一些简单的几何图形，而你要做的便是立即在纸上画出同样的图形。很简单，对吧？不过，只有当两侧视野出现的图形是一样的时候，任务才称得上简单。也就是说，如果同时闪现了两个圆，没问题，你完全可以画下来。但如果一边是圆另外一边是正方形，你、我以及艾伦·阿尔达这样的普通人就很难做到了。我们下笔时不免犹犹豫豫，最终也只能画出一个四不像。

接下来，换作J.W.来完成同样的任务。两个圆，没问题。一个正方形一个圆形：还是没问题，J.W.毫不迟疑地画出了相应的图案。就好像J.W.身上存在两个人格，每一个人格负责控制一只手，而且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干扰。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现象，完全不需要数据的佐证。当然，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看似高深莫测的技能，对其在时间及空间维度的特性进行解析，完整透彻的实验讨论依旧是必不可少的，而伊莱亚森漂亮地完成了这部分工作。

苏醒的睡美人

当时我们手头与裂脑人相关的实验有十几个，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探讨两个彼此分离的大脑半球在进行感觉及运动信息交流时表现出来的障碍。不过，随着实验的进展，J.W.的大脑逐渐产生了另外一项技能，而我们亲眼目睹了整个变化过程。J.W.的右半球似乎能开口说话了。在过去数年里，他的右半球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但突然之间，它开始向外蹦单字，如同一个发育延迟的孩童。在具备这一能力之后，J.W.看上去再也不像是一个裂脑人。他的每一侧大脑半球都能对各自感受野内的感觉信息做出反应，在外界看来，它们就是一个合二为一的整体。毕竟在一侧大脑半球里有成百上千个神经模块，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产生了属于这一半大脑的心智。也许左右半球中这两个彼此独立的心智不光在旁人眼里是整合统一的，也许病人自身的体验也是如此。

凯茜·贝恩斯决定对J.W.身上发生的变化一探究竟。当我们还在纽约的时候，她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后来又一起四处辗转，先是达特茅斯学院，然后是现在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有了这段经历，她对所有的病人都非常熟悉。像她这样的研究者才是推动大学和研究中心顺利运转的幕后功臣。她善于合作，能够和大家一起为了团队的核心目标而奋斗；与此同时，尽管主要的学术兴趣是人类语言学与语言的本质，她却能慷慨地将自己的学术才华奉献给一些与之毫不相关的项目。当然，说到底，还是与语言有关的课题最能吸引她的注意，而现在病人J.W.似乎出现了语言功能上的变化。这与大脑可塑性有关吗？或者是一种巧妙的交叉线索启动机制？右半球有没有把感觉信息传递给聪明的左半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对J.W.的行为变化进行详尽的描述。

本书读到这里，你或许已经知道，要想测量病人的裂脑程度，一个最基本的测试便是向单侧视野快速呈现物体图片和单词等视觉刺激。如果病人只有左半球会说话，那么他们就只能报告出右侧视野中的刺激。相应地，因为左侧视野中的刺激信息只能传递至大脑右半球，而右半球不具备言语功能，此时，如果病人开始报告左侧视野中的刺激，就意味着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会是什么事情呢？

J. W.在接受裂脑手术时年仅26岁。到现在他的左半球和右半球已经分离了15年。在这15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的所有发言都是由左半球负责的。如果有人向他提问，他的左半球会做出回应，与此同时，他的右半球似乎一直扮演着顺从者的角色。看到J.W.的右半球开始说话后，我们都被震惊了。右半球是否会像苏醒的睡美人那样，向我们倾诉多年来默默隐忍的经历？它能否显现出与左半球不同的智力、能力与性格，以迥异的风格传达J.W.的内心世界？

在上一章中，我曾提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期关于连体双胞胎的特别节目，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讲述了人间之爱和两位主人公对正常生活的追求，以及她们在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境遇下的不懈努力。这对双胞胎的名字分别是阿比盖尔和布里塔妮，两人的胸部和腹部连在了一起，而且一共只有一对胳膊和两条腿。阿比盖尔能够控制其中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另外一半则由布里塔妮控制，尽管如此，她们的身体运动却显现出惊人的协调性。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被禁锢在同一副躯体中的两个独立的人。她们各有各的欲望、喜好和厌恶，也拥有彼此不同的性格。听上去或许很不可理喻，但这样的生活对她们来说其实再自然不过，连体人不得不面对的世界就是她们的普通日常：她们能够调整自我，将异常转化为正常。而个中诀窍便是让周围的人允许她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在这方面，她们的父母（他们出色地把两个女儿养大成人）和朋友表现得非常优秀。每天，布里塔妮和阿比盖尔都在进行着对话，从早到晚。两人拥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却又能达成完美的合作关系；她们可以在各种必要时刻向对方提供暗示，从而更好地管理两人所共有的身体。简而言之，她们实现了独立与合作的共存。

想象一下这种情景：你和另外一个人前胸贴后背地站着，并且被胶条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捆绑的效果非常好，以至于只要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把头转向左边，由于联动的作用，另外一个人也不得不朝左看。同理，其中一个人动了动手，另外一个人被绑在一起的手也会随之运动。和连体人的例子一样，你们拥有两个独立且平等的头脑，而且两个头脑相当于控制的是同一个躯体，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你们需要花多少时间来学会与对方交流并共享自己的目标？你们又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形成合作策略，使得其中一人的大脑对某一只手下达的运动指令能够为与之绑定的手提供线索？譬如，当左手A希望向右移动时，左手B需要获得一个相应的线索，这样一来，左手B就能放松肌肉，听从左手A的摆布。更具体一点，当手A开始动作时，手B可以通过自身的本体感觉60信息觉察到这一动作，从而学会顺应手A的运动。这一整套策略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建立呢？对J.W.而言，答案是大约15年。

在J.W.身上，上述的学习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可以说，他是在大量反复的练习之后才习得了这一能力。手术完成7年后，J.W.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行为表现。如果我们向他呈现两个数字刺激，他的左半球中的言语中枢能够说出其中到底哪一个是之前右半球看到的数字。奇怪的地方在于，他的左半球其实并不知道之前右半球看到了哪一个数字，也无法获取相关的信息以为己所用。打个比方，我向J.W.的右半球快速呈现了一个数字“2”。随后，我又将数字“2”快速呈现给左半球。这时，他的左半球能否做出“相同”或“不同”的回应呢？事实证明，它不能做到，在此类测试中，左半球的反应正确率完全处于随机水平。然而，如果我让左半球直接说出相应的数字，它能准确地回答出“2”。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在不知不觉中，右半球使用了某种特殊的方法，为左半球中的言语中枢做好了铺垫，使得它能做出正确的反应。在这一阶段，若想得出正确答案，两侧半球必须获知每一个测试当中的可能选项。顺带一提，在此次实验中，答案只可能是“1”或“2”中的某一个。而J.W.的右半球通过某种方式，帮助言语中枢在两个可能的反应中做出选择。由于左半球的认知系统似乎对该数字信息一无所知，右半球想要成功的话，就必须得在言语中枢的运作上下工夫。我们推测，在J.W.的奇怪行为表现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机制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言语系统的反应限定为一两个可能的选项。一旦J.W.的两侧大脑半球知道了那两个可能的答案，这一半球间的小花招就可得逞。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进行了下一步测试。这一回，我们不再让J.W.判断“1”还是“2”，而是让他在两个单词——“无法形容”（indescribable）和“无法摧毁”（indestructible）当中选择答案。两侧半球依旧清楚两个可能的选项分别是什么。结果发现，在对两个单词进行比较的时候，J.W.的两侧半球都无法用“相同”或“不同”作答，但是，当刺激被快速呈现至右半球时，左半球能够正确地说出相应的单词。

又过了7年，J.W.的能力再度升级。现在，当我们向他那本应沉默的右半球呈现图片刺激时，他可以说出其中部分图片的内容，正确率达到了25%。我们开始尝试不同的图片，其中一些是熟悉的家人和朋友的照片，另外一些则选自一个标准图片库，图中都是中性的物体和动物。呈现的方式有两种，既包括快速呈现法，也包括在眼动仪中呈现，在后一种方法当中，图片会在屏幕上停留一段时间，最长可达5秒。结果非常明了。J.W.在67%的试次中都能准确地说出图片刺激的内容，而且反应成绩与刺激呈现方法无关。毫无疑问，他的右半球发生了变化。它现在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言语中枢了（图7-5）。

图7-5　病人J.W.使用眼动仪进行测试

我们对J.W.的右半球发展出来的言语能力进行了测试，在测试中，我们会给他呈现一系列图片，而他需要说出图片的内容。为了确保他不会作弊，我们使用了一台能够稳定呈现图片刺激的眼动仪。图中的他正在用一只眼睛通过仪器的稳定装置望向屏幕。他的另外一只眼睛被蒙住了，与此同时，为了最大化地控制头部运动，他咬住了一个专用咬板，使得头部和下巴保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

更令人惊异的是，当我们向他的右半球快速呈现一类所谓的“复杂场景”图片时，J.W.似乎也能描述图片的内容。他无法做出十分准确的回答，但他的确理解了图中的部分元素。例如，在某些试次中，他先是给出了正确描述，但在获得更多信息之后，他又改口成了另外一个错误的描述。其中一幅场景描绘了一个穿着黑裙子的女人，正在用一台老式洗衣机洗衣服。在她身后有一根晾衣绳，上面挂着洗好的衣服。以下是J.W.的回应（括号里为主试说的话）：

画里是个人……可能在晾衣服？一个人。肯定是一个女人。（你看到洗完的衣服了吗？）我想是的。我觉得她正在向上伸手，没错，她就是在做这个动作……

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图片描绘了一个女人站在另外一个女人身后，后者坐在桌边，正在哭泣。背景里有一个炉子，还有一个洗碗池。看到这张图片后，J.W.说：

我能想出来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一个正在烤面包的女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站在桌子边上吧，大概……

J. W.的回答未能传达场景的真实含义，但的确体现了其中的一些视觉元素。

在另外一个例子中，J.W.不但正确地理解了刺激的视觉内容，也给出了与其含义相近的描述。图片场景是一个赛道，两辆赛车正在转弯，另外一辆车被撞毁了，翻倒在一旁。赛道的左后方有一个大型看台。

看上去像是什么东西在跑，汽车一类的东西，或者是一个正在奔跑的人。（看上去是只有一个物体，还是……）至少一个。画面的主体是一个东西。背景里面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如果一定要你猜一个答案的话，你会说是什么？）要么是跑步的人，要么是，某种弯曲的东西。看上去很像是拐弯……我猜是跑步的人。也许是赛车道。很难说到底是哪一个。

这种低水平的表现似乎很有可能是来自一个认知能力略为低下的神经系统。毕竟，在正常情况下，右半球并不具备语言能力。在这个成人的大脑中，是否存在一个婴儿般的语言系统正在牙牙学语？的确，从结果看来，我们呈现的视觉刺激越复杂，J.W.的表现就越差。他的成绩和其他一些同样在胼胝体切开手术后重获言语功能的病人相近。在所有这些病例中，右脑在一次回应中似乎都只能给出一个单词。J.W.似乎不可能说出包含多个词语的描述语句。不过听上去他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逐渐认识到，这种技能是两侧半球之间合作策略的产物。我们已经知道，在J.W.的大脑中，不存在任何半球间的信息交流。我们也知道J.W.的右半球不具备任何句法能力。尽管他的词汇量很大，但他无法分辨“一个眼盲的威尼斯人”（a blind Venetian）和“一扇百叶窗”（a venetian blind）之间的差别。贝恩斯通过反复的测试判定，词序对J.W.来说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他到底是如何做到上述那些事情的呢？最终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原来，两侧半球存在这样一种合作关系：在右半球给出只包含一两个单词的“线索”之后，左半球能够根据这些线索创造出复杂的描述语句。再一次，左右半球显现出了老夫老妻般的特性。其中一个漫无目的地喋喋不休，而另外一个会突然插话，用一个单词将前者的叙述拉回正轨。喋喋不休的家伙意识到了同伴的提示，便顺着对方的意思做出调整，或是暂停片刻，好从对方那儿获取另外一个单词的提示，循环往复。

J. W.在戴维斯参加了大量的实验，在此之后，他以缓慢的速度表现出言语功能的进步，这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加轻松地观察这一过程。P.S.和V.P.的言语功能发展速度要快得多，只花了一年不到的时间，而且在性质上存在些许差异。J.W.的进步速度更慢，让人联想起加州理工学院病人组。

左右半球差异：从细胞到神经加工

在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工作有诸多优势，其中之一便是可以孕育许多只有在交叉学科环境下才能想到的实验思路和科学问题。夏卢帕曾经指导过一名年轻的神经解剖学家，名叫杰弗里·哈特斯勒（Jeffrey Hutsler），而我有幸聘请他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哈特斯勒非常聪明，喜欢自己捣鼓一些小工具，并且帮助实验室拾掇好了不少仪器。他也有矛盾的一面，极具幽默感却又有些不合群。在细胞与化学神经解剖学实验室做课题是一项寂寞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耐心，外加辛劳的汗水。我和哈特斯勒的合作纯属机缘巧合：我们碰巧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点，而此次会面之后，我们便走到了一起，共同探索一个隐藏在人类脑功能背后的问题：人类的语言皮层是否存在一些特殊的性质？

在脑科学领域里，“先天还是后天”（nature versus nurture）的问题随处可见。大脑功能是在出生时就已确定，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余地；还是说由基因决定了大体框架，但同时依旧可以被修饰？我们的实验室与哈特斯勒的实验室只有一墙之隔，在这里，我们亲眼见证了J.W.那原本沉默不语的右半球产生语言及言语功能的过程。那么，到底是右脑中的神经连接发生了改变，还是其实这些功能本来就存在，只不过以某种我们尚不清楚的方式显现出来了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希利亚德和同事马尔塔·库陶什仔细研究了所有的裂脑病人。库陶什发现了一个名为N400的脑电活动，并很快成为研究N400的世界级专家。N400还有另外一个亲切的称呼：“语义冲突”（semantic incongruity）波。在她的测试中，被试会听到一个句子，例如“我在咖啡里加了奶油和……”末尾单词要么在语义上与前文相吻合（如“糖”），要么出现冲突（如“水泥”）。在正常被试中，如果句末单词为语义冲突的情况，则大脑会出现N400的脑电反应；相反，如果语义不冲突，就不会有类似的反应。从本质上看，库陶什其实发现了一个语法的神经生物标记物。

研究脑电反应的人们同样想知道N400成分到底来自何方。说起脑电波的“发源地”，有一段又长又曲折的故事。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左半球参与了语言理解的加工过程，但是在正常被试中，两侧大脑半球都会出现N400。那么，裂脑病人的反应又会如何？库陶什和希利亚德一共研究了5名病人，得出了非常有趣的结果。

在之前的许多实验里，这5名裂脑病人的右半球均显现出了语言能力的迹象。因此，他们的每侧半球都能检测到语句中的语义问题，并控制对侧的手指出这个错误的单词，这也属于意料之中。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向病人的右半球呈现语义冲突单词时，这5名病人当中仅有2名表现出了N400反应。而且，在希利亚德等人展开测试时，也只有这2名病人的右半球开始出现言语功能。库陶什是否发现了一个象征着复杂的语言及言语功能已经成熟的标记物？病人的右半球中是否早已存在能够产生N400的神经加工机制？抑或是另外一种情况，即半球通过后天学习掌握了说话的技能？也许单纯的语言加工能力是不够的。也许只有当右半球能够理解语句中的怪异之处为语法冲突时，N400波形才会出现。

是时候对上面这些问题展开攻坚战了。哈特斯勒能否在正常死者的大脑中找出一些基本的答案？语言加工区是否是一个特殊的皮层区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个特殊的皮层区域的位置在哪里？首先，我们按照神经学教科书中的经典定义，找到了左半球中与言语功能有关的脑区，并将之与右半球上对应的区域进行比较。当然，若想这么做，我们就必须在尸体的大脑上进行研究。这时，两位精力充沛的人物加入了我们。他们是罗伯特·奈特（Robert Knight）和罗伯特·拉法尔（Robert Rafal），来自位于戴维斯南方不远的城市马丁内斯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客观地说，他们两位属于全美最好的行为神经学家，为人也非常有趣。和我的许多同事不一样，他们很喜欢教学。

卡尔·拉什利曾经对罗杰·斯佩里说过，如果不得不教课的话就选择教神经解剖学，因为这门学科永远不会变，然而他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没错，正如拉什利所说，主要的脑叶、神经纤维束和主要的神经核团通常不会有多大变动，总是待在它们该待的地方。如果将大脑比作一个繁忙的都市，以上这些结构就如同城市里的基础设施，譬如店家、大街和小巷。他的错误在于，具体的神经连接其实并非一成不变。神经元的确会发生变化，神经加工的发生地也会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既然右半球在正常情况下不具备语言加工能力，那么从神经细胞网络组成的角度来看，左半球的语言皮层是否与右半球的皮层存在差异？这便是哈特斯勒希望弄明白的第一个问题。他最终发现，左右半球皮层结构的诸多差异体现在左半球的皮层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更加丰富，但左半球神经元的数量本身并不比右半球多。

学术圈建设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术圈是一个活跃的小团体。为了向这片番茄园地注入生机，我们想尽了各种方法，而邀请各方宾客便是其中的一种。研究中心的新大楼已经竣工，我在墙壁上装饰了不少亨利·艾萨克斯（Henry Isaacs）的画作，他是一名才华横溢的风景画家，与我私交甚好。中心的新成员为我们带来了新鲜的活力，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职工也为我们的事业提供了全力的支持。当然，在这场学术盛宴上，添加一两道美味甜品永远不是坏事。为此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在研究中心设立一个客座教授项目。

邀请来的客座教授必须满足一些条件，他应当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优秀人才，善于与同行进行高质量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具备一流的学术成绩和超高的思想水平。尽管研究方向各有不同，但人人都愿意欢迎这样的人物成为团队的一员，因为大家都清楚，无论你来自哪一个阵营，都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我选择了塔尔文·塔尔文（Endel Tulving），一位杰出的研究人类记忆的加拿大科学家。我之前听说他正在考虑离开多伦多一段时间，因为多伦多大学在他退休后没有开出合理的退休金，让他蒙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我俩曾有过一面之缘，并且很快对彼此产生了好感。后来我得知，塔尔文是爱沙尼亚人，17岁那年，他移民德国，在那里完成高中学业后，又来到了加拿大。在德国的那段时间里，塔尔文找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成为一名心理学家。

当然，要想吸引塔尔文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诱饵”。离我们那可爱的研究中心不远处有一栋综合公寓。我向我的行政助理巴克·马克森询问该如何在那里租下一套房，考虑到在加州大学办任何事情都需要通过无数道审核，这或许并不容易。马克森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奇人物，他甚至能让大象学会在天上飞——如果真的有这种必要的话。果然，他成功解决了租房的手续问题。下一步，我找到夏卢帕，问他如何在研究中心设立一个访问学者的职位，任期为一年。他也为我提供了答案。最后，我又转向了研究中心的一位年轻学者，海尔米·拉彻普（Helmi Lutsep）。她是一位研究中风病人的神经病学家，更重要的是，她也是爱沙尼亚人！我相信拉彻普一定能让塔尔文感到宾至如归。我们甚至还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巧合：拉彻普的父亲曾经是塔尔文的高中同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在德国的一个难民营相遇。拉彻普找来了一面爱沙尼亚国旗，又从她的父亲那儿拿到了一幅塔尔文年轻时的照片，和国旗并排挂在了一起。我不知道塔尔文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心怀怎样的期待，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我们很快成了亲密的好友，这段友谊持续了25年（图7-6）。

图7-6　一次欢乐的聚会

图中人物包括塔尔文·塔尔文（左一）和露丝·塔尔文（右一）及他们的女儿琳达（站着的那位），还有几位老朋友。塔尔文一家是爱沙尼亚的热心支持者，苏联解体之后，他们还在爱沙尼亚购买了一套公寓。

在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之前，塔尔文对认知科学领域做出的贡献已然是一段传奇。他建立了一套扎实的理论，将人类记忆大致分为两种：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和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语义记忆处理的是我们学会的知识，譬如国际象棋的规则。情景记忆则与实际的经历与情景有关，譬如某次对弈的经过。此时的塔尔文正在研究一个问题，即这两种记忆是否储存在大脑的不同区域。新问世的脑成像技术使得这类研究成为可能，而他对此也是铆足了劲，像一个12岁的小男孩一样精力十足。他每天早上9点开门工作，直到晚上7点才关门收工。你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他的智慧和活力，更不用说他那充满魅力的人格。在他身后默默支持的是他那可爱而又耐心的妻子露丝，而她本人也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画家，并且是加拿大皇家美术学院（Royal Canadian Academy of Arts）的成员。

凭借一系列画作，露丝成了戴维斯当地的名人，她给这些画取名为《戴维斯的蝴蝶》（Butterflies of Davis）。它们精巧美丽，同时又极具独创性，象征着他们在戴维斯度过的时光，而如今已在世界各地展出。露丝和塔尔文是一对有趣的夫妇，有塔尔文在的时候，露丝一点儿都不起眼，近乎是一位隐形人；然而，她又是维持塔尔文一家正常运转的动力核心，从招待宾客，到准备美味大餐，再到陪客人聊天，所有事情都离不开露丝的操持。塔尔文曾充满爱意地说：“我的新娘忍受了我整整50年。”

经过两三年的病痛折磨，露丝在2013年离开了人世。疾病一步一步地夺走了她的记忆和语言能力，最终让她丧失了全部的认知功能。塔尔文和露丝共度了幸福的一生，他们兴趣相投而又思想契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塔尔文为露丝的病感到尤其悲痛。然而，塔尔文的反应是令人震撼的。在露丝生病之前，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就是研究人类记忆问题。后来，露丝的病症逐渐变得明显起来，那些病人们常用来掩饰病情的花招也不再好使，得知事情真相的塔尔文立刻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开始无微不至地照顾露丝，令人动容。他没有展现出丝毫的遗憾、后悔、抱怨抑或是绝望。塔尔文曾经这样对我说：“露丝无私地照顾了我50年。现在轮到我来照看她了。我们一起去喝杯曼哈顿鸡尾酒吧。”

塔尔文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在他任职的某一个学期里，他曾经指导过我的一位新生，也就是迈克尔·米勒（Michael Miller）。米勒希望研究错误记忆（false memory），然而，作为一所一流研究生院校的学生，他必须走出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去其他一些实验室参加轮转。不过，米勒想办法改变了自己的轮转计划，并最终加入了塔尔文旗下。正如米勒所说：“我知道的所有关于记忆的知识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我曾经坐在塔尔文的办公室里听他谈论情景记忆，一听就是几个小时。我们甚至一起发明了一个简易的纸上记忆测试，用于测量字法特异性61，我还在不少被试身上进行了实践。那真是一段愉快的经历。”

专家遇见新人的场景看上去总是令人兴奋而又愉快。新人如饥似渴地从专家那里汲取知识的养分，而专家又需要新人来创造惊喜，如果新人拥有良好的心态，最后都能学会许多东西。

1993年，塔尔文成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访问学者，此时他的心思全放在一批新的脑成像数据上，尤其是一些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研究的结果（大脑在工作时会进行代谢活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则能检测到这些活动的区域）。塔尔文感兴趣的是大脑编码新信息或是对已有信息进行提取的过程。以此为基础，再加上塔尔文那著名的记忆分类理论——也就是关于事件的记忆（即情景记忆）和关于知识的记忆（即语义记忆），问题便变得复杂起来。信息编码和提取过程所依赖的神经加工系统是相同的吗？还是说，借助高级的脑成像技术，我们会发现这些过程其实是由不同脑区控制的？对此略加思考，就能引出其他许许多多的复杂问题。

以多义词——也就是具有多重意义的单词为例。我最喜欢的一个词是“line”。在“get in a line”（排队）中，line指的是队伍；在“read a good line”（读到了一句美文）中，line指的是“一行文字”；在“have a line on a great deal”（打听关于便宜货的消息）中，line指的是“消息、情报”；和约翰尼·卡什一起“walk the line”（一往无前）62，这里的line又指的是“道路”，如此等等，加起来一共有26个释义。其中有一些释义更适合用于描述情景记忆，而另外一些则适合用于描述语义记忆。那么，line的26个释义是分别储存在大脑中的不同区域的吗？还是说其实储存地点只有一个，在具体场景中，还需要其他一些机制为该词赋予合理的语境？

心理学家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一群实验主义者。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研究对象都是可被触摸的实物，而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却是“抽象概念”、“表征”和“态度”等等。因此，与物理学和生物学相比，心理学的难度更高，更难以捉摸，与此同时，攻克心理学问题的实验设计也更为棘手。怀着满腔的热情，塔尔文选择了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测量手段，他隐隐感觉这种方法能帮助他找到一些前人未能发现的有力证据，证明信息编码和提取这两个看似相似的加工过程其实依赖的是完全不同的神经通路。在旁人眼里，他那无懈可击的科研水平以及对科学问题的不懈追求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魅力，米勒也自然而然地被深深吸引。尽管当时米勒手头有其他实验，他还是决定着手攻克塔尔文提出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又有一大批科学家加入了这场大讨论。

此时，塔尔文的合作者已经遍布全国，利用脑成像数据，这个庞大的团队首次发现了人类大脑的一种活动模式，证明左右两侧大脑前额叶在情景及语义记忆的编码和提取过程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前额叶位于大脑前端，人们通常认为该脑区不属于记忆加工回路。然而，塔尔文等人发现，被试们在执行记忆任务时，他们的前额叶会出现激活。这一结果本身就足以让很多学者头疼。但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塔尔文的团队还发现，当被试提取词语类的语义记忆时，他们的左侧前额叶表现出了更强的激活，相反，在提取情景记忆时，右侧前额叶的激活程度更强。除此之外，左侧前额叶还会参与新情景信息的编码过程。天哪，左右半球间的差异真是层出不穷！

不难看出，在塔尔文的研究当中，大脑功能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状态，而对许多认知神经科学家来说，这并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结果。直至今日，他们当中许多人仍旧针对塔尔文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职期间撰写的这篇论文争论不休。当年的我一直置身幕后，以旁观者的身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就在这时，米勒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觉得我们也应该行动起来，在裂脑病人身上验证塔尔文等人的发现。在那一时期，关于裂脑病人记忆加工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而且不出所料地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其中一项研究认为病人们存在记忆缺陷，而另外一项研究却不以为然。

