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路：林登·约翰逊传
Author: 罗伯特•A.卡洛(Robert A.Caro)
Date: 2018-03-31T16:00:00+00:00
Description: 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 The Path to Power
Publisher: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之路／（美）罗伯特•A.卡洛著；何雨珈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4

（林登•约翰逊传）

书名原文：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 The Path to Power

ISBN 978-7-5411-5046-3

Ⅰ．①权…　Ⅱ．①罗…②何…　Ⅲ．①约翰逊（1908-1973）—传记　Ⅳ．①K837.12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9877号

Copyright © 1982 by Robert A. Car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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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进字21-2018-57

QUAN LI ZHI LU

权力之路

［美］罗伯特•A.卡洛　著　何雨珈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封　龙　奉学勤

责任校对　汪　平

特约监制　赵　菁　孟　玮

特约编辑　唐　宁　胡瑞婷

装帧设计　唐　旭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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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235mm　1/16

印　　张　70.25

字　　数　900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046-3

定　　价　1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010-82069336。

献给艾娜

“所有的酬劳都无法抵偿你的功劳。”
(1)

—

莎士比亚

(1)
出自莎士比亚剧作《麦克白》第一幕第四场。——译注（以下注释除特别标明外，均为译者注）

地图译名（以英文字母排序）

AREA OF INSET MAP

插入的地图所在的地区

THE FOURTEENTH DISTRICK 1932

1932年十四区

THE TENTH DISTRICT. 1937

1937年第十区

A　Abilene　阿比林

Albert　艾伯特（镇）

Alice　艾丽丝

Amarillo　阿马里洛

ARK.　阿肯色州

Arkansas River　阿肯色河

Austin　奥斯汀

B　BASTROP　巴斯特罗普（县）

Bastrop　巴斯特罗普

Beaumont　博蒙

Bertram　伯特勒姆

Big Spring　比格斯普林

BLANCO　布兰科（县）

Blanco　布兰科

Blanco River　布兰科河

Bonham　博纳姆

Brazos River　布拉索斯河

Brenham　布雷纳姆

Buchanan Dan　布坎南坝

Buda　比达

BURLESON　伯利森（县）

BURNET　伯内特（县）

Burnet　伯内特

C　CALDWELL　考德威尔（县）

Chisholm Trail　奇瑟姆牛车道

Colorado River　科罗拉多河

Corpus Christi　科珀斯克里斯蒂

Cotulla　科图拉

D　Dale　戴尔

Dallas　达拉斯

Denison　丹尼森

Dolores　多洛雷斯

Driftwood　德里夫特伍德

Dripping Springs　德里平斯普林斯

E　El Paso　埃尔帕索

Elgin　埃尔金

F　Floresville　弗洛里斯维尔

Flour Bluff　弗卢尔布拉夫

Fort Worth　沃思堡

Fredericksburg　弗雷德里克斯堡

G　Galveston　加尔维斯顿

Georgetown　乔治敦

Giddings　吉丁斯

GILLESPIE　吉莱斯皮（县）

Guadalupe Rover　瓜达卢佩河

GULF OF MEXICO　墨西哥湾

H　Harlingen　哈灵根

HAYS　海斯（县）

Henderson　亨德森

Henly　亨利

Hidalgo　伊达尔戈

HILL COUNTRY　希尔县（县）

Houston　休斯顿

Hutto　哈托

Hye　海耶

I　Independence　独立镇

J　Jarrell　贾雷尔

Johnson City　约翰逊城

Jonah　乔纳

Junction　章克申

K　KANSAS　堪萨斯州

Karnack　卡纳克

Kilgore　基尔戈

KING RANCH　金家牧场

Kyle　凯尔

L　La Paloma　拉帕洛马

LA.　路易斯安那州

Lake Austin　奥斯汀湖

Lampasas　兰帕瑟斯

Lampasas R.　兰帕瑟斯河

Laredo　拉雷多

LEE　利（县）

Lexington　列克星敦

Liberty Hill　利伯蒂希尔

Llano　拉诺

Lockhart　洛克哈特

Longview　朗维尤

Los Indios　洛斯印第奥斯（墨）

Lubbock　拉伯克

Luling　卢灵

Lytton Springs　利顿斯普林斯

M　Mansfield (Marshall Ford) Dam　曼斯菲尔德（福特元帅）坝

Marble Falls　马布尔福尔斯

Marlin　马林

Marshall　马歇尔

MEXICO　墨西哥（国家）

N　New Braunfels　新布朗费尔斯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

Nueces River　努埃西斯河

O　OKLAHKMA　俄克拉荷马州

P　Paige　佩奇

PANHANDLE　潘汉德尔地区

Pearsall　皮尔索尔

Pedernales R.　佩德纳莱斯河

Pflugerville　普夫卢格维尔

Port Aransas　阿兰瑟斯港

Port Arthur　阿瑟港

R　Red River　雷德河

Reynosa　雷诺萨（墨）

Rio Grande　里奥格兰德河

Robstown　罗布斯敦

Round Rock　朗德罗克

S　Sabine River　萨宾河

San Angelo　圣安吉洛

San Antonio　圣安东尼奥

San Marcos　圣马科斯

San Saba　圣萨巴

San Ygnacio　圣伊格纳西奥

Santa Maria　桑塔玛莉亚

Seguin　塞金

Smithville　史密斯维尔

Spindletop Oilfield　纺锤顶油田

Stonewall　斯通沃尔

Sulphur Springs　萨尔弗斯普林斯

T　Taylor　泰勒

Temple　坦普尔

TEXAS　得克萨斯州

THE VALLEY　里奥格兰德河谷

TRAVIS　特拉维斯（县）

Tyler　泰勒

U　Uvalde　尤瓦尔迪

W　Waco　韦科

Walburg　沃尔堡

WASHINGTON　华盛顿（县）

Washington-on-the-Brazos　布拉索斯河畔华盛顿

Weir　韦尔

Wichita Falls　威奇托福尔斯

WILLIAMSON　威廉森（县）

Wimberley　温伯利

目 录

•引言•　套路　Introduction

•第一章•陷阱　Part I THE TRAP

•1•　邦顿家的血脉

•2•　人民党

•3•　约翰逊家的气派

•4•　父亲和母亲

•5•　儿子

•6•　“我认识的最好的男人”

•7•　“最底层”

•第二章•逃离　Part II ESCAPE

•8•　“狗屁”约翰逊

•9•　富家千金

•10•　科图拉

•11•　“白星”与“黑星”

•12•　“很不寻常的才能”

•第三章•播种　Part III SOWING

•13•　上路

•14•　罗斯福新政

•15•　“小国会”的大头目

•16•　志同道合

•17•　“小瓢虫”

•18•　雷伯恩

•19•　“让他们工作！”

•20•　大坝

•第四章•收获　Part IV REAPING

•21•　首次竞选

•22•　来自河流的分支

•23•　加尔维斯顿

•24•　清账

•25•　芳草地

•26•　第十区

•27•　“悲斗”

•28•　“我会帮你们争取到的”

•第五章•新天地　Part V NEW FIELDS

•29•　约翰逊先生奔向华盛顿

•30•　一份合同，三封电报

•31•　竞选委员会

•32•　蒙西大厦

•33•　后门

•第六章•溃败　Part VI DEFEAT

•34•　“老爹，请把饼干递过来”

•35•　“我想见林登”

•36•　“议长先生”

•37•　“最佳罗斯福代言人”

•致谢•　Debts

•参考资料说明•　A Noteon Sources

•部分参考文献•　Selected Bibliography

•注释•　Selected Bibliography

•索引•　Index

•引言•

套路

Introduction

一九四〇年。三个男人躺在一块毯子上。其中两个很有钱，另一个很穷，穷得最近才买了这辈子第一件合身的西装，他就是三十二岁的国会众议院议员林登•约翰逊，想钱都快想疯了。另外两个有钱人，一个叫乔治•布朗，约翰逊一直在恳求他给自己找条生财之道，布朗则懒洋洋的，优哉游哉——这是在西弗吉尼亚州山野中的奢华酒店“绿蔷薇”里，仍带着余温的秋日暖阳照在身上，真是舒服——此时另一个男人查尔斯•马什说他能帮林登•约翰逊，当然布朗清楚地知道后者会给出什么样的答复。

布朗对马什的主动并不意外。马什时年五十三岁，人高马大，飞扬跋扈，认识他的朋友都说他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古罗马皇帝的气质。这位“皇帝”相当喜欢做些浮夸的举动，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伟大。而眼前这个年轻男人，又恰好是他感兴趣的那种类型，更令他“父性大发”。就在最近，因为欣赏一位记者的报道，马什就说要给他点“小费”，一高兴就送了他一家报社。几年前，一位年轻人盲目开采油井，结果一堆井都没出油。他走投无路，只好典当了来复猎枪，才不至于落得风餐露宿。马什被这个故事所打动，便同意为这位年轻的锡德•理查森作保，从银行贷款，继续掘井事业，回报是从他未来的利润里分一杯羹（马什自己心里也清楚，这回报可能永远也不会实现）。而眼前这位林登•约翰逊，马什视他更与别人不同。马什手上有一份在得州首府奥斯汀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就一路支持约翰逊，巩固了他在得州这个选区的控制权。同时两人的私人感情也不一般，按布朗的说法：“查尔斯爱林登如子，视如己出。”

布朗对马什的主动程度也并不意外。尽管自己从很多方面来说也算富甲一方，但他很清楚自己和马什的财富相比还是相去甚远。马什之所以能轻轻松松把一家报社拱手送给那位记者，是因为他手上还有十几家。而他有股份的、能说得上话的报社，另外还有十几家。就单说在奥斯汀，他所拥有的，不仅仅是该市最大的报社，还有全市最大的银行的多数股份，有轨电车连锁公司的所有股份以及最财大气粗的房地产公司的大片土地。而上述这一切，在马什的资产表上，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得州西部油气资源丰富，大片油田不断滋长着财富，和他合作的油田开采者，可不止理查森一人。那林立的油井铁架塔，从地壳深处不断挖掘着“黄金”，放进马什的口袋。所以，接下来马什对约翰逊说的话，让熟悉他的财大气粗与性格脾气的布朗颇感兴趣，但毫不惊讶。马什说，他和理查森关系已经大不如前，而他做人做事的铁律是：不喜欢跟你合作，就终止与你的合作。反正，和理查森的合作，也没花他一分钱，他只不过多年前出面为后者担保了银行贷款，就得到了那些油井的股份。而他可以把这些股份低价卖给约翰逊。接下来的话，充满了浓烈的“马什风”：“我卖给你的价格，你肯定买得起。”对于一个一文不名、身无长物的年轻人来说，唯一的出路便是马什给的这条了：他提出，年轻的议员可以买下他在理查森企业的股份，不用付首付。布朗解释说：“他的意思是，林登可以从以后每年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分期付款。”布朗看过相关的资产负债表，说这些股份就算不值一百万美元，也算是“接近”了。“七十五万美元肯定是有的。”马什这是要让林登•约翰逊一夜暴富，而且约翰逊自己不用出一个子儿。

马什的慷慨在布朗的意料之中，而对方的反应却在他的意料之外。约翰逊感谢了马什，态度彬彬有礼、谦恭顺从，甚至有些迎合讨好。他在长辈面前一贯如此。但布朗回忆说，他的态度同时也很坚决，说要考虑考虑，但很有可能要对马什的美意敬谢不敏了。“我不能和石油有染，”他说，“要是公众知道我从油井里分了一杯羹，那我的政治前途就算完了。”

整整一周，林登•约翰逊都在考虑马什的建议。而他所处的环境，时时都在提醒他，如果拒绝了大富翁的美意，他将失去些什么。绿蔷薇酒店的大堂宏伟宽阔，高高的石柱精美绝伦，闪着洁白的光辉。两侧的窗外是绵延六千五百公顷的丰茂草坪和宁静的花园。硕大的舞厅铺设着大理石地砖，各方贵客翩翩起舞，头顶是巨大的枝形吊灯，制作考究，巧夺天工。温泉屋的圆顶下春意盎然，每天下午，遮阳伞下围坐在桌边的客人都能享用到冰爽的香槟美酒。没事还可以去周围一溜奢侈品店满足购物欲。温泉屋的室内游泳池大得像个湖，身着绿色制服的仆从无处不在，随时在池边待命。附近的火车站每天吞吐量巨大，客人们从自己的私人车厢上下来，直接被等候多时的“豪车舰队”接走。正如《假日》杂志所描写的那样：“这就是丰饶的美国，达到富裕的巅峰。”这里是美利坚的“理想国”，是富人的天堂，而若囊中羞涩，就休想享受到丝毫快乐。前面说的那三个男人，住着绿蔷薇最贵的房子：一排白色的小别墅，特地离主楼远一些，私密性很好。他们每天都在房前的斜坡上铺张毯子，躺在上面。约翰逊和布朗讨论马什的建议，又像之前很多次一样诉说起自己人生的林林总总：少年时代困苦不堪的生活，拼命挣扎才得以进入大学深造，以及一个事实（布朗说，这个事实简直成了约翰逊的心魔，令他寝食难安）——他在国会已经有三年资历，在罗斯福总统的友情相帮下，这三年来，他累积的权力已经远远超出相同资历的同僚。然而，即便如此，他仍然一无所有，银行存款不足一千美元。他一遍又一遍对布朗诉说自己的恐惧（布朗认为这样的恐惧对约翰逊是一种折磨），他怕自己的结局会和父亲一样，也是个深受选民爱戴的官员，六次当选进入得州议会，最终却家徒四壁、凄惨而死。约翰逊一再说，他早就意识到，就算在国会稳坐交椅，也不能说就一定逃脱了父辈的命运。他说，自从去了华盛顿，见了很多从前的议员，都曾和他一样身居要职，仿佛风光无限，但后来一朝落选，便只能做些毫无尊严的工作，挣得微薄的薪水。而对他来说，落选也是迟早的事情，不可能永远得胜。他有一件事情一直萦绕于心，难以忘怀，难免不断对布朗诉说：有一天，他在国会大厦乘坐电梯，跟电梯里的操作员搭上了话。后者告诉他，自己也曾是议员。约翰逊不想自己的结局也是如此，在电梯里上上下下，重复单调地工作。如果接受了马什的慷慨相助，他便永远不需要面对这样的恐惧了。布朗知道，约翰逊完全看得清马什的建议意味着什么，知道对方是要将可观的财富拱手相送。然而，约翰逊也不断重复着一开始对马什的答复：“那我的政治前途就算完了。”

乔治•布朗已经和约翰逊亲密合作了三年。一九三七年，他首次提名约翰逊参选议员，实际上是为了确保一笔规模巨大的复杂交易，当然内核相当简单：乔治和哥哥赫尔曼掌管的布朗&路特合资公司正在奥斯汀附近修大坝，但手里那份规划书还没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他们需要在国会有个人，能帮他们拿到批条。约翰逊帮他们成了事，布朗兄弟从这份联邦合同中大赚了数百万美金。从那以后，约翰逊一直努力帮布朗兄弟多挣钱。最近可谓是达到了高潮，布朗&路特公司拿到了一个大单，在科珀斯克里斯蒂
(1) 修建一个巨大的美国海军基地。和约翰逊合作这么久，布朗觉得自己应该算了解他了，也了解他是多么看重钱，多么急切地想赚钱。而且，他还感觉到这种焦虑与日俱增，不仅仅因为约翰逊越来越频繁地央求布朗兄弟为他找一门自己的营生，还因为最近约翰逊的亲朋好友之间流传的一个故事：几个月前的一场聚会上，约翰逊介绍了两个男人认识，其中一个后来从另一个手里买了奥斯汀的一处地产。后来的一天晚上咱们的这位议员找到那个卖房的当地商人，说自己在这场交易中起了“作用”，让他“意思”一点“中介费”，这个商人实在猝不及防。他跟约翰逊说，他起的作用不过就是社交场合介绍一下而已，于是拒绝给他任何费用。当时他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他说那是很小的一笔交易，就算给中介费也“最多不到一千美元”。所以，第二天早上七点，他开门拿报纸的时候，发现这位议员还坐在路边，等着再问他要钱，这真是让他无比震惊。他再次向约翰逊解释，自己不应该付这笔钱。“真的，林登就开始完全是求我了，求我给他这笔钱。我又拒绝了，感觉他都要哭了。”所以，此时此刻，知道最近约翰逊因为一千美元孤注一掷成那样的布朗，看到他竟然为了七十五万美元犹豫，不由得暗自吃惊。

约翰逊犹豫的原因也让他吃惊。“我的政治前途就算完了。”约翰逊说的是什么“政治前途”呢？来绿蔷薇的这一周前，布朗本以为自己很了解约翰逊在政治上的抱负，一眼就看穿了。因为约翰逊总是在絮叨他在政坛的目标，一直说要待在众议院，等着参议院空出位子，就去竞选参议员。他的众议院选区是很安全的，染指石油不会对竞选有什么影响。等竞选参议员的时候，他的选区在得州，染指石油在得州也不是什么大事。那么，约翰逊到底要竞选什么，才不能染指石油呢？

乔治•布朗回忆说，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已经亲密合作了三年的林登•约翰逊真正的抱负。而在那个礼拜临近结束时，约翰逊斩钉截铁地拒绝了马什。在那个时候，布朗才进一步意识到，他实现抱负的意愿有多么强烈。

在绿蔷薇的这一周，本以为自己早就把林登•约翰逊看得通通透透的乔治•布朗，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人根本一无所知。接下来的三十多年，两人会一直交缠纠葛：在约翰逊的帮助下，布朗&路特成为工业巨擘，其公司跻身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公司、造船公司和输油管道公司之列，签了无数约翰逊安排的政府大单，拿了无数约翰逊安排的政府补贴，赚了数十亿美元。礼尚往来，温和文雅的乔治•布朗和他那犀利尖锐的哥哥赫尔曼，成为约翰逊问鼎国家权力的主要资助人。然而，到这三十多年结束，林登•约翰逊撒手人寰的那天，乔治•布朗仍然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己并不了解这个人。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是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了解他的性格与经历，是了解美国二十世纪历史的重要途径。在任总统期间，他发起了“伟大社会”计划，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案、公民权利法案和扶贫法案，让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罗斯福新政时涌动的社会变革浪潮再掀巨涛。他卸任总统之后，社会变革的浪潮却猛然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奔涌。他就任总统的时候，有一万六千名美国军事顾问在越南，参加一场本身是越南内战的战争。等到他卸任，越南的丛林中还有五十三万六千名美国士兵在战斗，三万美国人命丧异国，这场战争被“美国化”了，在结束之前就耗尽了美国的财力，浸润了成千上万美国青年的鲜血。虽然战场在国外，却在国内掀起了民众的不满，差点引起叛乱起义。这场战争让美国重新审视自己，也让世界重新审视美国。他四年的总统生涯是在巨大的胜利中开始的，一九六四年在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优势，白修德
(2) 称之为“在自由人民选举中能赢得的最大胜利”。而他总统生涯的结束却是伴随着这样一首歌谣：“好呀，好呀，约翰逊，今天又要了多少孩子的命？”整整一代人都怨恨厌恶他，认为他是战争制造者，而他也宣布自己不会再参选连任总统。然而，林登•约翰逊总共五年的总统生涯，不管是“伟大社会”计划也好，还是越战也好，都称得上是美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对内和对外政策都开始朝不同的方向演变。在这样的演变中，除了其他种种因素，约翰逊的个性占了不同寻常的比重。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他的个性太鲜明，太让人无法抗拒，他似乎总是在深思熟虑，对整个美国的政治图景有着十分远大的宏观把握；二是因为他的个性发挥起来总是肆无忌惮，丝毫不受任何哲学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许不仅是表面上，实际上也是这样）。约翰逊在任总统期间，社会大众普遍对总统不信任，于是有了“信任危机”这样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约翰逊政府。还有，我们的总统们从严格遵循宪法到变得越来越专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如果说有哪一届政府让这个天平发生了决定性的偏移，那无疑就是约翰逊这一届。后面说到的这些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这个男人的个性。

对林登•约翰逊内在个性的了解，能让我们对他的总统生涯一探究竟，但多搜集一些他一生中各个阶段的资料，能有更深入的发现。他有着戏剧性的一生，和他父亲与祖父戏剧性的一生紧密相连。祖孙三代的人生，都在宏大的背景下上演：美国西进运动，特别是在美国的西南边，林登•约翰逊的故事，就是那些慢慢在平原与山丘中扎根的家庭的故事。平原与山丘绵延不绝，空旷荒凉，条件恶劣而令人生畏。他们住在破旧的小木屋中，连续几代人，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苦，不仅生活穷困，没有现代机械，没有电，享受不到美国城市里那些最基本最平常的设施，而且孤独，完全被美国别的地方遗忘。林登•约翰逊成长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得州的丘陵地带。那是收音机的时代，是电影的时代。但约翰逊却很少能看到电影，几乎听不到收音机。那个地方没有铺设好的道路，没有电，钱也少得可怜，经济形态几乎就是农民们相互之间以物换物。这种情况在丘陵地带持续了整个二十年代。实际上，三十年代也是如此。而林登•约翰逊的故事，正是当时整个时代变迁的缩影。装聋作哑多年的政府，在罗斯福新政的时代，终于回应了贫穷农民们的苦苦哀求，帮助他们抗击那些仅凭个人的微薄之力完全无法抗击的力量。在林登•约翰逊的故事中，一座座大坝驯服了西部河流汹涌的怒涛，把这些水变成了电。正是因为林登•约翰逊，这些大坝才在丘陵地带拔地而起。林登•约翰逊的故事中，一根根电缆闪着银光，贯穿了暗褐色的平原与丘陵，连接了西部家家户户的生活，正如同一条条铁路连接起商业，让西部终于和美国其他区域相通。正是因为林登•约翰逊，这些电缆才得以在丘陵地带贯通。一九三七年，二十八岁的林登•约翰逊成为这个选区的议员，那时候农民们还在用骡子耕地，因为买不起拖拉机；没有电力，日常家务都得靠双手，面朝黄土背朝天，赖以为生的土地，早在几十年前就不再肥沃。他们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因为常年的艰苦劳作，未到盛年就早早衰老甚至死亡，就像丘陵地带一位妇女说的：“我们好像还过着中世纪的日子。”四年后，丘陵地带的人们就过上了二十世纪的日子。他们的领路人，就是林登•约翰逊。

去理解林登•约翰逊的性格与事业，也许十分关键，但这种理解也非常难。造成这种情况的，正是约翰逊本人。他这一生的全部精力与狡黠，全都用于模糊事实，不仅仅是他问鼎权力与利用权力过程中那些真实的事件，甚至还有自己年少时的经历。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他总是成竹在胸地不断重复着一些故事（中间充满颇具说服力的生动细节），讲述自己年少时在加州度过的时光，大学里交的女朋友，这段关系如何收场，还有他的父亲，一个终日烂醉如泥的饭桶。他的故事涵盖了青年时期的各个方面。这些故事大多数都是编造的。他的性情也是成功之路上的强大助力。而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整个华盛顿逐渐对这种性情习以为常：他执着于保密，在这方面也颇具才华。这种才华在他年轻时就已非常显著，也帮助总统成功掩盖了自己人生的真正经历，编造了一部卓越的奋斗史。他年轻时在国会做助理，写过一些无伤大雅的私人信件，他后来在信上批示：“烧了。”他读大学时的表现，也生动地说明他有多么努力去掩饰自己的人生轨迹，而所有的努力都很成功。还在圣马科斯的得州西南师范学院读本科时，他就暗中安排，把大学每年的纪念册中关于自己的书页剪掉，剪了好几百本（好在还有些纪念册没有落入持剪人的魔爪），要抹去他在那里的轨迹。这所大学的图书馆里，也找不到那些能有他大学经历蛛丝马迹的校报存档。他在圣马科斯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用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让学校教职工和同班同学们都不愿意谈起相关的事情。他在大学做的这些事仅仅是一个小例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登•约翰逊不仅是想创造自己的传奇并且名垂青史，而且还要确保这个传奇永远不会被驳倒。

传记作家杜马•马隆写托马斯•杰斐逊
(3) 的一句话，用来形容林登•约翰逊也很恰当：“如果一个人追随他的脚步，按照时间顺序，和他一样亲身经历这样的一生，会发现他魅力依旧，但神秘感却大减。”在这部一套四册的丛书中，约翰逊的一生，将会以本来面目，慢慢展现在你眼前。

追随着他人生的轨迹，你会越来越明显地发现，除了他一生中的成就这条线索，还有一条线索与之并行。前者熠熠生辉，后者黑暗阴晦。两者都影响了历史。后面这条线索，便是对权力几乎赤裸裸的渴求。渴求这种权力，不是要为别人谋得好生计，而是想去控制他们、玩弄他们，让他们屈服于自己的意志。笔者寻访了林登•约翰逊的家人、儿时玩伴、大学同窗、最初的助手、国会同僚，对此人了解越多，就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渴望不仅不间断地伴随了他的一生，而且，因为太过强烈、太过炽热，令他决绝无比，将道德良知置之度外，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阻挡他对权力的追求。

这种追求在大学时就已初露端倪。他在那里收获了第一份权力。这所简称“圣马科斯”的学校，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代表了他们逃离贫穷人生和苦力劳动的唯一机会。他们中很多人能待在学校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学校里找份工作。林登•约翰逊获得了分配这些工作的权力，一朝得权，便充分利用，叫有所求者对他全然顺从，叫同班同学们面对面地承认他这份权力。从他的大学岁月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对权力的渴望，以及要用尽一切手段去暂时满足这种渴望的意愿（到最后演变得愈发贪得无厌）。林登•约翰逊曾被指控在一九四八年的选举中造假，才赢得了美国参议院的席位，而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力，他的第一次选举造假早在一九三〇年的大学时期就已出现。后来的一次校园选举中，他又赢了，根据他当时助理们的说法，赢得手段是“威胁敲诈”一名年轻女性。在大学里，他用了很多道德水平很低下的政治手段，整个学校都觉得他是个不直爽不诚实的人。事实上，学校里大多数人都对他有着深深的不信任，那些年他有个绰号叫“狗屁约翰逊”。也许最重要的是，这种对他的厌恶和不信任超越了政治的范畴。林登•约翰逊做总统的时候，举国责难他欺骗美国人民。而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同学们（他们直接用绰号跟约翰逊本人打招呼：“你好啊，狗屁”，“怎么样啊，狗屁”）也认为他不断地欺骗他们，大事小事都撒谎，撒谎成性的他被很多人称为“学校里最大的骗子”。不仅如此，他们还觉得，他之所以爱撒谎，是有一些无法控制的心理因素，一位同班同学说，这让他“就是没法说真话”。在这册书中，你会看到一些故事，预兆了约翰逊后来的信誉危机和“伟大社会”计划。

他大学毕业以后，这条黑暗的线索仍然继续着，会贯穿他的一生。《林登•约翰逊传》的第一册《权力之路》，内容收尾于一九四一年。约翰逊时年仅三十二岁。但那一年他已经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主要阶段。这个年轻人，穷困潦倒，所受的教育最多也只能说是平凡无奇，出生地也是美国最偏僻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而就是这个年轻人，此时已经登上了国家权力的舞台，获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不仅在国会占了一席之地，而且影响力早就超越了他自己的选区。也是到一九四一年，他一生的主要套路也基本建立，清晰地显露出来。为了获得这种影响力，他展现了非凡的天赋，能够为自己清楚地分辨出一条通往权力的道路，并且无所不用其极地毁掉这条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且一路上几乎是没有底线地欺骗、搞小动作和背叛。他参加每一场选举（不仅是大学里的，还有后面的每一场），都展现出为了赢而不择手段的意愿。这种意愿的强烈程度，即使放在一摊污水的政治圈，也称得上是没有是非道德了。

本册书里面还会讲到另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套路：林登•约翰逊用金钱作为杠杆，来撬动政界。

很早的时候，约翰逊就在选举中用钱来打点了。还是国会议员助理的时候，他就坐在圣安东尼奥市的一个旅馆房间里，拿着五美元现钞买选票了。而他自己参加的选举，从第一场开始就无所顾忌地使用这个杠杆：一九三七年，他首次参选众议院议员，就成为得克萨斯州政治史上最昂贵的一场国会选举之一。一九四一年，他首次参选参议院议员，各种支持者交给他（或者说他的助手们，反正都是给他用的）无数支票和装满了现金的信封。这些支票和现金的总数，即使是在挥霍无度的得州政界，也是前无古人的。拿着这些总数以十万美元计算的选举捐款，他操纵了得州政治史上最昂贵的参议院竞选。昂贵到了什么程度呢？几乎像是要买下整个得州了。然而，对于林登•约翰逊的政治生涯，乃至整个美国的政治史影响最深远的，并非他在自己的选举中运用金钱，而是他拿金钱操纵别人的选举。一九四〇年十月初，就在他于绿蔷薇拒绝马什不久后，约翰逊还仅仅是个很不起眼的议员，也不怎么受欢迎，在国会既无实权也无影响力。然而，就是在那个月，他运用了种种策略，让各路人马纷纷带着支票和装满现金的信封来找他，让他自行分配，拿去支持很多别的国会参选人。短短一个月之后，一九四〇年的国会选举日，林登•约翰逊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力非凡的议员，用一位同僚的话说，他是“一个你再也违抗不了的人”。一九四二年，这种大量选举捐款涌入的状况再次上演（在当时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约翰逊直截了当、完全不兜圈子地写道，那些受到联邦政府偏爱的石油大亨和承包商应该给钱，因为“他们的财富会扩张，有事也会多想着他们”）。之后多年，这种情况还会不断重演，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后来这些捐款，以及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在后面几册书中，会按照时间顺序一一详细描述。但是到一九四一年，这种捐款，以及林登•约翰逊运用捐款的套路，就已经牢牢建立起来了。那些担心钱不够，不能寻求连任的国会议员，渐渐都知道了，他们需要的钱，都能到得州去要，从西南部新建立起来的产业秩序中获取（得州正是这个秩序的中心）。而控制着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林登•约翰逊。

这些钱是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山上的权力源泉。根据各方的描述，约翰逊是个操纵立法的天才，洞察人心，具有极强的领导力。无数的文章都写过他抓住那些男人的衣领，凝视着他们的眼睛，然后说服他们改变心意，写过他如何能在纷争吵嚷中让大家都达成一致。这些的确都是林登•约翰逊的才能，但如果背后没有金钱支撑，这些才能的影响会小很多。因为那些被约翰逊抓住衣领的议员清楚地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拥有极大的力量，能让自己平步青云，或者去帮助对手，终结自己的政治生涯。“约翰逊疗法”是全美政坛广为流传的一个词，说的就是他威胁与恳求同上、谩骂与诱骗齐飞的手段。然而，“约翰逊疗法”不过是些炫目的元素，这只是他权力大棒末端装饰的流苏。

钱都从得州来，林登•约翰逊也不断崛起。于是乎，二十世纪中叶，西南部的新经济力量也如光芒普照，迅猛发展。这些力量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之广，涵盖了政府机构，甚至对内对外的政策。这些力量，就是西南部那些石油、硫黄、天然气和国防军工业的大亨。十九世纪，这些掠夺成性的巨头劫掠了这片国土上的财富——煤炭、钢铁、森林，还在劫掠的土地上修了铁路。他们又使用部分财富，来确保国家政府不会强迫他们把抢来的东西哪怕还一点点给人民。而在这个世纪，也是这些掠夺成性的巨头，榨干了西南部土地上丰富的资源，并用这些资源让政府摧眉折腰，完全屈服。

他们这种支配地位，倒不是林登•约翰逊一手策划的。但他是代言人，是工具，最强有力的工具。正是这些新的经济力量，正是石油、天然气、国防军工、航空航天和西南部别的新产业，把他送上了权力的宝座，并帮助他一再扩张。他们给他巨款随意支配，让他在政界所向披靡；他也用这些钱强迫别的政客对自己言听计从。到一九四一年，这些新力量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只不过才初露端倪，但是套路已经牢牢建立起来了。

约翰逊之后的生涯中，只有一个套路有很显著的不同，变化开始于一九四二年末，也就是本册书涵盖的内容之后的一年，在这里就简单提一提这个变化。当然后面的卷册中会进行详细描述。但不提的话，可能会给读者留下错误的印象，不能准确把握他一生的全貌。

如果说在绿蔷薇，约翰逊成为总统的渴望战胜了他获得个人财富的渴望，那么，一九四二年，他就找到了一条绝妙的途径，能同时满足这两种野心。后来多年里，他又找到了很多条途径，入主椭圆形办公室
(4) 时，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总统之一。他出任总统不久后，《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时评，巨细无遗地分析了他的财富，估计他的“家产”可能不少于一千四百万美元。约翰逊的议员们公开抗议说，这个估计过高了；然而，私下里，一位曾经担任过他高级顾问的人士现在承认，这是大大的低估。就算当时他的财富不超过一千四百万美元，这也意味着，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三年他当选总统，以及约翰逊一直担任公职的这二十一年间，他的财产至少以每年五十万美元的速度在增长着。

虽然不时会有一些敏锐细致的调查记者，写一些关于他敛财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从来没能相互联系起来，揭穿他的整体套路。这得大大归功于约翰逊的保密才能。他有一个方面的财富曾经被深度挖掘，那就是电台和电视台的收益，这些都在他妻子的名下（不过，相关文章也指出，他处心积虑和这些利益撇清，说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样的传说大部分都是编造的）。公众也隐约意识到，联邦通信委员会很照顾约翰逊的电台，对他后来在奥斯汀的电视台也是如此。奥斯汀那些尖锐仇视的笑话也流传到华盛顿，说全得州的资本都被一个电视频道掌握着。但很少有公众了解另一个事实，联邦通信委员会不仅一手制造了约翰逊在广播电视业的垄断地位，挡住了很多可能的竞争者，还慢慢地扩展其“疆土”，直到这个广播电视帝国已经冲出奥斯汀，甚至扩张出了得州。这个帝国起步的时候，是一九四二年以一万七千五百美元买下的一家电台。到林登•约翰逊上任总统时，这个电台已经价值七百万美元了，每周的利润还高达一万美元。而这个帝国的成长，不过是他敛财史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人去细细探索过另外一些人的经济命运，他们本来有自己的电视台（或者银行、牧场之类的），曾经试图与林登•约翰逊竞争，或者只是想保有自己的资产，但都因为违背了他的意愿，被权力的车轮狠狠碾压，倾家荡产，一文不名。

据曾经跟林登•约翰逊亲密共事过的法务人员说，登上总统宝座后，他对金钱的渴望丝毫未减。刚入主白宫他就宣布，他会立刻把所有的商业事务交给保密信托管理，他说，这个信托进行的活动甚至都不会通知他。但法务人员说，这个信托一建立，白宫就几乎同时开设了私人电话线路，连接的就是负责管理这些信托的得州律师。他们还说，出任总统的五年里，约翰逊一直都亲自指挥名下的商业事务，事无巨细。公众对此可以说是毫不知情。直到约翰逊卸任总统，回归常人生活，最后逝世，美国人民仍然对他这一点缺乏了解，他们不知道他手伸得多长多远，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么贪婪。

理解林登•约翰逊如此之难，不仅是因为他保密工作做得好，还因为我们对他出生和成长的那片土地——得州的丘陵地带——了解不足，因为他一生的所有套路，都植根于那片土地。

在偏远的丘陵地带有一座约翰逊城，斯特拉•格利登是当地一家报纸的编辑，也是历史学家，他花了将近五十年来研究当地的历史。去世前不久，格利登说：“写林登的文章那么多，但问题是，没有一篇文章说明，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意味着什么。”

“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没有人能理解林登•约翰逊。”

(1)
科珀斯克里斯蒂：得克萨斯州港口城市。

(2)
白修德（1915—1986）：本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美国作家，毕业于哈佛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常驻重庆，写了很多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著有《中国的惊雷》《总统的诞生》，曾获1962年普利策新闻奖。

(3)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4)
椭圆形办公室即美国总统办公室，是总统权力和威望的象征。

•第一章•陷阱

Part I
THE TRAP

•1•

邦顿家的血脉

根据他的说法，他出生那天，白发苍苍的爷爷跳上他那匹高头黑马，在得克萨斯广袤的丘陵地带风驰电掣，冲进每一家农场，高喊着：“今天早上诞生了一名美国参议员！”丘陵地带没有任何人记得他骑马冲进来，也不记得他喊过这句话。但他们确实记得婴儿的亲戚说了些不太一样的话，在他们听来比那传说中的呐喊意义更大一些。他们家的一位老阿姨凯特•邦顿•基尔是最先开口的，她俯身看着摇篮，话一出口，大家都发现的确如此，并且跟她一起重复：“这孩子有邦顿家的血脉。”要读懂林登•约翰逊，就得读懂邦顿家的血脉，也要知道，这种血脉和约翰逊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丘陵地带的人们，会如何对待拥有这种血脉的人。

邦顿家的男人外表特征太明显了，所以世世代代的画像除了发型和衣着有所不同外，看上去都是同一个人。高大，身高一般都超过一米八，漆黑浓密的头发，各种特征非常引人注目：大鼻子、很大的耳朵、粗黑的浓眉。浓眉之下，是邦顿家族所有男人最最令人惊诧的面目特征——“邦顿眼”。邦顿家的皮肤是奶白色的，或者像丘陵地带的人们所说，“玉兰花一般的白色”。因为皮肤白，就把棕色的眼珠子衬得发黑，衬得闪闪发光，衬得那么目光如炬，常常令人觉得炫目。“我妈和我爷爷看完宝宝回来，说他有邦顿眼，我完全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林登的堂姐阿娃说，“因为邦顿奶奶有邦顿眼。跟她说话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想她给出的答案是‘是’还是‘不’，那双眼睛自动就告诉你了。那双眼睛会说话，会喷火。”

邦顿眼在整个丘陵地区家喻户晓，邦顿家的性格也一样。邦顿家的脾气很火暴尖锐，邦顿家的自豪感太过强烈，有些人都将其称为傲慢。不过有位作家写这个家族的一位成员时，专门说了，这种傲慢被“眉目之间忧伤的阴影”给软化了。看邦顿家的男人中年和老年的照片，他们的嘴巴清一色地紧闭着，阴郁冷酷地撇着。

得克萨斯的第一位邦顿是个英雄，性格非常鲜明，就算最最寻常的相见，比如在一八三五年巴斯特罗普南部广袤的平原上巧遇他和一群人在骑马，也永远不会忘记他。多年后还会回忆起来：“他们人不少，但邦顿先生的性格吸引了我。他身上那种气质，精力旺盛，勇敢无畏。我们只是很寻常的见面，他问了我几个问题，那种强烈的男子气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约翰•惠勒•邦顿，身高一米九三的田纳西人，当年才刚刚来到得克萨斯。但显然，和前面这位骑手一样，所有人都对他印象深刻。第二年，巴斯特罗普地区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要选一名代表去参加制宪会议（这届制宪会议将会无视墨西哥，将得克萨斯独立出来，成立得克萨斯共和国），邦顿被选中了。他当时年仅二十八岁，也是林登•约翰逊被选入国会的年纪。他是《得克萨斯独立宣言》的倡导者之一，也是新共和国宪法撰写委员会的成员。得克萨斯与墨西哥交战，第一场大仗便有他的身影。当时一位年迈的戍边将士，拒绝上级军官撤退的命令，高喊着：“谁跟老本•米拉姆一起冲进圣安东尼奥？”接着带领响应的人一起冲进那座城市，引发了持续三天、挨家挨户的血腥战斗。邦顿也参加了最后一场大仗。那是在圣哈辛托，山姆•休斯敦指挥着手下八百个衣衫褴褛的将士，面对整个墨西哥大军，不断前进（得克萨斯人肩并肩，组成一堵将近一公里长的人墙；队伍前面飘扬着白色丝绸做的旗帜，上面有颗孤星闪着光；休斯敦骑着他的白马萨拉森；得克萨斯勇士们沉默无言地前进了一会儿，接着有人高喊：“记住阿拉莫
(1) ！”）。当时参战的一位军官后来写道，在圣哈辛托战役中，邦顿“人高马大，就算是所有人混战在一起，还是能一眼看到他。他穿越防护墙，层层深入敌军，没牺牲可真是个奇迹”。有个说法，第二天，邦顿带领一个七人小分队，抓住了穿着二等兵制服乔装打扮想要逃走的桑塔•安纳
(2) ，把这位“西部拿破仑”带到休斯敦面前。多年后，一位朋友赞颂这位印第安勇士的英雄事迹：“也许这一代得克萨斯人很少知道这位英雄的名字了，但在当时的得克萨斯平原上和树林间那些散落的小木屋之中，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战争结束以后，他回到田纳西，把爱人接到了得克萨斯，一路上也是惊心动魄。他们的船被一名墨西哥士兵拦下，他们被囚禁了三个月。逃回得克萨斯以后，他被选为新共和国的第一位议员，并且很快在一群议员中显露出领导才能。当时的目击者写道，他“自带威严”“巧言雄辩”。他主导了很多法案的通过，其中有一项就是建立得克萨斯游骑兵。后来他再次当选议员，在从政这条路上可谓顺风顺水步步高升，可是接着，没有一句解释，他突然就退休了，永远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

不管邦顿是出于什么原因退出政坛，绝对不会是因为缺乏野心。野心，巨大的野心，可能是邦顿家族所有鲜明的特点中最最鲜明的。十九世纪中叶，很多人来到得克萨斯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有些人可能是不法之徒，或者为了躲债。但成千上万南部州郡的人都在原来的家门上用粉笔写下“去得克萨斯了”，其中的很多并不是为了逃避什么，而是来这里寻找什么。“大地方……大梦想”，一位历史学家如是说。那时的得克萨斯有大片广袤的土地，任你随意占领。一八三八年，这个情况催生了美国第一部关于宅地田产的立法（该法规定，不可抢占别人宅地以抵债）。而这广袤的土地，的确能满足最大的梦想。看看约翰•惠勒•邦顿和他兄弟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梦想之大，超越了所有人。

人们主要聚集在得克萨斯中部，而聚集区的边疆地区多年来一直处于严重孤立的状态。从地理位置上说，离这里最近且人口较多的地方，是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的边境，而之间的距离有成百上千公里。得克萨斯历史学家T.R.费伦巴赫说，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搬到得克萨斯聚集区边上的家庭，“远离了十九世纪的文明”。当时的得克萨斯中部，印第安的阿帕契族和科曼奇族还很喜欢抓人回去，极尽折磨之能事。所以，用费伦巴赫的话来说，那里“其实是战争前线”。要举家搬迁到那里的人，真需要一个巨大的梦想来驱动、来引诱。费伦巴赫说，每一个这么做的农民，都是因为“渴望建立自己的小王国，所以甘愿承受无法想象的艰难，亲手实现梦想”。邦顿一家来到了最最边缘的地方。英雄约翰•惠勒•邦顿来自田纳西一个富庶之家，但他想要更多的东西，于是西进来到得克萨斯。跟墨西哥打完仗之后，得克萨斯的领土西进，他也跟着西进，然后再往西迁移。他的第一处宅地在布雷纳姆的平原上，当时算是边境中的边境了。大概在一八四〇年，尽管阿帕契人和科曼奇人还在野蛮地四处破坏，边境又向西推进到科罗拉多河。也是在一八四〇年左右，邦顿搬迁到科罗拉多河对岸，在巴斯特罗普附近安定下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居民们又把边界向西推进了大概八十公里，来到西经九十八度左右的地方，平原起伏成了得克萨斯丘陵地区（地理学家把这里称为“爱德华兹高原”）。费伦巴赫说，沿着这条经线，整整二十年，“边境世事变化，有时推进，有时后退，残酷的战斗频繁发生”。一八五八和一八五九年，是“得克萨斯历史上最血腥的两年”，边境牺牲的人数以百计。山丘上那些孤独散落着的小木屋里，满月的时候，居民们都满怀恐惧地聚在一起。因为这是“科曼奇之月”。然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西经九十八度的附近，在丘陵地带边缘的平原之上，约翰•邦顿建起的不是小屋，而是一座漂亮的两层小楼，有三条走廊，周围是棉花田和牧场。放牧的不仅有牛羊，还有从田纳西带来的最上等的纯种马。他买了很多黑人奴隶，穿着清一色的黑裤子和白背心。这是他梦想中的大种植园。印第安人还在那片地方肆虐（有两次他不在的时候，他妻子都举着来复枪，吓走了咄咄逼人的强盗），但一八五七年得克萨斯山城附近建起一座木质教堂之后，邦顿每个星期天都会准时出现在那里，驾着一辆漂亮的马车，拉车的是一匹训练有素的老马，名叫“农场叔叔”。邦顿种植园（种植园的正式名叫“兰布莱牧场”，名字来自约翰想在牧场饲养的一种法国血统的羊）可能是整个得克萨斯州同等规模的棉花种植园中位置最西的了。

一再西进，追寻伟大梦想，邦顿家族不止约翰一人踏上这条道路，还有跟着他来到得克萨斯的三个兄弟。其中之一的罗伯特•霍姆斯•邦顿，“高大威猛，引人注目，一米九的大个子，一百多公斤的体重……皮肤白皙，乌黑浓密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这就是林登•约翰逊的曾外祖。

关于罗伯特•邦顿的资料非常少。他先是从田纳西到了肯塔基，在那里成为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尽管如此，一八五八年，四十岁的他还是来到了得克萨斯的巴斯特罗普附近。接着，他也再往西，来到洛克哈特，就在丘陵之下的平原之中。他参加了必败的南北战争（他的儿子们和六个孙子也都参了战。根据家族中一位历史学家的记载，他们的身高全部超过一米八），先是当二等兵，一年之内升了两次，变成中士，再到中尉。内战以后，他一直养牛，把它们顺着奇瑟姆牛车道一直赶到阿比林。这是座巨大的牧场，养着无数的牛羊。因为每次赶牛去卖了以后，他都会拿赚的钱多买点土地。

邦顿兄弟不仅是大梦想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和得克萨斯边境别的家庭还有点不同，他们对各种想法理念与抽象的概念很感兴趣。得克萨斯曾短暂地有过一个哲学协会，而约翰•邦顿就是建立者之一。这个协会成立于一八三七年，想要探索“我们这个冉冉升起的新共和国逐渐提供给哲学家、学者和阅历丰富之人的有趣话题”。关于罗伯特就没有这一类详细的记载了，但他的后代回忆说，听说他德高望重，“绝对诚实”，而且“非常健谈，对政府与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步入晚年之后，要是他在当地的魏因海默杂货店买东西时找到了能聊天的人，就会坐下来跟人家聊一整天，一直到深夜。不过，和大多数跟他聊天的人不同，他不喜欢聊“实际”的政治，而是爱谈关于政府的理论。那些“陪聊人”的一位后代说，别人都觉得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邦顿兄弟也许是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大梦想家，但他们仍然有坚韧、强硬和实际的一面。邻居们都记得，这几个兄弟做起生意来很是狡猾，而且特别喜欢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有钱留给自家人。”他们的梦想虽然很大，必要的时候也能把目标先缩小一些，适应现实。

事实证明，约翰•惠勒•邦顿的梦想太大了，这片土地支撑不了。在得州中部种棉花，利润不够大，支撑不起这么个巨大、体面的种植园。看上去很高级的法国绵羊出产的羊毛或者羊肉也不够。但他不断试验新品种。而且，虽然原来“成千上万英亩”的兰布莱牧场流失了一些土地，但约翰手头留下的，还是足以让他在去世时给儿子迪沙留下“可观的地产”。迪沙把牛群赶到北边，卖了赚钱，在奥斯汀附近又买下大片的土地。后来牛卖不上价了，他只好把那些土地卖了。但还是守住了父亲留下的祖产。他守着这片地，改成了一个农场，养猪（要是牛卖不上价，邦顿家的人会另外养能赚钱的动物），猪肉做成香肠，在奥斯汀卖。大家对他的评价也是一个强硬精明的生意人。到一九三〇年，迪沙的儿子和女儿接手了英雄的祖父留下的那片牧场。这位英雄的老屋仍然屹立在原地。（“邦顿一家有强烈的自豪感，”一位邻居回忆说，“他们会在那个漂亮的庭院里开很体面的派对。他们的样子真的让人印象深刻。身材高大，身子挺得直直的。大耳朵，大鼻子。他们的‘邦顿眼’真是太有神了。”）大萧条期间，他们不得不把土地卖了一块又一块，但还是尽可能坚定地守住能守住的。所以，一直到一九八一年，牧场建立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虽然只剩下差不多两百英亩
(3) ，好歹还是邦顿的家产。

罗伯特•霍姆斯•邦顿，林登•约翰逊的曾外祖，和儿子们赶着成群的牛去阿比林贩卖。牛的价格开始下跌，有一次他儿子赶着牛去卖，结果分文未赚。接着，罗伯特和另一个兄弟一起凑了一千五百头牛，让那个兄弟的一个儿子赶去卖。这个年轻人回家也是一个子儿都拿不出来，肯定是在阿比林赌牌被老手给骗了。据说，罗伯特“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当别的人还坚持养着利润不断下滑的牲口，这两个邦顿兄弟自己不干这行了，而是把牧场租出去，让那些从得克萨斯南部北上，需要在这里歇脚几天的牛群吃草。那些牛群的主人基本上没能赚什么钱，但邦顿兄弟赚了。罗伯特•邦顿赚的钱足够他舒舒服服地退休养老，并且支持六个孩子比较殷实地结婚。钱给女儿们（其中之一就是伊丽莎•邦顿，林登•约翰逊的祖母），土地留给儿子们。儿子们在土地上创造了自己的成功。其中一个儿子将自己的牧场经营成了得克萨斯西部众多牧场中最大的一个。

邦顿一家虽然从来没能像他们梦想中的那么成功，却比得克萨斯中部的大多数牧场主要出色多了。在这么一个在经济上很难生存下来的地方，他们生存下来了。得克萨斯中部的人们总会以是否“给孩子留下家产”来评判邻里亲朋。邦顿兄弟给孩子们留下了家产，孩子们也从家产中创造了新的价值。只有等到林登•约翰逊的父亲那一代，邦顿家的血统和约翰逊家的血统混合在一起，邦顿家的脾气和骄傲，野心和梦想，对想法和抽象理念的兴趣，才带来了灾难。因为约翰逊一家也是梦想家、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也有自己强烈的骄傲和火暴的脾气，连外部特征都和邦顿家十分相似，但却毫无他们的精明与强硬。他们有邦顿家所有不切实际的精神，却完全没有实际的一面。邦顿家的梦想已经很大了，约翰逊家的梦想还要更大。这样的梦想引诱着他们，比邦顿家还要大胆。邦顿家就停留在丘陵地带的边缘。而约翰逊家继续前进，进入了丘陵地带的腹地。

而丘陵地带对于梦想，是非常残酷的。

丘陵地带是个陷阱，诱饵就是那一片片草地。有些人曾经住在亚拉巴马州或得克萨斯东部潮湿无风的林地，他们在四百多公里几乎毫无变化的得克萨斯平原上艰难跋涉，跟着马车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在平地上朝一个低矮的小坡走去。翻过小坡，眼前是更多的平地，直到登上另一个小坡顶，看到远处终于有了些不一样的东西：一条低低的曲线。他们拖着疲乏的步子继续向那条线走去，慢慢地，这条线变成了起伏的丘陵，绵延到整条地平线。对这些人来说，这些丘陵已经是难得的美景。登顶第一座丘陵，他们会看到，不仅是这一条高地组成的曲线，这里还是另一个不同世界的起点。从这座丘陵开始，数不清的山脉一直绵延到远方。每爬上一座小山，前面还有更多更远的山。据早期来此地定居的人说，他们每每以为自己眼前是最后一道山脉了，结果又出现一条丘陵，爬上去之后，眼前又是一道新的山脉，数也数不清，好像永远没有穷尽。他们说，丘陵地带充满了“错误的地平线”。事实上，他们是身处一片高地的东缘，高地的总面积达六万两千多平方公里。

相比下面的平原，高地上的空气更干燥，更清爽。皮肤的感觉也干净凉爽。清爽的空气中，天空也是那么湛蓝湛蓝的，被一位早期的开拓者形容成“蓝宝石”。蓝天之下，高大古老的橡树舒展着巨大的叶子，榆木和雪松在斑驳的阳光中闪光。山上树木的叶子，看上去也和下面平原上稀稀拉拉散落的树木叶子不同（开拓者们的马车还在下面呢）。山上的树叶，颜色更深，更显得绿油油的，能投下更深重、更凉爽的荫蔽。

树下，丘陵地带的地面上长满了野花。春天有蓝色矢车菊、黄色毛茛、金红色火焰草（又称“印第安画笔”）和开满白色小花的野李树。秋天，茼蒿开着金黄的花儿，两色金鸡菊和淡黄月见草也慢慢绽放。对了，秋天还有枫树和漆树，满树的叶子像火焰燃烧在山谷中。

泉水奔涌到群山之外，山间溪流淙淙。泉水形成了深邃而阴冷的洞穴，溪流冰凉清澈，争先恐后地流过碎石、泥沙和白色的岩石。流水两旁长满茂密的柳树、梧桐和高大的柏树，就像是在深绿叶子所组成的荫蔽隧道中穿行。溪流把丘陵地带切割出成百上千的形状，跋涉了四百多公里一成不变的山路之后，这些人突然发现，每转一个弯，都会邂逅新的风景。

人们发现溪水里全都是鱼。山间隐匿着有趣的探险。经验丰富的人一下子就看出，到处都是熊的踪迹。而鹿呢，根本不需要找寻。到处都是鹿。人们登上山顶，就看到一大群从下面的山谷中跳跃而过，尾巴闪烁着白光。还有别的白色尾巴的动物：野兔随处可见。人们让马停下，看着绵延的山脊，一群群野火鸡的剪影趾高气扬地经过。林间空地上蜂飞蝶舞，蜂蜜就挂在树上，举手可得。野生的紫葡萄沉甸甸地垂着，就等你摘去酿酒。率先踏足丘陵地带的一个人写道：“这里是个天堂。”

但对于这些率先踏足的人来说，丘陵地带最重要的美，是那大片大片的草地。

这些人不是南部贵族或者大种植园主。大种植园主们有那个钱，可以直接去买比较方便的好地，再买点奴隶到地上干活。到得克萨斯的时候，他们定居在物产丰富的河流下游，周围全是靠海的平原。到一八五〇年，他们已经重现了南部种植园经济，在墨西哥湾附近建起了豪宅庄园。来到丘陵地带的人们，不是来自种植园的南部，而是来自满是山林的南部。都是些小农民，也很穷。在他们的来处，有“赊账商人”一说，这些商人给农民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和衣物，每年都以记账的形式，不用付钱；也有“作物留置”一说，就是这些商人控制着他们种的棉花，确保赊的账能全部偿还。他们逃离了，也逃离了沟壑纵横、土地被侵蚀殆尽，完全没了生气的南部，他们在那里再也种不出足够的棉花，养不了足够的牛羊来还债。土地，是这些人和一家子赖以生存的东西，所以他们眼里看到的全是丘陵地带的草场。就是这些人，走得比邦顿家族早。当时人数还不多。一八三六年，南部郊野上的几千家人听到了圣哈辛托的消息，最后看了一眼自家利用殆尽的贫瘠土地，在家门上用粉笔写下“去得州了”，头也不回地往新土地去奔一个新开始。一八四六年，新上任的总统推进得克萨斯建州，更是加剧了迁徙的人潮。数万南方家庭在马车盖布上写下“波尔克
(4) 和得克萨斯”，沿着南部的木板路，在围观者的欢呼声中穿过那些死气沉沉的小镇，往西跨过密西西比河与萨宾河，进入得克萨斯。一八三七年，得克萨斯的人口不过四万。而一八四七年，就变成了十四万。到一八六〇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六十万。但这股人潮在萨宾河岸边登上山坡，继续往南朝墨西哥湾拥去。大多数人就在得克萨斯东部茂密的松林和靠海的平原上定居下来。只有一小股人潮继续往西，穿过四百多公里一成不变的黑土平原。等这群人到达得克萨斯中部的爱德华兹高原（邦顿一家就是在这个高原的边上停下来的），只剩下很少人了，而中间又只有一小撮人真正开始爬山。奥斯汀几乎算是在高原的边上了，是得州首府，却依然是个边陲小城。一八五〇年，奥斯汀经常有人被杀，人口只有六百。那边的丘陵地带更是残忍的科曼奇族的地盘。在那个年代，丘陵地带的郡县人口一般不是以“千”或者“百”来计算，而是数以十计。“小屋之间离得越来越远，常常相隔数公里，”费伦巴赫写道，“人们的聚居地很明显地无法再叫作‘镇’，只能说是‘寨’。如果说十九世纪中期得克萨斯（东部）森林里的灯火很少，那么中部……灯火……就已经被广袤的平原吞没了。”为什么这些男人，大多数还带着自己的家人，放弃了文明社会，甘愿忍受极大的恐惧来到这里呢？费伦巴赫解释说，在得克萨斯的这个部分，梦想似乎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两千平方公里的平原上，可以极目远眺，可以嗅到从加拿大一路吹来的风。无论向北，向西还是向南，都能看到绵延不绝铺展开的景色。一个小小的樵夫，手里拿着斧子，带着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就能嗅到广袤土地上自己帝国的气息，看到梦想实现的样子。”西进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不管原因如何，不管让数十万人急切地涌入得克萨斯的是什么样的梦想或恐惧，很少有人能像这些人一样，走过这么长的路、这么艰辛的旅途。但他们看到眼前的草场时，就觉得这一路都值了。“膝盖那么高的草啊！”一封家书中写道。“马镫子都被淹没了！”另一封家书中写道。

丘陵地带高高的草一直延伸到目所能及之处，覆盖了河谷，覆盖了山脚。这些草高得大家都看不到那些橡树的树根和底部。深棕色的树干像是从这起伏摇曳的绿海中凭空升起来的。几乎没有灌木，小树也很少。只有高大的橡树和草，弄得丘陵地带像个造景公园。但这些人眼里看着遍地的草，心里想的可不是公园。对于他们来说，这大片的草场，就是梦想可以实现的证明。这些草长得这么高，棉花肯定也能长得高，牛羊一定会养得肥壮，大家也会赚得盆满钵满。这儿的草能长这么高，他们心想，肯定什么都能长。

他们对草，真是一无所知。

这些草不是短短一季长起来的，而是好几个世纪长起来的。要是没有火，根本就长不起来。有平原上雷电引起的野火，被风吹过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还有印第安人故意放的火，好让猎物进入他们的包围圈，或者被逼到悬崖。熊熊火焰把矮矮的灌木丛全部烧光，就消灭了草的天敌。灌木的根会毫不留情地蔓延，吸干所有的水分。灌木的叶子也是一样，盖住草，让其缺乏阳光而死。所以，要是一片地上的灌木和草没人管，那灌木肯定会毁掉所有的草。但草长得比灌木快很多，这些火就让草有了领先的生存希望。烈火的浩劫过后，野草会率先在土地上长起来。只要一场好雨，灰烬中便会看到绿色的嫩芽。等灌木终于开始冒头，草已经足够丰茂坚强，能抵挡灌木的威力了。

就算在烈火的帮助下，草也算是长得慢的了，慢得令人痛苦。有些年份大多数草都死去了，有些年份甚至全军覆没。但别的年份呢，草还是会长。长一段时间就成了气候，因为就算在那些大片的草都死去的年份，还是有些残余的。根慢慢地累积起来，渐渐地在土上形成一块草地，能够在雨天保护土地不流失，也能增加土地的肥沃，支撑下一轮草的生长。一开始是薄薄的一片草地，接着变得厚一些，最后是一大片各种各样的草毯，大型的草、及膝高的草都长起来了，遍布丘陵地带的草地，也就成了最初踏足此地的人们眼中的景象。大型的草根也大，野火或者印第安人放的火来帮助其消灭天敌，草烧尽了之后又会更快地长回来。越长越高的同时，也会越长越快，因为能保持的水分越来越多，所以干旱的气候下也能坚强些了。但即便如此，草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生长起来的。

之所以长得这么慢，就是因为下面这片土地太贫瘠了。丘陵地带遍布石灰岩。石灰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所以其碎屑产生的土壤非常肥沃，但石灰岩也很坚硬，所以这样的土壤产生得非常慢。丘陵地带的石灰岩之上，只有窄窄的、薄薄的一层土壤，即便肥沃，也很脆弱，受不得风吹雨淋。而且，这些土壤不是分布在平地上，而是遍布山间，这就更加脆弱了。雨水顺着山坡流下，也就冲走了山坡上的土壤。正是那些让丘陵地带美景如画的山坡，也让这里的土壤很难保持。丘陵地带的草地之所以如此丰茂，只是因为它们有数个世纪的时间来慢慢生长，不受任何外界的打扰。之所以丰茂，就是因为这里是一片处女地。而一旦开垦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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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地带这个陷阱里的另一个诱饵是水。

朝着丘陵地带跋涉的人们，一开始会把那些山脊看成地平线上一条低矮的线。实际上同样的地方还有另一条线，但人们看不到那条线，那条无形的线。只有地图上才会把那条线画出来，但当时的地图上还完全找不到，要到五十年后才会出现。但那条线就在那里，而且会决定他们的命运。

那条线的存在还是有些线索的。有些率先进入丘陵地带的人们发现那里有种小型灌木，很像他们离开的亚特兰大海岸边的一种高大的胡桃树。结的果子很像，不过，当然要小很多。其中一位见证人写道，那些果子也就火枪子弹那么大。这些小灌木像大胡桃树是有原因的，它们就是胡桃树，是高大的树缩成了小型灌木。有些开拓者说，他们在丘陵地带的流水边发现的灌木，看上去跟“老南部”那些溪流河水边的桑树丛一模一样，只是大小只有四分之一。还有很多树和灌木，都像他们所来之处的树和灌木，只不过是迷你版的。

还有别的线索：开拓者们生起营火，在丘陵地带显得格外耀眼。因为这个地方的木头很密实、很坚硬。还有，就算是那些活着的树，树枝也特别脆硬，轻轻一碰就断了。植物的叶子虽然呈现一种幽深的绿色，并且给丘陵地带平添了不少的美，但都很硬，很小。丘陵地带的田野中，高高的草丛中大量隐藏着一种植物，在这样一片看似丰饶的土地上，长着这种植物还是挺惊人的，那就是仙人掌。有很多仙人掌，就像很多的警告，告诉开拓者们，那条线就在那里。但没有人读懂这些警告。

这条线叫作“等降水量线”。地图上画这条线，表示这条线上的所有点都有等量的降水。而丘陵地带这条线，显示了美国最西边的年平均降水量是三十英寸。降水量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蒸发率（丘陵地带的蒸发率非常高），另一个是降水量的季节分配（丘陵地带的分配非常不平衡，绝大部分来自春天或秋天的雷阵雨）。而三十英寸的降水量，才刚刚够成功地种植作物。而且，后来美国农业部还指出，这样的降水量，“特别是不平衡的季节分配”，是“完全不够”满足这个目的的。换句话说，这条线东边的农民能够务农致富，西边的就不行。二十世纪，气象学家们开始画等降水量线的时候，他们会把这条至关重要的三十英寸线沿着九十八度经线画下来，几乎正好和丘陵地带的边境重合。开拓者们进入这个地带，是要实现梦想的。然而就在他们进入这个地带的那一刻，也毫不知情地跨越了一条线，一条令他们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的线。越往西去，降水更是大幅度减少，所以他们每深入丘陵地带一步，实现梦想的希望就更小一些。

到后来，农业专家们会明白这条线的重大意义。得克萨斯肥沃的东部和贫瘠的西部有着“十分明显的分界”，一九〇五年，一位专家写道：“整个州都有一条平均的变化线……大概就是年降水量三十英寸的分界线，也就是西经九十八度线附近。”一九二一年，另一位专家写道，那条线跨越了整个美国。“美国可以被分为东部和西部，宽泛来说，一边降水充足，另一边降水不足，所以一边可以用普通的耕作方法成功种植作物，另一边则不能。”历史学家后面也会明白同样的道理。其中一位会简单地把丘陵地带归纳为“九十八度经线以西，三十英寸年等降水量线以西”。西方历史学家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说，这条线相当于一个“制度缺陷”（而不是一个“气象缺陷”），导致“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但这些道理都明白得太晚——非常非常晚。人们来到丘陵地带定居时，完全没人明白。他们不明白这里的气候条件，当然也不明白这些条件的后果。“人们初次跨越那条线的时候，”韦布写道，“他们没能感觉到环境的细微变化，更悲剧的是，他们也没能预知这种变化会带给他们的全部后果，包括性格上以及生活方式上的变化。”在内战前的日子里，这种了解的缺乏一直都在。当时南北双方一直在争吵，是否要废除包括得克萨斯西部和新墨西哥等地区的奴隶制。“一片喧嚣纷扰中，”费伦巴赫指出，“没人真正明白，建立在棉花种植基础上的奴隶制，在自然条件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西经九十八度线以西，奴隶制根本没有未来。在得克萨斯（爱德华兹高原）的起点，降水以及十九世纪南部的种植园制度，也就戛然而止了。从得州中部，顺着一条几乎和奥斯汀平行的线，年降水量从三十英寸到十五英寸，甚至更少，沿着广阔的高原逐渐减少。因为先天不足，农业到此不得不痛苦地停止了。”

自然在这里设下了陷阱，人也在这里设下了陷阱。得克萨斯政府急切地要鼓励移民，稳固印第安人肆虐的边疆。他们在南部贴满了广告，宣传着得克萨斯的优势，得州的媒体也热心拥护，积极扩散。费伦巴赫写过一段过激的言论，不过其中还是饱含着些真相的：“简直可以说是阴谋隐瞒了西部水少雨少的事实……官方施加的压力甚至让各个报告和地理书里把那些年降水量只有十五英寸的地方称为‘不那么潮湿’。‘干旱’这个词被无情地避而不谈。”丘陵地带对政府政策的热心拥护者也不少，一八五七年开始在那里牧羊的乔治•威尔金斯•肯德尔，很快开始想要廉价出售布兰科县的土地，不断地往《新奥尔良花絮报》写热情洋溢的信，号召大家以他为榜样。“那些在这场投机中失败了的人，”丘陵地带的一位居民写道，“被称为‘肯德尔的牺牲品’”。

但是第一批开拓者们来到丘陵地带的时候，没人说他们是“牺牲品”，他们自己更是不会。事实上，就算有人当时就说出真相，他们可能都会听而不闻。因为这陷阱里的诱饵太充足、太诱人了。如果是在多雨的四月之后进入这里，看到“泉水淙淙，细流奔涌，生机勃勃的橡树绿荫如盖，田野中的花儿蔓延开来，身姿摇曳，曼妙如画”，谁还会相信这里是“干旱”而不是仅仅“不那么潮湿”呢？还有，对于降水的足够与否，光靠开拓者们用肉眼观察，一般结论都是错的，从这一方面来说，这个陷阱非常具有说服力，也非常残酷。后来，气象学家会发现，整个爱德华兹高原的雨水循环非常不规律，变化特别大。就连现代气象学都参不透其中的奥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经历了连续七年的旱灾，整片大地如被烘烤一般，焦灼干枯。在此期间，美国气象局不得不承认，一直都无法为丘陵地带的天气找出一个符合逻辑的规律。“就在基本上确定了天气规律，好像可以做点规划的时候，自然又不走寻常路，往相反方向发展了。”丘陵地带也有可能降水丰富，不仅是一年，还有可能是两三年，甚至更多年，而且是连续的。所以，就算是再谨慎的人，也有可能在降水充足的几年里来到这里，得出结论，写了信心满满的家书，说这里降水充足，甚至可以说大量。然后，规律突然就变了，这种转变有可能特别特别突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年，年均降水量是四十一英寸，第二年变成十一英寸。谁又能责备那些人确定说干旱只是偶尔的反常，下一年，或者下下一年肯定会下雨呢？他们觉得肯定会下雨的啊，丘陵地带雨量充足啊，这难道不是他们亲眼所见吗？

最初那些开拓者没有意识到他们跨越了一条意义重大的线。他们意气风发地来到这片新土地。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害怕自己会穷一辈子，如今终于看到了新希望的光。但事实上，从他们决定要在这片新土地上扎根的那一刻，他们的命运就再也无法改变了。怀揣着建立棉花与牲畜王国的梦想，或者只是想丰收谷物，他们回到故乡，把家人全都带到这里，丝毫不知已经把他们带入了一片根本无法放牧，也种不了棉花的土地，甚至连谷物也种不了。为了躲避“作物留置”和赊账商人，数十万南方人来到得克萨斯。这数十万人中，很少有人像这些人一样，来到了丘陵地带。这一次，他们走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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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顿兄弟们在丘陵地带边上就停下了。约翰逊一家则一头扎了进去，他们吹嘘说，一定要成为“得克萨斯最富有的人”。

他们的祖先叫作约翰•约翰逊。家族里的一些历史学家说，他有“英国血统”，但这也不是定论。他和儿子杰西的一生，外界知之甚少，但仅有的一些信息也很符合传统的模式——迁移到新开放的肥沃土地，把这片土地榨干用尽，然后再往西部迁移。这基本上就是美国西进运动的模式。约翰逊一家的路线，也是很多人的路线。美国建国十三州中人口最稀少的佐治亚州渴望增加人口，特别是能用枪的人。所以这个州非常大方地给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提供土地。林登•约翰逊的高祖约翰•约翰逊就是一位老兵，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官方记录中是一七九五年，记录的是他缴了佐治亚奥格尔索普县一块土地的税。到一八二七年去世的时候，他在另外三个县也都有土地，不过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别的财产了。

年复一年的棉花种植榨干了佐治亚州的土地，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土地种棉花。一八一二年战争
(5) 之后，佐治亚州西部的印第安人被赶出去了，涌入了一大批人，史称“大迁徙”。约翰的儿子杰西——林登•约翰逊的曾祖父，也在迁徙的人潮当中。他是最初定居亨利县的人之一。外界对杰西的一生知之甚少，但仅仅是少量的记录也能看出，他怀揣着伟大梦想，却最终失败了。这和邦顿家不同。比如，有那么一段时间，杰西•约翰逊似乎是亨利县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富有农夫。一八二二年到一八三五年，他是县里的治安官，还是一名法官。但是到一八三八年，他已经不住在亨利县了。他和妻子露西以及十个孩子，又往西去了，到了亚拉巴马州。在该州的伦道夫县的记录中，又能找到一些他短暂成功的踪迹。一八四〇年的人口普查报告中写道，全县只有两个人在从事“商业”：杰西和他的一个儿子。当地一名历史学家“猜测”说：“他们运营了一条公共马车线路或者干起了银行业。他们很富有。”杰西有十三名奴隶。但是到一八四六年，杰西去了得克萨斯，到了洛克哈特，丘陵地带附近的平原上。洛克哈特法院的记录显示，一八五〇年，杰西•约翰逊拥有一百三十多公顷的土地、两百五十头牛和二十一匹马。一八五四年杰西还写了份遗嘱，应该是他觉得会给家人留下一份丰厚的财产。比如，遗嘱中的一条写道，如果他妻子也去世了，财产将在子女中平均分配，不过有个已经亡故的孩子，对他的后代，要“多给一千美元”。但现实是，根本多不出这一千美元，基本上是一点财产都没有。一八五六年他去世以后，儿子们卖掉了父亲的产业，换来的钱都不够还父亲欠下的债。一八五八年，其中的两个儿子，二十二岁的汤姆和二十岁的塞缪尔•伊利•约翰逊（也就是林登•约翰逊的祖父），许下豪言壮语，一起进入了丘陵地带。

要进入那片土地，是需要勇气的。

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都没勇气进去。早在一七三〇年，他们就在那里修建了三个要塞。但是从大平原到北部，阿帕契人肆虐，一篇早期的评论写道：“白人，最多的还是印第安人，营造了恐怖的气氛。”那些要塞只坚持了一年，西班牙人就退了兵，撤退到圣安东尼奥，爱德华兹高原下面的城市。一七五七年，阿帕契人宣称，他们已经准备好改信基督教了，再加上他们那里丰富的银矿，经不起诱惑的西班牙人又深入丘陵地带的圣萨巴，修了要塞和修道院。但阿帕契人只不过算是引诱西班牙人北上了，因为真正把他们逼得深入进去的是科曼奇人，这些人参战的时候，脸上画得一片黑，连阿帕契人都怕。科曼奇人之前没现身，只是想让这两方敌人先厮杀一番。西班牙人以为科曼奇的领土在很北很北的地方，却不知道，只要什么地方点了灯，或者什么地方能供马儿吃草，科曼奇人就能把仗打到哪里去。青草高高的满月之夜，科曼奇勇士们能杀将近两千公里。一七五八年三月十六日早晨，圣萨巴的修道院围墙外传来一声吼，牧师和战士们往外一看，两千科曼奇勇士充满了原始的野性，戴着牛角和雄鹰的羽毛站在那里，蔚为壮观。

圣巴萨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圣安东尼奥，西班牙人发誓要惩罚这些屠夫，于是派遣了六百将士，扛着两架野战炮，还派了一列长长的运输供给品的火车。西班牙人的远征军甚至到了得克萨斯。军队的指挥官把科曼奇人一路追到雷德河边，然后抓住了他们。但是这一路炮也丢了，所有的军队补给也没了，能带着残兵败将回到圣安东尼奥就算不错了。从那之后，丘陵地带和整个得克萨斯中部，就成了科曼奇人的天下。这个地方，西班牙士兵就算有大批的兵力，也不敢再踏足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一八七〇年，他们才敢再次尝试进入丘陵地带。在今天圣马科斯附近的一块绝壁上，建起了一座西班牙城镇，有牢固的围墙，里面修了房子，放牧了牛羊。这座城镇支撑了四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从得克萨斯南部年轻的史蒂芬•奥斯汀建立的殖民地来的开拓者们开始探索科罗拉多河下游，他们发现，这座城镇仅剩的蛛丝马迹，就是一些家养的牛在跟着野牛跑来跑去。一八三九年，成立三年的得克萨斯共和国选举了一位劲头十足的总统，米拉波•波拿巴•拉马尔。他在丘陵地带边上猎野牛，远眺美丽的山脊，感叹道：“这应该是未来帝国的土地！”第二年，就在拉马尔站过的地方，建立了新共和国的首都奥斯汀。但奥斯汀仍然处在科曼奇人的地盘。一群群好战的科曼奇人从四面八方的山头上围观着这座城市的修建。一直到一八五〇年，小城缓慢而稳定地发展，再加上共和国“分布很广的兵力”的成功，印第安人才被迫撤退。

他们撤退到了丘陵地带，这里是他们的大本营。一位得克萨斯历史学家写道：“林木茂盛的山谷中，他们住在清澈的溪流边，总是去洗劫白人的聚居地。谁要是顽强到能跟着他们进入山地，必会中他们的埋伏。”

但仍然有人跟着他们进山。就连奥斯汀修建期间，也有人独自或者带着妻儿进入那里，进入到这片全副武装的西班牙军队也不敢进入的土地。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丘陵地带就有了小屋。

一八四六年，得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边境防卫就成为联邦的责任。美军在得克萨斯修建了南北向的要塞线，深入到丘陵地带大约一百二十公里。但这些要塞还是很稀疏，驻守人数也少得可怜，马匹的配备也不到位。要塞建成的时候，这里的军队连一支正式的骑兵队都没有。最初派去和凶悍的科曼奇人打仗的一些步兵队，坐骑竟然是骡子。更过分的是，多年以来，他们都不允许去围追印第安人，只有对方攻击的时候才能开打。这样的命令让他们对打了就跑的印第安强盗完全束手无策。但他们也的确给居民们带去了一点勇气，而这些人需要的也就是这么一点勇气。在这条要塞线后面，美国人慢慢地从丘陵地带的山谷往上爬。到一八五三年，布兰科河沿岸有了三十六个家庭，佩德纳莱斯河沿岸有了三十四个。

这里只是非常非常边缘的地方。这些家庭也已经把文明和安全抛诸脑后。他们住的是原木修起来的小屋，一般都很小，很简陋。很多旅行者惊异地发现，得克萨斯的居住条件比别的州困难和原始得多。“来自别的州”的一名旅行者提到布兰科河谷的某一家，说往他们家走的过程中，他还以为“肯定是厕所”。然而，进去之后他才发现，在四五米见方的小屋里，竟然住了八口人。（事实上，在丘陵地带，厕所并不常见，一八五七年旅行到那里的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说：“那时候的得克萨斯好像才刚刚有马桶。”他说起住在某一家的经历：“没有马桶，有事就去灌木丛后面或者直接在广阔的平原上解决。”）通常，丘陵地带的一家人要定居，就用火清理出一片土地，上面还残留着树桩，火焰过后是一片黑色的灰烬。房子的形式绰号“狗跑屋”。两个房间或者小屋，中间有隔断，房顶是连起来的，中间留着一段走廊作通风之用。“狗跑屋”这个绰号的由来，费伦巴赫写道：“是因为其最广泛的用途。走廊肯定不是最干净的地方。”曾有住在那里的旅行者抱怨，说小屋的墙壁全是洞，根本挡不了风。拉瑟福德•海斯
(6) 写道，他曾经住过这样的小屋，小屋的墙一只猫“随随便便”就能砸破。屋子周围堆满了工具，还有养的猪和饥肠辘辘的猎狗。几乎没有什么便利设施。费伦巴赫说：“这样的日子艰难、肮脏、极端无聊、孤独、逼仄到令人窒息……后来也有美国人怀念和赞颂那段时光，但很少有人愿意再经历一次。”唯一充足的东西是恐惧。四十年来，这个边疆都是“战争不断”。印第安人在很多州也肆虐几十年了，费伦巴赫写道：“但得克萨斯的盎格鲁
(7) 边境却有所不同，是整个战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里所遭遇的恐惧和苦难，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是非常少见的。得克萨斯的盎格鲁边境没有大多数州的贸易商、猎人和士兵。这里镇守的，是以农耕为生的家庭，有妇女，有小孩，而和他们抢土地、起冲突的，是一个分布很广、野蛮原始的好战种族。”

那片边陲土地上诞生了雷明顿画派，画的都是一列列士兵，在马背上冲锋。一八四二年，佩德纳莱斯河边的一场战斗中，得克萨斯游骑兵第一次配备了柯尔特左轮手枪，是为了和科曼奇人战力相当。之前，一个边疆守兵给单发式步枪上膛的时间，就够这些野蛮人往前冲将近三百米同时射出二十支箭了。杰克•海斯上尉领导的游骑兵们击溃了科曼奇人，领导他们战斗的首领说：“我再也不会跟杰克•海斯打仗了，他的每一根手指都能射出子弹。”到一八四九年，得克萨斯边陲至少有一百四十九名白人男性、女性和孩子死于非命，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十年后的两年之内，又死了好几百人。

相比被俘虏的人，死去的这些人还算幸运的。科曼奇人本身就以折磨人为乐。丘陵地带很多人家都是亲眼见过的，剩下的也有所耳闻，他们知道被科曼奇人掳掠之后是什么下场。女人被钉在篱笆柱子上活活烧死；男的被剥去眼皮，绑在柱子上，扔在毒辣的阳光下慢慢死去，或者拿滚烫的煤炭去烧他们的生殖器。很多被科曼奇人抓住的女人都惨遭强奸
(8) ，之后可能会被剥去头皮，但求死不得，这样科曼奇人就能用她们光秃秃的头骨来放烧红的战斧。对于丘陵地带的人来说，满月之夜，“科曼奇之月”，就意味着恐怖。一位早期到那里的女性回忆起自己的少女时代，说：“人们总是很警惕，看有没有红人接近。我们这些孩子去泉水旁接一桶水，也得随时看着灌木丛或者大树后面有没有印第安人突然蹿出来。我们随时都生活在恐惧和担忧当中……听到狗叫，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是印第安人来了……我妈说她在那个地方死过一千次了。”她回忆说，一天晚上，她父亲看到附近河谷里有灯光，于是，把她母亲、哥哥和她单独留在家里，跑去查看。他很久都没回家，后来三个人听到好几个人接近的脚步声……六十年后，她仍然记得当时他们是怎么等着看谁会开门，想着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幸运的是，是他爸爸和几个在河谷扎营的白人。但六十年后她仍然鲜明地记得“当时我们痛苦的恐惧”。她又说了句很辛酸的话：“为什么男人们愿意把家人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之下，我真是搞不懂。”

这片土地的确笼罩着恐怖的阴云，即便如此，深信在这里可以寻找到财富的白人男子，还是来占领土地了。一八五八年，布兰科河与佩德纳莱斯河及支流沿岸的人数算是足够了，可能有一千个左右，可以建县了（布兰科县，是以丘陵地带白色的石灰岩命名的），他们还修建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学校的门窗上都插着长度相当的木头闩子，印第安人来袭时，还能抵挡一下）。对于一八五八年来到布兰科县的两个年轻人汤姆和山姆•约翰逊
(9) 来说，一切看上去都是前途似锦，实现梦想指日可待。

两兄弟都参加了内战（快活山战役中，大兵山姆•约翰逊骑的马被击中了；在枪林弹雨中，他还带着一位受伤的战友逃出战场），战后回到了丘陵地带，发现牛从一小群变成了一大群，别人留下的漫山遍野疯跑的牛也变成了一大群。战前价格低，市场和交通都不稳定，牛不值什么价钱。漫山遍野的牛啊，长长的牛角没有打上谁家的烙印，随便抓。得克萨斯的法律规定，没有打烙印的牲畜都是公共资产。

而到现在，牛突然就值钱了。北方的大城市不断崛起，城里的人们都想吃肉。而且，突然间，就有了把肉运到城里去的办法——一直往西修的铁路。

一八六七年，铁路修到了堪萨斯的阿比林，大概在同一年（那时候得克萨斯一头牛还只卖三四美元），大家听说牛在外地能卖高价钱，于是开始赶着牛出了丘陵地带。往东来到奥斯汀，走出山区，然后沿着奇瑟姆牛车道北上，跨过雷德河，来到堪萨斯平原上铁路末端欣欣向荣的城市。初次赶牛出来的那些人，一路上要应付受惊逃窜的牛，还要提防坏人强盗、印第安人和那些歇斯底里的害怕这些牛会传染“得克萨斯热”病毒的堪萨斯人，他们肯定在想，这长途跋涉值不值啊？但等到了阿比林他们就不会再这么想了。一八六七年，一头长角牛在那里能卖到四十到五十美元。那些人离开丘陵地带的时候身无分文，回去的时候则提着一袋袋金子。在本地只能卖四美元，出去就能卖四十美元！在这边没有任何代价就能得到的牛，能卖四十美元！你只需要水草丰茂的土地，让你的牛吃饱喝足。丘陵地带这么多草、这么多水，夫复何求。他们把山间的牛赶到一起，又从南边的平原上一大群一大群地赶过来，让它们在丘陵地带丰沛的草地上敞开了吃。

约翰逊兄弟就在最初那群赶牛的队伍中。一八六七年，他们买下了佩德纳莱斯河边的一个牧场。一八六九年，他们的畜栏在河岸边延伸了好几英里。他们雇用的骑手之一说，一八七〇年，他们是“最大的独立牧牛人，生意遍布布兰科、吉莱斯皮、拉诺、海斯、科马尔和肯德尔等县”。那一年，他们沿着奇瑟姆牛车道赶了七千头长角牛北上来到阿比林。那年最后一趟是汤姆负责的。“他从堪萨斯回来的时候，”手下的一位牛仔回忆说，“马鞍的挂包里装满了金币。”他走进两兄弟那摇摇欲坠的农场小屋，在桌边坐下，“把那些挂包和一把柯尔特左轮手枪放在桌上，数了数钱，一共十万美元”。

赶牛去卖的路途中，山姆的妻子一直守在他身边。她叫伊丽莎•邦顿，罗伯特•霍姆斯•邦顿这个成功的洛克哈特牧场主的女儿，她一看就是邦顿家的人（一名亲戚描述说，她“身材高大，自带贵族气质，各种外貌特征都显得血统高贵，乌黑的头发，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以及玉兰花一样的雪白皮肤”），而且也带着邦顿家的骄傲（“她很爱谈论自己的英雄叔叔约翰•惠勒•邦顿”，还有别的祖先。比如，有位表亲当过肯塔基的州长，有位兄弟参与过得克萨斯游骑兵的战斗。“她常常教导自己的孩子，要对得起这么光辉的家族历史”）。山姆是个意气风发、器宇轩昂、长相英俊的小伙子，一头黑发，温柔的灰蓝色双眼隐藏在长长的睫毛下面。这些是约翰逊一家的特征。一八六七年，他的牛卖了好价钱之后，就娶了伊丽莎，带她来到佩德纳莱斯河边的牧场，但是她不愿意一直守在那儿。

一位历史学家写过那些早期的赶牛经历：“令人难以忍受的好几个月，每天十八个小时都在马背上，中间还有暴风雨和无穷无尽的沙尘天气来捣乱。还得提心吊胆，怕印第安人来捣乱，怕别的人来抢牛。更怕的是，当闪电掠过平原，晚上可能会把牛群惊得四散逃走。”早期很少有女人跟着去卖牛的。但是伊丽莎就去了（有位历史学家说她是丘陵地带唯一这么做的女人），不仅跟着去，而且骑着父亲给她的一匹肯塔基骏马，骑行在牛群前面做前哨
(10) 。“她虽然温柔，”一位研究伊丽莎•邦顿•约翰逊的历史学家写道，“但在边陲的生活中，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英雄。”

在那个年代，丘陵地带仍然是谈满月色变。事实上，那是那个年代最糟糕的时候。就在前一年，政府将要塞中的军队撤出，引起山间那些孤零零小屋里各个人家的狂怒，却毫无办法，也许远在华盛顿的政府根本不了解情况（或者非常了解。有人说，不管这猜测多么没有根据，丘陵地带还是有人怀疑，华盛顿的政府在故意地惩罚这些之前叛乱过的人）。一八六九年七月，也给伊丽莎带来了恐惧。住在约翰逊家附近的一对年轻夫妻被科曼奇人掳去并杀害，发现他们尸体的人看得出女的被活剥过头皮。山姆和一群男人一起去印第安人那边找两夫妻的尸体，他不在家的时候，就剩下伊丽莎和小女儿玛丽。伊丽莎正在小屋附近一处泉水那儿打水，看见科曼奇人在树林中骑着马朝她飞奔过来。这群人还没注意到她。她赶紧跑到屋里，抱起小宝贝，爬到家里储藏根用蔬菜的地窖里，关上活板门，又在门缝上插了一根棍子，慢慢透过门缝扯了一条破地毯来盖住门。听到印第安人接近的声音，她在玛丽嘴上系了一条尿布免得她出声。公开的故事里都说那是一条“备用的尿布”，但其实不是的，那是孩子一直穿的脏尿布。印第安人闯进小屋，她躲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听着印第安人打碎她和山姆从洛克哈特买的结婚礼物。接着又听到他们去了屋外，从畜栏里偷了马，骑走了。一直到天黑，山姆回家了，她才敢从地窖里出来。

但一八六九年也是科曼奇人嚣张肆虐的最后一年。丘陵地带的北端，科曼奇人的老巢，白人正在大批杀害他们的野牛，而这些牛提供了印第安人的衣食住所需。所以他们要么撤回印第安人的保留地，要么就只能饿死。不出几年，丘陵地带的人们就彻底不用再害怕“科曼奇之月”了。布兰科县最后一次被印第安人劫掠是在一八七五年。但是从一八七〇年开始，这些劫掠的次数已经大量减少，最后销声匿迹。约翰逊兄弟和别的男人，以及女人，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人们，终于赢了。

接着他们开始发现关于这片土地的真相。

他们一直跟科曼奇人战斗，直到取得胜利。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毫不自知地卷入了另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英勇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胜算。从他们第一次赶着大群的牛羊来到青草离离的丘陵地带，就开始陷入这个陷阱，让他们无法逃离。现在，印第安人走了，定居的人越来越多，于是牛羊也年复一年越来越多，这个陷阱也让他们陷得越来越深了。

牛群吃的草，就是保持丘陵地带的稀薄土壤，让它们不至于被雨水冲刷的草。牛群吃了草，土壤便再也没了保护。

干旱的气候下，草长得很慢，一长出来，又被牛群吃掉了。它们吃得越来越靠近地面，一直吃到最下面一层，也是土壤最后的保护盾。下雨了，丘陵地带的雨啊，都是瓢泼一般。土壤就那么光秃秃地承受着大雨的侵袭，特别是那些悬崖峭壁上岌岌可危的土壤。

土壤开始流失。

流失得越来越快。丘陵地带的暴风雨一向野蛮无情，只是原来有草，不但保护了土壤，还能慢慢吸收雨水，并且温柔地导流到下面的溪水中。现在，草少了，雨下得越来越猛越来越快，蚕食着土壤，在上面凿出万千沟渠。

土壤被冲刷得所剩无几。今年春天和去年春天相比，景色都变了个样。上一年，牧牛人还会满足地看着青草覆盖群山，郁郁葱葱。第二年春天，他只能一直等着群山变成绿色，眼前却一直是一片光秃秃的土。草少得可怜，只看到光秃秃的土地干旱龟裂。再下一年的春天，他会突然意识到，上面有白色的东西，透过棕色的土地看得到的白色，粉白色，石灰岩的白色：已经可以看到岩石层了。不仅是草没了，很多地方能供草重新生长的土壤也没了。洪水从山间的沟渠中咆哮而下（人们把洪水称为“沟里疯”或者“桩上跳”），沿着光滑的石灰岩，力量足以把树桩都拔起来，越来越快地冲走土壤。有时候一个人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头天下午，山上还有土，他希望下一年至少土上能长点草，能在上面放牧。接着一场暴雨袭来，第二天早上他再看，就是一座全是白色岩石的山了。当然最先暴露的是比较陡峭的山坡，但很快平缓一些的坡地也沦陷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白色的岩石才是丘陵地带的本来面目。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穿上绿草青青的伪装，但只用了几年，这层伪装就被撕下。就算在那些比较平缓的坡地上还有些草，很快这片土地也不再肥沃富庶了。

接着灌木便卷土重来。

闪电和印第安人燃起的火焰，再加上长得比较快的草，抑制了灌木的生长。但现在印第安人消失无踪，闪电在平原上燃起大火时，人们又慌忙去扑灭，不懂得这火不是敌人而是朋友。硕果仅存的草中，没有高大强壮的须芒草和印第安草，而是那些比较短小脆弱的品种。

于是灌木开始从沟壑之间向上生长，在峭壁上的岩石表面钻出来，压抑很久之后重新成蔓延之势。它们开始悄无声息地占领草地，小型的、低矮的、浓密的灌木与矮树，猫爪木、霸王仙人掌、凤尾兰、灌木栎和杜松……还有豆科灌木，丝带一样的叶子在阳光下显得那么精致脆弱，却不曾想到地下的主根如同魔鬼一样庞大而贪婪，穿过薄薄的土壤，寻找更多的水与营养。最后，连雪松都出现了。这种植物能在最干旱、最贫瘠的土地上生长，根系庞大凶悍，能穿透岩石，寻找水分，所以在完全没有土壤的地方也能生长。雪松实在长得太快了，仿佛要狼吞虎咽掉脚下的大地。一开始，这些灌木如同伸着触须，争先恐后地朝草地游弋而去，接着触须变成细线，然后细线变粗、变硬，有时候牧牛人都能看到一大片坚硬、蜿蜒，长满了刺的灌木无情地朝脆弱的绿草地侵袭，接着，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吞下。要么就是，牧牛人觉得这片草地肯定是安全的，附近没有任何灌木，只要草还能长回来，就能在这儿牧牛。结果一天早上，他突然发现一丛灌木出现了，就算他把灌木拔掉，种子也早就散布开来了，第二年同样的地方会长出十几丛灌木。

丘陵地带早期的居民们完全无法相信灌木蔓延的速度。最初的日子里，牛仔们觉得，好像整片土地一年一个样子。今年还能自由自在地在开阔的草原上策马奔腾；第二年，同样一片草地上，马儿必须小心翼翼地躲过半米高的灌木；再过一年，牛仔坐在马上，灌木已经能碰到他的小腿了。所以他们把这片灌木丛林戏称为“小腿林”。而长到这个高度，马已经完全过不去了。白人们刚来丘陵地带的时候，那里的雪松还很少。二十年后，雪松覆盖了目之所及的整个地带。到一九〇四年，光是一片雪松林就从奥斯汀往西北蔓延，面积达到一千三百平方公里。而且还在持续生长扩张，每一年都越来越快。灌木每多一寸，就意味着草地少了一寸。

一开始好像也没多大关系。因为一八七〇年前后，丘陵地带开始种植棉花，最开始的几年长得很好，每块地的出产都很不错。丘陵地带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棉花能带来万能的金钱……只要有足够的土可以撒种，到处都种上了棉花……只要骡子能耕的地方，无论是在山谷里、在斜坡上，还是在山顶上。”

但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棉花带来的伤害比牛群还大。牛吃了草，不但能产生肥料，还能提供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营养给被它们消灭的草地。而棉花没有任何回报。每一株都拼命地榨干土壤，所以土壤就越来越贫瘠，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呈现粉末状。牛吃草吃得深，但至少还会把地下的根留着。而种棉花时用的犁，坚硬的钢片把根都翻起来，杀个片甲不留。更重要的是，棉花是季节性作物，而当时不知道农业轮作、土壤连续覆盖的道理（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人研究出来），丘陵地带的农民们在丰收后没有继续在棉花田里种任何东西，也就是说，每年的那几个月之后，包括整个冬天，土地上都光秃秃的，没有任何保护。土地里面没有植物的根来增强力量，上面也没有草来保护。

旱灾不可避免地袭来。丘陵地带的炎炎烈日下，大地在燃烧。仅剩的营养成分也被烧没了。丘陵地带多风，一直持续不断地吹着，平时倒是让气候非常舒适宜人，而冬天则是大平原刮来的酷寒北风席卷山间。这些风卷起一阵阵沙尘，把土壤也裹挟而去。丘陵地带一位农民不无心酸地说，风把土壤吹到了“下一个县，下一个地区，下一个州”。干旱过后，大雨瓢泼而下，再接再厉地把土壤冲走，从陡峭的山坡上冲走，沿着棉田的犁沟冲走（农民们为棉田选址的时候也不会考虑，山坡上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开垦），冲进溪流江河，在地上刻出一道道沟渠，而下一场雨又会把这些沟渠刻得更深，让雨水冲刷的速度变得更快。山坡上的倾盆大雨朝溪流奔涌，山洪暴发，吞噬着溪流那光滑的石灰岩河床，卷走岸边肥沃的土地，那可是丘陵地带唯一真正肥沃的土地啊。河水猛涨，等到退却的时候，又会卷走更多肥沃的土壤，沿着佩德纳莱斯河流入科罗拉多河，再从科罗拉多河汇入墨西哥湾。而且，在那些太陡峭，骡子无法耕种的山坡上，想要复兴赶牛事业，再赚回一袋袋金子的人们，一直在尝试着继续牧牛。“草长出来，就被牛迅速吃掉，比草生长的速度更快。让那些地方的土也变得光秃秃的，被风卷走，被雨冲走。”

丘陵地带的肥沃丰沛花了好几个世纪才形成，人类进入以后的二三十年里，这里已经不复往昔。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人们开始种棉花的头几年，一英亩能出产一捆
(11) 甚至更多。到一八九〇年，出产同样的一捆棉花需要超过三英亩的田地。到一九〇〇年，需要十一英亩。

丘陵地带一直是个美丽的陷阱。美丽是一直不变的，甚至可以说是更美了，因为到处都是树林灌木，还有河流奔涌的风景。干燥的气候，湛蓝的天空。但现在已经能看到陷阱里张牙舞爪的机关了。事实上，已经不用再深入到美丽外表之下，就能看到这可怕的机关了。辽阔起伏的土地上，现实已经明明白白地显示出来。这些土地，丘陵地带成千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曾经覆盖着厚厚的草地，现在呢，从远处看感觉是一些碎片，走近了，会发现其实都是石头，有的是很小的白色卵石，有的是拳头那么大的石头，散落在整片土地上。第一次看见这些石头的农民，可能会以为下面就是土壤，于是清理掉一片，往下挖，结果发现根本没有土壤，完全没有，或者最多两三厘米。那些石头就是土壤，是丘陵地带原本的石灰岩地貌的最上层。丘陵地带的现实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这现实就是石头。这里是石头的国度，真相一目了然。这真相的后果也越来越清晰。闯荡到丘陵地带的人们本想靠土地致富，或者至少赖以谋生。但农民或牧人靠土地谋生只有两种方法：耕地或者放牧。但无论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哪一种活动，土壤都会慢慢流失殆尽。

约翰逊兄弟似乎没意识到这是个陷阱，没意识到丘陵地带的现实。他们的职业性质，保护了那宏大的梦想，甚至使其膨胀。“说到牛群的大量增长，总是会说什么王国，什么帝国，从来不会说‘牧牛业’之类的。”费伦巴赫指出。这项事业的确宏伟，目之所及全是不可计数的牛群，在空旷的土地上无休止地放牧赶路，还有雨点一般砸下来的金币。这一切能让你的梦想也无边无际。两兄弟在阿比林也亲眼见到，或者至少有所耳闻，一些人证明了这样的梦想可以成为现实。那些人一开始也是赶牛来卖，但后来成就了更大的事业：约翰•齐兹厄姆
(12) 、查尔斯•古德奈特
(13) 以及理查德•金，里奥格兰德河上的蒸汽船船长，在他们之前不久开始牧牛，现在真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王
(14) 了，听别人说，他的牧场有一百多万英亩（“太阳升，太阳落，今晚还在金家牧场过”）。约翰逊兄弟可不满足于单纯的赶牛换钱。丘陵地带长期以来免费的土地，已经开始进行买卖了。这两兄弟一边继续在那些还未占领的土地上牧牛，一边买下更多的土地：一开始他们有一百三十公顷，后来又在布兰科县买下二百六十公顷，接着又买了五百二十公顷；在海斯县还买了七十公顷，后来又追加二百一十五公顷。海斯县这两块地都是一八七〇年买的，付了折合一万零九百二十五美元的金币。接着又在吉莱斯皮县买下之前没有测量面积的牧场，以“里格”
(15) 为单位草草计算了一下就成交了，比之前的面积还要大很多。丘陵地带最值钱的房地产是在那一片的“大城市”，弗雷德里克斯堡。约翰逊兄弟自然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买了房地产。他们甚至在奥斯汀南部买下了价格不菲的大片土地。他们“几乎有什么就买什么：玉米、烟熏肉、劳动力、牧牛马”，约翰•斯皮尔写道。之所以买劳动力，是因为约翰逊一家需要把丘陵地带所有的人都发动起来，帮他们赶牛去北方。到一八七一年，约翰逊兄弟不仅仅是丘陵地带最大的赶牛人，可能也是最大的地主了。他们还找了三个侄子来帮他们做生意：杰西、约翰和詹姆斯•约翰逊，还有个表亲理查德。很快山姆和汤姆就买了一座生意兴隆的磨坊，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行动磨坊”，并且开始计划开个店。

约翰逊家族，正在山丘之间建立一个帝国。

* * * * * *

但是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土地。丘陵地带的牧场和草地看上去都是免费的，然而其实这里绝对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如此艰难的一片土地上，要取得成功，甚至只是生存下来，都要付出难以偿还的代价。你需要完全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心无旁骛，忘掉一切与之无关的东西。你不可以心存幻想，不可以做梦，不可以天马行空，不可以逃避现实寻找心灵的庇护。因为这片土地是如此残酷无情，对待生活哪怕有一点浪漫的想法都有可能让你生存艰难，甚至一败涂地。在这一片顽石之地上，原则、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全都是不可饶恕的奢侈品。整天只能想着物质物质物质，现实现实现实。精神上和智慧上的追求都一无是处。丘陵地带唯一重要的艺术，就是看到赚钱商机的艺术。在这片土地上要取得成功，你必须牺牲自己的理想主义，不是部分牺牲，而是全部消灭。你需要的不仅仅是实用主义，而且是最最极端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令人恐惧的实用主义。你需要有强烈的意愿，直面这冷酷无情的群山，用你坚决不动摇的现实主义，和那些不可改变的现实达成协议。换句话说，这种意愿不仅仅要让你接受理想的牺牲，还要让你变得跟这片残酷、强硬、嗜血无情的土地一样残酷、强硬、嗜血无情。费伦巴赫有段话写的是整个得克萨斯，但是特别像是在单独写丘陵地带，他说，因为这片土地的“严苛冷峻”和“压迫一切的现实”：

那些在更为纯净的文明中培养起来的内心信念完全站不住脚，除非特别现实……要是有人对印第安人还心存幻想，不接受科曼奇人野蛮残酷的现实，那通常他都会眼睁睁看着家人被杀害，或者自己在家宅的灰烬中死去。得克萨斯边陲有个事实，虽然所记甚少，但一目了然，就是与科曼奇人比邻而居的家庭中，有的活下来了，甚至越过越红火，但更多的是家破人亡。而不同的命运，主要靠的不是运气。永远的警觉，永远的强硬，这就是成功的代价……像查尔斯•古德奈特这样的人，可以率先跋涉到这化外之地的远端，开辟自己的牧场，击退所有的后来者，而有些人则做不到。

约翰逊兄弟做不到。事实上，他们特别不适合这样一片土地。不仅仅是因为以丘陵地带的标准来说他们有点不切实际，看不清这片土地的现实，还因为他们每年都在同样的草地上牧牛。费伦巴赫写道：“西部的人很能适应环境，十分聪明，也很有洞察力，但同时也很欠缺知识。”他还指出：“很多美国作家都写过，这些人茶余饭后的聊天都是庄稼和牛群，市场和天气，从来没谈过哪怕一点别的想法和规划。”而约翰逊一家的聊天经常出现想法和规划。山姆•约翰逊经常鼓励九个儿女在饭桌上讨论“严肃的话题”，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鼓励他们多玩玩惠斯特桥牌。一位亲戚回忆说：“他鼓励孩子们参加需要动脑筋的游戏。”晚饭后，他总是让他们进行即兴辩论。三个儿子中有两个成了老师，其中一个还上了密歇根大学，可能是丘陵地带第一个走出得克萨斯接受教育的孩子。山姆感兴趣的不仅是政治，还有政府管理的理论。当时丘陵地带很少有人看报纸，而那些有报纸的人看的也是运货马车送来的一两个星期前的报纸。山姆却订阅了奥斯汀的一份日报，专门安排每隔一天送到附近斯通沃尔的魏因海默杂货店，而他不辞辛劳地顺着佩德纳莱斯河去拿。而他心中的政治，比理想主义还要不现实。他政治信仰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佃户购买项目”，让那些佃户能买下自己劳动的农场。他说，人不应该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但是被人问起这个项目的细节，他又有些语焉不详。所有关于塞缪尔•伊利•约翰逊的描述中，都着重说了他对哲学与神学的兴趣，不仅仅是丘陵地带普遍信奉的原教旨主义宗教，还有更深入的宗教问题。他是浸信会教徒，但一位“基督弟兄会”的牧师曾经造访约翰逊家，山姆也欢迎他与自己辩论。整顿晚饭和那天晚上，他们一直都在谈论《圣经》，牧师提的一些问题山姆回答不出来，于是就安排前者和当地的浸信会传教士辩论。后来，山姆觉得基督弟兄会这个牧师赢了辩论，就改入了他的教会。

约翰逊兄弟都是梦想家。他们有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的倾向，想要慨当以慷，想要大摆排场。山姆和伊丽莎结婚时，汤姆送给弟弟的新娘一辆马车，用银器装饰。而拉车的是两匹同样高大俊逸的肯塔基纯种马，一匹叫山姆•巴斯，一匹叫科林。这样的礼物在丘陵地带简直闻所未闻，价格更是天文数字。

约翰逊兄弟都不现实。而出身邦顿家的伊丽莎却很现实。大家都知道她上集市卖鸡蛋时精明地讨价还价，还有她那句著名的口头禅，就是邦顿家的家训：“有钱留给自家人。”然而她的丈夫和大伯子，毫无疑问被牧牛业一时的欣欣向荣和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钱财给冲昏了头脑，各种举动显示好像他们根本都懒得去想那些世俗的细节，似乎跟别人讨价还价都配不上他们的身份。一八七〇年，汤姆从阿比林带回价值十万美元的金币，那些把牛委托给约翰逊兄弟的人（很多都是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德国商人，他们的吝啬小气在得克萨斯也算是传奇）来找他们要钱了。约翰逊兄弟给了钱也会让对方写收据，但条理不太分明。斯皮尔写道：

别人给他们写了收据，很快就装满了一个大的旅行袋。看这样子，我认为毫无疑问很多人都拿了两次钱，有些人还拿了好几次……

费伦巴赫指出，在看似壮阔浪漫的牧牛王国中，成为个中翘楚的那些人（古德奈特、齐兹厄姆和金那样的人），他们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商人。约翰逊兄弟不是商人。付完卖牛的钱之后，他们让丘陵地带的很多人都兴高采烈。斯皮尔写道：“二十美元的金币，就像今天五十美分的硬币那么多。”分完以后，约翰逊兄弟也还是有很多钱，就在第二个月还用金币按一万美元的价钱买下了海斯县的土地。不过，这些钱比他们预期的要少，而且和他们的梦想相比，实在远远不够。

他们喜欢一厢情愿地妄想。费伦巴赫说“那些被一厢情愿的妄想所掌控的牧牛人”是活不下来的。一位亲戚说山姆•约翰逊“是个特别乐观的人”。他哥哥显然也是同样的个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次赶牛进城都是一次赌博，赌的是一路上牛群不会被洪水冲走，不会被印第安人抢走或者集体染病，赌的是当你来到目的地，牛的价格依然很高。最终，赌徒再怎么说也会有几次失算，得州扑克就是这样的。而约翰逊兄弟非常喜欢打得州扑克。谨慎现实的赌徒会留下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来平安度过不可避免的坏运气。约翰逊兄弟不谨慎也不现实。一八六七年、一八六八年、一八六九年和一八七〇年，他们就一路这么赌过来了，盘盘都赢。他们好像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输，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来防患于未然。无论取得了多大的成功，都会拿已经赚的钱投资到下一年，赌会赚得更多。每一年，喜欢打得州扑克的约翰逊兄弟都会把他们所有的筹码推到押注圈中。

一八七〇年，他们把金币分发给大家之后，剩下的全部用来买了地。是全款买的，完全属于他们。但这只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他们想要更多的土地。为了得到这些土地，他们最大限度地抵押了已经拥有的资产。一八七一年，筹集牛群进城的时候，他们赊账买了尽可能多的牛，和往常一样承诺说，回来的时候给钱。然后从八个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德国人那里借了一万美元（把“行动磨坊”抵押给他们），买了更多的牛。一八七〇年，两兄弟赶了七千头牛北上阿比林，是到那时为止他们赶牛数最多的一年。一八七一年，他们在佩德纳莱斯河沿岸的畜栏中聚集了数倍于七千头的牛，他们手下的一位赶牛人霍勒斯•霍尔说：“约翰逊兄弟这一季聚集了二十五群牛，最小的群有一千五百头。”他们聚集的这些牛，都是活生生的财神爷。他们押上了所有的财产，以及所有能借来的东西，赌今年又会盆满钵满。

在丘陵地带，下这样的赌注实在是太不明智了。

* * * * * *

“一八七一年的开始，下着雨夹雪，天气阴冷乖戾。”斯皮尔回忆道。内战以来，丘陵地带的冬天一直都很温和。但现在，凶猛冷冽的北风从大平原一场接一场地席卷而来。山上覆盖着将近八厘米厚的坚冰，牛成群地死去。

这片富饶之地正在消逝。其实一八六九年七月七日就已经出现了警告。斯皮尔说，一场洪水“严重损毁了河流和支流边的农场”。一辆公共马车被卷入布兰科河，淹死了几个乘客。岸边一座磨车被冲进河里，在下游三公里多的地方找到了，挂在一棵树上。斯皮尔此前在丘陵地带生活十年了，“还是第一次遇到洪水，”他说，“布兰科河的水位前所未有的高。”他字里行间的态度倒是轻松：“站在安全的距离看布兰科河潮水汹涌，真是蔚为壮观。”但紧接着，第二年，第二场洪水又来袭了。这次斯皮尔笑不出来了，他将其称为“可怕”。人们开始好奇了。“大家找到很多老住户询问，但没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斯皮尔写道。也没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不过，一八七一年，佩德纳莱斯河沿岸的草地已经没有那么厚的草丛能把牛群养得膘肥体壮了。春天来了，却没有雨水。丘陵地带连续经历了六个多雨的年份，现在干旱来了。开始长途跋涉的时候，约翰逊兄弟的牛都很瘦弱。

约翰逊兄弟的头一群牛到达雷德河岸边他们常用来歇脚的浅滩时，他们发现别的牛群排着几公里长的队，等着安排。终于到阿比林了，他们看到：“主要运输点周围，排着几公里长的队伍，都是等着贩卖或运输的牛。不管在哪边稍微站得高点，都能看到几千头牛，长长的角在阳光下发亮。”一八七一年，从得克萨斯来的牛比往年翻了一倍还多，长角牛有一百万头左右，挤满了整个市场。更糟糕的是，东北部还在经历经济大萧条，铁路上的价格战结束了，牧牛人之前的好处再也没有了。价格骤然跌落。约翰逊兄弟觉得价格后面会涨，也希望牛儿能再吃胖点，于是买了北方的谷物来喂它们，暂时没有放到市场上去卖。结果价格持续下跌，“（一八七一年）从得克萨斯来的牛中有一半都没卖出去……只好在堪萨斯平原上过冬。”韦布写道。约翰逊兄弟也许本来也想带着牛群在堪萨斯过冬，但是他们不能。一万元的借款十二月十五日就要到期。大概在十一月十五日，他们以市场最低价卖了牛，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惨淡凄凉。那年的冬天来得很早。“刺骨的寒风一阵接一阵。”霍勒斯•霍尔在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来到阿肯色河边，他们的行程推迟了很多，因为前面还有好多车马等着坐渡轮。回到家的光景就更凄凉了。因为整个丘陵地带都一直依赖着他们，所有人的财路都和他们紧紧维系在一起。另外，为了能还清那一万美元的借债，保住磨坊，他们不得不拖欠很多数目较小的借款。斯皮尔说：“这对人们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摧毁了他们的信心。有些人说了些关于（汤姆）约翰逊的难听话，毫无疑问他们也觉得自己说的是真的。但公平地说……他有钱的时候，可没人责备过他。”加上约翰逊兄弟的傲气，不愿意找借口，不愿意解释，不愿意恳求大家给他们时间，让情况变得更糟。抵押的资产都无法赎回了，他们官司缠身。两兄弟失去了奥斯汀的土地、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土地、吉莱斯皮县以里格测量的土地，以及布兰科县大部分的土地。接着，他们挣扎着又还了几笔一万美元债务中的钱，然后就再也找不到新的财路了，而磨坊反正也没了。他们之前一直苦心经营的帝国，只不过一个灾年，就轰然崩塌了。

急躁之中，他们只能放下傲气，暗中做些手脚。法庭宣判他们卖一块地来抵债，很不划算，于是他们慌忙卖给了一位侄子，詹姆斯•波尔克•约翰逊。还有一次，一个债主拿着铁板钉钉的法庭判决书，让布兰科县的治安官在县法院门前的台阶上拍卖两兄弟的另一块土地。结果只有两个人出价，最终的售价比实际价值低了很多很多。拍到的人迅速地把这块地又卖回给了约翰逊兄弟。

一八七二年，想要东山再起的两兄弟又搞了一群牛，当然数量要少得多了。（能看出很多人不信任他们了，因为这次赊账的条件变严格了。赶牛的路上，必须有一位“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路易斯先生”跟着，他是个律师。）但是一八七二年干旱成灾。丘陵地带残酷的烈日把草地晒得焦黄干枯，还烧焦了下面本就已经稀薄的土壤，烧穿了。溪流里的水蒸发得干干净净，佩德纳莱斯河水位很低，有气无力地流动着。热浪滚滚，给牛打烙印和别的牧牛活动只能暂停。七月二十二日，霍勒斯•霍尔给母亲写信说：“天气太热了，我们没法对牛做任何事情，一闻到血味儿，苍蝇就凑上来了。”那个夏天科曼奇人又来抢劫了，杀害和绑架了数人，还掳走了两百五十到三百匹马，这些本是约翰逊兄弟打算北上卖了换钱的。这是相当大的损失，因为当时一匹上等的牧牛马能卖八十美元。一八七二年他们赶牛去卖的结果不得而知，但那一年年终又有一起针对约翰逊兄弟的诉讼。一八七三年，他们在布兰科县的最后一块土地也被治安官站在法院的台阶上给拍卖了。这次没做任何手脚。一八七一年，汤姆•约翰逊在布兰科县为价值一万六千美元的资产缴了税；一八七二年，资产价值是六千美元；一八七三年，只剩下一百八十美元。一八七四年、一八七五年和一八七六年，完全找不到他的缴税记录，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其他文字。一八七七年，他在博斯基县的布拉索斯河里淹死了，也没有关于他死亡的详细记录。与此同时，一八七一年还在布兰科县有估价一万五千美元财产的弟弟山姆，搬出了布兰科，远离佩德纳莱斯河，去了洛克哈特离岳父罗伯特•霍姆斯•邦顿比较近的平原上，在那儿短暂居住一段时间后，去了比达的一座小农场，就在丘陵地带边缘一道低矮的山脊上。根据模糊的记录，这座农场好像是他妻子买的，钱是她父亲给的。

山姆和伊丽莎•约翰逊在这座农场上生活了十四年，养育了九个孩子，努力适应简朴的生活。养了几十头牛，在农场上种了四十公顷左右的棉花、谷物和小麦。但陷阱已经封口了。“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斯皮尔写道，“开始有了‘农场已经彻底没搞头了’这种说法，我们只能开始种地。”但这片土地也不太适合耕种了。偶尔也出现一些好年景，但衰败的趋势不可扭转。比达农场曾经有过一英亩一捆棉花的产量，到一八七九年，需要四英亩才能收成这一捆棉花。而一八七九年，一捆棉花的价值已经远远不及山姆和伊丽莎刚到农场上的时候了。一八七一年一磅棉花卖十八美分，一八七九年只卖十美分。一八七九年，山姆的作物总共卖了五百六十美元。辛苦劳作整整一年，只挣了这区区五百多美元。何况这还是一个曾经带着一袋袋金币经过牛车道的男人！（而且他还得从这五百六十美元中拿出两百美元来付给一个帮忙收庄稼的短工。）

与此同时，丘陵地带又耍起了老把戏。一八八一年收成还不错，而一八八二年呢，嗯，那一年，斯皮尔写道，让他想起“得克萨斯富得流油的那些岁月”。“这一年尤其好。草长得不错，果子结了很多，大多数谷物收成很好，棉花呢，棉花真是超出了预期。”一八八三年年景也很好。连续三年的好收成足以给人希望。一八八四年，山姆和伊丽莎开始把比达农场部分转卖，好有钱搬回他们日思夜想的“山里”。钱没凑够，而能卖的东西只剩下一件了，于是他们就把它卖了，或者说是山姆的妻子卖的。伊丽莎•邦顿•约翰逊，二十年来一直没舍得卖自己的结婚礼物，那驾用银器装饰的马车。但这次她卖了，还卖了那对心爱的马儿，山姆•巴斯和科林。凑够了钱之后，他们付了佩德纳莱斯河边一个一百七十五公顷的农场的首付，就在年轻时她和丈夫拥有过的牧场附近。一八八七年他们搬了过去，正好赶上一八八八年那场严重的旱灾，那是丘陵地带所有人记忆中最最可怕的一场旱灾。

约翰逊夫妇离开佩德纳莱斯河的时候还年轻，那里的土地也还算年轻。等他们搬回去的时候，用丘陵地带的标准来看，土地还算比较适合耕种。但最初的肥沃已经不复存在了。放牧呢，要有一两公顷的草才够一头牛吃。约翰逊夫妇回到佩德纳莱斯河边的时候，很穷，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十年，越发一贫如洗。

有些关于他们生活的浮光掠影。比如照片，一间简陋的棚屋，勉强称之为家，或者说是两间连起来的棚屋——“狗跑屋”，潦草地盖了个顶，有个简陋的前廊，还有个院子，用铁丝网围起来。这片地方也就那院子里还有点杂草。他们的一个女儿辛辛苦苦找回了那个有大理石台面的橱柜，是邦顿家的传家宝。但只能放在烟熏室，因为屋里没空间了。据说，伊丽莎把辛辛苦苦存起来的钱放在一个旧钱包里，深深藏进一个大铁箱，里面有她的宝贝和出去见人穿的衣服。要是有孩子需要钱了——

她会（把钱包）拿出来，捧着那些本是存来买黑色丝裙的血汗钱，数出那个暂时有点拮据的孩子需要的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有时候钱包都掏空了，但她会急切地向孩子保证……自己暂时不需要钱……她说起过去有钱的时候穿的那些漂亮衣服和买的那些高档家具，全都是随口一提，从没有抱怨，也不懊悔。

山姆身上的“约翰逊脾气”分毫未减。一次，他儿子乔治“看不起《圣经》，被他父亲满屋子追着跑”。而且他对天气之外的那些话题，也还是保持着约翰逊式的浓厚兴趣。奥斯汀的日报仍然隔天送来，每隔一天他都会骑着马儿“老雷”，跨越佩德纳莱斯河，去另一头的邮箱取报纸。他会坐在斯通沃尔的魏因海默杂货店，整晚整晚地讨论政治和政府理论。据别人回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坐在前廊上，读着《圣经》或者报纸，和路过的人聊天。或者只是坐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胡须雪白，一头依旧浓密的白发，眼神穿透夜色，看着佩德纳莱斯河周围的景色。几头孤独的牛儿散落着，在曾经牛羊遍地的山间漫步。

(1)
阿拉莫：得州圣安东尼奥的天主教传教区，一八三六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争期间曾被墨西哥占领，发生了著名的阿拉莫之战。

(2)
桑塔•安纳（Antonio Santa Anna）：当时墨西哥军队的首领和墨西哥的独裁者，曾经先后七次担任墨西哥总统。

(3)
两百英亩大约相当于八十一万平方米，将近一平方公里。

(4)
波尔克即上文提到的“新上任的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

(5)
一八一二年战争，又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英美在独立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大战，其中有英国和印第安人的联军，被美军打败。

(6)
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1822—1893）：第十九任美国总统（1877年到1881年）。

(7)
盎格鲁：泛指英国人及其后代。

(8)
费伦巴赫说：“被南部平原的印第安人掳去的白人妇女全部被强奸，无一例外。”——原注

(9)
山姆•约翰逊即上文提到的“塞缪尔•约翰逊”，山姆是塞缪尔的昵称。

(10)
“我是咱们这儿的英雄，”一八七一年，约翰逊手下的牛仔霍勒斯•霍尔写道，“我和约翰逊夫人骑着马，领先火车八英里左右……还打了一头鹿。”——原注

(11)
捆：棉花的市场计量单位，一捆棉花大概有六十斤。

(12)
约翰•齐兹厄姆（John Chisum）：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西部富有的牧牛人，一八三七年来到得州，后来在建筑行业也颇有成就，而且还担任了拉马尔县的书记官。

(13)
查尔斯•古德奈特（Charles Goodnight）：美国西部牧牛人，也许是得州最著名的牧人。有人甚至将他称之为“得克萨斯大平原之父”。有历史学家评价他说“比历史上任何牧牛人都要成功”。

(14)
理查德•金的姓，英文是“King”，意为国王。

(15)
里格：一种古老的长度单位，一般陆地测量一里格等于三英里，将近五公里。

•2•

人民党

山姆•约翰逊回到佩德纳莱斯河谷居住的三十年，有一段短时间的中断。一八九二年，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他不仅在魏因海默商店谈了他关于政府管理的理论，而且还参加了烧烤集会和公共演讲，继续侃侃而谈。这是竞选活动，他是平民党的州议会候选人。虽然他竞选失败，但平民党的候选人以几乎是二比一的优势赢得了州政府公职，接管了这个地区和整个丘陵地带。

这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整个南部和西部，很多人都逐渐感觉，他们被某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引入了陷阱。他们认为，光靠他们自己没办法打败这股强大力量，需要外力的帮助。从内战以来，这种感觉就一直缓慢而稳定地抬头。农民们在田中挥汗如雨，辛苦劳作，播种、耕田再收割，结果把收成拿去市场才发现，因为种种因素，比如东部的价格、欧洲的价格，或者铁路运输的费用，或者那些装有升降机的谷仓的储藏费的影响，农产品远没有他们想象中值钱。他们经常会发现，卖掉收成得来的钱，甚至连买新的种子都不够，而借钱买种子的话呢，利率又太高，甚至在播种前就知道不可能还得清。如果说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对于农民来说是绝望的三十年，那么最绝望的地方莫过于丘陵地带。在别的地方，农民们还可以说是铁路剥削了他们，但丘陵地带根本就没有铁路，因为在这么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穿山修铁路实在太昂贵了。大家驾着马车去市场上卖农产品，成本很高，蚕食了农民本来应得的收益。在别的地方，农民们还可以抱怨一下利率，而丘陵地带，利率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里的银行和来存钱的人一样穷（约翰逊城市银行一八九〇年的库存现金：一千九百四十五美元），根本没钱借贷款，更别说设置什么利率了。在别的地方，农民们觉得农产品的价格太低了，而丘陵地带的作物能长起来都不错了。也是在丘陵地带，美国农民大暴动拉开了帷幕。一八七七年，几个一贫如洗的农民聚集在约翰逊城北边约八十公里的得克萨斯兰帕瑟斯县的一间小木屋里，成立了“农民联盟”，后来发展为全国劳工联合会，进而建立了人民党（党人自称“民粹主义者”）。这个党的建立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起义运动。

联盟有一份报纸，《南部水星报》，从写给报纸的信件来看，佩德纳莱斯河沿岸那些稀疏的农庄中，充满了怨怒之气。

“划定给我们的这块地，只有很少一点点可以耕种，所以定居的农民很少，”布兰科县新教堂联盟的J.D.卡迪写道，“我们这里只有大概八位品性良正的男性成员。我们的确住在佩德纳莱斯河边，与石头、峭壁、瀑布、雪松和野橡树做伴，但我们不是鸟兽，而是有血有肉有心肝的人。”

写信的那些男人和女人很少写过信。“我会试着涂几行给兄弟们，”布兰科六十岁的拉金•兰德勒姆说，“要是我拼写够好，能让他们感兴趣地读下去，我也想写长信。但是我这辈子都没上过学，到三十五岁才知道二十六个字母怎么写。要是有什么我能为联盟做贡献的，我很愿意试一试……如果这个印出来了我能读懂，那我就再写一点。因为我认得的话别人也就都认得了，他们都上过学、穿过鞋。”他们全凭着正义感在写，写农民们如何被商人压榨（现在，苦工先生，还完债之前别买任何不必要的东西，还完债了也要保证有足够的钱才能买。因为买一次，你给的钱就比本应该给的钱多了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一百），有时候感觉这些文字不可能出自农民之手：“我看见有人在说那些专业人士，那我也来说一说……比如律师，从你这儿买一捆木柴只给一美元，帮你写一点点文书呢，就收费五美元到二十美元。好好研究一下这事儿，看看这里面还有没有公平可言了。我不是光说律师，还有所有那些不劳动的人。我是联盟人。是的，我丝毫不为这个身份而羞耻。”他们全是孤注一掷地在写。“全国的兄弟们写了好多信，说联盟发展壮大了，他们好开心。看着他们的高兴劲儿，我不得不写下面这些悲伤的文字，真是太痛苦了，”德里平斯普林斯的詹姆斯•布勒文说，“我们没有温饱，我们全身冷透，一直冷到心里。除非很快得到治疗，不然我们都要一命呜呼了……不采取措施的话，我们所有的希望都要落空。”他们写这些，也是因为联盟给了他们希望，因为这是伸给丘陵地带的一只援助之手，也是唯一的一只援助之手。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联盟的报纸让他们感受到兄弟般的情谊。“我觉得我和所有为伟大的老《水星报》写文章的人都是亲人……莫忘《水星报》。”米尼•科里德尔写道。米尼的姐姐萨拉，著名的联盟宣讲人写道：“如果我们帮助《水星报》，它也会帮助我们甩掉身上的束缚，给人民以自由。”她常在南部与西部奔波，宣传相关言论，给人们带去希望。农民们请求联盟多派点宣讲人去丘陵地带。“兄弟啊，在派出宣讲人的时候，请记得我们这个孤零零的角落，在我们急切需要的时候派他们来。”没等到宣讲人，他们觉得受到了严重的怠慢。“我们住在这样的穷地方，我们身处无边黑暗，但我们有高贵伟大的理想……恐怕你们从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也有个很棒的联盟……我们早已建立了一个‘军营’，真诚地期待能来一位‘领袖’。然而，我们悲伤地发现，自己又被遗忘了，和往常一样……”而后来真的来了一名宣讲人，希望又重新点燃了，农民们翻箱倒柜找出他们能给予的支持交给对方。“我们住的地方旱了太久，还要拼尽全力把门前的狼赶走，”布兰科县的艾玛•艾普思夫人写道，“但我们期待这一季能有好的收成……已经有些人给了钱，有些人还在凑钱，但所有人都会尽快给予支持的。”

一开始，联盟的合作社形式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联盟有一些仓库，一个地区的所有农民会把一捆捆棉花送到那里去。然后一起放在一个固定场所内。来这里出价的不仅有之前没有任何竞争者的当地买家，还有整个南部来的买家。联盟的采买人可以直接和犁耙与其他农用工具的制造商交易，然后直接卖给每一个农民，这样不仅没了中间人赚差价，制造商也不再因为赊账购买而索要高额的利率。整个得克萨斯都有了这样的仓库和采买中心，但却不可能在丘陵地带设置分点。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举行过一次大分销，结果惨淡收场。买家都说，没有铁路，棉花的运费实在是高得离谱。尽管如此，丘陵地带的农民们牵着马车，排起长龙，跋涉一两百公里把棉花运到奥斯汀。在联盟的仓库那里，棉花卖出的价格比他们想的哪怕高出一美元两美元，他们驾着空空的马车回家时，都会一路摇动着标志得克萨斯农民联盟胜利的蓝色旗子。（在沃思堡和达拉斯，蓝色旗帜也在一路飘扬。一八八五年，得克萨斯联盟有五万名成员；到一八八六年，扩展到十万名；到一八九〇年，二十万名。一位发言人狂喜地宣布，联盟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股力量”。联盟的宣讲人开始从得克萨斯奔向其他州的农业县，传达的信息很简单：加入联盟，建立起县合作社，需要的话还可以建立供销社，逃出赊账商人的魔爪。十几个农业州的见证者都同意密西西比州一位同行的话，他说农业联盟“势如飓风”，“席卷”了该州。）

外来的力量瓦解了合作社。东部那些大的制造厂拒绝卖东西给他们，坚持要保留中间人。除了东部那些制造商和银行，当地的商人与银行也都拒绝赊账给合作社的成员。铁路和升降机谷仓公司动用一切力量来和农民作对，而且赢了。因为农民们无法摆脱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作物不属于他们，他们就不能卖。拥有者是那些商人。然后联盟就试图让农民摆脱商人的控制，想在得克萨斯中部建立一个交易中心，让整个州的棉花都从这里分销出去，然后以农民可以承受的利率，借给他们第二年需要的钱。（南部交易中心计划从银行借钱，抵押品是农民写的借款票据。）一八八七年九月，交易中心在达拉斯开张。银行家们再度使坏，拒绝接受票据作为抵押，事实上，他们说，“无论什么条件，什么抵押”，都不会把钱借给交易中心。绝望的联盟开始找自己的成员借钱，丘陵地带可谓倾尽所有——布兰科县新教堂联盟的三十四位成员每人决定捐出一美元。秘书写信给联盟总部说，“只要棉花收了”，就马上给钱。丘陵地带的联盟成员坚定地站在领袖身后。得克萨斯的银行以及他们掌控的媒体，想要往交易中心牵头人查尔斯•马克恩身上泼脏水，把中心的财政危机怪到他头上。丘陵地带海斯县的农民们凑钱发了封电报，说他们的联盟“因为马克恩博士树敌众多而热爱他”。其他州的银行家下了狠心要毁掉交易中心，也加入得克萨斯银行家的队伍，切断贷款来源。联盟领袖宣布一八八八年六月九日是“挽救交易中心日”，号召农民们展现他们的团结一心。那个周六早上，长长的农车队伍（其中有些是来自丘陵地带的）开始涌入全得州差不多两百个县的政府。正值酷暑，农民们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默默地站着，手里举着横幅，是他们的妻子们写的，“南部交易中心永存”。

南部交易中心关闭了。成员们倾尽所有要保住它，但他们根本没钱。联盟的人也尽了全力，开设合作社，发动抗议，牵着农车开始无尽地跋涉，去遥远的市场，从妻子们一分一厘抠下来的血汗钱中分出一些来捐出去。他们努力想要自救，但是失败了。他们收获的教训就是没法自救。他们所对抗的力量太强大了，打不过。于是他们开始求助足够强大，有获胜希望的力量，而且只要动力足够，就能代表他们，那就是政府。

农民们相信，政府要代表他们才是正确的。他们觉得，政府是麻烦的基本来源，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通过大量补贴土地和钱，执行偏向性强烈的法律，政府为铁路赋予了无限的力量。而现在铁路正在扼住农民生存的咽喉。那么，政府难道不该代表他们，整治一下铁路吗？为了保护制造商，政府降低工业品关税，却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提高了农产品关税。现在政府不应该降低一下关税吗？政府放弃了对汇率的有效控制，允许银行进行操纵，强迫农民用比借来的时候价值更高的美元来赎回抵押、偿还贷款。现在政府难道不该收回汇率的控制权，让欠债人换钱更容易而不是更难吗？政府强迫使用金本位制度，造成棉花和别的农作物价格无休止地持续下降，现在单一金本位难道不应该结束，让人们可以自由铸造银币吗？政府做了那么多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现在不应该大规模地修订法律，解决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吗？（平民党的第一次议政，似乎要把错误全部归咎到政府身上：“腐败控制了选举、议员和议会……执政不公这个温暖的子宫中，孕育了两个伟大的孪生阶级——流浪汉和百万富翁。”）政府用了千万种方法来压制农民，现在不应该用千万种方法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吗？（提出的一些方法在美国还很新鲜：一八九四年，雅各布•考克西将一批失业人员聚集成一支令人同情的“军队”，朝华盛顿进军，他是想要通过这种夸张的做法宣传他的理论，政府应该建立联邦公共就业帮扶制度，来帮助失业人员。）“政府的权力，或者说人民的权力，应该更大，”一八九二年人民党的议政讲坛如是说，“……要结束这种压制，不公平与贫穷的现象应该最终在这片土地上消失。”

有那么一阵子，他们满怀希望。联盟的宣讲人把话带出了得克萨斯，将农民暴动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一八九〇年，联盟的成员在十二个州取代民主党取得多数席位，赢得了议会的控制权，选举了六个州长，往华盛顿输送了四个参议员和五十多个国会议员（包括科罗拉多的戴维斯•韦特，绰号“血马辔”韦特，因为他说，就算“马辔上血流成河，我们国家的自由也不容破坏”）。人民党是堪萨斯的第三大党派，一八九二年，这个名字被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党采用了。民意调查显示，这个政党的候选人有一百多万选民的支持，还有二十二个选举团的支持（因为在南方，声名鹊起的平民党人宣布，他们不愿意参与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所以二十二个选举团全都来自山区州。那里不但有从平民党走出来的两个州长，而且两个主要政党合并了，就控制了原有数量两倍的县，在一次选举中一跃成为主要政党。）除了共和党，还没有哪个政党在第一次竞争全国权力的时候就表现得这么好。一八九四年的国会选举中，人民党人囊括了一百五十万张选票，给民主党在南部和西部的竞选造成重创。而且似乎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认为银币是个关键问题，要在一八九六年退出民主党
(1) ，使平民党成为美国第一大党。毕竟，一八五〇年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使得辉格党垮台，共和党诞生。

这种情况没有再次发生，布赖恩粉墨登场了。一车厢又一车厢欢欣鼓舞的代表们到芝加哥参加民主大会，西服的翻领上佩戴着银质徽章，银色的旗帜在微风中猎猎作响。《纽约世界报》评论说：“他们有章程，他们有决心，他们有人拥护，他们有选票。但他们就像一大群迷失的羔羊在旷野中徘徊，因为……他们中还没出现真正的领袖。”接着，一次又一次的自由铸造银币运动中，很多本来有领袖样子的人在政党议政辩论中证明《世界报》的评论是对的。而年轻的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紧张地站上讲坛，代表农民反对东部的既得利益者，他说：“我们请了愿，得到的却是轻蔑傲慢；我们迫切地恳求，得到的却是视而不见；我们卑微地哀求，得到的却是灾难与嘲讽。我们不再哀求，我们不再恳求，我们不再请愿。我们要与他们对抗！”台下的两万男女本来沉闷不语，却突然就站了起来，他的每句话都引起欢呼和沸腾，演讲的结尾更是精彩：

烧掉你们的城市，留下我们的农场，你们的城市还会如魔法般建立起来，但如果毁掉我们的农场，那么青草就将长满全国每一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我们背后是这个国家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我们有资金背书，更有四面八方劳动者的支持。他们提出单一金本位，我们的回答是：你们不能将这顶荆棘王冠强戴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你们不应该把人类钉上黄金十字架！

自由白银民主党员们没有退出民主党，而是掌控了这个政党。“普拉特的男孩演说家”
(2) 成为该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然而，讽刺的是，这次事件也标志着人民党的终结。民主党抢了民粹主义者们的风头。三个星期以后，人民党自己的大会上，他们别无选择，也只能提名布赖恩，于是丢掉了作为独立政党的资格。而他们选择与之联盟的民主党输掉了大选。布赖恩参与总统选举，与其说是竞选，不如说是传教。堪萨斯的威廉•艾伦•怀特将其称为“一股宗教狂热”。“他们改了赞美诗的歌词，神圣化自己的主张，把黄金和所有象征黄金的资本、财富和财阀集团都刻画成魔鬼。晚上，一万扇小小的白色校舍窗户边，灯光闪烁，仿佛在把希望寄托于天上的星星。”但他们的希望就像星星一样遥不可及。这次传道的失败和很多人民党人三十年前的努力一样。布赖恩的竞选活动英勇蓬勃，但缺乏资金。而共和党的领袖马克•汉纳却从铁路公司、保险公司和大型城市银行那里要来了数不清的竞选支援，资助规模前所未有。共和党赢得了竞选，一位历史学家将其称为“大财团的胜利，制造业和工业打败农业秩序的胜利，汉密尔顿主义打败杰斐逊主义的胜利”
(3) 。一八九八年的选举中，缺乏组织的民粹主义者们全军覆没。一九〇〇年，汉纳推举的总统麦金莱推动了《金本位法》的颁布。直到一九〇八年，人民党还派了一名候选人竞选总统，但那时候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已经寥寥无几。有的还在坚守得克萨斯，民粹主义思潮盛行的最后几个州之一。但就算在得克萨斯，一八九六年的崩溃之后，他们就再也无法东山再起了。

敏锐的历史学家仍然认为一八九六年的选举有非凡的意义，“旧农业秩序对工业化的最后一次抗议”，但在丘陵地带，生活依旧一如从前，艰难贫穷。事实上，还要更糟糕。一九〇〇年以后不久，美国其他大部分区域的农民生活状况都有所改善，但这种繁荣没能翻山越岭进入丘陵地区。土壤流失太严重了，气候太干旱了，没法做出任何长期的改善。丘陵地带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一九〇〇年、一九一〇年和一九二〇年的每一次人口普查都显示，佃户干活的农场越来越多。丘陵地带的人民党也是死气沉沉。一九〇四年，布兰科县只有二十三名注册党员选民。而人民党曾经的那些要求就算被提起，也像是无法实现的空梦。在群山之间，人民党似乎只是老人们谈起的遥远传奇，和那些赶牛北上的故事一样。

但是，这些人民党人，这些自称“联盟人”的农民，到底要求了什么呢？只是希望当人们发现自己被那些无法对抗的力量玩弄于股掌之中时，政府，他们的政府，能帮助他们一起抗争。他们没有要求更改铁路和银行的规定，没有要求政府大量借款，没有要求开展大量的公共就业项目。他们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人们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政府，让他们在不受控制的状况就要将他们毁掉的时候，有权利要求政府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如果必要的话，为他们抗争，做他们的英雄。

其实，他们只是要求得太早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还不是他们的总统。

林登•约翰逊还不是他们的议员。

(1)
因为平民党主张银本位，所以他们退出民主党加入平民党。

(2)
即前文提到的布赖恩。他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演说家，三次竞选总统均告失败。文中引用的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黄金十字架》演讲。

(3)
两种主义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两者都是美国开国元勋。前者是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后者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国首任国务卿和第三任总统。汉密尔顿认为人性本恶，蔑视人民和民主，崇尚制度和秩序。他的主张是为巩固财产权服务的，通过牺牲农场主阶级或农业地区的利益来促进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杰斐逊是民主主义者，崇尚人权、自由和心智发展以及地方分权的民主理想，是美国广大农场主和下层群众利益的代言人，不信任城市阶级。他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农业，主张重农抑商，用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来维持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

•3•

约翰逊家的气派

山姆•伊利•约翰逊和伊丽莎•邦顿•约翰逊有九个孩子，三个是儿子。在丘陵地带那些典型的非常看重血统的牧人看来，这三个儿子一看就是邦顿家的血脉。不仅是因为身材高大魁梧和其他引人注目的外貌特征，还有那喷涌的激情、宏大的志向以及极强的领导力，和英雄约翰•惠勒•邦顿身上那种“掌控一切的气派”如出一辙。不过，牧人们还觉得，这三个儿子也都遗传了约翰逊血脉中致命的一点。他们说，约翰逊家的这三兄弟，有邦顿家所有的脾性、自豪、傲慢和理想主义，再加上更宏大的野心和梦想，但完全没有遗传邦顿家的强硬、警觉和实用主义，而这三种品质对于不让丘陵地带这样的艰险之地毁掉理想与野心实在是至关重要。据记载，三个儿子都是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大梦想家，但很不幸的是，牧人们还用了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们，内心“温柔”。其中一个儿子逃出了丘陵地带，如果说他的一生称不上成功，至少也不是悲剧。另外两个守在了这里，其中一个就是林登•约翰逊的父亲，小山姆•伊利•约翰逊。

小山姆•伊利•约翰逊出生于一八七七年（他父亲见生了个儿子，真是松了口气，因为头四胎都是女儿，朋友们都开始叫他“女儿约翰逊”了）。举家从比达搬回佩德纳莱斯的时候，他十岁。

那时候一家人就看出他的“邦顿血脉”了。一部家族回忆录里写道，他的母亲“看这个孩子的眼神满含温柔。孩子有一双黑眼睛，有黑色的鬈发和白皙的皮肤，是邦顿家的遗传……”少年时代的他总是比同龄的孩子要高大些（最终的身高是一米八五），也有邦顿家的大鼻子、大耳朵、浓密的黑眉毛和目光灼人的眼睛。

还在比达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就展现出了聪颖慧黠的一面。“他脑子转得很快，感觉很敏锐，记忆力惊人，”回忆录中说，“他有个姐姐正在背记一首三十二句的诗，要在上学最后一天背诵。结果吃了一惊，她发现远没到学龄的小山姆竟然把这首诗完整地背诵出来了。”他很早熟，“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镇定自若的非凡气度”。一家人搬去佩德纳莱斯之后，这个十一岁的男孩身上开始显现出另一种品质，那就是急切的雄心壮志。“农场生活既繁重也有乐趣，让山姆面临一些挑战。他一定要比同伴更快地骑马，耕地时走的线要更长更直，摘更多的棉花。”（“这种竞争意识，”后来，他妻子写道，“一生中都不断催促着他。”）

十几岁的时候，林登•约翰逊的父亲雄心更大了，他不甘心只做农民。丘陵地带的家庭要送孩子去上学是很难的，因为家里需要人手干农活，还有即使是公立学校也要收学费。学费倒是很低，只有几美元，但大多数丘陵地带的家庭还是负担不起。但是山姆很坚定地要去上学。给约翰逊一家编纂家史的人写道：

有一次，父亲给了他几头牛，说：“今年你上学，我就只能给这么多了。”每个周末，这个还在上高中的小伙子就变成屠夫，把牛杀了，切分好，把牛排和牛骨头都卖了，支撑着自己直到下一个“杀牛日”。

往佩德纳莱斯河下游走二十三公里左右，有个以建立者命名的小城——约翰逊城。山姆的表亲詹姆斯•波尔克•约翰逊在那里做理发师，结果生了病，干不了了。山姆赊账买下他理发用的椅子和工具，自学理发，拿朋友们来练习。从此以后，他白天上学，晚上理发挣学费。

有些迹象表明，生活压力太大，那根弦绷得太紧，他的健康承受不了，出现了后来被他的妻子形容为“消化不良”的症状，令他不得不中断高中学业。父母把他送到得克萨斯西部，他舅舅卢修斯•邦顿就在那里（作为邦顿家的一员，他已经在那里建立了普雷西迪奥县最大的牧场），“希望在那个牧场上……他的身体能恢复健康”。

“几个月后，”回忆录中写道，这位十几岁的少年回了家，“下定决心要做老师。”在丘陵地带，实现这个梦想难上加难。在这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所大学，也没有一所获得州政府认可、学生会被大学录取的高中。但即使没有高中毕业，也有可能取得一张州政府签发的教师资格证，只要通过资格考试就行。一八九六年，“带着十三本书，教师资格证考试需要的东西，一瓶助消化的药丸和一袋水果干（按照医嘱要多吃）”，山姆搬去了外祖母和外祖父在附近的家。罗伯特•霍姆斯•邦顿攒够了退休的钱，所以搬到丘陵地带也不用担心生存问题，只是单纯地享受那里的风景和悠闲的生活。山姆搬过来，也是想有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学习。通过考试以后，他在那些只有一间教室的丘陵地带校舍教了三年书。（“后来他总是很愉快地回忆说，自己的得克萨斯历史和美国历史都拿了满分。他一直很喜欢历史和政府理论。”）有一年他在一个名为“多石”的社区当老师，在一家人那里搭伙。那家人有个常来的访客，鲁弗斯•佩里上尉，是个传奇英雄，参与过对抗印第安人的战斗，也曾经是得克萨斯游骑兵的一员。多年以后，那家人还记得，老人讲述那些伟大冒险的故事时，那个叫山姆的年轻人坐在那里，倾听得多么入神，深色的眸子在火光下熠熠生辉。

教书远远不是山姆•约翰逊的志向。他想成为一名律师。“他的头脑很适合做律师，而且也很爱研究法律，”后来他的妻子写道，“但是，眼前还是要先活下去。”他回到佩德纳莱斯河边父亲的农场，和老山姆一起干了一两年农活。后来，父亲老得干不动了，他就从他那里把农场租下来，自己干活。也许做农民不是他的志向，但却是他的命运。

头几年还干得挺成功。雨水充足，冬季气候温和，“小山姆”（人们这样叫他，好和他父亲区分开来）赚了些钱，雇了几个短工，甚至还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做起了棉花期货的生意。

在这没落的丘陵地带，他崭露头角，相当出挑。高大、瘦长、精干，虽然有两只大耳朵，但因为皮肤白，头发和眼睛的颜色都乌黑发亮，还是大家眼中的英俊少年。他有着邦顿家的傲气和那种掌控一切的气派。有位约翰逊城的居民还记得山姆和两个弟弟，汤姆与乔治（以及六个姐妹），他说：“除了乔治，约翰逊家的人走路都是趾高气扬的。就连乔治走路也有点那种感觉。我的天，约翰逊一家就连坐着都是趾高气扬的。”山姆穿得也要比丘陵地带别的农民和牧人要好。到晚上活干完了，他会穿上西装，打个领带，骑的也一直是好马。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丘陵地带的老人记得他父亲和父亲的哥哥汤姆年轻时也经常说：“看一个人的靴子、帽子和骑的马，就能把他摸得七七八八。”他偶尔还佩戴一把柯尔特六发式长筒手枪，也是丘陵地带为数不多的佩枪之一。

但他身上那种掌控一切的气派是很自然的，所以他也显得开朗友好。奥斯汀、约翰逊城和弗雷德里克斯堡之间，沿着佩德纳莱斯河，只有一条布满车辙的土路，就从约翰逊家的农场旁边经过，好多要取道这里的人都会安排一下，“好在晚上到小山姆•约翰逊那里过夜，和他共度好时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丘陵地带的男人都是农民或者牧人，山姆最好的三个朋友却不是这些人——杰伊•亚历山大是工程师，戴顿•摩西和W.C.林登是律师。山姆•约翰逊是个农民，但他也是邦顿家的后代，心中燃烧着熊熊火焰，要做更大的事。

农场上过了六年，机会来了。根据未成文的协议，丘陵地带的四个县组成第八十九号选区，得克萨斯众议院的代表就在这四个县里面轮流选。一九〇四年轮到约翰逊农场所在的吉莱斯皮县选派代表去奥斯汀了。山姆的一个姐姐嫁给了法官克拉伦斯•马丁。他以前做过议员，搬到吉莱斯皮来做法官。马丁鼓励山姆参选，于是后者申请去做民主党的候选人，结果获得全票通过。在斯通沃尔一片橡树林中举办的烧烤聚会上，他站在一辆马车上发表了自己的提名演说，让大家看到，他继承了邦顿家能说会道的才华。

“我清楚，很多人都认为，作为一名候选人，当选为立法机构的一员，本身就是个笑话，”他说，并且还说，自己思考了一下，“要怀着良心正确地行使……政府责任。”他觉得自己因为缺乏正式教育，所以有些不够资格。“我……有些犹豫，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学识是否能让我胜任这重大的职责。”他说，就算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也没能消除这些疑惑，“我把这看作你们善良与好意的举动……这说明你们愿意帮助我，通过支持我来反映你们的愿望和想法……我但愿自己，通过忠于职守和全心全意，用一切办法，弥补任何因为我资格欠缺而造成的缺憾。”

平民党也许消亡了，但其原则还在，至少还在马车上那个年轻人心中。他把自己的竞选看作事关全国发展的事业。“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前夕，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非常清楚：到底一个共和国的原则与传统应该更长久地保持不变，还是应该谦恭地因为国家利益而有所改变和让步。”他说，那些大资本家的权力，“积累起来的财富，连最疯狂的白日梦也未曾预料到，现在该是人民给出判决的时候了。一边是共和党，因为主张联邦思潮而获得政府权力，而另一边是民主党人，拼尽全力要找回那些最基本的原则，找回杰斐逊、杰克逊和他们的后继者们所制定的宪法原则。这很显然是政府继续运转下去的唯一希望。如果我能用自己的方式尽一分绵薄之力，能够为最后的成果做出哪怕一点点贡献，那我就算是尽到职责了。”

山姆得到的选票远高于别人，最大的优势来自约翰逊城和佩德纳莱斯河沿岸那些小镇，毕竟那里的人们最熟悉他。他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对手，一个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德裔美籍律师，给他投票的只有德国人和共和党人。山姆的妈妈说，他最初当选公务员的年纪比他那位著名的先辈还要早。约翰•惠勒•邦顿当时二十八岁，而山姆才二十七岁。一九〇五年一月，他来到到处都是红色花岗岩高楼的首府奥斯汀，走进众议院大厅，突然就找到了归属。

这位对农场充满厌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热爱这个地方。不但热爱，也很清楚在其中如何行事。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没受过太多教育，而且完全不老到的新手，他似乎本能地就掌握了立法机构这支“舞蹈”的“舞步”。事实上，他好像天生就是要来参加列队点名，进行议事规程的。他那种说服别人的天赋，学也学不来，而这在议会是万分重要的技能。他在这里游刃有余，似乎已经在这里浸淫多年，而没有在棉田中劳作过。他很少发表演说，但在更衣室和议员席上却常常侃侃而谈。说话的方式也非常特别：想要说服他人接受自己观点的时候，这位高大瘦长的年轻人会抓住对方议员的西服翻领，靠近他，面对面地说话。

包括山姆姐夫克拉伦斯•马丁在内的好几个有影响力的得克萨斯人，多年以来一直在说服议会买下阿拉莫，将其复兴。这个过去的传教区已经年久失修、没落不堪，有一部分作为仓库在使用。但之前的行动都因为资金的问题受阻。阿拉莫的所有者们把卖价提高到六万五千美元，这让议员们愤怒不已。在管辖权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约翰逊起草了自己的《阿拉莫购买法案》，建议说管理权仍然归“得克萨斯女儿会”
(1) 所有。接着他说服了一些影响力更大的议员支持他的法案（他让其中一个年长的内战英雄在上面最先签了字，使其更有说服力），最后通过了。（当地一家报纸写道：“圣安娜占领了阿拉莫，那是在一八三六年；山姆•约翰逊挽救了阿拉莫，那是在一九〇五年。”）约翰逊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套牛犊比赛。牛仔们经常在本地集市举行这种比赛，而他一直都觉得这对动物太残忍了。一九〇五年，很多人都提出了反套牛犊的法案，而他的被选为最佳并获得通过。在很多议题上约翰逊的主张胜算都不大。这个议会基本上是被利益所控制的，而他则坚持着民粹主义者的理想。比如，他力主对各公司收取特许税，还为铁路工人争取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但是在他亲自撰写的法案方面（比如，有个法案主张免除布兰科县的一项税收。这是州政府对各个县征收的，每打下一匹狼，要上缴五十美分。《布兰科新闻》说，这个县太穷了，如果真的强制征收，全县可能都会破产），他的纪录十分出色：根据一家报纸的报道，他是“一次提案都没有失败过的”极少数议员之一。他和另外两位同样抱有民粹主义理想的民主党议员（外号“诚实巴克”的巴克•加里和克劳德•赫兹佩思，人称“克罗基特县的牛仔”）合作。一家报纸报道说：“加里先生、约翰逊先生和赫兹佩思先生……三人组赢得了同僚们的尊敬和信心。”约翰逊有种天赋，不仅会让别人服从他，还会让别人喜欢他。大家都知道他常常爱搞些恶作剧。比如对议员J. J.布朗特。这位仁兄经常在议会的办公桌上打盹儿，上面还放着个大闹钟好闹醒自己。有一次，布朗特上好了闹钟，想睡两个小时。他一睡着，约翰逊就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把闹钟拨快了然后走开。一两分钟以后，闹钟就响了。布朗特跳起来，说：“该上班了！我们该干吗呢？”整个议会哄堂大笑。几十年后，在议会里和山姆•约翰逊共过事的同僚们还会满怀喜爱地回忆起他。其中有位山姆•雷伯恩，一九三七年还收到约翰逊的来信。他回信说：“收到你的来信，多年前的友谊续写新篇，我万分高兴。在得克萨斯议会那么多同僚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想来还是觉得亲切有趣。”

山姆•约翰逊是天生的议员。他从来没有对修补家里的围栏展现出什么兴趣。但是他勤奋刻苦地修补着自己的政治围栏。他和丘陵地带那些报纸的编辑都是好朋友，甚至包括吉莱斯皮《县上新闻》的编辑。这份报纸可是支持他对手的。一九〇五年议会会议之后，这份报纸的社论写道：

山姆•约翰逊……获得成功通过的法案，可能是本届议员中最多的。约翰逊先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和他一直以来默默地恪尽职守，绝不缺席委员会会议和议会会议，以及很少发表大论空谈是分不开的。他讲求务实的从政理念和始终如一的彬彬有礼，让他赢得了很多朋友，在需要投票的时候，他们都会支持他……

他是最积极、最有影响力的年轻议员之一。他工作勤奋努力，却很少到处宣扬，实在是一名理想的议员。

一九〇六年，他想要打破议员名额在各县之间轮换的传统，就连按理说应该轮到挑选议员的拉诺县的报纸都公开支持他。当然，拉诺还是推选了自己的候选人，是这个县唯一勉强称得上大商人的戴维•马丁，拥有一家“马丁电话公司”。但是《布兰科新闻》发出了号召：“少年们，出来说话，让人民选择……他们想要送谁去奥斯汀，为制定我们的法律做出一份贡献。”约翰逊在民主党初选中，就连在马丁的县都赢了。他在四个县的优势太大了，所以十一月的议会选举中，共和党都没有派出代表和他竞争。

但山姆身上不仅流淌着邦顿家的血液，他也是约翰逊家族的一员。邦顿家的人身上有强硬现实的一面，所以才实现了梦想，或者说至少没有让梦想毁掉他们，而山姆没能继承这一面。约翰逊家族的梦想，比邦顿还要大，还充满着不切实际的浪漫。一九〇六年，山姆•约翰逊在政治上大获全胜，春风得意，经济上却一贫如洗，堪称灾难。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和一九〇四年，他在棉花期货市场上都赌赢了。所以一九〇五年他下的赌注更大，以抵押购买的方式，让自己背上了超过偿还能力的债务。就像他的父亲，一八六八、一八六九、一八七〇这三年赶牛去卖都成功了，结果一八七一年的赌注下得太大，一败涂地。相关细节较少，只有他儿子林登的声明：“我爸爸一直等着棉花的价格上涨到一磅二十一美分，结果等到二十美分的时候，市场就崩溃了，我爸爸也破产了。”山姆失去了投入的一切，损失还远不止这些。一九〇六年，他找别人借钱，而且还做了抵押购买，结果又输了。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他再次当选，回到议会，那时候身上已经背了数千美元的债务。

而在议会，山姆•约翰逊这样的人是没法还清债务的。得克萨斯是新建立的州，华盛顿对其有点爱搭不理，而且在保护边疆不受印第安人侵袭上也做得很不到位。因此早期的得克萨斯人都不太信任联邦政府，继而将这种不信任扩散到自己的州政府，特别是在重建时期
(2) 。那些对这片地区没有感情，利用不稳定局势投机谋利的议员明目张胆地腐败，巧取豪夺，对人民征收苛捐杂税，让他们为自由买单。“狗日的议会开会越多，就会通过越多狗日的法案和税收政策。”一位得克萨斯人如是说。等到得克萨斯本土人士重新夺回对政府的控制权，新制定的州法律基本就是一份反政府的文件，要确保议会尽可能少地召开。法律中规定，议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而且，为了鼓励议员们缩短每次的议会时间，里面还规定说，五美元一天的薪水只持续六十天，要是议会延长，日薪只有两美元。

对于很多议员来说，薪水低不算个大问题。因为在奥斯汀，主导议会的不是议员，而是那些游说者，为石油公司、铁路、银行、公用事业公司游说的人。在首府的酒吧与妓院，他们慷慨地分发着“牛排、波旁酒和金发女郎”，导致十九世纪末很多的议会记录看上去就像一场长时间的狂欢群交。很多事务早已在私下就定好了，就连在议员席上的游说者们也可以说是为所欲为。他们经常坐在议员的位子上，甚至代表缺席的议员投票。很多来自相对贫穷的地区，或是自己本身就很穷的议员，回到家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而且，就算很多议员拒绝用投票来换现金，也大都接受了游说者们帮他们负担在奥斯汀吃饭和住宿的费用
(3) ，因为他们觉得议员薪水太低，没法抵偿在此地的开销。

但是山姆•约翰逊没有接受任何东西。不是说他就远离妓院和酒吧了，他没有那么正人君子。根据同僚回忆，他充满热情地参与了奥斯汀那些最疯狂的派对，事实上，他很喜欢饮酒狂欢，十分喧嚷，喝多了就醉话连篇，甚至显得有点傻。但就算显得傻，用的也是自己的钱。他坚持自己花钱买酒，自己花钱找女人。如果说大家记得他的喧嚷，那么也记得他的诚信正直，这是在一群人中特别出挑显眼的品质。在奥斯汀的整体气氛中，他显得特别愚蠢，特别堂吉诃德。有一次，他发现一个游说者坐在他议会的位子上，就生气地命令他站起来。游说者以为他在开玩笑，所以动作慢了点，约翰逊伸手抓住他的外套，把他拉出了自己的椅子。后来，他提了一项规范游说者行为的法案，或者说是成为这项法案的少数支持者之一。（到底是提出者还是支持者，议会的资料不太明确。但这项法案根本都没有通过初审。）

一九〇七年之前，得州议会最受争议的话题，是参议员约瑟夫•韦尔登•贝利的再次当选。

贝利是个气场强大的人物。总是“穿着黑色双排扣礼服大衣，领带飘扬在胸前，戴着一顶大大的宽边软帽”。他是过去平民党中的伟大演说家之一。他那些反对东部资本主义者的演说真是振聋发聩，曾经的一位听众形容说：“尽管要表达观点时他倾向于发挥对历史的想象，但他用的是最精彩的语言。他的声音也如音乐一般动听……”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一直是议会少数党领袖，“他在整个民主党中具有无上的威信，他的一举一动也带着征服者的霸气。”他是演说家布赖恩的好朋友，“对这位伟大的议员有着极大的影响。布赖恩很多最著名的主义都有他的参与，其中就有布赖恩的金属理论。”

但根据反对者们的说法，贝利是个出卖了良心的平民党人。一九〇六年，有人指控他接受了铁路公司、得州东部大伐木公司和美孚石油的巨额法务费。他后来承认，光是美孚石油每年给他的回扣就是十万美元（这是包括州长薪水在内的整个得州政府年财政预算的四倍）。一九〇七年，他在参议院即将任职期满。那时候还是由州议会来选举参议员，于是一些议员就说要选个新人来代替他，或者至少在议会调查贝利期间，推迟投票。

然而，议会召开时，贝利也来到奥斯汀：“这些卑鄙无耻的小政客，胆敢妄想选出个鼠辈来代替我的位置，我要把他们都扔到墨西哥湾里！”他的背后是铁路和石油公司，必须力保他留在参议院，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想在调查开始之前就进行投票，而且希望全票通过。这位参议员可能是那时候得州最著名也最有影响力的政客，光是“贝利”这个名字就能让人抖三抖，再加上他背后那些势力施加的压力，或早或晚地，州议会一百三十三名成员，几乎全都同意了。于是先是进行了一系列支持贝利的演说，大多数议员都在欢呼叫好，接着就进行了再次选举，只有七名议员投了反对票。而山姆•约翰逊，作为最早要求对贝利进行调查的人之一，也在这“七君子”中。

在一些奥斯汀的见证者眼里，山姆•约翰逊这样的坚持，不管是在贝利的问题上，还是所有他拒绝改变的平民党立场上，都让他具有了英雄的色彩。议会的专属牧师形容他“安静勤奋、亲切和蔼和绅士风度赢得了所有议员的友谊”。但他也说，虽然山姆“受到温和的谴责会忍耐，但有谁试图控制他，他就会像一头倔驴，伸出蹄子猛踢”。别的人就说得简单多了，当时的奥斯汀广泛流传着关于山姆•约翰逊的一句话，说“山姆•约翰逊像块盖板一样正直”。但如此一来，议会就继续拖拖拉拉地进行。议员们先是日薪五美元，再是两美元。山姆还得支付他在奥斯汀的开支，还得给不在家时雇来务农的短工开工资。他的钱根本不够。而债主们也在催促他还棉花期货时欠下的债，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小笔赊账。比如，一九〇五年，他在约翰逊城的O.Y.福西特药店有一笔四十美分的赊账。到十一月，他仍然未能还清这四十美分。等他又来买药的时候，福西特叫他务必现金付款。到年底，福西特问他能不能把钱还了，好统一记账，山姆说不能。他的名声在当地一些商人之间渐渐坏了起来。所以，一九〇七年，他向约翰逊城一个名叫梅布尔•查普曼的年轻女教师求婚，对方在父母的坚持下，拒绝了他，与另一名追求者结了婚。但是在一九〇七年八月，他还是结婚了。到一九〇八年，妻子怀孕了。那个布满议员席，有着高高天花板的州议会也许让他有了家的感觉，可是他没钱继续住在那个家里了。一九〇八年，第八十九区的所有四个县都希望他再次参选，创造前所未有的三届连任，但他决定放弃。当时州政府有很多工作提供给退休议员，比议员的薪水要高，还有铁路公司、石油公司以及银行，也都提供岗位给退休的议员。然而，山姆•约翰逊拒绝与铁路公司、石油公司和银行为伍，也拒绝承认奥斯汀的现实，所以没人给他工作。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他们的长子林登出生的时候，山姆•约翰逊又带着他满怀的梦想和理想，回到了丘陵地带。

(1)
得克萨斯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Republic of Texas）：纪念为得克萨斯共和国做出贡献的家庭和士兵而成立的组织，一直是阿拉莫区的管理机构。直到二○一五年初这个权力才移交出去。女儿会还运营了奥斯汀一家关于得克萨斯历史的博物馆。

(2)
指的是美国历史上1863到1877年，当南方邦联与奴隶制度一并被摧毁时，试图解决南北战争遗留问题的尝试。其间各种社会问题引起了很多争议。

(3)
当时用美人计来影响议员非常普遍，一位牧师出身的议员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把通奸列为重罪。而讽刺的是，要是这项法案通过了，奥斯汀的大多数议员就将马上入狱。所以，几乎每个议员都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要求进行修正。整个议会充满了哄笑声。每个议员都要求豁免自己区域的居民（当然也包括自己）。——原注

•4•

父亲和母亲

还有，山姆•约翰逊娶的妻子，也是和他一样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丽贝卡•贝恩斯在丘陵地带小城布兰科的边缘长大。她家有一栋双层大别墅，用石头砌起来的，外墙刷得雪白发光。这栋房子充满了南方的典雅气派，前面应该有一条长长的绿色草坪，周围应该种着高大挺拔的树木。然而，房子周围只有一些矮小的豆科灌木，一边是最近才种上的果园，果树都是细小低矮、发育不良的样子。前院的草都是棕色的，一丛丛稀疏地散落着。这房子，在布兰科那些摇摇欲坠的木质仓库和“狗跑”小木屋之中，显得那么扎眼，那么格格不入。

丽贝卡的父亲曾经是这一带盛名一时的律师。家族中出过很多著名的浸信会牧师，他的父亲，乔治•华盛顿•贝恩斯神父，曾经担任过得克萨斯浸信会主办的贝勒大学的校长。传承这种优秀的血统，约瑟夫•威尔逊•贝恩斯先做了教师，接着成为一名律师，进军报业（他创立了很有影响力的《麦金尼提倡者报》），还在州长约翰•爱尔兰（绰号“老牛车”）治下担任了州务卿。一九〇〇年，他搬到丘陵地带，被推选为议员（就是山姆•约翰逊后来坐的位子），同时继续从事法务，并将土地租给佃户，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但他最显著的品质是虔诚（“作为一名严格遵守教义的浸信会教徒……他是布兰科教会的中流砥柱”“在传教布道和道德方面，可谓无人能出其右”），他热爱并欣赏文学与自然之美，也有着坚定的原则。作为议员，“心系公众，非常深入地为人民福利考虑……理想至上”；作为律师，合作伙伴给他的评价是：“比起诉讼的成功，他最关心的总是坚持正义、行为高尚。”丘陵地带一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乔•贝恩斯：“他热爱善与美。”

丽贝卡很崇拜父亲。她后来回忆说，是父亲教会了自己读书识字：“我的一生中，阅读一直是最大的乐趣与持续的力量……他教会我欣赏简单事物的美。他教导我：‘说谎就等于厌恶上帝。’……他让那个胆怯的小女孩有了自信。”年老的时候，丽贝卡回望过去的岁月（当然有所夸张），回忆起童年时写道：

我很感激……那个简单、友好、充满了爱的小城布兰科。我总是想起咱们的家，两层的石砌房子，果园里间隔有距地种植着果树，硕果累累，花坛里开着花，宽阔的步道，开满了花的紫藤一直爬到房顶。餐厅的窗边，忍冬花散发着淡淡的香味，我们几个孩子就坐在宽宽的窗台上。最最让我感到亲切和怀念的，是家里的舒适热情，那种爱，那种信任，那种对上帝的信任，以及真正让这里成为“家”的美好理想。

但再怎么说，布兰科也是位于丘陵地带。根据乔治弟弟的说法，“因为连续四年严重的旱灾”，还有“对佃户过于仁慈，对人性过于高估”，贝恩斯经营的农业“导致了财务上的灾难”。他失去了那个家，一九〇四年，从“充满了爱”的布兰科搬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德国人社区，在那里为家人修了一座小一些的房子，想东山再起。但随着财富流失，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一九〇六年，他溘然长逝。妻子卖掉房子，搬去了圣马科斯，靠为别人提供膳宿维生。

后来，丽贝卡写道，她“镇定欣然地接受了财务上的变故”。在贝勒大学期间，她在大学的书店打工，供自己念到毕业。但“没有了父亲，这位一直充当我人生主要力量、一直给我爱的亲人，宗教上的导师和最有趣的伙伴”，她却很难适应。他去世之前不久，丽贝卡已经大学毕业，回到弗雷德里克斯堡，做了演讲培训师和奥斯汀报纸的特约记者。他建议女儿去采访那个坐上他曾经席位的年轻议员。她回忆说，当时是一九〇七年，就在山姆被梅布尔•查普曼拒绝求婚后不久：“我问了他很多问题，但他回答得都很小心谨慎，让我看不透。这个男人真是有点激怒我了！”不过她还回忆说，他“风度翩翩，器宇轩昂”，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而且，不管在别的方面他和父亲有多么不同，在她认为最重要的方面，他俩是相似的：她可以像跟父亲聊天那样，跟山姆谈一谈“主义”。而山姆呢，她说，“这么一个真正喜欢政治的女孩儿，也令他着迷”。不久，按照她的说法，山姆开始“旋风般地示爱”，骑马三十二公里到弗雷德里克斯堡找这位身材苗条、金发碧眼的演讲教师，带她去参加老兵聚会和到议会听政治演讲。（“我们听了我俩共同的大偶像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演讲。”）一九〇七年八月二十日，他们喜结连理，他带着她回到佩德纳莱斯。

前面的小半生中，没有任何经历能让她适应那里的生活。

马车从舒适喧嚣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一路向前，翠绿的田野慢慢变成棕色，再褪成灰色。石头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荒凉。农舍越来越远。点缀在山间的是一些废弃的农舍，还有木头搭成的三角形火堆，摇摇欲坠，远看如同墓碑，祭奠着别的夫妻埋葬在此地的生存希望。终于，他们来到她即将要住的房子前。

一座很小的破木屋，门前长长的缓坡通向一条布满淤泥的小河。

这是丘陵地带典型的“狗跑屋”，有两个盒子一样的房间，每个都只有一平方米左右，中间是一条通风廊。一间屋子后面是厨房。前廊的一边封起来了，做了个小小的储藏室。屋顶斜斜的，好像因为那一头加了重量，所以被拉下来了一点。前廊也是斜着的。房间的墙壁就是板子拼起来的。室外的后面有个马厩，事实上也就是让牲口有个避雨的地方而已。还有所谓的厕所，两个看上去很可疑的洞，周围铺了点瓷砖。屋子前面有嘎吱摇晃的木门，周围不是木栅栏，而是四股线的带刺铁丝拧起来，围着前院。院子里基本上都是土，偶尔有几丛野草点缀其间。为了欢迎她，山姆专门把屋外刷成了明黄色。

丽贝卡的父亲在丘陵地带创造了一个小天地，养育了一个在这个小天地快乐成长的女儿：大学毕业，热爱诗歌，说话轻言细语，性格温柔沉静，眼中总是含着梦一样的神情。这个年轻女孩子，还是爱穿带裙撑与蕾丝的裙子的年纪，还会戴缠着缎带、有长长面纱的宽檐帽。“她美丽的白皮肤美玉无瑕，从不喜欢到太阳底下晒成古铜色，她觉得女人应该少晒太阳。”她的一个女儿回忆说。现在，一夜之间，二十六岁的她（当时山姆将近三十岁了）就离开了那个小天地。这位南部“温室里的花朵”突然被移植到佩德纳莱斯河谷那顽石遍布的土地上。

而且，在这片土地上，妇女也必须劳作，辛苦地劳作。洗衣服的日子，你得拿着长长的竿子，把衣服从装着开水的大桶里弄出来，很重，还滴着水；你得一跪就是好几个小时，在粗糙的搓衣板上把干农活时沾上的一身泥土搓洗掉。在这几个小时中，自制肥皂中的碱液灼烧你的皮肤，让你的手不断蜕皮，变得极其粗糙；你得提着沉重的熨斗来来去去，用一会儿就得回到炉子上重新加热；而炉子下面也得不停加柴，保持热度。几十年以后，就连那些身体强壮敦实的农村妇女，也深切地记得洗衣服的日子里背痛成什么样子。而丽贝卡根本和“强壮”不沾边。河谷里没通电，做饭全部都得在烧柴的炉子上进行，而里面的柴，还有取暖用的柴，都要从外面的柴堆上搬，光是一趟趟无止境地搬这些木头，对于一个小半辈子从来没做过体力活的柔弱女子来说就异常艰难了。很多女人都得去佩德纳莱斯河打水，不过山姆家后廊上有个抽水泵，所以丽贝卡就没必要跑去河边了。但就算是压抽水泵，对她来说也很难。丽贝卡很擅长厨艺，但她做的菜都是别的农妇所说的“上等菜”：精致的菜肴，应该优雅地吃。现在呢，农忙时节，十五到二十个短工来帮忙，一天三顿，顿顿都吃很多。这里的农妇要做无数琐碎繁重的家务。山姆也请过一些女孩子来帮丽贝卡，可是她们常常半途而废，没人愿意在那孤寂的山野之中待下去。而且，就算请了女佣，因为家务太多，丽贝卡还是得承担一些。后来，丽贝卡•约翰逊写了一本回忆录，把牧场生活写得梦幻温柔，她的熟人朋友都觉得特别陌生。但他们相信，有一段话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她的真情实感：

一般来说，结婚的第一年就是适应调整期。我呢，不仅要调整自己适应与我完全不同性格的丈夫，还要适应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跟我在布兰科和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生活大相径庭。最近我看了《蛋与我》
(1) ，早年在农场上的经历突然鲜活起来。我也赶过鸡，也和巨大的铁炉子比过手劲。不过，我的决心很坚定，我要打倒困难，不能让困难打倒。最终，我意识到，这生活就是如此现实与艰难，并非我长久以来梦想中那迷人的童话。

多年后，她给儿子林登写信时吐露了真言：“我从来没喜欢过丘陵地带的生活，各种不便……”

然而，对她来说，农场生活中最艰难的部分，并非繁重的劳动。

从丽贝卡家的前廊看出去，看不到任何别的房子，没有任何人为的建筑。别的房子都沿着佩德纳莱斯河散落，有的也不算远。山姆的父母现在就住在上游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山姆的两个姐姐和姐夫，还有弟弟汤姆，也住得不远。这里可以称为“约翰逊河谷”了。约翰逊家还有另外两个叫山姆和汤姆的兄弟，和四十年前的情形一样，在佩德纳莱斯河边劳作。但是约翰逊一家生性火暴喧闹，还爱开玩笑，是那种丽贝卡的父亲一直很不喜欢的玩笑。他们喜欢同喝一瓶酒，而父亲告诉过丽贝卡，这是原罪之一。礼拜日去教堂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乐趣。一大家子人都在约翰逊爷爷家相聚，每家人都自己组队，大吼大叫，在基督弟兄会教堂前面掀起尘土，喧嚷笑闹。去教堂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呀！听完布道之后，他们就聚集在教会的钢琴面前，一起唱歌。约翰逊一家都很能唱，山姆还得过一个歌唱比赛的奖。这一点也不像布兰科的浸信会教堂里度过的那些安静而充满深邃思考的日子，那对父亲和丽贝卡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在别的方面，她也始终格格不入。她是个大学毕业生，热爱她的所学，喜欢背诵诗歌，谈论文学与艺术，前半辈子的家庭生活也浸淫在这样的谈话中。约翰逊家别的女人都是长在农场、嫁到农场的女人。必要的时候，她们会和男人一起肩并肩地在田地中挥汗如雨。丽贝卡的妯娌，汤姆的老婆，是个身材敦实的德国女孩，要是汤姆没时间耕作，她凭一己之力也能组织个第二小分队来参与农忙，而且她一个人就能搞定好大一片地。平时聊天，丽贝卡说的话有多虚无缥缈，她们说的就有多脚踏实地。很多人都只是勉强认得几个字。她们会写自己的名字，偶尔在报纸上能艰难地辨认几个单词。但她们不读书，更不可能谈论相关的话题。河谷附近以及绵延山丘中的其他农场上，有的女人甚至大字不识一个。有的德国女人连英语也不会。没有电话，丽贝卡只能和河谷里的人交流，但河谷里找不出一个她喜欢与之聊天的人。

山姆和妻子的性格大相径庭。他总是喧嚷活跃，缺乏耐心，性格暴躁。然而丽贝卡与他是真心相爱的。“她总是很害羞很沉默，”一个与他们在佩德纳莱斯生活过几个月的女孩说，“但是听到山姆回家了，她的脸一下子就亮了，像个小孩子似的，然后就飞一般地跑去门口迎接他。”他们很喜欢长时间地促膝交谈，谈的都是很严肃的话题，经常与政治有关。女孩回忆起他们俩坐在煤油灯旁边，一直聊到晚上，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东西”。但是山姆不在家的话，就没人跟丽贝卡聊得来了。

而且山姆经常不在家。要么去奥斯汀履行议员的职责，要么去约翰逊城轧棉花或者补给点必需品，要么就是满丘陵地带跑着买卖农场。一九〇八年，他决定进军地产业，在务农之外再增加点收入。有时候就算事情办完了，也不一定能直接回家。奥斯汀和斯通沃尔之间只有一条小路，泥泞不堪。山姆一路长途跋涉，有时候还要挥舞鞭子，吆喝着赶牲口，走上将近一百公里的路。结果半路杀出来一条小溪，因为是雨季，水位太高，过不去，就得停下来等。

丽贝卡推开小屋的前门走出去，目之所及，空无一物。偶尔会有一只走鹃在石头后面跳来跳去，鸟嘴上叼着湿乎乎的一摊东西；有时候一只兔子迅速消失在灌木丛中，她看到的只是短短的白尾巴一闪而过。除此之外，目之所及，空无一物。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稀疏的树木偶尔摇晃一下叶子；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只有风不断的低语。除非有时候运气好，乌鸦在附近赏脸叫个几声。有时候丽贝卡无聊到绝望，爬到屋后面的小山上，看到的只不过是更多的山，无穷无尽的山丘绵延起伏，看不到一间小屋。当然在这些山峦之中，藏着贝纳尔家的房子，藏着魏因海默家的房子和马棚，但重重山峰挡在眼前，她当然看不到。山上也觉察不到任何动静。空荡荡的山之上，是空荡荡的天。就连秃鹰在头顶无声地盘旋，也算是大事一件了。但最要命的是，没有人的踪迹，没有人可以聊天。“如果说男人热爱得克萨斯，那么女人，就算是那些盎格鲁族的妇女开拓先锋，也很痛恨这里。”费伦巴赫写道，“……将近一千个离群索居的农妇用日记和信件诉说了她们的恐惧，她们害怕自己会被丘陵地带逼疯。”逼疯她们的不只辛苦的劳作，还有孤独，这是一个丘陵地带的农妇跨不过去的坎儿。在农场长大的沃特尔•普雷斯科特•韦布对那些把农场生活描绘得美妙光荣的历史学家根本难掩反感，他说，农场生活有一种“令人作呕的孤独”。