归根结底，这里的核心问题便是：在左右分离的情况下，两侧半球是否会显现出不同的功能特性？依照塔尔文模型可以推测，左半球会在提取情景记忆方面出现问题，右半球则会在提取语义记忆时遇到困难。然而米勒得出的结果推翻了这一观点，这正是裂脑病人大放异彩的时刻，他们为一个复杂的问题提供了简洁而又漂亮的答案。对于研究者来说，需要做的非常简单，那就是找到左半球或右半球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在米勒的这项研究里，他发现两侧半球均能对所有类型的信息进行编码和提取。但是，他的结果还表明，左半球更擅长处理言语信息，而右半球更擅长处理面孔等视觉信息。换句话说，每侧大脑半球有其专门的分工。出现某种特殊类型的刺激时，专攻这类刺激的大脑半球的表现就会优于另一侧半球，与到底是语义记忆还是情景记忆没有任何关系。

总而言之，种种实验证据表明，只要测试所使用的刺激并不属于某一侧半球的偏好，左右半球的再认记忆63系统似乎就能做出相似的反应，而且每侧半球均能对新信息进行编码和提取。但是，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有些心存疑虑。塔尔文很少出错。为了进一步核实米勒的结论，我也许应该再做一些实验。

培养下一代

这30年来，无论我去哪里，人们都对裂脑病人以及裂脑病人研究在大脑功能结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发育、感觉及认知科学家，进化心理学家，哲学家，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都想知道，裂脑研究到底能为他们自己的工作带来哪些启示。所有这些关注也为我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帮助我结识了许多学术背景各异的科学家。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是一个庞大的领域，但领域内的学者很少进行交流，各个分支学科的领头人彼此间也了解甚少。但我发现自己似乎认识他们每一个人，而且我非常清楚，如果能在一起合作的话，他们一定都能从中获益匪浅。

1989年，我开始负责管理达特茅斯医学院的认知神经科学暑期学校。该项目最开始由詹姆斯·麦克唐奈基金会提供资助，目的是定期将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及正在接受科研培训的年轻科学家汇集一堂，帮助他们广泛接触来自神经科学、医学、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哲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方法、手段及学科知识。1992年来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后，我们设法将这个暑期学校的举办地点也转移了过来。每期项目持续两周，由莱奥·夏卢帕和埃米利奥·比齐负责，而此时学校已经进入了成立后的第四年。与此同时还诞生了另外一个想法，我们应当每五年聚一次，按照不同的学科划分，对认知神经科学领域进行一番大盘点。每次会议中，针对每个分支学科都会额外邀请8名该学科的领头专家，对各自的研究展开深入的审视。这样算来，在一次为期三周的会议里，将会有近百名科学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我原本以为，就算这个想法真的能够实现，那也一定是一个劳神费力的工程。我们希望每一名与会者都能将自己的工作总结为一个章节，并联系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将所有章节汇总为一本厚厚的参考书。

尽管戴维斯是一个好地方，但这里气温高达43度的炎夏似乎并不会对外人产生多大的吸引力。正当我们为会议举办地焦头烂额之时，一位英国年轻人出现了，她就是活力四射的芙洛·巴特。巴特在办事时总有一种“包在我身上”的气魄，而那可爱的英式口音更是为她的魅力锦上添花。我们聘请她来掌管这个复杂的项目。短短几周之后，巴特的表现就让我确信她一定给英国女王打过工。她又是甜言蜜语，又是舌灿莲花。终于，我们那为期三周的会议在斯阔溪度假酒店顺利举办，酒店位于内华达山脉的塔霍湖边，在1993年的那个夏天，那里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天堂（图7-7）。从那时起，我们每年都会进行一次这样的会议，而且幸运的是，巴特总能帮我们打点好一切。而对于我来说，这次经历中最美好的部分莫过于坐在后排听演讲。这并不是我的惯常风格，但是出于某些原因，此次会议有其独特的一面。

图7-7　第一届塔霍湖会议与会成员

会议持续了三周。事实上，图中所有的与会成员在后来都成了领域内的杰出专家。

五年一次的会议上发行的著作集已经成为领域内的参考标准。购买此书的往往是一线的认知神经科学家。人们发现，这些科学家经常会阅读自己所属领域之外的章节。我们的初衷实现了，而这也多亏了各位责任编辑及出版商在幕后做出的努力。著作集再版时添加了部分新章节，参加写作的人员名单也发生了变动，而我的女儿马林利用闲暇时间担任了整本书的主编。与此同时，我的妻子正忙于管理《认知神经科学杂志》，我的另外一个女儿凯特则开始发起认知神经科学学会（Cognitive Neuroscience Society）。一时间，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似乎被我们一家承包了下来。

创立科学学会是一项充满未知数的事业，你需要面对许多未知的政治和资金问题，也不得不与内心的疑惑和焦虑做斗争。如果没人愿意参加的话怎么办？旅店，咖啡，会议室，所有这些花费该由谁来承担？如果那些领域带头人都不来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有些不自量力？经过多次反反复复的讨论，终于到了付诸行动的时刻。

我再度搬出了那套老方法。首先，选一个人们乐意去的地方——那就定在旧金山吧。第二步，找一家高档舒适的酒店。我前往费尔蒙酒店进行了一番考察。他们那儿有一间能够容纳400人的会议室，这对忧心忡忡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事实上，这间房间在我看来就像洛杉矶体育馆一样宽绰。我开始学习酒店租用合同，计算至少需要多少间客房，如此等等。酒店方需要我们交押金，于是我掏出信用卡，咣当一下交出了5 000美元。我的脑海中闪过了当年在好莱坞守护神剧场举办巴克利-艾伦辩论会时的场景，只不过如今的我再也不能依靠史蒂夫·艾伦来排解焦虑。

赌注已经丢出去了，接下来能做的就是为我们的认知神经科学学会博取一些知名度。就像电影《豪勇七蛟龙》（The Magnificent Seven）里的情节，我拿起电话筒，拨通了全国各地朋友的电话。俄勒冈州的迈克尔·波斯纳（他在2009年荣获国家科学奖章）同意入伙；还有当时在亚利桑那大学的丹尼尔·沙克特（Daniel Schacter），他后来成为一位研究人类记忆的世界级专家；我的博士后成员帕蒂·勒泰-洛伦茨，目前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阿特·岛村（Art Shimamura），当时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助理教授，如今已成为正教授，他同样是一位记忆专家，对艺术和美学也很感兴趣；当然，还有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罗恩·曼根。随后，我又找到当下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公众知识分子之一史蒂芬·平克，邀请他来担任大会的主讲人，他爽快地同意了（图7-8）。我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事们四处宣传这场会议，最终成功地召集了一群明星科学家来会上做口头报告，并在单独安排的海报展示环节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图7-9）。更为关键的是，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些职工骨干也受到了热情的感染，前来帮忙打理会议的各项事宜。结果证明，我之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我赶上了好时机，而且人人都希望认知神经科学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分支。

图7-8　第一届认知神经科学学会

会议在旧金山的费尔蒙酒店召开，主讲人是史蒂芬·平克。

最终与会的科学家超过了400人，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我的理想当中，认知神经科学学会应当在与会者面前隐去所有的行政程序，他们只需要来尽情享受科学即可。不用开工作会议，也无需组建委员会来为各种杂事操心。也许建立这样一个学术天堂的想法还是太过天真。不出一天，一场“工作会议”就自发诞生了，不少人露面要求做口头报告或询问学会的工作流程，当然，也有人提出了保持管理层性别均衡的提议。因为整个学会基本上是由我和我的女儿一手操办，性别均衡倒不是什么问题。

图7-9　科学家们在第一届认知神经科学学会会议上进行交流

前来支持我们工作的杰出科学家人数众多，令我们大为吃惊。图中留胡子的那位是拉马钱德兰（V.S.Ramachandran），他正在发表意见，而站在他右手边（即画面正中间）的是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左手边（画面最右）的是迈克尔·默策尼希（Michael Merzenich）。

这些年来，认知神经科学学会不断壮大，从刚开始的初具规模发展为一个根基坚实的组织。与此同时，关于报告人名单、会议主题和学科多样性的点子也多了起来，最终我们也开始考虑起学术专业化的问题。按照最初的设想，我们希望设立一组所有学者都会参加的公共讲座，目的是为了让对A领域感兴趣的科学家也去听听B领域的最新进展，从而开拓大家的视野。来自其他专业的知识及其中的隐喻能为我们带来不少启示。这个设想看似简单，却几乎不可能实现。人们对宣传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具有极强的渴望，与此同时，他们的大脑也只能容纳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信息。大家总爱谈论跨学科合作，然而真正达成这一目标的人却少之又少。20年后的今天，认知神经科学学会已经网罗了所有的分支领域，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多样而又混杂的群体。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我意识到自己或许是一名企业家，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我应当在创立学会之后将它逐渐转交给他人打理，尽管这么做会让我感到心痛。

戴维斯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地方，而且正在蓬勃发展。怎么会有人想离开这里呢？研究中心的新成员已经各就各位，用他们的智慧、创想和勤劳工作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术圈注入了活力。我结识了几位亲密好友，家人们也很开心。我们去纳帕吃大餐，去塔霍湖畔的小屋享受周末，时不时再去旧金山游玩一番。资金不断涌入，每周和夏卢帕去萨克拉门托唯一的一家好餐厅——比巴餐厅共进午餐，每隔一段时间又有塔尔文和其他客人的来访，这都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无比充实。当然，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比什么都重要。但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却心生了重回达特茅斯学院的冲动。我对达特茅斯学院的眷恋之情始于本科时期，当我在医学院工作时，这股封存了20年的感情便再度涌现了出来。

这一回，达特茅斯学院主动联系了我。1992年，也就是我离开达特茅斯学院的那一年，他们为了增强认知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系的实力，聘请了杰出的神经心理学家阿方索·卡拉马扎（Alfonso Caramazza）加入他们的团队。卡拉马扎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人物，他风风火火地来到达特茅斯学院，不仅对系里的科研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号召学校提供更好的伙食！据我所知，他很喜欢那里，而且在学校管理层眼里，卡拉马扎俨然已经成了心理学的代言人。当时的教务长、如今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李·博林杰立刻喜欢上了这位新人，而卡拉马扎也很快融入了达特茅斯学院的环境。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出于某些我无法解释的原因，卡拉马扎在1995年离开达特茅斯学院去了哈佛大学。他是一位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而他的新任妻子是一名律师，很想住在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不管怎么样，达特茅斯学院的认知神经科学系出现了一个空位，正在寻找替换的人选。他们先是向哈佛大学的杰出心理学家丹尼尔·沙克特（他原本在亚利桑那大学，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发出邀请，请他去达特茅斯学院进行一次访问。他们这样做肯定有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意味。不过，沙克特很满意自己目前的工作，并建议达特茅斯学院把我再度招回去。达特茅斯学院的一些好朋友也开始向我游说这个想法，尽管只要是关于母校的事情我都不会一口回绝，但我在刚开始并没有把它认真地当回事儿。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我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医学院工作，要知道医学院的工资更高，而且没有教学任务。

当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已经把10个职位的招聘任务交给了我，而我花费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集齐了全部的人选。我正处于事业的黄金时期，满心希望能做得更多。和以往一样，我的内心开始蠢蠢欲动，并向往起新英格兰的美好生活。塔霍湖畔的周末时光已经让那白雪皑皑的林间风景、滑雪和木头炉火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华彩。但是，再搬一次家就意味着再次打扰家人的正常生活，再次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无法想象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一天，我在戴维斯认识的一位学术圈外的新朋友跟我说起公司高层们在变换工作地点时的做法——至少当年他们是这么做的。具体而言，如果公司想把某人从A地挪到B地，就会帮忙承担起搬家的体力活。他们还会把你家的老房子买下来，好让你有钱在新的居住地买房。这就叫“高级人才招聘”。我坐在那里听着他的话，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学术圈的人才不会这么做呢，我心想。他一定是疯了。

一段时间过后，思乡病再度袭来，我终于向达特茅斯学院提出了“高级人才招聘”的要求，而对方也很快给出了回应：“好的，我们可以办到。”收到这样的承诺之后，我去了几趟达特茅斯学院，敲定了所有事项，并做出了回归母校的决定。那真是一段疯狂的经历，在房地产中介帮我们在佛蒙特的沙伦镇找到一栋能够激发起无限遐想的新房之后，一切更是显得那么不真实。那栋优美的建筑前是占地32公顷的佛蒙特风光，可以将整座基灵顿山尽收眼底。周围绿荫环绕，与佛蒙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房子旁边是一个诱人的小池塘，可以在里边游泳，再往边上有一个谷仓，周围用栅栏围出了一个足有8公顷的旷场。你应该想象得出那是怎样的光景。哦，对了，还有漫山遍野的登山小径！我给房子拍了好几段视频，飞回戴维斯后，召集一家人坐下来观看我此行的收获，终于，我们拍板了。当然，要说到底是什么说服我们迈出最后一步，答案永远是个谜。也许是因为我开始想念病人J.W.，想念给他做测试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新房院子里的拖拉机。

第8章

科学研究的伦理之争

科学地描述一切是可能的，但这样做并不明智；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就好比你把贝多芬的交响乐描述成波压的变化一样。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有些地方具备某种特殊的气质，让人们不得不表示尊重。说起这种地方，我们通常会想到大学一类的大型机构，当我们置身其中时，往往会使尽全身解数，努力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不过，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我们在佛蒙特州沙伦镇的新家竟然也有同样的魔力。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都不像是那种能够拥有并享用如此豪宅的家庭。它坐落于一片高原之上，在那里，你能够以180度视角饱览格林山脉的美丽风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小镇最早的一批居民将这个高原诙谐地取名为“观景点”（Point of View）。站在新家的后门外向前望去，映入眼帘的是阿斯卡特尼山，再往右便是基灵顿-比科滑雪场。屋外草坪绵延，一直可以抵达不远处的谷仓和池塘（图8-1）。在我们搬进新家后不久，安东尼奥和汉娜·达马西奥前来做客，他们走出后门，伫立了片刻，被眼前的风景震撼得目瞪口呆，随即转过身对我们说道：“怎么会有人愿意离开这个地方？”

图8-1　我们美丽的家以及佛蒙特州沙伦镇的风景

这里见证了我们的无数回忆。

尽管后来我们在这里生活了10年，但大家还是一直管它叫作“菲利普斯庄园”。长岛电力公司的继承人埃利斯·菲利普斯和格鲁曼飞机工程公司的继承人玛丽昂·格鲁曼·菲利普斯是这栋建筑的建造者，也正是他们在其周围点缀上栅栏、花园和小径，使之能够焕发今日的荣光。两位菲利普斯家财万贯，坐拥数座房产。但是，时值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他们决定将菲利普斯庄园转手给他人。等到我们上门看房时，售价已经跌到了57.5万美元，但仍旧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范围。不过，出于一些不同寻常的原因，这个地方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菲利普斯庄园里有一辆零配件完整的约翰迪尔拖拉机。自高中时代起，我就是一个拖拉机迷，当年甚至信誓旦旦地计划在将来从事农耕工作。在我眼里，这辆拖拉机无疑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房地产中介休·格林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她也是我的同事、精神科医师罗恩·格林的妻子。菲利普斯庄园离汉诺威有25分钟车程，沿途大多是砂石道，想到佛蒙特那寒冷的冬天，这让我感到有些动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城里的住宅可供我们选择，它们较为传统，而且功能齐备，但全都不附带拖拉机。终于，我鼓足勇气开出了一个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我打电话给休，说道：“休，我愿意出42.5万美元，包括拖拉机。”电话那头的休沉默了片刻，回答说：“迈克尔，说真的，我没法跟那边提你给的这个价钱。而且，你不应该把拖拉机也算进去。还是单独开个价吧。”

我开始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一方面，我的家人并没有亲眼见过这栋房子，她们只看过我上次旅行带回来的视频。而另一方面，我已经受够了四处找房子的感觉。突然间我脱口而出：“好吧，45万美元，拖拉机我出5千。”她回答说她会尽力帮我试试，但希望似乎不大。5分钟后，她给我打回电话：“迈克尔，45万没问题，但拖拉机的话，菲利普斯先生想卖7千美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合理的要求。我非常理解男人和自家拖拉机之间的羁绊。当然，这一切还得多亏了之前和达特茅斯学院定下的高级人才招聘协议。我们在戴维斯的房子尚未出售，因此手头没有半点现金。达特茅斯学院按照协议定下的房屋售价，向我提前支付了这笔钱，这样一来就让我做好了买房的准备。菲利普斯庄园已经多年无人居住，因此需要对之实施一些翻新工程。我们揭下墙纸，将满屋子的难看地毯拆除并改成硬木地板，最后又重新装修了厨房。除此之外，车库楼上有一个未完工的房间，我们决定把它建好，用作我的办公室。我找到了原先负责建造菲利普斯庄园的建筑商汉克·萨维尔伯格，他就住在附近的伍德斯托克。汉克依旧清楚地记得这栋房子，不仅如此，他还是整个建筑的设计师。他很快赶了过来，在我们的褒奖声中欣赏了一番自己当年的杰作，随后便给出了报价，交易完成。

几个月后，搬家货车驶离戴维斯并顺利抵达新家，而我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开始迎接一段全新的人生。这些年来，我给自己开发了一套仪式，用于缓和搬家带来的剧变。我会先于家人出发，提前一周的时间来到新房，给家具拆包装，整理厨房里的器具，再把屋子打扫干净。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屋边的小池塘。我的女儿弗朗西丝卡和儿子扎卡里从小在人工泳池里扑腾着长大，那个蓝色的肾脏形大泳池能让他们逃离戴维斯的毒辣阳光，没有青蛙，水质干净透亮，他们可以从跳水板上一跃而入，也可以乘着透明塑料充气筏在水上漂浮。而眼前这个池塘的水是绿色的，还有点儿浑浊，更别提青蛙、浮渣和别的东西了，他们对此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夏洛特和我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弗朗西丝卡邀请戴维斯的三个好朋友一起来新家玩，而其中有一个孩子恰好是个青蛙迷！她喜欢户外，也喜欢大自然。也许，我是说也许，她能起到一些作用……

他们乘飞机从旧金山出发，经过一段长途飞行后抵达波士顿。时值七月，天气异常炎热。他们坐上车，又过了几个小时，汽车终于驶入了我们的新车道。小道沿着一座平缓的小山向上爬升，左边是绿地，右边则是一排枫树，一路延伸至大门口。大家都兴奋极了。我暗自祈祷，希望我和夏洛特的小计谋能如愿以偿。车门弹开，孩子们蜂拥而出。就在我们互相拥抱时，弗朗西丝卡的朋友柯尔斯滕一把抓过自己的背包喊道：“换上泳衣去池塘吧！”5分钟不到，孩子们就已准备妥当，沿着小路飞奔而去，一个接着一个地跳进了池塘，咕咚，咕咚，咕咚：谁都没落下！柯尔斯滕很快抓住了一只青蛙，开始向小伙伴们炫耀自己的成就，一切进展顺利。孩子们在池塘里泡了足足两个小时，又是游泳又是玩闹。

夏洛特和我松了口气，心情大好。不过，前方还有一项略微重要的任务在等待我们：不到一个月之后，我的大女儿马林就将在这座新家里举行婚礼。而且听我说，她的未婚夫竟然是夏洛特的弟弟！事情怎么会这样？好吧，都是因为我结过两次婚。我的第一任妻子和我一共养育了4个漂亮的女儿，其中一个便是马林。我和夏洛特已经携手度过了20年的光阴，期间经历过无数次家人团聚。就在某次家庭聚会上，马林和如今的未婚夫克里斯坠入了爱河。就是这么简单。

“有多少人会来参加婚礼？”夏洛特问道。“噢，大概200人。”马林回答说。对夏洛特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难题。接下来的4周时间里，人丁兴旺的斯迈利一家（兄弟姐妹共9人）和加扎尼加一家（只有6个成员）在屋里屋外忙上忙下，为婚礼做着各种准备。万事俱备，我们只需要再找一顶帐篷，用来应对佛蒙特瞬息万变的天气。夏洛特的哥哥雷是得克萨斯的烧烤之王，他负责张罗婚礼大餐。夏洛特请他为我们制作了拿手好菜：牧豆味烤胸脯肉。在制作这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时，他会在一个二次打磨过的钢鼓里对肉进行缓慢的烘烤，整个过程需要耗费24个小时。为了这场婚宴，雷在尤瓦尔迪做好了18份烤肉，并一路空运到了佛蒙特。

在准备婚礼的同时，菲利普斯庄园也开始对我们一家产生影响。弗朗西丝卡是一个乐感极强的女孩儿，同时擅长统筹规划，表演和写作亦是强项，搬到新家后不久，她便利用自己的这些特长开创了一项新事业：在我们家的谷仓上演音乐剧，一演就是10年。这些在暑期开幕的音乐剧起先非常简陋，观众们不得不坐在马圈里观看演出，后来逐渐进化成五脏俱全的大制作，尽管场地还是那个谷仓。等到15岁的时候，她已经把音乐剧活动发展成了一个对整个上游河谷的孩子们开放的夏令营。我利用自己的木工技术在谷仓搭建了一个舞台，装上聚光灯和音响系统，并在台前挂上了幕布。她在上高中的时候，推出了作品《艾达》（Aida），达特茅斯学院的舞台设计师对这群“来自沙伦的小演员”产生了兴趣，于是帮助她完善了舞台布景。每年的儿童夏令营活动持续两周，俨然成了孩子们的暑假好去处。弗朗西丝卡开始向学员们收费，并受到了当地一位商人的关照，经常就保险及失业问题向她提供专业建议，最后还帮她把所得收益存入了罗斯个人退休账户。在生活中，弗朗西丝卡总是能给自己树立清晰的目标，并运用智慧与气魄将之达成。现在她已经是一名分子生物学博士。

与此同时，扎卡里带着他那股10岁男孩特有的活力，开始和我一起探索木工的魅力。我们最终利用现成的材料套装在庄园最远处的一角搭建了一栋单间小木屋。在夏天我们会一同步行前往，到了冬天，交通工具就变成了滑雪板、雪鞋甚至雪地摩托。扎卡里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他布置了一块专门用来玩彩弹射击大战的场地，并很快迷上了户外运动。当然，这与夏洛特为了信守诺言而做出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离开戴维斯时，夏洛特曾答应送扎卡里去参加童子军夏令营。但来到沙伦后，我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成立童子军，于是夏洛特挺身而出，成了佛蒙特首位女性童子军领队。佛蒙特的护林员们相当支持她的想法。他们教会了夏洛特如何扔出斧头击中一棵15米开外的树，如何徒步登山，以及其他所有领队应该具备的技能。在扎卡里14岁之前，每年一到夏天，母子俩便一道出发前往童子军营地。夏洛特拥有属于自己的帐篷，而且一度成了当地的传奇人物。扎卡里和另外两个小伙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升为鹰军64，打破了最快晋级的纪录。

沙伦同样以其独特的方式改变着我和夏洛特的生活。我们对菲利普斯庄园里原本就很漂亮的房间内饰做了些许改动，又重新装修了一遍厨房，好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容纳足够多的客人。这些年来，前来参加我们举办的晚餐会的科学家达上百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深深地迷上了这个地方。

佛蒙特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气质，让人随时体会到家居生活的惬意。每一位走进我们家的客人都会感受到其中的温暖与美丽。有一次，小威廉·巴克利来家中做客。当时我们在一个能够俯视格林山脉的飘窗边放置了一架三角钢琴，而巴克利刚一走进大门就发现了它。他当即丢下行李箱，大步走上前去并开始弹奏了起来。弗朗西丝卡循着琴声赶来，在巴克利身边坐下。没过多久，他们就一派和谐地弹起了二重奏。每当晚餐会结束，我们便领着诸位科学家客人来到客厅，在那里一起享用咖啡和科尼亚克白兰地，这时弗朗西丝卡和扎卡里就会从自己的房间出来，下楼为我们演奏几曲。扎卡里吹长号，弗朗西丝卡弹钢琴，有时也会吹萨克斯或敲钢鼓。他们一点儿都不惧怕在大人们（或是其他所有人）面前说话和表演，直到今天依旧如此。我们在沙伦的家是有魔力的。在这股魔力的推动下，我开始接受来自实验室之外的挑战，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在汉诺威重新起步：解释器新探

我极其厌恶科研生活中的日常琐事。而在这些琐事当中，最令我难以忍受的便是学院的例会，因为它们完全是一种浪费时间的活动——至少从本书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尽管如此，人们对例会的态度却意外宽容，其原因在于不少人真的乐意用它来填补自己的日程空档，并且把例会上的那些讨论事项描述为“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决定”。这些“重要决定”可能包括：是否应该在某门统计课里加上一个可以拿附加分的单元，是否应该提拔某人，是否应该对某个学生进行教育，应该买多少根铅笔，以及部分真正的要务。的确，学院里应当有人来操心这些事情，但说实话我对它们一点儿都不关心。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在很早以前就想出了一个妙方：不去参加例会。感谢我的同事，他们很快就对我的行为见怪不怪了。事实上，这也成了我的个人招牌之一，人们会说：“哦，迈克尔啊，他从来不开会的。”然后就无需多言了。

当然，大家之所以会允许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会以别的方式为团队做出贡献（而且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擅长集思广益和策划大型的科研基金项目。这是一个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工作，当事人不光得对研究本身有充分的了解，还得熟知本地及国家有关部门当中复杂的政治关系。就这样，达特茅斯学院作为一个在此前鲜有大型攻关科研项目的机构，突然之间拿下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国家级认知神经科学项目。在当时，我们获得的经费支持占据了整个达特茅斯学院科研基金流的一半，我们的团队也进入了马力全开的运作状态。

这时，病人J.W.已经学会了开车，不再需要母亲或妻子的陪同；他可以独自开车沿着州际公路来到我们的实验室。我们开始对之前的各种课题展开后续研究，其中重要的一个便是“解释器”的性质及其背后的机制。正如之前介绍的那样，“解释器”是位于大脑左半球中的一个特殊机制，它能够编造出一套说辞，为个体自身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达特茅斯学院的老教授乔治·沃尔福德（George Wolford）也对此产生了兴趣。他和迈克尔·米勒——后者和我们一起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来到了达特茅斯学院——共同提出了一个研究思路。他们找到了一个原本用于研究人类决策行为的概率游戏，希望以此来观察裂脑病人的左右半球是否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游戏本身非常简单，而且是一种运用广泛的经典范式。整体而言，他们的实验设计简单得可怕，但其结果得出的推论却令人激动不已。

想象你是被试。在实验中，你需要将视线固定在电脑屏幕上的一个注视点；你的任务则是在两个不同的单词当中猜出一会儿将会出现在屏幕上的那一个。就是这么简单。与此同时，实验主试会对这个单词进行一些处理。事实上，其中一个单词的出现频率将达到70%。如果目标是尽可能多地猜中答案，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策略？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让一只大鼠来做这个测试，它会逐渐发现某一个特定选项带来的奖励次数更多，于是在接下来的试次里一直选择该选项。这样一来，它就能保证70%的正确率，而这种策略被称作“概率最大化”（probability maximizing）。换作人类又会怎么做呢？事实证明，我们是一群自作聪明的动物！我们坚信单词的出现顺序存在某种规律，并自认为一定能够找到这一规律。为了在每一个试次中都猜对答案，我们会试图推导出具体的单词序列。换句话说，我们会试图确定某一个特定单词在单个试次中的出现概率。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某一个单词的出现概率是70%，我们就会以70%的概率来猜这个单词。这种策略叫作“概率匹配”（probability matching），而其最终的正确率只能达到63%。我们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事物的规律、因果和意义。也正是这种行为使得人类成了一个奇异而独特的物种。多年前，刘易斯·托马斯65曾经这样写道：

错误是人类思维的固有性质，它深深地扎根于人脑之中，像根瘤一样滋养着整个体系。如果没有人向我们提供失败的教训，我们将一事无成……人类具有犯错的能力，也有犯错的倾向，这也是希望之所在。人类至高的天赋便是在汲取海量信息之后轻巧地得出错误的结论……

低等动物不能享受这种无与伦比的自由。它们中大多数都是受限制的，绝对不会犯错。猫的优点就是永不犯错。我从来没有见过哪只猫表现得笨手笨脚、踉踉跄跄。狗有时会出岔子，偶尔犯些可爱的小错误，但这都是从它们的主人那里学来的。

我们发现，只有足智多谋的左半球才会试图猜测刺激出现的概率。右半球则会选择概率最大化这一更为简单的方法，活像一只大号的老鼠。这一简单的实验让大家兴奋了好一阵子，不过这也意味着很快就会有人站出来质疑实验给出的解释。在一个孕育科学思想的实验室，事情也的确应该像这样发展。迈克尔·米勒将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金鱼等低等生物并非只会概率最大化，在有些时候也会选择进行概率匹配。迈克尔在得知这一事实之后，开始对我们之前得出的简单解释产生了怀疑。科学家的天职便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推翻前人的假设。每当我走出办公室来到研究生和博士后公用的大房间时，他们总是在进行激烈的讨论，思考着那些动摇我们观点的反对之声。

就在米勒为这个问题抓耳挠腮之时，另外一个博士后成员、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天才心理学家保罗·科尔巴里斯（Paul Corballis）提出了一个想法：右半球或许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解释器机制，并且专门处理视觉信息。于是，米勒决定考察左右半球所表现出来的策略差异，看其是否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变量，譬如任务中使用的刺激类型。他把单词换成面孔图片，相应地，被试的任务就变成了猜测电脑屏幕上即将出现哪一张脸。探测词语刺激是左半球的专长，探测面孔刺激则是右半球的强项。也许右半球会转变策略，开始猜测面孔A或面孔B的出现概率。结果的确如此。突然之间，右半球似乎学会了左半球的神奇能力，做起了概率匹配。与此同时，左半球却像大鼠一样选择了概率最大化策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著名心理学家兰迪·格里斯泰尔（Randy Gallistel）曾经就概率匹配策略写过一篇极具说服力的文章，其中不光对现象本身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从生物学角度分析了这一策略的合理性。想象这样一种情形：一个生物正在觅食，在它面前有两棵树可供选择。其中一棵树结有果实的概率为70%，而另外一棵树只有30%。自然而然，这个生物会选择能够提供更多食物的树。但是，当它在这棵树上细嚼慢咽时，概率可能发生改变，也许突然之间另外一棵树成了抢手货；因此，一个高等生物应当具备随时监控其他选项概率变化的能力。根据这个逻辑，猜测真实概率的做法相当于一种初始策略，一旦概率被确定后，概率最大化策略就成了更加合理的选择。

在科学界经常能看到这种情况：实验观察到的现象本身是正确的，但人们在一开始对该现象给出的解释却是大错特错。迈克尔·米勒那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毅力终于换来了成功，他彻底解决了自己之前的疑惑。根据目前得到的实验结果，两侧半球似乎都具备进行概率匹配及概率最大化计算的基本能力，真正存在偏侧化现象的是解释器，也即是为我们的思想、情绪和行为赋予意义的大脑机制。多亏了米勒的努力，再加上大量的后续研究，我们对大脑半球功能的理解又加深了一步。

大科学，小校园

我们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依旧需要加强硬件建设，但达特茅斯学院在这方面仍显得有心无力。我们工作的地点都是一些古董老楼，里边没有一间像样的现代实验室。达特茅斯学院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事实上，他们早在20年前就注意到了我们的窘境。终于，学校开始行动了。心理学系将建起一栋新楼，并且把整个4楼的空间分派给认知神经科学专业。对此我感到很高兴，然而我也知道，我们的团队需要进军脑成像领域。若想让这栋新楼具备运行脑成像实验的能力，就得事先增设一个地下室。

我决定把教职工们动员起来，大胆地向系主任进言，要求在新的心理系大楼里建立一个脑成像中心，并为其购入一台崭新的磁共振扫描仪。当时，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学的心理学系拥有属于自己的磁共振扫描仪，更别说仪器就放在自己的楼里。达特茅斯学院应当开创历史的先河！当时的心理系主任是一个生物学家，很支持为心理学领域引入更多生物学元素的想法。不过，对于一个小小的文科院校而言，这笔花费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事实上，我原本并没有指望自己的提议真的能被实现。

埃德·伯杰主任打来电话，向我传达了他的决定。尽管他无法解决所有的经费问题，但能拿出45万美元用于额外的地下室修建费用。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有人为你的项目提供慷慨援助，哪怕数额不够也要毫不犹豫地接受。事实上，捐款恰好符合需求的情况很少。不过，我也很清楚，用这么大一笔钱来修建地下室，却不往里边添加任何设备，这明显是不合理的。

与此同时，眼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职工团队里没有任何人懂得如何运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尽管我们当中一些人曾经参加过包含脑成像实验的项目，但依旧没有人会实际操作这些极端复杂的机器，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护仪器周边的环境。这就意味着我们得让系主任同意为系里增加一个全职教授岗位，并在全国范围搜寻一位合适的人选。一直以来，我们都很清楚一位脑成像专家的重要性，但是过去我们既没有仪器，也没有买仪器的决心。1999年，正当这一切开始显露苗头时，我恰好在举办为期两周的认知神经科学暑期学校。主讲嘉宾之一是斯科特·格拉夫顿，一位来自埃默里大学的脑成像专家。他完成了许多令人着迷的研究，而且总能敏锐地探察科学问题的核心。格拉夫顿既是一位独当一面的神经科学家，也是一位脑成像方面的技术高手。

那天下午，我来到堪称全美最宜人度假胜地之一的汉诺威酒店。格拉夫顿已经换上了慢跑用的运动服，这让我心头一惊：自从那次半途流产的雷尼尔山登山之旅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那套运动服了。当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格拉夫顿和我到底不是一路人。我俩坐在酒店前廊的两个藤条摇椅上，俯瞰着整个校园——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达特茅斯学院就是大学应当有的样子。无关紧要的几句闲谈之后，我突然脱口而出：“来我们这儿工作怎么样？”他看着我，简单地答道：“好啊，为何不来？”我又询问他的妻子能否在近期前来参观。她是一位肿瘤科的普通外科医生，换句话说，我想请她和格拉夫顿一起来达特茅斯学院工作。尽管没有碰壁，但我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本次招聘任务的复杂性。达特茅斯学院规模很小，而且据说不同院系的管理层其实都是同一班人马。话虽如此，我所属的艺术与科学学院到底与医学院和医院没有半点关系，我若想让那边空出一个职位，一定会遇上不少麻烦。

两周之后，格拉夫顿夫妇来到汉诺威，就更换工作的事情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考察。我很快发现，其实自己之前的担忧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格拉夫顿的妻子金是一位神奇的人物。她和医生们见面后，当场就获得了一份工作邀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反倒是格拉夫顿的职位更花时间，学院向上头提交了不少文件才通过了这一申请。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以史上最快的速度办完了所有手续，卖掉老房买新房，等到1999年底的跨年夜，格拉夫顿夫妇已经在汉诺威安顿下来，开始迎接崭新的一年以及我们那台崭新的磁共振扫描仪。

磁共振扫描仪的到来为这座研究中心的学术水平及科研活动状态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格拉夫顿这位真正的专家撑腰，我们很快得到了整个脑成像研究领域的承认。世界各地的博士后纷纷涌入达特茅斯学院。招聘新的助理教授变得比之前简单了许多。研究中心上下登时一派忙碌景象。再说一次，这都得感谢斯科特·格拉夫顿。他精通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以及所有相关的数据分析技巧，同时又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心理学家。他希望了解大脑如何制订行动计划，而这大概是认知神经科学当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然而，格拉夫顿远不止这么简单。尽管他的同事多为哲学博士，但他本人拿的是医学博士学位，并且曾经是一位神经科医生。在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的事业之前，他已有长达20年的行医经历。他下过病房，宣布过脑死亡，也见证过医院里上演的种种人间苦难。他极尽救死扶伤之责，没有丢下过任何一位走进自己诊室的病人。相比之下，心理学系里的纷争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打小闹，不会在他心里激起任何波澜。我们几乎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冷静的人，而他的这种性格也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

在泰然自若之余，格拉夫顿也有着另外一面，他如饥似渴地追求着新想法，也非常乐意教新手们如何运行复杂的脑成像实验。因此，每当有社会心理学家向他求助时，无论课题是关于寻找自我的不同维度，还是大脑情绪，抑或是脑区间传递视觉图像信息的神经通路，如此等等，格拉夫顿总能挺身而出，确保整个实验流程万无一失。

纠正科学错误

我上一次使用磁共振扫描仪的时候是在纽约，目的是为了探查病人V.P.大脑的分裂程度。那个实验使用的磁共振扫描仪里的磁铁较为老旧，可以提供0.5特斯拉的磁感应强度。不过扫描出来的图像还不错，令当时的我们大感惊艳。回到达特茅斯学院，我们的新仪器的强度已经达到了1.5特斯拉，也就是说，它能够从大脑组织中获取更清楚、细节更丰富的信号。如今，常规磁共振扫描仪的强度为3特斯拉，部分为人类实验使用的科研专用扫描仪甚至高达7特斯拉。磁铁越强大，信号就越强，得到的成像图片画质也就更清晰，而且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解剖结构细节。

一天，病人V.P.来达特茅斯学院接受测试，我们决定重新对她进行一次扫描。我们希望通过新的成像结果来确定之前得到的结果，即病人V.P.的大脑在裂脑手术后依旧保留了部分连接两侧半球的神经纤维。多年来我们一直坚信，当年的外科医生遗漏了胼胝体后部的一些神经，导致一些视觉信息得以在半球间传导。她的胼胝体最前端同样有部分完好的神经纤维。但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一区域到底负责传递哪种信息。

几年前，艾伦·金斯通在V.P.身上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表明这位病人具备一些独特的能力。同样呈现一个复合词，J.W.和V.P.的反应截然不同。我们对J.W.的胼胝体分离情况很有把握。他的术后磁共振成像结果非常清晰，不存在任何残余的神经纤维。在金斯通的实验中，我们将一个复合词拆成两半，分别呈现至被试的两侧半球。以“skyscraper”（摩天大楼）一词为例，我们向J.W.的右半球快速呈现“sky”（原意为“天空”），同时向左半球快速呈现“scraper”（原意为“刮刀”），他会用右手画出刮刀，用左手画出飘着云朵的天空。大脑没有进行信息整合，他也未能画出高楼的图案。相反，V.P.在每一个试次里都成功地完成了左右信息的整合（图8-2）。

图8-2　病人V.P.视觉信息整合能力测试示意图

我们对病人V.P.的视觉信息整合能力进行了测试。V.P.在胼胝体切开手术之后依旧保留有部分完整的神经纤维，因此她与其他裂脑病人不同，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在本图中，向V.P.呈现“headstone”（墓碑）一词，她的左视野（右脑）看到的是“head”（头），右视野（左脑）看到的是“stone”（石头），但最终她的右手写出了“R.I.P.”（安息）。

当时我们一心坚信，那些磁共振成像结果不仅看上去很酷，而且绝对准确。因此，在金斯通的实验结果的基础之上，我们开始研究V.P.的胼胝体后部那些完好的神经纤维到底负责传递哪一类视觉信息。根据之前的研究，我们推断胼胝体后部神经参与了视觉信息的传导。正当大家埋头捣鼓此项课题之时，玛格丽特·芬内尔（Margaret Funnell）得到了另外一个令人迷惑的结果。在此之前，我们对V.P.做了各种各样的测试，在其中99%的测试中，V.P.的表现都和其他裂脑病人没什么两样。她无法对两侧半球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比较，无论这个信息是颜色、纹理、大小，还是其他我们能够想到的视觉特征。后来有一天，芬内尔在尝试过数种刺激组合之后，向V.P.的一侧大脑半球呈现了短语“红色方块”，并向另外一侧半球呈现了相应的彩色几何图案。具体而言，芬内尔先是向V.P.的右半球呈现了短语刺激，100毫秒之后，又向她的左半球呈现了一个红色的方块和另外一个图形。V.P.的任务非常简单：在一侧半球看到一对单词组合之后（如“红色方块”），另外一侧半球只需要从其看到的两个选项中选出正确的图案（即红色的方块），而不是另外那个干扰选项（如蓝色的圆形）。在此类试次中，她能做出正确的反应。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刺激比较任务中，只有当一侧半球接收到的信息是以文字形式呈现时她才能做对。如果我们呈现的是一个真正的红色方块，而不是“红色方块”的短语，V.P.就无法完成这个简单的任务！我们对此目瞪口呆。V.P.的胼胝体后部残余的神经纤维是否只能传递文字信息呢？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时代结识的老朋友查尔斯·汉密尔顿在猴子的胼胝体中完成了一些相当精细的研究。汉密尔顿发现，胼胝体后部可以分为若干个亚区，分别参与视觉感知的不同加工过程。这些结果非常有趣，我们很快便相信，病人V.P.身上发现的现象或许意味着人类胼胝体也存在同源的结构66，这些通路与简单的感觉信息或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参与了部分高阶信息的加工。我们把该观点写成论文，满怀欣喜地投出了稿件。论文也很快被接受并发表。而当我们用新仪器重新对病人V.P.进行扫描时，距离论文发表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你也许已经猜中了故事的走向。新的扫描结果完全改写了我们之前在V.P.身上得出的结论。我们过去在胼胝体压部（splenium）——也就是胼胝体后部的视觉区域看到的那些恼人的神经纤维统统不见了！相反，在新的成像图中，反倒是胼胝体前部出现了明显的残余神经。之前被我们误以为是压部残余神经的图像其实是成像过程中产生的伪迹。我们立刻登出了一篇短文，对上一篇论文得出的错误结果进行了修正（图8-3）。事实上，修改过错误之后，我们的结果依旧非常有趣：负责信息交流的并不是后部的感觉区域，而是已知参与编码复杂信息的前额叶。换句话说，大脑并没有依靠一侧半球中的基本感觉区将信息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另一侧的基本感觉区。真正在两侧半球间传递的是某种更加抽象的信息表征。

图8-3　1984年和2000年两次磁共振扫描获得的脑成像图

白色方框标出了我们在病人胼胝体中观察到的亮斑，其中，在1984年的扫描结果（子图1）中，胼胝体两端都出现了亮斑，而在2000年的扫描结果（子图2）中，只有喙端出现了亮斑。子图3和4为冠状切面，其位置对应着子图2中的两个箭头。子图3为胼胝体前部亮斑信号所处的冠状切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残余的神经。子图4是胼胝体后端的一个冠状切面，此处在1984年的扫描结果中原本存在一个亮斑。但是，从子图4可以看出，该部位的神经纤维已被完全切断。

超越社会规范

我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回到达特茅斯学院后，有幸结识了一位数学教授，丹·洛克摩尔（Dan Rockmore）。洛克摩尔是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和我一样拥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正是他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大门。当然，那时我已经有了一台苹果电脑，而且对我而言足够好用，但洛克摩尔是那种总忍不住想要追求更多的人。他在很多方面都是行家。当时洛克摩尔还是个单身汉，因此有足够多的闲暇时间可供与我一同消磨，或是谈论新点子，或是畅想可能的合作项目。他能轻松地理解我的思路，我也充分相信他从来不说没有把握的话。我俩合作提出了许多新的想法。

有一天，我们一起在本地一家名叫“泥土牛仔”的咖啡馆里闲聊，我和他说起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数据库，用于存储全球所有的脑成像实验结果。脑成像实验成本昂贵，如果人们能把自己的数据拿出来共享的话，就能实现脑成像实验结果的再利用。面对同一套数据，科学家们在不同时期总能想出不同的分析方法。因此，将这些数据向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开放必将是一个效能极高的做法。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公开数据库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推动数据库的建成，其中就包括身为脑成像领域权威人士之一的马克·赖希勒（Marc Raichle）。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官员史蒂夫·科斯洛（Steve Koslow）正在努力筹建一个基金，专门用于所谓的“神经信息学项目”。《科学》杂志编辑、具有极高影响力的弗洛伊德·布卢姆（Floyd Bloom）也是一位热心的支持者。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依旧没有人真正去着手实施这项工作。

洛克摩尔开始对问题现状进行分析，他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项目，并且向我阐述了原因。对于一位神经科学家来说，任何一个实验产出的数据似乎都很庞大，足以令人措手不及。这种观念麻痹了人们的思想，也阻碍了人们的行动。我们怎么可能处理得了上千兆字节（GB）的数据呢？我是说，需要电脑储存的数据量甚至可能达到兆兆字节（TB）！天啊！接下来的几周，洛克摩尔的表现让我又一次坚定了对跨学科合作的信念。转眼间，我们便提交了一份大型基金申请书，要求成立一个全国功能性脑成像数据中心（functional brain imaging data center, fMRIDC）。赖希勒同意担任我们的外部咨询委员会主席，科斯洛表示他会时刻关注申请书在政府那边的评审情况，而我们自己则开始着手项目的基础工作。当时的我们很有几分超级英雄的自豪感，尤其是后来我们不光成功申请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还拿到了凯克基金会（Keck Foundation）的资助。

当然，要想达成第一个目标，我们还得花费不少工夫。首先，存在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科学家们并不乐意分享自己的数据。在学术圈，领地就是一切。科学发展到当年那个阶段，物理学家、天文学家、遗传学家、蛋白质化学家和许多其他领域的学者都已经对数据分享习以为常，但这对神经科学家来说还是头一遭。不过，以上那些学科虽然现在看来是处于高度合作的状态，其实一开始也不喜欢数据分享的主意。学者们对此做出了种种抵抗，但到最后，整个领域的常态都发生了转变，而这场改革的领导者通常是该领域内的领袖级人物。很快，领域内的学术期刊就只会发表那些同意公开原始实验数据的论文。转变的过程并不一定能像上文所说的这般轻快，但我们必须在几个月内提交基金的申请书。我们该如何说服基金会的成员，让他们相信研究者们真的会交出自己的数据呢？

既然我是《认知神经科学杂志》的主编，事情便方便了许多，我决定为我们的杂志设立一条新的关于数据提交的硬性规定。若想将论文发表在《认知神经科学杂志》，就必须将数据上传至我们新建的数据库系统。自然，我们也给所有的主要期刊去信，请他们推出同样的政策，起初他们也都表示了同意。

我们的项目在稳步前进的同时引发了不少纷争。我的同事杰克·范霍恩（Jack Van Horn）凭借优异的工作能力和认真的态度负责了整个项目的运行，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得知我们所做的努力和希望达成的目标之后，部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者对学术期刊提出的关于提交论文中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的要求深感愤慨，他们发起了一场投书运动，号召大家反对功能性脑成像数据中心。而此时功能性脑成像数据中心已经成了热点新闻，多家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也在社论版刊登了相关报道。《科学》、《自然》、《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和《神经成像》（NeuroImage）等杂志中均出现了关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分享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传达了人们对数据分享规定的担忧，如数据所有权问题和人类被试隐私问题等等，以及如果真的可以建立数据库，到底如何操作方显“合理”。领域内的领导团体认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仍旧是一个不成熟的技术，因此针对它的数据归档工作为时尚早，并提出在更好地理解血氧水平依赖反应67之前人们不应考虑为当前已发表的成像数据建立数据库。人们在私下里怨声载道，有的说采集数据的人拥有数据的所有权，有的说简简单单地把数据交付他人无异于玩忽职守，有的则说一个小小的常春藤院校里的小团队并不是承担数据归档任务的最佳人选。面对众多争议，许多在最开始持支持态度的期刊决定不再要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在发表论文时提交数据。相反，他们指望坐等争议平息，让学术圈自行解决这一问题。

回溯历史长河，像这样的人间喜剧并不少见，即便在科学家们的世界也是如此。不管怎么说，多亏了范霍恩和其他许多人的辛勤付出，达特茅斯学院的数据库项目坚持运行了数年之久。当时还在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工作的科斯洛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那里为项目争取到了第一笔资金。他对项目的进展很满意，并在2004年帮我们将基金资助时限延长至5年。然而不幸的是，科斯洛之后离开了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而新上任的项目管理人又将资助时限减为两年，于是我们的项目就到此为止了。这真是太糟糕了，因为当时全世界有数千人在使用我们的数据库，有的用于基础研究，有的用于教学资料。如今，各种神经成像数据库纷纷涌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人类连接组计划”（Human Connectome Project），该计划建立在我们在达特茅斯学院完成的先驱工作基础之上，目标是描绘人类大脑的全部功能及解剖结构图谱。而这一切之所以能成真，都是因为一位数学家曾经在“泥土牛仔”咖啡馆门前对一位神经科学家说：“噢，那个啊，我们可以做到。”

让年轻的科学家们自由发挥

达特茅斯学院孕育了“动物屋”兄弟会，并培养了诸多男性精英，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这里也走出了不少杰出的年轻女性。1974年，在众多反对声中，达特茅斯学院改为男女同校制，从此走上了一条更好的发展之路。整个转变过程由约翰·凯梅尼68负责。达特茅斯学院的校友如今会感到疑惑：为何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变成男女同校？然而，历史上许多诸如此类的改革都会引发同样的思考。达特茅斯学院的女性有一个非常帅气的优点。在这里，校园生活总是有几分荒诞的色彩，而她们能够恰到好处地理解其中的魅力。

著名主持人柯南·奥布莱恩（Conan O’Brien）在2011年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他是一个典型的哈佛人，以精力旺盛著称，表面看来粗俗无礼而又幽默感十足。面对诸位毕业生，他先是抖了几个笑料，然后站上那个树桩做成的讲台，开口说道：

达特茅斯，你也太没安全感了，竟然觉得自己连个真正的讲台都不配用。我很抱歉说这种话。但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它看上去简直像是从《幸存者：新斯科舍》69节目组那里偷来的道具。说真的，如果狗熊要开互诫会，估计就会拿这东西当会议桌。

不，达特茅斯，你必须挺直腰杆。高昂你的头颅，为自己感到骄傲。

因为如果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是你那自私、虚荣、耍大牌的兄长的话，你就是那位酷酷的小妹，你对自己的性感颇有自信，擅长玩长曲棍球，知道如何开派对，也懂得羽绒背心要怎么穿才好看。当然，布朗大学就是你那家里蹲的同性恋姐姐。至于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和康奈尔——好吧，说实话，没人在乎他们。

达特茅斯学院的男女学生用震天的欢呼声表达了赞同，而在场接受荣誉学位的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没错，达特茅斯学院的女生穿羽绒背心的确好看。时光回到1998年，萨拉·图廷（Sarah Tueting）是我的研讨班上的一个学生，并担任曾经拿过冠军的达特茅斯学院女子曲棍球队的守门员。后来她进军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收获了两枚金牌。赛场之外，萨拉对神经科学怀有极大的热情，但她也具有淡然而冷静的性格。我的研讨班刚好安排在她的训练时间之前，因此她不得不带着曲棍球杆来上课，以便在课后用最快的速度赶去球场。她经常静悄悄地走进教室，把球杆和书本往课桌上一放，随后张口便能就意识的本质提出一个极具洞察力的问题。正如柯南所言，她真的很酷。

当然，如今达特茅斯学院在各个学部都实行了男女同校，其中包括研究生和博士后成员。我的实验室负责人是一位刚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的博士生，名叫玛格丽特·芬内尔，她过去的导师是珍妮特·梅特卡夫（Janet Metcalfe），一位研究记忆问题的著名心理学家。我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回到达特茅斯学院之后，芬内尔给我写了一封信，询问她是否能在病人J.W.身上做一个记忆测试。芬内尔是我早年在达特茅斯医学院工作时认识的，当时她的研究兴趣是语言病理学。我立刻给她回信，邀请她来我的实验室工作。这是我的几个最明智的决定之一。没过多久，她就接手了我的项目，不费吹灰之力地处理着各项事务，并赢得了所有人的好评。芬内尔的丈夫杰米在后来成为一家名为卡迪根山中学的寄宿制男校的校长。芬内尔夫妇坚持每天和学生们共进晚餐；因此，他们对男性行为可谓了如指掌。对芬内尔而言，实验室便是她的快乐源泉；同时，作为一位头脑犀利的科学工作者，实验室也是支持她放手发挥创造力的舞台，在这里她完成了许多研究，也提出了不少全新的见解。