除了孤独，还有恐惧。白天可能还能有个人上门，至少门前布满车辙的小路上偶尔能有几个过客。晚上就没人了，一个人也没有。丽贝卡不管往哪个方向看，都看不到一丝灯光。这个温柔美好、知书达理、喜欢做梦的女子，孤身一人待在这黑暗之中（有时候如果云把月亮遮住了，那就真正是漆黑一片了）。到前廊上去打水，到马棚去喂马，都是孤身一人在这黑暗之中；树丛里有窸窸窣窣的响动，小河里突然水花飞溅，可能是鱼跳了起来，可能是小动物在喝水，可能是有人来了，总之她是孤身一人在这黑暗之中；暴风雨来了，狂风在小屋周围呼啸，穿透脆弱的墙壁，吹灭煤油灯和蜡烛，她孤身一人在这黑暗之中；北风过后，土地霜冻，冰霜让田野中的啮齿动物饥肠辘辘，于是跑到屋顶上墙壁上啃啃咬咬，恐怖的夜晚她能听到它们咀嚼的声音，仍然孤身一人在这黑暗之中；她躺在床上，无论怎么大喊大叫都不会有别的人类听到，孤身一人在这黑暗之中。

她努力去维持自己的标准。她说自己最喜欢勃朗宁的诗：“你与我，每个人／共同的问题／并非要去哀叹生活的不公／而是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创造美好的生活。”她拒绝在桌上铺大家常用的油布，坚持使用讲究的桌布，不管清洗和熨烫有多么麻烦。“小事情她也能搞得很有仪式感，比如用小小的茶杯奉茶。”丽贝卡的女儿之一说。即使到老，她都一直对五个孩子中有三个（每两年生一个）是稳婆接生的事实耿耿于怀。怀着第一个孩子林登，开始阵痛的时候，她丈夫派人去找医生，但最近的也在三十多公里以外了，而且恰逢河流涨水。天要亮了，阵痛愈发频繁，显然等不及医生来了。六十九岁的老山姆•约翰逊骑上最靠得住的马“老雷”，沿着佩德纳莱斯河一路飞驰将近两公里，找到个水位比较低的地方，骑着马踏过奔涌的河水，带回一个德国接生婆，克里斯蒂安•林迪格夫人。整个生产过程都是她在负责。一九五一年，林登请母亲写一些家族回忆录，写到“林登出生时在场的人”时，她只字未提林迪格夫人，但却提到了“主治医师，比达的约翰•布兰顿医生”，这人其实是在孩子出生几个小时之后才赶到的。（山姆的姐姐杰茜说：“丽贝卡随时随地，一直都非常讲究尊严，什么事情都那么讲究……我觉得丽贝卡一定不希望任何人说林登是稳婆而不是真正的医生接生的。她肯定是永远都不会这么说的。”）

（当时还发生了一段很能看出家族性格的小插曲。老山姆，约翰逊家英勇无私的老山姆，给马上鞍子的时候，他的老婆伊丽莎，邦顿家的伊丽莎，信奉“有钱留给自家人”的伊丽莎，朝着他骑马远去的背影大喊：“你会淹死的！”）

一九一三年，林登和两个女儿出生以后，山姆和丽贝卡搬到了约翰逊城，有了一个三居室的房子，虽然还是很小，但还算温馨舒适，外墙刷着白漆，还有维多利亚式蕾丝花枝纹样的三角形墙饰，很是华而不实。墙边搭了棚架，她很快就种上了紫藤，但漂亮的装饰和茂密的紫藤也不能把约翰逊城变成布兰科或者弗雷德里克斯堡。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斯特拉•格利登，大概和丽贝卡同一时期搬到那里，她说：“我到了约翰逊城，还以为自己走到地球的尽头了。”

格利登夫人说，那里无比原始的生活条件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她先住在城里唯一的旅馆，光是残破简陋的外表就够让人惊讶的了。她问洗手间在哪儿，结果别人竟然告诉她没有洗手间，连洗手洗脸的水槽都没有。他们还说，约翰逊城大多数的住家都没有室内管道。“整个城里加起来也没有三个洗手间吧。”她回忆说。她说的洗手间，还只是有水槽和浴缸的盥洗室。约翰逊城里没有一个住家卫生间。她问能在哪儿吃饭，有人告诉她，城里倒是有家咖啡馆，但只有店主，卡斯帕里斯家的金和范妮想开门的时候才开。他们已经有段时间不想开了。（还有一位旅客回忆起一天中午的时候来到卡斯帕里斯咖啡馆，看到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他觉得真不是一家餐馆应该挂出来的：“午饭时间，不开门。”）于是乎，约翰逊城里无处可以觅食，格利登夫人决定自己动手做个三明治，结果去买食材的时候才惊讶地得知，当地的商店没有面包，因为需求不够。“在约翰逊城连一条面包都买不到。”

弗雷德里克斯堡只有四千名居民，但所有的房子都是坚固的德式石屋，有藤架有果园（室内也铺了管道）。城里有美丽的教堂和一家规模可观的酒店。长长的主街两旁，热闹的店铺顾客盈门。相比之下，约翰逊城就是一个蛮荒之地。城里也有主街，是唯一的一条商业街（当然是没有铺沥青的土路）。街上只有可怜的几间平房商店，每家用木头搭了一个所谓的“遮阳棚”，用几根杆子支在铺着木头的简陋人行道上。城里几乎全是平房，仅有的大一点的建筑是那座摇摇欲坠的水塔，还有用瓦楞铁板围起来的轧棉厂、银行、巴恩韦尔医生开的“疗养院”，也就是他诊所楼上的四五张床，以及两栋四四方方的石质建筑：学校和法院。主街周围稀稀拉拉地散落着几个住家，真的是非常稀稀拉拉。一九一六年，雷德福家的两兄弟，塞西尔和埃米特爬到学校的塔楼上，四面都能看出去八公里的样子，塞西尔说：“我们认识周围每一家的每一个人。”所以他们统计了目之所及的区域的人数。算上儿童和雇工，一共是三百二十三人。

格利登夫人还记得，这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立感实在让人难以承受。登上六公里外的瞭望山山顶，视野能比在学校塔楼上放得更远。从那里看出去，只见山脉连绵无尽，景色空旷单调，令人生畏。低头一看，脚下就是逼仄的约翰逊城，稀稀落落的房子，被吞没在这广袤天地之中。

将来有一天，这里自然会修路通车。然而山姆和丽贝卡搬到约翰逊城的时候，城里几乎没有车，总共也就是三四辆，也没有铺设好的道路供车行驶。就算是开车，去弗雷德里克斯堡或者奥斯汀也要很长时间，而且还是在路能走、河能过的时候。很多时候路不通，河也过不去，那么想要去弗雷德里克斯堡或者奥斯汀，就得被“带出去”，仿佛是要从最落后的非洲去到文明世界。“有一次我想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家过圣诞节，”格利登夫人回忆说，“不得已找了个很会驾马的人带我去到斯通沃尔，然后弗雷德里克斯堡派了辆车到那儿，把我接回去。”她说，约翰逊城是“一座孤岛”，周围的大片土地如同汪洋大海，让其与世隔绝。

丽贝卡的看法完全一样。约翰逊城的人倒是很友好，格利登夫人如是说：“（约翰逊城的）人们是我见过最友好、最热情的。”但他们满足不了丽贝卡最重要的需求。“她可能是全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人了。”她的儿子山姆•休斯敦写道，此言不虚。整个约翰逊城只有她一个女人有大学文凭。而无论男女，全城只有两三个居民上过大学。事实上，除了学校里用的教科书，城里也找不出别的什么书了。有个农民，罗伯特•李•格林，有着强烈的阅读欲望，每次到学校参加什么晚上的活动时，他都会溜出礼堂，偷偷到高中的教室，坐下来读历史课本，直到不得不回家。而对于丽贝卡来说，最糟糕的是，学校的教育水平实在太差，她觉得自己的孩子们都不算是在受教育。有一次母亲来看她，她说的话都带着深深的绝望：“我不想让孩子们在约翰逊城长大！”

搬到约翰逊城后不久，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山姆•休斯敦出生了。生孩子的时候，丽贝卡想住在疗养院，但巴恩韦尔医生说仅有的几张床要留给那些情况更严重的病人。这次接生现场倒是有医生了，但生得还是很艰难，几个星期才勉强恢复过来，还留下了多年的后遗症。丽贝卡•约翰逊总是缠绵病榻，有时候持续几天，有时候要好几个星期。她本来就讨厌乏味的家务活，这时更是什么也不做了。她母亲来得越来越频繁，每次都要待上好几个星期给他们帮忙，山姆还在本地雇了个女孩来打扫卫生。丽贝卡的邻居们说，要是母亲和女佣没做的活，就不会有人做了。

邻居们说，丽贝卡除了不勤快，也不节俭。在这个极度贫穷的小镇，一分一厘都很要紧，女人们都锱铢必较。所谓“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约翰逊城之所以一条面包也买不到，是因为马布尔福尔斯做的面包，得用马车运过来，所以一条面包售价要五美分。与其花这个钱，约翰逊城的女人宁愿自己做面包，就算得花上一整天在炉子边看着火，不停添木柴维持合适的温度。约翰逊城的女人们会双手双脚跪在地上擦地。林登的堂姐阿娃•约翰逊•考克斯回忆说：“扫帚太贵了，不敢每天都用。”丽贝卡可没这么活着。在邻居们眼里，她也不可能这么活着。阿娃的爸爸汤姆每个月给她妈妈十美元做家庭开销，本着“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的原则，妈妈每个月通常能省下两美元。“我们的妈妈从小就学会了怎么保存食物、怎么存钱、怎么做所有农夫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人教过她（丽贝卡），她也不愿意学。而且丽贝卡这样的女人，就算她愿意学，也永远不可能融入我们的那种生活。她根本无法理解，在这个地方，一分一厘都要花在刀刃上。”

但那个时候，丽贝卡•约翰逊的邻居们并没有因为她不像他们那么勤快节俭就对她不满，因为他们看到她别的优良品质，而她也毫不吝惜地发挥这些品质。

她表示志愿提供服务，以此来说服学校董事会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她教会员们理解诗歌，还有“演讲术”，就是她所理解的公开场合发言的整套艺术。这些乡下的男孩女孩很害羞，而且很多人都是偶尔才从偏远的农场牧场来上学，这让她的教学难上加难。她先在低年级的学生里开展拼写比赛和算数比赛，让他们生平第一次有了观众。接着再进阶到朗诵诗歌，出演童话剧表演对话，然后发展成辩论，最后，丽贝卡从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的图书馆给高中的孩子们订购了书籍、时事评论的小册子和杂志，他们需要阅读这些书籍上的内容，就某个主题发表即兴演说。女孩儿们强烈地觉得自己很“乡巴佬”，缺乏社交场合的优雅和礼仪，于是丽贝卡增加了课程，把舞蹈也包含进来。五十年甚至更久之后，她的一个学生被问到当时学的什么舞时，突然就陷入了沉思，接着，又突然开始哼起轻柔的歌曲，皱纹满布的脸上浮现出怀念的笑容：“红色小推车上了蓝漆，红色小推车上了蓝漆，红色小推车上了蓝漆，快来快来，我亲爱的你。”学校买不起手摇留声机，丽贝卡就自己搬了一个来，放起唱片，不仅教孩子们跳方块舞
(2) ，还教了华尔兹、弗吉尼亚里尔舞。还有，根据约翰逊城其他老年居民的回忆：“她还教女孩子们正确的站姿……和坐姿。”她做这些工作都没收钱，反正学校也没钱，她也没开口要。学生们都对她感激涕零。“以前我们什么也没有，”其中一个学生回忆道，“林登的妈妈到学校开办起这些之前，上学就是坐在教室里，别乱动，别乱说话，不然就要受体罚。我们以为他们不会同意她来开文学社。那可是玩儿啊，是跟教科书没什么关系的活动。”

他们也很感激林登的妈妈私下里教授的课程，地点就在约翰逊家的客厅。“那些课程真是我少女时代的亮点。”巴恩韦尔医生的女儿姬恩说。

事实上，这些课程能改变人的一生。

上课的孩子之一就是林登的堂姐阿娃。阿娃的妹妹玛格丽特，长得漂亮，性格活泼开朗，而阿娃则不然。她很害羞，身材有点矮胖，虽然长得不难看，自己却对外表毫无信心。丽贝卡当时在文学社是一个级一个级地教，从低年级教到高年级。等她教到自己那个年级的那天，阿娃很害怕。

约翰逊夫人开始分配演讲主题，阿娃回忆道：“我说我没法演讲。”

“‘你下午到我家来一下。’

“到了她家，我说：‘我就是做不到，丽贝卡婶婶。’她说：‘你做得到的。如果你下了决心，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我知道你有演讲的能力。’我哭了，我说：‘我就是做不到！’

“丽贝卡婶婶说：‘哦，你做得到的。’她又说：‘美貌不过一张皮，亲爱的。’哦，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那句话。她不断朝我重复勃朗宁的诗。而且她从来没有放弃我，从来没有。一直坚持鼓励我，告诉我做得到。她教会我怎么说话，传授我演讲术。然后我去参加了得州的比赛。我告诉你吧，那时候我胆小得像只小鸡崽儿，结果还赢了奖牌，在整个州都参加的比赛，得了一枚金牌。而她继续鼓励着我。我想做一名老师，但从不相信自己可以。我觉得自己没法向孩子表达。我一直一直都想做个老师，但没法表达自己。我心中那种自卑一直挥之不去。而她告诉我：‘你身上具有一切好老师的品质。下定决心就去努力吧。’她从不放弃，一直对我说我做得到。我做到了。我成了一名教师，教了十八年书。丽贝卡婶婶的恩情我永远无法偿还。她让我明白，那些我曾经以为自己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是做得到的。”

丽贝卡•约翰逊还给了很多孩子这样的恩情。很多孩子是德裔美国人，在家里不说英语，在学校也经常不说（弗雷德里克斯堡和丘陵地带其他德国人社区的学校经常只有德语授课），而她耐心地教这些孩子英语，声名远播，很多德国家庭从很远的地方把孩子带到约翰逊家学习。多年以后，住在将近五十公里以外圣马科斯的一个人，被问起当初为何这样做，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大家在赞扬约翰逊夫人了。”

她丈夫爱她崇拜她。他们的婚姻“是个错误”，这是阿娃的评价，而且特别强调了这四个字，表示这是很准确的评价。“虽然是个错误，她也想尽力经营得最好，因为她爱他，他也爱她。哦，他真是崇拜她。她走过的地方，他都能顶礼膜拜一番。”

说“是个错误”，是因为他们的性格确实“完全相反”，这是丽贝卡本人的评价。“约翰逊夫人总是很开朗、善良、体贴……她是个非常非常温柔的女人，”格利登夫人写道，“而她丈夫，山姆先生，真是截然相反。”如果没什么事情能打破她的平静，那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平息他的暴脾气。邦顿家族的人不点火就能着，而且山姆的脾气异常暴躁，而且火气经常撒在妻子身上。

但他的火气来得快也去得快。就像他妻子写的：“他非常有条理，很敏锐，也很紧张，对效率低下和不称职的事情容忍度很差，而且有什么不高兴就张嘴直说。不过，要是他的话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他也会马上进行弥补。”生于约翰逊城最贫穷的一个家庭，在约翰逊家打过工的路易丝•卡斯帕里斯回忆说，有一次，“山姆先生朝我发了火，我做错了事情，他真的发了很大的火”。但是，第二天她再去的时候，“壁炉架上放着一个漂亮的盒子，里面全是糖果，是给我的”。他没有对她说一句抱歉，但她从别人那儿得知，这是他一路赶着车去弗雷德里克斯堡买的。一些传记作家写道，约翰逊家妻子与丈夫之间永远在激烈争吵。而路易丝，以及其他在约翰逊家工作过（有的还住过）的女人，还有邻居与亲戚，都认为这个说法不对。“反正我看到的这个家不是那样的。”辛西娅•克赖德说。很多人最鲜明的记忆，就是山姆爱开丽贝卡的玩笑，通常会说到他为她买的这个房子（“他经常会开玩笑地嘟囔抱怨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什么的”），还会说她经常把自己的贝恩斯血脉骄傲地挂在嘴边，却从来没提到妈妈那边，赫夫曼这一脉。（“要是她做什么事情钻了牛角尖，山姆就会说：‘德国脾气上来了，看看，德国脾气！看看你兄弟的名字。赫夫曼！可能以前就是霍夫曼哦，柏林的霍夫曼！’丽贝卡就会说：‘山姆，你明明知道那是荷兰的姓。’”）他们回忆说：“看得出来，在这些玩笑背后，他对她有多么尊重，尊重她的博学多才，也尊重……嗯，就是尊重她这个人。”他们还回忆起山姆和丽贝卡促膝长谈，经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上一分钟他还在朝她大吼大叫，下一分钟他就用自己的方式道了歉，讲了个好玩的故事。“上一分钟他还在吼，下一分钟她就被他的什么话给逗笑了。他能把她逗得乐开了花，笑得停不下来。”山姆很喜欢和丽贝卡谈论政治。丽贝卡本人后来写道：“从性情、成长经历和背景来说，两个人天差地别。然而，从原则与人生目的这些人生真正的核心因素上，我们是一体的。”此言不虚，两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贝恩斯一家总是崇高理想的追随者，”多年后，她如是说，“他们喜欢谈论崇高的理想。我们觉得，不管做什么，背后总要有伟大高尚的目的；不管做什么，都不要求什么物质的回报。林登的父亲总觉得人民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路易丝•卡斯帕里斯说：“你看他回家的时候，她总是那么高兴。我总是确信，这俩人非常的……”说到这儿，路易丝没了声音，用肢体语言表达自己心中两人的感情，她张开双臂，做了个拥抱的动作。

有那么一段时间，丽贝卡没法像山姆的弟妹帮助他弟弟那样帮助山姆，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在斯通沃尔，有几年棉花收成不错，山姆也充分利用那些他雇来的短工。“他的短工经常开玩笑说，要是能去别的地方工作，就走人了，”阿娃说，“山姆伯伯啊，他很善于催促人干活。他自己工作努力勤奋，也希望其他人都和他一样。”地产上的生意他也干得不错，至少有一桩生意是很划算的，他用大概两万美元买下一个牧场，很快就以三万两千三百七十五美金的价格卖给了埃默里•斯特里布林。按照丘陵地带的标准，这已经是发了笔大财了。他雇了路易丝•卡斯帕里斯、艾迪•史蒂文森等年轻女孩来家里做清洁。路易丝的妈妈会把约翰逊家的脏衣服拿床单裹起来，背回家去洗。洗完拿回来，会有一个老女佣斯贝茨专门来熨烫。他买了辆哈德森牌的大汽车，甚至还雇了个司机，负责送丽贝卡和孩子们。这个司机其实也就是当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盖伊•阿林顿，但当时丘陵地带根本还没人从事这个职业呢。丽贝卡的健康状况仍然不好，第五个孩子和一九一六年最后一个孩子露西娅出生后，她不得不常常长时间地卧床。一九一七年她做了两个小手术，恢复得很慢。但是有很多闲暇的时间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组织学校的文学社，讲授演讲术，绣花功夫也是一等一的好，受到交口称赞。她会组织孩子们演戏剧，不仅在学校，还在自己家的前院，让前来的人们付点出场费，为当地的一些组织筹款。她最喜欢的一部剧是《老弗吉尼亚的祭鸽》。山姆总会给她带些惊喜的礼物回家。一九一六年的一天，他回到家，宣布戈登•戈尔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要去亚利桑那州了，卖给他两样东西，丽贝卡肯定会喜欢。一样是崭新的胜利牌手摇留声机，一样是格尔名下的报纸，《约翰逊城纪事》，一份八版的周报。但报纸运营得不太好，约翰逊城的人手里现金太少了，很多都交不起订阅费。山姆不得不接受他们用来买报纸的香烟、蔬菜，有一次甚至还收到一只羊。而手动印刷的机械原理很复杂，超出了丽贝卡的理解范围和处理能力。四个月以后，她就让山姆把报社卖了。之后多年，山姆经常笑着对报纸的新主人雷弗迪•格利登说：“我告诉你，格利登，这还是我第一次沾手一无所知的东西。”但运营报纸唤醒了丽贝卡的写作热情。她成为奥斯汀和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几家报纸驻约翰逊城的记者，每周写点当地新闻寄到各个报社。她还写诗，但是一首也没发表过。山姆的存款少得可怜，不管赚了多少钱，他花得都更多：更多的牧场；约翰逊城银行那边的小礼堂（被当地人嘲讽地称为“歌剧院”），偶尔放点电影；城里唯一的酒店。看这样子，他似乎是在努力达成老约翰逊兄弟最初的目标，虽然规模比较小，但仍然是他条件范围内最大的了：在丘陵地带创建一个小小的商业帝国。

他总是一表人才，器宇轩昂。“看一个人的靴子、帽子和骑的马，就能把他摸得七七八八。”山姆•约翰逊的靴子是在圣安东尼奥手工定制的，他那顶珍珠灰的帽子，是他专门在奥斯汀的约瑟夫商场买的，是那儿最贵的一顶了。而他那辆哈德森，配了司机的哈德森，是整个丘陵地带最大最贵的车。他的穿着打扮一看就跟丘陵地带别的男人不同，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我爸爸出门，从来不会只穿衬衫。”他的女儿丽贝卡回忆说。

但那时候人们并不觉得他是穷讲究。就像斯特拉•格利登说的：“山姆•约翰逊是个好心人。”斯特拉记得，她来到约翰逊城的那天，感觉实在太糟糕了，觉得“来到了地球的尽头”。十九岁的她独自在酒店的前廊上，看着夕阳的光渐渐褪去，想着天光散尽了就必须上楼去她那个简陋的小屋，心里十分恐惧，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在这样一个地方活下去”，所以必须放弃新找的工作，明天一早就回弗雷德里克斯堡去。这时候山姆•约翰逊来了，仿佛立刻就看出了她的心思。“他很了解我父亲，也很了解我。”她回忆说，“他径直走到门廊上来，说，‘今晚跟我和丽贝卡一起住吧，明天咱们给你找个地方。’我就跟着他去了，和女孩子们住在一个房间，第二天，他真的给我找了个地方。我真的非常感激。而山姆•约翰逊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乐于助人。如果你需要钱，他手里又有一美元，他就会分你一半。山姆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大家总是称他为“山姆先生”以示尊敬。人人提起他都会加个“先生”。佩德纳莱斯河谷的人们一旦有了麻烦，就会想到去找山姆先生。要是他们没找他，这位先生也会主动去帮他们。一次，他听说一个帮他干过零活的穷光蛋，叫作霍尼希的德国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坐了牢。山姆坚信，霍尼希入狱肯定只是因为不会说英语不了解法律，所以他开车去弗雷德里克斯堡，雇了个律师，一起去见了法官，说服他释放了霍尼希。（几天之后，约翰逊家的前门被敲响了。是霍尼希，一心要为山姆做一些零活来报答他的恩情。他粉刷了墙壁，帮他们铺了条小道，搭了更多的棚子。不为山姆做完所有一切他能做的工作，他就不愿意离开。）

而且山姆一直很亲切友好，总是爽朗地大笑，爱开玩笑。弗雷德里克斯堡银行的一名出纳回忆说，他走进银行，不出一会儿，就把所有的出纳逗得哈哈大笑。山姆经常来还旧的贷款或者借新的贷款买更多的资产，所以他会见银行的行长，连这个古板严肃的老古董也会坐下来和山姆先生一起大笑。他也十分健谈，喜欢讨论政治和国际热点。他在约翰逊城主街的木头人行道上遛弯儿，要是遇到什么朋友聊起天来，就会聊得坐在人行道边上，慢慢说慢慢谈。罗伯特•李•格林的女儿回忆说，格林“与镇上那些信教的人矛盾很深”，因为“他相信进化论，所以他们说他是个不可知论者，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她说：“山姆•约翰逊思想非常开放。他会到我们家来，他们就坐在壁炉旁边，一边抽着烟，一边整夜地聊着进化论和别的东西。我父亲很喜欢和山姆•约翰逊谈天说地。那时候很多人都爱戴山姆•约翰逊。”他不仅亲切友好，而且备受尊敬。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国参战
(3) ，需要征兵。而布兰科县的农民们，十分需要儿子们留在家里帮忙干农活。他们非常担心征兵局不够公平，所以选了山姆先生作为主管征兵的三人组成员之一。同年十一月，议会因此举行了特别选举，要填补一个空缺，也就是山姆十年前被迫放弃的那个席位。现在山姆也能负担得起这份工作的开销了，于是宣布参选。他这一宣布，根本就没人出来跟他竞争，轻而易举就拿下了。

赢得选举之后，山姆很高兴。晚上回到家，一打开门，拿他女儿露西娅的话来说：“一大群孩子就朝他飞扑过来。”（最小的露西娅总会格外得到父亲的宠爱。）山姆让露西娅趴在他肩膀上，然后双臂抱着别的孩子，走进厨房。丽贝卡就在那里下厨。数十年后，孩子们还会回忆起这种时刻的温馨小仪式，山姆会问妻儿：“我带回来一袋糖（或者一条面包、一些糖果），你们拿什么来换？”“一百万美元。”孩子或者丽贝卡会大喊。“一百万美元可不够！”山姆会这样回答，直到大家纷纷送上亲吻，他才把东西拿出来。

约翰逊家长长窄窄的餐桌边，孩子们坐在凳子上一溜儿排开。这晚饭和约翰逊城任何一家的晚饭都不同。“第一次在他们家吃饭，我都被这吵吵闹闹给震惊了，”林登的一个朋友回忆道，“他们大笑啊，争论啊，大闹啊，每个人都乐在其中。很多话题是关于政治的，他（林登的父亲）最喜欢提这个。但除此之外也是天下之事无所不谈。一旦争论渐渐平息，他就再起一个新的话题。饭吃得差不多了，孩子们都站起来要离席，林登的父亲朝我轻轻眨眼睛，说：‘我跟他们争论，是为了保持他们敏锐的思维。’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他做这些都是有目的的。”

晚饭后，高高的天花板上用长长的链子吊着一盏彩色玻璃的煤油灯，微风吹来，轻轻摆动，玻璃的垂饰发出温柔的响动。山姆•约翰逊会打开蓝色封底的拼写课本，来一场非正式但是战况激烈的拼写比赛。要么就组织一场家庭辩论。有一天晚上斯特拉•格利登也在场，主题是：“高粱和蜂蜜，哪个更好？”要么全家都到前厅去，那是个很温馨的小房间，有两个马皮沙发，贴了粉红碎花的墙纸，贝恩斯外公的肖像镶在镀金的相框里，壁炉两旁是两个书架，虽然很小，却有着约翰逊城所有住家中最多的书。约翰逊夫人一边坐在那儿绣花，一边听着唱片（那时候被称为“爱迪生盘”
(4) ）。弗雷德里克•艾伦•克里的“红色翅膀”，是最常听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演说也是常常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听到布赖恩的声音，山姆就会开始讲关于他的故事，而孩子们特别喜欢听山姆讲故事。

“他们爱父亲，”露西娅的密友之一，威尔玛•福西特说，她也在约翰逊家度过了许多个晚上，“回想起那一家子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他大笑的样子，和孩子们一起大笑，特别随意的氛围。不像我们家，什么事情都要讲个谨慎守礼，但是他们特别快乐。我们一起享受了非常开心的好时光。在我眼里这是温暖幸福的一家子。”

那些曾经在约翰逊家里目睹他们的生活，曾经在场的目击者，都会同意威尔玛的话。无论问多少人，他们都会一致同意，这是温暖幸福的一家子。

他们也会同意，有一个人除外：约翰逊家的长子。

(1)
《蛋与我》（
The Egg and I
）：一九四七年上映的电影，改编自同名回忆录，写的是一名年轻女孩嫁到一个养鸡农场的经历。

(2)
方块舞：西方传统舞蹈，一般是四对男女站成四方队形，按照各种变化交叉起舞。

(3)
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4)
因为留声机是爱迪生发明的。

•5•

儿子

林登•约翰逊的名字，凸显了父亲的抱负。母亲想用书里英雄的名字为他命名，可是一直渴望做律师的父亲想用一位律师的名字。所以，从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出生，到之后的三个月里，他都被叫作“宝宝”。丽贝卡回忆说，直到“一个寒冷的十一月清晨”，她表示，要是不定下宝宝的大名，她就不起床做早饭。

山姆有三个亲密的律师朋友：克拉伦斯•马丁、戴顿•摩西和W.C.林登。“克拉伦斯这个名字怎么样？”他问道。“一点也不喜欢。”丽贝卡回答。她写道：

接着，山姆问：“你觉得戴顿怎么样？”“好多了，但还是不太适合这孩子。”我说。他想了想三个律师朋友中的最后一个，说：“林登呢？”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说：“可以。但是不要原来的Linden这个拼法，要Lyndon。这样要好听多了。”“你想怎么拼就怎么拼，”山姆说，“这可是个聪明善良的好人……我们就用他和你父亲的名字为宝宝命名吧。”“好吧，”我说，“那他就叫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啦。”我起了床，做了点饼干。

亲戚们都觉得中间名应该取孩子父亲这边的名字。毕竟这位父亲刚出生就显示出了“邦顿血脉”：“黑眼睛、黑鬈发和白皮肤”，更别说一对大耳朵和浓浓的眉毛了。很快，他们就发现，所有这些特征原封不动地遗传给了他儿子。林登出生那天，凯特阿姨伏在他摇篮上说的那句话，宝宝的奶奶，伊丽莎•邦顿•约翰逊在同一天也重复了一遍。丽贝卡写道，奶奶“自称这孩子身上有很明显的邦顿（她们家族的）特征”。那天还没结束（山姆这个爱交朋友又精力过剩的男人，等到确定妻儿平安，就跳上他的马跑遍河谷，邀请所有人去看他的儿子。结果丽贝卡还没力气从床上坐起来呢，屋子里就挤满了人），邻居们和那些非邦顿家的亲友也都在重复这样的观察结果。林登的堂姐阿娃还记得妈妈从约翰逊家回来，宣布说：“他有邦顿眼。”

长子的降生令这对父母激动万分。六个月大的时候，他父亲请了位摄影师到农场来为儿子照相。几天后，他去取照片，丽贝卡就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多年后，她回忆道：“（丈夫）看见我等在前廊上，于是扬起他拿着照片的那只手，撒开腿朝我跑来。我也跑去迎接他。我们在贝纳尔牧场的中间相遇，兴高采烈地看着咱们儿子的照片，开心地大叫。”丽贝卡说要洗十张，送给亲戚。山姆洗了五十张，给议会的所有朋友也都送了一张。林登还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在每天午饭后和睡前给他讲故事了。有《圣经》故事，有历史故事，还有神话故事。“他还没满两岁，她就拿着教具教他字母表；三岁的时候就给他讲完了所有‘鹅妈妈’的儿歌、朗费罗和丁尼生的诗；到四岁，他就能拼写很多单词了，比如‘爷爷’，他最喜欢的马‘丹’，还有‘猫’什么的，而且已经能读书了。”一九〇九年春天，爸爸带他去参加斯通沃尔的野餐聚会。他们到了野餐地点，邻居们赶快上来迎接山姆（那时候人们总是会忙不迭地上来迎接山姆），而林登就一直朝那些来的人伸出双臂，还想挣脱山姆的怀抱去拥抱那些人。大家都对这个眼睛明亮的小宝贝表示惊叹。根据丽贝卡的回忆，当时有个人说：“山姆，你们家生了个政治家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友好的小宝宝。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再过个二十多年，他也要去竞选议员啦。”邻居们还记得，大家称赞这个小宝宝的时候，山姆脸上那灿烂的笑容。

但童年的林登特别容易焦躁。儿子成名以后，妈妈撰写名为《家庭相册》的回忆录，其中用委婉的句子轻描淡写了这一点。她写道：

林登从小就特别好奇，他永远不会满足于长时间在院子里安静地玩耍……他必须要去征服门外或者路上那些没有探索过的世界。他……在院子里玩耍着，但是妈妈只要一转身，林登就在路上跑远了，还说是要去“看外公”。

但当时对这个问题她还是很重视的，因为通常等她找到外公那里，林登根本不在。

丽贝卡害怕小孩子到处乱跑会被蛇咬或者遇到别的什么危险。她会先跑到佩德纳莱斯河边，因为最害怕的就是林登掉进河里了。然后爬上某个山顶去找他。还找不到的话就请公公骑马去找找，她自己就焦急地等着，直到儿子回家。回了家她就狠狠责骂儿子。等山姆回了家，也加入责骂的行列。等林登再大一点，父亲的责骂就升级成体罚。爸妈都严厉地禁止他再次离开院子。

但这也拦不住他。“好像每次他妈妈一转身，林登就跑走了。”堂姐阿娃说。随着这孩子逐渐长大，跑出去的时间也变长了。

那些住在一公里以外甚至更远的亲戚会突然发现一个小小的身影，带着极其坚定的决心蹒跚地跑过来。十八个月大的林登•约翰逊外表已经很惊人了，不仅仅是那对巨大的耳朵，还有特别成熟的表情。明明还是个小屁孩，却全然不是一张小孩的脸。他在开阔的旷野中奔跑，有时又跑到“主路”周围通往各个农场的岔路上。亲朋好友们但凡看见了他，就带他回去交给丽贝卡。结果，到了第二天（要是丽贝卡不小心看着的话，或者就在当天），这个小小的身影又会出现。

很快，他们发现了林登“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一次，正是农忙时节，二三十个人和山姆一起在约翰逊家的农田里忙碌着。四岁左右的林登又不见了。丽贝卡不想打扰男人们（她知道农忙时节时间很宝贵），于是自己找了一会儿，没找到，只好叫人帮忙。因为林登经常跑出去，所以他爸爸就在前廊上挂了个巨大的铃铛，这样丽贝卡在儿子不见的时候喊他帮忙就能更容易些。山姆先丢下农活回来找，没找到。于是帮忙的人也都来了，分散到漫山遍野去找他。这么大动干戈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林登一直就在家门附近，躲在干草垛子里。“大家找了他很长时间，都很生气，他肯定也听到了，”当时住在约翰逊家的用人杰西•兰伯特回忆说，“但是，他虽然没睡着，也躲了很久很久才出来。他妈妈就站在草垛边上哭，他也没出来。”还有一次，他消失了几个小时。爸爸找到他还多亏了林登的狗“大火腿”。他看到狗在农田周围转悠，那孩子藏在里面引起一阵阵响动。“为什么要跑？”山姆问他。（讲这个故事的林登妹妹说，林登回答说，他不是要跑，而是要去牧场看看自己的马。）如果说山姆不知道他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亲戚和用人都觉得自己知道。“他（林登）想引起注意，”杰西•兰伯特说，“他会一直跑，一直跑。他妈一转过身，他就又跑走了。都是为了让大家注意他。”

在学校，林登在这方面可谓变本加厉。

他能这么早去上学，也是靠乱跑得来的。本来孩子要到五岁才能上学，他妈妈也不愿意送他去上本地的学校。沿着河边走将近两公里的那所“岔路口学校”，不过是方方正正的一个盒子，上面盖了个屋顶。也就是三十来个学生，分了八个年级，大多数都是德裔。老师只有一个，是魁梧健壮的凯特•戴德里奇，不满二十岁的姑娘，身高已经接近一米八。为照顾到大多数学生，她上课基本上用德语。丽贝卡和约翰逊已经决定第二年搬去约翰逊城，好让林登上那里的学校。但是四岁的林登每天都往岔路口学校跑，课间休息的时候就和那里的孩子一起玩。除了把他捆起来（并非他们所愿），父母别无他法，就是管不住他。“他会跑到学校去，学校的人又把他带回来。然后他又再跑过去。”林登的姑姑杰茜•哈彻回忆说。妈妈特别害怕，因为农场和学校之间的路就在河边。最后她没办法了，求凯特老师让林登提前一年入学。这位老师回忆说：“我跟她说多一个学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做了总统之后的林登回忆说，从此以后：“母亲就带我从我们家走到学校……她怀里抱着另一个孩子，牵着我的手到学校，害怕我会掉进河里淹死。她会一直牵着我，然后在教室门口把我交给老师。”几个月后，山姆的弟弟汤姆觉得七岁的女儿阿娃已经可以骑驴上学了。她反正也要从山姆家经过，所以每天就接上林登，和他一起去上学。

林登的读写能力胜过学校里大多数孩子，但他完全不愿意读书。除非凯特老师把他抱到腿上，坐在全班同学面前。这么个高大的老师，大多数孩子都有点害怕。但林登很喜欢逗她，还会说各种甜言蜜语。“林登经常来到我身边，看上去特别害羞又可爱，他会说：‘凯特老师，我一点也不喜欢你！’我就会很惊讶。接着他会哈哈大笑，说：‘我爱你呀！’”妈妈会给他穿连环画里巴斯特•布朗那种鲜红华丽的衣服，或者白色水手服，或者一身牛仔装配上一顶牛仔帽。林登呢，不仅不反对和那些穿农民衣服的同学穿得不一样，还自己坚持要这样。“他想引人注目。”阿娃解释说。学生要上教室后门外的厕所，征得凯特老师的同意后，都要在后门两边的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别的学生写的名字都小小的。而每次林登出教室，都会尽量把名字用大写字母写到最高的地方去，写得特别大，一边黑板都写不下，把两边黑板都占满了。七十年了，他的同学们还清晰地记得，左边黑板上巨大的“LYNDON B.”，右边黑板上巨大的“JOHNSON”。

除了同学们，亲朋好友也都明显感觉到他想引起注意、想要与众不同的渴望。有一次，他给一位阿姨买了一个陶瓷做的小丑娃娃当圣诞礼物，但又不愿意自己的礼物就在圣诞树下毫不起眼地跟别人的混在一起，于是提前好几个星期就送了，还大声地向她说明：“我花了一角钱，特别值。”阿娃解释说，堂弟的行为就是因为“他想引起注意，想做个大人物”。

他想要的不止这些。

堂姐阿娃每天会骑着那头叫莫莉的驴来到约翰逊家的农庄，带堂弟去上学。莫莉是阿娃的，而且七岁的阿娃也比林登要大三岁。尽管如此，只过了几天，林登就要求他要骑在前面抓着缰绳。阿娃模仿着林登当时提出要求的样子，声音也变得严肃和固执：

“‘我要在前面！’

“‘不行，我更大，林登。而且这是我的驴子。’

“‘不，我比你个子大！我要在前面！我要在前面！’我就让他到前面去骑了。”

几个星期后，林登有了自己的驴子。在这头驴子上，谁骑在前面根本毫无疑问，甚至连比林登更大的男孩子和他一起骑的时候也一样。“嗯，”林登的姑姑杰茜•哈彻回忆说，“周围的四五个男孩子全来了，都骑上那头驴子，都在上面。但是林登就在最前头，他是领头的。他手里拿着能让驴子听话前进的鞭子。”

哈彻夫人还说，孩子们参加别的活动时，林登也在最前面。“不管他们做什么，林登都是领头的……他永远是头马。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他就是领头的。”

他一定要领头，也一定要确定这事人人皆知。亲朋好友们回忆起他，最常用的形容词就是“专横”。听他们说起林登与小伙伴之间的关系，“专横”这个词似乎都显得太苍白了。阿娃在很小的时候就充满母性，也很爱自己的小堂弟（林登直接叫她姐姐）。但她也回忆说，林登喜欢吃蛋白派，岔路口学校的一个孩子，雨果•克莱因说自己午餐盒里面有一块。午饭前的休息时间，雨果在外面玩儿，林登就把他的派拿出来吃了，然后平静地走出去玩儿，“一脸都是派的残渣”。雨果哭了，阿娃问林登：“你干了什么？”林登平静地回答说：“我就是饿了嘛，姐姐，就自己吃了点派。”

一九一三年九月，约翰逊一家搬去了约翰逊城。当时林登五岁。那里的孩子更多，而林登的行为特点更为突出了。

他不愿意跟同龄的孩子玩儿。在学校里，都是比他大很多的男孩子跟他在一起，连在他的年级也是，因为有的男孩子农忙时回家干活了，只好留级，或者很晚才上学。本•克赖德的父亲曾说过：“我们家绝对不要读过书的浑蛋。”但最终本做出了反抗，终于在十四岁那年上了学。本比林登大六岁，而且在同龄的孩子中也显得很成熟。他是牧场上长大的男孩子，高大、粗犷、友好，而林登矮小、瘦弱，总是一副别扭的样子，但两人很快成了朋友。克赖德和约翰逊家关系一直很好，本解释说：“从印第安时期就开始了，而林登也很喜欢我。林登有个特点，他不跟同龄人玩儿。想和大一点的孩子玩儿，经常是比他大个五到十岁的。”总的来说，他俩的友谊不是小男孩做大男孩的跟屁虫，几乎可以说是小的在领导大的了。

“他是个聪明绝顶的小子，”本•克赖德说，“心智绝对要比实际年龄成熟。”有些比他大的男孩子觉得，他们都比不上林登。林登会参加他们的牌局，爸爸早就教过他打扑克，而他总是会赢。年纪大一些的孩子发现林登无论是口齿还是思维都比他们要快。有一次，他们一群人猎杀了一头还没长角的小鹿，这是违法的。而那片土地的主人突然出现，问他们有没有打到鹿，本和别的小伙子满含愧疚，哑口无言。结果林登站出来，说是打了一头鹿，是一头很大的鹿，顶着很大的角。他编了个非常详细的故事，慢慢平息了主人的疑虑。

事实上，不如说是他坚持要领导他们的。大一些的孩子们讨论这一天要干什么，林登总有想法，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常常能说服大家同意这个提议。“林登•约翰逊是天生的领袖，”本•克赖德如是说，“……要是他当不了领头的，好像就不太想玩儿了。”“林登是个不错的男孩子，但要是不能顺了他的意，他就要耍脾气了，”另一个年纪大些的男孩，鲍勃•爱德华兹说，“他有个棒球，我们都没有。大家都很穷。我们都没有球，就他有。嗯，林登想投球，他又不擅长投球。但要是我们不让他投球，他就要拿着球回家。所以，嗯，我们只好让他投球啦。”

他不是只跟男孩子们玩儿。到九岁、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新法院对面塞西尔•马多克斯的理发店给人擦鞋。朋友们认为，他不仅是要挣钱，还因为男人们会把理发店当作一个聚会的场所。“林登什么场合都要去，”埃米特•雷德福说，“每次镇上来了个什么人，不管是旅行推销员还是来拉选票的政客，林登都是第一个跑过去的，所以肯定是在第一排，就站在那个主要人物的面前。当然啦，大家都在理发店发表各种议论嘛。”男人们很喜欢问林登各种各样的问题，斯特拉•格利登说，那是因为他们喜欢“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他想要领导的，也不仅仅是男孩子们。到十岁、十一岁的时候，他父亲觉得自己的儿子做擦鞋的差事太丢人了，让他别做了，但他还是经常泡在理发店。约翰逊城每天只会收到一份报纸，就一份，是已经出版了两三天的日报，每天下午跟着邮件从马布尔福尔斯来到镇上。林登总要第一个读到这份报纸，这样他就能第一个知道各种新闻。乔•克罗夫茨回忆说：“林登会从学校抄近道到理发店，然后找张椅子坐下，把那报纸从头看到尾。”坐在椅子上的他，会给理发店那些顾客和闲晃悠的人读新闻，而且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就在法院广场上开庭了。要是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林登会激烈地争论。跟成年人争论时，他还是会比对埃米特•雷德福要顺从一些，但那份坚定不改，而且会一争到底，坚持要让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不管男人还是男孩子，他都希望他们同意自己的想法。

林登的母亲曾经用“竞争”这个词来形容他父亲火热迫切的抱负。而年轻的林登•约翰逊呢，个子在迅速地蹿高，很瘦，动作有点笨拙，长长的双臂奇怪地垂着。苍白的肤色、黑色的头发、敏锐有神的双眼，跟他的父亲实在是太像了。很多约翰逊城的居民一提起他，就简单说一句“他很像山姆”，就能概括一切了。而且这句话经常挂在他们嘴边。“林登把一切都看作竞争，”堂姐阿娃说，“他必须要赢。”

亲朋们说，他不大容易高兴。唯一见他高兴的时候，就是跟他爸谈论政治。

在山姆•约翰逊家里，政治是饭桌上的重要话题，就和山姆的父亲家里一样。山姆仍然怀抱着最初的信仰。每周至少有一份平民党的报纸，《寻路者》，被送到布兰科县，送到山姆•约翰逊家里。“山姆伯伯的想法都从那里面来，”阿娃回忆说，“我记得有关于政府对铁路的所有权的，还有社会党的，尤金•德布斯什么的。他说这会成为美国的主要党派之一，所以最好多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山姆不强求孩子们，包括侄女们和侄儿们都同意他的观点，侄女阿娃回忆说：“但是必须要思考。哦，天哪，必须要。只要我去他们家吃晚饭，他就要不停地提问题。比如关于政府对铁路的所有权，我们那儿根本没有铁路，但他就得让我们去了解这些事。他会问我们：‘你们怎么看？’还有国际联盟，山姆伯伯相信国际联盟会结束战争，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晚饭后，山姆会拿出他的蓝底拼字书，大家进行拼写比赛。林登和别的孩子们在壁炉旁一字排开，拼错一个单词就淘汰出局。还有，“我们还进行算数比赛，看谁数学思维最快”。当然啦，山姆还会组织饭后“辩论赛”。斯特拉•格利登说：“我去约翰逊家，看到他让孩子们在壁炉前排好队，刚刚能站直的露西娅也不例外。她连话都说不了两句，还是个小宝宝呢。”山姆忍住笑，粗声粗气地说：“现在咱们要进行一场辩论。我们要办正事了。”

“他也算是我父亲了，”阿娃说，“他希望我们成为最优秀的人。不仅仅是他的孩子们，还有我，我姐姐，还有哥哥。因为我们是他弟弟的孩子，我们是约翰逊家的人。他可不想我们这群约翰逊家的孩子就庸庸碌碌地长大。”

山姆的长子总能很迅捷地回答问题，就算有时候他根本不知道答案。“雪从哪里来？”有一次，山姆问道，“雪是什么变成的？”“是冰块变成的。”林登不假思索地回答。山姆大笑，“嗯，也算对，也算对。”

谈到政治的时候，他经常也是不知道答案的。

埃米特•雷德福说林登之所以对政治很感兴趣，部分原因是约翰逊城的学校没有任何科学实验的设备，也没有科学的课程。“就算一个人很想培养科学方面的兴趣，也没有任何途径。但是我们的历史和公民学老师都是一流的。”雷德福还说，还因为镇上没什么别的活动。“那时候没有电影院，什么也没有。社区里只有三座教堂和法院。林登对法院里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但说到政治，林登•约翰逊感兴趣的原因，可能比上述这些解释都要更深层次。朋友们回忆说，在他六七岁的时候，要是听到一群人在法院广场附近谈论政治，就算跟伙伴们游戏玩到一半，他也不玩了，走过去站在那些人旁边，很认真地听着。一九一七年，他的父亲重新踏足政界，那时候林登九岁。州一级和当地的政客开始频繁往来约翰逊家，聊聊天，或者讨论下各种策略。一般来说，这些都在前廊上进行。前廊后面是一间卧室，朝前廊开了扇窗户。林登就躲在卧室里，坐在地上，伸长了脖子，耳朵都贴在窗户上了。他认真地听着。一九一八年，州长威廉•霍比来到约翰逊城，发表七月四日国庆演讲，在约翰逊家吃了晚饭。当时邀请了很多当地的政客，孩子们都被赶到厨房去了。但是整顿饭林登就藏在饭桌下面，听大家谈天说地。

大概是在一九一八年，山姆•约翰逊第一次带着十岁的林登去奥斯汀参加议会，之后他就经常带他去了。多丽丝•卡恩斯记得约翰逊告诉她（还有别的资料也证实了这段回忆的真实性）：

我很喜欢跟爸爸去议会。我会在参观席坐很久，看着议事厅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在大厅里到处走走，观察那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比起这个，我唯一更喜欢的事情，就是在父亲重选的时候跟着他到处去举行竞选活动。我们开着福特T型车，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地跑，在河谷里上上下下，每家每户都停下来。主要是我父亲说话。他会跟邻居们说说茶余饭后最新的谈资，聊聊庄稼，和他在议会提出的法案。而且他总会带上一大块手做面包和一大罐家常的果酱。要是累了或者饿了，我们就在路边停下。他切开面包，涂上果酱，和我一起分享。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高兴的样子。一路上所有的人家都敞开大门欢迎我们。要是外面很热，他们就邀请我们进屋去，拿出自己做的冰激凌，随便吃。要是冷的话，就请我们喝热茶。天哪，有时候我都希望这活动能永远进行下去。

山姆的邻居奥古斯特•本纳也在跟他争议员的位子（有些人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姆总是从本纳的牧场抄近道去大路）。山姆觉得，虽然大家都觉得本纳脾气不好，反应比较慢，但仍然是个强劲的对手，因为他是德国人。吉莱斯皮县的德国选民比这个区其他的选民要多很多。山姆了解到，佩德纳莱斯河一条支流的河谷中有大概七十个互相之间有姻亲关系的家庭都准备投给本纳，山姆请一位朋友来到河谷，找到这个德国大家族的族长，“告诉他现任法官的健康状况不太好，很多人都觉得他（族长）很快就会接任这个法官的位子了”。跑完这一趟回来，那位朋友报告说，他看到这位未来的法官坐在一个桶上给牛挤奶：“他老婆在阁楼上往下甩干草来喂牛。我把你的话跟他说了一遍，山姆，他就从桶上滚下来，就跟屁股着了火似的。他老婆差点儿从阁楼上掉下来。”

林登说，山姆和他朋友这些对话他都听到了，这些原话也是林登转述的。反正不管他有没有听到，他肯定是听了很多有关山姆政治承诺和安排的对话。他还记得父亲给了自己很多巨细无遗的政治建议。其中一条是：“要是你走进一间房，不能立刻分辨出谁支持你谁反对你，那就别混政坛了。”“如果林登政治上的老师是他父亲，那他真就是遇到良师了，”一位朋友说，“他的这位老师，看着粗犷，但的确是政治大师。”而且，山姆还是政坛的常胜将军。他从来没输过一场选举，六次参选议员，每次都获胜。和本纳竞争的那一次，山姆轻轻松松就赢了。本纳说竞选中存在欺诈行为，但没人把他的控诉当一回事。就连在奥斯汀举行的要谈论相关事宜的议会听证会，本纳都没有列席。为了庆祝这次胜利，山姆带着儿子来到一百公里开外的圣安东尼奥，也是林登长这么大去过的最大城市。他们在阿拉莫附近的街头小摊上吃了墨西哥玉米粉蒸肉，而在阿拉莫可以看到那场伟大战争的英雄们的肖像，什么特拉维斯、鲍伊、克劳科特，等等。还有让教区免于毁灭的议员照片，林登看到，其中一张照片就是自己的父亲。

那时，山姆和林登•约翰逊两父子常常坐在家里后廊上的秋千上，促膝长谈。有时候，别的孩子在后院玩，会叫林登来一起玩。但只要是跟父亲聊天，他就绝对不会去玩。“我记得他们坐在秋千上一直聊啊聊，”杜鲁门•福西特说，“我们在后院玩儿，他们就在那里聊天。看上去聊得很愉快。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才看到林登安静和放松的一面。”

年幼的林登喜欢模仿父亲的一举一动。妈妈给他穿的那些衣服里，他最喜欢的一套就是穿上最像爸爸的。他最喜欢的行头，就是父亲那顶大帽子的缩小版。哈彻夫人说：

不管爸爸去哪儿，他都紧跟着。早在两岁的时候，他就跟着爸爸去刮胡子，他们还得给他刮一刮。他们把他放在台子上站好，然后给他脸上抹好东西，然后拿剃刀的刀背刮掉。给他洗好脸，一切弄妥当，然后他就跟着爸爸回去了。

爸爸有时候会从奥斯汀带一些法案纲要的复印件，要么是《国会议事录》，要么是得州众议院的官方文件。有一次他拿给林登一份。这孩子把这份东西一直带在身边，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总是尽量把文件放在身上最显眼的位置。

林登十一二岁的时候，对父亲的模仿越来越明显。山姆•约翰逊总是很友好，总是遇到谁就停下来跟谁聊天。他聊天的时候肢体语言相当丰富。谁跟山姆聊天，山姆的手臂就会搭在谁肩上，或者手抓着对方胳膊领子什么的，而且山姆那张脸会离对方越来越近，仿佛在发起“友好的攻击”。在得州议员席和这位布兰科县的山姆先生分享一张双人办公桌的赖特•帕特曼说：“他会面对着你，鼻子对着鼻子，牢牢抓住你。”重回议会以后的山姆总是带着大儿子去奥斯汀，他经常出现在议会，搞得有些议员以为他是个在那儿打杂工的男孩子呢。此时的林登已经蹿到了一米八几的个子，样子和爸爸很像了。“竹竿一样的男孩，很高很瘦。”帕特曼回忆道。他也和爸爸一样，有一双大耳朵、一只大鼻子、同样苍白的皮肤和同样深邃的黑眼睛。要是再说到神似，那父子俩就更像了。“他们长得很像，走路姿势一模一样，也同样都有点紧张，林登跟你说话的时候，也和他父亲一样，牢牢抓住你。”帕特曼说，“他太像他爸了，看着他俩的样子也挺好笑的。”

但其父其子也有不同。

帕特曼和父子俩都是朋友，他与林登在得州议会共事，后来有十年的时间都跟林登在国会共事。他认为父子俩在政治追求上有所不同。“山姆的政治抱负还算有限，”他说，“他没有竞选国会议员的想法。他只想在当地赢得良好的声望与权力，得州议会对他来说就够好的了，因为离家里很近，也让他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不过帕特曼看到的山姆和林登，都还只是在奥斯汀和华盛顿。在家乡见过这对父子的人，能看出他们本性上的不同。

这些人通常会说，父子俩虽然有同样的谈话技巧，都是抓住对方的胳膊和衣领，面对面越靠越近，但从中却能看出不同。杜鲁门•福西特说，山姆•约翰逊这样做，“能感觉到背后那种友好，山姆不会想要征服你”。而这些人觉得，林登的动作背后就没有这样的感觉。斯特拉•格利登说，做爸爸的这位，“眼睛里闪着敏锐的光，但感觉他脸上一直带着微笑，他是个笑脸人”。埃米特•雷德福也说，父亲“总是很友好，喜欢大笑，喜欢开玩笑”。而做儿子的呢，埃米特•雷德福说：“要是和别人争论，他就必须赢。必须。他是个很喜欢争论的孩子。要是不同意你的意见，他就站起来与你针锋相对，朝着你的脸呼气，用尽全部的力气一心驳斥你的观点……我都烦死他了。有时候，我会想要一走了之，但是……除非你真的投降，不然他不会停的。”

约翰逊城别的居民，包括约翰逊一家的亲戚、朋友和邻居，都和雷德福的观点一致。他们说，山姆很喜欢争论，而山姆的儿子则喜欢赢得争论，而且必须赢。山姆想和别人讨论，而林登想要控制别人。

关于父子俩的抱负，帕特曼只说对了一半。山姆的抱负可能没有林登那么大，但原因可能只是因为教育程度，只是因为山姆没怎么上过学，而林登上了学接受了教育。甚至在林登还很小的时候，比父亲孩提时代更大的世界就在他眼前展开了，特别是通过广播节目，猛烈地撞击着他生长在丘陵地带的心灵。只是因为林登的眼界要更宽广一些。从丘陵地带的范畴来说，山姆的抱负已经够大了，可以说是巨大的。山姆和林登的区别，并不是他们想要什么，而是他们想要的迫切程度。

很多人说起林登其人，都要举个例子来证明他们的评价，就是林登和“扯耳朵”的故事。

早在林登十岁、十一岁左右，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把钱（现金）看得很重了。

约翰逊城几乎所有人都缺现金，特别是孩子。不管哪个男孩女孩，手里有几个硬币，就能让别的孩子无限崇拜。但林登和玩伴们相比，手上可不缺硬币。事实上，和大多数伙伴相比，他手上的钱要多得多。因为山姆对孩子们总是很大方。“和我们大多数人相比，他手里的钱要多多了。”米尔顿•巴恩韦尔说。

但他仍然想要更多。

那时候，约翰逊城的男孩子们喜欢“扯耳朵”。就是拉着对方的耳垂狠狠一扯。一般来说就是个恶作剧，一个男孩子跑到另一个身后去，趁他不注意来一下，因为很痛。巴恩韦尔说：“真的很痛。”

但是林登的耳朵很大。（巴恩韦尔说。）哈罗德•威瑟斯的钱比别的孩子都要多，因为他爸爸开了个商店。他经常跟林登说：“我扯你的耳朵五下，给你五分钱。”林登总会答应。哈罗德就开始扯。他（林登）都流泪了——“哎呀，哈罗德，别这么使劲，哈罗德！”

“好了，现在，给我五分钱。”

然后林登每次都会说：“扯吧。”然后被扯得痛哭流涕。每次哈罗德扯他耳朵，他都会痛得大叫。但他总是让哈罗德扯耳朵。哈罗德扯过五次耳朵之后，要是问林登，要不要再扯五次，多给五分钱，林登也会说好。

旁观的男孩中还有个佩恩•特朗里：“你给他一枚硬币，他就站在那儿。眼里全是泪水，还是会站在那里。”

“因为他想要那个硬币！”

斯特拉•格利登试图解释这种表现：“我给你讲讲我对林登•约翰逊的看法。首先，他的父亲满脑子都是政治，这个是前提。但林登呢，他天生就有种自我动机，要不断向前，不落人后。哦，山姆也是这样。这种动机比我们周围的任何人都要强。山姆也有这种动机，强烈的动机。但还是完全比不上林登。”

他是天生的。对于丘陵地带的人们来说，这句解释就够了。“你难道不懂吗？”林登的堂姐阿娃说，“他可是邦顿家的后代！”

•6•

“我认识的最好的男人”

但他父亲也是约翰逊家的人。

一九一八年，阔别议会九年的山姆•约翰逊再度宣誓就职，大家给予了他热烈的掌声。议员们都记得，四十一岁的他还是没变。还是那么高高瘦瘦的，还是穿着他手工定制的靴子，踏着重重的步子大步流星地走进会议室。他的裤脚仍然塞进靴子中，头上仍然戴着宽边大帽，有时候还佩把枪，老式的柯尔特长筒六发式左轮手枪（他可能是唯一还在佩枪的议员了吧，看上去略有点不合时宜。周六晚上，山姆喝醉了大吼大叫，爱德华•约瑟夫总会偷偷把他的枪拿开，怕他不小心伤着谁）。他还是会在会议厅搞恶作剧，也是议会大街上酒吧与妓院的常客。清醒的时候他仍然喧嚷吵闹，喜欢吹牛（“山姆像个牛仔，比较粗犷……说话的时候就是在喊口号。”赖特•帕特曼说）。喝醉了呢，就更加喧嚷吵闹，更加喜欢吹牛。无论是清醒还是酒醉，他都喜欢讲述父亲赶牛去堪萨斯城的故事，还有丘陵地带的边疆往事。在一些议员眼里，他显得很愚蠢。

而且他仍然“像块盖板一样正直”。

游说者们通常会去德里斯基尔找各位议员拿法案。而有一小群议员偏偏不住在那里，选择在议会附近小小的公寓寄宿。这群人不会接受游说者们免费提供的豪华住宿，也不会接受所谓的“3B贿赂”（牛排、波旁酒和金发美女
(1) ）。而别的议员从游说者们那里接受这些东西可谓家常便饭。好几个游说者在奥斯汀的各大妓院都有账单，供议员朋友们随意赊账。反正这群议员什么都不接受。其中之一的W.D.麦克法兰说：“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了整个议会。我们这些下面的人认为，议员们（大多数是律师）都在接受特殊利益集团的钱。我们收的，是人民的钱。”这群议员人数不多，非常少，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今天，麦克法兰还记忆犹新。那时候他、赖特•帕特曼和另一个议员朋友经常一起吃饭。有一次三个人席间带着点苦涩地开玩笑，说德里斯基尔的议员们吃着巨大的牛排，而他们呢，只能吃些粗茶淡饭，因为五美元（六十天之后只有两美元）就只能买得起这些。说着说着，那个议员朋友突然沉默了，接着再也没跟他们一起吃过饭。后来他投的票让两位老友目瞪口呆。那次议会一结束，他立刻“就搬去了休斯敦，他把自己卖给他们了”。但是，山姆•约翰逊一来，这个小团体就知道，他们有了新成员。他大喊的那些口号，还是平民党原来的口号。平民党已经彻底消亡二十年了，但山姆•约翰逊仍然坚信过去那些口号。他和这个小团体的其他成员一样，对“人民”有种近乎不可思议的信仰。他相信，帮助人民是政府的职责。就像他在一次演说中所说的（山姆•约翰逊也许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很有遣词造句的天分），政府应当帮助人民，特别是当他们“被现实的触角束缚得无法挣扎时”。他重入议会不久，进行了一场投票，麦克法兰从中看出，“山姆不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员”。得克萨斯发现了硫矿，而且储量丰富，得州三个县生产的硫，竟然占了全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硫矿公司铁了心要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派出了游说者罗伊•米勒，这位曾经是传奇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市少年市长”，戴的不是山姆那种宽边牛仔帽，而是珍珠灰的博尔萨里诺帽。一头银色长发飘柔顺滑，举手投足都是一股南方参议员的气派，在奥斯汀无比大方地到处送出“3B贿赂”。米勒的策略是接受得州对硫矿生产的一项征税，但是税率要他来定。只有几个议员（徒劳地）争取了一下更高的税率，山姆•约翰逊就是其中之一。这件事本身还不足以让麦克法兰等人下结论，因为他们看过太多人一开始都和山姆一样，然后渐渐地被各种利益诱惑。但是他们注意到山姆的一些品质，坚信他永远也不可能被诱惑。罗伊•米勒和别的游说者每天下午都要在德里斯基尔巨大的酒吧聚会，山姆也会跟他们一起喝，但他会坚持“回请”。他们回忆说，罗伊给他买的每一杯酒，他都会回请罗伊一杯。

他一点也不怕在这个充满敌意的议会中茕茕孑立，和十年前与乔•贝利针锋相对一样。一九一八年，整个得州反德情绪高涨。德国人凡是没有积极购买自由公债
(2) 的，都会公开受到惩罚。但凡听到传言，说德国人某某家中挂了德皇肖像，就会有一群群武装的人闯进他的家中；州长任命的州国防部，提议整个得州永久禁止使用德语（和所有其他外语）。一九一八年二月，山姆在奥斯汀屁股还没坐热，关于《议会十五号法案》的争论就愈演愈烈。这条法案规定，凡是批评美国参战、持续参战，或者批评美国政府、美国海陆空三军，批评他们的制服，批评美国国旗，即便只是在日常谈话中随便说一句，也是犯罪，可判处二到二十五年的监禁，法案还规定，得州的任何公民都有逮捕别人的权力。议会的走廊上，议员们群情激奋地挥舞着拳头，激烈地攻击德皇和得州的德国人，认为后者是前者派来的“间谍”。（一名议员甚至说，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美国国旗被人弄下来了，德国的双鹰旗取而代之，高高飘扬。）当时的场景，被一位见证者称作“狂热鼓吹引起的极度混乱”。然而，此时此刻，高高瘦瘦的山姆•约翰逊，顶着一双大耳朵，在议会厅发表了一篇演说，五十年后还被同僚们充满崇敬地回忆起来。他在演说中敦促议会废除《十五号法案》。虽然演讲的文本已经找不到了，但主题很清楚，说爱国主义也不应该忘记常识和公正，结尾处重点阐释了在法国战场上为祖国浴血奋战牺牲生命的第一个美国少年，就是德国人的后代。山姆的演说对他的政治前途没有伤害，相反让他在吉莱斯皮县的德国人中更受拥戴。而在他选区的另外三个县，他的地位是牢不可破的，不管他说什么大家都支持他。但是他在政治上做了自己分外的事情，私下去找那些考虑通过这条法案的委员会成员，敦促他们废除法案。他几乎算是单枪匹马地说服了委员会，删除了任何人都有逮捕权的这一条款。那些清楚他所做努力的德国人觉得欠他良多，后来，奥斯汀德语报纸《德语周报》的编辑写道：“当宣扬仇恨的政治鼓吹……最为恶劣之时……他展现了勇气与忠诚，没有辜负我们给予他的信任。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多少因为德国同胞的拥戴赢得官场成功的人，都变成了最凶狠的敌人，而他却用行动证明了，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有时候他甚至显得很享受这种孤独斗士的感觉。他与权大势大的得克萨斯医药协会对抗，争取验光师在得州行医的权利。后来他的儿子林登说：“在我看来，光是这些验光师又穷又没有影响力，当时又被当权者所反对的这条理由，就足以让我父亲选择支持他们了。山姆•伊利•约翰逊就是喜欢做这样的事。”一天晚饭时，那一小群议员讨论说，总是在打不可能赢的仗，这样是否很傻。约翰逊说这一点也不傻。“此时我们正应该站出来，坚守我们的信仰。”他说。这些议员也亲眼见证了他的决心和意愿。“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其中一个回忆道，“但他是个好人。人民和议会同僚都很尊重他。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绝不拐弯抹角，绝对没有‘如果’‘然而’‘但是’这些东西。”

山姆在议会更大的追求，在开始抗争之前就已经输掉了。硫矿、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和生产者们在人民的土地上开挖大量的财富，山姆想强迫这些公司多交一些税，至少能稍微提高一下得州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愿望连实现的希望都没看到过。那一小队议员将银行铁路等公司称为“大利益集团”，他们对于规范这些集团的提议，甚至都出不了委员会。发表再多的演说，喊再多的口号，都是徒劳无功的，议会在真正讨论的时候，甚至都不会提到。然而，在那些比较不重要的领域，那些不影响到大集团利益的领域，山姆•约翰逊作为安静的幕后总指挥，仍然和以前做议员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在丘陵地带的人们眼中，做议员不再是个笑话，因为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明白他们有多么需要政府，多么需要有个议员能站在他们这边。象征他们需求的，是一条路，连接丘陵地带和奥斯汀的高速公路，能以他们买得起的价格，运送一些必需品进来；也能让他们的农产品迅速及时地运到市场上卖出去，有一定的收益。山姆•约翰逊为他们要来了这条路。

一九一六年，这条高速公路开始修建。但很快就停工了。约翰逊积极地争取公路复工。“多方努力使得联邦政府重发补助，”《布兰科县纪事报》在头版写道，“山姆•约翰逊做出了很有价值的努力。”离开议会的时候，大家都称颂他为“好路倡导者”之一。二十号州际高速公路一路从奥斯汀通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

但是，山姆认为，政府要做的事情，不止是修路。他的理想就如同脚上那双靴子，永远闪闪发光。麦克法兰对山姆一天晚餐时说的话记忆犹新，当时他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我们一定要为这些人办事，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他口中的“这些人”，“就是中低层的人民”，麦克法兰说，是“穷人”，所有那些“被现实的触角束缚得无法挣扎”的人。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得克萨斯西部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广阔而贫瘠的平原上，农民们哀求政府提供帮助。山姆自然会为他们摇旗呐喊，甚至是唯一一个冲在前面的人。他努力说服得州议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多年后，《布兰科通讯报》回忆起他从议会要来两百万美元的种子和饲料，种子提供给那些“穷得买不起种子的农民耕种”，饲料提供给“这些人家里工作的牲口”。文章还写道：

因为他的影响力和坚持不懈，得克萨斯成为第一个在私营体制引起灾难时采取公共紧急预案的大州之一。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罗斯福总统时代政府行政救市的现代概念。

议会的同僚们都知道，在这样一个被大财团控制，理论和行动上都趋于保守的议会，能够为得克萨斯西部争取到这样的援助，会有多么难。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对山姆刮目相看。不过，他为自己的选区所争取的那些微小的，没那么引人注目的努力，其实更令人刮目相看。比如，他成功说服议会，让得州为各所学校提供援助，将免费接受教育的期限延长到了七个月。同僚们告诉记者，约翰逊主导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那些收购牲口的大公司要当场跟小牧场主钱货两清，“这是约翰逊议员的伟大胜利，商人和银行家，一直关照他们利益的议员多了去了，”麦克法兰说，“农民和工人呢，要是没有一个真正把他们的利益装在心里的人为他们说话，关照他们的利益，那就根本没人在意他们的利益了。而山姆•约翰逊的确是代表他们说话的。我印象中的山姆•约翰逊，是真心想要帮助那些他觉得需要帮助的人民的。”那一小群议员中，对这位布兰科县的先生抱有同样看法的，不止麦克法兰一人。五十年后，已经成为大权在握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全国最著名的公众人物见过面打过交道的赖特•帕特曼，在对一位采访者谈论林登•约翰逊总统时，突然微微地转了下话题：

“当然，”赖特•帕特曼说，“他的父亲，山姆•约翰逊，是我认识的最好的男人。”

“一心为人民”这件事情，是山姆•约翰逊在议会的工作之外也会做的事。

“他觉得，政府里的个人，在私下里也能为人民做贡献。”埃米特•雷德福说。丘陵地带没人自告奋勇提供公共服务，于是他就亲自承担了这个责任。为那些不知道如何申请补贴的人申请补贴，比如曾经当过得克萨斯游骑兵或者服过兵役的老选民，以及美西战争中牺牲的战士遗孀。他开车去圣安东尼奥和奥斯汀，甚至休斯敦，去帮助人们（其中有些人甚至不识字）寻找相关的记录，或者不厌其烦地到繁冗庞杂的州级和联邦机构为他们奔走。他甚至还为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补贴拿的选民争取补贴。“只要我们有困难，总是去找他，”斯特拉•格利登说，“要是需要通过什么法案，人们总是会去找山姆先生，而他总会付诸行动。”

议会工作的薪水，每天五美元（或者两美元）。而私下里做的工作呢，什么薪水也没有，连支出都是自掏腰包。而且这种工作他不仅要花钱还要费时间，因为县城之间距离遥远，道路状况不佳，工作本身也需要花掉很多时间。然而，他认为这样的工作，也是做议员应尽的职责。用《圣马科斯纪事报》编辑J. R.巴克纳尔的话来说，丘陵地带的人们看到的，是他“一直在履行职责”。

一九二三年，山姆•约翰逊发起了他认为自己议员生涯中最重要的法案，并且见证了法案的通过。

一九二二年，寻求连任的州长帕特•M.内夫，在约翰逊城的竞选活动中发表演说，要求议会保护得克萨斯那些比较贫穷的地区的农民和牧人。石油带来的财富正在逐渐在得州其他地区涌现，而这些人也想参与进来。心情太过迫切，就很容易落入那些“高压销售”的圈套，给了钱却一场空。约翰逊后来说，他当时知道自己的选区“已经有成千上万美元被最卑鄙恶毒的诈骗套取”，但还不知道这些骗局已经扩散到那么广了。“州长的讲话……对我有所启发，也让我看到那些从来没想过的情况。”他起草了石油库存的广告和销售的规定，并且提出要在得州铁路委员会设立一个安全分部，来执行这些规定。一九二三年一月，他提出了这项法案，说：“我希望这项法案成为正式的法律。”《圣安东尼奥快报》报道说：“山姆•约翰逊的‘蓝天法案’
(3) ，是议会迄今为止引起最多评论的法案。”对这样措施的强烈需求很快显现出来，山姆收到了雪片般的来信，“真的有成百上千人来信，他们都是这些穷凶极恶的石油恶鲨的受害者”。恶鲨们反应也很强烈。有人要给他塞钱，麦克法兰说：“德里斯基尔传言说，那笔钱还不少。”山姆的女儿丽贝卡说：“一个人给了他很多钱，要让这件事不了了之。他什么也不用做，让这法案不出委员会就行了。”但山姆拒绝了所有贿赂，写有他名字的法案通过了，被称为“约翰逊蓝天法”，他感到无比自豪。山姆的女儿乔西法最好的朋友威尔玛•福西特还记得：“如果我们需要得到他的什么允许，乔西法就说，‘我们让他聊聊《蓝天法》吧。这样他心情就会很好，就会答应咱们了。’”

山姆•约翰逊热爱自己的议员工作。这项工作满足了他的理想主义，满足了他渴望别人认可与感激的心理。熟知他的威拉德•迪森说：“他雄心壮志，一心要站在潮头。他不是为了钱，绝不是，只是为了站在潮头。与其在布兰科县拥有最大的牧场，他更愿意选择在得州议会发光发热。”而且他做议员也做得很好，儿子林登曾经希望“能永远持续下去”，有那么一段时间，好像确实能永远持续下去。

然而，议会的俸禄是不够山姆谋生的。他不得不在丘陵地带谋生。

“地产”听上去是很了不起的事，经由雷弗迪•格利登的《布兰科纪事报》一报道（这份报纸一向支持山姆），就更显得像那么回事了（“山姆•约翰逊……最近谈成了几项大的土地交易，具体情况稍后详细报道”）。但实际上却没什么赚头，因为地产的价格一直在下跌。在丘陵地带，虽然土地的价值有时候会上升（有时候连续三四年，甚至五年，都在上升，因为雨水充足，谷物丰收，人们慢慢有了希望），但长期的趋势还是无法避免地下降。没在奥斯汀履行议员职责，没有开车几百公里去帮某个内战老兵拿他应得的补贴时，山姆很努力地在做地产。只要接到电话，说有可能便宜买到某个牧场，不管时间多晚，牧场多远，路况多差，他都会披上外套，发动汽车，冲入茫茫夜色中。然而，不管山姆买得多便宜，很多时候他都只能更便宜地卖出去。他心思活泛，躁动不安，还总是在买入非地产的商业项目，但这些也经常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和他合伙做了几次生意的哥哥汤姆，充满悔意地下结论说：“要是想做坏一门生意，就跟山姆合伙好了。”而且，就算山姆赚了钱，也不会存起来。有时候拿来做新的生意，有时候就挥霍掉了，买新靴子、新衣服、更贵的新车。（“看一个人的靴子、帽子和骑的马，就能把他摸得七七八八。”）有时候，约翰逊家喜欢摆排场的毛病又犯了，他会给妻子买昂贵的礼物，还总是给女佣和洗衣妇打赏，要么给那些暂时没领到补贴的老兵五美元暂渡难关。最重要的是，山姆•约翰逊既不明白这片土地本身的现实，不明白丘陵地带所有这一切之下是片多么脆弱的土壤（丘陵地带没有油井，没有制造业，只有农业和牧场），也拒绝对奥斯汀的现实妥协，在平民党已经消亡二十年之后，还在固执地喊着过去的口号，在一个理想最最没用的地方，固执地坚守理想。所以他虽然备受尊敬，却对议会的主要决策没有造成任何重大的影响。在奥斯汀，在议会，理想主义只能说是没用；在丘陵地带，理想主义是致命的。

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山姆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们留下的主要资产就是约翰逊农场，佩德纳莱斯河边一百七十多公顷的土地。让八个在世的孩子分了这块土地显然不太现实，而山姆也拒绝将其卖给外人。于是，休斯敦的约翰•哈维•布莱特，山姆的姐夫之一，提出要出钱从别的儿女里买下这块地。

山姆根本听都不听。他怀疑布莱特一旦成了牧场主，就会转手卖掉。这可是约翰逊牧场啊，是家族的宝地，是他们兄弟姊妹土生土长的地方。他说，佩德纳莱斯河谷是“约翰逊之乡”，一直都是如此。最早，约翰逊家的两兄弟就在这里聚集了他们大群大群的牲畜。他们真的要卖掉河谷里这约翰逊家的祖产吗？布莱特给亲戚们开了价，山姆就加价；布莱特再出价，山姆继续加。山姆的态度，就是老约翰逊家的态度，是最初那两兄弟的态度，他们不喜欢锱铢必较、讨价还价，因为这样的行为配不上他们高尚的人格。不管布莱特开多少价，山姆说他都会出得更高。最后，为了结束这场烦人的你争我抢，山姆出了高得多的价格，一万九千五百美元。亲戚们接受了这个出价。

山姆的出价背后，是一股傲气，老约翰逊家的傲气，也有抱负，远大的抱负，老约翰逊家的伟大梦想。事实上，山姆谈到过，要把整个佩德纳莱斯河谷都再次变成“约翰逊之乡”，要重振约翰逊家曾经辉煌的家业。他说服了爱他的哥哥汤姆（而且这一次汤姆也没有理会自己那位很现实的德国妻子的规劝。这位妻子很节省，做农活的时候也是个很得力的助手。在她的努力下，汤姆至少还是有所结余的），买下了佩德纳莱斯河边一个小一点的牧场，五十公顷左右；然后又和他一起租了附近的克雷恩牧场，好有足够的土地来真正大干一番。之前的山姆和汤姆•约翰逊运气不好，也许这一对山姆和汤姆•约翰逊不会重蹈覆辙。

但是，山姆如此出价，也是因为他看不到，或者不愿意接受现实。之前的约翰逊兄弟也是没能明白，或者拒绝承认，这片他们投资了大量金钱的土地正在退化。视而不见当然是很容易的，丘陵地带总能让你轻易地就视而不见。就像一位史学家所说，土地的退化，“是很缓慢的，能让人们陷入完全忽视的境地，直到为时已晚”。自从山姆搬去约翰逊城之后，佩德纳莱斯河边的土地就有六年多没怎么耕种，山姆向哥哥保证说，六年休耕肯定已经让土地恢复了原有的肥沃。在山姆热衷于谈论和回忆的过去，这片土地曾经是肥沃丰厚的。他显然相信，或者说服自己相信，这片土地会再度肥沃。也许不如以前，但至少足够耕种放牧。也许再也不能在上面养育大片的牛羊（不过山姆并不真正相信这个事实，他常常说，有一天要再养一大群牛），但六年前他最后一次耕种的时候，棉花的收成还是很不错的。现在呢，他确信，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收成。而且，他明显还考虑了最最重要的因素，自从战争结束以后，棉花的价格一直在飞涨。一九一九年，山姆和布莱特竞价的时候，一磅棉花的价格达到了空前的四十美分。得州的报纸全都在猜测，很快会飞涨到五十美分或六十美分。

六年休耕后，要重新开设农场，需要的不仅仅是出价买下土地。房子需要修缮，这样，他、丽贝卡和孩子们才能住在里面。要雇佃农，修缮好佃农住的房子。要买或租拖拉机等农用设备。自然，因为是山姆，所以要配置最好最现代的设备，保证最高的棉花出产量，最大限度地利用很快会进一步飙升的棉花价格。这些支出几乎和购买土地的价格持平。一九二〇年一月，山姆举家搬回农场的时候，他的投资已经略微超过了四万美元。为了筹到这笔钱，他卖掉了约翰逊城的小旅馆，卖掉了一直租给商户的一栋两层石楼，也就失去了每月稳定的收入来源。他卖掉了自己名下所有的产业，结果还是没筹够钱，于是把这一百七十五公顷左右的土地做了一万五千美元的抵押贷款，然后还从至少三家银行借了剩下的钱，欠下很多债。

而之前慢慢围困住老山姆•约翰逊的陷阱，又再次出现了。

他努力去对抗陷阱里张牙舞爪的利器。这位从来都不愿意做农民的人，现在成了个农民，而他必须在农民这条路上走到黑了。抵押加上银行贷款，代价太大了，所以他抵押的不仅是自己的农场，也是自己的命运。要是他有做议员的勇气，也就有做农民的勇气。他站在棉田之中，和在议会一样英勇无畏。他把佩德纳莱斯河边的农场当作战场，努力让这片土地长出他种下去的梦想。

但这片土地做不到。

一条沟渠就能象征山姆•约翰逊的努力抗争。这次的抗争，不是他穿着手工定制的靴子，站在画了美妙油画的议会圆顶下，面对热烈鼓掌的同僚们进行的，而是穿着被汗水浸透的粗布衣服，穿着沾满泥水的工作靴，有时候还和一些墨西哥佃农一起干活，有时候就完全是他一个人，空旷广阔的丘陵地带，一个孤独的身影，在一望无际的丘陵地带的天空之下。这条沟渠如同一道又长又深的伤口，是由数十年来的雨水侵蚀而成，从山丘上山姆从克雷恩家租的牧场，一直延伸到约翰逊家的田地，再与河流相接。用阿娃的话来说，这条裂缝“深得大象都能从里面过了”。这条裂缝里能种很多的棉花。山姆雇了一队人和车，沿着佩德纳莱斯河来到弗雷德里克斯堡，在车上装满了河底最肥沃的土壤，大家一起干了好几个小时，对于这个四十二岁，多年未做农活的男人来说，一定很辛苦。接着他把车赶回了家，把土都倒进了沟里。一趟一趟地来来回回，终于，沟里的土足够种棉花了。接着，一九二〇年春天的第一场暴雨，就造成了一场猛烈的山洪，滚滚而下，卷走了沟里的土。山姆需要那条沟，需要在里面种棉花，现在他更清楚地知道，他非常非常需要这条沟。他再次往里面填了土，再次种上了棉花种子。要是下面几场雨稍微温柔一点，就能给这些种子一个机会生根，稳住土壤，直到长出棉花，结出更多的种子，生更多的根，牢牢地保住土地。然而，种子还没能发芽，又来了一场冲刷沟渠的大雨，种子和土壤又被冲走了。这条沟渠象征着山姆的希望，而沟渠的下场象征着丘陵地带对希望的态度。“他一直在种，一直在种，”一位亲戚回忆说，“但什么也没种出来，什么都没有。”

山姆和农场的故事，就是丘陵地带的故事。六年的休耕，的确能恢复很多农场的元气，但是丘陵地带的农场不行。这里的酸性石灰石转变成土壤的速度太慢了，而山坡上的土壤又太容易被冲走了。一九二〇年春天，山姆和雇工们耕种山坡上的田地时，发现顶层的土壤实在是特别薄，平均只有五厘米。土壤下面是“硬土层”，比较硬，没那么肥沃，土壤和黏土混合在一起，而就连硬土层也没那么厚。山姆不得不小心耕犁，免得挖到了二十厘米以下，再深一点，犁耙就要打到岩石上了。沿着佩德纳莱斯河与其支流分布的农场土地是最深厚最肥沃的，但第一场冲刷沟渠的暴雨以及后面接二连三的几场暴雨，使得佩德纳莱斯河洪水泛滥。等到洪水退却，周围的土壤也被卷走得差不多了，而且不仅仅是那周围的土地。“山姆的土地全都是往河那边倾斜的，”阿娃解释说，“所以最上层的土壤才那么薄，因为一下雨就被冲走。不去管的话，会慢慢聚集起来，但只要一犁地，下一场雨就会将其冲走。山姆开耕以后，都能看到他的土地在慢慢流失。每下一场雨，都能看到顶层的土壤沿着山坡被冲进河里。”

山姆仍然在抗争。要在硬土层种棉花，唯一的办法就是每次下雨后去犁地。每一场雨之后，山姆都去犁地。早年在农场的时候，他常常出入艾尔伯特和斯通沃尔的轧棉厂，买卖棉花期货。现在他再也不去轧棉厂了。他用双手劳动，也不断驱使着自己。“山姆伯伯就不是当农民的料，他没法做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体力上不行，思想上也不行。但那时候他真的很努力要去做个农民，”阿娃说，“我还记得他有多么努力。”

但在丘陵地带，努力是没用的，正如希望也完全没用，幻想也完全没用，坚守祖产并为之奋斗的信念也完全没用。在丘陵地带，最重要的就是土地的现实状况。“他见证了父亲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辉煌，至少是小小的辉煌，”阿娃说，“但那个时候土地状况还不错。现在是完全不行了，太贫瘠了。”

一九二〇年的夏天十分炎热。丘陵地带的烈日照穿了浅浅的土层，烧焦了里面的营养。因此，棉花也没能像通常那么坚强，耐旱耐晒的程度也不那么高了。有些棉花也被晒死了。“有的棉花长得太高了，太阳一晒就晒倒了，叶子都晒卷了。”阿娃回忆说。产量完全没达到山姆的预期，就算四五十美分一磅卖出去，这么点儿棉花也卖不出多少钱啊。

不过这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一九二〇年从夏到秋，山姆•约翰逊的棉花在慢慢凋零，棉花市场也好景不长。华尔街的投机是原因之一，未曾预料到的世界性制造品通货紧缩也难辞其咎。同时，战后不久棉花价格上涨是因为欧洲的需求很大，而一九二〇年，欧洲国家也开始自己种棉花了。一九二〇年秋天，山姆去卖自家的棉花时，价格已经不是四十美分一磅了，而是可怜的八美分。

陷阱就此产生。丘陵地带这片土地，打破了所有浪漫的幻想，打击了所有梦想家、幻想家与理想主义者，击溃了山姆•约翰逊。

首先是钱财上的破产，根本没有弥补的希望。一万五千美元的农场抵押贷款，年利息是一千零五十美元。一九二二年，棉花价格依然低迷，他已经付不起每一季的利息了。一九二五年，要还一半的款，到一九二七年要全部还清。一九二二年的时候，就连山姆•约翰逊本人都清楚，他不可能还得清了。他必须尽快卖掉农场，结果一个精明的德国人，奥威•斯特力格勒用一万美元的价格买走了大片土地。

这一万美元山姆也保不住，全都给了债主——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贷款公司。山姆也努力想要保留对他有重要意义的祖产，但还是拱手让人了。那里不再是约翰逊牧场，而是斯特力格勒牧场了。

抵押贷款只不过是山姆欠债的一部分。他还从银行借了钱买拖拉机、马匹、种子和肥料，还翻修了三栋房子。两年多以来，在商铺里买杂货和衣服也都是赊账，这其中还包括两个参与收益分成的佃户家庭的开支。他们付不起这个账，因为他们耕种的那片棉花田产量太低了，而山姆却保证过他来付账。约翰逊一家从农场搬走的时候，欠了整个佩德纳莱斯河沿岸银行和商铺的钱。债务的总数众说纷纭。女儿丽贝卡说是四万美元，儿子山姆•休斯敦说是三万美元。这两个数字孰对孰错，也没有太大关系，反正在丘陵地带，不管欠四万还是三万都还不清。山姆•约翰逊欠了太多债，应该到死都还不完了。他差点儿就没地方去了。约翰逊城的房子他也抵押出去了，换了两千美元，每年一百六十美元的利率他也还不起，而现在已经到期，该连本带利地还了。债主是弗雷德里克斯堡公民银行，行长还曾经和山姆谈笑风生、插科打诨。他们没有强制收回这个房子，唯一的原因，是山姆的两个兄弟汤姆和乔治，共同担保，说服银行延长还款期限，并且为山姆付了利息。要是没有他们，他们的这位兄弟，以及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都将无家可归。

丘陵地带还毁了山姆•约翰逊的身体。一九二二年九月，他卖掉农场，回到约翰逊城。长期积劳成疾，让他卧床不起。最后签订转让合同是在十一月，山姆不得不从病榻上挣扎着起来，在象征着梦想破灭的文件上签字。一九二三年一月，议会召开，他又下了床，去参加议会，主导了“约翰逊蓝天法”的通过。但他很快就在奥斯汀垮掉了，那届议会的大部分日子他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之后山姆回到约翰逊城，又是卧病不起好几个星期。他到底生的是什么病，已经不得而知，也许是肺炎，也许是神经衰弱。去约翰逊家探病的人记得他脸色苍白，枯瘦憔悴，脸上长了大面积的疮。很多探病的人都带来一盘盘食物，不仅是为了病人，还有他的家人。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约翰逊家没有食物，也没钱买。

丘陵地带还从别的方面击溃了他。他虽然有双锋芒锐利的眼睛，但面相是一直友好的，带着亲切的微笑，现在却眉头紧锁，苦不堪言。嘴巴总是紧紧地抿着，嘴角向下撇着。脾气也变得更坏了。山姆的脾气一直很火暴，但不经常爆发，而且来得快也去得快。现在他说发火就发火，特别是对妻子和孩子，简直是一点就着。山姆一直很看重人们对他的看法。就连走霉运的第一年，就连他在那个农场上渐渐走向破产的时候，凡是进城，他也要努力做到气派体面。“斯通沃尔的山姆•约翰逊和他的儿子林登，是本周三约翰逊城最受瞩目的到访者。”一九二〇年，《纪事报》这样报道，“约翰逊先生拥有得克萨斯最大最好的农场之一，一直忙于监督农场上的生产。”当年八月，在他一定已经看清梦想必然破灭的命运时，还在跟编辑格利登谈更多的“大片土地买卖”。现在，保持体面气派已经毫无意义了。下床出门的时候，他还是西装革履，领口高挺，说话与笑声依然很大，但那种信心爆棚的气质不复存在。现在他身上随时都带着一种敌意和抗拒。

这种抗拒是可以理解的。山姆•约翰逊可是那种走进一间屋子，马上就知道谁支持他谁反对他的人。他当然很清楚大家都在想什么。他们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了，迅速彻底地改变了。在外人看来特别短的一段时间里，在家乡人的眼中，他已经从一个备受尊重的人，变成一个笑料。

也许，任何迅速从高位跌落的人，都会遭遇这样公开而剧烈的转变。毕竟，在这么一个小镇里，大家彼此都知根知底。而且，多年来人们一直相信他是个精明成功的商人，总是在谈很大的土地生意，买得起豪车，雇得起司机。而突然间全镇的人都知道这不过都是虚张声势，什么生意啊，汽车啊，都只不过是个门面。然而，就算是用小镇的标准，关于山姆•约翰逊的流言与议论，也算是很残酷无情的了。

一方面，这是约翰逊城的天性。很多小镇上，流言能杀人，部分是因为地方很偏僻，大家没什么可感兴趣的，只能窥探彼此的生活。约翰逊城是个孤岛，处在广阔空旷的得克萨斯，人数又少，地方又偏远，特别特别地与世隔绝。一直到一九二二年，这个小镇还没有电影院，连收音机都没有。镇上可干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所以有不止一个探访此处的外来者说，镇上的居民对彼此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而对于镇上唯一与著名沾点边儿的这位山姆•约翰逊，当然就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人了。

更有甚者，约翰逊城还是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小镇。人们的信仰坚不可摧，信奉地狱之火，信奉宗教复兴，信奉原教旨主义，信奉《旧约》。镇上那些小房子里，不管陈设多么简陋，大多数的饭桌或者壁炉架上都会有一本巨大的黑色皮封《圣经》，因为常常翻看，通常有点脱页。这些房子里很少能看到纸牌或者多米诺骨牌。“那是魔鬼的工具，”林登•约翰逊的同学之一约翰•多拉海特说，“我爸决不允许家里出现纸牌。”当然，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跳舞都是禁止的，喝酒也一样。约翰逊城偶尔会开一些小沙龙，而约翰的父亲沃尔特•多拉海特连看都不看这些小沙龙。那开开关关的门就通往地狱。喝啤酒也是不被允许的。“从耶稣那里偷一杯啤酒，就像从打鸣的公鸡那里偷走晨光。”这是多拉海特的口头禅。半个镇子的人都是浸信会教徒，而另外半个镇的人属于卫理公会或者基督门徒教会。用斯特拉•格利登的话说，后面两个教会的人，一直努力要让“浸信会教徒脱浸”。露腿是想都不用想的，女孩子们必须穿又长又厚的裤袜，先是黑色，等长到十几岁，才能换成白色。镇上的人有着很深的偏见、严苛的规矩和毫不宽容的态度，斯特拉•格利登说：“这几乎就是一个清教徒的小镇。很多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时候都是大逆不道的。大家其实都很友好，但也很信奉宗教。”这些人绝不会原谅山姆•约翰逊相信进化论，崇拜阿尔•史密斯
(4) ，还投票反对禁酒令。人们也注意到，他不经常去教堂。据说，他去只是为了让丽贝卡高兴，这个说法也得到了证实，而且他的几个女儿不止一次穿着只及膝的袜子出现在公共场合。山姆爱喝酒也是众所周知的，嗯，喝酒的后果人们是非常清楚的。通常来说，镇上的人们都会告诫孩子们，离山姆•约翰逊这样的人远一点。通常来说，镇上的人们应该早就预见到他会走上父亲和伯父的老路，破产，负债累累。但这个小镇太穷了，人们的信仰太虔诚了，他们认为一个人成功肯定因为他是上帝的宠儿，所以，山姆之前那么成功，也就掩盖了一切别的因素。只要他在镇上的人眼中还是个有钱人，那不管别的，他还是会受到尊敬。但随着大家意识到真相，积累已久的不满就更为猛烈地爆发了。

而且，厄运缠身的山姆，加上他的行事做派，他们的轻蔑就更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恶意满满了。现在他需要谨小慎微，但这可不是约翰逊家的风格。事实上，山姆身上那股“约翰逊傲气”分毫未减。不仅是山姆，还有丽贝卡，约翰逊家这两夫妇一直觉得他们高人一等。现在他们成了境遇最糟糕的，却表现得好像还是最好的一样。而那些一直讨厌他们这种做派的人，再也没有理由遮掩了。过去一个以山姆在街上和自己打招呼为荣的银行家，现在轻蔑地说，山姆总是“迈着很重的步子走进银行，真拿自己当牛仔了啊”。不过，山姆欠了银行的钱，这些银行家的态度转变还算有理由，而丘陵地带的其他人就没什么理由了。他们应该感激山姆，他为他们争取了那么多补贴，借了那么多钱，争取了那条高速公路。然而，山姆的失败却成为丘陵地带茶余饭后津津有味的谈资。山姆就曾经为约翰•多拉海特的祖父争取过补贴。然而，约翰•多拉海特提起山姆的时候，根本没主动提起补贴的事，直到被问了才说一说。他长篇累牍谈论的，是山姆的病，因为他自己早就下了诊断。“都是因为喝酒，”他解释说，“你看，太多的酒稀释了血液，这样你就没有什么抵抗力了。”他说，山姆•约翰逊“一无是处，就是个酒鬼，一直都是”。山姆一败涂地之后不久，约翰逊城药店的业主O. Y.福西特说了句话，很快流传开来。他说：“山姆•约翰逊太聪明了，不该工作，但是又不够聪明，不工作没法谋生。”大家甚至开始公开表达他们的轻蔑。一九二三年春天，斯通沃尔开了个烧烤派对（山姆病得没法参加），计划当年秋天再度和山姆竞争议员的奥古斯特•本纳发言说：“告诉你们吧，先生们女士们，山姆•约翰逊很能干，有脑子，就是缺心眼。”在场的人还记得，当时人群欢呼大笑，把这当作一句妙语。

下一场选举山姆没有参加，他的老对手，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律师艾尔弗雷德•佩奇赢得了议员席位。山姆宣布说，他告别政坛是因为“生意上的原因”。大家对这个理由是多么嗤之以鼻啊！山姆没有再参加竞选的原因之一，还真可以说是“生意上的”，每年有那么几个月，拿着很少的工资在奥斯汀生活，这样的事情他再也没法干了。但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他害怕，要是再次参选的话，可能会失败。本纳的嘲讽和人群随之的大笑，说明他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决定也许是对的。他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到底落到什么程度了呢？一年多以后就见了分晓。奥斯汀到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高速公路建成了，大家举行了一场烧烤派对来庆祝公路正式开通。这是一条山姆•约翰逊多年来为之努力的路。派对邀请了十几位丘陵地带的大人物发言，山姆•约翰逊却不在其列。

有一段时间，他又做了地产和保险生意，但挣得不多，难以为继。他去了奥斯汀，想在政府谋个公职。很多退休的议员，如果没有进入大公司为特殊利益集团工作，都会在政府得到薪水可观的闲职。但山姆曾经与特殊利益集团，以及满足这些集团愿望的官员为敌。而且，在议会十年，他退休的时候已经是高级议员的身份了，政府也没有合适的闲职给他。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他好像什么工作都找不到。等了很久，终于有人给了他一份工作，为期一年，日薪只有两美元。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在这个曾经做过议员的选区，做起了兼职的猎场看守人。

约翰逊城店铺里赊的账，他还不清了。店主们每个月知会他还钱的时候，都会在纸条上写：“请还钱！”他们怕惹怒山姆的哥哥以及庞大的约翰逊家族，丢失很大一群顾客，这些店铺还犹豫着要不要完全剥夺他赊账的权利。但他越欠越多。“我父亲还是很开明的，”杜鲁门•福西特说，“但是他（山姆）最后欠了他两百多美元，他不可能让他赊账了。”很快，山姆在O.Y.福西特的药店买东西只能付现金了，不仅如此，约翰逊城的所有商铺都对他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他欠了全城所有商铺的钱，”杜鲁门•福西特说，“所有商铺都不让他赊账了。”

有时候他根本就没有现金，只好去弗雷德里克斯堡或者德里平斯普林斯，甚至更远地方的店铺，去还可以赊账的地方赊账。“他经常在不同的镇子之间来来回回，”福西特解释说，“在别的镇子赊账赊到不能再赊，就能稍微攒一点现金，把这边的账还一点点，但还是永远还不完。”福西特说，他本人相信“山姆想要还清赊账，一定是的”，但他又干巴巴地加了一句，“至少我觉得他会”。福西特比别的回忆山姆•约翰逊的商人要善良些。以丘陵地带的标准来看，他欠的几笔债还挺大的，别的商人说起他，不仅轻蔑，还怒气冲冲，“这人买东西不付钱”。

最终，他没有镇子可去了。总能有现金周转的邦顿一家借给了他一些，但还是不够。一九二五年，他不得不回到奥斯汀，帽子卑微地拿在手里，请求在政府寻一份公职。倒真的找到一份。他努力为丘陵地带争取更好的道路，终于有了回报。奥斯汀和弗雷德里克斯堡之间的公路需要修缮，山姆找到了一份在他主导修建的这条路上的工作——修路，用他的双手修路。他被任命为一个养路队的工头，需要做苦力的工头，周薪是十五美元。斯特拉•格利登还记得山姆上工的第一天：“到那天为止，我还从来没看过山姆•约翰逊不打领带的样子。”她说，“他总会穿上好的衬衫和西装。但那时候他去养路，穿的是和大家一样的卡其裤。”

丽贝卡•约翰逊从来没能做太繁重的家务。现在请不起女佣来帮她做家务了。约翰逊城别家的女儿都会帮妈妈做家务，但丽贝卡的女儿们不会，至少没帮多少。“她永远不会对他们大声说话，”威尔玛•福西特说，“她的一生都是在为孩子们的幸福努力。她人太好了，不会去约束他们。”

每生一个孩子，丽贝卡的健康状况就恶化一些，精神就萎靡一些（一九一六年生完露西娅之后，她不得不常常卧病好几个星期）。而本来已经很残酷的现实越来越残酷，她似乎更深地陷入了浪漫的幻想，辞去了报社记者的工作，开始专心写诗，越来越多地谈论自己的祖先，杰出的贝恩斯家族和更为杰出的肯塔基迪沙家族。十八世纪，这一家出了肯塔基的州长。她强调说，祖上是南方贵族。而且，她越来越惊人地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孩子，尤其是长子身上。她一直是个骄傲的女人，现在，这股傲气难以维持，就变得有些咄咄逼人了。丽贝卡那些孩子的朋友们还清楚记得，她经常会说：“有的孩子生来就是追随别人的，我的孩子生来就是领袖。”没人可以在她面前批评她的孩子，甚至不能委婉暗示他们做错了事。“她就像只母老虎，张牙舞爪地保护自己的孩子。”威尔玛•福西特说。特别是林登，“她简直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那家伙身上了。”路易丝•卡斯帕里斯说。她一直在约翰逊家帮佣，直到他们没钱请她。“别的孩子她也很爱，但都比不上她对这一个的爱。”在丽贝卡看来，林登不会做错任何事。有一次，妯娌凯蒂跟她讲说，几个孩子，包括林登，撒了个无伤大雅的小谎。丽贝卡马上说，林登肯定没参与，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说谎。凯蒂说：“孩子都会撒谎的嘛。”丽贝卡以一种前所未见的震惊与愤怒反驳说：“我儿子永远不会撒谎。”

然而，不管她有多爱孩子、多护犊子，在约翰逊城的人们眼里，她不能够，完全不能够照顾他们。有时候丽贝卡的妈妈会来看她，后来因为她需要人帮忙，她就来得更频繁，常常一来就是好几个星期。看她的时候当然就负责家务了。然而，当“贝恩斯外婆”不在的时候，去约翰逊家的主妇们都会很震惊。阿娃还记得，在约翰逊家的水槽里看见了她这一辈子都没在自己的水槽里看过的景象：脏盘子堆成山，没有人洗。阿娃觉得，那么多盘子，一定是好几天没洗了。丽贝卡给孩子们穿的衣服一直和约翰逊城别的孩子不同。林登和山姆•休斯敦总会穿水手服或者亚麻衣服。丽贝卡、乔西法和露西娅会穿漂亮的裙子和连胸围裙，还会配上蕾丝软帽。现在，孩子们穿的衣服仍然与众不同，但没有熨烫。过了一阵子，约翰逊城的人就发现了原因。威尔玛•福西特说：“说实话，洗的衣服送回来以后，他们就全部扔进浴缸里，每个孩子自己挑想穿去学校的衣服。孩子们自己不熨衣服的话，就没人熨了。”有时候，约翰逊家的孩子，尤其是年纪小点的那几个，他们的衣服不仅没熨烫，而且看上去好像连洗都没洗。

经济越来越拮据，有时候孩子们好像都快吃不饱了。约翰逊城的孩子们都是吃百家饭的，而在约翰逊家吃饭的孩子还记得分量非常少。奥伦•考克斯回忆说：“我记得吃了香肠和鸡蛋，晚饭就这么应付了。就这么两个菜，而且还没多少。”克莱顿•斯特里布林说：“我们家很穷，但吃的总是管够的。而有一次我在约翰逊家吃饭，就只有面包和一点点培根。培根还有股酸臭味。”很多时候，丽贝卡身体不舒服，就不做晚饭了，也没有钱去约翰逊城唯一的咖啡店吃饭。别的孩子还鲜明地记得，约翰逊家比较小的那几个，乔西法、山姆和露西娅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三个人就只能共享一点点辣酱。有时候，虽然不是经常，但的确有时候，家里找不出一分钱的现金。山姆丢了农场，卧病不起那一次，不是亲戚邻里唯一一次出于同情带着食物到家里来探病。有一年的圣诞节，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直到哥哥汤姆带着一只火鸡和一袋小土豆出现在家里。

约翰逊城的女人，都习惯了把一分一厘省下来，为了不花那一枚硬币去店里买面包，她们会不辞辛劳地自己烤面包。她们也许能理解丽贝卡为什么不省钱（“她的成长就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嘛”），但仍然会觉得，在咖啡店花钱买吃的，实在是最可怕的挥霍浪费。很多人家都和约翰逊家一样穷，但孩子们总能吃得饱饭。“她花的比他们拥有的多，所以她的孩子才挨饿。”所以她们也不愿意帮她。汤姆的女儿阿娃还记得，每次妈妈做腌菜或者玉米罐头时，父亲都会坚持让她多做一点，好带给弟弟一家子。“山姆的孩子还在挨饿呢，凯蒂，”汤姆会说，“我们要填饱他们的肚子啊。”阿娃记得，有时候她那个省钱如命的德裔母亲，会表示不满和抗议。有一次，阿娃记忆犹新，凯蒂•约翰逊和维达•柯马克在厨房里一起做玉米罐头。汤姆一定要让她们给山姆的孩子做一点。凯蒂说：“真不明白我为什么每次都得这么做，汤姆。她自己也能做罐头啊。”阿娃回忆说，柯马克夫人也帮腔，说山姆有个花园，里面的玉米挺多的，丽贝卡也可以自己做罐头啊。“我觉得我们为他们做的也够多的了。”柯马克夫人说。阿娃还回忆说，两个女人为自己家各做了一百个罐头，为山姆和丽贝卡呢，“只做了二十个，就说够了”。

约翰逊家其实还不算遭受了足够的敌意，因为没人再把他们当回事了。有些人可怜他们，特别同情山姆。“大家同情他，因为他娶了那么个老婆，”阿娃说，“那么漂亮的一个老婆，又聪明，可是根本没法帮家里做事。她不可能一早起床，给孩子们穿好衣服送去学校。”人人都知道梅布尔•查普曼拒绝他求婚的事。威尔玛说：“我当时觉得，他没有娶她真是遗憾。因为她能帮他做家务，带孩子。丽贝卡是完全做不到的。”但大多数人都会嘲笑他们。与其说大家不喜欢他们，不如说主要是嘲笑他们。奥古斯特•本纳对山姆的评价被人们改得更为刺耳了：“山姆•约翰逊是个聪明人，但是这个家伙缺心眼。”大家对他就算是盖棺定论了，还得再加一个评价：“酒鬼。”斯特拉•格利登说起山姆•约翰逊第一次没打领带的时候，热泪盈眶，但她只是一个例外。很多人说起山姆去高速公路做养路工的事情，眼里都闪烁着幸灾乐祸的愉悦。其中最直接的可能是约翰•多拉海特了，他咯咯笑着说：“他为那条路做了很多事呢，真的，山姆做了很多事。”

至于丽贝卡，约翰逊城的女人们听到她说的那句话后——“现在该往孩子们脑子里塞点东西了”——都在说“她可能该先给他们肚子里塞点东西吧”。这些女人说起约翰逊的家，全都重复着同样的形容词：“脏死了，脏死了，那家里很脏很脏！”这些女人还说，约翰逊家的孩子，都是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脏孩子。山姆和丽贝卡一直自命不凡，让人讨厌。现在，一无所有的他们还是这么自命不凡，就沦为被嘲笑的对象了。的确，在约翰逊城人们的眼里，他们看上去是很可笑。他们沦为了全城的笑柄。

(1)
对应的英文单词分别为Beefsteak（牛排）、Bourbon（波旁酒）、Blonde（金发美女）。

(2)
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行的旨在支援战争的战时公债。

(3)
每个州的安全法规法案被称为“蓝天法”，因为一名议员说，这是在保护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投资者头顶的一片蓝天。

(4)
阿尔•史密斯：美国政治家，民主党成员，两次出任纽约州州长，信仰天主教，反对禁酒。

•7•

“最底层”

约翰逊夫妇的命运改变了，他们和儿子林登的关系也变了。变得那么突然那么剧烈，都没法追根溯源。

山姆•约翰逊在议会的同僚、工作人员以及那些看过父子俩一起相处的人，说起他们在奥斯汀的关系，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这其中的对比非常惊人，好像议会里出现的是两个山姆•约翰逊，所以也就有两个不同的儿子。有的人绘声绘色地说起那个非常崇拜父亲的儿子。他模仿父亲的一举一动，比如抓住对方的衣领，脸挨近对方的脸这些谈话技巧。他模仿得那么像，“看着都觉得很好笑”。还有一位议员说，他无论是“站还是坐，都尽量跟在父亲的身边”，换句话说，他“就像山姆的影子一样跟着他”。如果山姆让他去做点什么事，他会特别听话，赶快跑去做。而其他人的描述也同样绘声绘色，他们口中这个儿子不仅拒绝为父亲做杂事（“每次山姆想让他做点什么，林登总是对别的事情比较感兴趣”），而且也不听父亲的话，丝毫没有遵从之意。事实上，这个儿子对父亲是公然的蔑视，一位议员说：“他们俩之间连一点友好的气氛都没有。说实话，他父亲想让他做的任何事情，他都一点也不上心。”

这截然不同的描述可以用截然不同的时间段来解释。那些看到父慈子孝，儿子对父亲爱与尊重的人，是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或者一九二〇年的见证者。那时候这位父亲还很成功。而那些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儿子的人，是一九二一、一九二二或者一九二三年的见证者，那时候父亲已经一败涂地。

要是这些议员去过约翰逊家，斯通沃尔那个风雨飘摇的牧场，这家人“住在那儿直到破产”，他们会发现，这种对比在家中是变本加厉地存在着。

林登•约翰逊和父母一直很亲密。他喜欢模仿父亲，学他的穿着打扮，学他的说话方式，学他谈论政治；他爱听母亲讲故事，在她膝下学会了字母表和很多单词的拼写，最喜欢的儿歌是“我要做妈妈的乖孩子”。现在，他的父亲仍然去议会为人民抗争，不会接受“利益集团”任何的贿赂，但这位父亲却成为全城的笑柄。母亲仍然会读诗，教育孩子们“原则”的重要性，并且教育他们“撒谎等同于厌恶上帝”。但这个母亲也不会熨衣服，所以他经常要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去上学，还不会做饭，所以有时候他要饿着肚子睡觉。

他变得不听话了。山姆不做议员不搞房地产的时候，会让林登做一些农场上的杂活。他是不会做的，而是分配给妹妹和弟弟。他可是个非常严苛的“工头”，专横跋扈，盛气凌人。威尔玛•福西特说：“我一直希望能有个哥哥，直到遇见林登。”要是小一点的孩子没有做事，那事情就做不完，因为林登是不会去做的。后廊上的木柴箱，他应该随时负责添满的，但就是一直空着，直到母亲自己把木柴拖过来装满。父亲发现自己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一般都会发火，特别是当他知道基本上还算是小宝贝的露西娅和山姆•休斯敦居然一直在做重活，肯定会体罚林登（他之所以没有经常体罚他，只不过是因为丽贝卡讨厌看到父子这样相处，经常会隐瞒林登的所作所为），并且命令他自己做事。但下一次山姆一走，林登又会让别的孩子去做事了。山姆不在的时候，林登的态度和表现实在太令人震惊了。晚上，他会像父亲一样看报纸，而且是躺在父母的床上看。当然了，也许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某些理论来解释他对父亲的行为，有些传记作者也是这么说的。但还有一个费解的事情值得注意，他对母亲，和对父亲一样，充满恶意，充满蔑视，非常冷漠。母亲为儿子安排了小提琴课，但他不愿意上。如果她流泪哭泣，他可能会一脸不高兴地坐在课堂中，可是天王老子也没法让他做课下练习。最终，丽贝卡告诉小提琴老师别再来了。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大闹小闹一场。丽贝卡一直把吃饭看得很重要，饭桌上不铺油布，要铺正儿八经的桌布，这也是她一直试图坚持的文雅和教养；同样重要的还有吃饭时的礼仪。而现在林登吃饭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糟糕，连别的孩子都能看出来他是故意要惹妈妈不高兴。他吃饭发出很大的声音，总是猛地把一大勺东西塞进嘴里。她办法都用尽了，也阻止不了他。如果勒令他不上桌，等他再回来吃饭的时候，还是老样子。有好几次，母亲看着他吃饭的样子，突然就哭了。

这对父母认为，对于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教育。而林登恰恰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最强烈的反叛。一家人回到牧场的那段时间，上学对于林登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经历。附近的岔路口学校，就是他多年前上的那所，只有八个年级。到九年级，林登只能去六公里以外的小社区阿尔伯特的学校。那里大多数孩子都是德国人，很多课程也是用德语上。他格格不入，因为不怎么会说德语（偶尔说说，别的孩子也觉得他的口音很好笑）。而且大家还嘲笑他，说十二岁了来上学还不骑马，只是骑一头驴子。部分原因是他身体比较笨拙，骑马技术不怎么样；部分原因是到这个时候，父亲已经没心情为他添置专用的马匹了。过了一段时间山姆情绪缓和了些，给他买了一匹小马驹，但他一直牢记着那种屈辱的感觉。“妈妈告诉我，耶稣去耶路撒冷骑的也是一头驴子，我也没觉得好受点。”他后来回忆道。（丽贝卡很会抓儿子的心理。林登那种要为人先、要出人头地、做大人物的渴望仍然十分强烈。那次他得到人生第一条长裤，还安排了一名摄影师来牧场，记录这一时刻。这让本来就拮据的父母更为捉襟见肘。另外，也是在这一时期，父亲走着霉运的时期，在阿尔伯特学校，他第一次说了石破天惊的话。当时他的一个同学，安娜•伊兹，对此记忆犹新。课间休息的时候，一群孩子坐在学校附近那棵巨大的朴树下，伊兹夫人说：“突然间，林登抬头望着蓝天说：‘总有一天，我要成为美国总统。’我们从来没说起过政治啊、总统啊这一类的事情。他当时就是脱口而出。”别的孩子都笑他，说不会给他投票。伊兹夫人回忆说：“他说：‘我不需要你们投票。’”）林登不做功课，在学校也很闹腾不安分，搞得老师总是请家长。

这个阿尔伯特学校也只有九年级，第二年（一九二一年，林登十三岁），他就去约翰逊城上学了。平时借宿在汤姆叔叔和凯蒂阿姨家。一天晚上，汤姆来到牧场，告诉山姆，他和凯蒂“管不住林登”。他不听他们的话，不做作业。因为母亲丽贝卡护犊心切，情绪也很容易失控，所以老师只是委婉地说林登也许没法顺利地读下一级。于是丽贝卡和山姆想尽一切办法凑了学费，在一九二二年的夏天，把他送到四十八公里以外的私立圣马科斯师范学校去补习功课。承受着巨大生活压力的父亲给了他八个星期的生活费，结果他到了那儿一个星期就花得精光，给别的学生买糖买冰激凌。他一路搭便车回了约翰逊城，还跟格利登家的人开玩笑地说起这事。结果下一期报纸的社会版就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正在圣马科斯师范学校补课的林登•约翰逊，途经约翰逊城探望母亲，并且请求“亲爹”为他“涨薪”，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对父亲来说这可不是个玩笑。暴怒的他把林登塞进汽车，又径直送回了圣马科斯，一个子儿都没给他就回来了。“他断了林登的生活费，叫他再也别找他要任何东西。”山姆•休斯敦说。这段时间他母亲写了一封信给圣马科斯师范学校的老师芙洛拉•艾克特，措辞礼貌得体，但语气几乎是在乞求帮助：

林登年纪还很小，而且被宠坏了，所以我敢肯定，他会觉得眼下的情况很难对付。离家这么远，而且还要认真学习，他肯定觉得很难……约翰逊先生和我一定会深深感激您为我们的孩子所做的一切。您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无论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都一定会尽力回报。我们迫切希望他能完成这里的课业，因为这是十分必要的，您一定也意识到……

信后面有条附言，充满了母爱：“艾克特小姐，如果林登想家了，请代我哄哄他。”林登倒是完成了必要的补习，只是很勉强。一九二二年秋天，他回到约翰逊城高中（那时候父亲已经廉价变卖了牧场，搬回约翰逊城），继续和父母矛盾不断。他的分数好像有了点进步（大多数都是B），但不是因为他更努力了，而是因为他的反应和口齿比这个小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要敏捷（十一年级只有九十个学生，而且很多都是农活不忙的时候才来上学），而且他学会忽悠老师了。说实话，有些老师自己都没接受过什么教育。乔•克罗夫茨回忆道：

林登脑子非常聪明。事实上，我觉得林登从来没拿过一本书回家看……比如说历史课……课间休息或者吃完午饭，他就跑进来看一眼当天上课的内容，就比老师知道的还多了。要是碰巧他没时间看书，不是很了解那一课的内容……他也能随意说点别的东西，让老师也特别感兴趣，说着说着，不知不觉那节课就上完了。我们呢就坐在那儿，像一串电线上的鸟儿，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家里的妈妈就没那么好骗了，而且她想出个计策，让儿子多吸收点知识。多年后，她笑着对一名记者吐露：

很多时候，我都是到了当天早饭时间才知道林登没有预习功课。于是我就把书放在饭桌上他爸爸面前，整个早饭时间我俩都在讨论昨晚儿子应该预习的内容，不是和林登讨论，而是和他爸爸讨论。

林登那么守规矩，当然不会打断我俩的餐桌谈话。他被迫听着，就学了些东西。通过这个方法，加上我几乎每天早上都送他到门口，给他讲些历史故事啊，地理和代数的知识什么的，他也基本上预习完当天学校的课程了。

但这是多年后的约翰逊夫人，她是笑着对记者吐露这个故事的。而林登的手足和朋友们回忆起他的父母让他做功课的情景，一点也笑不出来。他们记得那是长期的挣扎和痛苦。记得他父亲愤怒的咆哮：“你生的这是什么儿子，丽贝卡！他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他妈的他什么都干不成！”约翰逊夫人回忆的是跟着儿子到门口，同时讲着故事，而别的孩子回忆的则是家门口发生的别的事情。妈妈当然是坚持林登要穿鞋子去上学的，但只要一出门，林登就马上把鞋蹬掉，留在尘土当中。

丽贝卡只有终日以泪洗面，而她的妈妈却更加强硬一些。她发现被派去挤奶的林登的弟弟从后院的水泵里抽了水掺进牛奶里敷衍，贝恩斯外婆生气地说：“给我弯腰，山姆•休斯敦。现在我就给你上一堂基督课。”她在约翰逊家小住的时候，女孩子们甚至会收拾房间。但是林登一直讨厌她，因为父亲不在的时候他当然希望管事。所以他不接受任何的“基督课”。一边是克己守礼的浸信会寡妇，出现的时候总是每一根头发都一丝不苟，浮雕胸针永远端端正正地别在胸口正中。一边是林登，永远不系鞋带，以此表现叛逆轻蔑。用他弟弟的话说，这两人之间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意志战”。贝恩斯外婆看到八岁的山姆•休斯敦颤颤巍巍地背着一捆很重的木材，这本是林登该做的事情，她生气极了，命令林登弯腰接受体罚。但林登完全不听，跳着让她追不上，或者直接跑出家门。“不止一次，”山姆•休斯敦回忆说，“她对我们家的人和所有愿意听的人说，‘那孩子以后要坐牢的——你们记住我的话吧’。”

就算是父亲最直接的命令，他也不听，不管是做家务还是做作业，或者不要再偷用他的剃须杯。林登还不到剃须的年龄，但他很喜欢拿着父亲的剃须杯和象牙柄的剃须刀假装剃须，向朋友们炫耀。山姆不许他用，但只要父亲不在家，他就肆无忌惮了。“没人能命令他或者说服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情。”山姆•休斯敦说。

另外，父子关系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博弈竞争的剧烈张力。“他们俩之间有点紧张，”山姆•休斯敦说，“就算是那些不重要的小事情，他们好像也要争个高下。”丽贝卡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在女孩子们的房间里睡觉，丈夫就一个人在他们那张大双人床上睡。冬天晚上比较冷，他就会朝男孩子的房间喊（林登和山姆•休斯敦也一起睡在双人床上）：“山姆•休斯敦，来帮我暖床！”

“我就从床上爬起来，像只小狗似的跑进他房间，用我总是热乎乎的身体抱住他，”山姆•休斯敦说，“很快他就睡着了，开始打鼾，我就在他旁边，一动也不动，害怕一动就把他吵醒。”但接着，他回忆说，“就听见林登叫我：‘山姆•休斯敦，回来，我冷。’”

约翰•惠勒•邦顿

伊丽莎•邦顿•约翰逊，林登的祖母

1987年，伊丽莎和丈夫，老山姆•伊利•约翰逊（左：伊丽莎的母亲，简•邦顿），在他们的“狗跑屋”前。

1914年，老山姆•约翰逊（左一），伊丽莎（左四）和邦顿一家，在伊丽莎父亲斯通沃尔的家。

周日会面：小山姆•约翰逊与丽贝卡•贝恩斯•约翰逊（左）；老山姆与伊丽莎（中）。约翰逊一家会在斯通沃尔老山姆的家门口会面，然后赶着车去教堂。

约翰逊城，1913年山姆举家搬迁到那里。

林登的父母：丽贝卡•贝恩斯•约翰逊，1917年；小山姆•伊利•约翰逊，在得州议会如鱼得水，1905年，他六届议会生涯的第一届。

十八个月的林登，1910

1913年，林登和堂姐阿娃•约翰逊与玛格丽特•约翰逊，前排是凯蒂•克莱德•罗斯。

1913年，一家人野餐，林登站在最前面。

十五岁的林登从约翰逊城高中毕业之前。第一排右二：玛格丽特堂姐。第二排：右三，妹妹丽贝卡；最右边，凯蒂•克莱德•罗斯（在和他“谈恋爱”）。后排左起：克拉伦斯•雷德福，约翰•卡斯帕里斯，奥托•克赖德，约翰•多拉海特，林登，——，——，阿瑟•克劳斯校长（打了领带）——，汤姆•克赖德，——，——，乔治•克罗夫茨。

林登的第一条长裤。露西娅、约瑟法、丽贝卡、林登和山姆•休斯敦，1921年。这是林登亲自安排的摄影师，来牧场上记录下这一时刻。

林登，1924

在加州：表亲托马斯•马丁（律师，林登在他的事务所工作过），林登，弗利兹•科尼哲，奥托•克赖德。

1925年的林登；

1926年12月的林登，与妹妹丽贝卡在雪中。

圣马科斯的得州西南师范学院，老主楼，1927

塞西尔•埃文斯校长，拿着小红书。

校长的车库，林登和“笨蛋”•约翰逊免费在此借宿。而且每学期粉刷四次来赚钱。

1928年摄于科图拉

林登大学时追求的卡萝尔•戴维斯

《教育者》对林登•约翰逊创造的校园政治新局面的看法。

林登•B.约翰逊

绰号“笨蛋”的艾尔弗雷德•约翰逊

威拉德•迪森

威尔顿•伍兹

芬纳•罗斯

弗农•怀特塞德

霍拉斯•理查兹

阿尔伯特•哈兹克

霍里斯•福莱尔

克莱顿•斯特里布林

艾拉•莱勒

亨利•凯尔

米蒂•凯尔

爱德华•普尔斯

乔•贝里

麦尔顿•肯尼迪

露丝•刘易斯

1930年，墨西哥，政坛的“神奇小子”和威利•霍普金斯，庆祝威利成为得州参议员。

“然后我就回去，”山姆•休斯敦说，“像夜贼一样安安静静地从爸爸身边走开，跑去给我哥暖床。”但是，他说，“这可能还不算完”，之后，“爸爸可能又觉得冷了，叫我回他床上去”。接着林登又要叫他，虽然语气里带着睡意，也很友好，但是山姆•休斯敦听得出那种命令的意味。于是，一整个晚上，为了父亲和哥哥不吵架，这个小男孩就睡眼惺忪地在他们两人的床之间跑来跑去。

为了显得比父亲更聪明、更优秀，林登会做更过分的事情。事实上，看得出来，他对父亲的弱点了如指掌，而且有能力通过必要的计划与准备去利用这些弱点，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对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很不寻常。

一九二三年议会召开期间，山姆打电话叫林登来奥斯汀，好给他买套西装。林登让米尔顿•巴恩韦尔开车带他去。但不是一趟，而是两趟。在山姆要他去的前一天，他也去了奥斯汀。林登知道爸爸想给他买一件便宜的绉面西装，而他想要更贵一点的。于是想出个办法，先做一些安排，这样他那一直很注重面子也不想露穷的爸爸，为了避免尴尬，会买他想要的西装。

巴恩韦尔和林登一起在店里，敬畏地目睹林登安排一切。他选了一件奶油色的“棕榈滩”牌西装，售价二十五美元。巴恩韦尔记得，他专门试穿了一下，确认自己穿着挺帅，并且有合适他的尺码。接着他告诉销售，第二天他和父亲来的时候，一定要假装从来没见过林登，还教了他该怎么说。第二天，两个小伙子又开车来到了奥斯汀，和山姆去了店里。山姆告诉销售，他想给儿子买件西装，销售说，店里有件这小伙子穿着可能很帅的西装，想不想试试？于是拿出那件“棕榈滩”的西装，当然尺码也刚好。山姆天性就不会再问有没有更便宜的西装。“山姆好像要发火的样子，”巴恩韦尔说，“但他还是掏钱给林登买下了那件西装。”

山姆•约翰逊心中渐渐接受了自己一贫如洗的现实，他每天都要从那些不许他再赊账的商店经过，在街上跟他聊天的人们也都知道他是个不能赊账的人。于是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急躁。他的嘴巴抿得越来越紧，嘴角撇得越来越厉害，曾经那么炯炯有神的一双眼睛，现在常常带着轻蔑怒视着整个世界。有时候回到家，他会径直走进卧室，不再欢快地和孩子们打招呼。卧室的门可能紧闭好几个小时，孩子们的一个玩伴回忆说，但是“如果孩子们吵得比较厉害，或者丽贝卡管不住其中某一个了，他可能会从房间冲出来”，暴怒的山姆•约翰逊，人高马大，嗓门又大又粗，眼睛里冒着凶光，对孩子来说当然是很可怕了。“我们都很害怕山姆先生。”另一个玩伴，鲍勃•爱德华兹证明。女儿丽贝卡的一个追求者要是看到山姆先生的车停在门口，就不愿意进门。“他生起气来，说话可难听得很。”路易丝•卡斯帕里斯说。

在四个比较小的孩子那里，山姆的怒气永远敌不过丽贝卡的温柔。她总是轻言细语地说：“山姆，我来处理。”“看得出来，他那些话一出口就后悔了。”路易丝•卡斯帕里斯说，孩子们也很清楚这一点。路易丝说，要是他们不听话，约翰逊夫人就会说“我要告诉爸爸去”，但是对他们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事实上，他和孩子们的关系非常亲密，特别是山姆•休斯敦。这孩子天亮前就会起床，好和父亲单独待一个小时。看他在煤油灯闪烁的灯光下，站在厨房的水槽边刮胡子，吃他做的早餐，“煎鸡蛋、烟熏肉、玉米粥或者大盘大盘的炸土豆，所有菜上面都会随意地撒点辣椒酱”。他还喜欢听爸爸讲那些精彩的故事，那些林登再也不听的故事。“天还没完全亮，我就坐在微光中，腿还不怎么能着地，听爸爸讲故事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什么奥斯汀的议会啊，山姆•雷伯恩、赖特•帕特曼和吉姆•弗格森这些同僚啊，那位伟大的平民党人后来成了州长。当然，他给我讲的很多东西我其实都不太懂。但也能感觉到非常重要，有时候又特别有趣。就连那些最严肃的事情，我爸也能讲得特别好玩儿……”

然而，对于长子，山姆的愤怒性质就不同了。有一次，林登知道了山姆•休斯敦努力省钱数月，竟然积攒了十一美元。这个弟弟和妹妹并不同，对林登简直像偶像一样崇拜。于是他建议弟弟和他“合伙”，“一起”买一辆二手单车。山姆•休斯敦特别激动。“我最喜欢的也是唯一的哥哥，比我大整整六岁的哥哥，说要当我的合伙人！我当然接受了。”但单车是林登选的，恰好也是林登适合骑的大小，可是对于八岁的山姆•休斯敦来说，就太大了，他的脚都踩不到踏板上。他努力想去骑，结果撞了车。“那天晚上爸爸回家，听说我出了事和我们一起买单车的事，给了林登一通永远忘不了的教训。我很少见他那么生气的。‘你把山姆•休斯敦的钱还给他。’他用低沉又可怕的声音说。”当时林登是听话了，但在大多数时候他还是完全不听父亲的话，比如说拒绝做家务，不愿做作业，山姆对自己际遇的怨愤与沮丧，常常会变成怒气发泄到长子身上。一次，山姆提前回了家，发现林登脸上涂满了泡沫，在偷用他的剃须刀和剃须杯，于是走上去不由分说就把磨剃须刀的皮带从林登手上抢了过来，把他推到后廊上，用皮带来打他屁股。林登经常挨打，其中至少有一次是无端之祸。林登在塞西尔•马多克斯理发店那张空出来的椅子上跟人辩论，他煞有介事的样子惹得一群经常泡在理发店的人不高兴了，决定给他个教训。他们算好林登要来的时间，在他常坐的位子上涂满了油和芥末。林登坐上去之后不一会儿，这东西就浸透了他的裤子，他先是不舒服地扭动着，然后大喊起来：“我要烧起来啦，我要烧起来啦！”他跳下椅子开始往下扯裤子。克罗夫茨回忆说：“他烧得厉害，又哭又叫，那时候我们都不过是些大孩子嘛。他把裤子脱下来，但是也没完全脱下来，然后跑到人行道上。”他爸爸那个小地产办事处也在法院广场上，他“听到他在那边哭喊”，就跑了过来。“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而且因此一直对约翰逊先生有点意见。他把皮带解下来，抓住林登的手，裤子的一条腿儿掉了下来。林登痛得打转，而约翰逊先生就抓着他的一只手，时不时地，一皮带就抽过去。”马多克斯想要跟山姆讲讲来龙去脉，可是山姆非常生气，“根本不听他说话”。最后，他还是听了，听完之后还是咆哮着说：“我的孩子，绝对不能光着屁股跑到街上来。”

* * * * * *

但是，打屁股或别的更严重的惩罚，在约翰逊城也不是什么稀奇的管教方式。事实上，这是标准办法，大家也普遍接受应该这样管教孩子。比如，林登的朋友鲍勃•爱德华兹就说：“我爸爸有条磨剃须刀的皮带，但是从来不用来磨剃须刀，而是用来打我，都打旧了。我爸爸还有一双牛仔靴，光是踢我都不够用。但是他也不是因为天性凶狠才这么做的，只不过是要用他爸爸管教他的办法来管教我。”山姆•约翰逊打人，也并不比别人打得狠，事实上刚好相反。他那辆T型福特车，成为他和长子矛盾的中心。林登总是不听他的话，等到晚上父母睡觉之后，就从马棚里偷偷把车推出去，经常是和堂姐阿娃、玛格丽特以及杜鲁门•福西特这样的朋友，推下坡来到路上之后再发动，免得吵醒父母。不过，山姆经常会在第二天发现昨晚他们干的好事。林登的堂姐阿娃回忆说，有一次，山姆和弟弟汤姆“开到学校，把我们带回山姆家，让我们站在后廊上，拿磨刀皮带打我们”。他说，杜鲁门一直“非常害怕”山姆。但是孩子们从学校被“押送”回去的路上，“林登偷偷对我们说：‘他打第一下的时候，你就尖叫，像要死了似的，他下手就会比较轻了。’我们全都大喊大叫，之后杜鲁门小声说：‘他都没怎么打我。’山姆伯伯就是这样，你知道的。我们知道就算犯了多大的错误也不会受到很重的体罚。山姆伯伯不会真正下狠手去打谁的。”

不一般的是林登对体罚的反应。他会发自内心地尖叫，很大声，很歇斯底里，声音很尖，声音能从这安静小镇的一边传到另一边。体罚一般是晚饭前进行，那时候山姆回了家，听贝恩斯外婆讲了林登的种种不是，而且也亲眼看到家务又没做，于是整个约翰逊城晚餐桌上的谈话，都会突然被那尖锐的惨叫打断。大家会说：“山姆又在打林登了。”

约翰逊城的孩子们都知道，林登其实并不痛。杜鲁门•福西特这些孩子知道，是因为他们都被山姆“打”过；别的孩子知道，是从林登的样子看出来的。男孩子们去佩德纳莱斯河游泳的时候，很多孩子屁股上都有被打的红印子，但林登从来没有。“有时候听到他大哭大叫之后我们马上就见到了他，他一点都没受伤，身上一块瘀青都没有。”一位玩伴说。一些大人，比如住在约翰逊斜对面的福西特一家，通过仔细地观察，也很清楚这一点。福西特家的儿子杜鲁门回忆说：“我们坐在餐桌前，就听见林登在尖叫，我的父母会说：‘哦，他不是真的在打他。’”但也不是所有大人都明白的。很多人都深信，一个“酗酒”的人肯定是最坏最狠的，多年后告诉传记作家，山姆经常虐待体罚林登。坐在晚餐桌前听到林登哭喊的他们会说：“山姆又喝酒了，又在打儿子了。”至于那些住在城外，听不到林登尖叫的人，会有一位电话接线员和浸信会的虔诚教徒，斯普罗丁女士，给他们打电话，报告说：“山姆又要把那孩子打死了。”事实上，林登有时候好像也会故意给大家制造自己的父亲很残忍的印象。一次，他跑出家门，藏在一棵树上。他选的正好是法院广场的一棵树，周围有很多人，而且他还告诉这些人，他是在躲父亲。林登表现出很害怕山姆的样子，请求人们不要告诉他自己的下落。“他好像总是想让人们觉得，他爸在虐待他。”埃米特•雷德福说。

他是不是也想让人们觉得，他妈在虐待他呢？他总是去别人家里“借”吃的，就算自己家里不缺食物。巴恩韦尔回忆说：“我们吃早饭的时候，林登总是拿个杯子过来，想借一杯面粉，或者糖，或者咖啡什么的。他还真是要了不少东西！”他经常跑去咖啡馆，说他很饿，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至少有一次，他说的话惊到了两个男孩，他们坐在咖啡店后面林登没看到的地方。因为他们刚刚从约翰逊家里出来，在那里和林登一起吃了饭。“我想他可能有时候是真饿了，”其中一个说，“但肯定没有他说的那么频繁。”

他是不是也想让人们觉得他的小妹妹们也在虐待他呢？他总是在跟别人说，为了维持家里的清洁，他很伤脑筋。主要是因为那些妹妹从来不收拾她们那个房间，也是家里最大的房间。“他说这些妹妹必须住最大的房间，因为她们的衣服永远扔在地上，”阿娃回忆说，“他说他永远要跟在她们后面唠叨房间有多乱。”要是去过约翰逊家的人就觉得这话听起来怪怪的，因为林登的房间显然是最乱的，要比妹妹们的乱多了。

对于外人，他也经常拿出惊人的想象力，幻想被他们欺负和伤害。他年仅十岁的时候，和克拉伦斯•雷德福在雷德福家的前院里打架，两个男孩子扭打着在尘土中打滚。埃米特•雷德福过来了。因为他们的父亲去世了，埃米特说：“我觉得自己就是弟弟们的保护神，于是把他们拉开，捡起地上的小铲子，把林登从我膝盖上摔倒在地，打了他。”只不过是轻轻打了几下，雷德福说，却被后果给震惊了：“林登叫得好大声，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眼前还能出现林登那个样子。站在那儿，穿的是长筒袜，一条腿的袜子还在膝盖处，另一只已经滑落到脚踝那儿了。他身上很脏，全是土。他就站在那儿尖叫，全城都能听到。”随着林登年岁渐长，行为模式仍然不变。有一次，他和卢克•辛普森在学校操场上往女孩子们身上洒水，一名男老师打了他们俩的屁股。之后，卢克就继续玩儿去了。而林登飞跑回家，哭着闹着，闯进家门，哭诉说老师对他不公平，虐待他。听得他爸爸立刻奔去学校，生气地和那位老师对质。有时候，他会和别人打架，不过也就是一般的打闹摔跤罢了。朋友们回忆说，他总是输，因为手脚不太协调。“打棒球的时候，他投球跟个女孩子似的。”一位同班同学说。只要输了，他就会哭着往家跑。这么个高瘦、笨拙、十几岁的男孩子，脸上全是灰尘，眼泪滚落下来，在安静的小镇的街道上跑过，大声地抽泣着。“随便是谁，只要轻轻碰一下林登，他就能发出全城都能听到的尖叫，”埃米特•雷德福说，“他想得到大家的注意。他想人人都知道有人伤害了他。他希望大家都同情他。”

在别的方面，他的行为举止也很不一般。除了特别偏僻以外，约翰逊城是很典型的得州小镇：一个法院，一家小银行，一个墙和屋顶都是用铁板围起来的轧棉厂，支架上摇摇晃晃地放着一个水箱，一个咖啡馆，旁边有老人坐在摇摇晃晃的木桌子旁，穿着褪色的衬衫，玩着骨牌，打发无穷无尽的时光，商店数量不到十几家，一溜排开，抬高的木质人行道边，小伙子们散漫地并排坐着，人行道下面几只狗蜷缩成一团打着盹儿。从法院和有商店的那条街走过去，看到一些空地，上面有时候种玉米，有时候只是野草丛生。空地之间是一些小房子，像盒子一样，围着木桩篱笆。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偶尔开过来一辆T型福特车，或者走过几匹马，慢悠悠地拉着木质马车。但在小镇的街道上，会经常看见一个男孩在狂奔，他可一点也不典型。他的穿着打扮和别的男孩子不一样。有时候不但比他们平时穿的工装裤或者短裤更高档，甚至比他们周末穿去教堂的西装都要隆重。有时候对于这么个小镇来说，真是隆重得有些古怪了。高中高年级的时候，林登的“棕榈滩”牌西装，以及后来买的硬草帽，都是全约翰逊城绝无仅有的。有些场合他也穿蓝色牛仔裤，但必须把裤脚塞进锃亮的及膝靴子里，上身搭配的衬衫是亮黄色的中国绉纱面料，脖子上的扣子总是不扣，要么搭配个假高领，要么围个领巾。在学校（毕业照中他是唯一系领带的男孩子），他的黑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油光水滑，有时候还会用专门的梳子梳得平平的，戴上一顶利落的英式粗呢帽。可是，有时候他的衣服又没别的孩子那么体面，很脏，全是洞洞眼眼，相比起来真是太破了，破得太不应该了，好像他是故意这么穿的。

他经常跑到别的男孩子面前就开始说话，双臂剧烈地挥动，抓住他们的衣领，双臂攀着他们的肩膀，脸一点一点逼近他们的脸。他会拥抱他们，童年伙伴回忆起他的行为，对这一点记忆非常鲜明。“他全身都扑倒在我那些兄弟身上，”辛西娅•克赖德说，“我特别记得的，就是他经常全身都挂在人们身上。全身都那么挂着。”

不过，他最让人震惊的行为，是对待成年人，特别是妇女，约翰逊城的家庭主妇们。他很喜欢奉承那些女人，对她们甜言蜜语地讨好。斯特拉•格利登回忆说：“他会对我说，‘斯特拉夫人，你做的炸鸡是我最爱的东西！在这个大世界里最爱最爱的东西！’”她邀请他去吃点炸鸡，他就会说：“哦，好啦，斯特拉夫人，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开口呢！”他说得那么绘声绘色，搞得这句话都成了格利登家的口头禅。只要格利登太太问自己的四个孩子想不想吃点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回答：“哦，好啦，斯特拉夫人，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开口呢！”

他喜欢拥抱女人，亲吻她们。原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埃米特•雷德福教授，在七十二岁的时候说起这件事，语气中还满含着令人惊讶的妒忌：“他经常抱着我妈妈，不停地亲吻她。我们以前经常问：‘妈妈，比起我们，你是不是更爱林登？’”

对于林登和成年人打交道的方式，别的孩子简直可以说是敬畏。“他经常让我无地自容，”雷德福说，“我们家和盖乐韦家关系很好。但除非我妈妈带我一起，不然我就会很害羞，不敢自己去盖乐韦奶奶那儿。但是他就会去。拥抱她，亲吻她。所有的妈妈和奶奶，他都会去拥抱亲吻。城里所有的女人都爱死他了。”他这种行为得到的结果，也让孩子们惊叹加敬畏。雷德福发现他和弟弟在自家前院的尘土中扭打，教训了他，林登发出“全城都能听到的哭喊”之后，雷德福的妈妈出现在门口，穿着刚刚浆洗过的白裙子。她问出了什么事，听了来龙去脉以后，她说：“嗯，林登，我觉得你今天最好还是回家去。”之后，雷德福回忆：“他浑身泥土地朝她走过去，拥抱了她，说：‘哦，雷德福夫人，我们又没什么坏心眼儿，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玩儿了呀？’她当然就心软了。”雷德福还说，她甚至好像不介意林登衣服上的尘土沾到她的白裙子上。“我妈妈对我们管得挺严的，”他说，“可是林登在她那儿简直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别的孩子也说他对自己的父母有同样的影响。“我们要是想做什么觉得爸妈不会喜欢的事情，就让林登去问，”鲍勃•爱德华兹说，“如果是林登去问，他们就会让我们做平时不会允许的事情。”

和他一起长大的孩子们说，造成这种影响的，不仅是他的甜言蜜语和拥抱亲吻，还有他这些小技巧、小心思背后那种气质。这种气质他们也无法准确地描述和定义，但是非常努力地想让研究者们知道这是非常少见的。“你看啊，”杜鲁门•福西特努力解释说，“他跟任何人说话都不会难为情，不像我，不像别人，很容易不好意思。他说话做事的样子，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从来没见过能这么干的人。但林登就办得到。他会跑到老太太面前，叫她们奶奶。她们就可喜欢他了。他把我爸爸和我妈妈叫‘梅丽莎姐’和‘奥斯卡哥’，他们本来对他没什么好印象的，最后也都对他爱得不行。林登•约翰逊是个很不一般的男孩子。智力上并不超群。当然他也很聪明，只是比不上埃米特•雷德福和别的一些孩子。他的不一般体现在其他方面。”

他如此表现，是什么原因呢？挨打的时候不痛也要尖叫哭泣，不饿的时候也要喊饿，公开抱怨妹妹们房间乱？他好像是要让人们讨厌自己的家人，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像埃米特•雷德福认为的那样，因为“他希望人们同情他”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想要被同情？是不是因为，这个从小就需要关注，需要成为大人物，需要脱颖而出，需要和别人不一样的男孩子，现在家里变穷了，不被人尊重了，自己在运动方面也很笨拙，学校成绩也一般，同情就成了他唯一可能得到的“不一样”呢？

或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毕竟，他还是那个男孩子，骑驴的时候想骑在前面，必须做领头羊，要是不能投球就要把球拿着回家，不仅需要别人的注意，还需要尊重和另眼相待。他需要成为领导，需要掌控别人。父母受人尊敬的时候，他就和他们异常亲密，特别是和自己曾经是领袖的父亲。他在穿着打扮、行为举止上都模仿父亲，和父亲一起搞竞选活动（还希望这活动“永远进行下去”）。现在，父亲失败了，他是不是觉得父亲背叛了他？他如此表现，是不是因为父母被人看不起了，他想告诉大家自己和父母不一样，比他们优秀？

他为什么会这么急迫、这么热切、这么疯狂地要在每一场争辩中说服人们他是对的？为什么他又要这么热情地去讨好成年人，讨好全部的成年人，甚至是最不可亲、最难以接近的那位老太太？克莱顿•斯特里布林说：“越是有人讨厌他，他就越是努力去和那人交朋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他会尽一切努力，什么阿谀逢迎、见面微笑、甜言蜜语、热情拥抱、卑躬屈膝，什么办法都要用尽，直到成功才会罢休。他不仅是“希望”所有人都喜欢他，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不仅是朋友们还有他们的母亲，而且是“必须”喜欢他，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羞愧吗？就像威尔玛•福西特猜想的那样：“因为有那样一个爸爸他觉得很丢脸。”是因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吗？他的父亲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一切跌入谷底，他也随之从安全坠入不安全之中，总是担惊受怕，害怕家里的房子突然就不能住了；一家人也仿佛是一夜之间就从备受公众尊敬到备受轻蔑和嘲讽；曾经他在商店里的花费比别的孩子多多了，现在他什么都买不起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朋友们买东西，记在父母的账上。林登•约翰逊对父亲际遇的改变相当清楚。“我们家真是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回忆说，“以前我们还过得不错，在约翰逊城可谓扬眉吐气，用A级到F级来排，我们应该是A。但两年后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掉到了最底层。”简单来说，是不是因为成长过程中这巨大的改变，从一个极端剧烈跌落到另一个极端的经历，让他如此行事的呢？

或者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的际遇，还因为他的天性？他如此行事，是不是内心的驱使？因为他“与生俱来”“流淌在血液中”的东西，驱使着他必须成为A。这种动力驱使着他，就像曾经驱使着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整个邦顿家族的血脉，驱使他们一定要出人头地，成为领袖。这才是根本原因吗？毕竟，小林登心甘情愿让哈罗德•威瑟斯扯耳朵，不管多痛都要换钱的时候，他的父亲并不穷；林登躲在草垛子里想求得大人的关注，在黑板上用大写字母写自己名字，把球拿回家，展现出成为领袖的强烈渴望时，他的父亲还没有一败涂地。不管是什么导致了林登•约翰逊如此行事，让他必须去掌控别人，让他们臣服于自己的观点，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面不只有内心的屈辱，应该也有遗传的成分。家庭的遭遇只不过是强化了他脾性中的这些需求，让他更难或者说几乎无法满足心中的欲望，所以才展现出一种狂热与疯魔。林登•约翰逊从自己的家族继承了那样一种精神，形成了他错综复杂的性格基础，而家道中落只是一剂强力的催化剂，让他内心深处的不安与自卑更加放大了而已。从很多方面来说，让林登•约翰逊与众不同的，并非他的所作所为，而是这些行为中那种热切的程度。他需要的是什么呢？别人的注意？同情？尊重？掌控他人？不管是什么，这都是他铁了心一定要得到的。

但他这种决心也没法换来他想要的，不管那是什么。他可以让成年人，尤其是女人们，可怜他，同情他，让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那么孤注一掷，她们心里也清楚。问问那些特别喜欢这个瘦高个子、动作笨拙的年轻人的女人，为什么对他那么温柔，所有回答都出奇地一致：“我觉得他挺可怜的。”）但林登无法阻止他们将自己看作约翰逊家的一员。而在约翰逊城这样的小镇，家庭出身是非常重要的身份。更糟糕的是，在丘陵地带的人们眼中，他的家庭可谓厄运缠身，深陷丑闻。五十年前，最初的约翰逊兄弟破了产，在整个丘陵地带都欠了债。现在，丘陵地带那些心肠冷漠、毫无同情心的人又说，又一对叫作山姆和汤姆的约翰逊兄弟重蹈了历史的覆辙。嗯，可能汤姆没那么大责任，虽然他的生意也做得不算好，濒临破产。但山姆的失败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他“欠镇上每个人的”，而且债主还包括周围乡镇的很多人。杜鲁门•福西特很清楚地记得，他和叔叔弗兰克•福西特坐在门口，林登•约翰逊正好经过。叔叔看着林登走到街那头，然后用平淡而肯定的语气下了结论：“他永远也做不成什么事。太像山姆了。”林登也许不愿意让大家把他想成山姆•约翰逊的儿子，也许不顾一切地努力过，不要被想成山姆•约翰逊的儿子，但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如果说他对此有过疑问的话，他高中毕业后不久，这样的疑问也就完全消失了。

一九二四年的整个春季，用朋友们的话来说，林登和同班同学凯蒂•克莱德•罗斯“在恋爱”。那个春天，约翰逊城女性俱乐部为那个只有六个同学的高中毕业班举行了好些活动，佩德纳莱斯河边的野餐啊，冰激凌与蛋糕的社交会啊，林登和开朗美丽的凯蒂•克莱德出席了全部的活动。课堂上，他们传着纸条，约好放学后见面。年轻人的聚会中，他们只亲吻对方。晚上聚会完，林登送她回家，她会在窗口看着林登，确定他径直回了家，没和别的女孩子说话。同学们都在想，这两人是不是会结婚，虽然林登到八月才十六岁（《纪事报》报道说，他“应该是该学校最年轻的毕业生”），凯蒂•克莱德比他大一岁。约翰逊城的女孩子结婚都挺早。

但凯蒂•克莱德的父亲是E.P.罗斯，“镇上首富”。他是个商人（《纪事报》的头版经常会刊登“罗斯百货店”的广告）。那些每月给山姆•约翰逊寄账单，在上面写着“请还钱！”的商人中，就有他。另外，他也是当地卫理公会派的中流砥柱，非常支持禁酒。他对约翰逊一家的看法早就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他总是为自己的妻子梅布尔•查普曼感到庆幸，二十年前，她的家人不准她嫁给山姆•约翰逊，所以她嫁给了E.P.罗斯。高中毕业后不久，约翰逊城高中的校长，阿瑟•克劳斯向罗斯请求，想追求凯蒂•克莱德。他同意了，并且表示鼓励和支持。尽管克劳斯都快三十岁了。“那时候，一个女孩和比自己老这么多的人交往，还不是常事，”阿娃说，“但是罗斯一家特别害怕凯蒂•克莱德会嫁给林登。所以随便什么人来求爱他们都很高兴，只要能拆散他们。”

事实上，凯蒂•克莱德的父母还命令她不许和林登待在一起，而且确保她没那么多空闲时间。不过就算有时间，她也不敢忤逆父母。阿娃说：“那时候，在约翰逊城这样的地方，女孩子是不会违抗父母命令的。”克劳斯经常被邀请到罗斯家里去吃晚饭。晚饭后，凯蒂•克莱德就和克劳斯开车出去兜风，而且是罗斯的车，全新的福特高级轿车。罗斯夫妇也跟着一起当“护卫”。晚上，林登经常在法院广场和朋友们聊天玩耍，总会看到罗斯家的汽车疾驰而过。

两个堂姐阿娃和玛格丽特那时候亲眼见证了他的感受。为了让林登开心，活泼的玛格丽特还给流行的曲调重新填了词，来讽刺克劳斯见凯蒂•克莱德必须母女俩一起见。罗斯的车开过去以后，她就大声唱起来：“我不喜欢这样的男人／坐在福特轿车里献上他的吻／每晚你都得带着妈妈／否则你的宝贝儿也出不了门。”安静羞涩的玛格丽特从来没跟林登说过什么，但她说，有时候，回了家，她会“为他哭泣”。

“真是太不公平了，”她说，“这（罗斯一家的态度）和林登没有任何关系。他什么也没做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林登会和山姆一样。更让人伤心的是，历史重演了。凯蒂•克莱德母亲的家人阻止她母亲嫁给山姆。现在，凯蒂•克莱德的家人又阻止她嫁给山姆的儿子。我也是约翰逊家的人，这对约翰逊一家太不公平了，对林登太不公平了。凯蒂•克莱德和另一个男人开着那辆大车过去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林登的感受了。我为他哭泣。”

阿娃说，有一次，林登告诉她和玛格丽特，他“鼓足勇气”，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约凯蒂•克莱德出去一次，他说要约她一起去约翰逊城与弗雷德里克斯堡一年一度的棒球比赛和之后的野餐会。凯蒂•克莱德说，她要回去问问父母。之后回复林登说，她去不了。之后，林登再也没问过了。

（那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凯蒂•克莱德和克劳斯分手了。于是她父亲把她送去了得克萨斯大学，坚持让她住在共济会宿舍。这所宿舍是严禁约会的。大学毕业后她回到约翰逊城，但再也没和林登约过会，最后和当地另一个被她父亲看好的小伙子结了婚。不过那个小伙子一直在罗斯百货工作，直到商店卖出。林登当上总统以后，邀请凯蒂•克莱德和她丈夫去华盛顿做客，并且带他们坐了一次“空军一号”。）

在约翰逊城长大，是什么样的体验呢？表面上看，这里有着田园牧歌一般的生活，和周围的风景一样，那么闲适淡然，连绵的山峦，湛蓝的天空。林登•约翰逊少年时代有些朋友，一直就待在约翰逊城这个得州小镇，听他们讲那里的生活，仿佛是在读《潘拉德与山姆》
(1) 。他们讲的是野餐会和“柯达一刻”（在佩德纳莱斯河边拍照片），坐在河边拿着钓竿，打发漫长慵懒的日子；在清澈冰凉的河水里游泳；在巴恩韦尔医生诊所门前的草坪上玩门球；和镇上所有的孩子一起挤在平板卡车上到别的地方去，和布兰科或者马布尔福尔斯的人打棒球比赛；在法院广场上和朋友们窃窃私语，高远的天空中，丘陵地带美丽的落日渐渐西沉；夜幕降临，静谧、安宁、美丽的小镇也进入梦乡。那些一辈子待在那里的孩子满口说的是丘陵地带的友好亲切，当地人常说：“在那里，生病了他们会嘘寒问暖，过世了他们会送上关怀。”不止一个人语气平静地说：“我不愿意生活在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还有不止一个人说在那儿长大，“就像天堂”。

但是，林登•约翰逊年少时还有些朋友，没有一直待在那里，而是像林登•约翰逊一样离开了约翰逊城。在他们的描述中，这幅天堂般的图景有了浓重的阴影。

这阴影就是贫穷。现金是十分稀缺的东西。有一次，乔•克赖德骑着马，缓慢慎重地翻山越岭三十多公里，小心翼翼地揣着几十个鸡蛋，只是为了去马布尔福尔斯卖掉，换十几个硬币。洋娃娃在约翰逊城也是奢侈品。乔的女儿辛西娅只有一个娃娃，头部是瓷器做的，“每年圣诞，妈妈就会安上一个新的身体”，而约翰逊城很多女孩子所谓的“洋娃娃”，就是用布条缠了几圈的玉米棒子。棒球也很少。林登要拿着球回家的威胁之所以那么奏效，就因为有时候只有他那里有球。山姆•约翰逊破产之后，男孩子们有时候就没有球玩了。就算有，也经常是个破的。“天哪，要是谁拿到个球，我们就一直玩一直玩，玩到破。”鲍勃•爱德华兹说。书，甚至是学校用的教科书，都难得一见。教科书全都破破烂烂的，因为从一个班传到另一个班，永远不够用。“你肯定无法想象约翰逊城的人有多穷，”辛西娅•克赖德说，她的兄弟是林登最亲密的朋友，“也想象不到我们拥有的东西到底少得有多可怜。”有时候，克赖德一家的牛和羊都吃不饱，他们只好把仙人掌的刺烧掉，给它们当饲料。有时候，给孩子买食物的钱都不够了，整顿晚饭全家人都只好吃“克赖德肉汁”，就是面粉和水，加一点牛奶，再切一点碎培根进去，涂在面包上。圣诞节的时候，克赖德一家撕下笔记本，做了纸链，用蛋白粘起来，因为他们买不起胶水。

和贫穷一样阴暗而清晰的，是对贫穷的敏感。约翰逊城的孩子们家里穷，他们自己也清楚地感知到这种穷困。“我肯定是感觉到了的，”路易丝•卡斯帕里斯说，她的父亲是镇上的铁匠，花三小时钉马掌，只能挣十五美分，“很多时候我去商店，手里只有一美元可花。这钱给全家买吃的是肯定不够的，但很多时候我真的就只有这么多。我现在还记得，手里攥着可怜的一美元去商店的情形。”

而且，他们还意识到，不仅是穷，而且是越来越穷。农民们很早就被经济大萧条殃及，丘陵地带是最早受到影响的地方。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两年。一九二五年，旱灾严重，约翰•多拉海特回忆说，在他们家的农场上，“什么收成也没有”。在丘陵地带，艰难的日子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有着特别重大的影响。庄稼收成不好，农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交税还贷款，别无选择，只好做了他们曾经发誓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情：让孩子们去别的农场，为别的农民做工，挣点现金，虽然也是杯水车薪。在丘陵地带的烈日下，这样的劳动实在太辛苦了。正如威廉•汉姆福瑞
(2) 所写：“棉花，是一种能杀人的作物。”耕地的时候，你要把犁刀对准坚硬的岩石地，把稳，“马或者驴子再随着这痕迹耕地”，实在是非常艰难的工作；松土，挖出别的野草植物，也很苦。等到收棉花的时候——

你穿上护膝，拿着一条长长的棉帆布袋，在田野中弯腰屈膝，有时甚至匍匐前进，身后拉着那个袋子。从破晓前到天黑后，在炎炎烈日下辛勤劳作。哪怕只干一天，晚上躺在床上，你的背也伸不直了。而你的双手，就算已经是一双常年劳作粗糙的手，也会被棉花坚硬的外壳磨出血。

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丘陵地带工作的不仅是成年男女，十几岁的少年少女也一样在田地中躬耕。就连娇嫩的女孩子们，也得像男人一样工作。

笼罩在大家头上的阴云，不仅有贫穷，还有恐惧。约翰逊城这些年轻人知道他们为什么必须工作。“现在再回头看那些日子，好像人人都在担心还不上抵押贷款，”其中一个说道，“我们肯定是很担心的。”要是还不上贷款，房子就要被收走，无家可归，被迫收拾细软离开，开着你的破车，不知开到哪里去，而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这下场可谓是人间地狱了。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丘陵地带的很多人家就在这地狱的边缘徘徊，他们的孩子也都很清楚。“我们有种不安全感，”埃米特•雷德福说，“很少，很少有人能幸免的，人人头上都笼罩着不安全感的阴云。”

贫穷、恐惧，还有绝望，因为似乎找不到脱贫的途径。牙医在约翰逊城赚不了钱，所以唯一的牙医很早就离开了（只有一名流动牙医，每隔几个月来上一趟，给镇上的人看看牙）。医生赚不了钱，巴恩韦尔医生总是在抱怨：“半个镇子的人都在诊所来来往往，还都没给我钱呢。”律师赚不了钱。而那些卖保险或者地产的人呢，就像雷德福说的：“我以前常常想，在这么个穷乡僻壤，又有多少地产供你卖呢？”丘陵地带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土地吃饭的，而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很明白这片土地的状况。雷德福说：“往奥斯汀东边去个十英里十五英里的，能看到黑土地和欣欣向荣的棉花农场，农场上还有大房子。但我们周围一点黑土地都没有，也没有大房子。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感觉了：在这个镇子，一点机会都没有。”

很多时候，约翰逊城的年轻人说起“没机会”，更多指的是开创事业的机会。缺钱，并非他们最深切的危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飞速发展的隆隆之声，传到这广阔空旷的山峦之中，就只剩下最微弱的回响。对于丘陵地带的农民来说，这回响更像是一种讽刺和嘲笑。他们从报纸上了解到“柯立芝繁荣”
(3) 的局面，以及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四十八小时的政策。而他们呢，仍然像祖辈和父辈一样，一周七天，每天从天亮干到天黑；丘陵地带的主妇也把那些所谓“解放”家庭妇女的五花八门的家用电器（洗衣机、电熨斗、吸尘器、冰箱）看作天方夜谭。就算她们买得起这些电器，也用不了，因为丘陵地带还没通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信心爆棚，目空一切，牛市繁荣，灯红酒绿，爵士乐悠扬，以令人兴奋的速度发生着剧变。就连得克萨斯的大部分地区，虽然在地理上仍然与别的地方隔绝，但也有很大的变化，石油让博蒙特繁荣富强；休斯敦和达拉斯，甚至连奥斯汀，都继续着战时的产业，迅速发展。但这种欣欣向荣没能翻山越岭。那是收音机时代，穷人家里也有收音机，廉租房的屋顶上天线林立，就连乡下的穷人都有收音机，让很多乡间地区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状态。用历史学家戴维•莎伦的话说，这不仅“把世界带给了中产阶级家庭”，也带给了“那些油纸糊墙的贫民，其迅捷真是闻所未闻……到二十世纪中期，很少有人没听过广播了”。但丘陵地带没有收音机，只除了几台非常原始的矿石收音机，操作员们不停地操作天线，好接收到一点点将近三千公里以外纽约传来的消息。一九二四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广播成了最为重要的媒体，全美国都听到大会上喊声不断：“亚拉巴马，二十四票给安德伍德！”这成为全美人民耳熟能详的声音，但丘陵地带却没人听到。那是电影的时代，“一九一九年，男孩子们……伤痕累累地从战场上回来时，”莎伦说，“闪烁的大荧幕已经在每个岔路口的乡村树立起来了。”但莎伦绝对没有再往奥斯汀西部去：约翰逊城的电影，是在哈罗德•威瑟斯所谓“歌剧院”的二楼白墙上放映的，他的儿子负责背景音乐，守着跳针总是卡住的留声机，只有一张唱片，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电影的场次也相当少，人们也不总是出得起十五美分的入场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啊，收音机的时代，电影的时代，乡村俱乐部的时代，高尔夫的时代，驾车兜风与贴面舞的时代……而丘陵地带，不属于这个时代。

丘陵地带的孩子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知道自己跟不上时代，不仅知道，而且觉得羞愧。林登•约翰逊的高中时代，同学们组织了一场关于“国际联盟
(4) ”的辩论。他们去得克萨斯大学找了很多文章，仔细研读，大家觉得对这个主题算是很了解了。但是他们回忆说，那是他们唯一了解的国际大事（还有国内大事）。“在这个地方你什么信息也得不到，就算你想去了解，”路易丝•卡斯帕里斯说，“天气不好的时候，报纸都没人送来，可能一个星期才送一次。我们真的是完全与世隔绝。我们倒是很了解国联，但也就知道这个了。真是很可悲的事情。”杜鲁门•福西特还记得，山姆•约翰逊还在从政的岁月，林登会拿着民主党州长和别的得州官员竞选人的海报，请求各个店主允许他把海报贴在窗户上。“大多数人我们都没听说过，”福西特说，“名字都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路易丝•卡斯帕里斯说：“很少有人能明白我们成长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什么也没有！拿到全世界来说，我们都算是丛林中的原始人。”

他们深切地感知贫穷，感知落后，也打心眼儿里感觉厌倦和无聊。“是个相当没有生气的小镇。”林登•约翰逊的妹妹丽贝卡说。埃米特•雷德福也说：

镇上只有三座最简单的教堂，一所六间教室的学校，以及法院。偶尔治安法庭的法官会有案可判，一般都是交通违章或者很小的纠纷。一年有三四次，处理大案子的区法院会派人过来，开一星期的会，镇上会有很多律师，地方检察官和法官也会来。偶尔会有一两个旅行推销员，或者来教堂参加复兴布道会的外来牧师。候选人回来做竞选活动，但也不常来。除此之外，和外界的联系就非常少了。没有电影，也没有其他任何付费进行的娱乐。我的天哪，连那家咖啡馆都有一半时间不开门。作为一个孩子，每周上五天学，周六的时候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孩子们就一起玩。周日呢，就去教堂。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循环着。

好像没办法摆脱这样的循环。布兰科县的生活曾经是紧张刺激的，但随着最后一拨科曼奇人消失在遥远的北边，这种刺激也结束了。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这种循环几乎没有再改变过。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想知道自己的未来，只需要看看法院广场上那些老人，他们正在和别人闲聊。而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和别人闲聊着。这些老人总是每天午后突然就冒出来（反正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坐在那儿玩多米诺骨牌，用火柴做赌注，一直玩到天黑看不清。

那么，约翰逊城那些不一般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更感兴趣，更积极地学习知识，更有抱负，或者只是比别的年轻人更躁动，他们怎么样了呢？约翰逊城最高的年级是十一年级，能从十一年级毕业的孩子就很少（真的只有寥寥几个），去上大学的就更少。而去上了大学的，几乎没有再回来的。一个回来了的说：“所以约翰逊城就只剩下没怎么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对国家大事和更大的世界也没多大的兴趣。我们不仅没有可读的东西，也没有聊得来的人。”

那么，那个对外面的世界最最感兴趣的少年，那个到处去贴政治海报的少年呢？他对约翰逊城的生活是什么感觉呢？高中时代的最后一个春天，表面上看那么田园牧歌的春天，对他来说也是如此闲适美好吗？

在约翰逊城居民的眼中，和林登•约翰逊最像的年轻人，是比他大三岁的埃米特•雷德福。“我们约翰逊城走出了两位领袖。”他们说。的确，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做领袖的雷德福教授，是二十年代唯一和林登一样走出约翰逊城，在全国博得了声誉和名望的人。雷德福对约翰逊城有什么感受？

“嗯，”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怨恨。我喜欢那里的人们。他们都是亲切善良的好人。”接着他停顿良久，用完全不同的语气说，“我的感觉就是要逃走。生活真的很无聊。太乏味了。天哪，实在是太乏味了！而且不安全的感觉总是如影随形，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永远谈不上舒适。我看不到在约翰逊城能有什么方法获取安全感。也看不到在那里能做成什么事情。约翰逊城没有机会。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一定要走出那个小镇。我必须逃走，必须走出来！”

埃米特•雷德福的家庭在约翰逊城还是备受尊敬的。那么，在约翰逊城，还出身自被全城嘲笑的约翰逊家，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林登•约翰逊后来说，在这段时间，他经常反复地做着同一个噩梦。梦中，他独自坐在一个小笼子里，“只有一张石凳子和一摞厚重的书”。一个老太婆走过来，手里拿着个镜子。他瞥见镜子里的自己，突然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变成皱纹满脸的糟老头。他哀求老太婆放他出去，她却一句话都没说就走掉了。他总会满头大汗地惊醒，在夜色中喃喃道：“我一定要离开，一定要离开。”

林登•约翰逊在采访中讲述的很多“梦”都是精心编撰过的。但这个梦，不管是真的还是杜撰，似乎都是发自真情实感。这些感觉还有别的独立线索的支撑，比如熟人的口述，还有他自己的实际行动。埃米特•雷德福想离开约翰逊城，而林登•约翰逊则是不顾一切地想要逃走。

不过，他拒绝按照父母设计好的路线离开。他这一拒绝，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了父母最大的打击。两夫妻最重视的就是孩子的教育，所以他们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林登是要去上大学的。然而林登说，他不去。

母亲一直试图跟他讲道理。经过她的帮助与家庭抗争，最终接受教育的本•克赖德说，丽贝卡告诉林登，不接受教育的话，“你的生活就没有方向”，还说“她知道他有这个资质，希望他成为很重要的人……做一些好事”。林登的朋友和兄弟姊妹回忆说，这位母亲从来没有提高声音，也没有发脾气，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劝说他，告诉他有个聪明的头脑就应该好好利用，不要靠体力去闯；告诉他要是不去上大学，就永远无法欣赏文学与艺术的美，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他感兴趣的历史。她一直在劝说他、鼓励他，说她肯定林登能在大学如鱼得水。克赖德说，“她最大的抗争就是劝说林登”去上大学，而且决不放弃。路易丝•卡斯帕里斯说起她的坚持，说：“‘永远满怀希望’说的就是她。”一开始，山姆还试图和儿子讲道理，告诉他，不接受教育的话，一辈子就只能干重体力活。接着他就直截了当地命令他必须去。林登同样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山姆就去侮辱他、反激他，大吼大叫着说：“你那猪脑子，根本上不了大学！”

不过，母亲的苦苦哀求，父亲的大吼大叫，完全没能动摇林登。他想要出类拔萃，想要成为大人物，想要掌控别人的需求，没有减轻分毫。朋友们回忆说，现在，“林登一直都在说大话”，而且比以前更频繁。有一次，他说总有一天要当上国会议员，弗利兹•科尼哲大笑起来：“林登说‘咱们华盛顿见’，他可不是在开玩笑。”不过，高中毕业以后的那个夏天，他向一个女孩子微微袒露过心迹，那个女孩去上了丘陵地带唯一的大学，圣马科斯的得州西南师范学院。那个女孩说，林登害怕自己在大学里成不了大人物。西南师范的学术标准比起得克萨斯大学要低很多，但林登害怕自己还是达不到。约翰逊城高中并非具有官方资质的高中，所以从这里毕业的学生要上大学，必须参加考试，证明他的学习能力能上大学。这个女孩，林登的表妹伊丽莎白•罗佩尔•克雷门斯说：“他接受的教育并不好，他很清楚。”克雷门斯夫人还说，另外，虽然西南师范的学费很低，比其他大学要低很多，他还是需要勤工俭学，“去上大学仍然很穷，嗯，这样的事情林登当然是不愿意的。”

然而，林登的态度背后，或许还有别的原因。大学，书本的世界，真理与美，母亲所热爱的诗歌，父母共同看重的理想与哲学，是他父母生活方式的核心，是夫妻俩最最看重的东西。林登亲眼见证了这两个人活成了什么样子，也见证了给自己造成的影响。所以他拒绝去上大学。

* * * * * *

父亲说，要是他不去上大学，那就得去工作。

约翰逊城和奥斯汀之间的高速公路正在翻修，要从米勒河边运碎石过来铺。河岸上的岩石，必须用凿子凿碎，然后铲进骡子拉的车里。板车上的板都比较松，这样骡子把车拉到工地去的时候，可以把板子一抬，碎石直接倒在地上，然后用耙子犁平。所有的工作中，只有凿石头比较轻松。凿子凿的不是松软的泥土，而是丘陵地带坚硬的岩石，所以每一铲下去都很重。而抬板子也需要人工，上面是一堆堆的石头。

抬板子、挥铲子、拿耙子的手，都是年轻人的手，因为约翰逊城大多数的劳力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有些手上早早地长了老茧，这些男孩子早就下地干活，觉得脏苦累都是家常便饭。而十五岁的林登却是个例外。林登身体不强壮，四肢不协调，也没干过重活。一天夜里，工头弗洛德•费雷尔回到家，语带讥讽地告诉老婆：“那个小伙子连铲子都拿不起来。”林登对于这苦活的承受能力，几乎相当于在他旁边干活的那些女孩。一九二四年夏天，州政府给的两美元日薪，在丘陵地带实在是弥足珍贵，任何能挣这个钱的劳力，都得送去干活。“我们不得不像男人一样干活，”阿娃说（她漂亮的妹妹玛格丽特也在假期时来干活，尽管她们母亲精明节省，那个夏天，父亲仍然面临要被银行收回农场的危机），“那工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林登是一直厌恶体力活的。阿娃还记得，那时候林登才九岁十岁的样子，他们一起在某个坚硬的岩石地上摘棉花，一群瘦骨嶙峋的小人儿，面朝岩石背朝天，顶着烈日劳作。林登当时就悄悄对阿娃说：“天哪，肯定有更好的办法挣钱吧。干这活儿还有什么未来？”这个修路的工作，是旱灾严重的丘陵地带唯一的工作，比摘棉花还要苦。林登更是对在这里的每一分钟深恶痛绝。阿娃还记得，他把一块车板子竖在她旁边，嘟囔抱怨着：“肯定有更好的办法。”但他还是把这活干下来了，没有遵从父母的意愿。

现在，他越来越经常不能按时起床。父亲会冲进他的房间，语气严厉地说：“快点，林登，起床了。这镇上每个男孩子都比你早去一个小时。你根本赶不上他们。”晚上，他继续偷偷把车开出去，每次父亲发现了，火气都越来越大。接着，一天晚上，他我行我素地开车带着一群大一点的男孩子去找造私酒的人买醉，结果把车开进沟里，撞得稀巴烂。他站在寂静偏僻的乡间小道上，他说：“这下我没法面对我爸了。”

“那时候很缺钱，”其中一个在场的男孩回忆说，“但是我们把身上所有的硬币什么的全都拿出来了，凑齐了林登需要的钱。”帮他离家出走。他在撞得不成样子的车里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搭便车去了奥斯汀，在那里搭了辆长途巴士，往南坐了二百六十公里，来到墨西哥湾上科珀斯克里斯蒂附近的罗比斯镇。他的表亲罗佩尔一家，就住在这里的棉花田之中。表妹伊丽莎白回忆说，他找过来的时候说“高速公路的活他实在干不了，想找一份不用体力，而是用脑子的工作”。

但他在罗比斯镇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是在轧棉厂干活。“罗柯轧棉公司”有着狭长低矮的厂房，滑车铿锵作响，机械传送带整日轰鸣，高速电锯迅速运转着，把皮棉的棉籽割掉，巨大的液压泵发出沉重的闷响，把棉花捶成一捆一捆的，还不断捶打着周围的传动钢带。高速公路上，丘陵地带的烈日照得炎热难耐，轧棉厂里却更是闷热无比。海湾的阳光照在铁皮屋顶上，晒得滚烫，锋利的火舌在巨大的蒸汽锅炉之下咆哮。液压泵捶打棉花的时候，灰尘与棉籽就飞出来，弥漫在轧棉厂的空气中，有时候工人们都喘不过气来。林登就在这样的轰鸣咆哮之中工作，对于来自丘陵地带的小伙子，这里应该是非常吵闹的。毕竟家乡的轧棉厂都太小了，相比之下那里的设备就像玩具似的。他每天要工作十一个小时，不断往锅炉下面添柴，往里面添水。监工对他说，要是没水了（或者某个安全阀由于什么原因不运转了，或者里面的蒸汽太多了），锅炉就会爆炸。那个夏天，罗比斯镇的好几个轧棉厂都发生了爆炸。林登十分恐惧。

“工作太辛苦，他想回家，”约翰逊城的一个朋友，弗利兹•科尼哲回忆说，“但他不想回家受惩罚。于是他写信给本•克赖德，本让弟弟沃尔特去套山姆先生的话。沃尔特问他，‘最近有没有林登的消息啊，约翰逊先生？’

“‘没有。他妈妈都担心死了。’（顿了顿）‘我也是。’

“‘然后，本那儿有一封他来的信，’沃尔特说，‘他说他在罗比斯镇烧锅炉。那些老锅炉太危险啦。那儿都没人愿意烧锅炉的。’

“山姆带着沉思的表情站起来，沿着街走远了。接着又转身走回来，说，‘沃尔特，给你十美元的油钱。你尽快开车过去，带林登回家！’”

接着山姆回了家，给罗比斯镇打了个电话，叫林登赶快跟沃尔特回家。但林登不会让爸爸知道是他自己想回家。他假装自己过得很好，说，除非山姆保证，不会因为撞了车子的事惩罚他，甚至连说都不说，他才愿意回来。山姆犹豫很久终于同意了，林登坚持叫妈妈也到电话旁边来，说她也听到了山姆的保证，以后她就是证人。从此以后，只要山姆对林登发火，提起车子的事情，林登就会说：“妈妈，你还记得吧，他说过不会再提的。”丽贝卡就会说：“嗯，那事儿过去了，山姆。你保证过的。”于是父亲就只好不提这事了。

林登总是能智胜他父亲。

然而，约翰逊家可以不提林登的车祸，但绝对不会不说他的大学学业。九月开学季越来越近，矛盾也越来越严重。约翰逊城喜气洋洋，因为那个毕业班有五个孩子都会上大学，这是全镇历史上最多的一次了。所以第六个孩子的父母感觉非常糟糕。九月，林登开车去凯尔镇看邦顿家最早一辈最后的一位老人，伯祖父迪沙。照顾他的是一位过去的奴隶，老兰琪，几乎和迪沙一样虚弱苍老。而迪沙正在弥留之际。六十年前他开辟了这片牧场，从此一直在这里生活工作，并且能够没有抵押贷款负担地传给子女。不过，就算这位伯祖父给林登提供了上大学的资助，也不足以改变他的想法。那天，他高中的四位同学去圣马科斯上大学（当然，五个中的另一个，凯蒂•克莱德，去的是奥斯汀），而林登也在父亲严厉的命令之下去了。但他没有注册，回到了约翰逊城，父亲自然是严厉指责打骂，林登闷闷不乐。一两个星期以后，他再次离家出走了。

这一次，他没有往南，而是往西，去了加利福尼亚。

四个年岁比他大些的小伙子，因为在约翰逊城找不到好差事，泄气之余决定开着沃尔特•克赖德那辆二十五美元买来的T型福特老爷车去沿海找找工作。林登请求父母允许他和这四个人一块儿去，丽贝卡歇斯底里地反对，山姆直截了当地不准他去。林登在外面吹牛说，无论怎么样他去定了。山姆听别人说了儿子夸下的海口，说：“好啊，好啊，我就等他们都挤上车了，再把他从上面拽下来。”不过，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三，山姆听说布兰科县有个农场廉价出售，于是开车探听情况去了。几个小伙子本来计划周五出发的，林登的弟弟说：“但是山姆一走，林登就跑进房间，从床底下拉出早就收拾好的箱子，很快把同伴都召集到一起。还不到十分钟，他们……就以每小时将近五十公里的速度，飞奔出了镇子。”几个小时之后，山姆回来了——

他转着圈大发脾气。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这么丰富、这么有创意地骂人……他不停地摇着电话，仿佛那是一台冰激凌机。他几乎给约翰逊城和得州西部边境埃尔帕索之间每个县的警长都打了电话，叫他们逮住自己逃跑的儿子。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人逮住他。

林登•约翰逊当上总统以后，经常对记者和传记作者讲述他的加利福尼亚之旅，讲得跌宕起伏，令人着迷。他说他离家的原因是，“我可怜的父亲就可以少养一张嘴了”。他总是说，五个小伙子很幼稚，也很害怕（“我们都没离开过农场，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农场到镇上的路”）——

晚上，我们在铁轨边扎营休息，第一件事一般都是挖个洞，把钱埋起来。我们这群人中最重的那个，就睡在这个洞上面。我们可不想被谁打劫。最后我们终于不用在地上挖洞了。慢慢地钱花了个精光。我们身无分文，就分开各自去找工作了。

他说，在加州待了两年，这段时间里——

经常没东西吃。那是我第一次节食。我就在沿海的地方来来去去，洗盘子，端盘子，有农活的时候做农活，越来越瘦。

等他最终回到约翰逊城（两千四百多公里，一路都是搭便车），他说：

回家是我走过最长的路。回到家以后，看到奶奶做的百衲被就放在我的床脚，那真是我一生中见过最美的景象。

然而，林登•约翰逊关于这次出走的描述，对于传记作家们来说的确非常引人入胜，相关的传记中总会这样写道：“约翰逊摘葡萄、洗盘子、修汽车，但还是无法生存……过着流浪汉一般的生活。”然而，不管多么跌宕起伏，他的这些描述，和他所说的出走原因一样，完全不属实。

加州曾经是美国的边疆，西部的机遇之地，那时候的丘陵地带，仍然把加州看作实现梦想的天堂。“约翰逊城人人都想去加州，”路易丝•卡斯帕里斯说，“他们都觉得在加州能赚钱。”这五个小伙子也坚信他们走的是一条致富之道。他们把那辆老爷车命名为“大篷车”，来到埃尔帕索（当时有七万四千人口）后，他们激动又紧张，因为这是五个人第一次到“大城市”。他们继续北上，经过新墨西哥，再在木板道上驱车穿越亚利桑那州，坐渡轮过了科罗拉多河，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探险家。“一路上很好玩儿。”朗德特里说。最后他们来到加州的蒂哈查皮，约翰逊城有好几个先走出来的小伙子，包括林登的好朋友本•克赖德和弗利兹•科尼哲都在那里的水泥厂工作。五个“探险家”中只有两个在工厂里找到工作，另外两个的确是去圣华金河谷摘过葡萄，做过各种各样的农活。不过，如果说林登•约翰逊也摘过葡萄，那也只摘过一点点。他的表哥汤姆•马丁，著名的律师克拉伦斯•马丁的儿子，本人也成了圣贝纳迪诺的优秀律师。到了加州，约翰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马丁打电话，问可不可以在他的事务所找份工作。马丁给约翰逊家打了电话，取得他们的认可之后，同意了。他开车到蒂哈查皮接了林登，直接带他去了圣贝纳迪诺最好的男装店，给他买了两套很贵的西装，然后带他回到自己家，四个卧室的平房。而林登在加州从头到尾所做的事情，不是他杜撰的沿着海岸来来去去，“经常没东西吃”“洗盘子、端盘子、干农活”，而是在表哥窗明几净的事务所工作，住在表哥舒舒服服的大房子里。

不过，如果说他这一路上没有受穷挨饿，那么恐惧倒是一定有的。

马丁给约翰逊带来了希望：他保证说把他培养成一名律师。他说，无论在加州还是在得州，要成为律师，都要通过专门的笔试。他觉得（林登本人也同意）林登考不过，就算在马丁的事务所学了法也考不过。因为他所受的最高教育就来自约翰逊城高中。不过，在隔壁的内华达州，是不需要笔试的，只有很不正式的口试，要是还有优秀的律师推荐，那就更不需要考核了。他说，要是林登愿意在他的事务所学习一下，不出几个月，他就能让一个朋友安排林登取得内华达的律师资格。但是，马丁说，在内华达做律师不太好，那个州人口稀少，比较穷。但一旦他在内华达成了律师，就能根据一个任何其他州律师都能在加州执业的条款，成为加州的律师了。一旦取得了加州的律师资格，马丁就让他参与到自己财源滚滚的事业中来，分一杯羹。

对于林登来说，这好像是一个机会，第一个真正的机会，让他能够成为个大人物，又不用屈服于父母的意愿去上大学。当时，林登说服了汤姆，让弗利兹•科尼哲也在他事务所工作。他和弗利兹做起了室友。这位室友说：“林登想做律师，很想很想。”他埋头功课，展现了前所未见的热情和精力。在家的时候，要有人吼他才起得来床，现在每天很早就一跃而起，用一种近乎狂热的匆忙洗漱穿衣。科尼哲说，林登十分急切地要去上班，结果养成了一种从没听过的习惯：如果晚上解了领带，白天他就得花个半分钟的时间重新打上，所以他就不解开，而是把结稍微扯松一点，挂在门把上，这样第二天早上套上去把结拉紧就行了。到了事务所之后，马丁交给他什么事情，他都是雷厉风行地去做，任何空余时间都伏案在马丁的大部头法律书籍上，专心致志地研读。“他一直都是雄心勃勃的，就连在约翰逊城的时候也是。”科尼哲说。但是现在他这雄心的热切程度，又上了新台阶。“他想要领先于世界，他想做了不起的事情，他太热切了，显得很咄咄逼人。”科尼哲说，“他非常咄咄逼人。”马丁和父亲一样，也是个著名的雄辩家，在圣贝纳迪诺的民主党政坛相当活跃。一次他受邀去劳动节野餐会发表演说。但是头天晚上，他、林登和科尼哲开车去洛杉矶参加约翰逊城一对新婚夫妇来加州的欢迎会，在那儿过了夜。第二天开车往圣贝纳迪诺赶，发现假日交通堵塞，可能没法准时赶到午餐会了。那时候的路都是双车道，一条一个方向，两个车道都水泄不通。开车的是林登，如果他想超车，就必须让前面那些车都靠边停。结果马丁车上的喇叭又不响了。“接着，”科尼哲说，“接着发生的事情我回想过很多遍，总是可以想象出他当时多可怕。林登停在某辆车后面，下了车，张开手掌去重重地打别人车的侧门，一遍又一遍地打，直到车子靠边停。其中有些是配了司机的车，有钱人出来度假的。但林登修长的手臂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伸出去，不停地捶打着。那些车靠边停，我们的车开过去，车里的人对我们怒目而视。那种事我是做不出来的。但是林登下了决心，一定要按时赶到。”他做到了。三个人赶到的时候，仪式的主持人正好在问：“我们的嘉宾托马斯•马丁在吗？到他发表演讲的时间了。”马丁大喊一声：“我来了！”科尼哲永远也忘不了那砸在车门上的修长手臂。

最初的几个月，林登似乎正飞奔在实现希望的道路上。马丁的事务所蒸蒸日上。他拿下了商业巨擘小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帮他做一些法务，还接了很多离婚诉讼，有的客户是电影明星，给的费用在两个丘陵地带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天文数字。马丁在宣传方面的技巧真是炉火纯青。科尼哲回忆说，有一次，他把好些离婚案“压”了几个星期，然后一股脑儿全给了两个“助理”。“林登和我马上进行了处理，拿去了法庭。《圣贝纳迪诺太阳报》刊登了很醒目的文章，因为这是有史以来一天内离婚案最多的。”林登越来越多地处理事务所的文件，马丁说，他的法务阅读也有了很好的进展。

但马丁是个多面人。来加州之前，他搞砸了得州前途远大的事业。二十一岁就进入议会的他，中途辞职，参了军（一九一七年的山姆胜选的特殊大选，就是为了补他的缺），作为战斗英雄回来，有了中尉军衔和银质奖章。资料上说，这是为了奖励他英勇地“在枪林弹雨的前线冲锋陷阵，为了鼓励……他的军团”。他被任命为圣安东尼奥的警察局长，并且提名为地方检察官的候选人。顺风顺水之时，他突然做了很多越轨之举（有一次他喝醉了，和几个朋友开车在城里乱转，开枪把路灯打灭）。在大陪审团准备对他发起控告的时候，他辞了职，离开了圣安东尼奥。一九二五年夏天，他的妻子奥尔加带着小儿子回得州探亲，“她在圣贝纳迪诺一上火车”，马丁就组织了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聚会”（科尼哲说：“基本上是持续的。”）。

聚会的主要参与者就是马丁和他的演员女友罗蒂。用科尼哲的话来说，马丁喝起杜松子酒来“酒量惊人”，他有个客户恰好是贩私酒的。他帮客户免于牢狱之灾，客户就给他送酒喝。“无论什么时候，你们有需要就给我电话。”酒贩子告诉两个年轻人。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们经常打电话为马丁叫酒喝。科尼哲说，在这期间，马丁基本上都是“醉醺醺”的。

聚会的时候，林登和科尼哲当然都在场，毕竟是在他们住的地方办的。但与其说是参与者，不如说他俩是旁观者。他们都找了“女朋友”，不过也就是一起参加聚会而已。林登是马丁的秘书，会和他一起从事务所回来。不过他们这种雇主与秘书之间的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了。两个年轻人，尤其是热切严肃的林登，那个夏天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保证马丁还在继续法务工作。然而，马丁则沉迷于所谓的“聚会”之中，完全荒废了事业。

一开始这任务还蛮有趣的。科尼哲说，客户打电话来的时候，他或者林登就给马丁打电话：“他会给我们讲该怎么跟客户说，并且帮不在事务所的他做掩护。”要是马丁太沉迷于享乐没法提供指导，他们就自己决定该给出什么样的“法律建议”，“可以说是林登和我在管这个事务所了”。

时间久了就不那么有趣了。“我们得付立案费和别的一系列律师应该承担的费用，”科尼哲说，“还有事务所的租金。林登和马丁提过好几次，‘我们应该筹些钱了’。”最初的几次，马丁还给了他一些，但后面就躲躲闪闪的了，于是两个员工就知道，他没钱了。林登和科尼哲从来没领过薪水，“我们一直是汤姆赚多少，就跟他分”。他们自己付了一些立案费，然后还了一些拖欠的房租，发现自己，用科尼哲的话来说，“身无分文”。房东开始不时过来催剩下的房租。接着他们又听说，马丁住的房子的贷款要到期了。多年来目睹自己父亲破产贫穷，随时担心失去房子的林登•约翰逊，意识到自己也陷入了同样的危局。林登还多了一层担忧。他突然意识到，在马丁没法工作的时候，他向客户提供建议，实际上就是在还没取得证书的情况下进行法务工作，要是被哪个客户发现了，他会被抓的，甚至可能坐牢！因为没钱，好几个客户的法律文书还没有拿去立案，他们已经对事务所的状况起了疑心。不管有没有可能去坐牢，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都觉得这就是自己的未来。林登害怕极了，科尼哲也不例外。多年后，科尼哲语气中带着非常真实的感情说：“实在是特别可怕的经历。”

接着林登发现，他是做不成律师的。马丁是保证说，他可以拿到内华达州的职业资格，但是却忽略了一点，内华达是有年龄要求的：律师至少要年满二十一岁。一九二五年夏天，林登才十七岁。他得等整整四年！科尼哲不确定林登是不是提前知道这个要求，但他确定，当林登知道还有另一个要求时脸上的震惊和沮丧。马丁向他保证过，一旦拿到了内华达的资格，拿加州的资格就容易多了。然而，加州的法律规定，这种资质上的互惠条例，只适用于那些在另一个州做了至少三年法务工作的律师。所以，林登要在加州做律师，不是要等四年，而是要等七年！科尼哲说，林登得知这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后，又得知了另一个更令人沮丧的事实：内华达州正在收紧之前对法务资质的宽松要求，没有大学学位的人，要拿到资格会比以前难很多。只有约翰逊城高中文凭的人几乎完全没有可能拿到。

一九二五年九月，马丁收到消息，说妻子已经从得州启程，和他父亲克拉伦斯•马丁一起开车回来。“我们听说奥尔加要回来了，罗蒂当然是懂事的，完全没什么麻烦。汤姆说：‘现在，你开车送罗蒂回好莱坞，林登和我来收拾。我们要消除一切女人留下的痕迹。’奥尔加的确什么也没发现。她回来以后，马丁说：‘好了，小伙子们，我们要抬头挺胸，来搞点法务了。’”但是到那时两个年轻人已经怕死了。“我们不想离开汤姆，但是早就下定决心，等奥尔加一回来，我们就走，”科尼哲说，“这场可怕的经历以后，我们决心不再干下去了。”奥尔加一到，他们就走了。科尼哲找了一份工作，马上就去了，是克洛维斯的一个纸箱厂。他飞也似的逃离了令他担惊受怕的圣贝纳迪诺。一个星期后，克拉伦斯•马丁开车回得州，林登跟他一起走的。一九二五年的十月或者十一月，他从约翰逊城离家出走不到一年（不是他后来说的两年），林登•约翰逊回家了。他对于自己在加州的经历撒了谎，回家的经历也是胡说八道。他说自己是一路搭便车回去的，事实上，是克拉伦斯•马丁开着大别克，一直把他送到了家门口。

坐着大别克回家可以说是很奢侈很舒服了，但毕竟也是回家。林登•约翰逊去加州，是希望找到安全感，获得别人的尊重，并且不用遵循和自己有剧烈冲突的父母设计好的道路。有那么短短几个月，在汤姆•马丁明亮的事务所，坐在他巨大的办公桌前，像个律师那样工作的时候，他本来已经确定自己找到了出路。马丁给过他承诺，所以他坚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律师，而且可以不听父母的话去上大学。他曾经有过希望，现在却只能回家。那些希望被现实砸得粉碎。斯特拉•格利登说，林登去加州之前，几乎天天都来她家。后来她只是听说他回来了，却有好几个星期连人影都没见到。她说，等他终于出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去加州之前，他是个无忧无虑的男孩子。回来以后，我看到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一个男人。我看到了失望能给一个人造成的影响。”

他开始和约翰逊城里被称为“野人帮”的人一起混。他才十八岁，那群小伙子都比他年长。他们晚上就在丘陵地带到处跑，逮着一切机会搞恶作剧。等爸爸们都睡了，他们就把家里的车偷偷开出来，在镇子边上赛车。或者和私酒贩子在山中见面，买点酒来纵饮狂欢。周末去舞会的时候，也会带点酒，然后喝醉闹事。他们把尤金•史蒂文森的轻便马车弄到人家的谷仓屋顶上，还闯进鸡笼偷了几只母鸡，换钱买威士忌喝。

虽然大多数恶作剧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有些却离违法犯罪很近了。林登和这群狐朋狗友听说德国农民克里斯蒂安•狄格思酿好了当年的葡萄酒，就把那人谷仓的松板子撬开，偷了一桶五十五加仑的酒。这么多酒的价值在丘陵地带看来是非常高的了。好说歹说之下，狄格思才勉为其难没有报警。他们在丘陵地带的树上挂了一些火药棒，点燃了来吓吓镇上的人。这只不过是恶作剧。但是大家后来知道火药是他们闯进得州高速公路管理局的仓库拿的，这就让人笑不出来了。这可是要受州法律惩罚的犯罪行为，警察局长在丘陵地带传话说，做这事儿的人最好别再犯。“小时候我一直都讨厌警察。”约翰逊后来说。而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说是完全不把警察当回事。几天之后的晚上，他们又偷了些火药，把学校门口的桑树炸得七零八落。高速公路管理局在仓库门口安排了个看门人。一天晚上，看门人睡着了，林登和同伙又闯了进去，偷了更多火药，挂在贯穿了整个法院广场的电话线路上。接着，鲍勃•爱德华兹说，“我们点燃了火药棒，上了车，快速地离开了”，接着火药爆炸了，把约翰逊城银行的所有玻璃都震碎了。警察局长昭告全镇说，再发生这种事情，他就要抓人了。林登的贝恩斯外婆又重复着自己的预言：“那孩子以后要坐牢的。”约翰逊城的人本来就一直觉得林登会一事无成，现在更觉得这个预言要实现了。而且林登•约翰逊自己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回忆起年少时代的时候，自己也说：“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可以进监狱了。”

他的父母很怕儿子会是那种下场。母亲丽贝卡听不进一点批评：“不管他们告诉她林登干了什么，她总会说是别的孩子的错，是他们挑唆的。”一个朋友说。但是别的孩子都是哪些，她却无法视而不见。雷德福和福西特家的孩子都去上大学了，林登就和克赖德兄弟以及别的没上大学的小伙子混。这些人未来是要在高速公路或者牧场上过一生的，要干一辈子的体力活。父亲明白林登为什么这样。“要是你想得到别人的注意，”他会说，“有更好的办法。”山姆•约翰逊又做了别的一些努力试图去劝服儿子。一九二六年五月的一天夜里，林登又偷偷把爸爸的车开出去，然后给撞报废了，而且修都没法修。于是他又离家出走，这次去的是新布朗费尔斯县的一个舅舅家。林登回忆说，父亲给他打了电话：

我爸说：“林登，今天早上我把我们家那辆旧车换成了一辆全新的，现在就在店里，需要有人去提车。我这边走不开，不知道你能不能回来去提车，给我开回家来。我还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我希望你开着那辆车在法院广场转个五次，十次，五十次，开慢点，开稳点。今早上镇上的人都在说，我儿子是个懦夫，不敢面对自己做的事情，犯了错就离家出走。我不想让任何人觉得我生了个没用的儿子。所以我想让你开着车在镇里走走，让大家看看你有多勇敢。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先生。”我回答道。我挂了电话，跟舅舅握了握手，马上离开了。

这件事过去后不久，林登和父亲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但很快他又在晚上偷偷把新车开出去。九月，父亲的病情加重了，只能卧床好几个月。他没法工作，家里也没有收入。等他病好了爬起床，穿上卡其工装裤回去修路的时候，他的情绪又比之前明显阴郁了不少。父子俩关系又紧张起来。周末的时候，林登大半天都在睡觉。而来叫他起床的父亲会剧烈摇晃他的床。有天早上，因为林登头天晚上把车偷偷开出去了，山姆去上工的路上没油了，于是狂怒地冲回来和林登对质。林登撒谎说他没用车，山姆抬手就给了他一耳光。“他是扇的耳光，不是用拳头揍的，但很用劲。山姆先生可是个大块头啊。”在场的爱德华兹说。林登要跑，爱德华兹说，但是“山姆先生大吼说：‘回来，林登！妈的，你给我回来！’林登回去了。他爸又给了他一耳光。林登哭了：‘哦，爸爸，够了，爸爸。我不会再犯了。’但是第二天晚上，他又偷偷把车开出去了。”山姆和丽贝卡谈起林登的事，知道儿子会偷听，就会用很严肃的语气说很重的话。“不，丽贝卡，没用的，”他会说，“这孩子就不是上大学的料。”

这倒是伤害了林登，但没有达到山姆期望的效果。“要是你想得到别人的注意，”他说过，“有更好的办法。”但是父母的办法就是去上大学，而这一年中，他一次又一次语带轻蔑地说过，他不会去的。

但林登•约翰逊是要去上大学的。要是他是和父亲一样典型的约翰逊，他也许会和父亲一样，就不去上大学了。也许会和父亲一样，一生都在和丘陵地带的现实做斗争，然后一败涂地。但他本质上并非约翰逊，在那浮夸的丝绸衬衫下，流淌的是邦顿家的血。人们可能觉得山姆•约翰逊不切实际，邦顿家却没有一个人得到这样的评价。要是只有一种方法能达成目标，邦顿家的人就能找出那种方法然后去行动。林登•约翰逊渐渐完全看清了眼前的现实，他不会再去做鸡蛋碰石头的蠢事。他也许不想去上大学，也许都下定决心了不去上，但如果去上大学是唯一能达成目标的办法，能帮助他逃离约翰逊城，走出丘陵地带，不做体力劳动，干更体面光鲜的工作，那他是一定要去上的。特别是从加州回来以后，这位身体里流着邦顿血液的约翰逊终于通过惨痛的教训明白了，的确只有一种方法，才能达成他的目标。

从加州回来以后，他为得州高速公路管理局工作过一段时间。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管理局的车早上六点准时从法院广场发车到工地。养路工都在车上。这次，工作不再只是铺碎石之类的养路了，是修路。

当时是没有什么机械设备的，修路几乎完全靠人工。当然上面没有铺沥青。一九二六年，丘陵地带修公路仍然是用本土的白白硬硬的石灰岩。有段时间，为了每天挣那两美元，约翰逊负责推那种两个把手的金属铲车，前面有四头骡子拉着。他站在铲车后面，把着把手。两手都没空，所以拉着骡子的缰绳就一起缠在他背上，这样人和骡子就拴在一起，动作同步了。

约翰逊抬起把手，一边把车头推进土中，一边把骡子往前赶，它们拉，他就推。使劲推，让铲车穿透坚硬的石土。铲车装满以后，他就往下压铲车，憋着气使劲，直到铲车从土里抬起来。接着，他继续用尽全力往下压把手，缰绳仍然勒得背上生疼，他赶着骡子来到倾倒土石的地方，把把手拉起来，倒掉铲起来的这一车。“这份工作需要……很强壮的背部，”关于工作的一份描述中写道，“对于一个十七岁的男孩来说，这工作能把他的背折断。”

不推铲车的时候，约翰逊就和本•克赖德一起工作。他是跟着一个苦力队从加州回来的。“他用铲子把土铲起来，我再把铲子从地上举起来。”克赖德回忆说。他还说，这样的工作对约翰逊来说“太重了”。从天亮做到天黑，他回家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他遗传自邦顿家的柔软白皙的皮肤竟然不长老茧，而是一层一层地起水疱，常常是血流如注。不过就连对工人们，他也试图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个工友说，吃午饭的时候，他“会说大话……有很多很大的想法，他想做大事”。但是，如果说他一直没看到人生的现实，现在也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他受够了这丘陵地带讨厌的石头，受够了挖这些石头一天挣两美元，受够了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工作，他们都知道，凯蒂•克莱德拒绝了他，因为女方的父亲预言说，他一辈子都要做现在这样的工作。晚上他回的那个家，又再一次需要众人的施舍。山姆又病了，一病不起好几个月，没有任何收入。于是家里又没钱买吃的了。别的人家又做好饭带到约翰逊家来。

冬天他也要干活。“真的很冷，”本•克赖德回忆说，“那是最糟糕的。天气那么冷，必须生一堆火，把手烤热，才能拿得起凿子和铲子。每天我们都要反复好多次，生一堆火，暖暖手，工作一整天。”春天要舒服些。但春天之后就是夏天。丘陵地带的夏天，骄阳似火，又刮着大风，工人们不仅要忍受炎热，鼻子里和嘴巴里还填满了风吹到脸上的干土。夏去秋来，接着又是冬天。这个冬天第一道刺骨的寒风也许刺激了林登•约翰逊的内心，让他意识到，他已经在这路上干到第二年了，干了整整一年了，第二年开始了，他还在修路。他曾经对罗比斯镇的表亲们夸下海口，绝不干体力活，要干脑力劳动。那是在一九二四年。现在应一九二七年了，他还在干体力活。拼命要逃出约翰逊城这个牢笼的男孩，还没能逃得出来。

而且很多人已经逃走了。小镇的街道上已经看不到很多发小的面孔了。不仅是凯蒂•克莱德，他所有的同班同学都去上大学了。雷德福家的三个男孩都在上大学，他的堂姐阿娃和玛格丽特也是。就连以前给母亲做过女佣的路易丝•卡斯帕里斯，现在都要去上大学了。而林登呢，高中毕业都快三年了，还没去上大学。整个少年时代，他都在对朋友们说，他绝不会干体力活。嗯，现在朋友们都没干体力活了，他还在继续干着。

他还是不会去。他下定决心，不会听父母的话继续接受教育，但会孤注一掷，必须出人头地，成为大人物。他天生就有燃烧的雄心壮志，可是出生的地方却无法给这壮志添砖加瓦，他的血脉与出生地形成了严重的冲突，让他绝望。他近乎疯狂地思考着，摸索着，什么方法都可以，就是不能遂了父母的心愿。

现在他不顾一切地抓住任何可能显得高人一等的机会，常常把贝恩斯家的“南方血统”挂在嘴边。他向阿娃和玛格丽特强调说，她们也有这种血统。阿娃回忆说，有一次，林登很严肃地警告她说，不要和某个年轻人跳舞，因为“他是普通人”。舞会上，林登的穿着打扮也和别的男人不同，行为举止也不一样。他和朋友一起进入丘陵地带没人气的小舞厅，他穿的是颜色鲜亮的丝绸衬衫，头发精心地梳成高耸的发型。他走在人群的最前面，大摇大摆，昂首阔步（不过他肢体比较笨拙，所以只能说是“努力做到大摇大摆昂首阔步”）。朋友们模仿他当时的样子，把肚子使劲挺出去，双肩使劲向后仰，双臂奇怪地摇摆着甩动着，离身体很远，看上去傻乎乎的。他们说林登当时就是那个样子。就连很喜欢他的阿娃也说：“很多时候他看上去都是故作聪明，其实挺傻的。”他的“大话”越来越大，总是不停地预言说，总有一天，他会成为“美国总统”。

然而，残酷的现实总是一直存在的。他晚上穿得再时髦光鲜，每天清晨六点还是得穿着工装赶到法院广场。他痛恨的这份工作是唯一可做的工作。接着，连这份工作也没得做了。山姆•约翰逊是一直支持弗格森家族的，一九二六年，他参与了弗格森家族一位女性候选人的州长选举活动，但是丹•穆迪赢得了选举。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穆迪一上任，就开始让自己的人去取代高速公路管理局里弗格森的人。山姆•约翰逊和儿子被告知，现在的工作也干不长了。埃米特•雷德福所说的“悬在所有人头上的”的“不安全感”，那时候绝对是悬在约翰逊父子头上的。要交税，还贷款。约翰逊全家每次看着自己住的房子，心里都很清楚，可能住不长了。

接着，一九二七年二月的一个周六晚上，林登•约翰逊去参加了一场舞会。

那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皮特厅，那是个空旷的大谷仓，没什么装饰，只在墙边放了凳子。负责音乐的是一支德国乐队，叫什么“呼啪啪”。大多数男人穿的都是普通的衬衫和裤子，偶尔有一两个穿西装的。但林登穿的是白色中国绉纱衬衫（他存了好几个星期的钱才买到一件，对朋友们吹嘘说花了“十美元”），有紫色宽条纹，大大的法式袖口，还戴着一对从父亲那里“借来”的亮闪闪的袖扣。舞会上有个丰满娇媚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女孩，一双碧蓝的大眼睛，一头靓丽的金发，父亲是个很殷实的商人。她的男伴是个叫艾迪的年轻德裔农民。但约翰逊城的这群人（林登、堂姐阿娃和玛格丽特、哈罗德•威瑟斯、克拉•梅•艾林顿、汤姆•克赖德和奥托•克赖德）一到，林登就对朋友们说：“今晚我要把那个德国小姑娘从那老小子身边抢过来，绝对能行。”阿娃说：“他就闲庭信步地走到舞厅那边，样子太傻了，我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你不知道有多好笑，都想象不到。我就看他大摇大摆地走到那小姑娘身边去。他去过加州了，学了很多新的招数。他就那么走到舞厅那边去，笑起来好像他是什么世界领袖似的。”然后把她拉到舞池中来。

正和几个朋友站着聊天的艾迪，一开始还没怎么在意。但是林登弯下腰，和那女孩子脸贴脸。约翰逊城的人看得出那个农民生气了。跳完一支舞，林登把姑娘送回去，音乐又响起了。他又把她拉回舞池，故技重演。“他们跳着舞，林登当然比那女孩子高很多，于是他就弯下腰和她脸贴脸。那个小伙子简直都要气死了。”阿娃说，林登的表现就像在说：“‘我一定要马上让她成为我的人。’真是自作聪明的傻瓜。”第三支曲子开始了，他又和艾迪的女伴跳舞，但是艾迪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叫他出去。

那时候，丘陵地带的“好”女孩是不会随便走出舞厅的。所以刚开始阿娃、玛格丽特和克拉•梅•艾林顿只能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最后玛格丽特说：“嗯，我要去看看。”三个人都跑出去了。阿娃说，出去之后，看到“林登被揍得好惨”！

“林登那么笨手笨脚的，这个小伙子个子又大，出手又快，”阿娃说，“他把林登打倒在地，林登爬起来，大喊大叫说：‘我要揍你！’然后朝他跑过去。我记得他根本一次都没打着别人。根本连接近都接近不了。他大喊说：‘我要揍你！’然后朝那个德国小伙子跑过去。那小伙子就揍他，嘣！林登就又倒在地上了。”林登的鼻子和嘴都血流不止，从脸上滴到那高档衬衫上。克赖德兄弟怕他被打得太惨，就去劝架。但是弗雷德里克斯堡特别强硬的那位老警长艾尔弗雷德•克雷纳尔也来舞会了。克雷纳尔忍受林登•约翰逊的恶行可以说是有一段时间了，真是忍无可忍。“我们别管，让他们打。”他站在克赖德兄弟的前面挡着。奥托还要上前，警长把他往后一推，说：“要是你再上前一步，我就让你们都进局子。”约翰逊城这帮人默默地站着，看林登继续挨揍。

“林登一点便宜都占不到，”阿娃说，“真是太可怜了，每次一站起来，就被那小伙子打趴下了。他那拳头太硬了。林登满脸都是血，看着挺吓人的。”最后，他终于躺在地上起不来了，说：“够了。”

阿娃说，等林登稍稍恢复了一点神志，意识到父亲的袖扣掉了一个。他变得“很沮丧”。过了一会儿，有人找到了袖扣，物归原主。但衬衫是没救了，完全被血浸透了。但阿娃印象最深的不是林登受的伤，而是他行为举止上的变化。“林登一直那么健谈、那么活泼，”她说，以前他打架也输过，“林登打架总是输。”可是一打完架，他马上又开始张嘴说个不停。但这次，回约翰逊城的路上，他什么也没说。“他特别不高兴，”阿娃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他还躺在地上的时候，克雷纳尔警长就弯下腰，说他违反了一系列法规，要罚款。伙伴们为他凑齐了交罚款的钱。林登说了谢谢，但是声音很低沉，是阿娃从来没听过的。阿娃说：“他以前打架也输过，但从来没被揍得这么惨。”也许闷闷不乐就是因为被揍得这么惨。但是两个堂姐并不这么认为。到了家门口之后，他一个字都没说就进屋了，阿娃和玛格丽特都说，林登这个样子以前只见过一次，就是他从加州回来的时候。阿娃说，她和玛格丽特都认为，林登这两次不高兴，原因都一样：“有什么事情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个领袖人物。”

阿娃说得对吗？林登•约翰逊在这次舞会上得到的教训，真的和加州一样吗？他一言不发，闷闷不乐，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没有希望了吗？他知道在丘陵地带很难成为大人物，已经两次试图逃走，去了罗比斯镇和加州，既要逃离，又不能走父母安排的道路。但两次尝试都失败了。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是不是想要在丘陵地带干成点事情？那么，当他每天早上穿上工装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是干不成什么事情的了？过去一年来，他的行为举止中有没有越来越强烈的绝望？你看他的牛越吹越大，衬衫颜色更鲜亮价钱更昂贵，晚上的恶作剧越来越过分，这难道不是绝望的表现？那么，在朋友们面前，被这个丘陵地带的小伙子狠狠地打，狠狠地羞辱，是否终于让他彻底意识到丘陵地带的现实：体力才是最重要的？这场羞辱是否让他终于确定了，只要待在约翰逊城，他就永远什么也不是，他别无选择，必须走出去，就算唯一的办法就是父母的办法？他躺在地上的时候说“够了”，是不是可以解读为，不只是对这次舞会的打架的投降，也是对多年来更大的抗争的投降？毕竟，这么久了，他一直想不遵循父母的安排而干成一番大事。谁也说不清，谁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林登•约翰逊回家的路上和躺在床上想了什么。这一切再也无从得知。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告诉父母，他要去上大学。

然而，新的一周他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却并没有与父母和解。事实上，他甚至都不允许父亲开车送他去圣马科斯，反而更愿意扛着一个硬纸壳的箱子，搭便车走完这五十多公里的路。他完成大学学业的过程，更没有与父母和解。他从大学学到的价值观，和父母设想的大相径庭。不管是大学期间，还是毕业以后，他一辈子都不喜欢读书，甚至是强烈地反感阅读。父母希望他去大学学习的是文学与艺术，美与真理，而他想成为大人物，出人头地，领导他人，控制他人。也许那时他还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但却明确地知道不该怎么做：他的父母，这一辈子的教训，他早就看够了。在奥斯汀，他见过那些接受牛排、波旁酒和金发女郎的议员。他们住的是大酒店，父亲住的却是小公寓。父亲拒绝和那些议员一样，林登亲眼看到他的下场。母亲一直坚信诗歌与美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直坚信着。林登也亲眼看到她的下场。他父母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他们是抓着理想不放的理想主义者。从林登的孩提时代，他们就努力去教育他：原则，以及忠于原则，是最重要的。

林登•约翰逊的大学生涯，以及大学毕业之后的职业生涯，从头到尾都会展示，他是如何看待父母的教导的。

(1)
《潘拉德与山姆》（
Penrod and Sam
）：十九到二十世纪美国剧作家、小说家布斯•塔金顿的作品，是三部曲中的一本，主题是中西部小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

(2)
威廉•汉姆福瑞（William Humphrey，1924—1997）：美国作家，短篇小说《平原上的约伯》（
A Job of the Plains
）为其名作。

(3)
柯立芝繁荣：一战后美国总统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Jr.，1872—1933）在任期间（1923—1929），经济飞速发展，称之为“柯立芝繁荣”，但繁荣背后酝酿着危机，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大萧条。

(4)
国际联盟是一战《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存在了二十六年，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但由于各种原因，实力不足，所以没能阻止二战的爆发。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被联合国所取代。

•第二章•逃离

Part II
ESCAPE

•8•

“狗屁”约翰逊

丘陵地带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一所大学。

甚至都称不上是大学。主楼有四座尖顶，层层叠叠的拱形、三角形、小尖塔和栏杆的装饰，主要作用就是给参观者们留下深刻印象。主楼的选址在圣马科斯区域最高的山顶，如此一来，那用金漆镶了边的红色尖顶就闪着耀眼的光辉，在绵延的群山之中，在散落的“狗跑屋”之中，仿佛一座奢华的宫殿。除了这栋大家眼中的“老主楼”之外，还另外有三栋楼，沿着校园中陡峭的楼梯排列着。其中一栋是图书馆，破旧不堪，前一年把二楼的参考咨询部扩建了一下，结果地板就开始下陷，所有的大部头参考书都得紧急转移到楼下；所谓的“体育馆”很简陋，是木头搭成的，像个谷仓；还有个低矮朴素的教学楼，都是板房改建的教室。这就是圣马科斯得州西南师范学院的全部了。学校没有宿舍，学生全部住在学院山脚下分散的板房里。虽然很快就要铺水泥步道了，可当时他们还是沿着土路跋涉去学校。就这条路还是在荆棘丛生的树丛与铁丝围成的篱笆中，好不容易开辟出来的。学院一九〇三年开办的时候，是一所师范学院，大多数课程都是高中水平的，学校手册的开头写着：“请记住，这不是一所大学，甚至不算一所学院……这所学校也许能够引领学生们看到高等教育的优势，也许希望能影响他们去学院或者大学寻找这些优势，但这所学校本身不能给予他们这种优势。”学术资格是最近才提升的。一直到一九二一年，其校长还承认说，在某些方面“我们很清楚……这所学校达不到普遍接受的学院水平”。直到一九二三年，上面才批准把名字从“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学院”。事实上，林登•约翰逊入学的那一年，这所学校才有了第一批颁发合格文凭的毕业生。资格的提升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得州依然把师范学院归入“三流”学院的范畴，因此这些学院的教授薪水还不如高中教师。这样就很难吸引到一流的教学人员。一九一九年，校长成功说服一个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前来执教。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能说服其他博士来到圣马科斯。五十六个教工当中，有好几个什么学位都没有。得州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圣马科斯”（这所学校的简称）教书的人，都是在别处找不到工作的人。有些教授多年来都没有修改过他们的讲义，那些纸页都发黄了。去圣马科斯上学的学生，也对这里的教育质量不抱什么幻想。“我为什么去？”一个学生说，“我存了四百美元，看了看不同学校的介绍，发现只有这里可以四百美元读一年。”“那是穷孩子的学校，”一位校友说，“大多数学生都去不起别的学校。”

然而，对于很多来自“狗跑屋”之地的姑娘小伙，老主楼已经是他们见过规模最大的建筑了，甚至比他们县的法院还要大，那些赫然耸立的尖顶，比家乡那些教堂的尖顶要高得多。入学那天，站在老主楼前的那一群学生，是他们这小半辈子见过最大的人群了。他们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个地方聚集了这么多人。有些人穿着新西装或者新裙子（有些则很穷，都没有新衣服。这群人中，还有姑娘戴着落伍的遮阳帽，有小伙子穿着寒碜的工装裤），他们还有另一个紧张的理由：得州普遍认为丘陵地带的很多高中教学不达标，有些课程并没有得到认证，他们都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录取。圣马科斯的学费已经很低廉了，但很多人还是费了好大的劲才筹到这笔钱。他们之所以费这么大的周折，就是觉得圣马科斯是这辈子唯一逃离苦力的机会，却又担心圣马科斯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负责招生录取的戴维•沃塔瓦博士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姑娘小伙，长满老茧的手上紧捏着他们的成绩单，走进他的办公室。沃塔瓦说：“他们来到我的办公室，眼中几乎都满含恐惧，极大的恐惧。”

而林登•约翰逊可是去过加州，还混过奥斯汀巨大议会厅的人，老主楼对他来说就没那么令人敬畏了。但他也有紧张的理由。三年前他就说过，约翰逊城高中毕业的自己，“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现在，三年没上学的他，之前受的可怜的教育也忘得差不多了。另外，由于约翰逊城高中资质不足，所有毕业生在正式被圣马科斯录取之前，都必须在圣马科斯的“附属学院”参加为期六周的课程，通过资格考试，以证明他们具有进入大学的学力。考试要考代数、几何，高中的时候他都是在堂姐阿娃的大力帮助下才考过的。现在，已经三年没上学了，他怎么通得过代数和几何的考试啊？他终于想通了要来上大学，可是进不进得去呢？父亲没法为他提供任何资助，他兜里的钱几乎都不够交注册费，而且还马上就要开始交住宿费和生活费。事实上，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开始找父亲的一个朋友借钱，也没借到。“我筹不到足够的钱来负担开销……除非我接下来的时间能借到一笔钱，不然就要被迫离校了……我认识的亲戚里没一个能帮忙的。”就算他入了学，钱的问题怎么办？“我很了解林登的，”阿娃回忆说，“我一直都看得出他的心思。那天他等着注册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他怕得不得了。”

接着轮到他了，他进入沃塔瓦的办公室。

他知道自己必须证明学习的资质，他说，而且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准备用尽一切办法来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从前，他有一点“复杂的性格”，也“走出去”看到过“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并且认识到生活的残酷，受了些打击”。现在他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也认识到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接受教育，好有更强的能力去闯世界。“林登坐在那儿，跟我聊了三四十分钟，”沃塔瓦说，“他列出了一个自己的计划，显然是已经深思熟虑了的。他就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告诉我了……我一直都认为，一个清楚自己目标和方向的人，会比没有目标的人更有成就。当时他显然是知道自己的目标的。我应该从来没遇到过像林登这样，充满了合理可行计划的人……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沃塔瓦的复述太过详细，好像是因为这个小伙子后来出名了，才重新编造了当时的谈话，别的教工记得就在一九二七年的那一天，沃塔瓦对他们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遇到了一个特别有准备有计划的小伙子”，因为那天很多来报到的学生都“满含恐惧”，所以这个男生显得像一股清流，“他完全无所畏惧”。

林登被附属学院录取了，他需要一个宿舍。堂姐玛格丽特也在圣马科斯就读，她当时的约会对象也姓约翰逊，但是没有血缘关系。几个月前，这个学生，绰号“笨蛋”的艾尔弗雷德•约翰逊去约翰逊城看了玛格丽特，她请艾尔弗雷德劝劝自己顽固的堂弟，还是要去上大学。“笨蛋”是圣马科斯橄榄球队的队长，根据学生中的民意调查，他是最受欢迎的明星学生，也是全校最魁梧的大块头。一个朋友还说，“他也有最宽广的胸怀”，这是个十分慷慨大方的小伙子。所以他去约翰逊城的时候，林登跟他说，自己租不起宿舍，“笨蛋”就邀请他同住免费的公寓，其实就是校长车库楼上的两个小房间。他能在那里住，是因为橄榄球队队长的身份。现在，林登出现在“笨蛋”门口，提醒说他曾做出过这样的邀请。不管“笨蛋”记不记得自己提起过，这中间的几个月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笨蛋”有了个新室友，球队的中卫克莱顿•斯特里布林。林登要住进来，就得同时取得他的同意。斯特里布林是林登的高中校友，特别看不起他。然而，斯特里布林不同意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林登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快。“他说：‘你难道不想帮帮一个穷孩子？’我说：‘校长同意了吗？’当然没同意了。所以他没有回答。但他说：‘你难道不想帮帮一个穷孩子？’我还能怎么说呢，就问他：‘你想住多久？’他说：‘三十天。’我就让他搬进来了。”

斯特里布林对他的厌烦没有改观，反而加重了。所以，“三十天过后，我就说：‘林登，滚吧。’他说：‘我还以为你要帮帮这个穷孩子呢。’我说：‘我说了你可以住三十天。你已经住了三十天了。现在赶快滚吧。’”但那之后不久，斯特里布林的父亲得了疝气，他在马布尔福尔斯还管理着将近五百公顷的牧场，所以要求斯特里布林休学来帮忙。斯特里布林一搬出去，和“笨蛋”已经很要好的林登就马上搬了回来。之后不久又找了位室友，明星球员和学生会主席阿尔迪斯•霍普尔。入学还没多久，大一新生林登•约翰逊就成了学校里唯一免费宿舍的常住客，两个室友都是校园里颇受欢迎的风云人物。

他需要工作。在圣马科斯是很难找工作的。因为很多学生都需要做。但林登不知道的是，他一离家去上大学，和大学校长塞西尔•尤金•埃文斯有点头之交的父亲（山姆•约翰逊曾经在议会抗议过对师范学校越来越严重的公款挪用），就给埃文斯写了封信，请他给儿子分配一份工作。埃文斯照做了，不过这份工作是捡垃圾、除荒草，还有在“采石队”工作，把校园里小一点的石头给耙平，把大一些的都拉走。

埃文斯校长执拗易怒，颇具威严。在这小小的校园，他是个很受瞩目的人物。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虽然路上遇到学生会喊他们的名字打招呼，但永远不会停下来说话聊天。他从来没有“跟学生太亲近”。一个学生回忆说：“好像他周围有一堵无形的墙……我们不敢翻越。”然而，“采石队”的其他人在挥汗如雨地耙着搬着的时候，只要看见校长走过来，林登•约翰逊就会满脸堆笑地跑过去，跟他说话。很快，别的小伙子就惊奇地发现，埃文斯也在说话，也是笑容满面的。他们还注意到，两人谈话的时间越来越长。

约翰逊在埃文斯的那堵“墙”上找到了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就是政治。这是州政府拨款资助的学院，当然学院的校长就必须和议会以及各个官僚机构讨价还价，争取拨款了。但对于埃文斯来说，政治不仅仅是自己的工作：他父亲是亚拉巴马州的一名法官，埃文斯年轻时为他工作过，一直以来都对这个领域很着迷，而想成为一个政治家的梦想也从未消退半分。他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本，总是在上面写写画画。笔记本是红色的，所以全校都称之为“校长的红宝书”。大家都以为上面写的是学校的活动之类的相关内容，但是，在埃文斯去世之后，朋友们打开这本持续传奇三十年的“红宝书”，上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关于地方、州和国家政治的观察思考。在这个学校，就连得州的事务都显得很遥远，他很少能有机会谈谈自己热爱的话题，而且也没人能有那个水平谈得有趣有见地。但埃文斯发现自己很喜欢跟这个拿着耙子的瘦高个儿学生聊天。这小伙子认识那么多议员，能讲很多关于议员的故事，州长还去过他家呢，他还知道好多奥斯汀的内幕。就算这个小伙子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参与度有点夸张，他仍然非常尊重经验和智慧都更为丰富的埃文斯，实际上总是显得特别谦恭顺从。而且，他还开始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为校长跑跑腿，干干杂活：每天一大清早就下山进城买份报纸，好让埃文斯吃早饭的时候看一看，或者和埃文斯夫人一起到镇上买菜，当她的“挑夫”。接着他告诉埃文斯，如果只是靠采石队这点收入，他在学校就待不下去了。首先是工作时间有限，还有时薪只得二十美分。每个月顶天了能挣七八美元。他请求埃文斯给自己一份打扫教室和走廊的工作，时薪三十美分，每个月大概十二美元。这个学校是给不起运动奖学金的，所有这种“内部工作”几乎都是内定给擅长运动的人做的。但埃文斯给了约翰逊一份“内部工作”，在主楼拖地。

林登的分区中，包括了埃文斯办公室外的门厅，每次校长过来的时候，他似乎都在拖那片区域。他们继续谈笑风生。然后林登问，能不能直接在校长手下工作。当时埃文斯只有一个助理，是一名讲师，汤姆•尼克斯，业余兼做校长秘书。林登说，他应该再找个办公室打杂的助理，比如帮他传话（学校没有内部电话系统），做各种琐碎的事情，这样尼克斯就不用麻烦了。而且尼克斯上课的时候，也多一个人看着办公室。当时的助理教务长埃塞尔•戴维斯，办公室就在埃文斯对面，她还记得这小伙子脸皮厚到让人吃惊。“他特别自信，就直截了当地跟埃文斯博士说，他想要一份工作。”结果令她更为吃惊。“显然，埃文斯很欣赏他的态度，因为他给了他这份工作。”她说。工资是每个月十五美元。他来到学校才五个星期，而且还不算被正式录取，他就已经在校长办公室工作了，他来之前都还没这个岗位。

林登•约翰逊证明了自己的学习资质，算是险过，而且多亏了他妈妈。（“我记得入学考试那天，她一晚上都没睡觉，给我复习平面几何。我在约翰逊城高中一直都学不好这门课。大学入学的最低分是七十分，我刚好就考了七十分。可能打分也比较松。”）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他被大学正式录取，但入学以后他变得越来越消沉和抑郁。

虽然课业很简单，但对他来说仍然很难。他知道自己语法很差。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写了一段生动的自述，说自己是个“疲惫又想家的大一新生……在基础英语句海中惊慌失措地扑腾”。他一直以为自己很擅长辩论，觉得这应该是自己的强项。但大一第一学期，他的辩论这门课成绩只有“D”，同上一门课的一个女生回忆说：“这分数让他很生气很沮丧。”不过，最让他忧心忡忡的，倒不是学业表现，而是“财务危机”。和“笨蛋”住在一起，他的住宿费倒是免了，可是不能不吃饭啊。为了省钱，他每天只吃午饭和晚饭，而且固定在盖茨夫人的膳宿屋那儿吃，因为只有这里最便宜，每个月交十六美元。晚上，他有时候会饿得发慌。而学院山脚下的学生们常去的“山猫小店”，一个鸡蛋三明治要十美分，加火腿的话就是二十美分。多年后，他还记得，他“总是选只有鸡蛋的，但一直很想吃有火腿的”。还有大学的开销，虽然省之又省，对他来说仍是巨款，多年后，他还能一分一厘地算出当时的账：“我每天只吃两顿饭，这样每个月就十六美元了。洗衣服一个星期要七十五美分，这样每个月就是三美元。然后还有买书啊什么的……”学费的阴云也总是笼罩着他，每三个月要交一次：“我就是从来都拿不出来啊……每到交学费的时候，我就要差点儿被赶出来，身上的钱也刚好只够回家。十七美元啊，我从来都拿不出这个钱来交学费。”他不断地借钱，“又还不清”。大学里的这个小伙，个子已经老高了，一米九三，穿着遮不住手腕和脚踝的衣服去上课多丢脸啊。约翰逊本人后来回忆说，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际，他给已经返回加州水泥厂工作的朋友本•克赖德写信。信中写道：“我做不到了。我要退学了。我欠了四十五美元。又要交学费了。我想来找份工作。你能帮我找一份吗？”

他也一直在给母亲写信诉说自己的消沉。而他所不知道的是，丽贝卡清楚他和粗犷、年长的本关系很好，所以也写信给他，请求他鼓励林登继续学业。这个曾经和林登一起做过修路搭档的男人几乎是同时收到林登与林登母亲来信的。他去找到工厂主管，为林登安排了一份工作。但在回房间给这位小友写回信的路上，他停下脚步，想了想。接着他转过身向相反方向走去，来到银行，问出纳自己账户上有多少钱，出纳跟他说了（关于数字有几个不同的说法：八十一美元，一百零三美元，一百零六美元），他说全部取出来。之后他写了回信：

嗯，我可以帮你找一份工作。每天五美元。我跟主管说了，他说正好有你能做的工作。但我希望你不要来。每天工人们都把灰尘吸进肺里。很多人都因为这个得了肺病。我希望你的未来不是这样。因为这里就是地狱。我把银行存款全都寄给你，希望你能继续大学学业。

“八十一美元！”几十年后，林登•约翰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充满怀念，“我成了学校里最有钱的人！我接受了那八十一美元，还清了所有的债，还交了下学期的学杂费。”

这种解脱只是暂时的，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这八十一美元很快就花完了。各种疑问与恐惧在无声地蔓延，不断折磨着他。“一般来说，林登很开朗、很活跃，总是在高谈阔论，”埃塞尔•戴维斯说，“但有时候他会突然变得很安静，然后一整天都不说话。林登这么安静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真的很低落。”有时候，这种低落情绪，可能是因为没收到丽贝卡•约翰逊字迹娟秀的家书。他每周要给母亲写好几封信，而她几乎每天都给他写信，信中充满了热情洋溢的鼓励和爱（“我最爱的儿子”“我亲爱的优秀儿子”）。他和丽贝卡一直持续着这种书信往来，直到三十年后母亲去世。在圣马科斯，如果她有那么一两天没有来信，他就会变得沉默，也会告诉她自己有多么需要她的来信。“最亲爱的妈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把书摆在面前，准备在这漫漫长夜专心学习。你根本不知道，收到你美妙的来信之后，周围的气氛都变了。对我来说，你那优美而鼓舞人心的家书，是最能振奋我精神、引领我前行的……妈妈，我如此爱你。请别忽略我……”他和父亲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善。林登的家书开头全都是“最亲爱的妈妈”，没有一封信向父亲问候，虽然丽贝卡请求他至少写一句问候山姆的话，他自己也写不出来。多年后，他还记得父亲说过的那句话：“你那猪脑子，根本上不了大学！”“我当然要向他证明！”他回忆说。大学第二学期，他的成绩不错，“我带着那张写了成绩的小黄卡片回家，甩在他面前，说：‘这是不是说明我根本上不了大学？’”但是母亲，这位从来都鼓励他相信他的母亲，在圣马科斯陪了他一个星期，帮他通过入学考试，在这期间母子俩的关系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一有机会，他就搭别人的车回到约翰逊城去看她。而且，不止一次，他渴望着母亲对自己能力的肯定和她的爱，就算没有熟人的车可搭，他也会步行到圣马科斯到约翰逊城孤寂的公路上，希望能搭将近五十公里的便车回家。多年后，丽贝卡•约翰逊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回忆道：“你从圣马科斯回家，咱们母子俩坐在床边促膝长谈，你对我讲述自己所有的希望、失望与梦想。”

但在圣马科斯，没有一个人看到偶尔的沉默之外的东西。

林登•约翰逊组织了一个布兰科县同乡会。他没有被选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或财政部长。他承担的工作，是谁都不想干的：为学校的报纸《学院之星》撰写关于同乡会聚会的文章。第一篇写首次聚会的文章，开头就没有写选举，也没写选出来的干部的名字。文章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周四下午，林登•约翰逊召集了来自布兰科县的学生。”后来他写的那些关于聚会的文章里，所有的“出席学生”名单中，他的名字都是头一个。很快，他的名字就上了《学院之星》报头的编辑部名单，而且也是第一个。一九二七年春天，本•克赖德从加州放假回来，去圣马科斯看了林登。林登带着他来到《学院之星》的编辑部，说：“本，我很想在这里做编辑。”克赖德回忆说，当时的主编“听到林登说这样的话，还打趣地嘲笑了他。林登当时大概两个月没理发了，而且还是个毛孩子”。但那个夏天，克赖德回到加州，在水泥厂工作一天后回到房间，发现一封圣马科斯的来信，里面有一份《学院之星》，报头顶端用红笔画了线，提醒克赖德注意。那里赫然写着“总编辑：林登•约翰逊”。正值暑假，报纸的所有常规编辑都走了。而毫无报纸编辑经验的约翰逊，说他得到了这份工作，当然也是因为暑假没人想做。他请母亲写了第一篇社论，然后挂他的名发表出来。但很快他就在《学院之星》上实践了自己的第一项创新，标题用非常大的字体，比以往任何编辑用的都要大。就算是很普通的事情，也要引人注目地写一整版。

约翰逊当上了编辑，后来还开始写社论，这给了他为学校领导歌功颂德的好机会。而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搞得有些学生都觉得他的文章和社论很不符合现实状况。比如，女生教导主任，玛丽•布罗格登，负责学校的德育工作，她是学生们眼中的“蛇怪”，矮胖严厉的老处女，脸上皮笑肉不笑的，看着和她的束腰一样紧张不顺眼。那时候东部流行比较时髦的短裙，而对于穿短裙的女生，她可是毫不留情；她还设了十点半的宵禁，那些宵禁时间之后才把她管的那些女孩子送回来的男孩，也难逃她的惩戒。她曾经坚持开除了一个没取得她书面允许，就带女生开着新车出去兜风的男生。但是，在一篇记录大学文学社会议的文章中，约翰逊写道：“会议之后，社团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因为布罗格登女士邀请社员们去了餐厅，提前准备好了柠檬汁和蛋糕等茶点饮料。布罗格登女士为大家奉上的茶点饮料成为整晚最棒的部分，大家认为她是这座山上最好的领导之一。”这位新编辑为教工主管艾尔弗雷德•诺尔冠上了一系列的形容词：“居安思危、经验丰富、功底扎实、公平正义、能力超群、体察下情……身体强壮、至关重要。”约翰逊的笔头开始描写大学最重要的官员时，这种热情更为高涨，不仅是在文章中（埃文斯学究式的迂腐无聊的讲话，是很多学生忍俊不禁的嘲笑对象，但这个学生在报道埃文斯的讲话时写道，讲话“非常有趣……演讲中处处点缀着相当出彩的有趣话题”），还有在社论里。他还把这些文章都放在头版，确保人人都能注意到：

埃文斯博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管理人员，更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珍惜这个团体，看重学术研究，充满着人性的光辉。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在大学的年轻人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这种充满人性的同情与悲悯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对于西南师范的同学们，他带来的鼓舞与快乐，亲切与温暖，善意的严厉和友好的关注从未间断。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极大的乐趣。

之前，《学院之星》比较倾向于挖掘和揭露学校管理和教工们的内幕，尽量去挑战诺尔和学生主管H.E.思贝克的审查底线。（“林登就不这么做，”诺尔说，“他的判断力非常好，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只要是林登•约翰逊写出来的东西，就完全没有审查和修改的必要。”）一些学生对报纸风格的变化颇有微词，不太高兴。大学的年鉴《教育者》就提到了：“林登•约翰逊，社论作者，众多文章引起广泛的评论。”

要是这些学生知道约翰逊在私下里做的“文章”，评论大概会更广泛。这个十分关心自己分数的学生，会在最具战略眼光的位置——试卷的结尾——写下一些留言。这些留言都非常有针对性，能最大程度地撩动目标人物的心绪。比如，V.S.内特维尔夫人，她是教英语的，同时也是一位特别虔诚的浸信会教徒。约翰逊之前没有表现出对浸信会和其他任何宗教的兴趣，但这一点在给内特维尔夫人的留言中显然是看不出来的。她特别感动，还写了封回信：

感谢你在试卷末尾写给我的留言。能够如此引领你学习罗伯特•勃朗宁，并且坚定你的信仰，实在是我在这门课上付出的心血与时间的最好回报……

愿上帝继续保佑你，让你永远有坚定虔诚的信仰。

约翰逊这种奉承迎合，不仅体现在书面文章上。他会去四十岁的助理教务长埃塞尔•戴维斯的办公室跟她聊天，告诉她自己有多么热爱和尊重母亲。接着他会说，戴维斯女士就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有时候他会请她在某些事情上提提意见，等她做出答复后，她回忆说：“（林登就会说）我说的跟他妈妈说的一样……我的确有点受宠若惊。”事实上，和行政人员与教学人员私下交往的时候，林登表现出的那种崇拜实在是登峰造极。他的同学们都说，要是完全描述出来，“没有人会相信的”。比如，如果一个教授跟一群学生展开随意的讨论，组织一场“四方会谈”，而约翰逊也在场，那他肯定会坐在教授的脚边。“是的，真的是坐在他脚边。”一位同学说。如果教授坐在长凳上，学生可能会站在他周围，或者坐在他旁边，可是有一个学生，林登•约翰逊，会坐在地上，脸朝上望着老师，表情里全是最深切的兴趣和尊敬。“他会对他们所说的东西全盘接收，坐在他们脚边全盘接收。然后这些老师把心都要掏给他了。”

很多学生怀疑这种奉迎与崇拜背后的真诚。因为他们注意到，不管教授说什么，约翰逊绝不会反驳半句。“我就是烦这一点。”乔•贝里，接替阿尔迪斯•霍普尔当上学生会主席的人说。他经常组织讨论校园问题的“四方会谈”。“他从来不明确站队，你永远不知道林登的立场。”另一个学生领袖麦尔顿•肯尼迪说，“无论老师们提出什么，他都绝对不会反对。他很了解（这些教授的感觉），所以他说出的话老师们都肯定会同意。”还有个学生，弗农•怀特塞德说：“一个教授提出某个观点，林登热情地表示同意；第二天，如果另一个教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林登也会表示同意，而且热情不减。”

而对于林登刊登在头版那篇赞颂埃文斯博士“带来的鼓舞与快乐，亲切与温暖……从未间断”的社论，埃文斯的秘书，汤姆•尼克斯，也对其真诚度持保留意见。这位校长经常没有来由地对手下发脾气，很是可怕。约翰逊能嗅到“风暴”的气息。一旦开始“变天”，他总会迅速找个借口离开。直到埃文斯肯定已经走了，他才会回来。一般会在外面办公室的门口探出头来，偷偷问尼克斯：“他走了吗？”

这些潮水般的逢迎讨好，对于那些目标人群，可谓十分见效。布罗格登女士，在宵禁问题上那么不容变通那么严格，竟然也对林登•约翰逊开了口子。约翰逊最经常坐在脚边的教授是H.M.格里尼，历史教授和辩论教练。另一个教授教的辩论课，约翰逊只得了一个D，但是他却进入了格里尼的辩论队。队里的学生都很吃惊，有个学生认为，他“虽然很咄咄逼人，但真的不擅长演讲”。

约翰逊大学生涯的关键，或者说他是否能赚到足够的钱持续大学生涯的关键，就是埃文斯校长。和私下里的谄媚讨好相比，公开的谄媚讨好根本算不得什么（唯一的见证人是汤姆•尼克斯）。这些都是在校长办公室进行的。而且约翰逊运用的武器，可不仅仅是谦卑、顺从、奉承这些手段。尼克斯这个与世无争的男人，挺喜欢约翰逊的（有个教授说，尼克斯“有张红红的脸蛋，是个真正的乡下小伙子，林登轻易就能搞定了”），但也禁不住说，这个学生不仅努力地去完成埃文斯布置的任务，而且还要想尽办法去夸张他的努力。约翰逊总是拿着一个很大的记事本，把各项任务记在上面。回来跟埃文斯汇报的时候，也总是把记事本举起来，保证校长能看到。“我看见他站在校长身侧，拿着一个名单，都是他尽力去做的事情，一边说一边打钩，表示每一件事情都办好了。”尼克斯说，他还开始给自己布置任务，“急切地”找事情做，“下定决心要留下一个特别好的印象”。这些当然也要写在记事本上，把每一件事都跟埃文斯汇报，然后在旁边画上一个巨大的“√”。

他也的确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每周，主楼二层的礼堂会举行全校大会，埃文斯会进行简短发言，好几次发言里，他都提到了约翰逊的高效。在学生工作分配的问题上，他也开始听约翰逊的意见。“他和校长走得很近……让我升到了‘楼巡’的位置，每个月有二十五美元的收入。”室友“笨蛋”•约翰逊说。校长甚至也上了套，要帮林登付学费。“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林登•约翰逊回忆说，“别的地方都筹不到学费了。”他也需要钱吃饭。他和室友已经免费在埃文斯的车库楼上住了，结果他还请求埃文斯，允许他和室友粉刷车库来赚点钱。埃文斯不仅同意了，还把时薪设置在四十美分。“那可是专业工种的时薪啊。”“笨蛋”•约翰逊回忆说。别的做类似工作的学生时薪只有二十美分。一次粉刷挣的钱不够林登•约翰逊待在学校，埃文斯就让他再次粉刷车库，一次又一次。有的学生说，那个学期车库被粉刷了四次。有一两次，埃文斯甚至带着约翰逊去了奥斯汀。

埃文斯在全校大会上提到约翰逊，让全校都知道，这个学生和校长走得很近。这个学生又进一步强调和加深了这种印象。别人问他在哪儿住，他会说：“在校长家里。”他只不过是在校长办公室打杂，而且为了明确区分他和尼克斯之间地位的差别，他的办公桌被放在校长办公室的等候区外面，不像尼克斯的是在里面。但是约翰逊充分利用了这个位置，只要有人来办公室，他就会跳起来问候，而且态度特别殷勤，尼克斯说：“有些人说不定觉得这个地方是他说了算。一切都做得太自然了。”几十年后，当时的一个女学生还记得约翰逊“打开一扇门，让我进入埃文斯校长的办公室参加面试，得到了第一份工作”。离开办公室为校长传话的时候，他也会充分利用机会。他会别一支铅笔在耳朵上，一只手抓着一大沓纸，而且总是急匆匆的样子，从办公室冲出来，在主楼的大厅到处跑。要么就是走在通往别的楼的土路上，大步流星，双臂剧烈地甩动着，显得有点别扭，显得完全没时间停下闲聊的样子。他可是个大忙人，在帮校长办事情呢。没人知道，约翰逊偶尔和埃文斯一起去奥斯汀，唯一的职责就是在埃文斯忙于和某个委员会周旋的时候，向他报告另一个议会委员会在干什么。约翰逊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谈论“校长和我”在奥斯汀如何合作，为学校争取拨款。另外，他会抓住一切机会和埃文斯一起公开亮相。而且他在公众场合的表现和私下里太不一样了，尼克斯都觉得特别惊讶，不知道办公室里那个谦卑顺从的林登到哪里去了。他把校长介绍给朋友，很夸张地和他谈笑风生，有一次甚至还在他背上拍了两下（学校里因为这事轰动了好几天）。他努力营造一种和校长关系非常好的感觉。很多教员都以为他在做着比实际重要得多的工作。但约翰逊从来没利用过他们的这种感觉，对所有的教员仍然是一样的顺从，认真地倾听，仍然是坐在“他们的脚边”，全盘接收老师们说的一切。怀特塞德说：“天哪，看得出来，他们简直太吃这一套了。”

然而，深受老师们欢迎和喜爱的他，在同学们之中印象却很不好。

麦尔顿•肯尼迪说，怀特塞德说的约翰逊坐在老师们脚边，全盘接收老师们说的一切，这很生动形象。他顿了顿，最终说道：“林登在老师们面前的表现，语言都无法描述。他有多么卑躬屈膝，多么谄媚奉迎，多么大拍马屁。”如果说学生们不喜欢林登•约翰逊对老师们的态度，那么他们更不喜欢林登对同学们的态度。对于“上面”，他是极尽顺从讨好，而对于“下面”，又傲慢专横到难以忍受的地步。

在圣马科斯，他还是和在约翰逊城一样喜欢说“大话”。如果说他刚进大学的时候，还没什么大话可说，那么他把手头仅有的资本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他介绍说自己是“来自约翰逊城的林登•约翰逊”，让大家觉得他是这个镇上名门望族的成员。要是有人直接问他到底是不是，他会肯定这种印象，说约翰逊城是他祖父建立的。这显然是胡说八道。他给《学院之星》写的最初几篇社论，其中之一就提到了“我的南方血统”。（后来的一篇社论中，他还表达了对杰斐逊•戴维斯
(1) 的崇拜。）

现在他说“大话”的资本更多了，这话也说得更大了，而且还不让别的人说话。这位急切地坐在老师们身边倾听的小伙子，似乎认定了别的人都应该坐下听他讲话。和林登•约翰逊同在盖茨夫人的膳宿屋吃饭的学生，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两件事：他拿了吃的之后，狼吞虎咽，然后又去拿，总是比应该拿的多拿一点。“他的手臂很长，拿着叉子伸出去，把盘子上最后一块饼干也拿走，就算是在桌子的另一边，如果有块猪排比别的都大，那拿到这块猪排的肯定是林登•约翰逊。”那些学生中的一个说。不但食物要多拿，谈话的时候也要多说。另一个在盖茨夫人那里吃饭的学生，霍勒斯•理查兹说：“他很健谈。总是讲着他父亲和吉姆•弗格森的故事，还有奥斯汀那些各种各样的事。他也很善于模仿，他会模仿弗雷德里克斯堡周围那些德国人，模仿他们的口音什么的。有时候真的挺好玩的，特别是对一些沉默寡言的乡下孩子来说。但要是别的人想说话，嗯，他是不会允许的。他就直截了当地打断你。我的天哪，他就直接很大声地说话来盖过你，直到你闭嘴。只要他一来，整个桌上就剩他一个人说话，直到他离开。我现在还能想起他一边伸手拿吃的，一边滔滔不绝的样子。”

大家对林登•约翰逊的这种不悦，有一个很突出的方面，是他总爱说谎。当然学生们也分辨不出全部的假话。他告诉桌上的学生们，自己的智商是一百四十五，而他们也从来不知道这不属实
(2) 。他还说自己得了很高的分数。多年以后，大多数学生都还认为他成绩优异，用其中一个的话来说：“特别优秀的学生，非常优秀，全A。”这当然也不属实
(3) 。他进了大学辩论队，但一直没有进入首发队，而是在另外三个候选队之中。他到圣马科斯后不久，学校宣布，辩论队的同学会得到和运动员一样的学校荣誉。在盖茨夫人的饭桌上，林登告诉大家，是他说服埃文斯教授做这个决定的。听众们自然不知道这个决定其实是他入学之前就做了的，对林登深感敬佩。如果说学生们没有分辨出这些假话，很多别的还是能分辨出来的。约翰逊的辩论搭档是厄尔莫•格兰姆。他年纪比较大，教了四年书挣够了学费之后再重返大学。辩论的准备工作大多都是格兰姆做的：“我学习的目的是要成为一名牧师，而且平时也在乡下的教堂布道，所以准备材料算是家常便饭了。”而辩论时他也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一般来说都是他做主辩，进行立论，林登是一辩，然后他再来总结陈词。但格兰姆并不介意，还很欣赏林登抓住对方弱点的天赋。“林登的辩论，不算深入，但是比较聪明。我说实话，林登非常擅长去找对方辩论中的弱点，然后很漂亮地针对这个做出反击。”他一直蛮喜欢林登的，直到听到别人说这位搭档在盖茨夫人那里吃晚饭时谈论辩论队的事。“听着是有点烦，”格兰姆神父说，“我听说，他自称辩论时说了很多直击对方的精彩言论。嗯，完全不是他说的。要么是我说的，要么没人说。林登就是林登，这是毫无疑问的。辩论的事情他会拿去大肆吹嘘的。”

有时候，大家也会发现约翰逊那些“参政”的故事也很夸张。因此，在盖茨夫人那里吃饭的一些学生很同意有人说的：“我就是没法相信他像自己说的那样，在奥斯汀参与了那么多重大决策。”有一天，怀特塞德告诉大家，他向林登追问他父亲的事情，而林登一直“都说自己的父亲是得州最高政治团体的成员”。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嗯，啊，他是吉姆•弗格森的手下。’”

“‘哦，那他具体做什么？’”

“‘嗯，啊，调度巴士的。’”

大家听得都忍俊不禁。

女孩子也是他很喜欢谈论的话题。弟弟山姆•休斯敦•约翰逊回忆说，去圣马科斯看哥哥的时候，林登不止一次洗了澡光着身子回来，把老二抓在手里，说：“我要把这兄弟带出去来点运动。不知道今晚该上谁呢。”

他在外表上投入了可观的时间。再考虑到他的财务状况，他的穿着打扮可以说是相当过分了。对自己乌黑卷曲的头发，他总是在试验新发型，因为他觉得那是自己最吸引人的地方：要么中分，要么偏分，有时压压平，有时又耸起来。连他的室友都觉得，他随时都在捣鼓头发。这一点上他可不怕花钱，经常去理发店，花四十美分剪个头发，再花二十美分刮个胡子。（“给他刮胡子很难的，”理发师说，“他的皮肤很白很嫩……”）他担心自己的脖子太长太细，就一直练习怎么往回缩一缩，还要缩得好看。一个室友回忆说，他总是在练，练个没完。每次约会之前，他会花很长时间打扮。“他会站在镜子前，梳头发，搭配衣服，出门的时候必须一切都没问题！”“笨蛋”说。接着他会把脖子缩一缩，去和佳人共度良宵。

这些精心的准备，再加上他一直绘声绘色地吹嘘自己在异性交往上的成功，让大家都在传说他是个“万人迷”。只有那些真正的“万人迷”知道这不是真的。这个学校里，男女比例是一比三，所以很多男人都能轻易找到女伴。但在圣马科斯的社交圈，大家都知道林登•约翰逊是不太容易找女伴的。布罗格登女士会给他这个特权，延长宵禁，还允许开车去奥斯汀，这些都是别的学生很难争取到的优待，所以很多学生情侣都想跟他和他的女伴来个四人约会。但他们常常很难找那第四个人。他漂亮的堂姐玛格丽特，当时在和“笨蛋”约会，让自己的室友和林登来个“陌生约会”。“笨蛋”借到一辆车，四个人开车去新布朗费尔斯看了场电影，这可是很奢侈的事。玛格丽特和“笨蛋”还想再出去玩，可是室友说什么也不愿意和林登约会了。要是他不那么过分地歪曲事实，也许全校还不会议论他不受女性欢迎。“是啊，女孩子的事情嘛，我们都会夸张，都会吹牛啊，”一个男生说，“但是林登的夸张和吹牛太荒唐了，没人相信他。”

事实上，有些同学都不愿意相信林登•约翰逊嘴里的任何事了。他们觉得，就算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林登也没法说实话。有时候他们会故意问他一些问题，就是为了嘲笑他的答案。“有一次，教室里，我坐在他旁边。看见他打了新领带，穿了新袜子，”霍勒斯•理查兹回忆说，“我知道他在哪儿买的，但还是问了他在哪儿买的。他说：‘我是在奥斯汀的斯卡伯勒买的。袜子一美元，领带一美元。’斯卡伯勒是当时奥斯汀最好的商店，一美元在那时候也很值钱。我说：‘林登，你没说真话啊。你昨天根本没去斯卡伯勒，而且我昨天在伍尔沃斯的橱窗看到一模一样的货。袜子十美分，领带二十美分。’但是林登就是要撒谎，说他的领带就是一美元。好像他说什么都必须要说谎。”他经常大谈特谈和别人打架时的英勇强势，这还算可信，虽然他动作很笨拙，但块头不小。不过，一次打扑克的时候，他和另一个学生起了争执，而且一直对人家大吼大叫。旁边的学生跳起来，朝他动了手。约翰逊根本一点反抗都没做，直接就向后倒在床上，对手接近的时候，他开始双腿乱蹬，疯狂得很。打扑克的人都记得他躺在床上蹬腿的样子。“跟个娘儿们似的。”霍勒斯•理查兹说。他们还记得他大喊：“你敢打我，我就踢你！你敢打我，我就踢你！”在场的学生都惊得目瞪口呆。怀特塞德当时也在场，他说：“他太没骨气了。那时候得州的孩子都打架啊，但是他连反抗都不反抗。拼体力的事情他绝对是个没骨气的。但最重要的问题是，他经常吹牛说自己打架特别英勇。”

但在同学们眼中，林登•约翰逊最突出的个性，是有时候吹牛或者假话被当众揭穿，他还一点也不尴尬，仍然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他说谎的时候，你揭穿他，他好像满不在乎的样子，”理查兹说，“第二天他又把同样的谎话重复一遍。”克莱顿•斯特里布林说：“（别人揭穿他）他好像一点也不懊恼。他就是不在乎。他也不会发火。第二天还是说着一样的话。”

学校里最神气的莫过于运动健将了。他们有个“秘密组织”，名叫“黑星”，总是在巴尼•克里斯贝尔的大草地上聚会。这些魁梧粗犷的农场孩子豪饮作乐，大吃牛肉，还会举行“入会仪式”，最高潮就是给入会的新人蒙上眼睛，告诉他必须去亲公牛的老二，其实亲的是会长（会长被称为“宙斯”）弯起来的手肘。“黑星”的会员担任了很多学生要职。他们会在“山猫小店”，也就是学院山脚下科尔斯兄弟经营的那间小棚屋聚会。这两兄弟过去也是足球明星，会跟这些孩子一起聚会。来参加的还有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们。“人人都想成为这群人中的一员，”艾拉•莱勒说，“这群人是最时髦最受欢迎的。”

林登•约翰逊也迫切想融入到这群人中，他的室友也希望他能加入。

艾尔弗雷德•约翰逊土生土长在得克萨斯西部空旷荒原中一个偏僻的牧场上。他一直以为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直到有一天，在小小的里特尔高中，有人往他手里塞了个橄榄球。得州高中橄榄球历史上最著名的运动员之一，是个中卫，叫“笨蛋”•约翰逊。而那天在里特尔高中，这个害羞又土气的牧场孩子拿着球开始奔跑，有人惊讶又佩服地喊道：“快看咱们的约翰逊，跑得多好！”人们开始争相传颂他的天赋异禀。有一天，西南师范来了个教练，说西南师范可以给他一个相当于奖学金的工作：在学校教学楼扫地。他接受了。“我爸爸一辈子都在辛苦工作，我的小半辈子也在辛苦工作，”他说，“但是我要是能去上个大学，就能干脑力劳动，不用拼体力了。”西南师范的“山猫队”可是一支劲旅——“我们可是抓牛角掀牛蹄的人，你觉得拦截个人抢个球还能成问题？”克莱顿•斯特里布林问。但是队内分组比赛的时候，“笨蛋”和在高中的时候一样，几乎无人能挡。他是天才运动员，无论是棒球、篮球还是橄榄球，全都十分优秀，所以被选为队长。那个年代，就算是在偏远的圣马科斯，橄榄球运动员都很受追捧，所以“笨蛋”成了校园里的英雄。《教育者》年鉴中，他的照片下面写着“健壮的‘笨蛋’•约翰逊”。

不过，五十年后，圣马科斯当时的学生们回忆起这位健壮的“笨蛋”，面带微笑，并不是因为他超凡的运动天赋。“他是特别成熟稳重的父亲一样的人物，”一位队友说，“要是比赛进行得不顺利，他会叫暂停，把队友们聚集起来，说：‘哥们儿，你们听着，我们是来打橄榄球的。’这话让所有人安下心来。”而且他不止能安队友们的心。“总觉得能跟他倾诉自己的问题，”一个女生说，“他是非常善良的人，性格难免粗犷莽撞，但是特别善良。他就像大家的父亲。”他有着传奇般的无私精神，而且不局限在橄榄球场上（球场上的另一个中卫，莱昂斯•麦考尔，跑得倒是很快，但是拦截不行，于是“笨蛋”就主动承担了大多数的拦截任务，让麦考尔拿着球跑。不过，要是比赛只剩下几分钟，还是比分落后，队员们就会咆哮说：“把球给‘笨蛋’。”）“要是你半夜叫醒“笨蛋”，说你的车坏了，他肯定立马起床，走个十公里去帮你。什么事情到他那儿都不算麻烦。”弗农•怀特塞德说。而且他说起话来一直语气轻柔，语速很慢，态度友好。如果学校里有什么活动没有“笨蛋”到场，那就不算圆满。他在浪漫喜剧中扮演男主角；和学校里的四人合唱团一起唱歌，他是主唱。““笨蛋”呀，”五十年后，艾拉•莱勒回忆起来，仍然是笑中带泪，““笨蛋”啊，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体贴平和。”她还说，“和林登一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经常看见他俩在校园里一起走，林登一直说啊说啊说啊，甩着他的胳膊，“笨蛋”那么平和又贴心地听着。根本没法想象，这么截然不同的两个男生，是怎么成为朋友的啊。”

但是他们的确是朋友，而且特别亲密。学校里面的人看到他们跟双胞胎一样形影不离，都开始叫他们“约翰逊兄弟”了。不善言辞的“笨蛋”非常欣赏林登的伶牙俐齿。“他很棒的，”他回忆道，“有一次林登和我坐在学校的某个地方，林登有个烟斗。思贝克主任来了，说：‘林登，你知道的，我不想看到任何人在学校里抽烟。’‘我没抽烟，思贝克主任。’‘林登啊，你明明把烟斗含在嘴里的。’‘是啊，思贝克主任，我鞋还穿在脚上呢，但也没走路啊。’我快笑死了，思贝克主任也是。他说了句什么‘好小子’，就走了。”羞涩的“笨蛋”也很欣赏林登奔放的热情。“他真是充满了热情，”他说，“我第一次带他回家，他就拉着我妈妈，拥抱亲吻，还有我的姐妹们。我爸还说：‘你带来的那个男孩子，我差点儿以为他连我也要亲！’”充满父亲般慈爱的“笨蛋”，在这个小他三岁的瘦高男孩身上看到了某种东西，深受触动。林登约会之前，他会把在学校辛苦做工赚来的钱借给他，还会帮他系领结。林登准备出门了，他会绕着林登跳舞，朝他挥挥拳头。“他也会表现得像要打架一样，朝你伸伸拳头什么的。”“笨蛋”说起这些回忆，脸上仍然带着笑容。林登•约翰逊在约翰逊城的朋友是一位父亲一样的长兄，本•克莱德。而“笨蛋”也像本一样去帮助他。他问“黑星”的成员们，林登能不能加入。

“笨蛋”是深受尊敬的人物（别人问“黑星”的一个成员：“谁是宙斯？”他会很惊讶地觉得，居然有人会问这个问题，答案是：“还用问吗？肯定是‘笨蛋’呀。”）只要是“笨蛋”推荐的人，就算不是运动健将，入会也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个学生是林登•约翰逊，那问题就大了。

面对这些运动健将，林登的表现和对默默无闻的学生是不一样的。但他们早看穿了这种人前人后的态度。“要是他觉得你能帮他的忙，那简直恨不得时时刻刻奉承你。”明星后卫乔•贝里说，“要是你没什么用，他绝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的。”后来，林登一直坚持说，是因为他抢了一个会员的女朋友，所以那个会员投了反对票，他才没能入会。就那么一张反对票。但事实并非如此。投票现场的“黑星”会员们，全都看着那些表决林登•约翰逊是否能入会的纸条，每一张上面都清楚明白地写着“否”。

“黑星”再次聚会的时候，“笨蛋”又提起了林登•约翰逊的名字。这次他居然一反常态跟会员们争执起来。“黑星”的成员们用相当夸张，不属于大学生的严肃态度死守“黑星”的阵地，要保证这个协会的神秘。“笨蛋”说，他不小心把组织的规定、细则和成员名单放在桌子上，被室友看到了，所以应该让他入会，这样就能遵守“黑星”的保密协定了。“这完全不是‘笨蛋’的风格啊。就凭他一个人，是永远也说不出来这种话的。”不管背后是谁制定的策略，最终还是没成功。关于林登•约翰逊的第二次表决，结果和第一次一样：否，否，否。

艾拉•莱勒看得出来林登有多受伤。“他特别特别想打进这个时髦的圈子，”她说，“他很想被那些人接受，成为他们的一员。但是他们就是不接受他，不欢迎他。他会感觉像一直一直在往上爬，却没能成功登顶。嗯，他只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员。他真是特别渴望成为一个大人物。说实话，我为他遗憾惋惜。”

不过，她对林登•约翰逊的态度比大多数学生都要仁慈。一群同班同学说出了更普遍的感受。这群人经常会去温伯利附近布兰科河边助理教务长埃塞尔•戴维斯的“夏日小屋”。而埃塞尔很喜欢林登，因为后者经常说她让他想起自己的妈妈。所以林登也在被邀请之列。“年轻人们会去钓鱼或者游泳，”她说，“但我记得林登从来没有钓过鱼或者游过泳。他就一直说啊说啊，讲些好玩的故事。”不过，她口中那些“年轻人”却觉得没那么好笑。“大家都期盼着上菜呢，但他好像永远都没做好吃饭的准备。他们经常说：‘是啊，林登不想吃饭。他得把故事讲完啊。’他那些故事真的讲得很长。我觉得挺有趣的。但小伙子们却不喜欢林登在场。”他们请戴维斯女士别再邀请他了。就连艾拉•莱勒也不得不承认：“他不太受欢迎。”

大家对林登•约翰逊的感觉，在印刷品上也有体现。

圣马科斯每年的年鉴《教育者》，都会有一栏叫作“猫爪子”，里面会针对一些学生的缺点，做出讽刺和批评。一九二八年的《教育者》中，被“猫爪子”攻击的有十二个学生。其中十一个都是无伤大雅的小批评，但第十二个是林登•约翰逊。

编辑没有用约翰逊本人的照片，而是选了一头公驴
(4) 的照片。下面的图片说明写道：“每天我们在校园里看到的他，就是这个样子。”说明还写道，约翰逊“来自远方，我们真诚地相信他会滚回去”。另外，说明里还写了，他加入了“诡辩俱乐部。简直是哄骗大众的大师”。

《教育者》不是唯一用“大师”形容林登•约翰逊的出版物。《学院之星》的幽默专栏上也出现了这样的定义：“狗屁：希腊哲学学派。林登•约翰逊拿到了狗屁大师的学位。”

林登•约翰逊的同班同学亨利•凯尔说：“他就是个狗屁大师，是学校里最大的撒谎精。私下里没有女生的时候，我们都叫他‘狗屎’约翰逊。”

而他公开的绰号是“狗屁”。

“遇到他的时候，就这么叫他，”霍勒斯•理查兹说，“好啊，‘狗屁’。怎么样啊，‘狗屁？’反正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就是‘狗屁’约翰逊。”

“我们当面就这么叫他，”同学爱德华•普尔斯说，“大家都这么叫他。谁叫他一直吹牛撒谎呢。因为他经常说些狗屁话，大家都不相信他了。他这个人啊，就是没法说实话。”

(1)
杰斐逊•汉弥尔顿•戴维斯（Jefferson Hamilton Davis，1808—1889）：美国军人、政治家，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于美国内战期间担任美利坚联盟国首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统。

(2)
他准确的智商测试参数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他在圣马科斯就读期间负责这项测试的两个教员都说测试结果并不出色。——原注

(3)
他的平均成绩是B-。他经常说，选了四十门课，得了三十五个A。实际上他选了五十六门常规课，只得了八个A。——原注

(4)
公驴在英语里叫作“jackass”，这个词也有“傻瓜、蠢货”的意思。

•9•

富家千金

在约翰逊城，林登•约翰逊追求的是凯蒂•克莱德•罗斯，镇上首富的千金。而圣马科斯的首富是A.L.戴维斯。于是林登•约翰逊开始追求戴维斯的女儿。

卡萝尔•戴维斯比林登年长两岁，在他入读西南师范之前的一年就毕业了。这个女孩子不能说没有吸引力，个子高挑，棕色秀发，苗条年轻，但她非常非常羞涩，从来没找到过正式的男伴。一九二八年，约翰逊和她相遇了，随后成为她的第一任正式男友。她是圣马科斯唯一回应约翰逊追求的年轻女子，而约翰逊也确保他们相恋的消息传得满城皆知。这对情侣反正也很高调，因为卡萝尔的父亲给她买了辆白色的大敞篷车，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是林登当司机。路上他们在“山人”糕点店停下来买吃的，或者遇到学生艰难地往学院山上爬，林登都会一直按喇叭，按得震天响。用一个学生的话说，林登“充分利用”了这段情侣关系。他最重要的主题不是吹嘘自己和卡萝尔的关系进展到哪一步了（不过这方面的牛还是吹得挺多），而是卡萝尔的车，卡萝尔总是抢着付账（“他经常吹嘘这个，”一个学生说，“他说，‘我们去奥斯汀看了场电影，卡萝尔付的钱。’”）。他还会一直强调说，因为卡萝尔家很有钱，所以她什么都买得起。最后这一点他强调得太频繁了，大家都觉得两人情侣关系的基础，用另一个人的话说，就是“她是个富家千金，林登总是会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还有个学生说：“他以前总是暗示说，想找个很有钱的女朋友。”他毫不掩饰自己为了钱结婚的渴望，事实上，这还成了《教育者》上一个笑话的主题。

不过，如果这是他的真实企图。那么在圣马科斯他还是不能得逞，原因和在约翰逊城一样。

卡萝尔的父亲是丘陵地带少有的成功生意人之一，在德里平斯普林斯把一个小小的杂货店慢慢经营成圣马科斯南部百货公司。这是一家规模很大的批发公司，面粉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买。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非常友好，连房子都是经过特别设计，好方便晚上坐在门廊那儿对来往的人打招呼。他不但身体强壮，性子倔强也是出了名的（种族歧视的三K党全盛时期，圣马科斯举行了一次三K党游行，当地几乎每个有点名望的家族都去参加了，只有戴维斯一家没有。他非常蔑视地宣布：“我们家不会有一个人与他们为伍。”）。一位朋友说：“A.L.戴维斯，是个很有主见的男人。”而且他一旦下了决心，“没有任何事改变得了”。他最坚定的决心，除了虔诚的浸信会信仰之外，就是厌恶酗酒的男人，厌恶政客（特别是自由主义的政客）。他觉得政客都是些蛀虫，全靠努力的生意人交税来养着（他做过圣马科斯的市长，但那只是因为在城里铺路的时候，民众们请求他出任市长，好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他每天都会紧跟在铺路机后面履行职责，这项工作一完，他就辞职了）；他也厌恶丘陵地带贫穷的农民和牧人。他坚定地认为，这些人的贫穷，全都因为他们道德缺失、好吃懒做（圣马科斯处在丘陵地带的最边缘，位于平原上最先升起的山脉之间。这儿通了两条铁路线，比丘陵地带别的城镇都要繁荣，有五千名居民和几条有着美丽宽敞住家的街道）。山姆•约翰逊，当然符合他厌恶的每一条。还要加个第四条：他是约翰逊家的人，这个不求上进、不可信赖的家族，戴维斯很早就看不顺眼了。

另外，戴维斯最珍贵的财产就是四个女儿。她们要裙子就给买裙子，要车子就给买车子。他专门从圣路易斯买了一架三角钢琴运过来，好让女儿们学钢琴。他对女儿们有着超强的保护欲，很担心她们会下嫁给配不上她们的人。有天晚上，他梦见长女埃塞尔（大学的助理教务长）嫁给了当地一个卖冰激凌的小贩，醒来就一直对那个人怒气冲冲。埃塞尔回忆说，他生了好几个月的气，尽管自己和那个男人根本不熟。事实上，戴维斯从德里平斯普林斯搬到圣马科斯，就是因为女儿们会嫁给“那里的羊倌们”。他希望她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送去了寄宿学校，但四个女儿中，只有一个是优秀学生，那就是卡萝尔，他最小也最喜欢的女儿。她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戴维斯非常自豪。和约翰逊城凯蒂•克莱德•罗斯的父亲一样，他绝对不允许自己的掌上明珠落入某个穷小子的手掌心。“爸爸不想让卡萝尔嫁给山姆•约翰逊的儿子，这事没什么好商量的。”埃塞尔说。戴维斯发现卡萝尔对林登是认真的，就对小女儿说：“我不想你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所以我才从山里搬到这儿来。我希望我的孩子能过得更好。”

林登想要改变这种偏见，但是戴维斯，这个生气时金丝眼镜背后的双眼会闪着寒光的男人，根本不吃林登在教授们身上屡试不爽的那一套。“林登下了决心要说服他。”埃塞尔回忆说，并且来到他家门廊前，要跟他谈谈。但是戴维斯跟一两个人谈过话之后，女儿的追求者一来，他就进屋了。“我爸爸总是在前廊上坐着和别人聊天，”卡萝尔说，“但是他完全不理林登。”

尽管如此，有那么一段时间，两人的感情还是非常甜蜜的。一九二八年五月，卡萝尔连续两个周末都去了约翰逊城，住在一个大学同学家里。她一边说着自己和林登没什么共同点，她喜欢弹琴唱歌，林登不爱听，“我喜欢看电影，林登不感兴趣”“林登只对政治感兴趣，我觉得女人应该也不爱掺和”，一边又说，“但我们对彼此是真的很感兴趣”。有一次，和约翰逊城一群朋友出去野餐，林登和卡萝尔单独走掉了，“拥抱接吻”。

但卡萝尔是个很孝顺的女儿。“我知道自己不能忤逆父亲。”她说。她跟林登讲过，“我爸爸对他有很大的意见”，而“这个问题悬在我们头顶，只要我们在一起，这个问题就悬在那儿，一直悬而未决”。那个夏天，在一位叔叔的陪同下，她去参加了休斯敦的民主党全国大会，票是林登作为大学校报的代表搞到的。他对这个大会可谓兴致勃勃。“但我只记得当时天特别热，而且各种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真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不管这些感觉是不是来源于父亲的反对，她说，她也开始思考，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是不是应该结婚。九月，她就要离开圣马科斯，去得克萨斯南部的小城皮尔索尔做教师了。她几乎是盼望着能赶快去，好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差不多同时，也就是在一九二八年夏天，约翰逊的财务问题更为严重了，而且不仅仅是缺现金。

在圣马科斯最初的一年半里，约翰逊收到的礼物不仅仅是本•克赖德那八十一美元。好几个亲戚（包括阿姨露西•约翰逊•普利斯，有一次把他叫到一边，给了他自己辛苦积攒起来的三十美元）都给了他现金当礼物。他还申请了贷款：布兰科州立银行给了他七十五美元的贷款；负责学生贷款基金的主任们，也许是因为他和埃文斯校长关系亲密，对他是前所未有的大方，到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欠了二百二十美元的助学贷款。他每个月的收入（十五美元来自为埃文斯做助理，三十美元来自做校报编辑）应该是全校学生中最高的了，另外，埃文斯还让他一遍遍粉刷自己的车库，还按照专业工种给他算钱。很多学生在西南师范每年的学杂费是四百美元（其中包括住宿，而约翰逊的住宿是免费的），照这个标准，他应该是过得下去的。

但他花钱比大多数学生都厉害。四十美分理发，穿大家都觉得奢侈的衣服，而且还是在和卡萝尔•戴维斯交往之前。当然也没法很频繁，但每一次都是精心装饰，有明确目的的。无论是在“山人”糕点店或者奥斯汀显摆，他都会在女孩子们身上花很多钱，好像这样挥金如土就能变成万人迷。赚来的钱或者借来的钱，他全都挥霍一空。比如，有一次，他想在学校里卖“真丝紧身裤”。那天他午夜之后很晚才从奥斯汀拿着几箱样品回来，从一栋宿舍楼走到另一栋，冲进男生宿舍，猛地打开灯，在大家还睡眼惺忪地问着“林登，你在干吗”的时候，争取卖出去一两条。第二天，出了名的“铁公鸡”埃文斯博士，竟然同意从约翰逊那里大批买下，后来这位校长有点窘迫地告诉诺尔主任，他买了三打，多年后还在穿。二十四小时的努力，林登挣了四十多美元。然后在另外二十四个小时里迅速地花了。他带了另一个学生一起去圣安东尼奥，把这笔钱挥霍掉了。因为这挥金如土的坏毛病，他总是身无分文，总是从“笨蛋”或者任何愿意借钱给他的人那里一小笔一小笔地借钱，甚至包括了《圣马科斯纪事报》的出版商沃尔特•巴克勒（“‘沃尔特先生，你身上有没有五十美分啊？嗯，我需要这钱，能不能借给我？’我总是会借给他。”）。“笨蛋”倒是从来不让他还钱，可是别人要啊。林登总是还不清。“他总是在借钱，”霍勒斯•理查兹说，“而且总是缺钱。他既不能节流，也不能开源。”

接着，开了几个月卡萝尔的车之后，他给自己买了辆A型双人座敞篷跑车，花了四百美元。在这么一个只有几个学生有车的大学校园里，能拥有这么一辆座驾，实在太符合他招摇高调的性格了。林登在学院山上开着车上上下下，主动载女生。但每个月的车贷他还不起，很快就欠了好几个月的钱。车行警告说要收回汽车，林登就把车藏在别人家的车库里。另外，九月，布兰科州立银行的七十五美元贷款也快到期了。他父亲也曾经欠了那家银行的贷款不还。一想到要和山姆一起列在银行重点关注的名单上，林登就觉得难以忍受。

每年夏天，全得州的学区主管都会来圣马科斯读暑期学校，多挣一点学分。约翰逊加入了校长俱乐部，和W.T.多纳霍混熟了。他是得州南部小镇科图拉的学区主管，为林登提供了一份当地墨西哥学校的教职，月薪一百二十五美元，从九月开始。林登接受了，决定一年后再返回圣马科斯。“笨蛋”告诫他，最好不要中断学业。但他也很理解林登为什么拒绝了自己的建议，“他就是没钱了，没钱很久了”。

•10•

科图拉

林登•约翰逊以前也开车去过南边，最南去到了圣安东尼奥，他觉得那是一个快乐活跃的城市，但科图拉还在圣安东尼奥的南边。

圣安东尼奥以南，地貌突然就变成了大平原，绵延二百四十公里直到墨西哥边境。平原上房屋与树木都很稀少。公路两旁绵延无尽的，是荆棘丛生的低矮灌木丛。沥青路面的高速公路在圣安东尼奥就终止了，汽车在沙地上艰难行走着，有些地方的沙甚至有三十厘米厚。每过几个小时，约翰逊会遇到一个所谓的“城镇”，也就是公路边上散落的商店，沙土的痕迹延伸出去，通往那些半遮半掩在灌木丛中的小房子。继续往前开过城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一个人影都看不到，甚至看不到人住的地方。唯一能确定这片土地与文明世界还有联系的，就是车辙旁边的铁轨，在太阳底下闪着光。整片土地也被骄阳炙烤着，空气呼吸起来不仅充满尘土，而且火热难耐。丘陵地带已经算烈日灼人了，但和这里的炎热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这里的气温可以爬升到四十摄氏度、四十一摄氏度、四十二摄氏度，然后高温持续多日。丘陵地带的树木，泉水和河流，给那里带去一种美，就是这种美掩盖了残酷的真相。而圣安东尼奥以南，只有这平坦、荒凉、没有树木的平原。这位开着A型跑车的二十岁教师，进入了美国无垠的荒野。这里是美国的尽头，被称为“灌木地带”。

科图拉在墨西哥边境以北九十六公里（圣安东尼奥以南一百四十四公里），这里已经不太像一个美国小城了，更具有墨西哥风情。三千名居民中，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有“盎格鲁血统”，所以可以住在西边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轨旁边。剩下的呢，都集中在努埃西斯河自流深井周围的牧场或农场上，辛勤劳作，拿的却是奴隶的薪水。他们在东边，或者说，在铁路线“错误”的一边。

林登•约翰逊的学校就在错误的一边。这个“墨西哥学校”（真名是“威尔豪森学校”，以县上法官的名字命名）的校舍样子还不错，低矮而狭长的红砖房，两年前才建成的，但周围的房子全都是简陋的棚屋，每条街上都是没刷油漆的小破房子，铁皮屋顶，墙面斑驳，连自来水都没有。有的房子已经摇摇欲坠了，里面还住着人，墙角被一群群巨大的白蚁啃得惨不忍睹，而这种白蚁在科图拉疯狂肆虐。在一些房子的前廊上，男人们坐在生锈的铁椅子上，目光呆滞而空洞地看着前方。学校门口有块下陷的空地，里面扔了很多垃圾，还有一群人蹲在里面。学校的台阶上也坐着一些人。看到自己要教书的区域之后，林登•约翰逊一定会迅速地意识到，得州这么多老师，为什么还在读大学的他偏偏被选中，而且还提供了非比寻常的高薪。

科图拉的盎格鲁人聚集区也只不过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罢了。这些人甚至比丘陵地带的人们更穷。狭窄的小房子下面有大概十厘米的架高，免得白蚁侵袭。约翰逊能找到的唯一住处是一间房，或者说是半间房。他必须和另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寄宿人同住。这个小房子也是架高的，很简陋，旁边就是铁轨，火车每晚从拉雷多运送放声嘶鸣的牛，一列列的车厢，仿佛永远也走不完。在他的住处附近，从铁轨开始有个小小的斜坡，有时候他会走到这个小丘的顶上，眺望往四面八方无限延伸的荒凉土地。往北边看，灌木丛中有一条颜色比较浅的“伤痕”，那是回圣安东尼奥的路。然而在空旷的远方，这条路消失了，看不到尽头。

多纳霍还从来没成功“引诱”过科图拉之外的人来“墨西哥学校”教书。另外五个老师都是科图拉的家庭主妇，她们对这份工作是十分怠慢懒惰的，而且还觉得理所应当。能少花点时间就少花点时间，上课铃响才到，一下课就走。林登•约翰逊却早到晚走，这样的老师，在科图拉可谓前无古人。

入职第一天，课间休息时他来到学校“操场”上（已经有人告诉他威尔豪森学校不存在什么午饭时间，这些孩子不吃午饭），这只能算个尘土飞扬的空地，没有什么设备，也没有别的老师。课间休息的时候同事们都是在教师休息室坐着的。多纳霍觉得，能邀请到一位男老师来科图拉的威尔豪森学校执教，实在是太高兴了，当场就把约翰逊任命为校长。而新官上任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要求所有的老师必须在课间休息时间到操场上看着学生们做游戏。他说服校董会提供了排球和排球网、垒球和球拍。接着他安排孩子们和别的学校交流活动，有棒球比赛，有田径运动会，就像那些白人孩子一样。校董会不愿意出钱租大巴送孩子们去参加这些活动，但有几个（很有限的几个）墨西哥家庭有车。他走上那些从未有盎格鲁人造访的摇摇晃晃的前廊，说服那些每天都需要辛勤工作的男人，请几天假，好带孩子去参加田径运动会。

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老师真正在乎过这些墨西哥孩子有没有学到东西，而这个新老师很在乎。教室里不准大笑，不准插科打诨。“男孩不听话，他就打屁股；女孩不听话，他就大声骂。”一个家长回忆说。林登觉得，孩子们最大的劣势，就是英语不好，所以非常严格地要求他们学英语。他定了条规矩，一旦进入学校，就只能说英语。要是有学生忘记了，在走廊上遇见他，高高兴兴地来句西班牙语的问候，结果就是被打屁股或者被斥责。教室外面就是操场，要是透过窗户传进来西班牙语，他就会冲出去，犯错误的是男孩子，就得跪下受罚，是女孩子，就会被一顿教训。他坚持让学生们说英语，而且还要在大庭广众下说。他组织了全校大会，让孩子们表演滑稽短剧，甚至还展开辩论。一开始只是校内大会上的辩论，后来演变成跟别的学校辩论。科图拉的墨西哥学生从来没参加过什么课外活动，而几周之内，这位新老师就已经安排了校际辩论比赛、朗诵比赛，甚至还有拼写比赛。他不想让孩子们死记硬背演讲稿或者诗歌。有个当时的学生回忆说，他对大家解释：“只要我们理解了诗歌的意思，就能正确地说出来了。”而且，“他还会花好几个小时教我们去‘说诗’，比如‘哦船长！我的船长！’”

对于本土的文化，他就不够尊重了。到科图拉的时候，他不懂什么西班牙语，也没有费心去多学一些。他会把得州历史讲得“天花乱坠”，但讲的时候显然忘记了“这些皮肤黝黑的孩子都流着战败方的血”（他说墨西哥人视为英雄的桑塔•安纳是个背信弃义、冷血无情的杀手）。但是在教授自己的文化这方面，他简直是孜孜不倦。“要是没做完作业，那天就要留堂。”一个学生说。他们不做完作业就不许回家，而老师也陪着他们。他耐心地教导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要是学了知识，就一定会获得成功。他的另一个学生丹尼尔•加西亚说：“他经常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任何人都能成为总统。”他说话的语气斩钉截铁，不断重复着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用来激励和鼓舞学生们。他经常一上课就讲起一个小婴儿的故事。“摇篮里的小宝贝，”胡安•奥尔蒂斯回忆，“他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小宝贝会成为老师。也许明天我们就说这个小宝贝会当医生。另一天我们可能会说这个小宝贝，或者任何小宝贝，长大以后会成为美国总统。”

他要求很高，非常严厉，但是方法得当，所以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他给了我们很多任务，”曼纽尔•桑切斯说，“但对于他这样的老师，你就是愿意去做他的任务。你觉得完成这些任务是对他和对你自己的一种义务。”那些被他打过屁股的孩子“还是很喜欢他”。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他们的感觉，是以前从未显现过的。学生们经常缺席，有时候约翰逊觉得这种缺席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但后来也回忆说，天亮之前他还在屋里躺着，听到马达的声音，知道卡车“正载着孩子们……去甜菜田或者棉花田干活。这还是学年中期，孩子们每年只有两三个月来上课”。十二月，他带了几个年纪稍大的学生，沿着努埃西斯河南下，砍了一些圣诞树来装饰教室。他是个零经验的教师，但管理起别的老师来，仍然像管理学生一样，志得意满，信心十足。虽然有个老师很反感他，但别的老师都和伊丽莎白•约翰逊夫人的感觉一样，她说：“他就这么从天而降然后挑起大梁……我们都被他迷死了。”他对学生和老师要求严格，对自己也是一样。“他根本不给自己任何空闲时间。”伊丽莎白•约翰逊回忆说。她还说，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实在是太有纪律了。而且，说得更清楚一点，她说的这种纪律，主要是自律。他和一个安静平和的墨西哥人托马斯•科罗纳多成了朋友，科罗纳多以前是个农民，但后来成了学校的校工。林登告诉科罗纳多，他也应该学点英语。他出钱给科罗纳多买了本书来自学。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学校，最后一个走，这样就有时间教教科罗纳多。“我把字母都学会了以后，就拼一个英语单词。然后约翰逊把它读出来，我就重复一遍。”不过，虽然他和校工做了朋友，科罗纳多说他“也很清楚地命令我，随时都要保持校舍的清洁……他似乎有种激情，一定要看到所有应该做的事情都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

林登•约翰逊在加州也展现了同样的“激情”。他认为自己在那里“学习”法律，能够逃离终生体力劳动的悲惨命运，而且，还有机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得到他迫切需要的尊敬，所以他牢牢抓住这个机会，狂热地投入时间精力，如同一个逃离可怕陷阱的人。在科图拉，他意识到，这份工作代表了另一个机会，非常重要的机会，不是因为他想一直留在科图拉，而是因为得州的教职一直是僧多粥少。而且，不管他以后要再去哪里谋职，科图拉的推荐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全情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努力做到最好，让人们完全无法忽视这位老师的优秀和高尚。在科图拉的财运也和加州不同，他马上就拿到了补贴，拿到他最最渴望的金钱。坐在汤姆•马丁的办公桌前，他其实是不够格的，是随时会被揭穿的“冒牌货”，而在这里，讲台是他的，名正言顺，合理合法。他器宇轩昂地在讲台后面站定，这是权威部门给他安排的正式工作。这么多学生，这么多穷孩子，之前几乎都是文盲的墨西哥孩子，他的权威几乎不可能受到挑战，打屁股也不会遭到反抗。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事实上还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因为他的墨西哥学生们已经习惯了遵从盎格鲁人的命令，并且臣服于他们。他教孩子们的语言，他们还掌握得不怎么样，所以毫无疑问地，在这样的关系中，他是绝对的主宰，绝对的“大人物”，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班上的三十二名学生，是他人生第一次确定能够从中获得尊敬和爱戴的人群，除非他自己不知好歹，否则这种感情就会一直存在。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表现也跟在其他人前不一样，充满了自信和笃定，这也是他教学风格的鲜明特点。他投入的精力、热情和善行，得到了极大的回报，那就是他一直深深渴望的感激与尊敬。在威尔豪森学校的教室里，林登•约翰逊生平头一次成了自己想做的“大人物”。在约翰逊城他永远是个“约翰逊”，被人瞧不起。而这教室里的人做了约翰逊城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崇拜他、仰视他。孩子的父母几乎是热泪盈眶地表达对他的感激，而孩子们呢，“这样说可能很奇怪，但很多同学都觉得我们配不上这么好的老师，”丹尼•加西亚说，“我们想要充分利用他在这里的每一天。仿佛是青天白日上帝赐予我们的福祉。”多年后，林登•约翰逊说：“我还能看见教室里孩子们的脸……我还能看到他们兴奋的眼中放射着友谊的光。”

在激情和自律的背后，偶尔会有些小小的迹象，显示的并非自信和笃定。

早晨，约翰逊走进教室，大步流星，双臂夸张地摆动。而且他希望此时能有一些音乐。他用当时流行的一首曲子谱了新词：

您好，您好，约翰逊先生，

您怎么样？

您好，您好，约翰逊先生，

您好吗？

我们要努力上进，

我们要跟随着您，

您好，您好，约翰逊先生，

您好吗？

他严格要求每个学生都学会歌词并且会唱，还要大声唱。一开始，有几个男孩子以为他在开玩笑。但要是他看到有谁没唱，就会非常生气。

还有一次，约翰逊不在教室，丹尼•加西亚来到讲台上，开始模仿老师。约翰逊走路姿势挺笨拙的，所以模仿起来很容易引起哄堂大笑。突然，全班一下子都不笑了，加西亚转过去，发现老师就在门口。约翰逊拉着孩子的手，把他带进一间空教室。“我以为我会挨一顿批评，”加西亚回忆说，但是没有，“他让我趴在他膝盖上，打了我十几下。”根据被打的力度，加西亚意识到，约翰逊是前所未有的生气。等他再进入已经鸦雀无声的教室，约翰逊说了让学生十分震惊的话。阿曼达•加西亚回忆说，他问大家，怎么可以嘲笑他。“他告诉我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未来的美国总统。”

对于一个这么充满自信的人来说，如此言行实在不应该。林登•约翰逊应该完全确信这些孩子特别尊敬他才对，比以往他遇到的任何一个团体都要尊敬他。他也应该完全确信自己所看到的从他们眼中放射出的“友谊的光”。然而，即使是最轻微的迹象，甚至是错误的迹象显示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并非绝对，比如孩子们都可能会做的模仿，或者有人不唱他的歌，他就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不是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确信别人对自己的尊敬呢？

是不是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的内心深处获得安全感呢？

科图拉的夜晚很少有事可做，就算有什么娱乐，林登•约翰逊也很难付得起钱。每月的工资要还车贷、七十五美元的银行贷款和其他在圣马科斯欠下的小笔债务。“一到发薪日，他的钱马上就花完，总是这儿借个一美元，那儿借个一美元。”房东萨拉•廷斯利•马歇尔夫人说。但他还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整天精神焕发的，”科图拉的一个熟人说，“就是个小伙子的样子，他是那种无忧无虑的人。”

约翰逊和马歇尔夫人交了朋友。“林登非常信任我，”她说，“他觉得我是他的另一个妈妈。”他对疾病的态度令她有些吃惊。“就算是生点小病，他也会吓得要死。”她说。但是她很乐意照顾他。林登感冒了，她就烧一锅水，往里面放点芥菜，给他泡脚。这位房客对于食物的态度，可能会让雨果•克莱因很熟悉，就是岔路口中学的那个小男孩，林登吃了他的派。还有圣马科斯那些和林登一起在盖茨夫人那里吃饭的学生。“林登觉得我家里什么东西都是他的，”马歇尔夫人回忆，“有一次我烤了个椰子蛋糕，他溜进厨房就开吃。我进去的时候他吃得只剩一块了。他抬起头，对我说：‘萨拉夫人，你要是把这块也让我吃了，我就再给你买个蛋糕。’”但是马歇尔夫人也不介意，“我不介意，他也知道我不会介意。哪个儿子在自己家不是这么为所欲为的呢？”另一个房客，玛莎贝尔•惠顿，是科图拉咖啡馆的服务员，身材比较丰满。他会开玩笑地扭她的手臂，让她必须要说“牛绳”，在科图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投降”。他还会叫她帮自己熨衬衫或者领带。“他总是很忙。冲进家里，说：‘玛莎啊，能不能请你帮我熨一下领带啊？’”惠顿小姐总会答应他，而且很高兴地去做。有时候，他会和同住一间屋的年长男人以及马歇尔家的两姐妹玩桥牌，“大家聚在一起，他总是最活跃的”。

偶尔，只是偶尔，他会变得非常安静，而且一直很安静，有时候要持续好几天。大家会看到他漫步到镇子后面的小山丘上，这个高瘦笨拙的青年，凝视着空旷无垠的远方。大多数时候，他“和大多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兴高采烈的”，马歇尔夫人说。但是“有时候，林登会严肃得像个老头”。

马歇尔夫人不知道这突然的安静背后是什么样的情绪。只有他妈妈和“笨蛋”知道。他在得州南部的每一天，几乎都会给妈妈写信。而林登在科图拉期间，“笨蛋”毕业了，但想要在一九二九年的暑期，重返圣马科斯，再修几门课，那时候林登已经回学校了。他已经同意那时候和林登同住，而林登不断写信提醒他要记得这个安排，不断确认他回去的时候这位朋友也会在。“他在科图拉很孤独，”“笨蛋”说，“非常孤独。”林登•约翰逊在科图拉待了九个月，从一九二八年九月到一九二九年五月，也许最了解他这九个月里的感觉的，是他的妻子，多年以后，林登对妻子讲起这段经历，她看到他的眼神。“那是个干枯的小镇，”约翰逊夫人说，“是个根本没救的小镇。”有位记者曾经多次采访约翰逊夫人，他本以为，不管怎么拼命地去引导和试探，这位女士都不会丢掉她的外交辞令，不会对任何人或任何事说出一个贬损的词。结果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记者吃了一惊，约翰逊夫人说，“那是得州最寒酸的小镇”。

他唯一的快乐时光，就是开车去见卡萝尔•戴维斯。她在皮尔索尔教书，那是另一个得州南部的小镇。

显然，对这段关系感到疑虑不安的，不止卡萝尔一人。约翰逊非常信任的萨拉•马歇尔回忆说：“他开始感觉到两个人没有……多少共同点。”她还记得这位年轻的房客说：“萨拉夫人，这个女孩喜欢歌剧，但是我更情愿跟个农民坐在木头上聊聊天。”但疑虑归疑虑，他还是坚定地去追求她，甚至非常狂热，给她打电话，给她写信，带她去圣安东尼奥看歌剧团的巡回演出，还去参加别的音乐会，或者看电影，或者只是在她有空的几乎每个晚上，开将近五十公里的车去看她。

接着，突然间，她有空的晚上变得越来越少。一天晚上，卡萝尔正在寄宿人家的客厅弹钢琴，一个年轻人出现在因为天气炎热而敞开的前门边。他说，他热爱音乐，不知卡萝尔介不介意他进来听一听。

这个年轻人是邮局职员，哈罗德•史密斯。他和卡萝尔的另一个男朋友一样，对这个女孩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但和另一个不一样的是，他不仅喜欢音乐，还喜欢电影。“林登只对政治感兴趣，而我肯定是不喜欢的，”卡萝尔回忆，“哈罗德和我的兴趣就比较一致。”

她父亲也比较认可哈罗德。一个周末，他陪着她去了圣马科斯，A.L.戴维斯说自己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卡萝尔的姐姐们都在想，他说喜欢史密斯，有可能跟这个人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特别厌恶林登。她们在想，他会不会觉得，卡萝尔嫁给任何人都比嫁给林登好）。

回到皮尔索尔以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卡萝尔会在不同的晚上分别跟林登与史密斯见面。但后来，林登打电话找她，她就越来越频繁地推说很忙。她的工作比林登早了几周结束。回到圣马科斯的她在两个男人之间难以抉择。于是父亲送她和姐姐埃塞尔去加州想想清楚。等她回来的时候，有两封求婚信摆在面前，一封来自科图拉，一封来自皮尔索尔。“她坐在后面的小房间里，爸爸想事情的时候也总是坐在那儿。”埃塞尔回忆说。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做了决定。还在科图拉的林登•约翰逊接到消息，卡萝尔•戴维斯和哈罗德•史密斯订婚了。

•11•

“白星”与“黑星”

一九二九年六月，林登•约翰逊回到圣马科斯，不仅很快恢复了跟在校长身边的地位，而且迅速坐到了教授们的脚边。事实上，同学们口中的谄媚奉迎拍马屁，到现在已经变得有点疯狂了。

报纸上的奉承也是一样。他再次担纲了《学院之星》的暑期编辑。学校的工作出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注册日那天效率低下，学生们的队伍从山上排到山下，等了好几个小时，搞得怨声载道，而校报却大加表扬，说教务处“管理得力”。“本周一，面对蜂拥而至的学生，教务处得力高效，得到了很多赞赏。”约翰逊写道，“很难想象这样一项工作能办得如此迅速、周全和令人愉快。”他在学校“管理层”仍然是如鱼得水，在学生们中间的受欢迎程度则对比鲜明，很快就恢复到去科图拉之前的水平。九月，常规学期开始了，他还想继续当校报编辑，还想成为橄榄球赛季的啦啦队队长。但是学生会选举麦尔顿•肯尼迪兼任两个职位，把约翰逊“贬”去写社论了。另外，肯尼迪和约翰逊很快开始频繁地向对方怒吼，甚至动手，不过，要是约翰逊真的有勇气动手，两人就真算是打架了。事实恰恰相反，肯尼迪向他出拳的时候，他就像两年前打扑克的时候那样，躺倒在一张床上，双脚在空中乱蹬。肯尼迪上前来，约翰逊就大喊：“我投降！我投降！”弗农•怀特塞德当时也在场，他很快就开始满校园地模仿约翰逊慌乱的语气。全校学生又开始嘲笑他了。

* * * * * *

不过，这种嘲笑就要结束了，永远结束，再也不会有。因为林登•约翰逊将会涉足学校活动的新领域，比起搞新闻报纸和体力上的竞技，他在这个领域好像要擅长很多。他即将涉足校园政治。

在别的学生看来，西南师范的校园政治，其实是他开创的。

学生们对班干部和学生会干部的选举一直兴趣有限。“我们很少开班会或者组织集体活动，”乔•贝里说，这个安静的高个子橄榄球明星后卫经常当选为班长，“大家也并不关心什么学校大事。”“黑星”的成员担任了大多数学生干部的职位，他们是最不关心这些事的人了。后来成为布林莫尔学院著名微生物学家的优秀学生贝里回忆起自己那些队友，觉得他们有些品质十分可贵。“这些哥们儿打起比赛来真是勇气可嘉，而且他们非常非常忠诚，”他说，“为了帮你得分，他们跑多远都行。他们也非常坦诚，你永远能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立场。这是西部典型的坦荡荡的性格，那里的男人总是很坦率、很可靠。”不过，他也觉得，这些队友很多都缺乏“聪敏”。本身以东部的标准来看，西南师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学术标准，就算是这样，很多橄榄球健将也算是特别不爱学习的那一群人。他们感兴趣的是喝酒、泡妞、打猎和钓鱼，按贝里的说法是“体力劳动”。他们对校园政治真是完全不感兴趣，所以根本提都不提。“可能会有人问：‘谁会去竞选主席啊？’别的人就会说：‘哎哟，管他呢，我们让老乔去不就好了。’候选人就是这么提名出来的。”事实上，乔自己还曾经在任期中途辞过职，就为了帮一个朋友的忙，让他能说自己也当过主席。当时没人反对，反正没人在乎。“我想让他获得这份荣誉，”贝里说，“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选举这样的事情，太微不足道了。”

有几个“乡土气”没那么重的学生，对赚钱更感兴趣，穿着打扮上也要高人一筹。一九二九年夏天，他们决定成立“白星”组织，与“黑星”竞争。林登•约翰逊请求加入。但是“白星”的两个领袖都不喜欢他。一个是伶牙俐齿的弗农•怀特塞德，他之前在纽约大学念过两年书，所以在圣马科斯的校园里就显得比较成熟老练。一个是喜欢在学校里发起各种活动的霍勒斯•理查兹（有一次他组织了个动员大会，会后热血沸腾的学生们走了出来，他就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帽子，大喊：“为美化学校出力！”最后筹到的钱都归了他自己）。“任何反驳他的人，他都一副看不起的样子，”理查兹说，“他想掌控所有人。”另外，他们希望“白星”也是一个秘密组织，而约翰逊话太多了。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上，有人说约翰逊想参加，另外一个学生带着强烈的讽刺说：“狗屁？他会报告全校的。”于是这个话题就不了了之了。“白星”正式成立了，举行了一个神秘的夜间仪式，选址在某条河边。他们在学校里找到了一本最大的字典，用来代替《圣经》。每个人都手拿蜡烛，把手按在字典上面，庄严宣誓，而约翰逊不在其中。这下，不仅是时髦受欢迎的群体不欢迎他，这些“边缘人”也不欢迎他。幸亏“白星”有三位“元老”是“特别不善言辞的乡下男孩”，觉得约翰逊“很有趣”，否则他永远无法加入“白星”。他请这三位再提提他的名字。几周以后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就提了，两个领导同意他入会。因为他们可怜他。而且，用怀特塞德的话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从来也没想把‘白星’弄成个多么了不起的组织。我们成立‘白星’，只不过是因为没被‘黑星’邀请罢了。说实话吧，我们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如果你不是‘黑星’的成员，那就很难泡到漂亮妞。我们就说：‘妈的，他们有‘黑星’，我们也能有‘白星’啊。’我们成立这个完全是为了泡妞。我们可真没想过要参加选举搞政治什么的。”

但林登•约翰逊动着搞政治的脑筋。刚被“白星”吸收入会，他就建议大家和“黑星”一样，推举一个候选人竞选高年级的班长。说服了成员们之后，他在政治策略手法方面展现了非凡的竞争力。

比如，在“数人头”或者说数选票方面。“白星”别的成员都认为，没人能胜过“黑星”的候选人迪克•斯斌，很受欢迎的橄榄球和田径明星。十月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学生干部每年的十月、次年的一月和四月各选举一次，任期三个月），他轻而易举就获胜了。但是这些“白星”们根本没数过选票。约翰逊承认说，如果大多数学生都来投票，斯斌绝对能赢得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对政治实在太不感兴趣了，而且也没出现过两位不相上下的候选人搞过什么旗鼓相当的竞选活动。大多数学生根本不愿费那个劲去投票。如果出现对手，就算只有为数不多的选票，也是有胜算的。

另外，他也想出了去搞到这些选票的办法。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包括运动队以及“莎翁派”和“田园派”两个文学社（社员大多都是漂亮又受欢迎的女生，男友就是运动员们），这些人绝对是斯斌坚定的支持者，这毫无疑问。但校园里还有另外两个团体，“本地人”，家乡就在圣马科斯的学生；以及“YMCA”团，也就是基督教青年男女团，在大家眼里，他们是学校里的知识分子。这些还不是唯一能争取的选票。还有些不属于任何团体的学生。这些在学校默默无闻的人，也从来没在选举的时候被想起过。但约翰逊想起了他们，把他们的选票也算了进来，然后把“本地人”以及“YMCA”团的选票也算了进来，发现“边缘人”们完全可以打败那些“风云人物”。

他也知道如何得到这些选票。他说，“白星”需要推举一个受欢迎的候选人，而且他已经挑好了。黑夜里，社团在河边聚会的时候，有个讽刺的声音问道：“我打赌肯定是你自己吧，林登？”他说不，不是。他树敌太多了。候选人应该是比尔•迪森
(1) ，他说：“我们选比尔吧，他没什么破绽。”他补充说，迪森之所以是个优秀的候选人，还因为他善言健谈，帅得像个时装模特，在女生之间很受欢迎。数人头的话，最明显的因素就是，在圣马科斯的校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女生。

还需要提出一个大家感兴趣的议题。他和“白星”其他成员没什么特别在乎的议题，提不出来，所以，怀特塞德（他和理查兹觉得这整个从政的想法就特别讽刺，特别好笑）就说：“我们什么都说一说嘛，不管有没有。就一直提，提出一个可以用的。”最后，约翰逊发现了一个可以用的。每个学生交的学费里都包含了一项所谓的“毯税”，用来做课外活动的经费。负责管理这笔钱的是学生会，总是会把大部分钱都给运动队。而约翰逊需要其投票的“本地人”和“YMCA”，都不是运动员。所以他让“白星”的竞选活动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头脑和肌肉同样重要”，要求能多拨一点“毯税”给非运动的活动，比如辩论和戏剧。

这是约翰逊亲手操办的选举，他表现出在加州和科图拉的勇猛和活力。别的“白星”成员参与并不积极，就连迪森这个候选人都没多大热情，他觉得自己一点胜算都没有。“他们经常取笑他（约翰逊）的热情，”其中一个说，“他们的态度是，要是他想组织组织，做点事情，就随他去吧。”但约翰逊每个晚上都会去各个寄宿屋，和学生们聊天，请求他们投票。和潜在的选民聊天时，他会伸出一只手攀着对方的肩膀，另一只手则抓住对方的衣领。“他经常强迫人家听他说话，把脸挨近对方的脸，阐明他的观点。”“白星”艾尔•哈兹克说。这种谈话技巧以前在约翰逊城高中惹到了一些校友，但现在他有了正当的议题，这行动反而有惊人的效果。目睹他上蹿下跳的迪森说：“他最大的长处就是直视别人的眼睛，拼命去推销自己的观点，说服对方。说起一对一的这种推销，林登实在是最擅长的。”尽管如此，在竞选前夕，迪森仍然和别的“白星”成员一样，认为自己必败无疑：

选举前夜，我们计算了一下，发现落后二十票，于是决定认输。只有林登不愿意听天由命。他说：“哦，不，要是我们只需要二十票，那从现在到明早八点我们都还有时间去争取这二十票啊。”当时已经快深夜十二点了……

主要的团体有我们、运动员……但还有个团体叫作YMCA……他们反对我们，是因为迪克•斯斌不仅是很优秀的学生，也是YMCA的成员。所以他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但林登就是与众不同，他说：“嗯，要是我能改变那个团的想法，局势就会扭转了。你们可以先去睡觉了，但我不会睡的。”于是他开始一趟趟往宿舍跑，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别人。于是……他大概争取了二十来张选票。

第二天一早，选举如期进行，迪森赢了。

“黑星”输了，这还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他们深受打击，下定决心不让迪森赢第二次。“我胜选的那天，对方就宣战了，”他回忆说，“他们开始排挤我。”在四月选举到来之前的那三个月，他们就一直在指指点点，说迪森有什么什么缺点，不配做学生领袖。但约翰逊对于这种针对一个人的排挤有应对的策略，就是不要让这个人的名字出现在选举名单上。“这就是林登的策略，”迪森回忆说，“他们要狠狠地打击我，所以我们就让他们觉得我要再次参选，然后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宣布候选人是艾尔•哈兹克。”

他还用了别的策略。

四月的选举中，林登本人也在竞选一个职位：高年级的学生会代表。他很不受欢迎，而对手乔•贝里特别受欢迎，基本大家都觉得他是学校里最讨人喜欢的学生。“所以我们觉得他没什么机会，”霍勒斯•理查兹说，“但他想当代表，特别特别想。”选举前夕，“白星”们坐在河边，用理查兹的话来说，他们发现“林登自有打算”，要确保自己得到这个位置。

约翰逊的策略，是以在圣马科斯大家一直搞不清楚的事情为基础的。这里的学生，为了赚钱，经常休学一个学期、整个学年，甚至好几年，然后再返回学校。所以，一个学生到底在一二三四哪个年级，大家根本就搞不清。他的策略基础，就是班级选举时那种随意的气氛：因为学生们普遍对选举没什么兴趣，所以在主楼不同教室举行的选举会，是特别不正式的。急匆匆地提名，迅速地投票，很快宣布获胜的候选人，没有任何规则和流程可言。另外，也许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因为过去的选举过程都很诚实坦白，没人觉得这次会有什么不一样。

四月的选举，是大家印象中圣马科斯有史以来最被关注的一场选举。“白星”因为迪森的胜选，态度更加积极，约翰逊也说服了“白星”，不仅提名哈兹克，还提名了一系列的候选人，来争夺班干部和学生会的位置。被激将的“黑星”也推举了候选人。“白星”的一系列竞选活动让学生们对校园政治更感兴趣了，所以还产生了独立参选人，最引人注目的是聪明优秀，又深受欢迎的亨利•凯尔，在辩论课上，只有他可以把约翰逊驳得哑口无言。他的竞选主旨，是要在学生政府建立一系列卓有远见的平台。大体上来说，别的候选人都比“白星”的候选人更受欢迎，所以按照一般情况，“白星”都是要输的。可是在约翰逊的运筹帷幄下，可能情况会完全不同。因为，别人都只投一次票（在自己班上的选举中），而“白星”们会在每个班的投票箱里都投上一票，这样就是一人多票了。另外，这个策略还做了细化，细化的目的就是更多地弥补有限的人数。在河边的那天晚上，“白星”们认真演练着约翰逊提出的策略，因为，四个班会都是在十点开始，他们统共只有一个小时，所以这个“别动队”动作一定要迅速。

第二天早上行动开始，他们真的很迅速。弗农•怀特塞德讲述了来龙去脉。“我们一个会一个会地解决。我们这是很小的一个团队，大概就五六个人。但别的学生也很少。我们会派一个人喊，说：‘来吧，行动起来吧，我们就把霍勒斯•理查兹选为临时主席吧。’我们总是选霍勒斯，因为他嗓门大，胆子也大。‘支持霍勒斯的，请说好。’我们都大喊：‘好！’‘通过了。来吧，上来吧，霍勒斯。’然后他就来主持选举。他唱票的时候，大家都大喊候选人的名字，显得支持者众多的样子。不管谁大声，他都会说我们的候选人赢了。然后我们就撤，霍勒斯、我、林登，还有另外几个人，赶往下一个班的选举，故技重演。所以，你也看得出来，我们每个人在四个选举中都投了票。”

三年级的班会差点儿惹上麻烦。因为时间快到了，约翰逊很想赶快去四年级的班会，他是候选人之一。理查兹就想把提名阶段推得比刚才更快。“白星”的候选人一被提名，他就大喊：“提名结束！”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举着手，”他笑着回忆说，“亨利•凯尔上蹿下跳的，他说：‘你不能这么做（结束提名）！我也想提名！’”但理查兹根本不理他。“我说：‘你别来指挥我，因为我是临时主席，这场选举是我在主持。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于是我就结束了提名。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教室正好就门对门。一结束提名，我就跑到那边去了。所有勉强能算四年级学生的人都在投票了，而且快要结束了。我说：‘我想投票。’他们说：‘你不能投票，霍勒斯，你不是大四生。’我说：‘你们可别说我不是大四生。我上的大四课程比大三的多，所以我算是大四生了。’嗯，谁又能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话呢？只能去查记录，他们反正没那个时间。我当然是投了林登一票。大四生采取的是纸质不记名投票。计票的时候，我们的人都赢了，林登也赢了，而且是一票的优势。我其实不是一个大四生，但我给他投票了。我那票让他赢了。这是不合法的。”

“你知道吗，”霍勒斯•理查兹微笑着说，“后来，林登•约翰逊作弊的那场选举（一九四八年美国得州参议员选举），引起轩然大波。我当时觉得自己仿佛站在历史的起点。因为我参与了林登•约翰逊作弊的第一场选举。”
(2)

如果这些策略还无法帮助林登•约翰逊完全达到目的呢？他还用了其他的策略。

学校每年会进行“天人菊
(3) 选举”，选出学校里七位最漂亮、最受欢迎、最“具有代表性”的女生。这是全校同学最感兴趣的选举，比选学生干部什么的热闹多了。投票是在主楼一层大厅进行的，无记名选票投进投票箱，过程有严格的监控，不可能重复投票。胜选人会在当年的《教育者》上占整整一页的篇幅，刊登大幅照片，永久供人欣赏。之前，大多数获胜者都是文学社和“黑星”的风云人物。但现在约翰逊想让“白星”的女生们也入选，七个名额，能赢多少赢多少。有三个候选人特别漂亮也特别受欢迎，估计是必然当选的。但他很有信心，通过猛烈的竞选攻势，能够把四个名额收入囊中。不过，突然有人提名了露丝•刘易斯。

和其他候选人不同，露丝•刘易斯倒没长得多么漂亮。“天人菊”竞选虽然在实质上主要是个选美比赛，但其初衷并非如此，所谓“具有代表性”，定义是“要在学校生活中非常重要”。而刘易斯小姐的其他品质非常引人注目。她眼中总是闪动着动人的神采，在《教育者》编辑部坐下来，在那台“安德伍德”老爷打字机上打字写稿时，指尖也无比灵动。她是《教育者》的助理编辑。“她是个很好的作家，非常出色。”《教育者》的总编艾拉•莱勒说。她为新闻俱乐部和文人俱乐部写稿，参与了好几项校园活动。她一头短发，特立独行，对时代的弊病有种满不在乎的蔑视，在一群得州时髦女郎之中显得那么与众不同。而她想写关于那个时代圣马科斯的小说，种种想法也和她的外表一样独特。她自己热爱打网球，认为女生应该组织自己的运动队；她也不急着结婚，而是想发展新闻事业，用自己的文笔去帮助他人。和别人争论的时候，她虽然认真严肃，但是很平和，又有一种满怀自尊的幽默。种种特质让她广受欢迎。所以她被提名为候选人时，大家都觉得，一定能赢。

但是，接着，用艾拉•莱勒的话说：“林登发现了露丝的一件小丑事。”

其实不算什么丑事，甚至都不算重要。只不过圣马科斯的五十公里开外就是著名的得克萨斯大学，那里的学生家庭更富有，头脑更聪明。圣马科斯的学生不可避免地有种自卑感。“要搞清楚当时的事情，你一定要明白，我们对到圣马科斯上学这件事有多么重的戒备心。”莱勒小姐说。约翰逊发现的只是一件小事，就是露丝•刘易斯和两个朋友开着车出去，路上爆了胎，两个路过的男人停下帮她们修理，顺嘴问了这几个女孩儿上的是哪所大学。可能是出于戒备，也可能出于惭愧，刘易斯小姐脱口而出，说她们读的是得克萨斯大学。不过到后面又带着羞赧的微笑，说了实话。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啊，不过其中一个男人是林登•约翰逊的朋友，一次闲聊间碰巧告诉了他。

约翰逊告诉刘易斯小姐，除非她退出“天人菊选举”，不然全校都会知道她做的事情。除非她退出，他说，不然他就要在《学院之星》上发表社论，揭露这件事情，并且说清楚，大家不应该选她，因为一个以上圣马科斯为耻的人，肯定不能作为这所学校的代表。

约翰逊对露丝说完就转身离开，他知道自己赢了。“（见了她之后）他回来了，说我们不用担心了。”霍勒斯•理查兹说，“他已经完全威慑住她了，她会退选的。他知道。”约翰逊的估计是正确的。艾拉•莱勒说：“约翰逊一走，露丝就泪流满面地来到我这儿，她可很少哭的。她说：‘我要退出选举。’我特别吃惊。我希望她能反抗一下。但是她说约翰逊会在报纸上登大标题，她可面对不了这么丢脸的事。”她退出了，约翰逊所希望的那四个女生全都成了“天人菊”。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学生会。他自己通过选举作弊成了其中的一员。但是另外十二个成员，包括几乎所有的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有超过一半都是运动员或学校的风云人物。“我只能依赖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获取学生会竞选的选票。”一九七〇年，他回忆道。他也很清楚怎么拿到这些选票，就是充分利用别的选举中很奏效的口号“头脑和肌肉同样重要”。但他必须要了解，这个口号用在谁身上会奏效。他必须了解低年级有哪些“聪明学生”，要么可以成为他的学生会候选人，要么会为候选人投票。而圣马科斯的学生流动性相当大，休学复学的人都很多，所以要了解情况很难。

但约翰逊想出了一个方法。老主楼的守夜人是“白星”阿齐•威尔斯，他有教务处的钥匙。约翰逊在一九七〇年的谈话中回忆说，一个午夜，“我们拿了钥匙，进了办公室，我在那里……拿到了小小的黄色（成绩）卡片，所有平均成绩在B以上的，我们全都记下来了，我觉得这些人就算是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了”。他把被提名人、提名人和投票人都列了出来，确保学生会的大一大二生都是会被他的“头脑”口号吸引的。

选择女性候选人的时候，他更为谨慎。他指示“白星”的男生们约那些在他心目中可以被提名的大一大二女生。当时的大四生威尔顿•伍兹就参加了很多这样的约会，因为年轻女孩们比较喜欢他轻柔的声音和有些踌躇的笨拙和可爱。“林登想的是，让我们约那种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看能不能控制她。通过约会了解她，看看要是她被选进了学生会，会不会听话。”要是约翰逊接到报告，说一个女孩“会听话”，他就会指示跟那个女孩约会的“白星”，让他劝说这女孩参加学生会竞选。“我在跟一个低年级的女孩子约会，而约会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她去参加竞选，”伍兹说，“都是林登出的主意，他想让我告诉那女孩子，一旦被选入了学生会，该怎么投票。”这个策略奏效了。圣马科斯的女生都不“当代”，理查兹解释说。她们对政治不感兴趣（虽然她们的人数比男生多出两倍，但他敢肯定，圣马科斯当时没有出过一个女班长）。而约翰逊的筛选过程又进一步确定了，自己手里这些要做候选人的女生，对于政治比大多数女同学还要更不感兴趣。用理查兹的话来说，圣马科斯的女生不“当代”，是因为，在那些普遍认为政治是男人的事的区域，“那时候的女孩儿，都是你说什么她们就做什么”。当然，约翰逊的筛选过程也确保了这些女性候选人没有特别独立的人格。“另外，”怀特塞德补充说，“别忘了，这个学校的男女比例是一比三，很多女孩子非常孤独。男生跟宝贝似的。她们可不想做什么惹你生气的事。”伍兹说，“你根本不用多费口舌，你就简单地说：‘啊，某某想做《学院之星》的编辑，他是个好人哟。你会给他投票的，对吧？’她们基本上次次都会听话。”

林登在至少一个已经进入学生会的女生身上用了类似的策略。只要林登需要她的投票，伍兹就要一直跟她约会。这次，这个策略特别奏效，因为这个充满活力，有着一头黑发、闪亮黑眼睛的年轻女孩，爱上了伍兹。“然后，当然啦，林登不再需要她的投票后，臭威尔顿就甩了人家，”理查兹笑起来，“她真的很喜欢威尔顿。我打赌她肯定一直在想到底怎么回事。她绝对永远也不明白威尔顿为什么甩了她。”

也许她的确永远也搞不明白。因为，即便林登谋划了五花八门的政治策略，但有一个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谁谋划的这些策略，这个方面都是很惊人的。但更惊人的是，这个男人，这个小半辈子一直在“说大话”，而且在别的非政治的活动中也一直在吹嘘自己的男人，竟然对所有这些策略三缄其口。林登•约翰逊策划的这一整套政治战略，他一个字都没有透露。

偶尔，他弟弟得以略知一二。有些时候，十五岁的山姆•休斯敦•约翰逊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去看林登。他后来写道，自己永远也忘不了“周六下午与周日早上那些精彩的对话（其实算是独白）……我偶尔周末去圣马科斯看他的时候，听到好几次他跟‘黑星’对抗的策略。我总是睁大眼睛，满怀崇拜地听着哥哥列出下个星期的战略部署。即使到现在，我闭上眼睛，也能看到他当时在房间里兴奋地来回踱步……有时候他坐在床上，接着又坐到床边一张破旧的木椅子上，他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期待，深邃的嗓音满含充沛的感情”。但就算是亲兄弟山姆•休斯敦，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已。周日下午，他就回家了，离开的时候，哥哥还在小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眼中放光，双手握紧又松开，修长手指上的指甲都被咬得光秃秃的。他不知又在密谋什么，只能从手指的弯曲纠缠中看出，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

“白星”非常明白要为自己的组织保密。学生们很受“头脑和肌肉同样重要”这个观点的鼓动，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代表“肌肉”的就是学校里的运动健将们，他们和他们漂亮的女朋友属于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非常排外，大多数学生都得不到邀请。约翰逊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大多数不擅长运动的学生，私下里都反感甚至厌恶那些周六的赛场英雄，虽然他们看比赛倒是看得很起劲，”约翰逊的弟弟解释说，“很显然，每个讲求实用的政治家都明白，比起爱与尊重，厌恶和恐惧是组织人民时更为有力的武器，对林登在圣马科斯简直有大大的用武之地……”选民们，也就是那些“小人物”很容易受到影响，而如果他们知道，若是投票给迪森或者哈兹克，他们就是在给另一个也没有邀请他们的秘密组织投票，那就不好办了。

建立“白星”的理查兹和怀特塞德，他们的初衷并不是想搞政治，而是为了加强他们非常看重的“兄弟情义”和“同学友爱”。最初，他们就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约翰逊又制定了附加的保密条款，得到两位创始人的支持。比如，校园里不可以看到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白星”成员在交谈；要是三个人不小心走在一起，应该以交换眼神的方式示意哪个人该离开。“白星”之前的聚会，要么在河边，要么在会员的膳宿屋的房间里，而现在呢，在约翰逊的建议下，转移到两层楼的霍夫海因茨旅馆去了。约翰逊说，在这里就不怕路人从窗外偷看了。约翰逊甚至还发展了一个特别具有独创性的机制，保证“白星”成员能直截了当地否认自己的身份。组织的一条规定中说，如果某位成员被问到他是不是“白星”成员，在他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被组织自动开除了，这样他就可以说“不是”。下次聚会再重新吸收他入会。所有的规则都被收录在《白星法则》中，所有新成员在河边参加那很有形式感的入会仪式时，都要手举蜡烛，按着字典，发誓遵守。这些年轻人发誓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四十多年过去了，迪森被问起“白星”的事情时，还不愿意说得太细，“我不想违反当时的誓言”。而其他人连一个字都不愿意透露。约翰逊的保密工作实在做得太好了，“白星”们赢得很多校园选举之后，学生们根本都不知道“白星”的存在。“‘黑星’不知道我们是有组织的，没人知道。”迪森说，“他们不知道这个组织专门跟他们对着干。他们知道有人在学校‘搞破坏’，但不知道是谁。”怀特塞德很开心地回忆说，“我们利用的那些人毫无戒心，毫不怀疑……我们说，‘你不会给“黑星”投票的，是吧？你不会帮‘黑星’的吧？’结果从头到尾我们都有另一个组织，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约翰逊自己的战略也要对“白星”的队友们保密，甚至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有战略。这也是有理由的。理查兹和怀特塞德非常在意自己的领导地位，所以，约翰逊要是提出什么计划，他们总会轻易就反驳，就因为那不是他们提出的计划。或者，就算他们同意了，这两个“大嘴巴”也会经常把计划挂在嘴边，闹得全校尽人皆知。别的“白星”成员也可能因为不喜欢约翰逊而反对他的计划。所以他甚至不能让盟友们知道自己谋划的事情。比尔•迪森偶尔能知道点计划的毛皮，但也是非常偶尔，只有在约翰逊不得不需要他帮助的情况下。艾尔•哈兹克回忆说，有时候他回到和迪森同住的房间，会看到室友和约翰逊懒散地躺在床上，“聊政治，好像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只剩下政治。我以前经常叫比尔‘参议员’，林登‘州长’。”迪森是林登第一个选中的候选人，最亲密的盟友，然而他对他透露的消息也很有限。事实上，迪森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弄清楚“白星”会议中的玄妙。依然都是不怎么正式的会议，大声说话，嬉笑打闹。会议主席依然是组织的成立者，理查兹和怀特塞德，基本上都是他们来讲话。而林登•约翰逊呢，一反常态地，很少在这些聚会上讲话。但迪森逐渐注意到，会议尾声的时候，包括理查兹和怀特塞德在内的所有人做出的决定，无一例外都是约翰逊前一天晚上告诉他，希望组织能做出的决定。“我们五六个人聚在一起讨论，他不会特别强势，”迪森说，“但是我记得我开始思考，说不定他还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控制了会议，也许……他在操纵整个组织。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一点，至少我意识到了。我意识到他非常聪明。”事实上，迪森逐渐明白了别人不明白的事情。“白星”的成立者理查兹和怀特塞德，以为还是他们在管理着“白星”，事实并非如此。

不过，林登•约翰逊的保密工作，最令人震惊的地方，不是他让别的成员们做得多么成功，而是他让自己做得多么成功。

小半辈子了，他一直在“说大话”。大摇大摆，恬不知耻地吹牛，想要鹤立鸡群，想要让自己走在最前面，从来不曾间断，仿佛他生来就需要说大话，不顾一切地渴望着别人的注意和欣赏。这种渴望从来不曾熄灭，在除了校园政治以外的话题上，他仍然和以前一样，大肆吹嘘，无所不用其极。很难忽略的一个真相，就是他经常对山姆•休斯敦•约翰逊大聊特聊校园政治，因为他必须跟某人讲，必须要让至少某个人知道自己到底有多聪明。而这个把他当英雄一样崇拜的弟弟是唯一可靠的听众，他没在这所大学，周日就回约翰逊城了，所以不会把他的秘密在校园里传扬开来。然而，即便林登•约翰逊非常想谈论这个话题，他对除弟弟以外的外人可谓只字未提。这样的沉默，说明在那高瘦、笨拙、大耳朵的外表之下，在那些喋喋不休的独白，不知收敛的吹嘘，过分的溜须拍马，谄媚的笑容，对老师们满含崇拜的脸之下，有种钢铁般的意志。林登•约翰逊计划要和一小群边缘人一起，掌控学生权力。而且，不仅要掌控已有的学生权力，还要为他们为自己创造新的权力，创造这个校园学生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新维度。要是学校里的任何人，包括他的盟友在内，意识到这一点，他就无法实现目标了。要是有人看清了他在做什么，那他就再也做不成了。

没有人看清。

他把自己的各种努力和手脚隐藏得很好，成果也逐渐显现出来。一九三〇年五月，选择《学院之星》和《教育者》编辑的时候，这成果显现得最为明显。

传统上来说，这两个位置主要看的是学业的成绩，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是本科生中薪水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位置。通常，学生会总是会接受现任编辑们的推荐，基本上都是大三那些最得力的助手。一九三〇年五月，《学院之星》和《教育者》编辑位置的提名，分别是两兄妹，家就在圣马科斯，凯尔家的亨利和米蒂。他们显然是最合格的候选人。而另一个“本地人”爱德华•普尔斯，竞选《教育者》的常务经理，同样也是实至名归。看上去他们一起当选，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想着他们肯定就选上了，”当时《教育者》的编辑艾拉•莱勒说，“他们（学生会）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凯尔对改革有着极高的热情。他倡导大家不要过分看重运动队，“毯税”要更加平均地分配；还倡导大家多做独立的阅读，不要一味守着书本死读；引进“牛津学习法”的“荣誉课程”，减少考试，这样学生们能够有系统地学习，而不用被死板僵化的课程表束缚。在一个月前的选举上，他的热情受到了挫败，但已经在计划通过《学院之星》对学校来一次“教育复兴”。学生会在老主楼开会的时候，三个从小一起在圣马科斯长大的发小，同坐在会议室外的长凳上，等着有人出来宣布他们当选。

但霍勒斯•理查兹和威尔顿•伍兹率先出现了，看见这三个人等在那儿，突然咯咯笑起来。普尔斯和凯尔兄妹很快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学生会的一名成员，也是他们的朋友，从会议室出来，告诉他们会议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有人提议增加一项新规则。他和别人都表示反对。但那个人要求迅速投票来决定。学生会的大一大二学生都投票赞成，而林登•约翰逊是唯一赞成的大四生。一票的优势，这项规则被迅速通过了。这位朋友告诉他们，这项规则令圣马科斯的居民无法参选《学院之星》和《教育者》的职位，因为他们反正是住在家里，没有别的学生那么迫切地需要这份薪水。正值经济大萧条，这种工作应该给特别需要钱的学生。这位朋友说，新规则令普尔斯和凯尔兄妹丧失了竞选的资格，他们本认为稳赢的工作，给了之前没被考虑过的学生。《学院之星》的编辑，是三年级的奥斯勒•邓恩，他之前在报纸做的不过是非常微小的工作，《教育者》中提到对报纸做了贡献的人，都从来没刊登过他的照片。而常务经理的位置给了哈维•约，一个大一学生，这可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大一学生。

新规的不公让他们觉得备受屈辱（普尔斯可不是不需要钱，他特别需要这笔薪水：他一直想靠《教育者》的薪水来支付学费。没有这笔钱，他就得退学了），但一开始从来没想过，这项规则专门就是为了取消他们的参选资格，也完全没想过这一切是林登•约翰逊在操纵。得知真相后，凯尔是最震惊的。他和约翰逊是完全不同的小伙子，瘦削、戴着眼镜、勤奋好学的凯尔充满了求知欲，热爱阅读。约翰逊只是嘴上说他得了很多A，而成绩优异的凯尔是真的门门全A。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辩手，整个三年级无人能敌，约翰逊只是嘴上说他赢得了很多辩论，而凯尔是真的赢了。但两人都对政治感兴趣（但比起政治实践，凯尔更倾向于研究理论）。历史课和社科课上，两人经常争论不休。一名教授说，凯尔能把约翰逊驳得“哑口无言”。约翰逊只是嘴上说说他读了哪些哪些书，而凯尔是真的读了。但凯尔很喜欢这些争论，他认为大学里就是应该这样你来我往地交流想法和观点。他以为约翰逊也很喜欢。凯尔说，在约翰逊去科图拉之前的大学时光，“别人都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我却把他看作朋友”。而约翰逊显然也回应了他的友谊，邀请他到家里去见自己的朋友。约翰逊从科图拉回来以后，他需要“本地人”给迪森投票，而凯尔是这群人的领袖，所以约翰逊和他走得很近。“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凯尔说。理查兹操纵三年级的投票，他很生气，但一直以为约翰逊那天只不过是听理查兹的话罢了。他一点都没有怀疑其实一切的领导都是约翰逊。现在他也完全不怀疑是约翰逊操纵了这个让他丧失资格的所谓的“大萧条”观点。他对于秘密组织“白星”的存在毫不知情，对于林登•约翰逊被辩论得“哑口无言”的感受更是蒙在鼓里。凯尔后来回忆起来，那之前的一年，“他的两个手下（理查兹和伍兹）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一个组织，为文学和辩论活动多争取一点经费，因为他们觉得橄榄球队得到的经费太多了。当时我一点都没想过这是个秘密组织。我都不知道林登也是成员之一。”凯尔拒绝了邀请（“我说你们要对抗的那些人全是我的朋友”）之后，之前一直是班长的他，再也没赢得过任何学生选举。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他有种感觉，理查兹和伍兹知道他败选的内幕。现在，他也不明白，但只是有种感觉，这两人也推动了他此次编辑的落选。凯尔回忆说，一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去找他们，拦住他们，用所有的脏话骂他们。他们就站在那儿看着我，咧嘴笑”。但是他从没想过，甚至连怀疑都没有过，谁又站在理查兹和伍兹背后。直到学生会那次决定性的会议之后几个星期，“学校生涯的最后时光”，凯尔才被告知，约翰逊是那次会议的主导者，而且，“几年来林登一直在努力阻挠我获得任何荣誉”，普尔斯也是丝毫没起疑心，“这一切进行的同时”，他只要在学校里碰到林登•约翰逊，对方就会露出友好的微笑，“停下来跟我聊天，跟没事人似的”。

讽刺的是，约翰逊用“要把钱给需要的学生”这个论点操纵了学生会的决议，而普尔斯却因此要到得克萨斯的毕晓普度过“可怕的一年”，好赚够了钱继续大学学业。他说，离开学校前往毕晓普的时候，他“备感苦涩”。“他（约翰逊）开创了圣马科斯的政治操纵，”普尔斯说，“他不得不开创这个。要是他没有做那些政治上的手脚，他就不可能出色。他不是个出色的学生，他在别的任何方面都不出色。他那种人，就是随时都很阴险鬼祟。他能做得出你我都做不出的事情，以此来获取权力。但他得到了权力，而且把我们拼命努力争取的工作成功地搅黄了。”凯尔和妹妹还能付得起圣马科斯的学费，但他们也退学了，直到约翰逊毕业离校才回来。“我们退学，就是因为他，”凯尔说，“他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恶心。”这种恶心多年未曾消退，凯尔的朋友说。艾拉•莱勒是多年以后才知道学生会拒绝她对继任者推荐的真正原因，她说：“亨利是非常聪明的学生，也特别理想主义，他不能容忍政治目的的存在。”另一个要求匿名的学生说：“仿佛亨利过去一直住在象牙塔里，突然一下子看到了生活到底能有多么肮脏。”

班长、学生会成员、“天人菊”、《学院之星》和《教育者》的编辑，一九二九年六月林登•约翰逊从科图拉回来的时候，这些位置上还全是瞧不起林登•约翰逊的人。但一九三〇年八月他毕业的时候，这些位置全换了人，这些人名义上不是林登•约翰逊领导的，实际上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敌人都被盟友取而代之，而且速度惊人。一年多点的时间里，这个一直对政治感兴趣却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操纵了一个学校的政治架构，或者说创造了一个学校的政治架构，而他作为学校里仍然最不受欢迎的学生之一，影响力却超越了所有人。

“回想那些精彩的……长篇大论……我明白哥哥有多么擅长搞政治计谋。这是他生来就该做的工作，也是他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山姆•休斯敦•约翰逊写道。这个弟弟在约翰逊的一生中提供了很多从兄弟角度出发的真知灼见，而“生来就该做的工作”正是其中之一。林登•约翰逊初步涉足这个领域的时候，就已经是个中高手了。

弟弟明白这种天资的部分原因。“他喜欢数人头，统计选票，这是受了爸爸的影响。”他写道。这方面是如此，其他很多方面也是如此。这个瘦高个子、耳朵巨大的小伙子，说话的时候抓住别人的衣领，有着天赋异禀的说服力。毕竟，他的父亲也有着同样的风格与能力。在校园里，这个年轻人暗箱操作，翻云覆雨，仿佛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他的父亲，也是毫无经验地去到议会，也立刻展现了类似的能力。

但父子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不同，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两人的鲜明对比。父亲在得州议会发起的最勇敢的斗争（几乎是单枪匹马，只有六个势单力薄的盟友），是针对约瑟夫•韦尔登•贝利，那个平民党的叛徒。而有一次，在历史课上，林登•约翰逊被问道，有没有特别崇拜的英雄，他回答说：“约瑟夫•贝利。”

“像块盖板一样正直”的理想主义者山姆•伊利•约翰逊，从不屈服，坚持自己涉足政治时最初的信念和原则。在有些人眼里，他是英雄。然而，这也导致了他政治上的一败涂地，那些最最美好珍贵的目标，没有一个实现。而他的儿子，在校园这个目前唯一可供他施展的竞技场上，已经实现了所有的目标，因为那些妨碍束缚父亲的包袱对他完全不起作用。他之所以能赢，就是因为什么信念都没有，他没有想要做出的改革，没有真正在意的原则或议题（“我们什么都说一说，不管有没有”）。另外，他不仅展现了父亲身上从来没有的实用主义精神，更有一种更加毫无来由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他非常认真努力地去说服各个学生，手臂攀在他们肩膀上，热切地注视着他们的眼睛，劝说他们不要给一个秘密组织投票，却不让对方知道自己也属于一个秘密组织。他玩世不恭，又冷酷无情。他不仅仅要提前统计投票，而且还要去作弊。他威胁一个害怕的女孩，要曝光她的所作所为，要说得非常夸张，用“醒目的标题”来曝光，而她不过是一时轻率，而且完全微不足道。他利用女人们的孤独来争取选票。这个小伙子的父亲，“永远有着明确的立场”；而做儿子的呢，却从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立场。他铁了心要给凯尔和普尔斯的抱负背后来上一刀，这两个年轻人却一直认为他是朋友，直到刀子插深了，拔不出来了，才醒悟过来。当然，这些策略当时只是有限地发挥在校园政治上，规模很小，和外界的政治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不过，在有限的条件下，林登•约翰逊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某种套路和模式。也许这种套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你看不出任何的底线或界限。实用主义大大挤占了投票箱中的道德，除了胜利一切都不重要，为了胜利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没问题的，即便伤天害理、丧心病狂。

林登•约翰逊自己，对这些冷酷无情的手段，又是怎么看的呢？

多年以后——四十年以后，他已经从总统的位置上卸任。一九七〇年，林登•约翰逊回到圣马科斯，花了一整天时间环游校园，回忆过去。那天午后，他和四个以前的教授座谈，五个人都已经步入老年了。话锋转向他在“白星”搞的那些活动，以及在学生会做的事情。他说了下面这一席话：

一二年级的学生和我，我们占了大多数。我们“占领”了学生会、戏剧社、辩论社，我们开始操纵“天人菊”的选举。我离校的时候，都还在进行。毕业之后我就不了解情况了，但我离校的时候还在进行着。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在恶意操纵，不择手段。我能让他们失去的，他们都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去搞这种独断专行的大动作，像希特勒一样一手遮天。我把他们弄得一败涂地，而且很久都没恢复过来。

那是漫长辛苦的一天，特别是对心脏状况很不好的林登•约翰逊来说，说上述这番话的时候，他已经很累了。也许是因为劳累，这些话才脱口而出，特别是那两个词：“独断专行”，“希特勒”。不过他也不是累到没意识到自己说了这番话的地步。话刚一出口，他就觉得不妥，于是突然停止座谈，从座位上站起来，叫上助手，匆忙离开了。要不是一个年轻人当时录了音，后人就再也无从知晓林登•约翰逊对自己最初那些政治活动的评价了。

这自我评价透露了很多信息，不仅仅让我们得知他把自己看作“独裁者”“希特勒”，而且欣然担当起这样的角色。这一席话透露的情感比这两个词丰富多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在恶意操纵，不择手段。我能让他们失去的，他们都失去了……我把他们弄得一败涂地，而且很久都没恢复过来。”他没意识到自己的冷酷无情吗？他意识到了。他对此感到羞愧吗？不，他很骄傲。

* * * * * *

“恶意操纵，不择手段”，而有时候，林登•约翰逊表现出与操纵毫无关系的恶意。“黑星”成员弗兰克•阿诺德在学习上反应很慢，但是他身材高大魁梧，性格安静温柔，有很多优良品质。橄榄球场上，他受过很多伤，却一直勇往直前，于是队友们选他做队长，说他特别可靠。球场下，一个朋友说，“他对谁都能说点好话”，而且，尽管脑子转得慢，他有时候却能一眼看到事情的核心。比如，学生会投票选《学院之星》和《教育者》编辑的那一回，他对约翰逊说，不应该把这位置给没有为之努力过的人。“人人都喜欢他，除了林登。”那位朋友说。林登一点也不喜欢他。阿诺德虽然反应迟钝，却被学校里最聪明大胆的漂亮姑娘海伦•霍夫海因兹深爱着。约翰逊竟然搞阴谋诡计想拆散他们。

他的“枪”是怀特塞德，伶牙俐齿、帅气潇洒的“万人迷”。“林登有辆跑车，”怀特塞德回忆，“他跟我说：‘给她打电话，带她出去，用我的车……能惹他生气就行。’这件事他真是下了大功夫。因为他不喜欢弗兰克•阿诺德。”海伦说：“我跟弗兰克•阿诺德在一起好几年了。我爱他。突然间，弗农•怀特塞德对我发起了猛烈的追求。两个星期以来一直不间断。课后与我见面，跟我坐在树下聊天。我真是太幼稚了，从来没想过林登是幕后黑手。我还以为只是走了桃花运。我也没怎么当真。我真的很爱弗兰克•阿诺德。只是觉得有人追求还蛮开心的。”她接受了阿诺德的求婚，戒指都戴上了，怀特塞德还不善罢甘休。“林登说，‘你干吗不打电话给她？今晚把她约出来，叫她把弗兰克那戒指摘了！’海伦出来了，戴着她的订婚戒指，我就叫她摘下来。第二天她又戴上了，但我们看到弗兰克脸上的表情很忧虑。他太在意她了。”怀特塞德说，“后来我自己脸上都挂不住了”，就不再追求她了
(4) 。要是按照约翰逊的心思，怀特塞德还应该继续假意追求，直到两个年轻人的真爱被破坏得无法挽回。“这就不是政治了，”怀特塞德说，“林登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有时候，这种恶意来得真是毫无根据，看不出目的。

有个在农场长大的波希米亚学生，基本上没人搞恶作剧捉弄他。因为他反应太慢，太轻信，有些学生还觉得他智商有点小小的问题。整他太没意思了。他有很严重的粉刺。有一天晚上，这个学生和约翰逊、怀特塞德还有另一个学生聊天，说因为这一脸的痘，没有女生愿意跟他约会。

怀特塞德回忆：

林登对他说，可以把新鲜牛粪涂在脸上。他说：“啊，怎么说？”林登说：“你难道没把牛粪掀开过，看到下面的草有多白吗？牛粪把草给漂白了啊。”

所以林登说：“我们开车（送他去）捡牛粪吧。”我们四个就开车去了某个牧场，他下了车，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真不敢相信他傻成这样。回来的时候他真的捡了些牛粪，放在一个鞋盒里。回到圣马科斯，林登叫他拿一条毛巾，把眼睛的位置剪掉，牛粪弄在毛巾上，毛巾敷在脸上。他……到我们房间，问怎么样。林登说：“你弄得不够，一点用也没有。”他让他多往脸上弄一点。早上，他身上的气味太难闻了，都没法接近他。林登把这事告诉了所有人。第二天，那男生走进教室，大家都开始学牛叫，“哞哞哞”。告诉你吧，这真是我做过的最坏的事情。

林登对埃文斯校长的溜须拍马一如既往，也收获了成果。校长对他的友好亲切，从未展现给任何学生，甚至任何教职工。这种友好中几乎都带着点父爱了。约翰逊在埃文斯的办公室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正如约翰逊去科图拉之前，汤姆•尼科尔斯的评价：“有些人说不定觉得这个地方是他说了算。”现在这个印象进一步加深。教授们都知道他是校长的耳目，也就刻意去接近他。“他是埃文斯博士的秘书，所以路上遇到了，我总是停下来，跟他聊一聊……”一位老师说。就连诺尔和思贝克主任对他都态度谨慎，怕惹到他。比如，诺尔执教严格，对于学生必须选修六门体育课的规矩，从未放松过。离开科图拉之前，一向对自己的笨拙与不协调感到丢脸的约翰逊，请诺尔允许他写一篇关于运动的论文，来代替体育课的学分。诺尔拒绝了，给了他一个不及格。现在，约翰逊再次请求，诺尔批准了。温顺谦恭的思贝克，学生会和学校出版委员会的前主管老师，现在经常和约翰逊一起出现，有个学生说：“不知情的人很难说清谁是学生，谁是主任。”

而埃文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告诉手下的主任们，他希望在给学生分配校园工作的这件事上，约翰逊也有发言权。

大萧条早早地降临丘陵地带，而今更是变本加厉。几年前，三捆棉花送到轧棉厂，就能挣够一个孩子一年的大学学费。现在价格跌到谷底，需要六到八捆棉花才能换来同样的钱。这六到八捆，意味着父亲要在田里挣命似的干上很久，才能让儿子免于田里劳作的命运。丘陵地带走出来的男人，全都记得妈妈拿着卖棉花挣来的钱，加上她们辛辛苦苦省出来的几个子儿，小心翼翼地藏起来，拼命地想着其他办法生活，到交学费的时候才把这笔巨款拿出来。教授们想帮忙，有些会借钱给学生，有的没钱可借，就从银行预支下个月的工资，好支撑某个姑娘小伙再坚持一个学期。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学生不得不收拾好简陋的行李，转身离开尖顶的老主楼。一九二九年春季学期入读圣马科斯的一千一百八十七名学生，只有九百零六名在秋天又回来了。（《学院之星》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数字，“因为这片区域日子很难过，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做出了牺牲”。）现在，不管是“采石队”二十美分时薪的工作，还是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去做的锅炉房的工作，只要是工作，都十分珍贵。“二十美分的时薪，就意味着你能上学。”霍勒斯•理查兹说。他还说：“要是林登（对主任们）说‘这孩子不错，给他个工作’，他就能有份工作。”在这样一个“穷孩子”的学校，埃文斯把真正的权力交到了约翰逊手中。

约翰逊如何利用这权力，都做了哪些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工作，最好的工作，他都给了朋友。那些一个月有二十五美元收入的“内部”工作，之前几乎全部被“黑星”们占据。约翰逊从科图拉回来后短短几个月，几乎都变成了“白星”的。但是，除了拿埃文斯助理的那份工资，他没有给自己安排任何别的工作。在科图拉，他收入稳定，还清了债务，但没能存够来年的钱。而且，他还是照样挥金如土，所以仍然急需钱。但二十五美元月薪的工作只是少数，他没有给自己安排。手上的所有工作，他都分配出去了。他一直很看重钱，但更看重另一样东西。

他当时的一些盟友认为，他分配工作时的态度，说明了他看重的东西。“他总是非常愿意尽一切可能来帮忙。事实上，你求他帮你的忙，他会很高兴。”其中一个说。但你必须要请求。这是他的坚持。有个“白星”比较孤傲，不愿意开口，他就没有工作可做。这个学生告诉理查兹，自己要被迫退学了。理查兹以为约翰逊肯定是不知道情况，就跟他说了。结果他发现，约翰逊把情况摸得门儿清，但还是非常固执。他对理查兹说：“要是他那么傲骨铮铮，不请求我给他份工作，那我就不给他啊。让他来求我。求我的话我手上有什么就能给他什么，但他必须要开口。”那位“白星”开口请求了，马上就有了工作。“林登想炫耀自己的权力，明白吗？”理查兹说。别的“白星”成员也赞同这个说法。他们觉得，约翰逊最看重的，就是承认，要别人面对他，恭恭敬敬地承认——他拥有权力。

* * * * * *

他想从权力中得到的，权力都给了他。

他的性格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张扬跋扈，不管是开车（在学院山驱车而上时，他会不断地按喇叭，确保人人都看到他在开车），还是步行（“我现在眼前还浮现出他走上学院山的样子，手臂甩得大摇大摆，用他特有的微笑跟每个人打招呼；他总喜欢召集一队人马，好像总有什么事要一起商量”）。他对教授们还是一如既往的谦卑，对学生们还是和从前一样专横，还是以前那个老师面前的马屁精，同学们眼中的恶霸。很多学生对他性格的感觉也没变。风云人物们还是不接受他，事实上，都不怎么跟他说话。“很多时候林登都是幕后黑手，”乔•贝里说，“他寻找可以利用的人，加以利用；没有利用价值的，就背后把人家搞垮。我对他厌恶至极。”比较理想主义的那群学生仍然会注意到，要是约翰逊走到一群学生中，发现他们在讨论关于校园政治的严肃话题，就会匆忙走开。“他躲着我们，因为他不愿意表达立场，”其中一个说，“他从来不表达明确的立场，你不知道他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他只对自己和能帮自己的事情感兴趣。”这种感觉不仅存在于风云人物和理想主义者之中，全校学生仍然叫他“狗屁”。在这个女生人数是男生三倍的学校里，他仍然很难约到女伴，有个学生还说：“卡萝尔•戴维斯之后，他就没交过认真的女朋友了。”

对一些学生来说，他参与到学校政治之后，反而更令人讨厌了，而且在不喜欢之上还加上了不信任。海伦•霍夫海因兹说：“你说他和蔼亲切也好，说他是个好人也行，反正我就是不相信他。他讨人喜欢，他脑子聪明。但为了达到目的他会不择手段。他很出色，但如果有必要的话，抹了你的脖子这事他也干得出来。”艾拉•莱勒回想起霍勒斯•理查兹口中约翰逊作弊的选举。当时学生们对政治的见解还十分幼稚，没有人能准确描述当时到底怎么回事，她说：“但大家都觉得有问题，而且大家都觉得，要是有问题，肯定是林登•约翰逊搞的问题。”不过，也因为他参与到校园政治中，大家对他的反感不再是全校共有的了。虽然有些学生仍然看不起他的卑鄙手段，别的更讲求实用主义的学生注意到这些手段给他带来的权力。这种认识让他们的感觉变得复杂。过去一直对他揶揄嘲笑的理查兹承认说，虽然他对约翰逊的厌恶有增无减，却做了很多努力，让约翰逊喜欢他。“别的事情不都是一样的吗？你觉得，如果这个人喜欢我就能帮助我，那你肯定会对他很好呀。”好些学生都看明白了，约翰逊能帮他们。“他有权力。他是校长的秘书……要是有什么好处，他肯定是知道的。接近他是有好处的。”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对“狗屁”约翰逊，就不再显露出蔑视和嘲笑，而是十分谦恭了。“很明显地，有好些男生，过去一直说受不了他，现在开始表现出很喜欢他的样子。”

从天性的角度来说，有几个学生是真的喜欢他。约翰逊眼光敏锐，找到那些和他喜欢发布命令一样喜欢服从命令的人。他慧眼识英，发现了比尔•迪森、威尔顿•伍兹和一个叫芬纳•罗斯的大一新生，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和对他的服从令他十分受用。这些都是他未来三十多年要留在身边当左膀右臂的人。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一小群人对林登•约翰逊唯命是从，如同一群狂热的奴隶。有的甚至把他当作偶像一样崇拜。比如说，沉默寡言的伍兹不仅承包了约翰逊的杂事，帮他处理和女孩子搞出的烂摊子，还帮他写社论，刊登在《学院之星》上，而“社论作者林登•约翰逊”只需要签上他的大名。“林登经常派给我一摊子活。他说：‘写一篇感恩节的社论。’我就说：‘我上哪儿去找素材啊？’他说：‘去翻百科全书呗。’”于是林登•约翰逊成了为数不多有“影子写手”的大学生之一（这些社论还为后来的很多传记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都误以为全是约翰逊亲手写的，还去就其中文字内容进行深度分析）。当时伍兹觉得这是一种荣幸。“我们乳臭未干，而他很成熟……他也很聪明。他说的话那么深奥那么精彩。我永远也做不到像他那样说话。”
(5)

有些学生就算不喜欢他，现在也尊重他了。但这尊重很多是不情不愿的。用艾拉•莱勒的话来说，这种尊重“是对一个位高权重的政客的尊重，但你知道他根本配不上这份尊重”。但无论如何，也是尊重。比如，艾拉自己在大学毕业后几年，就加入了林登•约翰逊的竞选团队。（“原因吗？因为我也觉得他很有才能，精力充沛，有强烈的抱负去做别的人做不到的事。”）

很多学生对林登•约翰逊的敌意之深之重，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来，因为这种敌意不仅深，还藏得很深。研究者就约翰逊大学生涯开始采访时，本以为会从大家口中听到一个广受欢迎的校园领袖，因为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搜集的口头资料来看，所有学生众口一词，都是这样赞颂他。而研究者的第一轮采访大体上也证实了这种预期。有时候，研究者会遇到一些图书馆没有采访过的学生，比如爱德华•普尔斯或者亨利•凯尔那样的，得到不同的意见，当时觉得是偏见，于是弃之不用，因为这些人都输给了林登•约翰逊，难免怀恨在心。但就算是那些赞颂约翰逊的男男女女，言语中也有很多疑点，让研究者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再次采访，这一次，不同的感觉浮出水面。浮出水面的过程是很慢的，因为大家都比较恐惧。有的人甚至从头到尾也没有表现出来。乔•贝里，在接受采访时已经是得克萨斯大学的教授，作为圣马科斯的校友，他请研究者不要提他的名，因为他说“约翰逊集团”在得州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可能会惩罚我的，你知道的。”）提出这样要求的人不止他一个。而到最后，只有他同意用他的名字，其他人都坚持要求匿名。不过，最终，当时的情况还是有了个比较清晰的还原，而约翰逊绝对不是一开始所认为的颇受欢迎的“校园英雄”。一开始，听见普尔斯说“他那种人，就是随时都很阴险鬼祟”，研究者认为不实，是来自一个被林登•约翰逊打败的人的妒忌。而后来，却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类似的评论，来自那些并未被他打败过，没有任何理由妒忌的人。一开始，研究者对凯尔进行了采访，觉得这个老头说的话带着明显的偏见，所以不可信。他根本都没有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后来他终于说服了另外十几个人，聊了聊凯尔说的那件事，结果发现凯尔说的话就是事实。到研究者完成对林登•约翰逊的大学生涯的寻访，他发现有位校友的话并不夸张，“圣马科斯的很多人不仅是不喜欢林登•约翰逊，他们鄙视林登•约翰逊”。然而，林登•约翰逊从科图拉回来，开始参与到校园政治中，再也不是所有同学都表现出这种厌恶和鄙视了，就算有这种感情，也不纯粹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权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仍然存在鄙夷，至少也混杂着尊重。

尊重，还有恐惧。在那个学生普遍贫穷的校园，他掌握着学生工作分配的这项实权。“一直到他在圣马科斯的学业尾声，”艾拉•莱勒说，“人们都还在绞尽脑汁地确保林登对自己没有敌意。”不管他是怎么得到这权力的（到处溜须拍马，对所有老师极尽奉承，对校长更是谦卑谄媚，对同学们则连哄带骗，暗中操纵控制），他都得到了。林登•约翰逊一直渴望着别人的注意，这还不够，他还想让大家仰视他，对他毕恭毕敬，尊重有加。现在，因为他有了权力，终于尝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些是什么滋味。

不知道这种滋味是否照亮了他个性中阴郁的一面。这一面几乎没人看到，而看到的人都觉得十分震惊。就是那突然而长久的沉默，“笨蛋”口中的“孤独”，一个女同学说的“林登真的很低落”。这样的沉默显示出在内心折磨着他的疑惑和恐惧。这样的忧郁，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够纾解，因为他确定那个人对他的爱是永远不变的。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他写信给她：

亲爱的妈妈：

忙碌的一天之后，又收到您的家书。这些信总是给我更大的力量，让我重又充满勇气和初生牛犊般的不屈不挠，这些都是任何人成功的核心因素。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比得上您的信给我的力量。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期盼着您的信件，如果有一封晚到了一点，我心中就会充溢着悲伤与失望……

一整个下午都在想着您。我穿过小城去吃饭的路上，看见一些母亲在为圣诞购物。这场景让我深深想念我的母亲。

不管他在圣马科斯有多忙，也会频繁地回家，坐在母亲床边，跟她聊聊天。他仍然坚持给她写信，一封又一封连续不断，这充分说明了，他特别需要有人来肯定自己的能力。

有了权力以后，他就有途径来对抗同学们在出版物上对自己表达的敌意了。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有两件事十分典型。

月份已不可考，也就是那个学期的某个时候，《学院之星》的编辑麦尔顿•肯尼迪写了一篇社论，讽刺林登•约翰逊“和教工们的关系”，还有和埃文斯校长的关系。但这篇社论没有发表。肯尼迪说，那是因为约翰逊“去找了思贝克主任”。报纸已经打样了，巴肯纳尔印刷厂的机器都要运转起来了，在隆隆的响声中，肯尼迪听到了电话铃声，接起来，是思贝克打来的。“这期的社论是不是写的林登•约翰逊？”他问道。肯尼迪说是的，思贝克竟然大吼起来：“停止印刷！”（肯尼迪说，他真的就是这么吼的。）他让肯尼迪把社论拿去给他看。看了以后，要求肯尼迪撤下这篇文章，并且没收了已经印刷出来的几份。

不过，肯尼迪想要表达的这种感觉，还是发表在了一九三〇年的《教育者》中，而且还有更多的感想。《教育者》的“猫爪”栏，充满了对“狗屁”约翰逊的批评。有的评价只是表现了普遍的反感（“最近有人问林登•约翰逊，他到底是个大学生还是个马屁精？！”）。有的则更为具体。这本年鉴中，可谓白纸黑字，逐条记录了同学们对约翰逊的看法。比如他一心一意要找有钱人家的姑娘（有人编了个广告，说请同学们加入“孤独之心俱乐部”，指名道姓地提到他：“林登，我们这儿有些女孩儿是富家千金哟。”）；他总是拍老师们的马屁（“信不信由你，‘狗屁’约翰逊竟然从来没上过马屁课”）；还有他酷爱张扬炫耀，总是胡说八道。有整整两页的内容都在批评“白星”在他指导下选举作弊。文章指出，他是某位候选人的幕后军师。而一幅漫画更是把全体“白星”成员表现成“见不得人的黑鬼”。有个问题更是鲜明地表现出同学们对他的不信任，“你的脸为什么一半黑一半白，约翰逊先生？”一九二八年的《教育者》中，大二的林登•约翰逊被称为诡辩大师，“哄骗公众”，遭到全校学生最声色俱厉的嘲讽。而一九三〇年的《教育者》中，大四学生林登•约翰逊再次获得这一“殊荣”。同学们更了解他了，对他的感觉没有改变，而是更为强烈。一九三〇年的《教育者》，就是对这些看法的详细记录。对于这个未来会变成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大学同学们对他的观点就是如此。

那期《教育者》是一九三〇年六月出版的，林登•约翰逊是八月毕业的。而这本年鉴并未破坏他的毕业日。因为到八月的时候，校园里能找到的年鉴，已经找不到强烈讽刺他的那几页了。那些内容被撤下来了，负责的是林登这几年的“大恩人”。“虽然往期的《教育者》也是这样，埃文斯校长对一九三〇年的‘猫爪’栏目表达了特别强烈的憎恶。”埃文斯的秘书汤姆•尼克斯后来写道。埃文斯自己后来也撰文说：“其中的几页……引起学生的强烈反感。”事实上，强烈反感的只有一个学生而已，不过他是林登•约翰逊。约翰逊和校长谈了谈，之后，埃文斯就命令尼克斯、诺尔和思贝克主任，以及好几个心腹教授，找到能找到的所有年鉴，把里面相关的几页去除，好好几百本年鉴都遭遇了这样的命运。