在一个简单的知觉测试里，芬内尔注意到病人J.W.的左半球反应有些奇怪。她呈现了两个物体图片，一个位于另一个上方。二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它们的朝向。病人每侧大脑半球需要完成的任务便是判断两个物体的朝向是否相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J.W.的左半球（也就是在语言功能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大脑半球）竟然无法完成任务，反倒是平日沉默不语的右半球表现完美。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果在日后引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项目，芬内尔和亲密的合作者保罗·科瓦利斯（Paul Corballis）一起揭示了一个全新的大脑机制。正如我在上文中暗示的那样，他们发现大脑右半球中存在一个负责处理视觉信息的“解释器”。让我们仔细揣摩一番这个发现的意味——右半球中有一个特殊的偏侧化处理系统，赋予了我们比较两个视觉客体朝向的能力。左半球会说话，也会进行逻辑分析，但是，一旦与右半球分离后，它就无法完成这个简单的任务。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该发现证明，即便一个大脑半球能接收视觉信息，能对物体进行分类，能拼写，能命名，能联想，它依旧可能无法判断物体朝向。朝向特征需要另外一个神经模块处理，而在人类当中，该模块位于大脑右半球。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简直棒呆了。

在此之后，阿比盖尔·贝尔德（Abigail Baird）轰轰烈烈地闯入了我们在达特茅斯学院的生活——真的是轰轰烈烈。贝尔德刚刚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那之前，她是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的毕业生。她和我以往见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如果用聪明、精力旺盛和其他一些在本书里已经用滥了的形容词来描述贝尔德的话，那就太无聊了。贝尔德这人很难对付，但又幽默感十足。她在距离镇上32公里的地方买下了一栋老房子，凭一己之力对它进行了从房顶到地板的大改造——这在像贝尔德这样抱负远大的学者间并不多见。她经常穿着自己施工用的衣服来实验室，上头布满了油漆和石膏，但她总是能立刻进入科学家的角色，干脆利落地搞起科研。她发起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项目，研究对象是成年人眼里的一个神秘领域：青少年的大脑。她是首个提出青少年大脑功能尚未发育健全的学者之一。很快，心理学与脑科学系就把贝尔德从我的团队中挖走，让她以社会心理学家的身份成为系里的终身教授。然而，贝尔德那强大的性格使得她开始想念瓦瑟学院，并在几年后回归了母校的怀抱。

在这期间，一位来自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研究生新生加入了我们的实验室，名叫莫莉·科尔文（Molly Colvin）。对数家研究生院一番挑选之后，她选择来到新罕布什尔这片绿树成荫的土地，当然，我们先进的脑成像设备与活力四射的成员也是吸引她的因素之一。当时，除我们之外，依旧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学研究团队拥有属于自己的磁共振扫描仪，斯科特·格拉夫顿这样的专家更是独一无二。科尔文也是一位大刀阔斧型的人物。这样一来，当时我的手下既有芬内尔、贝尔德和科尔文，也有其他数位科研能力一流的本科生，因为他们的存在，整个团队的构成变得更加丰富而成熟。梅甘·史蒂文（Megan Steven）是当时实验室里的本科生之一，她也是一位拳击手，后来荣获罗德奖学金，远赴牛津大学，师从著名神经科学家科林·布莱克莫尔。她最终成了研究联觉70的专家，并成为首批揭示联觉患者与正常人大脑之间差异的科学家之一。

21世纪伊始，神经成像领域飞速发展。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够帮助我们寻找认知加工发生的脑区，在此基础上，更有诸多新技术使得追踪神经束信息成为可能——简单来说，这些新技术考察的是信息从一个活跃脑区转移至另一个活跃脑区的过程。将研究“脑区”与“脑区连接”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便诞生了成像领域在近年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技术上的进步也使得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让被试做一个简单的知觉任务，且已知任务依赖一些偏侧化的、只存在于某一侧大脑半球的加工机制，那么，我们是否能够看到两个不同的激活脑区，且两个脑区中的神经元通过某种方式协调着二者的活动？倘若真的是这样，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个神经加工机制，用以解释各种简单行为任务中观察到的个体差异现象。换句话说，面对同样的简单任务，有的人能够很快完成，有的人则需要花更多时间。快速反应者和慢速反应者是否发生了不同神经通路的激活？贝尔德与后来加入的科尔文和史蒂文一起从多个维度探讨了这个问题，并发现事实的确与预期的一样，人群中存在的个体反应时差异的确与各自所使用的离散神经通路有关。快速反应者抄了近道，利用那些最靠近大脑感觉区域的神经将信息传递至另一侧半球；与之相反，慢速反应者选择了一些较为晚期的通路。

一个气氛活跃的实验室总能吸引不少人才。很快，来自新西兰的马特·罗泽（Matt Roser）加入了我们。他是大名鼎鼎的迈克尔·科尔巴里斯71的学生，此人恰好是博士后成员保罗·科尔巴里斯的父亲。毕业于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的戴维·特克（David Turk）也来到了我们的实验室，他过去的导师是和迈克尔·科尔巴里斯同样有名的艾伦·巴德利72，除此之外还有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取得了博士学位后立刻重新归队的托德·汉迪。这群人才的加入为我们带来了一条额外的好处，那就是他们的导师也时不时会登门拜访，与我们一同享受科研的快乐。的确，生活是美好的。

重要的人生小插曲：担任总统的生物伦理学顾问

2001年9月11日，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照常出门上班，脑袋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念头。事实上，在世贸中心受袭当天，我正准备晚上乘飞机去德国出差。最先放出的新闻只是说一架小飞机撞上了大楼，而且飞机已经坠毁。真是件怪事，我心想，但并没有感到天崩地裂。我和妻子在“世界之窗”餐厅度过了无数美好的夜晚，还在那里举办了我们的婚礼午宴。在2001年的春天，我们的认知神经科学学会会议地址便选在了大楼隔壁的酒店，而会议招待宴同样在“世界之窗”举行。

然而短短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弄清了新闻里的真相。眨眼间，研究生们已经想办法用视频教学室里的复杂设备连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我们几十个人目瞪口呆地盯着屏幕，有的潸然落泪，有的陷入了震惊，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一件事情：被撞的世贸中心大楼并不是悲剧的主角。接着，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大楼，一号楼开始倒塌。现场顿时一片混乱。我一把抓住斯科特·格拉夫顿，把他带到了我家。在那个可怕的日子里，我俩一动不动地在沙发上坐了一整天，关注着电视机里的事态进展。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简单地描述出当时的情景。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9·11”事件对我们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心中燃起了一股难以名状的爱国之情。接下来的几天，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希望能站出来做点什么。美国人愤怒了，大多数自由世界的人民也愤怒了。一个月后，利昂·卡斯73的一通电话给我带来了行动的机会。他在电话那一头进行了自我介绍，并向我解释说，他受小布什总统之托正在管理一个生物伦理专家委员会，负责处理生物医学科技进步可能产生的问题。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委员会。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好的”。但是，我对生物伦理学一无所知，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是这份工作的合适人选。卡斯向我保证，尽管委员会处理的事务是生物伦理问题，但成员并非全是生物伦理学家。当时我们并没有讨论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有哪些，也没有提及卡斯是如何打听到我的名字、政治派别和信仰的，更没有问到我对干细胞研究等当下议题的了解。当年8月，布什就干细胞发表过一次讲话；我听过讲话的内容，但除了觉得他的考虑似乎很周全以外并没有作太多的思考。说实话，和大多数工作繁忙的人一样，对于那些不属于拿手强项的话题我也只会点头附和。

从接到电话到前往华盛顿开会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神奇的事情。白宫人事办公室和联邦调查局开始对我展开审查。我填写了一张又一张的表格，包括与投资者及其他外部委员会无利益冲突的声明。朋友和邻居纷纷接到电话，被人盘问我的人品如何。我还得保证已经为手下的所有记录在案的员工及其他由我个人发放薪水的人员缴纳了社会保障税。真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得知第一次会议时间是2002年1月后，我临阵磨枪地恶补起关于干细胞的知识。说起干细胞，人人似乎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大多数人对其后的生物学原理一无所知，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人员。的确，我们都对生物学略知皮毛，但通常只是一些含糊的概念。说到底，干细胞这种新兴技术有什么大不了的？一番补习之后，我恍然大悟。问题的核心在于胚胎，在于人类的生命到底始于何时。或者说，真正的问题应当是：“生命的诞生”与“人类生命的诞生”有何不同？一团细胞在哪一个阶段才能被赋予活人的权利？锵锵，这就是科学与政治领域的世纪难题。此次会议将针对这一重大问题展开讨论，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我将为此投入整整8年的时间。

终于，第一次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我见到了其他17位共同参与干细胞问题投票的委员会成员。我听说过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但只有一位有过私交。保罗·麦克休（Paul McHugh）连续多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精神科主任，并因将生物精神病学引入美国临床医学界而著称。尽管当时精神分析学派仍是主流，但他相信大脑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多数精神疾病。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位伟大的人，而我个人也对他非常崇敬。他是民主党人，信奉天主教，捉摸不定却又讨人喜爱。他操着一口波士顿口音，目光如炬，既能杀死一头猛虎，也能温柔地打发他人的中伤之语。毕竟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师，见识过这世上的一切。

2002年1月，咨询委员会会议的第一天，享受过风光一刻之后，我们在白宫的罗斯福厅碰头。大家伙儿热切而又专注地等待布什总统下达会议开幕的指令。总统走进这间小小的会议室，接过了会议的主持大权，并鼓励我们不遗余力地展开讨论。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喜欢辩论，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见过动真格的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74以后，其他人的辩论都不算辩论了。”

接着，总统让在座的各位简单说几句话，介绍自己的身份和专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发言都很正式，格式诸如“我是哈佛大学的某某教授，我的研究方向是某某某”。终于，轮到麦克休发话了，而他说的话令我永生难忘。麦克休说：“总统先生，我是保罗·麦克休，在说别的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最近还好吗？”几天前，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了一个新闻，称总统周日看橄榄球赛时不慎滑下沙发撞伤头部，在眉弓处留下了一道伤口。布什忍不住咧嘴一笑，说道：“好吧，除了觉得自己从沙发上摔下来、一仰头就看到自家的狗这一点有些愚蠢以外，我目前还不错。我之前从来没有从任何东西上摔下来过——除非是喝醉了。”麦克休用短短一句话轻松地打破了现场的僵局，而在拿自己打趣儿一番之后，总统也为我们制定了严格却又贴心的日程安排。

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可谓人才济济。它反映了学者圈与政客圈文化最为真实的一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它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在首都华盛顿，那些生物伦理学或生物医学问题的咨询委员会往往具有明显的偏向性，代表着大多数现代学者的俗世观点。他们谈论技术的用途与机制，但不关心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正义的概念、方法与目的、“是”与“应该”以及许多其他与人类决策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哲学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当下的政治热点。整场讨论处处暗藏杀机，但在利昂·卡斯的组织下，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保持了文明与冷静。

伦理、胚胎与政治

当我回首那8年，干细胞是绝对的主角。我的思想会把我领向何方？一月会议后，答案逐渐明晰起来。在委员会议题的吸引下，我不由自主地开始谈论相关的话题，诸如生命的起始与堕胎——来自耶鲁大学的外科医生理查德·塞尔策（Richard Seltzer）曾经将堕胎表述为“被移除的生命”。无论是在工作场所、专业研讨会还是餐桌，胚胎问题总能引起热烈的回应。一天晚上，我向弗朗西丝卡和扎卡里提起了这个话题。当时弗朗西丝卡还是个高中生，她修过生物课，并对细胞功能有一些了解，基于这些知识，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弗朗西丝卡希望发起一个全国范围的科学俱乐部活动，名叫“全能细胞”（totipotes）。而当我问儿子“你对生命的起始怎么看”时，他并没有把视线从那盘分量惊人的食物上挪开，只是就事论事地回答说：“等你第一次完成空场拦截动作75时生命才算真正开始了。”

我对干细胞的认识非常粗浅，因此完全无法理解各个重要概念之间的区别。在思考干细胞问题时，我和大多数人的水平一样（如果他们真的会去认真思考的话）：干细胞能够帮人治愈疾病，但干细胞的来源是即将被损毁的胚胎，这一点让人们很不高兴。尽管知之甚少，但我知道应该向谁寻求帮助，那就是我的好伙伴艾拉·布莱克。布莱克曾经是一位分子神经生物学家，如今则是一名神经病学家，即将成为新泽西干细胞研究所的负责人。他是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我俩一同发起过数十项研究。他是一个极其专注的人，工作起来不眠不休，而且总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一个冬天的夜晚，沙伦镇下起了雪，我和妻子给布莱克打去电话。他仍在工作，而电话这一头的我们正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房里，身边就是熊熊燃烧的炉火。布莱克当时一心扑在他的成人干细胞研究项目上。成人干细胞与胚胎干细胞不同，在生物医学领域另有一番应用前景。在那通电话里，布莱克为我们介绍了干细胞的基本知识。其后的一年间，他成了我频繁求教的对象，我从他那里获知了许多干细胞研究的最新进展。

那天晚上的晚餐之后，布莱克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正常情况下，一枚卵子和一枚精子在输卵管76中结合，形成一个受精卵；受精卵通常会沿着输卵管下移，在14天内着床于子宫壁。着床后，这枚受精卵就被称作“胚胎”。第14天后，神经系统开始形成。胚胎不断地发育、分化，在受精约8周之后，它就成为一个“胎儿”。关于以上这些知识，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了解。

但是，故事并没有这么简单，还有另外一些不那么广为人知的要点：双生子的产生通常发生在这14天里，与此同时，也可能会出现嵌合体（chimera）现象。两对不同的卵子和精子受精后会分别形成两个受精卵（即异卵双胞胎），当这两个受精卵重新融合为一个受精卵时，一个嵌合体就诞生了。在嵌合体最终发育形成的个体身上，不同的器官可能拥有不同的染色体组！不管怎么说，问题在于，精子与卵子结合之后，社会应该在哪一个阶段对其赋予成年人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一部分人认为，答案应当是最开始的一刻，也就是说，当受精完成、一枚崭新的受精卵诞生之后，它就获得了所有的权利。而这一部分人支持的观点正是可能的争议所在。对一个由两个细胞形成的受精卵而言，只要放任其自由发育（当然是在女主人体内），它就可以成为一个“人”。

布莱克进一步从干细胞的角度阐释了上述机制的意义。卵子和精子结合后，受精卵分裂为两个细胞，再分裂为4个，接着又分裂为8个、16个。这些细胞称作“全能细胞”（totipotent），即其中任意一个细胞都可以发育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也就是一个婴儿。我的女儿先前提出的活动名正是来源于此。如我所说，她已经领先了我好几步。细胞不断分裂，随后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该阶段的胚胎组织被称作“囊胚”（blastocyst），通常包含70～100个细胞。囊胚整体呈球形，由外层和内侧细胞团组成。广受追捧的干细胞便来自内侧细胞团。这些细胞被称作“多功能细胞”（pluripotent），因为它们不能像全能细胞那样发育为完整的个体，但能形成身体中任意一种器官，这也是为什么生物医学科学家们如此希望得到它们的原因。干细胞可以用于培育心脏、大脑、肺、肾、软骨以及你能想到的任何部件。具体的设想便是将干细胞依照一定的方法注入患有某种器官疾病的病人体内，从而让这些细胞帮助修复其患病器官。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你只需具备以上知识。然而我发现，获取背景知识仅仅是行动的第一步。

我注意到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是天主教教徒。人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身为天主教教徒的他们自然会选择反对干细胞研究，因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意味着研究者必须损毁胚胎，而这一行为违背了教义。然而，对教会历史稍作回顾就可发现，直到19世纪晚期，天主教才对类似的问题达成了统一观点。这个令教会头疼多年的问题即为：人类的胎儿到底发育至哪一个阶段时才算入教？早在13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曾经将该时间点定为怀孕的第三个月，而到了19世纪，一个教会理事会决定将之改为受孕当时。

不过，前人做出的决定都不重要。眼下已经是2002年，委员会里的天主教成员到底怎么想？犹太教成员、世俗主义者、其他基督教徒，民主党成员、共和党成员、自由党派人士、保守人士，女人、男人，科学家、生物伦理学家、人道主义者、律师、医生……这些不同身份的人又有怎样的观点？在这场大讨论里，活跃着一群来自不同专业、持有不同信仰的人士，他们密切关注着委员会收到的所有信息。与此同时，当我们在会上听专家们讲解干细胞研究的本质、真实实验的操作规程以及两性结合时，媒体便在一旁观察着我们。与这种压力相比，我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本职工作反倒成了小儿科。

刚加入委员会时，我对干细胞领域可谓一无所知，因此，我只能孤注一掷，独自面对种种困难。再后来，突然之间，我感觉自己似乎形成了独立的观点。当然了，此前我从来没有深入想过干细胞问题，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我完全可以从现在开始认真思考。在参与委员会工作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一个道理，即思考伦理道德问题是生而为人的核心意义之一。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我个人的一次觉醒。简单谈论科学概念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在聚光灯与摄像头的包围下，你必须对这一影响社会运作的严肃问题提出你真实的想法。道德体系在今后将何去何从？大规模干细胞研究是否将为人类文化结构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在整整6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坐在会议室里聆听了各路专家的见解，渐渐地，几个重要的观点开始形成。当年2月的第二次委员会会议上，斯坦福大学的杰出干细胞专家、美国国家科学院最新一期干细胞技术报告的负责人欧夫·韦斯曼（Irv Weissman）前来完成了一次演讲。我们在正式开讲前寒暄时发现，我俩竟然都是达特茅斯学院1961届的学生。不过他在开学3个月后就回到了挚爱的蒙大拿，因此我俩当时未曾见过面。他有一副热心肠，并且是干细胞研究的坚定支持者。

韦斯曼主持的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旨在揭开干细胞问题的神秘面纱，并对科学家们提出的若干种研究手段进行界定，其中包括成人干细胞研究、胚胎干细胞研究、生殖性克隆（reproductive cloning）及所谓的“体细胞核移植”77。韦斯曼的发言很快让现场炸开了锅，领头者是吉尔·梅兰德（Gil Meilaender），这位道德神学教授是委员会中的基督教道德卫道士之一，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一所小型大学。梅兰德为人讨喜，爱说冷笑话，但也是一位喜欢煽动争论的人。他的观点真实反映了诸如韦斯曼这样的还原论者与他自己这样的人文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他声称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不过是用一套不同的术语来表述同样的问题，而该问题正是当前讨论的核心：人类胚胎。梅兰德向韦斯曼提出的问题如下：

科学院的报告讨论了两种研究手段，并称二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其一是人类繁殖性克隆，其二是细胞核移植产生干细胞。假设我们在实验室里看到了两个克隆囊胚，分别取名为X和Y。我们没有被告知到底哪一个是X，哪一个是Y，但我们知道X是用方法一培育出来的，而Y是用方法二培育出来的。此时有人让我们仔细检查X和Y，并确定X和Y分别是哪一个胚囊。我们应该基于哪些标准来得出答案？

梅兰德与韦斯曼的对话让我开始思考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其说是矛盾，不如说是莫大的误解。从生物学层面看，梅兰德是正确的。用两种方法得到的生物体（即囊胚）在植入子宫后都可以发育成一个人类个体。两个囊胚也都能向生物医学研究贡献干细胞。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与此同时，在韦斯曼眼中，这是两种不同的操作，因为人们在进行这两种操作时所怀的目的完全不同。矛盾的是，身为还原论者的韦斯曼相信，囊胚不过是一群分子的集合，缺乏一个功能完整的、具备认知能力的“人”所具备的要素。一个美味的有机番茄既可以被碾碎加入比萨酱，也可以被切成精致的小片，做成意式奶酪番茄沙拉。主厨的大脑和双手决定了这个番茄的命运。类似地，科学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培育一个完整的个体——或者用更直白的话来说，一个婴儿。他们制作干细胞是为了拯救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在他撰写报告书的那个阶段，并没有人真正想去克隆一个婴儿。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可能带来不少危害。另外一些人则相信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生命，而人类无权干预这一过程。

很明显，无论是身为委员会成员还是工作在其他岗位，科学家群体大多将囊胚视作一团细胞，且认为道德问题的核心在于该如何处理这团细胞。但是，根据梅兰德的观点，囊胚并不是一团细胞，它已经是一个“人”。我开始意识到，此处需要弄明白的问题在本质上并非“人类生命始于何时”，而是“该在何时向囊胚赋予道德地位”。的确，生而为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争论进行的同时，其他一些专家陆陆续续前来为委员会发表报告。其中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来自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的一位妇产科医学研究者。很多人认为他提供的数据相当精彩：在自然的两性结合过程中，有30%～80%的受精卵会自发流产！某次会议休息期间，一位天主教成员对我说：“哎呀，难道女人们应该给那些人举办葬礼？”

委员会的部分内部成员也提出了一些令人观点动摇的见解。著名的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eal Sandel）开始分析布什总统在干细胞研究中的立场。他认为，从道德角度来看，总统的决定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一方面，布什已经下令停止对生物医学领域的克隆研究提供联邦政府资助，理由为人类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应损毁任何一个胚胎。然而另一方面，正如桑德尔指出的那样，他并没有反对私人资助的生物医学克隆研究。依照这个逻辑，如果能够拿到私人资助的话，人们就能杀死胚胎了吗？

在咨询委员会会议中，我开始向我自己的分析中引入各种比喻。在我看来，部分不等于整体，更不用说囊胚还不具备“大脑”这样一个器官。我想出的类比是这样的：“如果家得宝商场78被大火烧毁了，新闻的头条不会写成《30间房屋被烧毁》，而会写成《家得宝被烧毁》。”构成了商场的是家得宝，而不是整栋房屋。

我还试着提出了“脑死亡”的类比。在讨论人类器官移植问题时，脑死亡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议题，其结论已被广泛接受。临床领域已经对脑死亡建立了严格而又可靠的定义。当病人大脑遭受不可逆转的脑损伤且脑电波变为一条直线时，他的器官（包括心脏）可用作移植，从而拯救他人的生命。该标准已经得到了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Ⅻ）本人的认可。我分析说，如果人们能够接受“脑死亡病人的器官可用作医疗用途”的观点，那么同样是出于医疗目的，使用囊胚这样一个连大脑都没有的实体中取出的细胞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干细胞研究的支持者。我对自己的论述进行了整理，并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专栏特稿。等到晚春时节，各派观点的界线已经确立。在7月的会议上，咨询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有机会公开阐述自己对这些饱受争议的话题的观点。最后，我们必须就各自对繁殖性克隆及生物医学用克隆的看法进行投票。委员会成员肩上的压力日益增大，《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在5月中旬就此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委员会对克隆问题的意见即将出现裂痕。一连几个月，各路记者对我们穷追猛打，向所有那些愿意聆听的人传递着各种观点、偏见和见解。

在6月的会议上，卡斯让我们做出一个选择。他列出了若干提议，反映了我们在过去5个月间讨论过的所有观点，他希望我们每个人就这些提议表明自己的立场。其中两个主要观点为：

选项3：禁止以培育婴儿为目的的克隆……以生物医学研究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克隆使用必须遵循相关规定。选项3称作“禁止加监管”。

选项6：暂时禁止以培育婴儿为目的的克隆……让人们理解这是一个临时的禁令……并为生物医学研究目的克隆划定叫停期限。选项6称作“禁止加暂停”。

17位委员会成员分别阐述了各自的倾向及相应的理由。每个人都给出了明确的决定，甚至包括3位一直摇摆不定的成员。最终结论为：全体成员均支持禁止繁殖性克隆。尽管给出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从科学角度出发，有的则从宗教角度出发，但基本上所有人都认为这种行为既恐怖又怪异。

正如我所说的，6月的这次投票结果很明确。7人投票要求同时禁止生物医学研究目的的克隆，也就是说，这群人支持“暂停”的选项。他们承认可以接受“暂停”的说法，因为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向世人证明，生物医学目的的克隆在本质上是错误的。

包括我在内的另外7人把票投给了“监管”选项，也就是说，克隆研究可以继续，但必须建立相关的规定。因此，这群人对生物医学研究目的的克隆并没有道德上的反对意见。最后，剩下的3名成员表示，在一番犹豫之后，他们也决定允许生物医学克隆的进行。总而言之，这就意味着生物医学克隆一共获得了10人的支持及7人的反对。会议的公开记录忠实记录了这一结果。想到6个月的工作终于换来了一个融合社会各路意见的合理决议，我高兴极了。

但是，卡斯并不喜欢用投票的方式表明立场。他指出，咨询委员会应当是一个向公众传播多方观点的组织，而这也应当是委员会的功能所在。他真不愧是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然而，划清底线是首都政府的运作信条，因此他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六月会议之后，我们收到了一张表格，要求我们在其上投票、签名，并立刻传真回白宫。一个月后，在七月会议公布了我们的报告和投票结果（图8-4）。神奇的是，在短短一个月间，委员会成员的观点发生了改变：10个人支持暂停，7个人支持在监管下继续克隆研究。同样的投票，结果却不同。

六月会议后的数个星期里，全面禁令的支持者一定采取了一些举措，试图拉拢那些立场不坚定的投票者。他们并没有联系我们这7个明确支持继续克隆研究的成员。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没有必要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6月到7月的这段时间里，希望全面禁止克隆的7位成员团结在一起，形成了“暂停”令支持团体，并成功地争取到了3位原本支持“监管”的成员，让他们相信用“暂停”替代“监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这样一来，投票结果就向公众传达了这样一则讯息：委员会大部分成员支持全面叫停克隆研究。当时《纽约时报》是这样报道此次投票的：

图8-4　人类克隆问题报告书公布的新闻截图

2002年7月11日，利昂·卡斯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见面会上公布了人类克隆问题的报告书。这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会议，因为卡斯必须提及委员会中那些与他持不同意见的成员，也不得不承认白宫、国会以及媒体的政治现状。

布什的生物伦理学意见小组推荐暂停而非禁止克隆研究

在一则人们期待已久的报告书当中，布什总统的生物伦理学顾问们指出，国家不应立刻禁止以生物医学研究为目的的克隆研究，而应为之划出一个长达4年的暂停期，从而让公众有时间进行更多的讨论。暂停克隆研究的决议使得生物伦理学咨询委员会的立场与总统本人出现差异，后者支持全面禁止人类克隆实验。与多数意见不符的是，18名成员当中有7名决定更进一步，推荐允许科研目的的克隆在政府监管下继续进行。《纽约时报》获取的一份报告总结书表明，即便是多数派成员之间也出现了分歧。“我们当中部分人认为，从伦理学角度来看，以生物医学研究为目的的克隆永远不应实行，这些人支持设立一个暂停期，从而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更加民主的方式论证我们的观点。”多数派写道，“我们当中另外一些人支持暂停的原因是该举措能够提供时间与推动力，以促进全国监管体系的建立。”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在花费7个月的时间用于考察克隆实验对社会及伦理带来的影响之后，委员会呼吁国家禁止将克隆技术用于制造身为成人基因拷贝的婴儿。尽管小组成员意见不一，一位高级行政官员依旧称该报告“与总统的核心观点相符，即所有的人类克隆都是错误的，不应得到政府的承认”。该名官员补充说，多数派的观点“明确否决了部分人的提议，即我们应当在今天禁止繁殖性克隆，同时允许科研克隆继续进行”。