事实上，这位“恩人”还为约翰逊的毕业日增添了极大的荣耀。毕业典礼上，埃文斯会为学生们颁发文凭证书，还会就其中的几个学生发表几句个人看法。而他对约翰逊的评价简直就是溢美之词。毕业典礼就在圣马科斯河岸附近举行，那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大步流星地走上搭建在那里的简陋木台，尼克斯说：“校长的脸上露出笑容，看着这位年轻人停在自己面前。”他把证书颁发给他，一手扶着他的胳膊让他留步，转向观众说：“这个年轻人充分展现了他的价值，我认为以后的人生中他会做很伟大的事情。如果未来他完成任何任务的时候都能投入他教室里学习、操场上捡石头或者校长办公室中做助理时同样的精力、深思熟虑与决心，是注定会成功的。”这位学生的父亲就坐在尼克斯旁边，斜着身子对身边人耳语说：“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埃文斯校长对儿子的帮助。”他的妈妈则骄傲地抽泣起来。

二十五年后，弗农•怀特塞德到华盛顿观光旅行，坐在美国参议院的参观走廊里。楼下的参议院衣帽间的门忽然打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走进议员厅。这位高个子领袖在大厅里活跃地来来去去，跟每个参议员都聊聊天，用长长的手臂揽住他们的肩膀，抓住他们的衣领，脸对脸地挨近，注视着对方的双眼。有几个知识面比较广的观光客开始互相推搡，窃窃私语。因为他们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读到过这些特点，认出了这位议员。

怀特塞德也认出来了，但不是从文章中。这位抓衣领注视双眼的领袖，块头很大，穿着衣料上乘的西装，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高贵又那么有威慑力。但怀特塞德对他的动作太熟悉了，所以任何变化都不重要了。眼前的这一幕正是他以前目睹过多次的，就在得州圣马科斯一个尘土飞扬的大学校园里。“对我来说，他还是以前那个老样子，”怀特塞德说，“他还是那个林登，一点也没变。”

怀特塞德此言不虚。这位位至多数党领袖和美国总统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他所有的那种个性，到了全国政坛上，就显现得更为独特和鲜明（抓衣领，揽肩膀，操控别人，不择手段），而圣马科斯的学生们都曾经见证过。在不怎么为公众所知的方面，这个男人的个性依然没变。他在国会山上用的那些寻求权力的办法，就是学院山上的故技重演。而且远远不止选举作弊。在圣马科斯，权力只不过掌握在一个长者手中。约翰逊求着那个人，要来了为他跑腿的机会，并且主动做了更多的事；那个男人有表达欲的时候，他就充当忠实的听众；孤独的时候，他就变成贴心的同伴。他还奉承他，极尽夸张，毫无羞耻之心（而且非常巧妙），令同学们叹为观止。赢得了这位长者的友谊，他就有了武装，能够对抗来自同学们的敌意，权力足够大的时候，自然也不用考虑其他人对他的看法了。在华盛顿，也有一些赋予他权力的“恩公”，他们的名字比大学那位长者更为响亮：雷伯恩、拉塞尔、罗斯福。但林登的技巧，还是原来那一套。

不过这些技巧变得更为复杂了，不止依靠一位长者了。作为多数党领袖，林登依然热衷计算选票，改变选票。这点和在圣马科斯一样，只不过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他还是充满热情地投入到各种骗术当中，而且十分固执地要求参与的人保密。约翰逊的整个政坛生涯，不仅是当上议员之后，还有早在做议员秘书之时，都厌恶谈论意识形态和各种议题，而且带着非常强烈的戒备，不让任何人请自己入瓮，明确表达任何立场或原则。这样的性格在圣马科斯时期已经很鲜明了。同样，当然还有那超乎常人的天赋异禀，他用非凡的政治才能，充分调动了所有这些性格特点。从他来到华盛顿的那一天起，林登•约翰逊就走上了引人注目的迅速晋升之路。不过，相比之下，什么样的成就能比得上他在圣马科斯的成就呢？从科图拉回来之后，只花了一年多，他不仅在学校里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个政治组织，而且还成了校园政治真正的缔造者。这么不受欢迎的一个学生，竟然从中收获了权力。

这些手段幕后的那个人，也一直没有改变。在华盛顿，他的同僚们同样也被他那狂热到近乎疯狂的咄咄逼人所震惊，这正是大学同学们所熟悉的那种咄咄逼人。掌控别人的渴望，掌控别人的需求，让别人臣服于他的个人意志，以及这种需求的表现（对下飞扬跋扈，对上恭顺奉迎），这些在圣马科斯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说话夸张虚假，对最轻微的批评也十分敏感，用不完的精力，那种让他比别人都更为努力工作的永不懈怠的动力——大学里的同学们也会觉得这些品质十分熟悉。而林登•约翰逊还有些旁人看来不那么鲜明的性格，在华盛顿和圣马科斯都有体现：他的恶毒与残酷，背后伤人且让别人一蹶不振的愉悦，不仅要打败别人而且要毁掉别人的渴望，一旦下了决心，就要冲破一切阻挠达到目的的铁腕。最重要的，是他的抱负和野心，让一切阻碍和顾虑都显得微不足道的野心。他也展现了恐惧，对孤独和不安全感的恐惧。这些恐惧是他外表之下汹涌的暗流，让他的咄咄逼人、无限精力与抱负野心变本加厉。他自己是很清楚这一点的。重回大学校园的那天，充满怀旧情绪的他说：“我这一生的各种线索都能追溯到这座校园中。”国会山上的林登•约翰逊，就是学院山上的林登•约翰逊。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任何事情改变了他。

也没有任何事情改变得了他。有的人（或者说是大多数人），只要大权在握，就会因为权力而改变。林登•约翰逊并非其中之一。因为他是山姆和丽贝卡•约翰逊的儿子，丘陵地带度过的少年时代，那么不堪，那么艰苦，如同炼狱的火焰，锻造的原料本已坚硬，锻造的成品更是坚不可摧。分析一下别的著名人物，大学生涯只是他们性格形成的一部分，只需要进行粗略的研究。但林登•约翰逊大学生涯的表现，则能充分展现他的性格，甚至比以后的岁月更能展现。因为在学校里还没有那么复杂的国家与国际政治，来模糊他的性格。数十年后，全国上下所见证的那些性格，那些影响了历史进程的性格，在圣马科斯是那么赤裸、那么鲜明、那么原始。大学时期的林登•约翰逊，就是那个会成为总统的约翰逊。进入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那个林登•约翰逊了。从丘陵地带走出来的时候，他的性格就已经完全定型，锻造完毕了。锻造得那么坚硬，永远也不会改变。

(1)
比尔•迪森即上文提到的“威拉德•迪森”，比尔是威拉德的昵称。

(2)
然而，林登对选举获胜的喜悦并不纯粹。理查兹为《学院之星》撰文报道这次选举，说约翰逊“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选举。约翰逊觉得这是对自己获胜的一种侮辱，勃然大怒。“天哪，那孩子简直对我动了大气，”理查兹回忆说，“我们坐在车里，聊了整整一个小时。他说：‘霍勒斯，我就觉得吧，你只要有机会就想陷害我。’”——原注

(3)
天人菊是丘陵地带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花。——原注

(4)
阿诺德和海伦•霍夫海因兹喜结连理。阿诺德于一九五五年去世。——原注

(5)
伍兹后来为约翰逊做过很多工作。六十岁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分析大学时期的约翰逊。（“他和别的学生不同的地方，有一个方面是：他总有更充沛的精力。他妈妈对他管得很严，没让他沾染上酗酒、跳舞、打扑克牌这些消磨意志的恶习，所以他的精力无处发泄。”）——原注

•12•

“很不寻常的才能”

早在从大学毕业之前，林登•约翰逊就展现了自己“政治大师”的风采，远高于大学水平之上。

帕特•内夫，原得州州长，在新上任得州铁道委员会主任的时候给了山姆•伊利•约翰逊巴士调度员的工作。一九三〇年七月，他正在准备再次参选部长，要在亨利城外槲树林中一次政治性烧烤聚会上发表讲话。这可是整个得克萨斯唯一能与万能的约瑟夫•贝利比肩的雄辩大师，林登当然要听，就和父母一起去了。然而，夜幕降临，一个个竞选当地职位的候选人登台（树下的一辆马车）演讲之后，集会主持人，约翰逊城的斯塔布斯法官喊了内夫的名字，没人回应。法官又问，内夫有没有派代表来发言，依然没人回答。换作以前，山姆•约翰逊会开口的。但他现在也不再发表演讲了。“林登，”他说，“上去为帕特•内夫说点什么。”

斯塔布斯说，已经发表演讲的威利•霍普金斯，正在竞选得州参议员的年轻代表，要“宣布内夫缺席”，此时，一个声音响起来，“‘嗯，我来为帕特•内夫发表个演讲吧。’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个子高高、棕色头发、双眼闪亮的小伙子，充满活力，又带着点狡黠的神情。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要为内夫发表演讲。于是主持人伸手把他拉上了台。”“山姆•约翰逊之子。”斯塔布斯说，整个人群听到这个介绍都坐直了，林登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政治演说。

“他是在黑暗中演讲的，”当时和约翰逊夫妇坐在一起的威尔顿•伍兹回忆说，“唯一的光是烧烤燃起的火。他声音很大，偶尔有点破音，正是个少年的样子。但我印象很深。”霍普金斯也是：“他的演讲和大多数人一样，大概是在五到十分钟。有一点言辞激昂的感觉，很不错的演讲。有些地方好像有点过了，我猜换了我也会这样。但他条理清晰地列出了帕特•内夫为什么应该当选，大家的反响很好。”约翰逊回到父母身边以后，霍普金斯来到他身边，问他为什么上去发表演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回答，”霍普金斯说，“原话大概是：‘爸爸需要工作的时候，内夫州长给了他，所以我不能让他就这么白白缺席了。’可以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了比较熟的朋友。”霍普金斯问约翰逊能不能帮他竞选，“他欣然答应”。

霍普金斯本来以为这次的竞选之路会很艰难，但他后来以两千票的优势胜选，在丘陵地带这已经是很大的差距了。他说，原因就在于，他有幸把握住机会，遇到了林登•约翰逊。约翰逊为他提供了竞选刊物。有时候霍普金斯资金不足，没法印刷。而约翰逊手下的某位“白星”是老主楼的守夜人，所以就利用职务之便，用大学的油印机和纸张来印。他还提供了助选人员，说服了一些“白星”，比如伍兹、迪森、理查兹和芬纳•罗斯，“反正干着玩儿玩儿呗”，其中一个回忆。他们和约翰逊驱车走遍包含六个县的参议员选区，来到一个个小小的镇子鼓动选民。他们会把约翰逊那辆跑车停在小镇的主街上，有人经过就塞一份竞选刊物，并且极力赞颂候选人的美德。他还给他找了一群特别会炒热气氛的“捧场王”。每次霍普金斯在某个场合讲话之前，“白星”们就悄悄散布在围观的人群中。霍普金斯经常巡回演说，每次开口前，他会有点浮夸地卷起袖子，仿佛要干苦活了。这是一个信号，理查兹回忆：“他一卷袖子，我们就开始欢呼，让整个人群都欢呼起来。”霍普金斯的竞选活动，和迪森在大学的那次一样，气氛特别热烈，具有很强的鼓动性。人口如此稀少的选区，每张选票都很有价值。而且，霍普金斯发现，自己的助手也很努力地去争取每一张票。“林登认识布兰科县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而且在科马尔、肯德尔和瓜达卢佩等县也是交游广阔。”他后来写道。而且每一个熟人，不管住得多偏远，去路多么难走，他们都要亲自上门拜访。“我们在布兰科县进进出出，”他回忆道，“我可能走遍了佩德纳莱斯河的每一条支流和每一条干涸的河床……我走遍了每一条小路……都是和林登一起。”有一次，在林登的坚持下，他不但去拜访了三个人，而且还对这些观众发表了演讲。霍普金斯也知道，林登•约翰逊还为他提供了别的东西。多年以后，他还会多次回忆起当时目睹这个瘦高个子的大学男生伸手攀着某个沉默寡言、一脸苦相的农民，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认真严肃地与对方谈话，眼中带着必胜的笑意。他也经常看到谈话结束前，那个农民也以微笑回报林登。霍普金斯当时写信给一位朋友，提到这位在亨利城烧烤会上偶然发现的选举助手，说他“天生具有很不寻常的才能，能够直面公众，赢得他们的爱戴”。直面公众，赢得爱戴，还不止这些。他后来回忆说，从看到这个高瘦的男孩登上马车发表演讲之后不到一个月，“我基本上就把选举全权交给他了”，有四个县都是他负责，“我就完全跟着他的步调走了”。八月一日是投票的前一天，霍普金斯本来准备参加新布朗费尔斯的大型集会。而约翰逊说，他应该再在圣马科斯主办一场大集会。霍普金斯说，两个集会时间来不及，约翰逊说抓紧点是可以的，他已经走过那条路，计过时。于是，丘陵地带漆黑一片的深夜里，两人在约翰逊的跑车中风驰电掣，霍普金斯终于赶到圣马科斯，发现那里的集会真是在丘陵地带前所未见。集会在老主楼的礼堂里进行。这本身就很难得了，因为狡猾的埃文斯校长是很忌讳卷入党派政治的，一般来说他不可能同意用学校的设施来举行政治集会。而当时埃文斯本人就坐在台上，这更是闻所未闻了。约翰逊不知怎么就说服了埃文斯校长，本区最受尊敬的人，对霍普金斯的竞选表达了无声的支持。用丘陵地带的标准来看，观众也是很多的，礼堂爆满。多日以来，校园和镇上传单满天飞，自然很多人都会闻讯赶来。而且整个气氛特别热烈。霍普金斯上台以后，响起一阵欢呼，领头的都是那些他非常熟悉的声音，就是过去几周以来野餐会和烧烤会上那些“捧场王”。他挽了挽袖子，欢呼声更响亮了。演讲完以后，学生们陆续退场，几个学生志愿者在霍普金斯年轻的新朋友的注视下，礼貌而谦恭地站在门口，发放更多的传单，也是这位年轻的新朋友负责油印的，上面总结归纳了演讲的要点。威利•霍普金斯意识到，这是一次各种细节都精心考虑和设计过的集会，也是他这次选举活动的高潮。“他在我手下做得太棒了，”霍普金斯说，“我总觉得，我能当选，是他起了决定性作用。”

别的政客也有同样的感觉。比尔•基特雷尔来到奥斯汀，听见大家议论纷纷，说“圣马科斯有个天才少年，比这片儿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懂政治”。基特雷尔来奥斯汀，是要帮埃德加•惠特竞选副州长。他觉得惠特不可能争取到丘陵地带各县的选票，所以把这一区交给一个新手负责也没什么关系，于是就开车去了圣马科斯，在那里见了这个小伙子，交了“八个十个”的县给他管。惠特赢得了每一个县的选票。积极参与到惠特助选工作的霍普金斯说：“我就没见过有谁能比他做得更好。”他不仅工作上欣赏约翰逊，个人也很喜欢他。约翰逊毕业后不久，他就带他去拉雷多和蒙特雷度过了休闲狂欢的一周，花了一百美元，“在那时候可是很大一笔钱”。

霍普金斯给了约翰逊一周的欢乐时光，却给不了他一份工作。那时候的约翰逊已经下定决心，不当老师，要追求政治事业。然而，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州政府大量裁员，根本没有空缺的岗位。而且他已经发现，连教师的工作都没有。父亲的弟弟乔治，虽然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却逃离了丘陵地带，也就逃离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坏的下场，成为休斯敦的山姆•休斯敦高中历史系主任。（这个高大的男人有着一双大耳朵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学生中非常受欢迎，虽然有时候他会过于崇拜那些他认为“为了人民而抗争过的人物，比如安德鲁•杰克逊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引来大家的嘲讽。）毕业前的几个月，林登请他在学校里帮他找份工作，他也同意了。大萧条迫使学校董事会严格招聘程序，年薪为一千六百美元的教职一旦出现空缺马上就被填满了。几个月后，一个空缺都没出现。林登去找了别的校董会。那时候他几乎有点绝望了。一九三〇年春天，埃文斯校长对大四生发表演讲，主题是“万事俱备，无处可去”，下面的听众都很清醒，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们亲手摘了多少捆棉花，花了多少时间在采石队，才换来手里的文凭，现在正在迅速变成一张废纸。艾拉•莱勒说圣马科斯当年八月的毕业生里，只有三个已经找到了工作（可能有点夸张）。林登并非这三人之一，他听说布雷纳姆学校有个空缺，赶紧让圣马科斯的每位高级行政人员和教授都给他写推荐信和推荐电报，雪片般地送往那个学校。他也只能在这些公函中寻求温暖了。领导和老师们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比如内特维尔夫人，因为约翰逊写在试卷后面的留言，就认为自己通过勃朗宁的诗歌课程，让他“坚定了信仰”，所以在推荐信中评价他是“一个有着坚定精神力量的……年轻人”；另一位教授说，约翰逊“无论去哪里，都会和最优秀的人交朋友”）。但是布雷纳姆学校的董事会将所有的推荐都一一退回，表示非常遗憾。他最终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得州南部，离科图拉不远的皮尔索尔，也是一个处在广阔荒凉地带中的小镇。皮尔索尔比科图拉还要小。全镇只有一家旅馆，生意很差，镇上的居民都认为，这应该是全美国唯一的自助旅馆。房客们自由选择房间，在信封里装一美元，投进前台的一个小箱子里，全程都没人出现。卡萝尔•戴维斯倒是曾经在皮尔索尔教过书，但她已经结婚了（六月举行的婚礼，《圣马科斯纪事报》报道说：“婚礼排场很大，在戴维斯家的大豪宅中进行。”新娘很美，穿着长长的白纱，从高高的台阶上迤逦而来）。也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能说明林登•约翰逊那之后的感受，一九三〇年九月，他离开圣马科斯，驱车来到得州南部。这个时期他写给母亲的家书也遗失了。但弟弟和妹妹丽贝卡还记得，好像他每天都会给妈妈来封信。每个周末，一上完最后一堂课，林登•约翰逊就会跳上车回家。

其实很多时候回家都是没有必要的。十月，休斯敦高中的演讲系有了个空缺。约翰逊对叔叔保证说：“只要休斯敦那个位置是确定的，我任何时候都能辞掉现在的工作。”当时皮尔索尔的校长乔治•巴伦没怎么搞明白，他说事实上学期中有老师走人这事，还让他“有点震惊”，特别是这么有前途的一个优秀教师。他说，约翰逊“做这份工作的认真劲儿，就仿佛他教这些孩子什么，美国的未来就是什么样的”。但是，他说：“林登在我的桌角上坐下，什么礼仪都不讲，开门见山地说：‘乔治，我是把你当兄长一样看的。我觉得你和我是很亲的。要是我对你没有这种感觉，也就不会提出这个要求了。’”而且，他说，林登已经想好接班人了，就是他的妹妹丽贝卡。巴伦同意放约翰逊走，合同作废。十月末，约翰逊到了休斯敦，搬进林荫道上一栋两层的白房子，主人是别的亲戚。他和叔叔同住一个房间。

林登•约翰逊开着那辆已经有些破烂的小跑车，穿越平坦的墨西哥湾平原朝休斯敦开去的时候，他一定觉得那是座巨大的城市，还有相当距离的时候，就能看到各种摩天大楼的轮廓，三十几层甚至更高，在墨西哥湾上空的蓝天上切割出方方正正的天际线；天际线中还有工厂林立的烟囱，浓烟滚滚，仿佛引人注目的旗帜，响亮地宣告着得州的新时代。快到休斯敦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森林般的钻油塔。休斯敦的总人口接近三十万，他这小半辈子去过的任何城市都相形见绌。他即将执教的高中，有一千八百个学生，规模是他大学的两倍（教师们的学历也比圣马科斯教师的学历要高）。然而，就算他有点恐惧和不确定，表面上也是丝毫不露声色。新校长通知林登，他不但要教公共演讲，还要做辩论队的教练，还说学校的辩论队从来没得过休斯敦的冠军。林登当即宣布，今年就会赢了，不但要拿下市里的冠军，还要拿下得州总冠军！

之前，在山姆•休斯敦高中教授公共演讲的老师是位性格温和的绅士，他的课堂气氛文雅得有点过分。林登•约翰逊上课的第一天，每个学生就必须站在全班面前，制造十秒钟的“噪声”。什么声音都可以，林登说，“噢，噢，噢”或者“啊，啊，啊”——真的什么声音都行。第二天，时间延长到三十秒，必须是动物的声音：狮子吼，鸭子嘎。“几乎是在鼓励你犯傻，”一个学生回忆，“他想让大家自在地站在讲台上，把整件事情搞成一个游戏，这样就没人不好意思了。他会微笑大笑，让你觉得很轻松。‘人人都要做的，所以别担心，开心就好。’我们的确很开心。就连那些最害羞的同学都很高兴。有种咱们都是同志的感觉，一起做这些傻事，都是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人人都在大笑。”接着就开始演讲了，一开始是三十秒。“时间很短，而且话题很小，不会害怕。”接着延长到一分钟，再到五分钟。这些演讲不再是即兴的，而是需要准备，还要准备得很充分。“我记得作业很多，”一个学生说，“而且他对这个很严格，一定要你完成。”另一个学生说：“约翰逊先生的课，规定的阅读量，比别的课加起来还多。你真得认真去做。”接着就开始质问环节。“不开玩笑，质问哦。”一个学生说。要是质问环节不够激烈，老师也会加入。学生们可以寻找演讲者论点中的漏洞，或者简单直接地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大呼小叫把他的声音淹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不管有多大压力，都能保持清晰的头脑，很有逻辑地去思考论点。”一个学生说。而老师不但会寻找你论点中的瑕疵，还要批评你外表体态上做得不好的地方。“约翰逊先生希望学生能站直，但不能僵硬，眼睛要不时四下看看，不能有什么露怯笨拙的手势，但也需要有一些姿势变换来展现你的活力。他会朝你大吼：‘吉恩啊，给我站直了！别这么没精打采的！你在跟谁演讲呢，吉恩，天花板吗？看着观众！来啊！吉恩，看着观众！’天哪，他真的想让你做到完美。”

总体上来说，学生们都不反感他的大喊大叫和坚持完美。其中一个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威廉•古德，说部分原因恰恰是他的坚持：“他朝你唠叨，会让你觉得自己特别重要。他全身心都投入到让你更好这件事情上。”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学生们看得到，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和对学生一样高。书面作业交上去，第二天发下来的时候，空白的地方全部写满了批注。另一位老师，拜伦•帕克尔，曾经和约翰逊在一栋房子里住过几个月。他还记得有时候自己要睡觉了，约翰逊还坐在小小的课桌前，批改成堆的学生作文。有时候第二天早上他睡醒了，看到约翰逊还是坐在那儿，批改最后的几篇作文。他彻夜未眠。“他工作特别努力，好像就靠工作活下去了。”威廉•古德说。他的课，“特别精彩，这是大家公认的。他不是那种坐下来照本宣科的老师，他经常在教室里走来走去，高谈阔论。实在是太强势了”。

除了上公共演讲之外，这个新老师还需要组建一支辩论队。他选出来的两个孩子都是报童（因为大萧条），但共同点也就止于此。卢瑟•琼斯，十七岁，高个子，帅脸蛋，很聪明，但是为人淡漠刻板。“聪明是聪明，就是特别孤傲，”一个学生说，“而且特别内敛，我还记得当时想着：‘他怎么可能上台去推销自己呢？’”而吉恩•拉蒂默，十六岁，矮个子，结实粗壮，乱蓬蓬的头发像从来没梳过，还是同一个学生的评价：“特别可爱的爱尔兰人，自信的微笑特别美好，而且瞎聊天的天赋很强。”但他很叛逆无礼，特别不爱做作业，总想着调皮捣蛋。“我们没想到约翰逊先生会选这样的人。”一个学生说。

但约翰逊先生深谙读心术。拉蒂默说：

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这个老师，他经常会批评我玩儿的时间太多……我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他经常中途打断我，批评我的不足之处，还给出很尖锐的改进意见。

很快，这个叛逆而独立的爱尔兰男孩，这个从来不会主动服从其他老师的男孩，就开始急切地从这位老师的脸上寻找赞许的目光了。

比赛的时候，他坐在礼堂的后排，我本来觉得自己说得渐入佳境，就发现他在皱眉头，遗憾地摇头什么的。但是偶尔他也会惊讶地张大嘴巴，觉得我特别清楚明白地表达了一个观点，然后就会坐直，期待地环视观众席，确保他们都注意到了。就是这样的时刻，他让我觉得自己很棒，说得很好，犹如得到了耶稣的“登山宝训”。

吉恩•拉蒂默和约翰逊的大学同学威拉德•迪森一样，都不是什么好掌握的人。而不知为什么，约翰逊认为他俩会接受他的领导，完全接受，毫无疑问。后来，拉蒂默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断断续续地为约翰逊工作。用另一个约翰逊手下人的话来讲，拉蒂默就像“他的奴隶，心甘情愿的奴隶”。在口述的回忆当中，拉蒂默这样定义约翰逊：“他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人选好了，就开始训练。山姆•休斯敦高中还没人见过这样的训练。每天下午放学之后很久了，老师们如果经过礼堂，还会听到声音，往里一看，就会看到琼斯或者拉蒂默（或者两个女辩手，玛格丽特•艾普雷和伊芙琳•李），要么就是某个“演说家”，就是那五六个学生，落选了辩论队，但是要代表学校参加演讲或朗诵比赛的。无论是哪个学生，反正都是站在台上勤奋练习。坐在观众席上评价他们表现的，就是教练。完成演讲或者辩论只是他训练的一个方面。演说家之一的威廉•古德说：“他还会帮你挑比赛穿的西装。（或者）要涂的口红，穿什么裙子。比赛之事无小事，一切都要完美……是个全方位的包装过程。”礼堂里的努力也只是一部分而已。白天，辩论队精雕细琢场上的表现；晚上，就拼命琢磨修改他们的论点。得州校际辩论锦标赛的辩题为“是否应该废弃陪审制度”。晚上，约翰逊和辩手们会阅读一切与陪审制度相关的资料。不过，别的老师注意到，辩手们似乎一点也不介意教练给他们增加的学习负担。“他把他们累得不行了，但为他做什么事他们都是愿意的。”一位老师说。

接着就开始了辩论演习的安排。得州都没人见过这样的安排。山姆•休斯敦高中的辩论队和休斯敦每个学校愿意和他们对战的辩论队比赛，都是非正式的，不决定胜负。接着辩论队走出了休斯敦：新上任的这位辩论教练，在任职的第一年，没有任何人帮助，各种后勤问题又那么复杂的情况下，竟然安排了辩论队的一次巡回赛，总行程数百英里，在得州高中辩论队练习安排的历史上，真是前无古人。

开这数百英里车的时间可不能浪费，林登•约翰逊的辩手们一边驱车前进，一边勤加练习。辩论赛本身就能学到很多东西。这次比赛别的学校列出了某个精彩论据或趣闻轶事，下一场就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发言中。从休斯敦往西，他们和一个学校打了辩论，一两个星期以后，回去的路上，他们又和同一个学校打辩论。对方的教练会发现，山姆•休斯敦高中的辩论队会用上上一场辩论赛中他们用过的所有论点。

尽管如此，这一路还是非常开心。不过，教练和辩手，老师和学生之间，永远存在着某种屏障。“林登一直都是老师，而我是他的门徒，”琼斯说，“他总是处在掌控的位置，坐立行事也显出这样的派头。”但都是些孩子，所以很明白，也很接受。只要是坐在那小跑车里的人都明白这一点，那么怎样笑闹都没关系。自己的地位确立了，约翰逊可并没有放松，但至少更开朗快乐了。他会给四个辩手讲非常精彩的故事，大多数都是关于政治的。（“他经常说起威利•霍普金斯，讲他为霍普金斯赢得的选举。他特别自豪。”）这些故事让孩子们特别着迷，四十五年之后，对其中的一些还记忆犹新。几百英里的路，一下子就开完了，不仅仅是因为约翰逊开得快。“我们连坐车的时候都要练习，但同时也在老大的带领下唱歌、开玩笑，”拉蒂默回忆说，“老大就领着我们唱歌插科打诨什么的，真是值得珍惜的回忆啊。”

整个辩论季他们都在路上，这一趟走得特别开心，因为到哪儿都是主角。很多高中都为他们举办了舞会，回到山姆•休斯敦高中，迎接他们的也是荣誉。教练不仅在训练他们，也在为辩论队做宣传推广，铺天盖地，来势汹汹。当时《休斯敦媒体》的编辑去拜访了约翰逊，然后在每周专栏中写道：“休斯敦的公立高中在教学生们如何说话。有一门公共演讲课……应该大加鼓励。”为了表示鼓励，这位编辑提供了一百美元的奖金，要选出山姆•休斯敦高中最好的公共演说家。而评判人就是约翰逊教练。圣哈辛托高中的辩论队教练，J.P.巴布尔非常生气，因为他从来没有成功为自己的学校争取到这样的奖励。后来，约翰逊还去找了《休斯敦邮报》和《休斯敦纪事报》的编辑，为辩论队争取到更多的报道。这下巴布尔更生气了，因为他带队赢得了四次冠军，也没见这么宣传。约翰逊主持了橄榄球队的加油大会，他周身散发的热情和讲故事的天赋赢得了广泛的欢迎。这些宣传活动开始获得成效。那年初举行的正式辩论赛，礼堂里的观众少得和平时练习时几乎一样。有一次，观众席上只有七个人。但随着辩论队持续着不败战绩，辩论赛时的礼堂开始场场爆满。他许诺给男队员与女队员们的奖励开始实质化了。古德说：“他的态度就是，事无巨细，所有的小细节都要做好，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当然，我们必须要赢。不过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把所有的小细节都做好了，就一定会赢的。如果你熬夜准备，如果你尽了一切努力，那么所有的努力都会有收获的。整个世界都会在你眼前展开。天哪，他真的让你相信，你不仅仅是个辩手。你是未来的成功人士。我们也开始发现他此言不虚。他把你送到更为广阔的世界，接受人们的掌声。比如，他会派我去初中或者吉瓦尼斯俱乐部
(1) ，跟他们说说某些话题，掌声响起来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认为他是个骗子。接着就是辩论了，我们这样的，不是赢定了吗？”拉蒂默、琼斯、艾普雷和李发现自己的照片上了报纸，不仅仅是校报，还有《媒体》《邮报》和《纪事报》。标题都让人脸上有光，比如《邮报》写的这条：铁齿铜牙高中生。集会上，崇拜者们欢呼着他们的名字，啦啦队员们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给他们橄榄球明星们才有的待遇。四月，举行了诗集辩论锦标赛。圣哈辛托高中已经连续四年蝉联冠军，而休斯敦高中则从未摘得桂冠。而今年，山姆•休斯敦轻而易举就打败了他们。在一次大型集会上，拉蒂默和琼斯站在舞台上，把银光闪闪的奖杯展示给学校，校长威廉•J.莫伊斯说，他们“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两位高中辩手”。第二次是区域比赛，“真是小菜一碟”，拉蒂默说。礼堂爆满，很多学生找不到座位，只能趴在窗棂上甚至站在大厅里听，男队和女队都赢了。校报刊登了他们的照片。还配了一幅雄鸡报晓的图，下面写着：“无须多言。”

距离奥斯汀的州锦标赛还有两个星期，辩论队愈加紧锣密鼓地准备。整个学校都兴奋起来，所有的班级都在研究陪审团制度和能替代的新制度，他们共同查找相关资料，约翰逊安排了更多的辩论练习。拉蒂默回忆说：“到了奥斯汀，我们发现有几支队伍也准备得很充分。”一系列的淘汰赛中，艾普雷和李先输一局。但拉蒂默和琼斯冲入了决赛。六十七场连胜之后，再赢一场，山姆•休斯敦高中就能赢得约翰逊早先承诺的州冠军了。

总决赛的时候，约翰逊的辩论队抽签抽到正方。“我差点儿要哭，”约翰逊后来回忆道，“在之前的比赛中，如果是反方‘不应该废除’，我们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抽到正方的话，”虽然两个男孩也总是能赢，“但赢得都有点艰难。”等着评判结果出来的时候，两个小伙子和教练都觉得应该是胜券在握。约翰逊的余生都记得评委们宣布投票时那种悬心的感觉。“他们写好投票，念了个正方，我们都笑了。然后是反方，接着又是正方，然后又是反方。然后等了很久，才宣布是反方获胜，三比二，我们以一票之差落败。”拉蒂默马上看向教练。“他脸上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我最难过的是让他失望了。”但这个表情很快消失了。“他说我们做得很好，还安慰了我们。”拉蒂默说。但拉蒂默和琼斯不知道，安慰完他们以后，教练跑到后台，吐了。

虽然几个月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辩手们仍然是英雄，他们的教练也是。他们把赢得的奖杯交给校长莫耶斯，他表扬了琼斯和拉蒂默，又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是因为林登•约翰逊在公共演讲方面做出的出色贡献，在休斯敦的这所学校任职的第一年，他就有非凡的表现”。五月二十三日，在拉马尔酒店举行了一场宴会，山姆•休斯敦高中的教工和学生都出席了，休斯敦另外四所高中也派来了代表团，市上一些富商高官也都拨冗前来。宴会上校长再次重复了对这位年轻教师的溢美之词，而其他发言者也纷纷附和，其中一位就是约翰逊邀请来的威利•霍普金斯。第二天，休斯敦高中董事会通过决议，第二年和约翰逊续约，并且涨薪一百美元（很多老师的薪水被再次压低）。

学生们会调整自己的选课安排，好上“约翰逊先生的演讲课”。到山姆•休斯敦仅仅一年，选他的课的学生人数就从六十增加到一百一十。“他是个帅哥，高高瘦瘦的，很英俊，很吸引人，总是让人兴奋，”一个学生说，“而且集会上他总是站在高高的台上主持。在那所高中，他是个特别有领袖魅力的人物。”而教工们的感觉呢，一次，一位记者正在和数学老师鲁斯•多尔蒂谈话，突然看到“一个异常英俊的高个子小伙儿”在课间休息时从走廊那边急匆匆地跑过来，“在一群学生中很显眼”。记者记录下多尔蒂小姐说的话：“那个小伙子有一天会取得巨大成功的。他走在所有人的前面，没人跟得上他。”事实上，他在圣马科斯有多不受欢迎，在山姆•休斯敦就有多受欢迎。校报上说他“性格很好，不知疲倦，充满激情”，还补充说：“虽然是最新的教工成员之一，他已经作为优秀教师在山姆•休斯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他喜欢教书和当教练，后来还骄傲地回忆起自己带出来的辩手们——“看到他们站起来……他们手上没有拿着关于维持陪审团制度深远意义的笔记。还只是高中的孩子，没有什么宪法历史的背景，没有接触过政府理论”——以及对辩手们取得胜利的自豪：“每次他们等到评委的结果，我就会看着他们，露出灿烂的微笑，竖起大拇指，告诉他们我有多骄傲。”为了多赚点钱，他晚上也会教书：学生是一群生意人，教课内容是戴尔•卡耐基的理论与方法。这也是他很喜欢的一份工作。林登在圣马科斯的同学艾拉•莱勒当时在休斯敦的加里那•帕克高中教书，有时候会去观摩他的商务课，看他让每个学生站起来，“努力去推销某件很奇怪的东西，比如一个相框，”约翰逊回忆说，“我会站在墙边，听着这些成功的生意人讲话，然后激烈地质问他们，以压力来增强他们的信心。”莱勒说：“我当时看到他，觉得比在圣马科斯的时候更自信了一些。他就是老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那些人都喜欢他。”

“他更自信了一些。”在这位比山姆•休斯敦高中的所有教工和学生都更早认识林登•约翰逊的女士眼里，只是一些，并非很多。她还强调说，事实上，尽管林登已经这么受欢迎了，她有时候仍然会像在圣马科斯那样，“同情他”。他没有女朋友。而且她觉得，在休斯敦教书的一年中，他没有约会过一个女孩。休斯敦还有一个老朋友，也是在加里那•帕克高中做教练，就是“笨蛋”•约翰逊。“笨蛋”和约翰逊经常晚上会面，他也肯定地说“老哥们儿”在休斯敦没有任何与异性的约会。在“笨蛋”看来，林登显然很需要找个伴儿，特别渴望，有时候“笨蛋”会想，这位前室友是不是很怕一个人待着。他已经这么受欢迎了，却还是那么依赖那个他觉得会一直倾听自己的人。他不仅会在周末开七个小时的车回到圣马科斯的家（约翰逊家搬到那里了），还会在家书中倾诉这种依赖。妹妹丽贝卡回忆说，每次她回到家，妈妈都会责备她不常往家里写信，还会给她看，同样的一段时间，哥哥写了多少封信回家。“林登的信有好高一摞。”妹妹说。听说休斯敦高中的同事说哥哥充满自信，性格开朗，丽贝卡很惊讶。“林登在休斯敦很孤独啊，”她说，“心情很低落很忧郁的。”

如果说莱勒女士发现休斯敦的林登•约翰逊和在圣马科斯一样缺乏安全感，那么她同样也在两人的促膝长谈中发现了和在圣马科斯一样的雄心壮志。不仅是大方向上的抱负（“越爬越高”），还有很具体的目标。“他当时工作已经很不错了，”她说，“但他总是在想，‘接下来我该做什么？’‘我的下一份工作应该是什么？’”他可不愿意下一份工作还是教书，虽然他很喜欢当老师，但一点也不想长干下去。长久以来，他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总是在谈论政治。有位同事记得辩论练习之后，“和一群山姆•休斯敦高中的孩子坐在一起……喝可乐，你（约翰逊）为我们分析约瑟夫•贝利的政治技巧；我们还就吉姆•弗格森展开了争论……你说：‘等我从政了，就要采纳这些家伙那些有用的办法，避免他们的错误。我要向他们汲取经验和教训。’”他谈论政治，也思考政治。他经常参考帕特•内夫的演讲集《为和平而战》。几年后，他会把内夫这本书送给L.E.琼斯，琼斯会发现书页空白处写满了林登的批注：他不仅阅读了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的作品，而且还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如何能演讲得更好。

在休斯敦的第一年，他动作很快。第二年伊始，他的动作更快了。一队队“演说家”被派往吉瓦尼斯俱乐部和扶轮社
(2) ，又去到别的高中与初中，发表关于“热点民生问题”的演讲。自家学校的集会上，他手下的辩手参与得越来越积极（“约翰逊先生选中的那些男生女生，没有一场不发言的”），很多学生想选他的公共演讲课，名额都不够了。十一月，新的辩论季又开始预热了。他再次许诺要拿下州锦标赛的冠军，安排了一系列的淘汰赛来选出新的辩论队。然而，十一月二十五日那天，他正在学校的行政办公室和别人聊天，一名秘书说，他接了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与约翰逊素未谋面的理查德•克雷博格。后者刚刚赢得了一场特殊选举，填补了得州第十四选区的议员空缺。他说他在华盛顿需要一名私人秘书（当时国会议员行政助理的头衔就是这个），而政治盟友威利•霍普金斯向他推荐了约翰逊。他问约翰逊，能不能来科珀斯克里斯蒂面个试。当时在办公室的一名老师回忆说，有那么一会儿，约翰逊“特别激动，不知道该说什么”，接着他告诉克雷博格，几分钟以后给他回电话。回电话的时候，他说他会立刻启程。面试时，他当场就得到了这份工作。新议员亲自给莫耶斯校长打电话，那边马上就安排了请假。这通电话之后的五天，林登•约翰逊和克雷博格一起启程去了华盛顿，衣物细软都装在一个简陋的纸板箱子里，登上破旧的“蓝色矢车菊”号流线型火车。第二天晚上才到华盛顿。他们入住了豪华的“五月花”酒店，共住一间房。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克雷博格打电话给客房服务，叫了一大壶咖啡。几天后，约翰逊在一封信里写道，这一切都“让我大开眼界。秘书真是份好工作，我要刮胡子洗澡开始上路了”。

(1)
美国工商业人士的一个专业俱乐部。

(2)
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每个扶轮社的成员须来自不同的职业，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聚会。

•第三章•播种

Part III
SOWING

•13•

上路

与老板只同住了一晚，他就住进了一家简陋小旅馆的地下室，非常逼仄的一方天地，天花板裸露着蒸汽管道，从窗口看出去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对面就是另一家旅馆风雨斑驳的红砖墙。清晨，约翰逊离开房间，在小巷尽头左转，来到一条街，街两旁是别的简陋小旅馆的红砖墙。不过，等他在这条街的街角拐个弯，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有着缓坡的长山丘，顶上的建筑不是砖砌的，而是镶嵌着大理石，体量很大的大理石建筑，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大理石柱，大理石拱顶，大理石扶手，还有长长的大理石栏杆，高耸直冲云霄。他沿着左边的一条小道向上走，登上了国会山，来到国会大厦的角落。东边的大理石墙面已被清晨的阳光照耀，发着闪闪的、明亮的，甚至耀眼的白光。又有一排石柱出现了，高耸威严，大理石彰显着壮丽，科林斯
(1) 的形制散发着优雅，就在他面前延伸开来。这些石柱偶尔装饰着与之相呼应的壁柱
(2) 。整个柱廊仿佛没有尽头，华丽的柱顶有精美的叶形装饰，在沉重的楣梁下婀娜地卷曲着，上面是长长的饰带，刻满了古代的英雄人物。这些石柱不仅在他眼前，还在他头顶出现，石柱之上又是石柱，一直延伸向天空。国会大厦那巨大的圆顶也是由石柱围成的。第一层的隆起就有三十六根巨大的石柱（代表国会刚建成时加入的三十六个州），不仅如此，更高的地方还是石柱，离地面九十一米高的地方，就在自由女神雕像的下面，是十三根小一些细一些的石柱（代表美国建国十三州），和雕像一起组成了“圆庙”，模仿的是希腊人为神献祭的建筑形式，正如天空中一座小小的庙宇，让这雄伟威严的建筑平添一份优雅，正代表着设计者希望它所象征的主权国家之力量。每当林登•约翰逊清晨登上国会山时，他总是一路跑着上去的。

有时候，他的女同事早晨来上班，会看到那个高瘦的身影笨拙地跑着，手臂在身体两侧挥动，一路上穿过长长的柱廊，来到国会大厦后面的众议院办公楼。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冬天，她知道他只有一件厚外套，而所有西装也是那种适合在休斯敦穿的轻便材质，因此以为他这么一路跑是因为冷。“我们不太习惯华盛顿的天气，”埃丝特尔•哈宾回忆，“林登也买不起暖和的厚衣服。我到了办公室的时候，他的脸还是通红的。”但春天暖和起来以后，她在国会山遇到的林登•约翰逊，仍然一路奔跑。

林登•约翰逊进入国会大厦的第一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是第七十一届国会的开幕日，第一项议程是选举众议院的新议长。选举过后，全体众议院议员起立鼓掌（鼓掌中还掺杂着印第安式的战斗呼号和反对的吼叫），一群委员簇拥着一个人走上三层白色大理石讲坛。此人身材矮小，面色红润，白色的眉毛露着凶相，穿着皱巴巴的廉价棕色西装，还有牧人们那种粗犷坚硬的短靴。他就是约翰•南斯•加纳，外号“仙人掌杰克”，人称“得州加纳”。

那天晚些时候，国会的各个常务委员会聚在一起选举主席。十二年来，主席一直都是共和党人，在柯立芝与胡佛执政期间，共和党的势力一直在削弱，直到一位民主党议员说：“我们就按共和党的法子来办。”经济危机改变了一直以来的状况，事实上，林登•约翰逊这位新领导的当选，是决定性的改变。一九三〇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从一百零四个减少到两个。那之后到一九三一年十月，又遇到一些议员去世，于是举行了特殊选举来填补空缺，这样自一九一九年以来，民主党就首次在议会占有了多数席位。但只多了两个，有两个席位还是空缺的，另外一个议员是农民工党的成员，这三票是不确定因素，因此民主党不确定十二月国会重开的时候他们能否成为多数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六日，哈利•武尔茨巴赫，得州唯一的共和党议员去世了。十一月二十四日的特殊选举中，民主党人理查德•克雷博格获得了武尔茨巴赫原选区的胜利，这样民主党对共和党的人数就是二百一十八对二百一十四，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投票能够控制议会。在各党派之间，主席一般从年资较长的议员中产生，而得州的民主党多年来都在向华盛顿派遣常驻议员。十二月七日常务委员会召开之后，州际及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成了塞缪尔•塔利亚弗雷•雷伯恩，人称“得州雷伯恩”，是加纳的得力干将。负责监控和分配国家大型公共工程资金的河港委员会主席则由约瑟夫•杰斐逊•曼斯菲尔德当选，他也被称为“得州曼斯菲尔德”。司法委员会主席是得州的汉顿•萨姆纳斯，农业委员会主席是得州的马尔文•琼斯，公共建筑委员会主席是得州的格朗兹•弗利兹•兰汉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得州的议员们不仅当选了众议院议长，还占据了五个委员会主席职位，都是影响力最大的部门。林登•约翰逊进入国会的第一天，就是得州掌握国会大权的第一天。而如此大权，得州将连续掌握三十多年，中间只有几次非常短暂的中断。

但那时候得州的大权和林登•约翰逊还毫无关系，他的议员老板什么实权也没有。这里几乎都是以年资论权力，而这位刚刚当选的新议员，年资是四百三十五位议员中最短的。

而且，他的这位议员老板，对于做议员完全没兴趣。

理查德•米福林•克雷博格是得州巨富之一，拥有百分之二十的金家牧场。这是他外祖父理查德•金留下的巨大帝国，而他的父亲，也就是理查德•金的女婿——罗伯特•克雷博格，又继续将这个帝国扩张到五千多平方英里。驱车从他们家的地盘上过，都得带着指南针导航，南北两边的气候经常是同时而不同季，差着整整一个月。罗伯特•克雷博格还把牧场的影响力扩展到边界之外，开办大学和银行，修建铁路、港口、城镇，事实上，他把得州南部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克雷博格之乡”。一九二二年，克雷博格罹患中风，时年三十六岁的儿子迪克
(3) ，就开始掌管这个商业帝国的事务。

但理查德似乎对这笔遗产没什么兴趣。年轻的时候，他喜欢打马球和高尔夫，常常参加户外运动。（金家牧场有数百名墨西哥牧人，都是技艺高超的汉子。就连他们也知道，理查德是个优秀的骑手和神枪手，套马也是毫不含糊。）四十多岁的他，还能手持长枪骑着公牛，还能通宵达旦地豪饮玩牌，还能拉着手风琴给自己伴奏，冲着那些对他崇拜不已的牧人高唱墨西哥歌曲。大家都又敬又爱地称他“迪克先生”。他还经常去墨西哥城度假，一去就是好几个星期。这个男人开朗、和蔼又体贴。“找不到比迪克•克雷博格更好的男人了。”一个朋友说。“不过，”那个朋友又补充说，“他是个纨绔子弟，对工作上的任何事情，什么兴趣也没有。”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他都任由牧场的事务一点点荒废，直到这个帝国难以置信地陷入了经济危机。他父亲产业的执行者们将他从管事的位子上撤下来，把大权交给他弟弟（这位弟弟很快就让帝国重回正轨）。迪克似乎一点也不介意。他说了，做生意不适合他。

结果，从政也不适合他。他对于政府管理倒是有着坚定的立场，只是过分简单了。他觉得，大萧条的原因就是阿尔•卡彭
(4) 。“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他宣称，就是禁酒令。因为禁酒令，“大规模非法贩卖私酒的人掌握了大量的货币”，他说，“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因为这些私酒贩子“从合法贸易的各个渠道撤走了数十亿美元”。赫伯特•胡佛也让他情绪激昂，但他不像有些人，认为这位总统在对抗大萧条方面做得不够，而是觉得他做得太多，过犹不及。一九三二年一月，克雷博格在休斯敦发表首次演讲，就号召国会“减少……政府对商业和社会的干预，减少维持那些干预机构运转的花费”。那之后不久，他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指责胡佛的政策“不为美国着想”，因为需要“耗费巨资”。然而，他却毫无投身政治的抱负，参选议员只是为了帮一个朋友的忙。这个朋友就是传奇的罗伊•米勒，那位曾经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市少年市长”。当时他是商业巨鳄得州海湾硫业公司的游说者，那珍珠灰色的博尔萨利诺帽和银色长发在华盛顿就像在奥斯汀一样引人注目，声名远扬。米勒是加纳的盟友。武尔茨巴赫去世的时候，米勒看来，在这第十四区，民主党需要推选的候选人，最重要的就是受选民欢迎，才有最大的当选可能性。因为这样民主党人才能抢占这个之前被共和党人占据的席位，有了这一票，加纳就能当选议长。而在这“克雷博格之乡”，还有谁能比克雷博格家的长子更受欢迎，更有可能当选呢？

这么个爱拉手风琴，唱着西班牙语歌曲的男子，当他挥舞着巨大的宽边帽，引领着公牛游行的队伍（在罗布斯敦的套牛表演中，他用区区四十秒就套住了一头牛犊），讲着有趣的故事时，在圣安东尼奥数千名墨西哥裔美国选民中，自然是轻而易举就胜利了。但他对这份新工作的兴趣，也就止步于参加竞选了。他和林登•约翰逊来到华盛顿的第一天，他在这位秘书的要求下，把他介绍给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好啊，迪克，你这个老牛仔。”加纳跟他打招呼。听了迪克的秘书报上名来之后，他也跟他说了句话：“你是山姆•约翰逊的儿子？”）但在那之后，他就没再给林登的工作提供什么助力了。克雷博格给了米勒很大的权限，国会山所谓的“全权委托”。米勒可以自由地使用他的二百五十八号办公室，当成自己的地盘来去自由。这位游说者“每天都在那里”，一位国会秘书说。他一边口述一边让哈宾小姐听打信件（在一些信件上，米勒不仅自己签名，还会签克雷博格的名字），不时打电话约各个部门或者内阁的官员来见面（总是以克雷博格的名义，不过克雷博格去赴约的时候，米勒总是如影随形的）。众议院是在中午开会，大多数议员上午都在办公室处理选区的“个案”（来自选区选民的要求），要么亲自处理，要么给相关办公室打电话，说后面会派秘书跟他们联系，这样先为秘书铺个路。而克雷博格呢，经常因为头天晚上纵酒打牌，上午就呼呼大睡过去，下午又放纵于高尔夫球这项爱好当中，就泡在华盛顿著名的燃树高尔夫俱乐部。驾临国会山的时候，他的第一站往往是舒适的议员衣帽间，而不是办公室，因为那里的工作让他觉得无聊透顶。临近黄昏议会休会之前，他很少出现在二五八办公室
(5) 。偶尔，有朋友（他和米勒的）顺便来喝一杯，他才去表示下欢迎。很多日子里，他压根儿就不见人影。二五八这个议员办公室没有议员。第十四区的工作就留给了议员的秘书。

对于某些选区来说，这可能没什么要紧。那时航空事业尚在起步，议员们，以及他们的秘书，脚就被绊住了，基本都待在华盛顿。很少有选民来首都找他们打招呼，找乐子，游览游览首都的。国家政府人员只是偶尔下基层接触一下公民的生活，众议员作为政府与公民连接的桥梁，与公民的交流沟通也是少之又少。比如说一个典型的选区，议员办公室每天只会收到十到十五封信，很多都是求职，要么就是退伍老兵要求议员帮他们多争取一点政府补贴。因此，法律本来规定每个议员可以雇两个秘书，很多议员都只雇一个。政府会拨给他们五千美元的“职员雇用”津贴，而很多议员（根据某人估算，超过一半）都会把雇了一个秘书之后剩下的钱，付给某个从来不会出现在办公室的亲戚。另外，有些秘书是上了年纪的老姑娘，一辈子都在给这个那个议员工作，效率特别低。国会山上的生活相当悠闲。当时众议院办公大楼还只有一座，就是现在的坎农大楼。每个议员都有单间办公室，房门都敞开着，下午过半的时候，议员和秘书们就开始相互串门，打开抽屉，拿出一瓶瓶酒，为友谊干杯。

但得州第十四区一点也不典型。这个选区有五十万居民，是得州其他选区平均人数的两倍。其中军人与退伍老兵人数在全国很靠前，恰恰是这些选民，对议员要求最多。因为圣安东尼奥是全美最大的军事要塞——山姆•休斯敦要塞的所在地，也是一个军事航空基地环的中心。这座城训练过数万士兵（一战时期，光是凯利训练场就有三万一千人），还有好多人就在那里找到另一半，于是圣安东尼奥被打趣地称为“军队的丈母娘”。很多人入伍以后就在那里安家了，根据他们的入伍年限，选区的议会办公室应该给他们提供大笔津贴，还有残疾的要提供额外抚恤。一九三一年，退伍军人们又因为一件事情骚动起来：世界大战时他们服役打仗，说好的奖励也该发了。克雷博格的前任一病就是一年多，所以他去世之前办公室的工作就滞后了。林登•约翰逊第一次打开二五八办公室的门，眼前出现的是一个个灰色的口袋，里面装着积累了数月的邮件。

而新议员的这位新秘书并不了解这个选区。选区的北端是丘陵地带，包括他的故乡布兰科县，但是选区从他熟悉的那些丘陵最南端，又一直往南延伸了三百多公里。第一次遍访选区的时候，林登驱车南下，去往圣安东尼奥。一开始走的路和去科图拉与皮尔索尔一样，但接着不是开上西北方尘土飞扬的土路，通往墨西哥附近那一棵树也没有的荒芜平原，而是往西南方，开上铺设得十分平整宽阔的高速公路，两旁是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的牧场，大片的棉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这片土地的绿草与棉花之下，不是丘陵地带那种干枯发白的岩石，而是沿海平原的肥沃黑土地，平均深度有一米多。第十四区拥有整个得州最肥沃的几片土地。约翰逊来到自己新负责的选区南端，扑面而来的是棕榈树、钓鱼船与运货船，那里有墨西哥湾壮观的半月形海岸线。

约翰逊不了解这个选区的问题，不管是繁荣的圣安东尼奥，还是这个选区的两个港口城市，雅致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和熙攘的阿兰瑟斯港。他更不了解一路上经过的那些小城镇中的农民和牧人。其中有些城镇他甚至是闻所未闻。他不了解这些地方的问题，也不了解这些地方的人。克雷博格的前任是个共和党人，所以新当选的民主党人需要去填补很多之前那个党撤走的职位。约翰逊打开邮件包，桌上的信件如潮水般倾泻而下：有的请求委任邮局局长、局长助理，安排郊区的邮件递送路线；有的请求帮忙联系华盛顿联邦政府有关的工作；有的求一封推荐信，好去奥斯汀的州政府找工作；有的提醒去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的日程；有的请求帮忙拿到给山姆•休斯敦要塞或者凯利训练场供应食物或铺路的合同。这位新秘书认不出信上签的名字，也不知道其中提到的名字，更别说这些名字在政坛的意义了。有好几十份工作没人干，他也不知道该派给谁。

而且，他也不了解华盛顿。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来到华盛顿的一百名议员，同时也带来了一百名新秘书。但很少有人比二十三岁的林登•约翰逊更欠缺经验。来自科珀斯克里斯蒂的二十八岁秘书埃丝特尔•哈宾是之后又被雇用来帮助约翰逊的，一九三二年一月的时候她第一次见到林登，就在圣安东尼奥的密苏里―太平洋火车站。当时约翰逊因为国会圣诞节公休，先回得州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华盛顿。埃丝特尔看到“一个高个子，很瘦很瘦的小伙子”，喋喋不休地说着这趟奇幻的火车之旅。他兴奋地问她：“你有没有坐过铂尔曼
(6) ？我和克雷博格先生一起的时候从没坐过呢。你有没有去餐车吃过饭？我没有。”约翰逊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他告诉哈宾小姐，想存进银行，但不知道怎么开户，以前从没存过钱。而政府这些错综复杂的枝节，哈宾小姐说：“对我们来说是个全新的世界。”信件袋里装着大型农场的秘书们写来的信，请议员支持他们申请农业经济局合作市场分部的一笔贷款，或者帮忙申请农业部联邦农场协议会的帮助，还有成百上千的信件，来自老兵，请求议员帮他们争取津贴和残疾援助。每封信都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每个问题都很复杂。信件袋里全是人们的要求，要求某个联邦机构、部门、局做出行动。这个新秘书甚至都不知道是哪个机构、哪个部门、哪个局。打了一两天的电话无果之后，他决定亲自去一趟退伍军人管理局。到了地方，他发现自己站在一栋一个街区那么宽、十层高的大楼前，每层楼都有数百个办公室。

“我们不知道去找哪个局询问事情或者办事，”埃丝特尔•哈宾回忆，“我们不知道能从国会图书馆借书，天哪，我们都没想到过可以去图书馆询问信息。我想在办公室添一盆绿植，都不知道可以打电话给美国植物园要。天哪，我们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第一次听说参议院有辆小火车，可以从参议员办公大楼到国会大厦的时候，我们真是无法相信！林登不会打字，也不会听打信件，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们简直是两个无知的小屁孩。”胡佛总统要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讲话，克雷博格把多出来的两张入场券给了他俩。但他俩到了现场，发现所有位子都坐满了。哈宾小姐回忆，于是他们只好坐在“最高的台阶上”，一言不发。“林登坐在我旁边，和我一样害怕得不行。我们就像两只恐惧的小田鼠。”

约翰逊无法说服议员老板读读信件，要听打回复更是不可能。如果他请议员代表选区给某个政府机关打电话，克雷博格总会满口答应，但似乎从来不会真的去做。有时候约翰逊请他给某个官员打电话，这样他这个秘书再去办事时日子会好过一点，克雷博格似乎也从来不会打这个电话。约翰逊逐渐意识到，这些信件他都得自己处理。每天三次，送信人会带着另一摞过来。“一开始他真的被信件整得焦头烂额。”哈宾小姐回忆。约翰逊也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觉：“我觉得我要被信件给埋了。”

* * * * * *

有些他需要的信息，可以找国会山上那些“老姑娘”秘书获取。在和这些老女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再一次展现了在约翰逊城让儿时玩伴们惊叹的天赋。“他总是特别地礼貌谦恭，”哈宾小姐回忆，“随便是什么小忙，他都很殷勤地去帮，不嫌麻烦琐碎。”很快，“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哈宾小姐说，众议院办公大楼一楼那些冷冰冰的长走廊上，每一间办公室里，都有属于林登•约翰逊的一张热情笑脸。但要在华盛顿这个错综复杂的官僚迷宫里游刃有余地办事，他还需要知道更多，年长的女秘书们给不了他这些信息。不过他住的地方，倒恰恰是个学习之地。

格雷丝•道奇酒店曾经是个“贵妇酒店”
(7) 。旅馆的名字用老式英文娟秀地镶在门框上，外观也非常优雅，八层的红砖房，就坐落在国会山长长的北坡脚下，在联合车站附近。不过，大萧条使得酒店渐渐门可罗雀，经理决定开源节流，对在政府工作的年轻男人们进行招租，他们薪水不见得有多高，但可以成为常客。地下两层被打成小小的隔间：A层，就是大堂下面的一层，每间房每个月的房租是四十美元，每两间房的客人共用一个浴室；而B层，也就是最底层，三十美元一个月的房租，只有一个公共浴室，所有房间共用。另外，这一层有一部分在地下，天光只能从墙上高高的半窗上射进来，而且面对的还是一条阴暗的后巷。地下室的租客是严禁招惹道奇酒店上层客人的，里面毕竟有两位美国参议员和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事实上，地下租客根本不许进入酒店大堂，虽然那里墙壁斑驳需要粉刷，场面却还是做得足，摆了一架三角钢琴，还有个壁炉，铺了东方风情的地毯，挂着闪亮的枝形大吊灯。地下租客们进出都只能走后巷的一扇门。但租在这里的确便宜又方便。大多数地下租客都和林登•约翰逊（他住在B层）一样，是国会议员的助理，办公室就在国会山上，而且都很年轻。大家都充满激情和抱负，很容易就发展出一种战友般的友谊。很多助理都有好几年的经验了，林登恰恰需要他们来指点一些华盛顿的办事之道。酒店的餐厅他们是吃不起的，所以年轻人们都结伴出去，有时候去麻省大街上的“大州食堂”，来份五十美分的餐；有时候，在领工资的前一天，就去“柴尔兹食堂”，一名秘书回忆，在那里，“二十美分能吃得很饱了”。年轻人们插科打诨地排队买饭，约翰逊却从来不老老实实地排队。和别的秘书们一起走到柴尔兹餐厅，一进门，他就冲到前面，抓起一个餐盘，忙不迭地选好吃的，飞一般地跑到他们通常坐的那张餐桌前，狼吞虎咽地吃完。这群人中有个稍微年长些的助理，阿瑟•佩里，在国会山已经浸淫多年，当时是得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的秘书，他很善于观察年轻人。他看到的约翰逊，对待食物如风卷残云，因为他想在别人上桌之前就把自己的全吃完，这样就能心无旁骛地谈话聊天了。“这样一来，我们在吃饭，他就能一心一意地提问题了。”佩里回忆。问题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在华盛顿怎么办事，怎么向上爬，怎么成为大人物。“他总是问：‘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不管是什么事）？他认识什么人吗？他人好吗？他爬那么高有什么秘诀啊？’”简单粗浅的回答是满足不了他的。要是桌上有人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秘诀，可能只不过是运气好。”约翰逊就会说：“我不相信运气。你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肯定不只是运气好的。”他自己就会仔细去研究，不得到满意的结论不罢休。“要是他对得到的答案不满意，就会争论”，什么问题都会争论，从各个角度提出疑问，佩里说。佩里“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约翰逊到底在干什么，他说，但最终他还是意识到了，“他争论的目的，是想要引出所有可能的答案，他要确保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

一旦知道了在华盛顿的做事之道，他就开始行动了。他仍然像在科图拉和休斯敦一样，展现出狂热的激情、无限的动力，有些孤注一掷的活力。这个男人，仿佛在拼命逃离什么极度可怕的东西。

埃丝特尔•哈宾是习惯早起的得克萨斯人，所以每天八点之前就到了众议院办公大楼，在新泽西大道入口处，对坐在桌前的保安问个早上好，就转到右手边的走廊上。这时候走廊还黑漆漆的、寂静无声，因为国会的办公室都是九点才开。这走廊比一个橄榄球场还要长，远端一扇窗户的阳光在埃丝特尔看来十分微弱。走廊还很高，天花板上发光的圆灯也没能起到什么照明作用。等哈宾到了那头，就左转进入另一条走廊，那里没有窗户，甚至更加昏暗，不过，走到半路，右边第十二扇门，也就是二五八号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的，会有灯光从房间里照出来。

通常来说，埃丝特尔走进二五八号办公室的时候，林登•约翰逊都在写东西。他不怎么擅长口述信件，所以总会把信写好，再交给哈宾小姐去打。他翻来覆去地写了又写，直到满意为止。而且他想要在八点之前写完。因为八点钟就会有人推着手推车，咔嗒咔嗒地沿着走廊送当天的信件了。“信件一到，我们就一起拆，想想该怎么处理，”哈宾小姐说，“接下来我开始打那些我来之前他写的信，他就开始打电话。”

他已经知道该打给谁，也知道该怎么跟对方说话了。“他特别有这方面的魅力，”哈宾小姐说，“他就是能说服别人帮他做事，挂上电话之后我俩哈哈大笑。很快，他就打通了各个局的渠道。他绝对不接受拒绝和否定，他办这些事情的样子，就跟生死攸关似的。等他为谁办成了什么事，可以给那个人写信，让他有所期待，那可真是伟大胜利。他会把电话放下说：‘太棒了！’然后上蹿下跳地庆祝一番。”

二五八号办公室里的工作，不仅开始得特别早（其他秘书说，不管他们来得多早，二五八号房间的灯永远都是亮着的），午饭的时候也不间断（约翰逊和哈宾小姐就在办公桌前吃个三明治了事），而且结束得也特别晚。比较清闲的时候，办公室一般都是早上九点开，下午四点或四点半就关门了。哈宾小姐借宿的地方晚上八点就没晚饭了，她回忆说：“所以，我经常赶不上晚饭。”一般来说，克雷博格办公室这两个员工会在柴尔兹吃晚饭。“林登把那家餐馆每道菜的价格都记熟了，”她说，“我们常常需要把身上所有的钱摆在桌上，仔细数数，看能够点什么菜。我们（下班前）会在办公室里做好这个计划。他会说：‘今天是周三，周三他们有这个菜那个菜。’我们总是得留出我回家的（公交车）钱。”偶尔老板会带他们去“西方大世界”吃晚饭（“那是政治家们吃饭的地方”）。“那可是大事一件，”哈宾小姐说，“我们会看到平时在杂志上才能看到的人，还可能吃到带壳的生蚝。”很快，那些“让某些人可以有所期待”的信就开始雪片般地飞出二五八号办公室。每次“胜利”似乎都有点雷同，但这种重复绝对不会削减约翰逊的兴奋和骄傲，也没有让他松懈一丝一毫。春天来了，哈宾小姐有时候会叫他去外面稍微散个步。但根据她的回忆，就算一开始两人很放松地在散步，后面她就得气喘吁吁地跟上了，因为一起散步的伙伴会越走越快。“他个子高，步子迈得大，我完全跟不上。我开口说话，他就慢下来，但很快又越走越快。为了跟上他我也越走越快，后面就跑起来了。”等他们转身往办公室走，他更是步子迈得又大又快。“接着他就拉起我的手，我们就跑，真的是跑，跑过国会山的空地。他就是那么急切地要回到办公室。”

* * * * * *

他是没时间和道奇的那群小伙子吃晚饭了，但还是积极参与到他们深夜的漫谈当中，但参与时态度和语气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很晚下班的他，可能直接走进地下室某个拥挤的小隔间，参与到讨论中，马上就变成主角。除了政治，他什么也不想谈，别人无论说什么，他都往那个主题上引。一两个星期前，他还是个问题不断的人，现在他什么也不问了，而是夸夸其谈，仿佛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我们以前是在讨论，”在场的一个年轻人说，“现在是听讲座，林登的讲座。”

不仅是地下室的行为举止变了，看台上的行为举止也变了。一月份，他和埃丝特尔•哈宾还像“两只恐惧的小田鼠”一样坐在众议院的台阶上，听着胡佛总统对国会讲话。二月，总统再次对国会发表讲话。当时好几个国会议员的秘书都坐在提前预订的看台座位上，他们记得，约翰逊来晚了，很强势地推来搡去找到一个空座位，很大声地向周围的每个人自我介绍。坐在看台前排的一个秘书还记得，大家都有点尴尬地弯腰躲避着人们的目光，他也没能幸免，被拍了拍肩膀，于是转过身来，看到这个很高调的高个子年轻人正朝他斜过身子，要和他握手。“我是得州约翰逊城的林登•约翰逊！”小伙子大声说，“理查德•克雷博格的秘书。”

他在众议院办公大楼走廊里的行为举止，也改变了不少。没有在二五八号办公室打电话的时候，约翰逊就在那些走廊里面风一般地来来去去，带着一副成功政客的派头。一位宾州议员的秘书说：“我还记得他每天都带着很灿烂的笑容来我们这边拉关系，说：‘嗨，宾州的大家今天都还好吗？’他周身都散发着一种自信。”

在其他方面，他也表现得像个成功的政客。衣衫单薄的他拿到第一笔薪水，没有去买厚衣服，而是去找华盛顿最贵的摄影师，拍了张正式的肖像照，洗了一百张。他在照片上写了话签了名（“赠吉恩和山姆•休斯敦高中辩论队队员，我爱你们——林登•约翰逊”），然后寄回得州，仿佛选区人民请他这个“国会议员”寄签名照片。一位秘书回忆起这次事件，说：“我对林登•约翰逊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很笃定，很理直气壮。”

自信？笃定？林登•约翰逊与得州的联系，不仅是那些照片。他一到华盛顿，就开始和吉恩•拉蒂默、卢瑟•琼斯以及山姆•休斯敦高中别的学生写信。这些信已经完全不像一个老师写给以前学生的信了。都是深夜写的，虽然已经在克雷博格的办公室苦干了一天，他还是在信里事无巨细地描述自己的华盛顿生活，经常一写就是四五页。而且，在信里，说到和过去这些学生保持联系的时候，他的语气一点都不随意，而是在请求他们，一定要保持联系。拉蒂默一向是大大咧咧的，他不怎么回信。琼斯则有信必回，但有一次他没有马上回信，结果华盛顿的信马上追了过来。“亲爱的琼斯，你把我忘了吗？”琼斯回了信，约翰逊又写给他，“谢谢你的来信……我差点儿都以为你也放弃我了。吉恩这几个星期一行字也没写给我……现在已过深夜十二点，我刚完成工作，也要给吉恩写点什么。爱你。这次拜托要给我回封长信。”从约翰逊写的信中，能看出他对私人信件的保密态度到了惊人的地步（在一封完全没什么秘密可言的信件中，他写道：“阅后即焚，别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说的那些话”），也能看出他很在意别人对自己这些信件的态度（“希望这么长的信不会让你觉得烦”）；还有，他迫切地要确定，这两个过去一直很亲密的小伙子现在还愿意和他保持亲密关系。现存的每一封信中，都能看到他无限倾泻的关爱，以及要求对方给予的回报。一个周日的晚上，他写信给琼斯（“整天都待在办公室里。今早起得太晚，所以狂奔去办公室，几分钟前才下班。别的事都没时间，只勉强把信件都处理完了”）：“你是个很棒的男孩。我爱你和吉恩，对你们视如己出。”信的末尾他写道：“谢谢你的……来信。我翘首以盼你的……回信。”

他还需要别人的回信。要是几天过去，邮箱里都没出现丽贝卡•约翰逊细致娟秀的字迹，埃丝特尔•哈宾说：“他就明显安静下来，很想家。”

有时候，就算得州的信件不断，他也会变得安静，哈宾小姐说。哈宾小姐就像科图拉的马歇尔夫人与圣马科斯的埃塞尔•戴维斯一样，是他的“年长闺蜜”。她对他有种充满母性的喜爱之情，觉得自己很懂他。她可能是真懂，因为这两人每天一起工作，办公室就他们两人。她口中的他，和道奇酒店或者国会山上那些年轻人描述的完全不同。“林登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说，“他有时会非常低落。要是他特别安静，那说明他心情是真的坏。”她甚至还研究出了逗他开心的策略。对于为克雷博格家的人工作这件事，约翰逊是非常自豪的。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对熟人说着金家牧场有多么大，能把整个康涅狄格州都填进去，还不用碰到围栏。在最初的几个月，老板对他说句亲切点的话，那都是意义重大的。哈宾小姐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所以，只要克雷博格要林登给他那铺着红毯的五月花酒店豪华套房送文件去（现在正是打高尔夫的季节，克雷博格来国会山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就等到林登离开，然后给克雷博格先生打电话说：‘林登心情很低落，我觉得他很想家。他需要鼓励。’克雷博格先生会说：‘不用多说了，我来办。’林登到了他那儿，克雷博格先生就会说：‘把那些东西都放下，孩子，我们聊聊。’每次这样，林登回来的时候都像变了个人似的。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头上的帽子高高地翘着，帽檐也卷了起来，脸上堆着笑，说：‘我就跟你说吧，那个理查德先生，简直是世界上最棒的男人。’”

但这种安静是反复的，哈宾小姐说，有时候“很严重”。她觉得自己明白他为什么会走那么快甚至跑起来，不仅在现实中跑，“他的思维也在跑”，因为“他有着强烈的抱负，要做大人物，他不知道自己具体要做什么，但就是想做大人物”。她说，他跑那么快，因为“他不能忍受自己不是大人物，就是不能忍受，所以他什么人都要见，什么东西都要学，他想一个月之内就叱咤华盛顿”。晚上，埃丝特尔和他一起吃饭，有时候会觉得，就算辛苦工作了漫长的一天，“他的头脑还是在高速运转”。她在夜色中走向自己回家的公交车，还能看到他笨拙地跑下国会山，朝道奇酒店跑去，心里非常希望他回了家能放松一下。但通常来说，第二天早上她上班，还是会看到众议院办公大楼那扇唯一开着的门，看到他抬起苍白的脸看着自己，从他说的话能听得出来，他又“跑”了一晚上。她说，要是他安静下来，那就是在自我怀疑，因为他害怕自己永远也成不了大人物。或者说，可能是受伤了，被谁的无心之语深深伤害了。“他对别人的看法非常敏感，对自己也很敏感，”她说，“很容易很容易就受到伤害。”她说，因为她自觉很了解他，“有时候，我很可怜他。”

他的狂奔变本加厉。一九三二年六月，哈宾小姐因为个人原因回了得州。约翰逊有机会雇个新的助理。实际上是两个，因为他在道奇得到一个信息，众议院邮局月薪一百三十美元的邮递员工作传统上是供第十四区分配的，而他的助理人选早就定了。他把吉恩•拉蒂默和琼斯带到了华盛顿。

拉蒂默，身材矮小却有着“美好笑容”的爱尔兰小伙儿，用道奇酒店一位租客的话说，“天性最讨人喜欢的小个子年轻人”。他是为爱而来的。未婚妻一家搬到了华盛顿，拉蒂默想要离她近一些，而且也急切地想赚够钱结婚。在被大萧条洗劫的休斯敦，他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就是邮递员。结果约翰逊告诉他，华盛顿有份工作在等着他。而琼斯是为了抱负而来。他出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药剂师家庭，童年时代在休斯敦的贫民窟度过，他急切地要逃离。当时已经在莱斯大学艰难支撑两年学业的他，有点担心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约翰逊写信给他：“我知道你是有理想的，我会帮你实现理想。”他说，理想开始的地方，就是在华盛顿做一份政府工作。

他给他们开的工资很低廉。一九三二年，第十四区每年可供雇用支配的资金是五千美元，雇了这两人，剩下的都归他自己。拉蒂默比琼斯早来了几个月，约翰逊给他安排的是一百三十美元月薪的邮递员工作，薪水从众议院邮局出，不归选区管。不过当时那工作还没开始，于是他安排由克雷博格议员自掏腰包付拉蒂默的薪水，二十五美元一个月。约翰逊向他保证说，一开始不会太需要钱的，他可以跟约翰逊在道奇酒店合租，这样每个月的住宿也就十五美元，另外十美元就随他支配了。一个月后，拉蒂默告诉约翰逊，区区十美元真是活不下去，于是约翰逊使手段，让克雷博格给了他五十七美元。拉蒂默在好几个月中，总共就拿了这么多钱。

等到终于有了一百三十美元的月薪，拉蒂默才发现，就算在大萧条的华盛顿，这个月薪也算很低的了，低得他没法攒够结婚的钱。不过，这个薪水还是比琼斯的高。约翰逊说服克雷博格，把他自己的年薪提高到了三千九百美元，这是那五千美元中法律所允许的最高比例。于是琼斯的年薪就是剩下的那一千一百美元，平均下来月薪就是九十一点六六美元。

这薪水发得值。很多议员都要求众议院的邮递员、电梯操作员、走廊看门人这些勤杂工每天下班之后，到他们自己所属的办公室再去工作一两个小时。但在约翰逊那儿可就不止一两个小时了。他要求邮局局长把拉蒂默分配到最早的轮岗：五点开始，中午结束。然后允许拉蒂默休息半个小时吃午饭，但不能再多了。每天中午十二点半，拉蒂默要准时来到二五八号办公室，准备开始工作。

有时候这工作可能晚上八九点结束。拉蒂默说：“但我经常要到十一点半或者午夜。”这段时间里，约翰逊经常不在办公室，忙于和各个单位以及别的议员秘书拉关系。拉蒂默总是独自待在二五八号办公室，十八岁的小伙子，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很快约翰逊就找到了让他承担更多工作的办法。“我在邮局的工作是邮件分类，放进不同的箱子里，每天送个两三趟。他要求我分快一点，所以我比别人手脚都要麻利，这样在送邮件的间隙我可能有个九十分钟的空闲时间。然后我就跑到办公室（克雷博格的办公室），打上九十分钟的字”，然后再回到邮局继续分类加送邮件。“轮班结束以后，我飞奔到角落的小餐厅，吃十五美分的菜，然后冲进办公室，十二点半准时开始工作。”

琼斯到了华盛顿以后，道奇酒店那小小的隔间又添了第三张床。而上面给克雷博格分配了一间两个房间的套房，一三二二号办公室，位于众议院新办公大楼（今朗沃斯大楼），就在老楼旁边。这间办公室的员工很快建立了一套作息时间。从早上五点前就开始，约翰逊叫醒拉蒂默，让他往国会山上走。之后不久，他就叫醒琼斯，两人一起穿好衣服。他还教了琼斯，头天晚上领带不要全解开，这样第二天早上就不用费时间系领带了。之后两人就在黯淡的天色中匆忙走出道奇的后门，登上国会山，经过国会大厦投射的阴影，进入朗沃斯大楼。他们不想浪费时间叫醒还在打盹儿的夜班电梯操作员，就借着老鹰烛台微弱的光，快步跑上弯弯曲曲的楼梯，来到三楼。已经迅速分了一轮邮件并完成运送的拉蒂默，大概也和他们同时到达。在约翰逊的要求下，他分到的路线里有一三二二号办公室，所以最早的邮件都是他自己送来的。

约翰逊打开邮件袋，开始一封封地看。“他看得很快，快到你不相信他真的在看，但他真的在看。”拉蒂默说。一开始，约翰逊是每封信都亲自回，他口述，让两个手下听打。后来他发现，手下这个前辩手不仅口舌上有爱尔兰式的巧言善辩，笔头上也很会谄媚拍马。约翰逊很喜欢在回信里奉承那些“重要人物”，拉蒂默说：“巴结他们，拼命巴结。怎么都不为过。要是他想让谁知道他喜欢他，肯定不会简单地说：‘我喜欢你。’他会说：‘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拉蒂默说：“我是很擅长说这样的话，的确。”他没有夸张。一封很典型的信中，弗洛里斯维尔的报纸出版商山姆•福尔被称为“弗洛里斯维尔的圣人保罗”。很快，看信就像洗牌一样快的约翰逊给拉蒂默分配信件时，给出的命令都非常简单：“答应。拒绝。告诉他我们会进一步研究。巴结他。”而拉蒂默对这些指令的处理，往往正合约翰逊的心意。事实上，约翰逊发现了一个天才，这个天才擅长一个非常微小的艺术领域：给选区民众回信。处理完最后的信件，拉蒂默就坐在办公桌那台笨重的安德伍德打字机前，开始打字。有的信件需要给出更详细的指令，约翰逊就让琼斯拿着速记本来到旁边的房间，拉蒂默解释说：“他这是不愿意打扰我，因为我必须一刻不停地打字。”

做完指示，琼斯坐在自己那台打字机前了，约翰逊就开始在选区的报纸上做记号，比如圣安东尼奥和科珀斯克里斯蒂两个大城市的日报，还有那些小城镇的周报，在一些文章旁边画钩（结婚启事、出生启事、新店开业、当地俱乐部选举，等等），要寄去贺信。“他一定要拿到选区里的所有报纸，不管多小的报纸都要，”拉蒂默说，“有些报纸上到处都画满了钩。”到大多数办公室都开了门开始处理信件时，克雷博格的手下已经分好了信，还答复了好多了。

这个时候，政府的机构也开门了。约翰逊就开始给他们打电话，而两个打字员继续疯狂地打字。克雷博格的办公室是不允许喝咖啡的，因为约翰逊觉得泡咖啡喝咖啡会让拉蒂默和琼斯分心。别的小事情也会让他不满。“要是他发现你在看家信，或者拉个大便，就会说：‘孩子，你能不能再努力点儿，学着下了班再做这些事？’”如果拉蒂默问他能不能去买包烟，约翰逊会说：“我付你薪水是干吗的呢？让你去买烟的吗？下了班再去买。”“我们的工作，就是让打字机一刻不停地运转，”拉蒂默说，“他会来到走廊上，我都能听到他鞋后跟的咔嗒响，要是他听到两台打字机没有全速运转，就要来质问我们怎么回事。”约翰逊还利用年轻人之间自然而然的好胜心来做激将法。“老大特别擅长最大限度地利用周围的人，或者说有这方面的天才，”拉蒂默回忆，“他会说，‘吉恩，今天好像琼斯比你更快哦。’我动作就会加快。‘琼斯，他赶上你啦。’很快，我俩就在疯狂地打字了，都是以我们的最快速度。”

大萧条使得信件数量暴增，越来越多的选民来信求职，或请愿政府发起新的项目。老兵们对于增加津贴的恳求又显得更急迫、更焦虑。每个议员办公室也就一两个人，所以越来越多的办公室直接用油印的统一回复来回信，或者许一个形式上的承诺，有时候根本就不回复。尽管如此，工作进度还是越来越落后。克雷博格的办公室呢，只要能回的信，全都单独写一封回复。对于林登•约翰逊来说，这些信件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当时，政府的各种项目对选民们生活的影响是很小的，所以一个国会议员能和与华盛顿相距三千多英里的选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这些信件，所以这就是议员权力的关键。约翰逊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听说这样的故事，这个前议员，那个前议员，“和选区疏于联系”，现在就再也不是议员了。别的议员助理也听说了同样的故事，但他们也不是每封信必回。而林登•约翰逊则认为，这些信件的神秘力量超越了政治。他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将其视为“生死攸关”。他相信“如果你做了能做的一切，就能成功”。他一直在努力把完美做大，大事上如此，别人不屑于去做的小事上也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选民们寄往国会的信件，里面有很多微小的细节，很多看似不重要的小要求，而处理这些正是他十分擅长的。做能做的一切，意味着回每一封信，这就是他的坚持，他这个办公室的坚持。他告诉拉蒂默和琼斯，不仅要回每一封信，还必须在收到信的当天就回复。“没有当天回复信件，唯一可以接受的借口，就是信件弄丢了。天哪，可千万别弄丢太多。找不到文件，那可真是罪过！”拉蒂默说，“还有，如果你回复说‘我们已经请退伍军人管理局注意相关事宜’，那你必须要通知管理局，而且要在当天。这样第二天你就能再写一封信通知进展了。”清早送的那批信件只是一天中的一部分，一开始一天送三趟，后来变成四趟、五趟……而且每一趟的信越变越多。约翰逊会把信件拆开挑选，在每封信上写简短的处理指令，然后分配给两个助手。打字数个小时，处理了一堆信件之后，琼斯和拉蒂默桌上的信终于要见底了。这时候约翰逊就会把另一摞信摔到他们桌上。“那一摞信啊，”琼斯说，“可能有三十厘米高。”晚上想回家？先把这一摞信全解决了再说。

想“逃信”是逃不掉的。如果信没那么多，两个小伙子的工作不会减轻，反而会加重。“收信是非常重要的，”吉恩•拉蒂默解释，“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有人给你写信。所以要是信没那么多，我们就要制造信件。如果我们当天没有收够一百封信，那就是糟糕的一天。我们得采取行动。”克雷博格办公室的员工要浏览各种各样的报纸，寻找好消息坏消息，用尽一切办法去写一封贺信或者追悼信。拉蒂默说，信中要用议员的口吻提起：“我在华盛顿干得怎么样？你希望通过什么样的政府项目？”诸如此类的问题。更有甚者，在回信和写信这件事情上，几位员工做到了极致。拉蒂默回忆说，有时候：

我们收的信数量不到别人的两倍。老大受不了这样的情况，于是……他决定当年第十四区的每个高中毕业生都应该收到议员的单独祝贺，祝贺他们取得了重大的人生成就。每年有几千个这样的毕业生。于是我们就开始统计名单，还同时要开始写四五十封信，每一封还得不一样，确保毕业生不会收到内容一样的信件……我们只能按照名字的顺序，用议员的口吻给每个人写一封私人信件。我们工作越来越努力，速度越来越快，还能把那些信倒背如流。

有时候打完了信，还要再打一遍，不完美的信件是出不了这个办公室的，约翰逊说。为了保证完美，每封回信他都要看。“要是有哪封信不喜欢，”拉蒂默说，“他就在上面生气地重重画上一笔。”他不会屈尊给你任何解释。“你得自己弄明白出了什么问题，”拉蒂默说，“他是不会告诉你的。”出一个拼写或者标点符号的错误，这封信就算作废了。“叫你重新写一遍，他一点也不内疚……就算你午夜十二点以后才能下班”，琼斯说，“交给他五十封信、六十封信……有可能每一封都会被他划掉。”

有时候拉蒂默和琼斯的工作可能八九点就结束了，他们就去柴尔兹吃饭，然后回道奇加入大家的闲聊。但通常来说，不到晚上十一点半或者午夜，工作是结束不了的。那时候他们只有回到房间，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好睡上几小时。不管头天晚上工作到多晚，第二天早上五点他们还是会被从床上拽起来。最近，道奇和国会山山顶之间的长坡上建成了一个大型喷泉池，池子周围装饰的彩灯，只在头天日落和第二天日出之间开。“我几乎从来没见过灯没亮的样子。”拉蒂默说。下班的时候天是一片漆黑，上班的时候仍然是一片漆黑。

这样连轴转的工作，每周有七天，克雷博格的办公室周末也是不休息的。能够让两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忍受这么高强度的工作，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老大的崇拜。他们听着他在电话里和各个部门拉关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时候威胁某个部门，“克雷博格议员不高兴了，你们要小心”（或者，越来越多的时候，直接自己假扮议员本人），有时候苦苦哀求：“听我说，我遇到个问题。只有你们能帮我。”他们觉得，老大得到的结果，是别的秘书永远也做不到的。比如，他们听到约翰逊跟退伍军人管理局聊一个老兵的事，这个老兵要求说，他的某项残疾“应该”和服兵役时期打仗有关系，所以应该领某项津贴。一来一往之间，拉蒂默和琼斯对老大伶俐的口齿敬佩不已。“那些专门搞损坏赔偿诉讼的律师都有自己的一套术语，”琼斯说，“约翰逊真是个中老手。他坐在那儿，整个语气就像个特别好的律师或者医生。”老大的坚持也让两个小伙子惊讶。“每个问题他都像自己的事情一样上心，”拉蒂默说，“不能接受否定的回答。”一般来说，议员办公室都是会把老兵的要求上报给管理局的，但如果管理局否决了，那办公室也就不再关心这件事了。然而，如果是第十四区的老兵，那么办公室的秘书看到否决的回复，就会亲自拿起电话打给管理局。要是打电话还没成功，这位秘书就亲自去管理局。要是这样还是被否决，不用老兵开口，这位秘书会主动给出一份正式的书面文件，为他找一个律师。律师出现在退伍军人申诉委员会面前，第十四区的议员秘书也一定在场。要是局面对他的选民不利，这位秘书可不会安静地旁观。林登•约翰逊亲自插手退伍军人申诉的时候，首先表现出的是对保密的重视。他要求速记员不要记录他的话，但同时也表现出极强的说服力。拉蒂默事后读听证会记录的时候，总会读到同一句话：“约翰逊先生要求不记录他的发言。”“我总是对自己说：‘哈，来啦！’当然啦，等再记录的时候，场上的风向就变了。上面否决了老兵的津贴要求之后，再争取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老大就做到了，还做了很多次。”

两个年轻人愿意这么努力地工作，还有部分原因是老大能够催发他们的热情。琼斯说，在约翰逊那里，“什么问题都有解决方法……他非常自信，总是很乐观……这种情绪很有感染力。绝对会让你欲罢不能”。这些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艰难的运动，更是必胜的运动，而胜利的喜悦是整个办公室共享的。琼斯和埃丝特尔•哈宾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会特别高兴。我们真是取得了重大胜利呢。”

他们愿意工作这么久，还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五点起床，是因为老大也五点就起了；天还没亮他们就往国会山上走，老大就走在他们身边。他们每天像粘在打字机前，而他就像粘在电话前，代表他们的选民，对不同的部门恐吓加恳求。通常，他们回到小小的房间，正要昏昏睡去，总会听到老大还在窄窄的床上不安分地翻来覆去。“他比任何人都勤奋，”拉蒂默说，“我们全都睡了，他的大脑还在高速运转。”

然而，也还存在着其他原因。

有时候，拉蒂默会反抗。反抗通常都和他的未婚妻有关。约翰逊带他来华盛顿的时候说得好听，说这样他能离未婚妻近一些。结果丢给他这么个工作安排，让他根本没时间与佳人花前月下。约翰逊允许他每周日三点以后抽出一点时间和她见面，但也只有每周日三点以后。

面对反抗，约翰逊的反应可能是嘲笑：有理有据的嘲笑。有一次，拉蒂默请示说，那天晚上想要放假，结果约翰逊毫不留情地斥责了他的草率。“我受不了了，于是收拾好我来的时候带的那个小小的柳条箱，说我不干了。”约翰逊高高地站在这个小个子爱尔兰小伙子面前，嘲讽地说：“那你怎么回去啊？”拉蒂默回忆，当时自己抽抽搭搭地说，情愿一路搭便车回得克萨斯，也不要留下来。约翰逊说：“你回去以后，要干什么呢？你怎么找工作？要是你一走了之，还怎么娶玛乔丽？”这些问题揭示了约翰逊和拉蒂默关系中不怎么提起，但非常现实的一面：拉蒂默没钱，而唯一能给他钱的就是林登•约翰逊。没有约翰逊，他连工作都找不到，因为现在工作很难找。简而言之，他十分需要约翰逊，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完全听约翰逊的话。收拾好的箱子又打开了。拉蒂默留下来了。

不过这种反抗少之又少。对于阅人高手约翰逊，吉恩•拉蒂默实在太容易被看穿了。他会提前预料到下属可能有不满，然后及时出手阻止。“他有时候好几个月不跟你认真谈心，”拉蒂默说，“然后他突然就拥抱你，然后可能花一个小时跟你谈谈烦恼问题。他很少这么做，所以一旦这么做你就感激涕零了。要是他经常这么做，可能意义就没那么重大了。”约翰逊这么做，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于是一个拥抱、一场谈话，通常就能把反抗的苗头熄灭了。

拉蒂默心中的任何欲望，都能被约翰逊巧妙化解。这年轻人在克雷博格办公室工作多年，总是身无分文。也难怪，他薪水本来就很低。买衣服、干洗店之类的账单，他总是不能按时付。他充满感激地说起约翰逊拿出自己的工资帮他付了账单，然后每星期给拉蒂默十美元的零用。但他也说起，有一次，“欠账欠得有点严重，我鼓起很大的勇气，问他能不能稍微涨点薪水。他很同情很关切地听我说完，然后说了一大通什么缺乏资金啊，全国的工作特别是我们办公室的工作难找啊，然后告诉我我工作一直很出色，他也考虑了一段时间如何奖励我。所以他决定将我任命为助理秘书，把我的名字印在办公用品上。他说了一通这样的安排是多大的特权，多么无上的荣耀。我都觉得脸上有光。”拉蒂默接受了这个头衔，没再提涨薪的事。“我从来没质疑过这个流程，”拉蒂默说，“反正就像一件特别自然而然的事情。”

总的说来，他从来没质疑过约翰逊。问拉蒂默，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努力地工作，他起初的回答是：“除了这样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样。我当时只为他工作过。他就一直给你施加这样的压力……”但拉蒂默自己知道，这只是部分原因，他很快也袒露了心声。说这番话的时候，吉恩•拉蒂默已经六十五岁了，独居在得州一个小城镇的一间小公寓里，像个爱尔兰小矮人，说起为林登•约翰逊工作的日子，忧伤的眼睛里常常溢满了泪水，所以经常向采访者道歉，到浴室去洗眼睛。他明白，自己对约翰逊存在一种心理依赖，那是无法治愈的。听他讲当年的事情就知道，他完全明白，十六岁那一年，他就把自己的一辈子的性格，都屈从于了一个更强大的人格。笔者在他的小公寓里与他艰难共处了漫长的几天。有一天他说：“他很少真正跟我讲话。因为对我这样的人，他只想让我一刻不停地工作。他一看见我就说：‘你的速记本呢？把这个记下来。’一看见我，他就想着要给我下什么命令。”但就算心知肚明，拉蒂默也甘之如饴，没有任何怨怼。约翰逊叫他“孩子”，他叫约翰逊“老大”。笔者问他是否叫过约翰逊“林登”，他震惊地回答：“我做梦也不会对他直呼其名啊。他可是我们老大啊！”林登这个手下喜欢遵守命令，就像约翰逊喜欢发号施令。说起林登•约翰逊，吉恩•拉蒂默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盲目崇拜。“他这辈子肯定都没害怕过。”有时候也会带着恐惧。“他有时候挺恶毒的，搞得人要哭，让你觉得特别糟糕，想跑出去一枪崩了自己。”有时候，他的感觉又超越了崇拜和恐惧。“我对他非常尊敬，”他说，“对别人我从没这么尊敬过。嗯，你就是对他有种信仰。他什么事都能说服你，让你觉得这么做是对的，而且很必要、很正确。他能让你大哭，能让你大笑。他什么都做得到。要是你喜欢他，他就把什么事情都往人情上扯。你会觉得，哦，我属于他，他属于我。不管你做什么，都是为了他做的。”

他为他做了很多。吉恩•拉蒂默又为林登•约翰逊工作了三十五年，这几十年中，他一直是“他的奴隶，心甘情愿的奴隶”。然而，这样的服务并非是一直不间断的。一九三九年，拉蒂默遭遇了第一次精神崩溃，后面又多次复发。他这辈子花了很多时间去处理自己的精神问题，而且还染上了酗酒的毛病，于是不断地戒酒又复发。他明白这些问题的根源。“工作毁了我。”他说。但只要有所好转，他总是回去做同样的工作，因为那是为林登•约翰逊工作。

约翰逊和琼斯的关系更为复杂一些。高大英俊的琼斯个性与拉蒂默完全不同。这个年轻人聪明睿智，后来被誉为得州“最优秀的上诉律师”“律师中的律师”。得州最著名的代理人也会去找他取经（一篇杂志文章如是说，“他可能是得州法律专业知识最扎实的人”）。拉蒂默有多随和，琼斯就有多精益求精（吉恩说“他的速记就像印刷体”）；拉蒂默有多温和，琼斯就有多刻板冷漠。而且他抱负远大。他之所以愿意做约翰逊那些地狱般的工作，就是因为林登利用了他的抱负：“你努力为我工作，我就会帮你。”琼斯还记得“早上五点被叫醒，在雪中往办公室走，想着这么做到底值不值”。但他觉得值得，因为“我总觉得，如果为林登•约翰逊工作，总能有好事找上门……我也是急于成功的……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不过，他也是个非常独立的小伙子。拉蒂默有多依赖约翰逊，琼斯就有多独立。后来，他没有加入过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因为他不想跟谁合伙。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他有着很可观的法务收入，却还是在科珀斯克里斯蒂自家房子后面的车库里工作，只是稍加改造，堆满了书。他愿意做林登•约翰逊的魔鬼式工作，却并不会让自己从心理上屈从于他。他很怕这种心理上的屈从。“林登总是处在一个掌控者的位置，”他说，“我从来没觉得被平等对待过。一般来说，我是很强势很好斗的。我天性如此，要是不能和别人平等，那我是不会继续干下去的。而且他对我们要求太多了。要是你真允许一个人长时间对你那样发号施令，你自己就没什么个性了。”琼斯觉得，两个男人之间虽然没挑明，但一直在暗暗较劲。约翰逊嘲笑琼斯千辛万苦才接受并为之自豪的大学教育。琼斯写的信会被约翰逊否决、画叉，如果琼斯叫他做出解释，他会说，用语“太书面”。“大学就教了你这个吗，琼斯？简直是我看过最糟糕的鬼东西。”还有另一个人在克雷博格办公室待过一段时间，他回忆说，琼斯的信“很少出现拼写错误，但只要出现了”，约翰逊“就会大做文章——‘我的天哪，琼斯，你要不要学一下怎么拼写啊？大学里面都教了啥啊？’”很长一段时间，琼斯都拒绝屈从。要是吃晚饭的时候，约翰逊讨论某个热点事件，而琼斯发现古罗马或者古希腊有什么事情可以拿来类比，无论约翰逊多不高兴，琼斯都会提出来。要是不同意约翰逊的观点，他会说出来。如果他自己有观点，也会阐述。

不过，最终他还是会做出某种意义上的屈服。和对待所有事情一样，冷淡内敛的琼斯对自己的外表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非常追求干净整洁。每天都认真地梳洗，头发总是油光水滑、一丝不乱。双排扣的西装上，每颗扣子都规规矩矩地扣好。衬衫浆洗得直挺挺的。“任何形式的粗糙和简陋都会让他嗤之以鼻。”一个朋友说。结果约翰逊还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就让琼斯来听指示。

克雷博格办公室的卫生间夹在两个房间中间。拉蒂默说，约翰逊坐在马桶上，“他就喊：‘琼斯！’琼斯会说：‘哦，天哪。’因为他很讨厌这样”。琼斯拿起自己的速记本，来到卫生间。一开始，他还远远地站在门边。但约翰逊坚持要他开门进来，站在自己面前。“琼斯一边扭着头和鼻子，一边记他的指示。”

多年以后，约翰逊仍然热衷于强迫下属目睹自己排泄，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他“天性”的体现，是很不错的个性。而在其他人眼里，一位记者的评价恰如其分，“这部分是出于一种掌控的必要。就算是道格拉斯•狄龙
(8) ，要是跟着你进了卫生间，他的独立尊严也会受伤害的。”这的确是“掌控别人的好方法”。实践这个方法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琼斯。而那些旁观的人，知道约翰逊这么做是为了羞辱他，向他证明谁是老大。

琼斯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这种羞辱。这份工作是他实现抱负的唯一机会。他继续为约翰逊工作了两年。一九三五年，他攒够了钱，付得起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的学费了，就启程去了奥斯汀。走的时候，他和约翰逊关系还不错。约翰逊说，等琼斯读完法学院，他会遵守承诺，帮他找一份政府的工作。但他仍然头也不回地离去了。有个朋友问他为什么，他说，要是继续留下来，“他会被吞噬毁灭的”。

（后来，约翰逊和琼斯的关系恰恰说明，这个曾经的下属身上有约翰逊特别看重的品质。他信守承诺，帮琼斯找了一份政府的工作。一九三八年，琼斯在司法部做了一名检察官。后来他离开政府单干了，约翰逊也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林登后来遭遇了最重大的危机，一九四八年参议员选举中面临法务战争，于是他找到了琼斯，请琼斯在关键的申诉阶段加入他的法务团队，而琼斯也加入了。不过，申诉结束之后，两人之间就再没发生过工作关系了。

约翰逊和琼斯之间的关系，与他和拉蒂默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两个助理相比，琼斯更聪明能干。危急时刻约翰逊找到琼斯，也恰恰印证了他对琼斯能力的认可。另外，对这位手下观察了四年，约翰逊也一定意识到，琼斯是最最努力的助手之一。然而，除了后来有两次短暂的雇用关系以外，琼斯再也没做过他的雇员，而拉蒂默则大半辈子都在他手下工作。

这样的对比有什么深意？难道聪明能干还不足以让林登•约翰逊长期雇用一个人吗？加上勤奋也不够吗？事实上，从约翰逊开始大规模雇用手下就能看得出来，他最看重的，是顺从听话。约翰逊的雇员是不允许重视自己的尊严的，自傲也不允许。你需要完全服从约翰逊的要求，就是琼斯说的，“牺牲自己的人格”，完全失去“独立和个性”。否则，无论你多聪明勤奋，也是不能为林登•约翰逊工作的。）

(1)
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源于古希腊的古典建筑形式。

(2)
壁柱（pilaster）：当墙体的长度和高度超过一定限度并影响到墙体稳定性时，常在墙身局部适当位置增设凸出墙面的壁柱以提高墙体刚度。

(3)
迪克是理查德的昵称。

(4)
阿尔•卡彭（Al Capone，1899—1947）：美国黑帮成员，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间执掌芝加哥黑手党，使芝加哥黑手党成为最凶狠的犯罪集团。

(5)
坎农大楼的办公室后来重新编过号。克雷博格的办公室现在已经没有编号了，就在二四四办公室旁边。——原注

(6)
铂尔曼（pullman）：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一种豪华型火车，有非常精美舒适的内部装置。

(7)
原文为ladies' hotel，指高级酒店。

(8)
道格拉斯•狄龙（Clarence Douglas Dillon，1909—2003）：美国金融家、外交家、政治家，曾经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和美国财政部长，并长期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长。

•14•

罗斯福新政

为理查德•克雷博格工作了大概一年半，大体上来说，林登•约翰逊唯一能为之成功争取到权益的选民，只有那些退伍老兵。信件袋里装满其他各种各样恳切的求助，他却是爱莫能助。

圣安东尼奥之外的第十四区，是个农业之乡。对于农民们来说，经济危机早在一九二九年之前就来了。一战后，欧洲的粮食种植恢复，取得大丰收，美国粮食便开始滞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就成为农民的灾年。黑色星期四
(1) 之后，情况愈加糟糕。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下跌再下跌，直到创造了“几代人甚至好几个世纪都没见过的”历史新低。到一九三二年，农民们手里一蒲式耳
(2) 的小麦只能卖出二十五美分的价格，一蒲式耳燕麦和一蒲式耳玉米分别是十美分和七美分。这价格比殖民时期还要低。按照实际价值来算，有些农产品甚至回到了中世纪。农民们在被迫贱卖的同时，又因为制造品高关税高价等，被迫高买。一九三〇年，一个农民几乎要用整整三大车的农产品，才能买到一九二〇年一车东西就能买到的制造品。因为战争而膨胀的农作物价格诱使农民买了更多的地，添置了更多的机械，为了种植更多作物而欠了更多的债，而作物价格骤然下跌，要还清债务变得难于登天。事实上，为了买别的作物种子，农民又添新债。美国农场的抵押贷款，一战开始时是三十亿美元，到一九三〇年已经上升到一百亿美元。这些抵押贷款的利率很高，农民偿还不了。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为止的五年间，全美农民中每八个就有一个因为贷款或者交税上的违法和不良行为，被迫变卖田地财产。

整个二十年代，农民都在伸手向政府求助。但哈丁或者柯立芝政府却对这苦苦哀求充耳不闻。与此同时，东北部的工业家们的事业却躲在关税的保护墙后欣欣向荣。而这堵保护墙的建立恰恰是以农民们为代价的。牺牲品们眼睁睁地看着，请求政府做出关税改革。一九二七年，国会最终通过了关税改革的《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然而，柯立芝最终否决了这项法案，宣称里面的条款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历史学家弗兰克•弗雷德尔写道：“在否决该法案的当天，他签署了一项命令，生铁的关税又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一九二八年，国会再次通过《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又被柯立芝否决。一九二九年，柯立芝的商务部部长，主持建造了商务部大楼这壮观的美国商业圣殿的赫伯特•胡佛，以四十八个州中四十个州胜选的巨大优势，当选为总统。国会提出了新的关税法案，胡佛说，如果通过了，他也会否决。所以国会根本没费那个心思去通过。农民们请求政府为他们减轻债务负担，胡佛的回复是，联邦已经在提供抵押贷款了。然而，联邦负责抵押贷款的机构主管们似乎觉得自己是在运营一个企业经营的商店，各种贷款的条件十分烦琐苛刻。到一九三一年，借款人中每四个就有一个拖欠了还款，于是这个机构就忙着取消借款人们的抵押品赎回权。光是一九三一年，就有将近四千个美国家庭被政府赶出了自己世代耕种的农场。面对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胡佛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联邦农业委员会，有权高价收购农产品，以此来稳定价格。然而，农业委员会一边实施这项计划，另一边又在做着截然相反的事情。通常来说，农民都是美国最独立也最保守的群体，但现在就连他们也渐渐明白，问题的核心在于生产过量，就像一位作家写的，“过剩即浪费”。各个农场之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意见，政府需要对生产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农业委员会一边高价购入农作物，一边又拒绝限制种植规模，还鼓励农民多多种植。胡佛给委员会的拨款本来就不够，一用起来更是去如流水，在农业危机的旋涡中连响都没听见一声就无影无踪。事实上，这个委员会的政策，可能更加重了危机。（很多农民本来靠现在种植的东西都无法生存了，胡佛的解决方案竟然是号召农民自愿地减少种植规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众议院议员助理林登•约翰逊来到华盛顿的时候，美国农民面临的长期下滑已经变成突然的急转直下。很多农场被取消了抵押品赎回权，而执行者很多都是本身也濒临破产的农业银行。这样的农场数量达到了每月两万个。当年年底，四分之一个密西西比和三分之一个爱荷华都被拍卖。更有甚者，如威廉•艾伦•怀特写道：“就算有人没抵押自己的农场，就算危险并非迫在眉睫，他也一定活得捉襟见肘。每个农民，不管他的农场有没有抵押，心里都清楚，按照今年的农产品价格，迟早都活不下去……”

得州第十四选区绵延三百多英里长的南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都被隔绝于席卷美国乡村的绝望之外。深达一米多的肥沃土壤，出产了大量的作物，调节了棉花价格的下跌。一九二九年，努埃西斯县，选区的南部中心，出产了四十二万四千捆棉花，成为美国所有郡县棉花产量之首。另外，作物运送到市场也容易了很多。往欧洲和东海岸去的船只可以在距离棉田不远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港口停靠，货运和时间成本都被降到了最低。“很多时候，”《科珀斯克里斯蒂通信报》欢欣鼓舞地宣称，“棉花都是上午采摘轧好，同一天就能打包装载好运送出港。”就在大萧条的头一年，棉花购买商还持续地进驻这座海港城市港口崖壁上高高的写字楼。然而，一九三一年，墨西哥湾平原上雪白的棉桃盛开时，全世界的仓库中都还堆满了一九三〇年没卖出去的棉花。停靠在海港边的船只寥寥无几，价格下跌到六美分一磅，还不够下一年继续种植的本钱，而且就连这个价格也很难找到买家。一九三一年，墨西哥湾边只运出去三十三万捆棉花，其中五万六千捆还一直没找到买主。这片区域数以千计的商品果蔬农场生产的洋葱、番茄和西瓜，那年的价格也都跌到谷底，农民们干脆懒得采摘，任由其烂在枝蔓上。

其实，大萧条的“人肉”证据很早就悄然降临科珀斯克里斯蒂，因为墨西哥湾沿岸的每个海滩都通了铁路。铁路负责方似乎很忠于职守，南太平洋公司就吹嘘说，一九三一年，沿线的公司侦探就赶了六十八万三千名游民下车。然而，北方来的车厢角落或者下方，总还是藏着很多偷偷前来的人们，他们会在科珀斯克里斯蒂下车，因为这里是铁路的终点。有那么一阵子，当地的居民似乎觉得大萧条怎么也不可能降临到他们身上。后来，随着铁路而来的游民数量多到无法忽略，他们求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当地人建立了流动厨房，“为那些要饭的陌生人提供吃食……好让他们不要接近居民区”。他们对这些温饱成虞的人，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然而，一九三一年，仓库的棉花卖不出去，番茄大片大片地烂在地里，流动厨房里排队的已经不仅仅全是陌生的面孔了，就连海湾沿线那些富有的农民都开始欠债。当年年底，第十四区两万农场中，一半多都背上了抵押贷款。现在也到还债的时候了。农民们每天都看着邻居的房子被贴上公开拍卖的标签。这些邻居和他们一样努力勤奋地劳作，结果被迫把家什细软高高地堆在车上，带着一家老小黯然远去。他们的妻子在哭泣，小孩子一脸困惑茫然，而大一些的孩子则羞愧地扭着脸。有些人一去便杳无音信；有些过段时间又再见了，却觉得还是不见的好：他们看到过去的邻居和朋友，住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罗布斯敦或者艾丽斯的简陋棚屋里，每天都找短工，得过且过。这些男人走投无路，大雨倾盆泥泞不堪时他们也愿意辛苦地摘棉花。摘棉花的时候必须双膝跪地，所以，过去地里泥泞的时候，是从来不摘棉花的，至少白人不会。而这些流离失所的南得州农民，现在就算在泥地里工作，也养不起家了。“我儿子和我周六工作了整整九个小时，挣了九十美分，也就是说每人每小时挣五美分。”一个自称前中产阶级的男人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去接受救济。这些骄傲的得州佬啊，寻求救济是多么羞于启齿的事情，只有真正变卖了所有东西，走投无路了，才会走到这一步。很多人出现在红十字会或者救世军面前时，都已经虚弱得踉踉跄跄了。他们真的是等到快饿死了，才不得已前来的。（据救世军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要不是不忍看到妻子挨饿，很多男人是绝对不会来的。）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之间的冬天正步步逼近，住在棚屋里的家人们除了需要果腹，还需要暖气和棉衣。当地红十字会的会长、L.D.贝里夫人号召大家捐出旧的炉子，并且清楚地说，是烧柴的炉子，“不需要汽炉，因为这些人家烧不起燃气。”棚屋里的家庭相比有些家庭还算幸运的了，至少还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家都开始风餐露宿了。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害怕冬天没地方住自己就会一命呜呼了，于是积极争取去别人家当保姆换取食宿。救世军清空了一个曾经堆满棉花的仓库，在那里支起了五十张简易的小床，几百个人排起了长队要在那床上躺一躺。需要帮助的不仅是老人，还有孩子：他们在长身体，衣服和鞋都不够穿了。贝里夫人开始到各个学校去问孩子们，每天他们都吃什么。得到回答以后，她宣布，红十字会必须马上开始每天为五百名在校儿童提供至少一顿饭。

但红十字会没钱。救济款捉襟见肘。胡佛总统认为，联邦政府对救济的任何参与，都会削弱国民性，所以救济都是当地的市政和私人机构在做。冬日逼近，不管是第十四区的行政机构、红十字会、救世军，还是当地的一些救济组织，全都没钱了。流动厨房的食物里再也找不到一丁点儿培根和洋葱，饥饿的人们能吃到的不过是淡而无味的豆子。救世军每天的人头口粮钱下降到了一美分。拨款真的已经用得精光了，而流动厨房前排的队，却越来越长了。

林登•约翰逊来到华盛顿的时候，选区人民的傲慢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都在向政府请求帮助，请政府参与到救济拨款中，请政府为抵押的农场提供支援资金，请政府稳定作物价格；另外，由于“过剩即浪费”的状况，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争取控制农产品规模。每天上午打开的邮件袋中，都透露着深深的绝望气息。

好像每个议员的邮件袋中都透露着深深的绝望。全美国的人都在请求政府提供帮助。绝望从乡村的田间埂头，蔓延到城市的大街小巷。芝加哥有六十万人失业，纽约的失业人数更是高达八十万。美国的男性失业总人数在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之间，而很多男人背后，是一整个穷困潦倒的家庭。每天都有很多证人在国会各个委员会面前宣称，私人慈善机构已经没有资金了，本来想要承担重任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款项也消耗殆尽，急需联邦政府拨款。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挨饿，濒临死亡。当年议会召开时，不仅在华盛顿各个委员会的会议室里有人提醒国家困境，大街小巷也遍地都是，有两万五千个人在提醒。他们都是一战时期的老兵，身无分文，只好选择在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游行。他们的表情那么认真而悲壮，和年少时在战场上拼杀时一样。他们都带着妻儿住在废弃的仓库和空空如也的商店中，有的在公园搭帐篷。那时候的“华盛顿特区，如同某个战时被围困的欧洲国家”。

然而政府给予的帮助可谓杯水车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立法机构不听劝告，我行我素地照常休假两个星期，一月份再回来时，又开始了七个月无休止的争吵和拖延，只有遇到华盛顿老兵“酬恤金进军事件”时才慌了神，有了点人样。衣衫褴褛的老兵们接近的时候，有的议员甚至撒开腿跑了起来。一九三二年七月休会的时候，国会唯一为农民提供的还算可观的帮助，就是增加了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联邦抵押拨款。但比起真正的需求，这些钱可谓九牛一毛，实在是毫无意义。而且，尽管各个农业组织再三恳求，抵押贷款的利率和条件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在国会面前一再呼吁，当务之急要立即增加救济款，结果议员们竟然抓着一些微小的细节不放，讨论了几个星期，又拖延到几个月，最终通过的法案条款实在吝啬得像铁公鸡，一个四口之家每天平均分到的救济款不过区区五十美分。至于至关重要的税收和关税改革法案，特殊利益集团也在各个条款上极尽挑剔苛刻，各个州之间的关税提案被互相推诿，悬而未决，直到五月份，一名参议员忍无可忍，当场大吼：“我们都疯了吗？难道大家都不知道，要是我们这周拖到下周，全国都会爆发恐慌，天下所有的关税都会不复存在吗？我们现在还坐在这儿，为一些蝇头小利算来算去……‘我的州！我的州！’我的天哪！谁又想过，‘我的国家’！要是你的国家分崩离析了，你的州又有什么好处！”《论坛》杂志发文评论，几个月来，“全国上下都带着某种深重的烦恼，希望在这水深火热之时，国家的立法机构能够采取某种行动来解决国家财政的危难。而不管这行动是好是坏，还是漠然置之，立法机构的‘精彩表演’，都如同跳梁小丑，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一位专栏作家更为简单明了地将众议院称为“猴议院”。就连一些议员自己都抱着这样的情绪和看法，亚拉巴马州的迈克达菲议员宣称，“议员政府已死”。

而政府行政机构的领袖是如何行事的呢？游行的老兵们请求赫伯特•胡佛接见游行代表，结果他传话推说自己太忙。白宫加强了巡逻警力；附近的街道树立了路障进行交通管制；《纽约每日新闻》的新闻大标题赫然写道，“胡佛自锁白宫”。七月，总统先生派美国军队，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和催泪弹，把老兵们赶出了华盛顿。

他对待大萧条的手段也是同样残酷无情。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他说，“情况非常好”。一九三〇年三月，他说最坏的情况六十天内就会过去。五月，他预测说秋天经济就会恢复正常。六月，面对市场又一次暴跌，他告诉前来白宫请求某项公共工程的代表：“先生，你来晚了六十天，大萧条已经过去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日，他给国会致辞，说：“经济的基础力量并未削弱。”有人质疑这句话，说那么多失业的人都沦落到在街角卖苹果的地步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大言不惭，他说：“很多人都是辞职来卖苹果的，因为这样更赚钱。”他的秘书提到，总统开始将很多批评意见划为“不爱国”。一九三二年，他的态度依然强硬。当年四月，他特批一位白宫访客报道说：“情况越变越好。总统正因为经济好转而情绪高昂。”各路代表团来到白宫，请求他为联邦直接救济拨款背书，或者增加公益事业上的花费，他拒绝了。“只要我还坐在这个位置上，他们就别想得逞。”他说。总统先生见不得人们痛苦的样子，所以从来没去视察过那些等待分配救济食物的队伍，也没去过救助站。总统的豪车从街上那些卖苹果的人身边呼啸而过时，他从来没转转头好好看看他们。《时代》杂志，和总统站在同一阵线，并保持欢欣鼓舞的舆论姿态两年多以后，一九三二年也开始转了话锋：“这个国家的穷人们已经撑过了三个艰难的冬天，却没能等来联邦财政一分钱的直接救援。”胡佛却说：“没有人真的在挨饿。比如说，那些游民，吃得前所未有地饱。纽约一个流浪汉，每天能吃上十顿饭。”

他自己的确没挨饿。他认为，总统厨房削减开支会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士气，于是饮食上继续维持着白宫有史以来最奢侈的标准。就算只是和妻子卢两个人共进晚餐，也都要上满七道菜。胡佛总要打着正式的黑色领带，正正经经地吃这顿饭，而走廊上穿着蓝色制服的执勤军人们则像仪式般地执行任务，管家啊，男仆啊，所有人都经过精挑细选，身高相当，站得如同雕塑般一动不动。“完全鸦雀无声，没有允许决不能动。”

国会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论，终于通过了一项公共工程法案，而总统说，这项法案“对公共财产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洗劫”，并且警告说，“我们不能通过自我挥霍来追求繁荣”。本来政府给南部干旱地区拨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用于动物饲养，这样家畜家禽也能和人一样吃饱，国会试图再增加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款项，结果被他拒绝了：“不能通过对公共财产的牺牲来取得繁荣。”最终，他似乎也有所动摇，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结果他采取的行动就是建立了“复兴金融公司”，被评论家讥讽为“大公司的救济线”，因为这个公司所着重挽救的，是各大公司、铁路、保险公司和银行（总体来说都是大银行，对小一些的金融机构则视而不见）；一九三二年，国会反总统之意而行，施加压力，要通过一项涉及该机构拨款三亿美元救济金的法案，这时候“复兴金融公司”对大萧条中的苦难群众的态度便一目了然了。公司故意拖拉推诿，这样各州能收到的钱总数只有三千万美元，是公司总裁拨给自己银行救济款的三分之一。外交家和政治家布雷肯里奇•隆恩说，赫伯特•胡佛“硬是厚着脸皮，不让美国政府拨一分钱给挨饿的美国人”。一九三二年秋天，胡佛来到乡村地区进行竞选活动，寻求连任，一路走过那些四年前他当选后就再也没涉足过的地方，他受到的“接待”是历任美国总统都没“享受”过的，就连内战尾声时，林肯到里士满也没有这种待遇
(3) 。总统专列在底特律进站时，车厢里的人们听到数千民众的喉咙里同时发出声嘶力竭的、有节奏的喊叫。有那么一瞬间，他们还以为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紧接着就听清了他们喊的内容：“吊死胡佛！吊死胡佛！吊死胡佛！”警察里三层外三层地隔离和驱散愤怒的人群，特勤人员赶忙护送总统上了一辆专车，驱车超过六英里来到奥林匹克体育馆。总统的竞选车队风驰电掣，专车里的人们透过厚厚的车窗玻璃看到，一路上围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用当时亲历者吉恩•史密斯的话说：“很多人完全沉默不语，面色阴沉；只偶尔有几个人摇晃着拳头，呐喊着听不清的话语。”在圣保罗，总统为自己对待游行老兵的态度辩护：“谢天谢地，华盛顿还有个政府明白怎么处理暴民。”人群爆发出一阵怒骂和咆哮，带着狂怒与愤恨，特勤组的队长一下子惊出一身冷汗。总统专列在自己的国家行进，一路上挨了很多鸡蛋和番茄。四年前，四十八个州他赢了四十个；一九三二年，他只赢了六个。

那时是一九三二年的十一月，虽然民怨已成鼎沸之势，胡佛的总统仍然要当到一九三三年三月。这意味着人们还要在他的统治下经历一个漫长的冬天。十一月还有一百五十八名议员也同时落选，但他们还要在议员的位子上坐到三月份。

那是个绝望的冬天。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无能的国会重新召开，本来议员们都以为，老兵游行时的催泪弹已经把没有工作的穷人吓得不敢再来华盛顿闹事，结果有个大大的“惊喜”等着他们。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密密麻麻地站了两千五百个男女老少，大喊着：“填饱穷人的肚子！征富人的税！”警察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抗议者们驱赶到纽约大街上一个“拘留营”，没有食物和水，人们在大街上熬过了寒风刺骨的一晚，还要忍受卫兵的讥讽嘲笑。之后，凡是议会开会，前面都要站两排手拿长枪的警察，站满国会大厦的台阶。在警察们的保护之下，漫长的冬天持续了几个月，国会还是一如既往地和大萧条开始时一样，装聋作哑，推诿拖延。颓废阴郁的气氛中，几十个救济方案都陷入僵局；国会却还在长篇累牍地讨论要不要啤酒合法化，其中百分之多少应该含有酒精。至于白宫的主人，则抓紧过渡时期进行各种运作，要将继任者捆绑在自己那些名声败坏的政策上。《时代》杂志将其称为“拒绝总统”，他的各项政策和项目倒是有个优点，就是持续性很强；他发表的第四篇“国情咨文”和前面三篇一样，倡导政府精简开支，制定平衡的预算。唯一的新提议，就是增加一项营业税，征税对象是那些最最承受不起的人群。经济情况如同天气一样急剧恶化，申请救济的队伍越来越长，救济机构艰难支撑，摇摇欲坠，几近崩溃，他却仍然吝啬联邦政府的帮助。

人们逐渐看清了，政府给不了他们所需要的领导力，整个美国开始响彻饥饿的号叫和呐喊，举行各种游行示威。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七千个男人列队往州政府行进，要“建立一个属于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市的州议会被四千个男人占领；五千个男人进入西雅图的市政大楼；芝加哥，数千被拖欠工资的教师冲进各大银行；纽约联合广场举行了一场共产党集会，吸引了三万五千名观众。

* * * * * *

城市里的暴动虽然来得猛，去得也快。而在美国的乡村地区，反抗的星星之火虽然只是断断续续地燃烧，却从未间断，渐成燎原之势。是的，就是在乡村地区，那些平民党的后代，“联盟人”的后代。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农民们一直在寻求关税改革，寻求铁路和银行的规范，寻求政府贷款和银本位的推行。他们希望政府能帮助他们，抗击那些强大到他们自身无法抗击的力量。而半个世纪以来，政府都对他们的恳求充耳不闻。现在，饥肠辘辘的他们再次提出请求，类似的话语三十六年前就曾在芝加哥上空飘扬，那时候观众们举着的银色旗帜曾在风中猎猎作响。俄克拉荷马州一位牧人告诉议会的一个附属委员会：“我们会向东去，我们要隔绝东部，让东西部隔绝开来。我们有粮仓，我们养了猪牛羊，我们种了玉米，而东部除了我们抵押的地产一无所有。就让他们看看咱们的本事。”他们的请求如同往常一样石沉大海毫无回音，议会通过的有关农场的立法被胡佛称为“完全行不通”（从各种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他根本没费心去弄懂这项立法），并且广而告之，说他会否决。于是这项立法被参议院给毙了。这一次，农民们举起了铁叉和枪械。

前一年的夏天，在六十五岁的米罗•雷诺（他曾经是早期平民党的成员之一）的领导下，爱荷华的农民们高唱着“我们农民要放假／放得一天都不差／自己出的小麦火腿鸡蛋自己吃呀／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去啊”，拒绝给本州的港市苏城提供牛奶，那里的分销商们用两美分从他们手里购入牛奶，转手就卖出八美分。不仅如此，罢工的人群还用高高的电线杆和木头堵住了通往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路。同情农民的电话接线员向他们发出警察接近的警告，所以人群提前做好了准备，先发制人地解除了警察的武装，把他们的手枪和警徽都扔进了玉米地。这项运动还扩展到其他地方，很快爱荷华州首府得梅因，西南部城市康瑟尔布拉夫斯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都成为孤岛。在康瑟尔布拉夫斯，警察逮捕了六十名起义者，结果上千名农民群情激奋，挺进监狱，释放了他们。当时热火朝天的叛乱已经渐渐平息，但现在，在这青黄不接的绝望之冬，叛乱的火焰渐渐在美国的乡村地区蔓延。在爱荷华，一群狂怒的农民，摇晃着手里的绳子，威胁要吊死一个前来止赎农场的律师。在堪萨斯，一个刚刚完成止赎流程的律师被发现尸陈田野。内布拉斯加，二十万负债累累的农民集结起来，领头的宣布如果无法从议会得到帮助，他们就会行进到州议会，拆掉那里的每一块砖。一名法官，刚刚签署了同意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文件，就被穿黑T恤的义务警员给拽下了座位，蒙上眼睛，开车运到某个荒凉的岔路口，剥光衣服，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打。在美国农业区的很多县法院，这样的事情不断重演：止赎的农场被拍卖时，就会有一群群手持武装的农民出现在法院；本来想要出价的人被推来挤去，直到毫无收获地离去。于是农场的“出价”就只有一美元或者两美元，回到原所有者的手里。对那些维持社会秩序的机构与公共权威部门，劳苦大众的尊重和敬畏正在逐渐消失殆尽。

一九三三年二月，全国的银行开始逐渐关闭。大萧条爆发以来的三年中，已经有大约五千五百家银行被迫关闭。剩下的一万三千家中，称得上运作良好的也寥寥无几。存款数额一共是四百一十亿美元，而总共能拿出来的现金只有六十亿美元。要是储户大规模地前来支取，他们只能卖一些已经大大贬值的抵押品和证券。现在已经有点苗头了。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密歇根州长威廉•柯姆斯多克被告知，底特律的联合监督信托公司濒临破产边缘，这个公司如果真的破产，这座城市所有的银行都要跟着遭殃。下面的人建议他宣布全州银行业暂停运转。半夜的时候他同意了，签发了一个公告，关闭了密歇根州的五百五十家银行。

密歇根的银行正在垮台，于是全国的银行柜台前就突然出现了长长的队伍，储户们都要快点把钱取出来落袋为安。二月二十日星期一，巴尔的摩信托公司就给出了一百万美元，星期二则给出了两百万美元。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这家银行仅在一天内就被储户支取了六百多万美元。马里兰州长阿尔伯特•里奇关闭了全州两百家银行，是继密歇根之后银行业垮台的另一个州。二月二十六日，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和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宣布，每天的取款不得超过存款的百分之五。第二天，俄亥俄州上百家银行的门口就配备了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旁边的肯塔基州，银行也开始实行类似的限制条件。到三月一日，一共有十七个州焦头烂额的州长们宣布银行“放假”。到三月三日中午，堪萨斯和明尼苏达的所有银行都关闭了；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州也开始了这个过程。在纽约中央车站对面，储户们排起长队，要从世界最大的储蓄银行鲍里银行取钱。芝加哥的银行家们清算着自己缩水的库存，发现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各个银行总共被支取了三亿五千万美元。美国的两个金融支柱城市正面临可怕的混乱。

那些曾经看起来最为安全的农业地区，也面临着混乱的威胁，比如林登•约翰逊的那位议员所代表的一个区域。整个墨西哥湾沿岸，叛乱的火焰正呈蔓延之势。一九三二年那个绝望的冬天终于接近尾声，农民们跟往年一样，向当地银行申请购买春季种子的贷款，结果银行说无钱可借。很快，这句声明的残酷真相就以无法接受的方式展现在他们眼前：还在某家银行有存款的农民，突然听说，这个银行关门了，破产了，钱取不出来了。

对于得州南部的农民来说，社会仿佛一件衣服，每一条线每一根丝都正在被撕扯破坏。有个关门的银行里存着科珀斯克里斯蒂各所学校的钱，银行一关门，学校也被迫关门。别的依靠财产税运营的学校发现，税收锐减，已经发不起教师们的工资了。反正很多孩子都不上学了。他们必须去家里的农田里帮忙，干着脏活累活，每小时挣上一分钱。本来，这些农民非常看重孩子的教育，结果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无法接受教育了。

现在，还没遭遇变卖家产的噩梦的农民可谓凤毛麟角。一九三三年，在曾经富庶的努埃西斯县，只有百分之三十八（也就是说大约每三个中有一个）的农民能交得起税。很多人已经整整三年没交税了，于是利滚利，债累债，罚加罚。他们面前仿佛有个逐渐扩大的深渊，深不见底。前一年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们还能去申请救济，这样至少家人不会挨饿。现在就连救济机构都没有资金了。二月，救世军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分支宣布，到五月份，机构的所有资金就消耗殆尽了。

政府帮不了，或者说不想帮。地方政府拿不出钱，因为他们真的很穷。而州政府则被平民党人口中的“利益集团”把控着。一九三三年一月，努埃西斯县的农民们加入了整个得州农民的反抗队伍，要求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为救济用途而筹款，法案被否决了。一九三三年一月和二月，议会的一小群平民党人共提出了十一项暂停纳税的法案，而议会却为了省事，把十一项法案拿到一起来处理，在二月十一日那天全部进行了否决，就算在几天以前，议会还接到消息，要是不停止赋税，数以万计的得州农民会失去他们的农场。祈求国家政府提供帮助是早就没希望的了。农民们意识到，任何政府都无法给他们提供帮助，只能自己帮助自己了，就算违法犯罪，也要生存。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是“止赎日”，那些止赎的农场就在努埃西斯县法院的台阶上进行拍卖。三月七日刚好是这样一个星期二，按照安排，要拍卖二十五座农场。二月二十五日的一次集会上，有个人发言说，“我知道你们是来这里看大片土地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得到归属的”，而听众是一千五百多名前途暗淡、神情冷酷的农民，他们发誓，三月七日那天要出现在法院，带着枪杆子。那一周，全美国农村地区各个县政府，都有农民发了类似的誓言。全国上下起义的火焰都在熊熊燃烧，而政府似乎无能为力。正如詹姆斯•伯恩斯所写的：“空气中笼罩着危机的阴云，但是危机的节奏很奇怪，不太连贯。先是爆发在某个西部城市，然后又在数千里以外的南部爆发。这比军队入侵还要糟糕。似乎处处都有危机，又似乎哪里都没有。因为危机存在于人们的心里，是一种恐惧。”

三月二日，一列火车缓缓开进华盛顿联合车站。两个儿子扶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站起来，调整好他腿上沉重的铁支架，好让他站稳。他全身都倚在两个儿子身上，甩着空荡荡的裤管下细得可以忽略的双腿，朝前走着。这对他来说实在难于登天，刚走了一分钟，眉毛上就渗出细密的汗珠，不过好歹让人们觉得他是在走路。他在联合车站密集的闪光灯中下了车。三月四日，他甩着两条残腿，登上国会大厦前树立起来的白色高台，告诉全国人民，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整个演讲的过程中，他的表情很严肃，很冷峻，阿瑟•克罗克报道说：“冷峻到令很多多年的老朋友都觉得陌生。”但演讲结束后，他往后扬了扬头，突然露出他那灿烂自信的笑容。）

首先，他停止了银行业的危机。

罗斯福发表就职演说之前的清晨，美国所有的银行都关门大吉。但如果能寻回储户的信心，大多数银行还是能重新安全开张的。首先要努力来寻回他们信任的，就是立法机关。罗斯福政府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司法部为重新开张的银行提供有效的证书，保证这个银行的实力。要是某个银行资金不足，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据银行能抵押的资产，借贷相应的资金。不过，最让储户信心大增的，还是这位总统自己的信心。当他面对危机露出微笑时，所有的苦难便仿佛灰飞烟灭。短短一天，这项法案就成功通过。三月十二日，富兰克林•罗斯福主持了第一次“炉边谈话”。“我想聊几分钟关于银行业的事，”他说，“如果人们发现能从银行取到钱，而且是想取的时候就能取到，那么恐惧的幽灵就能烟消云散……我向你们保证，把钱放在重新开张的银行，比藏在垫子下面安全。”第二天上午，银行纷纷重开，而取钱的长队消失了。储户们迅速地把钱存了回来，事实上，一天之内，光是在联邦储备银行，存款对取款的盈余，就超过了一千万美元。

接着他开始着手处理农业危机。

这危机不像银行危机一样，是几个星期之内发生的。这是几十年的事情。中间偶尔因为世界大战等契机经历过几次繁荣，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农民的状况都在逐步恶化。但罗斯福处理农业危机，并非迫不得已，而是有着强烈的自主意愿。三月十六日，上任十二天，他就把有关农业的立法，加上一条特别的信息送到了国会。

这条特别信息一共五段，大概是祖祖辈辈的农民们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的话。“你我携手应对紧急情况，恢复银行秩序，与此同时，”他告诉国会，“……我觉得在别的方面采取措施，也同样至关重要……其中一项……就是致力于提高我国农民的购买力……同时极大地缓解农业抵押的压力……”同样至关重要，和银行同样至关重要！几代农民都一直在乞求政府和重视银行等机构的问题一样重视他们的问题，他们卑躬屈膝地希望政府能够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让他们得到和储蓄机构一样的帮助。现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政府终于给予他们应有的重视了。

法案中的条款也是农民们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终于有政策来解决“过剩即亏损”的状况：如果农民减少生产规模，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而这个钱来自一项税收，征税对象是那些从农民身上赚了不少钱的加工商、分销商和投机者。法案中还特别规定了公平原则。那些年长的平民党人看着法案的第二部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国会在此宣布政策，要建立和维持农产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并且将重新对农民出售农产品定价……和战前的购买力相当……”比具体条款意义更为重大的是，这五段信息传达的情感和语气，和胡佛、柯立芝与哈丁的高傲自大形成鲜明对比。新总统不确定自己将要做出的这些尝试和努力是否能发挥作用，他说：“我想坦白地告诉你们，这是一条全新的、无人踏足过的路。”但他还是要去尝试、去努力。“我也同样坦白地告诉你们，前所未有的状况，就需要采用新方法和新举措。”他说，如果这些举措不起作用，他会第一个承认，然后再做出其他的尝试。

三个星期以后，又有了另一条信息。一些传承着平民党精神的进步人士说服了总统，前面那条法案还不够，于是罗斯福又提出了另一项法案。“我请求国会颁布具体的立法，处理抵押贷款和这个国家的农民面临的其他债务问题。”他说。提议的立法有着革命性的概念，会动用联邦信用机构降低农民们正为抵押贷款偿付的高利率，并且延长还款的时间。从范围和规模上来说，这项立法也具有革命性，甚至有非常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政府会拿出总共二十亿美元的资金。这项立法也非常巧妙，富有独创性：通过繁杂具体的条款安排，首先减轻了财政部、银行和其他抵押贷款债主的负担，他们可以用那些还未还清的抵押品来交换联邦土地银行的债券，利率达到百分之四。银行当然乐于进行这样的交换，因为这样至少能保证百分之四的收益，总比手里一直拿着谁也不愿意买的农田好。这项立法也非常公平：

全国各地的农民无法偿还债务，因为众所周知，他们的作物价格与债务完全不在同一个等级上……（罗斯福语）

联邦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补助资金偿还相关债务，这样能够更好地调整债务状况，减少利率。很多利率都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和健全的公共政策相悖。另外，通过对分期偿还的临时调整，能够给农民足够的时间，重建他们的信心和希望，让他们相信自己最终能够完全拥有自己的土地。

有的进步派觉得他还做得不够。毕竟，一八九二年，平民党还要求了通货膨胀与恢复银本位制度。现在，俄克拉荷马的参议员艾尔莫•托马斯和蒙大拿的参议员波顿•惠勒又重拾起平民党倒下的旗帜，再次开始农民们整个二十年代的抗争和要求。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做过竞选助手，严肃认真的高个子托马斯说：

农业不要求以五美元为基础的美元制度或者不健全的美元制度，但更为反对保留以二十美元为基础的美元制度。一九二〇年五美元的购买力，到一九三三年已经变成二十美元，这绝不是健全的美元制度。

一开始，罗斯福比较犹豫。（“波顿啊，”他对惠勒说，“一八九六年，布赖恩可是毙了银本位政策的。”）接着他让步了，接受了改铸货币与轻微通胀的修正案。参议院整整讨论了五个星期，想尽一切办法来拖延，但在罗斯福面前却泄了气。一个保守共和党支持州的参议员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以十六万的多数票当选的。我们之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信心，现在仍然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信心。”五月十日，参议院通过了涵盖面甚广的《农业救济法》，五月十二日，总统正式签署，法案生效。数十年来，农民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产一步步败落萧条，一直在争取和祈求《农业调整法》中的各种措施，而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什么为他们着想，能发挥持续作用的法案。富兰克林•罗斯福本来承诺的是“百日新政”，结果他只用了六十九天。

五月十三日，林登•约翰逊再次打开那些来自选区的请求帮助的信件时，他不再爱莫能助了。

* * * * * *

新成立的农业调整署，任务非常紧急。他们需要减少种植规模，而眼下春天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美国北部扩散，快要遍布全国，越来越多的作物正在被种植下地。可以说，农业调整署是在与太阳赛跑。这个署选址在农业部巨大的南楼中，成立得如此匆忙，规模又很大，预想中的组织问题一一发生。职员们焦头烂额，守在自动制表机前制作着一张张卡片，每张卡片代表一位农民，他名下的农场，以及他和政府复杂的减产作物协议。四月份还不存在的农业调整署，到五月底已经有了五千名员工。七层高，三个城市街区那么大的南楼成了办公桌的海洋。长达好几英里的走廊里挤满了棉农、麦农和奶场主的代表，还有批发商和加工商，农场主代表和记者。新机构的高层有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主要分为讲究传统的农耕派和有新愿景的改革派与城市律师，一位见证者说，分歧导致双方都在“运用任何组织中狂热分子可以采用的最可悲最下作的手段，让文件或讨论陷入僵局，或者无休止地讨论烦琐的细节，或者用官僚程序或各种拖延的手段进行推诿或直接枪毙”。机构中恶心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因为农业调整署并不属于公务行政系统，而成员中又有很多政客。小规模的冲突和争论是机构的日常，各个机构之间相互踢皮球，要么之前商量好的事情一夜之间全部作废。他们的工作还部分外包给别的机构，权责是否交代清楚都成问题。另一位见证者说，农业调整署是“每个人都感到绝望但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繁杂的魔鬼机构。

在这样一个迷宫中摸索前进的道路，林登•约翰逊是需要自己议员的帮助的。但春天的时候，咱们的克雷博格先生都要在燃树俱乐部打高尔夫。（反正这位先生也不会愿意和农业调整署合作的。建立这个机构的时候他就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激进机构”。约翰逊之前就告诉过他，选区来信显示了对新政三十比一的支持率，他投反对票绝对是无效的，因为法案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同样的话议员的好朋友，识时务的罗伊•米勒也说过，但克雷博格还是一意孤行地投了反对票。）

于是约翰逊只好自己摸索，或者说干脆自己铺路。给农业调整署的某个官员打电话时，他会自我介绍说是“来自农业委员会的克雷博格议员”，请该官员全力协助他的助理林登•约翰逊，那之后不久，约翰逊秘书就会出现在该官员的办公室。

别的秘书也会用类似的办法，打电话的时候直接报议员名字来寻方便，只是做不到林登这么厚颜无耻（也不会那么频繁，现在林登几乎每通电话都会自我介绍说是克雷博格议员）。不过，寻到了方便以后，林登所做的事情却非比寻常。“他脸上总是挂着谦恭顺从的微笑，”一位十分敏锐的见证者汤米•科克伦当时身在华盛顿，他如此评价约翰逊，“但是，很多人都能这样谦恭顺从地微笑。他身上还有些别的什么。不管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林登都会表示同意。事实上，他会在那个人提出观点之前，就提出与之一致的观点。他能看透一个人的内心，搞清楚形势，并且一击即中……”他击中了所有人。离开某个官员的办公室时，他从来都是满脸堆笑，和官员的助手与秘书谈笑风生。很快，整个调整署，从上至下，全都十分乐意为他提供帮助。

他一边从官员这边寻求帮助，一边也在敦促农民配合政府。新政比较复杂，农民们一时搞不太清楚，而政府居然还承诺，如果铲掉作物，就会给他们钱，这就让农民们更难以置信了。所以全美国的农民都很犹豫，迟迟不愿和调整署签订相关的合同。农业调整署本来指望农业推广服务在各个县的基层机构给农民进行一些新政的宣传和教育，结果这些机构的很多人也都搞不懂新政，而有些来自共和党的保守“老油条”则不愿意和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合作。林登•约翰逊亲自承担起自己选区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在一三二二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不厌其烦地给相应的机构打电话。如果听说哪个颇有声望的农民有所犹豫，他就亲自给那个农民打电话。一九三三年，罗斯福相继发出两次号召，希望农民们配合新政，但减少棉花种植的合同签订进展还是非常缓慢。七月十一日，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被迫宣布，如果合同签署数量不能翻倍，那么这个项目只能取消。华莱士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第十四区的签订数量早就远远超过了指标。来自其他选区的申请和铲除合同要么被拖延处理，要么就在硕大的南楼遗失了，因为本来应该处理这些文件的办公室已经不再处理了，好像也没人知道该转给谁。而约翰逊却“门儿清”，他会确保自己选区的申请与合同被送往正确的办公室。他也会亲自来到那个办公室，把相关的文件放在一摞摞等待处理文件的最顶端。每份申请和合同要转手十几个不同的办公室进行批准，因此别的选区的文件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来处理。而约翰逊会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跑，于是第十四区的申请和合同会在几天之内获得所有的批准并寄回。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白宫举行的一场仪式上，罗斯福总统展示了农业调整署为铲除棉田开出的第一张支票，接收人是农民威廉•莫里斯，来自第十四区的努埃西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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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棉花的收入让得州南部的农民每个月能付得起抵押还款了，但要还上原来那些欠款还是不够。罗斯福当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建立了联邦土地银行的抵押贷款补偿机制，但还没能正常运转起来。这是比铲田更复杂的事情，而且还需要对每座农场单独进行估价。光是九月的前三个星期，就有两千六百三十一名绝望的得州农民到联邦土地银行的休斯敦办公室申请资助，而这个办公室的评估人员只有九个。在这个机制运转起来之前，很多农民都要失去自己的农场了。本来银行和抵押公司那里的农场已经过剩了，卖也卖不出去，要是能拿到欠款，他们当然不愿意再多收农场。然而，到了秋天，他们觉得等不下去了。十月，第十四区与六十七个农场被贴上了止赎的通知，对于这些农场来说，罗斯福的拯救计划为时已晚。

当时正是国会休会期间，这个区的议员也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家中。农民们去寻求帮助，想开个会商量对策。议员一点也不想开，觉得自己帮不了他们。可是秘书却说应该开个会，他已经想了个计划。

只有拿出新的抵押品，才能说服抵押公司继续等资金。农民们觉得他们也拿不出什么抵押品了，从传统的眼光来看也的确是这样。他们的积蓄，就连压箱底的那些，也早就花了个精光；每一寸土地，甚至连每一台机器都已经抵押出去了。但林登•约翰逊想出了新的抵押品：还没有种植的作物。他认为，每个农民都应该同意，让债主拥有一九三四年收成的三分之一，来换取一年的延期还款。通常说来，抵押公司是不会同意这么虚幻的交易的，但约翰逊觉得，目前的情况下，要是他们确信延期就能拿到钱，不管是眼下的连本带利还是之前的欠款，他们是一定会答应的。约翰逊还想了个十分创新的办法，让农民们能拿到足够的钱去还拖延的欠款。在年景好的时候，墨西哥湾沿岸的肥沃土壤曾经让农民们富甲一方。而约翰逊想在年景不好的时候，也利用这肥沃的土壤来帮助农民。他想让联邦土地银行在决定给一座农场借多少钱时，能把土地的肥沃程度也考虑进去。这一创新的举措意味着，每个农民能够从联邦土地银行拿到的借款比之前要多多了，还拖延的欠款是绰绰有余的。他很清楚，抵押公司需要确保他们能按时拿到钱，至少要在这延期的一年之内。按照现在联邦土地银行那个慢吞吞的节奏，这事谁也保证不了。所以林登希望这个速度能加快。他希望土地银行向抵押公司承诺，会优先处理第十四区的申请。换句话说，他既需要上面实行一项新政策，又需要加速实施。

而他如愿以偿。新政策要顺利实施，必须达到两个要求。首先要说服联邦土地银行的某位官员，亲自来到科珀斯克里斯蒂，面见农民们。约翰逊认定，和这些绝望的人见一面，一定能赢得高层官员的同情。而这位官员的级别一定要很高，能够直接代表联邦土地银行做出承诺，这样他的同情才能立刻转变成行动。他手头正好有对付土地银行的武器：银行的上级机构是农场信用部，而副部长是W.I.迈尔斯，当时正在达拉斯访问。约翰逊让克雷博格给他打了个电话，这位老朋友同意来科珀斯克里斯蒂面见农民，还会带来土地银行休斯敦办公室的总裁A.C.威廉斯。接着约翰逊开始了“电话攻势”。整个白天，他就给银行家和抵押公司的代表打电话；晚上，农民们完成一天的耕作回到家，也会接到他的电话。十月二十七日晚上，六十七位一辈子都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却即将失去自己土地的农民，来到克雷博格议员的豪宅中，踏上那绿树成荫，俯瞰科珀斯克里斯蒂港口的宽大走廊，和那些曾经对他们发出止赎通知的人见了面。当地报纸将其称为“得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农场信贷领导人集会”。在场的还有两个能够出钱挽救他们土地的人。克雷博格那个瘦高个子的秘书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计划，大家都表示接受：农民们同意致信抵押公司，承诺抵押三分之一的作物收成；而政府同意加速并放宽抵押贷款的资助；而抵押债主则同意接受农民的抵押和政府的承诺，撤销止赎通知。迈尔斯又在金家牧场逗留了几日，打猎为乐。不过在这之前，在约翰逊谨慎小心的催促下，他先给土地银行的休斯敦评估分部领导打了个电话。一个星期之内，六十七个农场全部评估完毕，拿到了相应的资金。到年底，联邦土地银行将分期偿还的期限从五年延长到十五年，把利率从百分之八降到百分之四，并且惠及了得州南部所有面临止赎危机的农场。

一九三三年的那个夏天，农民们铲除了数千万公顷的棉田（本来骡子是训练来耕地，不要踩踏植株的，现在却被鞭子驱赶着去做相反的事情）。棉花的价格上升到一磅十美分。但到了秋天，价格又下跌了。而且，由于体制上的一些困难，很多农民还没拿到农业调整署的第一笔付款。

总统承诺过，要是这些举措不起作用，他会做出其他尝试。十月，他的确做出了其他尝试：为了停止农产品价格下跌，他成立了一个商品信贷公司，按照一磅十美分的价格，给那些提前同意参与到一九三四年农作物减产项目中的农民提供借款补助。这一举措巩固和稳定了价格，随着冬日来临，农业调整署和农业信用部的项目渐渐广泛开展起来：保险金、贷款和抵押补助合同开始雪片般飞往农民手中，他们一直以来要求的通货膨胀终于有了苗头。对于美国的农民来说，这绝望而漫长的几十年终于走到了头。另外，农民们能够提前做出规划，不担心有什么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让计划泡汤；他们能够有效掌控自己的命运了，不用只顾眼前的死活，这些都是开天辟地头一遭。除了眼前的利益，农业调整署的计划还给了农民们从来都不敢奢望的东西，让他们在运气不好收成欠佳的时候也能有所保障。正如科珀斯克里斯蒂的报纸所说：“就算年景不好，他们也几乎能清楚知道自己到底能拿到多少保险金……”

新政的项目林林总总，约翰逊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了能得到的每一分钱。他催促选区的农民尽快偿还一九三三年的减产贷款，这样就能拿到新的贷款，正如克雷博格议员办公室发表的一篇新闻通稿所说，这样“这个选区就能保持良好的记录，未来也有底气要求政府优先考虑本区任何与农业有关的事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农业调整署宣布，得州第十四选区在全国四百三十五个选区中，拥有最优良的贷款偿还记录。一九三四年，这个选区受到了约翰逊所说的“优先考虑”。这个选区是第一个减产贷款申请全部获得农业调整署批准的选区。（选区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都申请了贷款，这个数字本身可能也是所有选区中最高的，不过不能确定。）

在五六个月的国会休会期间，大多数议员办公室都是大门紧闭的。而休会期间的约翰逊呢，虽然把克雷博格送回了科珀斯克里斯蒂，却让拉蒂默或琼斯至少有一个要留在华盛顿，这样第十四区的议员办公室就没有关门的时候，不管你是想从农业调整署、联邦土地银行还是新成立的房主贷款公司申请贷款，这里永远有人为你提供帮助。这个“房主贷款公司”，主要是为了给城市房产的业主提供和农民一样的保护，免得他们流离失所。议员办公室提供了高效的帮助，一九三四年底，《通信报》发文称：“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全国各个区域中，科珀斯克里斯蒂和南得州是受伤最小的。”这话可能有所夸张，但约翰逊的努力的确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是有具体数字证明的。前面说过，第十四区是全国四百三十五个选区中首个减产贷款申请全部获得调整署批准的，而根据能够获得的数字，在联邦土地银行开放申请的头十个月中，第十四区没有任何一个申请被拒绝。房主贷款公司倒没有每个区域的具体数据，但光是科珀斯克里斯蒂就得到了四百五十笔来自该公司的贷款，这应该是全美同等规模城市中最高的了。随着民用工程管理署、工程进度管理署和工程振兴管理署等新政项目的开展，第十四区收到了大大超过其体量的资助。比如说，这个区建立了很多民间资源保护队的驻地（弗洛里斯维尔的一个驻地还以“克雷博格”命名）。一九三六年，政府颁布限制驻地在各个区数量的规定，结果第十四区的驻地早就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数量。

四百三十五个选区中，有的选区的代表议员德高望重，年资很长，连总统都得敬他几分；有的选区的代表议员是权高位重的委员会主席；有的选区的代表议员直接参与到新政的制定和实施中；有的选区的代表议员十分勤奋努力地为自己的选民谋福利。然而，在新政的各项措施当中，没有几个选区像第十四区这样大获其益的。而第十四区的代表议员不过是个反对新政的新手，很少去办公室。这个选区在国会山上能够依靠的，竟然只是一个年轻的秘书，而他在用近乎狂热疯癫、孤注一掷、咄咄逼人的热情与态度，为第十四区工作着。

(1)
指的是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暴跌。

(2)
美国的一种旧式计量单位，一蒲式耳大约等于三十六升。

(3)
内战时林肯是北方的总统，而南方联邦的“首都”就是里士满。

•15•

“小国会”的大头目

目睹二十一岁的林登•约翰逊在一场副州长选举中，硬生生地扳回八个强硬选区的选票，得州一位退休的政客将其称为政界的“神奇小子”。威利•霍普金斯，看着他“独辟蹊径”地在布兰科、科马尔和瓜达卢佩等县游刃有余，也提起过他那“非同一般”的政治能力。这样的能力在更早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在圣马科斯，林登•约翰逊不仅把控了校园政治，更一手创造了校园政治。他弟弟说，从政是哥哥“天生的职业”，现在，这职业又有了更大的舞台。

华盛顿有个组织叫作“小国会”。

不过这个组织死气沉沉。“小国会”成立于一九一九年，目的是为国会秘书们提供公共演讲的经验，并且讲解议会流程方面的知识。组织构成以众议院为模板，有时按照众议院的规程举办辩论会。但这个组织没有蓬勃发展起来，后来也就是个普通的社交俱乐部。虽然聚会是在坎农大楼那装饰着豪华吊灯的“核心会议室”举办的，但不定期，很散漫，也没什么计划，参加者也不过就是几十个秘书。

不过，圣马科斯的“白星”也曾经是别人眼里的社交俱乐部。一九三三年四月，约翰逊谨慎地选择了几个同住在道奇旅馆的房客，接近他们，请他们帮他成为“小国会”的“议长”或者说主席。

“小国会”的领导选举和众议院一样，看重年资，也要讲究顺位继承。每次选举只会选出一名新领导作为警卫官，通常都是常驻华盛顿并且年纪比较大的人；而别的官员就简单地往上升一级。之前的警卫官被推举为理事，理事变成议长，从来没有过反对意见，然而，约翰逊已经制订好计划，要走个旁门左道，改变这个规矩。

这个计划需要严格保密。约翰逊选中的警卫官威廉•佩恩说，林登计算了选票，发现在罗斯福压倒性胜选之后，三月份国会山来了很多新的秘书，只要争取到他们的选票，他就一定能当选“小国会”的议长。不过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数量仍然大大超过新人的老秘书们没有发现他在暗地里搞的小动作，不会在四月的选举上联合起来。为了把被发现的可能减到最小，他到选举前的一两天才开始竞选活动，而且不是亲自出马，只是躲在电话后面。他留守克雷博格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其他议员办公室的新秘书，请他们为自己投票，这样不会有人看出他在搞什么小动作。他还发现了一个潜在的“票仓”：之前“小国会”的会议只有议会秘书参加过，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只有秘书才有资格成为会员。但实际上组织的章程中有规定，只要是“接受议会俸禄”的人，只要交两美元的入会费，就有入会资格。包括国会山上的邮差、警察和电梯操作员，都可以算是国会体制内的人。约翰逊让拉蒂默召集他的邮差朋友来参加会议，并且让拉蒂默等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他们这件事。电梯操作员那边，他找到个交情不错的操作员，请他做同样的事情，也是要保密到底。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晚，“小国会”那几十个常驻会员各自在宽大的核心会议厅入座，心不在焉的他们很快大吃一惊，会议快要开始的时候，突然涌入好多从未见过的面孔，为一个来自得州，二十四岁的瘦高个儿投票，让他当选为议长。拜托，好多资格老点的会员还不认识这个小伙子呢。“这谁啊？”约翰逊上前拿起议长的小木槌时，还有个人茫然地问道。

（第二天，“老资格”们稍稍回过神来，开始质疑选举的真实性。他们说，约翰逊的很多选票都出自没有选举资格的人之手。很多与会的邮差和电梯操作员都是初来乍到，还没交会费呢，所以还不能算“小国会”的会员。他们还说，很多投票人就算交了会费也没资格入会，因为约翰逊的那些支持者，基本上就是所有能找到的国会员工的集合，不管他们是不是在国会编制之内。很多人都发出当年卢卡斯在圣马科斯的抱怨：“他选举作弊。”如果这些指控属实，那么这是第二场他通过作弊赢得的选举了。）

* * * * * *

约翰逊的就职演说，极大地借鉴了一个华盛顿新人的演说，而且是一个月前才发表的演说。他说：“我的当选，将为‘小国会’带来新政。”（他也和那个人一样，承诺会“把那些被人遗忘的人放在心上”，在指派委员会负责人时，会“公平地考虑各位的年资和会员资格”。）不管是有意借鉴与否，他的确带来了新政。他改变了国会山上的“小国会”，正如他当年改变学院山上的“白星”。他把一个社交组织变成了政治组织，而且，是一个为他所用的政治组织。

其中一个用途就是人脉。国会新人急需这样的人脉，却很难得到。约翰逊宣布，从现在开始，例会不是每月一次，而是每周一次。而且不仅要进行辩论，还要让“显赫人物”来发表演说。新议长说，新规的目的，是让例会更为活跃多样，但他那两个尚未年满二十岁的助手却知道其中另有原因。拉蒂默说：“这样他就有借口去接触休伊•朗或者汤姆•康纳利，或者别的某个得州议员了。这些人都是某个委员会的领导，而约翰逊可能需要这个委员会帮他办什么事。他的借口就是邀请他们发表演说。一旦见到了某个大人物，老大这个人嘛，自然是能让对方记住他的。”

另一个用途是宣传。首先，他把“小国会”的辩论变得有系统有组织。之前都是谁想说话就说话；而现在，两边各六十分钟发言时间，在这期间只有之前安排好的辩手可以发言。他会提前布置，把国会目前正在讨论的某件事情作为辩题，然后指派好双方辩手（一般来说，一方主辩手的上司，就是提出法案的议员；另一边主辩手的上司，则是反对法案的议员）；在准备期间，他还不断地和主辩手沟通，确认他们在积极组织自己的团队准备辩论；另外，核心会议厅里有肃穆的长桌，他在这张长桌前给每个辩手指定了位置，让气氛变得更为正式严肃。他本人则坐在国会各个委员会使用的马蹄形高台中央，以非常严谨的态度主持辩论。佩恩说：“他第一次主持辩论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天哪，这个人是绝对的领导。‘小国会’的规矩和众议院是一样的，而他对这些规矩了如指掌。他自己就俨然一个议员的样子，经验丰富老到。没有任何人能质疑他这套流程是不是符合国会的规定，因为他真的是了如指掌。他掌控一切。”每场辩论的尾声，“小国会”会对法案进行模拟投票。组织好了辩论，他就请报纸来报道。他告诉记者，国会议员助理们的言论一般来说能反映各自上司的想法，所以“小国会”对某个议题的投票，几乎可以说是“大国会”投票的预演。另外，“小国会”这些主辩手正在帮上司备战众议院的辩论，所以助手们之间的辩论，就是一个“预告”，不仅能预告选票，还能预告即将到来的论战场景。记者们纷至沓来，印象深刻。《华盛顿邮报》评价“小国会”是“华盛顿最有趣的论坛之一”。记者们发现，“小国会”的投票确实能够作为预言众议院投票的基础，于是开始更加频繁地到场观战。佩恩回忆：“每周开完例会以后，华盛顿至少有两三家报纸会进行报道。”而有关“小国会”的报道中，基本上会引用议长的声明，至少也能提到他的名字。有了媒体报道，那些最出名的政坛大佬也愿意接受约翰逊的邀约，来会上发言。当时的“小国会”成员温盖特•卢卡斯回忆说，约翰逊说他要邀请性格多面、富有争议的休伊•朗来例会演说，“我们全都觉得他办不到”，但休伊•朗还真的来了。另一个成员回忆说，当时的核心会议厅“挤满了新闻影片制作机构的摄像机。什么《百代新闻》啊，《都市新闻》什么的……到处都是闪光灯、镁光灯。来了很多很多的记者”。朗在几个硬汉保镖的簇拥下进入会议室，而“小国会”的议长早就站在那里恭候他了。他迎上去和朗握手，对他微笑，此时闪光灯不断闪烁，摄像机在高速运转。

很快，核心会议厅每周都挤满了两百多个国会助理。约翰逊又组织了别的活动，比如一场为期三天的旅行，让很多秘书四十五年后还记忆犹新。当时，二百九十三名秘书游览了纽约市，保护他们安全的摩托护卫队是当时的纽约市长拉瓜迪亚提供的。晚上，市长还邀请他们来到无线电城音乐厅，奉若上宾。然后国会助理们来到西点军校，再从那里乘火车回到华盛顿。“我还记得林登在火车走廊上窜来窜去，每个车厢都去走一遍，眼里发着光，兴奋得完全坐不住，”佩恩说，“小国会”的年宴成了一件热闹的盛事，在“五月花”酒店举行，能请来非常德高望重的演讲嘉宾，处处是西装革履，衣香鬓影。几年后自己也成为“小国会”议长的卢卡斯说：“‘小国会’做得很大。我们辩论的时候，会有一些国会议员到场旁观，主要就是听听双方的观点，想想议员是不是也会这么投票。议员们希望‘小国会’能讨论他们的法案，一是为了宣传，二是自己也能借此准备准备国会的辩论。议员会来找你，说：‘我希望‘小国会’讨论我的某个法案。’我记得有个加州的议员就这么做了。他口袋里揣着一份法案文件，递给我，还说了一番话来推荐这个法案。所以，如果你是‘小国会’的议长，那么国会议员会很尊重你，而且经常来找你。”去除他在国会休会期间回到得州的时间，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一个之前完全依靠年资晋升的组织里崭露头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自己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国会助理，变成万人瞩目的政治新星。

按照“小国会”的规定，每届议长任期结束就要换人。约翰逊无意改变这个规定（在至少一位盟友看来，他不改变规定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当选已经非常有争议了，流言纷纷之下不好太放肆），但仍然拥有对这个组织的掌控权，因为继任的候选人是他亲自挑选的。他从不公开为他们争取选票。“大家只是传说某某某是约翰逊的候选人，”佩恩说，“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暗中进行的。”但这暗箱操作十分高效。每场竞选之前，六个对约翰逊言听计从的盟友会给别的成员打电话，建议对方支持某个候选人。公开投票中没有按照建议行动的成员，之后就再也没有辩论发言的机会了。作为国会助理，这是大家唯一可能获得晋升机会的组织，而在这个组织中，所有人心知肚明，惹恼了林登•约翰逊，你就永世不得翻身。“他那套机制很全，”秘书雷西•夏尔普说，“如果你想在其中游刃有余，就最好得到林登•约翰逊的祝福。”在国会山上这个自给自足的小团体中，大家都清楚这机制存在的现实。那时候在国会山上初来乍到的一位秘书，回忆起和约翰逊初见的情景。首先是样貌惊人，他个子那么高，长着一对巨大的耳朵、目光灼人的双眼，还有那笑容，大步流星中透露的自信，双手叉腰，走在某栋办公大楼的走廊上。这位新秘书问朋友此人是谁。朋友回答说：“他是‘小国会’的老大。”

他这样的天赋，这“非同一般的能力”，只对同侪们起作用吗？只对那些和他平级的国会秘书起作用吗？作为“小国会”的议长，他和那些高官搭上了话，而这样的机会其他秘书们想都别想。但对于那些目睹他利用这些人脉的同侪来说，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他在利用时采取的手段。

比如，在农业部，新的农业调整项目创造了数百个工作机会，负责分配这些工作的是三个强硬的坦慕尼派
(1) 政客。一个是朱利安•N.弗莱恩特，他是农业部长的特别助理和吉姆•法利在农业部的个人代表；再加上弗莱恩特的两个助理，文森特•麦圭尔和李•巴恩斯。国会议员要打电话找这三个人都很难，所以对于大多数国会秘书来说，跟这些人私下搭上关系，简直是想都别想。但是国会秘书林登•约翰逊想再找个助手来帮他处理选区的信件。光靠选区的拨款是没办法的了，他选中了拉塞尔•M.布朗，来自罗德岛的年轻法学院毕业生，他拿的是农业部的工资。布朗深知农业部那个“三人组”不好接近，所以当约翰逊跟他说，要一起过去见见他们的时候，他特别震惊。结果约翰逊受到的接待令他更为震惊。他们先来到麦圭尔的办公室，约翰逊对麦圭尔说：“老麦啊，我这边有工作让拉塞尔做。”“老麦”的回答简单直接：“我来安排就是了，林登。”（麦圭尔还笑着又说了一句：“很棒啊，得克萨斯帮罗德岛的忙。”）然后麦圭尔问约翰逊：“要不要跟老大打个招呼？”然后大家就走到弗莱恩特的办公室，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老大和弗莱恩特关系很好，”拉蒂默回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但弗莱恩特对老大的请求，只要是能满足的，一向都是来者不拒。”）

布朗还吃了更大的一惊。大家在弗莱恩特办公室聊天的时候，门开了，弗莱恩特的上司进来了，就是新政要员、德高望重的人事总监、邮政部长吉姆•法利本人。布朗呆呆地盯着这位传说中的人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过，他回忆说，法利“很平易近人，跟我们一一握手”。而几个月前当邮政部长陪同加纳副总统去金家牧场时见过法利的林登•约翰逊，也立刻回以同样的热情。“这是我的朋友，拉塞尔•布朗，罗德岛人。”他说。法利其人，总是比麦圭尔和弗莱恩特要高明的，他对名字是过目不忘，时时刻刻要建立政治联盟。他马上问布朗是不是查尔斯•布朗的儿子，然后对弗莱恩特说：“你居然帮一个共和党的忙？”气氛一时有点紧张。结果约翰逊伸手揽着布朗的肩膀，豪爽地说：“他是我的共和党”。这举动马上破冰，大家都大笑起来。布朗回忆说，当时邮政部长看着约翰逊，笑得最大声，脸上的表情很灿烂。

国会山上的其他助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景。他们逐渐意识到，林登•约翰逊不仅认识那些对他很有用的达官显贵，而且也让这些大人物认识了他，并且喜欢他，想要帮助他。要量化这种感觉，可以看看约翰逊在农业调整署和其他在新政背景下成立的新机构（比如房主贷款公司和联邦土地银行）争取了多少工作。新政机构分配这些工作的时候，一般是看一个议员地位是否显赫重要。一个普通的议员，他的办公室可能会得到四五个这样的工作，而高级议员，或者说权力比较大的议员，也许能拿到二十个，委员会主席大概能争取到三十个，极少数能争取到四十个。而无权无势的初级议员理查德•克雷博格呢？他的办公室得到了五十个。

他在权力之中斡旋的能力，只是和达官显贵交朋友吗？

约翰逊的魅力也有不起作用的时候，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得州人、副总统加纳。他对交新朋友不怎么感兴趣。“我和我老婆，”这位强硬的得州老牛仔曾经说过，“我儿子和他老婆。就我们四个人，别人我都不认。”他对年轻才俊有没有一点慈爱之心呢？就连他的亲生儿子都是在同意支付高额利息之后才申请到一笔贷款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得州议会重新划分了全州的国会选区。加纳在中间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让得州的议员们害怕之后会完全变天。于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重新划分的规定起效之前，这一年半的过渡时期，在那些从一个选区划分到另一选区的县市之间，之前选举出来的老议员和新议员之间就起了争议，到底负责哪些县市，如何归属。另外，有些县市还出现了真空状态。从老的选区中划分了一些县市出来，组成了新的选区。这样这些县市就暂时没机会选举新的议员，要等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得州议员们深知加纳的残酷无情和弄权野心，也知道他和人事总监法利私交甚厚，他们害怕加纳会借助这个真空状态，以得州最高联邦官员的身份，掌管争议县市的人事分配权。不过，议员们除了开一些秘密的会议之外，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个威胁。

但有个秘书知道。当然，林登•约翰逊并没参加那些秘密会议，但是克雷博格跟他一五一十地讲了。约翰逊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认为二十一个议员应该停止内斗，再联络参议员康纳利和谢帕德，就权力分配达成一致，这样的话，不管是真空还是混乱状态都不是大问题了。没有了真空状态，加纳就没那么容易运作了；撕下了混乱造成的面具，加纳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看作赤裸裸的弄权。议员结成统一战线，也能压制不顾整个国会代表团的阻挠干涉各州内部政治事务的法利。约翰逊说，这样的统一战线，不用有什么法律效力，但每个得州众议员和参议员都应该达成“君子协定”，得州每个县市的人事权应该掌握在相应的议员手里，直到重新划分的规定生效。克雷博格问约翰逊，康纳利和谢帕德这两个参议员可能也会利用混乱来为自己谋求一些人事权，他们怎么可能和众议员结成统一战线呢？结果他的秘书早就胸有成竹：两个参议员很看重自己在得州的权力，他们和众议员们一样担心加纳会带来威胁，所以只要稍加诱惑就行了。只要让各位地方议员把指派地方邮政局长的小权力让给两位参议员，他们就会入伙。

协议是约翰逊起草的：“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之前，现有的选区代表将继续管理现有的选区……我们倡导所有的（联邦）部门和办公室都遵循本协议。”克雷博格不愿意卷入权力纷争，尤其还是跟老朋友加纳。但约翰逊告诉他，有了一个明确的协议，就能最好地避免出现另一个。他还提醒特别看重个人荣誉的克雷博格，他曾经承诺在上次选举中拥护他的贝尔县支持者，要把他们提拔到联邦政府来。而重新划分选区之后，贝尔县已经不属于他的选区了。要是加纳掌握了这个县的人事权，克雷博格的承诺就无法兑现了。这位议员把这份“君子协定”在所有得州议员中传看，所有人都签了字。一九三四年一月，加纳开始行动，得州议员们给法利上交了各重划县市联邦邮政局长的推荐名单，却被告知要去副总统那里报备。但约翰逊知道如何使用已经锻造好的武器。他把之前签署的协议透露给媒体，不是什么得州本地的小媒体，而是美联社。一时间各大头版头条相当醒目（“人事安排引起反抗”），愤怒的社论不断发表（“邮政部长法利坚持要让加纳掌握控制权……这会让数十个得州县市成为政治孤儿”）。得州与全国都是舆论哗然，影响力正如约翰逊所料。在当周之内，加纳就仓皇放弃了。在一群愤愤不平的得州议员面前，他写就了自己的“无条件投降书”，也是写给法利的一封公开信：“亲爱的吉姆……现在一群得州代表就在我的办公室。他们对我所提议的得州新区邮政局长名单深表担忧。坦白说，我自己也很担忧，因为这可能引起得州议员和我之间的嫌隙……我想请求你帮我卸下重担，不再参与得州任何选区任何邮政局长的指派建议。”法利同意了加纳的请求，自己也火速写了一封信，请各位议员和过去一样，把他们的推荐名单直接上交给他。当时的美联社驻华盛顿记者威廉•怀特回忆：“有好几天，加纳都在得州议员之间半开玩笑但又带着愠怒地问：‘这个叫林登•约翰逊的小伙子到底他妈的是谁？克雷博格他妈的是怎么找到这么个懂行的人才的？’”其他熟知这件事的人认为怀特说得很对，只是他没有“半开玩笑”。这个老牛仔加纳一点也没有开玩笑。他问这个问题其实是自然而然的。“这个叫林登•约翰逊的小伙子”，一个二十五岁的国会议员助理，竟然在一场规模虽小，来势却猛的战斗中，打败了堂堂美国副总统。

(1)
坦慕尼派是当时美国的一个政治派别，以选举中的欺骗、贿赂和勒索著名，是曾经控制纽约市政坛的大派。

•16•

志同道合

很少有哪个国会秘书，能像林登•约翰逊这么成功地去实施新政各种项目条款。因此，当知道约翰逊对新政的真实想法时，他的助理们相当惊讶。

琼斯说（拉蒂默和布朗也同意），和他“最志同道合”的人，是罗伊•米勒，在区议会只手遮天的传奇游说者。

米勒那一头卷曲柔顺的银发，高档的西装，上乘的马甲，翻领上恰到好处的小颗钻石，当然还有那顶珍珠灰的宽檐帽，一切的一切在三个无比崇拜他的年轻助理秘书眼里，就是南方参议员的化身。米勒讲究穿着气度（米勒的儿子戴尔说“他根本没有短袖衬衫”），在国会大厦中大步流星行走时，仿佛他就是这里的主人。有些人甚至说，其实在一些他感兴趣的领域，他的确就是主人。山姆•约翰逊之前接受了罗伊•米勒请的酒，但坚持也要回请他。这种议员在奥斯汀少见，在华盛顿也是一样凤毛麟角。米勒手里仿佛握有无穷无尽的“选举经费”，任他使用，收买全国的议员还不是和在得州一样易如反掌。《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评价说，他“可能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游说人”。而《周六晚报》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也许没有任何非为官者能和他一样在国会有这么广的人脉……二十年来，他基本享受着和政坛公众人物一样的地位。”得州海湾硫业公司在海湾沿线开采硫矿，有很多货轮来运送开采所得，所以需要很深的港口。因此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议员就是河港委员会的主席曼斯菲尔德。每天正午，米勒都踩着点来到曼斯菲尔德的办公室，关上门和这位残疾议员密谈半小时。也就在十二点半，会有个议会的勤杂工准时出现，来推曼斯菲尔德的轮椅，而米勒就跟在旁边，有点像罗马皇帝作战凯旋，向民众展示自己的俘虏。他们走过朗沃斯大楼和国会大厦之间长长的地下走廊，来到众议院餐厅。轮椅停在开门迎面而来的一张大圆桌旁。这张桌子被称为“罗伊•米勒桌”，正是以常在这里付账的男人命名。《周六晚报》报道说：“熟知他那身帽子大衣行头的众议院议员数量惊人；他在众议院餐厅也有常用的挂衣架。”这么写已经很委婉了，其实很多议员进入餐厅之前都要看看米勒在不在，免得自己掏钱吃饭。米勒不仅是在众议员餐厅才这么大方。吉姆•法利到访得州期间，米勒的慷慨让他着实震惊又受用，这位平时十分谨慎小心的邮政部长竟然油印了一份建议给一群即将由米勒赞助去得州游玩的议员，开头这样写道：“你们只需要带去得州之前需要的钱。因为在得克萨斯，你们一个子儿都不用花。”米勒手段高明，结交的人脉不只是那些权贵阶级。“他认识警察，认识电梯操作员，认识所有办公室里的所有人，”拉蒂默说，“他经常进来跟他们讲话聊天，根本不用提某某议员。要是你深夜十点十一点还在工作，他会出现，问：‘我请你们大家出去喝一杯吧？’他还会请你吃顿大餐。”这些行为的对象也许深知米勒的目的（用拉蒂默的话说：“如果他想见某个议员，就可以问秘书：‘你们议员忙不忙？’秘书们就忙不迭地帮他安排见面。”），但他们仍然怀着一种受宠若惊的态度，被米勒迷得五迷三道。第十四区办公室的三位年轻人崇拜米勒，甚至有些敬畏。他们欣赏他的风度翩翩（琼斯说：“他那么温柔和蔼，优雅潇洒”）；惊叹他的收入（拉蒂默说：“他的年薪是八万美元，还是在大萧条期间”）；羡慕他在五月花酒店的豪华套房；还钦羡在空中服务尚未普及的年代，他竟然能闲庭信步地漫游全国，正如他在国会大厦那么悠然自得（“罗伊•米勒会从得州打电话来……他说：‘我明天早上来办公室。’布朗回忆说。他经常星期一从得州打电话，星期二就在办公室了，这常常是大事一件，因为他会坐自己的私人飞机来。”）。而他们的直接上司也怀着同样的情绪。“林登把罗伊•米勒当英雄一样崇拜。”琼斯说。

如果说公开场合的米勒完全是南方参议员的化身，那么私下里的他大概是讽刺漫画的主角，皮特•阿尔诺就在《纽约客》上刊登过一组漫画，叫作《白宫男人》，里面有个总在咆哮发疯的商人。米勒和一群朋友总会选在半下午的时候，在克雷博格办公室的内间喝上几杯。这些人都痛恨罗斯福，觉得总统发起的这些项目剥夺了他们珍视的权力与特权。总统越受民众欢迎，他们的痛恨就越强烈，而且还不得已要把这情绪隐藏起来，方便继续满足私利。（私利促使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隐藏起自己的情绪。米勒的心腹中有个叫马丁•戴斯的人，后来成为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主席。琼斯还鲜明地记得，一九三五年，戴斯登上众议院的讲台，发表了一番演说，支持老兵们申请额外津贴的要求。从台上下来以后，戴斯说：“好了，家乡人民听到这个会很满意的。”接着，他憋不住了，怒骂着透露出真实想法：“这些个天杀的左派！”）所以，在克雷博格办公室这个私密的环境中，他们总会针对罗斯福身体的残疾编一些最新的段子，哈哈大笑地讲出来；或者嘲笑第一夫人埃莉诺，愈发放肆高声。他们还变本加厉地激烈抨击“左派”和他们偷偷强加到美国人民头上的“独裁专制”；谩骂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最恶劣的是，谩骂那些“独裁者周围的”大学教授。这个团体中有戴斯、克雷博格本人，和克雷博格一起打高尔夫的通用电气反动游说者、绰号“迅飞”的哈罗迪奥•亚当斯；还有一些极端保守的得州议员，比如奈特•佩顿、詹姆斯•布坎南和汉顿•萨默斯。不过笑得最放肆、谩骂得最厉害的，当然还是米勒。林登•约翰逊总能被邀请一起喝一杯。办公室两间房的门是打开的，琼斯、拉蒂默和布朗都能听到老大说的话。

和这些权贵在一起时，他的语气跟和助理们在一起时大相径庭。对下头他飞扬跋扈、发号施令，对上头他也用同样的热情去谄媚讨好。“和那些人聊天的时候，”琼斯说，“林登就像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眼里闪烁着天真的光，大男孩一样似的。他完全抱着一种下级对上级的态度。‘是的，先生。’‘不，先生。’”就算克雷博格办公室还有空位，林登•约翰逊也总是坐在地上，抬脸望着正在说话的某个人，脸上露出非常感兴趣又特别尊重的表情，就像弗农•怀特塞德所说的，“坐在他们脚边，全盘接收他们所说的一切”。有位议会秘书同僚目睹过林登在这种情况下的表现：“和那些有权势、能帮到他的人在一起时，林登•约翰逊简直是专业装孙子。”（这种行为的收效也和之前类似，证明了国会山和学院山一样，恭维奉承永远不嫌多。这些人都特别喜欢林登•约翰逊，而且对他有种慈爱的情绪。比如，“迅飞”亚当斯就经常给林登•约翰逊一些建议，除了怎么追女人，还有如何了解各种文化；他觉得林登需要扩大文化视野，于是给他带来戏剧和歌剧的票。）约翰逊的三个助手，不仅听到他极度的阿谀谄媚，还听到他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震惊地发现，老大竟然和米勒观点一致，而且是充满热情地表示同意。“米勒就是很痛恨罗斯福，”琼斯说，“而林登和米勒志同道合。天哪，有时候他反对起罗斯福来，叫得比米勒还响。”和克雷博格的相处中，约翰逊也用了米勒的观点。克雷博格认为农业调整署的项目是搞“社会主义”，说他要投反对票。而约翰逊和米勒一样，告诉议员，他一定要投赞成票。不是因为这个项目很好，而是因为他的绝大多数选民都支持拥戴这个项目，国会里的支持也是一边倒。他投反对票反而无足轻重，反正法案都会通过。这一幕不断重演。琼斯回忆，克雷博格在农业委员会开会归来，进了办公室，对罗斯福新提出的议案表示“非常震惊”。约翰逊也附和他，说这些项目议案“非常糟糕”，但是，他告诉克雷博格，他“必须”投赞成票，因为这在人民眼里“就是好政策”。

而且，约翰逊不仅是在保守分子面前才表达对保守思想的赞成（至少有段时间是这样）。跟道奇的租客们闲谈的时候，约翰逊会提起米勒的一句口头禅，如此评价罗斯福：“他花那么多钱，是逼我们腐败啊。”他总是语气很重地强调，总统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平衡预算”。道奇旅馆中一个热议的话题，是休伊•朗新近出版的《人人皆国王》。约翰逊很崇拜这位路易斯安那的平民党人，但崇拜的并非他的平民主义，而是休伊•朗的演讲才能和他日渐扩大的政治权力。对于这位大人物重新分配国家财富的建议，约翰逊则持批判的态度，觉得朗和总统有一样的缺点。“朗的书里面提到投资做工程，林登非常不满，觉得他们就是在花钱花钱花钱。”琼斯说。他和琼斯讨论这本书，并且写几句话在内封。琼斯说，差不多就是：“罗斯福花了太多的钱。要是我们不小心一点，可能会让他把这个国家带入火坑。”道奇旅馆A层和B层的大多数年轻人思想都很开明，而林登•约翰逊则是地下室的保守派。

他和米勒的“志同道合”，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还表现在行动上。他跟得最紧的得州政客是威利•霍普金斯，这位仁兄经常到华盛顿为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争取贷款（到华盛顿出差的闲暇时间，他经常和约翰逊厮混。有一次，他们一起去纽约参观帝国大厦）；回到得州也是一样引人注目，经常大声叫嚣着高调地反对左派。（在得州参议院，他还在得州参议院领导了反对限制雇用童工的行动。）克雷博格寻求连任，而民主党初选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思想更开明的候选人，动摇了他的胜算。于是约翰逊、米勒和霍普金斯共同为克雷博格开展竞选活动，用屡试不爽的得州反动派那一套，反过来挑战那位候选人。他们拒绝和这位候选人讨论观点看法，而是一味往他身上“泼脏水”，说他是“共产党”，犯了“激进主义”的错误，“和烂泥一样污秽肮脏”。克雷博格的竞争对手叫卡尔•赖特•约翰逊，他当时的确切立场已不可考，毕竟在那样一个被金家牧场一手遮天的选区，报纸除了对卡尔•约翰逊进行谩骂讽刺，不会做其他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大致立场是攻击克雷博格支持一项对穷人颇为严苛的营业税方案，同时却支持另一项基本能让得州海湾硫业公司完全免除纳税义务的联邦立法。林登•约翰逊叫来了霍普金斯这个咄咄逼人的“连珠炮”（“林登从科珀斯克里斯蒂给我打电话说，‘理查德在这边遇到点麻烦’”），他用了原来的策略，也和原来一样获得了成功。霍普金斯回忆，在一次县上辩论快结束时，他转向卡尔•约翰逊，“我对这家伙说：‘你的心是黑的，思想是红的……’他就这么完蛋了。”（针对卡尔说他们操控税收立案的指控，罗伊•米勒公开否认。“我代表的公司对联邦立法绝对没有任何兴趣。”他说。）米勒的儿子戴尔那时候也已经成长为一个老到的游说者。他和林登•约翰逊的初次见面比较匆忙，对这个年轻秘书的印象是一个新政支持者。“他的举手投足就像新政的化身，”他说，“他看起来就像那号人物。年轻、活跃、开朗，仿佛刚刚掀起的未来的波涛。”因此，戴尔•米勒发现“我那政治观念上非常非常保守的父亲”，竟然和克雷博格的秘书“相处不错”时，感到非常惊讶。但戴尔回忆说，父亲向他打过包票，“约翰逊不是个激进的自由派”。随着戴尔对约翰逊越来越了解，他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他（约翰逊）给人的印象是很开明自由的，但其实并非如此。他让人误以为他支持新政”，事实上却不尽然。

琼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总觉得无比震惊。约翰逊总是在展示选民们寄来的感谢信，琼斯知道“老大”非常“需要别人的感激”。而且，用琼斯的话说：“对于一个需要感激的人来说，新政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你可以通过新政为人民做事，是获得感激的好机会。”一直在林登•约翰逊身边的他，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位上司如何高效地将新政府的项目从文字变成行动。琼斯说，从对新政的实施上来说，约翰逊在国会秘书当中可谓是千里挑一。然而，琼斯说（布朗、拉蒂默和当时熟知约翰逊的人也同意），他实施的，是自己并不同意的政策与观点。

不过，如果按照这些国会秘书的说法，林登•约翰逊实际上是和罗伊•米勒这样的反动派志同道合的，他们也听到过他发表完全不同的论调，也是和年长些的权贵一起时，只不过这些权贵的政治观点不同罢了。同样的一些年轻人，听到过他和米勒在一起时批评新政；又听到他和赖特•帕特曼这样的议员在一起时对新政歌功颂德，毕竟，帕特曼还一直秉持着自己在得州议会时宣扬的平民主张。有一次，一个国会助理，刚刚听到他和马丁•戴斯一起“宣扬保守主义”，“不到一个小时以后”又碰到他，和帕特曼一起“宣扬自由主义”。前后不过六十分钟，他支持的观点完全相反。这位助理说，林登•约翰逊和那些能帮助他的年长之人聊天，“总是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

那对于比他年轻的人呢？他什么也不说。他在道奇的行为变化非常突然。有一段时间，他一直是B层坚定的保守派。接着，用B层另一名租客的话来说，他没有来由地就“变了风向”，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有些租客注意到，连续两个晚上，约翰逊对同一个话题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接着，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再也不参与争论了。事实上，他开始对各种话题都缄口不言。

这种缄默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别的话题上他都异常健谈。比如，谈到政治策略的时候，约翰逊就是讨论的中心；但如果话题涉及政治议题，不管是理念、原则、观念，约翰逊就绝不参加。如果进入一个大家正在闲谈的房间，发现讨论的话题是个严肃的政治热点，他就会趁大家还没注意到自己之前偷偷走掉。如果他参与的谈话突然转向了这样的热点，他也会安静地溜走。就算没有走，他也不会多说什么，就算别人拉着他说，他也拒绝表达详细清楚的立场。甚至当有人直接质问他，让他明确表示观点时，他也会拒绝，用笑话或者以前得州的逸闻趣事插科打诨过去。如果对方步步紧逼，他就说关于这个问题他还没想清楚。新政开始的头几年，群情高昂，整个华盛顿都在讨论政治热点话题。而在道奇旅馆的地下，聚集了一百个在政府工作的聪明的年轻人，这里的讨论自然最为激烈。各种观点想法层出不穷，林登•约翰逊却不为所动。他父亲曾经说过，“此时我们正应该站出来，坚守我们的信仰”，而如今，这位父亲的儿子却好像并不想为任何东西站出来。

圣马科斯的同学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来自野心。“他从来不明确站队，你永远不知道林登的立场，”一位同学曾经说过，“他只对自己和能帮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华盛顿的同僚们也有一样的感觉。

道奇的年轻人还目睹过他在其他方面表现出自己的野心。华盛顿有个“得州同乡会”，会集了华盛顿所有的得州人，每个月会在不同的酒店举行舞会。舞会上，年轻小伙子自然都要跟年轻姑娘跳舞，林登•约翰逊却是个例外。他几乎都找年长些的女人跳舞。“我不记得他带年轻姑娘来（参加过舞会），但他经常跟议员和内阁官员的夫人跳舞。”布朗回忆。就连对老大崇拜无比的拉蒂默都觉得自己知道原因：“因为这些夫人能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丈夫。”他说。其他助理也这样认为。布朗回忆起自己和一群道奇的朋友站在一起，看着林登跳舞，其中一个说：“你们发现没有，他根本不理那些年轻漂亮的单身姑娘？他全是去找夫人们跳舞。”另一个说：“林登这是有什么企图。”又一个插嘴：“他总是有企图的，他一直都有企图。”年轻人之间会评论林登•约翰逊说过的话。有一次，他的三个助理之一，帮他起草了一封代表某位选民给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信，去找他签名。信的抬头是“亲爱的亨利”，结果被约翰逊划掉了，他写下了“亲爱的部长先生”，说：“你看，我不能叫他亨利啊。”短暂沉默之后，林登•约翰逊又补充道，“总有一天我能叫他亨利的，但不是现在。”布朗回忆说，有一次，有谁向别人介绍约翰逊说这是克雷博格议员的助理，“他就有点反对被划为一个助理，他说，因为‘我不是助理人才，我是行政管理人才’。”

道奇有这么多出色的年轻人济济一堂，野心抱负倒也寻常。但他们觉得约翰逊的抱负很不寻常。因为这抱负不会因为意识形态、政治观念、原则或者信仰等改变哪怕一分一毫。“讲求实际没错，”一位秘书同僚说，“嗯，我们中很多人都很实际啊。但你必须得有信仰啊。林登•约翰逊没有任何信仰。他只有自己的野心抱负。他做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实现野心抱负。”有句关于约翰逊的话在这些年轻人中广泛流传，因为他们觉得这话批他极恰：“林登是根墙头草，飘来荡去随风倒。”

和他最亲近的人，也就是同在一个办公室的三个助理认为，“林登没有任何信仰”这句话太过轻率了。不仅仅是因为老大和罗伊•米勒交谈时，他们听到约翰逊所说的话，觉得他“一直都很保守”。他们觉得，林登•约翰逊是有信仰的，非常保守的信仰。“他最早的倾向，”布朗说，“就是保守派那边的。”琼斯说：“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个保守派。”不过，他们觉得，关键在于，“没有信仰”这种评价，其实在约翰逊的职业生涯中没什么讨论的必要。多年来和约翰逊的朝夕相处已经让他们确信，不管他曾经有什么信仰，当时有什么信仰，都完全不会影响他的行动。琼斯说，从行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林登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我想他完全是按照当下的需要去做事的……他的根本目标就是赢得胜利。我确信只要能赢得胜利，他可以成为一个极端自由派或者极端保守派。这就是说明他是个很虚伪的人，对吧？不过，反正，根本目标就是赢得胜利啊。”

“林登是个机会主义者，”他说，“他不会受任何理念或理想的指引。风往哪边吹，他就往哪边使舵。”

* * * * * *

很快，这样的评价就有了颇具象征意义的证明。

一九三三年得州重新划分选区时，圣安东尼奥（贝尔县）和其中的二十四万居民脱离了第十四区，被划入新的第二十区。一九三四年，第二十区会选出自己的议员。而候选人之一去华盛顿时，对克雷博格那个“相当能干”的秘书印象深刻，他竟然“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能游刃有余”。一回到得州，他就告诉记者：“林登•约翰逊……据说是华盛顿最出色的秘书。”他请约翰逊协助他参加一九三四年民主党初选。因为第十四区的初选中克雷博格没有对手，约翰逊就答应了，虽然这个候选人是莫里•马弗里克，非常狂热的激进分子，政治主张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坚定地支持得州的共产主义组织者们，而这一切的行为已经让某个反对者指责他，说他妄图“用俄国的红旗代替美国的旗帜”。（这么一个人对自己的儿子大加赞赏，山姆•约翰逊觉得很自豪，弄了一张有马弗里克原话的简报，寄给了儿子，还在上面写道：“上了头版。真是太棒了，太好了。我十分激动。——山姆。”）

约翰逊和拉蒂默及琼斯一起来到圣安东尼奥（他说服了老好人克雷博格，出资让他们三人都来参加马弗里克的竞选），他让两个助理去寄送宣传册。他自己就负责文字。马弗里克发现，这个年轻秘书不用听别人说，也明白很多政客一生都没明白的道理：选民并不愿意读很长的文字，所以成功的政治宣传，关键就在于简洁明了。马弗里克的对手，长期在圣安东尼奥主事的腐败官员，所谓的“城市机器”，对竞选非常上心，开始加强宣传攻势。马弗里克就请约翰逊帮他写宣传语和演讲稿。很快，约翰逊不仅成为一个写手，还做了“广告人”，成为马弗里克心腹小圈子中的一员。“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年纪比他大的男人很信任他。”琼斯说。他同时也是个活动家。在“与公众相处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能力”。他造访圣安东尼奥拥挤吵闹的墨西哥裔聚居区，就像他之前在丘陵地带广袤偏僻的小城镇家家户户地上门。要争取墨裔美国人的选票，拥抱是个很关键的举动。而林登•约翰逊本身也热爱拥抱亲吻。在穿着亮色衬衫、皮肤黝黑的男人和围着黑色长头巾的女人中间，这个瘦高个子，皮肤苍白，有着大耳长臂的年轻人十分醒目，他一路给予每个人热情的拥抱，穿过挤满了手推车和人群的圣安东尼奥贫民区。马弗里克赢得了六月的初选，但没有拿到有效多数的选票，所以需要在八月再进行一次初选。这期间的两个月，约翰逊大多数时候都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处理克雷博格的事情，但周末都会赶到圣安东尼奥。因此，一九三四年的夏天，林登•约翰逊同时在为两个人工作。一个是国会最反动的保守派成员之一；而另一个呢，在几个月后刚到国会山，就成为了最激进分子的一员。

一九三四年马弗里克的竞选，也标志了林登•约翰逊首次涉足更为实际的政治。选举前的一两天，琼斯在和约翰逊同住的圣安东尼奥广场大酒店的大房间里醒来，结果又经历了另一种方式的觉醒。约翰逊正坐在房间中央的桌边，桌上是一摞摞的五美元钞票。“那张大桌子上全是钱，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琼斯说。琼斯不知道是谁把这钱给约翰逊的。而且老大的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他之前根本不知道约翰逊有这些钱。但他目睹了约翰逊用这钱干的事情。墨西哥裔的美国人一次一个，进入这个房间。每人给约翰逊说个数字（有些人还不会说英语，就用手指比画），约翰逊就从那些五美元钞票中数出这个数字，递给对方。“一票五美元，”琼斯看着眼前的一切，意识到，“林登手里有份别人给他的名单做参照。这些拉丁人走进房间，告诉他自己家里有多少个有效的选民，然后林登就按照五美元一票给他钱。”

“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抱负。”如今约翰逊常常挂在嘴边的愿望，就是“通过选举，谋得一官半职”。“想做大人物的话，你就得为自己服务。”他告诉拉塞尔•布朗。他也很清楚自己想要哪个官职。布朗回忆，有一次，“他说起有人参加竞选……要继任他上司的位子……他说：‘应该走这条路。’”

一三二二号办公室的安排开始有了些调整。在大多数国会办公室，高级助理的办公桌离前门能有多远就多远，让下属来帮他“处理”那些不重要的访客，主要是选区来的游客。而约翰逊却把自己的桌子放在靠着前门的地方。拉蒂默说，“这样一来”，任何人“一进来都得见见他”。拉蒂默带着揶揄聪慧的笑容，说，这样一换，部分是想“让打字机不停运转，如果谁跟我和琼斯说话，那我们只好暂时不打字，但他觉得我们应该一刻不停地打字”。但拉蒂默又开始怀疑还有别的原因。约翰逊不想让下属帮他挡选区来的访客。访客就是选民。新的位置，确保他能够和选民们打照面。一般来说，国会议员办公室可以给访客的好处，就是给他们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通行证，拿到通行证的访客往往都感恩戴德。约翰逊希望这些选民访客能从自己这里得到这个好处，而他办公桌的位置确保了这一点。“那些只是‘凑巧来华盛顿’的一般访客”都会遇见约翰逊。后者“跟他们聊上三十秒，就让他欢天喜地地拿着通行证出了门；再开始下一个三十秒聊天”，拉蒂默说。（“与此同时，打字机一刻不停地运转着。”）另外，有时候，这些“一般访客”可能恰巧是拉蒂默口中来自家乡的“要人”。“老大就把他们请进克雷博格那间（没人的）私人办公室”，坐在议员办公桌的后面，和那人聊天，问他能不能帮什么忙，和那人套套近乎，拉拉关系。几天之后，拉蒂默就会帮他给那人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巩固友谊。

拉蒂默发现，约翰逊请进去私下聊天的，不仅有这些“要人”，还有那些随口提到选区政坛有趣传言的访客。他觉得，老大换了自己办公桌的位置，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希望了解和自己选区有关的一切，不管多么小的事情。反正一切都不能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出去。”拉蒂默认为，守在门口，正是约翰逊预防这种偶然事件的最好办法。

但这种严防死守仍然有个漏洞。国会套房的两个房间，都各自有通往走廊的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会氛围还很随意，两个门一般都是不锁的。所以访客可以直接推开克雷博格私人办公室的门，让避无可避的议员亲自接待。特别是那些半下午过来、知道门道的访客，特别清楚克雷博格私人办公室的门是哪扇，而且希望在不被助理打扰的情况下见见议员的。

不过这个漏洞很快就被堵上了。约翰逊锁上了上司办公室的门，一直锁着。克雷博格从来没反对过，甚至可能都没注意过。他一般都从另一扇门进去，这样能和下属们聊一聊。就算注意到了，他也不明白其中奥妙。但拉蒂默是明白的。就连对自己的上司，约翰逊也希望了如指掌，希望自己对他做的一切都知情。“他不希望任何人不通过他去见克雷博格先生，他希望对克雷博格见的所有人都知情。”锁上克雷博格的门，就很好地杜绝了意外发生的可能。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重要的影响（因为那些能找对门的访客，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访客）：让议员脱离选区民众，而让他的秘书将选区把控在自己手中。

拉蒂默和琼斯还注意到其他一些变化。

约翰逊一直都喜欢用为选区争取到的联邦项目为上司邀功，不管是市政工程的下水道，还是民间资源保护队的驻地。而他现在仍然喜欢邀功，会赶在参议员康纳利或谢帕德之前，来到西联电报公司，给被选中做工程的县长或市长发去贺电，但不总是为上司邀功了。如今，他口述通稿越来越多地这样开头：“克雷博格议员的秘书，林登•约翰逊，昨天宣布……”

自然，所有国会办公室的规矩都一样，那些写给个人，建议他们如何去争取联邦津贴、签证、私人法案等好处的信，都要加上议员的签名，确保收信人对议员本人心存感激。而克雷博格办公室寄出去的信，现在有了不同的签名，开头也不一样了：“议员本人不在，我建议你……”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选区政治事务，不再通过信件来处理。

在“克雷博格之乡”，所有县级民主党组织的主席全是克雷博格家的心腹：理查德的亲信好友，或者跟金家牧场有经济捆绑的人（牧场旗下企业的员工或者依靠牧场生存的生意人）。约翰逊说服克雷博格，选区要建立一个更为紧密的组织（其实并不需要怎么说服，拉蒂默如是说：“老大想干什么，理查德先生就说：‘好啊，可以。’他反正不在乎。”）约翰逊开始走访这十九个县
(1) ，还开着他说服克雷博格买的一辆车（唯一的车钥匙掌握在约翰逊手里），这是一辆很贵的福特跑车，大大的低压轮胎，座椅和方向盘保护套上都有在金家牧场的马鞍店做的刺绣，上面有牧场著名的品牌标志，在得州南部也是最高身份的象征。约翰逊穿着高档蓝色西装，驱车进入安静的乡村，经过一群群牛马，“一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拉蒂默说。他和民主党的领导人见面，但也会和别的领导见面，比如当地的银行家、律师、周报主编……还有农民领袖，他慧眼如炬，一眼看出当地农场主们或者县上农业调整署作物控制委员会开会时，农民们都会听谁的。一回到华盛顿，他就要求县上各委员会的主席们定期向他报告当地的政治状况。遵命行事的主席们发现约翰逊会和他们通信，而且通常是当天收信当天回，还要求他们快写回信。要是哪位主席没能定期回信，约翰逊就以此为借口，再指派一个联席主席，而这个联席主席就不是克雷博格家族的人了，而是约翰逊在那次到访期间建立了良好私交的人。另外，他还让自己指派的每一个人都知晓，他们的恩人不是克雷博格，而是林登•约翰逊。

和这些人联系的时候，他都打电话。按照国会的标准，他们这个办公室的电话费本来就一直超额（国会给的那点微薄的电话费津贴早就不够了，给钱的是金家牧场）。而现在，拉蒂默每个月查看账单的时候，发现通话记录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往得州打的长途。

约翰逊为什么打这么多电话，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特别看重保密工作。克雷博格的私人办公室和员工用的前厅之间有道门，是常开的。但现在慢慢关得比较频繁了，只要议员不在那间办公室，约翰逊就走进去，关上门打电话，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克雷博格在的时候（更大的可能是罗伊•米勒在），他只得在前厅用自己那部电话，不过也是用手捂住听筒，生怕拉蒂默和琼斯偷听了去。除此之外，这些谈话的其他线索也被最大限度地保密了。之前，约翰逊打电话的时候，一定会边打边写下一连串和这电话相关的事情，再交给拉蒂默和琼斯去办。现在，只要是捂着听筒打的那些电话，他都不会写任何东西。“以前我们对选区里的事情一清二楚，”拉蒂默说，“慢慢地我们发现，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拉蒂默开始好奇，电话的使用，是否还给约翰逊带去除了保密之外的好处。从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他知道约翰逊给选区这些新朋友打电话时，通常都会谈谈自己给他们的恩惠（比如联邦的工作）。新闻稿和信件这些书面的交流沟通文件上，约翰逊的名字开始越来越多地和克雷博格一起出现。这就让拉蒂默狐疑，在口头的交流上，是否有个名字就是完全绝口不提了呢？拉蒂默说，“写信的话”，约翰逊“必须要签议员的名字”，或者说，就算他签了自己的名字，也需要解释清楚，这不过是为上司代劳。“信中必须说，‘在议员的建议下，我做了某某事情……’不然的话他可能工作都保不住。而电话中呢，说话的是他林登•约翰逊，不是理查德•克雷博格。”事实上，拉蒂默发现了约翰逊一个总体上的行为模式：“之前，他在帮理查德先生交朋友；而现在，他是在为自己交朋友。”

约翰逊安排的一次乘船旅行也符合这个模式。他说服克雷博格提供自己的大游艇，供科珀斯克里斯蒂一群美国退伍军人大会的选区领袖出外游玩一天。克雷博格觉得这一天肯定很无聊，所以只提供游艇，自己不愿出席。约翰逊说克雷博格应该去，但说得轻描淡写，只是走个形式，所以，很自然地，劝说失败。受邀前来的客人之一，赖特•帕特曼回忆说：“那是一次美好的出游，在克雷博格那艘大游艇上。我们上船的时候，发现主人不是克雷博格而是约翰逊，他给每个人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林登•约翰逊用上司的船、上司的车，用上司的钱供给巨大的电话费花销，都是为了交朋友，却不是为上司结交，而是为自己结交。选区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的核心，越来越多地从选区的议员往议员秘书那里转移。约翰逊做这个，不是为了抢克雷博格的位子，毕竟，在克雷博格之乡，谁又能打败克雷博格家的人呢？但他希望，只要这个位子一空出来，他就站在旁边，做好了入主的万全准备。

而且他也努力让这个位子空出来。

议员的最小当选年龄是二十五岁。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约翰逊就要满二十五了。那一年，关于理查德•克雷博格要担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的消息从风吹草动到愈演愈烈。得州的报纸刊登了很多内部人士透露的消息，连美联社都做了报道。没人知道是谁放的风声。华盛顿的众人也开始讨论这个任命的可能性，也没人说得清议论的源头是谁。得州参议院甚至通过了一项动议，正式提名克雷博格担任这个职位。而这项动议的发起者正是参议院的威利•霍普金斯。克雷博格也很高兴，他对做议员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经常说，去过那么多城市，最喜欢的就是墨西哥城。米勒和其他得州内部人士一度以为大使的位置肯定是他的了，结果没成，约瑟夫斯•丹尼尔斯被委派去了。但在那之后，间歇性地，只要华盛顿得知丹尼尔斯对这个职位有些厌倦，哪怕只是一点点捕风捉影，就有人在暗中散布舆论，说克雷博格应该得到这个位置。约翰逊已经决定了想要走哪条道，于是积极地为自己铺路。

但他是不是还在铺另一条更长的路呢？一条只有他自己才看得到的路？一条一个如此健谈的人从来都绝口不提的路？

新选区第二十区进行了选举，获胜者是莫里•马弗里克。约翰逊不是这个选区的居民，也不打算去竞选某个职位。然而，马弗里克当选以后，他对第二十区的兴趣却有增无减。

第二十区直接由上级委派的关键职位就是圣安东尼奥的邮政局长，下辖六百个邮政服务部门的工作机会。现任局长的四年任期将在一九三四年结束，那时候马弗里克刚好还没上任。于是按照当年早些时候约翰逊牵头的“君子协定”，作为该区域前议员的克雷博格有权提名新的邮政局长。“克雷博格根本不在乎”谁来继任，拉塞尔•布朗说。但是约翰逊很在乎。实际上他早就有了邮政局长的人选：丹•奎尔，年轻的坦慕尼派硬汉，得州人，出身是圣安东尼奥的农牧家庭，在城里的工人圈很有威望。“有了丹•奎尔，五千票就是板上钉钉的。”拉蒂默说。

克雷博格提名奎尔，让圣安东尼奥的那些保守派很是意外，他们要求长期的盟友加纳参与进来表达意见。然而，因为“君子协定”吃了个暗亏的副总统，断然拒绝跟这事扯上什么关系。布朗回忆，尽管如此，保守派还是坚持反对，此时“林登发动了一场一流的战争。他全情投入，一时间枪林弹雨，终于为‘克雷博格的人’取得了这个任命”。为了巩固奎尔和自己的联盟，他还帮奎尔的妹妹艾洛伊斯在华盛顿农业部找了份工作，而且周六经常找理由到圣安东尼奥，尝尝奎尔的母亲（新上任的邮政局长很崇拜自己的母亲）做的玉米面包和肉汁烤牛肉。“他经常来我们家就是为了这个，”奎尔说，“他很喜欢她做的菜。”约翰逊是不是提前预料到圣安东尼奥的邮政局长之争，选出了中意的候选人，再来促成“君子协定”的呢？这就无人知晓了，因为他从来没讲过。但因为这个“君子协定”而达成的任命不仅对约翰逊有着长期的重要性（之后的整整三十五年，奎尔一直是他在圣安东尼奥的忠实盟友），也带给他很多眼前的好处。奎尔对林登•约翰逊可谓狂热崇拜（奎尔说，第一次见到约翰逊，他就知道“这人在同龄人里是鹤立鸡群。他很敏锐，在政治上更是出手稳准狠”）。他立刻就开始帮约翰逊处理圣安东尼奥一些看起来小，却十分重要的政治事务，给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的朋友指派好工作，至少帮了好几个。

马弗里克宣誓就职时，约翰逊迅速跟他交上了朋友。他在阿戈讷打仗时受过伤，一直不舒服，上任不久就入院做了个手术，术后行走不便。布朗记得新年第一天，马弗里克和约翰逊一起从道奇到柴尔兹吃饭，前者就攀着后者的胳膊，支撑着走。两人能这么快建立友谊，一是因为约翰逊左右逢源的能力，他在激进自由派马弗里克面前，表现得就是个自由派；正如他在自己那个保守派的议员上司面前，言谈举止都是个保守派。和马弗里克聊起议会正要处理的某项新政法案，他会说：“这个你肯定会支持总统的，对吧？”二是因为马弗里克非常欣赏克雷博格办公室里那种“非常高效”的运作。应他的要求，约翰逊指导马弗里克那个初来乍到的秘书马尔科姆•巴德韦尔，建立了第二十区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马弗里克还送了一张签名照片给他，写着“送给林登•约翰逊，帮助我起步的人”。）三是因为这位新议员对约翰逊政治才能和秘书工作的赏识。“我记得莫里上任后经常给办公室打电话”，询问约翰逊的意见，“问他对某项立法怎么看，会产生什么影响，众议院的口风怎么样”，布朗说。约翰逊又进一步巩固了两人的友谊。莫里的弟弟阿尔伯特住在第十四区，他在那里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公职。约翰逊一个小小的议员秘书，现在也有了影响力了。这样的影响力大多数议员秘书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而且能发挥作用的，还不止一个选区，是两个。

还不止两个。

国会的办公用品中，用得最频繁的一个橡皮图章上写着“转呈尊敬的　　　　 ”。大多数的国会办公室都会例行公事地在所有非自己选区的信件上盖上这个章。有专人负责，然后填上应该转呈的议员名字，把信件放在“区外”那一摞。“一般来说，某个议员的手下是不在乎其他选区的人的。”拉蒂默说。

然而，在得州第十四区的办公室，对图章的选择要更为谨慎。拉蒂默说：“如果信函里提了重要的要求，或者写信的人认识达官显贵，或者那人很有钱，那我们就不能例行公事。”要是信函里提了“重要”的要求，约翰逊就会为他办事，还让助理们也一起来办，不管那个人在哪个选区。

随着政府加强对商业的管控，并愈加积极参与，有越来越多的商界要人对华盛顿提出要求，特别是想要打通某层关系。需要有人来引导他们摸索迷宫一般的官僚网络，把他们引荐给能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繁文缛节的官员，告诉他们可以去找某某某，甚至直接领他们去找某某某。

来自理查德•克雷博格那个选区的生意人们听说，这位议员的办公室能领着他们找到要找的人。另外，由于现在约翰逊不是为理查德先生交朋友，而是在为自己广结良缘，但凡有点眼力见儿的生意人，都看出来了，提供这种便利的，可不是理查德先生。原得州参议员阿尔文•J.维尔茨，现在是努埃西斯县十几家公司的法务代理，他打电话总是找不到克雷博格，有一天终于发了火，问拉塞尔•布朗：“你觉得我打给燃树俱乐部
(2) 能找到咱们这位议员吗？”尴尬的布朗说：“哎，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啊，维尔茨参议员先生。”“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维尔茨在电话那头阴郁地假笑两声。布朗回忆，接着，维尔茨说：“林登也不在吧，是不是？”布朗说他不在，维尔茨说，让约翰逊而不是克雷博格给他回电话，并说：“我知道他是一定会打给我的。”布朗说，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找克雷博格议员了，每次打电话都是问林登在不在”。

当然了，约翰逊总是会打回去的。对于那些有影响力的选区居民，他有求必应，不管是到华盛顿来很难订到的酒店，还是更大的忙；此外，他还提供这些人甚至从来没想过的帮助。比如，科珀斯克里斯蒂商人艾尔莫•波普想要被引荐给国会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好解决一项能够为科珀斯克里斯蒂争取联邦援助的法案。约翰逊帮他引荐了，而且还在他没有开口的情况下，呈上一份详细的立法必要备忘录，让波普给委员会成员们过目。

约翰逊想让这些要人觉得他人脉广阔，能力通天，信赖他，倚重他。同时也很谨慎地避免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个乳臭未干的低级助理。他极力避免这些人看到自己的居住环境。（得州一位重要访客，威利•霍普金斯碰巧看到了道奇旅馆的地下室，表示相当震惊，他回忆说：“他们住的就跟小毛孩似的，分明就是宿舍啊。”）他们要他订酒店，他就订酒店，好像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想过，这个年轻人对那些酒店没有丝毫影响力，经常需要疯狂地打给一家又一家，直到找到一个房间。有时候，电话攻势也一无所获，他只能亲自去找某家的预订经理，花自己的钱给一大笔消费，搞到一个房间。他也从来没让这些人意识到，要帮他们争取到跟某某人见面，是多么困难。其实他经常碰壁，因为有些官员不需要克雷博格议员支持某项悬而未决的法案，而有些官员甚至根本对克雷博格议员的秘书闻所未闻。他这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收效显著。第十四区那些商人如他所愿，对他大为钦佩欣赏。得州其他选区的商人抱怨说，他们的议员在华盛顿这个官僚机构根本帮不上什么忙，第十四区的这些人就建议说，他们可以联系一下理查德•克雷博格的秘书。

比如说，新成立的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本来决定把办事处设在得州中部而不是南部。但作为其法律顾问的阿尔文•维尔茨告诉理事会，管理局在华盛顿应该找的是第十四区的办公室。跟着维尔茨到华盛顿的理事托马斯•弗格森发现这位顾问说得很对。

对于管理局来说，人脉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计划修一系列的防洪堤坝，这不仅需要争取市政工程局的资金，还需要十几家联邦机构的许可。另外，得州创建这个管理局时遵照的各种立法条款也对时间上有限制，管理局必须刻不容缓地拿到资金和许可。“我们需要迅速地去找人，”弗格森说，“我们时间紧迫。”弗格森说，有些需要找的人是“高官”，其中之一就是杰罗姆•N.弗兰克，当时联邦电力委员会的首席律师。“我们见不到他。于是维尔茨参议员就说：‘我们去克雷博格的办公室找林登。他说不定能帮上忙。’”弗格森惊讶地发现，位高权重的维尔茨和这个年轻的秘书关系相当好。“短短几分钟里面，他们简直亲密无间热烈欢聚。”弗格森说。接着维尔茨对约翰逊说明来意。约翰逊当即找了个借口，不当着维尔茨和弗格森的面给弗兰克等官员打电话，他可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安排会面时那手忙脚乱低声下气的样子。当天晚上，他给这两个得州人下榻的酒店打电话，言简意赅地告诉他们，已经安排了相关的会面，仿佛这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他如愿以偿地建立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约翰逊打了电话，很快就让我们见到了想见的人，”弗格森回忆，“他帮了我们很多。维尔茨参议员对他印象特别好，我也是。他在华盛顿很吃得开。有了他你哪里都进得去。”

这就是对林登•约翰逊的评价。他“在华盛顿很吃得开”，有了他“你哪里都进得去”。这些评价开始越来越广地流传开去。整个得克萨斯那些达官显贵的对话里都能听到类似的话。他们说，在华盛顿，要认识约翰•加纳，要认识某些有权有势的高级得州众议员，要认识某些有权有势的高级得州游说者，还要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只是一个议员秘书。在休斯敦，在拉伯克，在埃尔帕索，越来越多在华盛顿需要帮忙的商人不再去找自己选区的议员，而是来到理查德•克雷博格的办公室，找克雷博格的秘书。虽然他只是一个国会选区的秘书，却在巨大的得州的二十个国会选区，都混了个脸熟，认识的都是重要的、有用的人。

而且，在整个得州，他混得不仅是个脸熟。

新政就有新项目，新项目就有新机构，机构越来越庞大多样，新的联邦工作也随之产生。要做这些工作，有时只需要某个要人的推荐就好，因为国会在批准这些新机构时，出于周全的考虑，豁免了其中很多机构遵循行政要求的义务。这些工作是林登•约翰逊的这位议员上司鞭长莫及的，他只不过是国会新人，又不热衷于搞政治，遑论他的秘书了，肯定也是够不着的。但这位秘书在比较低级的梯队搞定了好些工作：比如政府的邮件收发室（吉恩•拉蒂默还在国会邮局工作，而他最好的朋友，之前在休斯敦高中的同班同学卡萝尔•基奇则进入了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收发室）；政府看台（好些年轻人轮流在国会访客看台做过看守人）；农业部的南楼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办公桌，也有约翰逊的人（艾洛伊斯•奎尔在先，又来了好些得州第十四选区的年轻女子跟她做同事）；财政部大大扩张的手续部门，入驻了西南边的D街上巨大的联邦仓库，把这里当成临时的办公总部，约翰逊的手也伸到了那里（两千名员工中，至少有一个人叫他“老大”，此人名叫伊凡•D.贝尔）；还有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从国会山上的图书馆（好几个克雷博格的选民，包括约翰逊最大的妹妹丽贝卡，都成了国会图书馆的研究员），到遥远的美墨边界里奥格兰德河上的过境站（墨西哥边境上联邦海关的职位分配被纳入克雷博格的职权范围，拉蒂默说，到一九三五年，“边境巡逻队要雇谁，要升迁谁，基本上都是约翰逊最后拍板的，那边好多人都很崇拜他的”。）他请罗伊•米勒往奥斯汀打了几个电话，这就非常有分量了，又搞定了得州政府机构的好些工作。

这些工作位低薪薄，但对那些受到约翰逊帮助的人来说，依然非常珍贵，毕竟这是大萧条时期啊。其中有原来的“白星”，从圣马科斯西南师范毕业之后，发现根本找不到教师的工作；丘陵地带有些年轻小伙子，克服了种种困难长期求学，不仅读了大学，还攻下了法学院的研究生，结果发现在小城镇挂牌行法意味着饿肚子；而去休斯敦那些大律所找工作，月薪也只有七十五美元。不过丘陵地带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则是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林登不能让你当有钱人，”其中之一说，“但他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本•克赖德，曾经给约翰逊城这位年轻朋友借过钱交学费的老好人，现在成了联邦土地银行休斯敦办事处的估价员，月薪高达一百四十五美元。他真是对自己的好运难以置信，“我这辈子最好的一份工作”，他欣喜若狂。所有人都感恩戴德。

他们也知道该感的是谁的恩，虽然表面上联邦这些工作是“议员分配的”。分配到这些工作的人却不是议员的朋友，而是林登•约翰逊的死忠。“白星”厄尼斯特•摩根最初拼命努力进入西南师范，就是因为不想在农场上度过可怕的一生。结果发现，自己牺牲良多换来的学位，仍然消除不了这种恐惧，因为他找不到工作。但约翰逊能帮他。“我很感激林登•约翰逊为我做的。”摩根说。

在某些情况下，加强这种感激的，还有自我利益和抱负。这么个以前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同学，还这么年轻，居然就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随意给大家分配工作了——他们坚信，这个人会“一路高升，升到上面去”。正如其中一个所说：“够聪明的人就跟紧（他），因为我想和他一起高升。”

约翰逊分配工作的时候，最看重的品质，首先是这个人知不知道感恩，有没有他所谓的忠诚，也就是对他完全毫无疑问地服从。有个承蒙他分配工作的“白星”霍勒斯•理查兹倒是思想独立，但其他所有人都像年少时的威尔顿•伍兹，愿意为林登代笔写社论，按照他的安排去约会女人；像芬纳•罗斯，愿意帮他跑腿办杂事；像威拉德•迪森，作为林登的班长候选人，在争夺校园权力的第一线为他冲锋陷阵。这些人早在大学时期就充分表现了服从他领导的心甘情愿，唯他马首是瞻。初次见到这些人的琼斯发现，他们都是说话慢条斯理、本性十分善良的乡下小伙。另外，琼斯说，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品质，所有人都是“乐于服从”的性格，他们都愿意遵守命令。

事实上，有些人又把这种品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迪森考上研究生以后，仍然像本科时期那样，任约翰逊全然掌控他的生活。他是晚上学习法律，白天在圣安东尼奥的阿拉莫山高中教书挣钱。一九三四年拿到法学硕士学位之后，高中的校董会成员“基本上已经承诺了，如果我留下来，就让我当校长”，这可是一份德高望重且前景大好的工作，年薪高达四千美元，他真是欣喜若狂。约翰逊帮他找了份暑假工，是在联邦土地银行休斯敦分部做初级法务代理人，迪森对这份工作很不满意，“也就是个小职员”，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的薪水也是相当微薄，所以他打算九月回阿拉莫山高中去。迪森回忆说，约翰逊“对我说：‘你要做校长，校长算什么啊？如果你做律师，就可以走在世界前头。’”约翰逊“态度很坚决，于是我……就留在联邦土地银行了”。他就这么留了下来。

忠诚，对自己的忠诚，也是约翰逊对新人最看重的品质。有的人他也是初次见面，从前没有过任何私下接触，要看这个人是否忠心，有时候需要通过短短的一次会面来判断和决定，但约翰逊可谓慧眼识人。多年以来他和这些人的关系，充分说明，就算林登•约翰逊不喜读书，却相当擅长读心术，天赋异禀，能洞穿人们的灵魂。有一件相当戏剧化的事情，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罗伊•米勒给了份工作让他挑人，这可是他手里最好的工作了，是得州教育部高层的行政职位，而在旁人看来，他选中的这个人是发号施令的那种，绝不可能服从他人的命令。

此人名叫杰西•凯拉姆，看上去瘦长结实，为人强硬，心狠手辣。他在油田上做杂工赚大学学费的时候，就是那里的传奇，在橄榄球场上更是叱咤风云。约翰逊入校的前一年，他就从圣马科斯毕业了。大学时期，这个体重仅六十多公斤的后卫，竟然不屑于戴头盔，有一次还故意弄折了对手的一条腿。另一场比赛中，一名魁梧的对手坚持要犯规阻止圣马科斯那边一个九十多公斤的球员来拦截他，凯拉姆竟然毫不留情地对他拳脚相向，直到对方再也站不起来。然后凯拉姆站着俯视他，用低沉强硬的声音说：“你看，你连我这个小小的拦截都阻止不了。”他为人熟知的另一项特质就是领导力。虽然只是个后卫，负责发令的却是他，一名队友回忆说：“聚在一起商量战术的时候，都是杰西在说话，我们就乖乖听着。他就有那么一种掌控局面的魅力。”

但那位擅长读心术的人把杰西•凯拉姆看透了。虽然他为人强硬，有掌控局面的魅力，还有远大且热切的野心抱负，但在林登一九三三年初见他的时候，他还只是得州小镇拉夫金的一位橄榄球教练，在这尘土飞扬的闭塞小镇上，一份这样的工作月薪不过一百多美元，而且他困于此地已经整整八年了。三十三岁的他似乎觉得人生已经走到了末路，几乎放弃了走出去的希望。约翰逊把那份州教育部的工作给了他。而后来，教育部主管想要对罗伊•米勒食言，收回那份工作，凯拉姆仿佛看到自己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也要断掉，孤注一掷地给自己那年轻的“恩公”打了个电话。约翰逊那天恰巧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接了电话就跳上车，狂飙三百多英里，当天就到了奥斯汀（后来又狂飙三百多英里回去了），逼主管必须要遵守诺言。那之后的一两年开始，直到后来的将近四十年，杰西•凯拉姆都是直接服务于林登•约翰逊的。虽然他比约翰逊大八岁，仍然毕恭毕敬地称这位恩公为“约翰逊先生”。而约翰逊则叫他“杰西”。凯拉姆确实喜欢发号施令，而且冷面无情，总让人毫无招架之力。（他对下属说的话从不全神贯注去听，而这一招很奏效，让人生畏。比如，哪位下属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总要做些其他的动作，至少也要象征性地看看桌上的报纸。）而在那个给他发号施令的人面前，他却是无条件地遵守所有命令，甚至还带着点卑躬屈膝的崇拜，且多年来有增无减，让见证者们觉得都有点像吉恩•拉蒂默了。随着年岁渐长，凯拉姆的鲜明性格被另一个更鲜明的性格所制服：要是他这位老大对他有只言片语的表扬，凯拉姆表现出来的那种感激几乎让人不忍直视；而老大要是发怒了，他的反应也令人无比震惊。拉蒂默不是唯一会为了约翰逊的批评掉眼泪的人。也不知道他关起门来在办公室跟杰西•凯拉姆说了些什么，但不止一次的，门打开后，外人面前那么强硬，那么镇定自若的凯拉姆，坚毅冷酷的脸上竟然挂着泪水。

林登•约翰逊拼尽全力地去争取工作、分配工作。在这件事上，他最为明显地展现了自己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活力与决心。一旦听说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有工作机会了，他就开始打电话，一打几个小时，找那些愿意帮他再打电话去求负责分配工作官员的人，让他们接受理查德•克雷博格议员的秘书推荐的人。为了得州教育部的那份工作，他来回狂飙六百多英里，这也不是他在得州唯一的一次长途飙车。只要他觉得自己得亲自出面，才能得到分配工作的机会，一定会“不远万里”地赶去争取。他是很看重这种权力的。凯拉姆给他打电话说教育部主管要食言的时候，拉蒂默正好在约翰逊身边。挂了电话之后，约翰逊一边往车那儿走，一边怒吼道：“我们不能放过他！”拉蒂默说：“老大非常非常生气。”分配工作的权力对他来说很重要。“我记得听林登说过，给这些人找工作，其实是未来建立一个政治组织的核心。”拉塞尔•布朗说。作为一个小小的国会秘书，上司还是个存在感并不强的议员，他在这场工作争夺战中，并没有多少弹药，所以他必须严防死守，不露出一丝破绽。

他的努力收效显著。

一张人脉网络逐渐形成，而联系这个网络的核心就是林登•约翰逊。因为有他，这个网络里的人们愿意互相帮助。约翰逊手上其实没多少可以分配的工作。某个他负责安排的岗位上哪位朋友离职了，他当然希望顶上去的还是他的朋友。“白星”迪森在约翰逊的坚持下决定不回阿拉莫山高中，这意味着一九三四年九月那所学校开学的时候，会有一个职位空缺。迪森一直到九月开学那天，才通知学校自己不会回去了。而这件事情早就安排好了，就在迪森打电话通知学校负责人，说他需要找一名新老师的时候，就有一位新老师恰好站在负责人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职位申请表，他就是“白星”霍勒斯•理查兹。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当然即刻就被雇用了。“我们总是这样互相传承工作的。”迪森说。事实上，约翰逊把自己的工作也“传承”了下去。从山姆•休斯敦高中离职去做克雷博格秘书的时候，面对由于他的突然离去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的校领导，他说服他们雇了霍里斯•福莱尔（大学时候的辩手和“白星”成员），取代他成为辩论队的教练。后来，福莱尔在约翰逊的建议下，把这份工作“传给”了“白星”伯特•霍恩；而理查兹后来把学校的工作“传给”了“白星”巴斯特•布朗。

这个网络有多方面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其所在地。现在约翰逊为朋友们争取的工作，越来越多的都在得州，而且遍布整个得州。作为克雷博格的秘书，他充分利用克雷博格和联邦土地银行的迈尔斯的友谊，发展成自己和联邦土地银行休斯敦分部负责人的友谊。一九三三年这个分部成立，之后的两年中，一共雇用了二百九十四名估价员和代理人，其中就有本•克赖德、比尔•迪森、山姆•休斯敦•约翰逊，以及另外十几个在约翰逊推荐下安排进来的人。休斯敦别的地方当然也有他的人，就是刚才说的，山姆•休斯敦高中的霍里斯•福莱尔。圣安东尼奥有霍勒斯•理查兹和巴斯特•布朗，以及邮局的丹•奎尔。奥斯汀有杰西•凯拉姆。等到联邦住房管理局在那里开了个分部以后，他又安排了一两个估价员进去。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和第十四区众多的小镇上，邮局局长、乡村邮递员、工程振兴管理署和民间资源保护队里都有他的人。休斯敦、圣安东尼奥、奥斯汀、科珀斯克里斯蒂……这个网络开始在全得州广撒遍布。

这并非一个政治组织。人数还是太少，还称不上什么政治派别。不过，林登•约翰逊倒是一语道破了这个组织的本质：一个政治组织的核心。手里的资源虽少，他却能物尽其用，精挑细选出合适的人选来做这些珍贵的工作。这些人全都满怀感激、抱负与爱戴，忠于一个领导，尽管这个领导还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国会秘书。这些都是他靠得住的人。他看到自己眼前的这条路，通向他从不为人所知的远大抱负，这条路还很长。大方向是很清楚的，就是通过竞选步步高升，但路上可能有他尚看不清楚的曲折与弯道，也许有无数条分岔，他还不能决定到底走哪条。不过，现在，发挥自己的天赋分配了这些工作之后，有一点是确定了，不管选择哪条路，他都不会孤身一人。这位富有远见、决心坚定的探险家，早已决定自己未来多年要走的道路，于是默默地在路边添置了很多补给，以备不时之需。林登•约翰逊在自己道路上放的这些补给，恰恰是对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的资源：人。这些人现在还在暗处，是巨大的官僚体系中人微言轻的小职员。但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奋勇前进。在他需要的时候，这些人定会招之即来。

地理因素总会成为得州政治家们实现抱负的阻碍。这个州太大了，划分成了二百五十四个县，比美国其他各州要多很多。每个县都有独立的政治组织（再加上本州公民对政府尤其不信任，所以政府的权力受到州法严格的限制），政治家们要想得到遍布全州的政治权力，可谓难于登天。得克萨斯建州九十年来，只有吉姆•弗格森曾经建立过在全州范围内一呼百应的组织。九十年来，只建立过一个以整个得州为范围的组织，而建立者则是这个位高权重、人脉广阔的州长。现在，有人正在建立另一个，领袖竟然只是个国会秘书，是一千个秘书中的一员，还不到二十七岁。

约翰逊努力把自己往返得州的旅程安排成和克雷博格或另一个议员一起，而不是和再下一级的助手。“他想和上司们一起去，不想与下属为伍。”拉蒂默解释说。但有时候，三天的出差，他不得不跟这两个年轻人一起。早在代表休斯敦高中参加辩论赛的时候，他和这两个孩子就已经在车里度过了很多时光了。

拉蒂默和琼斯很害怕和他一起出差。老大开车就跟鞭策他们工作一样，都跟催命似的。“他呢，能开多快就开多快，”琼斯说，“要是车的时速上限是八十公里，他绝对开到八十公里。”风驰电掣之时，要是前面的车太慢了，他就拼命按喇叭，强迫对方靠边停，让他开过去。“他开车就跟个疯子似的。”琼斯说。如果是两位助手中的谁开车，约翰逊的惜命就充分表现出来，总是在紧张地批评唠叨。比如，拉蒂默开车，接近了前面一辆车，约翰逊竟然伸手到他面前，死命地按喇叭，吼道：“绕过去，吉恩！你会要了我们的命！”

让这样的出差更不愉快的，还有约翰逊性格的另一面。对于那些只在公开场合见过林登•约翰逊，只知道他的高谈阔论、“小国会”和道奇旅馆那一面，自以为了解他的那些人，这一面会让他们震惊。有时候，约翰逊会突然闭嘴，不再批评助理的驾驶技术，甚至都毫不在意。他会瘫坐在座位上，陷入沉思。“他会变得非常非常安静，”拉蒂默说，“他眼睛可能是看着车窗外的，但看得出来，他绝对不是在看风景。他在思考，在计划。华盛顿有些人可能会说：‘啊，林登啊，总是说个不停。’但有时候在车里，他能安静很久，几个小时那么久。他睁着眼睛，一言不发。他就是在思考。哦，天哪，很快大家就知道，思考的时候别去惹他。”进行这种“思考”的时候，他不想任何人跟他说话，而且也不想身边的人彼此交谈，因为那声音会扰乱思绪。汽车在狭窄的道路上往得州飞奔，经过弗吉尼亚温柔起伏的碧绿山丘，经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崎岖的小道，最终进入得州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进入约翰逊的祖辈曾经驾着马车艰难跋涉的这片土地，林登就一直眼神放空地盯着车窗，一盯就是好几个小时，两个年轻的助理虽然疲惫无聊，却大气都不敢出。拉蒂默这么友好健谈的人，“从头到尾”也是什么都不敢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沉默。

这长达两千多公里的路途上，林登•约翰逊还表现出了另一面，也是那些只在华盛顿见过他的人无从得知的。还有些人，搭过他的短途便车回家的，觉得林登开车实在太快，胆子太大，完全不知危险为何物。这些人要是看到他在长途旅行中的表现，也会很惊讶。在加油站停靠的时候，他总是会检查车况，看发动机是否性能良好，对轮胎更是仔细查看。“他总是特别在意轮胎的状况，”琼斯说，“车子的轮胎他一定会买最好的，只要停车，他一定会非常非常仔细地去检查轮胎。”约翰逊会绕着车子走一圈，跪在地上看每一个轮胎，检查胎面的状况，按一按检查胎压，还要用手去扭扭看每一个螺栓是不是上紧了。

再上路的时候，约翰逊仍然开得“像个疯子”。但见过他在服务站的行为之后，琼斯和拉蒂默觉得，在这“疯狂”背后，在这狂热的速度背后，有着思虑周全、十二分的小心谨慎。再加上一路上那漫长的沉默，他们也相信，在这看似火急火燎的赶路背后，有着全面周详的“思考和计划”。多年来，这两个年轻人不仅和他同处一室并肩工作，也同住一个屋檐下起居，算是最了解他的人了。他们亲眼见证了约翰逊一路的准备，掩藏在活力与咄咄逼人之下，紧锣密鼓、沉默隐忍的漫长准备。他们也不了解个中细节，约翰逊对所有人都是完全保密的。但他们知道，他在准备着什么。

如果两个年轻人所知无误，那么，林登•约翰逊到底在准备什么，计划什么呢？他在车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盯着车窗外，眼前出现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他万分小心去铺设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他风驰电掣狂飙而去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这样一个一周七天每天长时间勤奋工作，处理自己选区的事务的年轻人，为什么还主动承担重担，去做那些他本可以轻易推给相应办公室的其他选区的事情呢？他从未透露过只言片语。他的活力与才华，甚至超越才华、可以称之为天赋的东西，都在为某种看不见却庞大的野心抱负服务着。没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1)
贝尔被划出去了，第十四区新加了九个乡村县，其中大多数都在“克雷博格之乡”。——原注

(2)
燃树俱乐部（Burning Tree Club）：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私人男子俱乐部。很多总统、外国政要、政府高官、国会议员和军队领袖都是俱乐部成员。

•17•

“小瓢虫”

一九三二年的共和党初选中，理查德•克雷博格遭遇挑战，进行了再次选举，选区的十一个县，他赢了十个。丢掉的那个县，恰恰是林登•约翰逊的故乡布兰科。要知道，一九三一年，约翰逊给他做助理之前，克雷博格在布兰科县可是以三比一的明显优势获胜的啊。有些人认为，一九三二年布兰科没选他，正是因为那是约翰逊的故乡。那里的人反对克雷博格，其实是在表达对其秘书的厌恶。这种厌恶之情愈加强烈，就连约翰逊的崇拜者拉蒂默两年后陪着老大回乡时都注意到了。“他特别特别努力，真是拼了老命地在讨那些人欢心，”拉蒂默说，“但他们就是不喜欢他。”约翰逊回约翰逊城，开的不是自己的车，也不是克雷博格那辆拿给他随便用的车。他找克雷博格借了最最拉风的一辆车，亮黄色的大别克，宽大的低压轮胎，锃亮的座套。他穿的也是自己最体面的一身行头，通身的气派也做得不能再足，可谓是衣锦还乡地回到自己那座小城。“林登回来的时候那叫一个大摇大摆啊，炫耀他成了多大的人物，”克莱顿•斯特里布林说，“他真是一点都没变。”

母校那些人对他的评价也一样。大别克是挺拉风的，熟悉他的学生们（圣马科斯有很多学生不得不中断学业，等挣够了学费再返校，所以学校里还有很多老熟人）之前就不喜欢他那飞扬跋扈又喜欢吹牛皮的性格，他们看到拉风的豪车里仍然是那个熟悉的林登。他让老同学们上了别克，拉着他们去兜风，拿出一瓶威士忌，偏着头跟后排的人说话，滔滔不绝，高傲自大，嘴里基本都是现在和他称兄道弟的社会名流。巴尼•克里斯贝尔当时就坐在后排，还记得林登当时说的话（克里斯贝尔现场模仿起约翰逊，语气里带着不可一世的扬扬自得）：“嗯，这些人，必须得搞搞关系的啊。”霍勒斯•理查兹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在那辆车里的样子，说个不停，摇头晃脑。他真是一点都没变。”

有位大学里的老熟人陪着林登去了金家牧场，看到约翰逊身上另一个“一点都没变”，是她特别熟悉的一点。牧场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在金家的老祖宗，八十二岁的艾丽斯•赫特鲁迪斯•金•克雷博格手里，她是金家牧场创始人的女儿（克雷博格议员的母亲）。她不但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牧场的绝对控制权，还有某些品质。这是个令人敬畏的女人，底下的人不是叫她“克雷博格夫人”，就是叫她“艾丽斯夫人”，绝不敢有更亲密的称呼。但她儿子的秘书竟然唤她“克雷博格奶奶”。在华盛顿时，他一有机会就写信给她，给她寄儿子的发言稿时，他总要加一句附言，很快这个女强人就开始给他回信了。牧场上的她端坐在长长前廊边的大摇椅上。林登就坐在她脚边，仰着脸，渴望而热切地倾听她讲金上尉的故事。他会诉说自己的烦恼，请她给予建议，还说她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说自己有多么爱吃她做的仙人球果冻。艾丽斯的父亲传给她一个严格遵守的习惯，就是什么门都要关好，免得牲畜跑出牧场的地盘。一天，一场猛烈的暴风雨之后，约翰逊开车带她在牧场转悠。牧场上有很多门，门边的地盘往往被牲畜的蹄子踩踏过，所以都形成了比较深的泥潭。那天约翰逊穿着昂贵的蓝色西装和擦得锃亮的上好皮鞋。但是，虽然车里还有两个牧场的熟手，而且很多门附近都站着牛仔，他还是大张旗鼓地在每扇门边跳下车，亲自检查门有没有关好关紧。陪他们一起坐在车里的那个圣马科斯老熟人目睹这一切可谓波澜不惊，就像看到林登面对“克雷博格奶奶”的整体表现她也是司空见惯一样。这位熟人就是埃塞尔•戴维斯，多年以前，林登也是这样向她请教，告诉她她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她也和华盛顿那些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装孙子，林登是专业的。”

林登•约翰逊的人生即将迎来另一个大发展，圣马科斯的众人对此也应该是似曾相识。整个校园都知道，他立志要娶一个富家千金。他之前追求的两名女性，圣马科斯的卡萝尔•戴维斯和约翰逊城的凯蒂•克莱德•罗斯，都是城中首富的女儿。一九三四年，他开始第三次追求，对象是得州卡纳克的克劳迪娅•阿尔塔•泰勒，绰号“小瓢虫
(1) ”。不管（也无人得知）这位小姐父亲的身份是不是林登•约翰逊对她感兴趣的原因，或者部分原因，反正她父亲是城中首富。

托马斯•杰斐逊•泰勒，是亚拉巴马州一位佃农的儿子，也是进军得州的一员。他来到得州东部的哈里森县，这里和他的家乡很相似，低矮的山丘上都是千沟万壑的红色黏土，还有恶臭的沼泽与死水，泥沙淤积的河流中有巨大的爬满苔藓的柏树，粗糙的根部长满了树瘤；这里还和家乡一样，有黑人佃农（占了当地人口的一半）像奴隶一样工作。托马斯•杰斐逊•泰勒是个典型的南方小城市商人。他开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百货商场（“这个泰勒，什么都卖”），再开了一家连锁；然后开了个轧棉厂，再开了一家分厂。这个男人个子高高的（一米八七），体型胖胖的，动作有些笨拙，喜欢大声讲话，内容也很粗俗。“他除了赚钱不讲别的。”在赚钱这件事上也是不知疲倦。他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开门，在柜台后面站了漫长的一天后，日落时分回到家，又是整晚地算账，看哪个客户赊的账又到期了。农忙时节，他整日待在轧棉厂，一直轧完最后一捆棉花，到凌晨一两点结束工作回到家时，他又马不停蹄地翻开账本。除了不知疲倦，他还冷酷无情：把钱借给租户和佃农，他要收取百分之十的利息，对于那些不能按时还钱的人，他自有一套手段。在他家附近长大的吉恩•拉萨特尔说：“泰勒先生让黑人给他做苦役偿债。他给他们提供钱财工具，让他们有地可种，要是这些人还不上钱，他就把地收回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运作的时候，以为奴隶时代还没结束呢。”（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小瓢虫”的哥哥说：“他觉得黑人就是伐木工和抽水机。”白人们叫他“泰勒长官”，黑人们称他为“老板先生”。）他的土地越买越多，到和亚拉巴马州的米妮•李•帕提诺结婚时，他已经有七千多公顷的土地了，成为整个哈里森县北边的“老板先生”，住在县里最气派的房子“砖房”当中，那是个内战前的建筑，白色，两层楼，门前有宏伟的柱子，就在距离卡纳克城边不到两公里的一座红色黏土山丘上。卡纳克这个小镇一共有大概一百个居民，名字来源于埃及的一座神庙（命名者是个文盲）。

“小瓢虫”（这是两岁时一个黑人保姆给她起的外号，因为“她就像瓢虫一样可爱”）出生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时候，泰勒长官仍然每天醉心于账本，两个比她大得多的哥哥都在外面念书。除了那些黑人玩伴，身边唯一的伙伴就是妈妈。这个热爱文化的妈妈，来到卡纳克的时候，带了很多装帧精美的书，每年还要专门赶去芝加哥看歌剧。她喜欢给女儿朗读书本，女儿也爱听。（“很多东西我都记得，”“小瓢虫”后来说，“希腊罗马的神话全都记得，德国的神话也记得很多。我的初恋是齐格弗里德
(2) 。”）然而，“小瓢虫”五岁的时候，母亲溘然长逝。在那以后，从五岁开始，直到十六年后，二十一岁时遇到林登•约翰逊，她童年与少年的主题就是孤独。

父亲完全不懂该怎么跟这个失去妈妈的小女孩相处。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白天会带她去店里，让她随便玩；晚上她就在商店二层阁楼的小床上睡觉。小床旁边堆着店里卖的那种长长的木头箱子，也就是棺材。等她满了六岁，父亲就在她脖子上挂了个姓名牌，把她独自送上了一列火车（泰勒长官还是挺喜欢这个女儿的，但他肯定不会为了她耽误生意），送去了亚拉巴马，她母亲那个一直未嫁的姐姐埃菲家。

埃菲姨妈很快就搬到了卡纳克，抚养“小瓢虫”长大。这个虚弱的女人总是带着苍白的病容。“她为我展开了美的世界，”“小瓢虫”说，“但是没能教会我任何女孩应该知道的现实事务，比如穿衣打扮、选择朋友、跳舞什么的。”尽管如此，姨妈仍然是她最亲密的伙伴，对了，还有那些美丽的书本。这个小女孩热爱阅读，很多诗歌烂熟于心，成年后都还能背诵。她八岁就看完了《宾虚》。“我也许是有个孤独的童年，”她后来字斟句酌地说，“但自己却并不觉得孤独……”但说起得州另一个小镇时，她似乎对自己在“砖屋”中的生活有了更多的透露，“我自己……就出身小镇，不过我从来没有融入小镇生活，因为我住在镇子外面。”学校就在一座红土山顶上，只有一间教室，学生很少超过十个，坚持下来的就更少了：这些孩子的爸妈都是欠泰勒长官钱的租户，所以总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十三岁时，她和埃菲搬进了县政府所在地马歇尔的一间公寓，在那里上了高中，十五岁毕业，但高中生涯似乎并不快乐。虽然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皮肤也如同一颗细腻光滑的橄榄，那时的她却并非一个漂亮女孩。她身上穿的衣服好像是故意要扮丑，其实她想要什么衣服爸爸就会给她买什么衣服，但那肥大的裙子好像是某个肥胖的老女人淘汰给她的。舞会上她完全无人问津。别的女孩子好像把她当作一个笑话，而她和这些人也没话说，因为她们整日沉溺于穿着打扮和参加舞会，要么就是讨论男孩子。回忆这位“小瓢虫”的时候，她们都记得她特别害羞，好像很害怕见人、和人说话。校友内奥米•贝尔说：“‘小瓢’融不进我们的圈子……克劳迪娅什么都不跟我们一起干。她没有约会。为了让她参加毕业晚宴，我未婚夫专门约她做女伴，我和另一个男孩一起出席。她不喜欢我们叫她‘小瓢虫’，我们就叫她‘小瓢’，免得她又闹小脾气。我妈叫她‘猫儿’，总是说：‘好啦，收起你的爪子，猫儿。’……在人群里面她是绝对不会开口的。”对于高中时期最悲伤的回忆，也许来自她本人。“这么小就去读高中，我觉得不适合任何人。我穿的还是短袜，别的女孩子都在穿裤袜了。我还特别害羞，希望谁都别跟我搭话。曾经有个男孩子总是想跟我搭话。他人真的很好，而且很迷人，是学校橄榄球队的。但我永远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后来变成了，我看到他一进来，就马上出去。”她热爱自然，蜿蜒曲折的卡多湖湾，湖边散步或湖上划船时周围的苔藓泥沼，还有花花草草（“春天的时候，树林里盛开着玉兰，庭院里铺满了水仙。第一朵花盛开的时候，我会举行小小的仪式，就我自己，为这朵花登基加冕，命名为‘女王’”）。但不管划船还是散步，大多数时候她都是一个人。就连优异的成绩也会让她觉得恐惧。她永远也忘不了那种害怕的感觉，因为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班上的第一二名，毕业典礼上免不了要代表毕业生致个辞，竟然要当众讲话！她祈祷自己不要进前三，甚至还祈祷说，要是真的进了前三，她就要出天花，她宁愿落得一身的疤，也不愿意当众发表演讲。她还记得前三名最后的成绩：艾玛•柏林格，九十五分；马雷尼•克兰森，九十四点五分；克劳迪娅•泰勒，九十四分。毕业的时候，校报还开玩笑说，这位少女的理想，就是做个老姑娘。

她在达拉斯读了两年少年大学，然后转校到得克萨斯大学。在那里她依然十分害羞，几乎和高中时代一样沉默内敛。但她偶尔也会约个会。而有两位追求者得以一窥她隐藏在安静外表下的某些特质。托马斯•C.所罗门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是这段关系的主导者”。不过，他说，后来却认识到这是个误解。“我们一直做的都是她想做的事情，就连出去野餐都是她出的主意。我终于意识到，要有个非常强的男人才能俘获这个女人。我也很清楚，她要嫁的男人肯定是那种会出人头地的。”J.H.贝内菲尔德则意识到，这个羞涩内敛的少女，“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决心最坚定的人之一，也是最有抱负最能干的人之一。她向我坦白了自己想要卓尔不群的心愿”。决心和抱负也开始展现在“小瓢虫”生活的其他方面。一九三三年，她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父亲和姨妈都以为她会回卡纳克。但是她不想回去，也付出了很多努力，确保自己可以不回去。她学的是教师专业，对于一个可能成为老姑娘的南方女孩来说，这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职业。毕业时也是优秀学生，还拿到了二级教师资格证。但她又回学校多待了一年，拿下了第二个学位，专业是新闻。“因为我觉得媒体人能去更多的地方，见更多有趣的人，经历更刺激的事情。”当记者是不能害羞的，于是她就努力克服自己的羞涩，强迫自己做了《得州人日报》的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提问，主动请缨担任大学校运会的公关经理。她还采取了其他措施，确保自己不用回卡纳克，也不用做个教师。她学了速记和打字，这样她能去企业找份工作。多年后，她说，学这些课程，她就有了“敲门砖。然后，用一点技巧和加倍的勤奋，你就能步步高升成为领导，要么就成为领导的老婆”！

不过，那时候的“小瓢虫”可没有说这样的话。她把自己的决心与抱负隐藏得很好。爸爸在奈曼-马库斯百货给她开了个不设限的消费账户，结果她穿的还是很平常很低调的平底鞋，衣着也十分朴素，甚至肥大，颜色也很灰暗，似乎是故意要让自己隐身，不吸引任何人的注意力。在奥斯汀的那些年，她唯一的大衣还是埃菲姨妈穿旧的。

有一位见证者后来说，那时候的她仍然是个“毫无光彩的女孩”；在高中同学的回忆中，她是个外表很平常甚至有些寒酸的小女孩；在大学同学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平常的少女。有时候，她似乎也克服不了自己的羞涩。她交了一个朋友，艾玛•柏林格的姐姐尤金妮亚。“尤金妮亚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重要，”“小瓢虫”说，“她是那种特别特别开朗的人，让周围的人都觉得更有活力了……就因为尤金妮亚，才有了今天这个更友善、更自信的我。”但尤金妮亚并没在这位朋友身上发现多少自信。为了让“小瓢”变漂亮点，尤金妮亚费尽心思想让她买更多好看的衣服，结果无济于事，于是恼怒地说她是个“小气鬼”。尤金妮亚的老板是得州铁路委员会的主席C.V.特雷尔，恰巧也是公交车巡视员山姆•约翰逊的老板。山姆把这位活泼开朗的美丽少女介绍给了儿子林登。她拒绝了他约会的请求，但两人一直是朋友。一九三四年九月，约翰逊从科珀斯克里斯蒂回华盛顿，在奥斯汀歇脚，于是给尤金妮亚打电话，请她给自己介绍个女孩，她找的人是同在特雷尔办公室工作的多萝西•麦克尔罗伊。那天下午，“小瓢虫”恰好来找尤金妮亚聊天，约翰逊来接多萝西的时候，她恰好就在那儿。林登已经在尤金妮亚口中得知了“小瓢虫”其人，悄悄邀请她第二天早晨在德里斯基尔旅馆的咖啡馆共进早餐。她说，本来没想赴约，但她到奥斯汀是和一个建筑师商量整修“砖屋”的。建筑师的事务所刚好在德里斯基尔旅馆旁边，她说经过咖啡馆的时候，就看到林登坐在窗边的一张桌子前。他意识到这个女孩不是来赴约的，于是疯狂地朝她招手，直到把她叫进来。接着他带她去兜风。在车上，他先一股脑儿朝她提了很多问题（“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多问题，他真是想完完全全地了解我”），接着，用她的话说，这个“脑子转得特别快，思维特别跳跃”的小伙子，开始抛出一个个答案，“而我并没有问问题……他跟我讲了很多很多，我觉得第一次谈话就透露这些，实在是太直接了。”他聊了自己的野心抱负，要成为大人物的决心，而且说自己已经走上了实现抱负的道路，成为了一名议员的秘书。而且这个议员还是克雷博格家的人。他还谈了“他的薪水……他有多少保险……以及他的家庭。他好像早就准备好向我展示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充分炫耀自己的能力”。接着，就在那第一次约会，他就向她求婚了。

“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她回忆说。但深刻的印象倒是留下了，“他很瘦，但是非常帅，浓密卷曲的黑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健谈、直接和坚定的人。”而且他穷追不舍。第二天他就带着“小瓢”去见了父母，听他说话的语气，仿佛她已经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了。（“小瓢”也是洞若观火的人，她说，第一次见到林登的父亲，“我就觉得可怜。很显然他曾经是个充满活力叱咤风云的男人。现在他做这份薪水微薄的工作，只是靠别人对他过去的回忆和交情。”有人问她，会不会觉得父子之间有种竞争的感觉，她说，觉得“曾经存在过竞争”，但都是过去的事了。她说，自己见到山姆•约翰逊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个疾病缠身的老头，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林登的母亲呢，“一和他的家人见面，就能意识到这是个淑女。很明显林登特别爱她，我也被她吸引。不过我特别冲动地想拍拍她的肩膀，告诉她，我不会伤害这个被她寄予深切厚望的儿子……我很想说：‘您放心吧。’当时我一点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小瓢”还说：“他家的房子非常朴素。很显然她尽了一切努力装饰得漂亮些，买了些家具和好看的床单，但还是特别朴素。林登很清楚，也知道我清楚，我打量这房子的时候，他就一直看着我。但他很为自己的家骄傲。”）他带她去金家牧场，这个带点封建色彩的帝国令她叹为观止，后来还跟朋友们说，牧场太大，克雷博格和工作人员用指南针就跟别的男人看表一样平常。克雷博格奶奶把她拉到一旁，用她自己特有的粗暴生硬的方式，告诉她林登是个好小伙子，她应该嫁给他。两人相识一个星期以后，他必须启程去华盛顿了。她邀请他和同伴，马弗里克的秘书马尔科姆•巴德韦尔顺路来“砖屋”住宿一晚。他们是上午到的，结果巴德韦尔换了件睡衣就下来了，约翰逊担心这样会造成不好的印象，让自己难堪，于是朝他发了脾气。“他跟我说：‘我是要娶这个女孩子的。你穿成这样到处跑，是想毁了我的终身大事吗？’”不过，这随随便便的衣着，没有让“砖屋”之主产生什么坏印象。当时刚和泰勒长官结婚不久的露丝•泰勒说：“我丈夫一见林登就非常喜欢。两个人都是高个子。都是工作狂，做起事情来总是雷厉风行。”“小瓢虫”说：“我看得出来，爸爸马上就喜欢他了。晚饭后，大家都很安静，他说：‘女儿啊，你带回家的男孩也不少了。这回，你终于带了个男人回来。’”林登驱车回华盛顿之前，他又求了婚，被她再次拒绝。不过分别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吻（一个邻居目睹了这一幕，朝约翰逊愤怒地吼道：“别这么做！快跑！免得三K党来抓你！”）不久，“小瓢”就跟一个朋友说：“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她描述说，这种感觉就是：“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了不起的事情，但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我有种飞蛾扑火般的奇妙感觉。”

约翰逊回到华盛顿以后，拉蒂默和琼斯观察到，他肯定是铁了心要娶这个姑娘。他每天上午的习惯是雷打不动的。“他一直保持着那样的节奏”，什么事情都不能打断，拉蒂默说，“他先是处理邮件，然后进卫生间去翻阅报纸，接着让琼斯听打信件……”而现在呢，处理完邮件之后，他进的不是卫生间，而是克雷博格的私人办公室，关上门，坐下来，给他在奥斯汀遇到的那个有好玩外号的年轻姑娘写“每日一信”。几乎大半辈子都在为约翰逊工作的拉蒂默说，在他事业的早年，“那是他唯一打乱平时的节奏，就那么一次，要给‘小瓢’写信。就那么一次，唯一的一次。”

他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那些信件。草稿打好了，他就把很擅长写信的拉蒂默叫来做校对修改，“询问拼写的问题，还有某个逗号该不该加，或者是不是该有个悬垂分词”。他会说：“你知道的，‘小瓢’可是拿了新闻学学位的。”

在这些信里，他和之前一样，非常坚决地请对方尽快做决定。他不断向她表达自己的野心（“我最亲爱的小瓢，今天早上我还是那么充满抱负，骄傲自负，活力满满，疯狂地爱着你，我想见大人物，想推开人群脱颖而出，想凭着这股劲头做些事情……”），然后催促她答应自己的追求（“一看到我想要的东西，我马上就要努力去得到……你还在犹豫，把我的决心撕得粉碎……结果你……认为也许这种欲望并不是‘永恒’的，要做‘理智’的事情，等上一年左右……”）。他向她保证，她喜欢的那些文化上的事情，他也是很感兴趣的（“遇到任何有趣的地方，我都会在心里做个记号，告诉自己等你成了我的人，我就带你去看看。我想参观大都会博物馆、博览国会图书馆，去史密森尼博物馆，看看内战的战场和所有那些有趣的地方……”），然后再次催促她（“我们为什么要等漫长的十二个月才开始做我们余生永远都想要做的事呢？”）。

她回信了，显然是认为两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最亲爱的：我在读《早秋》（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写的），被迷住了。要是你在我身边，我会给你读读这些句子……在一个舒适温暖的地方，对我喜欢的人读点什么好笑的、优美的或者有趣的东西，可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啦。好东西就是要分享的，对不对？”

他还几乎每天都发动电话攻势。她回忆说，十一月初，“他从华盛顿打电话来，我们说好，他来找我，然后决定一下要不要”订婚。结果，第二天，她震惊地发现，那辆福特跑车就停在家门口布满车辙的车道上。他竟然马不停蹄地从华盛顿开来了卡纳克，“至少比我想的早了二十四小时到了我爸这儿。房子都没收拾好，我也没来得及去做个头发打扮打扮。”她说，一到了地方他又开始催，“我们结婚吧，别等到明年了……两个星期以后吧，一个月以后吧，或者干脆就现在。”

她同意让他给自己买个订婚戒指。两人一起开了将近五百公里的路去奥斯汀挑了一枚。不过，在珠宝店，他建议再买一枚配套的结婚戒指，她没准。她必须先去亚拉巴马州跟埃菲姨妈谈过之后才能做决定。“她为我付出了一辈子的时间和全部的爱，我当时就是一定要去见见她。”她去了亚拉巴马，而林登开车去了科珀斯克里斯蒂。姨妈听说“小瓢”居然想嫁给一个认识不到两个月的男人，非常震惊。然而，她回到卡纳克的时候，“砖屋”的车道上停着那辆福特跑车。她说了埃菲的反应，结果父亲说，“要等埃菲姨妈说好，那你什么人都嫁不了啦。”又加了一句，“心急也能谈成好生意。”她说想问问尤金妮亚•柏林格的意见，林登坚持要陪着她去奥斯汀。车还没开呢，他居然就下了“最后通牒”：“我们要么现在就结婚，要么就不结婚了。要是你离开了我，就说明你不够爱我，根本不敢结婚。我受不了了，不想再这样下去，每天想着到底能不能行。”她说，自己同意马上结婚的时候，他发出“得州人的大叫”，声音肯定都传到隔壁县去了。

两人的订婚期就是从卡纳克开到圣安东尼奥的时间。林登担心这么短时间来不及预约安排，就给丹•奎尔打了电话。后者在市政厅找了找关系，立刻安排给他们签发结婚证书，还说服了一个不情不愿的圣公会牧师。这个牧师一开始说，这么急匆匆地给两个从没见过的人证婚，太仓促太不正式了。结果奎尔说服这位牧师开了先例。约翰逊后来回忆，他和“小瓢”走进圣马可教堂，还在不断告诉未婚妻这是正确的决定。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出席的宾客只有奎尔、一个当律师的熟人，和“小瓢虫”急匆匆叫来的一个朋友。到给新娘戴戒指的时候，约翰逊竟然没买。奎尔冲到对面的一家希尔斯百货，带回一托盘不那么贵的结婚指环，她选了个两点五美金的，仪式就这么完成了。他们在圣安东尼酒店吃结婚晚餐，在场的人都没钱买酒店的高价红酒，于是那个律师飞奔回家，拿了自己的一瓶酒来，这才举杯祝福了新人。之后，林登和“小瓢虫”驱车去了广场酒店，在那里共度了新婚之夜。

第二天早上，“小瓢虫”给在奥斯汀等着她的尤金妮亚•柏林格打电话，对这位大为震惊的朋友说：“昨晚林登和我举行了婚礼。”

林登给妈妈打了个电话。丽贝卡一直希望儿子的婚礼自己要到场。

两人刚结婚，林登•约翰逊对“小瓢虫”的态度，就跟追求她时的信和电话中展现出的大不相同了。婚礼后的第二天上午，他们要前往墨西哥度过短暂的蜜月，路上在科珀斯克里斯蒂附近的小镇卡尔艾伦暂停，见见《通讯报》的记者威廉•P.艾略特和夫人玛丽。两对夫妇在客厅坐着聊天，艾略特夫人回忆，约翰逊说：“你这裤袜得换了，小瓢，赶紧地。”“小瓢”有点尴尬，没有马上听话，于是，艾略特夫人说，他就命令她马上去换，“真的是命令，当着我们俩的面。”

回到华盛顿以后，在道奇旅馆楼上的房间住了几天，两人就搬到卡洛拉马路一九一〇号一栋有些家具陈设的一居室公寓里去了。在那里，林登对新婚妻子说话仍然是命令的语气，事实上和他对拉蒂默与琼斯的态度也没什么区别。见过类似场景的熟人都很震惊。妻子穿了什么他不喜欢的衣服，他马上就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语气相当严厉，带着厌烦，不管有没有旁人在场。比如，一次得州同乡会上，房间里很多人，他在一头朝另一头的妻子大叫着发号施令，而且后者必须马上服从。

“‘小瓢虫’，再去给我拿块派。”

“我会去的，等一小会儿，林登。”

“快去给我拿！”

温盖特•卢卡斯说：“他就当众给她难堪。从房间这头冲她吼，支使她做事。得州的老乡们都觉得‘小瓢虫’很可怜。”她的羞涩有目共睹，大家注意到她时那种恐惧相当明显，很快约翰逊的熟人之间就开始流传一句后来说了几十年的话：“真不知道她怎么忍得了。”

他曾经表达过对文化的兴趣，承诺说，“等你成了我的人”，就带她去博物馆、图书馆，“和所有那些最最有趣的地方”，结果，等她真的成了他的人，他好像也没那么多兴趣了。华盛顿让她十分激动。“我想起一首歌，‘走在冬日幻境中’，”她说，“我就那么走着，探索着，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但是，林登永远在工作，每天都在工作；她又害羞得不敢交朋友，所以只好独自探索。晚上他可能离开办公室了，但他也不愿意去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地方。他甚至都很少和“小瓢虫”一起去看电影。歌剧什么的呢，她有一次很倔强地买了两张票，要和他一起去国家大剧院看剧，当时戏剧公会正在举行戏剧季，一共有四场。结果丈夫只是把她送到剧院门口，自己却不进去。拉塞尔•布朗说：

我总想送她回家，但他从来不让我这么做。她总是自己一个人回家……但是我和她一起看了那一季戏剧公会的剧。我记得他会送她来，然后说：“那就回见了。”……那票可不便宜哦，但他就是不进剧院。

她想要安安静静地坐着，和丈夫分享一本好书的愿望，也是很少实现。事实上，琼斯也劝说过约翰逊，让他多花一两分钟看看某个出版物，但根本无济于事，能让他多看几眼的，只有新闻杂志和《国会记录》。这次做妻子的出面劝说，竟然也和做秘书的一样败下阵来。接着她开始在书里面画线，把那些觉得他应该读一读的内容标出来，但就算主题是政治或者政府，他也完全不感兴趣。很快，夫妻间就上演着一幕约翰逊城居民应该十分熟悉的场景。小时候，是林登•约翰逊的母亲大早上追在他屁股后面给儿子读课本，因为他自己看都不看；现在，画出来的段落他也不愿意看，“小瓢虫”就试着读给他听，有时候满屋子追着他读。

她发现，如果按照约翰逊的期望做个“好妻子”，还要轻松些。不管这些标准多么有悖于她的经历和教育，和她期待中的婚姻生活多么大相径庭。她相关的原话如下：

早上他宣布说，“我要在床上喝咖啡，”我心想，“什么？！要我去泡吗？！”然后我很快意识到，把咖啡端到床前，似乎还没有收拾好桌子来上那么一整套麻烦呢……

她也没有同时意识到，还有些事情也不用那么麻烦：可以把报纸给他拿到床前，让他边喝咖啡边看；把衣服都整理好，免得他做把东西放进各个口袋这样的烦心事；亲自帮他给钢笔灌好墨水，放进常用的口袋；检查打火机的油量，然后放进该放的口袋；手帕和钱也放进该放的口袋；擦亮他的鞋……他吆五喝六地命令她做这些琐事，她也乖乖去做了。

有一件事情对她来说特别难做到。招待客人当然是非常有力的政治武器，而约翰逊当然是要用起来的。两人搬进这小小的公寓不久，床还没焐热呢，约翰逊就通知“小瓢”，议员莫里•马弗里克和妻子要来吃晚餐。

对于这么年轻的一个新手妻子，招待客人真是难于登天，一是因为她害羞，二是因为她从小在一个全是黑人奴仆的家里长大，根本没干过什么家务。她回忆说，搬到卡洛拉马路那天之前，“我从来没扫过地，锅碗瓢盆是碰都没碰过的。”马弗里克夫人说，进入约翰逊的公寓，看到客厅里铺了张桌子，见到“小瓢虫”的时候，她感觉好像“邀请我的是一个小姑娘”。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娇小的女主人显而易见的紧张，还有“我一进门就看到桌上摊开着一本芬妮•法默尔的烹饪书”，马弗里克夫人说。“刚好翻到如何煮米饭的菜谱。那天的菜有烤火腿、柠檬派，当然，还有米饭。火腿和派很好吃。但是那米饭我真是终生难忘，吃着跟糨糊似的。直到今天，我一看到煮米饭，就会想起糨糊。”

但马弗里克夫人仍然对这个新娘的印象很好，她是那么甜美可亲的一个女主人，脸上永远挂着笑容，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紧张。在这小小的公寓里，她让年长很多的议员和妻子，都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其他人也看到了同样的品质：比如马尔文•琼斯和尤因•托马森这样的议员，他们纡尊降贵地接受一个低级职员的晚餐邀请，只因为他父亲是山姆•约翰逊；还有年轻的记者们（“周五晚上把房间布置好，”一天，约翰逊对“小瓢”说，“我要请几个做报纸的来……要好好过个找乐子的晚上。”）；还有凯特•乔治这样年长些的国会秘书；或者丈夫那些年轻些的同僚……当她站在门口对客人说晚安，并且问候：“你很快会再来的，好吗？”所有这些客人都觉得，她是真心的。而“小瓢虫”的这种和蔼可亲，这种让任何人如沐春风的超凡能力，将会在两人婚后短短几个月内，给丈夫带来职业生涯有史以来最大的助力。

因为有个客人来了约翰逊夫妇的小公寓，而且来得越来越频繁，过了一段时间竟然成了例行的常客。每个周日都来吃早餐，吃完以后越待越长，总是坐在一张靠背挺直的硬椅子上，但每周的体态都更柔和些，向前倾着身子，手撑在膝盖上，讲着得州的故事。他在这个家里越来越放松，跟林登•约翰逊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而这个男人，是很少去别人家做客的，而且从来没像这样成为别家的常客。他有自己独特的羞涩，就像“小瓢虫”一样。这是个矮壮结实的男人，秃顶，线条坚毅的脸如同一块岩石，他叫山姆•雷伯恩。

(1)
又译为“淑女鸟”。最早是童年的保姆说她“漂亮得像一只瓢虫（ladybird）”，后来林登•约翰逊叫她“淑女鸟（Lady Bird）”，与自己的姓名缩写LJB暗合，另外其他人称呼她为“小瓢”即“Bird”。

(2)
德国民间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

•18•

雷伯恩

雷伯恩。那个痛恨铁路的雷伯恩，因为铁路的运费是靠剥削农民得来的；那个痛恨银行的雷伯恩，因为银行的利率对农民也是极尽盘剥；那个痛恨公用事业公司的雷伯恩，因为这些公司拒绝把电线拉到农村，让农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这是痛恨“信托”与“利率”的雷伯恩，痛恨富人和与他们有关的一切的雷伯恩。这是痛恨共和党的雷伯恩，因为他认为共和党就是富人的代表。他痛恨共和党制定的货币政策，说这政策“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痛恨其关税政策（他说这“简直是强盗关税，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最站不住脚的关税政策”；他说，因为共和党“愚弄……农民”，让他们支持这个政策，所以富人们“本来就胀鼓鼓的钱包又塞进了很多不义之财，都是从劳苦大众辛勤的双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他也把内战后重建时期的种种弊端归咎于共和党的执政不利。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雷伯恩的父亲是南部联邦的骑兵，“一辈子都恨透了北方佬，”这样一个人的儿子，“终生都不会忘记南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的屈辱。”来到国会多年了，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画像，但所有的画像都是一个人的，那就是内战南军领袖罗伯特•E.李。一九二八年，他的选区开始背离阿尔•史密斯，偏向共和党胡佛，有人建议他也改改立场，不要冒丢掉自己议员宝座的险，结果他咆哮起来：“只要我还牢记着南军死亡将士们的英魂，还尊重我那南军父亲对南方这片热土的赤诚，我就永远不会投这个党的票！这个党竟然把那些投机倒把的北方佬和泼皮无赖送到南方去，还让他们拿着刀枪棍棒到处仗势欺人。”就是这个雷伯恩，痛恨铁路，痛恨银行，痛恨共和党，因为他从未忘记过自己是谁，来自哪里。

也很难忘记。一八八二年一月六日，他出生于田纳西一座十六公顷的农场上，排行老八。家里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而这农场被消耗殆尽的贫瘠土地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么多口人。一八八七年，雷伯恩一家搬到了得州范宁县的一座十六公顷的农场，就在达拉斯东北部（一家人坐了将近两千公里的火车南下去得克萨斯，那是他一生最难忘的回忆。他后来回忆，透过车窗，他看到“人们……正赶着牛车向西艰难跋涉，所有的家物细软、个人财产，都放在车上，用布盖着。男人们都是很朴素的打扮，戴着宽檐帽，肩上扛着枪，领着拉车的牛”）。得州的第一年差点儿让雷伯恩家倾家荡产：田野中洪水泛滥，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棉花又成了棉铃虫的大餐，十六公顷的土地，只出产了两捆半的棉花。范宁县的土壤是深而肥的沃土，雨水也很充足，结果这十六公顷仍然不够支撑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因为抵押贷款的利率是百分之十，而一磅棉花的价格才九美分。一年又一年，雷伯恩一家之所以还能守着这片农场，只是因为包括五岁的山姆在内的全家人，都在田间劳作。

每年只有四个月例外，山姆要在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名教师的校舍上学。余下的时间，都是在棉田里风吹日晒。他就这样度过了童年。春耕时，他个子太小，全身的重量都不能让犁头铁插进土地里；骡子拉着犁车向前走，他必须要用尽全力地压住犁耙。夏天，得州的日头那么毒，他还要在烈日下挥舞锄头，把多余的植株挖出来，晚上忍着剧烈的背痛入睡，想着破晓时又要扛着锄头下地了。九月，他跪在地里，在棉田间爬行，身后拉着一个长长的袋子摘棉花，日日如此，膝盖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总是流着血；双手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流着血。背则比锄地时痛得还要厉害。“耕作，锄地，都是从日出到日落，”山姆•雷伯恩后来回忆，“有些城里的朋友，说什么农场生活美丽啊，浪漫啊，就请他们去棉田里，每天弯腰劳动个十到十二小时，一直握着犁车的把手，他们就知道小说里那些田园浪漫有多么虚幻，消失得多么迅速了。农场生活肯定是单调乏味的辛苦劳作啊。”整日辛苦劳作，还因为政府的关税与货币政策没什么指望。这些政策的内容充分展现了农民们感觉到的不公，如此得州东北才坚定地支持人民党。最典型的例子，是政策中把阉牛皮作为不被关税保护的物品，农民们卖阉牛皮收入就很少；而用阉牛皮制作的鞋子却纳入了关税保护的对象，农民们被迫高价购买皮鞋。棉花的价格也一直压得很低。雷伯恩全家在田里辛苦劳作一整年，棉花送进轧棉厂，赚来的钱付给了赊账商人、抵押债主和铁路那高昂到近乎残酷的运费之后，只剩下可怜的二十五美元了，这还是年成好的时候。

但最让山姆•雷伯恩痛苦的，不是无休止的劳作，也不是贫穷。他的父亲，一个大胡子的南军老兵，很温柔却也很沉默，只有偶尔讲起内战的故事会健谈些（客厅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一幅镶在画框里的李将军肖像）；母亲（全家人都叫她“钢老大”，因为这是个坚强又刻板的女人）虽然很爱孩子们，却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脉脉温情。一位传记作者如此描写山姆的父母：“对孩子们表达任何情感，都是脆弱的表现。”山姆的整个童年都是属于棉田的，没什么其他的色彩和回忆。偶尔，星期天活儿比较轻，他们也不应该玩耍，而是要敬神。“小时候我住在乡下的时候，”山姆•雷伯恩后来回忆，“无数次坐在篱笆上，向上帝祈祷，有人会骑着马或者驾着马车经过，什么人都行，只要能减轻一下我的孤单。”劳作辛苦，贫穷凄凉，孤独却更糟糕。他后来说，贫穷只是“历练人的灵魂”，而孤独却“让人心碎，孤独能吞噬一个人”。

山姆•雷伯恩惨淡单调的童年中，也有灿烂明亮的一天。

范宁县的议员是约瑟夫•韦尔登•贝利，是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在少数党民主党中具有绝对的监督权威，自己的行事做派，也像个战无不胜的帝王”。如果民主党能获得多数席位，他就是议长的不二人选。平民党出过很多伟大的雄辩家，贝利又是其中最出色的佼佼者。据说，他在议会发言时，“余音绕梁，如教堂里久久回荡的洪钟。”一八九四年，山姆•雷伯恩十二岁，贝利在县政府所在地博纳姆发表演讲。山姆•雷伯恩是观众之一。

他一辈子都牢记着那一天的种种细节：雨很大，不到二十公里的路，骡子走了好几个小时；博纳姆福音教堂外临时搭起来的帐篷，贝利要在那里演讲，他也清晰地记得自己到达那里时的感觉。“我没有进去那个帐篷。家里买了那个农场之后，我就再也没来过博纳姆，那些富有的城里人，穿着商店里买来的衣服，让我有点害怕。但是我看到帐篷的帆布上有个地方破了，我就像胶水一样粘在那儿，听着老贝利发表演说。”最鲜明的记忆当然来自这位约瑟夫•贝利。“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怎么呼吸。到现在我还记得雨水从脖子上滴下来的感觉。等他说完了，我溜到门口，看着他走出来，跟着他跑了五六个街区，直到他上了一辆电车。然后我回家了，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能不能成为约瑟夫•贝利这样的大人物。”

第二天早上，山姆的哥哥们走过谷仓时，听到里面传来声音。打开门，他们看到弟弟站在饲料槽上，练习着政治演说。从听到约瑟夫•贝利演说那天起，雷伯恩便知道自己也要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是很坚定很确切的决心。他把这个决心告诉了兄弟姐妹和伙伴们，其中一个回忆：“‘我要进入州议会，连任个三届，然后被选为议长。那之后，我要竞选国会议员，进入国会。’”他说，他要在三十岁进入众议院，还说最终会成为议长。山姆的抱负在雷伯恩农场上就是个笑话。兄弟姐妹都站在谷仓外面，听着里面那个少年发表演说，然后哈哈大笑。但演说仍在继续着。一九〇〇年的一天，十八岁的山姆•雷伯恩和父亲一起站在棉田里，告诉爸爸，他想上大学。

爸爸说没钱供他上大学。“我不是让你供我，爸，”山姆说，“我是让你允许我去。”经过多年劳作，这位曾经英姿勃发的骑兵已经腰背佝偻，他老了，八个儿子中已经有两个离开了农场，再失去一个青壮劳动力实在是很难忍受的事情。“我祝福你。”他说。山姆离开的那天，衣服细软只是简单地卷起来拿根绳子捆好，因为他没有箱子。父亲套了马车把他送到火车站。沉默的他一直沉默地站着，直到列车来了，儿子要上车了，他突然伸出手，塞了几张钞票到儿子的手里。二十五美元。山姆永远忘不了这一幕。他一生都在说着这二十五美元的故事。“天知道他是怎么存下来的，”他总是说，“他从来没有过什么闲钱。我们赚的刚够活下去。他递给我这二十五美元，真是让我彻底崩溃了。我总是在想，没有这些钱，他该怎么办，他和我母亲都做出了怎样的牺牲。”他也永远忘不了上车时父亲跟他说的那句话，后来他对朋友们说，每当人生遭遇危机，他都会想起这句话。父亲握紧儿子的手，说：“山姆，你要做个真正的男人。”

他的学校是东得克萨斯师范学院，在荒凉的平原上有寥寥的几栋楼。学费是每月十二美元。父母给的钱显然不够，雷伯恩在附近的中学找了份扫地的工作，还当了学院的敲钟人，每四十五分钟就要跑去钟楼敲钟作为下课提醒。工作太多无法平衡学业，他退了学，在一家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教了一年书，挣了点工资，然后回到学校，承担起繁重的课业，和原来的班一起毕了业。（他只有一套西装，手肘的地方还磨破了，他觉得很丢脸，都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接着他又找了份教师的工作，是在范宁县，教了两年，一九〇六年，二十四岁的他宣布参选州议会议员。

他的竞选之旅是在一匹小个子棕色牧牛马的马背上进行的，他骑着马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地走访。他不擅长闲聊，讨论的都是农场上严肃的问题。这个矮小结实的小伙子，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下面是一双严肃认真的棕色眼睛。在每个农场上，他都会问隔壁农场住的是谁，这样到了下一个农场，他就能叫出住户的名字了。竞选活动中发生了两件事，说明他从来没忘记父亲的那句话。一天，一个男人来找他，说给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农民十美元，就能确保这个农民的亲戚都投他的票。“我不想用钱买官职，”雷伯恩如此回应，“我是请人民赋予我权力。”他和来自哈尼格罗夫的对手山姆•加德纳交了朋友，竞选活动的尾声，两人还驾着同一辆马车走访每个城镇，到了地方，他们就轮流站在马车上讲话。在一个镇子上，加德纳生病了，卧床三天。虽然当时加德纳好像处于领先地位，雷伯恩也没利用这三天加紧宣传。他一直在加德纳身边，陪伴他，照顾他。加德纳和雷伯恩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

投票在周六进行，但投票箱要拿到博纳姆的办公室去人工计票，所以周二才能知道结果。山姆安排一个朋友策马二十多公里，迅速把消息带到雷伯恩农场。星期二，他和家人一起坐在客厅里，等着宣布他命运的马蹄声。他赢了，领先一百六十三票。

在奥斯汀工作的山姆•雷伯恩从没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他是那群对抗利益集团，为人民说话的少数人中的一员（这其中当然有山姆•伊利•约翰逊，当时他是第二次当选议员了），雷伯恩发起了一些规范铁路和银行的法案。和这个小团体中的一些人不同，他从未背叛过初心。多年后，有人说，雷伯恩的父亲没给他留下什么遗产，这个孝子马上纠正他说，父亲“给了我这个永葆光荣的名字”。他也尽心尽力维护着这份光荣。他不在德里斯基尔喝酒，也不在那里住；他和别人合租国会山下廉租屋的一个小房间，从五美元的日薪中挤出钱，在得克萨斯大学攻读法学院硕士。他后来回忆，付了学费之后，身上就没剩下多少钱了，有一次，应承说给一个叫法尔的议员买汽水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只剩下一个硬币了。“到了收银台，我跟法尔说，身体不太舒服，什么都不想喝。他就只拿了一瓶，我付了钱……万一他拿了贵一点的饮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在拿到法学学位，进入一家律所后不久，合伙人之一就递给他一张支票，他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数目，是圣菲铁路公司的预付款。他把支票递了回去，说他“永远不会从铁路公司那里接受一分钱”。合伙人要求他做出解释，他说：“我告诉他，自己是一名议员，是人民的代表……”通常来说，议员都能拿到免费乘坐火车的通行证，雷伯恩把他的还了回去，就算还通行证的时候他在奥斯汀非常孤独，因为买不起票也不能回家。（他母亲表示了赞赏。“我们总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她写道，“但我们宁愿等久一点，也不愿你接受免费通行证。”）在当时的奥斯汀，大多数议员都沉浸于权钱交易，那样的环境下，有人说过一句话，后来重复了五十年：“没人能收买山姆•雷伯恩。”

他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也从未忘记自己要往哪里去。他和得州众议院的同僚们谈论自己的抱负，一如多年前对兄弟姐妹袒露心迹一样直截了当。他说，他想成为议长，也相当直白地说了原因：“我一直想承担重责，因为我想得到随重责而来的权力。”

他不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知道怎么得到（而且这种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和山姆•约翰逊一样，他在议会流程方面有着本能的天赋；不过，雷伯恩和山姆•约翰逊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个浪漫主义者，更不是个梦想家。不管帮了谁的忙，他都一定要得到回报，就算帮的是他崇敬的偶像。

初到奥斯汀的雷伯恩发现自己的偶像在受审：议会对约瑟夫•韦尔登•贝利发起调查，引起轩然大波，争议四起。贝利已经是一名联邦参议员了，却遭到指控，说他和铁路公司与美孚石油之间存在权钱交易。一生都不相信这些指控的雷伯恩，向贝利在议会中的亲信表达了自己的支持，作为来自贝利故乡选区的议员，他说自己的看法应该比大多数新议员都更有参考价值。但他又说，正因为这样，他要得到比大多数新议员更多的回报。他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在初进议会的时候，就证明了自己虽然话不多，却能高效有力地为贝利辩护。他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回报。贝利的亲信们在他议员的第一个任期，就把他送上了议会一个关键委员会主席的宝座。

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又可以用来积累更多的权力。获得他帮助的议员们需要给予回报。雷伯恩要的回报，和他帮的忙一样，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得州议会似乎屁股还没坐热，就已经变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全要归功于他的天赋异禀，就是懂得在国会中进行精挑细选的交易。

他还有别的天赋。最特别的，是那独特的人格和其中蕴含的力量。

这力量部分来源于外表。山姆•雷伯恩身材矮小，只有一米六五，但膀大腰圆，胸膛和肩膀尤其宽阔厚实，在廉价的西装衣料下不安分地鼓胀着。粗壮的脖子上顶着一颗大头，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的头发几乎全秃了，光秃秃的头皮，没有了头发，显得愈发强硬，愈发巨大。一张宽脸在私下里还是亲切和蔼的，但在公众场合总是面无表情，冷酷坚决。不管是紧闭的唇线，还是突出的宽下巴，整张脸的线条都那么方端坚硬，要不是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真可以说这是一尊石像的脸了，让人感觉到一种原始的巨大力量。

山姆•雷伯恩的性格，让这种气场有增无减。

已经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他的脾气了。他经常发脾气，经常脸红脖子粗，巨大的头颈都变成了深红色。冷酷的双唇会因为咆哮而扭曲变形，低沉的声音急促而刺耳。“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位见证者后来写道，“他就脏话连篇。”脏话连篇的同时还唾沫飞溅，见证者开玩笑说：“要是手边有个痰盂，那就正好；要是没有，那就惨了。”狂躁的状态下，“雷伯恩先生满脸怒容，阴沉黑暗，令人害怕。光秃秃的头涨成深红色……他生起气来就是这个样子。没几个人想惹他生气的。”发起脾气来，他完全不听劝，不讲道理；就连对事业的考虑，对实现抱负的影响，也挡不住他的怒气。奥斯汀最让人敬畏的人物是刚刚退休的州长汤姆•坎贝尔，据说，退休后成为得州银行利益游说者的他，仍然像在州政府时那样不择手段，冷酷无情，而那些利益集团给予他的权力，让他仍然能肆意折磨惩罚反对者。雷伯恩偏偏在自己的委员会里反对银行支持的立法，并宣传自己的主张，自然成为坎贝尔的反对者。坎贝尔安排亲信报社编造故事，说雷伯恩只敢在委员会里反对，因为他没有公开反对的胆子。此举被雷伯恩视作对他个人荣誉的攻击。了解他脾气的朋友们都力劝他忍一忍，他们警告说，有些人即使是间接地反对坎贝尔，事业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乎，雷伯恩来到议会，发表了一篇并不间接的演说。他说，自己的法案“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我每一天都会站在这里投票支持……至于坎贝尔先生怎么看，我不在乎”。他顿了顿，扬起硕大的头颅，直瞪瞪地盯着看台上的坎贝尔。等到在座的所有人都看着坎贝尔了，他才又开口：“不管汤姆•坎贝尔支持还是反对，我都不在乎。在我看来，这是议会立法时最不该在乎的。”他的脾气，他强大的气场，他在立法上的敏锐睿智，绝不动摇的标准，都让奥斯汀的人们认识到，山姆•雷伯恩是收买不了，也不可冒犯的。

脾气火暴还不是山姆•雷伯恩唯一惊人的一面。同僚们不仅议论他发怒的样子，也会说他是多么刻板坚定，不近人情。

他的原则非常简单，也绝不会妥协。他常常把“荣誉”与“忠诚”挂在嘴边，而且绝不是空谈。“荣誉是不分高下的，”他说，“你要么有，要么没有。”这条标准固然严苛，他却完全当得起。议会的一位同僚说：“他的诚信和公平交易是有口皆碑的。山姆无论跟你说什么，你都能赌咒发誓那绝对是真的。”他也坚定地认为大家都要当得起。“你要是跟雷伯恩撒了一次谎，就别想让他再相信你了，”一名助手说，“你没有第二次机会。”不过，同僚们也都知道，只要还了山姆•雷伯恩的人情，就绝不会被他欺瞒利用。他的友情是很值得珍惜的。“一旦他成了你的朋友，就永远是你的朋友，”有人如是说，“他会一直站在你这边。情况越艰难，你就越能确定山姆•雷伯恩会站在你这边。我从没见过对朋友如此忠诚的人。”

他还经常把“正义”和“公平”挂在嘴边，同僚们看到，这也绝不是空谈。“他对某些事情的喜好其实是不重要的，”一个朋友说，“他总是说，想要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过了一段时间你会意识到：‘哦，他真的是在努力寻找啊。’”

多年前，他和兄弟姐妹说过，会在州议会大概“连任个三届”，然后当选为议长。第三届任期的时候，他参选了议长。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说直切要害。“如果你有什么要给我的，”他对同僚们说，“就现在给吧。”这是发自内心的鼓动，大家的反应也是发自内心的。他背后有贝利这种大人物，但这不算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他并没有得州任何利益集团的支持。一位同僚说：“山姆•雷伯恩能够当选，纯粹是因为大家对他的尊重。”（有那么一瞬间，他冰冷的外表融化了，流露出隐藏在下面的情感，但只有那么短短的一瞬。有个朋友回忆，宣布投票结果时，“山姆跳起来，仰天长啸，却很快地坐下了，好像觉得有点丢脸”。还有一次短暂的真情流露，就是发表议长就职演说的时候。“在遥远的范宁县，有个年过花甲的老头，身边坐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要坐在她脚边，表达我的崇敬与爱。”他说，“我也替他们谢谢你们。”）

有了议长的权力，就能聚集更多的权力。这权力（议长的“权利与义务”）以前从未有定论；有了他的操控和指导，加上一群朋友的帮忙，则有了定论，这定论给了议长前所未有的权力。他使用起来也是毫不犹豫。他本人回忆说：“我确保所有的朋友都担任要职，而在议长选举中投了我反对票的人则什么都得不到。”就连支持者也无法威胁他。比如，一群支持者提议某人做某项工作，而雷伯恩拒绝了，对方的代表说：“要是不指派她，我就弄个请愿书，很多人都会签字。”雷伯恩会回答：“就算每个人都签了你的请愿书，我也不在乎。还是不会指派她。”他很清楚要把权力用在什么地方，服务于什么目的。他做议长的那一年，得州众议院通过了很多重要立法，对公共工程、铁路和银行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包括平民党四下呼吁却通过无望的一些法案。

只有一年。毕竟，他跟兄弟姐妹说过，三十岁他就要进入国会。现在，一九一二年，他已经三十岁了。他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界限，委员会把可能成为他最强劲对手的州参议院所在的县从他的选区划了出去。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他回忆起自己的使命。“孩提时代，我就下定决心，三十岁的时候要竞选国会议员……如今我已经到年纪了，正在参选议员。我坚信，我一路走来，值得获得你们的支持。我坚信我会当选。”他展现了低调却有力的智慧：“我不否认，这个选区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做国会议员。但是，先生们，这些人并未参加竞选。”最终他顺利当选了。

数十年后，山姆•雷伯恩成为了一个传奇。这个传奇中，他是个沉默的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偶尔发表演说，也是十分简洁干练，惜字如金。那些将他塑造成一个传奇的记者，对山姆•雷伯恩早期的议员生活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这样的沉默寡言，是雷伯恩一直以来的性格使然。

并非如此。事实上，首次在国会发言时，他上任还不到一个月。他说，自己很清楚“这个议会长久以来的规矩，就是要把讨论中的发言机会……留给那些年资比较长的成员”，但他就要“坏了”规矩，“要拒绝被这陈规陋习同化”。他说，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代表了二十万人民，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发声，那次发言长达两个小时，他的确帮人民发了声，把所有苦难与怨恨一股脑儿倾泻而出，数十年前，正是这样的情绪，在得州西北部催生了支持人民党的联盟。

演讲的主题是关税。民主党刚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刚上任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借新官上任之机挑动汹涌的暗流，在众议院发起对《安德伍德法案》
(1) 的讨论，这项法案将要开始改革平民党们所痛恨的关税政策，其中的政策包括，把皮鞋和阉牛皮同样列为免税商品。

共和党人说“这项法案会让生产者们难以为继”，雷伯恩说。他说，这些共和党人总是“着急忙慌地要把少数富人拉到他们的羽翼下保护起来，却永远对贫苦人民响彻全美国的哭号充耳不闻，可他们才是大多数啊，他们才是美国的消费者啊”。他质问，为了“保护孩子的双脚”，就必须买鞋子，那么降低一下这些鞋子的价格又有什么错呢？保持皮鞋高价的体制，是“世界历史上最站不住脚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穷人……居然要被迫花比富人更多的钱”，而且，“制造商们本来就胀鼓鼓的钱包又塞进了很多不义之财，都是从劳苦大众辛勤的双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这些劳苦大众“永远被毫不留情的苛捐杂税踩踏在脚下不得翻身”。

共和党那时候还竭尽全力地说服农民，说这些关税政策其实是为了他们好。雷伯恩对此特别毫不留情地提出抨击。他说，共和党人“嘴上说着农民问题”，到底又对农民了解多少呢？“他们对农民表现出什么关怀了呢？”他说，这些人会发现他们完全低估了农民，他们会震惊地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思想，充满智慧的阶级”。民主党，“大众的政党”，终于成功掌权了。政党中的代表，“来自最日常的生活，脱胎于人民群众，了解他们的希望与愿景，需要与痛苦”。民主党的这个总统，“两袖清风，无人可比”，并且拥有“宽大的胸怀与智慧，能够解读劳苦大众们无法言说的渴望”。民主党最终通过《安德伍德法案》，降低了关税，砍掉了摇钱树，破坏了利益集团，从佝偻弯曲的背上提起了重担，让农民和劳动阶层能稍稍挺直腰板，喘一口气。

数十年后，山姆•雷伯恩成了一个传奇。记者们总是在引用他对年轻议员们的建议：“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他传奇的一部分，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他自己还是个年轻议员时，也是这样“退一步”的，当自己的观点和民主党以及领袖们的观点不同时，他选择了服从。

他没有服从。年轻议员时期的雷伯恩，没有对任何人“退一步”，总统也不例外。这可是他自己政党的总统，是偶像一般的人物啊。

进入众议院的第二年，在没有任何下属协助的情况下，他亲笔草拟了一项法案，他将过去人民党的梦想写进了这项法案，要求政府加强对铁路的规范和管控，掌管对铁路证券发行的管理权。威尔逊的传记作者阿瑟•林克说，当时威尔逊总统的顾问之一路易斯•D.布兰代斯恰巧看见了这份法案，拍手叫好，将其作为总统对抗信托集团的三大重点措施之一。得州的约翰•南斯•加纳，这个广受欢迎又位高权重的议员代表带头反对这项法案，雷伯恩却不管不顾地推进了该法案在众议院的通过。总统亲自给雷伯恩写了个便笺，说他目睹雷伯恩的抗争，“满怀崇敬与发自内心的欣赏”，之后的几个月里频繁邀请他去白宫。但这热血沸腾的日子很快过去了，铁路的游说者们在参议院毙掉了这项法案，到第二年，威尔逊也转变了心思。有人告诉雷伯恩，总统不想谁再提出这项法案了。他心里也清楚，没了白宫的支持，他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他没有停下自己的抗争，不顾一切地再次提出这项法案。这真是打了白宫的脸。有人告诉雷伯恩，总统不希望有谁积极地推动这项法案，他却积极地去推进。总统再次传了口信，而且传信人的命令雷伯恩是肯定应该遵守的，他是雷伯恩自己那个州的议员领袖，“仙人掌杰克”•加纳本人。雷伯恩继续推进法案。威尔逊把这个顽固不化的新人召到白宫，亲自对他下了命令。威尔逊得到的回复应该是非常简短明了的。后来雷伯恩回忆说，只有一句话：“抱歉，我不能对您让步，总统先生。”转过身，背对他那“两袖清风，无人可比”的偶像，他走出门，没有多说一句话。

这个不听话的愣头青惹恼了总统。新一届的民主党初选时，威尔逊将白宫的砝码压在了雷伯恩的对手身上。结果雷伯恩还是赢了，一回到国会，又提出了好几个违背总统意愿的铁路法案，确保了其中几个的通过，最终在为铁路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抗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他无限欣赏和崇拜的同僚给了他个外号——“铁路议员”。在别的领域他也很活跃，带着鄙视权贵和雄辩巧言的特质活跃着，所作所为经常违背党内领袖们的意愿，其中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建立。

这传奇也有属实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他个人的诚信正直。华盛顿的人和奥斯汀的人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没人敢惹山姆•雷伯恩，也没人能收买他。游说者想请他吃顿饭都不行，连纳税人想请他吃顿饭都不可能。雷伯恩唾弃国会例行的公费旅游，觉得奢侈浪费。在他四十八年的国会生涯中，只出过一次国，是去视察巴拿马运河，他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因为他的委员会正在斟酌关于运河的立法，而且旅途中他也坚持自己承担开销。到外地去发表演说的时候，别说其他的费用，上面拨的差旅开销他也不要。有些负责接待的人以为他只是摆摆姿态、做做样子，坚持要给他支票，结果很快发现自己大错特错：那张本来就冰冷坚硬的脸，变得更冰冷坚硬了；雷伯恩会说，“我是不会被收买的”，接着就头也不回地走掉，就像那时当着总统的面拂袖而去一样。银行的账户更是印证了他的正直。七十九岁过世的时候，这个数十年来权倾美利坚的议员，被铁路公司和石油公司忙不迭奉承讨好的人，全部的存款只有一万五千美元。

山姆•雷伯恩短小结实的块头，大步流星地走在国会大厦的走廊上，每一步都掷地有声，一位见证者说好像把活塞重重地塞进去又拔出来。现在他的块头好像更宽大了，虽然不高却给人泰山压顶的气势，秃顶之下那张脸更为阴郁和坚硬。这外表给人的不是错觉。有一次，两个大块头的议员（其中一个是得州的托马斯•布兰顿，身高一米八七，体重一百零四公斤；另一个因为年代久远无从查考）不知怎么打起来了。雷伯恩站到他们中间去，把他俩给推开了。接着他一手抓住一个人的衣领，不让他们再接近对方。他的双臂硬挺地撑在那儿，站在两个比他高整整一头的男人之间，双方都还在暴怒地挣扎。他那么一手抓着一个，直到两人安静下来，不费吹灰之力，仿佛抓着的只是两个哭泣的婴儿。但最让同僚们印象深刻的，不是他的体力。同僚之一曾经谈到他的正直：“这么多人，就他是最不可能腐败的。”一九一六年，另一个同僚介绍他在国会发表一个演说，说起这个已经连任到第二届的议员初来乍到国会山时就取得的成就，“他年资尚浅，成就却已经很大”。在这么一个常常论资排辈或者权力至上的体系中，两者都没有的山姆•雷伯恩，竟然仅凭着他的人格力量，在短时间内，就成了令人敬畏的强大人物。

这种力量对他来说很必要。

少年时，他就发誓要成为众议院的议长。现在，他每天都站在熙攘喧嚣的议会厅，抬头看着那三层白色大理石讲台之上，显得那么疏离孤傲、高高在上的议长席。到国会的第一天起，他就想坐上那把椅子，想把议长的小木槌握在自己手中。他知道自己会怎样挥舞这把木槌，也知道是为了谁而挥舞：为了人民，对抗利益集团。多年来，没有哪位议长能把控住众议院，于是导致了混乱与低效。而山姆•雷伯恩国会生涯的早年间，就在一次私人谈话中突然爆发：“总有一天，当选议长的人会让这个位置重归尊重和荣耀。他会成为众议院真正的领袖，他会成为这里的主宰。他会让大家都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自己有能力成为这样的主宰：毕竟，他不是已经在另一个议长席位上展现了这方面的能力吗？更有甚者，他一直觉得那高靠背的椅子和小木槌是他的注定的使命，毕竟，他年少时立下的每一个宏愿——当选得州众议员，当选为议长，当选为国会议员，不都已经实现了吗？

在国会的最初几年，可能让他误认为这使命的实现就在不远处。那些年，他正面迎战总统和总统顾问，各大媒体对他竞相报道，一定程度上成了国会中不可忽视的人物。但现在情况开始变得现实，漫长而现实。

一九一八年，民主党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未来十二年他们都没能夺回控制权。雷伯恩要再做十二年的少数党。

年资不长，又没有多少盟友，这样一个国会议员手里的权力，是很难为自己或别人实现什么梦想的。这个事实避无可避，抗不可抗。约翰•加纳说过：“在国会要想混出头，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着，等久一点，年资长了就有发言权了。”雷伯恩曾经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现在却明白，他别无选择。二十年代，美国财富遍地，一派欣欣向荣，“老大党”
(2) 也是高歌猛进，势头喜人，荣耀连连：哈丁之后柯立芝继任总统；柯立芝之后是胡佛；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增长增长再增长；民主党的议员对自己的议题只能发出十分微弱的呼声。从来都急匆匆奔向自己命运的山姆•雷伯恩，也不得不慢下脚步来等待。

因为种种不确定性，这种等待似乎看不到头也不知道结果，让人更是煎熬。雷伯恩还记得，三十岁，他成为了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一九一八年，等待开始的时候，他仍然年轻，只有三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岁月倏忽，他不再年轻了，过了四十岁，又过了四十五岁。而且目标不是越来越近，却像是越来越远了。一九二八年大选中，胡佛打败了史密斯，众议院只剩下一百六十五名民主党员，对抗二百六十九名共和党员，民主党重新掌握议会的希望从未如此渺茫。当然，就算民主党获胜了，雷伯恩的等待也不会因此结束。要论民主党中的议长人选，他远远不是第一顺位，甚至在得州的代表里面他都不是第一顺位。要是民主党要在得州议员里面选一位议长，他们会选其中权力最大、年资最久、很受欢迎的加纳，他一九〇二年就进入国会了。

另外，就算民主党最终取得胜利，他还有机会去利用这胜利吗？他还在不在国会呢？他已经经历了好几次险胜的初选，天性悲观的他觉得，总有一天自己会不可避免地落败。“我的抱负一直是在众议院中升迁，”一九二二年，他写信给一个姐妹，“但没人知道民主党什么时候能掌权，没人知道每两年一次的竞选，会选个什么样的家伙出来。”那么多人都曾耐心等待历史的风水轮流转，结果在风水轮转到自己这边来之前，就被打垮了。要么是被打垮，要么是生了病，要么撒手人寰。那么多人都曾梦想过坐上议长的宝座，却抱憾离开人世。他会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吗？

等待就已经够艰难了，他还不得不在沉默中等待。也许某一天，年资够了，他能成为委员会的主席。但仅凭年资是绝不可能爬上那三层讲台的。议长是多数党投票选出来的，所以不仅要凭年资，还要看你受不受欢迎，特别是在党内有影响力的人之间受不受欢迎。他需要朋友。他不能树敌。他需要朋友，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为了实现他心中那些“劳苦大众”的梦想。就算他成了委员会的主席，甚至成了议长，他所痛恨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力量依然强大。如果他想要不仅痛恨他们，还要打败他们，就需要和同僚结盟，事实上，他需要拉拢一切能够拉拢的人，结盟交友。一开始在国会的横冲直撞，已经为他树敌不少。他不得不停止抗争。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总是雷厉风行地抗击与人民作对之人的山姆•雷伯恩，如今只能韬光养晦，静待良机。他那么讨厌隐忍不发，曾经说过，忍让退步“还不如让我去死”，现在他不得不忍让退步了，而且还要默然无语。

他等待着。进国会的最初六年，他发表了那么多的演说。接下来的十二年，他的演说变得很少很少。有时候国会一整届一整届地过去，得州第四区的代表议员还没发过言。私下里他也变得同样沉默寡言。他经常长久地站在议会厅后面的走廊上，手肘搭在黄铜栏杆上，栏杆那头就是一排排的议员席。他就站在那里，礼貌地问候着过往的同僚，认真倾听他们的诉说，自己却很少言语。有时情势所逼不得不开口，他也惜字如金，言简意赅。正是这十二年，催生了山姆•雷伯恩沉默寡言的传奇。厚重的双唇紧闭着，抿成一条坚硬的细线，那么坚硬冷酷，就连沉睡中嘴角都向下撇着。共和党又通过了提高关税的立法，帮了铁路的忙；“铁路议员”继续紧闭双唇。如果不是旧相识，是完全不会了解，他花了多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绰号“沉默卡尔”的柯立芝说，“没说出口的事情你就用不着解释”，雷伯恩告诉别人说，这是他“除了《圣经》之外听到的最智慧的至理名言”。他开始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有时候他也会谈起那些“因为话太多惹事上身”的人。他是不是在提醒自己记住曾经做过的事，记住他为什么要做那些事呢？

他再也没打破过众议院的规矩，再也没顶撞过党内领袖。他曾经无视过加纳的建议，现在则主动去找他提建议，成了这位得州前辈的门徒。他住在科克伦酒店，也是议会很多重要人物在华盛顿下榻的地方。晚上，他们搬了舒适的椅子，在大厅里围成一圈谈天说地。雷伯恩把进入这个圈子作为自己的任务，变成其中一个毕恭毕敬向别人请教、认真倾听的成员。他知道的也许和他们一样多，但从未显露给任何人。后来年资长了，他经常把从《圣经》引申出的一句话挂在嘴边：“垂钓有时，结网有时。”现在就是他结网的时候，他也非常认真地去结网。议会高层大人物开始对他温和慈祥，喜爱有加。年长的议员们发现，如果山姆•雷伯恩难得开一次金口发了言，发言内容通常是有重大意义的。另外，他们还发现，雷伯恩有见证者口中所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本领，能够准确感知众议院的气氛风向”；他对立法流程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似乎每次都知道“能够推进到哪一步”，知道一项重要的法案，如果马上投票会是什么结果，推迟一星期投票又是什么结果。数十年后，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本领，他回答说：“如果对那些看不见听不着的东西，你也感觉不到的话，那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那时候他对这项本领从来都闭口不提，也不承认自己有这本事。但是年长的议员们慧眼识才，同时也发现这个人是靠得住的。他言出必行，决不食言。加纳给予了他最高评价：“山姆是个顶天立地的真汉子。”加纳和民主党的其他领袖把他拉进了小圈子，就像一篇文章中写的：“在艰难的抗争中对他委以重任，他也用勤奋工作和绝对忠诚来回报。”也是在这些年中，年轻的议员向他讨教国会的成功之道，他开始说那句言简意赅的名言：“退一步海阔天空。”

他利用自己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在年轻议员中交朋友，但所有的联盟都是暗中低调进行的。一位议员回忆：“他会帮你。如果你说：‘山姆，我需要帮助。’他可能会说：‘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或者只是含糊地答应一声。但法案提出来，你需要改一些投票的话，那些投票就都被改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议员开始依赖他。其中之一的马尔文•琼斯说：

议会上下很快发现有些人……会参加没有任何宣传的委员会会议，会经历漫长枯燥的听证人一一发言，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这样一场会议上，会不断人来人往，但只有少数几个人一直坚守在那里，看着法案里的每一句话，清楚每一句话存在的原因和意义……议会上下很快发现，是谁坚持在每场会议上都这么做。

琼斯说，议员经常被要求给自己知之甚少的法案投票，所以“非常依赖这少数的几个人。我给你讲讲都有哪些人……山姆•雷伯恩肯定是其中之一……”

“退一步海阔天空”，意思就是等待，在沉默中等待。他要按自己说的这句话做也是难上加难的，他在家书中倾诉了这种艰难。“这里的日子实在孤独阴暗，”他写道：

你可能想不到，但我觉得，这里比几乎所有地方都更孤独。人人都很忙，找不到渴望中的志同道合之人……这是一个自私自利、口蜜腹剑的地方，人人都追名逐利，不管是好名恶名……而且永远不惜用别人做垫脚石……我真心坚信自己在这里能像在得州议会一样，升至高位，让自己能够在国家事务中发出不容忽视的声音。但有时候这抗争实在看不到希望，几乎逼得人想要怒吼：“到底有什么用！”

这封信是一九一九年写的，这看不到希望的抗争才刚刚开始。他还要再抗争十二年，但他坚持下来了。他遵循了自己的建议。他在沉默中等待再等待，退步忍让，整整十二年，不仅年资渐长，朋友也多了起来。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因为理查德•克雷博格的当选，民主党重新掌握了议会，林登•约翰逊来到华盛顿，而山姆•雷伯恩虽然没有当上议长（他还要再等九年才能当上议长），却成了国会州际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他还需要再等待一年，因为赫伯特•胡佛还剩一年任期，政府基本上处于停摆状态。然而，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新总统宣誓就职了，多年的等待之后，山姆•雷伯恩终于显露出等待的目的。

按照罗斯福的指导方针，国会起草了一些法案，让联邦政府有权去规范证券发行，保护那些购买证券的人。雷伯恩曾经见过很多不懂理财的农民，将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那一点点血汗钱投资在毫无价值的股票或证券上，所以他二十多年前就争取过类似的立法，在奥斯汀争取过，在华盛顿也争取过。是的，就是为了让联邦政府掌控对铁路证券发行的管理权，当年那个初入国会的毛头小子才顶撞了伍德罗•威尔逊。当年的抗争没有成功，正如数十年来平民党争取有效联邦立法奔走呼号的结果；在华尔街的强烈反对下，平民党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就是“蓝天法案”（是的，正是布兰科县那位先生亲笔起草的得州法案）。但当年抗争的时候，雷伯恩还只是州际贸易委员会一个初级成员，现在他是主席了。关于哪个委员会应该来主导罗斯福提出的“证券真实法”，众议院说法不一。但议长亨利•雷尼是雷伯恩的朋友，雷伯恩告诉他：“我想要。”雷尼就给了他。

他的第一个难题，是这个立法本身。这个草案非常糟糕，内容令人不知所云，解释不清楚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有效的强制措施。有人试图去修改补缺，却被罗斯福的不情不愿挡了回去，总统要支持帮他起草这项法案的人，崇尚威尔逊主义的民主党老党员，休斯敦•汤普森。在没人知道该干什么的情况下，这项法案很可能被毙掉。雷伯恩去找了罗斯福的顾问之一，雷蒙德•S.默里。

默里后来回忆说，雷伯恩知道该干什么。雷伯恩说，这法案“就是一团糟，根本没希望”，不用再去试图修修补补。应该从零开始，写一个新法案，而且“在（他的）指导下”，选择新人来起草，这些人应该是复杂的证券领域的专家。

默里同意雷伯恩的分析，但觉得找新人来起草不太可能，除非能成功劝说罗斯福体面地将汤普森免职。默里不愿意把这个问题说得太直白，但他发现根本也不用。他说，在雷伯恩“去寻找起草人”之前，“必须搞清楚的是，我是直接在雷伯恩的授权下行动的，跟总统没关系。山姆看起来好像沉默迟钝，其实什么都知道。他很欣赏地大笑起来：‘嗯，你明白了’。”四月初的一个周五，三个年轻人开始起草新的法案，一位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詹姆斯•M.兰迪斯，另外两个是证券领域的专家律师，托马斯•G.科克伦和本杰明•V.科恩。一个周一，他们把成稿呈给了州际贸易委员会。

这是一份专业性非常强的草案，委员会成员们看得云里雾里，提了一整天的问题。而这一整天中，委员会的主席都沉默地坐着。年轻人们想从他脸上的表情找到蛛丝马迹，却一无所获。他们垂头丧气。默里了解这看上去沉默迟钝的外表后面隐藏着什么，但三个年轻人不了解。用科恩的话来说，他们觉得雷伯恩像个“乡巴佬”，弄不懂这么复杂的一个主题。那天快要结束了，主席请年轻的起草人在外面等等他。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告诉他们委员会认可他们的草案，希望他们把这个变成完整的法案。他再也没多说什么。到后来兰迪斯才了解到，“是雷伯恩做的决定，认为这项法案有继续下去的价值”。

雷伯恩希望他们和众议院一位法案起草人合作，对方名叫米德尔顿•毕曼。毕曼是雷伯恩的人。“我本来以为自己还算了解法案起草，直到我遇见了他。”兰迪斯后来说。“持续了多日，”在他的办公室，“那个位于老众议院办公大楼深处的办公室”，毕曼这个“很难相处的硬汉，不允许我们写哪怕一行字。他坚持要一字一句地解读草案，看我们脑子里到底想到了什么，没想到什么。他不断地刺探询问……”兰迪斯回答说，这让他们“有点恼怒”。年轻人们开始怀疑，“这么拖延着，肯定是华尔街那边的邪恶阴谋”。雷伯恩的行事也没能减轻他们的怀疑。经过毕曼办公室的时候，他会拿一页草案，站在那儿研究一下。兰迪斯说他看得出来，他“对证券可谓一无所知”；他们觉得这人完全不懂自己读的这些文字，如果懂的话，不会是这样一点也不显山不露水的样子。有时候他会给他们提个一两个词的建议，但是建议太简单又太不成熟，搞得他们差点儿忍不住哈哈大笑。科恩说，他说“他想要一个强有力的法案，但是又想确保正确、公平、正义”。他也从不显露认可和赞许，闪闪发光的秃头下，那张冷冰冰的脸一动不动如同面具。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人，这个毕曼、毕曼的助理以及和他们接触过的所有人都似乎特别害怕的人。这个人看上去显然并不支持他们。

接着，雷伯恩还同意了华尔街的请求，让其派代表来召开一个听证会，发表他们对草案的看法。此事似乎佐证了三个年轻人的怀疑。听说华尔街派来阐述观点的代表，是三个最最德高望重的代理人，领头的就是在业界所向披靡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本人，他们的怀疑变成了恐惧；看看自己这边，能依靠的，居然是这个迟钝冷漠的乡巴佬。

听证会如期而至。“我承认，那天早上我去参加听证会的时候，心里很害怕，”兰迪斯后来回忆，“毕竟，我就是个毛头小子。”听证会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在场的人全都留下了一致的印象。苏克律师事务所的代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博纳姆的山姆•雷伯恩，是当天听证会上的一对天敌。昂首阔步走进听证会的杜勒斯，走的时候却垂头丧气羞于见人。兰迪斯说，听证会之后，迎来了“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时刻”，正是在那个时刻，他发现了雷伯恩面具后面的东西。

“我回到自己在地下室那个小格子间……大概二十分钟以后，山姆•雷伯恩打电话来，叫我上去他的办公室。嗯，我自然是有点担心。我想可能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但雷伯恩告诉他，干得不错，还要继续。他第一次在雷伯恩那通常面无表情的脸上发现了一点点表情，狂怒的表情。他咆哮着说起杜勒斯和那群华尔街的律师，“用很脏的话”咒骂他们。

“山姆对证券一无所知，”兰迪斯后来回忆那次见面，“但山姆是观察人性正直与否的专家……他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说的是实话……对那些不真诚不诚实的人，他一点耐心也没有。这就是那个时候他向我表达的……”兰迪斯说，一直到那时候他也没有“太了解雷伯恩。我是后面才逐渐熟悉起他来的。他是议会流程的专家……哦，真是太擅长规划程序问题了！他很擅长安排程序，也经常稳准狠地出手，去抓住能够直抵人心的动机和目的”。

洞察人性的专家。委员会的全部二十四名成员都因为华尔街的压力而有些动摇，他把“真实证券法”交给了一个委员会下设的专门小组，是专门针对这项法案的小组。他自任了组长，另外的四名组员选的也是他完全可以掌控的议员。这四个人会臣服于他的人格魅力，而不是华尔街的压力。在最后关头，小组成员把三个年轻人写的法案充满热情地介绍给了整个委员会，他又告诉写草案的年轻人，该去接近哪些委员会成员，怎么去接近。后来在洞察人心、调动人情方面成为华盛顿传奇的托马斯•科克伦说：“山姆是操纵人心的天才。他派你去见一个人，会告诉你这个人肯定会说什么，按什么顺序说。还会告诉你该怎么去回应每个点。等见了那个人，他说的话就跟山姆预测的一模一样，你就按照山姆告诉你的回答说就好了，然后就亲眼看着这些保守的浑蛋一个个地转过弯儿来。”他告诉他们哪些委员会成员根本不用去找，因为这些人是永远转不过弯来的。对这些人他就要用不同的手段了，武器就是主席的权威。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年轻人们还能想起这位英雄为了维护他们挥舞起小木槌，重重地敲击桌面，声声入耳。“百日新政时期，这个主席就是一个‘暂时的独裁者’，”迈克尔•E.帕里西在他的《证券规定与新政》中写道，“就连平时，他也是个大权在握的主席，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掌控了……整个委员会。”其他委员会成员还是不太懂这项特别复杂的法案，毕竟有那么多详细的技术性问题，涉及对证券发行专业的规范管理。但他们觉得也没必要弄懂。雷伯恩告诉他们这是个好法案，他们完全信任山姆。在以赞成态度向整个议会报告这项法案之前举行了一个特别短暂的听证会，搞得默里多年后都弄错了，说什么听证会都没举行。

他是议会流程的专家……哦，真是太擅长规划程序问题了！年轻人们预测，在整个议会面前做报告的时候，肯定会出现问题，因为这项立法太复杂了。“如果对第七款做出修正，可能会同时影响到第二款和第十三款，诸如此类。”兰迪斯后来说。然而，因为有了雷伯恩，这些复杂性让法案的通过不难反易。“这项法案太复杂了，再加上很可能进行不经仔细研究的修正，很可能影响到其各个部分的连贯性”，于是，还专门针对这项法案设置了一条特殊的规定，“只有在获得委员会主席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考虑进行修正”。主席是不会给出任何许可的。看台上的兰迪斯本是满怀惊惧与忧虑，结果目睹“雷伯恩完全掌控了局势”。最后的结果让他震惊，“法案通过了，竟然都没怎么听到有人嘟囔不同意的话”。

年轻人们本来还预测，协商委员会中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且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有分别来自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五名代表，要调节同一项法案中各自互相冲突矛盾的版本。因为参议院那边的法案是休斯敦•汤普森的原版，那个“没有希望”的法案，却获得了参议院代表团主席，尊敬的佛罗里达议员邓肯•U.弗莱彻尔的完全认可。不过，协商委员会也是有议程的。

很少有人了解这些议程。“就算有，也是在‘欣德先例’
(3) 中，基本就是名存实亡的规定。”多年后，成为协商委员会老手的兰迪斯写道。但有个人是肯定了解的，那就是山姆•雷伯恩。

有了弗莱彻尔这个彬彬有礼的南方绅士，利用这些议程就更容易了。他客气地建议雷伯恩做第一次协商委员会的主席。兰迪斯说，雷伯恩宣布要决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要选“哪个文件”，是众议院的版本还是参议院的版本，“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个基本问题”。雷伯恩“平静地问弗莱彻尔参议员，他是否不想对这个问题提出动议”。七十五岁的弗莱彻尔显然没意识到这是个陷阱，他回答说，当然想提出动议，希望参议院的版本成为讨论的法案。

“动议提出，”雷伯恩迅速说道，“有人支持吗？”有人支持。“就动议投票。”当然投票结果是平局了，五个参议员全部支持，五个众议员全部反对。雷伯恩说，由于平局，动议取消了，这样一来，众议员的版本就正式成为基本草案。如果是众议员提出动议，投票肯定也是平局，那么参议院的法案就会成为商讨的基本法案。雷伯恩先来了一招以退为进，让参议员提出动议，在与会者都还没反应过来进入状态的情况下，抢占了至关重要的先机。“后来只是偶尔提到其中的一些条款，”兰迪斯有些动情地回忆说，“参议院的法案就这么……被毙掉了。”

代表参议员中，不仅有弗莱彻尔，还有好几个大人物，比如弗吉尼亚的卡特尔•格拉斯，密歇根的詹姆斯•卡曾斯，加利福尼亚的海勒姆•约翰逊。“众议院除了山姆•雷伯恩，也找不到什么德高望重的代表了。”兰迪斯后来说。但这么一个就够了。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弗莱彻尔明显想要取代雷伯恩做主席，但他太绅士了，不好意思自己站出来。兰迪斯说：“在他没提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雷伯恩继续主导整个议程。”

对于助手们，他是个铁腕主席。有一次，两个参与过汤普森那项法案工作的参议员助手不忿于自己的辛勤工作就这样被枪毙，孤注一掷地想把草案重新摆在委员会面前。兰迪斯说，雷伯恩对他们“粗暴又坚决”，他们没有再提出同样的要求。对于参议员们，他以柔克刚：嘴上曲意逢迎，积极征求他们的观点，什么都问，只除了那些关键核心本质的问题。兰迪斯后来写道，大多数协商委员会的气氛都是很紧张的，但在这个委员会召开时，“有了雷伯恩的引导”和他对每个人的观点表现出来的尊重，“大家建立了友谊”，化解了紧张。反对的声音也随之淹没。在每个关键节点上，最终商定的法案都是众议院的法案。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罗斯福签字，将其正式写进法律。数十年毫无建树的讨论之后，政府对于证券发行的规范约束终于变成了现实。公众们很少能把雷伯恩和罗斯福宣誓就职之后那翻天覆地的几个月联系起来，因为那段时间国会通过了无数彻底改变美国面貌的立法。然而在目睹雷伯恩所作所为的年轻人眼里，他是“百日新政”中的英雄之一。

第二年提出的一部立法，是有关政府对证券交易的规范和管束。一九三三年的抗争已经够艰难了，一九三四年的抗争则更是一场血战。这项法案要求建立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不再按照私人俱乐部的方式进行证券交易，停止俱乐部成员以公众利益为代价从中牟利的乱象。雷伯恩自己委员会中的商业代表们群起而攻之，差点儿就把他打败了。他必须运用自己所有的说服力，和每一根权力的杠杆，来平息这场内讧。于是，接着，在众议院会议中，他强压着怒气，妥协妥协再妥协，但在关键问题上却绝不让步。在另一场协商委员会中，他再次发挥了大师级的操控艺术。一九三三年的《证券法》和一九三四年的《证券交易法》共同写入了美国的法律。

一九三五年的重点法案是《公用事业法》，要限制公用事业股权大鳄对子公司的控制权。对于为平民争取权益的人们来说，这些控股公司象征着东北部根深蒂固的经济大权，以及这权力对全国“劳苦大众”的影响。消费者们要承担高昂到离谱的电费，特别是农民，就因为远在纽约的控股公司对当地电力公司极尽盘剥克扣。纽约那边唯利是图的大亨们认为在农村发电没什么油水可捞，一个决定就让大多数农民无电可用。数十年来，坚守平民主义的议员一直试图运用国家立法来压制这些公用事业公司，而几乎每一次重大努力都被公用事业公司在国家资本中的大权打击得溃不成军。二十年前作为得州议员的雷伯恩本人也曾对他们进行过未成功的抗争。现在，雷伯恩已经很清楚，只有联邦政府的权力才能压制住这些控股公司，而且，终于也有了一个明白这一点的总统（罗斯福在担任纽约州长时期也抗争过这些大鳄，也失败了）。总统授意，科克伦和科恩起草，雷伯恩和来自蒙大拿的平民党老党员，参议员波顿•K.惠勒提出了一项立法，其中有一条被称为“死刑”条款，赋予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权力，可以强行解散各大控股公司。

对于那些游说者，光是提一提他们的名字就能让雷伯恩整个头涨得通红。一位朋友写道：“他觉得他们就是害虫，厌恶他们，痛恨他们。”一九三五年，公用事业公司的游说者们异常活跃。“说什么关于劳动法案的游说已经很厉害，”罗斯福说，“那比起公用事业公司的游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以前还有大量的游说军团，他们的规模和力量比起这个公用事业游说实在是不值一提。”他说，这是一次“最有力也最危险的游说……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

游说者们的手段肮脏下流。就是在争取“死刑”条款期间，他们开始广泛散布谣言，说总统精神不正常。他们的手段也相当凌厉狠辣。将近一百万条信息淹没了各位国会议员，是赤裸裸的威逼利诱：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各位议员，如果他们投了《公用事业法》的赞成票，那么下一次议员选举的时候，各大公司会不惜一切代价地砸钱去他的选区，让他落选。这次，雷伯恩对自己委员会的控制不管用了。经过六个星期艰难激烈的听证，法案到了议会，“死刑”条款消失了，这成了一个“被阉割”的法案。

我讨厌忍让。忍让退步还不如让我去死。在违背自己政党领袖议员的情况下，雷伯恩三次要求重提“死刑”条款。白宫是站在他这边的，科克伦正遵照罗斯福的命令不知疲倦地与他并肩战斗；参议员雨果•布莱克的听证会又给白宫提供了新的“弹药”，因为会上揭露了公用事业公司花费一百五十万美元来制造“自发”邮件，实际上是从电话簿里随机挑出一些名字来写成寄信人。但在得州他自己的家乡，各大报纸称雷伯恩是共产主义者，指责他想要“谋杀”一家伟大的企业。得州电光公司的总裁约翰•W.卡朋特请雷伯恩选区的一个银行家“估计一下打败山姆•雷伯恩需要多少钱……他说多少钱他都有”。众议院对他的谩骂之声渐成势头（卡朋特和别的公用事业公司高层也坐在看台上，无声地警告着那些国会议员），雷伯恩三次重提均告惨败。还有协商委员会，这次一个朋友也没交成，两个月的会议过程中，双方气氛僵持，仇恨入骨，科恩和科克伦这两项法案的起草者甚至都不被允许进入会议室。然而，尽管协商出来并获通过的法案远远没达到罗斯福和雷伯恩最初的期望，里面仍然赋予了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强制重组控股公司的权力。山姆•雷伯恩罕见地发表了公开声明：“一九三三年《证券法》，一九三四年《证券交易法》，加上这个有关控股公司的法案，算是完整圆满的配套法规，我相信政府和人民将会从少数人手中重掌大权。美国人民有理由相信，本届领导人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当时，大家对雷伯恩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知之甚少。“如果大家只是看新闻报道和公开资料，那知道他的人真的很少，”《纽约时报》发文写道，“他处在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圈子里，很难说这个圈子里还有谁比他更低调、更内敛、更不出名。”历史也并未给他记上应有的功劳，部分是因为他几乎没为自己的努力留下任何书面记载：回忆录里没有，就连备忘录里都没有。就像戴维•哈尔贝斯丹姆所说的，他“所有严肃的问题都是用铅笔在旧信封背面写的”。（有人问他，这样如何能记得他承诺过什么、说过什么呢？结果雷伯恩怒吼着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所以不需要好记性来记得自己到底说了什么。”）部分也因为羞涩的他一向不喜宣传。“让别的家伙去上头条吧，”他说，“我来负责法律法规。”即便读完关于新政的详细历史，也很有可能找不到山姆•雷伯恩的名字。

暮年时，他偶尔会提起自己做过的事情。一九五五年，德鲁•皮尔逊就监管会的问题采访他，他突然脱口而出：“这些委员会里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会员了……是我写了建立联邦通信委员会和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的法律……是我写了建立民用航空局的法律……”但听他说话的人并不总是明白这位老人在说什么。艾森豪威尔在任总统期间，一位年轻的国会助理正歌颂着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才华和智慧，雷伯恩突然打断他：“我有一次把他说得体无完肤哦，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助理问道。是什么时候？老人不满意地哼了一声，拒绝回答。但写着他名字的一九三三年《证券法》（“弗莱彻尔-雷伯恩法案”），一九三四年《证券交易法》（“弗莱彻尔-雷伯恩法案”），一九三五年《公用事业法》（“惠勒-雷伯恩法案”）和其他新政立法，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从少数人手里”夺了权，交还给了“劳苦大众”。和他并肩战斗的人清楚他为之付出的心血。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O.道格拉斯后来回忆道：“我们把这个委员会亲切地称为‘山姆•雷伯恩委员会’，因为他就是证交会之父啊。”那三个伟大的立法中，书写了平民党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争取的条款原则。这个党催生了布赖恩、汤姆•沃森和乔•贝利等伟大的演说家，但这项成就中功劳最大的，可能是最沉默寡言的那个平民主义者：他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而是靠沉默隐忍获得了权力，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雷伯恩自己，当然是用自己低调的方式，将这个功劳给了另一个人。在华盛顿浸淫多年，他办公室的墙上已经不止罗伯特•李将军一个人的肖像了，很多要人的签名照也挂了上去。但在博纳姆的家中，这么多年，桌上还是只摆了山姆•雷伯恩第一个偶像英雄的肖像。但现在，国会休会期间，他回到家，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相框，摆在罗伯特•李的旁边，相框里的人，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

早在获得大权之前，山姆•雷伯恩，顶着一张冷脸与光亮的秃头，就已经成为令人畏惧的人物。现在，他的外表更有了权力撑腰，而且是实质性的权力：主席的宝座，加上很多领域的支配权。因为他不但有权提名一些委员会成员和新监管机构的高层管理者
(4) ，还能给白宫提供建议，把什么工作的分配权给哪位议员。有位专栏作家提到，他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称为“阴影中的人”，但能像他这样“推动议会大车”的实权议员可谓凤毛麟角。他压抑了那么久的人性力量，终于能够完全释放了。在发自内心关注的那些议题上，他是不可动摇的。“你和他争论，他给你答案，”一位议员同僚说，“如果你再提起这个问题，又会得到同样的答案。完全一样的答案。于是你就知道，这是他最后的答案。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他很少声色俱厉，也从不威胁他人，最多压低声音，用温和甚至是轻柔的语气说：“在你继续之前，我想告诉你，你要犯错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求人帮忙，不管是投票还是别的什么，都只问一次。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拒绝了山姆•雷伯恩一次，他就再也不会求你做任何事情了。

他从不要求别人做违背自身利益的事情。“议员的第一职责，是争取连任，”他说，还建议年轻议员，“一定要向着你的选区投票。”如果某个议员说，雷伯恩找他投这一票，会破坏他在选区的形象，雷伯恩总会接受这个借口。但他很熟悉各个选区。要是借口不属实，他就会怒火中烧。有一次，一个议员就尝到了这怒火的厉害。他来自一个比较开明激进的选区，却因为不敢惹选区里的反动利益集团，而完全遵循对方的命令。他总是用选区的民意当借口，而雷伯恩从来没提出异议，并且再也没请求过他的支持，所以他误以为雷伯恩相信了自己的借口。然而，一天晚上，议会否决了雷伯恩支持的一项法案，他来到和一群朋友站在一起的雷伯恩身边，带着略微得意的微笑，说，他当然是想跟他投一样的票，但如果真这么投了，会破坏他在选区的形象。雷伯恩很久都没回答他，但硕大的头颅开始慢慢涨红。接着，根据当时和雷伯恩站在一起的某人回忆（另一个在场的人也证实了），雷伯恩说：

“好了，我从来没请过你为这项法案投赞成票。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关于这项法案的只言片语。我知道你不会为这项法案投票，所以我一个字都没跟你说过。但是你刚才从那边过来，告诉我你本来想和我投一样的票。

“那我现在就跟你讨论讨论。你本来应该和我投一样的票的。我在你出生之前就很熟悉那个选区了，投赞成票一点也不会影响你的形象，一点都不会。你没有和我站在同一立场，是你没这个胆儿。”

硕大的头涨得都快成黑红色了。和雷伯恩站在一起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后退。“所以你就别鬼鬼祟祟地走过来告诉我你想跟我投一样的票。因为这他妈就是撒谎。这他妈是个谎话。你他妈的是个骗子。你没有投赞成票是因为你没这个胆儿。你没胆儿。我告诉你，这事我提都没提，但是你提了。你从那边走过来了。那我就要告诉你，总有那么个时候，人民会发现，你代表的就是商会；等他们发现了，就要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那个选区有个年轻的州议员，本想和这位议员竞争的，但放弃了，因为他的政治影响力不够。议员和雷伯恩的冲突过去不到一星期，前者走进众议院餐厅吃午饭，看到州议员坐在雷伯恩那一桌。等州议员回家时，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这位国会议员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雷伯恩不仅把他赶出了国会，还彻底赶出了华盛顿。他本来想留在首都，找份别的政府公职或者游说工作，但没人找他，只要雷伯恩还活着，华盛顿就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雷伯恩的脾气，加上背后的政治权力，让大家对他敬畏无比。他们总是揣测这人的心情。“如果他拖长了声音说，‘屁——话’，我就知道他心情还好，”众议院的看门人，外号“鱼饵”的米勒说，“但如果他说得很快，比如，‘我不想听你在这儿扯这些屁话’，我就知道有麻烦了。”众议院警卫官肯尼斯•哈丁说，有些议员“真的连开口跟他说话都不敢”。哈丁还说：“他有时候非常友好亲切，可是，要是他眉头一皱，我的天，千万别接近他。就是说，要是他从走廊那边皱着眉头走过来，真是没一个人敢跟他说话，他们怕靠近他，怕说错话。”要是“他从走廊那头走过来”，不仅皱着眉，而且那颗大头还涨红了，那肯定就像“石头砸进水里，一路上的人都自动避开让道”。

然而，如果说只在国会中见过山姆•雷伯恩的人会害怕他，那么在国会之外见过他的人却会同情他。

孩提时代，他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孤独会让人心碎，”他曾经说过，“孤独能吞噬一个人。”现在，早已成年的他已经得到自己孜孜以求的权力，但也了解到，就算是权力，也不能解除他最深切的恐惧。

当然，国会召开期间，他周围簇拥着想和他说话的人，迫切地想要争取他的注意，把他的一字一句奉为圣旨。

但国会并非不间断召开的。晚上不会召开，周末不会召开。国会休会期间，山姆•雷伯恩常常是一个人。

他是如此渴望不要一个人。他想要一个家，有贤妻在侧，儿女承欢。初来首都不久，他和一个朋友在华盛顿郊区驱车兜风，经过豪华的切维•蔡斯乡村俱乐部，他说：“我想要个那么大的房子。”朋友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孩子们要住在里面。”另一个朋友说，成年人“害怕雷伯恩，但是孩子们不怕。他们很自然地就亲近他。他们爬到他身上，揉着他光秃秃的脑袋”。他经常坐下来跟小女孩或小男孩聊几个小时的天，那张坚硬的大脸上露出灿烂温柔的笑容，旁人本以为没人能让他笑出来的。目睹山姆•雷伯恩和女性共处的朋友们意识到，他通常的那副严肃冷酷的做派就像一副面具，故意遮掩了另一种性格，就是他严重的羞涩与不安全感。他总是害怕出丑。雷伯恩演讲时从来不讲笑话，他说，那是因为“有一次我演讲时想要讲笑话，结果还没讲完，自己先成了笑话”。这种恐惧在和女性共处的时候仿佛更为突出了。有一次他是坠入爱河了，爱上另一个得州议员，他的朋友马尔文•琼斯十八岁的妹妹，女孩很美，有一头深色秀发。当时雷伯恩三十六岁。他定期给这位梅兹•琼斯写信，但过了整整九年才向她求婚。朋友都说他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最终鼓足勇气。一九二七年，雷伯恩已经四十五岁，两人终于订婚了，他请梅兹不要把订婚期拖太长。“我急着结婚……免得她变卦。”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婚姻只维持了三个月。雷伯恩从未说过原因，他对此事三缄其口，后来才认识他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结过婚。（他老年时有一次跟一群女童子军聊天，其中一个问他为什么没结婚。他说：“哦，我脾气太怪啦，没人要我呀。”一个小女孩说：“我跟你结婚吧。”雷伯恩哈哈大笑起来。）“鱼饵”米勒在雷伯恩身边工作了三十年，尽管雷伯恩内敛沉默，岁月还是让米勒与他熟识，作为这桩婚姻的知情者，米勒说，梅兹再婚以后，雷伯恩都会“远远地关注她照顾她”。她二婚时生的女儿得了脊髓灰质炎，马上就排在长长的等待名单前面，住进了温泉疗养院那个著名的脊髓灰质炎治疗中心。（“的确，有的人权力很大，但你就是觉得他可怜，”米勒说，“我觉得雷伯恩很可怜，因为他失去了自己深爱的女人。”）那之后的很多年，雷伯恩都没约过一次会。事实上，他这辈子可能也就只有过几次约会，具体情况也没人确知。梅兹离开以后，雷伯恩就一直是一个人。他住进杜邦广场附近一套狭小甚至昏暗的两居室公寓，余生都在那里安家。

当然，他本可以去参加聚会，但他总觉得自己没法闲聊，害怕闲聊起来自己会出丑，这样聚会也成了痛苦的折磨。多年来他一直在说自己在华盛顿参加的第一场鸡尾酒会，那时他还是国会新人。“我觉得女主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在那儿。所以我就不去（参加聚会）了。”

他尽量多待在国会山上。杰克•加纳原来组织的“教育集团”早解散了，但还是有一些国会领袖人物每天结束时聚在一起喝一杯，而其中总有雷伯恩的身影。不过其他人总是很快就回家了，他们有妻子有家人，还有别的社交活动要去。（雷伯恩一直努力不让他们看出来自己什么都没有，他从来没请他们多留一会儿，甚至经常有意自己先走，好像他也有别的地方可去。）

“最难熬的是周末，因为人人都回家陪老婆去了。”D.B.哈德曼说，他是雷伯恩五十年代的助手。那已经是多年之后了，雷伯恩当上了议长，手下自然有了一批人手。周末，他会给这些人打电话，比如哈德曼、约翰逊•霍尔顿、看门人米勒或者警卫哈丁之类，电话里他故意装得轻松愉快，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马里兰海岸附近的某个湖钓鱼；或者周日去他那儿吃早餐，和他一起看周日的报纸。不过，山姆•雷伯恩是很难开口求人的，就算助手们都会应邀前来（“有时候我本来要做其他事的，但我还是会去，因为我知道他无事可做。”其中一个说），他也不经常开口。他身上那股子傲气，让他很难发出邀请，甚至也很难接受邀请。自然地，他那些助手也会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但他也不能常常接受邀请，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无事可做。（不过助手们都知道真相。雷伯恩有时候会叫哈德曼或者霍尔顿周末到办公室去，借口说是有工作要做，但经常是没什么工作的。年轻人们就看着他把每个抽屉都翻找一遍，拿出里面每一张纸，“找事情做”。）肯•哈丁说：“他有很多崇拜者，但亲密的朋友却极少。你对他只有敬畏，根本不敢接近他。大家都害怕近他的身，因为怕说错话。就因为大家都不敢接近他，他变成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的生活就是个悲剧。我非常非常可怜山姆•雷伯恩。”

三十年代，他还没有可以打电话招之即来的手下。有一阵子，他努力把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和得州的议员们一起去钓鱼，周六就开车去马里兰的湖边，晚上就睡在车厢里。“初次和他去钓鱼的人，都会大吃一惊地发现，雷伯恩变了一个人，”一位朋友写道，“国会山上那么严肃、干练和沉默的一个人，钓鱼路上却健谈、幽默，很能开得起玩笑。”

但以山姆•雷伯恩的行事，如果被某人拒绝一次，不管对方的理由多么合理，说得多么委婉真诚，他都不会再对那人有任何要求。这么一来，每个人他也邀请不了几次。所以，即使他去了马里兰的湖边，也经常是一个人去的。写给得州一位朋友的信中，这些压抑的情绪从笔端倾泻而出：“天哪！要是能找到个毛头小子一起去钓鱼，我可以付出很大代价的！”三十多岁的他，周末常常待在华盛顿，长时间地散步，在空旷的街道中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拖着孤独的身影，脸上阴郁沉默的表情仿佛他就想一个人待着，让任何人都不敢上前来跟他聊天。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林登•约翰逊初来华盛顿，那时候他就特别坚定地要努力和山姆•雷伯恩交朋友了。两人算是一见如故吧，反正林登和每一个父亲的故交都是这样。“亲爱的山姆，”雷伯恩写道，“你是我在得州议会中特别喜欢的一个人。”雷伯恩也同样喜欢这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但他的喜爱被规矩局限了。国会秘书要去其他议员的办公室，机会很少，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必须要是公事。有些下午，克雷博格和罗伊•米勒会去雷伯恩或者加纳的办公室（雷伯恩可能在那里）。约翰逊目睹他们走出去，会跟拉蒂默或者琼斯说：“嗯，他们会喝点波旁酒或者威士忌。”他也想去，但从来没接到过邀请。出了办公室，他也没有见雷伯恩的借口。

不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林登和“小瓢虫”住进卡洛拉马路那间小公寓之后，他就能邀请口中这位“山姆先生”来吃晚饭了。

“小瓢虫”回忆说，他来家里做客，对一切都十分满意。当然啦，他也经常应邀去别家做客，也是一样的心满意足。不过，他去每家都去得少，有的很可能只去一次。而在这间公寓里，虽然女主人脸上永远挂着笑容，笑容背后却不止紧张，还有恐惧。初见这个一脸凶相的男人，“小瓢虫”很害怕。山姆•雷伯恩看出她笑容背后的情绪，努力要安抚这个唯唯诺诺的安静少妇，她这么娇小、这么温顺，像个小女孩似的。他想让她放轻松。这是对其他那些更成熟世故的华盛顿主妇都不会付出的努力。她从来没说出口，但他看得出，这个女孩特别想家，于是他就聊聊得克萨斯，聊聊他在农场上度过的孩提时代，想让她高兴起来。他跟她诉说自己最喜欢的食物（“他还是爱吃小时候在家里吃的那些东西：眉豆、玉米面包、蜜桃雪糕、辣椒酱。”她回忆说），后面他来做客，她就做给他吃。她说，随着山姆来得越来越频繁，她也“逐渐学会怎么做他喜欢吃的”。这个手里不拿着小木槌就浑身不自在的男人，面对这个女人的体贴与亲切，也放松下来。他开始接受约翰逊进一步的邀请，不仅去吃晚餐，还去吃早餐，周日的早餐，整个周末的早餐，反正他也无事可做。早餐吃完了，“小瓢虫”说她去收拾碗筷，林登和山姆先生可以一起看看周日的报纸，于是雷伯恩就越待越长。林登•约翰逊就有了很多机会对这个特别渴望有个亲人的男人施展别人口中“专业装孙子”的技能。有些国会助理发现约翰逊做出了一个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举动（不过可能圣马科斯的学生会觉得没什么，毕竟他们目睹过，对人见人怕的埃文斯校长，约翰逊都敢拍他的背）：在国会的走廊上，约翰逊见到山姆•雷伯恩，会弯下腰，亲亲他的秃头。

山姆•雷伯恩在自己周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连林登•约翰逊也不能轻易打破。但他还是打破了。约翰逊家的客厅有一张沙发和一把舒服的摇椅，山姆先生却永远坐在那张直靠背的餐椅上，好像特别害怕放松似的。但现在，他会越来越多地斜着身子，把手撑在膝盖上，开心地讲故事。“他的故事讲得特别好，”“小瓢虫”回忆，“他记得伍德罗•威尔逊那些人的事。”他开始邀请林登和“小瓢虫”去他的公寓吃早餐。

一九三五年春末的一天（具体日期已不可考），思乡情切的“小瓢虫”回了卡纳克，五月六月基本上都在娘家住着。而这期间林登•约翰逊得了肺炎被送进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山姆•雷伯恩坐在病床前，通常面无表情的脸因为焦虑担忧而扭曲。他坐立不安，都忘了自己在抽烟，衣服上落满了烟灰。“林登啊，”他说，“你别担心，放轻松。需要钱，或者其他什么，跟我说一声就是了。”

林登很擅长唤起别人慈爱的一面，不仅是雷伯恩，还有罗伊•米勒、“迅飞”亚当斯和阿尔文•维尔茨，等等，但他一直还没能好好利用这些喜爱往上爬。一九三一年干上新工作的第一天，他就在做离职的打算了。艾拉•莱勒那天向他表示祝贺的时候，他就回复说，国会助理这个位子，只不过是个跳板，是他急于攀爬的政权之梯的最底层。而现在，已经一九三五年了，他还停留在最底层。快四年了，他不知疲倦地迎合讨好着议员们，同意他们的观点，邀请夫人们跳舞，“总是在奔走活动”，结果把自己活动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他早就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爬（之前他听说某个国会秘书坐上了上司的位子就说过，“应该走这条路”，现在距离那个时候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本来有个机会的，他也试过了，在快满二十五岁的时候，暗中试图把克雷博格议员变成克雷博格大使。现在，他快二十七了，仍然是此路不通，因为“克雷博格之乡”没人能打败克雷博格，而上司也没有任何要主动退出的意思。理查德•克雷博格对自己的工作毫无兴趣，本来给了约翰逊希望，觉得他会厌倦议员这个位子。然而，他沮丧地发现，克雷博格虽然一直觉得华盛顿这些政治上的事没意思，却发现这里的社交生活如此丰富多彩。约翰逊怀着越来越失望的心情，清楚地认识到，上司是不会放弃这个位子的。当然，去南美当个大使他可能还是愿意的，不过他已经不太可能当上大使了，因为这位克雷博格先生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敌意在白宫已经是尽人皆知。

如果说还有更长的路，比议员位子更高的山峰，而且只有他能看到的，那么他也开始在攀爬这条路了。他同时在为最激进和最反动的议员工作，永远是见风使舵，迎风扬帆，帮能帮的忙，建立的人脉关系网不局限于自己的选区，还扩展到整个得州。然而，到目前为止，这都只是些表面上的人情，没有什么实际的成果。一九三五年，他离他的远大抱负，并未比一九三一年近多少。

约翰逊刚到华盛顿几个月，埃丝特尔•哈宾就看出“他不能忍受自己不是大人物，就是不能忍受”。他自己也说过：“我不是助理人才。”但每天都要遭遇的那些小小的屈辱，比如自己的上司走进“议员专用”的电梯，他却不得不往后一步停在外面；比如不得不等在议员专用更衣室外，因为自己没有资格进去……这些事情每天都在提醒他，将近四年过去了，他还是一个助理；他还没成为大人物，还是个小人物，是众多薪水微薄、无权无势的国会秘书中的一员。

还有别的事情，也让约翰逊的华盛顿生活愈加不愉快起来。

之前，至少在同侪之间，他还算个人物，“‘小国会’的老大”。但一九三五年，这个情况也起了变化。

关于林登•约翰逊通过不正当手段当上这个组织议长的流言并未消散，因为，每次换届选举的时候，获胜的都是“‘小国会’老大”亲自挑选的候选人。每当此时，类似的议论就再次热闹起来。用秘书同事温盖特•卢卡斯的话来说，大家普遍认为那场选举“作弊”了，票箱里有很多并非“小国会”成员的收发人、警卫和邮递员的投票，而这一切都是约翰逊幕后操纵的。而且很多人都确信，要是这样约翰逊那方也没有拿到多数选票，那么统计票数的人员也会给他制造一个多数出来，因为他当然是约翰逊的人。“大家都心知肚明，”卢卡斯说，“大家都这么说。”他们都说：“上次选举的时候，他妈的林登•约翰逊又作弊了。”这种想法，加上约翰逊唯我独尊的做派，惹怒了很多秘书。事实上，他在华盛顿同事之间的受欢迎程度，已经低得非常可怜，不比他在圣马科斯同学之间高多少。不过，同侪们倒是从来没质疑过他掌控“小国会”的这个机制，因为其中的干将都是他的支持者，接受他的霸权。部分是因为不敢质疑，怕惹他不高兴了就没机会在“小国会”升迁了，毕竟，这是一个国会秘书唯一有机会升迁的组织。然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有了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华盛顿也多了一批新的秘书，其中有个“一根筋”的愣头青，显然刚从乡下来，比三年前来华盛顿的约翰逊还要年轻。他热切地认为政治是自己“天然的使命召唤”。这就是二十岁的詹姆斯•P.科尔曼，瘦高个子的密西西比农村小伙，他很快就会开始旋风般的政治生涯，在四十一岁盛年就坐上密西西比州长的位置。一九三五年一月，科尔曼参加第一次“小国会”的聚会，就以足够的机敏注意到了约翰逊：“他个子很高，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有种掌控一切的气场。而且他特别懂行。什么事情都知道。还有，嗯，他身上就是有一种东西，一种很多人都没有的东西。”

不过，也是凭着这种机敏，让他看透了约翰逊。林登第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也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乡下小伙，想借此跟他套近乎。科尔曼对此很反感。他说他很快发现：“林登是那种特别左右逢源的家伙。在国会山上，他的穿着打扮、行事做派，都像个城里人。但是遇到我这种从密西西比腹地小镇来的人，他就表现得像我发小似的。”另外，决定要成为“小国会”官员的科尔曼，也是在这第一次谈话中就意识到，约翰逊只会支持那些“甘心听他指派”的人，而科尔曼可不是那种盲从的人。他决定要在三月的时候竞选议长。

为了打败约翰逊，他开始争取各方的支持，发现过程出人意料地轻松，特别是那些得州的秘书。不过，也有人警告科尔曼，这些支持不一定意味着胜利。他听说了胡乱统计的选票，还有关于非“小国会”成员的收发员和警卫们投票的传言。他和三个最亲密的盟友（来自得州的劳埃德•克鲁斯林、温盖特•卢卡斯和戈尔•辛斯利）决定要求公开计票，要在所有成员面前进行，而且要记名投票，保证每个选民的合法性。（科尔曼的一些支持者也对记名投票颇为犹疑，因为他们知道约翰逊会对落败的反对者做什么。科尔曼如是说：“如果明确知道谁反对了他，那么获胜者肯定就有机会去报复反对者；我还记得克鲁斯林、卢卡斯和辛斯利跟我说：‘你最好是赢。我们不想输了还惹得林登•约翰逊不高兴。’”）

三月的会议如暴风雨般猛烈。科尔曼的对手是威廉•霍华德•佩恩，但各位盟友站在核心会议室，很清楚地言明，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佩恩背后的支持者。“我们真正反对的，是林登。”卢卡斯说。克鲁斯林指着坐在角落的约翰逊喊道：“那才是我们要打败的人。他做了太久的老大了。我们不要再受他的压制了！”他直视着约翰逊，说：“你用不着再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了。”（约翰逊一言未发。）科尔曼的支持者提出新的选举程序，卢卡斯说：“我们要公开计票，还要列个成员名单，一张张地检查选票。”约翰逊还是沉默地坐着，但他的支持者仍然对新程序提出了反对。经过长时间怒火喷溅的激烈辩论，新程序还是被采纳了。

新程序的采纳意味着，一九三五年三月，“小国会”的选举将会第一次受到客观的审查。这在林登•约翰逊参与的选举中（不管是在华盛顿还是圣马科斯），还是头一次。所有那些围绕这些选举的怀疑，也会在今天得到一个解答。而结果恰恰如约翰逊的反对者们所愿。双方各选出一名计票人，坐在大家面前，按照每张选票上的签名对照成员名单，佩恩的好些选票的确是非成员投的。如果这些选票有效，约翰逊的候选人就赢了。但这些选票都宣布作废了，所以这位候选人输了。

面对落败，约翰逊的反应令人吃惊，因为很多人都以为下次选举他定然会卷土重来。不过，也许童年时的玩伴不会太吃惊，他们知道“要是他当不了领头的，好像就不太想玩儿了”。失去了对“小国会”的领导权，约翰逊似乎对这个组织也没什么兴趣了。核心会议室本来是华盛顿唯一一个他拥有自己的特权与身份的地方，现在他在那里也只是泯然众人了。

（那之后不久，过去那种不正式的投票方式又重新被采纳，记名投票也被废除。“没什么检查的必要了。”卢卡斯解释说。一九三九年，在约翰逊已经离开很久后进入“小国会”，后来成为议长的詹姆斯•F.施威斯特，对于曾经竟然有过记名投票且要检查选票表示震惊。“我的天，”施威斯特说，“谁会在‘小国会’这种地方的选举里面作弊啊？”）

为了成为“大人物”，他开始疯狂甚至是孤注一掷地打入越来越大的圈子，想方设法地扩展人脉。约翰逊曾经寻求过帮助的威利•霍普金斯说：“他想往前走。就是有那种狂热的野心。他想顺着这梯子一直往上爬。但不知道该怎么爬。我觉得他已经不太清楚每一步该怎么走了。”

约翰逊之前跟霍普金斯说过，真正的政治前途必须是参与国家政治，如果在州政府混下去，那就是条“死胡同”。现在他不这么说了，而是求霍普金斯给他找个州政府的工作。“他含糊地对我表示，想回得州，（阿尔文）维尔茨和我跟比尔•麦克格洛（新当选的州检察长）打了招呼，比尔说他不认识林登，但看在维尔茨和我的面子上，可以给他找个位置。维尔茨和我把这话告诉了林登。”结果对方提供的工作岗位在林登看来实在太低阶了，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绝望之下，他甚至考虑不再从政。对林登视如己出，也很欣赏并认可他能力的维尔茨说，如果他能拿到法学学位，就可以做他奥斯汀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一九三四年九月，约翰逊开始在乔治敦大学法学院上夜校。然而，在法学院，少年时代对学习的厌烦甚至是抗拒又再次沸腾。他特别不爱受教育（“怎么又来个拉丁文啊，”他经常压低声音对班里的同桌拉塞尔•布朗说，“怎么就不能用简单的英文啊？”），所以他也自然很难用学习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他倒是愿意学习具体的法律条款，但是特别抗拒特别不屑于去学习条款背后的历史或者哲学思辨。布朗说，约翰逊在法学院期间，“从未参加过一次课堂背诵”，而且，也在两个月后因为结婚而终结了。“他从法学院退了学，跟‘小瓢虫’结婚。”琼斯说。

鉴于他对正规教育如此不感兴趣，约翰逊接下来争取的工作似乎是个令人惊讶的决定。他想做一所学院的校长。建校十年的得克萨斯艺术与工业学院位于金斯维尔，上千名学生的黑色校服上衣上都有一头金色公牛，是学校建校金主金家牧场的标志。和“克雷博格之乡”的大多数机构一样，这所学院仍然握在克雷博格家族手里，约翰逊说服了曾经是校董会主席的理查德•克雷博格来支持他竞争校长。对教育十分尊敬、很有学者气质的琼斯对约翰逊这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惊”。不仅因为老大对教育的态度，还因为他根本就没资格：“他只不过是个文学学士啊。”等到约翰逊向他透露，觉得自己应该能得到这份工作，琼斯可以说是“惊骇无比”了。“大概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他都在做着美梦，说着当上校长以后他会做什么，滔滔不绝啊，说他会改革学校，把教育重心转向农业，创建美国最伟大的学院。”不过，后来，一些比较冷静的人插了手，琼斯的恐惧和约翰逊的希望，都没有成真。

接着来了条新路子。约翰逊一直特别崇拜罗伊•米勒，还有米勒那些举足轻重的游说者同行，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操盘手”。他常说：“我想成为罗伊•米勒那样的大游说者。”现在机会来了。米勒的哥们儿，通用电气公司在国会的反动幕后操纵者霍勒斯•亚当斯（绰号“迅飞”）对约翰逊视如己出，并且对他在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如鱼得水相当欣赏。他正式提供给林登一份工作，年薪一万美元（相当于一个国会议员的工资），做他的助理，为巨擘通用电气做华盛顿第二号游说者。但真的有了这么个大好时机摆在面前，约翰逊反而犹豫了。跟他讨论过亚当斯这个工作的人们说，他的犹豫并不关乎原则，而是罗伊•米勒重点提出的一个顾虑。米勒和约翰逊在几次严肃的长谈中谈起那个时代的得克萨斯（后来得州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接受了通用电气这份工作，可能意味着约翰逊再也没有希望通过选举从政，也很可能无法再从事任何政府公职。米勒直截了当地说，只要背上了公司游说者这个标签，就再也不可能在得州任何主要选举中获胜了。

尽管如此，这工作对于一个年薪仅三千美元的二十六岁秘书来说，还是非常诱人的。如果接受了，他就和国会议员拿着同样的工资，享受的待遇可能还要更高。拿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林登双眼放光，”琼斯说，“他很动心，这些游说者相当于控制着国会。有那么两三周，他都在想，真能成这么个大人物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更重要的是，就算亚当斯给的这条路不是林登•约翰逊一直梦寐以求的那一条，在一九三五年那段焦虑的岁月，似乎是摆在他面前唯一的一条。在林登•约翰逊的一生中，他的事业危机，全都能从身体健康的崩溃中看出端倪。那场叫他住了院的肺炎，他一生中第一次大病，就在这个时候犯了。他如此热切地渴望着要成为大人物，而这份工作一定能让他成为大人物。尽管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他要被迫离开（可能是永远离开）政坛，放弃他“与生俱来的使命召唤”，他的手下和朋友都同意，他当时真的非常动心，差点儿就要接受了。

然而，最后，他不是非要接受这份工作。他毕竟在讨长辈欢心方面天赋异禀，这种才能在最后关头，给了他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

通用电气的工作机会是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出现的。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约翰逊就要接受的关头，罗斯福总统宣布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名为“国家青年管理局”，年预算为五千万美元，会在每个州设立一个分部，选一名理事。

得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在选择青管局在得州理事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山姆•雷伯恩去找了他。

康纳利对这位来客相当惊讶。他和雷伯恩从来没什么交情。他对这次来访的目的更为惊讶，他和国会山上的所有人一样，知道雷伯恩甚至从来都没开口请哪个朋友帮过忙。雷伯恩的样子也让他吃惊，那张似乎从未见过任何情感显露的脸上，竟然流露出鲜明的情绪。

“有一天，从来对我没那么友好的山姆•雷伯恩来找我，”康纳利后来回忆，“他想请我让罗斯福总统任命林登•约翰逊……山姆显得很焦急。”事实上，他焦急到坚持要留在康纳利的办公室，直到对方说“我愿意这么做”才离开。

康纳利是同意了，但白宫拒绝接受他的推荐。总统和其团队认为，竟然要把整个大州范围内的事务交给一个完全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的二十六岁的毛头小子，光想想就觉得可笑。总统宣布，青管局得州理事将是德维特•肯纳德，过去阿瑟港工会的干事。事实上，肯纳德都已经正式宣誓就职了。

山姆•雷伯恩去了趟白宫。他说了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但白宫发声明说，犯了个错误，青管局得州理事不是德维特•肯纳德，而是林登•B.约翰逊。

这次任命让约翰逊成为青管局在四十八个州中最年轻的理事。事实上，他可能也是新政所有主要项目中得到州级权力最年轻的人。他高兴吗？他有没有觉得抱负实现了，即使只是短短的一刻？当白宫宣布对他的任命，其他秘书拥进办公室祝贺他时，他有什么反应？

“再回华盛顿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议员了。”

(1)
全称是《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为履行民主党在一九一二年大选时所做的许诺，国会于一九一三年通过该法案。该法案将钢铁、羊毛和一些农产品列为免税商品，降低了棉花和毛纺织品的税率，提高了化学制品的税率。该法的税率虽然比以前有所降低，但在本质上仍是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法。

(2)
即美国共和党。

(3)
Hind's Precedents，全称为“美国众议院欣德先例：提及宪法、法规与美国参议院的决定”，后来与“坎农先例”并称为“欣德与坎农先例”，是对美国联邦政府各种条款和规定做出的记录与解释，是研究国会议程的重要资料。

(4)
比如，罗斯福允许他为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州际贸易委员会各提名一个委员。——原注

•19•

“让他们工作！”

建立青管局的灵感并非来自富兰克林•罗斯福，而是来自他的妻子。她在一九三四年五月曾说：“想着这一代可能会成为迷惘的一代，我真的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恐惧。”