当然，委员会的观点其实与总统的核心意见完全不符，后来卡斯也听说了这篇报道。委员会成员明显遭到了误解。几个月后，吉尔·梅兰德在《新大西洋》（New 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精准地指出：

就政治问题本身而言，委员会成员之间明显存在分歧。10名成员支持暂停以生物医学研究为目的的克隆，7名成员支持继续此类研究，但必须是在相关监管条例确定之后。（原先的18名成员当中，有一名已经退出委员会，且在报告书发表之前尚无人填补这一空缺。）但是，所有人都能将该结果视作为己方的胜利——如果宣告胜利真的有意义的话。10名多数派成员中，有3名支持暂停而不是永久性禁止生物医学研究目的的克隆，因此多数派观点的支持者完全可以、也应当向公众强调，大多数委员会成员是反对禁令的。

七月会议后不久，媒体便对委员会丧失了兴趣。我们的报告书遭到了冷遇，和首都华盛顿出产的大多数报告书一样，被丢进了一个无人理会的大坑。不过，回顾这份报告书的筹备及发表阶段，当时媒体表现出来的关注其实恰好说明了一个事实：如果生物学家们能够找到一个绕开道德问题的方法，那一定棒极了。事实上，短短4年之后，多亏了日本分子生物学家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这个梦想真的实现了。他找到了一种惊人的方法，能够逆转细胞的发育时钟，从而将任意一个体细胞转变成多功能干细胞。无需丢弃囊胚，不用应对道德难题，科学家们只需取来任意一个细胞，将之改造成干细胞，再进一步培育成病人所需的特殊器官细胞。就这样，科学继续稳步向前，而山中也在6年后荣获诺贝尔奖，正可谓实至名归。

我们的委员会持续运作了约8年，期间应付了各种各样的难题。让我逐渐感到恼火的是，委员会经常爱把一些问题形容为惊世浩劫。2008年，头脑冷静的史蒂芬·平克在一篇文章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总结，而我个人觉得他的表述非常准确：

神学保守派的生物伦理学存在一个弊病，它将天主教的思路强加于俗世的民主政治之上，只要一件事物令某些人感到不舒服了，它就会搬出“尊严”一词对之进行打压谴责。自从10年前克隆羊多莉问世之后，保守的生物伦理学家就种下了恐慌的种子，这种恐慌进一步被耸人听闻的媒体放大，使得公众的生物伦理学讨论演变成一团毫无科学可言的乌烟瘴气。幻想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情节被奉为绝对错不了的预言。人们将克隆技术误解为死人复生或量产婴儿。长寿变成了“永生”，改进变成了“完美”，筛查疾病基因变成了“订制婴儿”乃至“物种改造”。事实上，生物医学研究就像西西弗斯的惩罚，从极端复杂、迷雾重重的人类躯体中勉力寻找着每一点微小的医学进步。它不是、大概也永远不会是一列失控的列车。

继续前进

公共服务的职责又一次降临在我的头上，我成了达特茅斯学院的系主任。遴选委员会一致同意提名我为候选人。他们交给校长的备选名单上也只有我一个人。事后看来，担任系主任的我在后来选择跳槽似乎并不妥当。与此同时，多年缺席教职工会议也使得我缺乏了一些特定的技能。要想当一名成功的系主任，你要么必须在操纵教工政治斗争方面自有一手，要么背后有上级的全力支持。然而我在两方面都不合格。我只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了两年。令我高兴的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邀请我回去工作，这看上去是一个好机会。

离开达特茅斯学院6年后，在我的第50届同学会上，达特茅斯学院向我授予了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图8-5）。我的家人参加了那次活动，而我们1961届的同学请我在典礼之后进行一次演讲，向大家介绍我的研究工作。当时的场景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我让我那美丽的女儿弗朗西丝卡（同时也是达特茅斯2007届的学生）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名研究生完成了大部分演讲内容。正如约翰·肯尼迪所言：“这支火炬已传递给新一代。”演讲之后，一位系主任找到我说：“弗朗西丝卡在找工作吗？”我热爱达特茅斯学院，我的家人也是，这一切尽在不言中。为了表达这份母校之爱，我的哥哥、他的两个儿子、我和我的两个女儿一同设立了一个奖项，用于奖励那些在科研方面有杰出表现的毕业生。

图8-5　我在达特茅斯学院的第50届同学会

2011年，达特茅斯学院的新校长吉姆·金在我们的第50届同学会上向我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同样获得了一份荣誉学位。柯南·奥布莱恩发表了典礼致辞。

第四部分　大脑分层

第9章

涌现心智之谜

新想法的美好之处在于你对它一无所知。

——查尔斯·汤斯79

2005年，我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一个全新的开始。说到开始新生活，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圣巴巴拉更合适？毕竟，那里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40年前，我在卡平特里亚镇买下了一处房产，位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南边，距离校园只有20分钟车程。如今此处房产依旧在我名下。新工作，新气象，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我的新书即将出版，新家气候宜人，搬进40年前由自己亲手设计和建造的房子更是令人满足。锦上添花的是，我的许多亲人就住在附近。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新赞助商塞奇出版公司捐赠了一笔巨款用于成立脑科学研究中心。生活真是美好。

我有一大家子人要照顾，而加州大学为我这种66岁的人提供的人寿保险价格不菲，考虑到这一点，我决定在私人保险公司购买自己的保险。这样花销会少很多，而且在家就能完成公司方面要求的体检，我只需找一位提供上门服务的医疗保健专家。做个简易心电图测试，抽一小管血，接下来就可以坐等结果了——我原本以为会是这样。然而几个星期之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我提交的定期人寿保险申请被拒了。对此我发表了一通抗议，但对方表示，公司政策规定不允许他们向客户解释原因。又过了几天，他再次打来电话，小声对我说出了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愿听到的话：“你的前列腺特异抗原（prostate-specific atigen，简称PSA）指数是16。”

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汉诺威的达特茅斯-希契科克医疗中心看病。那家医院的领头人是一位世界级流行病学家，他的研究表明测量血液中前列腺特异抗原水平的生物标记物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负责我的医生让我自行选择是否接受测试。我很清楚这位流行病学家有充分的理由提出他的观点，因此决定对他表示支持，并在此后的10年里再也没有做过测试，直到这一回，我拿到了高达16的测试结果。该观点同疾病发生与治疗结果的基本比率有关。流行病学家们从大量数据中总结出一个规律，即平均而言，前列腺特异抗原指数升高的病人在接受多种医疗干预后并不会出现显著的改善。换句话说，平均而言，如果你得了这种病，治疗也无法带来任何效果，那么测试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当然，问题在于，平均值是由个体数据组成的，而在这些个体中，有些人其实获得了不错的治疗效果。我可以告诉你，当你被告知自己得了前列腺癌后，满脑子只会想：这群医生啥时候才能开始帮我治病？他们可不是花架子，快做点什么！你内心的焦急将彻底盖过冷冰冰的统计分析。

我的侄子和我同名，叫作迈克尔·斯科特·加扎尼加（Micheal Scott Gazzaniga）。他是一位医术超群的泌尿科医生，也非常善于与病人沟通。他向我详细解释了这个令人苦恼的检查结果，甚至表示愿意在他位于奥兰治县的诊所亲自为我做一次活组织检查。我曾经听说过一些可怕的传闻，说是一位朋友在做过活组织检查后患上了脓毒症，差一点儿就丢了小命。另外一些人则隔三差五地抱怨这项检查特别地疼。一时间，手术，化疗，激素治疗，最后因前列腺癌而痛苦地死去，无数恐怖的念头涌进了我的脑海。迈克尔帮我冷静了下来，并说他已经做过超过3 000例活组织检查，从来没有遇到过并发症，而且他的操作保证不会让我感到疼痛。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他判断我的前列腺的确出了问题，而且还病得不轻。

迈克尔很快安排我去见一位著名的泌尿外科医生，来自南加州大学的唐纳德·斯金纳（Donald Skinner）。斯金纳和我年纪相仿，在前列腺手术方面是出了名的妙手回春。我还记得他当时大步走进检查室，手里拿着我的各种表格和扫描结果，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对我说道：“兄弟，你到底做了什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他向我和我的妻子详细解释了我的病情，并安排我下个月做手术。在那之前，我还需要接受一个短期的激素治疗，以便在手术前缩小前列腺的体积。手术当天早晨，迈克尔也来到了手术室，因为他想亲眼见证斯金纳那神奇的操作，当然，也是为了向我表示支持。住院医师把我从准备室里推了出来，我对夏洛特说了些什么，等我再次苏醒时已经身在重症监护室，周围全是微笑的护士，告诉我说一切进展顺利。这一刻真是又古怪又美妙。医生把我的腹部切开，摘除了前列腺，并留下了一道30厘米长的切口。几个小时过后，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我已经可以站起来四处走动了。吗啡功不可没，当然，家人的鼓励和这家一流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是一剂良方。

第二天，斯金纳医生在巡诊时来看望我。和所有教学医院一样，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实习生和住院医师。我忍不住张口就问：“我还能活多久？”斯金纳顿了顿，看着我用平静的口吻回答说：“我已经把你的寿命拉回正常水平了。”夏洛特和我都感到很高兴。考虑到术前活组织检验的状况，我们都以为我大概只能再活两年。

生活中像这样的事情总是会让我们的大脑进入一种我在平时尽力回避的状态，那就是思考死亡，尤其是过早死亡的问题。当然，我们都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有死去的朋友，也见证过父母的离世。但是，这些经历都与你亲自面对死亡的那一刻没有任何关系。你就要死了，这不是什么存在主义者的说教，也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悲剧，你的人生舞曲到此为止。

我的观点与常人无异。人生的灯火总有熄灭的一刻。等到它们熄灭之时，你也不会知晓，因为你已经死了。你也不会想念家人和朋友，因为你已经死了。所以，人在活着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而烦恼。他人会在你死后思念你，但反过来，如果他们突然逝去，你也会思念他们。的确，你再也做不了那些你想做的事情，但你已经死了，不会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遗憾，那么，这个担忧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此等等。从头到尾分析一遍之后，死亡似乎变得不那么可怕了，也不那么令人气馁了。生命终结有如落叶归根。事实上，在接受手术的一年之后，我意外地获得了一项殊荣，而这些关于死亡的念头也让我为此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百年吉福德讲座

2007年，我受邀成为爱丁堡大学2009年吉福德讲座的主讲人，对此我感到既惊讶又开心80。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曾经将吉福德讲座形容为大师级的演绎以及“哲学家生涯的至高荣誉”。这一系列讲座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创始人吉福德爵士将讲座的主题定为“讨论作为科学的自然神学”，也就是说，“（在讨论中）不提及也不依赖于任何假定的特殊例外以及所谓的奇迹天启”。这个我可以做到！我有两年的时间来做准备，而且此时的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能够活到任务完成的那一天。

在吉福德讲座邀请的推动下，我开始整理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想法，包括人类的意义以及神经科学的未来走向。这样一项任务能够让人跳出日常，使你不再局限于下一个需要完成的工作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必须将自己的毕生经历升华至一个全新的高度，压力之下，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大脑在噼啪作响。曾获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总是爱说，我们的大脑是一群懒汉，并不喜欢工作得太勤奋。而乔治·米勒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并且用风趣的口吻对结果进行了描述：他发现人们的工作记忆是有限的，同一时段内只能保存少数几个活跃的信息。然而，此时我手头需要处理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为了找到将这些零散信息组合在一起的方法，我需要另外一个抽象的层级来指代相关的概念，或是用单字替换，或是取昵称，或是使用行话，从而为我的工作记忆节省出更多的空间。我需要着眼全局。我能做到的，我心想。我是个喜欢从全局角度看问题的人。毕竟，当我们被细节淹没时，抽象概念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

神经科学的主题为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方式，目前在领域中存在两大思想流派。有些人认为大脑结构在发育早期就已成型，而个体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正是大脑本身变化的产物。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大脑中存在多个固定的结构，不同的任务可能激活不同的结构，使得大脑整体看上去像是一个变化的、具有可塑性的系统，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当下神经科学领域的迫切愿望便是确定这两种设想到底何为真何为伪。等到问题得到解答的那一天，大脑种种奇妙能力的奥秘也将被揭晓。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诸多的二分对立的争论当中，“大脑是固定的还是可塑的”正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争论则与大多数科学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还原论信仰有关。还原论是一种哲学立场。它认为复杂的系统不过是其各个部件的总和。人们可以从部分推测整体，也可以从整体描述部分。在神经科学领域，该观点可以表述为：A产生B, B产生C，这是一种简洁漂亮的线性世界观，当你试图去研究大脑时，它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思考起点。“研究简单系统吧！”而且越简单越好，譬如海蛞蝓和蠕虫，倘若真要研究灵长动物，那么光研究单个神经元的表现就好了。有些问题可以用大鼠和小鼠来解决。

再次强调，以上这些思路均带有浓重的还原论色彩，它们坚信关于大脑及其功能产物的一切原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神经元里的电子运动方式。从认知到行为，再到神经系统，再到细胞和分子，科学研究就像在给橘子剥皮，一步一步刨根掘底，直到找到里边的种子。更进一步，种子可以长成一棵能够结橘子的树，类似地，我们也能再度搭建出一个完整的大脑。从电子到分子，我们能一路向上，最终还原出认知过程。所有的零件都将完美归位。我从小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在很多方面也相信它的正确性，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的我依旧如此。与此同时，我的脑中却有另外一个念头在与之角力，高喊着：“事情不可能是那样的！”

事实上，勤勉工作的科学家们总是知道自己研究的局限性，也能意识到自己或许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当某个观点被推翻时，往往并不是因为其最初的支持者没有想到其他的可能。他们通常很清楚还有其他观点或许能解释现象背后的机制，尽管这让他们感到很痛苦。在这场纷争中，他们会选择一个派别并一直坚持到再也走不下去的那一刻，有时甚至可能坚持得更久。卡尼曼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沉没成本误区”（sunk cost fallacy）：当你已经投入大量资源时，你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坚持到底，而不再考虑正确与否的问题。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当下，在人类脑成像实验中，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正致力于寻找那些似乎在某种认知状态下更加活跃的脑区以及脑网络。不过，大脑到底如何定义我们是谁，又到底如何决定我们的感受？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脑成像这种新时代的颅相学或许并不能抓住问题的核心。我过去时常会想，有一种聪明的方法能够帮助人们更明确地阐述这些想法，那就是让科学家们在论文投稿时附上一篇针对自己研究工作的评论性文章。我相信他们的评论一定会非常尖锐，毕竟没有多少科学家是傻瓜。

生活的脚步继续向前，新的实验不断出现，有的站稳了脚跟，有的则被彻底否决，人们对心智与大脑问题框架构建的全局观念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生着改变。从很多角度来看，科学研究和你在小道上行走没什么两样。你走在一条前人踩过无数遍的道路上，突然发现了某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其实一直都在那里，但在此之前却没有人看到它，或是因为信仰，或是因为无知，或是因为疲劳，抑或是因为注意力放在了别的东西上。当一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向他那位对有效的货币市场深信不疑的教授说：“先生，路上有一张百元大钞。”教授会回答说：“这不可能。”我们被自己的理论蒙蔽了双眼。而这一回，着眼全局的大任落在了我的头上。

大脑原理一瞥

长达70年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史告诉我们，大脑并不是一碗毫无规律可言的意大利面，里边的神经连接不会像面条那样因为大厨的每一次抛洒而随机散开四下游走。与之相反，大脑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生物机器，能够管理一整套复杂的行为，多年前，查尔斯·谢灵顿爵士（Sir Charles Sherrington）曾经将之比喻为一台“被施了魔法的织布机”。生物体能够利用DNA“记住”该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而进化上的成功可以表现在结构和功能这两个方面，譬如脚趾、爪子和肝脏。大脑也不例外，它的成功之处同样被编码在DNA中。毕竟有谁愿意从零学起呢？那可是个糟糕的生存策略。更好的方法应当是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做好起步的准备，然后尽己所能地向前冲。我们的大脑生来便自带了许多程序，能够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斯佩里在神经特异性方面完成的研究工作为该观点打下了基础：在加州理工学院时期之前，他发起并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揭示了大脑神经元的连接建立机制。倘若你能认真揣摩这些实验结果，便可更好地理解其后许多关于大脑的新发现。小婴儿在出生后就已具备了一身本领。这些年来，一个又一个的实验结果向我们表明，无论是1岁也好，1个月大也好，婴儿其实掌握了不少知识。在发展心理学领域的文献中，婴儿显现特定能力的年龄也在不断地提前。最近，一群聪明的匈牙利心理学家精心组织了一套心理学实验，观察婴儿在实验各个阶段的眼部运动，结果发现，6周大的婴儿已经形成了关于他人的心理理论，能够理解对方身体姿态当中隐藏的社会含义。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些实验当中，人们发现婴儿似乎天生喜欢向他人传授新信息。斑马鱼和狗也能敏感地察觉社会秩序等信息，然而，与这些动物不同，人类婴儿似乎生来就有“好为人师”的习惯。

“大脑在出生时就已预置大量程序”的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不过，出于本能，一些人更愿意相信大脑是一个无限可变的器官，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愿望，它深深地根植于美国人的信念当中，即任何事物都可在外力作用下变得更好。许多领域内的专业人士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由于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暂且将之称为大脑的“无穷易变性”。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神经疾病最终都会导致部分脑功能的丧失，而受疾病影响的脑区并不能由其他脑区自动取代。

除此之外，过去70年间的神经科学研究还有力地证明了另外一个观点，即行为、认知乃至意识本身背后的加工都是高度模块化的，彼此之间呈现并行关系。该观点认为，和大多数复杂机器一样，大脑的运行过程由大量并行加工组成，这些加工以一种精巧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最终实现一个统一的功能。乍一眼看上去，将大脑功能理解为由高度模块化系统完成的复杂整合性加工似乎毫无道理。事实上，你越是深入思考就越会觉得不对劲。对现实生活中的机器来说，取出任何一个零件都将阻碍它的运行，但对大脑这台“机器”而言，移除某个脑区的影响往往小之又小。当然，有些脑区的确非常重要，但另外一些脑区却不过是点缀在蛋糕上的糖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若要理解科学家们为何如此支持模块化理论，首先我们可以想一想裂脑病人的一个惊人特质。在两侧大脑半球分离之前，具备言语功能的左半球能够愉快地描述整个视野。和身为正常人的你一样，病人在看他人面孔时，不光能看见对方的右半边脸，也能看见左半边脸，大脑能奇迹般地将两半边脸的视觉信息沿中线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面孔。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有些复杂了。正如前文所说，病人在接受裂脑手术后，具备言语功能的左半球只能看到右边的世界。如果你问他们：“有什么变化吗？”他们会回答说变化不大。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会说话的左半球看来，一切似乎还挺正常。怎么会这样？倘若你在手术后醒来时发现自己只能看见右边的东西，你会说变化不大吗？不，你或许会说：“啊，医生，之前我盯着你的鼻子看的时候，可以看到你的整张脸，但是现在我只能看到半边脸。这是怎么回事？”的确，当病人的左右半球未被分离时，右半球负责了部分信息的加工，那么，在手术后，左半球为什么不会丢失这部分信息？你可以仔细想想这个问题，这里提供一个小提示：在你的个人体验当中，你的意识知觉是连续的，中间没有任何间断，而负责这种体验的正是你的左半球；与此同时，为了产生意识知觉，大脑还必须进行海量的潜意识加工，然而你并不会刻意去思考这些加工过程，也不会因此而感到空落落的。事实上，你如果没有关注脑科学研究进展的话，甚至可能不知道潜意识加工的存在。两侧半球分离之后，右半球依旧行使着过去的职能，但病人的意识再也不能接触这些加工过程。它们成了你既不会怀念也不会惦记的东西。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右半球知觉范围内的信息（即左侧空间当中的所有信息）加工是单独由右半球完成的。我们已知右半球中存在一些参与左侧视野信息加工的处理器，这些处理器也决定了信息加工过程的发生地点。在大脑的各级系统当中，局部加工皆为一种主流策略，且多半发生在意识层面之下。这种加工具有模块化特点，普遍而又快速。

再谈模块化

人类大脑体积可观，而模块化便是其产物之一。大脑的结构组织遵循一个普遍规律，即脑区面积越大，包含的神经元就越多。神经元越多，与之相连的神经元也就越多。但是，神经元的连接数量是有极限的。如果任意两个神经元之间都有连接，那么我们的大脑直径将会长达20公里。真是个大脑袋！这样一来，神经元轴突就不得不伸得老长，大脑加工速度也会因此下降，从而导致身体运动紊乱，思考速度变得缓慢而迟钝。这个硕大的脑对能量的需求也非常高，我们将被迫为此吃个不停，如此等等。因此，在进化过程中，猿猴大脑的体积不断增大，神经元数量也逐渐增多，但由于并不是每一个神经元都和其他所有神经元建立了联系，最终导致了神经元连接比例的下降。

神经元连接比例下降改变了大脑内部的结构和连接模式，产生了大量的神经元群，这也使得大脑整体对单个元件或连接通路的容错性上升。大脑局部网络内的神经元彼此高度连通，连接数远远超过与其他系统的联系。将通路划分为若干个神经网络的策略能够有效地减少网络之间的依赖，并提高各网络的稳健性。不仅如此，它还能帮助个体进行行为适应，因为每一个网络都能独立运作并做出相应改变，且不会给系统当中的其他部件带来任何影响。这些特化的局部网络均有其独特的功能，也能响应外界的需求实现适应或进化，它们就是所谓的“模块”。

模块！模块！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能听到大自然母亲的高呼。如果有什么现成的东西又有用又是模块化的，大自然一定会把它利用起来，随即挺进下一段进化之旅。正如爱丁堡大学的著名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所说，胡迪·利普森（Hod Lipson）和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们证明“猿类对手指运动的控制能力不仅仅依赖于神经系统，相连的肌腱网络也在其中起到了复杂而又关键的作用”。换句话说，既然进化让我们获得了灵活的双手，那么为何不利用手部肌腱中现成的转矩关系？这样一来，若要控制单个手指的运动来完成一个复杂任务，大脑只需给出一套简单得多的指令。它的命令更像是“把那个杯子拿起来”，而不是“好的，大拇指向下压，力的大小为x，持续时间为y，与此同时，说你呢，中指，向旁边伸……”通过这种方法，大脑便能独自控制“运动方向及手指力量范围更大”的动作。克拉克经常喜欢向我们强调，在本例中，“一部分控制器位于躯体解剖结构内，尽管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人类解剖结构的控制完全依赖于神经系统”。当你在奋力弹奏肖邦练习曲时，发号施令的不光是你的大脑；你的手指也承担了部分责任。

在进化史上的每一次大变革之后，大自然母亲并没有选择从零做起。大脑实现了功能模块化，学会了利用中枢加工系统向外发放指令并推动任务完成；类似地，为了目标的达成或是行动的实施，整个认知系统——包括脑、躯体和环境，都会从其他系统中调用现有的信息。

不过，如果你坚持用简单线性的思维看待大脑功能，即认为模块A指向模块B再指向模块C，你一定会对模块化理论大感不满。假定线性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为了让所有的模块跟上信息更新的进度，就必须得有大量的信号传输线路，这样一来，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大脑就不得不长到直径20公里的规模。与此同时，这种简单的还原论观点还要求有一个最终的关键节点能够让所有那些复杂交错的局部结构汇集在一起，一番组合之后，看，意识体验便诞生了。

然而，早在50年前，几项简单的裂脑人实验就已对该模型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胼胝体这一大脑中最大的信息交流渠道被切断后，会立刻产生两个意识体，它们彼此相似，共同分享着同一个躯体，我们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两个能够生成意识体验的最终节点？

为什么手术刀一切，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就突然变成两个并列的意识系统？

简而言之，裂脑研究得出的结果并不支持“A产生B再产生C”的简单线性模型。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概念——至少是不同的概念来理解这些研究观察到的现象。

在科学界，“涌现”（emergence）的概念无处不在，即简单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复杂的系统。生物源自化学，化学又源自粒子物理。类似地，心智源于神经元的相互作用，更上一层，经济学原理源自心理学。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概念，却又似乎真实存在，当你在研究神经心理学现象时，这种感觉尤为明显。心智与物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是否存在某种涌现机制负责协调大脑各模块的运作呢？

神经外科手术室里的个案研究

多年前，曾经在托莱多市的俄亥俄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Ohio）行医的神经外科医生马克·瑞波特（Mark Rayport）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清醒病人的开颅手术途中，他在病人不知情的状态下向其嗅球（和嗅觉加工密切相关的脑区）提供了一个微弱的电流刺激。根据瑞波特的描述，他会用一种欢快的口吻和病人交谈，话题诸如即将来临的春季周末，并趁着病人专注闲谈之时向嗅球施加电刺激。病人会突然打断对话，说道：“谁把玫瑰花拿进来了？”一段时间过后，瑞波特将谈话内容转为一些负面话题并再次提供电刺激，电刺激的性质、强度及刺激的脑区都与刚才完全一致。病人会再次打断对话，但这一回他说的是：“谁把臭鸡蛋带进来了？”

这里便是一个心智加工影响大脑加工的例子，尽管整个过程都发生在病人脑中。仿佛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在对一个“自下而上”的有形的生物加工过程发送指令：心智在向大脑发送指令的同时也在影响大脑的加工。简而言之，物质的大脑产生了非物质的心智状态，与此同时，心智本身也有话语权，能够反过来影响产生心智的物质状态。

把玩“涌现”概念及其蕴意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涌现”的概念？一个微观水平上的复杂系统经过一番组织之后形成了一个宏观水平上的全新的结构体，而后者拥有许多前者当中不存在的性质，这就是涌现的过程。例如，原子的运动及性质可以用量子力学理论来进行描述。当微观的原子汇集在一起构成一个宏观的棒球时，后者便涌现出了一套新的运动性质，然而这些运动性质遵循的是牛顿运动定律，两套理论互不通用。20世纪7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杰出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标题为《多者异也》（More Is Different）。他在文中写道：“还原论假说并不能引申为‘建构论’：能够将一切事物还原为简单的基本定律不等同于能够根据基本定律重建出一个宇宙。事实上，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对那些基本定律的性质了解得越多，他们和其他科学领域的切实问题之间的距离就越远，更不用说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了。”这段话精准地传达了我的观点。