人们说起美国的青年，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迷惘的一代”这个词。一九三一年，全美的大学入学率开始下降，因为越来越多的父母付不起大学的学费，学生也渐渐难找到兼职工作来供自己上学。一九三二年，高中入学率开始下降，因为被迫退学打工养家糊口的十几岁少年数量稳步上升（他们的时薪通常是十美分，大萧条期间十几岁的孩子基本都是拿这个薪水）；或者说家里根本没有余钱来买书和铅笔，也没钱给他们坐车上学，有的甚至连鞋都买不起了。研究青管局历史的学者贝蒂和厄尼斯特•K.林德利写道：“在很多州，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闻‘鞋子’这个词出现在是否能上学的等式中。‘孩子们可以去上学，但等下雪了就去不了了。下雪就上不了学，除非他们有鞋子。’内裤可以用装糖的麻袋改，衣服缝缝补补还能穿，鞋子似乎就是难以逾越的上学障碍了。”搜集关于青年数据的尝试没有特别全面的，但每次尝试都十分有启发性。正如林德利他们所说，这些尝试“让人们的头脑深入浸透到社会机制中，让他们看到比大多数人预想中糟糕得多的情况”。美利坚一直对自己的教育体系引以为傲，现在，一九三五年，大萧条的第六个年头，一项调查（还没有包括教育水平一直都很低的南部腹地）透露，参与青管局项目的三万五千名年轻人中，有一半没有上过一天八年级以上的课程。每一百个这些年轻人中，只有五十个读到了高中；在这五十个当中，只有十个从高中毕业；这十个当中，只有三个进入大学；这三个当中，可能不到两个能从大学毕业，也就是说，一百个年轻人中，只有不到两个大学毕业生。林德利写道：“这种状况见得越多……一个问题就显得越迫切：美国引以为傲的教育体系哪里去了？”

走出校门之后，年轻人会发现工作机会寥寥无几。换作过去，他们是新手，是学徒，能赚够糊口的钱，再慢慢学习相关技能。而现在，那些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人都还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找事做，谁愿意招新手啊？一九三五年，美国两千二百万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中，有至少三百三十万（可能最多达到五百万）既没上学，也没工作，数百万年轻人迷惘度日，毫无建树。

这些年轻人懒散困惑，没有希望，连晚上回家都成了一种痛苦。其中一个说：“也许你不知道那种滋味，回到家中，人人都看着你，就算他们没说，你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没找到工作。’感觉真是太糟糕了。你就是不想回家……”其中的很多人（越来越多），在大萧条最为严重的时候，根本就不回家了。一名市场调查员目睹一列南太平洋公司的运货列车在埃尔帕索进站，很多衣衫褴褛、提着小包袱的人从车上跳下来，他震惊地发现，“大多数都还只是毛头小子”，但站在他旁边的铁路警察说他这是大惊小怪。“现在路上流浪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说，“都是些小伙子，不知道方向，不知道目的。”很多人都是往西部去的，略显悲壮的是，其中有些人把自己比作往同样方向去的祖辈。然而，如林德利所写：“最后的边疆大概四十多年前就消失了。如今想找个去处的年轻人，却发现真正是无处可去。”西部友好热情的招呼被执法官们的“继续走”代替，他们亲自押送着这些年轻人走到最近的县界，不接受他们的定居。等到他们来到最西部，曾经遍地黄金的加利福尼亚，却发现高速公路上站满了警卫，在边界就把他们赶了回去；逃过所有这些并进入加州的人被扔进劳改营，最后也免不了被送回边界的命运。年轻人们和小偷、酒鬼、瘾君子与前科犯混在一起流浪，埃尔帕索那名铁路警察告诉那位市场调查员：“最糟糕的是，这些小伙子可能会变成混混儿，今年他们已经比去年不好惹了。”眼界更宽广的见证者也抱着同样的看法。威廉•曼彻斯特报告说：“美国儿童局和国家旅行者帮助协会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就这么被毁在了铁道上。”

新政在其他方面似乎一片欣欣向荣，但在年轻人的问题上却不容乐观，不管是毕业或退学，每年又有两百二十五万的年轻人离开学校或大学，不上学也不工作的年轻人数量年年递增。更糟糕的是，一九三五年，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是长期保持这个状态的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份调查研究显示，随着大萧条进入第六个年头，“一九二九年大萧条开始时那些十五六岁的小伙姑娘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他们都长大成年了”。这些成年人从离开学校开始，就没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成年人在“多年的受苦受难”中满怀怨恨。总统旗下的教育顾问委员会警告说，美国可能会有“整整一代迷惘的年轻人”。

在年轻人的问题上，九月总是最关键的。九月是开学季，美国的孩子们要么上学，要么不上。一九三四年九月，适龄少年中，至少七十万人没能入读高中。一九三五年的九月迫在眉睫，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这个数字将会更高，数十万的年轻人将加入“迷惘的一代”这个行列。

埃莉诺•罗斯福深深同情年轻人，同情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也不怨恨咒骂，而是点亮蜡烛带着希望祈祷的年轻人。她参加了很多讲座，听主讲人在上面侃侃而谈，说年轻人的状况是他们自己的错。她表示不敢苟同
(1) 。罗斯福夫人觉得，年轻人面临的困境，要归咎于整个社会，她说：“不能给年轻人提供谋生之道的文明，实在是很可悲。”她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说“发自内心的恐惧”时，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也很早就催促丈夫开展一些解决问题的项目，帮助年轻人继续学业，摆脱无工可做的命运，也能给那些已经不上学的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并且能够接受培训找到更好的工作。这还不是她对年轻人的全部希望。她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年轻人……认识到自己的必要性。”她还说，应该给予他们一些“年轻人渴望的东西，让他们有机会为理想做出自我牺牲”。她所规划的，是年轻人为国家服务，结合更多的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深度和广度上要远超“百日新政”时期诞生并广泛流行的民间资源保护队。

她的丈夫很为自己一手创建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自豪（这个基本上是来源于他个人的灵感），所以可能不愿意再考虑别的措施，而且他还认为，妻子建议的这种项目可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不仅仅因为教育业巨擘们会担心联邦干涉教育会削弱他们对学校的管控，更因为大家普遍都会顾虑这样的项目会把政治因素带入校园，所以罗斯福没有立刻答应。富尔顿•奥尔斯勒目睹过夫妻俩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两人越说越激动，埃莉诺说民间资源保护队“太军事化”。（富兰克林说：“这个组织谈什么都谈不上军事化。”埃莉诺：“嗯，反正，亲爱的，它的上级机构就是军队啊。”富兰克林：“这样也不能说明它就军事化了。”）总统还说，年轻人的问题并不是应该独立出来的问题，这其实是整个民族的问题（“还会有其他的代表团找上你，代表四十岁以上找不到工作的人……这种青年运动看着特别没必要”）。但罗斯福夫人知道怎么说服自己的丈夫。约瑟夫•P.拉希说，她转换策略，“把话题引向了政治。年轻人很快就有投票权了……富兰克林让步了，‘你说的事情很重要……’她后来说，丈夫是个‘很现实的政客’。就算别的观点说服不了他，对于‘纯粹的政治观点’，他一向还是很敏感的。”接着，总统的一些顾问（甚至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和奥布雷•威廉斯）警告他，建立一个专门的年轻人政府机构可能会适得其反，让周遭的人认为他是想像德国那样把美国的年轻人整编成军团，搞青年军事化。“如果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对的事情，那就应该这么做，”他回复说，“我想一点批评我们还是受得起的；我认为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让我们的年轻人军事化。”（“那是他的另一面，”拉希写道，“他不仅仅是个政客。”）“我决定，要为这个国家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做点什么，”他宣布，“他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机会。”青管局便应运而生。

为了平息“军事化”的批评，总统团队做出决策：“青管局的运转……要把中央的控制减到最小。”四十八个州的理事在建立、组织和管理自己的项目上，有着“特别宽泛的自由度”。就连青管局在进行规模最大的活动，雇用五十万年轻人时，华盛顿的青管局全国办公室也没有超过六十七个员工，包括助理们在内。

得州这位理事最先建立的，是自己的团队。

组建团队的过程恰恰可以检验林登•约翰逊识人的眼光，也证明了他这种能力。做理查德•克雷博格的秘书期间，他分配了很多工作，这些人都是他隐藏的人脉，现在他想把他们召集起来。选择他们做那些工作，他也是在下一个赌注，赌未来某个时刻他发出召唤的时候，这些人会响应召唤。现在他召唤了，他们来了，包括那些并不情愿的。

不到一年前，威拉德•迪森被约翰逊说服，放弃了前途大好的教育事业，转而从事法务工作。现在，迪森又面临着另一场谈话。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和迪森约好后的第二天，约翰逊飞去了奥斯汀，见到迪森，绝口不提法律之美，开始大谈特谈青管局的伟大与美好。“我听都没听过，”迪森回忆，约翰逊提出的低廉薪水（两千一百美元）对他更是没有吸引力。但他说，约翰逊是“最棒的推销员”，“行军”的命令变了，迪森也乖乖遵守。他觉得联邦土地银行代理人这份工作是块“很好的跳板”，所以七月二十七日他只同意休假两个星期。约翰逊恳求他“起步的时候帮我一把”，他说他就用这两个星期的休假来帮他。但这两个星期之中，约翰逊又说服他从土地银行请半年的长假，而这半年的长假结束后，迪森就永久离职了。

除了他，不情愿的还有杰西•凯拉姆。就是那个曾经打过橄榄球后卫的硬汉，约翰逊当时给了他自己手里最好的工作，在州教育部。他已经被提拔成部门的第四把交椅，农村教育援助主管，薪水很高，备受尊重，非常稳定。他对拉夫金那些艰难岁月仍然记忆犹新，压根儿没有离职的打算。但约翰逊又说服他，休两个星期的假。两个星期结束后，他又说服他再休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结束后，凯拉姆从州教育部离了职，接受了一份薪水还不及原来一半的工作。

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了好多次，几乎是屡试不爽。就连本•克赖德，做着一份“我这辈子最好的工作”的人，也都离了职。林登•约翰逊四处“招兵买马”，就在这么一个机构里，大量聚集了自己之前撒落在联邦官僚体系中的那些人。

这样就形成了团队核心。除此之外，约翰逊还加了些新人。根据记录，他们最重要的品质又是约翰逊所说的“忠诚”，也就是绝对的顺从。他们不仅愿意，而且渴望遵守命令，完全臣服于他的意愿。这是他挑选下属最重要的标准。他现在雇用的很多人，都是以前圣马科斯的“白星”。他们的智商能力并非最优秀的，但在大学的时候就展现出顺从的品质，比如威尔顿•伍兹。在这个大学秘密组织中展现过领导才能，毕业以后也施展才华获得成功的人，不在约翰逊的考虑范围。对于“白星”中比较优秀的霍勒斯•理查兹，约翰逊在做克雷博格秘书时倒是给了他一份工作，但此人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还跟约翰逊争论。青管局的工作，他自然是没份儿的。

根据记录，那些并非圣马科斯校友的新人，也有着同样的性格。除了老好人克赖德，还有个来自丘陵地带的年轻人，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展现了强烈的顺从意愿，让幼时玩伴林登•约翰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做领头的”“永远是头马”。来自布达的谢尔曼•伯德韦尔从小就是这样，双方父母聚会聊天的时候，他就顺从地跟在林登•约翰逊屁股后面，不仅如此，他还试图模仿他说话走路的样子（成年以后，他依旧如此）。

事实证明，组建团队，比开展项目简单多了。华盛顿的青管局总部授权为得州年轻人开设一万两千个公共工程的岗位。林登•约翰逊在公共工程方面唯一的经验，就是在约翰逊城修公路。现在，他必须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开展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而且是在整个得州的范围内。开展起来以后，他还要做总指挥，管理，行政，样样都得上手。他唯一的行政工作经验就是做克雷博格的秘书，他之前唯一指挥过的团队，成员只有吉恩•拉蒂默、L.E.琼斯和拉塞尔•布朗。而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现在直接领导的就有几十号人了。

四十八个州的理事手头已经是一团乱麻了，更让他们焦头烂额的，是华盛顿的青管局总部对“公共工程项目”严格的审批条件。比如，为了防止成年工人安排上的错位，这些项目不能够包含可能由州政府或当地政府承担的工作。为了确保有限的青管局资金首先是用在年轻人身上，而不是被承包商或供应商赚走，青管局第十一号公告要求，百分之七十五的项目资金分配要用于薪资（这个要求使得各项目能够花费在材料和设备上的资金过少，已经到了不现实的地步）。这还不算，各州理事还遇到更严重的问题，华盛顿对他们根本缺乏明确的指导。一位理事回忆说：“我们问华盛顿：‘什么样的工作？’结果被告知：‘你们自己决定……’但我们根本不知道从何入手。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年轻人想要什么工作，需要什么工作啊。”

而青管局的得州理事，是四十八个州中最年轻的，也是少数缺乏公共工程和行政经验的理事之一，他遇到的难题就更多了，其中一个也是让得州所有问题都变得复杂化的因素：这个州巨大的面积。不管是谁，要想在整个得州开展一个公共工程，都被各地迥然不同的气候、文化、社会和经济条件所局限，毕竟，这个州纵横都在一千三百公里上下，如果在东边，这个面积足够覆盖新英格兰全州，再加上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西弗吉尼亚。另外，整个州又被划分为二百五十四个县，公共工程项目是不可能像别的州那样以县为单位在全州开展的。光是在细节上吹毛求疵、犹豫不决也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的是尽快想出一个全州范围内的项目方案，能适用于所有的县，不受各地区不同情况的影响。林登•约翰逊必须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工程项目，需要在通常是项目花费大头的材料和设备上极尽俭省，还得规模巨大，横扫全州。

在谈论林登•约翰逊在青管局早期生涯的时候，他的妻子第一次告诉笔者：“林登并不是他平时表现的那个超级自信的人。”当时已经返回奥斯汀，但在青管局兼职了几个星期的琼斯说：“他们必须花这个钱，也必须迅速行动。林登必须要迅速决策……做决策是很难的。我还记得大家无休止地讨论第一个项目到底是什么，就是争执不下，人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几个星期的讨论之后，终于有个人（已经记不清是谁了）提出了在得州很多新的高速公路旁边修建“路边公园”的想法：一块六到十二亩的土地，叫人来铲平，铺上碎石，然后支上几张野餐桌，几张长椅，三四个烧烤架子，再弄点灌木和树。这些公园连厕所都没有，按照东部的标准，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根本称不上是公园。但在荒凉广阔的得州，开个几百公里都可能找不到任何休息的地方，只能坐在路旁的地上吃点东西。这样的小园子肯定会很受欢迎的。另外，这项工程也能增加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这类设施的缺乏曾经导致事故发生，因为停车的人不得不停在路肩上或者根本就直接停在大路边（因为得州很多高速公路路肩都很窄，甚至没有路肩），再去吃东西或者方便。长途旅行的时候，晚上还得停车睡觉。就在几个月前，一家人开车来到圣安东尼奥的地界，暴风雨之夜，大家都在车里睡觉，另一辆车突然撞来，全家五口人都不幸罹难。

得州高速公路管理局非常热情地同意给予支持，不仅拨给必要的土地和材料（基本上就是水泥和做长椅与桌子用的木头），还在交通上予以支援（局里可以出卡车，送年轻的工人们去各个工地），在人口这么稀疏的一个州，这可是很重要的考量。管理局还同意提供监工（局里选出来的工头），于是路边公园这个项目完全符合了青管局的要求，百分之七十五的花费都直接用于给年轻人发工资。这些小小的公园也完全符合了得州的特性：不受季节的限制，在全州任何地方都能修，而作为统管全州的高速公路管理局，自然是他们的赞助人。高速公路管理局没有任何修建这种公园的规划，这个项目也不会取代管理局常规的雇员。而且还满足青管局公告上没有明示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条件：正如琼斯所说，出于政治原因，青年们提出的项目“不仅里子要好，面子也要好，必须是广受欢迎的”。这一点对约翰逊十分重要，他说服莫里•马弗里克，允许他招了个演讲稿撰写人，过去是在报社干的，名叫赫伯特•C.亨德森。约翰逊让他把已经讨论过的每份规划写出来，看看“听起来怎么样”。之前的很多规划听起来都不对，但亨德森写了这一个之后，琼斯说“真是很完美”。约翰逊意识到他终于有个项目了，那种轻松真是无法形容。“他高兴得不能自已了。”琼斯这个一丝不苟、技艺精湛的打字员不得不通宵熬夜，把亨德森写的东西打好，送到华盛顿去申请官方审批。那天，奥斯汀的天空破晓，约翰逊和琼斯一起走向邮局，要亲眼看到这珍贵的计划书安稳准确地放进邮箱。几天之后，几个年轻人拿着凿子铁锹，坐着高速公路管理局的平板卡车，出了奥斯汀，在威廉森河旁边的八号公路旁开始修建得州第一个路边公园。如果说寻找合适项目的过程一波三折，一旦找到，执行起来就雷厉风行了。“林登像个疯子，”琼斯说，“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底下的人也被他逼得心烦意乱。”一九三六年六月，在建的公园达到一百三十五个，有三千六百名年轻人参与到工作中，月薪三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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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手头的名额不止三千六百人，而是一万二千人。有的工作被安排在和高速公路管理局有关的其他项目中。青管局的工人修建了“乡间学校步道”（平行于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的碎石路），鼓励孩子们上学时别走公路。他们修剪了树和灌木丛，好让司机在危险的岔路口与弯道上看得更清楚。他们填满了得州很多公路边上由于侵蚀而形成的小沟渠，这些沟渠特别陡，就算车子偏离道路一点点，都有可能翻进去；为了避免再被侵蚀，他们还修建了排水沟。他们又把高速公路之间那一两百米的土路铺上了碎石，因为要是遇到下雨，土路就变得泥泞，车子把泥带到高速公路上，容易打滑。在有的区域，邮递员在路中间停车，往农民的邮箱里投递信件，导致交通混乱，于是他们在邮箱边修建了“临时停车点”。这些都是很小的项目，比路边公园还要小，但能多提供两千八百份工作。

为了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地方”项目，也就是只在一个城镇开展的项目也是十分必要的。和高速公路管理局的项目一样，青管局规定，这些项目的材料和设备也应该有个“外部”赞助商。约翰逊请地方官员们提建议，希望自己的城镇有哪方面的改善。

有些地方的回复是“我们不想要联邦的任何帮助”，另外一些城镇则有一小撮权力利益集团，不愿意做任何可能影响他们现状的改变。比如，特别抗拒青管局的地区之一，就有卡纳克——“小瓢虫”的故乡，而且最大的反抗力量还来自“小瓢虫”的父亲。泰勒长官“是卡纳克的管事人”，比尔•迪森回忆，他也掌管着整个哈里森县北端，“他说，‘你们就别管这个县的北边儿了。这里的人我来管’”。但这样的阻力也不多，因为大多数县都对年轻人的困境束手无策。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提建议的人很少，想不出什么新项目了。“就算他们想要联邦这笔钱，也没什么想象力。”迪森说，“我们拼了命地不要提出任何类似于打扫院子这种无聊的建议，因为在其他地方早就已经饱受非议。但很多时候根本没人能提出有效的建议，说不出什么值得做的项目。”约翰逊克服了这些难题。“林登•约翰逊必须要发挥推销才能了，”比尔•迪森说，“我之前跟你说过了，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推销员。”他会说：“现在，我有使命，也有钱，你要给我们出个值得做的项目。”奥斯汀利特菲尔德大楼六楼青管局的办公室开始陆续接收到关于地方“公共工程”的计划书。

公共工程为不上学的青年男女们提供了收入。青管局的另一部分项目，是要让青年男女们继续学业。要为他们提供校园里的工作，能挣够学费、生活费，继续接受教育。实施这个学生救助项目就不需要什么创造性了。能够雇用的学生人数（大学里是在前一年的入校学生中挑选百分之十二，高中是百分之七）是由华盛顿指定的，关于能安排什么工作，能付多少钱也有比较宽泛的规定。一个学生每月最多挣二十美元，不过一个学院的平均工资不能超过十五美元。这个部分难是没那么难，却迫在眉睫。

九月就要来了。九月，要是得不到帮助，可能有数以万计的得州年轻人要被迫辍学。青管局的理事们是到七月末才任命的，一直到八月十五日才宣布了各人手里的工作和薪水权限。而且这些规章制度还要在每个州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解读，解释给每个大学和中学的校长，让他们选择符合规定的工作来分配。得州的广阔面积再一次让这解释工作比其他州更难开展，甚至在青管局允许约翰逊把整个州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又各自有理事之后，这仍然是十分艰苦的工作。“还是需要走很多地方，”迪森后来回忆，“我们派出去的这些年轻的区域理事可能今天在某个市政府弄一个项目，同一天还要努力在将近二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县启动另一个。他可能在一个项目上工作到上午十一点半，然后跳上车，在下午一两点到达另一个县，做那里的工作。”

但因为相关人员配合不力，有时候想快也快不起来。大学和高中的行政人员在决定哪些学生可以得到珍贵的青管局工作时，一副拖拖拉拉的样子。可能是有百分之十二的学生够格得到青管局的帮助，但需要这种帮助的学生比例要高很多。得州的大学里一共有五千四百份工作，却有两万九千名大学生在申请。他们的未来，接受教育的机会，跃出农门的机会，全都悬在行政人员的一念之差上，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得克萨斯大学的教务长维克多•I.摩尔，刚刚在几个月前的春季学期，从自己本身已经很微薄的收入中尽量俭省出一些，帮助几个学生继续学业。他来到青管局的办公室，拿着一份七百六十一个学生的名单，这是从三千五百多个申请人中筛选出来的。他把名单递给迪森，说：“我感觉自己手上沾满了血。”有的行政人员根本不愿意做这样的决定，珍贵的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迟迟不肯上交这十分必要的名单。

除此之外，繁文缛节也是个大难题。为了确保学生援助能够支撑那些真正有诚意接受教育的学生，青管局要求，所有接受援助的人，至少要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正常学术安排。每个人是否满足这个要求，首先要通过学校的审查，还要再通过青管局的审查。为了确保大学里那些工作不会让之前的工作人员失业，青管局要求新增加的工作不能超越常规的大学预算范围，还不能显得和常规劳动力不同，时薪的设定必须和该区域内的同等工作一致。再加上要避免学生们“吃空饷”的批评，他们的工作必须是必要的，不能是虚职。这么多要求，还有十几条其他的，都要一一满足，还要通过审批。因此，学校要为每一个学生雇员填写很长很复杂的表格，还得一式四份，学校、州青管局、公用事业振兴署和州教育部各执一份。圣安东尼奥的联邦拨款办事处，只有在收到全部三个部门的审批证书后，才会把那急需的支票寄出去，还不是寄给学生，而是寄给青管局办公室，然后办公室再根据国家青管局的规定流程，分配到各个学校，学校再分配给学生。至于高中，只有那些家里在领救济的学生才能做校园工作。对于这个事实的审批，要么是得州救济委员会来做，要么是公用事业振兴署来做，在审批确定之前，青管局不得处理任何申请；而委员会和振兴署自己的工作还忙不过来呢，他们觉得比起审批这些学生，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项目审批各个家庭，所以很不重视青管局的工作。如果一张表格填错了，公用事业振兴署会直接退回去，而且经常距离表格提交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青管局的华盛顿办公室又不断在颁发新的系列规则，而且经常自相矛盾，更让人困惑不已。到八月底，很多州理事都在跟华盛顿抱怨，他们不可能赶在九月入学的时候按时实施校园项目。

青管局得州办公室一开始是七层的利特菲尔德楼中一个三室的套房，在小小的奥斯汀，这算是很高的一栋楼了。后来，办公室扩展成五间房，然后有了第六间，第七间，全都挤得满满当当，工作人员越来越多。

工作人员们都很年轻，而且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点：都是在圣马科斯上的大学，最近才毕业；林登•约翰逊最初指派到青管局得州办公室行政岗位的二十六个男人（办公室的女人只能做秘书）中，有十九个都是二十多岁。

理事本人也很年轻，他对手下极尽催促驱使。“他总是很紧张，”二十三岁的圣马科斯毕业生，曾经的“白星”厄尼斯特•摩根说，“如果他想你给他拿封信，在你拿给他之前，他都是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他甚至经常等不到信送到自己手里。“叫摩根把那封信拿给我！”他通过办公室的门向一名秘书吼道，但片刻之后，吼叫的人自己就往门边走去。他把办公椅往后一推，冲出门，胳膊照常笨拙地甩着，几乎要跑起来，进了摩根的办公室，站在那儿，就像摩根说的，“坐立不安”地等着对方翻找文件。“他跟我们听打文件的时候，语速很快，”他的一个秘书玛丽•亨德森说，口述的时候，“他根本就坐不住”，要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边口述还边配手势动作，要么舞动长长的手臂，手指向什么地方戳着，好像在发表演说。有时候，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他会在空中狂乱而沮丧地挥舞双臂。口述完一封重要信件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到书面成果。“那封信呢？玛丽，那封信怎么样了？”有时候，一个秘书正在打信，偶尔从打字机上抬抬头，会看到他站在身后的角落，死盯着打字机。“什么事都要马上就做！”另一个工作人员说，“要是有什么事不马上去办，他可能会特别特别生气。”他命令说，每一封信，不管是市长、县上的委员、校董会主席、大学主任、高中校长、学生写来的，还是州或者联邦官员写来的，都必须在来信的当天回复。在华盛顿，他只有两台打字机，现在有了二十台。这二十台还是和那两台一样，他“希望一刻都不停歇”。他也希望油印机一刻都不要停歇，如果所有的人手都在忙着其他工作，他看到油印机没人管，就会疯狂地摇动手柄，直到不得不去办其他事情。

手下的人也一刻都不能停歇。“这个人的天性，”青管局一名工作人员说，“就是每天给你想一百件办不到的事情让你去办。也不管事情到底是什么，他就那样看着，开始问问题。过一会儿又冒出五十个新想法，叫你再干五十件事。交代完了他就扬长而去，让你自己在那儿拼命地干。”另一个手下说：“然后第二天就质问你为什么没干完。”

在华盛顿，他让两个手下互相竞争，加快工作速度。对现在的二十多个雇员，他也是用同样的激将法让他们干得更快。具体的做法就是跟每个人说某某比他干得更快。“他会把我们分成两人小组或者三人小组，”一个手下回忆，“他让雷（罗伯特）和布里斯（艾尔•布里斯班）竞争，或者C.P（里特尔）跟芬纳（罗斯）竞争，”而且，“你总是比别人要落后的。这件事情上他做得真绝。不管我工作多努力，还总是最落后的那个。”

信件总是堆得高高的，一摞又一摞地分配到各个办公桌，随着夕阳西斜，夜色渐深，看着剩下的那些堆积如山的信件，也就是没有完成的工作，他似乎越来越疯狂。回复信件通常要给某个州政府机构打电话询问，但在办公室横冲直撞的约翰逊要是看到哪个职员在打电话，就会怒吼道：“老天，你的时间都用来打电话了？”有时心情不好，他会没有什么来由地骂人。“我从他那儿听到了以前听过的所有的骂人话，还有些以前从来没听过的。”摩根说，“天哪，他真是能把一个人从头到脚骂得狗血淋头。”说话轻言细语，性格温柔体贴的伯德韦尔，“世界上最温柔的男人”，面对发火的约翰逊，一边听着他破口大骂，一边垂着头垮着肩。恶语并非他唯一伤人的武器。他还有一个天赋，就是找到别人最敏感的事情，然后尽情地，甚至是急切地往痛处打击，毫不留情。比如，优秀的赫伯特•亨德森曾经有酗酒的毛病，约翰逊则一直不允许他忘记。另一个手下，大萧条期间在美国找不到工作，被迫去了一家美国公司驻秘鲁的办事处，干了近乎屈辱的低微工作。这件事一直让他很惭愧，也很惭愧自己为了能回到得州，不得不接受仅为五十美元的低廉月薪。约翰逊则一直提醒着这位工作人员，以及所有能听到的人，他干过这些事。“你为啥不滚回秘鲁去？”他会这样大吼，“可能到那儿你就能做好这样的工作了！你为啥不滚去中国啊？我为啥不直接炒你鱿鱼？然后你就回去挣你那五十美元的月薪好啦。你自己也清楚为什么每月只有五十美元，是不是？因为你就只值这个价！”

并非所有怒气都发自内心。有时候，脾气正发到兴头上，约翰逊站在那儿尖声大叫，手臂在空中挥舞，咒骂的话变着花样从嘴里吐出来，整个人都好像失去了控制。突然一个重要的电话打进来了。他竟然能马不停蹄地拿起听筒，声音温柔镇静。要是打电话来的人是什么达官显贵，他马上就能换上一副恭敬顺从的嘴脸。等电话打完了，听筒放回原位了，他又能立刻开骂。林登•约翰逊骂人的目的，和他在手下之间挑起竞争的目的一样，都是要控制住这些人。

有时候，他这么残酷地对待下属，仿佛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残酷而残酷。有一次，他从一张邮件堆得高高的办公桌边急匆匆走过去，然后用整个办公室都能听到的声音对办公桌后面的手下咆哮：“我希望你的脑子没这张桌子乱。”这个员工快马加鞭，终于在下一批邮件到来之前让这一堆见了底，然后把桌子整理了一下，桌面干净整洁，想得到老大的认可。结果老大说：“我希望你的脑子不像桌子这么空。”有一件事在手下之间传为笑谈。他经常叫某个手下到他办公室，就那么站在他面前，一站就是很久，而他就一言不发地看着桌上的报纸。不过，相比他最终抬起头来说出的那些话，沉默可能还更好些。有些人非常详细地回忆起在青管局的点点滴滴，却绝口不提林登•约翰逊在这种私人场合对他们说的东西。“这个我绝不会告诉你，”一个男人说，“对任何人都绝对不说。”

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和他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得工作，根本没有周末。”一天的工作里不能休息、喝咖啡或者有其他休闲。吃午饭也是在桌上随便啃个三明治，或者到楼下六张凳子的咖啡馆狼吞虎咽一个汉堡或一碗墨西哥肉酱。还经常熬夜。在利特菲尔德大楼的第一夜，加班的约翰逊、凯拉姆、迪森和伯德韦尔突然遭遇停电，陷入一片黑暗。打开通往走廊的门，发现整栋楼都停电了。约翰逊不辞辛苦地走下六层楼到了地下室，找到楼管，对方告诉他，负责给整栋楼供电的发电机是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关机。然而，等到约翰逊又不辞辛劳地爬上楼，青管局的办公室里又有灯光闪烁了。楼里原来用的煤气灯，就安在墙上，没有拆过。因为没人重视，煤气也从来不关。凯拉姆发现，用火柴就能点亮这些灯。那之后，由于青管局办公室的工作很少有十点就结束的，所以经常是点起煤气灯直到做完。电梯是要用电的，所以手下们也逐渐习惯了摸黑走楼梯下去。

接着，来到停车的国会大道，他们通常不是开车回自己家，而是去约翰逊家。他住在欢乐谷街四号，一号两户的联排别墅，有个很大的后院。他们晚上的工作就在后院继续。

一九六七年，丈夫担任总统期间，“小瓢虫”•约翰逊会说，在他们的婚姻中，“林登是领导。林登来定规矩……家里的布置要按照林登的品味。”这规矩早在他当上总统前就有了。“小瓢虫”不会提前得知她丈夫什么时候回来，或者会带多少客人回来。但是，不管多晚带多少人，她都应该给他们准备好晚饭。她也做到了，而且态度亲切和蔼，脸上挂着微笑，让客人们宾至如归。通常，大家都是在谈工作的间隙草草地吃晚饭。然后林登就一边直截了当地命令“小瓢虫”把甜品送到外面去，一边领着这群人去了后院。

他们的讨论总是围绕着华盛顿的青管局总部发布的最新公告。“最难的事情就是弄清楚那些规定，”迪森说，“一开始大家特别困惑。”伯德韦尔说，在后院的提灯下，“我们一遍遍地研读”这些规章制度，“一段一段地看，一页一页地翻”。

每一段，每一页。“林登把小册子拿起来，开始非常认真地，一行一行地读……他会问我们，‘那个，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开始讨论，‘这是什么什么意思。’”谢尔曼•伯德韦尔还以为自己很了解这个小时候的玩伴，结果却意识到，他还从来没见过此人工作的样子：“他非常非常细致，比我印象中的林登要细致很多……他特别能准确地理解华盛顿要让我们做什么，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希望一切都要绝对正确。”他们困了倦了没什么，只有一个主题讨论出结果了才能结束。几个小时过去了，昏暗灯光下，有些年轻人会偷偷翻翻看还有多少页，因为他们知道，要是不翻完最后一页，约翰逊是不会让他们回家的。

就连回了家以后，工作也在继续，有两个手下甚至就住在欢乐谷街四号。遵照约翰逊的建议，威拉德•迪森和L.E.琼斯租下了约翰逊家那个空房间，迪森回忆说，有时候工作结束，他和琼斯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这还不算下班……因为他会在楼上喊道：‘这个问题你怎么办的？’‘那个问题你怎么办的？’他还在思考。”早上，好像他一睁眼就得开始工作。“他一旦醒了，马上就会很清醒，”约翰逊夫人说，“很有可能马上抓起报纸或者从办公室带回来的什么报道看。”“小瓢虫”把咖啡和报纸一起给他送到床前，他弄完了之后洗澡、刮胡子、穿上她准备好的衣服（铅笔、打火机、手帕和钱包已经装在口袋里了），套上她刷亮的鞋，系上前一晚他已经打好挂在门把手上的领带，和迪森、琼斯一起吃早饭，这时候他就会说点什么，让两人意识到（和拉蒂默在华盛顿时一样），昨晚关灯之后他还在继续工作。

然而手下们都没觉得是在当牛做马。当然了，部分是因为约翰逊会选人。他选的这些人，凯拉姆、迪森、罗斯和伯德韦尔等等，每一个人，都是愿意一周七天每天连轴转的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心甘情愿地服从命令，不带怨恨地接受谩骂，不介意在朋友和同事面前被羞辱，不在乎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被忽略被轻视。然而，随着下属团队越来越大，理事不可能只从自己的熟人里面选择了。他必须雇用那些不熟的甚至是完全不认识的人。比如他毕业以后才入学圣马科斯的“白星”，或者芬纳•罗斯或迪森推荐的人。结果有些“新兵”并不合适，但错误总是得到及时的修正。就是在约翰逊担任青管局得州理事期间，迪森口中的“筛人行动”开始了。

有的新人辞了职，因为受不了约翰逊的工作时间。“可能西得克萨斯那边有个人（离奥斯汀一两千公里），”迪森说，“约翰逊对他说：‘我们礼拜六晚上要开个会。你周六下午六点到。’这就意味着，周六他工作到中午，然后开车到这里，从六点开会到十点。然后我们周日继续开会。下午四点，他说：‘好了，回家吧，周一一早上班。’”迪森说，有的人“辞职”，是因为“他们根本跟不上这个节奏……他们没法跟上林登•约翰逊的节奏，所以只好半途而废了。可以说他们不属于这个团队吧”。有的人辞职，是因为受不了约翰逊的谩骂，正如迪森用一贯谨慎的口吻所说的：“林登•约翰逊喜欢催促、驱赶和哄骗，而有些人不能忍受催促、驱赶和哄骗。”而有的人不是辞职，而是被炒。当然不是林登•约翰逊炒的。迪森很理解这一点：“他不能树敌。他看得很长远。”要炒鱿鱼都是迪森出面，“他会说，某某某就是办不成事，你尽量让他赶快走吧。”

林登•约翰逊喜欢把手下叫作“孩子”，就算那个人可能年纪比他还大。他喜欢手下叫他“老大”。“属于这个团队”，没有被“筛出来”的员工们，基本上都是完全默认和允许这种家长制关系的。他们最鲜明的性格（除了精力充沛，工作起来尤其勤奋之外）并非聪明敏锐。此后的数十年，华盛顿或纽约那些局外人，在商场或者政坛接触到约翰逊这些早期的手下，本以为这些人已经身居高位，地位不凡，肯定脑子也不差，结果都被事实所震惊。他们的性格也并非自尊自负。事实上，约翰逊早期的手下们明显是十分缺乏这种品质的。他们最鲜明的性格，是万分的顺从与奉承。见证者们说，他们似乎很喜欢叫他“老大”，也喜欢被他叫作“孩子”。

手下们没有觉得当牛做马，还有一个原因是感激。厄尼斯特•摩根来自丘陵地带，他说：“大萧条真的把那儿害惨了。”但因为这是个农业地带，虽然粮食不多，也还算便宜。他在圣马科斯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打工，供自己上完了大学，还在大学里面做过辩手，加入了“白星”。那份工作每天九小时，每周六天班，周薪只有可怜的五美元。但好在包吃，所以他总是强烈同情那些从火车上下来伸手讨要食物的“城里人”。咖啡店主“堆了一堆木头，想吃饭的人可以劈柴一小时，挣二十五美分，换小小的一盘饭菜。真正令人悲伤的，是一家的爸爸劈了柴，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走进来，一家四口分吃那一盘。”但从圣马科斯毕业以后，摩根自己也进了城，来到奥斯汀，进了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想成为一名律师。他在这里明白了挨饿的滋味。为了挣钱，他为一个教授打字，每月十五美元。但很多时候，“我都身无分文。

一次有个人问我：‘你多久没吃东西了？’我说：‘两三天吧。’他给了我一美元。我找了家咖啡厅，先点了晚饭，三十还是三十五美分。吃完了之后，我还跟没吃一样饿。于是又点了一个热的烤牛肉三明治，然后突然就一阵恶心，不得不跑出门去，在街上吐了。那一美元几乎都被浪费了。”

因为害怕一辈子都在农场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摩根才来到圣马科斯，后来上了法学院。但他所恐惧的命运仍然在前面狞笑。他难以为继。“然后我听说——都不记得怎么听说的了——林登在青管局管事。我认识比尔•迪森，就申请了，比尔说他要问问林登。第二天他回了电话，说：‘你做好上班的准备了吗？’我说：‘当然了先生，马上就可以！’”第二天他就开始了工作，是青管局的“项目监理”，兼职的，所以他可以继续法学院的学业，每月还有六十五美元的收入。他说，这些钱“在那个时候简直是金山银山了”。他说：“要是没有那份工作，我都不相信自己能读完法学院。”他也没忘记这份工作是谁给的。摩根强调说，他对约翰逊的帮助“非常感激”，还补充道：“他要我做什么事，只要有一点道理，我都会去做。”

摩根的贫穷并不鲜见：来青管局做执行工作的很多人，都曾遇到过与他类似的绝望，这份工作就像一根救命稻草。对于出手搭救的“恩公”，他们也和摩根一样感恩戴德。

有些情况下，这层感激由于恐惧而加深。摩根还有望拿到法学学位，成为一个专业法律人士，而在青管局办公室和他并肩工作的很多同事并没有这样的盼头。事实上，很多来自丘陵地带的年轻人都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要是丢了林登•约翰逊给的这份高工资、高地位的工作，恐怕很难再找到另一份工作了。他们害怕丢掉这份工作，于是更加拼了命地投入进去，而且对那个掌管着这份工作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更加顺从谄媚。有个人不愿意这样卑躬屈膝，因此“不属于这个团队”，他说：“他知道能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不然他们能去哪儿呢？所以他清楚可以那样对待他们，他们也必须接受。你知道，一旦你开始接受了，就养成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就越难改掉了。他们习惯了被他谩骂欺侮，过一阵子都意识不到了。”

加深感激和恐惧的，还有野心抱负。在林登•约翰逊青管局的那群“小子”中，解释为何忠于约翰逊时，提到自我利益的，不止迪森一人，“够识相的就要和他绑在一起”。约翰逊当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抱负了。后院的那些谈话讨论中，他的未来是个热议的话题。“我们知道他要参加某个竞选。”琼斯说。他还说：“了解他的人会觉得，无论他去竞选什么，都会赢。”他向这些手下保证，只要他赢了，大家就共享胜利成果。他们也坚信不疑，坚信等他手里有了更好的工作可以分配，就会分配给他们。那时候，对于得州一个农家孩子来说，摆脱贫困的出路太少了。这些年轻人觉得他们正走在难能可贵的一条出路上，也许这是他们一辈子唯一的一条出路，他们迫切地要走下去。

然而，如果说感激、恐惧和野心是维系这些人和林登•约翰逊的纽带，其实还有没那么自私的纽带。老大让他的小子们觉得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几乎像个大家庭了。“嗯，现在，我们来玩会儿。”他会说。玩是全体一起玩。丈夫带着老婆孩子来参加后院的野餐；或者和约翰逊一家在冰凉的巴顿河边来个野餐，到水中游泳嬉戏；要么就在圣安东尼奥的墨西哥小酒吧共度愉快的夜晚。他还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在后院度过的那些漫长的晚上，他不仅仅是研读青管局的规则，还为小子们展望未来，振奋人心的未来，说那些游荡街头或者搭乘火车的青年男女又冷又饿，而青管局就是要挽救他们的绝望人生。看啊，同志们，他会说，这些规矩很多都是胡说八道，但我们必须要遵守，因为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孩子有工作，让他们有学上而且不辍学，而且我们动作一定要快。我们不能因为表格没填对被华盛顿退回来，因为每天都有更多的孩子辍学，永远也不会再回去。“让他们工作，让他们上学！”他总是这么说，一边说，苍白面庞上的一双眼睛就在黑暗中闪耀，反射着提灯里摇曳的烛光。“让他们工作！让他们别乱搭火车了！”就算最最迟钝冷漠的年轻人，此时也能被他催生出一种使命感，数十年后还记忆犹新。严肃认真的迪森说：“那时大萧条正值隆冬，尽快让年轻人找到工作，是我们的使命。”大多数手下都觉得这种魔力不可抗拒。“你不可能在这个人身边”还不被他完全影响，琼斯努力去解释这种感觉。“首先他用知识把自己填满，然后把热情往周围倾泻而出，你根本阻止不了他。根本没办法……他就这样把你完全包围覆盖。”

他驱赶催促，同时也引导领航。有一次，公用事业振兴署终于签发了审批证书，家里在领救济金的孩子能够做青管局的工作了。大家等了很久的这个证书，终于在周五半下午姗姗来迟。名单上有八千个名字，约翰逊告诉迪森和摩根，他希望这八千个孩子周一早上就开始工作。摩根的第一反应是绝望：周末这两天来不及用信件通知这些孩子，而且青管局早就已经发现很多孩子压根儿对信件没有回应。摩根当时承担的最重大的任务，也不过是做做路边公园工程的监工，管管二十来个年轻人。他回忆说，自己首先想到的，是不可能。但约翰逊叫他把那二十个年轻人都叫来，把八千个名字分配下去，让他们整个周末都直接上孩子们的家去，亲自跟他们谈。“我把那些小伙子都找来，一直守到天都快亮了，按照街道把名字分配给他们。比如我喊一个瓜达卢佩的地址，负责瓜达卢佩的小伙子就记下来。周六一早，我们就上街了。倒也没全联系上。但是到周一早上，我们找到了五千六百个，让他们上了工。他就是会给你这种任务，看上去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但他会教你怎么做，然后你就做到了。”

上一秒还在谩骂羞辱，下一秒他就抹去这种痕迹，来个大大的拥抱（“有一次，我看见他对谢尔曼•伯德韦尔发火，几乎用了我小半辈子听过的所有脏话怪话，”摩根说，“但他就快要把别人生吞活剥了的时候，又张开双臂拥抱了他”），还要加以表扬。表扬虽然不频繁，但却和谩骂一样热烈，会让一个男人晚上回家骄傲地对妻子重复，并且终生难忘。他让手下有种被需要的感觉。玛丽•亨德森目睹过他在危机中的表现，回忆说，当时他“绝对担心得要发狂了”。她又回忆，危机结束后，“他说：‘每次我需要人，或者有麻烦，往身边一看，肯定能看到你。’然后他就张开双臂拥抱了我。我这么个小人物。哦，你真是希望能想尽一切办法让他高兴。”他会跟他们开玩笑。一次去休斯敦出差，他和玛丽的丈夫查尔斯（赫伯特•亨德森的弟弟）同住一间屋。晚上，亨德森被另一张床上的呻吟吵醒了。“查理！查理！”约翰逊很痛苦，“我很不舒服，想喝水。”亨德森跳起来，跑到浴室，然而，等他接了水回来，灯亮了，约翰逊从床上坐起来，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这些玩笑也是一种设计好的手段，和谩骂的目的一样，约翰逊以此来展现对手下的掌控。亨德森告诉妻子，他理解约翰逊为什么要假装不舒服，这样他就不用起床自己去接水了。但这种手段用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不同的，效果却稳准狠。亨德森不怨他让自己起床接水，或者至少嘴上说着不怨；亨德森的同事们也不怨那些在他们身上开的玩笑，或者至少嘴上说着不怨。对于给每个小子的“剂量”，他是精准把握过的，谩骂如此，讽刺如此，拥抱如此，表扬如此，都是恰到好处地让他们继续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投入，而奋斗。他不仅擅长“读心术”，还精通“摄魂功”。而那些初次给他机会实践“摄魂功”的人，不仅为他服务，还爱戴他、崇拜他。

国会秘书林登•约翰逊

国会议员理查德•克雷博格

罗伊•米勒，手段高超的传奇游说者，进出克雷博格的办公室就如同自己的家，约翰逊与他“志同道合”。

“老大”和L.E.琼斯（左）与吉恩•拉蒂默

克劳迪娅•阿尔塔•泰勒，人称“小瓢虫”，1934年夏天

“小瓢虫”和林登•约翰逊，1934年11月在墨西哥度蜜月

山姆•雷伯恩

副总统约翰•加纳把一把历史性的木槌交给“小国会的大头目”（照片上的文字，“小国会”接受木槌）。

莫里•马弗里克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圣安东尼奥。1934年，约翰逊帮这个性格火爆的激进分子成为国会议员。

在国会大道上：约翰逊以青管局得州理事的身份回到奥斯汀，和威拉德•迪森走在一起。右边的利特菲尔德大楼，就是青管局办公室的所在地，还有阿尔文•J.维尔茨的办公室。

约翰逊理事视察青管局的一个项目

“老大”和谢尔曼•伯德韦尔在一起。此人从孩提时代起就顺从地跟着约翰逊，长大成人后也继续模仿他的语气神态姿势。

青管局职员威拉德•迪森（左）和杰西•凯拉姆

山姆•伊利•约翰逊和他的孩子们，摄于1936年圣诞节

“参议员”阿尔文•J.维尔茨，“小瓢虫”•约翰逊将他称之为“我永远的船长”

查尔斯•马什

圆滑的乔治•布朗和他野心勃勃的哥哥

1937年第一次参选：约翰逊和一群支持者

约翰逊患阑尾炎生病住院，之后被祝贺电报包围了

约翰逊在车站，准备以国会议员的身份返回华盛顿。由于父子之间的关系，这是很心酸的一幕。他走在母亲身边，父亲在后面跟不上。还没等父亲走上来，他就上车了。山姆跟着往车门走，林登弯下腰：父子相互亲吻。

加尔维斯顿的握手：以“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的竞选口号当选的新议员首次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相见。站在中间的是州长詹姆斯•奥尔雷德（后来他被从图中修掉了）。

“我知道他会去迎接更大的挑战，”迪森说，“我也觉得他有种注定的命运。”年轻的查克•亨德森还和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的秘书玛丽保持着订婚状态时，他给她写信（玛丽口述）：“我在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工作。有一天他会成为美国总统。他才二十七岁！”玛丽觉得难以置信。但等她嫁到了奥斯汀（林登•约翰逊是首席伴郎），成为青管局的一名秘书，她很快就看出来查克为什么会如此坚信不疑了。“我现在说起这个，觉得很难理解，”她说，“但是他身上的确有种他们所说的领袖魅力。他富有活力，双目炯炯有神，完全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下一步要做什么，让你乖乖臣服，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你完全相信他会说到做到，真的是毫无疑问。你从来不会想到，他只有二十七岁。你觉得他是个名垂青史的大人物。你感觉到那种力量。要是他拍拍你的背，你会觉得无限荣幸。手下的人那么努力地为他工作，是因为对他完全的崇拜爱戴。你就是爱他。”她明白了为什么查克，以及查克的哥哥与朋友，青管局办公室的所有人，那么迫切地想留在他的团队。“为他工作是令人激动的事情，很刺激、很美妙。在创造历史，在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林登就是推动者中的一员——他是创造者，是行动者，是破土者。你知道他还会做更多更大的事情。你知道他会飞黄腾达。你希望那时候和他在同一条船上。”无限的崇拜。“我用他的名字为唯一的儿子命名，据我所知，他应该是第一个以林登•约翰逊命名的孩子吧。”芬纳•罗斯满怀骄傲地说。这是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后来还有很多小孩也取了他的名字，比如，不仅有林登•约翰逊•罗斯，还有林登•贝恩斯•克赖德。

数十年后，会有人问威拉德•迪森，参议员林登•B.约翰逊控制得州的政治机器起源于何时何处，“一切都要追溯到青管局。”他说。

给理查德•克雷博格做秘书时，约翰逊把自己的人不显山不露水地塞进华盛顿和整个得州官僚体系中不引人注目的低微角落。而当上青管局理事之后，他就能够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处于他的领导之下了。现在，他观察他们工作和行动的样子，能够非常准确地评估他们的性格以及潜力，然后放弃那些不符合他目标的人。

更有甚者，他手上的能分配的工作更多了，可以“招兵买马”，亲自来评估“新兵”们。“筛人行动”给他留下了一批人马，可能有四十个，在日积月累的工作观察中，证明了他们是趁手的工具。其中还有一些专业人才：不仅有才华横溢的演讲撰稿人赫伯特•亨德森，还有个技巧娴熟经验丰富的公关人，一九三六年，他把《奥斯汀美国人》的前总编雷•E.李招进了青管局。约翰逊能一眼在原石中看到璞玉，这种能力也让他选了个好司机。卡罗尔•基彻是吉恩•拉蒂默最亲密的朋友，他说话慢条斯理，反应有些迟钝，当年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从休斯敦来到华盛顿时，约翰逊建议他去学打字和速记。但是，基彻说：“我很笨的，我还是个新手。”约翰逊没有在自己的办公室给他安排工作，而是把他安排在联邦房管局的邮件收发室。不过，马弗里克当选后，约翰逊把基彻推荐给了这位新官上任的国会议员，后者雇用了他。回得州的路上，基彻和约翰逊同行。约翰逊是非常不相信他人的驾驶技术的，但却注意到本来话就不多的基彻开车非常专心，还注意到这个冷静的年轻人和自己大多数的助理不一样，不会被他一骂就心慌。于是他把基彻安排进了青管局，把他用作自己的私人司机。

他早期建立的人脉有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遍布全得州，现在他愈发强调这一点。青管局的运营遍及得州的全部二百五十四个县，也在整个得州为政治上颇有关系的地方商人提供合同；分配的工作也不仅限于上层，公众全都有机会。这一切都用很低调的方式进行。林登•约翰逊在任理事期间，青管局的全部款项加起来也不过二百万美元多一点，和州政府或者得州别的联邦机构比起来可谓相形见绌。然而，四十个男人完全效忠一个领导，其中还有演讲撰稿人和负责公关的人；手头有工作和合同可以分配。这就是一个政治组织，是他的政治组织。

利用青管局这份工作，林登•约翰逊不仅扩展了自己的组织，还另外认识了很多人。奥斯汀的天际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州议会那巨大的粉色圆顶（模仿的是华盛顿国会大厦，但比原型还要大），正象征着政治在这个城市生活中所占的统治地位。一九三五年，这里有七万常住人口，其中州官员和在政府机构任职的人占了很可观的比例。州议会召开的时候，城里的酒店与膳宿屋挤满了州议员与游说者。奥斯汀的主干道是国会大道（这条路修得很宽，能让两队马并排拉的那种草原马车直接调头），从奥斯汀的国会山脚，沿着低低的丘陵与广阔的高地，一直蜿蜒到一点二公里以外的科罗拉多河。在这条道上多走一会儿，几乎能见到得州政界的所有要人。

林登•约翰逊在利特菲尔德大楼的办公室就在国会大道的第六街，他当然把这些人见了个遍。在有些人面前他可以大方地自我介绍，因为他是山姆•约翰逊的儿子。年轻的助手们很吃惊（因为林登说起父亲都是贬损嘲笑），因为他们发现那么多达官显贵都还记得老大的父亲，而且对他印象极好，所以自然而然就对这个长得特别像父亲的年轻人十分友好。不止一个上了年纪的州议员，一看这有着修长瘦削的体格，两只大耳朵加一张笑脸，苍白皮肤与浓密黑发的人朝自己走来，都有那么一瞬间以为是年轻的山姆•约翰逊又走在国会大道上了。林登的工作让他能接触到奥斯汀最有权势的人，而也是这份工作让他明白，尽管自己非常年轻，却毕竟是这个偏远的小州府唯一的中央政府代表。因为大多数的联邦机构都把得州总部设在圣安东尼奥或者达拉斯。另外，他还代表着传奇的新政，拿的是新政拨款；他在得州州府，大小是个代表。那些有影响力的要人，如果有上大学的小孩需要工作来勤工俭学的，或者最近才毕业需要找个青管局工作的，都知道这个年轻人有分配这些工作的权力。林登•约翰逊想要见得州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见到这些人之后，他就跟他们交好，用的就是在约翰逊城与圣马科斯让同龄人们震惊的那种能力，迅速讨好长辈的能力。要见这些人他还是很紧张的，担心自己不能留下好印象，于是他努力显得完全放松，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从利特菲尔德大楼出来，他会习惯性地脱掉西装外套，装作不经意地往后挥舞一下，搭在一边的肩膀上。他会把自己那顶软呢帽的帽檐翘起来，翘得老高，都碰到帽顶了，觉得这样能显得更漫不经心。但这些想要显得轻松自在的努力没能成功。只要经过商店的玻璃橱窗，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照照自己的样子，而且一直在整理自己的领带，拉直拉紧。衬衫口袋里随身带着一把蓝梳子，一边走一边不断梳着头发，压平起伏的地方，统一往中间隆起；就算戴着帽子，有时候看着自己玻璃中的影子，他也会把帽子摘下来，梳梳头发，只为了以防万一遇到谁跟妻子一起散步，他要脱帽致意。看上去似乎是准备充分了，但某个要人从远处走来，还是会让他猛然陷入恐慌。他会赶紧躲到最近的商店的门边，急匆匆地把衬衫扎好，再检查一下领带，拉拉裤子，再仔细调整一下皮带，然后把隆起的头发拍成完美的样子。等到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最好状态了，就装出一副很夸张的潇洒随性的样子，闲庭信步地往那个他为之做着一切准备的人走去。

他在国会大道上这一番穿着打扮，让目击者忍俊不禁。当时得州州务卿爱德华•A.克拉克说：“人人都知道林登那把小蓝梳子。”但大家都是很友好地笑。林登很认真地倾听这些人讲话，坐在他们脚边吸收他们的智慧，顺从他们的想法意见，在他们还没说出口之前就了解他们的心意，他让这些人喜欢上了自己，再给他们的孩子分配工作，加深了这份喜爱之情。青管局很多秘书都是得州要人们的女儿。

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而且大家越来越尊重他。克拉克说，他在克雷博格那儿做秘书的时候，“奥斯汀人人都知道林登是个好人，要是你想要华盛顿的某个部门帮你做点什么，去找林登准没错”。现在，在国会大道上遇到他，那些有求于华盛顿的人都问他怎么办，而他总能给出很好的建议。于是大家都告诉朋友，有问题，问林登。

不仅华盛顿的事情问他有用，得州的也一样。得州这变幻莫测、钩心斗角的政治局面，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神秘。如果说奥斯汀的方言就是政治，这些老狐狸政客都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已经说得很流利了。虽然他一开口说话全是谄媚奉承，但其中隐藏的看法很值得一听。游说者比尔•基特雷尔提醒诸位政客，几年前他就说起过这个林登•约翰逊了。他说，这个就是他口中的“神奇小子”。现在，整个奥斯汀目睹了约翰逊，发现基特雷尔所言不虚。约翰逊在奥斯汀认识的所有人中，在未来多年获得并保持最大权力的，是爱德华•克拉克。一九三六年，他年仅三十岁，就已经当选州务卿，而且还是州长詹姆斯•V.奥尔雷德的总政治顾问。要见州长，必须先通过他。克拉克看上去一团和气，总是咯咯笑着，还喜欢讲故事，其实头脑精明、态度强硬，对政客们有着极其敏锐的眼光，会按照他对每个人未来的评估分配自己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约翰逊来请州长对青管局一个项目提建议的时候，克拉克开始重视这个年轻人，经常和他在一起，并且跟他交朋友，还告诉约翰逊，只要他需要帮助，跟自己说一声就行。克拉克对自己做种种事情的原因都记得非常准确清楚，他回忆说，这么做是因为“林登认识雷伯恩，这就是关系重大了”，还因为“他是我见过的工作最努力的人，他根本闲不下来”，还因为他在迎合权贵方面有着无限的天赋能力（“什么事情到了他那儿都不是麻烦……只要让他办事的人有一天能帮到他”）。克拉克和约翰逊一起去了好多场鸡尾酒会，近距离目睹了他的紧张。“他不喜欢一个人站在那儿，”克拉克回忆，“如果我要走开，他会说：‘跟我站一起吧，爱德华，跟我站在一起吧。’缺乏安全感。林登很缺乏安全感。他有种自卑情结，非常鲜明。”但是克拉克这个同样精通“读心术”的人，看透了这紧张背后的潜质。“我看见他跟某人说话，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他会迎合讨好对方，做得特别好。我从来没见过谁能做得这么好。他特别特别认真地倾听。比如聚会上他跟谁第一次聊天，或者在街上跟谁第一次打照面，五分钟后他就能让对方这么想：‘我喜欢你，小伙子，我会支持你。’我觉得他能干一番大事。我了解他拉关系认识人的套路。我知道他在蓄势待发，要参加竞选。我不知道他要参加什么竞选，但我知道他是要参加竞选的，而且是很大的竞选。我愿意把赌注押在他身上。”

一九三六年，州议员厄尼斯特•O.汤普森请约翰逊做他的竞选经理，助他竞选得州铁路委员会主席。这是得州特有的委员会，有权规范和管理铁路以及油气产品。当选委员会主席，就能跻身得州最有权势的集团，而汤普森很受欢迎，很有希望当选。他承诺，要给约翰逊指派委员会里权力很大的位置。汤普森觉得，这么年轻就能获得遍布全州的权力，他这可是在帮约翰逊的大忙。可是约翰逊竟然拒绝了他的好意。

不到一年前，还是克雷博格秘书的他曾经求过威利•霍普金斯，想在州检察官办公室里谋得一职。眼前这份工作可比那一份诱人多了，但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个秘书了。他一直想要的，不是得州的权力，而是全国性的权力。长久以来，他都很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知道走哪条路能够达到这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州政府的工作，再好再诱人，都不在这条路上；他说过，州政治是条“死胡同”。做克雷博格秘书的最后那几个月，那么沮丧、那么绝望，他差点儿都要放弃这条路了。可是，有了青管局的任命，他又重新上路了，完全没有再次放弃的打算。青管局理事这份工作也算有吸引力，但远远不是他寻找的大好机会。不过只要大好机会来了，他是认得出的，也会果断伸手牢牢抓住。

利特菲尔德大楼六楼的那些狂乱奔忙有了成果。一九三五年九月，高中和大学开学，没几个州满足了青管局的名额条件。十月二十八日，青管局局长奥布雷•威廉斯承认，这个青年机构“开局不利”。但得州做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得州的青管局项目以引人注目的高效顺利运转着。暑假后返校的学生中，有七千一百二十三名升入大学，还纳入了青管局的资助名单，每月十五美元的津贴足够他们继续大学学业。在得州全部的八十七所大学，包括过去总是被联邦和得州援助项目排除在外的四所黑人大学
(3) ，青管局的项目都在良好运转，成为校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大概有一万一千零六十一名高中生受到数额较小但十分有用的资助。

锦上添花的是，学生援助项目正在达到预期的目的。一九三五年，这个项目起到了鼓励学生返校的作用；一九三六年，又成功让这些孩子继续学业。一九三六年正在接受青管局援助的学生当中，有百分之四十是一九三五年也接受了援助的，这象征着一种趋势的开端，而这种趋势会让埃莉诺•罗斯福由衷地欣慰：在青管局的帮助下，本来很可能辍学的得州学生中（大萧条仍然纠缠着得州），有很可观的一部分能够继续学业，一年又一年，直到毕业；到一九三九年六月，青管局成立的第四年，大四毕业生中，有超过一千名在大学四年都接受了青管局的援助。

青管局帮助他们继续学业的得州学生，也是那些应该继续学业的。在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学年间，有机构对五千七百一十三名受到青管局援助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其中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分数超过了全校平均成绩；百分二十七正好是平均成绩；只有百分之十九未能达到平均成绩。如果说部分原因是大学领导们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成绩位于平均线以上的学生接受青管局的援助，这些孩子毕竟是在做了青管局分配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把学业表现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

不过，事实上，青管局得州分部达成的这些目标，距离华盛顿的愿景还相去甚远。华盛顿的人想起大学，总会浮现出东北部那些设施良好、爬满常春藤的青葱校园。很多得州的大学成立才几年，要保持正常运转都要靠艰难的挣扎努力，更别提修建什么教学设施了。比如，得州理工学院成立十年后，校园里仍然没有树木，只是得州中部狭长地带那块平原上的一片荒地，图书馆和实验室很简陋；有三千个学生，宿舍却只够六百个人住。平原上的农民与牧人也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的孩子自然也越来越无法入学，这更让学院的存在岌岌可危。青管局不仅让得州理工的学生回到了学校，而且让他们做修建教学设施的工作，种树种灌木，还铺了草皮。

青管局有个项目是从得州开始的，采纳了林登•约翰逊老上司，得州西南师范学院校长塞西尔•埃文斯的建议。这个项目专门帮助那些从来没上过大学，如果没有帮助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法上大学的年轻人。得州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以后，就因为家庭的极度贫困，被拴在田里，或者去找工作补贴家用。他们打算等大萧条缓解了，再继续求学。埃文斯从大萧条开始就眼睁睁看着圣马科斯的入学率稳步下滑，对于他和其他情况类似的教育者来说，这种趋势是极大的悲剧。在人口稀少的广大农村地区，高等教育并不是人生的理所当然。一旦这些地区的年轻人离开受教育这条路，很可能就是永远离开，一辈子都不会再回到这条路上来了。埃文斯认为，现在亟待解决的，是让这些年轻人在艰难时日中也能和教育保持联系，让他们至少能有半只脚踩在自己曾经追寻的这条通往更好生活的道路上。因此，他建议成立一个大学新生中心。在这个中心，那些家里还在领救济金的学生，农活儿或者牧场上的活儿走不开的学生，一从高中毕业，就有机会选择一两门免费的大学课程，还能继续在家里干活儿。他说，这样的中心需要找教授，学校是付不起这个钱的，但青管局可以。而且，要是青管局雇用的老师是那些从大学下了岗，现在在领救济金的，那这个项目既可以帮到学生，也可以帮到老师。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得州已经有二十个大学新生中心在运营了。

另一个青管局项目，通过各个大学去帮助那些不愿意上大学的青年男女。有的想继续在家里干农活儿，青管局并没有强行去改变他们的想法，而是向他们展示农场上的生活可以比他们一直以来的所见所闻更好，同时再给他们一点钱，缓解一下目前的窘境。农村的年轻人被带进校园，接受四个月的职业技术课，涵盖的范围包括动物饲养、奶制品制造、农业机械修理，等等。专家们教小伙子如何搭建干净的猪圈和更好的鸡舍，教姑娘们更快更高效地腌制蔬菜。这个课程的学费，是用劳动来还的，同时青管局还给他们发月工资。小伙子们就在青管局雇用的工头带领下修校舍，姑娘们就缝制宿舍里要用的床单和枕套。

有些不愿意继续干农活儿，而且特别想去城里生活，即使没上过大学。但他们没有在城里生活的本领，虽然讨厌干农活儿，但他们也只知道怎么干农活儿。他们通常都对很基础的疏通下水道、电工和机械工这些技能一无所知，也没有了解过工业世界长大的孩子们耳濡目染根本不用学的工作纪律和各种细枝末节，什么按时开工，按时上下班，遵循陌生人而不是父亲的命令，搞办公室政治，等等。另外，他们不仅缺乏技能，还因为长期生活在偏远地区而缺乏对自己梦想中世界的基本了解。这种闭塞很少因为阅读而得到缓解，他们几乎都只在那种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接受过非常可怜的教育，正如林德利所写：“他们的家里也没有书和杂志。”林德利又写道，给他们教授技能和知识是“一项挑战。很难让这些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小伙姑娘找到好的工作，不管是去建筑工地、作坊还是缝纫间，这些地方都有可能离他们的农场三四十公里远。上下班就是一个大挑战”。在丘陵地带或者得州西部那荒凉无尽的平原上，零星散布的农场上，即使小伙姑娘们想要有过上不同生活的机会，就算只是做个机械工，提供这个机会，也很难。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居民培训中心应运而生。得州农场上的年轻人被一群群召集在四个大学校园里，有专人来教他们“有用的（城市）职业技能”。学费就不用交了，只要利用新学的技术干一些学校需要的项目。比如，圣马科斯好几年前就在学院山上买了三座白房子，想改建成实验室和教室，但一直资金不足。但现在学校的宿舍空得出五十张床，又有了五十个年轻人，每个月拿青管局的二十一美元工资，来帮学校改建这几座房子。圣马科斯在丘陵地带，工作中必然会处理岩石：把坚硬的石灰岩凿开，把地上的大石头挖起来，这样才能铺设管道；然后把这些大石头堆起来，用水泥浇筑好，变成承重墙。小伙子们把原来的墙拆掉，修建起新墙，做了卫生间，在前门垒起了台阶，还铺了草皮。这些工作都是上午进行，到中午，这些日出而作的农村孩子已经老老实实地干了六个小时的活儿。下午，他们就上课。当时的一名访客发现，学校的工业艺术大楼“仿佛一个全速运转的东部工厂。角落一张制图桌边坐着个小伙子，一直渴望学学准确精妙的机械制图，他在讲师的指导下自己参照各种数据画着草图；另一个守在熔炉旁边，认真地看着伸进煤堆里那根烧得鲜红的棍子。经验丰富的机械工人正带领一群年轻人在为学校的汽车修引擎、保养轮胎”。他们学会了看蓝图（青管局请来的讲师们坚持要让这些学徒按照图纸来做，不管工作多么简单，不管是做椅子还是做橱柜。正如其中一个所言：“因为他们要是看不懂图纸，就绝对不要想做木匠或者做家具来谋生。”），学会了进行必要的数学计算，还了解了各种材料的特性与用途。

五十个小伙子在圣马科斯培训了四个月。培训结束的时候，三栋房子完工了一半。第一批离开后的第二天，第二批的五十人团队就来了，这段时间里他们把这三栋房子完了工。学校得到的是三座宿舍楼，而年轻人们得到的，虽然没那么具体有形，却意义重大。毕竟，原来，他们的整个世界基本就是自己的家。光是走出自己所在的县就已经很重要了。青管局阿肯色州居民培训中心的一个年轻姑娘说：“一开始我有点想家。大家都知道的，从来没离开过家，突然来这么远的地方是什么感受。我从来没走出过离家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光是感觉自己不再只是某个小家的一员，而是另一个集体的一员，和那些并非亲戚的人一同生活和工作，这就已经很重要了。另外，在约翰逊的坚持下，得州的培训中心还选举成立了自治会，学校还为他们开设了“公民课”，一共二十八讲，内容从宪法到餐桌礼仪。阿肯色州一位大学校长如是说：“光是这些孩子在新环境中与他人进行的交流沟通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了，就算没有其他什么收获也值了。”（事实上，有些孩子家里特别穷，光是能在这里吃顿饱饭也很重要了。得州一名中心管理员说，他们在培训中心刚待了一两周，可能都长了好几公斤。）

这个项目也为年轻姑娘提供帮助。她们从各个农场被召集到中心，不仅学习众人眼中年轻姑娘应该学习的家务技巧，还学了做秘书需要的种种技能。她们也获得了很多无形的好处，《布雷纳姆旗帜报》一名年轻女性记者参观了得州布雷纳姆附近华盛顿县初级学院的青管局居民培训中心，这里有二十八名女性学员，都是在高中毕业时代表学生致告别辞的优秀学生，也都在高中毕业后马上回到了农场。“年轻时，”这位记者写给自己的农场和小城镇的读者们，“你难道没有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怀抱着美好的梦想，梦想自己进入大学，住进宿舍，接受教育，打开世界的大门？我们当然都有过那样的梦，然而，能够实现的真是少之又少。然而，有的梦想还是能实现的。这二十八个女孩如今就在实现她们体验真实大学生活的梦想……”

青管局得州分部的项目受到全州的广泛欢迎。《达拉斯学报》宣称，那些偏远闭塞的农场家庭以前从未受到任何政府项目的援助，还说“傍河而居的民众也应该有新生活的机会，而青管局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有些甚至还受到得州以外的支持拥戴。几项创新的举措，包括路边公园，都被别的州仿照。“俄克拉荷马州也在修建类似的路边公园，”《俄克拉荷马农民与牧人报》评论道，“但得州在这些项目上似乎要更超前一点。”青管局局长威廉斯说约翰逊的工作实在做得“一级棒”。

到一九三六年底，得州有两万多名在校或在职的年轻人正在接受青管局的援助。而且青管局项目正在全州范围内广泛扩展，已经做好了一九三七年春季的规划。一九三六年，青管局建造了一个温室，里面种了六千多棵树和灌木，将会在下一年移植到计划在这年修建的几十个新的路边公园里。一九三七年，青管局也不只是继续修建路边公园了，而是首次开始在城镇修建更大的公园。还有更大的工程正在规划完善中。在号召催促地方官员十八个月后，大量关于新学校、社区中心和消防车停车场的建议书被接受了，蓝图也画完了。材料与设备买好了，十几个工程即将启动。

然而，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林登•约翰逊得到了自己一直等待的机会。没有片刻犹豫，他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在一次会议上，前作战部长纽顿•D.贝克尔说：“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有很多谋生的机会。”之后，埃莉诺致信贝克尔：“我坦白，过去几个月来，我实在太缺乏想象力了！如果你能提供任何具有说服力的建议……我将万分感激。”（贝克尔提不出任何这样的建议。）——原注

(2)
约翰逊这么中意路边公园这个想法，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呢？他选择的这个项目，虽然看上去是唯一可能实行的项目，但也是他比较熟悉的一个工作领域。毕竟，他自己也曾经和一群年轻人一起，拿着凿子铁锹，坐着高速公路管理局的平板卡车，去过一条河边的工地上。——原注

(3)
在担任青管局理事期间，林登•约翰逊和黑人大学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对于他后来与公民权利组织的关系有着重大意义，这部分将在第二部进行深度探讨。——原注

•20•

大坝

得到这个机会，是因为一座大坝，还因为这座大坝对两个男人的意义。

这座大坝位于丘陵地带最荒凉的地区。要到那里，需要取道奥斯汀西北，驱车走一条狭窄的碎石路。深入丘陵地带十几公里后，就不在大路上走了，而要走上一条更为狭窄，并且是在浓密的雪松荆棘之间开辟出来的小路。在这崎岖不平的路面上再颠簸个十几公里，越来越深入空无一人的山林，很少能看到人类居住的痕迹，而小路戛然而止，面前会出现一道深而宽的峡谷。走到峡谷边上往下看，深处有一车队的推土机，正在轰隆作响；还有几十辆卡车和两千多个忙碌的工人。峡谷中间的河床上，拔地而起的是一面宽阔的石墙，二十七层楼高，将近两公里长，这是人工修建的最大建筑之一。

大坝（名叫马歇尔浅滩大坝
(1) ，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马歇尔农场的牛群被驱赶着过了科罗拉多河下游，那时候雪松还没有覆盖山丘，蚕食最后的草地，终结这个地区的畜牧业）的承建单位是美国垦务局，目的是要控制定期在科罗拉多河下游一千多公里的河湾泛滥的洪水，这些洪水会冲走河岸边珍贵的肥沃土壤。但对于两个对大坝修建负有最重大责任的男人来说，这个工程有更为个人的意义。

对其中一个来说，意义很简单，和这个人一样简单。他叫赫尔曼•布朗，他想做大工程，也想从大工程里赚大钱。

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父亲在得州贝尔顿经营一个小商铺，而儿子赫尔曼则在一九〇九年十六岁时就入了建筑行业，拿着测量杆协助测绘人员，每天挣两美元。那时候的得克萨斯，修路全靠赶牛赶骡子，真是很艰难的工作。平时修路，周末就去放纵，跟过去的硬汉牛仔，油田上干过的老手们一起，很多时候都要惹乱子进局子，周一早上承包商再把他们保释出来。而且他们就住在骡子畜栏旁边拥挤的帐篷里。

赫尔曼•布朗要在这样的帐篷里住上将近十年。这个小伙子身材瘦小，其貌不扬，却很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一九一三年，二十岁的时候，他就被指派成工头。一年后，老板破产时，用四头骡子和一头牛当作这个年轻工头的薪水。二十一岁时，布朗已经成为承包商了。

承包商要知道怎么驾驭骡子，也要精通驭人之术。赫尔曼在两方面都是高手，驭骡时温柔，驭人时强硬。从他做第一份工作开始，得州建筑业就开始有赫尔曼•布朗的传说：“要么按照赫尔曼说的来做，要么不做。”再加上身处政客当道、腐败横行的得州，承包商也要知道怎么和政客打交道。赫尔曼在这方面恰巧天赋异禀，从周一早上能给他大开方便之门保释工人的警长，到有权分配高速公路合同的县法官，从下至上，无一不被他弄得服服帖帖。他也很明白，自己有限的资金，只有送到政客的口袋里，才能有最高的投资回报率。在得克萨斯，政治影响通常是通过律师来加以运用的，不管资金多紧张（多年来一直都很紧张），赫尔曼总能凑够“法务费”，很快他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修路合同。（为了拿出修路的钱，他穷尽了所有身家，结果一场大雨把未完工的道路变成一片泥海，他被迫停工，差点儿破产。当时他连骡子的饲料都买不起，当地的一名商人，同情他也同情骡子，就让他赊账买了东西。数十年后，赫尔曼偶然听说，那个商人在大萧条期间破了产，现在垂垂老矣的他穷困潦倒，住在得州西部一个偏僻的牧场上。一两天之后，老人的信箱里就收到一张大额支票，足够他余生过得舒适体面。）

很快他争取到很多合同，范围遍布得州各县。这些工程有时候相隔千里，他要赶到各处去监工，还要参加那些互相之间也相隔千里的新工程的招标。所以他几乎是住在汽车里的。多年来，他总是白天在某个地方工作一整天，晚上就在车上睡，让司机开整夜的车送他去另一个工作地点（雇司机听起来奢侈，其实要给的薪水很低，当时找一个黑人司机并不需要太多钱），然后再在那里工作一整天，再上车睡觉，让司机再开整夜的车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短短的一年里，赫尔曼•布朗就在车上或坐或躺，经过布满车辙的崎岖土路，总行程超过十二万公里。

这个数字并不是赫尔曼•布朗统计的，而是来自他的一个助手。布朗本人绝不计较付出，只看最后的收益。但比起这些艰苦的努力，收益却相当微薄。在如此贫穷的一个州，公共工程合同涉及的金额都很小，到一九二七年，公路建设合同的平均涉及金额才九万美元，承包商要从这笔钱中分配出工人们的薪水、骡子的饲料钱、材料费、设备费、保险费。而且很多时候收益还不是给现金。一般给承包商的，都是“打白条”，用五到十年才会成熟发展起来的市政房地产作保。但在那个时候，得州那些小城镇和人烟稀少的县都希望能拿到足够的现金来救急。一九〇九年做工的时候，赫尔曼一直住在帐篷里；到一九一七年，不在车里的时候，他住的仍然是帐篷。同年，他和大胆俏皮的大学毕业生玛格丽特•路特结了婚。新婚之夜，他把妻子领进一个帐篷，那就是他们的婚房。对他来说，和收益一样重要的，是工程的规模。他带着一个伟大建设者的眼光，畅想的都是那些能在地球表面留下数百年印记的工程。第一次去罗马，他首先去的就是斗兽场，还拿了一把折叠小刀，从石头上取了样，带回得州去分析化验其中的成分。他说，这样他至少能知道，罗马人到底是用了什么，让斗兽场风雨不倒地屹立了两千年。然而，在得州，工程的规模和收益一样不尽如人意。得州根本修不起赫尔曼•布朗梦想中那种规模的公共工程。

赫尔曼•布朗有两个合作伙伴。跟第一个合作，是出于对妻子的爱，在玛格丽特的要求下，跟她的兄弟丹合了伙（就是布朗&路特公司的那个“路特”）。后来丹去世了，公司的名字却没有变，因为赫尔曼不想让妻子伤心。但他找了第二个合作伙伴，这次是出于对弟弟乔治的爱。

乔治当时是大学肄业，正在蒙大拿州布特市附近阿纳康达铜业公司的大矿场工作。他想“进入公司的工程师团队”，对上级建议说从哪里开凿新的矿点；每天轮班是凌晨三点结束，他却六点就起床，独自到空旷的矿场看看“他们开了没有”。五十年后，他专门强调，他看见“他们开了”，但就在他欢喜雀跃的时候，矿塌了。石头掉下来，砸断了他的头骨，还割裂了一条血管。“我都能看到血从我头上飞溅出来。”脚下的地面开始塌陷，留下一个仿佛无底的黑洞，但是“那边有根横梁，有十二英寸
(2) 那么宽，我在竖井完全垮塌之前抓住了那根横梁”。躺在那根窄窄的钢梁上，下面就是一个深坑，“我把脑子里那根血管压在一块石头上，头的那一边向下，在我失去知觉的时候，血也算是不流了”。八个小时后，乔治•布朗被救出矿场，不但颅骨骨折，全身也有骨骼断裂。他被送回贝尔顿的家中。后来赫尔曼听说了乔治险些丧命的遇险，就把自己花了十年辛辛苦苦经营的生意分了一半给弟弟，“提出了他给得起的条件”。

赫尔曼仍然是布朗&路特公司的绝对大老板，而且永远都是。乔治当然是欣然接受的。有人问他为这份生意做了什么，乔治回答说：“赫尔曼没做的，就是我做的。”但赫尔曼并不是布朗家唯一抱负远大且拼尽全部努力去实现的兄弟（还有个兄弟并不愿意努力，跟赫尔曼做了一个月后就干不下去了，还对赫尔曼说：“我不想每天累死累活地干十八个小时。你这是在自杀。”说完就回去做他的公交车售票员了）。乔治被送去当圣加布里埃尔河上一座小桥的监工。他从来没造过桥，其实什么也没造过，但他指挥建造那座桥非常成功，还从中有所收益。

渐渐地，绝望的日子过去了。赫尔曼•布朗再也不用住在帐篷里了。很多个夜晚，他仍然躺在车里满得州地奔波，但奔波之后回到的家，是尼尔斯路四号一栋十分体面的房子，有白色的立柱，还是位于奥斯汀比较时髦高档的恩菲尔德区。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但赫尔曼•布朗仍然不算个富人，甚至都没达到小康。得州那些工程仍然很小，给他们的回报仍然经常是打白条，他总是缺现金周转。二十年的艰苦努力过后，一直梦想建造大工程的人，仍然未能建造任何大工程。

另外，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布朗家的两兄弟开始意识到，那些代表着他们大部分收入来源的白条，也许永远不会兑现。得州的大萧条已经初见端倪，市政当局没钱还债；新的工程少之又少。布朗&路特公司的现金短缺问题变得严重起来。和公司对接的银行家建议赫尔曼打折出售这些白条，能得多少是多少。乔治回忆：“我们在休斯敦的那个银行顾问，二七年、二八年和二九年，不断地告诉我们，你们要把那些纸卖掉。”赫尔曼是不会这么做的。这些条子代表了他多年的努力，要把它们比面值低很多地贱价出售，他连想都不能想，那不是白挣了吗？“但是，一九二九年，我们最终还是要卖。我去了芝加哥，刚好赶在大萧条前夕，卖掉了。我们只能降价处理，但卖得好。要是再等一两个月，我们卖都卖不出去了。”另外，要是他们没卖白条换来一笔钱，布朗&路特公司可能会就此关门大吉了。到一九三〇年，乔治•布朗说：“这里的一切都乱套了。白条卖得真是好。就因为卖了白条，得州只有我们两个承包商能继续给工人发薪水。”赫尔曼•布朗总算保住了自己花费多年建立起来的公司，尽管当下没什么事可做。“一九三〇年、三一年和三二年，真是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们都是靠那笔钱活过来的，就是大萧条的时候。”到一九三六年，布朗&路特公司通过销售白条换来的钱“也所剩无几了”。做了二十年承包商，赫尔曼•布朗濒临破产。

接着，一九三六年，垦务局宣布，开始为马歇尔浅滩上的大坝招标，涉及金额一千万美元。就是这个工程，这个大工程，赫尔曼已经等了半辈子。

对另一个人来说，意义很微妙，和这个人一样微妙。他就是阿尔文•J.维尔茨，原得州参议员，一九三五年来到华盛顿，在理查德•克雷博格那位年轻秘书的帮助下，为新成立的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争取到了联邦拨款。

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生平，各种记载传记史料可谓极尽详细全面，因此那些帮助他走上权力巅峰的人，比如魁梧率直、热爱交际的吉姆•法利，瘦削虚弱的路易斯•豪依，等等，也都成为虽然没那么重要，却十分鲜明的历史人物，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诺森伯兰和伍斯特
(3) 。而林登•约翰逊的一生，特别是最早的那几十年顺着权力阶梯往上爬的生涯，从未有过深度或准确的记录，所以阿尔文•维尔茨这个人物也一直隐匿在历史的阴影中。约翰逊说起过他：“阿尔文•维尔茨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最信任的参谋。从他那里……我得以一窥人类的伟大。”“小瓢虫”说他是“为我们人生领航的北极星”。而约翰逊牧场上那长长的照片廊里，他的大幅照片被挂在显著位置，下面是约翰逊夫人亲手写的说明：“A.J.维尔茨参议员，我永远的船长。”

然而，从围绕着阿尔文•维尔茨这个人物的阴影中，我们也能窥见不少东西。因为他正是在阴影中发挥作用的。

光看外表是绝对想不到的。你可能在国会大道上碰见他，这个身材高大魁梧，脸上永远挂着灿烂微笑的人，接受他友好开朗的问候；或者在他位于利特菲尔德大楼那简朴的法务室，和他面对面坐着，听他和蔼可亲地谈天说地，看他舒舒服服地摇晃着低低的转椅，抽着一根粗粗的黑色香烟。他的家是恩菲尔德路边上一栋白色殖民时代风格的宅子，他在家会亲手做冰镇薄荷酒，送到后廊给客人们喝。一位客人说：“他总是面带微笑，轻松自然，让你也觉得跟在家一样自在。”后来在华盛顿才认识他的弗吉尼亚•杜尔说他“性格热情”，总是在讲“有趣的故事”。“他就是个特别体贴亲切的人”，她说，“他特别擅长逗乐，他令人愉快。见到阿尔文，你心情就是会没来由地变好。”

年轻的政客和律师找他寻求建议，他不仅亲切友好，而且冷静审慎。年轻人叙述自己的问题或者看法时，他总是安静地坐着，从不打断，只偶尔蹦出一两个单音节词，直到对方说完。通常，他也不会特别多地说什么，不过只要开口说话，语气总是很轻柔，语速很慢，也很慎重。威拉德•迪森说：“他从来不告诉你该干什么。但是和他谈完话以后，你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大家很看重他的建议。威利•霍普金斯说：“他身上有种尊贵的气质，话不多，但只要一开口，你就会认真听。”另一个得州政坛新星查尔斯•赫林说：“他从不高声，但你能感觉到他的力量。”他已经离开州参议院，年轻的奥斯汀政客却依然感觉到他身上那副派头。“参议员”这个头衔似乎特别适合他，所以他们一直用这个词来称呼他，并不在意他职业生涯的演变。“参议员说”“我今天要见参议员”……好像世界上没有其他参议员似的。华盛顿的年轻人，就连最聪明优秀的年轻人，也对他的风度举止印象深刻。其中最聪明的一个，詹姆斯•H.罗说：“他声音很轻柔，光这一点就跟别的得州人不一样了。他喜欢发表总结，别人说话的时候他一言不发，最后发言说：‘这个嘛，我想……’很迷人，又很温柔。如果你想要一个睿智的老舅，自家没有，又可以指定一个，那他就是不二人选了。”

他如此悉心树立起来的形象，还有其他方面。他有句口头禅：“我只是个乡下小伙。”他也很喜欢提醒新认识的人，他来自一个叫塞金的小镇。有的得州人也喜欢用这个来放烟幕弹，但维尔茨这烟雾之多之厚，让他们也瞠目结舌。在华盛顿的时候，有人问他塞金在哪里，他会回答：“哦，离奥斯汀就一皮毛远。”有个自己也是“专业乡下小伙”的得州人在华盛顿听到这句回复，说：“‘一皮毛’，我的天哪！得州人自己都不这么说了！”这烟幕弹在法庭上用得很多，维尔茨装出一副典型的乡下律师模样，辩词单调乏味，语速慢慢吞吞。就连签个名他也是慢悠悠的，很小心谨慎。“是我见过的最谨慎的东西。”霍普金斯如是说。花了很长时间读一封信之后，他在信上签字，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双手握笔，动作慢到让旁人起急，A和J的收尾都画上大大的圆圈。

但那些与阿尔文•维尔茨深交的人，对他的了解不止于此。威利•霍普金斯就是他的第一个门徒，是维尔茨亲手挑选来接任他参议员位置的后辈。“他动作慢，说话慢，但思维却快如闪电，”霍普金斯说，“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阿尔文•维尔茨。那时候我还在冈萨雷斯……就在冈萨雷斯破旧的法庭上，他和对方的辩护律师正在法官面前争辩，两人轮流发言，我突然意识到，他（维尔茨）的思维不仅和对手保持同步，而且比他超前。他总是比他多想三步。总是。”有些议会见证者也有同样的领悟。“在参议院，”其中一个说，“你可不想跟维尔茨参议员比脑力。”

维尔茨最具危险性的时候，还不是在参议院，不是在公开场合。自由派的州长丹•穆迪想规范日趋发展壮大的石油产业，还希望将公务员要求制度化，来压制一下州政府机构中随意分配工作的状况。这些都需要通过法案，所以在一九二九年，他召集了五次特别议会，却次次落败，毫无建树。穆迪和助手们甚至都不知道维尔茨加入了这场斗争。奥斯汀一位见证者说：“多年后他们才知道，每次打败他们的，都是维尔茨。”当议员的时候他私下代表的是反动石油利益集团，当游说者的时候也代表同一批人，他的技巧就像那慢吞吞拉长的语气一样，以柔克刚。无论威逼还是利诱，从来都不会直接。他对一个议员说的话，最严重的程度也就是：“我只想让你知道，是一个集团雇用我来帮助这项法案通过的。通过了就能带来很大的利益。我希望你能用坚定的勇气投票。”但没有照他暗示行事的议员会发现，自己对抗的不仅仅是得州在政治上最活跃的石油公司，汉布尔石油与精炼公司（奥斯汀的人都将其尊敬地简称为“汉布尔”），还有汉布尔的主要竞争者，木兰石油公司（“木兰”）。因为，尽管两家公司是竞争关系，代表却都是维尔茨。在下一次议会选区发生变化时，那些没能按暗示行事的议员通常会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就被排除出了议会。一直到死，他们都不知道是维尔茨在幕后操纵让他们丢了议员的席位。奥斯汀的政治局面，总是那么喧哗熙攘、浮夸卖弄，但那些最最熟悉个中内幕的少数人，却越来越意识到，有一个脸上挂着微笑，总是沉默不语的人物，悄悄潜行在议会的走廊上。比如，艾德•克拉克就发现，维尔茨真正工作的地方，不是他家的后廊，而是那后面灯光昏暗的书房，他一个人默默地在里面苦思冥想。后来和维尔茨亲密共事多年的克拉克说：“他想要的就两个字，权——力，控制其他人的权力。他想要权力，但不想通过竞选获得。他喜欢安静地坐着，抽根烟。他会坐在书房里，谋划布置，运筹帷幄。而且他总会找个人当挡箭牌，这样不会有人知道是阿尔文•维尔茨在幕后操纵。他会在黑暗中坐着，想着谋略计划。他不是个开朗的人，但只要参加战斗，就不想输。他也是个常胜将军。”

暗中行动就是他的风格。他所在的律所把四个合伙人的名字全都包含进去了，全称是“鲍威尔-维尔茨-劳胡特&吉迪恩”。（“了解阿尔文•维尔茨的话，”一位律师说，“你就知道他的名字永远不可能挂在第一个。”）在这个律所，他很少要助理帮忙，很多信都是亲自手写，因为他甚至都不想让小小的秘书知道信中的内容。对合伙人们，他也是严格保密。唯一偶尔能听到他吐露真言的是那个十分年轻的初级合伙人西姆•吉迪恩，维尔茨写给吉迪恩的信通常都写的是他家的地址，而不是律所。原因他也在一封信中阐明：“我不想让这封信被收进律所的档案。”那时候窃听手段还没那么普遍，维尔茨尽量通过电话处理公务。“只要是没必要的，参议员就不想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吉迪恩解释说。

看看凤毛麟角的书面记录，就能理解参议员这种谨慎了。从关于维尔茨的档案中可以看到，这个律师有时候会在合同里偷偷加一句话，把合同的意思完全改变，但又希望对方律师注意不到。（有一次，他把一份合同交给对方深信不疑的律师，这个律师认为维尔茨跟自己是朋友。维尔茨写信把这事告诉林登。“我亲爱的林登，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第十一款最后有一句话”，那句话改变了关于进口方面的条件；没有那句话，合同就跟他们商谈好的“一样”，所以他会签字的，“只要没有把那个改动告诉他”。）圣安东尼奥有个律师，经常目睹他工作的样子，说他是个“阴谋家，我前所未见、后无来者的最出色的阴谋家。很敏锐，很狡猾”。另一个律师说：“可以的话，他会摧毁你。但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是他做的。嗯，这个男人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往你身上捅刀子的时候，脸上还是笑嘻嘻的。”

维尔茨渴望权力，能控制他人的权力。他很早就发现，大坝能成为一个获取权力的途径。

公共工程巨擘得州光电、达拉斯光电和圣安东尼奥天然气公司掌控着得州的水力发电，那个时候石油工业相对来说还不够家大业大，因此水电公司就成了得州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他们利用源源不断的钱财来收买和控制政客，而且在那个工作机会与现金一样重要，都是政坛硬通货的年代，他们还是整个得州最大的雇主，有成千上万的工作能够分配。这些公共工程公司雇用了很多律师与游说者，结成了紧密的团体，维尔茨根本没有机会冲破。但在二十年代，有位新领袖上场了，维尔茨迫不及待进入他的麾下。他就是芝加哥的塞缪尔•英萨尔，拥有众多巨大的控股公司，覆盖范围已经从缅因蔓延到佛罗里达。维尔茨让自己成为了他在得州的代言人。得州的河流被政府控制得很紧，这个芝加哥人听说，如果想要获得得州水利工程师委员会的许可，就得去找来自塞金的参议员。被雇用之后，维尔茨还证明了自己在很多方面都能发挥巨大作用。英萨尔旗下的一家芝加哥公司在塞金附近的瓜达卢佩河修建以灌溉为目的的六座小水坝，而沿岸居住的农民固执地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维尔茨便在议会施加影响，为英萨尔争取利益，获取了通常属于政府的绝对控制权。维尔茨收取的费用特别高，他对金钱的贪婪，不输他在权力上的胃口。但芝加哥的公司知道，把这么高的法务费给出去，其实长期来说是在给自己省钱。在维尔茨控制的各个县级评估部门的活动下，征收农民土地的时候，评估价非常低。农民们觉得自己被欺负哄骗了，上诉到法庭，却发现维尔茨对法庭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维尔茨争权的主要地盘，不在瓜达卢佩，而是科罗拉多河下游沿线。英萨尔在那里已经有座大坝开工了（在丘陵地带偏僻的伯内特县），以英萨尔旗下一名工程师乔治•W.汉密尔顿的名字命名。这是一座巨坝，可以跻身世界巨坝的行列，设计目的不是为了灌溉，而是为了大规模水力发电。光是为了修建这座大坝，就要雇用一千五百名工人，维尔茨在这些工作的分配上也是有发言权的。另外，作为企业的律师，大坝建成后，他还能在公共事务方面掌握很大的发言权。他想要的权力似乎唾手可得。

然而，一九三二年，汉密尔顿大坝完工一半，英萨尔帝国却分崩离析。正值大萧条期间，也找不到其他办法来继续为这个工程注资。一九三四年，已经停工两年，曾经作为阿尔文•维尔茨梦想帝国代表的大坝仍然只建成了一半，钢筋的骨架在阳光下闪着灰暗的光。

雪上加霜的是，事态有了另外的发展。瓜达卢佩河沿岸的农民们觉得他们自己的州参议员支持发起的一项法律骗的就是他们，反对维尔茨的声浪由此高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老汤姆•霍拉蒙，曾经参加过得州游骑兵的六十七岁农民，闯进维尔茨的办公室（当时他正在跟英萨尔那边的代表们谈事情），开始扫射。一名芝加哥金融家就这么横死枪下，后来农民被制伏缴械，以谋杀罪逮捕。但霍拉蒙有个很大的家族，霍拉蒙家族也不是唯一对英萨尔公司以及维尔茨怒火中烧的农民。过去拥戴他的选民们叫他滚出塞金，永远不要回来。一个了解这件事的律师说，他们的警告带着强烈的得州色彩，告诉维尔茨：“别让塞金的太阳照到你身上。”参议员照做了。他“是被赶出小镇的”，律师说，然后被赶去了奥斯汀。

如果说有这么一段日子他的梦好像做到头了，新政又给了他重新做梦的机会，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做得更大。

百日新政期间，《紧急救济拨款法》获得通过，预算金额达三十三亿美元。这个法案催生了新的市政工程局，有权贷款或拨款给那些自营的企业，比如一些公共机构。大体上来说，得州议会是比较保守的，而且还被公共工程公司牢牢掌控着。这些公司要坚决维持他们在水电方面的垄断地位，因此很抗拒联邦插手。维尔茨想尽办法，说服议会建立了一个公共机构——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这个管理局接管了汉密尔顿大坝，从市政工程局得到一笔拨款将其完工，这件事要细说起来，可以再写一本书了（还没出现这样的书）。但因为这个事件中林登•约翰逊是比较晚才登场的，在这里就不细说了。简而言之，谋划与活动时，维尔茨发挥了大师级的技巧，间接、欺骗、保密：中心思想就是安抚疑心重重的议会，让他们相信管理局的目的完全不是发电，而是控制洪水。一九三四年，国会通过了这项法案，一九三五年，被任命为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法律顾问的维尔茨去华盛顿安排市政工程局的拨款事宜。就是某一次在华盛顿期间，他和克雷博格那个年轻的秘书“亲密无间热烈欢聚”，他对此人“印象非常好”，因为他“他在华盛顿很吃得开”，而且“有了他你哪里都进得去”。华盛顿出现问题的时候，维尔茨早就准备好再来个大动作。“国会拨款委员会”的主席是个来自得州的国会议员，詹姆斯•P.布坎南，绰号“布克”。布坎南的选区不包括科罗拉多河下游或者那座半完工大坝的所在地伯内特县，但维尔茨弥补了这个缺憾。得州议会当时正在对议员选区进行投票调整，布坎南的选区划分有所改变，伯内特县和大坝的在建地都包括进去了。还有另一个改变：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把大坝的名字改了，再也没有乔治•W.汉密尔顿大坝了，现在变成了詹姆斯•P.布坎南大坝。布坎南很受触动。一开始，市政工程局不愿意拨款投建这座大坝，但国会拨款委员会毕竟在罗斯福的项目上有着不小的发言权。一九三六年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布坎南去面见总统，讨论一些棘手问题，顺嘴提到自己最近才过了生日（他后来把这件事讲给维尔茨和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成员托马斯•C.弗格森听，而弗格森正是这个故事的爆料人），他对罗斯福说：“总统先生，我想要个生日礼物。”据说罗斯福这样回答：“你想要什么，布克？”据说布坎南接着说：“我的大坝。”据说罗斯福回答：“那好，我想最好就把这礼物给你，布克。”接着总统拿起电话，向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下达了命令。不管这个传说中直截了当的谈话有没有发生，这个命令是绝对下达了的。布坎南大坝完全不适合用来防洪，但通过对科罗拉多河下游工程的扩展，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现在，这里不仅有一座大坝了，而是两座
(4) 。另一座大坝位于布坎南大坝下游二十一英里处，就是马歇尔浅滩大坝，造价一千万美元，拨款的不是市政工程局，而是内政部的垦务局。这座大坝甚至比布坎南大坝还要大很多，于是重点就转移到这上面来了，特别是维尔茨的重点。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初期拨款五百万美元的支持下，修建工作开始了，大坝的承包商就是布朗&路特公司，“恰巧”是维尔茨的客户。

阿尔文•维尔茨的客户包括了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和布朗&路特公司（还有跟管理局开发项目有利益牵扯的公司），而且被法庭指派为英萨尔公司获利的接收者，所以他的法务费来源很多。他的收费标准也定得很高。伊克斯觉得市政工程局给的法务费已经是天价，光是从这一个客户那儿维尔茨就收了八万五千美元。相比当时得州律师的平均收入，这算是天文数字了。但马歇尔浅滩大坝对于维尔茨的意义，远远不止高昂的法务费。这个工程将会雇用两千多人，而选哪些人来干，他是有发言权的。等到这座大坝，或者说，等到这两座大坝，还有其他一些已经通过即将开建的大坝完工了，开始发电了，换句话说，等到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成为一个公共工程巨擘了，他认定，自己作为这个机构的法律顾问，必将左右其运营。这个机会不仅意味着滚滚财源，还意味着巨大的权力。

得州丘陵地带偏僻峡谷中的这个马歇尔浅滩大坝，将会承载着滚滚波涛，把赫尔曼•布朗与阿尔文•维尔茨梦寐以求的东西拱手奉上。

然而，垦务局开始数百万数百万往里砸的这个大坝有两个问题，就连阿尔文•维尔茨都没能解决。

一个问题是，垦务局无权修建这座大坝。

每个按照《紧急救济拨款法》来修建的公共工程，都应该分别举行听证会，还要得到相应国会委员会的赞成票，才能得到国会的批准授权。马歇尔浅滩大坝归约瑟夫•杰斐逊•曼斯菲尔德的河流与港口委员会管。但这个委员会从未举行过关于该大坝的投票，没有举行过相关的听证会。没有任何委员会举行过关于这座大坝的听证会，也没有任何委员会投过票，更别提国会的投票了。每个工程的拨款必须要在国会通过授权以后才能使用；否则的话，国会的委员会就有可能在不经过国会决策的情况下拿到款项开始肆意修建。肯定是先要拿到授权的，而马歇尔浅滩大坝，授权还没影儿呢。

造成这个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布坎南获取工程许可的途径太不正式了，竟然是让罗斯福总统给他一个生日礼物，而且那还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末国会休会期间。总审计长办公室注意到工程没有得到授权，一开始是拒绝给这个预备注资一千万美元的大坝拨付第一年的五百万美元款项的。但是布坎南和该办公室召开了几次讨论热烈的会议，说服该办公室允许工程先开始，并且保证说一九三七年国会召开的时候，他会得到大坝修建授权的。布坎南权大势大，拿下这样的授权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总审计长办公室尽管不情不愿，还是答应了。

当然，在授权之前就接受合同，是布朗&路特的一场冒险，赫尔曼和布朗很清楚这一点。“拨款是每年一次，分开发放的，”乔治•布朗回忆，“而且，（因为没有授权）这还是非法工程。维尔茨一直在跟我们说，这是不正当拨款，要是国会的谁提出个质疑，他们就不付款了（不按合同给公司付款了）。”要是哪个国会议员坚持去闹一闹，说垦务局正在为一个未获授权的工程拨款，基本上可以断定，资金会就此永久“断掉”。垦务局可能会说，他们无法履行和布朗&路特签的合同了。维尔茨告诉布朗兄弟，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政府合同违约赔偿的规定在这个特殊案例中可能不适用。乔治•布朗说这个工程是“非法”的，这个词用得太重，不是说任何与之扯上关系的人都算是参与了违法犯罪。准确地说，应该是“未获授权”。但对于布朗&路特公司来说，一旦这工程黄了，他们面对的后果就跟违法犯罪一样是灾难性的。因为维尔茨告诉兄弟俩，从法律上来讲，他们可能没有那个资格为已经做了的事争取报偿。

换作平时，这场赌局的风险还算有限。严明律法之下，也发生过未授权情况下就开始工程的先例（在之后应该能够取得授权的情况下），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个案例中，还有一个因素让风险陡增。这座水坝的规模比布朗&路特以往承包的任何工程都要大太多，公司必须新购入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重型建筑设备，其中最昂贵的，是在两边架设两座钢塔，架起巨型空中索道，上面一架缆车，把一桶桶在悬崖上混好的水泥送到工人手里，再倒进地基。这样的大型机械，他们做完这个工程应该就没其他用处了。“一个子儿还没赚到呢，我们就得先投入一百五十万美元。”乔治•布朗回忆。这项投资也不能从一开始的五百万美元拨款中收回。对于这笔拨款，他们的预计收益，不算需要购入机械的投资，也才不到一百万美元；换句话说，就算拿到第一笔拨款，他们还亏了五十万美元。赫尔曼•布朗已经算过了，要等到第二笔五百万的拨款下来，他和弟弟才能盈利两百万美元左右，也足够填补之前五十万美元的投资，这样在这座大坝上的总收益就在一百五十万美元左右，这个数字，比他们之前二十年在建筑行业的总收益还多了一倍。

一般来说，如果是有授权的政府大坝，预算为一千万美元，承包商自然是理所应当地肯定能拿到全部一千万美元的拨款。不仅是第一年的五百万美元，还有第二年的五百万美元。但到这个大坝这儿，就没法这么肯定了。总审计长本来对第一年的五百万就批准得不情不愿，还直截了当地告诉布坎南，要是有什么原因导致一九三七年没有拿到国会授权，他永远也不会同意拨另外的五百万美元。布坎南也接受了这个条件。因此，要是没有第二批拨款，赫尔曼和乔治•布朗就会损失五十万美元，二十年艰苦奋斗的成果，会有大部分付诸东流。而且，他们手里还凑不够采购新机器的一百五十万美元，只能抵押了几乎所有财产，借了大部分资金。因此，修建马歇尔浅滩大坝，是赫尔曼•布朗的大赌局。要是一九三七年大坝没有获得授权，他这辈子也就算完了。

不过，布朗兄弟虽然是在赌，布坎南的权力却让他们有了胜算。“维尔茨跟我们说，布坎南会搞定的，（一九三七年）国会一召开，他就会马上安排（授权），我们当然是深信不疑的，”乔治•布朗说，“我们已经见识过他的能力了。”下这个赌注也是有理由的，而且十分诱人。卖白条得来的钱要花光了。布朗兄弟需要找事做，得州没有事做，没有大到足够帮助他们维持公司运转的事做。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如果说这个赌注下得太大，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收益也足够让人倾尽所有去追求。赫尔曼•布朗已经四十五岁了。看上去马歇尔浅滩大坝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攀爬建筑更高峰的机会，是他二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大工程。他决定下注。布朗&路特参加了工程招标，拿到了合同，抵押了所有资产，购买了新设备，一九三六年九月，架起了巨型空中索道，也就是说，他们把一百五十万美元，砸进了荒凉的丘陵地带一条偏僻的峡谷中。

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垦务局不但没有得到修建大坝的授权，而且是被严厉禁止修建的。

禁令就包含在一九〇二年催生这个局的国会法案之中，还有联邦土地申诉委员会对这样法案的解读之中。解读中特别提到，垦务局严禁在土地上修建任何不属于联邦政府所有的工程。比如，一九〇五年，土地申诉委员会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按照一九〇二年的法案条款”，内政部长“无权让政府参与任何（垦务局关联）企业承建且未来不预期完全转让为美利坚合众国国家财产的工程”。这条禁令的理由很简单。“你当然不能砸个数百万美元，在不属于你的土地上修建大坝啦，”局里一名官员解释说，“要是这土地是别人的，你只是个租客。房东说：‘我不想这座大坝再存在在我的土地上了，拆了！’那你怎么办呢？大坝可拆不了。”另外，之前所有的相关案例中，联邦法庭或者联邦机构都无限制地不断援引这条禁令。垦务局已经存在了三十年，倒也有过极少的破例，一般都要垦务局和对大坝有管辖权的当地机构做出特殊的契约安排。但垦务局并未和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做出这样的安排，两个机构之间甚至从未讨论过相关事宜。因此，这条禁令是适用于马歇尔浅滩大坝的。

垦务局在十七个西部州都曾修建过大坝，其中十六个都是拿到授权的，所以这条禁令也不是什么麻烦。因为这些过去的“新领地
(5) ”，按照相关条款成为美国国土时，按照条款规定，自纳入之日起，所有公共土地，包括要修建大坝的大部分河床的所有权，都归联邦政府。但第十七个州就是得克萨斯，成为美国的孤星之州前，并非“新领地”，而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一个主权国家。得州加入美国的条款和新领地的不一样，其中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虽然成为美国的领土，但公共土地仍然归得州自行所有，其中当然包括河床。

垦务局显然忽略了这个不同，可能是因为根本没人意识到（马歇尔浅滩大坝是垦务局要在得克萨斯修建的第一座大坝），也可能是因为这工程上马得太仓促，总统打了个电话大坝就得到许可了。从现在还能看到的垦务局粗略资料（大多数相关记录都已丢失）和有关的联邦与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代理人们的回忆中，能够肯定的是，垦务局没有一个人想到，去看看这个千万美元大坝要占的土地到底属于谁。

另外，这个疏忽要纠正弥补也十分困难。在两年前催生了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法案中，得州议会制定了最严苛的条款，禁止该管理局将其土地卖给任何人或机构，包括联邦政府，也不能租，不能抵押。总之，就是不能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而且短时间内，这条规定也没什么修改的可能性。给法案加上这些规定的议会，对得州的权益维护到了疯狂的地步，绝不会让联邦政府控制得州的任何一条河；另外，这个议会被得州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公共工程公司牢牢把握着，而这些公司特别坚持加上这些反转让条款，来确保得州不会建立任何联邦权力催生的机构（比如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整个法案都非常严苛，自然就让一九〇二年那条联邦法案禁令中规定的契约赔偿失效了。

因此，按照联邦法律，垦务局应该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修建大坝；按照得州法律，它却无法拥有这座大坝正在建的土地。

一九三六年年底的某个时候，布朗&路特已经开始了修建工作，而垦务局此时才意识到这第二个问题。阿尔文•维尔茨（他向赫尔曼和乔治保证说，自己之前毫不知情）告诉两兄弟，似乎总审计长办公室有个职务较低的检察官做了一件华盛顿没人做过的事，他去查了大坝在建土地的所有权，发现这土地并不属于联邦政府，并通知了他的上级。维尔茨还说，总审计长找来布坎南当面对质，说他要为确认公共工程合同的合法性负责任。他说，这个合同，很显然是非法的。他说，如果解决不了与联邦法律冲突的问题，他是不会批准第二次拨款的，不管国会有没有授权。

数十年后，乔治•布朗答应讲述那个他从来没说起过（只对少数几个身边人讲过）的故事——马歇尔浅滩大坝的故事。他说，他永远记得那一天，他和弟弟发现，依照法律，联邦政府需要拥有在建大坝的土地所有权，而这块土地根本不属于联邦政府。“合法”与“非法”这两个词，跟国会是否授权无关，而是跟联邦对土地的所有权有关，他讲起那天时，这两个词不断闪现。“我们往那座大坝上砸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然后发现不合法，”他说，“我们发现那笔拨款不合法，但索道都已经架起来了。那就已经花了几十万美元，是我们从银行借的。我们还弄了个采石场，还建了个传送带把石头送到大坝工地。我们还买了很多很多设备，大型重型的设备，重型起重臂。我们已经投入了一百五十万美元。那笔拨款却不合法！”

回忆起那一天的时候，乔治•布朗已经八十二岁高龄，双眼几乎全盲，却老当益壮，思维清晰。他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开始在狭长的办公室来回踱步。他转了个身，回到桌前。桌上摆满了各种报告，还有妻子的照片，各种纪念品（包括一个沉甸甸的金块，用阿拉伯文雕刻着他的名字，是一位伊朗国王的赠礼），但他一伸手就准确无误地拿起一小块不起眼、已经有些褪色的钢材。将近四十年来，不管他用哪张桌子办公，这块钢材总是放在桌上的同一个位置。“就这个，你看到没？”他说，“这是从那条索道上来的。”他把钢材递给访客，再一把夺回来，放在桌上的同一个位置，又来回踱起步来。接着他伸手扶住椅背，摸索着坐下，又开了口，语速比平时快了很多。“是滑车上的，”他说，“索道的一个滑车上的。我们往那座大坝上砸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结果发现这是不合法的。但我们发现的时候，索道都建成了，那就花了好几十万，是我们从银行借的……款是垦务局拨的。按照法律规定，他们只能在属于联邦政府的土地上花那笔钱。他们本来以为建这座大坝的土地本来就是联邦政府的，因为其他州都是这个情况。但得州没有任何土地是属于联邦政府的。拨款是一年一次。结果居然是非法的！”

乔治•布朗回忆，一两天后，阿尔文•维尔茨想出了解决办法。维尔茨解释说，国会作为美国的立法机构，有权力变非法为合法。他说，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国会对大坝修建的授权，还有一项立法，这项立法要规避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专门为布朗&路特公司的这个合同而设立。这样对合同进行认证之后，一开始的法律边界就模糊了。原本这是明目张胆的对一项法律禁令的违反，有了另一项立法做挡箭牌，也就不那么明显了。不管是否得到授权生效，这个合同仍然是要在别人的土地上修建属于联邦的大坝，但有了新的立法，总审计长办公室就能找到借口推脱责任（布朗回忆说，维尔茨当时原话说的是“能找个地方挂帽子”）。

维尔茨说，总审计长办公室也会很乐于利用这个借口。毕竟，总统是希望大坝建成的。国会拨款委员会主席也和他一条心。如果土地归属的问题被很多人知道引起争议，要通过这项新法案可能就难了，但维尔茨觉得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没有国会议员会拿这个来说事，因为没有议员会反对在得州偏僻的山区修建这座大坝。除了几个得州议员，国会甚至没有人知道这座大坝的存在。如果有哪个政府小职员想用这个归属问题找麻烦，布坎南的权力能把这麻烦减到最小。维尔茨说他已经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布坎南，得到了布克的认可，还说，这样问题应该就解决了。布克叫他别担心，他一定会亲自保证这条必要法案的通过，一旦通过，一切就照常进行。一九三七年一月国会召开，布坎南信守诺言。国会按照常规开始了授权流程。三月，河流与港口委员会接受那项法案，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审批同意，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维尔茨告诉布朗兄弟，只要国会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坚定地站在他们这边，布坎南的权力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保护马歇尔浅滩大坝。

接着，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布坎南心脏病发，与世长辞。

(1)
后来改名为曼斯菲尔德大坝，以河流与港口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命名。

(2)
大概三十厘米。

(3)
两者都是历史上的权臣。前者指的是十六世纪诺森伯兰公爵，曾替年轻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主政；后者应该特指伍斯特主教罗杰，在表亲亨利二世和大主教的纷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4)
还有好些规模较小的水坝，包括几乎和布坎南大坝同时完工的、马布尔福尔斯附近的罗伊•因克斯水坝。——原注

(5)
“新领地”在这里是指美国在美墨战争中占领的新墨西哥、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等原属于墨西哥的领土。而得克萨斯虽然以前是墨西哥的一个省，但后来宣布独立，成立了得克萨斯共和国，因此在加入美国前，并不是墨西哥的领土，也不属于“新领地”。

•第四章•收获

Part IV
REAPING

•21•

首次竞选

二月二十三日，林登•约翰逊在休斯敦，陪同青管局的堪萨斯理事参观市里的青管局项目。突然间，他在某个公园的长椅上看到一份《休斯敦邮报》上显眼的头条：布雷纳姆国会议员詹姆斯•P.布坎南去世。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刹那自己就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的确是他的机会，而且很有可能是未来多年他唯一的机会。他想在国家政府中顺着选举这架梯子往上爬，而这架梯子只有三级：众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还有最后的那一级，他从来没说过的那一级。第一级是不可能避过去的，他要是踏不上这第一级，另外两级也免谈。他必须在众议院赢得一个席位，而且，因为不可能取代理查德•克雷博格，比较现实的席位只有一个，就是布坎南的第十区，常驻奥斯汀的他就算是这个区的居民了。这个位子如此突然就空了出来，可一旦有人上了位（奥尔雷德州长会组织特别选举），可能很多年都不会空出来了。得州一旦送了谁去国会，就会把他留在国会。布坎南也是在特别选举中当选议员的，那还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这任期真是很长，但对于“孤星之州”的议员来说，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比如，山姆•雷伯恩和汉顿•W.萨姆纳斯，也都浸淫国会二十四年了；约瑟夫•曼斯菲尔德和马尔文•琼斯是二十年；约翰•南斯•加纳在上任副总统之前，有三十年的议员经历。一九三七年，二十一位来自得州的众议院议员平均年资是十四年，在全美各州中名列第一。谁拿下布坎南那个席位，都能干得长久。堪萨斯理事的行程就这么突然取消了，让他猝不及防，错愕万分。他被粗鲁唐突地推进约翰逊那辆棕色庞蒂克大轿车，风驰电掣将近三百公里回到奥斯汀，一路呼啸着开过平坦辽阔的牧场，间或看到牛群在吃草；还经过了布雷纳姆，看到“布克”布坎南的住处挂着黑色的挽幛。

要是飙车的同时，林登•约翰逊也在盘算他赢得布坎南这个位子的机会，那胜算肯定是很小的。

布坎南的突然去世带来的第一波震动中，首先被大家想到的继任者是老布克的妻子，虽然她羞涩、内敛，又不爱出风头。要是布坎南的妻子不参加竞选，那么比较合理的继任者应该是他长期的竞选经理和老朋友，矮矮胖胖、面色红润的C.N.艾弗里。艾弗里是布坎南二十四年来在选区内忠贞不贰的盟友，是他的人。他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结的亲是朗德罗克有权有势的尼尔森家族，所以自己的政治人脉也十分广泛。他自己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名下有个采石场，布坎南在整个选区分配建设了一些邮局，而艾弗里的采石场就为邮局建设提供石材），所以商场上的人脉就为他确保了大量的竞选资金。更有甚者，艾弗里人见人爱，广受欢迎。“他喜欢坐下，抽烟，说话，”区里一名政客说，“这个老小子是个好人。”另外，还有其他情理之中的候选人：区里的州参议员，霍顿•布朗李；选区里全市最大的政治人物，奥斯汀市长汤姆•米勒；雄心勃勃的年轻政客莫尔顿•哈里斯（三十九岁），做了八年的地方检察官，现在已经升至州检察长助理，一直在积极参加整个选区的各种烧烤聚会，希望有一天能坐上布坎南的位子。

林登•约翰逊如果参选，则一点都不在情理之中。他才二十八岁，这就是个障碍（得州的国会议员还没那么年轻的，众议院全部四百三十五名议员中，也只有两个人这么年轻），特别是还在一个农业选区，因为人际关系保守的农民们，非常看重“经验”。年龄也只是障碍之一。林登•约翰逊十年来一直在结交选民，投入无限的精力与主动性，帮他们争取补贴，保住他们的家园，让他们享受到各种各样的联邦服务。但那些选民都是第十四区的，跟第十区没关系。在第十区这个掌握他命运的选区，选民根本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

第十区　（地图译名参见目录前页）

他们不认识他，不了解他。他是在布兰科县长大的，但布兰科是在一九三五年重新划分选区时才被并入这个庞大选区的，而且还是最最偏远的角落，是第十区十个县中最小的一个。三千八百人口，也只占整个选区二十六万四千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二，所以在选区政治中是基本被忽略不计的一个县。而在当上青管局理事之前的五年，他只是往来于休斯敦、华盛顿和科珀斯克里斯蒂，第十区除了布兰科之外几乎都没怎么去过。他这小半辈子，就算偶尔去过第十区的一些地方，很多都是开车去其他目的地时窗外一掠而过的风景。当然，作为青管局理事，他在这个区已经生活了十八个月，但理事这份工作没什么机会和公众大量接触。国会大道上那些得州地方官员见到他倒是笑脸相迎的；但在布雷纳姆、吉丁斯、利伯蒂希尔和赫托……在第十选区众多小城镇中，他都没能混个脸熟。艾弗里、布朗李，这些名字在整个选区都是妇孺皆知的，米勒市长更是不无炫耀地说他可以在奥斯汀碰到任何路人都能直呼其名地打招呼。而用丹•奎尔的话来说，林登•约翰逊是个“无名小辈”。

第十区的很多政治领袖从没听说过他。林登•约翰逊差不多花了四年的时间，苦心经营，处心积虑，培养广大山区的领袖和县政府的政客，用旁人无法想象的努力，建立了一张关系网，网里都是只效忠于他而非克雷博格的人。但这张网在第十四区，不在第十区，现在帮不上他的忙。他在第十区认识的大多数当地官员都和地方选举不沾边，第十区的县领导，也就是他需要的那些领导，他几乎都还没打过照面。就连那些和他还算熟人的领导（还有和他聊过天，对他印象不错的）也没有支持他的理由。他们已经有了别的盟友，而且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他们已经跟艾弗里、布朗李和哈里斯合作多年。他们从未跟林登•约翰逊有过什么合作。

在几个奥斯汀的商业领袖和游说者中，约翰逊还算有点地位，他们都是竞选资金的金主啊。这还多亏了他在担任克雷博格秘书期间的悉心培养，对于克雷博格选区之外的“重要人物”也绝不忽视。从这个方面来说，那四年的努力还算没有完全白费。然而，他和这些人的关系倒是很好，却没有好到能发挥特别重大的辅助作用的程度。他们的感激有限，所以贡献也有限。奥斯汀的大商人会把他们真正的支持给予商场同行和老友艾弗里，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为他们争取利润相当丰富的政府合同。不支持艾弗里的商人会支持布朗李或者哈里斯，他们是值得信赖的熟悉面孔。他们不会支持林登•约翰逊。事实上，这些悲观的结论就在当天刊登在区里的大报《奥斯汀政治家》上。《奥斯汀政治家》列出了布坎南的潜在继任者名单，既有希望很大的那几个，也有一些没什么希望的，然而，林登•约翰逊的名字压根儿就没出现。

在所有第十区的政界要人中，林登•约翰逊比较熟稔的只有一个。风驰电掣三百公里回到奥斯汀，他先去的地方不是自己家，而是到了国会大道，停在了利特菲尔德大楼前。他没有上自己办公室所在的六楼，而是上了七楼，阿尔文•维尔茨就在那里办公。他请求维尔茨支持自己。

迄今为止，在约翰逊成年以后的生涯当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的长辈，除了阿尔文•维尔茨，还有塞西尔•埃文斯和山姆•雷伯恩。维尔茨和后两者一样，膝下无子。后来，华盛顿那些敏锐的见证者看到林登这个年轻人和维尔茨这个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个共同点很重要。“林登对他的回答总是‘是的，先生’‘不，先生’，”弗吉尼亚•杜尔说，“就是小辈对长辈的态度……林登和阿尔文与山姆•雷伯恩这种长者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俩都有点对他视如己出的样子。”在奥斯汀，维尔茨的秘书，玛丽•拉瑟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事实上，上司的行为有一次让她相当震惊。一九三五年年初的一天，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瘦高个子年轻人（“能有多高就有多高，能有多瘦就有多瘦”）“长腿迈着快步子”，“冲进”维尔茨那简朴的办公室，而她那个通常不动声色的严肃上司，“也冲出来，一把抓住他，拥抱他。他看到他可高兴坏了……他走之后，我问维尔茨‘参议员’：‘那个年轻人是谁啊？’”她以后就会常常见到他了。约翰逊之前从华盛顿给维尔茨打电话，说自己要做青管局的秘书了，请他帮忙找个办公的地方，维尔茨就帮了忙，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帮他安排妥当。他送维尔茨坐上青管局得州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两人经常见面深谈，互通有无。约翰逊走进维尔茨的接待室时，他会告诉拉瑟小姐：“我的孩子林登来啦。”他一边拥抱他，一边说：“你好啊，林登，我的孩子。”等约翰逊从维尔茨的私人办公室出来，回到自己那儿去的时候，“参议员”会走出来，吸着香烟，告诉拉瑟，约翰逊多么迅速地认识清楚了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我就是喜欢那个年轻人学东西学得这么快。”他说。维尔茨和很多优秀聪慧的年轻人关系相当亲密，然而，从拉瑟小姐的亲眼所见来看，他对林登的态度是很特别的。“他对他抱着很大希望。他觉得他有能力。他爱他。维尔茨‘参议员’有妻子和一个女儿，他当然很爱妻女……但他也希望能有个儿子。他对他（林登）的那种爱，完全就是对儿子的爱。”（维尔茨后来送了林登一张自己的签名照，赠言是：“赠林登•约翰逊，我欣赏、喜爱、视如己出的年轻人。”）

尽管如此，要不是因为那座阿尔文•维尔茨投注了自己梦想的大坝，他对林登•约翰逊的这种父爱可能会以别的形式表现，而不是支持约翰逊竞选国会议员。对维尔茨这种商人政客来说，他在国会的友谊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他绝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激怒议员竞选最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而支持其对手；他会想和获胜者站在一边，不可能在林登这种获胜希望微乎其微的候选人身上下注。

然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变成了这座大坝。这个工程濒临停工，可谓生死关头。如果国会没有迅速通过必要的立法，大坝可能就真的死定了。事实上，那项立法必须在已经开始的这届国会通过，而在布坎南的继任者宣誓就职之后的短短几个星期，国会又要休会了。布坎南那羞涩的、政治上还很不成熟的遗孀是掀不起这个风浪的。而且，维尔茨觉得，布坎南那个竞选经理也难当此大任，C.N.艾弗里挺友好亲切的，但一点也不强势。旁人常用来形容他的词是“随和”，而在维尔茨眼里，他这是脆弱和懒惰。另外，尽管艾弗里在第十区名气很大，“参议员”去华盛顿的好几次都观察到，那些国会议员和官员在国会大厦的走廊上遇见有权有势的布坎南，打招呼都是热情洋溢，但对他的助手只是敷衍地欠一欠身。威利•霍普金斯对“参议员”这方面的心思摸得很清，他说：“他（艾弗里）没有那股子劲儿，而且也不知道怎么能在华盛顿如鱼得水。”

如果是平时，选择得州派去国会的议员，这些缺点一般都不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他可以长久地坐在议员席位上，慢慢去学、去摸索，年资够久，就能弥补冲劲的缺乏。他最终会成为某个委员会的主席，成为老布克一样权大势大的存在。若不是马歇尔浅滩大坝迫在眉睫，维尔茨可能就会支持艾弗里而不是林登•约翰逊了。

然而，有了这座大坝，走寻常路已经帮不了阿尔文•维尔茨和他的客户赫尔曼•布朗了。这个项目等不得谁去慢慢学东西，慢慢掌握权力，一切都需要速度，飞一般的速度。（要是维尔茨和布朗还对眼前的危局有所迟疑，很快就得到了确定：三月六日，布坎南去世两周后，垦务局呈交给预算局一份大坝的预算拨款表，本是例行公事，预算局竟然出人意料地打了回来，写着“不通过”，还指出，马歇尔浅滩大坝不仅从未获得国会的授权，而且还因为土地归属权的问题，其存在的合理性也要打个大问号。）布朗算过，最初的五百万美元拨款，在九月一日就会用完，而布朗&路特公司关于这座大坝的资产负债表上，仍然有一半赤字。预算局的冷脸更是雪上加霜，布朗&路特公司甚至无法保证拿全这五百万美元的头期款。垦务局立刻把一群审计员派到大坝现场，给他们下达了很不寻常的命令：垦务局一般都是在工程结束时才对承包商的各项数字进行审核，而从此时开始，布朗&路特上报的有关马歇尔浅滩大坝的每一项开支，不管多少，一经上报就要立刻进行审计。如此一来，要是预算局突然下令整个工程停工，垦务局付给该公司的，不会比他们已经做的多一个子儿。赫尔曼•布朗就这样面临迫在眉睫的彻底破产，而他和维尔茨的梦想都濒临破碎的边缘。一个随和的“老好小子”是救不了马歇尔浅滩大坝的。而三十九岁的哈里斯这种“小好小子”也不行，他没有华盛顿的经验，只是个州检察官。当然，哈里斯聪明、强势、精力充沛，能很快在华盛顿打通关系，但也快不到拯救大坝。大坝在华盛顿需要的是位“急先锋”，已经深谙华盛顿的人情世故，在这里也有充足的人脉，能够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摧枯拉朽，直捣黄龙。比如说，这个“急先锋”要能够忽略垦务局那些冗长的繁文缛节，直接引起局领导、内政大臣伊克斯个人的兴趣；或者，引起伊克斯特别欣赏喜欢的国会议员莫里•马弗里克的兴趣。大坝在华盛顿需要的“急先锋”要熟识那些重要的议员，他们的权势必须足以倾轧官僚系统中种种之前无法翻越的障碍（比如预算局对大坝合法性的质疑），山姆•雷伯恩就是这样一位议员。大坝在华盛顿需要的“急先锋”要熟识对大坝有管辖权的委员会主席，就是河港委员会的约瑟夫•杰斐逊•曼斯菲尔德；就算不认识曼斯菲尔德本人，也要认识罗伊•米勒，因为前者对后者的意见可谓亦步亦趋，后者还每天中午推着曼斯菲尔德的轮椅在国会走廊里招摇过市。一九三五年往华盛顿跑过好几趟的阿尔文•维尔茨从所见所闻中了解到，林登•约翰逊不仅在“华盛顿吃得开”，在这个罗伊•米勒面前也很吃得开。现在坐在自己办公桌对面这个小伙子，正是他需要的“急先锋”。约翰逊请求他提供支持时，他立刻就点了头。

他还给约翰逊制定了一个策略。一言以蔽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两个星期前，罗斯福刚刚宣布他的“最高法院填塞计划
(1) ”，却突如其来地遭到了代表当地反动利益集团的得克萨斯州议会的公开反对。但二月二十日，哈罗德•伊克斯前往得州议会发表讲话时，言语中捍卫着总统的计划，挤满了人的看台上爆发的是欢呼雀跃，很明显地暗示了得州人民不同意自己代表的意见。整个得州，总统最最坚定的支持者就是第十区，其中的丘陵地带县市在之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人民党的坚强堡垒（人民党的前身农民联盟，当然就诞生在丘陵地带的小镇兰帕瑟斯，离选区北界仅仅三公里左右）。《奥斯汀美国人》不久后在第十区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发现总统该计划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比高达七比一。维尔茨说，约翰逊应该支持总统的计划，而且，应该让这个支持最高法院调整计划的态度，成为自己这个平台上最重要的一块板。他应该支持罗斯福所有的项目。他竞选的基础，就应该是对总统“百分之百”的彻底支持，支持总统之前实行的所有项目，也支持总统未来可能实行的任何项目。

这个策略的背后，是完完全全的实用主义。维尔茨根本不赞成这个法院计划，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一直跟亲密的朋友说自己是个“原教旨律师”，因此不会支持任何对法院结构组织的调整改变。私底下，他的言辞还要更激烈些。他不仅对该计划态度如此，对整个新政也是一样，而他的态度就是那些痛恨罗斯福的反动商人的态度，这些人不仅是他的客户，还是他的密友。然而，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支持罗斯福的策略，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约翰逊的胜算。这能弥补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在选民中没有知名度。因为这策略能马上给他一个广受欢迎的身份——“罗斯福的人”。他立刻就能踩踏好几个反罗斯福的潜力候选人：比如州参议员布朗李，他就投票赞成州议会反对最高法院填塞计划。而且还可能让约翰逊获得两个激情满怀支持新政实践新政的人：州长奥尔雷德和《奥斯汀美国人》以及《奥斯汀政治家》的出版人查尔斯•马什。

维尔茨说，大多数候选人都是支持罗斯福的。因此，约翰逊必须比他们都要更支持罗斯福。要是他能让自己从其他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罗斯福的“急先锋”，就能赢得选民们的支持，因为他们都十分急切地想表达对总统的支持，特别是对他这个最高法院填塞计划的支持。二月二十三日那个命运攸关的日子，约翰逊冲进维尔茨办公室时，当时在事务所做事的L.E.琼斯正在听打“参议员”的信件。他见证了两人谈话的整个过程，并且说直到今天还记忆犹新。那天晚上维尔茨又在约翰逊家里重申了他的观点，还有些别的人在场。他们回忆，维尔茨说，约翰逊要想胜选，唯一的机会就是“制造个话题”，这个话题应该是法院填塞计划。琼斯说：“他们讨论认为，法院填塞计划可能是个很糟糕、很草率的计划，但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是胜利之道。维尔茨说：‘听着，林登，这当然都是些胡说八道，这个计划，但是如果你倒向这个计划，罗斯福的朋友们就会支持你。’”

当然，琼斯很清楚，约翰逊自己也对新政不那么感冒。他从没听过约翰逊发表关于法院填塞计划的私人意见，但是，他说：“他压根儿就是一点没变啊。”接受这策略的人和提出这策略的人，就是心往一处想的。

维尔茨的支持自然也包括资金。他是汉布尔和木兰的法务代理，利用一下游说资金不是什么难事。当然，约翰逊要等到布坎南的葬礼之后再宣布参选；不过就在两人达成联盟的当天，维尔茨就给两个石油业巨擘总部打了电话，为约翰逊拿下了第一笔游说资金。

维尔茨还被委托从另一个金主那里争取资金。有人问“小瓢虫”•约翰逊，她是不是立刻就知道了丈夫要竞选布坎南这个位子，她回答：“我们肯定是不知道要去竞选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能赢。林登来自十个县中最小的一个。他很年轻，资金也是个问题。”

维尔茨则以自己潜移默化的方式，唤起她的热情。“他和我聊了聊，我问林登有没有胜算，他就把我们不会赢的理由全部列出来了。同时，他也清楚说明了我们可能再也没有其他机会，说了原因。他说：‘这是一个摆在眼前的真正机会。要是不告诉你胜算不大，就是我的失职，但还是有胜算的。’所以我就给我爸爸打了电话……”

这个电话的重要性，倒不是说能筹到多少钱，反正最终维尔茨能筹到比这多得多的资金。这个电话的重要性，是在于筹的钱能迅速入账。就算是阿尔文•维尔茨去筹措资金，也是需要时间的，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等不起。他急需至少一万美元的本钱，把竞选活动开展起来。“小瓢虫”打电话给“泰勒长官”，他问：“你需要多少？”她回答：“我们需要一万美元。”

他说：“你确定五千不够吗？”我说：“不够，我们要一万。”他说：“好，我帮你去弄。”我说：“明天早上能到吗？”他说：“不行，到不了。”我的心一沉。他说：“明天是礼拜天。”我们忙得晕头转向，都已经忘了是星期几。“但是周一早上九点我一定给你到位。”

这么一来，竞选活动就能起步了，约翰逊自己提供的，是他苦心经营创造的资源：正在青管局工作的那个组织，可谓一切人员全部各就各位。约翰逊在辞职参加竞选的时候任命凯拉姆为青管局得州分部常务理事，此时后者就通知分部高层的员工，他们可以为约翰逊的竞选服务。真正是约翰逊摇旗呐喊，下属们趋之若鹜。

比尔•迪森是第一个追随者，从多年前的圣马科斯时期开始就在追随他了。听说布坎南去世的消息时，他人在圣安东尼奥。“我根本不用问别人到底会有什么事，”他说，“他去世的消息传出来几个小时以后，林登给我打了电话……他没有说要参加竞选，没有提到布坎南的死，只是说：‘你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他说：‘你最好赶过来。’于是我就上车去了奥斯汀。”

这辆车是迪森最珍贵的资产：闪光锃亮、一尘不染的全新雪佛兰。他经常维护，擦得无比光亮。最让他骄傲的是，买这辆车他没有欠一分钱，是自己辛辛苦苦存了两年的钱，用自己的积蓄来买的。听说林登•约翰逊要竞选的消息时，他想到应该用得着那种车顶上有大喇叭的竞选车，就把自己的车捐给了竞选团队，允许别人在车顶上钻洞，好安装螺栓，固定大喇叭。捐出这辆车之前，他先开着去了家乡斯托克代尔，找到银行的熟人，借了五百美元。把车给约翰逊的时候，他把这五百美元也一并给了。

开车赶来的人，还有些比圣安东尼奥更远。吉恩•拉蒂默正在华盛顿联邦房屋管理局的办公桌前努力工作，突然听说“老大”可能要参选。“我给他打了个长途电话，问他需不需要帮忙。他说希望我能在。”不到两天，他就在了。他挂了电话，请了个假（他解释说，上司也是“约翰逊先生的崇拜者”），跑出去上了车，开始驱车两千五百多公里往奥斯汀赶。除了加油以外，他一路都没有停车，等终于到了，“我累惨了，什么也做不了，晕了过去”。

和“老大”一样，这群手下也不熟悉这个选区。这个组织不及艾弗里的团队，不及米勒市长的团队，也赶不上布朗李或者哈里斯的。他们在这里没有人脉，没有朋友。但他们怀着年轻人火热的激情，还有对领导的坚定信念。这信念部分是出于经验。“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觉得他是有胜算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会比任何人都要努力。”拉蒂默说。部分是出于盲目的信心。迪森说他“从未怀疑过”约翰逊能赢得任何他参加的比赛。“我们就是觉得，只要他参加了就能赢。”

策略、资金、团队，这些都有了，现在这位不知名的候选人可能有了一点机会，能赢其他对手了。但有一个是例外。面对这个对手，什么都给不了他机会。没有什么能改变大家投给老布克遗孀的同情票。维尔茨很坦白地告诉约翰逊，布坎南夫人只要决定参选就能赢。约翰逊也清楚他说得对。

而且她参选的苗头越来越明显了。布坎南的葬礼在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举行。周六，选区最有名望的政客们又回到布雷纳姆那栋挂着黑色挽幛的房子，对六十二岁的布坎南夫人表达了他们一致的支持。其中就有艾弗里，他说要是她参选，他就不参选了，还主动请命担纲她的竞选经理，就像过去他为她的丈夫服务那样。艾弗里得到了其他潜力候选人的回应，根据《奥斯汀美国人》的报道，所有人都说，要是她参选，“他们就不参加了”。这篇文章中，约翰逊的名字出现在潜在候选人名单中，而《奥斯汀美国人》报道说，他参选，也是要在“布坎南夫人不参选”的情况下。

周六整整一天，约翰逊在他欢乐谷街的家里焦急地等待着。而大家对于布坎南遗孀将要参选的猜测越来越多。周日深夜，约翰逊一个一直等在《奥斯汀美国人》印刷厂的朋友，拿着一份抢先拿到的周日报纸，跑进他家，报上有篇文章说似乎确认了这个猜测。导语只是说艾弗里在和布坎南夫人儿子的会面中现身，承诺说周一会就她是否参选发表一个声明。但文章后面，几乎要到结尾的地方，有段话暗示了声明的内容：“布坎南夫人的亲朋好友说，布坎南夫人一直密切关注着影响第十区的所有议会事宜……他们说她十分熟悉国会中有关本区利益的事务，完全能够继续布坎南议员未完成的事业。”

林登•约翰逊的朋友们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林登读到这一段，脸色变得惨白。“你可以看到他脸上的血色渐渐消失，”其中一个说，“白得像张纸。”约翰逊和维尔茨进入他的卧室，关上门秘密协商。可是这个问题，维尔茨都帮不了他。

所以林登•约翰逊就去找了个能帮他的人，是他所知的最聪明睿智的政客。那天晚上，得州中部突遭霜降，周日一早约翰逊醒来，奥斯汀的气温降到了零下二摄氏度左右，丘陵地带还要低得多。路上结满了冰，但他还是上了车，开了八十公里去约翰逊城，这一次是一个人，没与任何人同行。他停在一座小小的白房子前，墙上有维多利亚式蕾丝花枝纹样装饰。他走进简陋的前廊，请父亲发表意见。

山姆•约翰逊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回答。林登的弟弟回忆：“林登说他想静观其变，看看她（布坎南夫人）要做什么。爸爸就说：‘我的天啊，林登，你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政治啊。’林登说：‘什么意思？’爸爸说：‘她已经是个老太太了，老得争不动了。要是她知道自己要去跟别人争，就不会参选了。你现在就宣布参选，抢在她前面。你宣布了，她就不会参选了。’”

布坎南夫人是安排在周一下午宣布是否参选的。周日下午，林登•约翰逊开车回到奥斯汀，马不停蹄地召集了记者，告诉他们，不管布坎南夫人是否参选，他都要参选，坚持到底。报纸上刊登了约翰逊的决定，随后布坎南夫人的儿子致电记者们。“我母亲刚刚做了不参选的决定。”他说。

林登•约翰逊开车离开家回奥斯汀之后，山姆•约翰逊步行到《约翰逊城纪事》的出版商雷弗迪•格利登家中。格利登正和家人享用周日丰盛的早餐，突然就听到山姆在家门口吼道：“格利登，我想跟你说句话！”（“就是山姆先生那熟悉的洪亮的声音，”斯特拉•格利登说，“哦，我真是很久很久没听到那个声音了。”）进了门，他说：“格利登，你知道我那蠢儿子想干什么吗？他想跟十个老油条政客竞争国会议员的位子。”接着他说：“林登就觉得他能称霸天下，一个毛头小子怎么跟十个男人竞争啊？”山姆滔滔不绝地说了好一会儿，全是林登参选的不利条件，直到斯特拉（林登说过，斯特拉的炸鸡是他“在这个大世界里最爱最爱的东西”）和她丈夫都忍不住出来为林登辩护，说他虽然年轻，却在华盛顿有很丰富的经验。山姆这是在故意引导他们（斯特拉说：“我后面静下来想了想，才意识到他到底在做什么。”），让他们自己来说，为什么应该支持这个蠢儿子。他们自己说服自己的效果，要比他去说服他们好多了。他的策略成功了，证据就是下一期《约翰逊城纪事》上格利登写的社论，有一个很醒目的大标题：约翰逊参选国会议员。

我们不想仅仅因为约翰逊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布兰科人就颂扬他。过去的十年八年，家乡人很少见到约翰逊先生；他少在家乡露面，是因为在国会担任秘书和青管局的理事，事务非常繁忙。他还是个年轻人，就有了这么令人敬佩的履历……他做的都是好事，政治生涯的起步可谓“两袖清风”。没人听说过林登•约翰逊做什么偷偷摸摸不光彩的事。

山姆还在儿子发表第一次竞选演说之前就介绍了他，就在约翰逊家的前廊上。尽管这位“土生土长的布兰科人”少年时代的性格与家庭背景都给人留下了不怎么愉快的回忆，布兰科还是倾向于支持他的。在得州乡村地区各县，那些关于边疆掳掠、危险重重的记忆仍然鲜明，邻里互助是大家十分看重的美德。因此一个县不支持“自家人”是非常少见的。布兰科县极度的贫穷与偏僻更强化了这种倾向。因为这些居民不仅家里穷，心里也穷，那种贫穷、孤立和完全与世隔绝的感觉可不好受。要是布兰科走出的少年能够在外面的世界成功，这意义对他们非同凡响，他们有了自尊自爱的理由。当时，约翰逊是唯一一个他们觉得在外面的世界混得不错的当地年轻人，只有他可以证明“我们这个穷乡僻壤”“佩德纳莱斯河边”走出的人也能在外面的世界如鱼得水。他们觉得“小国会”听起来就很了不起；林登被选为“小国会”的议长，约翰逊城终于有了值得骄傲的人、值得自豪的事。林登的堂姐阿娃•约翰逊•考克斯，曾经特别反感约翰逊城对表弟的轻视，她回忆说，当时《纪事》刊登了林登当选议长的消息：“哇，简直是炸了锅了。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全城。理发店里人人都在说：‘哇呀呀，那老小子混得不赖啊！’”他被任命为青管局理事的时候，“他们真是为他骄傲。人人都在说：‘他是我们这儿的孩子。我就知道他能行。我就知道他是干大事的人！’”从某些人的角度来说，加深这种骄傲的可能还有感激。毕竟，厄尼斯特•摩根不是丘陵地带唯一一个受益于青管局的工作才得以继续学业的青年。布兰科有好些人家都打心眼儿里感激那个帮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的人。当然，林登•约翰逊十年来都没怎么待在约翰逊城，年少时那些不愉快的回忆都模糊了。那天，站在约翰逊家门前的人群，迫不及待地要支持这个内心已经长大的年轻人。

山姆把这种意愿变成了更深层次的东西。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山姆•约翰逊，身上已经难寻过去的影子。约翰逊家最后的那点“趾高气扬”已经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心脏病发作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那么炯炯有神的一双眼睛已经黯淡无光，还多年保持着一种忧伤的神色。他躬身驼背、面色灰败。约翰逊城的商人集体拒绝他赊账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他欠的债早就不是大家的谈资，没人会再讨厌一个拖着病体、落后于时代的老人。甚至还有些人略略有些尊重山姆和丽贝卡到圣马科斯生活四年，让四个小一些的孩子能读完大学的决定。他站在大家面前，请求他们为自己的儿子投票时，人群中一些观众甚至可能忘了他欠的债，而想起大家欠他的债，这位老人曾经为他们拿到过补贴，给他们借过钱，还为他们争取到了一条高速公路。听着这个曾经那么擅长演说的人再次开口，他们可能还想起了山姆•伊利•约翰逊曾经为之坚持奋斗的理想，因为他提到了罗斯福总统和山姆•雷伯恩，提到有他们这样的人在华盛顿，农民们终于有了盟友，能够为长久以来的信念抗争。他还说，自己的儿子会帮助他们抗争，因为这孩子也有着同样的信念。

在罗斯福有着压倒性的七比一支持率的丘陵地带，在诞生了得克萨斯联盟并成为其坚实堡垒的丘陵地带，山姆的话可谓句句到位、字字中的。罗斯福正在为之奋斗的，正是丘陵地带数十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毕竟，差不多半个世纪前，挥舞着得克萨斯联盟蓝色旗帜的马车队，就是从丘陵地带挺进奥斯汀的。

山姆•约翰逊已经多年没发表演说了，但他为儿子发表的这番演说，可谓今生最佳。林登•约翰逊后来说，发表这番演说的时候，“我父亲又变成了以前那个年轻人”。

“他看着台下每一张如此熟悉的脸，又看了看我，我看到他眼中满含泪水，对人群说他多么为我骄傲。要是他的儿子能够在美国首都，与罗斯福、雷伯恩和那些民主党的好党员共事，他对祖国是多么充满希望。那天，他的声音和他的表情中有什么东西，完全调动了人群的情绪。等他终于讲完坐下，他们热烈鼓掌，一直鼓了差不多十分钟。我看着母亲，她也在鼓掌微笑。那是值得约翰逊一家骄傲的时刻。”

* * * * * *

如果说山姆•约翰逊卓越的演讲才能鼓动了整个布兰科县支持自己的儿子，那么他在政治上的运筹帷幄就更进一步地调动了这种情绪。林登•约翰逊的第一场大型竞选集会安排在三月五日星期五，地点是圣马科斯老主楼的礼堂。山姆组织了一个布兰科亲友团去参加机会。

那个周五刚过午，约翰逊城法院门前的广场上，开始聚集了各家的车，福特A型和T型比较多，偶尔来一辆哈德逊或帕卡德。来了好多人，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小城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开始排列起密集的车流。很多车都是满载的，有的农民把全家人都带去了，有的是两家拼车，等着上路的时候，大家还下车跟朋友们打招呼。

山姆召集了些男孩子，把每辆车都贴上了印有林登照片的大幅海报，有的贴在车窗上，有的贴在车前的散热罩上。傍晚将近，山姆和丽贝卡上了自家那辆破烂的A型老爷车，领着亲友团出了城，沿着六十六号公路，驱车将近二十六公里，穿越圣马科斯的群山。那天晚上，圣马科斯的学生和镇上众人纷纷往主楼走，突然听到附近的山丘上传来汽车喇叭的轰鸣。林登•约翰逊从丘陵地带“天降”，身后跟着一列长长的旧车队，这是五十年来走出丘陵地带最长的车队、最大的人群了。

然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约翰逊的竞选之路，再也没能像这次集会这么炫目飞扬了。

又有七名候选人宣布参选，州长奥尔雷德把选举日期定在了四月十日
(2) 。（州长裁定，这不是党内初选，不会因为没有参选者得到多数投票，就在得票最高数的两者之间再进行一次选举。而是一次“特殊选举”，用得克萨斯的话说，就是采取“突然死亡制”，只要得票最高者，不管是不是多数票，就立即当选为议员。）参选者中有一位是屡败屡战的陪跑人，没人在意；还有一个来自偏远小镇唐森戴特，也只有唐森戴特的人才会投他的票。但其他的就不容小觑了。比如说一位年轻英俊的奥斯汀律师，波尔克•谢尔顿，是很理想化的保守主义者（他和维尔茨一样，自认“原教旨律师”），他决定参选，是因为想去华盛顿反对最高法院填塞计划。不过，他之前也是圣马科斯的明星运动员，在整个选区知名度很高，也很受欢迎。还有四个政坛老将。首先是山姆•斯通，常年稳坐威廉森县大法官的位置，全县四万五千名居民都会坚定地支持他；另外三个政客的民众基础比这位还要广：选区的州参议员，霍顿•布朗李；莫尔顿•哈里斯，强势好斗的州检察长助理，在第十区工作活动多年，等的就是眼前这样的机会；当然还有C.N.艾弗里，他已然是大多数民众的心头好，在整个选区有着非常广泛和坚实的人脉基础。艾弗里还充分利用情感因素胜了一筹。他在参选声明中说，自己参选，只是因为老布克会希望他参选：“已故的布坎南先生……告诉过我，（他去世后）想让我竞选他的位置。他告诉我，我是整个选区唯一有资格继续他事业的人……现在，我感觉继续他的事业是自己必然的使命。这是我对好朋友应尽的义务。”不仅如此，竞选活动的第一周，没有参选的米勒市长宣布，他，以及整个奥斯汀政府机构，都会全力支持艾弗里。性格坚强、讲求实际的奎尔回忆：“米勒公开宣布支持艾弗里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觉得，比赛结束了。奥斯汀就是最大票仓啊，大家都知道。这是第十区最大的城市。而米勒这样权大势大的人物，跟他作对日子可不好过。似乎根本没有多少继续努力的价值了。”政治观察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艾弗里会赢。就算有几个觉得他会受到挑战的，也都觉得挑战会来自斯通、布朗李或者哈里斯。林登•约翰逊是第十区最小县城的“家里人”，在全部的候选人中实在是个无名小卒，他的参选没人在意。

另外，约翰逊在这个选区的居住时间有限，也成了他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有人说他是“投机钻营的外来政客”，这评价听着格外刺耳。他家乡报纸上那句“过去的十年八年，家乡人很少见到约翰逊先生”被对手们断章取义地拿出来大肆宣扬。他们还注意到一点，就像艾弗里所说，“他从来没在第十区投过票”。而他的年龄比预想的还要不招人待见。本来他想要通过混淆记者与选民的视听，把年龄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宣布他参选的新闻通稿如是说，“他很快将年满而立”。因此，大家就会认为他“快三十了”。在很多提到具体年龄的文章中，他是二十九岁；根据种种资料可以肯定的是，整个竞选活动中，他的准确年龄二十八岁，从未出现在任何出版物上。然而，不管大家认为他多大，对手还是拿此事大做文章，“这个约翰逊是在太太太年轻了，”斯通的竞选经理对乔治敦一位居民说，“别叫他脱了童装就穿上一身官服啊。”约翰逊之前可能还抱着一点幻想，觉得这样的攻击没什么杀伤力，然而他和艾弗里在奥斯汀贸易委员会第一次同台，这幻想就被击得粉碎。艾弗里说：“我相信，每个男孩子，只要年满七岁，都会产生强烈的渴望，想做警察、做消防员……但我们把这样的任务交托给他们之前，也要求他们积累大量的经验。我们就是没法想象一个小毛孩子手拿气枪追赶强盗。”约翰逊就坐在台上听着，而这俏皮话让下面的观众哈哈大笑起来。

但约翰逊有的是人手，也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人手。他把他们分成小队，派往各个小镇，并且告诉他们在不同的小镇该怎么说。“我们去到一个小城镇，”厄尼斯特•摩根回忆，“手里有要见的人的名单。我们还会在各处钉上海报。他希望自己的海报到处都是。到了地方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当地报社。他总跟我们说：‘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在报纸上登我的照片。我想让全城所有人就算擦屁股，也要用有我照片的纸擦屁股。’”奥尔雷德州长是三月五日才宣布要进行特殊选举的，约翰逊却早在三月一号就宣布自己要参选了。就在第二天，塞满约翰逊那些年轻手下（曾经的圣马科斯“白星”成员）的车就纷纷出发，在整个选区风驰电掣。A.J.哈兹克，约翰逊大学时选中的第二个班长候选人，在通往雷德波特的荒凉道路上发现一辆眼熟的车向自己飞驰而来：那是比尔•迪森的车，他是约翰逊大学时选中的第一个班长候选人。擦肩而过，两人只招了招手，并没有停下；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时不我待。

约翰逊制定了策略，也知道如何运用策略。他告诉“白星”们，一定要集中于一个简单的重点。其中一个回忆：“我们问应该怎么跟人们说。他告诉我们，竞选活动可以有很多口号，但重要的只有一条：‘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全心全意支持罗斯福。’”这是约翰逊海报上的全部内容，而在约翰逊宣布参选的第二天，这些海报就遍地开花，贴满了整个选区的树和电线杆，尽管贴得不规律不整齐，却十分显眼：投票支持约翰逊，就是投票支持罗斯福项目。这也是他名片上的唯一主题，是在同一天赶工印刷出来的，成千上万张地散发出去。名片上说，投票给约翰逊，就是“支持罗斯福，支持进步”。从竞选总部雪片般邮寄出去的信件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个信息：“亲爱的卡森先生：O.E.克雷恩先生建议我给你寄送关于我竞选国会议员的介绍。我全心全意地支持总统和他的项目。我请求赞成罗斯福项目的人们都支持我。您真诚的，林登•约翰逊。”

在最初的声明中，约翰逊不仅阐明了这个主题，还进行了特别强调，在这么一个对罗斯福给予帮助感恩戴德的选区，这样的言辞显然十分具有吸引力。他说，由于竞选的时机，投约翰逊一票，不仅能够表达广大人民对罗斯福的支持，还能帮助总统先生，在他急需帮助的时候雪中送炭，与他并肩进行此时正难分难解的斗争。“这个竞选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总统是否应该坚持他调整司法系统的项目，”他说，“由于布坎南议员不幸意外逝世，第十区的选民们赢得第一个在这重要议题上发声的机会……请你们发出一致的声音，因为全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都是毫无疑问的。”他说，发声的途径，就是投他一票。“我一直是罗斯福总统的支持者，也全心全意地赞成他现在的计划。”

这么一强调，有两个对手就立刻处于劣势了。波尔克•谢尔顿是不可能在原则上做出妥协的。“在这片区域，罗斯福就是圣人耶稣，”他的兄弟埃米特说，“但波尔克就是波尔克，没人能强迫他说出自己都不信的话。”记者问他，对最高法院的这场争议有什么看法，年轻的律师回答（大家认为他的声明是对维尔茨见风使舵改变立场的蔑视）：“我反对法院组织结构的调整。在这场选举开始之前我就反对。我可不是个伪君子。”布朗李参议员想要妥协，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因为他为法院填塞计划投了反对票，这是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事实。

另外，事态正遂了维尔茨与约翰逊所愿，他们的策略正好跟马什旗下两份日报（《奥斯汀美国人》和《奥斯汀政治家》）的观点配合起来。而詹姆斯•V.奥尔雷德州长个人是很喜欢约翰逊的，对他担任青管局理事期间的工作和他对华盛顿的了解也十分赞赏。“他觉得，（在所有候选人当中）只有约翰逊能让得克萨斯在华盛顿得到最多应得的东西。”最能摸清奥尔雷德心思的州务卿艾德•克拉克说。尽管如此，州长一开始本想在这场议员竞选中保持中立的，部分是因为他觉得约翰逊毫无胜算，他可不想惹下一任议员。但奥尔雷德是个真正的自由派，是得克萨斯二十世纪选举出的唯一的自由派州长，也是在罗斯福获得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才得以入主得州。他也将罗斯福视为偶像。克拉克说，约翰逊“是这么真诚热血地支持者罗斯福，吉米
(3) 无法置身事外”。他没有做任何公开声明，事实上还反复表达自己的中立态度。但私下里，他允许克拉克去为约翰逊工作，因为州务卿决定“押此人一票”。而且还慷慨地把自己的竞选经理，经验丰富的得州政治操盘手克劳德•维尔德派去供约翰逊差遣。在一个场合，奥尔雷德没控制住，做出了个半公开的举动：约翰逊到访州长办公室，离开的时候，州长冲动地从帽架上摘下自己的白色斯特森毡帽，送给了这位年轻人。而年轻人在之后的每次集会上，都会戴这顶帽子，当然也会让在场众人知道是谁送的。

约翰逊也有钱。而且，如果说在一片陌生的地方开展竞选活动，他不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笔钱（但他很有可能是知道的，他可是政坛的“神奇小子”啊），阿尔文•维尔茨也知道。约翰逊在选民中没有知名度吗？钱能让他成名，迅速成名。一般来说，选手必须等着筹到给印刷厂的钱，才能印刷海报和名片，而维尔茨和“泰勒长官”迅速给约翰逊提供的资金，让他在开始竞选那天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些印刷品。大多数选民唯一的政治新闻来源就是那二十五份小小的周报。在这人口稀疏的地区，这些报社也都在艰难挣扎求生。很多居民贫穷不堪，区区一点五美元的年订阅费都交不起，不得已只能用鸡或木柴来抵。从这些周报的内容质量和职业道德来看，出版人中鲜有专业记者。他们不仅缺钱，也缺内容，所以愿意一字不差地为候选人登广告，还可以原稿照发候选人的手下准备的文章。只要给钱就行。付给一家报社的钱很少，本来嘛，商人在这些报纸上登一条广告也就给五十美分或者一美元。然而要同时付钱给大概二十家报社（有的出版人拒绝见钱眼开），还得每周不断。约翰逊就能保证资金不断。到达各个报社的信封里，装着他的参选声明，是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写出来的；另外，虽然没有广告，信封里还是放了十美元的支票。雷•李在附言中写道：“随信附上十美元支票，请记在我们的账上。之后我们希望能用一些版面刊登广告，还有约翰逊先生宣布参选国会议员的声明。希望你们能够在本周刊登这篇声明。”很多报纸都以约翰逊希望的方式刊登了这篇声明，四天后，李又寄去了一封信：“我们感谢你们的热心与慷慨，将和你们保持联系。”

很快就再次联系了，并且如承诺那般保持着。约翰逊亲自给一位编辑写过信：“信中是本周你们报纸要刊登的广告，再附上可记在我们账上的十美元支票，还有一篇关于我演讲的新闻稿。我希望这三样东西都能得到妥善处理。我们计划在竞选期间每周在你们报纸上刊登一条广告，也希望你们一直将我们的立场广而告之。”有的支票数额越来越可观，出版人们如果继续要求更大的数额，也不会失望。李写的附言中，很典型的一句是：“如果这些钱不够，请立刻给我们寄来账单。”这些钱花得值，帮了约翰逊竞选很大的忙。一位助选人员说：“我找了《马布尔福尔斯通讯报》，发现我们还欠他们五美元……他说他不会在（约翰逊下属写的新闻稿）结尾加上‘付费广告’的字样，这样就更有分量。”整个竞选活动从头至尾，约翰逊不仅在广告费用上远超对手，也在颂扬他的“新闻报道”数量上遥遥领先，当然都是他的下属们写的。

跟选区的政治领袖们打交道，钱也是一大助力。首先，钱为他买来了克劳德•维尔德。政治领袖们都熟悉这个精明的老政客，不仅熟悉，还喜欢，而且与他共事多年。州长建议他做林登•约翰逊的竞选经理时，维尔德的第一反应是：“谁他妈的是林登•约翰逊啊？”试探了各位政坛领袖的意见后，他深信，约翰逊没有任何胜算，而且他的竞选应该基本就是个笑话，和这人扯上关系，会很丢脸很尴尬。所以一开始，他拒绝了奥尔雷德的建议，不愿意出手帮这个年轻人。挨不住州长的一再坚持，他勉强跟约翰逊和维尔茨坐下来谈。面对“竞选经理”这样的头衔，他毫不动心，而是提出提前付给他五千美元他就干。“小瓢虫”对此并不知情，但她父亲的一半拨款就这么给出去了。

维尔德加入竞选团队，当然不能让领袖们就这么支持约翰逊，但能让他们允许举行“烧烤”集会（政治集会，高潮是各种精彩的演讲），甚至还会亲自到场参加。这是得州政治生活的一大内容。林登•约翰逊举行的烧烤集会，是这个贫穷的选区前所未见的。艾德•克拉克说：“能吃到各种各样的烧烤，还能打包回家；各种啤酒也是尽情喝个够。”换句话说，每次烧烤集会上都会准备足够数百人吃喝的牛肉与啤酒。“那之前，”他说，“这边的烧烤集会从没有过这样的阵仗。我就告诉你，他（约翰逊）这样的集会我们是喜闻乐见的。我们坐下来算算这么一场要花多少钱，反正咱自己是永远花不起这个钱的。”

烧烤集会上，吃肉喝酒狂欢，演讲热血沸腾，这是在得州乡村政治生活中高调烧钱的方式；当然也有静悄悄低调花钱的时候：要收买各个“警区”，可以给警长或者县委委员一笔钱。第十区有几个这样的“警区”，约翰逊也有收买的钱。第十区还有大量的黑人选民
(4) ，有的住在布兰科县几个小的黑人聚居区；有的住在李县，那里有几千个黑人佃农；还有的住在奥斯汀的贫民窟。至少在奥斯汀和李县，黑人社区投票是唯领袖们马首是瞻的。领袖们是可以收买的，而且还很便宜。约翰逊有收买他们的钱。还有三四个乡村社区聚居着数千名捷克移民，他们的投票也是可以收买的，当然价格要高很多。但约翰逊的钱也是足够的。

过去和现在，都没人知道，林登•约翰逊第一次竞选到底花了多少钱。约翰逊夫人带着可以理解的骄傲说，她的钱就是丈夫事业起步所需的全部财产。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一万美元汇款单，是她最珍惜的财产之一。“我一直把那汇款单放在钱包里，直到变得破破烂烂，”她说，“真的是等到碎成了渣才扔掉的。”她还说，阿尔文•维尔茨是筹了些钱，但“很可能”那一万美元“就足够第一场选举的全部开支”。约翰逊夫人对此深信不疑，但事实并非如此。波尔克和他的竞选经理埃米特这谢尔顿家的两兄弟，光是为了在花费上不输约翰逊，就搞得自己破了产。埃米特绘声绘色地回忆起选举活动一开始时，跟这个朋友筹一千，跟那个朋友筹一千五，“本来觉得已经是巨款了”，结果发现一个响儿都听不到。“要是早知道竞选得花多少钱，我们根本不会掺和进来，”谢尔顿说，“因为我们没那么多钱。到竞选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借的都借了。给自己挖了个（钱的）大坑，后来用了好多年才填满。”他们的总花费是四万美元，而各位见证者众口一词，说艾弗里和布朗李的花费都要远超这个数字。

约翰逊的花费令任何一个对手都相形见绌。艾德•克拉克代表约翰逊初展才华，而他是个外表朴素的政治天才，后来可以称得上是得州最出色的竞选活动筹款人。这位深受州长信任的顾问给州政府的人打电话：“要是我跟谁说‘州长希望你支持他的朋友林登•约翰逊’，对方就知道我是有授权的。”他们的贡献很小，二十美元，十美元，甚至更少，克拉克说，但给钱的人数很多。奥斯汀的商人还给了约翰逊更多的钱，比如美军基地马布里营的供应商们，用克拉克的话说，他们“觉得结交国会议员对自己有好处”。这些贡献就不小了，克拉克说“从一百美元到五百美元不等”。这样的赞助人数量也不少。他的资金来源还有那些一直在政治上出手十分阔绰的人，不仅有阿尔文•维尔茨，还有罗伊•米勒，以及维尔茨和米勒一声令下就掏钱的游说者。克拉克说，虽然打了一些形式上的竞选花费报告（约翰逊的报告中说，捐款数是两千两百四十七点七四美元），却完全不值得参考。只有林登•约翰逊，阿尔文•维尔茨和艾德•克拉克这三个人略微清楚总共花费。约翰逊和维尔茨已经过世。克拉克说他并不知道准确的数额。“那时候没打多少报告，”他说，“没人知道到底花了多少钱。”但他估计林登•约翰逊第一场竞选花费是在七万五千美元到十万美元之间，是到那时为止得州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场国会竞选。

最重要的是，约翰逊有他保持了几乎一辈子的性情与特质。

年少时的遭遇与苦恼，在丘陵地带作为山姆与丽贝卡•约翰逊的孩子成长起来的不安全感与羞愧，让他在整个成年生涯中迫不及待地抓住每个不管多么微茫的机会去摆脱过去。不管在华盛顿，还是之前在休斯敦与科图拉，他都竭尽全力地工作，满怀狂热地驱动自己，让年轻的意志坚定而不可转移，不断鞭策自己奋勇向前。记者和传记作者们通常将之称为“精力无限”，但其实是绝望与恐惧的极端表现。他做了一切可能的尝试，真的是一切，去成功，去赢得尊重，去成为“大人物”。“他的态度就是，如果你把所有的小细节都做好了，就一定会赢的。”

在华盛顿，在休斯敦，在科图拉，所有的经历都更强化了这种态度。每份工作他都“做好了所有小细节”，并且鞭策自己不断努力，“无所谓时钟嘀嗒，不辨时日变迁，不分黑夜白天”；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无论清晨日暮，他都在工作。于是他“赢了”，抓住了每一个微茫的机会。

现在，大机会来了，真正的机会，也很有可能是唯一的机会。

而林登•约翰逊之前的努力，比起他现在的努力，可谓不值一提。

他觉得，自己拿不下城里人。全选区二十六万四千居民中，奥斯汀就占了八万八千名，所有人都很服米勒市长，而米勒支持的是艾弗里，所以他必须走农村路线。

但广大乡村地区有两万多平方公顷。得州第十区是美国人口密度最小的区域之一；奥斯汀之外的十七万六千居民散落在十个硕大的得州郡县中，面积超过特拉华，超过康涅狄格，超过两个州的总和。当然，奥斯汀就位于爱德华兹高原的最边缘，决定命运的西经九十八度线附近。奥斯汀以西将近八千平方公里的地区，就是空旷广阔的丘陵地带。一九三七年，你在这里驱车数英里，仍有可能见不到任何人类居住的痕迹。比如，从奥斯汀经过约翰逊城来到选区边境的一百公里路程，一直都是全美国人迹罕至的最孤独寂寞的路线之一。从奥斯汀往东，驱车一百七十八公里，来到选区东端的一路上都是草原，这里的黑土地倒是比丘陵地带的石灰岩要肥沃，但人口几乎是一样稀疏。

从政治的角度，也就是林登•约翰逊重视的角度来讲，人口稀疏倒不可怕，令人望而生畏的是人口分布的模式。除了奥斯汀之外，这片区域没有一个大的社区，只有六个小镇（布雷纳姆、圣马科斯、洛克哈特、卢灵、泰勒和乔治敦）的人口在三千以上。选区的很多乡民都居住在特别小的城镇，什么地图上都找不到。选区的大多数乡民甚至不住在任何城镇，也不临近任何城镇。这些选民大多从未听过林登•约翰逊的名字，而林登•约翰逊要说服他们为自己投上一票；而他们还都散落在各自偏僻的农场与牧场上，这么大片的土地，又分布得如此稀疏，候选人要从一个选民找到另一个选民，之间可能要开好多公里的路。这些路还不好走。第十区有两条主要高速公路：东西向的美国第二百九十号高速公路，南北向的美国第八十一号高速公路。选区的其他道路大多都是土路，比如，约翰逊城和伯内特县北端之间的“得州六十六号高速公路”，直到一九三七年，很多路段都是土路。而选区的大多数选民都没有住在二百九十号或八十一号公路附近，甚至也不住在六十六号附近。他们的家，那些有选民的农场和牧场，那些能够让他充分抓住这次大机遇的地方，分布在千万条偏僻的、漫长的、崎岖的、凹凸不平的小路上，有的甚至称不上路，只能说是小径或者牛道。

另外，只有走这些路，才能找到选民们。报纸对他们的影响很有限。他们中几乎很少有人每周能看上一份报纸的；选区的日报，比如《奥斯汀美国人》和《奥斯汀政治家》（总共发行量三万份），还有《圣安东尼奥光明报》《达拉斯新闻报》，这些报纸的发行几乎全部限于奥斯汀境内。很多选民收不到任何报纸，要么是因为住得太偏僻，让每周送报纸都成了不可能，要么因为他们完全订不起报纸。听电台？那几乎是天方夜谭。虽然在美国其他地区收音机已经成为常用的政治宣传工具，在这里的乡村地区，其作用的确有限，因为几乎没人有收音机。一九三九年，有关机构首次对第十区农村地区的电器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一百一十九户人家，只有一户有收音机。接触不到媒体，这些选民（至少其中的大多数）也都对个人影响力毫无概念。偶尔出现一个当地颇有影响的人（得州中部称之为“头领”），能在自己的家庭之外施加影响，要么就是因为他是镇上的银行家、律师或者县法官，手里握有一定的地方权力；要么就只是因为人们与世隔绝，看不到媒体新闻，接触不到政治观点，认识不到城市里那令人无法想象的精彩世界，所以只能依赖他们所尊重的人：比如一个成功的农民。有些地方的各个选区，所有人的投票都能统一“购买”，只要付钱给选举官或当地的警长，但这个区域很少有这种领袖或者统一的选区。要让这些选民全体一致地投票给一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候选人，实在是难于登天。唯一能得到林登•约翰逊需要的选票的方法，是最难的方法：挨个说服。

他早早地开始了。宣布参选是在周一，而在离选举日还有四十天的三月二日，也就是周二，他就上路了。司机卡罗尔•基彻开车沿着二百九十号高速公路，开始了将近两百公里的行程，目的地是“布拉索斯的华盛顿”，就是选区东界那条泥沙滚滚的黄色河流边的崖壁上十几座摇摇欲坠的房屋。一八三六年三月二日，就是在这个小镇，《得克萨斯独立宣言》签署（约翰逊的英雄祖先，约翰逊•惠勒•邦顿，就是签署人之一）；每年的三月二日，农民与牧人都会成群结队地赶到那里去庆祝。约翰逊想到那里去迎接问候他们。离开这个小镇之后，他没有立刻回奥斯汀。西南边二十多公里的地方，有条岔路，路上充满了尘土泥泞，凹凸不平，因为最近下了雨，一路布满水洼，几乎无法通过。但沿着这条路走十四公里左右，就是独立镇。那天早上约翰逊听说，镇上有大概三百一十九个居民，因为路况不好，没能参加庆祝。于是他让基彻在那条土路上拐了弯，开去了独立镇，这样他也能跟那几百个居民问个好。

反观他的对手，早就习惯了以往得州竞选中闲庭信步的节奏，直到州长奥尔雷德三月五日宣布选举日为四月十日，他们才开始准备竞选活动。而在那天，约翰逊已经在整个选区跑了一圈，并且当天就要在老主楼举行他的竞选集会。州长宣布选举日之后才开始准备竞选的候选人们当然还需要一点时间。艾弗里的选举活动是三月九日才正式开始的，而约翰逊已经行动整整一个星期了。莫尔顿•哈里斯在三月十一日的首次声明中承诺要积极活动，但真正开始推迟到了三月十八日，离正式选举只剩三个星期多一点。参议员布朗李说他要到参议院休会才开始竞选活动，这样才算尽职尽责，而参议院直到三月二十七日才休会。

约翰逊根本不需要闹钟。“小瓢虫”说，三十八年的婚姻生涯中，“我印象里从未见过林登在任何要事当前的情况下睡过头了的”。唤醒林登的，比任何闹铃都更紧促刺耳。而且他还让卡罗尔•基彻住在自己的车库里。因此天蒙蒙亮甚至天还没亮的时候，约翰逊走出门，那辆棕色庞蒂克车已经在车道上待命了。

基彻首先开车载他去市中心的选举总部，是史蒂芬•F.奥斯汀酒店夹层的一个大房间。属下会让他过目一天的行程表，还有一个需要会见的重要人物名单。接着基彻开车出城，约翰逊就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位子上看资料。

资料的内容应该不怎么振奋人心。林登•约翰逊已经花了时间去了解一个选区，还是最难了解的选区：这是个乡村选区，没有什么正式的政治组织，不知道该去找哪位官员；新人想要知道谁是镇上真正的领导人，大家尊重哪位店主，听哪个农民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花无数时间，不露痕迹地去刺探那些沉默寡言的人。他花了四年时间，不但了解了到底该跟谁交涉，还知道该跟他们说些什么：谁为自己的女儿骄傲，谁为自己的女儿感到惭愧，谁真正支持罗斯福，谁只是嘴上说说。他把这个选区了解得很透彻。但那是另一个选区。他那么努力去得到的这些信息，在这里却毫无用处，这是他从未来过的另一个乡村选区。

有时候，约翰逊的竞选总部甚至没人知道他当天要去的那个小社区到底该怎么去。他拿到的行程表上，有的方向指得很模糊，甚至不正确，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竞选活动刚刚开始的那几天，他不得已经常停下问路，直到他自己把方向写出来。（这位未来美国总统的记录很有个人风格：“格拉斯维尔——沿着同一条路，佩奇镇往下五英里；到施威纳，回到加雷尔，加雷尔到席昂，左边第二个路口出城，然后到瓦尔博格，瓦尔博格到韦尔，韦尔到乔纳，乔纳到乔治敦。”）就算常常问路，还是很有可能花大把珍贵的时间在通往山区的牛道上颠簸很久，结果发现走错了路。这个迷途的候选人，徘徊在自己一无所知的空旷之乡，走错了路，仿佛在进行一场必输无疑的战斗。很多时候，他的助手们也不确知某个社区“头领”的名字。他去瓦尔博格选区时下属交给他的备忘录上写着，“大概有一百一十位选民”都会听G.W.卡森斯的指挥，或者是C.W.？既然连头领的名字都不熟悉，助手们自然也不了解这个人了：他需要在对对方的政治偏好毫无头绪的情况下赢得他的支持。比如，一个很典型的每日备忘录上写着，当天的第一站是利顿斯普林斯，在那里他要见的是“弗兰克•哥米利恩先生，可能支持你，也可能不支持你”；下一个区，戴尔镇，列出了三个关键农民。但戴尔镇方圆五百多公里，备忘录上既没有告诉他能去哪里找这三个农民，也没告诉他他们到底有什么观点态度。“这些人支持谁，不得而知。”备忘录上如是说。

去这些偏僻的地区已经够难的了，约翰逊到时受到的“礼遇”更让他沮丧。

四年来，他不仅在了解一个选区，而且在帮助那个选区：投入无限的精力与实干精神，解决选区人民的问题。这也让他赢得了整个选区的感恩戴德。但那是另一个选区。眼下这个选区对他做了什么一无所知。四年来，林登•约翰逊不知疲倦地为数百名退伍老兵争取补贴，结果在这个早上，驱车前往红岩城，看到备忘录上建议说，他有必要“关心一下退伍老兵补贴的问题”，这时候，不知他心里是什么滋味？

选区人民对约翰逊的成就一无所知，更放大了对于他年龄的疑虑。克劳德•维尔德派了一个得州政坛老手，绰号“乡巴佬”的哈尔科姆，在约翰逊到访之前先去几个小镇探究了一番，弄清楚民众对他参选的第一反应。哈尔科姆交给维尔德的保密备忘录中多次提到镇民们的众口一词：“太年轻了。”约翰逊把自己介绍给那些城镇的选民（都是些面色迟滞的安静农民），发现哈尔科姆的悲观有着很坚实的根据。山姆•约翰逊最爱说那句话：“要是你走进一间房，不能立刻分辨出谁支持你谁反对你，那就别混政坛了。”山姆的儿子恰好就拥有他说的这种天赋。他看得出谁支持他，而人群中支持他的人少得可怜。

他在这些镇上发表的正式演说，对情况也没多少助益。

这些演说大多是在周六进行的。传统上，得州乡村地区的竞选活动很多都只能在周六进行，因为这天农民会携妻带子到镇上来买东西，这样能够对着一群人发表演说。每逢周六，两辆车，约翰逊的棕色庞蒂克和比尔•迪森那辆安了喇叭的灰色雪佛兰，就会从奥斯汀出发，在几个大城镇转一圈。在每个镇子的边上，约翰逊就从庞蒂克上下来（“他觉得这辆车对于一个要竞选国会议员的人来说，有点夸张了。”基彻说），然后步行进去，雪佛兰则停在镇上的广场。迪森或者别的下属就用高音喇叭号召选民们“来看看林登•约翰逊，你们未来的国会议员”，还有，“来广场听听林登•约翰逊讲话”。为了唤起民众的热情，调节气氛，各种录音机会通过高音喇叭反复播放《华盛顿邮报进行曲》（“现在我耳边还回荡着那个旋律，”基彻回忆），但来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竞选人演讲的人很少，和来听艾弗里、哈里斯或者布朗李演讲的人数相比，实在令人泄气，而且这些演说也没怎么唤起他们对林登参选的热情。演讲稿是阿尔文•维尔茨和赫伯特•亨德森写的，主题很单一，就是全力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新政。这个主题是找对了，在该选区很受欢迎，尤其是那年最高法院的争端不断出现在奥斯汀各大报纸的头版。然而约翰逊的演讲表达却让效果大打折扣。拿着准备好的稿子，他好像总是忍不住要低头一直看着，他的体态僵硬笨拙，语气也是一样；他好像是把这演讲吼出来的，却没有一点抑扬顿挫。顾问团总是在提醒他，要看看观众，和他们交流，但他很少这么做，似乎是害怕抬了眼就找不到读到哪儿了。