但是，涌现的概念很难被人们接受，对神经科学家来说尤其如此。为何会如此艰难？还原论的忠实拥护者们无法相信事物存在多个组织水平，即阐述事物运作机制的因果链包含多个层级。即便真的接受了多层级观点，高层结构的涌现伴随着性质的彻底更新，且底层事件无法对这些新性质进行预测，这一点也会让他们难以忍受。然而，在物理学家们眼里，多层级结构如同面包和黄油一般寻常，他们在量子力学问世后一直在面对此类问题。排除一部分顽固的还原论者，当下大部分物理学家相信大自然的组成元素在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只能用概率进行描述。

正如我在之前所说的那样，涌现是一个有些难以捉摸的概念，要想彻底弄懂并不容易。50年前，斯佩里使得这场围绕涌现概念展开的大争论变得白热化起来。在梵蒂冈的一次会议上，他大胆地发表了以下言论：

这并不是说在行为科学领域我们必须将大脑视作一个卒子，认为它不得不接受其内部及周围的物理和化学规律的摆布。事实远非如此。例如，从很多方面看来，分子是其内部的原子和电子的掌控者。在化学反应中，分子整体的构象性质决定了原子和电子的活动。与此同时，如果该分子本身又是一个单细胞生物（如草履虫）的一部分，那么它的组成元件及许多其他分子的活动都必须遵从一系列沿时空维度展开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在很大程度上由大草履虫的外在整体活动决定。类似地，对大脑而言，那些电子、原子、分子和细胞水平的作用力及定律依旧存在，并照常发挥各自的功用；但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在大脑活动当中，这些简单的作用力和原理已经被高层级机制构成的作用力所取代。在人类大脑当中，最高层级的作用力包括知觉、意识、记忆、推理和判断等等，与被超越的内部化学作用力相比，以上这些作用力的应用效果及因果效应在大脑活动当中占据了同等乃至更重要的地位。

你指的是“附加”还是“取代”？

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神经科学家们也对还原论深信不疑，因此，斯佩里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事实上，在一本生动的自传中，约瑟夫·博根描述了斯佩里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希望斯佩里不再谈论这个话题的情形。然而，与此同时，这些观点在哲学领域广受关注，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思考与回应。人们就斯佩里到底应该用“取代”（supersede）还是“附加”（supervene）的问题争论不休。正如哲学家萨拉·伯纳尔（Sara Bernal）所说，那些物理主义派倾向于使用“附加”而不是“取代”。斯佩里发表演讲的多年之后，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向我巧妙地解释了附加的概念。戴维森曾经参加过我在贝尔艾尔酒店举办的一次小型会议，当时在场的还有乔治·米勒和费斯廷格等人。他对这一概念的描述如下：“‘附加’可以理解为是指不可能存在两个物理性质完全相同但在精神层面上不同的事件，或者说，一个物体不可能在不改变物理特征的基础上改变精神层面的属性。”包括哲学家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在内的其他一些学者曾经将点阵图作为阐述该观点的一个例子：“点阵图具有整体性质，如对称性和点的集中性等等，然而这张图说到底不过是由‘点’和‘非点’组成的矩阵。整体性质仅仅是点的排列模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附加的：整体性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两张点阵图中点和非点的位置分布不可能完全相同。”

因此，“附加”论可以概括为：没有局部底层的改变，就没有整体高层的变化。一位持“附加”观点的物理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会认为心理、社会及生物层级是“附加”在物理及化学层级之上的。当斯佩里说“取代”和“超越”（outclass）时，他其实是在模糊地暗示一个与“附加”不同的概念，在他描述的图景当中，第n个层级比第n-1个层级自由度更高。那些顽固的还原论者认为，斯佩里在这里其实耍了个花招，突然开始谈论与神经细胞放电无关的话题。

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注意到自己必须把话听两遍以上才能记住，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轶事，而我也有同样的毛病。某人曾经指出，所谓狂热分子便是那种既不会改变主意也不会转移话题的人。我不是狂热分子，但说到大脑中的那些模块如何协调组织在一起并最终产生统一的心理体验，我依旧无法得出肯定的答案。搬出涌现概念然后宣告胜利，这样就可以了吗？为了更好地掌握涌现的概念及其中的具体含义，我找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数学家约翰·多伊尔（John Doyle）。

多伊尔与我如出一辙。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思考，只有偶尔被人硬逼着去喝一杯马提尼酒时才会稍作休息。他也是一位运动健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两次创下40～45岁组赛艇世界纪录后又被人打破，拿过一次人力车世界冠军，1995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办的世界长者运动会上，他荣获了两枚金牌（赛艇）、一个第4名（自行车）以及一个第6名（铁人三项）。作为一位学问高深的数学家，他的话却意外地通俗易懂，要知道，若想和我进行顺利的交谈，这可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有一天，当我问他为何能做到如此清晰地表述问题时，他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哦，我以前当过演员。”

用计算机学科概念解读神经生物学

多伊尔是一位控制与动力系统学教授，这是一个对数学能力要求极高的学科，从理解湍流再到研究互联网，该领域充斥着各类艰深的工程问题。拥有雄厚工程学背景的多伊尔对系统架构的思考非常深入，而且可以说对任何系统都是如此。系统是如何组织的，又有何功能？信息加工系统——如大脑、细菌、细胞和企业，是否均具有某种统一的架构？当然，人造物体本身是依照设计制作而成的，自有其内部的结构。在生物界，自然选择的产物在结构组织上或许也遵循类似的逻辑，即“部分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整体的功能”，这样一来，系统间的类似架构也就成为可能。多伊尔对系统问题的求索源自他对涌现观点的不信任感，他认为涌现是一个既怪异又含混的概念。他从工程学的角度出发，正在试图用一些更坚实的理念来理解系统的本质，也就是说，他认为事物是通过设计建造而成的。一个建造完成并开始发挥功用的物体常常看上去像是涌现出了许多之前不存在的性质，然而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我们应当弄清其中相互作用的部件，从而理解整个物体的运作机制。

借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思想，多伊尔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人类已经制造出了许多很棒的用于处理信息的系统，我们能否从中学会些什么并将这些知识用于理解大脑功能原理呢？在计算机领域，系统的“分层式架构”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及的概念，即系统中不同层级的结构依次堆叠，一个功能层级可以用作其上层功能的平台。层级之间彼此依存却又相对独立。理解这种系统的构建模式是一个关键。工程学视角能否帮助我们去思考一个神经生物学问题？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说分层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

分层式构架是模块式构架的一个特例。每一个层级都可看作是一个模块。正如我之前所说，进化和发育过程对模块式构架的青睐已有大量证据支持，因为在这种构架之下，每一个模块都能通过自身的改变来适应外界的需求，同时不会扰乱其他模块的功能。不过，分层是一种特殊的模块式架构，各层级（模块）是以线性的方式被组织在一起的，从层级1到层级2，再到层级3，再到层级4。至于大脑是否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尚不清楚。事实上，大脑也许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分级式的模块组织，其中包含大量尺度各异的模块（例如神经元、环路以及脑叶）。分层指代的是一种单向箭头的关系（沿各层级依次向上或向下），分级模块则能让模块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成为可能，这种交互作用可能是发生在同一个尺度之内，也可能发生在不同尺度之间。

如果你打开机械钟的外壳，对其内部结构一窥究竟，你将看到一堆相互连接的摆轮、齿轮和弹簧。它们一刻不停地转动着，共同构成了一个计时器。钟表本身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记录时间，它的零件也对此一无所知。类似地，在大脑当中，神经元马不停蹄地工作，从而产生了我们个人的意识体验，但这些单个神经元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台简单的时钟背后是大量零件，为了理解这些零件的运作机制，很明显，我们的思路不应局限于弄清“这个摆轮连着那个弹簧，再连着那个摆轮”。“A连着B再连着C”的老生常谈并不能帮助我们探明事物的真相。

现在，让我们用分层的思想来思考问题——如果我们能用层级观来看待这台机器，它的结构以及所有机械钟表的工作原理都会变得明晰起来。钟表一共可分为5个层级：供能层、分配层、擒纵机构层、控制器层以及时间指示层。其一，钟表的运作需要能量，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用来上发条的弹簧。这部分能量必须储存起来，好在其后被缓慢释放。其二，摆轮将能量分配至钟表的各个部分。其三，擒纵机构可以防止能量被一次性耗尽。其四，控制器负责控制擒纵机构的运作。以上所有功能汇总在一起，最终抵达第五个层级，也就是用于指示时间的层级。注意，当你依次对这些层级进行考察时便会发现，每一个层级并不能预测下一个层级的功能。功能层与擒纵机构层没有任何关系，如此等等。

除此之外还需注意的是，每一个层级都具备一定的灵活度，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你可以很轻松地加入一个新的供能层：如果新的动力系统能够与核心构架相契合的话，你完全能将弹簧换成重物和重力，或是电池和电动机。然而，如果你对核心构架进行更新，譬如换成固态电子器件，那么绝大多数旧的零件都将不再适用。在新的构架之下，你仍旧有包括太阳能在内的一系列可以互换的供能方案，但是它们与机械中的供能机构不同，没有弹簧，也不依靠重物和重力。再看位居最高的时间指示层，可用于指示时间的用户界面有无穷多种，而且每一个都是独立可换的：一个新式钟表的外观可能和古董钟一模一样。因此，在分层构架系统当中，不同类型的外观之下可能隐藏着相同的核心，一种共同的行为也可以有不同的实现机制。正如多伊尔所说的那样：“脱离分层概念的话，你是不可能弄明白这一点的，也是无法理解它的。”再次强调，如果没有分层的结构观点，解释一台简单的机械钟的运作机制或制造方法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钟表匠逐渐摸索出来到底哪些部件最好用，应该使用多大的尺寸，选择哪种杠杆系统、摆轮和弹簧，如此等等。自然选择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塑造了我们的大脑。

该阶段的争论核心在于：部分人认为抽象化似乎不过是另外一个层级，是一个可以实在把握的东西；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抽象化不是某种神秘的“东西”，而是一种操控零部件的方式。最近，神经科学家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一项颇具启发意义的研究，他们对可能的层级间交互作用进行了量化，并指出宏观层级的确可能加入系统指令的因果链，该结论与斯佩里在50年前提出的观点一致。“附加”和“取代”的区别之争进一步白热化——如果区别真的存在的话。

尾声：向更深的问题伸出探索之手

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50年前，神经科学家们满脑子都是简单的线性关系——A导致B的发生，B则是A的完整描述。对还原论者来说，这真可谓是天堂。如今，大部分神经科学家仍在沿用这种思路来讨论他们的研究结果。当大家试图从这些年与大脑展开的拉锯战当中总结出心智的基本原理时，线性思维让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走进了死胡同。我们忙于开展线性实验和解读实验结果，却忽略了高层的科学问题，即这些机制到底是如何共同运作的。多伊尔等人指出，我们应当把心智看作层级化的网络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他们的观点得到了部分人的赞同，但传播的范围依旧很窄。幸运的是，知识界的整体面貌正在发生转变。细胞与分子生物学领域已经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研究目标不应是理解那些线性通路，而是探究一个动态系统当中的多重交互作用。

2001年3月28日，《时代周刊》封面展示了一张癌症药物格列卫（Gleevec）的图片，标题为“抗癌战争又添新武器，这些（药物）便是子弹”。在2001年，大部分癌症生物学家认为癌症的起因是一种变异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会导致细胞的快速增殖，并会阻止细胞死亡。因此，一个简单的治疗思路即为：如果我们能抑制这些蛋白的功能，癌症就能被消灭。格列卫可以抑制一种名叫“Bcr-Abl”的变异蛋白质，而该种蛋白质只存在于特定类型的慢性髓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和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的病人体内。对这些病人来说，服用格列卫能抑制变异蛋白质并治愈癌症。不幸的是，格列卫只对这两种癌症能够达到这样的治疗效果。

研究者们很快开始寻找癌症当中的其他变异蛋白质，并着手设计能够抑制这些蛋白质活动的药物。例如，在许多黑色素瘤病例当中，另外一种基因BRAF的变异能够导致细胞的快速增殖，同时避免细胞死亡。于是，一种抑制BRAF活动的药物诞生了。受这种药物处理之后，BRAF变异的黑色素瘤细胞开始死亡，但是，药物治疗一旦中止，它们便会再度疯长。不久之后，研究者发现，BRAF其实属于一个促进细胞复制的网络，而不是某种单线的线性通路。BRAF被抑制后，该网络发生了转变，开始激活另外一种蛋白质CRAF以继续促进细胞增殖。

此类发现还有很多。因此，癌症生物学家当中出现了一种新观念，即癌症并不是某一种变异的结果，相反，导致癌症的应当是一整套信号传导网络的变化。要想消灭癌症，就必须对该网络中的多个靶点进行攻击。自2006年以来，整个细胞与分子生物学领域终于意识到，他们面对的这套生物系统其实非常复杂，包含反馈环、控制机构、代偿网络以及各类远程调控，而他们感兴趣的任意单一功能都与这一复杂系统有关。细胞结构的复杂性意味着大脑结构至少也有与之相当的复杂度，而且可能在许多方面具备与细胞类似的性质。

让我们再次回顾50年前在病人W.J.身上获得的实验结果，即便在今天，这些结果依旧能够说明很多问题。将大脑的一个区域与另外一个区域分离后，病人的表现的确证明了一些特定神经通路的重要性：这些神经通路的功能众多，下至传递基本的感觉信号和运动信号，上至两侧大脑半球间的复杂信息交换，诸如拼写和语音信息。不过，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病人W.J.似乎与其在手术前的状态无异。他能走会说，可以和往常一样理解外界世界，也能在合适的时候露出他那灿烂迷人的笑容。他也和正常人一样存在特定功能的偏侧化：只有左半球能够控制语言，只有右半球能够理解空间关系。

50年来，随着研究的陆续展开，当年那些对人类大脑功能组成原理的惊鸿一瞥被不断深化，与之相关的背景知识也在被不断拓宽。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大脑局部加工的功能特异化程度，也知道大脑当中充斥着大量模块。事实上，大脑的一个基本策略便是将任意一个新出现的挑战分解简化，使之成为能由单个模块解决的任务，而该过程或多或少是自动化的，不受认知控制系统的直接调控。

当然，所有这些讨论都将我们引导向同一个问题，即这些外周模块是如何相互作用，最终产生那些让我们乐在其中的心理事件的？它们是否会以某种精巧的方式交换海量的信息编码，还是说存在其他的运作机制？能否将大脑类比为一种社会模式：公民（模块）集体参与投票从而产生（涌现）民主制，后者又反过来约束投票者的行为？或者，在这里让我们换一个比喻：管弦乐队。

2013年的春天，我受邀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心理科学协会（Association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年度大会上发表主题讲话。会议长达数天，期间介绍了大量实验研究结果，主题涉及动物实验（研究对象既包括简单的低等动物，也包括复杂的高等动物）、行为、大脑与社会，可谓是一场持续了整整4天的数据大展览，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不错的成果。在主题讲话中，我决定用一个“管弦乐队”的比喻作为这场盛会的开幕，然而说着说着，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面对台下的观众，我脱口而出：“大脑的运作更依赖本地通信，而不是中枢系统的统筹规划。”在这个推特大行其道的年代，短短几分钟后，我就再也无法摆脱自己说过的话。可恶，这下我就不得不向众人解释自己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了。如果能亲身体会裂脑病人J.W.的感受的话，那一定与我此刻的处境一样。就好像我的大脑中存在一个处理器，它在平时行事低调，默默地审视着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突然之间，在这场心理科学学会的大会上，这个处理器跳上了前台，让我做出了不受自己控制的行为表现。真是太“棒”了。现在我不得不把这个后台处理器说出的话搬进自己的认知加工系统，而我脑中的解释器模块则不得不对之进行解释。于是，我尽己所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当时我说的话大致如下：

为了演奏乐曲，管弦乐队中的不同乐器必须做到彼此协调。乐队成员们共享着同一套音乐语言，面前也摆着同样的乐谱，但是，指挥必须确保他们能依照一定的顺序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强度演奏各自的乐器。乍看上去，单个乐手之间似乎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通过一个反馈环路结合在了一起，作为乐队中枢的指挥是反馈环路的中介，他负责了整场演出的时间调度。每个角色各就各位后，悦耳动听的音乐就诞生了。我曾经亲眼目睹“音乐注释者”亨德森81从一位技巧略逊的指挥手中接过指挥棒后，同一个乐队，同一段乐曲，整个音乐厅的气氛竟从昏昏欲睡变成了一连几个小时的激动和震撼。对每一位乐手而言，其动作发生的时间与空间位置都受到了严格的约束：旋律和节拍是固定的，摆弄乐器的身体部位也是固定的。不过，身为交响乐团的成员，所有乐手必须做到彼此协调，尽管从表面看来他们之间似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乐手就像一个个局部处理器，专注地完成各自手头的任务，而将这些局部处理器协调起来或许正是成功的关键。在乐队当中，这项关键任务似乎是由指挥来完成的；那么，大脑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管弦乐队”的比喻依旧符合大家所习惯的线性思维，认为系统中存在某种主管，负责把各个部件巧妙地组织在一起。但是，这个类比缺乏了某个重要的元素。后来，我在YouTube上看到了一段视频，画面当中，著名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利（Leonard Bernstein）威风凛凛地站在一个管弦乐队前，但是他并没有去刻意地“指挥”——他的手甚至没有动过；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回应乐队的演奏，用面部表情向那些各司其职的乐手提供正面的反馈。局部处理器（或者说模块）有序地启动，精准地行使着各自的功能。站在那里的伯恩斯坦利只管享受，沉浸于美好的音乐当中，对指挥却是不闻不问。怎么回事？他压根没有做出任何的管控举措，整个乐队就这样自行运作了起来！这当中一定有什么玄机，那么到底是什么呢？看上去像是某种局部的信息交流发挥了功用。这些乐手就像机械手表中的零件，单纯依靠局部的交互作用和线索启动来执行手头的任务。

演讲结束后，会议主办方安排了一次晚餐会，正当大家享用鸡尾酒时，才华横溢的分子神经生物学家特德·奥贝尔（Ted Abel）告诉我，他是一个单簧管手，参加过许多管弦乐队。他说：“你知道么，尽管指挥就站在你跟前，但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乐手之间的暗示。以单簧管为例，你一边吹奏，一边左右摆动身体，这样可以向同伴提供信号，告诉他们你将如何演绎这段旋律。这个过程的确很像本地通信。”

这则比喻让我突然冒出了另外一个念头：过去人们用线性观点理解大脑信息传输过程的做法或许是错误的。大脑的组织真的会像过去的驿马快信系统那样，将邮件从一个站点传至另一个站点，直到达成圆满的结果吗？我想并非如此。没错，神经连接是重要的，这是整个裂脑人研究的核心。没错，专门的脑区负责专门的任务，这是现代脑成像研究的核心。没错，人类能力的个体差异反映了大脑结构、功能和经历的差异。但是，这一切的工作原理到底是什么？人类这样的生物在每分每秒的举动都是如此美妙，能够实现这一奇迹的系统又该有怎样的构架？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我认为这将是心智与大脑研究领域的终极难题。如果我们将之表述为“模块化的大脑如何产生统一的心智”，必然会引出一个问题。目前，年轻的神经科学专业研究生们通常没有接受过相关的方法学训练，因此无法很好地理解模块化的构架。若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新的专家那里学习新的技能与知识，而这些专家大多来自工程院系。幸运的是，另有一些人与我观点相同。解决了一堆看似无穷无尽且意义不明的文书工作之后，我们当中的一群人于两年半后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生项目，旨在将控制与动态（control and dynamic）的思维引入神经科学问题的研究。

最近，著名作家、导演及《星际迷航》的部分剧集作者尼古拉斯·迈耶（Nicholas Meyer）发现，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中从不参与舞台指导。同样，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也不会指挥音乐演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艺术家正是“少即是多”原则的最早的信徒。在那个年代，观众需要主动去揣摩故事的含义，让自己的思想与作品靠拢。他们会依照自己的视角来提取作品的精要，从而亲身参与到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迈耶注意到，在现代社会，这一切已消失殆尽。人人都希望故事的来龙去脉能被阐述得清清楚楚，不留任何推测的余地。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达尔文也为这个世界贡献了一场名为“进化论”的精彩剧作。科学家们对这份大师之作研习了近200年之久，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证据证明，他对自然选择过程的描述是正确的。与莎士比亚和巴赫不同，达尔文更像是一位科学家，如果他知道某样事物的运作原理，就一定会把它告诉我们。不过，和剧作家一样，他并没有依照自己的想法为我们铺设前进的道路。相反，他巧妙地将进化理论设置为一个开放性问题，交予未来的科学界解答。一个微小的变异就可能带来生存和繁殖上的优势，从而击败那些不具备这些优势特征的物种，假以时日，这个小小的改变就成了主流。

然而，放眼周围，动物界的多样性浩如繁星，这又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50年前，科学家们找到了第一个近似的答案，即可遗传的变异必须依赖生物体DNA的突变。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建立在长年的DNA研究基础之上，这些研究最初起于1869年。但是，DNA突变罕见而又随机，它真的能解释我们目前观察到的所有多样性现象吗？看上去似乎并不可能。在那之后，达尔文的谜题在科学界上空盘旋了数十年之久。

在一本举世惊艳的著作中，两位极富创造力的生物学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正面交锋，他们分别是哈佛大学系统生物学系主任马克·基施纳（Marc Kirschner）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约翰·格哈特（John Gerhart）。这本名为《生命的合理性》（The Plausibility of Life）的著作为达尔文难题的探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并据此提出了生物体生命的一种构架形式。基于过去30年分子遗传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他们认为存在某种叫作“易化变异”（facilitated variation）的机制。该机制的具体解释如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动物的发育与功能需要一些“保守核心程序”的参与。基施纳和格哈特表示，这些程序“大体相同，无论我们是去考察一只水母还是一个人类……所有动物的组成部件和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你在动物身上看到的每一个精巧的革新，譬如眼睛、手和喙，其发育过程与功能实现几乎都是由若干个保守核心程序完成的……我们认为这是（核心）程序的调控。对动物的所有特殊特征而言，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核心程序的数目及组合均由调控系统决定。”

上文描述的机制体现了一个分层式构架的全部特点。的确，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基因的表达往往受到其他基因的调控：一个基因编码一种蛋白质，而该蛋白质又能调控其他基因的表达。这里需要记住的是，我们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所有变异都是一小群调控基因的突变产物，而那些成千上万直接参与躯体活动的基因大多不参与这一过程。与直接参与执行生物体功能的基因相比，调控基因在数目上相对稀少，它们控制了前者的复制、激活与抑制。调控基因突变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该理论既符合基因突变较为罕见的事实，也能解释罕见的突变为何能产生如此强大的效应。只有舍弃简单的线性思维，将生物体看作是一个分层系统，基施纳和格哈特才有可能得出这一了不起的洞见。

对心智和大脑研究领域的学生而言，当务之急应为收紧裤腰带，深吸一口气，认识到神经科学中那些唾手可得的果实多半已被人捷足先登，而传统的简单模型注定只能止步于此。个人认为，那些埋藏在深层的科学问题现已原形毕露，而答案也已呼之欲出，正在等待人们伸手获取。我们的任务便是怀着满腔的热情向深层问题发起总攻，从眼前这场人间喜剧的剧本当中寻求问题的解答。这样的人生必将精彩无限。

后记　传奇故事远未终结

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回首人生当中的高峰体验82，其中大部分都是个人经历。如果我们有幸度过了顺利的一生，那么这些经历必定是令人愉快的，我们的人生也因此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对我来说，50年前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那个下午，W.J.的右脑在左脑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个动作，那一刻的场景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中，直至今日依旧如是。那一刻我震惊了。当然，那时的我还未能发觉，这次经历将带我走进一个人类近乎自亘古以来便不断求索的领域。50多年后，我仍旧在努力去理解最初发现的那一基本现象的全部意义。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只是在这则传奇故事中登场的一角，却未能迎来它的结局。目前没有人能看到结局，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从裂脑研究当中收获了许多知识。从最早关于手术分离两侧大脑半球会导致病人拥有两套心智的描述，再到如今违反直觉的观点——认为每个人其实都具备多套心智且它们似乎能够将决定转化为行动，裂脑研究已揭示并将持续揭示一部分大脑深藏的秘密。不过，大脑到底有着怎样神奇的技巧，能够把一大群局部处理器连接在一起并创造出一个看似统一、充满个人心理特质的心智，这依旧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也是神经科学领域的核心问题。

1960年，我们发现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能够制造出两套心智系统，每套系统各有其自己的目标意识，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彼此独立，这一发现为我们带来了第一次冲击。我们逐渐意识到，左半球与右半球的心智系统其实又是其他心智系统的集合体，这些子系统的数量不说成百上千，至少也是数以十计，因此，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了研究这些系统的互动方式上。这些彼此独立的系统是否像一串圣诞节彩灯上的灯泡一样存在物理上的联系？还是说它们能够通过其他信息渠道向对方发送信号？例如，当一根树枝上的枝杈增多时，它并不会向树干分叉处的细胞发送信号，要求增殖更多细胞以提供支撑。相反，分叉处的细胞能局部地检测到新生树杈产生的多余重量，并自动对此做出响应，即制造出更多细胞以增强树干的支撑能力。“制造更多细胞”的信号并不是一个直接、专有且独立的信号。我们只有将树木的整体物质特性纳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这一过程的机制。类似地，除去神经元到神经元的直接交流通路，大脑里还存在大量线索启动系统，从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大脑活动的震荡，再到局部的由代谢活动组成的线索系统。大脑中的离散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一定涉及了以上所有机制，甚至还会有更多。

为什么大脑在左右半球分离后似乎不受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大脑其实将其一半的决策结果送入了无意识领域，这一观念增进了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理解。除此之外，“解释器”的发现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一存在于左脑中的特殊系统记录下了由为数众多的心智系统产生的全部行为。它就像一台监视着我们的行为反应的监控摄像头，而行为当然正是心智或认知活动发生的证据。解释器的职能不光在于记录；它还会试图去解释行为的“意义”，其手段便是不断地叙述一连串行为的发生原因。解释器是一种宝贵的机制，而且很有可能是人类的专属。当我们试图解释自己为何喜欢某些东西，为何会持有某种观点，抑或是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寻找理性依据时，解释器一直在我们的脑中发挥着它的功用。我们的大脑具有高度模块化及自动化的特点，而解释器能够收集来自这样一个大脑的各类信息输入，并在混乱中创造规则。它编造出了一套“说得通”的解释，使得我们成了某种本质主义的信徒，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自己是一个统一的意识体。解释器，干得漂亮！

回首过往人生，我意识到自己也受到了职业习惯的影响，总是希望看到故事的结局，换句话说，也即是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总结。这些年来，我出席聆听了上千场研讨会，期间经常会产生同样的感想：“这家伙知不知道研究应该包括开头、中间和结尾？”一个独立的实验科学项目理应具备这样的结构，即便有许多科学家似乎不知道该如何遵循这一结构将自己的项目展示出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底线思维”的时代，这里充斥着TED演讲83、原声剪辑片段和新闻概要。需要消化的信息太多，我们只能期望从那些被压缩过的、看似完整的故事中理解这个世界。我们不希望成为被信息抛弃的人。

所有人在这场“信息节食”84面前都毫无抵抗之力，并渐渐开始对之产生依赖，正如我们已经臣服于从短信和手机那里收获的即时满足感。不过，老手与新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懂得欣赏“世界上不存在简单的事物”这一事实。他们似乎掌握了一种诀窍，即在能够清晰地将故事讲述出来的同时，依旧对故事背后的复杂性持有充分的认识。大脑是如何施展“产生心智”这一神奇能力的呢？在这条求索之路上，我们方才起步。意识到这一点给人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而这便是我对故事复杂性的理解。深入挖掘人类历史（你想挖掘得多深都可以），只要存在关于思想的书面记录，就一定会有一份记载的是人类对生命本质的困惑。很明显，在现阶段，我们唐突加入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对话，却并没有被告知对话的开头、中间与结尾。人类或许已经发现了一些思维加工过程的约束条件，然而我们依旧无法将这则故事完整地讲述出来。

附录I　我眼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斯佩里

（1981年10月30日发表于《科学》杂志）

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3位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其中一半授予加州理工学院的罗杰·斯佩里；另一半则由哈佛大学的大卫·休伯尔和托尔斯滕·威塞尔（Torsten N.Wiesel）共同获得。

当听说罗杰·沃尔科特·斯佩里博士荣获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新闻时，他的同事和学生只会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获奖的是他的哪一部分工作？”得知具体结果之前，在大家看来具备获奖资格的研究领域至少有三个：发育神经生物学、实验心理生物学以及人类裂脑研究。当然，最终获此殊荣的是最后一个领域的研究，但是斯佩里在其他研究中培养出的弟子们坚信，另外几个领域的工作同样受之无愧。

对那些相信理解人类意识过程是神经科学的终极目标、且可以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人们来说，身为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心理生物学教授的斯佩里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无疑是一种激励。这意味着罗杰·斯佩里为理解人类大脑意识过程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得到了极高的认可，他的努力开始于40多年前，起点是一些相关但更加基础的研究，随后他凭借着卓越与激情将这份事业延续至今。事实上，现今神经科学领域探讨的研究对象与科学问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说是依靠罗杰·斯佩里的工作才拥有了清晰的概念。

诺贝尔奖提及的关于人类大脑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而将这些裂脑研究得出的一些最初的观察结果应用于后续的大脑研究当中的正是斯佩里引领的团队。一切可追溯至1961年，约瑟夫·博根医生为了帮助一位48岁老兵控制他那用其他方法无法医治的顽固的癫痫症状，提出了一个裂脑手术方案。博根知道斯佩里曾经在动物身上完成过切断大脑半球连接的实验，斯佩里和罗纳德·迈尔斯也已经证明了左右半球分离的惊人后果，即一侧大脑半球学会的信息不能转移至对侧半球。在人类研究起步时，动物实验范式已被广泛运用于世界各地的实验室。

事实上，与20世纪40年代早期开展的一些前期的人类研究结果进行比对时，斯佩里的动物实验结果可谓截然不同。这些前期研究认为切断——按照他们的原话——“前脑连合”（forebrain commisures）不会对半球间的信息交流造成明显的影响。这些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大脑中存在具备特殊功能的离散通路”这一观点的发展。当时人们对裂脑手术的效果及其对癫痫的控制作用尚存疑虑，不过，在仔细重审过往病例之后，博根得出了结论，认为手术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够缓解病人的症状。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这样一个新背景之下，研究者开始有机会在裂脑病人身上开展新的实验观察，而病人们多年来的慷慨协助则使得这一任务的实现成为可能。

裂脑病人能够用不会说话的右半球产生一系列协调而完整的行为，而主管语言功能的左半球却无法对之进行描述，也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这一激动人心的现象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那真是一个令人心甜如蜜的下午。很明显，动物模型的推论对人类同样成立，斯佩里也因此策划了一个持续至今的人类裂脑研究项目。这些研究发现为诸多领域带来了启示，从意识与大脑分工理论，再到认知科学与临床神经病学，甚至还有关于人类价值的思考，这一切全部都是由斯佩里的实验室一手带动的。对一大批前来加州理工学院深造的学生而言，斯佩里是一位极其慷慨的导师，这些学生包括科尔温·特莱瓦森、杰尔·利维（Jerre Levy）、罗伯特·内贝斯（Robert Nebes）、查尔斯·汉密尔顿、埃兰·赛德尔（Eran Zaidel）和我，在这则裂脑人故事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不过，总体上来说，成就依旧属于罗杰·斯佩里。斯佩里有一种只会对关键问题萌生兴趣的天性，他也时刻敦促门下这群年轻的科学家去思考那些重大的科学问题。

斯佩里实验室的人类研究工作主要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确定裂脑手术会对病人带来哪些神经及心理方面的后果，以及考察分离后每侧大脑半球的心理学特性。6年间积累的实验数据表明，皮质连合在大脑半球间知觉及运动功能的整合当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研究还发现，不会说话的右半球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可以用于进行非语言加工，与此同时，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左半球在语言功能方面更具优势。让不同的大脑半球对实验任务做出回应，再从中确定每侧半球的专属功能，如此确凿有力的实验范式在脑科学史上还是头一回。过去在大脑损伤病人身上观察到的临床现象虽然有其重要价值，但它们只能展现大脑功能缺失的后果，若是谈及这些大脑功能彼此分离却又同时存在的状态及其偏侧特性，大脑损伤病人研究就无能为力了。最后，对心理理论来说，病人的一侧大脑半球无法觉察另外一侧半球活动的现象也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第二阶段的研究着重描述了两侧大脑半球在认知加工方面的风格差异以及右半球的特殊语言能力。参与这些研究发现的不光有斯佩里，还包括其他一些探索大脑偏侧化特性的研究者，在神经损伤病人和正常人群中收集的数据也被纳入了讨论。所有这些成果为我们理解人类大脑结构本质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研究引出的一些问题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在当下的神经心理学界，依旧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在试图为当中的核心问题寻找确定的答案。

必须记住的是，以上提到的这些研究的先驱正是罗杰·斯佩里早年完成的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也为当今发育神经生物学领域的相当一部分研究主题奠定了基础，而与之相关的实验大概占据了神经科学家全部工作的半壁江山。故事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当年还是一位研究生的斯佩里向他那位了不起的导师保罗·韦斯提出的神经生物学理论发起了挑战。该理论的核心思想为“功能先于形式”，即中枢神经系统及其外周连接并非由遗传决定。斯佩里在2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系列一个比一个精彩的实验，并从中发展出了“化学特异性”（chemospecificty）理论。他认为在细胞间特定连接的建立过程中，化学梯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一观点在今日依旧是神经生物学研究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每一位现代发育神经科学家都在试图寻找其中的漏洞。

离开芝加哥后，斯佩里来到了耶基斯实验室（Yerkes Laboratory），并和卡尔·拉什利一起度过了一段意义重大的时光。斯佩里再次凭借直觉否定了当时主流的大脑功能模型，并向拉什利的等位性和总体活动理论发起了挑战。他启动了一系列新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为日后的动物裂脑实验成果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还彻底颠覆了格式塔心理学家关于脑机制和知觉加工的若干条理论。20世纪50年代早期，斯佩里已被公认为一位脑研究领域的世界级专家，他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比德尔（George W.Beadle）的邀请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成为一名心理学专业的希克森教授85。加州理工学院是一家一流的研究机构，加州理工学院的希克森教授更是一份了不起的工作。于是，斯佩里在此安定下来，开始了他在动物及人类裂脑研究领域最主要的系统性工作。

如今，科学工作者的生活并不像过去那样充满乐趣。取而代之的是耗时而又枯燥的行政工作以及故弄玄虚的官话；开展实验和撰写基金时，总会有人没完没了地追问所谓的“项目应用前景”，你也不得不花时间回复这些平庸无味的问题，如此等等。近50年来，科研经费逐年缩减，对细枝末节的穷追不舍也越来越紧，部分人甚至开始相信细枝末节才是科学。我们都清楚这一现状，每当我不得不处理其带来的种种现实问题时，我都会想到斯佩里。他从来不去死扣研究中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当人们大谈后续实验计划时，他也会皱起眉头。他知道科学真正的运作方式：科学发现往往在不经意间诞生，却又引领无数后来者怀着满腔的热情为之奋斗。他从来不参与政治游戏，也从不屈服于无聊的细枝末节。我希望斯佩里那坚定不移的行事方式与此次的诺贝尔奖能够成为一种信号，提醒科学界做出改变，好让一切重归正轨。对我来说，在斯佩里实验室工作的几年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他总能巧妙地激发我们的学术激情，并在团队里营造自由探索的氛围，为了跟上他的脚步，我付出了许多努力。

斯佩里那光辉耀眼的学术生涯起步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当年，脑科学还不是什么时髦的领域，不起眼的脑科学家们潜心研究脑的运作机制，其原因是他们对大脑如何产生行为的问题萌生了兴趣。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大脑本身，这一点与如今的许多神经科学家并不一样。他们的实验一直着重于理解行为背后的生物系统，最终目标则是寻找自我意识的起源。此时，罗杰·斯佩里主要研究的是个体神经特异性，他发现这一课题能够为另外一个更为宽泛的科学问题提供启示，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这里提到的科学问题正是经典的“先天还是后天”问题，与斯佩里一同荣获诺贝尔奖的大卫·休伯尔和托尔斯滕·威塞尔同样对之开展了深入而又有力的探讨。

斯佩里的研究方法同样可在另外一篇精彩的论文中得到体现。该论文报告了鱼类的部分行为会受到选择性手术处理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并据此提出了“传出副本理论”（efferent copy theory），该理论现已成为当下绝大多数知觉运动研究的核心思想。除此之外，斯佩里的代表性工作还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经典的关于“条件化反应的神经基础”和“神经病学与中脑问题”的理论性论文。简而言之，作为一位神经科学家，罗杰·斯佩里非常清楚自己选择研究大脑的理由。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阐明人类的生物及心理学特性，这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但在斯佩里的帮助下，我们对该问题有了更清晰的定义和更深入的认识。纵观人类历史，斯佩里的贡献当属独一无二。

这篇文章发表在《科学》杂志后，杂志的编辑、罗杰·斯佩里和约瑟夫·博根纷纷表示满意并予以热情的回复：

时间：1982年10月21日

发信人：《科学》杂志

亲爱的加扎尼加博士：

您的这篇介绍斯佩里教授的科学贡献及研究方法的文章辞藻优雅，信息量丰富。对那些有幸在科研第一线领略科学发现带来的兴奋感的人们来说，您笔下描述的实验室中的创造性氛围会让他们产生共鸣。我相信本刊的精英读者们一定能感受到您在文章中力图传达的奇妙意蕴。非常感谢您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提供稿件……

敬启

编辑菲利普·埃布尔森（Philip H.Abelson）

时间：1981年10月29日

发信人：加州理工学院

亲爱的迈克尔：

刚刚看了你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便迫不及待地想向你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你放下了你我的个人之争，以高尚的姿态完成了此次写作，我希望并相信你的文章将成为包括你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士的一项永久的荣誉。当然，我感觉你夸大了我在裂脑人研究领域发展中的作用，不过相信大多数读者能够很快觉察到这一点。再一次深表感谢。

同样感谢你有心发来的电文，祝一切顺利。

敬启

罗杰·斯佩里

时间：1981年10月30日

发信人：新希望疼痛研究中心（New Hope Pain Center）

（原文为手写）

亲爱的迈克尔：

关于你对斯佩里的称赞（《科学》杂志10月30日刊第517页），我想借此信表达我的欣赏之情，不光因为你慷慨地提及了我和其他一些人，也因为你非常巧妙地利用此次机会传达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尽管斯佩里可能不会发表太多评论（他以前发表过评论吗？），我可以肯定，你说的这些话也一定是他想说的。

约瑟夫·博根

附录II　认知神经科学之路　我与乔治·米勒的通信

我向乔治·米勒提出了一个问题：“认知科学到底想知道什么？”接下来的一周里，他给我写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认知神经科学的指导思想也就此成型，现择其精要如下：

收件人：迈克尔·加扎尼加

发件人：乔治·米勒

回复主题：认知科学

一个性情热烈的本科生遭遇了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之痛，他急急忙忙找到他的导师，问道：“我不知道我是谁。告诉我我是谁？”教授不耐烦地回答说：“拜托，现在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又是谁？”

我有一位朋友，他一直以一个生物学家的视角看待科学，最近他问我说：“认知科学家们想知道些什么？”我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上文中的那则小故事。如果一个人能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他一定已经知道了问题的答案。“知道”指的是“拥有直接的认识”。很显然，研究认知的科学家希望对“拥有直接认识”这件事情拥有直接的认识。任何一位语源学家都能给出这样的解释。

那么，对生物学家来说，到底什么样的答案才能被接受？这里就需要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的朋友问的不是电脑，不是虚拟模型，不是逻辑形式主义，也不是最新的心理学实验方法，在这场关于认知科学家的对话中，这些衍生而出的无谓之谈毫无用武之地。一个更深层的答案即为，认知科学家希望了解人类所遵循的认知规则以及在这些规则管控下的知识表征。但是诸如“认知规则”和“知识表征”这些用语，正是引起我朋友产生疑问的原因。

让我们先来说一个我们能够回答的问题：生物学家想要知道些什么？生物学家希望寻找生命状态（living state）的分子逻辑（molecular logic）。生命状态的分子逻辑又指的是什么？很简单。它指的是除物理与化学法则以外的又一套掌控生命系统中无生命物质行为规律的法则。（这里几乎原话照搬了一本生物化学教科书导论部分的解释。）

当一位生物学家提出“认知科学家想知道什么”的问题时，他是否也希望得到这样的答案？倘若如此，我们或许能够根据这一模板创造出一个符合期望的答案。我在这方面反应比较迟钝，因此，为了达到目的，我将分三步走。首先，我会把模板中的“生物学家”替换成“心理学家”。“分子逻辑”似乎不用替换；我假定在当前的语境下，“分子”一词的意思为“可分解”，而且这里的“分解”并不局限于分析物质的化学分子组成。接下来，我将把“生命”替换为“意识”（conscious），因为我认为意识是心理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就像生命是生物学的基本问题一样。总结一下，现在我可以得到如下的答案：心理学家希望寻找意识状态的分子逻辑。看上去挺像样。不过，意识状态的分子逻辑指的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看是否能继续用“替换”的方法得出一些解释：意识状态的分子逻辑指的是除物理、化学和生物法则以外的又一套掌控意识系统中无生命物质行为的法则。这些术语的替换恰恰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即在科学的实证主义等级序列中，心理学位于生物学之后。在我看来目前的进展不错，但是我能将之贯彻到底吗？也就是说，我从一位生物化学家那里借用了这套模型，然而那位生物化学家有整整一本写满生物法则的教科书来阐述自己的模型，我又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呢？

行为主义不能算作我的武器，因为大多数行为主义者坚信意识与心理学无关。我也同样不能搬出人工智能，因为在讨论我们当前的问题时，计算机模拟并不需要一个用于区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心理学定义。

似乎能为我所用的是一种看待心理学的方式，也即是我们在翻阅心理学手册时需要牢记的一套规范。这套规范或可表述如下：任何一种不受行为系统意识状态影响的行为都不属于心理学范畴。例如，“做梦”属于心理学范畴，因为如果你醒了，或者说你的意识状态改变了，梦境也会受到影响……现在，若要判断一个法则是否属于心理学范畴，一个关键的检测方法便是观察该法则是否能被意志左右……问题在于，我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心理学家”想知道什么，而是“认知科学家”想知道什么。

因此，我可以尝试第二次替换。假定我们将“意识状态”替换为“知识状态”（knowledge state），从而得到“认知心理学家希望寻找知识状态的分子逻辑”。在这里，“知识状态的分子逻辑”指的是除物理和化学法则之外的又一套掌控知识系统中无生命物质行为的法则。生物学和心理学法则被省略了，因为计算机也是知识系统的一个例子，然而计算机并不需要遵循生物学和心理学法则。

现在，判断相关研究的标准就变成了：任何不受行为系统知识状态影响的行为都与认知科学无关。例如，如果你关掉计算机的电源，其后果与这台计算机的知识状态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认知科学家不会关心关闭计算机电源会带来哪些后果……

如果有人想顺着这一思路发展认知科学研究，我不会上前劝阻，但也不愿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更乐意换一个新的思路，也就是给出一个范围更窄的学科定义。因此，我进行了第三步替换，即“认知神经科学家希望寻找认识系统（epistemic state）的分子逻辑”，这里的分子逻辑指的是除物理、化学、生物和心理学法则之外的又一套掌控认识系统中无生命物质行为的法则。（“认识系统”一词的选择有待商榷，我暂时把它当作一个更恰当的术语的替代品。）还可以有进一步的替换：将句尾的“无生命”一词替换为“有生命”，不过我并不清楚这样做是否能算是本质上的改进。

我们再为认知神经科学引入一条限定规则，即认知神经科学只研究有生命的意识系统，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人工智能分离出去并任其自由发展，后者也就不再需要去关注那些有机生命在演化过程中碰巧获得的问题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需要为“意识系统”添加一条限定，其标准便是该系统的知识状态是否能影响自身的行为……

现在应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我其实并不能回答“认知科学家想知道什么”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认知神经科学家们希望知道的东西是相当有趣的，我们对生物模型进行替换得到了这些定义，如果能够针对它们的意义进行系统性的后续研究，或许真的有希望得出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尽管看上去难以回应，但我还是努力写出了一封回信。毕竟时值大好春光。

收件人：乔治·米勒

发件人：迈克尔·加扎尼加

回复主题：认知神经科学模型

好的，你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理解生命系统中的部分加工活动，这些活动负责控制认知主体的各个意识成分的来龙去脉。（换言之，我们是否可以说，信息加工障碍恰恰体现了一个认知系统的决定性特质？）再者，我们也需要理解脑的软件，也即是一种负责指挥神经网络活动时空模式的程序。首先，你对认知神经科学的定义能够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考虑一下其他人对认知的定义，通常来说，他们会使用其他术语。例如，斯佩里曾经提出，意识是神经系统的时空交互活动中涌现出的一种新的属性。他还认为，这些涌现出来的心智活动存在一种反馈机制，并且能够反过来控制主体神经系统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便是一位神经科学家描述“认知活动”（cognitive act）的方式。麦凯对认知系统基本特征的假说可以表述如下：“与意识体验关系最紧密的便是大脑系统的自我评价和自我监管（或称高级组织）活动，大脑系统也决定了相关事件的规范及优先顺序，并负责调整生命体内部准备状态，从而实现对感觉刺激源的及时应对。”我认为这种观点将意识活动描述成了一个非常被动的加工过程，使之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中间批发商”或“调度员”。生命体天然具备一种灵活回应指令的能力，而麦凯并没有把意识看作一个会试图介入这种行为倾向的系统。

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你提出的定义至少提升了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并且明确地指出了这门学科的任务，即寻找“认识系统”——也就是掌控生物系统的唯一一个具有生命的系统的运作规则。当我在思考以上这些问题时，我一直认定认识系统比生物系统更为高层。这是否也是你想表达的意思？

不管怎么说，你已经为我们明确了任务，这其中不仅包括研究认知系统如何将自己的处理结果呈现在意识层面，也包括确立我们对认知系统作为一种能够取代大脑物理架构的加工过程的认识。那么，除去研究受损的大脑状态，我们还能通过哪些方法来阐明意识过程的机制？某种意义上，认知神经科学家们正在想尽办法为这一难题寻找眉目。但是，在提出脑损伤病人研究的问题之前，我想指出另外一个个人认为亟待解释的问题。

理解“纽约市”和“纽约人”需要采取不同的分析方式。理解“串联系统”与“并联系统”也需要采取不同的分析方式。在我们谈论如何巧妙分析认知功能之前，我们是否应首先考虑一个问题，即一个人的认知系统是否真的会努力博取本人的注意？假定我们认同当前给出的这个粗略的模型是合理的，那么在我看来，当人们在研究那些值得从认知理论的角度来理解的脑疾病问题时，其采取的研究手段也会因为这个模型而发生改变。

认知系统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这里让我来分析一个能够说明该问题的脑疾病案例。在脑疾病当中，认知个体的某一种系统特性可能会存在不同的损伤形式。例如，有很多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患有记忆障碍的病人。表面分析看来，这些病人均不能保持新信息，也不能将两个新的元素整合为一个新的概念。进一步考察背后的病理学机制可以发现，这种心理学障碍其实存在两种病变状态，一种为弥散的病变，一种为局部的病变。只有利用一个更加细致的任务才能揭示这两种病人在心理学层面的差别。患有局部病变的病人将信息从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的能力严重受损，但是，当存在一些线索时（例如在一个长长的单词表中插入表示词义分类的标题），他们的记忆提取表现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然而，患有弥散病变的病人并不能从此类认知策略中受益。他们的记忆提取表现会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现象？首先，我们是否应当认为弥散病变的病人不再拥有认知系统？他们是否丧失了认知主体？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们身上到底还有哪些特质决定了他们依旧属于“人类”？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脑疾病患者的存在似乎在督促我们去进一步细化认知系统的定义标准，也就是所谓的“认知介入”（cognitive penetrability）。我有种强烈的预感，觉得这其中隐藏着某种重要的真相，但也隐隐感到我们的确太容易忽略一些认知主体的存在。

乔治的回复如下：

收件人：迈克尔·加扎尼加

发件人：乔治·米勒

回复主题：路漫漫其修远兮

既然你已经接受（至少是暂时接受）我对认知神经科学的定义，那么，我们的下一步任务便是把它投入实践。我想重新陈述一遍这个定义，但是首先我得把“认识系统”这个词给换掉。让我先从我现在想到的一个大体方向说起。

有机知识系统（organic knowledge systems）。“知识库”（knowledge base）指的是任何一种确实存在的信号集合，这些信号依照某种公认的编码体系进行了编排，目标是表征某一类特定的信息。一个知识库再加上一个利用该知识库的信息处理系统（功能包括储存、提取、删除、比较、检索等等）便是一个“知识系统”。显然，只有当知识库归属于一个知识系统且该知识系统遵循生物学和心理学法则（区别于图书馆和计算机，即一个有生命的、可动的、具备主体特性的知识系统）时，它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认知神经科学的定义。认知神经科学家致力于寻找有机知识系统的分子逻辑，即除物理、化学、生物及心理学法则之外，又一套掌控有生命的知识体系中无生命物质行为的法则。

认知的界定标准（cognitive criterion）。顺应上面的定义，任何不受行为实施主体的知识状态影响的行为都不属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

定义的意义。该定义与认知神经科学的多种研究手段相容：（1）知识系统的演化。例如，从“基因存储知识”向“由经验获取知识”的演化转换。（2）知识系统的个体发生。例如，个人记忆的神经基础。（3）知识系统的心理学。例如，注意对基于知识的行为的影响，而注意活动或许可通过诱发电位来体现。（4）知识系统的神经病学。例如，不同类型的脑疾病之间的关联。如此等等。这些都是现成的研究手段——也就是说，对其中每一个手段，我们都能给出一些讨论。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上述思路的一个缺点在于，我们像这样连续地定义生物学、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便为之赋予了一种还原论色彩。也就是说，认知神经科学家寻找的法则同时也是心理学的法则，而心理学家寻找的法则同时也是生物学的法则。因为我向来把科学心理学看作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缺点无伤大雅。但是对一些杰出的科学家来说，如斯金纳和西蒙86，这可能是一个硬伤。

界定标准的意义。你在7月1日给我的那份备忘录里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或许可以表述如下：“任何不受行为系统状态影响的行为都不是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一说法对实际研究有何启示？

你提及这一点时，我想到了几件事。其一，泽农·派利夏恩87不应为这一界定标准的用语负责。我理解他提出的“认知介入”概念，提出该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对心理计算机当中不可变的“构架”和可变的程序进行区分。而我们想做的则是将认知神经科学家们想知道的东西与留予他人解决的内容区别开来。我对派利夏恩的理论了解并不多，因此不清楚他是否已经给出了后者的区分标准，因此我能做的便是尝试自行发展出一套理论。

其二，关于界定标准的应用方法，我能想出两个较为明显的答案：（1）改变一个生物的知识状态并展示该操作导致的思维或行为变化。（2）保持生物的知识状态不变而改变实验任务使用的材料，观察思维或行为的变化是否与材料熟悉度有关。

如果我正确理解了你给出的例子，弥散性大脑疾病患者的案例恰恰说明了按照方法（1）实践界定标准时的一个难点；因为要想改变这样一位病人的知识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那些基于记忆的行为并不是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范畴。对这样一位病人来说，依照方法（2）来实践认知的界定标准就显得很有必要——简而言之，改变提问的内容，直到我们找到这位病人能记住的信息。这样能够回答你在备忘录结尾处提出的那个让你困扰的问题吗？

其三，我认为该标准能够指导我们在写文章时应该选择哪些研究，以及如何将这些研究组织起来。我完全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目前使用的标准（如果我们的确遵循了某种标准的话），但是我们不一定要把它强加给我们的读者。

描述的层级（levels of description）。当我试图就认知神经科学问题整理自己的思路时，我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不同人的工作领域所在的描述层级不一样，而且没有人对自己所在的层级与其他层级之间的联系感兴趣。我推测这种不协调的现状产生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不同层级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本身就很有趣了。