然而，正式演讲结束后，约翰逊会在镇里到处走访，和镇民们握手聊天，此时，他身上的笨拙别扭，突然全都消失不见了。

如果遇见认识的人，用丘陵地带某位居民的话说，他那瘦长白皙的脸，“整个儿都亮了”。大步流星地走过去，急切得有点过了。“老赫尔曼啊，”他会说，“你怎么来啦？”他会伸出手臂环住赫尔曼的肩膀。“你怎么样啊？”他问，“见到你我可太高兴啦。”抬头看着这年轻人的洋溢着开心的脸，就算是最执拗最内敛的农民也很有可能被这满脸放光的神色温暖到。他还会回忆起有关的趣事，让这种开心快乐显得更为真诚。“嗯，上次见到你还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赛马会呢，”约翰逊说，“当时我们好开心啊，有没有？记不记得我们赌的那匹马？”其实很多人林登•约翰逊都十年没见了，但回忆起和这些人共度的美好时光，他说得那么绘声绘色，仿佛就在昨天。他也能清楚记得这些人亲属的名字。堂姐阿娃回忆：“他会说：‘好久没见了呀，谁谁谁怎么样？’而且他总是能知道谁家都有谁。我听他说话就知道，这人什么都不会忘。‘嗯，你儿子怎么样啦？我记得他的！’”他一问问题，别人就开始张口说话。似乎就在这短暂的一问一答之间，两人就建立了融洽和睦的关系。

这种关系还会通过肢体上的热情表达来加深。面对女性，他会送上热情的拥抱与面颊上的一吻。这技巧在他十几岁时屡试不爽，等他成了议员候选人，仍然百战百胜。竞选活动期间，“林登之吻”几乎成为一个玩笑，但是满含着喜爱的玩笑。丘陵地带有个老牧人，老婆缠着他非要去约翰逊的集会，他有点烦了，低声咆哮：“哦，你就是想被亲嘛。”（牧人同意带她去，但集会那天她病了。于是丈夫一个人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带着点不可思议的愉悦，告诉妻子：“他亲了我！”）

面对男性，就握一握手。而林登•约翰逊的握手，就和拥抱一样有效。

当然，所有政客都会和别人握手，但他们做不到像林登•约翰逊那样握手。“听我说，”林登•约翰逊会这么说，瘦长的身体满含严肃与热情，站在某个年少时便认识的丘陵地带牧人面前，“听我说，我要竞选国会议员。我想得到你的支持。我希望你投我一票。如果你还认识谁能帮到我的，我也希望你能让他们帮我。我需要帮助。你会帮助我吗？会对我伸出援手吗？”会对我伸出援手吗？问完这最后一个问题，林登•约翰逊才会抬起他的手，带着真诚的恳求伸给对方。

对于素未谋面的选民，他也采取十分独特的方法。他也努力去跟他们握手，先简洁明了地说：“我是林登•约翰逊，正在竞选国会议员，希望你能对我伸出援手。”接着就伸出手握住对方，两人的手交握在一起时，他就会问：“你叫什么？哪儿的人？做什么工作？”接着，如阿娃所说：“又发挥他超常的记忆力了。这是关键，他总能认识个什么人。我认识你母亲，你父亲，或者什么朋友。‘我见过谁谁谁。他跟我说起过你。’他就这样和对方亲近起来。”七年前，还是二十一岁本科生的林登•约翰逊协助过威利•霍普金斯参加竞选。那是约翰逊第一次搞竞选。但霍普金斯当时目睹这个瘦高个子大学小伙儿的表现，就说，他有种天赋，“是很不寻常的才能，能够直面公众，赢得他们的爱戴”。现在其他人也看到这种天赋了。他们目睹林登•约翰逊向某位选民伸手，而那位选民也伸出自己的手。他们看得出来，选民的手被握在林登手里的时候，就希望一直这么握着。他们亲眼见证了，林登和一个选民说上一两分钟的话，长长的手臂就伸出来揽着人家了，而选民笑得见眉不见眼，特别想一直跟他这么聊下去。“人们看到的，是他的友好真诚，对人民的爱。”雷•李说。事实上，约翰逊在各位选民中迅速引起的这种共鸣和喜爱，反而给下属们出了难题，他们很难让他完成周六紧张的行程。会有助手去催促约翰逊往前走，但选民还跟他紧紧握着手，会跟他一起走，想再聊一会儿。有时候，还会有好几个选民跟他一起走。等在庞蒂克里的基彻看到约翰逊来了，身边还跟着一小群人，很不愿意看他离开。“有时候，”李说，“很难让他从小镇离开。”

而且他不是只在周六才开展竞选。

周六以外的日子，别的候选人都主要在奥斯汀活动，或者像布雷纳姆和洛克哈特这样的“大”城镇（很多时候甚至根本不活动）。这些日子里，约翰逊会在第十区散布的小城镇里继续努力。没有为这些小镇准备的演讲稿，他的演讲稿撰写人也没写。但现在，他越来越经常地需要发表演说了。握了他的手以后，选民就会一直跟着他，一会儿又来一个，再来一个，很快就能形成第十区意义上的“人群”（可能十个十五个男女，或者二十个二十五个，“二十五个就算是挺大一群人了。”迪森如是说），他们聚在一起，会有人喊：“来个演说吧。”有人附和：“来啊，林登，讲两句。”他就会被推到卡车或者马车上。

演讲稿拿在手里的时候，林登•约翰逊体态僵硬，没有说服力；然而手里没有演讲稿，身边没人簇拥，独自站在卡车车床上的林登，不用去刻意装作脱稿演讲的样子；不用使劲背别人写的稿子；低头什么也看不到只能注视陌生人的脸；林登•约翰逊什么也不能依靠，只能靠自己。他还是很紧张（从孩提时代就与他熟识的堂姐阿娃看得出来，他“在上面怕得要死”），瘦高个子，一双大耳朵，体态笨拙，但突然间又成了那个有天赋的候选人，“很不寻常”的天赋，而且远远不止“能够直面公众，赢得他们的爱戴”。

在这种毫无准备的场合，他说起总统，用的不是赫伯特•亨德森的话，也不是阿尔文•维尔茨的话，而是他自己的话。

“你难道不记得，罗斯福总统刚上任时，棉花是什么价吗？”他问。

“你难道不记得只卖一个子儿的时候？

“你难道不记得喂了牛也收不回本，还不如一枪崩了的时候？

“你难道不记得还不起贷款，银行要把你的土地夺走的时候？

“我也和你们一样，是个农民，在农场长大。我知道害怕被夺走土地是什么滋味，所以我支持罗斯福先生。”

“罗斯福之前，到底有哪位总统关心过农民呢？”他会问，“胡佛关心农民吗？柯立芝关心农民吗？真正关心农民的总统，只有一个，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是站在穷人这边的。他想给这些穷人一个机会。他想让农民们歇口气。他也让大家歇了口气。他让我们歇了口气！就是他，为了我们做到了！就是他，正在为了我们努力！就是他，以后也会继续为我们努力！而我会支持他！”

他面前站着的人，很多都是几分钟前还素不相识的人。但简单聊了两句之后，他看到任何人的脸，不仅能想起他的名字，还能联系他们生活的际遇。这么一来，就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和罗斯福的命运连在一起，也和林登•约翰逊的命运连在一起。

“约翰•米勒，”他说，“你刚才不还跟我说，土壤保护的时候，有人给你钱，让你的土地歇一歇吗？嗯，是谁举办的项目，能给农民钱，让土地歇一歇的呢？是罗斯福的项目。还有民间资源保护队，嗯，赫尔曼，对你很有帮助吧？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你的儿子去克尔维尔修梯田了吗？嗯，你觉得这个保护队是谁建立的啊？罗斯福。所有把农民从深渊里拉出来的项目，都是罗斯福发起的。就是他，正在为我们努力。而我支持他。国会里得有个人，去坚持推进他想做的事。你们得派个明白这些道理的人，去做国会议员。”

他告诉站在自己面前的农民们，他们的命运，因为最高法院的抗争而连在一起。最高法已经打压了一项致力于帮助农民的项目，就是农业调整管理局。他们手上那些政府颁发的“棉花证”无法赎回，到底是谁的错呢？谁知道最高法下一个要打压的项目是什么呢？“在罗斯福先生的领导下，还会遭受个人损失，这个风险你承担得起吗？我告诉你们，总统先生的抗争，正是能影响选区你我生活命运的抗争。这与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是否能吃饱穿暖息息相关。”

他说，所以，大家都应该为林登•约翰逊投票。“全国的眼睛都盯着我们呢，”他说，“整个国家都在注视你们四月十日那天要做出的选择。这是全美国首次也是唯一对总统的政策做的民意调查。”在这场国会议员的竞争中，别的候选人都是一个样，他说。当然，只有两个是公开反对法院填塞计划的，但剩下的那几个，都是一群墙头草，态度模糊，犹豫不决，见风而倒。“他们就悬在那儿，看情况再说。”“这场比赛中，只有一个人表示了鲜明的进步立场，”他说，“那个人就是我。给我投一票，就能明白地告诉总统的敌人，人民就是总统的后盾。这就是考验。罗斯福先生现在深陷困局。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帮了我们。现在他需要帮助了。我们会帮他吗？你们会帮他吗？你们会帮罗斯福先生吗？这就是这次选举的全部意义所在。别让任何人欺骗你。这场选举的意义就在于此！”

丘陵地带有基督教复兴布道会的传统，经常会有原教旨主义的牧师宣扬炼狱之火的洗礼等等，听上去也是振聋发聩。然而，没有一场布道会，能像林登•约翰逊的竞选活动这般热烈，布道会是把人们召集到耶稣基督的旗帜下，而约翰逊是把人们召集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旗帜下。和布道会上一样，人们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通常，在约翰逊开口说青管局的时候，人群就开始沸腾了。“那是林登真正触动人心的时刻，”堂姐阿娃说，“因为这里的人们最希望的，就是孩子们能比他们过得更好。”

发现了人群里的小伙子，约翰逊会直接对他喊话，但言语却更能拨动人群中父母的心弦。他会直呼那个小伙子的名字，告诉他自己很明白，作为穷人家的孩子要接受教育有多么艰难。他说，他明白，因为他也是个穷人家的孩子，而他接受了教育。

“每个小伙子大姑娘，只要他们想接受教育，就能接受教育，”他说，“这全看你自己。如果你想，就能做到。你必须为之努力。你可以像我一样。你可以去送报纸，可以去捡石头，可以洗盘子，可以加汽油，如果你想接受教育，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只要你想，就能做到。”

他说，罗斯福的青管局项目，能够帮助你得到。而如果他林登•约翰逊当选为国会议员，也会帮你得到。他已经帮了很多人。他转身看着人群中的一位父亲，问道：“嗯，你儿子怎么样啊？我记得他。我不是帮他在圣马科斯找了份工作吗？他怎么样啊？”

突然间，人群里就有了更多的声音。“哦，是，你是帮了他，”父亲会大声回答，“你帮他找到了那份工作。他很好！我们很为他骄傲。”另一个声音又喊道：“对，林登！你说得对，林登！”另一个声音再喊：“阿门！”突然间很多声音一起喊道：“阿门，林登！阿门，林登！你说得对，林登！”

有时候，大家的反应比大喊大叫还要令人印象深刻。卡罗尔•基彻说：“有时候，老大刚要开始讲话，人群会跟他开玩笑，还哈哈大笑。但是等他真正开始了，人群会越来越安静，最后就是一群农民，站在那里，特别认真地听，一句话都不说。”没有基彻这么敏感的旁观者也注意到同样的现象。三月十六日，约翰逊在洛克哈特又被推上卡车车床做即兴演讲。当时听从克劳德•维尔德派遣，跟着约翰逊四处跑的老牌政客哈尔科姆也在场。那天晚上，他上交给维尔德的备忘录，没有了通常那种“破罐子破摔”的语气。“演说的观众有四十五个左右，他们都特别认真地听了。”备忘录中写道。两天以后，哈尔科姆从乔治敦报告：约翰逊“在众人的催促下在街角发表了一场演讲，听众有六十四人……演讲时没有一个人走开”。他从巴斯特罗普又发回了一份报告。“约翰逊的出现让大家议论纷纷，”哈尔科姆写道，“我跟在他身边，听到下面这些话：‘这家伙长得挺好看。这人挺能干。’”哈尔科姆的备忘录，语气渐渐有了改变。他告诉维尔德，尽管难以置信，他竟然觉得林登•约翰逊说不定有胜算了。

人们，甚至是那些已经认识林登•约翰逊很长时间的人，现在才发现他天赋的新维度，不仅能够直面公众，受到爱戴，还能彻底打动他们。他们还发现，林登为了利用这天赋所愿意付出的努力，也有新维度。最了解林登•约翰逊的人都知道，他对自己是最毫不留情的，“无所谓时钟嘀嗒，不辨时日变迁，不分黑夜白天”。而这些人在竞选活动刚开始时就感觉到，如吉恩•拉蒂默所说：“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觉得他是有胜算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会比任何人都要努力。”但就算是这些人，也都不知道他会有多努力。

在本地有影响力的“头领”当中，支持他的人很少。哈里斯做过地方检察官的四个县，那些领袖都认识哈里斯；布朗李在州议会中代表的几个县，那些领袖都认识布朗李；威廉森县的领袖认识山姆•斯通；而整个选区的领袖，因为都曾有求于布坎南，自然也认识布坎南身边的艾弗里。约翰逊找上门的时候，他们对他倒是很客气，但也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这么多年来形成的盟友关系，不可能转移给一个陌生人，特别是这个太过年轻，还以为自己能当国会议员的陌生人。

但他还是一直找上门去。比如，在布雷纳姆，如基彻所说，他在“做一个老法官的工作”，法官名叫山姆•D.W.罗，“他家在一座小山丘上”，法官坐在前廊。拜访罗之后，约翰逊回到车里，会说：“天哪，真想不明白了。好难搞的人啊。嗯，反正我已经努力过啦。”他一直在努力。罗告诉约翰逊，他支持的是艾弗里，也会一直支持艾弗里。“但是，”基彻说，“他（约翰逊）一直回访。多少次我都是等在路边的车里，看着他爬上山，走到坐在前廊的法官身边。”

有个领袖对约翰逊一点也不客气，结果他也“一直回访”。奥斯汀的大块头市长米勒，高傲、暴躁，初见约翰逊就对他深深反感。约翰逊在他面前总是一副卑躬谦逊的样子。有时候，结束一天的竞选活动回到奥斯汀，他会叫基彻开到市长位于尼尔斯路上的大宅前，如果市长的车停在门口说明他在家，约翰逊就会按响门铃，问能不能进去聊聊。米勒的立场从未动摇过，但约翰逊也从未放弃过。

有个“头领”是支持他的（因为他女婿是约翰逊的助手雷•李），就是海斯县的法官威尔•伯内特。但尽管如此，海斯县的人还是不怎么待见约翰逊。因为圣马科斯就属于这个县，约翰逊的母校西南师范也属于这个县。《奥斯汀美国人》写道：“约翰逊一手操纵了大学里一个名为‘白星’的秘密社团，多年来都掌控着校园政治……大学时代树立的敌意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继续着。”约翰逊需要“威尔法官”不仅是支持他，还要积极地为他奔走拉票。通往伯内特牧场（牧场上石砌的农舍是法官的父亲住的，而法官本人则住在木头搭的“狗跑屋”里）的路是铺了沥青的，县法官门前的路总归是铺了沥青的。但这是条很偏僻的路，在丘陵地带的深处，从最近的镇子圣马科斯到牧场，都有将近四十公里的路程。然而，每次约翰逊结束圣马科斯的竞选活动，不管多晚，都会告诉基彻，不忙着回圣马科斯，先钻进丘陵地带漆黑的夜色，去看看威尔法官。

他还一直回访各个镇子。不仅经常出现在其他候选人主要活动的选区“六大镇”，还时不时在对手们从未涉足的小村庄露面。很多小镇连广场都没有，基本就是一条马路，几家商店。通常，一天里他能去五六个小镇，走进广场或者路边的每一家店，只要有人，就握个手，聊上几分钟，靠在柜台上说说话（哈尔科姆报告说：“他在柜台上吃午饭，奶酪、饼干，饮料是苏打水，给拜尔斯商店的农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时候是在吧台上（“林登跟老头夫鲁格尔边喝酒边聊天，还请在场的九个人喝啤酒，一点坏处也没有。”）；有时候又在机器轰鸣的厂房（有些轧棉厂的老板竟然让机器停了会儿，让工人们听他讲话）；有时候在滚烫的火焰面前（“林登•约翰逊在铁匠店和大约八个人随便聊了聊天。这八个人中，农民约翰•考沃特已经成了坚定的支持者；老兵亨利•康利、雷蒙德•维尔彻、阿尔伯特•加德内尔虽然听了他的自我推销，还没打定主意。林登又跟他们列举了自己帮老兵争取补贴的记录。”）。

然而，要是约翰逊想赢得这场选举，小镇绝不是他的主要票仓。他不可能从八九个人中去争取主要选票。因此，在他第一次竞选活动的四十天，漫长的四十天中，小镇只不过是他暂时落脚的地方。他真正的竞选活动是在小镇之外开展的：那广阔空旷的山间与平原。

小镇外有人迹罕至的道路，有的铺了沥青，大多数只是碎石路，路边偶尔散落一两家百货商店。每家商店他都要进去，买点小东西，先赢得店主的好感：没有奶酪和饼干，那就买一罐沙丁鱼，然后就在柜台上打开吃。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一两个农民，这样就可以同时跟好几个人聊天了。要是只有店主，他就跟店主聊，轻松随意，不慌不忙，仿佛世界上就剩下跟他聊天这件事好做。路边还会有一些加油站，他也是每一个都要去。大多数加油站都是外面只有一个油泵，里面只有一个选民（店主），但他也是不慌不忙地跟这一个选民聊天。（为了确保能在每个加油站都加点油，他很小心地从不加满；波尔克•谢尔顿的兄弟埃米特回忆起约翰逊在乡村竞选活动中给他上的一课：“有一天我开车去史密斯维尔，想在加油站的窗户上贴海报。但无论我们到哪一家，林登都是抢先一步。在每一家，他都会进去买上点油。我们不需要加油，离开之前就加满了，所以店主对我们就有点冷淡。”）

在商店与加油站之间，这些人迹罕至的道路周围发散出去的道路，没有铺沥青，没有铺碎石子，甚至连个编号都没有，这些路再走下去就是群山或绵延不尽的平原，看不到房子，见不着人影。约翰逊的车也会开上这些小路。他的庞蒂克可能会在上面颠簸数十公里，这些路还会发散出更多更窄的支路，只能说是羊肠小道，带你走向山区更深处，去到一个个农民的家里。他每条路都要去走一走。这片的住家太过稀疏，一头牛能独占两百多亩的草地。他有时得沿着这样的小道开十几公里。牧场的界限都有门，免得牛群走丢了。约翰逊会下车，推开门，等基彻把车开过去，再小心地关上。路越来越难走，车子蹒跚前进，不时陷在沟渠里。一路上都是这样慢吞吞地行进，终于，远远能看到一个农民在田里耕种。车就戛然停住。约翰逊从车上下来，攀爬过小路旁的铁丝网，向农民走去。走到远处那个小小身影旁边之前，他可能需要穿越好几片田野，攀过好几处铁丝网。而那个农民可能已经不干活了，就看着这个打着领带、穿着阳光下白得发亮的衬衫的瘦高个子，笨拙地攀过铁丝网朝他走来。但陌生人脸上有闪亮的愉悦，真诚地跟他打招呼。他会站在田里和农民聊天，一脚踩在耕车轮子上，或者犁车把手上，仿佛全世界就剩下跟他聊天这件事好做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对手们都是每逢周六才出来走动走动，平时要么毫无行动，要么发表一两个讲话，而林登•约翰逊则日日如此地辛劳奔波着。第十区的总面积是两万多平方公里，约翰逊没去的地方却很少，奥斯汀与约翰逊城之间八十多公里的二百九十号高速公路可谓荒凉单调，但至少这条路通往约翰逊城，有三百张左右的选票。另外，选区的边界还要再往约翰逊城西边二十公里。就在距离约翰逊城大约十二公里的地方，有个只能称得上“社区”的小地方——海耶。林登•约翰逊小时候，海耶有个轧棉厂，但那片儿的土地现在已经非常贫瘠了，轧棉厂也关闭了。“社区”里只有一个加油站和一家兼具百货商店与邮局功能的商场，用压缩铁板做了个门。林登•约翰逊每次到约翰逊城，完事之后必然会再沿着二百九十号公路，去到海耶。那里可能有一两个农民在买东西或者拿信件。另外，在海耶，还有一条从二百九十号公路往南延伸的农家土路。这条土路一共四十八公里，一路上也就几家农舍。但约翰逊只要去海耶，就一定会再开车走上这条土路。走访了这些农舍之后，回到二百九十号公路上，他也不会径直返回奥斯汀，而是往北边的布满硬石块的牛道上走。二百九十号公路北边就是佩德纳莱斯河。河那边的山变得更高更陡峭。从公路上看，这些山是完全荒无人烟的。但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约翰逊（佩德纳莱斯河旁边的约翰逊牧场就在附近）知道山间也是有农场的。要是水位够低，车子可以跨河而过，从斯通沃尔附近河床上一块没有任何栏杆或安全防护的水泥窄板上通过（就在斯通沃尔那个堡垒旁边，堡垒对面就是祖父跨上“老雷”，一路狂奔，找了个医生来接生林登的地方）。过了河之后，庞蒂克又在一条布满石块的路上颠簸行进。约翰逊总会研究一下水位，只要够低，就让基彻开过去，深入群山之间。选区的最西端，是美国最偏僻的区域中最偏僻的角落，这里的选票根本无法用“几票”来计量。比如说，布兰科县的最后一个辖区，就只有两个登记在案的民主党人。但约翰逊只要去约翰逊城，就一定会再多跑点路，去拜访一下这两个党员。选区东部，平原空旷，山野荒凉，选票也很少。比如，过了巴斯特罗普县所辖的佩奇（人口在五十上下的社区），就是格拉希维尔。根据哈尔科姆的记载，一般去格拉希维尔的路上，约翰逊能找到“两个人，店主和顾客”。（他还写道，店主还是个“听不见的德国老头，强烈反对法院调整，会投票给谢尔顿”。）但约翰逊只要去佩奇，就不会落下格拉希维尔。阿娃•约翰逊•考克斯这样描述堂弟的第一次竞选：“他深入黑土带，深入沙地人民的家中，深入到每一个地方。他去探访那些从来无人问津的人民。他去探访居住在河流分支上的人们。”

河流分支上。林登•约翰逊的竞选活动，不仅限于那些小小的河流边，这些河流本身也是顺着山势或平原流淌，在得州中部汇集的涓细支流。而他还要走得更远更深，去到这些河流的分支上，就是那些汇集成河的小溪。溪边的人们，居住的是这个选区最空旷最偏僻的地方。林登•约翰逊在这些地方也不着急，而是花了时间和心思慢慢走访。多年前，和林登一起“走遍了每一条小路”的威利•霍普金斯还说起过，那次选举活动，他和这位助理在“德纳莱斯可能踏遍了每一条支流，穿越了每一条干枯的河床”。而且有一次在一个偏僻的山谷中，不但拜访了三个人，还对他们发表了演讲。现在，林登•约翰逊在做自己的竞选活动，这一幕反复上演。林登•约翰逊讲了最高法院的问题，讲了农民的未来，讲了“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的口号，底下的观众可能比县法院门口聚集的十几个还要少得多。选区的每条道路，不管是沥青路、碎石路、土路或者牛道，长达数千公里。选举活动接近尾声，林登•约翰逊的四十天接近尾声时，很少有路上没留下庞蒂克的车辙。哈尔科姆发现，从这个镇子走到那个镇子，他越来越多地听到意思相同的一句话。比如，站在某个镇子的法院门口或者百货商店里，遇到一个来自偏僻地区的农民。“那个叫林登•约翰逊的小伙子要来见我，”农民会说，“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到国会议员候选人啊。”

不辨时日变迁，不分黑夜白天。那场选举过去四十年后，卡罗尔•基彻还能鲜明地回忆起一个场景，在每个竞选日结束时不断上演。太阳可能已经隐没在山峦背后，可能已经有星星初升。又或者深浓的夜色已经笼罩了群山，在丘陵地带的一片漆黑中开车十几公里，都有可能遇不到一点灯光。他可能是在回奥斯汀的路上，如果天黑了，在群山间穿梭时，就会看到那座城市是地平线上的一道光。他筋疲力尽，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头栽在床上睡觉。接着，坐在他旁边的约翰逊，借着夕阳的余光，或者仪表盘发出的光，检查早上下属交给自己的名单，可能会发现不知怎的漏了一家人，就是在已经被甩在身后的群山间，有家人没去探访。“遇到这种情况，”基彻说，“我们就掉头回去。不管多饿，多累，多远。有时候我真是不敢相信还要开回去，但总是要开回去的。”他就掉转车头，他们就离天边那道光越来越远，回到群山之间，驰骋在高速公路上寻找那个标志性的邮箱，然后顺着邮箱边的小道，在黑暗中一路颠簸。这漫长的一天，每访问一家人，基彻都是在车里休息的，而约翰逊是一直在握手发言的。基彻知道老大有多累。但老大一定要塑造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候选人形象。“他也会累的，很累，”基彻说，“但他绝不让任何一个选民看出来。”等他们来到小道尽头的农场，农民在最后一道日暮或跳跃的煤油灯光下看到的，是大步流星朝自己走来的林登•约翰逊，一张年轻、恳切、满怀热情的脸，一看到他就满面生辉。

约翰逊乡间探访的一天，总是在日出之前就开始，日落之后才结束，通常是十二或十四个小时之后。在竞选总部或者家中等着他的下属，看到他回到奥斯汀以后的样子，通常都很震惊。一直很瘦的他现在更瘦了，瘦得可怕，瘦得脖子都撑不住衬衫的衣领，西服的双肩有气无力地垮下来。他那生来就苍白的脸色变得灰白，永远燃烧着火光的双眼深深地陷在眼窝里，上下组成浓重的黑眼圈，像是烟熏过似的。几个星期前他的双颊还泛着年轻的光泽，现在已经有了深深浅浅的凹陷与皱纹；在这张憔悴枯瘦的脸映衬下，那双大耳朵显得更大了。手指被尼古丁熏得黄黄的（他现在总是烟不离手），互相交缠着，指甲周围的皮肤被他撕了又撕，红红的，像结不了痂的伤口。但回到城里并非一天的结束，远远不是。

晚上，他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钱。虽然筹到的经费可观，他花起来仍然有点捉襟见肘。海报、名片、信件、竞选人手、报纸广告和文章、电台节目……处处需要钱。这挥金如土的豪气，恐怕在得州国会议员竞选史上是前无古人。拉蒂默回忆：“奔波了一天，他筋疲力尽地回来，还要召集人开会，第一句话就是：‘资金情况如何？’”

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令人失望的，因为维尔德对马尔科姆那些报告仍然抱着怀疑态度，不相信约翰逊在乡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他坚持认为，约翰逊没有胜算，所以这个竞选经理也只是做做样子，敷衍了事。事实上，有些日子，选举的募款箱是空空如也的。“一天寄出去的信就要花三四百美元，我们连那个钱都没有。”拉蒂默回忆。有一天深夜，大家在约翰逊家的客厅开会，失望与沮丧的情绪几乎要沸腾爆发。“一天晚上他走进来，问竞选经理（维尔德）资金状况如何，竞选经理说，他没有足够的钱给他（约翰逊）做明天想做的某件事，而且他肯定筹不到更多的钱了。约翰逊就说：‘我雇你来，是因为你特别擅长筹钱，现在你竟然跟我说筹不到更多的钱了！’他又说了什么：‘嗯，我今天也没做什么，就发表了十八场演说而已。电话拿来。’然后给休斯敦的两个商店主打了长途电话，是他做青管局理事为年轻人安排工作时认识的。这两个人都是新政的支持者，因为约翰逊支持罗斯福，所以他们也可能会支持他。”

一定不能让这两个休斯敦商人看出失望与沮丧。捐款的人都愿意把钱给赢家。下属们围坐在客厅里，注视着坐在大摇椅上的约翰逊，他正等待电话接通。他脸色灰败，筋疲力尽，瘫软在椅子里，手指紧张地摆弄着指甲边的皮肉。他点燃一支烟，弯腰低头，深深地吸一口，“真是深深地吸。”L.E.琼斯说。然后就一直那么坐着，垂着头，嘴里还叼着烟，保持了好一会儿，好像要让这安抚人心的香烟穿透全身。但休斯敦的商人看不到这个人，他们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讲电话的时候，眼前的目击者看到的是弯腰驼背、无比紧张的身体，表情沮丧、憔悴枯瘦的脸，但从嘴里发出的声音却那么充满自信，甚至兴致高昂（“‘我们很快要渡过难关了’，就说这一类的话。”拉蒂默说）。这样争取来的支票，数额不容小觑。

那天晚上，夜更深的时候，维尔德走了，只剩下他和过去的“白星”们。大家各自向他汇报当天竞选活动的情况。这时他没有必要克制情绪了，常常会爆发出来。要是约翰逊觉得哪位“白星”在接触某个“头领”时犯了错，就会对他勃然大怒。“好啦，这下你把他搞没了！”他咆哮起来，声音又高又尖，“他认识的所有人也都没了！你今天就给我搞砸了五十票！”后来的岁月中，约翰逊第一次参选时和他一起坐在客厅里的那些人，公开的采访中都会说约翰逊“精力充沛”，而私下里，他们会说起有时候“老大”声音里充满的恐惧。“他会说什么：‘嗯，从今天起你就可以把巴斯特罗普给叉掉了。拿支笔来叉掉得了！’或者：‘这下好了，你在布雷纳姆真是插了我一刀啊，是不是？插了一刀，还拧了几下！’很多事情都不能确定，他非常害怕会输掉。他怕极了。”

但爆发以后，还是会继续努力工作。约翰逊的确很累，却仍然巨细无遗。有没有人没能说服一个地方头领？他需不需要想想别的法子？用什么法子呢？要不要换个人试试？谁是最佳的人选呢？应该说什么呢？对于这个头领，还有什么可以做却没做的呢？

就这么过了午夜。明天谁要去哪儿？他们各自都准备做什么，说什么？每个片区什么主题最能起作用？应该用哪些新主题？“白星”们本以为一个问题都有定论了，约翰逊又会追溯回去，不放过任何一个角度。

午夜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亨德森的演讲稿已经写好，不仅是给约翰逊的演讲稿，还有约翰逊的支持者要在电台读的演讲稿。约翰逊每一篇都要细读，做出修改；反复细读，反复修改。雷•李就把报纸广告的模板拿出来，约翰逊也会检查每一个广告。

接着他就抓紧时间上床睡觉了。因为第二天又要早起。第二天清早，他说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因为把他从床上唤醒的，并非闹钟。

艾德•克拉克见过很多竞选人。“我从来没看见谁竞选有他这么努力的，”四十年后，他回忆道，“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人这么努力。”

而克拉克仍然不知道，约翰逊究竟有多么努力。没人知道，除了卡罗尔•基彻。因为只有每天和约翰逊同处一车好多个小时的基彻，才知道约翰逊在车里干什么。

得州的政治竞选，需要经过长长的车程，因此政客们不得不在车里度过漫长的时光。这就催生了得州政坛的惯例：司机开车从这个镇到那个镇，大多数政客就利用路上的长时间来睡觉，基彻看到约翰逊还是想睡一会儿的。“在上个地方见了人，到下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会试着休息一下，”他说，“他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上，我看到他闭上眼睛，但从来不超过一两分钟。然后他就一下惊醒。他睡不着。”

睡不着他就工作，用很独特的方式工作。从某个镇子离开，约翰逊就开始讲话，不是对基彻讲，而是自言自语，讲的是他刚刚见过的人和他们所透露的私人喜好与政治偏好。“他就像在翻阅脑子里的笔记，”基彻说，“那些人都是谁，还有关于他们的琐碎事情，他们的亲戚都有谁，某人对他说的某句话有什么反应。有人不喜欢他说的某句话——为什么不喜欢？‘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这个那个没反应。’”这样看来，自言自语就是在回顾和反思，也是提前准备——回顾刚刚探访过的小镇和镇民，为下一次探访他们做准备，这样就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了。“他就好像在跟自己讨论，什么策略有效，什么无效，下次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不过自言自语的内容也包含自我批评，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他会总结自己做得成不成功，有没有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很多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还会说这都是自己的错。‘天哪，太蠢了！’或者：‘这下好了，那个地方的选票别想了。你丢了那个需要的票仓。’”他对自己的告诫激励也同样毫不留情。“‘嗯，你必须要做得更好，就这么简单。’‘你还得再试试其他办法。’”基彻在旁边听着他想“其他办法”：想象着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的场景，练习不同的相处之道，大声地说出“可能和他说话的人”的名字。两个人在车里共度了很多时光，而约翰逊就一直在自言自语，用上一个镇子犯的错误鞭挞自己，又催促自己为下一个镇子做好准备。还总是“就好像在背诵”似的，一遍遍重复人们的名字、他们的亲戚、他们的看法，仿佛要把这些都刻在自己脑海中，这样下次一见到谁，相关的信息就会自动涌到他嘴边。

只有基彻目睹过他最累的时候。“天哪，有时候他特别特别累，”他说，“就瘫倒在那儿。他会闭上眼睛，但是睡不着。于是他又开始说话。可能已经记完一个镇子了，所有的人都过了一遍。那他就从头再来一遍。他就越来越累。但等我们到了下一个镇子，他又跳下车，精神抖擞地走来走去。他从来不会让选民看到自己的疲惫。”

都竭尽全力了，他似乎还是克服不了一开始的那些劣势。

只有他那人口稀疏的家乡布兰科县是坚定支持他的。那些人口更多的县呢，“头领”们没有被他说动，还是坚持支持自己的“家乡人”。在布雷纳姆，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拜访罗法官，但罗已经公开宣布，他是和布朗李参议员站在一起的；约翰逊去了米勒市长家很多次，基彻就站在门外听他恳切的诉求，但米勒竟然更加强硬地重申他对C.N.艾弗里的支持。“投机倒把”和“太年轻”这两个问题，依然让选民们耿耿于怀。三月二十五日，三个星期前做了一次调查，发现艾弗里票数遥遥领先的《圣安东尼奥快报》又做了一次民意调查，发现艾弗里的领先优势更明显了。这个民意调查算是对各个候选人最终总票数的一个预测，约翰逊的估计票数是六千票，第三名，比第二名莫尔顿•哈里斯落后两百票，比艾弗里落后四千多票。民意调查中估算，艾弗里的最终票数应该是一万零五百票。“这好比一场长时间的赛马……还有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来弯道赶超和冲刺，”《快报》说，“而最有得胜希望那位竟然遥遥领先四个身位。”而且，文章还说，“各种迹象表明”，艾弗里与其他人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圣安东尼奥光明报》（约翰逊说还不如叫《圣安东尼奥阴影报》）进行的民意调查中，约翰逊不仅排在艾弗里和哈里斯后面，还落后于布朗李和波尔克•谢尔顿。约翰逊觉得自己比调查说的要做得好。他觉得自己在那些偏僻乡村的选民中表现不错，而这些人没有被纳入民意调查的范围。部分原因是调查使用电话进行的，很多选民连电话都没有；另一部分原因是过去的经验让调查员们忽视了乡村家庭的选择，因为很多人都不参加投票。时间对一个贫穷的农民太珍贵了，要在土路上开很长距离的车去找投票箱，实在太浪费了。但选区里那些政坛老手和约翰逊想的可不一样，他们自己的试探也证实了民调的结论。当时在维尔茨或艾德•克拉克的劝说下决定先坚持中立，看看约翰逊有没有机会的那些政客，现在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宣布支持他的对手；有几个本来已经同意在自己家乡的集会上介绍约翰逊的，突然找借口说干不了了；就连奥尔雷德州长都开始和他的参选撇清关系。这场比赛是约翰逊的好机会，很有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但他颓势明显。

* * * * * *

然而，随着冲刺阶段的到来，他对策略做了两点改进。

一个是他个人的灵感。他总是很擅长和长辈打交道；于是投入竞选日十分珍贵的一个上午，探访奥斯汀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老人名叫阿尔伯特•西德尼•伯勒森，一八九八年当选为第十区的国会议员，那时他才三十四岁。议员生涯也是风生水起，巅峰的时候做了伍德罗•威尔逊麾下的美国邮政总长。约翰逊的投入没有白费。退休已久、身患痼疾的伯勒森，可以说是第十区的传奇人物，也来自一个传奇家庭（伯勒森县就是以他祖父命名的，是圣哈辛托战役的英雄）。约翰逊从他家里出来时，拿着一张他亲笔写下的声明：“我希望第十区的人能够选择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如果选了一个老人，人民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这份声明登上了奥斯汀各大报纸的头版，各个周报自然也是选了重要位置刊登。约翰逊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份声明。他发表演说情绪正到高昂处，故意安插在观众中的一名“白星”会趁势高喊：“伯勒森总长说得对！”另一个也会附和：“我们要派个年轻人去国会！”再来一个喊道：“我们听伯勒森总长的！”

另一个是他父亲的灵感。

《快报》的民调结果出来那天，林登•约翰逊经过数小时的竞选奔波之后，十分沮丧地坐在约翰逊城父母的家中。他跟很多人倾诉，父母、弟弟、汤姆叔叔、堂姐阿娃•约翰逊•考克斯，甚至还有阿娃八岁的儿子，绰号“皮皮”的威廉。他说，地方领袖们几乎都反对他；他已经安排了几场大集会，却还没能请到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介绍他出场。

阿娃回忆说（林登的弟弟也证实了确有其事），于是，“他爸爸就说：‘要是一条路走不通，干吗不走另一条路呢？’”

“哪条路呢？”林登问道，然后爸爸就开始给他设计路线了。

山姆•约翰逊说，有个计策，可以将领袖们的反对为我所用，变劣势为优势。山姆说，同样的计策，能让看上去十分不利的报纸民调为我所用，变劣势为优势，甚至还能让“年轻”这个劣势也变成优势。他告诉儿子，要是领袖们不支持他，就别遮掩这个事实了，甚至可以更夸张地加以强调。要是他目前处于落后地位，那么也更夸张地加以强调。如果他比所有候选人都年轻，好，加以强调吧。

林登问父亲什么意思。父亲为他分析起来。

山姆说，要是找不到领袖来介绍林登出场，那就不要退而求其次，找个平庸的成年人来替代了，他应该叫小孩子当介绍人，优秀的小孩子。而且，这个小孩子不能像成年人那样介绍他，而是要念一首诗，一首很特别的诗。说到这里他转向丽贝卡说，你知道这首诗的，就是关于千万人的那首。

丽贝卡的确知道。林登问找哪个小孩子。山姆笑了，指着阿娃的儿子。在这一片，大家最最看重的才能就是骑术，而年仅八岁的“皮皮”考克斯早就因为骑术和套牛技术的高超而闻名了，而且在最近各种集市的儿童骑术比赛上也是横扫冠军，大家都说他是丘陵地带最出色的小牛仔。“叫‘皮皮’来做。”山姆说。

第二天，山姆花了一整天来训练他。“他希望‘皮皮’能真正把‘千万人’吼出来，”阿娃回忆，“他希望每次一说到那个词就伸手使劲拍一下桌子。我现在还能想起山姆伯伯伸手拍在餐桌上，指导‘皮皮’的样子。”那天晚上，在海斯县亨利镇举行的集会上，林登•约翰逊对观众说：“他们说我是个年轻的候选人。嗯，我还有个很年轻的竞选经理呢。”接着他把“皮皮”叫上了台，“皮皮”一边手拍桌子，一边背诵了埃德加•A.格斯特《做不到》中的一节：

千万人告诉你做不到，

千万人预言你要跌倒；

千万人列举一条条，

说危险将把你啃咬。

但不要退缩，还要灿烂地笑；

脱了外套，向前奔跑；

把困难打倒，你开始歌唱，

多少人说“做不到”，而你做得这么好。

这恳切真挚的小男孩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趁着掌声还未平息，林登•约翰逊真的脱掉了外套，带着他自己“灿烂的笑”（还向“皮皮”点了点头，确保观众看懂他在做什么），开始把那“千万人”打倒，比如《圣安东尼奥阴影报》，这些人都在说，因为他落后，所以赢不了。

亨利镇的集会是三月二十六日，耶稣受难日举行的。那天约翰逊举行了好几场集会。艾弗里的竞选本来在二十五日《快报》的民调结果出来之前就已经非常轻松随意了，看了结果之后，他更是觉得，既然“领先四个身位”，那休息一天来庆祝这个神圣的日子毫不为过。而约翰逊则出发去了海斯县。之前他已经那么努力，现在在必败的颓势下，他更加努力了。

持续了一周温和舒爽的春日天气，一夜之间说变就变。周五早上醒来时，温度已经降低到零摄氏度。洗漱穿衣的时候，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和下属们到达丘陵地带边缘的圣马科斯，结果得知安排在那里的一场露天集会被取消了。他套上一件雨衣，在雨中走了好几个小时，一家店一家店地探访，在每家店都透过脸上流淌的雨水露出微笑。离开圣马科斯的时候，虽然穿了雨衣，他全身早已经湿透了。

一位记者写道：“这群动作迅速、浑身泥泞的竞选人员从圣马科斯……进入了丘陵地带，先去了温伯利，再到德里夫特伍德，再往西去到滴水泉城，最后是亨利镇。”茫茫的雨幕席卷了群山，根本看不清路，他们仍然风驰电掣（“加油啊，卡罗尔，开快点！”）。气温不断下降。大雨变成刺骨的雨夹雪。这种春末的北风已经摧毁了丘陵地带很多人的希望，而这场暴雨也正在摧毁希望，被上一周的温暖引诱着钻出地面的棉花与水果幼苗，被雨神残忍扼杀。而有那么一会儿，约翰逊的下属们还担心这暴雨会给约翰逊的希望也带来巨大的打击。这些丘陵地带的城镇中安排了大型的集会。他们害怕暴雨一来，参加的人就少了。然而，到了那些镇子以后，他们发现法院和百货店里都挤满了携妻带子的农民；这些小镇属于“威尔•伯内特之乡”，而威尔法官终于从“狗跑屋”里走出来，为约翰逊“施展自己的能量”。在“海斯县这艰难的一天，候选人在瓢泼大雨中奔走……迎着刺骨的寒风前进，”另一位记者写道，“人们都出来见约翰逊，听他讲话。”

他讲了很多话。每到一站，他都让“皮皮”站在法官的凳子或者商店的柜台上，小男孩就背诵“千万人预言你要跌倒”。这位候选人脱掉滴着水的外衣，伸手抹掉脸上的雨水，对观众灿烂地笑。他早已声音嘶哑（因为演说都是吼出来的，他的喉咙几乎在竞选刚一开始时就灼痛损伤），但仍然在呐喊。就算他觉得自己会失败，却绝没有让任何一个听众察觉到这种悲观。“无论我去哪儿，人们都说我就是不二人选，”他说，“现在只不过看谁排在我后面跟我竞争了。是约翰逊和艾弗里，还是约翰逊和布朗李、约翰逊和谢尔顿、约翰逊和谁。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比赛，现在只需要关心能领先多少……我们还有两个星期，而选票每天都在上升。”他提到伯勒森，“你们该给总长写信，问问他怎么想。”他喊道，“他会告诉你，你应该送年轻人去国会。”他又说起罗斯福和最高法，他告诉这些农民，后者总是横加干涉，告诉总统，“停！你不能去帮农民！”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上，你要么支持罗斯福先生，要么反对他，”他说，“不可能保持中立。不可能事不关己。你不可能支持农业项目却反对最高法院改革。”

之前的几个星期，约翰逊几乎都在发表同样的演说，只是现在加了个伯勒森。之前得到了一些选民的热情回应和支持，但在大型集会上却反响平平。但在今天的这些大型集会上，大家的反应突然不一样了。“皮皮”的诗点燃了观众的情绪，“白星”们在人群中提到伯勒森的声明，更让大家慷慨激昂，而约翰逊嘶哑的呐喊更是煽风点火，让民情民心成了熊熊火焰。

可能最先还是“白星”喊出来的：“伯勒森总长说得对！”但接着回应的就是真正的农民了，他那烈日和大风中常年通红的脸上有认真严肃的表情，回喊道：“我们听总长的！”“阿门，兄弟！”另一个农民嘶吼着。“阿门！”另一个又喊。很快整个人群都在欢呼喝彩：“让他们瞧瞧厉害，林登！”“打败他们，林登！”候选人继续进行演说，而观众们一遍遍应和着：“阿门，兄弟！阿门，兄弟！阿门，兄弟！”

那天的集会上人们还喊出了另一句从未出现的欢呼，听在这位候选人耳朵里一定如音乐般美妙。在亨利，在温伯利，在德里夫特伍德，在滴水泉，在比达，在凯尔（还有阿兰德和尼德沃尔德，因为约翰逊那天不仅在山里竞选，还去了平原上），只要他大喊：“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农民们会一同回应：“罗斯福和约翰逊！罗斯福和约翰逊！罗斯福和约翰逊！”

竞选的最后两个星期，约翰逊的声音变得愈发尖锐刺耳，对对手的攻势也更猛烈了。那些反对总统的人不仅只是“偷偷摸摸”，而且还是“背后捅刀子”。比如，布朗李想告诉选民：“我热爱、崇敬并颂扬我们伟大的总统。”约翰逊回敬说：“我们的州参议员先生，都在参议院投票反对总统的法院改革计划了，竟然还说他‘热爱、崇敬并颂扬我们伟大的总统’？……他背后捅了总统一刀。”他说，他要去参议员的故乡伯内特，在伯内特，“我会诵读参议员那些白纸黑字的记录。我会把每一段每一行都加以引用。我们把所有的证据摆到光天化日之下。”

时日不多了，孤注一掷的他还鼓起勇气做了一直不敢做的事情。

埃米特•谢尔顿也在努力为兄弟波尔克竞选。只有谢尔顿兄弟的竞选活动能够在投入精力上和约翰逊的比肩。只是波尔克很固执地坚持自己对法院改革计划的看法，总是让他在为自己辩解。而埃米特•谢尔顿曾经是圣马科斯的神辩手，这可是约翰逊嘴上吹牛实际上却从未得过的称号。竞选活动期间，他们只要狭路相逢，埃米特就一直想激将约翰逊和他辩论，想以此来羞辱他。约翰逊知道自己辩论是短板，也一直拒绝。有一次特别令人难堪，谢尔顿直接停在了一家商店门外，约翰逊正在里面跟大家握手聊天，待了很长时间。埃米特一遍一遍地把喇叭按得震天响，挑衅约翰逊出来辩论。宣战了好一会儿，约翰逊都没出来，不想离开商店这个安全的堡垒，直到谢尔顿驱车离去。然而，现在，他们又狭路相逢了。一个星期三，在史密斯维尔，数百名农民聚集在镇子里参加商人们举办的抽奖活动。这次，谢尔顿再次提出辩论的挑战，约翰逊终于直面他的刀锋了，却把谢尔顿杀了个片甲不留。

先发言的是谢尔顿，说对于这个岗位来说，约翰逊不仅太年轻，而且“在选区里资格太浅”，而且他还来自“最小的县，布兰科”。他指责他的选举经费都是来自“利益集团”，妄图以钱取胜。约翰逊迈步来到麦克风前回应道：“这位行将就木的绝望候选人今天下午对我提出了很多毫无根据的疯狂指控，我不可能一一回应。但有一项罪名我必须承认，而且很高兴地承认。的确，我是出生在小小的布兰科，但我不信这是我的不利条件。这一点上我可没有什么审判权。”这话逗得人群咯咯笑，接下来他又提醒这些乡民，波尔克•谢尔顿可不会站在他们这边，说的话更是叫大家哄堂大笑：“要是我妈知道你们要选个城里人或者名流啥的来代表你们，她可能早就采取措施了。”他还回应了自己太年轻的问题，也巧妙地提醒了观众谢尔顿在法院改革计划上的立场。“我宁愿做狂妄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做老反动派，”他说，“还有什么以钱取胜，我只想让你们知道，竞选的资金全是我自己省下来的血汗钱，我绝对没有从特殊利益集团那里拿一个子儿。”接着他迅速走下了台。“虽然只有五分钟”，《奥斯汀政治家》报道，“他却深得观众的欢心，赢得了四次自发的热烈鼓掌和两次哄堂大笑。”

虽然他在台上矢口否认，但是金钱，作为他的选举活动中多多益善的材料，为他在冲刺阶段的加速更添动力。

多数钱还是用在传统竞选手段上的，不过最后两个星期，越来越多都花在了电台上。竞选早期，约翰逊花钱在奥斯汀唯一的电台“KNOW”买了一个星期，每天十五分钟的电台时间，他都坚持每晚赶回州府发表讲话。但有收音机的选民很少，所以听到他讲话的也很少。另外，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法规要求，电台上的政治演讲需要有书面材料，而且要逐字逐句地照稿念。结果，约翰逊在电台照着稿子念，比亲自面对观众照稿念，还要显得更别扭，更虚伪。山姆•约翰逊在客厅里听着儿子的电台讲话，经常沮丧地嚼起香烟。而丽贝卡作为曾经教过公共演讲的老师，就会疯狂地在笔记本上写字。那之后的一段时间，约翰逊就没花什么精力在电台上了。

然而，现在，他要抓住一切机会赶上艾弗里，于是增加了电台时间。他也开始注意到，会有一些选民第二天专门对他说，昨晚在收音机里听到他讲话了。他们脸上的笑容有些羞涩，又带着欣赏。他意识到，名流的气派，能够抵消公众对他“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担忧。约翰逊有了这个新发现，也有资金去利用。他拿钱买时间，越来越多的时间，一次可能长达一个小时，不仅在KNOW，还有圣安东尼奥的很多著名电台，只要选区能收到就行。竞选的最后十天，约翰逊的电台时间比另外七个候选人加起来都多。

他的助手会写好十五分钟的演讲稿，约翰逊则逐字逐句地来修改，然后交给他那些德高望重的支持者，拿到电台去念。这个策略得到的反馈立竿见影，令人满意，而且不仅仅来自听众。不止一个之前拒绝支持约翰逊的“头领”，都因为可以在电台发言的诱人机会，向他的阵营倒戈。约翰逊的支持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麦克风前，有的真是有很强的煽动力。他父亲曾经的房地产合作伙伴，老法官N.T.斯塔布斯（他在讲话的开头说：“今晚我来到这里……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先锋”）反驳起那些关于约翰逊想要挥金如土、用钱取胜的指控，非常具有说服力（用的是约翰逊亲笔写的演讲稿）：“我们这些家乡人都知道，这罪名有多么荒唐……我们都清楚林登•约翰逊的选举经费，都来自他自己微薄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每次几美元的资助。”电台时间越买越多，约翰逊让这位老法官发言的次数就越来越多。对手指责约翰逊前无古人的竞选花费，被湮没在约翰逊的否认中。而这种否认能得到广而告之，则要多亏了他前无古人的竞选花费。

但他最慷慨的花费仍然不是钱，而是自己。

天气持续恶化，三月二十六日开始的北风已经呼啸肆虐了四天，刮得这么猛，已经到了美国人口中“暴风雪”的程度。选区的很多道路都变得泥泞不堪。大多数候选人的选举活动都停滞了。比如，艾弗里在最后两个星期就只壮着胆子出过一次奥斯汀。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太晚才开始竞选的布朗李，本来安排从参议院休会那天起就对第十区发动“闪电战”。参议院是三月二十七日休会的，暴风雨正盛。布朗李把“闪电战”推迟到三月三十日，又推迟到四月一日。约翰逊却加快了竞选速度，愈加努力，一天之内走遍了选区的很多地方，每天能去到十几个小社区讲话，发表演说，还能走访几十个农场和牧场。

四月二日，离选举还有八天。那天晚上圣安东尼奥一家电台播送了约翰逊在布雷纳姆的一场演讲。圣安东尼奥的一位听众从他声音里听到了什么，非常担心。十分了解约翰逊的埃丝特尔•哈宾独自坐在公寓里，突然感觉他有种前所未有的筋疲力尽：他看起来似乎精力无限，但工作总是有个限度的。她很清楚这一点。听着约翰逊的声音，她想，这小伙子是不是在超越自己的极限了。

其他很了解约翰逊的人也有同样的担忧。“他太累了，”吉恩•拉蒂默说，“他累了很久很久了。从选举开始的时候就很累。我以前也见过他累的样子，但这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累。我都开始担心了。”

此时的约翰逊急需睡眠。他买了个黑色眼罩车上用，但根本无济于事。让他睡不着的并非光线。喷火的双眼越来越深地陷入眼窝。他越来越瘦，脸上的肉仿佛在一点点融化，本来就高瘦的他现在更是形容枯槁，像埃尔•格列柯
(5) 的画中人。“小瓢虫”将他的体重下降归咎于饮食上的坏习惯：“他的饮食很不规律，营养也很不均衡。我觉得很生气，因为我是很重视营养的。他经常在某个乡下的小店买一罐沙丁鱼或者一点饼干、奶酪，吃了了事……”但如果她给他做顿“好饭”，他也是狼吞虎咽。但又咽不下多少到肚里去，真正咽下去的，还有可能保不住。他的呕吐似乎越来越频繁了，还一直抱怨肚子不舒服。但他以前也常常说身体不舒服（当然，以前也在很紧张的时候呕吐过，比如带队参加得州辩论冠军赛时），所以这次就算有时候他身子都蜷曲起来了，大家也没引起重视。另外，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积极行动，四处奔波，就更没人拿他的抱怨当回事了。他的工作量有增无减。比如，四月三日，他完全失声了，虽然第二天又能说话了，张口却特别嘶哑，听着就非常痛苦。但他也没取消任何演讲，甚至还安排了更多。

四月六日星期二，离选举还有四天。位于奥斯汀的特拉维斯县法院举行了一场集会，约翰逊发表演讲后，站在法庭和旁观席分界线的栏杆后面，有的人看到，他好像要牢牢抓住栏杆才站得住，接着又靠在上面，双手伸向观众，请求他们投票。他这么努力，加上对手的懒惰轻敌，现在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成果。布朗李家乡一家报纸的编辑告诉《奥斯汀美国人》的记者，布朗李“等太久了，竞选开始得太迟了，朋友们都觉得他已经是必输无疑了”。记者问那谁会赢呢，编辑说他不知道，但那个约翰逊前一晚在本县讲了话，“这番演说为他赢了不少选票”。四月四日，《奥斯汀美国人》发布了一个新的民调，奥斯汀的政客们对结果表示难以置信：艾弗里已经不是第一名了。有两个候选人都在他前面：莫尔顿•哈里斯和林登•约翰逊。现在，四月七日星期三，离选举还有三天，《奥斯汀美国人》又公布了一次民调结果，发现哈里斯和约翰逊“并驾齐驱”，这是“得州中部有史以来最不相上下的政治比赛”。大部分的“摇摆票”很可能成为决定结果的关键，文章说。周四早上，离选举还有两天，林登•约翰逊在恶心与痛苦中醒来。八点，他致电米勒市长，再次请求市长支持他，发动奥斯汀的选民。结果再次被粗鲁地拒绝。接下来的一整天，约翰逊都自己在奥斯汀搞竞选活动，就像《奥斯汀美国人》所报道的：“尽量靠个人的力量，多去争取一些选民。”

周四晚上八点，约翰逊要去特拉维斯县法院的另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讲。雷•李回忆，演讲之前，“约翰逊先生待在奥斯汀的公寓里，精神很差，说他不舒服。我们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他很累，很萎靡，所以我们请他休息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就睡一会儿。”基彻被派去办事了，李主动请缨，要开车送约翰逊去法院。“六点四十五分，我回到他家，他在浴室里。他说肚子很痛，虽然吃了泻药，但一点也没轻松。”但“几分钟后我们还是上了车去了法院”，那里有四百个人，可能是竞选以来规模最大的集会，听到约翰逊熟悉的讲话（“第十区的选民只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站在总统这一边……”），他们鼓掌欢呼。而约翰逊又一次需要在说话时牢牢扶着栏杆，而且痛得弯下了腰，面色惨白，只能坐下，手臂交叉捂着肚子。有些观众走上前去询问，听他讲了什么感觉，就说他肯定是得了阑尾炎。但是他站了起来，就这短暂的中断向观众道歉，然后完成了演讲。接着，观众纷纷从他身边走过，他一一握手。走上前来祝贺他的谢尔曼•伯德韦尔注意到：“他脸上全是汗水，一直在擦。”他朝伯德韦尔耳语：“我病了，站在我身边。”他几乎握完了全部观众的手，撑不住又坐下了。这次他站不起来了，李在伯德韦尔的帮助下，把约翰逊扶到车上，送他回了家，接着又送去了西顿医院。李和约翰逊夫人回忆，医生说：“他的阑尾差点就要穿孔了。”他们几乎是立刻开始手术的。

“长时间疯狂的奔波，”“小瓢虫”•约翰逊回忆，“接着一切突然就这么停下了。那一天什么也不能干，挺可怕的。接着就是选举日了。”

周六晚上投票截止后不久，山姆•斯通在威廉森县的选票公布了，三千一百八十票，比约翰逊领先大约两千四百票。但除了威廉森县，斯通的选票就非常可怜了。随着别的县选票纷纷公布，约翰逊很快超过了他。不久，他又超过了所有候选人，整个晚上都保持着稳定的领先状态。官方公布的主要候选人总票数为：布朗李，三千零一十九票；C.N.艾弗里，三千九百五十一票；斯通，四千零四十八票；波尔克•谢尔顿，四千四百二十票；莫尔顿•哈里斯，五千一百一十一票。而林登•约翰逊是八千二百八十票，比第二名多出了三千票。

“再回华盛顿的时候，”约翰逊曾经信誓旦旦，“我就是议员了。”现在，不到两年，他就要回去了。

(1)
该计划是一九三七年罗斯福提出的试图挑战三权分立原则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总统可以提名另一名法官取代任何超过七十岁但还没有退休的联邦法官，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该计划表面的理由是注入年轻血液弥补年纪大的法官无法胜任繁重工作的缺憾，但真正理由是最高法院通过几个关键案件的判决严重阻挠了新政。该计划最后表面上是失败了，但表明了总统的强硬态度，最高法院从此改变了反对新政的立场。

(2)
还有第九个候选人参选，但不久又宣布退出；竞选中他也得了十二票。他是得克萨斯大学的经济学家，被尊称为“鲍勃教授”的罗伯特•蒙高马利。他的参选让约翰逊非常焦虑，因为这是位著名的新政支持者，他可能得到很多支持罗斯福的投票。而这位教授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参选。——原注

(3)
詹姆斯的昵称。

(4)
得州黑人是没资格在党派初选中投票的，但这不是党派初选，而是一场联邦选举。——原注

(5)
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原籍希腊的西班牙画家，画风比较阴郁扭曲。

•22•

来自河流的分支

一九三七年得州第十区这场国会议员特殊选举，要详细地分析，要按照不同的种族或年龄或教育程度来一一分解，那可能没什么收获。因为每个类别人数都很少，也很分散，没什么参考意义。

虽然选区总人口估计在二十六万四千左右，但只有两万九千九百四十八人，也就是九个选区居民中只有一个去投了票。这些选民中，又只有八千二百八十名把票投给了林登•约翰逊。换句话说，约翰逊赢得了选举，但得票数只有百分之二十八，也就是每四票里才有一票是投给他的。另外，他的得票数只不过是选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多一点，他这个议员，选区里是每三十二个人才有一个人给他投票
(1) 。全国四百三十五名国会议员中，约翰逊是得票最少的，而且要少得多。

然而，放在更宏观的局势下去看，这场选举仍然意义重大，原因有二：第一，当然，这场选举开启了林登•约翰逊的竞选之旅，最终通向总统的宝座，也会将美国引向“伟大社会”和越南战争；另一个是那些送他走上这条路的人的身份。

他们不是平原人民。这个选区有一半都是平原，而约翰逊没有得到那一半的民心；事实上，在选区的五个平原县，约翰逊的得票数并非第一，而是第四，比哈里斯总共少了八百多票。约翰逊的支持来源于山间，来自爱德华兹高原上的五个县。他不仅拿下了这五个县中的四个，只丢了斯通的威廉森县，而且优势还十分明显。布兰科县给了他六百八十八票，只投了八十二票给第二名，当然这是他的故乡，没什么悬念，但海斯县的支持也很可观，约翰逊得了九百四十票，第二名只得了二百七十票。

在这五个县中，他选票的分布情况也令人震惊。令所有预测者（以及米勒市长）震惊的是，他拿下了高原边上的奥斯汀，尽管如此，真正让他在特拉维斯县和对手拉开巨大差距的，是奥斯汀西部那些群山之间的票仓。他在威廉森县得到的票数，有很大比例都不是来自乔治敦和泰勒，那两个高原之下的“大镇”，而是来自西部的山区。在布兰科、伯内特和海斯这些丘陵地带的其他县，选票结果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模式：某个票仓越是深入山间，越是穷乡僻壤，那里的人民就越坚定地支持林登•约翰逊。这位候选人代表了丘陵地带，代表了这个富有的国度中最偏僻、最不受关注、最贫穷的地区。他超过第二名的那三千票来自谁，完全毋庸置疑，就是他一个个上门去拜访的农民与牧人。还从来没有任何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像约翰逊一样给予了他们这么多的时间与关注。选举日那天，他们以最大的善意来回报约翰逊的投入，牺牲了自己宝贵的劳动时间，来到投票站（有的要走很远的路），为林登•约翰逊投上一票。

光是他愿意去拜访他们这一点，可能就足以成为人们支持他的重要原因了。这些人不受关注，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这是长久以来的感觉。丘陵地带的人民甚至曾经被迫向人民党祈求关注：“我们的确住在偏僻的佩德纳莱斯河上游，周围是岩石、峭壁、瀑布、雪松与野橡树，但我们不是洪水猛兽，心都是肉长的。”“同胞们，你们四处宣讲时，请不要忘了这个孤独的角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请来帮助我们。”“我们集结人马，蓄势待发，真诚希望出现一位英雄来给我们方向与引领。然而希望落空，我们再次被遗忘，像往常一样。”终于，现在有个国会议员的候选人来看他们了，走过一片片田野来跟他们交谈，不怕双脚布满泥泞。他们感激他的到来。

但比这行动更重要的，是他表达的理念。他说，自己也是和大家一样的穷人，在和帮助穷人的总统一起并肩作战。而这位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帮助穷人的总统：他制定了银行和铁路法规，签发了政府贷款，发起了公共工程项目，将政府的援助之手，伸给了穷人而非富人。这些，正是丘陵地带的人民长久以来的诉求。半个世纪以来，丘陵地带只发动过两次大型车队，一次是汽车，车上贴着林登•约翰逊的大幅照片；一次是马车，车上飘扬着人民党的蓝色旗帜。

比尔•迪森说：“他的胜选独辟蹊径。”阿娃•考克斯说：“林登•约翰逊第一次胜选，靠的就是这个……他告诉人们：‘我知道你们大家想要抗争什么。因为我也是你们中的一员。’选他的，不是那些城里人，而是来自河流分支上的乡民。”

这的确是他胜选的原因，也正是之前所有政客都认为他没有胜算的原因。民意调查没能显示出他在河流分支上的影响力，因为没有民调机构会去访问河流分支上的乡民，就像没有候选人会在意他们一样。但林登•约翰逊去走访了乡民们的家，而他们把他送进了国会。

不过，这场胜利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反应。

“再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就是议员了。”这是他曾经的信誓旦旦，现在他遵守了誓言。而且速度之快，符合他一生的雷厉风行：他也许是所有新政机构中最年轻的州理事，现在，二十八岁的他，虽然并不是自己宣称的“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却也是之一了。他的英雄祖先约翰•惠勒•邦顿首次担任公职时，恰好与此时的他同龄；父亲初次当选议员，也只比现在的林登年轻一岁。他满意吗？他高兴了吗？哪怕只高兴一天？

他非常虚弱。不仅因为阑尾炎，还有病发之前的奔波劳碌。他后来说，四十天的竞选，他就瘦了将近二十公斤。竞选开始的时候，身高一米九二的他有八十二公斤，已经是很瘦的高个子了。被送入西顿医院时他的体重不得而知，但在医院卧床休息两个星期，并且一直按照医院的增肥食谱进食后出院时，他的体重只有六十八公斤，这还算是有所恢复了。

竞选日之后的那天，祝贺如雪片般飞来。（祝贺信有的来自孩提时代的邻里玩伴，有的来自大学时代的同学校友，有的来自议员助理时期的同僚相识。信中的语句勾勒出他小半生的全貌。在约翰逊城某个学校的小操场上听过他说起自己天真抱负的马萨雷特•萨米写道：“自从我认识你开始，你就有理想，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你正在实现这个理想。”弗农•怀特塞德来信，提醒他“在圣马科斯”，“我把你和肯尼迪拉开的那天”。阿瑟•佩里，约翰逊去华盛顿时照顾了他的老资格秘书写道：“我亲爱的国会议员！我听到消息可真高兴啊！好吧，先生，我以前看着你冬天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发工资之前都没钱吃午饭。我必须坦白说，那时候还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当上国会议员。”佩里还回忆说，自己有麻烦的时候，也来找这个年轻人寻求过帮助，“转念一想，我又想起你在政务委员会的演讲……那时候我就该知道，我面对的是未来的‘人民之选’。”他还知道约翰逊并非竞选活动中所表现的那样全心全意支持新政，“我们将期待着你在议会发表关于‘平衡收支’的演讲。”）选举日后的一大清早，约翰逊派人找来下属们，告诉他们所有的信件都要立刻回复，当天完成。他从床上坐起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开始口述回复。很多人在信中都说想见他，想当面表示祝贺。他回复说，他也想见他们。要马上出一份走访安排。离开华盛顿之前，他有好多人要见，但他也要迅速动身去华盛顿。

另外，最优先回复的信件，不是来自朋友，而是来自敌人：对手们写来的，承认败选、表示祝贺的信件。信件内容都是例行公事，约翰逊的回复却不走形式。

您没有输，他告诉艾弗里，正如我没有赢。“那是罗斯福总统的胜利。”他如此回复山姆•斯通，“我亲爱的法官先生，感谢您暖心的电报。人们投票是支持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项目，胜利是属于他的。”这位法官在未来会是比艾弗里更有威胁性的对手，所以给他的回复就更长了些，“您之前就说过会让我们看看，您怎么拿下威廉森县。我再次祝贺您赢得家乡人民的大力支持。请告诉您和您的朋友，我十分欣赏他们对您的忠心不贰。”他心中最危险的对手是波尔克•谢尔顿，他也对竞选投入了无限精力，约翰逊怕他坚定的信念会成为他再次竞选的绊脚石。所以，他对谢尔顿的回复更是殷勤许多：“感谢您热情来信表达对我的支持……我希望您明白，我永远乐意为您效劳。不管您让我帮什么忙，只要能办到，我都会愉悦欢欣地去办。”

对这些二十四小时之前还是敌人的人，他不仅采取了“回信攻势”。权大势大，竞选期间一直对他态度恶劣的米勒市长，第二天就要去华盛顿出个计划了很久的差。约翰逊在华盛顿还没有秘书能领着市长到处转转，他就给现任克雷博格议员秘书的弟弟拍了电报（山姆•休斯敦一个星期前回了华盛顿），叫他去做。而且要做到极致，“对他极尽礼待，让他享受国会议员所有的特权”。十八个月后，约翰逊要重新参加竞选，这次就不是特殊选举，而是常规党派初选，要赢得胜利，他这次百分之二十八的选票是不够的，至少需要百分之五十一。任何精明谨慎的政客都要开始把敌人变成朋友了。但就连非常精明谨慎的政客，都对约翰逊的迅速与全面感到惊讶。特别讲求实用主义的丹•奎尔，在奥斯汀与米勒的对阵中充当先锋，他知道这是一场多么艰难的苦战，清楚米勒对约翰逊有多么讨厌；他知道约翰逊多次找上米勒的家门祈求休战，也知道米勒多么粗暴地回绝了他。奎尔在选举日那天晚上，恰巧出发去了华盛顿，到了地方就顺便去看山姆•休斯敦一眼，于是看到那封电报。奎尔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也难以相信，约翰逊居然发了这么一封电报。离开奥斯汀的时候，米勒还是约翰逊最大的仇敌，“结果他居然发了这么一封电报，说要照顾好他……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我要是选举时跟谁斗得你死我活，肯定不会这么快原谅他……真是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换我可做不到对那些人那么好，但他就可以。选举才过了三天啊，他就对米勒那么好了……”奎尔回忆，他当时对山姆•休斯敦说，“你听着，华盛顿是个大城市，但是不能同时容下汤姆•米勒和我。”为了避免跟市长打照面，“我回家了”。

（奎尔不清楚约翰逊“照顾”米勒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他怕弟弟完成任务不够到位，不仅发动了整个克雷博格办公室，还请莫里•马弗里克办公室的人员全力接待市长先生。）

他竭尽全力地打败这些人，又竭尽全力地去赢得他们的友谊。约翰逊走马上任华盛顿的前一天，埃米特•谢尔顿走出办公室大楼，顺着国会大道往特拉维斯县法院走去，路上看见约翰逊从庞蒂克上下了车，显然是刚刚停稳。约翰逊跟谢尔顿打招呼，问他去哪儿，然后坚持要和谢尔顿一起。他说很乐意载他一程。两人驱车穿行在国会大道上，谢尔顿想起有些文件忘在办公室了。约翰逊开车把他带回去。谢尔顿说他要待个几分钟，待会儿自己走去县法院也不碍事的。约翰逊说，不，不，我等就是了。乐意效劳。你慢慢来。于是这位国会议员就像司机一样等着谢尔顿，短短的车程，两人的交谈中，“他非常亲切，非常和蔼”。谢尔顿以前很不喜欢约翰逊，“现在，”他说，“他人挺好的，也很谦虚。”事实上不只是谦虚，“他让你觉得，他就是你脚下的尘土”。（其实，对约翰逊想跟他交朋友到底费了多少心思，谢尔顿也不知情。其实，谢尔顿走出来的时候，约翰逊不是刚刚把车停在那儿；一个小时前他就停在那儿了，在车里坐了一小时专门等谢尔顿出来，要利用这次“偶遇”。）谢尔顿不是唯一如此“缴械投降”的对手。汤姆•米勒在竞选后支持了约翰逊一百美元，填补他因为选举可能造成的亏空。

无论是丹•奎尔还是别人，他们都不可能像林登•约翰逊那样对待敌人和对手，原因可能是傲气，可能是尴尬，可能是很多很多自然而然的情绪，比如对失败仇敌的幸灾乐祸，哪怕一两天也好。但林登•约翰逊多年以前就已经下定决心，能够掌控他人生的情绪，有着“不可动摇意志”的情绪，他唯一可以允许的情绪，“就是抱负”，他写道，“这才能造就真男人”。傲气、尴尬、幸灾乐祸，这些情绪只能阻碍他前进的道路，一条他看得如此清楚的道路，他长久以来的理想。这些情绪，是他无法纵容自己去拥有的奢侈品。

他的回信送去了很多地方，其中还有不在选区里的地址。做议员秘书时，他就鼓励其他选区有影响力的人去找他帮忙，现在已经当上议员的他也是一样，回复区外重要人士的祝贺，写上同样的鼓励。比如俄克拉荷马州边界上，距离奥斯汀差不多五百公里的弗农县，有一家周报，出版人给约翰逊寄来祝贺信。而约翰逊认真回复了他。（R.H.尼古拉斯给约翰逊的祝贺信：“祝贺您……我还记得您在克雷博格先生手下时给我的家人提供了很多服务，真是满心感激。”约翰逊给尼古拉斯的回信：“感谢您的来信……任何时候，只要您用得着我，都请一定找我。”）另外，不管是显贵要人还是无名小卒，只要给约翰逊写了信的，都会收到回复。助手们以最快的速度打好寄出。约翰逊靠坐在病床上，还因为手术的痛苦而脸色灰败，却口述了五十封不同的通用信函，分散地寄出去，好让收信的人意识不到自己收到的是封通用信。

最先写好的信件中，有些是寄给青管局驻华盛顿官员的。他想让他们把杰西•凯拉姆得州临时理事的身份转正。另外，他还写信给了山姆•雷伯恩，给了参议员莫里斯•谢泼德，给了任何在青管局上层可能说得上话的人。掌控青管局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毕竟，这是一个涵盖全得州的机构，所以也有潜力发展为一个全得州范围内的政治组织。约翰逊当上克雷博格秘书的第一天，艾拉•莱勒就看出来：“他只是把这个当作一块跳板。他得到一份工作之后，脑子就马上转起来，我怎么利用这份工作来进行下一步呢？”现在，情况没有任何变化。约翰逊已经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了，为了达到目的，他需要一个涵盖全得州的组织。

只有一类信件上他拖拖拉拉不愿签名，这类信件回复的是那些提到他父亲的祝贺信。

比如，威廉•P.霍比四月十二日写给约翰逊的祝贺信中，就提到对山姆•伊利•约翰逊的欣赏。霍比是得州权贵、前任州长、现任《休斯敦邮报》的社长，约翰逊立刻口述了一封回信给他，但信件打好之后，他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在上面签名。

提到他父亲的信件还不少。而按照他回信的速度，回复这些信件时，他的效率实在令人吃惊。有些信件肯定是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比如，E.B.豪斯写道：“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期间，您父亲在我手下当工头。”但有的语气则截然不同，比如A.R.米道尔就写道：

我在比达长大。每当山姆•约翰逊来我们家过夜，我都非常高兴。我和弟弟会帮他解开那驾旧马车的缰绳。

我母亲是您祖父的朋友，她现在已经八十三岁高龄。她很想为您投票，但行动不便。于是就找人开车带她去投票站，把投票箱拿到她面前来，“这样她就可以为山姆•约翰逊的儿子投票了”。

不管这些信件用何种语气提到他父亲，回复都比较迟，有些还迟了很久。比如，米道尔的这封信，等了三个多星期才等来回信。（而且约翰逊的回信中也对父亲只字未提。）有时候，同样的一封信反复摆在约翰逊面前请他签名，每次都没有签，仿佛他就是落不下笔。

医生告诉他，手术后一个星期他可以出院，应该在四月十五六日。区里准备给新议员举办送别晚宴，他让策划人把日期定在四月二十六日，因为他迫不及待要去上任了。结果病情复发，计划受挫。医生叮嘱他一定要好好休息，一天以后他又想在病床上恢复工作。这次又导致更为严重的复发。已经无法确知到底为何复发，但他的下属和亲戚描述病情时都提到“紧张”和“极度疲劳”。四月二十日，丈夫入院十一天了，“小瓢虫”给朋友艾德纳•弗雷泽尔打电话，说“他没有像计划中那样好转”。第二天，琼斯给弗雷泽尔夫人写信报告说：“过去一两天来，老大努力了两三次想口述信件，每次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所以现在医生不允许他再写一封信了。我们都以为他现在应该出院了。推迟出院肯定是因为来看他的人太多了。”那天，约翰逊所有的约见都突然取消了，晚宴的计划也一样。他一直在医院里住到了二十四五日。而且医生还是在他和“小瓢虫”一再保证，他会在选区之外找个安静地方静养的情况下，才允许他出院的。出院后，他没有去华盛顿，而是去了卡纳克的岳父家，在那儿又静养了至少两三个星期。四月二十七日，这位新议员和妻子父母一起来到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的车站。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仍然瘦骨嶙峋的脸显得更为苍白。他告诉记者，自己是要去华盛顿，坐的这趟列车也的确是开往华盛顿。但约翰逊和“小瓢虫”到马歇尔就下了，岳父正等在车站接他们回家，一直休养到约翰逊健康状况好转。

在那长长的站台上，发生了一件事，了解林登•约翰逊与父母关系的人如果看在眼里，可能会莫名心酸。他和母亲并肩走在父亲前面，父亲拖着病弱的身子（事实上，他在那年就去世了），完全跟不上，远远落在后面。父亲还没走到车门口，林登就上了车。不过，山姆•约翰逊也跟着往车上走，抬起他的脸。林登弯下腰，这对父与子，亲吻了对方。

(1)
一九三六年布坎南赢得的民主党初选中，有四万一千左右的投票。——原注

•23•

加尔维斯顿

从约翰逊城的孩提时代起，约翰逊就展现了非凡的才能，能给有权有势的长辈留下极好的印象，而且动作迅速，令人啧啧称奇。像艾德•克拉克这种观察政客时眼光极其敏锐的内行，都不得不叹服：“他就那么跟谁聊个天……五分钟后他就能让对方这么想：‘我喜欢你，小伙子，我会支持你。’”

在圣马科斯，林登•约翰逊的才能帮他牢牢吃定了校长。现在，他的才能又要在另一位“长”身上施展了。

公布选票的过程中，他的选票超过了斯通，一直保持领先，胜局已定的几分钟后，他就给华盛顿众多通讯社的记者朋友发电报，不仅通知他们自己获胜的消息，还叮嘱他们如何来定义这次获胜，因为在丘陵地带帮了他大忙的因素，在华盛顿也能对他很有助益。新闻给出的定义正如他所愿。美联社刊登的新闻稿在那周六晚上传遍了全美，撰稿人是艾德•杰米森（他寄了一份报纸给约翰逊，附言说“尊敬的阁下，愿这文章符合您的心意”）。文章这样开头：“年轻的林登•B.约翰逊，在整个得州第十区，奔走宣扬他对罗斯福总统法院改组计划的支持。今天，他赢得了选举……他说，投票结果显示了民众对罗斯福先生及其项目的信心。”周六晚上通常都没什么新闻，这篇稿子就上了全国报纸的头版，包括华盛顿的报纸。《华盛顿邮报》用醒目的大标题写着“法院改组计划的得州支持者胜选”。当时的白宫很少能收到什么鼓舞人心的新闻，因为罗斯福的法院改组计划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两方的反对和打压；约翰逊胜选后的两天，最高法院也亲自出了重拳，维持对新政《瓦格纳法案》的原判。为了加强这种印象，约翰逊请本地的支持者们直接发电报给白宫，其中一份“富兰克林•D.罗斯福收”的电报中写道：“约翰逊入选国会……是对您的伟大领导的高度褒扬……您对最高法院的改组计划，是他竞选中的主要议题……”这个策略收到了预想中的效果，而且恰逢其时。因为总统很快就要去墨西哥湾度假垂钓，还刚刚宣布，要在航程终点的得州港市加尔维斯顿上岸，乘火车跨越整个得州回到华盛顿。四月二十日，白宫的人在总统的“旅行文件”中加了一份备忘录：“到了得克萨斯，我们一定要安排支持新政、支持法院改组计划的新议员，和总统见个面。”

离开奥斯汀去卡纳克之前，约翰逊请求奥尔雷德州长尽全力确保这次会面，还要确保有人在场拍照，并且请总统先生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力保他做众议院农业委员会的委员，这可是所有农业选区的议员垂涎的位子。总统游艇“波多马克号”在美国海军驱逐舰的护航下，沿着得州海岸线，与成群结队的银色海鲢追逐巡游了十一天。中途在阿兰瑟斯港修整一小时，奥尔雷德就抓住机会上船，安排加尔维斯顿的会晤事宜。和罗斯福见面后，他致信在卡纳克休养的约翰逊，说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在加尔维斯顿会见你……他对你竞选的种种细节非常感兴趣，他还自己提起了你我讨论过的委员会事宜。我向他建议，下周你们应该合影，他非常乐意”。（对约翰逊颇为喜爱的州长竞选后去医院看他，对他糟糕的健康状况很担心，他在信中建议，最好是提前两天“你就过去”，“周六和周日都在那边休息”。）五月十一日，“波多马克号”和护卫的驱逐舰停在了加尔维斯顿港，白色制服的船员们一字排开，踏板从船甲板上伸向码头。仍然瘦削虚弱的约翰逊西服领上插着一枝白色夹竹桃（加尔维斯顿的标志），看上去很精神。他、州长以及来自附近的克罗基特要塞、穿着绶带的少将在船下站成一个三人组，领着一群达官显贵，列队欢迎总统。

他们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接着甲板上有了动静。站在船两侧的列队海员吹响了尖锐的号角，突然，就在踏板的最高位置，也就是几米远的地方，出现了那颗硕大的头颅，那个总是在自信摆动的大下巴，还有那灿烂的笑容，林登•约翰逊过去只在新闻影片或者报纸照片上看到过，偶尔也在看台上远远地崇拜过此人的演讲。这张脸被墨西哥湾的太阳晒成了古铜色，他为这个男人摇旗呐喊了整整四十天。踏板比较窄，总统可以同时两手撑着扶手，他自己支撑着，摇摇晃晃地往下走。他的脚刚刚踏上甲板，海湾对面的克罗基特要塞就轰鸣起欢迎礼炮，乐队指挥挥棒，奏响《向统帅致敬》的激昂旋律。奥尔雷德州长说：“总统先生，我向您介绍新任国会议员。”富兰克林•罗斯福握了林登•约翰逊的手。

拍照环节是约翰逊梦寐以求的：总统耐心地站着等照相机尽情地“咔嚓咔嚓”，他脸上笑容灿烂，古铜色的大手紧握住约翰逊的手。（罗斯福的身体遮住了他撑着踏板栏杆的左手；第二天，各大报纸都在报道：“总统先生……在没有人辅助的情况下走下踏板，笑得很开心。”）按照安排，约翰逊没有和奥尔雷德以及加尔维斯顿的少将艾德里安•F.勒维一起乘坐总统的敞篷房车，而是上了后面跟着的一辆车，这些车属于没那么高阶的达官显贵，但也是总统车队中的一员。加尔维斯顿的人群可谓史无前例，挤满了大街小巷，车队过处，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如影随形。路上还专门修了个斜坡，总统的车就这么开上去，这样他可以坐在车里发表讲话。（市长介绍了总统，说：“开车过来时，我对总统说，知道自己如此受到全民的爱戴，一定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伯利克里时代被称为雅典的黄金时代，那么罗斯福的时代就是民主的黄金时代。”）车队中约翰逊不算显眼，但上午十点总统的专列从加尔维斯顿火车站离开的时候，约翰逊就站在列车后面的一个站台上，和总统站在一起。罗斯福微笑招手，另一只手则支撑着栏杆。（其实，栏杆上有两只手，另一只就是约翰逊的。他和总统之间隔着奥尔雷德，但使了个微妙的小手段，减少了自己和罗斯福之间的距离，保证了自己在报纸照片上的一席之地。总统和奥尔雷德都站在他的右边。约翰逊的右手离总统最近，一直握着自己的白色礼帽。摄影师开始照相时，他把礼帽放到左手，右手握住栏杆，并往总统的方向挪了一点，这样他的身体既能稍稍挡住一点奥尔雷德，又没那么明显地要去抢镜头。）他和奥尔雷德都被邀请去了总统的私人车厢。总统离开站台走进车厢，三个人，再加上白宫助手马尔文•麦金太尔和艾德文•M.沃森，在三个小时的旅途中亲切交谈。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学院车站，总统要在那里检阅三千名来自得州农矿学院，穿着卡其色军装的后备军官。

那场旅途中的谈话，外人只知晓一个细节：选举之后，约翰逊拜访了伯勒森将军，感谢他的支持；这位老人给了约翰逊从棕色纸袋上撕下来的纸片，那是约翰逊第一次拜访他之后，他写下的预测竞选排名，约翰逊名列榜首。众所周知，罗斯福总统曾经在威尔逊时期担任军队的助理秘书，而那些年伯勒森也在同一个政府担任邮政总长。就算罗斯福不认识伯勒森，也肯定知晓其人其事。约翰逊给他看了那张皱巴巴的纸。谈话的其他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不过回到华盛顿后，总统说起这个年轻人不顾选区所有保守思想根深蒂固的政治领袖，毅然参选，在八个强大的对手中，单枪匹马地支持法院改革法案，而且他恰巧也和年轻时的自己一样，对海军很感兴趣）。但谈话的结果是很清楚的。约翰逊本来是在学院站就下车的，罗斯福却邀请他一直坐到了三百多公里以外的沃思堡，晚上九点，列车驶进那座得州北部的城市，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已经和总统待了一整天。分别之前，总统说，只要约翰逊愿意，农业委员会委员的位子他是坐定了。但他还有个建议，让他去海事委员会。他很欣喜约翰逊这样的年轻人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他说，海事现在就已经非常重要了，按照世界趋势，以后可能会更为重要。约翰逊接受了他的建议，罗斯福非常高兴，说一回华盛顿就会亲自督办此事。他还说，约翰逊要是需要其他任何帮忙，就打给“汤米”，并且在一张纸上写下“汤米”的电话号码，交给约翰逊。

当然，“汤米”就是三十六岁的托马斯•G.科科伦，人称“木塞”汤米，粗壮结实，开朗直爽，擅长手风琴演奏。这位政治谋略家在当时是总统进行最高法院改组抗争的关键人物之一，正处于权力与影响力的人生巅峰。

乘坐专列的罗斯福比约翰逊先期到达华盛顿。他亲自给汤米打电话。科科伦回忆总统当时的话：“他说：‘我刚见了一位最最优秀的年轻人。我喜欢这孩子。你能帮他的就尽量帮帮他。’”

罗斯福自己也帮了他。约翰逊刚进议会的头几天（做议员秘书时，他还从来不被允许踏足这议员席一步），肯塔基代表弗雷德•M.文森，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民主党说了算，并且决定给各个委员会分配什么任务）的民主党力量，找到约翰逊，说：“年轻人，我欠你一顿晚饭和一次长谈。”他解释说，自己被邀请去白宫参加晚宴：“总统和往常一样，非常热情好客。而我却一直在想，他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我知道他有目的。最后他不经意地，非常不经意地说：‘弗雷德，有个很优秀的年轻人要来众议院了。弗雷德，你知道那个叫林登•约翰逊的小伙子吗？我觉得他在海事委员会能大展拳脚。’”

除了国会委员会的分配（约翰逊当然是欣然接受），总统还通过其他途径为林登提供了帮助。这些途径可能没有委员会分配那么正式，但对于一个年轻的政客来说，却更为重要。他会跟那些比汤米甚至弗雷德•文森更有权有势的人谈起这个小伙子。比如市政工程局的哈罗德•L.伊克斯和公用事业振兴署的哈里•L.霍普金斯。他说起这个“优秀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去见他，帮助他。来自西南部的年轻人，需要在纽约建立人脉，总统对霍普金斯如是说，而后者在纽约相当吃得开，不仅结交了各种和他一样有社会事业背景的人，还有纽约政治金融家艾德温•威斯尔。

早在见这位年轻人之前，科科伦就对他赢得总统喜爱的速度印象深刻。“就坐了趟火车这么简单。”他说。约翰逊用这项成就赢得了科科伦的最高褒扬。他说，不管这年轻人是谁，他一定是个“行家”。见到他之后，目睹他在伊克斯与霍普金斯身上施展“行家”技能，科科伦对他就更添欣赏之情。林登•约翰逊的大学同学觉得他在长辈面前无非就是溜须拍马，“卑躬屈膝，多么谄媚奉迎，大拍马屁”，到了“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程度。但科科伦本人，作为“溜须拍马之王”，明白其中奥妙绝不止这么简单。他一看就知道眼前这个人是个中大师。“他（约翰逊）总是面带笑容，恭敬谦卑，但是，面带笑容，恭敬谦卑，很多人都能做到啊，”他说，“林登在跟长辈相处之道上，有着特别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那是我前所未见的。他能跟着中心人物的思路一直走，在其他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思路的走向。我看见他和年长的上级谈话，对方一转话题，林登早就比他先想到了，说出了他想听的话，而这之前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听什么。”

以伊克斯、霍普金斯和科科伦往下发散，白宫的枝叶上是一个新政内部人员的网络，都是些权倾一方、影响力很大的重要人士。很快，华盛顿权力网络那些外人不知的暗道上，将闪烁着一个新的名字，传播速度太快，有时甚至发生混淆弄错的情况。但提到这个名字的是职位最高的那些人。已经打入这个网络的纽约年轻政治经济学家艾略特•詹韦，有一天在华盛顿和伊克斯吃饭，首次听到了这个名字。“伊克斯告诉我，罗斯福说，因为这个小伙子，他心情有些低落。要是他不去上哈佛，就应该是这种无拘无束的年轻先锋。下一代，权力重心会向南部和西部转移，这个年轻人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位南部总统。”伊克斯说，他已经见了这个小伙子，詹韦也应该见一见，“你会喜欢他的。”詹韦说，午饭后，“我坐国会专列回了纽约。”一到家，电话就响了，是艾德•威斯尔打来的。“哈里（霍普金斯）刚给我打了个好玩的电话。你有没有听说过国会有个小子，叫什么林迪
(1) •约翰逊的？”

* * * * * *

霍普金斯和伊克斯相当于新政的“陆军元帅”，本•科恩是新政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而汤米•科科伦，在一段时间内不仅是新政的“招兵总长”，还是主要参谋。这些人下面，就是新政的得力兵将们，都是些年轻能干的自由派，心中升腾着理想主义的熊熊火焰，从全美各地拥入华盛顿，加入这场伟大的征途。这些年轻人级别都不高，不是什么内阁要员，甚至连副手都没有几个，只是这些领导的下属和助手。他们自己手中毫无权力可言。没有什么重要的官位头衔，没有白宫的人脉，在款项分配上没有任何发言权。但对议员来说，他们还是很重要的。“政府是什么？”科科伦曾经发问，“不仅仅是最上面的那个人或者十个人。政府，是最上面的一百个人、两百个人。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是重大决策之前和之后自上而下发生的事情。”约翰逊已经见了元帅和将领，赢得了他们的欣赏；收服下级兵将时，他照样是屡战屡胜。

他特别专注于收服其中的一群。

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就是都跟公众权力有关。他们都是政坛老将，要么参加过一九三五年重要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案》（“雷伯恩-弗莱彻尔法案”），要么为接下来法案的实施做出过努力，要么就是争取过那些大坝的修建，这些大坝能够创造新的水电资源，打破旧公用事业集团的垄断权。约翰逊在国会新官上任，要烧的第一把火就是马歇尔浅滩大坝，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遇见了大多数的年轻兵将，和他们打上了交道。

另一个共同之处是知识水平。这一两百位年轻的新政支持者中，有很多杰出人才，约翰逊关注的那几个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领导人是主要法案的撰写人，科科伦和科恩，说得更准确一点，只有科科伦。因为善良温柔的科恩，正如一位朋友写的那样：“一言一行都像极了狄更斯笔下总是思绪飘忽的教授。”他很羞涩，总是神情恍惚，很难称得上是一位领导。他就是那种独行侠一般纯粹的知识分子，拥有这方面的天赋。而科科伦在哈佛法学院表现极为出色，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大法官给了他当时自己权限范围内最好的工作：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秘书。尽管如此，但凡和两人有些深交的人都知道，科科伦的头脑比不上他那位沉默的伙伴；山姆•雷伯恩曾经跟两人会面，基本上是科科伦在说话，之后，山姆向一位朋友直言：“科恩是军师。”

约翰逊关注的那群人里面，有一个是接替科科伦继任霍姆斯秘书的詹姆斯•H.罗，高个子，热心肠，戴着眼镜的律师（一九三七年他和林登•约翰逊一样，都是二十八岁。）他通往华盛顿的路从蒙大拿州的布特开始，到哈佛大学，再到哈佛法学院。一开始他是几个低阶助手之一，帮助科科伦和科恩起草《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案》，还帮市政工程局跟电力公司打官司。其间科科伦注意到他，把他安排到白宫做另一份低阶工作——总统儿子詹姆斯的秘书，而总统也很快注意到了他。

这群人还包括威廉•O.道格拉斯，三十八岁，卡其色头发，原耶鲁法学院教授，作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他是《控股公司法案》的关键人物（“公用事业领域的控股公司已经成为一个怪兽，”他后来写道）；还包括道格拉斯召到华盛顿协助他的第一人，瘦小个子，沉默内敛的年轻犹太人，来自孟菲斯，橄榄色的皮肤，水汪汪的大眼睛，另一位耶鲁教授评论说，他是“耶鲁法学院有史以来最具有法学头脑的优秀学生”，他就是二十六岁的阿贝•福塔斯。还包括詹韦，二十四岁就已经成为《时代》《生活》和《财富》几大杂志驻华盛顿的商业记者；还包括二十四岁的阿瑟•E.戈尔德施密特，来自圣安东尼奥，绰号“小得”，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就被带来华盛顿，在哈里•霍普金斯手下做事。除了詹韦，科恩、道格拉斯、罗、福塔斯、戈尔德施密特经常在工作中见面。事实上，有一段时间，科恩、福塔斯和戈尔德施密特的办公室就连在一起，同属于内政部六楼公共权力分部使用的一间套房。他们下班后也形影不离，科科伦和科恩同住一套公寓，而年轻点的罗、福塔斯和戈尔德施密特的住所都在一两个街区的范围内，都是小小的出租房，在华盛顿的乔治敦，不久前还是个黑人聚居的贫民窟，但正在迅速被年轻的白人新政支持者占领并翻新。“我们算是个小团体，”戈尔德施密特说，“并没有什么组织。但我们互相认识，经常见面。”

他们开始经常和林登•约翰逊见面了。

他见他们，主要是因为马歇尔浅滩大坝的公事。之后他会打电话叫上他们共进午餐。他和“小瓢虫”在康涅狄格大道上的肯尼迪-沃伦公寓楼租了个一居室的小公寓。周日下午，约翰逊常常把这群人叫去家里喝鸡尾酒。

很快他们开始回请他。这个小团体的人经常聚在一起，举行没那么正式的晚宴或者后院野餐会，林登和“小瓢虫”成为这些场合的常客。

他培养他们的好感。至少在开始，他是非常谦虚的，很关注他们的观点。汤米•科科伦讲起过去的事情，说一九三三年，他们在努力思考拯救银行的计划，财政部的灯亮了通宵。约翰逊一脸认真地听着，还露出敬畏的表情。他经常送些小礼物，比如谁有小女儿，他就送一个小盒子吊坠。礼轻情意重，总让收礼人感激。“那时候我们还不常收到礼物。”吉姆•罗说。“虽然您警告过，不要写什么肉麻的感谢信来烦您，”伊丽莎白•罗写信给约翰逊，“我仍然不可能对您这漂亮的小盒子吊坠视而不见。真的，您真是要宠坏我们这小女儿了……我也想不出对女儿更好的愿望，只愿您能做她的干叔叔。那么……从现在起，您就是林登叔叔了。”有的礼物小，有的礼物大，最大的是得州火鸡，从一九三七年起，每年的圣诞节都由约翰逊的秘书们亲手送给小团体中的所有成员。收到第一只火鸡时，罗夫人被这体积震惊了。“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火鸡，”她回忆，“当时我都没有足够大的厨具能装的。”她电话向约翰逊道谢，还说：“这是火鸡和牛杂交出来的吧。”成员们晋升时，会收到他热烈的祝贺。罗成为罗斯福总统六个行政助理之一时，约翰逊写信给他：“亲爱的吉米：就算我有搬家公司那么大的卡车，能让我在急切时到处跑，也装不完这封信里想要表达的对你今日高升的祝贺。我与你共享这份喜悦。也与我们的总统共享喜悦，因为他有了你这样能干的左膀右臂，有了你这样出色聪慧的头脑，能够帮他缓解一些沉重的负担……”

他给予他们帮助。五月十三日，他作为新当选的国会议员来到华盛顿的第一天，造访的第一个办公室属于新当选的多数党领袖，他在那个办公室弯下腰，亲吻了一颗光亮的头颅，头颅下面那张阴沉的脸顿时破冰，展露了灿烂的微笑。山姆•雷伯恩很高兴看到林登•约翰逊重回华盛顿。约翰逊请求他，要在自己宣誓就职议员的时候站在他身边，做他的保证人，雷伯恩深受感动。约翰逊那套公寓里的家具被前面的房客用得有点旧了，但就从那个周日开始，这个矮壮的人物经常造访，用华盛顿权贵阶级的眼光来看，实属贵人到来、蓬荜生辉，比任何奢侈的陈设都要珍贵。雷伯恩对两夫妻热情的招待可谓涌泉相报。他当选为多数党领袖后最先发起的几个行动之一，就是重建杰克•加纳的“教育委员会”，每天众议院休会后，几个国会议员就在国会大厦底层的一间房子里见面，在午后迟暮的时光中喝几杯，“为自由而战”。这是个“大隐隐于市”的地方，只有几把轻便的黑色皮椅，一张长长的黑色皮沙发，一个壁炉，雷伯恩坐的一张桌子，还挂了一张罗伯特•E.李的肖像。被邀请来这里的几乎都是众议院的领袖，唯一的例外是赖特•帕特曼，在雷伯恩眼里，他的品质比年资更重要。他曾属于得州议会那一小撮从未被收买的人。有一天，雷伯恩邀请约翰逊休会后下去喝杯酒。那之后，每天工作结束从议员席离开时，领袖就会对约翰逊低声说：“下来。”在这隐蔽小房间高而窄的门背后，与这位二十八岁的国会新人举杯的有议长班克赫德，少数党党鞭麦科马克，法规委员会主席萨巴斯，等等，他也由此对众议院的内部机制和规矩了解良多。那些坐标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尽头的白宫的年轻新政支持者，总是需要了解国会山这边的信息，要了解某些对自己机构至关重要的法案是否有通过的可能，了解法案的处理进程：到底被扣押在哪里了？是委员会，还是附属委员会，或者还在法案起草员办公室？什么被扣押？谁能把这法案给放出来？他们的上司经常叫他们去打听国会的相关消息。

科科伦要了解这些信息是没什么问题的，他直接找白宫的国会联络员就好（有时候，他自己就是联络员）。证券交易会的道格拉斯也不用费什么功夫。但职位较低的罗、福塔斯和戈尔德施密特只能自己去搜集信息。而国会山消息比较严，各种关系又错综复杂，很难区分哪是流言、哪是事实。但约翰逊因为进入了雷伯恩那个小圈子，总能得到很多准确信息。另外，这些人也亲眼见证了他和雷伯恩的熟悉程度。这位多数党领袖权倾国会，样子又那么吓人，他们自己是没法接近的。但雷伯恩喜欢和那些小得能做他儿子的年轻人做伴。他跟科科伦和科恩已经相识很久，在他们面前也能稍微放松了，所以偶尔会邀请他们（也许一两个月一次）去他的小公寓吃个不带女伴的周日早餐，他会亲自系上围裙下厨。不过，就算是这样的社交场合，领袖还是一样的内敛矜持。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觉得和他已经熟悉到能够问想问的问题了。但这些年轻人震惊地发现（就和林登在圣马科斯的同学目睹他拍人人敬畏的埃文斯校长的背一样震惊），林登•约翰逊弯下腰亲吻了领袖光秃秃的头顶。他们清楚，就算约翰逊本人不知道他们想要的信息，也能从雷伯恩那里打听到。在一些小事上，他甚至还代表他们，请领袖不仅提供信息，还要搭把手帮个忙。另外，他很快掌握了这里的办事之道，是大多数国会议员一辈子都没搞清楚的。“他很快掌握了国会的各种杠杆。”罗说。他也很乐意用自己的所知为这一小群人效劳。“我给他打电话问：‘这事儿怎么处理？’”罗说，“他就说：‘我马上回你电话。’然后他就回电话说：‘你应该找这个人谈谈。’”福塔斯说：“他和雷伯恩走得很近，在国会山上结交的圈子也是越来越大。他会帮我们。他会帮我们处理些国会山上的杂事。他对我们用处很大。”

他赢得了他们的喜爱。

“聚会时，他很有意思，”伊丽莎白•罗说，“这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林登•约翰逊，他很有意思。”

事实上，他是这些聚会的灵魂。聚会上充满各种急智，脑子转得最快的就是他。“想起那时候的林登，我就想起那些老派的玩笑啊，插科打诨啊。”戈尔德施密特的夫人伊丽莎白•威肯登说。“跟他闲聊特别开心，”吉姆•罗说，“他总能讲个很应景的得州小故事。”约翰逊所了解的三个世界，一个是国会，他们知之甚少，另两个他们更可谓一无所知：一个是得州政坛，一个是他的出处，得州丘陵地带。他把这些世界向他们一一道来，其娓娓动人，是他们永远难忘的。他的声音时而轻柔诚恳，时而振聋发聩，真是一个天生的讲述者。他总是张口就能说出国会最新的内部事务。他们很喜欢听，既因为其中的信息对他们至关重要，又因为讲故事的时候他会模仿相关人物，惟妙惟肖又令人捧腹。他在各家小小的客厅里来回走动，瘦高的个子特别引人注目，让戏剧化的效果填满了每一个角落。

“他最棒的故事，”罗夫人的评价得到圈子里其他人的首肯，“是关于得克萨斯的。”他讲起弗格森家族的男女候选人，大块头吉姆•霍格，吉米•奥尔雷德，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几乎从未听说过，却因为他绘声绘色的生动描述，急切地想了解更多。说起丘陵地带的时候，罗夫人说：“他口才实在是太好了。”他说起赶牛北上的日子，还有那里人民的贫穷。比尔•道格拉斯已经算是很有口才的人了，他喜欢聊土壤保护的话题，他的故事比起佩德纳莱斯河与科罗拉多河下游奔流的波涛都要苍白不少。而汤米•科科伦，本身就有爱尔兰人的健谈，再加上弹得一手好手风琴，他几乎是每一场聚会的灵魂。但当约翰逊谈起丘陵地带的贫穷，谈起新政的项目对那些地方的意义时，就连科科伦也会沉默地认真倾听。

让他赢得大家喜爱的，不止是故事。他很擅长搞恶作剧。福塔斯家举行了一场露天餐会，约翰逊和布朗&路特公司的乔治•布朗都是座上客。当时布朗喝了点酒。第二天早上，卡萝尔•福塔斯收到一束署名布朗的花，卡片上写着：“要是我有什么不当言行，很抱歉。”布朗当时并未失态，所以福塔斯夫妇很是困惑。福塔斯问约翰逊，布朗是什么意思。约翰逊说他那天早上发现布朗不怎么记得清前晚的事情了，就逗他说，他把一块浇满了伍斯特辣酱的牛排，掉在福塔斯家客厅的地毯上了。

他还表演节目，娱乐大家。一天晚上，在一家西班牙餐厅，伴随着欢快的弗拉门戈舞曲，高高的约翰逊拉着瘦小的威利•霍普金斯，跳上一张桌子共舞起来。“跟他在一起，永远不会无聊，”福塔斯说，“要是林登•约翰逊在场，聚会就会更活跃。他一进门，气氛就点燃了。可能跟他来之前的气氛有点不同，但就是很热烈……他特别有意思，是很棒的玩伴。”伊丽莎白•罗说：“他是这么热爱生活，让周围的每个人都更开心起来。只要有他在，一群人就更欢快更活跃。”

随着与他的交往日渐加深，大家在喜爱之外，又有了越来越多的欣赏。他们是专业从政的，大多数都擅长此道。这个小圈子里的人，都已经或者即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政坛大师。大师见到大师，总是电光石火间就能辨认出来的。他们很清楚，眼前这位就是其中之一。罗越来越频繁地向约翰逊询问关于国会的信息，他发现这些信息无一例外，全都准确无误。只要跟着这个国会新人，在国会山这个迷宫里，你就很少会转错弯。他们全都发现“他知道事情怎么发生，是什么原因”，福塔斯说：“他深谙政治的具体细节、基本要素。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说是技师，而他就是最优秀的技师，最最出色的。”聚会上，大家经常提起对他们很重要的法案，并且估计在国会能得多少反对票、多少支持票。“他估计得很准确，”罗说，“比如有人说，我们有多少多少票，约翰逊就说：‘去你的，要减掉三票。你算了这三个人，他们会投反对票的。’”“他很擅长数票，”福塔斯说，“他能详细地说出个一二三，谁谁谁会怎么投，谁是摇摆票。在具体情况下，到底什么能让他们动摇。”福塔斯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这么解释，你也许还是不能完全了解他是个多么优秀的政客。他真的是最出色的。”

他们欣赏他事无巨细都亲自打理，不知疲倦。他将自己投入到政治的各个方面，投入到一切事务中，仿佛带着无限的热情与努力。他吸收和记忆信息的能力惊人，对各个议员和相关的选区已经是了如指掌，令人啧啧称奇。“他简直就是个信息库，”福塔斯说，“而且他非常非常聪慧。他从不忘记任何事。他工作起来比任何人都要努力。我从来没见过谁像他一样，这么能注意到细节。”对于这些最有头脑的年轻新政支持者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推荐，他们都在努力地把朋友亲信安插进政府机构的关键位置。林登•约翰逊也在做这样的事。“他总是在推荐谁去某个职位。”罗回忆。而约翰逊的推荐是有特别效果的。罗回忆起自己成为白宫行政助理后最先负责分配的一份工作，首席检察官助理。“名单上有威利•霍普金斯。”罗想，他就随口问问约翰逊这个人的情况好了。“就因为他也是得州人嘛。”他当时完全没想让约翰逊这个国会新人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发言权。但是，罗回忆：“我打给林登，他说：‘我过来！’”惊讶的罗问：“你什么意思？”“我十分钟之内赶过来！”约翰逊回答。约翰逊从坎农大楼的办公室跑出来，跳进车里，飞奔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十分钟内就出现在了白宫旁边陆军与海军部大楼中罗的办公室里。“他用让人喜欢的方式敲打我的桌子，说：‘他是最好的人选！’”（“林登啊，”罗提醒他，“你还不知道别的人选都有谁呢。”但霍普金斯得到了这份工作。）

罗和科科伦这两个霍姆斯法官的追随者，把他们所欣赏的这种不知疲倦与热情称为“活力”。“霍姆斯经常说，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就是活力，”科科伦说，“林登真是充满了活力。”福塔斯的语言更为具体准确：“就是一种不停歇的强度，全神贯注地关心当下讨论的话题，全神贯注地处理手里的问题。”但不管怎么定义，他们都很欣赏，而且是高度欣赏，甚至于在自认为（用福塔斯的话说）是“技师”的情况下，觉得约翰逊可能比他们更高一筹。福塔斯长相显小，而且年纪轻轻就担任要职，所以他总是比较谨慎内敛，带着点稳重的气度。也许这种气度是天生的，“我生来成熟。”有一次他对戈尔德施密特说，语气都有点悲伤了。有时候，他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字斟句酌，回答问题之前，总是喜欢慢慢地摸摸下巴，也似乎很坚定地让自己永远不要显露什么热情。因此，詹韦听到福塔斯对他坦陈自己对约翰逊的感觉时，十分震惊。福塔斯还补充说：“这人就是有气场。”听吉姆•罗说起约翰逊，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挣扎，作为一个本身个性很强的人，他努力不让另一个更强的个性来吞没自己。“听着，我想说，我是为罗斯福和霍姆斯工作的。他们是两个完人。约翰逊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偶像），我俩是同龄人——但我从未厌烦过他。他没让任何人厌烦过。从外表上来说他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而且你永远摸不透他下一步要干什么，他是人中豪杰。”

在这个优秀年轻人的小团体中，他不仅慢慢融入，而且渐渐成了中心人物。很快，小小的约翰逊公寓就越来越频繁地举行聚会：以莫里•马弗里克的名义举办（哈罗德•伊克斯决定来参加约翰逊家的聚会，而推掉了“英国大使馆的一个大型花园派对”，他很高兴自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真是把每个人都照顾得高高兴兴的。相比那种正式的场合，我肯定是在那儿玩儿得更开心……”）；还有伊克斯本人的生日聚会，约翰逊请时任市政工程局总顾问的福塔斯发表关于伊克斯的演讲。（“这举动说明他有多聪明。”威利•霍普金斯说。办派对的是他，却让“阿贝来发表颂扬上司的演讲”，这样就能“两边都讨好”。）派对不一定特别正式。“他特别擅长组织那种说来就来的聚会，”伊丽莎白•罗回忆，“他会打电话说：‘我就要下班了。你叫上老吉姆，一起来吧。’”罗夫妇到了约翰逊家后，发现他临时打了几个电话，就又叫来了两三对夫妇。

现在，不管聚会场地在哪里，他都越来越多地成为场上的主宰。

一是因为他的个头。毕竟，他身高超过一米九二，而且双臂很长，手也很大。他拼命甩着长长的手臂时仿佛要把小小的房间填满。一是因为他的怪异，讲“得州往事”时，他来回踱步，步子很大很猛，又带着笨拙；讲到激动处双臂挥舞，再加上随时都坐不住，动来动去：坐下，跳起来，走一走，说话，没有一刻是安静的。超越个头与怪异，他外表的那种戏剧性也是因素之一：苍白的肤色与深黑的头发、浓黑的眉毛形成鲜明对比；巨大的鼻子和耳朵；闪闪发光的微笑，炯炯有神的双眼。

但不只是体型与外表。只有二十八岁的他已经对别人发号施令很久了，指挥着L.E.琼斯、吉恩•拉蒂默以及克雷博格办公室的其他下属，还有青管局那几十号人。他早就习惯了说出来的话有人认真听，他身上有种种气派，其中一种，就是领导气派。

还有信念的坚定。他不只是个天生的讲述者。他经常谈到的那些话题，各种趣闻轶事所表现的话题，很多都关于他那个选区的贫穷，以及采取措施扶贫的迫在眉睫。小团体的成员们说起林登•约翰逊，用的词都是“活力”“生气”“紧迫”“紧张”“精力”，还有“激情”。“他对自己所抗争的东西的信念，感觉就要从身体里溢出来，”伊丽莎白•罗说，“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他在各家的小客厅里迈着大步子走来走去，用他们的话来说，此时的他“口才了得”“扣人心弦”。他们经常被他彻底吸引。

当然，也不是回回如此。如果他们没被吸引，约翰逊的行为仍然很惊人。当然啦，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不能忍受只是团体中的普通一员。用玩伴的话来说，“他无法忍受，就是无法忍受自己不是领头的”，他要领导的不仅是和自己同龄的男孩子，还有年纪更大的那些。“要是他当不了领头的，好像就不太想玩儿了。”在乔治敦的客厅，这种掌控别人的需求和在约翰逊城的空地上一样明显；与阿贝•福塔斯、吉姆•罗，甚至“木塞”汤米在一起时，这种需求和与鲍勃•爱德华兹以及克赖德兄弟在一起时一样明显。这群人中的大多数，比如福塔斯、罗、戈尔德施密特以及他们的妻子，在他滔滔不绝时都会全心全意地倾听，但有时候他们就不会。有时候来了别的客人，不怎么被他吸引的客人。在华盛顿，一个人能吸引多少注意力，通常要看他手里握着多少权力，一个初级国会议员，手里什么权力都没有。罗说：“他是个年轻的国会议员，也很有趣，但人们听着听着还是会走神，各自聊起来”，或者打断他，自己讲起来。如果他不是舞台中心，林登•约翰逊就完全拒绝“参演”。他就去睡觉了，是真的睡觉。一群人聚在客厅里，林登在说话，要是有别人也开始说话了，他就下巴垂在胸前，闭上眼睛，就这么睡着了。他可能好一会儿都这样，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说不定要等“小瓢虫”用胳膊肘捅捅他才醒过来。他醒过来的时候，罗说：“马上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要是周围的人仍然没注意到他，他就又睡着了。伊丽莎白•罗如此描述：“他开始表演，然后把大幕落下，接着又把大幕拉开。”

小团体里的人原谅他这种行为。福塔斯觉得这是因为他比较累，可以理解：“一个工作强度这么高的人……”伊丽莎白•罗根本不想解释，直接就原谅了。被问到作为女主人，是否不喜欢客人之一在她客厅里睡觉时，她回答：“我觉得他做什么都没关系……因为他真的是个好朋友。”当然，她补充道，醒着的时候，他是“那么妙趣横生那么有趣的一个客人”。威利•霍普金斯的妻子艾丽斯说：“他要求大家关注他，要求，而他也会得到。”现在，他要求关注的那些人，基本上很少会关注谁，只服他们的上级和大权在握的年长之人。基本不可能去关注一个没有权力的同龄人（而和他们同龄的林登•约翰逊，手里还一点权力都没有）。罗总结林登•约翰逊和福塔斯、罗、道格拉斯、戈尔德施密特和科恩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多成员的肯定，他说：“罗斯福和雷伯恩对他的喜爱，给了他底气。剩下的就靠他个人的气场。肯定是这样，因为也没其他的了。他没权，没钱，一无所有。他就是有那种个人的气场，很强大、很特别的个人气场。”

他利用他们。

霍索恩评价安德鲁•杰克逊说：“他身上那股天生的力量……能够让每个人成为他唾手可得的工具；任何人，越是人精，就越是他趁手的工具。”这些都是人精中的人精，约翰逊让他们成为了十分趁手的工具。

当然，他们自己是没意识到的。事实上，还激烈地否认。他们觉得，林登•约翰逊在利用他们，他们也同样在利用林登•约翰逊。这种感觉很重要。都是些聪明人，也骄傲于自己的聪明；是讲求实用的人，也骄傲于自己的实用主义。他们要在任何关系中占上风，这很重要。他们很难接受谁在利用他们这种想法，很难接受那个人从他们身上得到比他们从那人身上得到更多的好处。（事实上，四十年后，他们还是很难接受这样的想法。笔者很快发现，只要稍稍暗示一下，林登•约翰逊对他们的利用比他们对林登的利用要多，就能让他们眉头紧皱。）

但他的确是在利用他们。当然了，利用是相互的。用福塔斯的话来说，约翰逊在帮他们办国会山上的“杂事”。告诉他们国会办事进程的信息，还有在国会如何办事的建议。但约翰逊这边显然要利用得多得多。他为他们做的都是些小事，但得到的回报却不小：其实，这可是他在国会头几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事情，因为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马歇尔浅滩大坝。

为了建成大坝，他不仅对这每一样尖利趁手的武器善加利用，还经过了完善的判断布局，把每个人用在了最适合的地方。

国会山上，他是不需要他们帮忙的。因为他已经有了冷面雷伯恩，当上多数党领袖后，气场和权力都更强大了。还有罗伊•米勒，他还在国会大厦的走廊里推着约瑟夫•杰斐逊•曼斯菲尔德来来去去。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要尽快得到国会对大坝项目的授权。按照安排，曼斯菲尔德的河港委员会要在五月二十四日发布针对该工程的报告，也就是约翰逊到达华盛顿的十一天后。但就是这么短短的十一天，约翰逊已经得到了需要的东西：不仅是授权，而且还是阿尔文•维尔茨期待的那种授权。报告中说，之前，马歇尔浅滩大坝“从未得到过国会的具体授权，因此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援引参议院《河流与海港法案》第三款，“‘马歇尔浅滩大坝’，即得州科罗拉多河工程，在此得到授权……和该工程有关的已执行的合同与协议因此有效，获得批准……”

有效，获得批准。布朗&路特公司签订并执行的那个合同本来有可能作废，法案一通过，他们就吃了一颗定心丸。

但约翰逊需要宾夕法尼亚大道另一头那些年轻新政支持者的帮助，非常需要。

获得国会授权的第一步已经走了，但前路仍然漫长，比如要取得整个众议院对委员会报告的许可，取得参议院对《河港法案》的通过，要有一个协商委员会对两个法案进行协调。取得了这些，才能让授权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而欠债五十万美元的赫尔曼•布朗，钱快要用完了，根本等不起。他需要新的资金。本来，之前都做好了安排，可以继续打款了。但总审计长办公室和预算局迟迟不批，非要等上述步骤都完成以后再说。更重要的是，就算众议院通过了法案，适用于布朗&路特之前签订的合同，使其具有了国会授权的法律效力，但这座大坝是修建在非联邦政府所有的土地上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只是稍微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各级部门之间开始对大坝议论纷纷，非常困惑，而流言已经传到了一两个共和党议员的耳朵里。要是展开调查，大家就会注意到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总审计长办公室和预算局要名正言顺地拨款就难了。必须尽快结束这种拖延的状态，也必须平息各级部门对这座大坝的好奇和议论。要成功，只能借助最上层的力量。

为了得到这力量，约翰逊用了他最钝的武器，就是科科伦，宽肩大背，精神饱满，却又暴躁傲慢的爱尔兰人，正如约瑟夫•阿尔索普和特纳•卡特利奇所写，一九三七年，他比任何年轻新政支持者“都离王座更近”。而他充满热情地利用这种亲近，让各个部门为他所用，服从他的意志，在华盛顿已然是个传奇。总统对他喜爱有加，亲切地称他为“木塞汤米”，而别人都叫他“白宫汤米”，因为他电话的开场白总是“我是汤米•科科伦，从白宫打来”。阿娃•约翰斯顿写道，他打电话的时候，“内阁官员、参议员和各位委员都会屏息肃立……想在白宫办成事的聪明人，不会在意那些什么秘书助理，而会直接跳过内阁，直接去跟白宫汤米培养感情。他是能办成事的人。”

约翰逊自己倒也给罗斯福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他发现，这还不足以让一个新人议员在白宫畅行无阻。于是约翰逊就用了科科伦的方便，请他在总统面前提一提马歇尔浅滩大坝。科科伦寻找了合适的时机，罗斯福的回复正中了约翰逊下怀。科科伦回忆：“罗斯福说：‘把这大坝给那孩子。’”

这边约翰逊不断催促，那边科科伦把总统的话以总统的名义发挥到极致。可能从来没人提醒过罗斯福注意其中的合法性问题。科科伦自己可能都没完全意识到。不过，不管有什么问题，由科科伦执行的总统命令，都是可以解决的。也不知道科科伦到底用了什么具体手段，让之前不合作的总审计长办公室和预算局转变心意。科科伦不想谈，只是说：“为了那座大坝，我真是打了好多电话。”但这两个部门突然就不拒绝按照原先的安排继续拨款了，之前对大坝愈演愈烈的种种好奇和猜测也戛然而止。总统随口说出来的话，被科科伦加以强调渲染，就让马歇尔浅滩大坝的许可存在的各种问题被掩盖了，永远被掩盖了。

授权终于在手，但第二批的五百万美元拨款（赫尔曼•布朗能从中赚取两百万）还是很难拿到。这个钱应该从以工代赈的基金里出，而涉及金额在十五亿美元的《紧急以工代赈法案》正在国会推进。但以工代赈部部长哈里•霍普金斯指出，马歇尔浅滩大坝的承建方不是政府机构，而是私人承包商，各种材料的花费已经远远超过规定的“非人力”款项，而且其中的劳动力也都是价格高昂的高等技工，那么这项拨款至少违反了三条基本的以工代赈条款。

这些反对意见出现在七月，不到两个月，第一批拨款就要用光了，而赫尔曼•布朗还负债五十万美元。布朗在奥斯汀国家银行的代理托马斯•H.戴维斯给约翰逊写了封信，说布朗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马歇尔浅滩大坝上的活动……已经基本停滞。”七月二十日，布朗和维尔茨飞到了华盛顿，还由整个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人员陪着壮胆，至少气势上不能输。汤姆•康纳利本来打算在参议院的《以工代赈法案》上加个修正案，来规避霍普金斯的反对。但协商委员会提出反对，说修正的条款明显和法案的初衷相违背。康纳利虽然已经在参议院有了一定的权力积累，对这个问题还是束手无策。但白宫汤米就有办法，只要比尔•道格拉斯肯帮忙。约翰逊请科科伦和道格拉斯出面调停。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不得而知，但吉米•罗斯福（他的秘书是小詹姆斯•H.罗）打了几个电话，康纳利被要求收回修正提案，因为没那个必要了。霍普金斯静悄悄地收回了反对意见，七月二十二日，约翰逊、维尔茨和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高层们应邀前往白宫。总统的儿子在那里递给他们一份文件，批准了剩下的五百万美元拨款，并且着重强调说，总统“很高兴能帮到你们的议员”。害怕他们没抓住重点，霍普金斯又趁这群人都进入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强调了一遍。“我们这么做，”他说，“都是因为约翰逊议员。”

那座大坝，那座对阿尔文•维尔茨和赫尔曼•布朗有着重大意义的大坝，终于尘埃落定。阿尔文•维尔茨在约翰逊身上的投注有了大回报。

汤米•科科伦只是约翰逊最钝的武器。而阿贝•福塔斯，年纪很轻，人脉还没有建立起来，但天生有律师的头脑，让同行自叹弗如。他就是最锋利的武器，现在也要被用起来了。

赫尔曼•布朗的大坝已经定下来了，所以他想修得更大。

约翰逊拿到至关重要的国会授权，一千万美元的马歇尔浅滩大坝可以继续修建了，布朗才摆脱了一场财政上的灾难。而短短四个月后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布朗的建设总监，罗斯•怀特在德里斯基尔酒店一家奥斯汀扶轮社举行的午餐会上，就要求大坝要修得更高，这需要额外花费一千七百万美元。接下来发言的霍华德•P.邦杰，是垦务局的工程负责人，他说这座大坝必须修得更高，因为目前计划高度“不能控制大规模的洪水”，他还号召“所有关心此事的人都联系代表本区的国会议员，并要求……建设更高的大坝”。跟在他后面发言的人又提出动议，要求这个扶轮社的理事会准备一份对该大坝的背书。到此一切昭然若揭，安静地坐在观众席上的布朗，显然是今夜的幕后主使。当晚，雷•李致信约翰逊：“看上去这肯定是精心策划的一场局，要让这件事变成公众的要求。”

约翰逊和维尔茨的第一反应是暴怒。其中有政治原因（说大坝防洪“能力不强”，此话虽然令人难堪，却非常正确：因为维尔茨显然从未想过要让这大坝承担防洪的责任；他虽然做出过相关声明，内心一直打算的却是让这大坝生产电力，从中获取政治权力），也有个人原因（两个人都觉得布朗利用了他们，想获得更大的利益）。维尔茨的怒气因为恐惧而更胜一筹。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未偿清的债务要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开始付利息了，而筹到这笔钱的唯一途径，就是从管理局主持修建的大坝卖电力出去。大坝只有建成了，才能开始售电。布朗提出的这个建议意味着，马歇尔浅滩大坝至少是不能及时完工了。根据债务契约，要是没有按时支付利息，债券持有人有权关闭并接管工程。而债券持有人是“复兴金融公司”，老总是休斯敦的杰西•琼斯，长期与维尔茨为敌，巴不得从他手里抢走这个项目。维尔茨催促约翰逊立刻面见相关的联邦官员，确保大坝不扩建。（扶轮社午餐会之前，布朗兄弟和这两位政客的联盟就已经有点动摇了。维尔茨本来打算利用马歇尔浅滩大坝的两千个工作机会来扶植一个维尔茨-约翰逊政治组织，结果布朗拒绝合作，他的计划落空。邦杰从垦务局的上司那里接到了低调的命令，只有拿着“维尔茨和约翰逊批复的许可文件”的人，才能获得雇用。但布朗拒绝接受这个条件。“他把这些人都撤了，”邦杰回忆，“赫尔曼是很强硬的。赫尔曼•布朗安排的工作，说一不二。”）

但和赫尔曼•布朗产生分歧不符合约翰逊的利益。要实现抱负，必须避免分歧。而他一向是唯抱负行事的。扶轮社午餐会之后一个星期，他写了第一封关于加高大坝的信（是写给奥斯汀国家银行T.H.戴维斯的回信。对方来信说：“不知道……为什么目前各项建设工作进行得好好的大坝，要是没什么用，还要签合同做什么”），那时候怒气已经被压抑下去，信中充满了外交辞令。赫尔曼•布朗的支持对他实现最终目标十分必要，他那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吗？

不过，大坝加高，似乎面临着无法克服的难题。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不可能拨付这额外的一千七百万美元：因为管理局不仅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放权，而且就算能求到更大的权力，需要钱就得举债，举债就有利息，而这利息是付不起的。销售电力能得到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付现有债务的利息了。而这钱又怎么可能从垦务局来呢？垦务局只能用自己的资金修建大坝的防洪部分；如果要为大坝的水电部分拨款，这笔钱之后必须偿付。而且垦务局怎么能够坚持说加高的大坝不是为了供电呢？之前就表示过，修建大坝是为了防洪，已经拿到了拨款。那再多申请拨款，肯定就是为了发电。这些钱都是要报销的，但是根本没有报销渠道。

“老狐狸”维尔茨在想解决办法。有了这个方案，目前这个六十米高的大坝就不再是防洪大坝了，轻轻一笔，就能把它变成水电大坝。而防洪的部分，也就是要加高的那二十四米则还未修建，这样垦务局就能名正言顺地合法拨款了。但维尔茨的解决方案虽然绝妙，却没有提供对已修建的六十米大坝性质做出改变的有力依据，而且又遗留了一个大问题，说明事实上这大坝一开始就是为了供电而修建的。这不是能打打马虎眼就能忽略过去的事实，因为这大坝多少用于防洪，多少用于供电，早已是各方达成的共识、制定好的标准。按照之前的计划，马歇尔浅滩大坝的花费中，最多只能有一千四百八十五万美元用于防洪，剩下的可用于供电。但也没法供电了，因为供电这部分的花费是要偿付贷款的，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在已经答应支付的九百五十一万五千美元之外，已经没有偿付能力了。而两个数字，一千四百八十五万美元与九百五十一万五千美元相加，总和是两千四百三十六万五千美元，大坝的总花费将至少高达二千七百万美元。也就是说，至少有二百六十三万五千美元的资金短缺，和工程有关的两个机构都填补不了。阻挡赫尔曼•布朗伟大抱负的，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法律纠纷。布朗看不到任何理清这团乱麻的途径。维尔茨和科科伦也束手无策。所以，科科伦说：“这（问题）就交给了阿贝•福塔斯。”

约翰逊电话布朗兄弟通报情况。乔治•布朗回忆：“垦务局的事情落到了他（福塔斯）手上……他是整件事情的关键……要是他说（维尔茨的计划）是违法的，那就是死路一条。”布朗很清楚他们自己的弱点，觉得情势危急。但约翰逊说，要是这世界上有哪个律师能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就非福塔斯莫属了。

事实上，福塔斯也做到了。他为维尔茨的计划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后备依据，也为二百六十三万五千美元的资金短缺做好了筹划。鉴于大坝的两个主持机构都无法提供这笔钱，福塔斯建议，由另一个机构来拨款：市政工程局。初看起来，这个方案也存在很多法律障碍。市政工程局无权修建防洪建筑，也无权修建供电大坝。但福塔斯撰写了一份条理清晰、说理详尽的备忘录，呈交给市政工程局局长伊克斯，说该局可以承建这座大坝的一部分，因为该大坝可以说既不光是为了防洪，也不光是为了供电，因为这座大坝的目的是既防洪又供电。要实现这一双重目的，就要在原来的六十米基础之上，先加高十米，作为“共用部分”。在防洪闸关闭的情况下，这十米拦截的水就可做供电之用。而防洪闸通常都是关闭的，所以大多数时候这些水都用来发电。因此，这加高的十米（成本刚好是两百五十万美元）基本上就是为了供电，而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又不用为其建设付款。管理局理事会成员汤姆•弗格森解释：“垦务局说会为（总高度为八十二米中）最高的十四米付款，但除此之外无法拨付更多的款项。这样市政工程局就负责其中的一段。垦务局就从市政工程局资金用完的部分开始拨款。”

伊克斯照单全收。他早就发现了福塔斯的法律才能。后来伊克斯任命他为市政工程局总顾问兼首席法务官时，他才二十八岁。当时尽管伊克斯还没准备好（他很快就准备好了）跟一个比自己儿子们还年轻的小伙子走得太近，但也很信任这个人的头脑了。福塔斯告诉伊克斯，这个方案是合法的。“我觉得重点不是要说服伊克斯，”福塔斯说，“重点是要把法律理论讲清楚。”

布朗兄弟明白福塔斯帮的这个忙意义重大。“要是没有阿贝……”乔治•布朗说，“他是我们要克服的第一道障碍。要是他没说这是合法的，那就是不合法。（但是）阿贝写了备忘录给伊克斯，让一切走上了正轨。”

见过约翰逊和福塔斯共处的乔治•布朗，认为自己知道福塔斯这么帮忙的原因。他列举了好几条。“他（福塔斯）来华盛顿，就是想帮忙的。”他说。另外，也是出于友情（“友情在这些事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经常去他家，脱掉鞋袜，喝上几杯”）。但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福塔斯对他的友情，他说，而是福塔斯对林登•约翰逊的友情。“他喜欢约翰逊，”布朗说，“约翰逊让他喜欢上了自己。”

戈尔德施密特不是最锋利的武器，他在华盛顿没有坐到多高的位置。但他性情随和，不像小团体中的其他人一样那么野心勃勃，对约翰逊是言听计从，任他差遣。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激情最盛之处就是公共权力。约翰逊从这样的角度来阐释马歇尔浅滩大坝，戈尔德施密特无条件地相信他，愿意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做任何事情来推进大坝的修建。

约翰逊深谙如何利用这样的意愿。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培养克拉克•福尔曼，内政部公共权力分部的部长。他这个机构是专门对如此巨大复杂的工程进行审批的，可能需要批复成千份相关文件。他对福尔曼描述很悲惨的图景，说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项目被困在错综复杂的繁文缛节中无法顺利进行，请福尔曼指派一名官员，来熟悉和处理管理局的问题。约翰逊说他有个最佳人选，“我们就让‘小得’来做怎么样？”他问。福尔曼同意了。大坝的修建还需要三年。这段时间内，内政部对管理局很多要求的批复都是戈尔德施密特来处理的，有了听话的他，一切自然是畅通无阻，高效迅速。

约翰逊融入的这个小团体是个非同一般的小团体。其中的两个人，道格拉斯和福塔斯将坐镇全国最高法院。另外的科科伦和罗在未来几十年内，都是全国各个最高政治委员会的成员（道格拉斯和福塔斯做过委员）。约翰逊来华盛顿做议员的最初几年，他们就已经是冉冉升起的年轻新星了。但，正如其中一个（科科伦）微笑着所说：“渐渐地，这些人都发现，他们在为林登•约翰逊做事。”科科伦说，是帮林登解决“他选区那些项目的问题”，特别是其中一个项目：在遥远的得克萨斯一条偏僻河谷上修建的巨型大坝。

要加高大坝，约翰逊需要国会山的帮助。这是个大忙，那群年轻的新政支持者没有一个提供得了。福塔斯制定的项目资金文件，过得了哈罗德•伊克斯这关，是因为伊克斯是支持这项工程的，但到了那些对这个项目完全无感的议员那里，可能就通不过了。这些文件一旦摆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面前进行审核，其中逻辑的欠缺与合法性的问题就变得引人注目起来。附属委员会主席，华盛顿州的代表议员查尔斯•H.勒维（很显然他都没能全面了解其中的问题，就被分配了审核大坝项目的任务）在作为全体委员会的整个众议院面前，介绍了增加马歇尔浅滩大坝资金所需要的修正案，要把这些增补的资金变成不用偿付的拨款，附属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打算把这些问题公之于众。

修正案是针对《河港法案》的，法案里面有很明确的条款要求，垦务局主持修建的所有项目，都应该“按照垦务法，进行报销”。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地读出以下字句：“勒维先生提出的修正案，是要在‘报销’这个词后面加上‘得州科罗拉多河的项目除外’。”

马上就有人反对，来自纽约的保守共和党议员约翰逊•泰博尔。“主席先生，”他说，“我要对这项修正案提出反对……这项修正案把科罗拉多河的项目排除在要向政府偿付借款的项目之外。但所有的复垦项目，都要向财政部偿付借款，这是全体适用的条款啊。”

勒维回复说：“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这都不是一个复垦项目，这是一个防洪项目，是由《防洪法案》来授权的。”

旁边早就有人跃跃欲试要发言了。宾夕法尼亚的共和党议员罗伯特•F.里奇
(2) 开始询问一些问题，逐渐暴露了这项工程各种的自相矛盾。难道政府不是已经拨款一千万美元给了科罗拉多河上的项目，“并且预期这些钱会从销售电力上赚回来吗？”勒维说此话不假。那么，里奇追问，现在难道不是要求政府继续为同一个项目再拨款两百万美元吗？“如果借出去的一千万美元必须用后来发电的利润来偿付，那么告诉我，为什么这两百零五万美元就不用偿付了呢？之前他们已经同意偿付那一千万美元了呀。如果这位先生能够向众议院和整个国会的成员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那我请你畅所欲言。”

“时间有限，我不知道是否能做到。”勒维说。事实上，他根本做不到，因为这个修正案不但违反了法律（按照法律规定，垦务局的所有项目都必须偿付借款），还不合逻辑。勒维想解释，却有心无力，语无伦次。

但约翰逊对这种情况早有准备。他后来告诉维尔茨，如果要公开投票表决，“至少得州的十九名代表是站在我这边的”。如果“提出任何质疑，曼斯菲尔德法官会列举过去几年来科罗拉多河上危险的洪水”。而且得州那位尽职尽责的马尔文•琼斯是听证会主席。这些准备也许不算充分，因为修正案实在是严重违背了法律和逻辑。但在国会山上，法律和逻辑是斗不过赤裸裸的权力的，而权力是站在约翰逊这边的。

多年后，另一名众议员，密苏里的理查德•博林说起他所进行的一场重要抗争，那是在一九五一年，他初入国会的头几个月，议题是他自己选区的一座大坝。大坝的提案在委员会就被否决了。而博林又在整个众议院面前提出了，但也清楚得不到多少支持。当时，雷伯恩和密苏里的哈里•杜鲁门交好，所以也和博林关系不错。但这位新人议员没有认识到雷伯恩友谊的重大意义，没有请他在有关大坝的法案上帮忙。但是，博林说，他紧张地坐在议员席上时，“感觉到有人坐在了我身边，我根本没注意到是谁”。但博林站起来发表支持大坝的言论时，他身边那个人也站起来了，是山姆•雷伯恩。雷伯恩一言未发，博林回忆。他根本不用说话。他只要站在博林身边，就表示山姆•雷伯恩希望这个法案通过。于是众议院通过了这个法案。

一九五一年，山姆•雷伯恩已经成为了众议院议长。而一九三八年，他还只是多数党领袖。但他还是山姆•雷伯恩。勒维惊慌失措地解释时，雷伯恩站起来，走到他身边。勒维说完一句话，山姆•雷伯恩说：“这位先生说得对，是的。”他就一直站在勒维身边，直到马尔文•琼斯挥舞小槌，宣布问题结束。议员们表示同意，勒维是对的。

“之后……作为主席的马尔文•琼斯挥了槌，”当晚约翰逊致信维尔茨，字里行间难掩喜悦，“我们知道已经赢了，所以话说得越少越好。我们让山姆•雷伯恩回答了里奇的一个问题，好向所有的民主党人暗示，多数党主席是支持这个修正案的。山姆完事之后，我们就举行投票，就这么成了。”同样欣喜若狂的维尔茨回信给约翰逊，说他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维尔茨还收到了另一封信。“亲爱的阿尔文，”山姆•雷伯恩写道，“林登能够为马歇尔浅滩大坝争取到额外拨款，我万分高兴。不管我为他提供了什么微小的帮助，我都很高兴，并且不求回报。因为我认为林登是国会中最优秀的年轻人之一。如果选区能够维持上佳的判断力，一直让他留在国会，未来多年，他将继续积累更多的智慧与影响力。”）

(1)
原文写的是“Lydie”，应该是文中说到的传话传错的情况。

(2)
后来林登•约翰逊给乔治•布朗写信说，要是他出席了听证会，“我想里奇先生的话会踩中你的痛脚”。——原注

•24•

清账

数十年后，忆往昔的汤米•科科伦会说：“林登•约翰逊的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那座大坝上的。”

科科伦指的是这座大坝对约翰逊与赫尔曼•布朗关系的影响。约翰逊发现布朗这位长辈竟然罕见地对他的魅力免疫。政治嗅觉敏锐的他，在奥斯汀上任青管局理事后不久，就看出了布朗在华盛顿的重要性，于是找了各种借口到尼尔斯路上那栋大白房子里去寻求建议。但他只得到了建议。讨好奉承（甚至是林登•约翰逊的讨好奉承）是买不来赫尔曼•布朗的友谊的。尽管议员竞选中，这位承包商对艾弗里的支持只是形式上的，只提供了资金，没有完全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尽管他还在约翰逊身上小小投注了一笔资金，但这些全都是在维尔茨的授意下进行的。布朗并不认同维尔茨的观点。他坚定地相信经验是最重要的。所以，当“参议员”告诉他这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够胜任老“布克”布坎南的位子，从未目睹过约翰逊在华盛顿行事的他根本难以置信。更有甚者，赫尔曼•布朗还心怀深重的痛恨。他痛恨黑人，痛恨工会。个中原因有所重合。他这一生是艰苦奋斗、辛劳工作的一生，所以他痛恨懒惰，而又认为黑人都很懒惰，工会也鼓励了白人的懒惰。二战之后，他将在阿尔文•维尔茨和艾德•克拉克的帮助下，在得州议会蛮横地通过很多美国历史上最恶意的危害劳工利益的法律。布朗还痛恨那个人，坐镇白宫的那个人，因为他的政策是偏向工会与黑人的。他说新政那些项目可以一言以蔽之：“给我，给我。”他说懒人们总是在说：“给我。”而现在美国总统也是纵容他们，想要什么给什么。光是想起那些项目会让有些人不劳而获，就让布朗那张强硬的窄脸涨得通红，令观者恐惧。他还看到，这些项目导致了税收增加。一想到政府这些从不工作的政客（收买了很多政客的赫尔曼•布朗其实是很瞧不起政客的），要把他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拿去供养那些懒得不想工作的人。“嗯，”乔治•布朗说，“赫尔曼真是恨得牙痒痒。”他痛恨罗斯福，所以面对一个满选区跑着高呼“罗斯福，罗斯福”的候选人，他也是反感至极。而且他口号喊得那么响，就算阿尔文•维尔茨信誓旦旦地保证，约翰逊私下里是不支持新政的，布朗又怎么能信呢。事实上，约翰逊把可恶的新政里那些字字句句说得那么好听，他这个人简直就象征着布朗厌恶的一切。乔治•布朗回忆，每次约翰逊上门离开后，“赫尔曼就会说，他永远也干不成大事，他特别不切实际”。而约翰逊在布朗家也没受到什么热情的招待。

但赫尔曼•布朗有自己的荣誉准则。“他有债必还，”艾德•克拉克说，“他总会想办法清账。别人为他做了什么，他必然回报，绝不欠对方人情。”现在林登•约翰逊帮他争取到了大坝的授权，让布朗&路特的合同合法了，布朗知道自己欠了他多大人情。一九三七年八月国会休会以后，约翰逊回到奥斯汀，布朗让克拉克把约翰逊请到尼尔斯路上的家中，克拉克说：“林登就每晚造访赫尔曼家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由于赫尔曼的妻子玛格丽特，气氛依然有点紧张。这是个胆子大、脾气暴的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很有头脑，总是抓住时机来表现自己。她和丈夫平起平坐地争论，也得到对方平等的对待。她很抵触约翰逊只跟丈夫说话而忽略了自己。另外，用乔治•布朗的话来说，玛格丽特•布朗还是一个“很讲究教养的人”。约翰逊的一些习惯，比如吃东西时狼吞虎咽，在她家客厅里也经常梳头发，都让她觉得恶心。“玛格丽特真是很不喜欢他。”克拉克说。

不过，一个气氛紧张的夜晚之后，约翰逊从尼尔斯路开车离开，他问克拉克：“我和布朗夫人相处得不好，是不是？”克拉克回忆：“我说：‘很高兴你终于问了。我不想提的，但既然你问了，我就有责任告诉你。’那时候，林登有一把蓝色的小梳子……他经常拿出来梳头发，而且经常蹿到镜子面前去照照自己。玛格丽特特别受不了这一点，我跟他说了。我还说：‘如果你不要一直停不下嘴，稍微听别人说说话，你会跟她相处得好些。’他照我说的做了。那把小蓝梳子再也没现身。他和玛格丽特关系好些了。”（不过她和他交谈越多，就越被他的没文化而震惊。有时候他离开了，玛格丽特会发表评论，一个历史知识这么贫乏的人，怎么可能当国会议员呢？）

而对玛格丽特的丈夫，约翰逊学会了揣摩他的心思，也意识到，他要和大多数人区别对待。因为，和大多数人不同，他想要的不是奉承讨好。

赫尔曼•布朗喜欢谈论政治与管理，这是他十分着迷的话题。谈论政治的时候，他不希望别人附和、顺从自己的意见。所以他和玛格丽特聊天永不厌倦，因为妻子是“女如其父”，在政治理念上是很激进自由的，所以和他从来都是争论不休。（“哦，都是些可恶的激情派教授教你的！”赫尔曼会朝她大喊大叫。“不，亲爱的，”她会平静却坚定地回复，“这是我在父亲的早餐桌上学到的。”）他想要争论，要激烈狂热的争论，而他很难如愿。在得州，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很清楚赫尔曼•布朗在得州政坛的地位，足以跟他争论一番的人，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害怕跟他争论。

林登•约翰逊却遂了他的愿。“他们会进行严肃的争吵，”乔治•布朗回忆，“互相质疑挑战，不停打击对方的观点。”其中一个会问另一个“他对市长、议会之类的有什么看法，然后就此展开争论。赫尔曼会说……”说到这里，乔治开始模仿赫尔曼，愤怒地出拳，重重地捶在桌子上，“赫尔曼会说：‘哦，他妈的，林登，你明知道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就连乔治都觉得哥哥和约翰逊要动手了。“我会去劝架，让他们和好。”但乔治知道，赫尔曼只有在“他真正喜欢的人面前”才会表现得这么暴力。“要是赫尔曼喜欢你，他就话很多，还会捶桌子。要是赫尔曼不喜欢你，他就笑一笑，不说话。”（“说得对，”赫尔曼旗下的一个游说者说，“天哪，要是你看到他那样笑了，可要小心了！”）乔治说，赫尔曼反应这么激烈，说明他有多喜欢林登•约翰逊。

不但喜欢他，而且越来越尊重他。毕竟，这两人中，并非只有约翰逊一人洞若观火，善于操纵人。他们经常讨论各个议员，后来成为赫尔曼•布朗旗下游说者的弗兰克•C.奥尔托夫说，如果在场目睹他们的讨论，“就看得出来，两人是互相理解的”。

如果讨论的重点不是议员而是议会事项，两人同样也是知己。布朗一直担心约翰逊不够“实际”，但现在他发现维尔茨不打诳语。“基本上，林登比大家认为的要更保守，更实际，”乔治•布朗说，“深交一下，你就知道，他是很实际的。他支持黑人，支持劳工，支持弱势群体，但是我向上帝发誓……他是特别实际的一个人。”而他哥哥也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就连约翰逊为罗斯福所作的辩护，其措辞有时都让赫尔曼哑口无言。“赫尔曼怒气冲冲地抱怨新政花费过多，林登就会说：‘你担心什么呢？又不是从你口袋里掏。他们在新政项目上花的那些钱，都是东边在给。我们得州又不用交什么税……是他们在给我们的项目掏钱。’”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乔治开始频繁前往华盛顿拜访约翰逊，回去报告哥哥说，的确有很多南部议员支持罗斯福是出于这个原因。乔治说：“林登会带我去参加这些南部议员的会议，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说大坝啊之类的工程都在南部修，钱是从别人口袋里来。罗斯福之前的那些总统，柯立芝啊，胡佛啊，从来没给过南部任何东西。罗斯福是第一个让南部歇了口气的人。所以他功大于过，因为他为他们争取了这么多的钱。”乔治•布朗说，赫尔曼•布朗与林登•约翰逊之间的关系，也是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他（赫尔曼）觉得林登功大于过，优点多于缺点”。

他的优点中，有豁达。

赫尔曼•布朗出身贫寒，来自小镇，年轻时也修过路，赶过骡子和牛。这经历恰恰和林登•约翰逊不谋而合。“他（约翰逊）经常用开玩笑的语气说起铲石子修路的经历，”乔治•布朗回忆，“他会讲述自己艰难成长的故事，说自己以前多么多么穷，丘陵地带多么多么穷。他们都是穷孩子。所以有种惺惺相惜之情。”约翰逊“把弟弟妹妹从那里带了出来”，同样把自己的弟弟们带出来的赫尔曼•布朗（他还带了别人，只要那人愿意努力）也很欣赏这一点。

赫尔曼•布朗是个抱负很大的穷孩子。抱负就是他性格的源泉，至少弟弟乔治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总是在向上爬。我们从来不会在意身边的小事，因为我们总是在向上爬。我们从来不会有已经到顶的感觉。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继续攀爬。我们就是一直在往上爬。就这么简单。”林登•约翰逊的抱负不太一样，但也同样很大。“真的，本来就干着一份很好的工作，却开始竞选国会议员，而且还没人觉得他能赢，那真是大赌注，”乔治•布朗说，“他是个赌徒。他不怕下注。他也是一直在往上爬，就像赫尔曼和我。赫尔曼能理解他。”

赫尔曼•布朗与林登•约翰逊的共同之处，不止贫穷和抱负。很多穷孩子都有抱负，伟大的抱负，但很少有人愿意为了实现抱负做出必要的牺牲。而赫尔曼•布朗住了多年的帐篷，接着又基本上算住了多年的汽车，吃睡都在车里。他做出了牺牲，而这种牺牲，或者说工作、努力，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像赫尔曼•布朗这么努力工作的人，完全看得出别人有多努力。他也许不喜欢林登•约翰逊在一九三七年竞选中的言论，但有人告诉赫尔曼•布朗，约翰逊不仅每天发表十几次演说，还要驱车成百上千公里。最能欣赏这种牺牲、努力和工作的，恐怕要数赫尔曼。他虽然态度强硬，反感这个人，却对这一点欣赏有加。

两人的友情持续萌芽中，然而赫尔曼决定扩建大坝，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扶轮社午餐会上借别人的演讲宣布了这个决定，又给这份友情制造了裂痕。另一个摩擦的来源，是约翰逊提议建立奥斯汀公共住房管理局。这个机构会改建贫民窟，夷平该城市黑人贫民窟的好几个街区的廉价出租楼，建起现代化公寓楼。而很多出租楼都是赫尔曼的，他从其中获益不菲。赫尔曼不想平白少了这么一份收益。刚一有人暗示他如果拒绝出售这些大楼，可能会启动征用程序，他想着政府可能会把属于他的土地给抢走，立刻暴跳如雷。但正当此时，有人建议“把大坝给赫尔曼，让林登拿到土地”，这样一来双方做出了妥协。约翰逊开始争取加高大坝。而乔治每次从华盛顿回来，都会报告说，约翰逊多么努力地在为大坝奔走，他多么成功地培养了福塔斯和其他相关人脉。这些都让赫尔曼确信，他很努力，也很真诚。

林登•约翰逊成功为大坝扩建争取到拨款，但他为布朗&路特的效劳远远没有结束。

布朗&路特的设备，包括那巨型空中索道，都已经在偏远的马歇尔浅滩大坝工地就位了。要是别的承包商想要竞标扩建大坝的项目，那就得考虑交通、安装设备和架设索道的费用，所以这合同自然也是非布朗兄弟莫属。而赫尔曼•布朗一共拿到了两千七百万美元的拨款，在资金运用上又有极大的自主性。合同一拿到，他就开始盘算怎样让利益最大化了。

他最开始的出价，不会是他最后的出价。就算拿到了想要的钱，他也盘算着怎么赚得更多。

垦务局的“科罗拉多河项目”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订单。“独得上宠”的承包商是允许这样做的。一旦他们有幸得到了合同，就可以悄悄地更改其中细节，来提高收益。别的承包商呢，特别还是在那些战前的岁月，政府在建筑工程中对承包商还没有那么宽宏大量。他们如果要求改变订单，可能会被直接驳回。内政部和垦务局那些高层官员，包括哈罗德•伊克斯本人，很明显对大坝十分重视，所以低阶的官员与工程师面对布朗&路特关于改变各种指标和单价的一系列要求，不愿意因为拒绝而拖延工程进度。不过也有拒绝的时候，因为赫尔曼•布朗提的要求可能太大了，工程师和官员们不敢擅自做主。每当这个时候，林登•约翰逊就开始给他们，或者他们的上级打电话。大坝未加高以前，垦务局一直在密切审计监督，控制收益。现在这种控制取消了。实际上，在审计布朗&路特的各项要求，以及公司是否按照合同条款行事时，垦务局的工程师用的是布朗&路特自己提供的数据。约翰逊通过戈尔德施密特和自己扶植的其他关键人员，帮助布朗&路特大大缩略了阻挡别的承包商财路的工程延期因素，比如政府的仔细审查，对已完工部分的评估，或者是各种繁文缛节。只要必要的许可签下来了，就马上有相关人员给他电话，接着这些表格还会有专人确保尽快送往下一个机构，那里的负责人也会被催促加速处理。

他与布朗&路特合作之紧密，仿佛自己就是公司员工，急切地想用勤奋努力在老板面前证明自己。他写给赫尔曼的信里经常见到这样的“定心丸”：“我自然无须告诉你这边的事情正在加急办理，这封短信……就是在各个会议的间隙写下的。”和他保持日常联系的是乔治而不是赫尔曼。赫尔曼正在遥远的科罗拉多，指挥着工程。林登和乔治•布朗会给彼此非常详尽的报告，分享每一次成功的喜悦。“终于把普尔斯、莫里兹和麦肯齐这几个政府工程师在马歇尔浅滩的新价格上统一了意见，”有一次，布朗致信约翰逊，“防洪方面的成本从五万美元降低到两万美元；水泥每立方降低了五十美分，我们本来只要求降低二十五美分的。剩下的价格和原来的合同一样。普尔斯是从丹佛办公室赶来的，当天晚上就回丹佛去了，把订单修改了。”修改了之后，新的订单被送往华盛顿，剩下就是约翰逊的事了。显示通过总审计长的批复，然后到内政部，最后再到垦务局，这些都是必要的流程。而约翰逊能在短短一天之内为布朗&路特拿到全部的许可，正如他拍给乔治•布朗的一封电报中所写：

绝密。总审计长今天上午十一点半签字同意我们改变马歇尔浅滩六十七号订单的要求……我派了专人把文件送去内政部且下午晚些时候会去找垦务局。

乔治•布朗说话有轻微的口齿不清，不过也只是几个词而已。但其中一个词是“百万”（他会说成“北万”），这小毛病现在变成了大麻烦，因为他要经常说到这个词了。最初的马歇尔浅滩大坝拿到了一千万美元拨款，当时布朗&路特还没找到林登这个国会代理人。合同签了，钱到手了，本来不久前还濒临破产的公司瞬间就获益一百万美元。公司从之后增补的合同（将整个大坝的拨款增加到两千七百万美元）赚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但根据乔治•布朗写给林登•约翰逊的信，光是从加高大坝拨款的五百万美元，布朗&路特的利润就是两百万美元左右（布朗补充说：“真是干得漂亮……”）。另外，这还只是建设拨款。一般来说，承包商在挖掘合同上的利润率更高。布朗&路特从马歇尔浅滩大坝的第一个合同中赚了一百万美元。而在接下来与大坝相关的合同里，他们在第一个百万的基础上，又赚了好几个百万。在得州这个偏远的河谷上，一个金融帝国的根基正在渐渐形成。

赫尔曼•布朗是个极其精明的商人，他的钱要花得值。他和政客结交，也都是有条件和准则的。乔治•布朗对哥哥的思想表示首肯，他说：“听我说，找医生，你肯定想找那种尽职尽责的医生；找律师，你肯定想要那种能胜任的律师；找州长，肯定也要找那种能办事的州长。”医生、律师、州长、议员……赫尔曼不管“找”谁，都希望对方“值回票价”。约翰逊显然是值回票价的，而且是超值。

赫尔曼•布朗总是在清账。一九三七年约翰逊竞选时，曾要求他捐一大笔钱，但被他拒绝了。现在，一九三八年，约翰逊又要竞选了。赫尔曼•布朗明确告诉约翰逊，竞选的资金他就不用操心了，钱已经给他准备好了，需要多少有多少，随时能拿出来。用艾德•克拉克的话说：“赫尔曼为林登尽了全力。”

赫尔曼•布朗的全力，意味着不仅有布朗&路特公司的支持，还有公司次级承包商的支持，公司在奥斯汀存贷银行的支持，为布朗&路特订立履约保证书的保险经纪人的支持，从布朗&路特拿钱的奥斯汀律师们的支持，为布朗&路特供应建筑材料的生意人的支持，还有奥斯汀乃至整个第十区政客的支持，因为他们经常用道路修建合同换取布朗&路特的竞选资金。一九三七年竞选期间，这些人都是唯赫尔曼马首是瞻，支持艾弗里的。现在，他们会再一次听从赫尔曼的指挥。一九三八年，林登•约翰逊竞选国会议员时，再也不用从休斯敦的商人那里筹款，再也不用奔波一整天深夜还打电话要钱了。他需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随时可以拿出来，而且，比他需要的还要多得多。

•25•

芳草地

如果说赫尔曼•布朗是第十区的幕后力量，那台前的力量就是区里颇有影响力的日报，《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
(1) 。

《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的所有者倒不像布朗那样对讨好恭维免疫。其实，他是个特别容易受影响、特别敏感的人。

查尔斯•E.马什，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就读期间十分努力，是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他赚钱赚得早，二十多岁时就花几百美元买下了北达科他州一家比较小的报纸，又迅速转手，以一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接着，他跟合作伙伴，E.S.芬特雷斯一起前往得克萨斯，要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报系。他很快就成功了。到一九三六年，要么是独立所有，要么是和芬特雷斯合伙，他在奥斯汀和另外十四个得克萨斯城市都拥有报纸，还有其他各州的十几座城市。他还为锡德•理查森做了银行贷款的担保人，所以也是理查森的合伙人，在西得克萨斯有一些利润特别丰厚的油井，同时自己手里还有些个人持有的油井，利润也相当可观。在奥斯汀，他还是公共汽车连锁的老板，也是州府国家银行最大的股票持有者，另外还有好多地产。有了钱他就喜欢拿出来做赞助。他身材高大，身高一米九二，额头宽而高，弯弯的鹰钩鼻和浑身的气派都活像一位罗马皇帝。餐馆里吃饭，给服务员小费时，那姿势就像国王在给下属赏赐钱财。他送的礼物也跟皇帝一样阔气。他给一个年轻记者作为“小费”的报社只是一家周报，但送一家利润丰厚的日报社出去他也不眨一下眼睛。他把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前哨报》卖给了马丁•安德森，卖价用马丁的话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报纸可以在几年内免费发放。”除了理查森，他还资助了很多年轻投机者。他希望用自己的大方慷慨，换来感激与恭顺。他不仅要做赞助人，还要做先知者。威利•霍普金斯说：“他总是自以为是地发表意见，要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他又补充了一句认识查尔斯•马什的人都赞同的话：“他是我见过最傲慢的人。”

林登•约翰逊和他的初见，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才刚刚作为新上任的议员来到华盛顿，就让马什称心如意。马什的秘书说：“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他（约翰逊）永远有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马什）叫林登过来喝一杯，不管林登有多忙，他总是会来。他一直都是招之即来的。”然后她注意到此人的顺从。马什一说话，约翰逊就一副很想听的样子，而且特别认同（至少看起来是这样）。马什很武断地大谈特谈，约翰逊就对他的话照单全收，还赞他目光敏锐，有真知灼见。马什喜欢指点人生，约翰逊不但看上去接受了这些建议，还要求他多多指教。马什对政治很着迷，他希望在这激动人心的游戏中，自己有局内人的感觉。约翰逊给了他这种感觉。马什可能在某些领域的确是个专家，但在约翰逊看来，政治并非他所长。他和自己真正的政治顾问，比如维尔茨、科科伦，私下里经常嘲笑马什太不成熟。但看着约翰逊和马什相处的样子，谁也猜不出他的真实想法。他请马什给出政治策略上的建议，问他自己演讲应该怎么说，还让马什帮他写演讲稿，但不会让马什知道这些演讲并未发表。而且，在征求与倾听马什建议的时候，马什的秘书说：“他非常恭顺。非常非常恭顺。我看到的是个想要和长辈好好相处的年轻人，而且绝对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和他处好关系。”

他做到了。他和马什的最初几场会面，要么是在马什位于华盛顿的联排别墅，要么是在马什用作办公室的五月花酒店套房里。现在，马什会邀请这位年轻的议员和他羞涩的妻子到自己乡下的住宅度周末。于是，一九三七年秋天，林登•约翰逊，在“小瓢虫”的陪同下，第一次开车去了“芳草地”。

“芳草地”位于北弗吉尼亚的四百多公顷的狩猎区。布置设计参照的是十八世纪一个英国萨塞克斯的庄园，也叫“芳草地”，这里因此而得名。不过这个名字也很符合周围的环境。蓝灰色的屋顶，高高的烟囱，从柔媚的弗吉尼亚小山丘之间伸向天空，门前的道路顺着长长铺展开的草场绵延而去。而这门前的草地和屋后的草地还有天壤之别。“芳草地”背后有宽宽的石板露台，三十三米长，周围有低矮的石栏。石栏那边是个陡峭的下坡，通向一条窄窄的河。在河流与蓝岭山脉起点的几座小山之间，有一片宽广空阔的草地，绵延数公里。但无论“芳草地”这个名字多么贴切，稍有常识的人来查尔斯•马什的地产上做客，都不会提这个名字，他们会说这是“艾丽斯之家”。

艾丽斯•格拉斯来自得州的马林，那是个非常无聊的乡村小镇，但她绝不是个乡下姑娘。六年前，二十岁的她来到奥斯汀，为同乡的州议员做秘书。按照当时盛行的风气，很多跟着议员来州府做秘书的小镇姑娘，同时也充当着议员情人的角色。然而艾丽斯•格拉斯是看不上一个小小的州议员的。“奥斯汀从没见过她这样的姑娘。”有人回忆。她身材苗条，身姿优雅，赤脚时身高足有一米八。虽然个子很高，她的长相却很精致，奶白色的脸庞被长长的秀发包裹着，大大的蓝眼睛神采飞扬。“金色秀发，泛着红光，”布朗&路特在华盛顿的游说者弗兰克•C.奥尔托夫说，他是个鉴赏女性的行家，“很长很长的一头秀发，她能坐在上面，那微微的光芒，真是前所未见。”

和外表之美同样摄人心魄的，是她的举止风度。“无论走还是坐，她都有种优雅疏离的气质，”奥尔托夫说，“她个子那么高，奶白色的皮肤，再加上那一头惊为天人的秀发，整个儿就是一位尊贵的维京公主。”她出席德里斯基尔酒店的聚会，州议员们为她倾倒，但很快感觉自己高攀不起，这种感觉很正确。当时查尔斯•马什住在奥斯汀恩菲尔德路上一栋有柱廊的豪宅中。在德里斯基尔的聚会上，他保持着高傲冷漠的态度，毕竟是个能成就议员也能毁掉他们的人。一九三一年的一天晚上，他与艾丽斯•格拉斯初遇，当晚两人就成为爱侣。几个星期之内，四十四岁的马什迅速抛弃妻子，带艾丽斯去了东部。他豪掷千金，用无数的珠宝为她装扮：价值二十五万美元，坠着一颗上等祖母绿的项链，还有无数的祖母绿、钻石和红宝石耳环。“她出去以后第一次回马林，穿着在纽约买的衣服，戴着华丽的珠宝，女人们都从店里跑出来，盯着她。”她的马林同名表亲艾丽斯说。在华盛顿和纽约，她得到的目光不比在得州少。男男女女都情不自禁地注视着艾丽斯•格拉斯。“有时候她走进一家餐厅，”一个认识她的男人说，“这么个高个子女人，红金色的头发，戴着华丽的珠宝，整个餐厅会完全安静下来。”

“芳草地”是属于她的。她是总设计师。马什带她去英格兰时，她看到了萨塞克斯的庄园，于是就叫建筑师们照着那样来做。她还亲自和建筑师们一起工作了好几个月，不断修改设计，让这雄伟狭长的石头建筑稍微温柔一些。比如，侧翼稍微和正门呈一点偏斜的角度，扩大窗户，因为她喜欢阳光，而且还坚持整个房子的表面要用弗吉尼亚当地的米色大卵石，就是门外脚下草地上露出的那种。有人告诉她，已经没有这种技艺精湛的石匠能做她想要的这种细活儿了，她就去蓝岭山脉一带偏远的小镇子探访，终于找到两个老石匠，已经多年不出活儿，却在丰厚的报酬与她美丽的微笑面前心软了，答应再来个收官之作。房间内部的陈设是她亲力亲为的，挂着莫奈和雷诺阿的画，铺着一条十二米长的地毯。这条地毯是马什在大萧条期间买下的，那时候价格已经压到最低，都还要七万五千美元。“芳草地”的生活也是她计划的。因为她热爱自然，热爱户外，这里的生活也自然以户外为主。她建了个猎场，用“芳草地”的那条河，命名为“哈泽尔米尔猎场”。有时周末不打猎，但“芳草地”马厩里的马是永远随时待命的。清晨她也总爱策马飞驰一番。艾丽斯策马跨栏（“艾丽斯身上唯一的得州特质就是骑马，”一个朋友说，“她真的骑得很好！”），那顶小小的黑色礼帽有时会掉下来，压在下面的头发会在身后披散开来，如同弗吉尼亚柔美的碧山间一面亮丽的红金色旗帜。天气热的午后，就待在游泳池旁边。（因为艾丽斯喜欢在自然的环境和清澈冰凉的水中游泳，这个池子是选了一个绿树成荫的坑洞，完全用当地的石头砌成的。）艾丽斯穿着泳衣，湿湿的头发闪着水光披散在身后，在座的客人都尽量克制自己，不要总盯着她那双修长的美腿。

“芳草地”的生活重心，不是华丽宏伟的内部，而是屋后的露台。清晨的阳光逐渐驱散草场上和群山间飘来的雾气，大家就在这又长又宽的石板露台上吃早餐。晚餐以后，客人们也是坐在露台上，注视着雾气逐渐笼罩，群山在暮色中染上紫蓝。“芳草地”的生活，正如其设计师一样优雅。香槟是她最爱的饮品。早餐的时候就要喝香槟，想想看，面对这无边美景，喝香槟，吃早餐；晚餐的时候更不能缺了香槟，香槟配甜品，头顶是从法国进口的奢华水晶吊灯。服务的是她最欣赏的服务生，斯多克俱乐部最优秀的领班，从前做过普鲁士骑兵的鲁道夫•克林格尔。马什听从艾丽斯的要求，雇用他做了“芳草地”的管家。而且，为了雇克林格尔来私人服务，马什还得把他的妻子与情人也一起雇用了来。艾丽斯本人很机智聪颖，也喜欢充满智慧的谈话，而“芳草地”的谈笑风生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如杯中琼浆般的香槟玉液。因为她总会邀请很多政客与学者，亨利•华莱士
(2) 、海伦•弗勒尔和沃尔特•李普曼
(3) 都是座上客。周末的沙龙上，总有联邦政府的官员与大学教授济济一堂。她想在“芳草地”创造自己的世界，她想要几百公顷的土地，用她自己的话说，“耳力之所及，不要有一个邻居”，而她如愿以偿。“艾丽斯•格拉斯是我见过最优雅的女人，”奥尔托夫说，“‘芳草地’是我去过最优雅的住处。”纽约著名的名流摄影师阿诺德•盖斯多年来一直是“芳草地”的常客。一开始只是来做客，后来就来工作。他总是一待数日，为艾丽斯拍下无数的照片，他说，这是他见过“最美的女人”，还请求自己死后将骨灰埋在“芳草地”，因为这里是他见过“最美的地方”。

艾丽斯看着像个南方闺秀，高挑可爱的南方闺秀，但密友们都知道，她的外表很具有欺骗性。

“她有一个自由的灵魂，非常独立，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女人算是非常特别了。”艾丽斯的妹妹玛丽•路易丝说。她不相信婚姻，也一直拒绝与马什结婚，甚至在给他生了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她唯一对传统的让步，就是顾及了身在马林的父母的感受，给他们写信说自己嫁给了一位名为马内斯的英国贵族。得州来的访客们会被告知“马内斯”大人“远在”英国办事；她后来宣布，此人在西班牙与保皇派战斗时壮烈牺牲，因此她成了颇受尊敬的“遗孀”。）她不仅有美貌，还有头脑，和很多南方的女孩不同，不会在跟男人交谈的时候刻意掩饰自己的智慧。她认真倾听他们的话，也希望得到同样的尊重。要是有谁不情不愿，她会让他后悔。纽约的一位钢琴演奏家一天晚上在“芳草地”做客，整个晚餐时都兀自滔滔不绝。晚餐后，他很高兴地听到，自己有张演奏唱片正在露台的留声机上放着。他和其他客人坐在那里欣赏音乐时，艾丽斯突然走过去关掉了留声机。“放某人的唱片就是这点好，”她说，“想关就关。”认真听她发表观点的男人会发现这些话是值得一听的。华莱士就喜欢跟艾丽斯讲些比较理想化的想法规划，他说，因为“她好像是唯一能有那个想象力明白我在说什么的人”。比较有政治头脑的男人会发现，跟艾丽斯谈论政治也能非常投机（赫尔曼•布朗这么傲慢的人都会说：“作为一个女人，她很有点常识。”），只不过她的政治观点对于讲求实用的男人们来说，有点太过理想化了。

妹妹说：“艾丽斯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理想主义。”她崇敬那些努力“帮助人民”的政坛中人，厌恶那些一心只想着往上爬，甚至还想着利用公职之便大捞钱财的小人。她自己也极其渴望着帮助别人。“她对于这个世界的理想非常特别，”妹妹说，“她愿意尽自己所能，让那些遭遇麻烦的人摆脱困境。她也很明白自己的力量很微薄。艾丽斯有时候也很现实，但她也不会因为自己不能面面俱到就什么也不做。她觉得什么事情都还是要努力一把的。”

正是因为这种“理想主义”“帮助别人”的渴望，让艾丽斯接近林登•约翰逊。一九三七年，欧洲的犹太人深陷困境。那年艾丽斯和查尔斯去奥地利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顺道听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那之后，两人就比大多数美国人更早意识到，这人是个多么大的威胁。回家以后，她开始努力筹钱，帮助犹太人逃脱希特勒的魔爪。还把“芳草地”作为难民们来到美国的暂居地。很多客人会坐在那长长的露台上听他们惊心动魄的逃难故事。其中一位难民是曼克斯•格拉夫，维也纳顶尖的音乐评论家和维也纳音乐学院的教授。一天晚上，他对客人们讲述，自己在维也纳的每一天都战战兢兢地隐藏着真实的情绪。然而，就在最后一天，他最后一次离开自己的办公室，签证和其他必要的文件都安全地放在贴身的口袋里，一名同事给他行了个纳粹的军礼，说：“希特勒万岁！”格拉夫回复道：“贝多芬万岁！”

难民中有一位前途光明的维也纳年轻指挥家，二十五岁的埃里希•莱因斯多夫，跟查尔斯与艾丽斯在欧洲结识。莱因斯多夫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起自己和这对高大美丽、“富贵无比”的情侣初见，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男人”和他的伴侣，“她个子很高，英姿飒爽”。一九三八年，他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之后，两人邀请他去“芳草地”，“想待多久就待多久”。“那是一座很大的农场，有宏伟壮丽的豪宅……里面有十八个仆人，管事的是一名德国管家和妻子，还有位特别出色的厨师。”莱因斯多夫回忆说，自己在那里尽情放松（“客人络绎不绝……我每天接触各种新鲜的口音，上午十一点畅饮马爹利，这奢侈而轻松的生活也是全新的……十八名黑人仆从也是前所未闻……我经常被惊得目瞪口呆。”），却突然间“震惊地意识到”，几个月前上交的临时签证延期申请还没有收到回复，八天以后就要过期了。

他把这个烦恼告诉了主人。只跟约翰逊见过几次的艾丽斯，建议查尔斯找奥斯汀那个年轻的国会议员帮忙。

第二天是周日，马什开车带莱因斯多夫来到华盛顿，去了马什在五月花酒店的套房，把约翰逊也叫来了（“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出现了。他对马什的态度，又亲近又谦恭，就像年轻人面对作为自己债主的长辈”）。他听了莱因斯多夫的问题，似乎“态度冷漠”，但周一却打电话来说，他已经着手解决了。移民局其实已经拒绝了莱因斯多夫的申请，但是，他告诉这位指挥家，由于职员的疏忽，拒信还没有邮寄，正是这个疏忽，让他能有个莱因斯多夫所谓的“转圜空间”。莱因斯多夫回忆，约翰逊说，他“施加了影响，把信函上的‘请在七天之内离开美国’改成了‘请在六个月之内’”。

约翰逊说，第二步，就是要把莱因斯多夫的身份改为“永久居民”。要完成这个转变，他必须要去国外，然后作为正常的移民入境。约翰逊安排他去了古巴，为他准备了所有返回美国的必要文件。为了确保中间不出岔子，他致电哈瓦那的美国领事馆，确保那里奥地利移民的名额没有用完，把莱因斯多夫加进去。“一切都进行得特别顺利。”莱因斯多夫说。

马什相当欣赏约翰逊的高效。艾丽斯欣赏的则是其他。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亲自把莱因斯多夫的文件带到“芳草地”，还带来一封寄给哈瓦那美领馆的信。据莱因斯多夫回忆（没有找到原始信件），信中说：“美利坚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为那些被种族偏见和迫害弄得精神紧张、筋疲力尽的音乐天才提供一个和平的避风港。”他说，那是“非常动人的一封信”。执笔者是约翰逊的一个助手（可能是很有才华的拉蒂默），但约翰逊没有提这事。当晚，在露台上，他亲自用轻柔流畅的声音朗读了这封信。在座的听众无不动容，包括艾丽斯。

约翰逊越来越频繁地出入“芳草地”。艾丽斯更进一步地被他感动，觉得他身上表现出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精神。

他讲起自己家乡人民的贫穷，讲起得州丘陵地带的那些往事，是那么动情，那么生动，在华盛顿喧闹的晚宴上也能让人屏息凝神地听。到了“芳草地”安静的夜晚，就更显得引人入胜、跌宕起伏。同样动人的还有他要帮助家乡人民的决心，他要为他们争取大坝，争取联邦的项目，改变他们的生活。渴望帮助别人的艾丽斯•格拉斯相信，约翰逊心中燃烧着与自己一样的渴望。她相信他和往来“芳草地”的其他政客不同，那些人不消一个周末，言谈之间就能显露出他们唯一的兴趣就是加官晋爵。她相信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不是一直围绕着自己的野心抱负筹划一切的政坛中人，相信他浑然忘我，梦想帮助他人。聆听他讲述争取大坝和项目的故事，她更进一步地坚信，他不仅有助人的渴望，更有助人的能力。艾丽斯告诉妹妹，她觉得这位年轻的议员有着无限的潜力，玛丽•路易丝回忆：“她觉得这个年轻人能够拯救全世界。”她还很欣赏此人既不看重功名，也不看重利禄。她的伴侣是个大富翁，所以谈话的内容经常都围绕着钱来展开，特别是和赫尔曼与乔治•布朗这些好朋友在一起时。“她就是厌烦了老谈钱、钱、钱。”艾丽斯的妹妹说。而约翰逊则表现得完全对这个话题缺乏兴趣，仿佛给她的生活注入了一股清流。

一开始，她和约翰逊的关系，是女主人和门徒。他比她年长三岁，为莱因斯多夫办事那段时间，他二十九岁，艾丽斯二十六岁。但她四处游历，博览群书，穿衣打扮品位不俗，看上去比这个得州小伙儿成熟练达得多。他也可以去培养这种印象。“他总是请她给意见指导。”艾丽斯的妹妹说。她的穿衣品位真是完美，他说，想问问她，自己那瘦长的手腕突兀地伸在袖子外面，该怎么办。（她告诉他，衬衫应该量身定做，要做法式袖口，这样要是人们注意到他的手腕，也会发现非常优雅，而不是奇怪。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对袖扣着迷了。）他告诉她不喜欢自己在照片里的样子。艾丽斯发现，他的左边脸比右边脸上镜得多，于是，约翰逊的余生，照片里都是尽力只用左边脸示人。他说发现自己对文学一无所知，想要补补课，她就读诗给他听。“她最喜欢的诗人是埃德娜•文森特•米莱，”妹妹说，“读起米莱的诗，你仿佛能看见艾丽斯走进了那些诗句中。”她还努力帮他纠正餐桌礼仪。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吃饭都没那么狼吞虎咽了。她是个合格的女主人，很有用的女主人，就连在政治上也给他很多帮助。约翰逊和赫尔曼•布朗似乎要因为布朗那些地产而引发矛盾的时候，是她有天晚上跟马什说：“你要不去把他俩调和一下？你要不跟他们建议一下，互相让一步，把大坝给赫尔曼，让林登拿到土地？”于是就有了前面的提议，也结束了约翰逊政治生涯的一个危机。

但这种关系慢慢发生着变化。那个同样叫作艾丽斯的堂姐，和她一起在马林长大，嫁给了威利•霍普金斯，搬到了华盛顿。这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一九三八年年底或者一九三九年年初的某个时候，艾丽斯•格拉斯告诉堂姐，她和林登正在恋爱，已经几个月了。一九三九年，妹妹玛丽•路易丝•格拉斯来到华盛顿成为马什秘书团的一员时，艾丽斯也跟她说了。就算不说，玛丽•路易丝也会知道的。她的办公室先是在五月花酒店，后来搬进了艾丽斯旅馆。就和马什在这些地方长租的房间在同一层。她没法不注意到，马什经常离开华盛顿四处出差，而林登和艾丽斯就趁机单独在这些房间里度过很多漫长的下午。而且，林登和艾丽斯越来越频繁地在“芳草地”相会。有时候林登会带上“小瓢虫”，但更多的时候他是自己来的。“他周末经常抛下她，一个周末又一个周末……”玛丽•路易丝说，“有时候查尔斯在，有时候他不在。”约翰逊在“芳草地”越来越随意。来客中只有他，会在露台的阳光下脱掉衬衫。“他皮肤很白，但总是在晒太阳。”玛丽•路易丝说。还会在游泳池边大声嬉笑打闹，搞恶作剧，仿佛有用不完的热情。夜晚，在那长长的露台上，遥远的群山消弭在紫蓝的雾气中，艾丽斯用留声机放上音乐，他总是第一个跳起来起舞的。

艾丽斯的堂姐与妹妹这两位闺密，试图分析她为何会被林登•约翰逊吸引。她们说，部分吸引力应该来源于“理想主义”，在她面前，他所表达的那些信念与无私。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性生活方面的吸引力。玛丽•路易丝说，马什比艾丽斯“老很多”。一九三七年，他已经五十岁了，而艾丽斯年方二十六。她说：“这是个问题。我姐姐很喜欢男人。”另外，她们认为，虽然约翰逊动作笨拙别扭，不懂礼仪，耳朵和鼻子都很大，却仍然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因为他有艾丽斯•霍普金斯所说的“非常好看的”白皮肤，还因为他那双“生动有神”的眼睛。还因为他的双手。艾丽斯•霍普金斯说到这里，伸出自己的手，展现林登是怎么触摸、拥抱、轻轻拍打他人的。她说：“他的双手真是充满了爱。”而最重要的大概是他身上散发的那股无穷无尽的活力。她总结说：“就是这样的生动让他英俊帅气。”她们说，不管原因都有什么，艾丽斯都被他吸引，深深地吸引。“林登是艾丽斯一生最爱。”霍普金斯夫人说。“我姐姐疯狂地爱上了林登，绝对疯狂。”玛丽•路易丝说。