我见过的与这里所说的层级问题最为接近的探讨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MI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我想明斯基和马尔88是实验室里的领头人。我猜所有搞计算机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例如，在温斯顿（P.H.Winston）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书中，将一台计算机的运作原理分为了8个描述层级：晶体管，触发器和门，缓存器与数据路径，机器指令，编译器或解释程序，列表处理语言，内置模式匹配以及智能程序。马尔和波焦（T.Poggio）在《人类立体视觉原理》（A theory of human stereo vision）一文中拉近了这一概念与神经病学的联系，他们划分了4个既能应用于计算机也能应用于大脑的描述层级：（1）晶体管和二极管，或神经元和突触；（2）由层级（1）中的元素构建成的集合体，如内存、加法器和乘法器；（3）算法，或称计算策略；（4）计算理论。

很明显，当下的绝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在热衷于攻克层级（1）中的问题，神经递质已经成了炙手可热的话题。我也看到过一些层级（2）的研究工作，如芒卡斯尔（Mountcastle）对大脑功能柱（columnar assemblies）的描述，因此我推测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层级（2）研究。层级（3）太过抽象，已经是任何神经科学家都不敢触及的水平——文斯·德蒂尔（Vince Dethier）对蝇类的分析或许可以看作其中一例。层级（4）一直为人所忽略，马尔和波焦认为，其原因可能是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通用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层级（3）的一些关键计算结构都已获得了清晰的定义。

我对上述这些分析并不是很有信心，但是我的确同意他们的观点，即对任何复杂度与神经系统相同的事物来说，我们都可将之分为多个层级来理解。分层的逻辑在于层级之间只能有微弱的联系，否则它们就不能被划分为界限明确的不同层级。更进一步，层级N描述的加工过程或许能被层级N+1当中的许多高级过程实现，因此出自层级N的一则描述永远不可能完全解释层级N中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问题。层级和我们对认知神经科学的定义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并不是一种修辞手段——我是真的在寻求答案。

例如，一种已知能以某种方式影响突触活动的药物被发现也会影响病人的某种行为，这种行为又受制于病人对空间关系的知识掌握。其中，干预操作（影响突触活动的药物）位于层级（1），而干预结果（受制于对空间关系的知识掌握的某种行为）位于层级（4）。这个例子符合我们的界定标准中的应用方法（2），可以被划分为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范畴。但是划入范畴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理解这个现象！快帮帮我！

附录III　加扎尼加身边的聪明人

前辈学者

马克斯·德尔布吕克

Max Delbrück

贝尔奖获得者，研究噬菌体的先驱。

理查德·费曼

Richard Feynman

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因斯坦之后最睿智的理论物理学家。

卡尔·拉什利

Karl Lashley

神经心理学之父，斯佩里的导师。

克利福德·摩根

Clifford T. Morgen

最早提出“裂脑”概念。

罗纳德·迈尔斯

Ronald Myers

斯佩里的学生，从事动物裂脑实验，最早的裂脑研究者。

莱纳斯·鲍林

Linus Pauling

诺贝尔奖获得者，量子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

罗杰·斯佩里

Roger Sperry

诺贝尔奖获得者，发现大脑左右分工模式，加扎尼加的导师。

裂脑研究共事者

约瑟夫·博根

Joseph Bogen

人类裂脑手术及实验的推动者。

诺曼·格施温德

Norman Geschwind

行为神经病学家，最早在神经病学界提出失连合综合征概念。

史蒂文·希利亚德

Steven Hillyard

事件相关电位研究范式的创立者。

马尔塔·库陶什

Marta Kutas

神经语言学家，语义冲突波N400的发现者。

学界友人

西摩·本泽

Seymour Benzer

物理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和行为遗传学家，现代行为遗传学的创始人之一。

西德尼·科尔曼

Sidney Coleman

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场论的权威学者，加扎尼加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室友。

弗朗西斯·克里克

Francis Crick

诺贝尔奖获得者，与沃森共同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Antonio Damasio

心理学家，TED演讲人，著名作家。

约瑟夫·勒杜

Joseph LeDoux

神经学家，情绪相关的神经科学领域奠基人。

唐纳德·麦凯

Donald M. MacKay

神经心理学家兼物理学家，提出了“规范化”系统理论。

贾科莫·里佐拉蒂

Giacomo Rizzolatti

神经生理学家，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者。

塔尔文·塔尔文

Endel Tulving

心理学家，研究记忆领域的权威，将记忆分为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

唐纳德·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

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之一，实在论的代表。

丹尼尔·丹尼特

Daniel Dennett

著名哲学家，作家，认知科学家。

利昂·费斯廷格

Leon Festinger

著名心理学家，认知失调理论创始人。

科里·古德曼

Corey Goodman

分子生物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时也是成功的企业家。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

世界著名的进化论科学家、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散文作家。

杰弗里·欣顿

Geoffery Hinton

人工智能和物体识别领域的世界级专家，被称为“神经网络之父”。

约翰·卡斯

John Kaas

比较解剖学与大脑进化领域的领军人物。

加里·林奇

Gary Lynch

分子神经生物学家，记忆分子机制专家。

马修·梅塞尔森

Matthew Meselson

遗传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证明了DNA半保留复制的假说。

乔治·米勒

George Miller

著名心理学家，发现了工作记忆容量为“7±2”；与加扎尼加共同创立认知神经科学领域。

布伦达·米尔纳

Brenda Milner

神经心理学家，研究记忆领域的权威，将记忆系统分成叙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史蒂芬·平克

Steven Pink

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当下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公众知识分子之一。

戴维·普雷马克

David Premack

著名心理学家，提出动机的强化理论“普雷马克原理”，同时也是心理理论的创始人。

拉马钱德兰

V. S.Ramachandran

印度裔美国神经科学家，在行为神经学与视觉心理物理学等领域有杰出贡献，被誉为“神经科学界的马可·波罗”。

迈克尔·桑德尔

Micheal Sandel

政治哲学家，提出社群主义理论。

斯坦利·斯坎特

Stanley Schachter

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上瘾和情绪。

特里·赛捷诺维斯基

Terry Sejnowski

研究大脑功能计算理论的头号专家。

霍华德·特明

Howard Temin

诺贝尔奖获得者，发现肿瘤病毒与细胞遗传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汉斯-卢卡斯·托伊贝尔

Hans-Lucas Teuber

麻省理工大学的大脑研究领袖及脑与认知科学系的创建者。

其他领域

史蒂夫·艾伦

Steve Allen

喜剧演员，美国传统夜间脱口秀鼻祖，《今夜秀》首任主持人。

小威廉·巴克利

William F. Buckley Jr.

美国记者、专栏作家、小说家、中情局特工、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国家评论》创办者。

巴伦·沃尔曼

Baron Wolman

《滚石杂志》首任摄影师。

乔治·布什

George W. Bush

第43任美国总统，加扎尼加参与了其组建的总统生物伦理专家委员会。

罗伯特·肯尼迪

Robert Kennedy

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在约翰·肯尼迪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司法部长，1968年遇刺身亡。

致谢

首先，作为全书的结尾，我想向我们的所有裂脑病人举杯致意。没有他们的慷慨与奉献精神，以及他们为实验投入的大量的时间和无限的耐心，我们对大脑结构与功能的了解永远不可能达到如今的水平。他们全都非常努力，我们所有人都很享受这些年来一起度过的时光。

其次，我必须对数十位科学家献上我最诚挚的谢意，他们在过去50年间参与了大量的研究，而本书提及的这些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当中许多人是研究生、博士后成员、教职工以及来自其他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和我一样，他们也深深地迷上了这群病人，并全身心地投入研究项目之中。他们完成了极为出色的工作。

在筹备本书书稿时，我想特别感谢几位同事，他们读完了全书并且提供了许多令我受益匪浅的建议。以下便是这几位同事的姓名，我依照字母顺序进行了排列：弗洛伊德·布卢姆，莱奥·夏卢帕，斯科特·格拉夫顿，史蒂文·希利亚德，迈克尔·波斯纳，马库斯·赖希勒，以及约翰·托比。我还想感谢我的妻子夏洛特，我的姐姐丽贝卡，以及我的好朋友丹·夏皮罗和埃里克·卡普兰——他们都向我提出了许多意见，并帮我进行了文档的编辑。最后，没有达纳基金会（Dana Foundation）的简·内文斯的帮助，我也无法完成这些写作任务。

我那为人踏实坚定的代理人约翰·布罗克曼一直支持着我的工作。他对自己的团队不离不弃，并敦促我们专注于达成大众科学写作的目标。过去这些年，我有幸和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伊可出版社（Ecco, HarperCollins）的丹·哈尔彭合作。丹在我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小册子里发现了一些闪光点，自那以后，他一直是我的出版人。我同样要感谢我的本科生科研助理凯莉·希尔，她为本书视频及参考文献的整理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编辑希拉里·雷德蒙。她花费了不少力气把我这份天马行空的手稿修改为一部连贯的书作，然而却全程面带微笑。我欠她一份人情。

译者后记

当我准备翻译这本著作时，心中其实颇有几分畏惧，而激起这份情绪的原因正是原稿封面上大大的几个字：迈克尔·加扎尼加。这是一个几乎所有认知神经科学课程的第一堂课都会提到的名字，而我就像一个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大师作品的小门徒，诚惶诚恐。

不过，刚刚翻开正文的第一章，我就不禁笑出了声。当年还是一位达特茅斯学院本科生的加扎尼加决定前往加州理工学院参加暑期实习，原因竟然是加州理工学院离女朋友的住处比较近。如此任性而又率直的理由让这位认知神经科学之父的形象顿时变得可爱起来。

就像加扎尼加在书中反复提到的那样，生活就是一段充满机缘巧合的故事，哪怕你从事的是一线科研这样看似最需要逻辑的工作。为了心爱的姑娘走进了加州理工学院，在加州理工学院认识了未来导师斯佩里，在斯佩里门下第一次对裂脑病人进行测试，裂脑现象又引出了日后对人类意识本质的思考……每一个临时起意，每一次旁人的推动，都可能改变人生的走向。随着加扎尼加平和而又幽默的记叙一点点向前推进，他那曲折而又传奇的一生也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声称自己从来不参加职工例会、痛恨行政事务的加扎尼加，其实并不是一个脱离尘世的孤高学者。事实上，他的社会活动之丰富足以让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汗颜。从研究生时代组织政治演讲集会，到肯尼迪遇刺后组织学术会议，再到“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加入总统的咨询委员会，加扎尼加的经历就像一部横跨大半个世纪的浓缩美国史，堪称是真实版的《阿甘正传》。当然，和懵懵懂懂闯入无数关键历史节点的阿甘不同，加扎尼加所做的一切都是凭借自身的意志和责任感而完成的，其中既包括身为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感，也包括身为一位普通公民的责任感。

没错，科学家是这个社会的一员，他们的事业自然也晕染着多样的人性色彩，就像加扎尼加会因为来自导师的压力被迫离开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课题，也会因为一位陌生医生的帮助重新找回测试裂脑病人的兴奋。这里有利益冲突和勾心斗角，有同事朋友的悲欢离合，更有一位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为了共同的目标贡献一生。

本书的推荐序作者史蒂芬·平克说，是加扎尼加让他感受到了科研的乐趣。如果要问我在掩卷之后有何收获，或许除了对两侧大脑半球的认知功能差异以及统一意识的产生过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之外，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我开始认识到，文献里那一条一条冷静平淡的结论背后，其实活跃着一群这个世界上最有趣的灵魂。

由于本书涉及许多专业知识和深刻的理论探讨，在翻译中我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也曾一度止步不前。因此要感谢我的父母和朋友，是他们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感谢徐娇编辑在前期为我的译稿提出的种种建议，也感谢季阳老师给我提供了这样一次机会，让我有幸能为大师作品的传播付出一份力量。由于个人能力限制，译文中不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疏漏，也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罗路

2015年11月15日

湛庐，与思想有关……

如何阅读商业图书

商业图书与其他类型的图书，由于阅读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因此有其特定的阅读原则和阅读方法，先从一本书开始尝试，再熟练应用。

阅读原则1二八原则

对商业图书来说，80%的精华价值可能仅占20%的页码。要根据自己的阅读能力，进行阅读时间的分配。

阅读原则2集中优势精力原则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集中突破20%的精华内容。也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攻克一个主题的阅读。

阅读原则3递进原则

高效率的阅读并不一定要按照页码顺序展开，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阅读，再从兴趣点扩展到其他部分。阅读商业图书切忌贪多，从一个小主题开始，先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了解文字风格、观点阐述以及案例描述的方法，目的在于对方法的掌握，这才是最重要的。

阅读原则4好为人师原则

在朋友圈中主导、控制话题，引导话题向自己设计的方向去发展，可以让读书收获更加扎实、实用、有效。

阅读方法与阅读习惯的养成

（1）回想。阅读商业图书常常不会一口气读完，第二次拿起书时，至少用15分钟回想上次阅读的内容，不要翻看，实在想不起来再翻看。严格训练自己，一定要回想，坚持50次，会逐渐养成习惯。

（2）做笔记。不要试图让笔记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不需要有深刻的见解和思想，只要是文字，就是对大脑的锻炼。在空白处多写多画，随笔、符号、涂色、书签、便签、折页，甚至拆书都可以。

（3）读后感和PPT。坚持写读后感可以大幅度提高阅读能力，做PPT可以提高逻辑分析能力。从写读后感开始，写上5篇以后，再尝试做PPT。连续做上5个PPT，再重复写三次读后感。如此坚持，阅读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

（4）思想的超越。要养成上述阅读习惯，通常需要6个月的严格训练，至少完成4本书的阅读。你会慢慢发现，自己的思想开始跳脱出来，开始有了超越作者的感觉。比拟作者、超越作者、试图凌驾于作者之上思考问题，是阅读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好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难就难在执行。需要毅力、执著、长期的坚持，从而养成习惯。用心学习，就会得到心的改变、思想的改变。阅读，与思想有关。

［特别感谢：营销及销售行为专家孙路弘智慧支持！］

我们出版的所有图书，封底和前勒口都有“湛庐文化”的标志

并归于两个品牌

找“小红帽”

为了便于读者在浩如烟海的书架陈列中清楚地找到湛庐，我们在每本图书的封面左上角，以及书脊上部47mm处，以红色作为标记——称之为“小红帽”。同时，封面左上角标记“湛庐文化Slogan”，书脊上标记“湛庐文化Logo”，且下方标注图书所属品牌。

湛庐文化主力打造两个品牌：财富汇，致力于为商界人士提供国内外优秀的经济管理类图书；心视界，旨在通过心理学大师、心灵导师的专业指导为读者提供改善生活和心境的通路。

阅读的最大成本

读者在选购图书的时候，往往把成本支出的焦点放在书价上，其实不然。

时间才是读者付出的最大阅读成本。

阅读的时间成本=选择花费的时间+阅读花费的时间+误读浪费的时间

湛庐希望成为一个“与思想有关”的组织，成为中国与世界思想交汇的聚集地。通过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商业组织的思维方式，与世界先进的理念接轨，帮助国内的企业和经理人，融入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和价值。

我们知道，这项工作就像跑马拉松，是极其漫长和艰苦的。但是我们有决心和毅力去不断推动，在朝着我们目标前进的道路上，所有人都是同行者和推动者。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读者一起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在当下改变未来。

[1]BRAIN是“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technologies”的简称，意为“用先进的革新性神经技术进行大脑研究”，而BRAIN一词本身又有“大脑”之意。——译者注

[2]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美国心理学之父，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3]该酒店的名字“El Encanto”为西班牙语“魅力”之意。——译者注

[4]玫瑰碗（Rose Bowl）是一年一度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举行的橄榄球盛事。——译者注

[5]此观点认为，大脑各区域的功能是等同的。——译者注

[6]他们的研究证明了DNA半保留复制的假说，即在复制时，原始DNA螺旋中的一条链作为模板合成出一条新链。

[7]雷纳托·杜尔贝科（Renato Dulbecco）来自意大利小镇卡拉布里亚，他是一位病毒学家，并于1975年凭借肿瘤病毒（oncoviruse，一种在入侵动物细胞后会引发癌症的病毒）的研究荣获诺贝尔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成员，随后来到了美国。

[8]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英国作家、思想家，代表作《美丽新世界》曾被评为20世纪十大小说之一。——译者注

[9]史蒂夫·艾伦（Steve Allen），美国著名喜剧演员，美国传统脱口秀鼻祖，《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首任主持人。——译者注

[10]纳撒内尔·克莱特曼（Nathaniel Kleitman），美国著名生理学家，参与了后文提到的快速眼动睡眠现象的发现。——译者注

[11]索尔·胡洛克（Sol Hurok）是20世纪闻名全球的一位美国演出经理人，他的客户包括阿瑟·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和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以及众多著名艺术家和音乐家。

[12]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美国著名电影演员，是美国喜剧组合“马克斯兄弟”的成员之一，善于演绎荒诞不经的剧情。——译者注

[13]法国医生马克·达克斯（Marc Dax）和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在19世纪发现，大脑的言语中枢位于左侧半球。

[14]病人W.J.的名字。——译者注

[15]很大程度上，大脑是一个对称的器官，左侧大脑负责控制右侧的躯体，而右侧大脑控制左侧的躯体。两侧大脑的活动通常由一个大的皮质连合调控，这个连合就叫作胼胝体。

[16]本书所有视频均由作者本人提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盗用。

[17]癫痫持续状态（status epilepticus）是一种持续的、全身性的抽搐发作，病人具有生命危险。传统上将这种状态定义为超过5分钟的癫痫发作。

[18]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同样需要花时间接受神经科的培训。

[19]正如之前所说，范瓦格纳是20世纪40年代首位完成胼胝体切开手术的神经外科医生。

[20]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英国著名的摇滚吉他手，滚石乐队的创始人之一，以痴迷酒精和药品、生活糜烂放荡而闻名。——译者注

[21]大脑血管梗塞又名中风，当为一部分脑组织供血的血管被堵塞或破裂出血时，就会发生这种状况。而失去血液供给的脑区就会死亡。

[22]失连合效应（disconnection effect）指的是一种神经疾病，原因是大脑神经纤维通路中的神经冲动传播受到了阻碍。

[23]脑桥是脑干的一部分。

[24]此处及本节后文中的楷体字在原文中均为意大利语。——译者注

[25]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著名摇滚乐队“披头士”的鼓手。后文中的歌词来自披头士乐队的名作之一《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译者注

[26]此处的17区与18区指的是布罗德曼（Brodmann）大脑分区系统中编号为17和18的皮层区域，分别为主要视觉区与视觉联络区。——译者注

[27]戴维的昵称。——译者注

[28]地区住宅（tract house），指大批量建造的居民区住宅。——译者注

[29]价值中立（value free）指的是一种科学思考的方式，即不考虑价值问题，单纯依靠逻辑对事物原理进行客观描述。——译者注

[30]我最终完成了令帕特和出版商满意的书稿，但是帕特的儿子杰里·布朗不以为然，当时他刚开始爬升州长之路，并在6年后赢得了选举。有一件与项目有关的怪事，那就是此书在43年前就已完成，但在6个月前，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给我写信，询问他手头的一份旧手稿是否就是这本书。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重读稿件时，我发现自己的观点（在书中以州长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陈述）几乎从未改变，即便就在最近，我刚结束了一项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斥资1 000万美元的长达4年的项目，而研究主题正是书中提到的问题，这真是令人有些不寒而栗。

[31]第22条军规（Catch-22）：典出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同名小说，形容一种自相矛盾、进退两难的困境。——译者注

[32]纽约市的一栋著名住宅楼，被纽约市地标保存委员会认定为纽约市地标建筑。——译者注

[33]线性叙事（linear narrative）：一种戏剧的叙事手法，即按照事情发展顺序逐个描述。——译者注

[34]《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是美国销量第一的八卦小报，内容劲爆但可信度不高。——译者注

[35]神经心理学主要研究大脑的结构与功能，试图理解其与特定心理过程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36]长老会，基督教教派。——译者注

[37]大卫·休谟（David Hume），苏格兰人，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译者注

[38]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于2013年向媒体泄漏美国安全局的秘密文档。——译者注

[39]移民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裔后人有其专有名词“Cajun”，原文此处用的也是这个词，因此会有“是不是废话”的戏语。——译者注

[40]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著名意大利导演，被认为是20世纪影响最广泛的导演之一。——译者注

[41]政府为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经常会隐去证人的外貌及身份。——译者注

[42]心理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物理刺激与其引起的感觉之间的定量关系。

[43]认知心理学是研究认知过程的学科，如注意、语言、记忆、学习、问题解决等。

[44]杰弗里·霍尔茨曼的昵称。——译者注

[45]犹太人使用的语言。——译者注

[46]犹太人中的一个阶层，主持宗教活动的精神领袖。——译者注

[47]现在被人称为肉芽肿性血管炎（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tis），一种中小血管炎症，会对多种器官造成影响。

[48]这里霍尔茨曼玩了一个谐音文字游戏，将“so long”说成了发音相似的“so lung”。其中，“so long”的意思是“再会”，而“lung”意为肺部。——译者注

[49]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研究的是信息的数量与质量，是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及电子工程学的一个分支。克劳德·香农（Claude E.Shannon）于1948年在他的经典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当中正式提出了这一理论，用于解决信息如何在噪声信道中传播的问题。

[50]转换语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是乔姆斯基建立的一个理论，关于大脑如何表征与处理语法知识。理论的大体思想即为，语言中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深层结构代表了句中词语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转化投射至表层结构。乔姆斯基认为，所有语言的深层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似的，尽管这一特征隐藏于表层结构之下。

[51]在旧时的教育体系中，文法学校主要教授语法知识，后来多转变为中学。——译者注

[52]分离现象（dissociation）指的是病人在一个任务中表现正常却在另外一个任务中表现异常。——译者注

[53]指的是一类从事宗教、慈善、教育等事业的组织，依照美国税法501c3条款，享受免税待遇。——译者注

[54]此书中文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55]一种游戏，出题人心中想一个词，其他人通过向出题人提问来猜出答案，问题数不可超过20个。——译者注

[56]瑞士滑雪胜地，也是欧洲各国皇室成员及电影明星的高级疗养地。——译者注

[57]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案》，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增予各州来兴办、资助教育机构。这些学校后来多半发展为州立大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译者注

[58]哈得孙河位于纽约市西边，因此这里作者的意思即是斯坎特不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住在纽约市以外的地方。——译者注

[59]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译者注

[60]本体感觉（Proprioception）指的是对身体各部位当前所处位置的觉察，起源于肌肉、肌腱和关节中的感觉神经接收到的刺激信号。

[61]字法特异性（orthographic distinctiveness）指的是一个单词的结构特征，这一结构特征能将它与其他单词在物理结构上区分开来，从而变得有趣而又独特。

[62]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是美国著名乡村歌手，他的名曲之一便是“I walk the line”。——译者注

[63]与自由回忆相对应，再认记忆（recognition memory）指的是，在看到曾经见过的物体或事件时，能够再次对之进行指认的能力。

[64]鹰军（Eagle Scout）是童子军的最高级别。——译者注

[65]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医学家及科普作者。——译者注

[66]同源（homologous）区域在进化上具有相同的来源，但功能可能各不相同。

[67]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BOLD）对比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使用的一种测量指标，依赖的是动脉与静脉血中血红蛋白氧化状态的瞬时变化。所有人从一开始使用的都是这一指标。

[68]约翰·凯梅尼（John Kemeny），数学家，计算机语言BASIC的发明者之一，曾经是达特茅斯学院的院长。——译者注

[69]《幸存者》（Surviver）是一个以野外生存为主题的真人秀，而新斯科舍是加拿大东南部的一个省。——译者注

[70]联觉（synesthesia）是一种神经疾病，在患者脑中，某一感觉通道的感觉刺激或来自其他认知通路的刺激会自动引发其他感觉通道或认知通路的反应。例如，听到一个特定单词时，患者能感受到某种特定的味道。

[71]迈克尔·科尔巴里斯（Michael Corballis）是奥克兰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他的成就之一包括一系列关于人类语言起源与进化的研究，正是他提出了语言的手势起源学说。

[72]艾伦·巴德利（Alan Baddeley）是一位英国心理学家，因其在工作记忆方面完成的研究而闻名。

[73]利昂·卡斯（Leon Kass）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一直从事研究生物医学进步引发的伦理及哲学问题。

[74]两位分别是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与国务卿。——译者注

[75]美式橄榄球中的一个动作。——译者注

[76]连接卵巢和子宫的管子。

[77]体细胞核移植（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SCNT）指的是这样一种技术：取出供体的体细胞（除生殖细胞和未分化的干细胞以外，身体中任何一个细胞均为体细胞）的细胞核；下一步，将受体的卵细胞的细胞核移除，并将供体细胞核注入受体卵细胞，后者会对该细胞核进行再编程，并将之识别为自己的细胞核；经过电刺激后，卵细胞开始分裂，最终形成一个与供体DNA几乎完全一致的囊胚。

[78]美国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连锁商店遍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等地区。——译者注

[79]查尔斯·汤斯（Charls Townes），美国物理学家，激光的发明者，196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注

[80]拥有120多年历史的吉福德讲座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思想聚会，它集合了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和神学家，探讨人类终极问题。加扎尼加后来根据自己在吉福德讲座的演讲内容写成了《谁说了算？》一书，中文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81]美国著名指挥家，原名莱尔·亨德森（Lyle Henderson），因为擅长用不同的曲调演绎乐曲，因此获得了“Skitch”的外号，该词原意为“圈点、注释”，因此此处译为“音乐注释者”。——译者注

[82]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s）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指的是一种给人带来极大愉悦的经历。——译者注

[83]TED演讲是一家美国非营利机构组织的活动，邀请各领域的杰出人物围绕Technology（科技）、Entertainment（娱乐）和Desigh（设计）的主旨开展一系列精短的演说。《TED演讲的秘密》一书中介绍了很多精彩的TED演讲，此书中文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84]指有选择地汲取信息。——译者注

[85]希克森教授（Hixon Professor）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特殊教授职位，1983年由银行家弗兰克·希克森捐资设立。——译者注

[86]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因决策理论的研究获得诺贝尔摯济学奖。——译者注

[87]泽农·派利夏恩（Zenon Pylyshyn），著名认知学家、哲学家，对认知科学的计算主义纲领进行系统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译者注

[88]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之一，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其所著的《情感机器》一书中文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大卫·马尔（David Marr）是一位神经系统学家与心理学家，计算神经学的创始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