艾丽斯•格拉斯相信，这种激情是相互的。密友们说，艾丽斯告诉她们，她和约翰逊谈过婚嫁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一个男人一旦离了婚，政治生涯就算完蛋了。但是，他跟她说，这婚是肯定要离的。华盛顿好几个公司都找他做游说者，她说，林登也应下了其中一家。不管此话是否属实，那些了解这段情事的少数几个男女，包括和约翰逊熟识多年的人，都认为这段感情和他后面闹的几段婚外情不太一样。他在“芳草地”的行为举止实在惊人。有位客人第一次目睹林登和艾丽斯在一起的场景，说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艾丽斯坐在椅子上用安静低沉的声音读着米莱的诗，而约翰逊就一言不发地坐着，默默无语，只是尽情欣赏着眼前这个手捧书本的美丽女人。“我从来没见过约翰逊能为了谁安静地听这么久的诗。”他说。在通常的场合，包括华盛顿的晚宴上，约翰逊吃饭都是一下子弄很多，大张着嘴塞进去，但在“芳草地”他会努力克制，吃得正常一些。这也是大家前所未见的。

另外，还有些很明显的迹象，能够说明林登•约翰逊对艾丽斯•格拉斯的真爱。一是这段感情中的他，实在和小半辈子以来太不一样了，也许是人生众多插曲中唯一与他的个人抱负相悖的。查尔斯•马什手里掌握着唯一一个在全选区都有影响力的公众意见机构，他可能是第十区对约翰逊稳坐议员宝座最重要的人物了。他和马什的爱人有私情，用一个对这段感情知情者的话说，“真是冒了太大的风险”。这个人还说：“我了解林登，真是难以相信他敢冒这个风险。这一点也不像我了解的那个林登•约翰逊。在我看来，那是林登•约翰逊一生中唯一一次，真的是唯一一次偏离了为自己设定的道路。”

更有甚者，约翰逊对两人这段感情中的鱼水之欢绝口不提。

后来的岁月里，他可完全没有表现出这样的低调。他在这方面一向很粗俗，大学时还脱掉衣服展示自己的老二，说这是个“巨无霸”。后来他也经常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的婚外情中最亲密香艳的细节。他大谈特谈各种风流韵事，极尽详细，甚至非常夸张；特别是和亲密的朋友在一起，他好像专门要让这些人承认他在床笫之事上的勇猛超凡。在床上度过的下午的种种细节，甚至连对方最私密的部位与动作，他都要拿出来作为谈资，用自己的口才炫耀一番。

而与艾丽斯•格拉斯的翻云覆雨，他却只字不言。谈起这个女人，他和所有坠入爱河的年轻人一样，羞涩躲闪，不愿多言。

但是，如果说他和艾丽斯•格拉斯的关系，从某些方面来说“不符合”林登•约翰逊一生的行事作风，在有些方面又非常符合，而且更鲜明地表现了他那些熟悉的特点。

比如，他在这件事中表现出的保密能力，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查尔斯•马什对这段绯闻一无所知，他是“芳草地”的男主人，“芳草地”是为他的女人修建的，他深爱着她，急切地想娶她为妻。“他不停向她求婚，求婚，求婚。”艾丽斯的妹妹说。她抗拒的态度也曾一度有所软化，但现在却愈加坚定。“遇见林登以后，她更不可能嫁给马什了，”玛丽•路易丝说，“她想嫁给林登。”知道内情的“芳草地”常客们特别害怕马什知道的那一天。他脾气那么大、那么骄傲，这些对他多少有些敬畏的年轻人无法想象他发现真相之后会有什么反应，而且他们觉得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他们费了很多心思来瞒住他，”玛丽•路易丝说，“全都掩饰得很好。但有时候我坐在那儿，看着他们三个（查尔斯、艾丽斯和林登）在一起，我就会——”说到这里，玛丽•路易丝用双手捂住耳朵，很生动地表现出她内心的感受，觉得一场爆炸在所难免。

但爆炸没有发生。两个人掩饰得太好，连艾丽斯最好的朋友也是等着对方告诉她才知道的。“他们真的小心谨慎到难以置信的地步，”霍普金斯夫人说，“他们从不在公共场合一起露面。”在“芳草地”共处时，“也非常谨慎”，她说，没人想得到他俩在偷情。她说，艾丽斯告诉她之前，“我在‘芳草地’见过他俩那么多次，完全没看出来。”玛丽•路易丝说：“什么迹象都没有，一点都没有。”

事实上，真正表现出来的“迹象”，能够让最多疑的人也卸下防备。在“芳草地”度过的那些周末，林登•约翰逊不仅表现了超凡的保密才能，还展现了另一项才华，就是讨好对他很重要的长辈，完全不顾自己真实的感受。

对于马什，他仍然是招之即来，有求必应。马什把莱因斯多夫带去华盛顿的那个周日，只需要喊他一声，他马上就到，心甘情愿，急切殷勤，乐意效劳。像这种时候还有很多。他仍然夸张地同意马什的政论分析和对世界局势的预言，也总是第一个跳出来说查尔斯的某个预测又应验了。他继续请马什给予各种人生指导，而且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让这位长者越给越起劲。目睹约翰逊“哄骗”很多年长之人的哈罗德•杨认为，他哄得最好的，就是查尔斯•马什。他认为，在马什面前，约翰逊是最最“谦卑”的，“极尽谄媚奉迎”。

马什经常离开华盛顿去公干，但这不妨碍年轻人给年长者献殷勤表忠心。他用电报来继续。无论马什在纽约、芝加哥还是巴尔的摩，他都会拍去电报，请他就某事给出建议：“有事需要问您。请告知怎么能联系到您，或今晚给我家来电。”有一次，约翰逊准备去得克萨斯，于是写信给这位出版人：“我真切地希望您在我们离开之前回来。我需要和您谈上几个小时，让您像往常一样给予我灵感与鼓励。”马什的聪敏睿智有了什么成果，他的夸赞也绝不缺席。比如，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马什正在纽约验收商务投资的成果，收到约翰逊从华盛顿拍来的电报：“昨天这里的事情出现了一些有趣且好笑的发展证明了您八月的一个预测。”

马什的反应令约翰逊称心如意。他拍电报去要建议，对方就回电报给建议。比如在乡下的报纸上如何登广告最显眼。（“你就夹一张二十美元的支票……我想不会有人找你零钱的……”）有时候，马什觉得给约翰逊的建议需要更详细，电报解决不了问题，就会拍个“加急”电报给这位议员，“建议你今晚电话”。有时候他觉得需要当面给约翰逊建议，电报会写：“飞机准点的话周二一早七点四十五我会到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和你共进早餐。”除了政务方面的建议，还有个人生活上的，都表明马什不仅对约翰逊有种父亲般的慈爱，还对约翰逊与艾丽斯的关系完全蒙在鼓里。有些建议中提到这段关系，读起来颇具讽刺意味。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那段时间林登和艾丽斯正是干柴烈火如胶似漆，马什头天晚上离开“芳草地”去公干，给约翰逊拍了封电报：“我不喜欢你昨晚的样子。胡子没刮干净。多和艾丽斯打打高尔夫……”

事实上，马什把这个年轻人看作忠实的门徒，并且对他愈加喜爱欣赏。有时候，独自在全国奔波的马什，会情不自禁地拍电报给林登“诉衷情”。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他从芝加哥史蒂文森酒店给约翰逊拍电报说：“亲爱的林登：今早起来，感觉对中西部的参议员十分厌恶，我觉得还是给你写信比较愉快。”

马什越喜欢约翰逊，艾丽斯就越心烦意乱。她自己是倾向于向马什摊牌的。不过也同意等到时机成熟再说。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她觉得这其中有什么更见不得人的事情。但约翰逊似乎觉得，和这个男人及其情人都维持目前的关系，没有任何问题。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的谨慎有了回报。在他和马什心爱的女人谈情说爱的那些年，马什给予他的，不止建议和喜爱。

他对林登未来的财务状况有所顾虑，因为他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虽然领着一万美元的议员年薪，却总是缺钱。他也看得出来，林登总是担心钱的问题，而他不希望他为钱操心——他前途一片光明，不应该有这些琐碎利欲的顾虑。因此，一九三九年，马什开始迈出为约翰逊奠定良好经济基础的第一步。他有赚大钱的本事，好几年前就看到了奥斯汀的商机。他站在某个山头上，俯瞰着这个麻雀虽小却正在成长的城市，预测到了未来的主要增长方向，迅速在那里买了大片的土地。现在土地已经增值了很多，但马什说，他要把将近八公顷的一片土地按照购买时的原价卖给约翰逊：一万两千美元。“真是特别划算的买卖，我们都很清楚。”“小瓢虫”说。她从父亲那里借了钱，布朗&路特也有所帮助，修了条通往那片地的公路，还在路边修了楼，造了景。约翰逊夫妇平生第一次有了资产。

这位年长者对这位年轻人的帮助，不止财务上的，还有政治上的。虽然旗下有这么多家报纸，他对新闻事业却没什么兴趣，只是看中报纸的赢利。“查尔斯买报社，只是为了赚钱，”秘书玛丽•路易丝•格拉斯说，“赚钱是不需要什么编辑才能的，他也没想过要干这个。”偶尔，马什对当地的什么事或者什么人感兴趣了，想表明个立场了，他不顾新闻道德，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但要出现在评论版，还要出现在显眼的新闻版块，而且还要一再确保自己的立场得到准确表达。他会破天荒地给报纸编辑打电话（通常他都只跟“生意人”交谈，玛丽•路易丝说），毫不含糊地朝听筒喊叫自己的命令。等林登•约翰逊归入了他的门下，他给《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总编查尔斯•E.格林的命令，就经常跟林登•约翰逊有关了。有时候，马什还会亲自口述支持约翰逊的社论和文章。他那些报纸的一个立场令约翰逊十分愉快：下一次竞选中不会有人跟他竞争。早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的一篇社论在赞美了约翰逊对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以及其他项目上的努力与贡献后，就说，他“应该……没有对手，这样就不用费心竞选到选举日那天，可以抓紧时间一心一意为选区服务”。《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还有多位记者撰文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其中一位在报纸的“城中闲话”专栏写道：“我愉快地拜访了约翰逊议员。他看上去有些疲累。但我想任何人，如果像约翰逊这样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选区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都会很疲累的。好在，我认为他的选区不会有人傻到宣布跟他做竞选对手。这样一来，他也能歇口气。”一九三八年，那些潜在的对手都意识到了，约翰逊不仅会有丰厚的资金后盾，还会有来自媒体压倒性的热情支持。

这是一场好戏，玛丽•路易丝称之为“查尔斯和艾丽斯和林登”的好戏。而玛丽•路易丝•格拉斯、威利和艾丽斯•霍普金斯及其他知情人作为观众，看着这场戏以美丽的“芳草地”为舞台布景，长年累月地在他们眼前上演（当然，主演之一还不知道自己身处一场戏）。他们的反应各有不同，主要是看他们和各位演员之间的关系。

一位不愿具名的旁观者表达了比较明确的观点。她之所以有这个观点，是因为她有理由比其他观众更为敏锐地认识到一个几乎从未被别人提起过的细节：这场戏的结局，不仅会影响主演，还会影响到那两个幼小的孩童。查尔斯•马什非常喜爱自己的这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也对爸爸十分依赖。

这位旁观者目睹林登•约翰逊在马什在场时对两个孩子的父亲极尽讨好，清楚他不在时约翰逊会勾搭他们的母亲；她看着约翰逊当面时颂扬这位年长之人，也知道他转过身就去抢夺他深爱的女人；她看到林登•约翰逊永恒不变的恭顺，十二万分的谦卑，让马什的喜爱与日俱增。这位爱读查尔斯•狄更斯作品的旁观者，提起了《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个角色，她觉得，这个角色和林登•约翰逊唯一的差距，就是少了点南部那慢吞吞的说话声气。“每当我看到林登，”她说，“仿佛就看到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乌利亚•希普。”

那么，这场戏中的另一个演员呢？这个演员的戏份很少，让大多数观众谈起此时，好像都想不起她。

“小瓢虫”•约翰逊的确很容易被忽略。

丈夫坚持要她化妆穿高跟鞋，她也经常这样做了，但他很少能说服她换下那些颜色晦暗的裙子。她的外表依然是土气单调的。而且，似乎什么都不能缓解她严重的羞涩。

丈夫竞选国会议员时，她和往常一样，毫无怨言，满心欢喜地为他和助手们准备热饭热菜，深夜也是随时待命；约翰逊的下属早已习惯了不管是什么时候上门，总能看到那么一张温暖热情的笑脸。但偶尔有不太了解她的人提出她自己也可以参加竞选活动的可能性，光想想她要面对一群观众发言，这个女人的脸上就露出恐慌的神色。毕竟，她甚至曾经祈祷过自己出天花，这样就不用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讲话了。所以不管这个建议有多小心翼翼，也很快按下不提了。选举之后，奥斯汀一个妇女组织为新议员的妻子办了一场聚会，她成功逃掉了聚会上的讲话，却逃不掉站在迎宾位跟络绎不绝的陌生人握手聊天。她的挣扎和努力非常明显，目睹这一切的朋友们都从内心替她感到痛苦。她脸上挂着的灿烂笑容，僵硬得像块石头。“芳草地”那么多健谈的人精，每个人都恨不得成为舞台的中心，她就不用这么努力，可以安静地一坐好几个小时，完全沉默地倾听。当然，很多时候“小瓢虫”是不在“芳草地”的。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再到一九四〇年，林登•约翰逊越来越频繁地只身前来，把她一个人留在华盛顿。事实上，有时候他还会直接把她“下放”到得克萨斯。每届国会会议的开始和结束，约翰逊的车都有必要装满家用物品来回一趟。而约翰逊经常让她和一位助手的妻子一起坐车两千五百多公里回到奥斯汀，说他在华盛顿还有公事要处理。他后面再坐飞机回来。“多年来，”“小瓢虫”后来说，“我对富有的概念，就是在每个住处都配备足够的床品、茶壶、锅碗瓢盆，不用每次都远天远地地搬来搬去。”

当然“芳草地”那些常客的态度，也被她丈夫在人前对她的态度所影响。他那么唐突无礼地命令她，还要她必须立刻遵守；她偶尔很胆怯地发表点个人看法，他会立刻向客人们道歉。大家看得清楚，在这段夫妻关系里，她的意见无足轻重，所以他们也对她不够重视。事实上，马什好像都不怎么记得清她的名字，总是称她为“林登的老婆”。另外，在深爱艾丽斯的妹妹和闺密眼中，她是艾丽斯幸福的绊脚石，谈起她来，语气里都带着嘲讽。艾丽斯•霍普金斯说：“人人都想对她好点，但她就是……太格格不入了。”常客们的态度也被她自己表现出来的态度所影响。“小瓢虫”好像也觉得自己在“芳草地”格格不入。几十年后，她向笔者描述这个地方时说：“我真是看也看不过来了。全世界有趣的人都来了，有搞艺术的，有搞文学的，有搞政治的。我那小半辈子还是第一次参加沙龙……餐桌上摆着那么多的水晶装饰和银器……”她似乎觉得自己对那些妙趣横生的谈话很难有什么贡献。比如，她觉得男主人不仅“看着像个罗马皇帝”，而且是“我所见过最迷人的男人。他什么都知道。他游历过整个欧洲，他去过萨尔茨堡这样的地方……他是第一个跟林登说希特勒很危险的人……我想他应该是目睹了纳粹的集会。他说的话让我浑身冰凉，但他也为我们分析德国人为什么会支持他（希特勒），而且会得到很多尊重和支持。”而且，她似乎也很明显感觉到自己与女主人的显著差异：“我还记得艾丽斯穿过很多优雅的长裙，而我穿得……没那么优雅。”她说。她微微带着一种崇拜女英雄的语气，说两人多年前在奥斯汀就略有交集，当时她在得克萨斯大学念书，艾丽斯在州府做秘书。早在那时候，“小瓢虫”说：“她就已经很有智慧了。你就觉得她注定要过上比州议员秘书更精彩的生活。”后来，“我们跟他们在华盛顿再见时，她出落得更漂亮了，穿着打扮都是那么美。她个子很高，又那么优雅，真的很美，有种亚马孙风情。”有一次，马什在谈论希特勒的威胁，出于对艾丽斯的崇拜，她竟然破天荒地开了口。“也许艾丽斯能帮助我们反抗他，”她说，“她个子那么高，又有一头金发，像神话里的女武神。”自然，她这番话也是被在座高朋充耳不闻的。

然而，如果“芳草地”的常客们观察更仔细一些，目光更敏锐些，就会发现，这个看似单调无趣的女人在很多品质上不输给那个优雅耀眼的女主人。她安静聆听的那些喧闹的争论中，会提到一些书籍。一回到华盛顿，“小瓢虫”就会到公共图书馆找到这些书，然后认真阅读。马什提醒大家要小心希特勒，她就借了一本《我的奋斗》，认真阅读并且悉心了解。她从来没在“芳草地”提起过。甚至之后有一次马什谈起希特勒的理论，她发现，在场除了自己，没人懂主人在说什么。这时候她也是默不作声。别的书她也读。“芳草地”的常客们还记得某个夏天是“‘小瓢虫’读《战争与和平》的夏天”。她走到哪儿都抱着那本大部头的样子让他们窃笑。不过，那个夏天结束时，她读完了这本大部头。而她觉得再读一遍还会有新的收获，于是立刻开始从头通读全书。

“小瓢虫”身上也还是有些被常客们提到的品质，只是他们并没意识到这些品质的重要性。虽然艾丽斯•霍普金斯说“她就是……格格不入”，但立刻又说，“要是大家都努力对她好”，她也会以很好的态度回报，很平静、很亲切。“她很独立自主。”就连艾丽斯的妹妹也注意到，“她有很出色的自律精神，她会要求自己做一些事情。总是在努力”。不仅努力阅读，还努力保持身材。她之前一直有点“矮胖”，但慢慢地那些赘肉都减掉了，再也没回来过。

而且，日子长了，“芳草地”的一些常客甚至开始好奇，“小瓢虫”•约翰逊的“自律”，是否有更深的层次。

“小瓢虫”“肯定”是知道丈夫与艾丽斯•格拉斯的私情的，弗兰克•奥尔托夫说。“哦，我敢肯定她知道。”不然的话，常客们说，那么多的周末，丈夫不带她就跑来“芳草地”是要干什么呢？而且查尔斯•马什不在家，这事儿很容易就知道了。玛丽•路易丝说：“我不能理解的是，她怎么忍得了。林登周末经常抛下她，一个周末又一个周末，就把她留在家里。换我肯定忍不了，一分钟都忍不了。”

但她忍住了。“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林登、‘小瓢虫’、查尔斯和艾丽斯，”玛丽•路易丝说，“‘小瓢虫’没说过一句话，没表现出任何情绪。什么都没有。”

* * * * * *

约翰逊与艾丽斯•格拉斯之间的激情最终退却。她嫁给了查尔斯•马什，但很快又离了婚。之后又有过几次婚嫁。“她从来没放下林登。”艾丽斯•霍普金斯说。但这段关系本身还是维持下来了。甚至在当上参议员之后，林登•约翰逊还会偶尔给司机放一天假，开着自己那辆大豪车，驱车一百四十多公里去“芳草地”。两人的友谊是在越南战争爆发以后才结束的。艾丽斯认为这场战争是最可怕的历史事件之一。一九六七年，她在一封写给奥尔托夫的信中提到约翰逊，言辞尖锐。后来她告诉朋友们，已经烧掉了约翰逊写给她的那些倾诉，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孙女知道，她曾经跟那个应该对越战负责的男人有关系。

(1)
《奥斯汀美国人》是晨报，《奥斯汀政治家》是午后出的日报；周日和周六，合为一份出版，《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原注

(2)
美国著名政治家，农学家，罗斯福时期曾任农业部长、副总统；杜鲁门时期任商务部长。

(3)
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

•26•

第十区

约翰逊再次参选时，资金丰厚，有媒体做后盾，而且也有了工作成绩，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六，他宣誓就职国会议员两天后，谢尔曼•伯德韦尔和卡罗尔•基彻驱车从得州来到华盛顿。周六午后，他们在参议院老办公大楼前停了车，约翰逊就等在路边。“我们上去办公室吧，”他说，“有很多邮件要处理。”

他的临时办公室在一层，一一八号房间。一个个灰色的袋子里装满了邮件，堆得高高的。因为这个选区的人从差不多三个月前布坎南去世之后就没人代表了。伯德韦尔和基彻已经在路上开了大半天，当晚还是和约翰逊一起开始处理信件，午夜以后还工作了许久。之后约翰逊离开了，因为肯尼迪-沃伦公寓的房子要到周一才能住，他现在先跟弟弟挤一挤。但他叫伯德韦尔和基彻就睡在办公室。这样他们周日一早就起来工作要方便些。几天后，基彻回去做青管局的工作了。但伯德韦尔留了下来。初到华盛顿的他一周工作七天，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他回忆：“众议院办公大楼的街对面就是国会大厦。我都去了一个多月了，才有空进国会大厦里面去看看。”他说，进去里面，也是因为汤姆•米勒市长从奥斯汀打电话来，有紧急的口信要传给约翰逊。“我去找他，才第一次进入了美国国会大厦。”伯德韦尔的妻子黛尔也被找来帮忙，还不付工钱。“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家庭在工作。”伯德韦尔说。吉恩•拉蒂默回到华盛顿，做着原来那份联邦房管局的全职工作，晚上和周末还给约翰逊帮忙，全是出于“对约翰逊先生的爱”，伯德韦尔说。

约翰逊竞选议员时，下属们工作已经相当努力，现在则更要加倍。“工作比克雷博格时期多了很多，因为他（约翰逊）希望迅速建立一个组织，就是他在克雷博格手下花了四年建立的那种组织。”拉蒂默说。没在克雷博格办公室干过的伯德韦尔，一开始还以为，那一袋袋的信件处理完了，工作负担就会减轻。然而，随着他们慢慢赶上工作进度，信件似乎更多了。伯德韦尔发现，信件是与选区人民交流的最好方式，让他们觉得“和自己的议员有亲密的私交，关系很融洽”，所以，要是信件不够，“我们就要制造信件”。伯德韦尔后来说，不管工作多么努力，“工作进度永远赶不上”，他也逐渐意识到，再努力也是赶不上的。

约翰逊似乎不能达成自我要求。他总是坚持事无巨细要一一过目，因为：“他必须要掌控一切，一切！否则就不能真正确定一切运转正常。”这种坚持并未因为胜选而有丝毫减轻。伯德韦尔现在所目睹的，正是拉蒂默和琼斯多年前所目睹的：“每一封信他都要签名”，不管信有多短，涉及的事情有多小。“他的名字是不可能直接盖章的。每一封信他都要亲自过目。要是我们写的东西感觉不太对，肯定是要重写的。”成功似乎让他更加紧张了：他现在是烟不离手，每天能抽个三包。经常是一支还在烟灰缸里燃着，就在点另一支了，拿起来深深地吸一口，头朝地面垂着，仿佛要把所有的烟雾都吸进肺里。他倒没有之前那么憔悴了，但一直很瘦，身体又出现了新症状：手指上起了疹子。他双手干枯，翻起很多皮屑，皮肤皲裂，十分痛苦。医生给他开了药膏，但说主要原因还是精神紧张。但问题越来越严重。晚上，他要给下属准备好的数百封信签名，结果右手表皮的裂缝开始流血。不过他拿一块小毛巾把手包住，免得血把信弄脏了，还是继续把每一封信都签了。胜选之前，他有没有恐惧、忧虑甚至是不顾一切？反正不会比胜选之后更恐惧、忧虑和不顾一切了。

赫伯特•C.亨德森很有才华，也是约翰逊的下属中地位特殊的一个助手。因为约翰逊很欣赏他撰写演讲稿的重要才华，一定不能浪费。亨德森有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放着很多文件，都是关于时下重要的政治议题。每天，他都会为约翰逊撰写演讲稿，让他在回选区的时候发表。伯德韦尔和拉蒂默就负责其他工作。

伯德韦尔受不了这么快的节奏。“林登说：‘你打字的速度一定要更快，速记也一定要很棒。’”他回忆，“所以在办公室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后，我还要去上打字和速记班。我真是累坏了，速记也一直练得不是很好。”他的体重从七十五公斤下降到六十公斤，他还说：“我基本上要崩溃了。”而且他的速记就是达不到约翰逊想要的标准。于是约翰逊把他派遣回得克萨斯，做青管局的工作。

而被约翰逊认为“整个国会大厦最优秀（秘书）”的拉蒂默就没这么幸运了。一九三八年八月，约翰逊请他为自己全职工作。拉蒂默答应了。之前，约翰逊喜欢拥抱这个有“亲切笑容”的年轻人，说他是“这世上最善良的小个子男人”，跟他谈天说地。但现在可没时间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了。只剩下工作，比之前强度还要高的工作。“我觉得自己真的要累死了，”拉蒂默说，“连呼吸都没时间。”他说：“应该是到一九三九年八月，那之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走到了很必然的一步，我整个人崩溃了。”他边回忆边哭泣：“我就跟他说：‘你从来没责备过我做错事情，但也从来没称赞过我做得好。这都一年了，你本来应该说……’”他“辞了职”，离开华盛顿，去得州的父母家休养。

新人一个接一个地来。有两个长久地留了下来：一个是二十二岁的约翰•B.康纳利，在得克萨斯大学时做过学生组织的主席，几年后会展露自己在政治上的天资；另一个是沃尔特•詹金斯。招募詹金斯的过程，很好地体现了林登•约翰逊在用人上的谨慎与保密性，连雇一个小小的秘书也绝不掉以轻心。约翰逊请得克萨斯大学的一位院长推荐个学生来他办公室工作，院长就推荐了詹金斯，但詹金斯对此不知情。他不知道自己面试的是什么工作，还以为是青管局得州分部的某个岗位，因为第一次的面试官是分部的副理事威拉德•迪森，而第二次则是理事杰西•凯拉姆。但迪森和凯拉姆都没提到具体的工作，接着詹金斯又接受了奥斯汀邮政局长雷•李的面试。接着政府报告办公室一名官员打来电话，才提到了具体的工作。“他说是在他的办公室做事。”詹金斯回忆。在经过了约翰逊这四个下属的筛选之后，他才知道了面试的真正目的。“约翰•康纳利给我打电话说：‘今晚你愿意开车到约翰逊城来见见林登•约翰逊吗？’我说：‘林登•约翰逊是谁啊？’我是威奇托福尔斯人，从没听说过他。”詹金斯和约翰逊在卡斯帕里餐厅吃了晚饭，回答了对方提出的很多问题，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年轻的大学生听到这个问题：“你愿意来我手下工作吗？”詹金斯后来才想明白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迂回路线，“要是他们决定不用我，我也不会觉得很伤心”，换句话说，就是约翰逊不会树敌。约翰逊发现詹金斯特别适合接替拉蒂默。这个年轻人也同样很主动，愿意勤奋努力，而且也在心理上对他有种依赖。一九四一年，詹金斯的一个朋友去华盛顿，在他那儿借住了几晚上。朋友回忆说，这个年轻人回到家已经非常疲倦了，在浴缸里就睡着了。“约翰逊把他当黑奴一样用啊。”他说。

约翰逊好像一定要搞清楚每一个项目，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项目，来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利益。十二月七日国会休会时，他和“小瓢虫”启程回家，那时候他不仅为马歇尔浅滩大坝争取到了五百万美元的联邦拨款，还从市政工程局争取到很多资金，涵盖了很多项目，从史密斯维尔高中橄榄球场的看台，到奥斯汀新的消防站，再到埃尔金的新“联邦大楼”。他为选区争取的，比老议员布坎南还要多。大家都为此感到震惊，特别是奥斯汀市长汤姆•米勒。一九三三年，米勒向市政工程局申请一笔拨款加贷款，扩建奥斯汀市政厅。申请被拒绝了好几次，一九三七年，市长有点灰心，没有继续申请。然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米勒接到华盛顿的电话，来电人是新上任的国会议员，他本以为在华盛顿办不成事的国会议员。约翰逊告诉他，市政工程局局长伊克斯刚刚批准了他的申请，而且不是拨款加贷款，而是全拨款，奥斯汀不用还。很快，市政工程局又有大批拨款涌入奥斯汀（市医院的新侧翼大楼，机场的新大楼和新的街灯，等等），市长告诉朋友，款项之多，是他从未曾想象过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美国房管委员会成立，负责为低成本的贫民窟清理项目下发贷款。在约翰逊的推动下，奥斯汀也很快成立了房管委分部（主席是一位长者，退休的棉花经纪人E.H.佩里；但实权掌握在副主席阿尔文•J.维尔茨的手里），申请开展一个七十一万四千美元的项目，拆掉奥斯汀三个贫民区的那些肮脏混乱的棚屋，修建三套现代化的花园公寓楼，分别给白人、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这就是赫尔曼•布朗反对的那个项目，在艾丽斯•格拉斯的建议下，双方做出了妥协，但其中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解决。十二月二十日，新议员来到奥斯汀，着手解决。奥斯汀的贷款申请赶在全国所有城市前面到达联邦房管局局长内森•斯特劳斯的桌上，也是第一批得到该局下批贷款的五个城市之一。

一九三八年，约翰逊回到华盛顿，各项进度只快不慢。一九三三年，奥斯汀提出的十六个市政工程项目（总花费是二百五十六万六千四百美元）被市政工程局否决。现在，约翰逊告诉米勒市长，全部十六个申请都可以重新提交。之后不久，市长在召开市议会的时候被叫了出去，约翰逊议员从华盛顿打电话来了。回来之后，米勒告诉市议会，十六个项目中，有三个（一座肺结核疗养院、一座市政焚化炉和公共大楼中安装自动火灾报警系统）获得了通过，而剩下的十三个也会很快批准。有个项目是市长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重建科罗拉多河奥斯汀流域的一座矮坝。这座大坝是一九〇〇年修建的，同年被一场洪水毁掉。从那以后奥斯汀就一直在找重建资金，却毫无成果。三十八年来，这座矮坝就一直伫立在州府，不过是一堆没用的砖石。现在，约翰逊说服了市政工程局，拨款两百三十万美元进行矮坝重建，还建议说要改名为“汤姆•米勒大坝”。

然而，林登•约翰逊发挥最大影响的，并非选区的城市，而是乡村，在他土生土长的丘陵地带。

相比起来，新政对墨西哥湾沿岸第十四区那些更为富有的得州县镇影响更大些，而丘陵地带的改变就要少很多。原因一如既往是土地问题。农业调整署拨款支持农民休耕土地，不再进行棉花种植。但在爱德华兹高原上，大部分土地数十年前就休耕了，因为灌木迅速扩散，占领了大部分土地，目之所及，大片广袤的土地都长满了雪松、栎树和豆科灌木，它们都有强大野蛮的根系，把土地的水分与营养全部吸干，低矮茂盛的枝干成片地遮掩了青草生存需要的阳光。剩下的土地，也都因为土地侵蚀和过度开垦变得无比贫瘠，再加上干旱恶劣的气候，反正播种也是划不来的。比如，一九三三年，布兰科县就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一万四千多公顷土地用于耕种，耕种的农民人数一共有七百零八个，所以平均每个农民只有大概二十公顷土地，其中大概有十二公顷用来种棉花。农业调整署和接下来的一系列法案要求再休耕百分之四十，也就是平均每个农民休耕五公顷。农业调整署的休耕补贴标准，是根据休耕土地上本来应该出产的棉花来决定的：丘陵地带的土地本来就贫瘠，五公顷土地的棉花产量大概是两捆。所以通常一个丘陵地带的农民收到的政府补贴大概是六十美元。六十美元不算小数目，但也远远不够。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爱德华兹高原又遭遇了旱灾，进一步降低了棉花的产量，到了什么地步呢？一九三七年《布兰科县新闻报》报道：“布兰科县的棉花产业毫无利润可言，去年该县只有两个轧棉厂在运行，而对厂子的修缮就花去了一大部分利润。”政府用大概十二美元一头的价格收购牛群。在那些肥沃的黑土地带，一个牧人通常养牛上百头上千头，那这个收购单价加起来就很可观了。但对丘陵地带的牧人意义不大，坚硬的雪松丛中，他们只能苦苦地养上几头牛。杜鲁门•福西特就回忆说，自己的父亲只有“五六头”牛，“人们很高兴能得到那十二美元，应该是这个数吧。他们不能（私下交易）卖那些牛，所以能拿到钱就很高兴了。但根本没多少钱。”

丘陵地带的人们仍然很感激新政带来的进步，就算各种项目给他们带来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也真的是前无古人了。但新政没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丘陵地带里的现金少得让人难以置信。一九三七年，约翰逊城高中和一九三二年一样，几乎是缺席了整个高中篮球赛季，因为学校连一个篮球都买不起。筹款几个星期后，《新闻报》报道说：“篮球的筹款进展缓慢。”杂货店主们发现，只要是超过十美分的东西，基本上就卖不出去。“大家什么都买不起，”伯内特的露西尔•奥多内尔说，“他们买什么都赊账。不管买什么，都要等到收棉花的时候再付钱。等你收了棉花还了欠债之后，店主就把你的账消了。没有什么现金交易。我还记得当时寄信需要三美分，我连那个钱都拿不出来。”贫穷，让他们享受不到现代科技进步的大部分好处。在得州那些相对繁荣的县市，烧汽油的拖拉机早就普遍使用了，而丘陵地带的大部分县市，比如一九三三年的肯德尔，只有三辆这样的拖拉机。丘陵地带的农民们种田耕地，用的是骡子和手推的犁车，正如数百年来的欧洲农民一样。丘陵地带的人民生活水平实在太低，新政都鞭长莫及。如果真的要帮助他们，这条鞭子还得再长上许多。

约翰逊再次展现了国会秘书时期的足智多谋与精力无限，从联邦机构为选民们争取到很多利益。虽然有些利益相对来说比较小，而且是一次性的，却对受益人的生活带来十分必要的提升。某个地区已经连续两年遭受洪灾，数百农民的庄稼被毁于一旦。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约翰逊来跟农民们开会，另外还带了一车子人。农民们告诉他，农业安全局回复了他们拨付紧急贷款的请求，但必须要按照惯例，交出抵押品作为贷款担保。大多数人是无法满足这个要求的，因为他们的土地和财产都已经抵押出去了。他们的议员指着站在房间后面，陪同他来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农业安全局的官员，他说。他把他们一起带来，就是要让他们亲耳听听第十区的困境。两天后是平安夜，农民领袖们接到了议员打来的电话。农业安全局刚刚同意了免除第十区四百个家庭的抵押要求，按照议员所说的“特殊情况”处理。每家人会分到五十美元，足以支撑到春天联邦下发种子贷款了。议员说，就在通电话的此时此刻，农业安全局的四个主管正在速记员的陪同下，亲自赶到那个地区，加快贷款的发放流程。

而且，约翰逊争取到的有些利益，不仅不小，持续时间还很长。

农业部有个叫“牧场水土保持”的项目，很有可能对这片灌木遍野的土地特别有帮助。这个项目是一九三五年上马的，付钱给农民，去清除各种各样的灌木。但这个项目没怎么帮到丘陵地带。一方面是因为丘陵地带的农民和牧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土地可以得到改善。毕竟，整整三代人了，这土地都是这么贫瘠与荒凉。但也有其他原因。在丘陵地带横行肆虐的一些灌木不在项目的清除范围内，而且每单位土地内的清除薪酬也很低。比较繁荣的地区倒不在乎这个，他们可以雇用廉价劳动力来做，清除之后的土地更加肥沃，雇主从中获益更多。但丘陵地带的大多数农民根本雇不起人，唯一的资源就是自己的时间，每一分钟都在为了生存挣扎。清除灌木的收入太低，他们没法因为未来的收获，就把时间用在这上面。此外，在大多数丘陵地带农民的眼里，未来收获的希望也相当渺茫。很多人甚至没听说过这个项目。爱德华兹高原十分偏僻，各个农场与牧场远离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交通也相当不便）；农民听不起广播，看不到最新的日报；周报又水平有限，所以大家无法像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熟知天下大事与相关的事件发展。本来县上土地拨款农业服务分部的顾问，应该把这些新项目讲给农民听的，但丘陵地带的贫穷让做到这一点都很难。联邦政府为每个县分配相关顾问和助手，但薪水需要每个县来出。而丘陵地带的大多数县都穷得无法给助手任何拨款，所以顾问们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做本该助手做的文案工作，剩下的就是在那些穷到请不起兽医的县四处奔走，帮他们找兽医，给牲畜看病。另外，对于农民们来说，这些县顾问的理论都是“纸上谈兵”，在丘陵地带的恶劣条件下根本行不通。丘陵地带有几个牧人登记参加了“牧场水土保持”项目，而大家目睹了他们的经历，没有一点参与的积极性。这其中有很多繁文缛节、官样文章，付钱也非常慢。这些都无法提高大家的热情。一九三七年三月，一九三六年夏天已经清理的土地，还没收到相应的付款。

一九三七年五月以后，第十区的县顾问开始频繁接到新议员的电话。一开始他语气还算温和，后面越来越严厉，催促他们召集农民开会，向他们宣传“牧场水土保持”项目的好处。要是没有行动，顾问就会收到上司的电话，原来上司也被新议员打电话催促过了。光打电话是不足以办成事的，于是约翰逊采取了更直接的办法：他采取了“信件轰炸”，不断从办公室寄信给各位选民，告诉他们这个项目的好处。结果他发现这样还不够，就在整个选区奔波，亲自给农民们做宣传。“他到了开会的地方，就把鞋子脱掉，领带松一松。”卡姆•拉里，该项目的一个督察员说。约翰逊告诉农民们，他自己也和他们一样，是个农民。他知道在丘陵地带坚硬的土壤上耕作是怎样的感觉，这绝不是纸上得来。而他也知道，要是把雪松给清除掉，土地条件会变得更好。还有进一步努力：他说服农业部，把之前未纳入的丘陵地带的很多灌木纳入清除范围。还说服农业部把单位面积内清除灌木的奖励提高到五美元。先不论最后能不能成功达到目的，至少这数字能让农民们真切地看到，做这工作能挣到现金。他还说服农业部下拨了足够的款项，好让布兰科县那个顾问，认真又有进取心的罗斯•詹金斯可以从外面雇用一些人来清除一个农场上数十公顷的雪松，而这个农场就作为示范农场供大家参观学习。土地被清除干净了。几个月后，一卡车一卡车的农民从第十区的四面八方赶来，看到那些过去被密密麻麻的雪松包围得密不透风的山丘，如今那些有着贪婪根系的矮树已经不见了，但山丘上不是光秃秃的。坚硬的钙质土下，有绿色新芽顽强地钻了出来。拉里说：“草在长回来，这是眼睛看得到的。”林登•约翰逊成为国会议员之前的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布兰科县共有一万两千多公顷的雪松被清除。而光是一九三八年一年，就有两万五千多公顷被清除；到一九三九年，上升到了两万八千多公顷。整个第十区，有数十万公顷的灌木被砍伐清除。到一九四〇年年底，第十区用于耕作的土地增加了百分之四百。

回来的，不仅是青草。

埃米尔•斯塔尔拥有一座阿尔伯特农场，上面长满了雪松，每次骑马经过农场上的某个地方时，他都会不自觉地握紧缰绳。那里的地面很湿软，马儿总是会陷进去。斯塔尔从来没多想过。在他的记忆中，牧场上长满雪松已经是将近四十年的事了，而且，反正土地也太干了，种不了庄稼，也没法放牧。然而，一九三八年，他参与了丘陵地带后来所谓的“雪松根除项目”，他清除的就是那块湿软土地周围的一片。把雪松和那贪婪地吸走所有水分的根系清除后的几个星期，那个地方冒出了一股潺潺清泉，流得越来越快，让他的牛群能喝到干净凉爽的泉水。那年，丘陵地带经历了九个月的干旱。而在那九个月中，清泉让他的牛群活下来，没有一刻干枯过。

随着砍掉的灌木越来越多，清除的根系也越来越多，再也不能吸光地下的水了。别的农民们也有了和斯塔尔类似的经历。沃伦•史密斯说，自己的牧场上本来有很大一片地方“全是雪松……我把雪松清理掉之后，（整片区域）就有了一股溪流。本来是干得起灰尘的”。斯科特•克雷特住在约翰逊城附近自己父亲的农场上。父亲是七十年前从别人手里买下这块牧场的，卖主当时提过，那里曾经有一股泉水，但七十年来从未见过。克雷特把雪松砍掉了，他告诉县里的顾问：“现在泉水流起来了。”

沃伦•史密斯说，以前，牧场要养一头牛，需要整整二十公顷的土地，而现在呢，他告诉顾问：“一头牛只需要六公顷了。”艾尔•杨过去养一头牛需要十二公顷左右的土地，现在只需要不到三公顷了。整个丘陵地带的牛多了起来。棉花与其他作物的单位土地产量也在稳步上升。丘陵地带的土地曾经那样丰茂肥沃，虽然再也难现当年的盛景，毕竟这土地在经历了几代人数十年无比贫瘠、毫无用处之后，恢复了一点营养，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人的努力。

他实施了十几项新政项目，以此来帮助丘陵地带。其中一项改进叫人想起他父亲，有种相当辛酸的感觉：光是在一九三八年，在林登•约翰逊争取到的公用事业振兴署拨款支持下，特拉维斯县就铺了二百一十七公里农场通往市场的道路。现在，农民们不仅土地出产更多了，还能赶在收获的作物坏掉之前，及时送到市场卖掉。改进的还不止交通状况。丘陵地带很快就出现了很多新的公共工程：比如公共图书馆，还有学校（包括约翰逊城高中的新校舍，以及一座农业学校，圣马科斯也有了新的教学楼）。一些流离失所，被迫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做佃农的家庭，现在又把土地买了回来，这都多亏了新议员帮他们争取到的政府低息贷款，还款期是四十年，利息很低。这些项目为这些真真切切需要帮助的美国农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而林登•约翰逊并不是这些项目的发明者，他只是尽可能地多为丘陵地带争取。“他为自己选区争取的项目和钱，比任何人都要多。”科科伦说。按照约翰逊的自我估计，大概是在七千万美元。科科伦如是说：“他是这个选区有史以来最好的国会议员。”

•27•

“悲斗”

为科罗拉多河下游那四座大坝争取资金和授权已经很难了。现在林登•约翰逊又承担了一项更难的任务。确保了大坝的建成，也就确保了电力的产生，水从大坝的水闸中奔涌而下，水力产生电力。他要努力把电力带给丘陵地带。

当然，对于美国整整一代城市和很多小镇人民来说，电力已经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街上亮的街灯，工厂里运转的机器，路上行驶的电车，高架与地下的铁路，商场上上下下的电梯和扶梯，还有降温的电扇。电熨斗、吐司机（到一九〇〇年就已经广泛使用了）、电冰箱（一九一二年开始销量大增）、吸尘器、洗碗机、电热炉、烘烤模、电炉和自动洗衣机等设备，把妇女们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有了电，大家晚上就能看电影消遣。到一九二二年，各家屋顶上林立起了一片收音天线。一九三七年林登•约翰逊到国会上任时，电力已经深深融入人们的生活，大家都很难记得以前没有电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但在丘陵地带，这还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林登•约翰逊的选区，唯一的电力来源就是得州光电集团，是纽约公共控股巨擘“电力债券与股票”公司的子公司。一九二七年，得州光电应允为丘陵地带几个小镇（约翰逊城就是其中之一）通电，但不能从马布尔福尔斯的中央发电站供电。得州光电解释，如果从那里供电，每英里的电缆联通费用就需要三千美元。而这些小社区用电量有限，爱德华兹高原的面积又那么大，这个投资是收不回本的。因此，得州光电在每个小镇的所谓“发电厂”，也就是一个三十马力的柴油机；发的电只够十瓦的灯泡使用，而且还一直闪个不停。如果同时在用别的电器（就算只是电熨斗），电灯就完全亮不起来了。这些所谓的“发电厂”只在“天黑以后到午夜”运行，所以电冰箱根本没有意义。这些小镇的大多数居民觉得，这些问题反正也和自己无关：得州光电的电费太高了，只有少数家庭能接上电线。而且，柴油机反正也因为超负荷运转经常出故障。极偶尔地放个电影，观众们都要屏住呼吸，看电力能不能撑到电影放完，就跟期待电影结局似的。露西尔•奥多内尔说：“我看《宝林历险记》，一直等着看火车会不会轧宝林，也一直等着看会不会没电。”而这些小镇的居民还是丘陵地带唯一能享受到电力的人。得州光电甚至都不愿意考虑一下为成千上万的农场与牧场接通电缆。

所以，尽管电动挤奶机几乎二十年前就发明了，丘陵地带的农民仍然需要亲手挤奶。每天凌晨三点半或四点就得起床劳作，因为挤奶是很费时间的苦工（二十头牛要挤两个多小时）。还得趁天亮前挤完。天光珍贵，每分每秒都要在田里劳作。挤奶就在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进行。一九三七年，西尔斯•罗巴克公司
(1) 吹嘘说，有种新型高级煤油灯的照明足以和四十瓦的电灯泡相匹配，但丘陵地带用的那些灯，照明效果最多只能比肩二十五瓦灯泡。有时在一片黑暗中烧着烧着就熄灭了。而且煤油灯随时都存在火灾隐患，一丁点儿的火星也能把填满干草的畜棚烧个精光，让农民守住家园的最后希望也彻底破灭。很多农民都不敢在畜棚里用煤油灯。“冬天的早晨，”其中一个回忆，“里面特别特别黑，还以为进了个盖上盖的箱子。”没通电，就不能用冰箱，牛奶都放在冰上保存。冰不但价格贵，还需要农民们花很多时间成本，从镇里拉回农场。冰都放在地下保存，表面盖上木屑，但就像温伯利农民彻斯特•富兰克林所说，冰块仍然“很快就融化了”。很多时候，就连冰也无济于事。农民们必须把牛奶从奶窖中取出来，放在路边，等着奥斯汀乳业公司的卡车来取走。但丘陵地带很多路没有铺沥青，爆胎事故是家常便饭，所以卡车经常会迟到，牛奶就这样暴露在丘陵地带的热浪中。有时其实没变质，但只要温度超过十摄氏度，乳业公司就不收了。卡车司机把温度计从牛奶中拿出来，农民眼睁睁看着那条红色的线在规定温度之上，就知道自己在一片漆黑的畜棚里好几个小时的辛苦劳作又白费了。

另外，因为没电，丘陵地带的农民也用不了电水泵。所以不管是挤奶，还是给奶牛打水，都不得不用人工。干旱的天气里，抽水真是苦差事，要一次次把桶送入深井，再使劲拉起来。电钻也没法用，给牲畜喂食也得人工，拿干草杈叉起畜棚上层的草垛，放在地上踩松踩软，好喂给牛吃。饲料也是人工来做，因为电磨不能用，必须把成百上千的玉米穗一个个塞进手动玉米脱粒机，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骡子和马吃的玉米粒。电动机不能用，还得亲手把玉米粒卸下来，一铲一铲地铲进畜棚里。柴得亲手劈，要么拿斧头，要么拿锯子。这些繁重的工作白天通常是干不完的，农民们通常是太阳下山以后才干完，而劳作的结束与开始是呼应的，也是在黑暗的畜棚中跌跌撞撞、摸摸索索地挤奶，和几百年前的农民一样。

农民的劳作已经十分辛苦，但和他们的妻子比起来，已经算轻松的了。

没有电，连烧开水都是苦工一件。

只要需要用到水的事情，都是苦工。水车（可以充当水泵，把井里的水弄进蓄水池里）在丘陵地带是相当少见的。一九三七年，造一架水车差不多要四百美元，在这现金极度缺乏的地区，大多数家庭是买不起的。而修建起来的那寥寥几架，在这个风向风力往往都难以预测的地方也没什么用处。干旱时期，通常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一丝风。没有电，电泵用不了，取水只能靠人工。

水源要么是河流，要么是井。如果是河流，就得把水从河边挑回家里。而这里经常洪水泛滥，所以住家都离河流很远。来回取水都得走好长一段路。如果是井，那就得每次一桶，一点点地提上来，而且提这一路也不短：丘陵地带河谷的水井，平均深度是十五米，而山上的就是三十多米了。

但大家又是多么需要水啊！当时联邦针对五十万农民家庭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农场上平均每人每天用水一百五十多升。而一般一户农家是五口人，所以全家日用水是七百五十多升，换算成重量是零点八吨。一年就是超过二十七万升，接近三百吨。研究表明，住家和水井之间的平均距离是七十七米，所以一年中从家到水井之间，用手把水提上来，再挑回家中，需要一个人投入六十三个八小时工作日，来回两千八百多公里。

农民自己会尽可能地承担这苦工，做不完就让儿子们接着帮忙（林登•约翰逊的少年时代，正是因为不愿帮母亲取水挑水，才引得父亲发了最大的一场火）。丘陵地带的孩子们，只要一长大到拿得动水桶的年纪，就被派去挑水，要在去上学或者下田之前，把母亲的洗衣盆装满水。一直到今天，柯蒂斯•考克斯还能回忆起自己从十来岁开始的整个少年时期，每天早上都要在距离大概九十米的住家和水井之间跑七趟左右，每趟挑接近三十公斤的两大桶水。“我觉得很累，”他说，“真的是好多水。”但孩子们挑的水半上午就会用光，而他们已经不在家了，要么去上学，要么下田帮忙去了。因此，大部分挑水的工作，还是女人来做的。柯蒂斯的母亲玛丽•考克斯回忆：“我必须得去打水，一天不止一次，不止两次，哦，我记不清要多少次了。我需要水来擦地、洗衣服、做饭……真是很辛苦。我总是在打水挑水。”而且打水之前还要使劲把盖在水井上防老鼠与松鼠的木盖子弄开，特别重。把水桶装满之后提上来（一桶水在十几公斤到二十几公斤之间，很多女人就算有滑轮车帮忙也很难提起；她们很多都身子贴在井口，双手紧握住绳子，好像爬山的姿势，这样才能把全身的重量都用上，单凭胳膊是提不起来的）。丘陵地带的女人们经常开些关于取水的小玩笑。布兰科县的布赖恩•史密斯夫人说：“我们好像是有‘自来’水哦。我总是说我们有‘自来’水，是我‘自’己挑着那两个桶‘来’回两百米打来的水。”但玩笑已然忘记，记忆依然鲜明。从城里下乡的一位访问者发现，丘陵地带上了年纪的女性大多都有明显的驼背，比同龄的城市女性严重很多。这个发现令他震惊。但原因不用他问，自然有人告诉他。不止一次，也不止两次，佝偻着身躯的丘陵地带农妇对他说：“你看到我这背驼得多厉害了吧？都是打水闹的。”对方还会经常补充说：“还没到年纪呢，我这身子就和这井一样伸不直了，那时候我还年轻着呢。背是打水打驼的，很年轻的时候就驼了。”

丘陵地带的农妇必须要打水，也必须要砍柴。

没有电，丘陵地带的炉子都烧柴。这里雪松遍地，柴倒是不缺。可是丘陵地带的太阳把雪松枝晒得很干，一扔进炉火就被吞没烧成灰了。农民总会尽力确保家里的柴够烧，要是儿子们够年纪了，这任务就是他们的（林登•约翰逊小时候不愿意帮母亲砍柴，也是父子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他们砍了树，劈成一米二左右能用绳子捆起来摆好的长度。家里要用柴的时候，还得再弄短一点，劈细一些，才能塞进炉膛。但和打水一样，这些粗重活计通常落在女人的肩膀上。

不过，必须去砍柴，倒不是很多农妇厌恶柴炉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她们厌恶这些炉子，是因为生炉子实在太麻烦。炉子的风门在微风习习的天气里都只能制造很小的气流，要是遇到无风天气，那就没有气流了。没有电，当然厨房里也就没有通风扇来帮助空气流通。于是火就一次又一次地熄灭。“电炉子只要打开转一转，就能加热了。”露西尔•奥多内尔说。但是面对烧柴炉，女人们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塞引火的东西和木柴进去。就算火点燃了，炉子“也不会马上就热起来”，露西尔•奥多内尔说，事实上可能需要整整一个小时。另一方面，农妇们厌恶这些柴炉，是因为太脏。烧柴飘出的烟会熏黑墙壁和天花板，煤灰也总是从挡板缝隙里钻出来，煤灰每天都要清理两次，这已经够脏了。要是你拿出去以后突然来了阵风，把灰吹起来撒在房子里，那就更脏了。她们厌恶柴炉，还因为必须一直守着。缺乏能稳定加热、控制温度的设备，用炉子来焙烤或烹调其他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食物时，农妇们必须一直盯着火，把木头或者烧得很快的玉米芯不断塞进去，防止热气变弱。

她们最厌恶的，是炉子边太热。

那种大铁炉子烧起来之后，木条在炉膛里燃烧，火焰舔舐着支撑锅子的格栅，相当于是在烧大块的金属，烧得很热，都要亮起来了。厨房里的空气在被这滚烫的热浪中颤动。冬天这热气多多益善，春天还算可以忍受，但丘陵地带的夏天能持续五个月。有时候早在六月，气温可能就爬升到三十二摄氏度左右，然后就一直持续高温，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而天空就一直那么明晃晃的，没有一丝云彩稍稍遮盖下笼罩整个丘陵地带的烈日。炽烈的阳光就这样照在散落在丘陵与河谷中“狗跑屋”厨房的铁皮屋顶上。不管天有多热，炉子都是要生个大半天的，因为不仅要做饭，还要烤面包。丘陵地带的农妇们是买不起商店里的面包的，只能自己烤，一烤就得一整天。（正如奥多内尔夫人所说：“我们没有冰箱，所以每顿饭都得从头开始做。”）另外，丘陵地带的夏天正是收获季，农妇们不仅要为家人做饭，还要为来帮忙的短工们做，二十个人或者三十个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要吃三顿饭。

这是收获季，也是做罐头的季节。

在丘陵地带，做罐头是一家生存的必需技能。大多数家庭都穷得买不起食物，整个冬天几乎都要靠夏天收下来保存在罐子里的蔬菜和水果过活。

丘陵地带没有电，所以没有冰箱，所以蔬菜或者水果在成熟那天就得做成罐头。从六月到九月，好像每天都有东西在成熟。但是一棵桃树，不同枝头上的果实成熟的日子还不一样。在同一个果园，桃子全部成熟可能要跨越两个星期的时间。“你就一直在厨房里做桃子罐头，做两个星期。”丘陵地带的农妇们回忆。桃子之后，草莓又开始成熟了，然后是醋栗，接着又有蓝莓。土豆成熟之后就是秋葵，秋葵之后是西葫芦，西葫芦之后是玉米。所以整个夏天都要做罐头，中间只有很短时间喘息。

做罐头就需要寸步不离地守在炉子旁边。烧开水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炉子里的火必须要很猛，这就得一直往炉膛里丢柴。另外，做罐头的一天中，至少有两次（可能还得三四次），农妇得把煤灰清理了，也就是说要把炉膛下面那笨重的煤灰盒子搬出来。没有弯腰烧火清理煤灰的时候，农妇也要站在火炉边。比如，做水果罐头时，先要把糖放进那巨大的铁锅里，然后仔细监视，不停搅拌防止结块，直到完全熔化。接着把水果（如果是桃子的话，要提前削好皮）放进锅里，煮成柔软的果酱，再装进罐子里（罐子要在另一个锅里用开水煮好消毒），再用蜡密封。煮桃子要一个多小时，中间还得不断搅拌防止煳锅。一批桃子熬完了，还有另一批，再一批。做罐头也是要做上一整天的。所以，农妇们做罐头的时候，就得一整天待在那个小房间里，烈日无情地炙烤着铁皮屋顶，面前是燃烧着大火的铁炉子。炉子里的火稍微小那么一点点，她们都得急忙加热。

“做罐头必须抓紧夏季天热的时候，”凯蒂•克莱德•罗斯•李奥纳多，约翰逊的第一个女朋友说，“要做好多个小时。哦，真是太可怕了。要穿最少的衣服。我会穿得很宽松，免得衣服粘在身上。但我脸上还是汗如雨下。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妈妈脸上汗如雨下，等我长大嫁人成家了，就是自己脸上汗如雨下了。那个炉子真是太热了。但你还是得不停地搅拌，特别是做果酱的时候。所以不得不守在那个炉子边上。”温伯利的柏妮丝•斯诺德格拉斯说：“热到待不下去，必须跑出去找棵树躲一躲。我就受不了待不下去了。真是太可怕了。但又不能在外面太久。你得跑回去搅拌，还得看着火，所以必须回去。”

这是没有缓刑的苦役。如果某一天一批桃子一起成熟，就必须在当天把它们全部做成罐头，不管农妇那天身体与心情如何。因为在丘陵地带的滚滚热浪中，水果和蔬菜很快就坏了。一旦开始做罐头，就没法中途停下。“要是你削了六打桃子，之后你又觉得不舒服了，”是不可能停下的，盖伊•哈里斯说，“因为要是坏了，就没法做成罐头了。无论如何，这些都必须在同一天完成。”在丘陵地带的罐头时节，农妇们就算生病了，也得做罐头，一站好几个小时，头顶是烈日，脚下是烈火。“你看，我们没得选。”哈里斯夫人说。

每一周，每一年的每一周，都必然有那么一天，要洗衣服。

洗衣服是在户外进行的。烧起一堆大火，上面挂一个巨大的桶，烧一桶开水，旁边是三个锌制大洗衣盆，凳子上再放个小点的浆洗盆。

衣服先是在大锌盆里洗，女人们就在盆边弯着腰，在搓衣板上奋力搓洗。商店里的那种肥皂她们买不起，所以肥皂是自己用碱液做的，效果不怎么好，把水质也弄得很硬。衣服上全是干农活儿时的尘土，要使劲搓洗才能洗干净。

接着农妇们要把每件衣服使劲拧绞，尽可能把脏水拧出来，然后放进那一大桶开水中。搓洗是不可能把所有尘土都洗干净的，剩下的她就靠在桶里“敲打”衣服来做。她要站得比开水桶高，拿木桨（更多的时候是扫帚）来搅动衣服，让它们在水中漂动起来，然后再往底部或边上压下去，拿着扫帚上下左右移动，使尽浑身的力气，持续十到十五分钟，相当于是在人工模仿自动洗衣机。

下一步就是把衣服从开水中转移到第二个锌盆——“清洗盆”里。用扫帚的一头把衣服从大桶里挑出来，晾几分钟，等脏水滴一滴。

衣服进了清洗盆，农妇们再次弯腰，把衣服一件件在水中荡涤。接着再次拧绞，尽可能把脏水拧出来，然后把衣服放进第三个有漂白粉的盆子里，在里面搅动，好让漂白粉沾满衣物发挥作用，接着在装满浆粉的浆洗盆里重复同样的动作。

这样，一批衣服就洗好了。一周的衣物至少要分四批来洗：一批是床单，一批是衬衫和其他白衣服，一批是有色衣物，再一批是毛巾。但丘陵地带的家庭通常很大，每一种衣物常常要分两批来洗。所以这整个过程要重复八遍。

另外，每洗一批，三个大盆还得换水。一盆装大约三十升水。水得是温水。所以农妇就每个盆子里倒一半开水一半冷水。倒水用的是十到十五升容量的桶，一桶水的重量在十到十三公斤。洗头一两批的时候，水可以让丈夫或者儿子们去打。但这些水用完之后，洗衣服的同时就还要一次次地走很长的路去河流或井边，辛辛苦苦地打了水，再把沉重的水桶挑回来。
(2) 整个洗衣日都是繁重的劳动，除了打水，还要在大桶里“敲打”衣服。“必须得使出吃奶的劲儿——不断地搅啊搅啊搅啊。衣服好像永远也洗不干净。沾了水的衣服很重，天气又很热，你还得站在滚开的水和燃烧的火面前。真是大烤活人。”要把衣服从桶里捞出来也是重活儿。湿答答的衣服非常重，要把它们弄出来，晾个几分钟让脏水滴走，再弄到清洗盆里，感觉就更重了。要是没有孩子帮忙，农妇们干一会儿就会累得气喘吁吁。这么干上几个小时之后，连拧衣服都十分艰难。“嗯，拧衣服可能听着没那么难，”哈里斯夫人说，“但是每一件都要拧很多次。从搓衣盆里拿出来要拧，清洗盆里面拿出来再拧，漂白盆里面拿出来还要拧。拧得胳膊酸痛。”在碱液里面泡那么久，再一遍遍拧衣服，双手通常是又红又肿。当然，还要弯腰，一连好几个小时一直弯着腰搓洗衣裳。“洗完了衣服，你的背也要断了，”阿娃•考克斯说，“我就跟你这么说，这辈子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事情里面，有一件就是洗衣服的时候背有多痛。”打水、搓洗、敲打、清洗，丘陵地带的农妇就这么连续不断地干上几个小时，而城里的女人，只需要轻轻按下洗衣机的按钮。

周一洗衣服，周二熨衣服。

玛丽•考克斯的话，让丘陵地带所有上了年纪的农妇都点头称是：“洗衣服很苦，但熨衣服是最苦的。没有什么比熨衣服更苦的了。”

农业部发现：“今天的年轻女性已经不知道‘熨斗’
(3)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了。她们熨衣服都是用轻便的铝制或者中空不锈钢熨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丘陵地带，熨斗是铁的，两到三公斤重的一块铁。丘陵地带用的熨斗必须先在柴炉上加热，热气只能保持几分钟。要熨一件男士衬衫通常需要两个熨斗。一个农妇有三四个熨斗，这样一个在用，另外几个可以同时加热。有木把手的熨斗比没有把手的要贵两美元，所以丘陵地带的农妇都用的是没有把手的熨斗，而且每周还要熨很多衣服，原因如玛丽•考克斯所说：“那时候几乎什么都应该浆洗熨烫。”她们要么拿着一个木把手分别安在每个熨斗上用，要么就用厚厚的垫子防烫。

烧柴就会产生煤灰，熨斗在炉子上加热时会弄脏。或者，熨衣服时都得在表面洒点水，要是熨斗用了之后还残留了水分，炉子里就算飘出特别小的一股烟，也会在熨斗底部留下一条黑乎乎的痕迹。所以，必须要用盐水浸过的抹布不停地擦洗熨斗，要是煤灰太厚，还得用砂纸来磨。而且，不管你多么仔细地检查熨斗底部，用砂纸不停地磨，煤灰总会留下些小点，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沾到白衬衫或裙子上了。这样你就得重新洗一遍。

就算保护措施做得再好，熨斗还是会烫到农妇们的手。木把手或防烫垫可能不小心掉了，烙铁就这么烫在皮肉上。到中午，手上可能已经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水泡，而这手还要去拿浸在盐水里的抹布。熨衣服通常要花一整天，经常要持续到周二晚上。一整天的时间，提着两到三公斤重的一块铁，这些丘陵地带的农妇纵然是铁打的，也熬不住。“肩颈痛得厉害。”艾尔西•贝克回忆。但最糟糕的，还是热。熨衣服的日子，柴炉上得一整天都烧着火，厨房里永远弥漫着热气与烟雾。冬天要熨衣服，夏天也要熨。厨房外的温度从三十二到四十摄氏度不等。厨房里的温度还要高得多。没有电力，也就没有通风扇来流通空气。几年后，议员约翰•E.兰金在国会描述了农妇们通常要承受的“苦役”：“在闷热的厨房里火烧火燎，弯腰在洗衣盆上劳作，或者在熊熊火焰之上煮衣物，都是在炎热的夏日进行。”他说，自己还清晰地记得：“目睹母亲弯腰拿着烧红的熨斗，一熨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她筋疲力尽，好像马上就要晕倒。”兰金是密西西比人，但他的描述在爱德华兹高原那些母亲听来也会很耳熟。丘陵地带的女人们从不把每周二用的那个工具叫作“熨斗”，而叫“悲斗”。

洗衣服、熨衣服，都是每周必做的苦工。当然还有特殊情况：收获与打谷季。农妇不仅要给家人做饭，还得照顾二三十人的伙食。还有剪羊毛的时候，没有电，修剪得丈夫亲自上阵，剪毛机的曲柄就得她来操作，使劲地踩啊踩，就像往陡峭的山坡上踩单车。一踩就是几个小时，中间只有短暂的休息。“他总是在吼，‘快点，快点’，”布兰科县的沃尔特•耶特夫人说，“第二天早晨我都差点起不来床，干了那个之后真是太累了。”洗衣服、熨衣服、做饭、做罐头、剪羊毛、帮着犁地、采摘和播种，每天还要打水砍柴。因为没电，这些活儿都得人工来做，用的方法和她们的母亲，母亲的母亲，曾曾曾祖母一模一样。“这些苦活儿累活儿让农妇们很快苍老。”一名见证者写道。很多外来的见证者也提到，丘陵地带的农妇几乎都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比实际年龄老很多，还不到时候就十分憔悴，三十五岁、四十岁看着就像老人了，佝偻着身子，弓腰驼背，一脸疲态。

丘陵地带的农妇即使病了也得干活儿，不管病得有多严重。她们太穷了，没法去正规医院看病，生孩子的时候往往会阴撕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联邦政府派医师去给一批丘陵地带的农妇检查了身体作为采样。医师们发现，二百七十五名妇女中，有一百五十八名会阴撕裂。妇科医生团队报告说，很多人都是三级撕裂：“很严重的撕裂，很难想象她们怎么还站得住。”但她们就那么站着，做着丘陵地带的农妇们一直以来做的苦役：打水、砍柴、做罐头、洗衣服、熨衣服、帮忙剪羊毛、耕地和采摘。

因为没电。

没有电，就意味着丘陵地带的人们要没日没夜地做苦工；要是有电影、收音机这样的娱乐，苦工大概还更好忍受一些。但没有电，这些也实现不了。另外，要是有收音机，这个地区也不会这么闭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丘陵地带的年轻人，也就是林登•约翰逊那一代，他们的感觉是：“我们这里完全是与世隔绝的”，“和外面的世界相比，我们真是隐居的原始人”，而三十年代的年轻人感觉一般无二。没有电，丘陵地带凤毛麟角的收音机就是矿石收音机，有听筒，接收效果极差。《阿莫斯和安迪》《拉姆和阿布纳》《铂金斯妈妈》，这些都是大多数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广播剧，而爱德华兹高原上的很多人甚至连一次都没听过。“我们热爱富兰克林•罗斯福，我们一直在读他的炉边谈话，但从来没听过。”

有时连阅读都很困难。

丘陵地带的农民夫妇们通常只有晚上才能阅读（“其他时候根本没时间，”露西尔•奥多内尔说，“白天好像一分钟读书时间都没有”），但唯一的光源就是煤油灯。那些关于旧时西部的电影里，煤油灯看上去温馨亲切，所以城里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乡下人对这灯有这么强烈的厌恶呢？

光是点燃煤油灯就让人心烦。“灯芯必须调整到刚刚好，”布赖恩的柯蒂斯•考克斯说，“要是拨得太高，烧起来之后就开始冒烟，导烟的玻璃被完全熏黑，你的眼睛也被熏得睁不开。”要保持煤油灯的光亮就更让人心烦了。正常燃烧只能保持一小会儿，然后要么烧得太旺使劲冒烟，要么减弱到无法照明的地步。就算灯芯拨得刚刚好，煤油灯提供的照明也十分有限。大多数的照明能力相当于二十五瓦的电灯泡，倒是够孩子们做功课了（不过后来有调查发现，引入电灯以后，农村地区孩子的教育程度立刻有了极大的提升），但父母的视力没那么好，就比较困难了。玛丽•考克斯说，在自家的灯光下，她只能看一小会儿书。“我一直很喜欢看书的，”她回忆，“可是在农场没法尽情地看。对眼睛很有害，看久了特别累。晚上要看书，我得强迫自己。”露西尔•奥多内尔是弗吉尼亚人，在家乡时她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但来到伯内特的农场以后，她就没法这么做了，她说，因为买不起煤油。偶尔晚上看看书，也不可能在床上看。丈夫汤姆“在睡觉”，她回忆，“我就把那灯放在床上，他的身边，然后坐在小凳子上，用最别扭的方式看书。”不止一个丘陵地带的农妇指着眉毛之间深深的竖纹说：“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皱纹，就因为眯着眼睛看书。”

煤油灯的照明范围很小。农民们已经那么穷了，自然配备不起足够的煤油灯。如果家里孩子特别多，学习的时候围着一盏比较好的灯，那妈妈就得等他们完事了再缝衣服。在小小的照明范围之外，农舍的房间是昏暗甚至漆黑的。“看着很可怕，”玛丽•考克斯说，“晚上我要是一个人的话，那种孤独的感觉真是太强烈了。”当然，茅厕里是没有灯的。贝蒂•麦克当纳说了很多丘陵地带农妇同意的话：“我有两个选择，都很糟糕，要么摸黑上厕所，不知道爬到我身上的是什么；要么拿一盏灯去，引来飞蛾、蚊子、夜鹰和蝙蝠。”

没有收音机，没有电影，阅读条件有限。艰难的一天过去了，没有什么消遣，又要迎来艰难的新一天。“那时候，活着就是一场苦役，”布兰科县的卡萝尔•史密斯说，“活着，只是活着，就是个难题。没有电灯，没有水泵，什么都没有。活在忍饥挨饿的边缘。这就是我们的农场生活。天哪，城里人还觉得这生活有美好的一面呢。要是他们知道……”

美国城市里司空见惯的很多便捷之处，爱德华兹高原上的人们却一无所知：除了吸尘器和洗衣机，还有浴室。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没有电水泵，就没有自来水，就不可能在室内安管道。夏天，大家可以在河水里洗澡（要是河水没有干枯的话）；冬天，就得打了水，在炉子上烧了（所以还得砍柴），倒进洗衣服的大盆里。洗澡这么麻烦，“大概每周才洗一次”，柏妮丝•斯诺德格拉斯说。孩子们会打赤脚，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在外面的抽水机边）洗个脚。我们（大人）就在脸盆里洗洗脸、手和耳朵，但澡是每周只洗一次的”。抽水马桶很少，丘陵地带大多数的茅厕都是最原始的那种。很多下面连坑都没挖。“就直接拉在地上，”格斯里•泰勒回忆，“也不会清理。”很多时候，一个地方弄得臭气熏天污秽不堪，就直接换个地方再搭棚子。卫生纸太贵了，擦屁股就用百货商店的宣传册或者玉米叶子。有的家庭连茅厕都没有。柏妮丝•斯诺德格拉斯说，他们一家从奥斯汀搬到盖诺尔山之后：“周边所有人家，只有我们家有茅厕。你知道别的人都怎么办的吗？他们就到畜棚后面，或者找棵树什么的，就地解决了。”一八五七年，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穿越丘陵地带时，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很多人的厕所，就是灌木丛后面或者广阔的平原上。”那时候他特别震惊，因为他所知的美国比这原始的情况要先进太多太多。现在都一九三七年了，丘陵地带已经经历了四代人，生活水平却没有多大提高。林登•约翰逊选区的很多人，住的地方还和一八五七年的人们差不多：板子搭建起来的简陋“狗跑屋”棚子，冬天的冷风可以飕飕地钻进来。方便的时候他们仍然蹲在灌木丛后面。因为穷，他们仍然用不起拖拉机和饲料粉碎机，更得不到现代医疗的照顾，而且还在用落后几百年的方法务农。

他们清楚这一点，正如路易斯•卡斯帕里斯所说的，“我们落后于世界”，但丘陵地带土生土长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到底有多么落后于世界。

他们怎么能知道呢？没多少书可读，甚至没多少报纸可看，只有一些水平有限，每期只出四版的地方周报；没有收音机可听，极其偶尔才能看一场电影……这个世界的各种新消息怎么能传到他们耳朵里呢？很多人从未亲眼看过外面的世界，丘陵地带从没到过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的居民数量高得惊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非常模糊。另外，他们的生活，和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完全一样，他们怎么可能知道（除了大体上有点模糊的概念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呢？听到别人讲起电力带来的奇迹，他们脑中想起的，是在约翰逊城看到的电，那昏黄闪烁的灯光，比煤油灯也好不了多少；他们认为的奇迹，也就是电熨斗和收音机，再无其他。“我还记得有人跟我说洗衣机，”阿娃•考克斯回忆，“能洗衣服的机器？我完全没法想象！”就连正规厕所的概念，他们也很难完全接受。艾诺尔•斯诺德格拉斯初来乍到盖诺尔山，就开始修建茅厕，甚至在下面挖了个坑，有个邻居问他：“这坑挖来干啥？”柏妮丝•斯诺德格拉斯回忆，艾诺尔开口解释时，邻居的反应：“‘他们也太做作了，还得要个厕所。’他们觉得下面带坑的茅厕就是正规的厕所了！”土生土长的丘陵地带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家人搬出了丘陵地带就再也不回来了。因此，久居丘陵地带的人，很难说清楚自己的生活与外面的世界有何鲜明对比，阐述得最明白的，是三十年代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搬来丘陵地带的家庭。

布赖恩和玛丽•苏•史密斯原本住在得州的波特兰，科珀斯克里斯蒂附近的一个小镇。大萧条期间，他们丢了房子和曾经利润丰厚的汽车修理厂。一九三七年，他们带着三个孩子举家搬迁到丘陵地带，布兰科附近一座二十一公顷的农场上，因为“只有这里地价便宜，我们还能买得起一座农场”。

波特兰是通了电的，已经很多年了。“电是根本不用去想的事情，”史密斯夫人说，“我就那么理所当然地用着。非要想的话，我肯定会觉得：‘难道不是人人都用电吗？’”

现在她发现，不是人人都能用电。

史密斯一家带了收音机来，是一个黑色的阿特沃特•肯特大收音机，顶上有个扩音器。但是这机器在新家没法用。“农场上是非常孤独的，”史密斯夫人说，“有时候这安静挺好的。但有时候又安静到让你受伤。”他们还带了洗衣机来，也没法用。史密斯夫人喜欢读书，但“光线对眼睛有害，我的视力不够好，晚上没法读书”。在波特兰，她晚上还能用钩针织点东西，但现在，灯光太暗了，根本做不了。当然，白天是没有时间的。就算不做家务，也得用双手剥玉米、去壳、碾磨，来喂养一百五十只母鸡，下了蛋好拿去卖；要么就是帮忙操作剪毛机。搬到农场后不久，丈夫就得了重病，一年多的时间，她还要承担起照顾牲口，赶骡子犁地的重责，而她以前从没耕过地。“天不亮就起床，把火生起来，饼干准备好，出门去挤奶，安排早餐。生活的一切就是工作。只求生存。”

她最厌烦的苦活，是去离房子大约二百米的一口井打水。“在波特兰孩子们当然用的是自来水，现在他们还觉得用的是自来水。”她说。和别的丘陵地带农妇熟悉起来之后，她注意到很多人都是弓腰驼背的。她们告诉她，都是因为常年挑水。她不想自己也变得驼背，但似乎没有解决的办法。“挑啊挑啊，来来回回地挑。有时候我特别灰心。刚搬去（丘陵地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拓荒先锋妇女，就像那些驾着马车来到这里的女人一样。我说，她们能做到，我也能。但真的太艰难了。整个上午都在挑着那些大水桶来来回回，你觉得自己不是在做人，而是在做牛做马。波特兰只是个小镇，不是什么大城市。但是从波特兰搬到丘陵地带，就像从二十世纪回到了中世纪。”

(1)
创办于十九世纪的零售公司，主要销售对象是农民，主要在广大农村地区销售一些价廉物美的商品。

(2)
一九三五年，家电生产商美泰克公司推出的一种汽油动力洗衣机也没能帮这些农妇什么忙，因为洗衣服要用太多水，她们还是要不断地往机器里装水。不过，反正丘陵地带大多数农妇也买不起。——原注

(3)
熨斗的英文为iron，有“铁”的意思。

•28•

“我会帮你们争取到的”

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不止丘陵地带，全美国的农民都缺电。当年，全美国六百八十万农民中，有六百多万无法享受电力提供的便捷。电力融入城市生活已经几十年了，三千万美国农村居民中，仍然有将近百分之九十过着柴炉、洗衣盆、“悲斗”和昏暗煤油灯的生活。一个公共电力的倡导者写道，在整个美国“每个城市灯火通明，一直到城市边缘都是这样。之外就是漆黑一片”。历史学家威廉•E.洛伊希膝贝格写道，电力的缺乏，将美国人分成两类人：“城里人和乡下人。”他还写道，农民“在十九世纪的世界中苦苦生存，农妇们一边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周六晚报》上城里女人用着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的照片，一边像工业化之前的农妇们一样，干着令人腰酸背痛的家务”。

二十多年来，在全国的各个州县，农民代表们穿着妻子用手洗好、用“悲斗”熨好的正式服装，帽子拿在手里，态度谦卑恭敬，来到公共工程公司高层们宽敞奢华的办公室，请求给他们一个机会，进入电力时代。来请愿的有时是一群人，有时是一个人。有一幕总是重复上演：一个丈夫，妻子重病，医生说她再也不能干重活儿，于是丈夫就来祈求电力公司给自己的农场通电，却无济于事。阿肯色州一位农民领袖，人称“约翰叔叔”的霍布斯，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忍不住失声痛哭。“他请求阿肯色光电公司，给自己家接一条电缆，离他们的一条电缆并不远。那时候他的妻子生病了，非常需要通电来提供一点帮助。但对方却无动于衷。”但不管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人，他们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公司说，往每个农场单独接线太贵了，每英里要花五千美元。就算接通了，农民们用电也会很少，因为他们买不起电器；而且可能连每月的电费都付不起。因为使用率太低，所以农村的电费就只能定高一点，是城市里电费的两倍还多。

早就有研究否决了这些公司提出的数据。一九二五年在威斯康星州的一项调查发现，每英里的电缆花费不是五千美元而是一千二百二十五美元。而关于农民付不起电费的说法，当时阿肯色州议会一位年轻而优秀的演说家克莱德•艾利斯就给出了相当严厉的评价：“这句话可能是真的，因为这些公司收的费用高得令人发指。”霍布斯和艾利斯这些农民领袖质问，为什么电力公司不向亨利•福特学习，证明一下一件好的商品成本和定价越便宜，回报就越高呢？要是电力公司把农村的电费降低，农民就会买更多的电。如果定价居高不下，将会陷入无限的恶性循环：因为高价，农民用的电就很少；因为用量少，各个公司就继续收高价。明尼苏达的雷德温和亚拉巴马进行了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试验，有力地证明了农民在用电两三年后，看到用电能够节省的人力财力（用了冰箱之后，他们的牛奶和鸡蛋不会坏了，因此而增加的收入比使用冰箱的花费高多了），用电量迅速上涨，而公共公司也从中大获其利。

公共公司无视这些研究，他们的态度由此昭然若揭：不是说农村电力服务没有利润，而是这个利润不如城市，也不像在城市，获利是板上钉钉的事。接通电缆，建立各种基础设施，需要两到三年才能投入使用，这就是行话说的“资本风险”；城市市场的利润本身就没有风险，为什么还要为了农村的利润去冒这个风险呢？“农妇等待电力，要比城里的女人久太多，这真是太不公平了，因为农妇比城里的女人更需要用电。”一名历史学家后来写道。但这些公司的经营标准里是没有“公平”和“社会良知”这些字眼的。他们的标准就是投资回报率。他们认为，反正城里的回报要更高，干吗费那么大的劲儿去发展农村啊？这种态度还不断得到加强，他们的政治权力是一个因素，看不起乡下人是另一个因素。这些工程公司的面具一旦被揭开，他们的傲慢便一览无余。亚拉巴马光电公司即使在获得许可，能从政府在马歇尔浅滩所有的一座大坝以极低价买电之后，仍然拒绝降价。有个农民提出，他可以承担往自己家接电缆的费用，公司说他们允许他这样做，但电缆接好以后，所有者是公司，不是农民自己。他们的政策很严格，因为不想开任何可能对他们不利的先河。要是开了降低电费的头，谁知道会引出多少事情？要是开了往农村接电缆的头，那就会有人没完没了地要求接电缆。所以，绝不能对谁网开一面。在林登•约翰逊自己的选区，得州光电有政策规定，一条电缆，只有周围四十五米以内的农场才能接。电缆附近有几十座农舍，但都没有四十五米以内的。有的也没那么远，而农民们也提出，可以支付额外产生的费用。得州光电态度非常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据他们解释，要是对一个农民开了先河，那全得州其他地区的其他农民也可以这样了。那些就离这个四十五米规定距离不远的农民，那些每天都能看到这些电缆的农民，却看得见用不着，还得年复一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像奴隶一样做着要是有电可以减轻很多负担的苦工。一些绝望的农民说要搬家到四十五米的规定范围之内。得州光电说，那也不能给他们接。公司一位发言人解释说，开了这个搬家的先河，谁知道有多少农民会搬家到离电缆比较近的地方？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几十年前就有人开始努力，要通过政府干预，为美国农民供电。他们有个强有力的论点，美国的电大部分都是水电，是江河湖海的水发出的，因此，这电力是自然资源，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不属于任何既定利益集团。正如约翰•冈特尔后来发出的诘问：“除了全体人民，还有谁或者什么机构应该拥有一条河流呢？”但由于公共工程公司强有力的游说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共和党从中作梗，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这场战斗的最中心，是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田纳西河谷。因为一战时期，政府在河谷中亚拉巴马州的马歇尔浅滩修建了一座大坝，为生产爆炸物中的合成硝酸盐供电。大坝加上相关的工厂，总共花费了一亿四千五百万美元，战争结束后，到底谁应该掌管这项政府投资的获益引起多方争论：到底是私人工程公司，还是一百人中只有两人能用电的贫穷河谷居民。整个二十年代，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乔治•W.诺里斯都在努力抗争，不让马歇尔浅滩大坝转让到私营企业手里。他曾两次把政策方向引领到政府所有，并把立法提案上交到国会，但一个法案是柯立芝主持投票，另一个是胡佛。胡佛说，这项立法“否决了作为我们文明之基石的那些理想”。因此，整个二十年代，马歇尔浅滩的大坝就那么闲置不用了，象征着所有试图打破美国电力产业垄断局面的努力都宣告失败。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之前，只要有人想让普通的公民掌控属于他们的河流上发的电，各大公司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去进行游说，无情地摧毁他们的希望。

接着，罗斯福来了。诺里斯（还有罗斯福的表亲西奥多）的愿景，也正是他的愿景。二十年前，还是州参议员的青年罗斯福，就已经在考虑降低电费的事情了。他说过，美国的水电，应该“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开发。州长时期，他的愿景遭到挫败。他说，圣劳伦斯河上“巨大丰富的电力遗产”竟然被控股公司所垄断，真是无法忍受。（在一篇攻击控股公司的打印演讲稿上，他手写了一个新的开头：“这是关于水电的历史介绍与布道，而我布道的主题跟《圣经•旧约》有关。要引用的文字是‘你们不可偷盗’。”）他致力于通过州权威机构帮助人民争取自主开发电力的权力，但控制州共和党的巨头和州议会驳回了他的建议。事实上，他的看法在某些程度上，甚至比诺里斯的还具有颠覆性。在讨论田纳西河谷的问题时，他从电力发散出更广泛的相关问题，问研究这个河谷的一位专家“有没有可能”将马歇尔浅滩的水电问题，和防洪、防侵蚀、通过周围土地休耕进行水土保持、重新造林、产业多样化等方面联系起来，让河谷中穷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整体的改善呢？在当选总统以后和正式就职之前的过渡期，他和诺里斯一起去走访了田纳西河谷。诺里斯一回到华盛顿就有人问他：“他真的支持你？”老人回答：“他不仅是支持我，还要比我走得更远。”罗斯福宣誓就职两个月后，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成立，后来主持修建了二十一座水坝，为数万农村家庭通了电。

一九三五年，针对美国水电垄断局面的抗争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联邦电力委员会起复，增强了对私营工程公司的管控。雷伯恩的《公用事业法》开始打破各大利益集团牢牢控制的巨大垄断体系，并且限制了生产分配电力的利润。而整个西部的河流上，开始修建政府出资的大坝，比如马歇尔浅滩大坝和“布坎南大坝”。

罗斯福希望，这些大坝发的电不仅能卖给公用事业公司，也能让农民们使用，价格也要非常便宜，要“成为每一个在电缆范围内的家庭……标准的用电价格”。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他签发了一条行政令，成立了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农电局）。之后的一年，农村电气化进程缓慢，一是因为比较难满足救济法案的要求，二是因为管理局局长莫里斯•库克想让电力公司也参与到推进农村电气化的行动中，而且觉得政府贷款的诱惑很有可能让他们参与进来。有那么一阵子，库克对此都是持乐观态度的。各大公司同意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此事。接着委员会发布了报告，报告中说，农民已经是“最受优待”的消费者群体了，“只要是农场的主要运营活动需要用电的，就很少有没通电的”。因此，一九三六年一月，罗斯福政府起草了一项法案，将农电局从救济法案的范畴中划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这样就可以为农民们自己成立的合作社提供自我偿付的贷款。还有条款规定，可以为每个家庭单独提供小笔贷款，让他们自己接电，购买电器。

草案是科科伦与科恩拟定的，由诺里斯在参议院提出。农业委员会主席马尔文•琼斯本该在众议院将草案提出，但山姆•雷伯恩知道法案里有关电气化管理局的条款将遭到掌权游说者的激烈反对，就像一年前差点毙掉他的公用事业法案一样。但他非常希望这法案能通过。“你能否想象，”他后来说，“这对一个农妇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还告诉众议院，还有些支持农村电气化的观点。“我们想让农民、农妇和整个家庭都相信和知道，他们不再是被遗忘的人民，而是政府执政的一部分，甚至是一道坚实的壁垒。”大公司的游说者争辩说，农民们“太不成熟”，无法自己建立合作社或者处理复杂的法律问题，而且太穷，付不起电费。雷伯恩回答：“游说者们根本没想到，这些人是国家的脊梁，他们有坚不可摧的精神与决心。”他觉得琼斯不够强硬，很难推进法案的通过。他闯进众议院资深议员刘易斯•德施乐的办公室，把法案放在他桌上，说：“给我通过它。”没等对方回复就离开了。

雷伯恩是个重要人物。农村电气化的法案在参议院倒是推进得顺风顺水，但在更容易受大公司压力影响的众议院遇到了麻烦。他自己的州际贸易委员会有些成员，也就是科科伦口中的“保守的浑蛋们”，一年前就胆大包天地反对过《公用事业法》，现在又强烈反对让私营公司无法获取电气化管理局贷款的条款。雷伯恩虽对电力公司满怀愤恨，却愿意在这一点上做出妥协：他想要的，是让农民们用上电，不管是谁给的；再有，他还认为，农村电气化工程本身就是很难完成的任务，还要把那些有设备有熟练工种的组织排除在外，也未免太不明智了。法案在他的委员会以一票的优势获得通过。一到了众议院，雷伯恩的麻烦就少了。他冷静简明的发言直切要害。对那些主张私有企业自由经营，政府不要管制的人，他用得州的数据给予了有力回击：“私有企业自主经营，本有机会为农场家庭通电，五十年后，他们只实现了百分之三。”但最重要的一场演讲，不是在众议院进行的，而是在国会大厦的走廊里，听众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诺里斯。七十六岁高龄的他对于自己长期坚持的观点有些固执，而且还对自己长期英勇抗争的公用事业公司满怀愤恨；对于自己参与起草的农电局立法，他充满骄傲，在自己作为主席的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上，拒绝做出任何改变。“在协商委员会……爆发了真正的斗争，”他后来回忆，“第一次开会，我就发现，遇到了一场双方争执不下的苦战……时间一天天溜走，一周周过去。我们开了很多会，详细的讨论中大家还是维持着风度，道貌岸然，满口仁义，实际上却短兵相接，斗争十分激烈。”之所以还能维持表面的风度，主要靠的是雷伯恩的努力。而他正在一个个地找成员，一点一点地去制定一个可行的妥协方案，但会开了好几个星期，他仍然没能达成目标。接着诺里斯直截了当地说，不可能做出任何妥协。他说要把农村电气化作为下一次议员竞选的主要议题公布给选民，毫无疑问这将得到强烈支持。“我要离开委员会，”他说，“不会再召集协商委员会开会了。”

雷伯恩促成自己的州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这个法案，但只有一票的优势。要是再回到委员会，可能就没法通过了。要是诺里斯言出必行，农村电气化就走到穷途末路了。山姆•雷伯恩的人民不需要什么竞选议题，他们需要通电。他急急忙忙地跟在诺里斯后面，在走廊里追上了他。讨厌求人家办任何事情的山姆•雷伯恩，恳求他再考虑考虑。“参议员，您别灰心。我想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您发表了那番演说之后，我相信能达成一致的……让事情稍微冷静发酵一下。”雷伯恩消解了老人的怒气之后，兰金又跟他谈了谈，诺里斯同意不离开委员会。雷伯恩一直低调安静地努力着。对这件事研究最透彻详细的历史学家写道，几个星期后，与会者再次聚在一起讨价还价，“让步的气氛非常明显”。关于公用事业公司参与度的问题，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大公司可以申请到农电局的贷款，但主要还是优待合作社这种非营利性的机构。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一日，国会通过了新的农电局法案。接下来的十八个月，五十万美国农场通了电。还没通电的农民也有数十万人在积极成立合作社争取早日通电。很多乡村地区的电费开始下降。一切都在改变，而且变得很快。

* * * * * *

丘陵地带却没有改变。

本来农电局的成立让那里的人们心中升起了希望，结果管理局接下来宣布了电气化的最低要求，又一盆冷水浇在大家头上。

农电局法案要求贷款要自我偿付，因此，农民合作社在获取贷款之前，管理局必须认为该合作社具有还款资质，年息百分之三，二十五年还清。管理局为了还款设立的最重要条件，就是人口密度：如果每英里电缆平均服务的农场不到三个，那管理局是不会拨款的。

评论家说，就算利息很低，还是很危险。要保证年息百分之三的贷款还清，每英里的用户人数最少不是三个，而是七个，还要七个资质很好的客户，用电量要多。不能是贫穷的农民，而是家里有电器的农民。管理局非常清楚，要是无法满足法案中自我偿付的要求，国会的保守派很可能抓住这个把柄，向机构开火。所以这要求无法再低了。一九三六年年末，丘陵地带一个代表团到管理局请愿，被告知每英里三个农场的原则是不可能改变的；就连权大势大的布坎南议员代表他们进行交涉，也没能说服新机构。而在得州其他地区的一些事情也证明，管理局的确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连那些潜在用电大户的富有牧场主也不例外。比如，西得克萨斯的一个区域，富有的牧场主们向管理局保证，每月每个牧场至少交七十五美元的电费，而他们也被拒绝了，“因为不可能做到收支平衡”。

对于丘陵地带这种人口稀疏的地区，农电局甚至不会考虑一下通电的可能。因为根本通不起啊。第一任局长莫里斯•库克估计过，要在十年内为“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家庭”通电，需要投入十五亿美元，这是远远超出机构预算的。剩下的呢，“当然，很多农场在很多年内都是不可能通电的。一些地区的农场人口太稀疏了，无法供电……”一九三八年年初，伯内特、布兰科、拉诺、吉莱斯皮和海斯五个丘陵地带县的代表（他们计划成立一个“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在奥斯汀和农电局代表拉塞尔•库克见了面。库克对他们直言不讳：“你们面积太大，人口不够。”当时参会的一位代表说：“他说的话真是让人灰心丧气。他说：‘你们想在全国最偏僻的一个地方通电缆。我们真的做不到。不可能的。’”

爱德华兹高原的人们对这些话也算耳熟了。高原太过恶劣的地理条件一向都是大家无法逾越的障碍。遥远的距离、起伏的地形、降雨的缺乏、坚硬的石灰岩土壤，这些都是他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像一个诅咒，令这里人口稀少，令他们和祖辈父辈一样过着闭塞而贫穷的生活。这些因素已经让他们享受不到铁路的福利了，为什么不能继续让他们享受不到电力呢？他们甚至没能说服发源于高原的人民党派宣讲人去他们那里，因为他们“人口太稀少……位于偏僻的佩德纳莱斯河上游”。那新政又凭什么不同呢？给其他地区的农民带去很大帮助的新政项目，对丘陵地带的农民却没什么帮助。也许更重要的是，新政给其他农民带去了希望。而新政实施五年后，丘陵地带的希望之渺茫，依然如现金之匮乏。农管局又凭什么和农业振兴署不同呢？

接着，群山中开始流传着另一些话。

最先听到的那群人中有个牧人，E.巴布•史密斯，恰巧在人民党的诞生地兰帕瑟斯长大，之后往东北迁移，到了伯内特县一个极其偏远闭塞的地方，那里被称为“伯内特的暗角”。史密斯的祖母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五十五年，连六十多公里以外的马布尔福尔斯都没去过一次。在兰帕瑟斯，史密斯是用过电的，那里有个柴油机，每天太阳落山到晚上十点会供电（“只要没出故障”）。一九三六年，他听说农电局在贝尔县组织合作社，电缆会一直拉到离自己牧场仅六十公里左右的巴特利特，于是去了贝尔合作社的办公室，看电线能不能延伸到他那边去。但是，他回忆：“他们说我不可能享受到这个服务，因为人口太稀少了。他们说：‘你们就是人太少了。’他们说完全没希望。”史密斯是个瘦高个儿，一米九零的身高，意志特别坚定，通过艰苦努力在乔治敦的西南大学获得了学位，颇受其他牧人的敬重。组织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的时候，有人要求他加入伯内特县代表团，去约翰逊城参加该合作社的会议。但他拒绝了。“我说：‘我去没意义。我去过巴特利特了。我觉得没希望。’”他住在伯内特的暗角，他觉得那里将永远黑暗。

接着，罗伊•福莱，伯内特的药剂师和政客，请他见见选区的新议员。

会面在福莱的雷氏药房进行。三个男人在柜台后面就座。福莱坐的是一条凳子，巴布•史密斯与林登•约翰逊就坐在纸箱上。要是有顾客进来了，福莱就中断谈话，去招呼客人。

布坎南大坝和罗伊•因克斯大坝都快完工了，很快可以开始生产水电了，约翰逊告诉两个男人，在农电局的帮助下，暗角可以通电。史密斯不信，他说，这片区域永远申请不到农电局的贷款。约翰逊回答：“我会帮你们争取到的。我会去找农电局，不行我就去找总统。但我们一定能拿到钱！”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在约翰逊城法院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与会者有县上的顾问和社区领袖。由于“这里和约翰逊城之间的路没有铺沥青”，从伯内特来回的一百七十多公里需要五个小时，但史密斯还是来开会了。“林登•约翰逊鼓舞了我，”他说，“他让我看到了希望。”

约翰逊很努力，巴布•史密斯说：“他跟这一片的人都说了和我一样的话。”但来开会的只有六十个人。“而且还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他。”史密斯说。吉莱斯皮县的农业顾问亨利•格罗特生气地把这位年轻议员教育了一番。“你不是在帮农民们的忙。”他们没法付电费，会陷入债务的深渊，失去农场。还有些与会者也不太热情，因为他们不了解电力在农场上的各种用途。“很多人都觉得，通了电，也就是可以用电灯而已。”史密斯说，“他们不太确定值不值得花这个钱。”就连支持通电的人也和史密斯之前的感觉一样：“我们达不到一英里三户的要求。”

约翰逊站在法官席前，解释说，电力除了能让电灯亮起来，还能让很多农场设备运转起来。他说，要是电缆铺设路线仔细规划一些，沿线的每个人都来登记，相信平均一英里三户的要求是可以达到的。最重要的是，用史密斯的话说：“他鼓舞了每个人，觉得至少是有希望的。”他告诉在场的人，如果他们发动大家来登记，他就能帮他们争取到农电局的贷款。“他说服了我们。”大家同意尽量地去争取签名，还有农电局要求的申请电力服务的五美元存款，以及农电局要在土地上架设电缆需要的地役权。

在人口如此稀疏的地区，争取签名的方式和争取选票的方式是一样的，挨家挨户，一个个地来，而且还比争取选票更难。

人们不愿意签名，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穷。“要交五美元，很多人拿不出这五美元。”格斯里•泰勒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恐惧。

他们害怕电缆。电，这种不熟悉的东西，让他们害怕。和闪电是一样的东西，听着好危险。要是孩子把手放在电缆上，会怎么样呢？还有奶牛这项重要财产，珍贵的、无法取代的奶牛，要是碰到电线会怎么样？“他们非常担忧，”露西尔•奥多内尔回忆，“他们会说：‘万一有暴风雨呢？电缆会落下来把牛弄（电）死的。’”要么他们就担心电线会引来闪电，也会劈死牛群；或者电缆出故障，来修理的人忘了关门，牛群会走丢。“他们丢不起。”奥多内尔夫人说。他们也害怕文件，那些让他们签字的文件。丘陵地带的人们对律师总是抱着猜疑的态度：律师就意味着抵押和止赎。看不懂的法律文件让他们如惊弓之鸟：谁知道里面藏着怎样的陷阱？现在签了字，会不会有一天就有人来把土地收走了？各县的顾问和社区领袖努力向农民们解释，这不是要他们交出自己的土地，却无济于事。一份报告中说，很多农民“都觉得签地役权文件，就是在把财产抵押给美国财政部”。他们需要几千份地役权文件，不仅需要那些渴望电力的农民签字，还需要那些并不向往电力的农民签字，因为电缆必须穿过他们的土地。但要说服这些农民实在很难。他们害怕甚至深深恐惧会因此欠债，因为在丘陵地带，好像一欠了债，就再也摆脱不了，一旦欠了债，失去你的土地只是时间问题。史密斯回忆，开会的时候，“人们会说：‘那电缆通到我的农场需要多少钱？’‘五百美元。’‘那你可不能让我签那个申请书。我绝不可能为那五百美元负责。你可说服不了我，我的农场可不能欠债。’我努力跟他们解释，这（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是个用于偿还的组织，但他们接受不了集体责任这个概念。”（对于那些特别恐惧欠债的家庭，每月最低的电费，二十五瓦二点四五美元，也是个很大的顾虑。）

而且，几代以来，人们都觉得自己成为了铁路和公用事业公司的牺牲品，所以他们疑心很重。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的第一封信，是主管财政的雨果•克兰本巴赫发出的，他用过去农民联盟宣讲师的口吻，号召大家团结一心，以消解民众的疑心。“这条电缆由其服务的消费者修建，他们也是所有者，”他说，“……也绝不会遮掩其中的任何投资。”管理者就是当地人，“不用等着纽约的一群什么金融家来批准。”“然后我们携手同心，建立我们自己的电缆，掌握自己的命运，掌握发言权。”他说，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的建立，将让丘陵地带摆脱对东北部的依赖：“我们可能会看到，就在这原材料出产地，也能建立制造厂。我们为什么要把羊毛一直卖去波士顿？为什么不能就在这里生产……不在原料出产地就地生产呢？”但很多丘陵地带的居民不相信他们真正能“掌握发言权”。一天下午，林登•约翰逊坐在堂姐阿娃家的前廊上，谈论着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阿娃的丈夫，奥朗•考克斯突然脱口而出：“我觉得行不通的，林登。北方佬肯定要捣鬼，把你给整下去。”大家不情愿，还因为不清楚自己要买的这个产品，有多少潜在的好处。对很多丘陵地带的家庭来说，电，就只代表了电灯泡，当然是个好处，但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因为这个小小的好处就冒失去农场的风险。“你从来没有过，没经历过的东西，你会渴望吗？”巴布•史密斯问。县顾问和社区领袖们没争取到多少签名。巴布•史密斯还记得在肯普纳的一家校舍开会，大概有一百个农民带着家人前来参加。一开始，史密斯发了合作社的申请表下去，只有两个农民签了名。于是约翰逊开始发挥他的说服力。“他开始煽动女人们的情绪。”史密斯说。他讲述了自己的母亲，说自己眼睁睁看着她从河里打起一桶桶的水，手指的关节都在搓衣板上搓破了。有了电，就能帮她们泵水、洗衣服，他说。要是有了冰箱，每顿饭就再也不用“从头开始做了”。“你们到了四十岁，会比自己母亲四十岁的时候要年轻。”他说。他是国会议员，乡下的人对他怀着敬畏，又因为他“十分有说服力”，他们很认真地听他讲话。但他们还是没有签字。一九三八年的国庆日，他和史密斯开着车去走访每一个出来野餐的家庭，史密斯还带了一本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目录册，给大家看要是通了电，他们就能用上的洗衣机和冰箱。但还是只收集到几份签了名的申请。“开车去下一个镇子的时候，他（约翰逊）会说：‘这些鬼人是怎么回事啊？你把这东西都送到他们面前了……’他有点灰心。”尽管几个月来不断努力，县顾问们收集到的签名远远够不上一英里三户的要求，平均还不到两户。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似乎要胎死腹中了。约翰逊警告农民们，要是他们不能成立一个组织来购买大坝发的电，那就可能被得州光电买去了，他们的电费是农民们永远付不起的。在一番名为“我们南部”的演讲中，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用这个电。我认为那条河是你们的，发的电也属于你们。”

“所以，”合作社最初的几个管理者之一说，“我们还是只能依靠林登。只有他会为我们发声。”

林登想跟农电局协商，一路找到了局长约翰逊•卡莫迪，但没什么收获。他能找的，只剩下一个人了。约翰逊请科科伦带他去见总统。

科科伦费了很大的劲，终于让总统抽时间与他一叙。后来，约翰逊讲了很多关于他和总统那次谈话的故事，每个故事中他对总统说的话，以及总统说的话都不一样。根据其中一个故事，约翰逊还在场的时候，罗斯福拿起电话，打给卡莫迪说：“约翰，我知道你有条条款款，也不想打破你的规矩。但你就给我行个方便，就批准了这项贷款吧……这些人会解决人口密度问题的，因为他们生儿育女很快的。”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设在约翰逊城的临时办公室收到一封电报，上面说，农管局为合作社批下了一百三十二万两千美元的贷款（很快提升到了一百八十万美元），修建两千九百四十五公里的电缆，将为丘陵地带两千八百九十二户人家供电。

在如此贫穷的地区，政府光是拨款进行一个大规模建设工程就够意义重大的了。丘陵地带的人均日收入大概是一美元到一点五美元，但参与政府工程的工人拿的是最低规定工资：四十美分一小时，或者一天三点二美元。合作社工程会雇用三百人。但巴布•史密斯开了合作社第一个招聘办公室后，数倍的人来排队申请工作。很多工作都给了那些想通电却交不起那五美元预存款的人，他们拿了工钱就交上了钱。拿到电缆修建合同的公司是布朗&路特，而赫尔曼•布朗招到很多出名勤劳努力的工人。他们也必须勤劳努力。架设电缆的电线杆必须深深嵌入到坚硬的岩石中。布朗&路特使用的机械挖洞机，在丘陵地带坚硬的岩石上罢了工。每个洞几乎都得人工来开凿。早上，八到十个人的工队爬上平板卡车，带着午饭和水，往山里进发。有的人拿着斧头，在遍地雪松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其他人都是挖洞的。“挖洞人是最强壮的。”巴布•史密斯说。每开九十到一百二十米就下来两个人，把铁撬棍捶进石灰岩中开始挖洞。洞打到十五厘米深，就塞半根炸药进去引爆，让下面的岩石松动一些，但还是需要用手挖出来。“撬棍上上下下，是很苦很累的，”巴布•史密斯说，“背都要给你折断。”但挖洞人动力十足，因为洞挖完了，就来了三个一组的竖杆人。他们会把从得州东部砍来的将近十一米长的松木电杆放进岩石中，接着就有工人们弄上绝缘体，然后“拉线人”拉好电缆，一天结束时，挖洞人会看到工作成果就在自己身后延伸开来，雪松丛中竖立起一根根电线杆，碧蓝的天空下电缆闪着银光。电缆通向的住家，是他们自己的家。“这些工人，是合作社的人。”史密斯说。人们的感激也是动力之一。很多时候工人们不用吃自己带的冷冰冰的午饭。有妇女看到工人正在往她家附近来“送光明”，等到了之后，工人们往往会发现，已经有一桌子菜在等着他们了，用的是家里最好的盘子，装的是家里最好的食物。爱德华兹高原上，有三百个人在工作，拿斧头的，竖杆子的，挖洞的，包绝缘体的……他们在联通高原与美国其他地方，联通高原与二十世纪，每天的进展在二十公里左右。

不过，要架设将近三千公里的电缆，对于急切渴望通电的家庭，这工作时间还是太长了。电缆通到他们的农场后，天花板上吊着电线，连着光秃秃的电灯泡，他们就等着通电了。“不久妈妈们就能扔掉‘悲斗’了。”《布兰科新闻报》用欣喜的语气展望道。但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要等整个工程大部分完工后，才能通电。数个月过去之后，丘陵地带对政府的疑心又重了起来。布赖恩•史密斯说服了很多邻居签字，现在，距离他们拿出五美元已经一年多了，之后还拿了更多钱出来给住家接电线。布赖恩的女儿伊芙琳回忆，邻居们觉得他们是通不了电了，“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在通电上了”，结果火气就撒在了他们家。一天，她去找一个朋友，结果被对方的父母下了“逐客令”：“你和你那种城里人的做派，给我滚回家去。我们不想再见到你。”邻居们把他们家放逐了。就连他们自己都开始怀疑，电线安装已经太久太久了，伊芙琳回忆，他们都不记得开关到底是开着还是关着的了。

然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史密斯一家从约翰逊城参加完一个朗诵比赛回来，在农舍附近，发现有什么不一样。

“哦，天哪，”她妈妈说，“房子着火了！”

但越走越近，他们发现那不是火光。“不，妈妈，”伊芙琳说，“灯开着呢。”

整个丘陵地带的灯都开了。“整个丘陵地带的人，”斯特拉•格利登说，“都开始把新生儿命名为林登•约翰逊。”

•第五章•新天地

Part V
NEW FIELDS

•29•

约翰逊先生奔向华盛顿

作为议员，林登•约翰逊精力充沛、机智灵活，一位了解内情的见证者说他是“这个选区有史以来最好的国会议员”。而且，国会议员这个位子他坐得很稳。一九三八年，得州有八个议员在民主党初选或十一月的全区大选中没有对手，他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〇年，他再次不战而胜。但国会议员不是林登•约翰逊的目标，他一坐上第十区议员这个位子就想离开，越快越好。

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当天，他还因为阑尾炎在医院养病，就开始为自己终极目标的下一步做准备了。他给青管局官员写信，催促他们正式任命杰西•凯拉姆为青管局得州理事。成功为自己的二号心腹争取到这个任命，也就意味着自己在全得州的这个组织得以保全，而且他还不断努力地去发展壮大，并且善加利用。他在青管局的那些手下，在全得州干的不仅是青管局的工作，其中一个说，只要有谁去某个地方视察青管局项目的进度，他也应该“去政府见见镇长”，还有当地其他政客。还要去见见通常在当地政治架构中起关键作用的“学校人员”和邮政局长。根据指示，这位青管局人员要为约翰逊议员说些好话，然后问约翰逊能不能为镇长和这个镇子做点什么，就算这不是他的选区。根据指示，他还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多探听一些政治传闻，然后报告给“老大”。任何人的报告都不会被忽视。青管局人员杰克•普客说：“我会给他写很长的信，他会给我电话询问其中的事宜，会反复询问我的一些话。‘他为什么这么说？再重复一遍。’”另外，尽管约翰逊已经当上了国会议员，他在华盛顿办公室的规矩，和他做议员秘书时一般无二：不管办公室工作有多么忙碌，对于得州另外二十个选区的来信，只要是有钱有权的“重要人士”，他们的诉求都要优先处理。

每周三，国会大厦底层的议长餐厅定期举行得州议员团的午餐会：两个参议员，二十一个众议员（当然，如果副总统加纳想参加，也热烈欢迎）。每个月有一次午餐会，议员们可以偶尔带个客人，要么是来自选区，刚好在华盛顿的重要人物，要么是华盛顿的达官显贵。但这样的邀请很少。在权力内部待了一辈子的詹姆斯•H.罗说：“收到邀请真是无上的荣幸，我想我这辈子就被邀请了五六次吧。”

其他时候，午餐会基本是不允许有外来客的，不管此人多么重要。大家心照不宣，这一顿是工作餐，谈正事的：出谋划策，或者化解内部分歧，保持得州议员团一如既往的团结。“只有那一天才能带客人来，”拉伯克的议员乔治•H.马洪回忆，“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林登•约翰逊不守规矩，而且他破坏规矩的举动让其他得州议员特别生气：他邀请到这“内部”午餐会上的客人，不仅有他的选民，还有其他议员的选民。比如，一个星期三，小阿蒙•卡特，《沃思堡星通讯》创办者的儿子，和该报主编詹姆斯•雷克德在华盛顿，他们问沃思堡的议员温盖特•卢卡斯，能不能去参加著名的代表午餐会。但卢卡斯之前问过雷伯恩，能不能带个有影响力的选民去参加这个内部聚会，结果被拒绝了。“他们是我最想带去的人，”卢卡斯说，“这是我的两个关键支持者，但那是内部聚会。我告诉他们没办法。等我去了午餐会，坐好之后，林登•约翰逊走了进来，你猜他带了谁？”年轻的阿蒙朝卢卡斯招招手，卢卡斯面带愧色地回了礼。

（约翰逊能坏规矩，因为规矩是得州议员领袖雷伯恩定的。通常雷伯恩对“外人不得入内”这条规矩是很严格的，因为他知道，这些外人很可能是他厌恶的商人和游说者。但只要约翰逊请他允许自己带客人来，雷伯恩总是会答应。）

还有一条不成文但很严格的规定，防止议员干涉其他选区的事务。约翰逊也不守这个规矩。得州农工大学是属于路特尔•A.约翰逊的第六区，但林登代其请求白宫增加该校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经费。他写道，虽然该大学不在他的选区，“但也算是我的‘养子’了”。

而别的选区争取到联邦拨款，甚至是给那些林登•约翰逊绝对毫无干系的项目拨款，他的策略就更加令人恼怒了。

通常，如果一个接到拨款的项目在某个民主党议员的选区，负责拨款的联邦机构官员就会致电该议员，让他去宣布，这样也能表明是他的功劳。然而，要是项目在得州，约翰逊在各个机构的朋友经常会给他打电话，宣布的就是约翰逊了。“我一直在推进沃思堡一个公共医疗服务医院的扩建，”卢卡斯回忆，“林登和这个医院毫无关系，但拨款下来以后，是林登宣布的，根本都没知会我一声。”而且，就算机构官员通知的是该选区的议员，也会通知约翰逊。而他那些手下办事效率很高，再加上他长期培植的那些通讯记者，所以通知出来时，基本上确保是他的名字，而不是另一个议员的。

“很多议员气得牙痒痒。”美联社的刘易斯•T.伊斯利说。他们非常生气，约翰逊觉得最好还是收敛一下。但只是稍稍收敛。“他发现把他们惹得太气了，”伊斯利说，“所以之后他就跟他们联名宣布。”这个转变也没能消除多少紧张气氛。他和前上司理查德•克雷博格“联名”宣布了好几个科珀斯克里斯蒂的联邦项目以后，这位全部议员中最亲切和蔼的人，在走廊上遇见约翰逊，连头都不愿意点一下。

约翰逊的性格，更加剧了得州议员们对他的反感。他想要掌控别人的渴望，也发挥到一两个得州同僚身上（最明显的是安静谦逊的韦科议员罗伯特•波格）。不过大多数议员本身就是性格强硬、成就了一番事业的政客，所以约翰逊的态度只能让他们愤恨。他在哪个地方，就一定要成为哪里的中心，这也让大家不满。午餐时，他大步流星地走在众议院餐厅里，表现得像来访的名流，不断左边右边地点头，说话声音特别大，引得其他议员压低声音议论纷纷。休斯敦的艾尔伯特•托马斯会坐在那儿盯着约翰逊，低声怒骂道：“听听这狗娘养的，又在说自己怎么怎么了。”其他的议论来自于卢卡斯所说的“不真诚”。约翰逊“太不真诚了”，卢卡斯说，“他觉得别人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呢，他说什么你都不能信。”埃尔帕索的尤因•托马森曾在得州议会和山姆•约翰逊共事，一开始自然而然就对山姆的儿子很友好。一天在餐厅里，林登•约翰逊来到托马森身边，向他承诺说，在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上，自己一定会支持他。“尤因，”他非常认真地说，“你最能相信的人，就是我。”接着他又大摇大摆地走到另一边去，跟几个恰好在这件事上和托马森政见相反的议员聊起来。托马森低声说：“那个狗娘养的，在他们面前说着一样的话呢。”

然而，虽然都在低声骂，很少有人会大声说出来。因为他们不想让山姆•雷伯恩听到。“雷伯恩非常非常偏爱林登，”卢卡斯说，“这种偏爱保护了林登，没有哪个得州议员敢惹雷伯恩。”

得州议员们还很清楚，约翰逊为什么在全得州到处发表演说，结交朋友。

他丝毫没隐瞒自己想成为美国参议员的事实，乔治•马洪说。乔治自己没有这个野心，所以对约翰逊还算宽容。有时在衣帽间和马洪聊天，或者一起走回坎农大楼，约翰逊总会拿出一份和地方事务相关的简报。不是奥斯汀的事务，而是休斯敦、达拉斯或者拉伯克的。“他经常拿着达拉斯或者埃尔帕索报纸的社论，就（在议员席中）坐你旁边，跟你讲这事，然后问东问西……”对于其他选区的显赫人物，约翰逊不仅在他们来华盛顿时进行照顾和扶植，回到得州也丝毫不松懈。他在整个得州的城市都口头发出很多邀请，而且，马洪说：“他人在当地的时候，都会奉承他们，请他们共聚。当然啦，要是国会议员这样的重要人物请你见面，你当然会受宠若惊啦。”马洪开始意识到：“在我的选区（离约翰逊的选区差不多四百八十公里），他已经和那些关键人物交上了朋友。他会在正确的地方，讨好正确的人，整个得州都是这样。他爬到议员这个位子上的那天，就已经有了染指全得州的野心。”

但林登•约翰逊的得州同僚们觉得，这些野心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很多年之内不可能。得州的两名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莫里斯•谢泼德，都才六十出头，没考虑退休。而且他们的支持率很高，根本不可能因为选举而隐退。就算这两个位子因为什么原因空了一个出来，林登•约翰逊也绝不是第一人选。要么是很想当参议员的奥尔雷德州长，要么从其他几个享誉全州的得州官员中选择。有好几个都会是重点考虑对象，其中最有希望的莫过于最受白宫青睐的莫里•马弗里克，或者是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赖特•帕特曼，后者因为亲自起草的《帕特曼补偿金法案》和好几项为平民谋福利的立法而著名。在得州议员们眼里，一个年资尚浅的国会议员，要和这些人物一争高下，简直太不自量力了，尤其这还是个来自第十区的初级议员。这个选区太过偏僻闭塞，周围全是空荡荡的平原，隔绝于得州其他地区。所以在偌大的得州，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第十区的议员。达拉斯的一个政治人物说：“当时我从没听过林登•约翰逊的大名。”

没有一个得州同僚看出他真正的野心。对于这个目标来说，参议员的位子和众议员的位子一样，只不过是跳板一块。就算他们看出来了，也只会嘲笑讥讽，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约翰逊的年纪和权力的不足。尽管得州人后来坚持说，这个州更偏西部而不是南部，二战前的很多年，他们都自认为是南方人，而国会山上的南方人有个信条，痛苦的信条，就是南方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一九四六年，国会同僚送给山姆•雷伯恩一辆车，车上有块牌子写着：“送给我们最敬爱的山姆•雷伯恩，若他不是南方人，早就当上总统了。”但没有一个看出他真正的目标，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事实上，同僚们在讨论南方人坐镇全美的可能性时，约翰逊也会断言，这是不可能的，要是哪个南方人真放弃了国会山上坐得稳稳当当的位子去参选总统，那可真是太愚蠢了。“这里才是我们的阵营，我们的力量在这里。”他总这么说。

不过，尽管他极力掩饰，还是有些同僚之外的人察觉了他的野心。乔治•布朗当然是其中一个，那天在绿蔷薇酒店的毯子上，约翰逊为了没说出口的野心，拒绝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时，他就知道了。总是安静而敏锐地洞察一切的罗也知道，他是所有年轻新政支持者中和约翰逊相处时间最长的。他说：“他从来到这里的那天起，就想当总统了。”至少有一次，约翰逊是袒露了心迹的。一天晚上，跟威利•霍普金斯单独在一起时，他脱口而出：“向上帝发誓，总有一天我要当总统。”但就算这少数几个猜到林登•约翰逊真正目标的人，也想象不出来他该怎么实现。参议员的位子不是唯一的跳板，能帮他一路向上的，还有其他形式的国家权力，隐居幕后的权力。但是熟悉这些权力的人，就是他所扶植的那些年轻的新政支持者，完全看不出他得到这种权力的可能性，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是不可能的。他们是林登的朋友不假，但也都只是一群年轻的初级行政官员。他年纪轻，级别低，从科科伦帮他约见总统的事情就能看得出来。他只是需要几分钟时间取得总统对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贷款的许可，而科科伦也是费尽周折才争取到的。

一九三七年五月，约翰逊一来到华盛顿，就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在加尔维斯顿受到总统会见带来的荣光。他要让每一道缝都透出荣光，不管这缝有多窄。一九三七年，他不仅向总统讨要签名照片，还向总统的儿子詹姆斯、总统的秘书马尔文•麦金太尔，以及每个有过一面之缘（不管这一面之缘有多短）的白宫人员讨要签名照片；在请求的同时还会提醒对方他当选时的情况（他寄了一张加尔维斯顿的照片给“我亲爱的马尔文”，其中写道：“这张照片是……我在改组司法部门的激烈斗争中当选国会议员后不久拍的”），并提醒对方他有多么忠诚。信中，他总是把罗斯福称作“领袖”。一九三七年的平安夜，他把巨大的火鸡（大得好像“是和牛杂交出来的”）送给了总统父子、麦金太尔和其他白宫人士，其中都有字斟句酌的附言。“亲爱的麦金太尔先生，”其中一封写道，“那天我爬上得州中部自己出生的山岭，去为总统取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火鸡……我让秘书将这火鸡送到白宫您的手里，请您转交给总统先生……我想对您说，让我的圣诞节如此愉悦喜乐的原因之一，就是您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能将一个年轻人保护在您的羽翼之下，带他爬上险峰，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他帮助、鼓励和建议。我十分感激。您最最诚挚的，林登。”

麦金太尔很喜欢林登，自然就成了他在白宫的突破口。约翰逊就从他入手，想要达到目的。但麦克虽然因为他向自己索要签名照片而十分受用，没有上司的许可，他也没法为约翰逊做什么。而且，不管原因是什么，也许总统被约翰逊四处吹嘘和自己的亲密关系给惹恼了（得州一家报纸说，总统“认为这个得州人是政府的先锋旗手之一”），也许他觉得和约翰逊不过是点头之交，却被他急切地加以利用，反正总统似乎觉得他给了这个新官上任的议员够多好处了。一九三七年九月，麦金太尔同意试着为约翰逊办点小事情（具体是什么不得而知），但后来不得不写信告诉他：“我很遗憾，无法满足你的愿望……”约翰逊向总统负责指派的职位推荐人才（比如推荐奥尔雷德州长做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得到的回复是敷衍轻率的通函，而且都没有总统的签名，而是他底下某个秘书发来的。约翰逊的确精通阿谀奉承之术，却无法靠这个本领打入总统的圈子。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他到华盛顿担任议员已经一年，还没能和罗斯福以私人关系见上一面。有一次，他想通过麦金太尔，在“接下来的五六天”，和他在得州时一路坐火车谈笑风生的那位同伴见上个“五分钟”，作为他来华盛顿后两人的第一次会面，麦金太尔无可奈何地告诉他，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约翰逊因此忧心忡忡，因为奥尔雷德叫他亲自给罗斯福送请柬，邀他来参加得州一个公共工程的启动仪式。而约翰逊可不想对州长说他根本见不到总统。于是，六月八日，他向总统发出了正式的书面请求，希望“周四或周五能有十分钟”和罗斯福见上一面。倒是给他安排了一个时间，不过日期是八月十五日。而在那天到来之前，会面就取消了。一九三八年，两人因为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的会面也没能改变什么。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不管约翰逊多么诚恳努力地请求，他再也没能进入椭圆办公室的门。在华盛顿的头两年，他就跟罗斯福单独见过那么一次。

国会山上的诸多事件也令他很丧气。他的确是雷伯恩那个“教育委员会”的一员。但在国会，最重要的还是年资，没有年资，就算能跟显赫人物喝喝酒聊聊天，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约翰逊第一次参加海事委员会的会议，就深深明白了这个道理。

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来自佐治亚州红土山区的小镇米利奇维尔。那时候，大家还没有见识到他在立法策略上的运筹帷幄（南方人把这才能比作弗朗西斯•马里恩
(1) 在游击战场上的摧枯拉朽），还没给他起“沼泽狐”这个外号。但他已经有了个外号“上将”，因为他和海军上将们打交道时很是专横，还把他们称为“我的海军”（他故意羞辱他们，一边假装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一边像对勤杂工那样指使他们）；国会上层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以及他这个委员会的二十六位成员都有目共睹。委员会的会议室在坎农大楼的三层，马蹄形的房间，里面又分了两层，文森懒洋洋地坐在中间的座位上，眼镜挂在长鼻子的尖上，把一支十美分的香烟头嚼得稀烂，朝总是放在身边的痰盂里吐着唾沫，穿的衬衫至少是他身材的两倍大，西装也很肥大，上面还有食物留下的污渍。后来有个记者写道：“他看上去就像以前的那种乡村律师，总是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但他在这个委员会，用另一位见证者的话说，“就是绝对的独裁者”。约翰逊在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和所有初级委员一起坐在低层的马蹄形座位上。他和坐在自己旁边的另一个初级委员，年轻的西雅图议员沃伦•马格努森一起向某个证人质询。马格努森回忆，没多久，文森就宣布暂停听证会，说：“你们两个小伙子到后面来见我。”会议室后面，就是他陈设简单、地方狭小的私人办公室，马格努森说：“他给我们讲了规矩。”“咱们这个委员会有个规矩，”主席说，新成员是不允许问太多问题的，委员会的第一年，可以问一个问题，第二年可以问两个问题，“以此类推。”

“上将”可能对规矩的严苛性略有夸张，但也没夸张到哪里去。“他规矩很严。”其他成员都警告这两个年轻人。在海事委员会这艘船上，唯一的标准就是年资。初级委员在他那儿都叫“少尉”，只有熬上几年，该委员还要用顺从恭敬赢得他的欢心，才会被他口头提升为“指挥官”。要是“上将”开始叫你“上尉”了，其他成员告诉约翰逊和马格努森，“那你就熬出头了”。而且没有人会很快熬出头的。想动摇“上将”的体系是徒劳无功的。如果你想搜集点信息，就某个海事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海军不会给你透露一星半点。如果没有文森的特别指示，委员会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是口风很紧的。如果想要和别的委员结盟，坚持自己的立场，你会发现这是完全做不到的。要是哪个委员惹文森不高兴了，他手里的好处（除了坐海军专用飞机去游览墨西哥城这样的小恩小惠，还有在你的选区搞个海军基地这样的大好处）就永远落不到这人头上了。有一次，一个新委员想讨好文森，会议之后找到他说：“嗯，我跟着你投的票哦。”结果文森直截了当地说：“你他妈觉得我让你进这个委员会是干什么吃的？”委员们说：“在这个委员会是不存在分歧的。”如果你想从委员会外部着手，在众议院的会议上挑战委员会的决议，赢得投票的机会也是零。因为很多议员以后也可能想要在自己的选区搞个海军基地，或者想要其他好处，比如让某个朋友或选民升个职，调动个工作什么的，而且很多人也都要听其他委员会主席的指挥。有位见证者后来写道，国会给了卡尔•文森“一张空白支票，可以随意开价，在委员会只手遮天”，掌控海军的各项事宜。在那个委员会，只有主席听上去柔软慵懒的乔治亚口音才有发言权。也就是说，林登•约翰逊只有当上主席，才能发声。

文森的高傲并非他一人独有。众议院很多大常务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在华盛顿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们不待见国会议员（因为当上主席靠的不是受同僚欢迎，而是年资够久），不听国会领导层的指挥（因为只要领导层把他们送到了主席的位子上，就没有权力把他们撤换下来），也不买总统的账，当然更不把委员会成员们放在眼里。他们管理起委员会来，也是照样不可一世。十几年前，面对委员会的内讧，一位主席曾经宣布“我就是委员会”，后来众议院一位领袖说，他们的规矩是“最让人不能抗拒的规矩，是长久以来的惯例形成的规矩”。这话在一九三七年依然适用，后来的几十年也依然如此。仔细审视众议院的各位议员，就能窥探到不可动摇、不可置疑的绝对权力，能够让一个人成为什么样子。

整个众议院都是如此。虽然成员多达四百三十五位，这却是个寡头政治组织，说了算的领导圈子不超过二十个：议长，多数党领袖和党鞭，最有权的委员会主席们。一个国会议员想进入这个圈子，唯一的条件就是年资（尽管约翰逊和帕特曼可以和这些人一起喝酒，却不可能真正掌权）。你再有能力也没用，再精力充沛也没用。只有年资才是你的入场券。要成为众议院的掌控者，只有一个办法：等。

而且，国会还有个最最残酷的事实：就算等待也没有保证。在海事委员会可能要等很久，因为文森一九一四年初来国会时才三十岁，现在是一九三七年，他是最年轻的主席之一，才五十三岁。他是南部民主党，选区可能无限期地把他不断送上议员的位子。只要民主党掌控国会，他就很可能一直做主席，要么做到去世，要么做到退休，这应该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事实上，这是二十八年以后的事情：文森的主席
(2) 一直做到一九六五年，他八十一岁退的休。）当然，就算文森走了，约翰逊也当不上主席。一九三七年，他还坐在低一层的位子上，一抬头就能看见一张张脸，都是文森左边委员会的民主党高级成员，挡在他和主席的宝座之间。他只是委员会最初级的成员，最新当选，年资最浅，就连同坐在低层席位上的民主党议员，就连三十二岁的马格努森，都挡在他和主席的宝座之间。有的民主党议员可能失去议员席位，有的可能会去世，有些可能会当参议员，但除了这些以种种理由离开委员会的人，他还是得慢慢熬，熬到其他人都轮着当一遍主席，他才能坐上这个位子。当然，就算他耐心等了熬了，仍然有可能当不上主席。民主党不可能一直掌控着国会。万一党内论资排辈终于到他了，共和党又掌权了，他也当不上主席。共和党之前掌权了十二年，而五年前民主党掌了权。即使等了，也不一定得偿所愿，这个残酷的事实在约翰逊眼前显得格外清晰。他克制不住地去想那些在共和党掌权的十二年间（当然，还有那之前的很长时间）耐心等待的共和党议员，他们等着比自己资历老的党员去世或者退休，在委员会一步一步朝着唯一重要的那个位子往上爬，接着，就在他们快要接近目标时，突然间就被剥夺了希望，因为他们的党派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年轻的国会议员林登•约翰逊眼前浮现出这样一些人，垂垂老矣，一边攀爬国会的台阶，一边停下来喘口气，或者午饭后在衣帽间宽大舒适的椅子上打瞌睡。能陷在这些宽大的椅子上，等别人拿着适合用双手吃饭的托盘，把食物送到你嘴边，实在是比站在衣帽间的台前匆匆吃完好赶快回去工作舒服太多了。甚至还有几个已经老糊涂的，长时间坐在议员席上，看着某个地方发呆。他们拒绝优雅体面地退休，就那么一年又一年固执地坚守着。他还看到，有的民主党议员终于当上了主席，但已经太晚，根本没什么意义了。有个和约翰逊一样，在一九六六年，二十八岁就进入国会的议员唐纳德•里格尔，也有同样的看法：“有些主席耳朵不灵光，眼睛也不好使，连全天上班都很困难。”他在思考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人，三十五岁当上议员，当个二十年，五十五岁的时候，成为委员会中最能干的人。但他必须等着年资比自己长的人，退休的退休，去世的去世，可能还得再等个二十年……才能成为主席。最后你还是会爬到梯子最上面，但唯一的问题是，等你真正迎来那个重大时刻，可能都七十多岁了。”他还觉得这体制永远不可能改变，因为那些本来应该改变的人也已经把大半生都投入进去了：等了很久才掌权的他们，一旦有了权力，就不想做什么事情来稀释这权力。国会，其实是个和丘陵地带一样残酷的陷阱，张牙舞爪的陷阱，那爪牙就是年资体制，能紧紧咬住一切，包括林登•约翰逊的勃勃野心。

一九三八年，林登•约翰逊进入国会一年后，做了一次冲破陷阱的努力。

初级成员能有点发言权的委员会，在众议院只有一个，就是拨款委员会。在众多委员会中，也只有这个委员会有权为政府项目拨款。其他委员会可以为项目授权，但相关的拨款必须另起法案，通过拨款委员会来投票。因此，拨款委员会就有了特殊的权力。对约翰逊这种年轻议员来说，更重要的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被分成十三个附属委员会，每个都有自治权，这是众议院所有附属委员会中独一无二的。因为拨款工作涉及广泛多样，委员会的议题几乎涵盖了政府行政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农业、国防之类的。所以每个附属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该附委负责领域的专家。而委员会八十岁高龄的主席，科罗拉多议员爱德华•T.泰勒，也是例行同意各附委决策的。对年轻议员更重要的是，这些附委很小，一九三七年，大多数都只有六七个成员。因为小，会议就没那么正式，就算刚进来的新人，也有机会提点想法。而有个几年资历的成员，经常能有很大的贡献。如果哪个国会议员进了拨款委员会，就算是个初级议员，他也就自然而然地从众多默默无闻的小字辈中脱颖而出，就算还不算国会的重要力量，也算是有点发言权的了。

一九三八年，拨款委员会一贯的“得州席位”有了空缺。乔治•马洪觊觎这个位子，年资也摆在那儿，约翰逊还是努力想去争上一争。他安排报纸发表文章，暗示他“在政府中密切接触的人”会帮助他通过拨款委员会这个位子，为得州争取更多的联邦项目。

但他根本没机会。得州席位自然是得州议员去坐，马洪回忆，在得州议员中，“雷伯恩先生说了算”。马洪知道雷伯恩对约翰逊视如己出，但他绝不担心结果。“雷伯恩说什么都算数，”他说，“但他是守规矩的。”最重要的规矩就是论资排辈。“在想要这个位子的得州议员中，我年资比较长，”马洪说，“该排到我了。只要排到了你，就是你。这就是铁律。”马洪得到了这个位子，也立刻如预想般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就算是拨款委员会的新成员，”他说，“只要在拨款委员会，别人都会敬你三分”），并开始向更大的成就努力：十一年后，他成为自己所在的附属委员会主席；二十六年后，六十四岁的他成为整个委员会的主席；他继续在国会待了十五年（直到七十九岁退休），一直是国会山上不可忽视的力量。约翰逊没能成功，他继续在海事委员会做着他的小委员，而小委员在这个委员会，连问问题的数量都要被限制。

另外，他刚到国会，就发生了一件事，很显然让他认识到，他只有慢慢在国会熬，等待权力随着漫长的岁月到来，而这个唯一的机会，他可能都抓不住。

山姆•伊利•约翰逊在儿子面前发表的那番演说，是他人生最后一番演说。多年来，他的心脏一直不好，一九三七年七月，儿子当选议员后的两个月，他再次犯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告诉丽贝卡，山姆的去世只是时间问题。他被转到得州坦普尔的斯科特&怀特诊所，那里的设备比丘陵地带更先进些。他在那个诊所住了两个月，经常都待在重症患者的氧气帐里。而约翰逊在九月国会休会期间，从华盛顿来看父亲的时候，山姆请他带自己回约翰逊城的家。林登不同意，但山姆说：“把裤子给我穿上，林登。我想回家，在那里你生病了大家都知道，你死了大家也关心。”林登给他办了出院，开车带他回家了。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六十岁生日后的第十二天，山姆•伊利•约翰逊溘然长逝。

第二天，他的遗体被带去了佩德纳莱斯河岸边约翰逊一家的祖坟。山姆曾经拼尽全力想留下约翰逊牧场，如今约翰逊家也只剩下了这么区区六亩的方寸之地。从两人新婚时他带丽贝卡住进的婚房往上游走一公里左右，就是他的埋骨之地，就离那条“大象都可以从里面过”的裂缝不到一百米，山姆曾经往这里面拼命地填土想种棉花，到头来一切成空。

他生前叮嘱，抬他去坟地的时候，不要用现代的棺材，要用那种老式的，高一些的，边上的玻璃要用木头刻的“挽幛”覆盖着，早在汽车发明之前就有这种棺材了。家人在圣马科斯找到一个，但不是用马车运的，而是开了一辆福特T型汽车，颠簸着出了约翰逊城，沿着小路开向佩德纳莱斯河。也是在这条路上，满怀梦想的年轻人山姆，经常策马扬鞭，奔向奥斯汀的州议会。灵车后面跟着奥尔雷德州长以及州务卿艾德•克拉克同坐的车，急于讨好林登•约翰逊的克拉克说服了州长来参加葬礼。林登之前反复跟这两人说过，父亲只是个穷光蛋酒鬼。所以他们觉得，葬礼肯定会很冷清，他们是帮了新议员一个大忙。所以，来到河边，他们十分惊讶。佩德纳莱斯河的对岸，目之所及，人头攒动。

这些前来参加葬礼的车，在人群后面排成长长的一列，车身上全是一路颠簸粘上的的风尘。“人群里大多数是老人，”斯特拉•格利登回忆，“就是山姆先生帮他们争取了补贴的人。有些人是远道而来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寡妇，长期受到严重关节炎的困扰，五年没出过门了，这次竟然坚持让两个儿子把她搀扶出去，开车带她从马布尔福尔斯的偏僻牧场赶来。有的还要更远。山姆在州议会那个小团体里的同僚都赶来告别，这是曾经和他并肩为“劳苦大众”抗争的战友。其中一个，R.布纳•里奇维，家远在达拉斯。他前一天才听说山姆•约翰逊去世了，就开了一整夜的车，五百多公里，路还不好走，就为了来参加一个多年未见的故人的葬礼。

河岸上有穿军装的人，因为山姆•约翰逊为一战时期的老兵争取过津贴。没人想过他到底为多少人争取过，直到看到那高高的棺木从河对岸过来时，有多少穿着卡其色军装的老人肃立致敬。就是在那天下午的河岸上，阿娃•约翰逊•考克斯第一次看到，有好几个立正的老人，穿着衬衫和浅蓝色的骑兵马裤，手里拿着“样子好笑”的帽子，“有点像斯泰森毡帽，但又说不上是”。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圣胡安山战役
(3) 中的美军制服。有些人的军服比这些“勇猛骑兵”还要老得多。五个内战盟军老兵穿上了他们在那场败局命定的战争中保留下来的、敝帚自珍的灰色军装，戴上多年来擦拭得闪亮的军功章，来纪念这位为他们保住了每月补贴的人。这些补贴虽然微薄，对他们却意义重大。“我记得一共是五个人，”阿娃说，“现在还能想起他们每个人的样子。那样的军装根本看不到了。”

当然，葬礼是从“让我们相聚河边”的歌声开始的，数百人齐唱，歌声在孤寂空旷的佩德纳莱斯河谷回荡。四十年后，奥尔雷德的一个助手回忆当时的场景，虽然不记得具体说了些什么，但他还能想起，当时听到牧师致悼词时列举山姆•约翰逊的成就时，自己心中的震惊。“你知道吗，”助手说，“他在州议会做了多少事情啊。多亏了他，才有了我们那天从奥斯汀开来的那条路。我竟然从来没听说过。我还以为他是个——嗯，坦白说——就是个老酒鬼呢。”葬礼的尾声，山姆的朋友，骨瘦如柴的得州老政客，铁路委员会委员隆恩•史密斯发表简短发言，引用了《哈姆雷特》中的句子：“他是个堂堂男子，说来说去，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葬礼之后，山姆的直系亲属们挥别来客，单独聚在家中，围坐在餐桌边。林登坐在父亲的椅子上，处理他的遗物，亲人之间出现了一瞬间的紧张气氛。桌上放着山姆那块沉甸甸的金表和链子，那是他最值钱的财产。林登的三个妹妹和弟弟山姆•休斯敦•约翰逊没说什么话。但当林登伸手去拿那块表时，最小最温顺的妹妹伸手拉住他的胳膊制止他。“不行，”她说，“你不能拿走这表，这现在是山姆•休斯敦的了。爸爸想传给他。我们都知道。”丽贝卡把表拿起来，递给林登的弟弟。

山姆•休斯敦•约翰逊后来写道：“林登当时真是很难堪。我对他感到抱歉。其实，我想把表给他，因为他是哥哥。但我怕姐姐们生气，就没坚持。”二十多年后，一九五八年的圣诞节早晨，山姆•休斯敦把这金表包好，送给了林登。他回忆，自己当时对哥哥说：“我想把这块表送给你。爸爸其实是想给你的。反正我应该把这个交给你。”

几年后，约翰逊的下属们开始为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搜集一些家庭纪念品。非常清楚自己历史地位的约翰逊，很有意识地保存了数百样物件，包括一些看上去没什么保存价值的。但他父亲的金表却找不到了。

他没能从父亲那里继承那块金表（至少没有马上继承），但林登•约翰逊相信，他继承了别的东西。

他一直很清楚，自己和高瘦、笨拙、大耳朵、大鼻子的父亲在外貌上极其相似，跟人说话时也都很喜欢抓着对方的衣领。约翰逊家长久以来都有个心照不宣的顾虑，就是这家的男人心脏都不太好，容易早逝。现在他父亲就因为心脏病，六十岁就去世了。

出身的家庭，少年时期的侮辱，塑造了林登•约翰逊的性格，也一直推着他疯狂地前进；现在又多了一层动力，那就是恐惧。他经历了一段重度抑郁的时光（这样的时光在他一生中还有很多），持续了好几个月。和他一生中遭遇危机时一样，陷入抑郁时，他也会生病。有两次都是好几个月，他住在医院，病因有好多种说法，“支气管炎”“肺炎”或者“神经衰弱”。这些时候，有些朋友想让他高兴起来，就谈论起他通常最感兴趣的话题——他的未来，只要一说起他有可能要在众议院追求仕途，约翰逊就会低声回答：“太慢了，太慢了。”雷伯恩也是这么一路跋涉过来的，但他起步早，一九一二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时才三十岁，比现在的约翰逊大不了多少。一九三七年，五十五岁的他当上了多数党主席，但还不是议长。山姆•约翰逊六十岁去世。万一雷伯恩等来机会之前，民主党就失去了控制权呢？众议院这条权力之路，需要安静、需要谦卑的路，对林登•约翰逊来说或并不算窄，毕竟，他能脚步坚定地走在最狭窄的政治道路上。但这路实在太长了。他已经从丘陵地带这个陷阱中突出了重围，但有可能到死都冲不破年资体制这个陷阱。

接着，一九三九年，山姆•伊利•约翰逊的弟弟，乔治•迪沙•约翰逊，曾经为林登在山姆•休斯敦高中找了份工作并且和侄儿共事的那个教师叔叔，突发严重心脏病。几个月后也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

年资体制可能会让初级议员没有机会在众议院的委员会结构中发挥很大作用，但他已经进入了众议院，这本身就是个发挥不同作用的机会。就算在立法过程中做不了太大贡献，议员仍然有权引起全国民众对某个议题的重视，并且一直在大家面前呐喊强调。

他的声音在国会山上弱小无闻，但如果选择在全国民众而不是众议院面前讲话，可能这声音就会放到最大。在众议院这个小小的地方说话时，媒体席上那些记者就是他的扩音板，能把他的观点传达到全国各地。议员甚至不需要在众议院发言，就在国会的走廊上，记者会采访议员，记录下他们对某个大事件的评论，这也是一块扩音板。就连一台油印机，也能成为全国性的扩音器，只要那机器在某位议员的办公室。“众议院的任何议员都能制造新闻……只要印点东西一大早发到媒体席就行了，”理查德•博林后来说，“要是这新闻涉及一个大事件……通讯社绝对会急急忙忙地来搜集大家的反应。议员随便发表点慷慨激昂的评论，都很可能被写上一两句。”一个议员，只要开口说话，就是发言人。林登•约翰逊已经在自己特别熟悉的三个议员的职业生涯中找到了这个事实的证明。过去的证明，是一个拒绝沉默的初级议员，他“要拒绝被这陈规陋习同化”，因为他代表了二十万人民，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发声，这位议员是山姆•雷伯恩；现在的证明，是赖特•帕特曼，约翰逊父亲的朋友，他在众议院赢得了影响力，立场是父亲大为赞赏的那些，还有选区与约翰逊相邻的莫里•马弗里克。一九三七年，约翰逊来到国会，正逢莫里影响力的巅峰。他领导了一群“马弗里克党”，即三十五名年轻的国会议员，每周都会在伦克尔咖啡馆见面，讨论挫败众议院保守领袖和推进各项目标的策略。《华盛顿邮报》评论说，他们所倡导的这些目标，“二十五年前会被定性为布尔什维克”，马弗里克自己已经成为这些目标在全国的凝聚力。雷伯恩、帕特曼和马弗里克，以及涌现于三十年代，威斯康星的汤姆•阿米尔和纽约州的菲欧雷诺•拉瓜迪亚等议员，他们不仅是一个选区的代表，还代表着影响全国民众福利的事业。他们把全美国的目光吸引到重要事件上，为重要立法的通过准备了大气候，有些法案就算没有立刻通过，最终也得以实施。他们通过促进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立法，成为全国性的议员。如果某个议员关心某项事业并积极推进，最终会收获回报。

这条路并不是堂吉诃德式的愚勇鲁莽，连其即刻的效应都不是。无论是谁，要是觉得哪个年轻议员倡导的事业在开始之前就注定失败，只需要想象山姆•雷伯恩是在议员第二个任期尾声时，才通过了一些重要法案，成了“铁路议员”的。另外，约翰逊在担任议员秘书期间，也亲眼见证了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些年菲欧雷诺•拉瓜迪亚风光正盛，个子矮小、皮肤黝黑、总是戴一顶黑色宽檐帽的他，强硬到能够和坐在副总统宝座上的加纳正面对峙，还让后者喜欢。拉瓜迪亚代表农村与城市的贫民与利益集团抗争。（“抗争啊，农民们，抗争。为你的家园与孩子抗争。你将与保罗•里维尔一起名垂青史。”）一九三二年，他成功让人人憎恨的“黄犬契约
(4) ”成为违法契约（在“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中）。马弗里克的选区包含了圣安东尼奥，很多选民都是军人和天主教徒，比较保守，所以他那些自由激进的立场很有可能最终毁了他。但林登•约翰逊可以无所畏惧地支持这些立场，因为他的选区曾经是人民党的堡垒，新政在那里大得民心。事实上，可能很多人都认为，约翰逊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毕竟，他的胜利就是靠这立场得来的，他在整个选区高呼“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并承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新政举措。

然而，林登•约翰逊并未选择站立场这条路，甚至在他用来进行竞选的议题上，他都没有站立场。五月十三日，约翰逊宣誓就职国会议员后，马弗里克大喊道：“议长先生，这位刚刚宣誓就职了，林登•约翰逊先生，支持总统的司法改组计划，获得了选举的绝对优势！”约翰逊当时对总统的计划只字未提，而且就可以确定的资料来看，他的整个华盛顿生涯，都对这计划缄口不言。五月十三日时，因为国会中的激烈反对，最高法院填塞计划败局已定，但关于这计划的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性的十票反对八票赞成，是在五月十八号才公布的，而对计划做出各种调整和适当妥协的努力又持续了两个月。但曾恳求选区民众把他送到华盛顿，好支持总统计划的约翰逊，从头到尾没有公开发表过一句支持的话。在其他议题上，约翰逊在推进全国性立法（能够在他的选区之外也造成影响的立法）上的记录也让人震惊。他是一九三七年成为国会议员的。一九三七年，他没有提出任何全国性的立法，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和一九四〇年依然没有。一九四一年他倒是提出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两天后的十二月九日，目的也是为了通过合并青管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为自己创造一份工作。合并后的机构，将培训年轻人去工厂进行军工生产，而他希望罗斯福总统可以指派有青管局经验的自己去当主席。一九四二年他也没有提出全国性的法案，所以一九四一年那项为了扩大个人权力的法案，就成为他在国会头六年提出的唯一一项全国性法案。是因为没经验吗？一直到众议院生涯的尾声，他在提出立法这件事上，也不比一开始积极多少。一九四三年，他提出了一项所谓的“全国性”立法，一九四五年提出了两个，但一九四六年没有，一九四七年也没有，一九四八年也只有一项。在众议院超过十一年，他只提出了六项能有全国性影响的法案。

不但数量惊人地少，提出者为了推进这些法案做出的努力也惊人地少。除了其中一项法案，其他的林登几乎没怎么努力。在众议院的十一年中，林登•约翰逊只有一次出现在相关委员会面前，支持自己所提出的全国性法案。而也就是除了那一次，他提出的任何全国性法案都没有得到众议院任何委员会的严肃对待（有些甚至连形式都没走）。十一年来，他上呈国会的五项涉及利益超出他自己选区的法案中，有四项都是走走形式，提出者本人没有任何兴趣和热情。他唯一抗争的那一次，是一九四三年提出的法案，是要求军工厂经常缺席的工人上交书面申请，以此来抑制军工厂旷工严重的情况，而这法案遭遇了惨败。他是在自己的海事委员会提出这项法案的，甚至都没有去询问一下对这类法案有决定权的劳动委员会主席的意见。海事委员会倒是赞成多于反对，推出了这项法案，但劳动委员会的主席被激怒了，要求负责立法流程的规则委员会不让这项法案进入众议院。卡尔•文森颇为尴尬，不得不承认，他想当然地以为劳动委员会已经交出了决定权。法案在规则委员会那里就被毙了。因此，在他十一年的议员生涯中，林登•约翰逊提出的可能影响到美国人民的全国性法案，没有一项成为这个国家的正式法规。

他自己不提出法案，也不会为别人提出的法案抗争。

至少不会公开抗争。他不撰写法案，也不撰写演讲稿，至少不撰写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讲稿。才华横溢的亨德森不断创作的那些演讲稿，约翰逊只在回到选区时才用。这倒是与议员们惯常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他们只允许把演讲稿放进“国会记录档案”，不能在众议院宣读。众议院的这项规定，实际上是给了议员们无限的自由，可以尽情在档案中“修改和扩展”他们的演讲。议员只能在会议上读一篇演讲的开头，然后就要递给某个书记员，重新打印好，放进记录中。按照这心照不宣的特权，档案中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政府的开支来复印，再用政府的开支寄出去，议员们就利用这一点，“修改和扩展”，并复印了成千上万自己的声明，寄给他们的选民，相当于免费宣传，还能给选民留下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印象。档案中全是从未在众议院发表过的演讲稿。然而，尽管约翰逊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他的宣传渠道，却很少去“扩展”自己说的那些话。多年过去了，他一次也没用过这个手段。
(5)

档案中属于他的“真正”演讲，就是长度超过了一段两段，真正在众议院发表过的演讲，数量更是惊人地少。

山姆•雷伯恩觉得约翰逊早就应该在众议院发声了，他催促鼓励了好几个星期，约翰逊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八日走进众议院的发言席，倡导扩大《义务兵役法》。这是值得记住的一天。他已经做了四年的国会议员了。除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阿尔伯特•西德尼•伯勒森去世时他致了简短的悼词，这是他发表的第一个演讲。

下一个要等到十八个月后了。他站起来为自己那项反旷工法案争论时，说出了这样的话：“议长先生，我在众议院的任期已经四届，几乎从未对您有过什么要求。”反旷工法案之后，有几乎三年的时间，他没有再发表演说。时间一年年过去，林登•约翰逊没有在众议院发哪怕一次言。
(6) 事实上，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他要竞选参议员了，他才出于必要改变了策略。此前，在十一年议员生涯中，他一共只发表了十次演讲，平均一年还不到一次。

他不会在演讲台上抗争，也不会在议员席上抗争。在正反双方关于立法的你来我往的争辩当中，他的行为举止很值得注意。同僚海伦•加黑甘•道格拉斯模仿他的样子，缩在椅子里，一只手托着腮。“他看着就像十分无聊的样子，半闭着眼睛缩在椅子里。”她说。而且他很少能长时间坐在那里。“他从来不在众议院发言，除了极少数场合。”而且，道格拉斯夫人还补充说：“他也不花太多时间听众议院其他人发言。”他可能会坐那么一会儿，“十分无聊的样子”，然后“突然跳起来，很紧张……很焦躁，仿佛一分钟都忍不下去了。他可能会跟议员席某个议员或者议长说句话……然后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他“迈着富有个人特色的大步子，仿佛行走在得州某个平原上，”她说，“他总是给人很着急的感觉。”

“马弗里克党”员们在议会做了不少抗争。约翰逊到华盛顿上任时，他们本期待他也能加入，这期待是很自然的，因为很多报道上都说，这个人高喊“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并且是因为支持总统的最高法院填塞计划而胜选的。罗斯福是他们的英雄，总统的目标就是他们的目标。马弗里克也对他们保证说，他很熟悉这个年轻人，他与他们观点一致。其实，约翰逊是加入了一段时间的，几周的时间，他都参加了这群人在伦克尔的晚餐聚会。马弗里克发现，就算他和他们观点一致，也不会为其争辩，但也不会提出反对。“马弗里克党”成员，加利福尼亚的爱德华•V.M.伊扎克说：“他就是对众议院讨论的所有立法都不太感兴趣。我们中有些人一直都待在议员席，为自由事业而抗争。但他对议员席是避之唯恐不及，偶尔在那里时，也特别特别沉默。”伊扎克的评价也得到了约翰逊很多同僚的赞同。而且这评价也很戏剧化地通过约翰逊对众议院讨论与辩论的参与度表现出来。有关记录几乎可以说不存在。一年又一年，约翰逊没有站起来提过哪怕一次异议、观点，没有询问或回答过一次问题，没有支持或反对过正在讨论的任何一项法案，在议会的整个讨论流程中，他别说参与，连一个字都没说过。
(7)

对于那些可能通过媒体公开发表的评论，他的态度也同样鲜明。他不是那种想通过记者来对全国性议题发表评论的议员。相反，他经常不遗余力地避免被迫透露观点的情况。要是有记者在某条走廊上请经过的议员发表评论，约翰逊走到那条走廊上，看见记者，会赶紧转个身，急匆匆地往来路上走。

公开场合他不抗争，那么私下里他抗争吗？有些影响力很大的议员，虽然演讲和辩论时都不积极（不过根据“国会记录档案”，很少有人像约翰逊那么沉默），暗中却十分活跃。他们会站在议会会议厅后面的过道（或者在衣帽间里）上，一只脚踏在将过道与议员席分开的黄铜栏杆上，暗中操纵着议员们同意或反对某项立法。

林登•约翰逊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是说他在过道或衣帽间里就很沉默了。他很友好、很亲切，而且，同僚们都认为，甚至可以说他很健谈。

但是他言之无物。议员同僚们正目睹着他的大学同学曾经目睹过的事实：大家讨论一件有争议的事情，他也许口若悬河，但绝不会表明立场，或者表达什么实质性的观点。他尽量避开特别具体的言辞，要是被逼到没办法了，就说对方想听的话。与国会同僚们的讨论表明，他相当擅长做这样的事。如果这个国会议员是个自由派，他会认为林登•约翰逊议员也是个自由派。坚定的自由派道格拉斯夫人说：“我们在很多大事上意见都一致。他大体上都是站在自由派这边的。”但如果这个议员是个保守派，他就认为林登•约翰逊议员也是个保守派。反新政的纽约州北部共和党议员斯特林•科尔说：“如果说我们在政见上有分歧，至少我是没看出来，完全没看出来。”这些年来，议会讨论了很多重大议题。比如，一九三八年，罗斯福总统建议改组行政机构，建立新的内阁部门来更好地满足新的社会需求，议员之间就为此进行了激烈抗争。愤怒的议员们称之为“独裁法案”。也是在一九三八年，工薪与工时的法案被提出，要把美国的工人们从工业时代早期的奴役和束缚中解救出来，自由派与保守派又为此大战一场。还是在这一年，有议员提出了扩展社会福利，创造更多有意义的社会保障条例的建议，自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最重要的是，新政在一九三八年面临着自身的萧条，华盛顿的讨论如火如荼，到底是开展更多耗费巨大财力的大项目来抑制萧条呢，还是制定总统本人也热切期望的合理预算更重要：这个议题的解决方案，在后来的很多年甚至数十年，将给美国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这些战斗林登•约翰逊都没有参与。他没有参与立法或辩论，没有发表演讲，没有在议员席上发言，也没有在衣帽间或委员会站立场。他一路高喊着“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进了国会；在国会，他什么都不喊了，什么都不说了，什么立场都没有了。他不发表任何观点，也不为任何事抗争。后来，林登•约翰逊被称作议会天才，议会的主要责任就是要订立法律。而林登•约翰逊在众议院这个立法机构的十一年，在四百三十五个议员中，要数他最不和立法沾边了。

一些比较精明的同僚，认为他们理解林登沉默的原因。经常和他共事的道格拉斯夫人分析了他如此行事的原因。其中一个是“谨慎”：“只是出于谨慎吗？他只是不想让自己说过的话成为以后的把柄，这是不是比很多国会议员都更谨慎的行事作风呢？……他很机智，喜欢讲故事，很幽默。但他总是很清楚，话出了口就要负责任。他总是很清楚自己说的话可能被别人记下来，多年后也有可能拿出来重复。他不希望多年后有人说：‘我记得你说过……’”道格拉斯夫人目睹他滔滔不绝，却极少表达观点，突然意识到，林登•约翰逊是个“强人”。她说，在华盛顿“人人都想知道你的立场，但他的自我控制力极强。他很健谈，但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立场”。

甚至于多年以后也是如此。也许，约翰逊保持沉默，只是在走一条前人证明过的众议院权力之路。这是雷伯恩走过的路，而现在雷伯恩大权在握。

但绝不是同一条路。雷伯恩想要的，就是众议院的权力。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男人小时候在家中畜棚里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三层席位之上那把交椅。这是他唯一的目标。曾经有人请他竞选参议员，说他的成功一定是板上钉钉。他拒绝参与。他是多数党领袖，一九四〇年九月以后又成为议长，可谓权倾国会，只要他愿意，遍及整个得州的大权，实在是手到擒来。但他放弃了每一个机会。他对青管局表现出的唯一兴趣，就是帮林登•约翰逊获得得州理事的位子；他对市政工程局表现出的唯一兴趣，就是在自己的选区修建丹尼森大坝；对新政中其他在得州建立的涉及全州范围的机构，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比如公用事业振兴署、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很多在全得州呼风唤雨的大商人去华盛顿时，连约他见上一面都不行。对他来说，只有众议院最重要。

但约翰逊的目标不是众议院的权力。那三层席位对他来说还不够高。那位年长之人和这位年轻人目标的不同，甚至在约翰逊还未成为国会议员时就展现出来了。那时他还是克雷博格的秘书，对那些并不是来自克雷博格选区的商人，他也全心全意地效劳。他刚成为国会议员，还在病床上时，第一个行动，不就是确保涉及全得州的青管局继续掌握在自己手里吗？现在从他办公室寄出去的信，不就是不仅寄往他的选区，还寄往休斯敦、达拉斯和埃尔帕索吗？在他眼前铺展开的这条路上，众议院的席位是必经的集结待命区，但不是这条漫长道路的终点。他需要这个席位，但不想在这位子上坐太久。所以他沉默，不是想得到众议院的权力；如果他是故意沉默，原因是和雷伯恩不同的。这么长的一条路，谁能预料会有什么转折？不管现在某个立场看上去有多么安全，从政治上看来多么睿智，以后这立场可能会成为纠缠他的把柄。不管他现在说什么，不管某句话现在看起来多么精彩，也许有一天他会后悔这样说过。

所以，他什么也不说。

另外，在得州议员这个圈子之外，他在国会山上的地位，并无什么进步。

有一段时间，他在议员同僚们之中非常受欢迎，原因和那些年轻的新政支持者喜欢他一样：不仅因为他有魅力，擅长讲故事，喜欢并且擅长讨好逢迎他人；还因为，用乔治•布朗的话说：“他是个领袖型人物。约翰逊有个诀窍，和别人谈起那人不喜欢的某个人，他会比对方还有感染力。他和乔聊天，要是乔不喜欢吉姆，他就说他也不喜欢吉姆，这就是他的领导力，是他的诀窍。”当然，有一段时间，国会的自由派以为他是同一个阵营，保守派也认为和他在同一个阵营。

但有些人开始回过神来。自由派发现，要让他发言支持某个他们感兴趣的法案，是根本没用的，而保守派也发现他不可能支持他们的立法。伊扎克对约翰逊在议员席“特别特别沉默”的评价，成为同僚们之中广泛传播的评价。国会山也不是没见过实用主义的人，对很多议员来说，这都是一种生存之道——谨慎小心在这里是种常识。但越来越多的同僚认为，林登•约翰的实用主义和谨慎小心，已经超越了常理。那些有着坚定立场并一直为之奋斗的同僚开始蔑视他、嘲笑他。

当然，还有他的性格，孩提时代就在约翰逊城的空地上显露出来的鲜明性格。要是他不能领头，就拿起棒球直接回家。就是约翰逊城一个玩伴说的：“要是他当不了领头的，好像就不太想玩儿了。”这个性格在华盛顿也十分鲜明。“他不能忍受自己不是大人物，就是不能忍受。”埃丝特尔•哈宾曾经说过。只做人群中普通的一员，这是林登•约翰逊不能忍受的事情。他渴望，急切地渴望做头领，不仅要领导他人，还要掌控他人，让他人臣服于自己的意志。

鸡尾酒会上，如果其他客人是年轻的新政支持者，他可以成为被关注的中心；还曾经一度因为自己的人格魅力，在有更年长更有权的客人的情况下，他也是主角。但在权力说话的华盛顿，只要更年长更有权的人在场，他的主角当不久。而在等级森严清晰的国会山，他位处底层，能吸引的注意力更是少得多。他的故事的确生动鲜明，在乔治敦的客厅里讲起来还算吸引人，但到了国会的衣帽间，就没几个人听了。

他想给建议，都是好建议。他不仅在政治上才华出众，组织能力上更是颇具天赋。而国会议员们总是在摸索改进办公室组织架构的办法，而他是个中大师。但没有几个同僚愿意听一个低阶议员的建议。他想教育别人，想要像在道奇旅馆的地下室那样，在衣帽间或议员席后面的栏杆前大发议论、指点江山。但议员同僚们反感他那自以为是、倨傲专横的语气，程度不亚于过去反感他的那些秘书同事。要是没有权力的支撑，他掌控人心的技能便无处施展，而他手里无权可用。宾夕法尼亚议员詹姆斯•范•曾特说：“他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他会说：‘哦，去你的，吉米，我之前帮了你的忙，现在我想让你帮我这个忙。’”范•曾特还补充：“约翰逊一直叫我们帮忙，他帮了我们些小忙，转过来要让我们帮大得多的忙。”“一次两次的还可以，”范•曾特说，“但他也做得太频繁了，大家都被惹恼了。”

“小国会”（还有那之前在圣马科斯）里显现出来的那些套路，在“大国会”又重复使用。林登•约翰逊极尽恭顺讨好的那些年长之人很喜欢他。而在同侪们之间，只要是他需要的，他的态度也很谦卑奉迎，比如罗和科科伦，这些人也很喜欢他。另外一些国会同侪（很少的一些）也喜欢他，大多都是博格和范•曾特这种谦逊温良之人。但其他人的感觉就大不相同了。在得州选区和约翰逊的第十区相邻的O.C.费舍尔说：“他很会和领导搞关系，但对小卒子，他看也不看一眼。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小卒子们也不介意。他们也不想跟他扯上多大关系。”就连比较欣赏他的范•曾特都说：“大家对他颇有微词，因为他野心太大，太强悍，太咄咄逼人了。有些人不太喜欢他。”约翰逊走在众议院餐厅时，跟随着他的那股愤恨之气不仅来自得州议员。卢卡斯说：“（其他州的）人们进来坐在”约翰逊坐的那张桌子附近，他们会跟周围所有的同僚都打个招呼，就是不理他。“他就会站起来说：‘嗯，某某，你他妈的为什么不理我？’嗯，他们不理他，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他。他们忍不了他。”这种情况浓缩在一个很有象征性的动作里：退缩。林登•约翰逊的习惯没改，还是喜欢一手抓着对方衣领，一手揽住对方的肩，让他和自己挨得很近，盯着他的眼睛，脸贴脸地说话。有些议员同僚不介意他这么做，甚至喜欢让他这么做。范•曾特回忆：“他就伸手揽着我的肩膀说：‘嗯，你看，吉米……’我很喜欢他。他在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很放松。”但其他人，很多的其他人，是介意的。他们会从他手底下退出去，缩缩肩膀把他的手甩掉。有时候，要是他还不知趣，对方就会生气了。有一次他伸手抓住某个议员的衣领，对方把他的手打掉了。背后没有权力支撑，他和同事们相处的方式，非但没为他得到渴望的权力，反而让他更不受欢迎了。

他在海事委员会的地位，也很难点亮议员生涯。卡尔•文森的一位助手说，约翰逊和在委员会低层席位上，坐他旁边那位风度翩翩的单身汉沃伦•马格努森，发现了一个可以“巴结”主席的办法，就是给他讲“故事”，说白了就是荤段子。“好笑而下流的笑话，和桃色绯闻里的细节，都能让他听得有滋有味。”马格努森说，文森很爱自己病弱的妻子，“每天下午很早就回家照顾她，从来没有邀请过任何人去他家做客……他是个隐士。”但两个年轻人开始去他家做客，给他讲“故事”。马格努森说：“我们很快就跟‘上将’打得火热。”不过，主席可能很喜欢他们，但他们仍然只是这艘规矩严苛的船上最低阶的小兵。约翰逊不断地被提醒这个痛苦的事实。偶尔，在质询某个证人时，他会讲个俏皮话。“这位得州的先生说完了吗？”文森会面无表情地问，小木槌无情地敲下来。“我们继续下一项。”主席会说。约翰逊对录音机入了迷。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那还是很大很笨重，刚刚投入广泛使用的设备。一天早上，听证会开始之前，他搬了台收音机到委员会会议室，在座位上放好，在证人席上放了个麦克风，再接好线。文森来了，懒洋洋地陷在座位里，点燃一支烟。正当要敲下木槌宣布听证会开始，他注意到了那台录音机。

他从悬在鼻尖上的眼镜瞥过去，他说：“得州来的先生拿的是什么东西？”

“录音机，主席先生，”约翰逊回复，“今天上午有位证人是来自得州的。我想把他的话录下来，送到得州的电台去。”

“嗯，”文森说，“这位先生不这样做。我们不会录下证人的发言，也不会把录音送到选区去。”他直截了当地让约翰逊把录音机搬出会议室。这是相当折辱约翰逊的，因为他必须在得州来的客人面前遵守命令。

一九三七年，约翰逊宣誓就职时，国会只有两个议员比他年轻。现在，一九三九年，已经有好些议员比他年轻了。他甚至都不是得州最年轻的议员了。分析得州在国会情况的报纸文章经常提到“得州代表团的宝贝”，说的是马歇尔附近格兰德沃特的林德利•贝克沃斯，一九三八年当选，时年二十五岁。当然一九三九年八月约翰逊也才三十一岁，但也不算特别年轻的议员了。他只是一个初级议员，数百名初级议员中的一个。

人群中不起眼的一个。

而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另一边，他好像也毫无胜果，甚至有所败退。

他想面见罗斯福总统，一直未果，于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他想再次引起罗斯福的注意，就写了一封很不寻常的信，希望得到回复。表面上这封信是要推荐某个熟人上任联邦职位，但开头是这样的——

先生：

有时候，当我为得州第十区和整个美国奔忙工作时，总会思绪万千，觉得一定要和领袖谈谈。我知道，不能面见您来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但此时此刻，我一定要放下文件，离开打字机，给您写点肺腑之言……

然而，如果约翰逊期待能得到“领袖”的回复，他会很失望。回复并非来自总统，而是他的秘书史蒂夫•厄尔利，而且特别公事公办。“您的话我们一定会慎重考虑。”回函中说。（后来，约翰逊推荐的那个人也没得到这个职位。）

同一个月，约翰逊又致信罗斯福，要求为得州农工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队增加拨款。白宫将这个请求转给陆军部处理，而陆军部很草率地驳回了请求。

白宫的很多助手都同意，约翰逊想和椭圆办公室里那个人拉近关系，却一无所获，并没什么特殊的原因。他们说，他也没什么应该去接近总统的原因。“要见总统，总得有事吧。”罗解释说。约翰逊没什么大事。而罗和其他一些知道约翰逊劳而无功的新政支持者，也看不出他能有什么事，至少从现在到不久的将来都不会有。毕竟，他只是个初级议员，来自美国最偏僻最闭塞的地区之一。

和罗一样猜测出他野心的人，看不到他成为参议员的希望，更别说染指国家权力了。至少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希望。他的政治基础，在得州偏远地区一个闭塞的选区，这怎么可能变成全国性的政治基础呢？

目前看来，除了继续做个无足轻重的议员，他还能干什么呢？林登•约翰逊不能忍受自己就这么做人群中不起眼的一个。但一九三九年春去夏来，他也就是人群中不起眼的一个。而且，就眼前看来，这种情况很有可能还要维持很多年。

(1)
弗朗西斯•马里恩（Francis Marion）：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名军官，战术变化多端，出其不意，“沼泽狐”正是他的绰号。

(2)
一开始是海事委员会主席。一九四六年以后，他成为新成立的委员会主席，海军事务与陆军事务一起管，称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原注

(3)
美西战争的决定性战役。

(4)
黄犬契约（Yellow-dog Contract）：意指雇主在雇用劳动者时，在契约中加入“劳动者不得加入工会，或必须脱离工会”的条件，目的是限制劳动者的自由结社权，削弱工会与雇主抗争和谈判时的实力，侵犯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因为英文中的“黄犬”一词有卑鄙奸诈之意而得名。

(5)
一九四○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七年，他都没用。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他在国会的第十一年，他的行事作风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他在竞选参议员。这个手段他只用了十四次，和他提出的法案数量一样，这个数量是远远低于国会平均值的。——原注

(6)
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原注

(7)
“国会记录档案”中，找不到林登•约翰逊参与议会讨论记录的年份分别有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原注

•30•

一份合同，三封电报

然而，一九三九年的夏天，他迈出了孤注一掷的一步。

山姆•雷伯恩也在这个行动中。背景是美国政治史上最精彩的戏剧之一：美利坚的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宿仇。

这两人组队寻求连任，在竞选后（他们赢得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竞选，而且是大胜）不久，这仇恨就开始爆发。

早在一九三六年的竞选之前，对新政发展方向颇为忧虑的约翰•南斯•加纳就一直在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抗议。加纳认为“百日新政”时采取的那些紧急措施是必要的，总统挽救了这个国家，但他又觉得，到一九三四年，紧急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些措施应该逐渐停止了。早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他就从尤瓦尔迪写给总统一封言辞直率的信，建议他“尽量缩减政府的开支……请原谅我提起此事，因为这好像不是我该插手的事情，但这关乎联邦的基金开支，应该量力而行，欠债要还”。一九三五年，又有了“二次百日新政”，采取的措施更为自由激进，比如社会保障、《瓦格纳劳动关系法案》等，还有增加遗产税和所得税等，都极大违反了杰克•加纳全心信奉的那些简单直接观念信条。新政在继续，政府继续大量开支，每年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仙人掌杰克”是多么厌恶“新政”这个词啊！他认为，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再次引起大萧条。三十年后（一九六五年，加纳已经九十六岁了），华盛顿一名记者去尤瓦尔迪，问他对政府有什么建议。“不要再花那么多钱了！”老人咆哮道。

他的抗议一直都严格在私下进行。加纳的信条中，如果说个人主义是一根支柱，忠诚就是另一根。忠于自己的党派，忠于自己的领导。他最最厌恶的政客是莫里•马弗里克，此人的立场完全和他背道而驰，而且，他还打败了加纳的朋友，圣安东尼奥的“城市机器”。但一九三六年马弗里克再次参选，与“城市机器”对抗时，加纳为马弗里克的竞选资金做了安排，因为罗斯福请他这么做。有时候他对“新政”的态度会在寄往得州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来。一九三六年，他的老朋友，休斯敦富有的木材商约翰•亨利•科尔比，极度保守的南部维宪委员会主席写信问他：“你要对这叛徒罗斯福政府忍到什么时候？”加纳简明扼要地回复：“你不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有一半事情想做也做不到。你不可能控制每个人，我的处境也一样。我想这能回答你的问题了吧。”但在一九三六年的选举之前，他从未在华盛顿流露过任何不满。他也许不同意政府的一些建议计划，却也积极在保守派之间奔走游说，这些都是他浸淫国会山三十年来交的朋友。“要论在参议院的影响力，没人比得上加纳，”在详细记录这个法院填塞计划始末，十分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一百六十八天》中，作者约瑟夫•阿尔索普和特纳•卡特雷基这样写道，“在总统的首届任期，华盛顿的参议员们，大多是在加纳那藏酒丰富的私人办公室里，看到‘新政’光明前景的。”

接着，一九三六年末，新大选才过去几个星期，就迎来了一系列静坐罢工。加纳以及他那些国会的得州朋友与南部朋友可观的财富，就是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累积起来的。尤瓦尔迪地处九十八度经线以西，棉花产量很少，所以加纳改种山核桃。采摘山核桃的，是人口超过尤瓦尔迪总量一半的墨西哥裔美国人。采摘是个苦活儿，把山核桃从树上打下来之后，还要去壳，需要很大的手劲。加纳付的工钱是每磅一美分。一个条件好的工人，每天最多能处理一百磅，而且手指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小伤口，血流如注。这样每天只能挣一美元。墨西哥人对这个薪水还是很满意的，加纳解释说：“他们不是爱找麻烦的人，除非受了美国人的影响。叫来警长，就能让他们乖乖听话。”而尤瓦尔迪的白人劳动力，工资也高不到哪里去。加纳会修房子然后出租。得州木匠的工资水平是一小时一点二五美元。而加纳的木匠只能拿到零点二五美元，也有几个努力工作，时薪涨到五十美分的。但一犯了错误就要扣工资。（“比如一块木板锯短了一丁点儿，”尤瓦尔迪一位木匠说，“你就马上回到那二十五美分去了。一个错误，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习惯了把工人当农奴来压榨，他们光想想工会这种机构，就觉得无比厌恶。（尤瓦尔迪是没有工会的。“加纳先生不喜欢工会，”另一个木匠说，“管道工人曾经组织过一个工会，但现在没有了。”）静坐示威则是这种劳动冲突的终极爆发，工人们控制住雇主工厂里的财产，在工作岗位上静坐，威胁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加纳后来回忆，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说：“他们允许人们拿走别人的财产。在得州，我们管这叫‘偷’。就在那时我说……联邦政府要为全国人民保护私人财产……我越说越失态，开始怒骂，还举了该隐
(1) 的例子。”

他还亲自去见了罗斯福。后来，他把两人之间的讨论告诉了一生好友和亲自授权的传记作者、记者巴斯科姆•蒂蒙斯。

我问总统：“您觉得这样对吗？”

“不。”他回答。

“您觉得这合法吗？”

“不。”他回答。

见了总统，加纳觉得罗斯福应该是答应了立刻要发布声明，反对新的罢工；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他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但无论声明还是行动都没有兑现。这不是加纳第一次觉得罗斯福言而无信了，他认为总统不断向他承诺过要平衡收支。约翰•冈特尔后来写道，罗斯福“最糟糕的品质”，就是“迂回暧昧”“缺乏直率坦白”“堪称欺骗”。早在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就认识他的人，说的话还要更重。在奥尔巴尼，很多人都知道，州长的承诺不可信。纽约市有个通常十分温良的议员鲁本•拉扎勒斯，曾当着罗斯福的面告诉他：“州长，从现在开始，我们说定的事情都要白纸黑字写下来，而且我需要你的签名承诺。”他的州立公园专员，脾气没那么温良的罗伯特•莫西斯，有一次竟然朝他吼了起来：“弗兰克•罗斯福，你他妈是个骗子，这次我能证明！当时是有速记员的！”加纳对朋友说过，总统“很有魅力……但很难搞懂他。他总是避免跟你说清楚任何事情”。这话从加纳嘴里说出来，就是最严厉的批评了。国会山上的议程一件接着一件，大家总是急匆匆结成联盟，一个人的诚信非常重要。加纳自己就是出了名的言出必行，不管后面会遭遇多少麻烦和不便。一九三七年，静坐示威的范围越来越大，总统那边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写道，加纳觉得“他被总统彻头彻尾地玩弄了”，于是“大发雷霆”。发怒的加纳管不住自己的嘴。他后来回忆说，他和罗斯福开会，多数党领袖约瑟夫•T.罗宾森也在场，“我们激烈争吵，”确实非常激烈，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写道，“很快两个人都失控了，对彼此口出恶言，乔•罗宾森听得心惊胆战，赶快大喊一声让他们停下，强迫他们散会。”

接着，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罗斯福提出了他的法院填塞法案。

加纳和其他国会要人，之前没有一个听到一丁点儿这个法案正在筹备的风声。他们在罗斯福对媒体宣布此事前的半个小时才被召集到国会接到通知。（后来，加纳还说，罗斯福在不到三个星期之前，还向他和罗宾森保证过，国会即将要考虑的，不过就是一些拨款法案。）

第一届任期时，总统大体上还是很小心谨慎的，遇事会认真和国会山商量。第二次的顺利当选让他觉得，不用再商量了。“他是认为，”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写道，“大家都要自动服从他的意志吗？……他过于自信，以至于盲目。”他们这样下了定论。
(2)

参众两院都有很多多数派民主党员。这些跻身多数派的人，从来都不是对白宫俯首帖耳的。而且他们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叫他们提建议，他们就一定会提……因此不管是加纳还是罗宾森……还是其他人，都不能提前知晓秘密。总统太不考虑国会的感受了……他强硬地推出了这项法案，似乎是在表明，国会就算想抹去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成。

总统如此无礼，远远不是加纳对该法案抱有强烈忧虑的唯一原因。这个个子矮小、内心强硬的得州人，并不耽于抽象的思想，但关于执政，他有深信不疑的几个坚定信条，其中之一就是宪法。听闻总统建议的一瞬间，他认为这无疑是对宪法的威胁挑战。加纳后来回忆，会议之后，“我车上载满了参议员和众议员，一起回到国会大厦。我们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根据大多数人的回忆，一路上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得州人汉顿•萨默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大伙儿，”他说，“我想了几个办法。”但第一个反应的应该是加纳，早在萨默斯之前。他后来说，散会以后，他悄悄和秘密起草法院填塞法案的司法部长霍穆尔•卡明斯聊了聊。“部长，”加纳说，“老大签发这个法案之前，需要很多很多个月。”加纳很快也在国会山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感觉：几个小时后，总统的话正在参议院宣读时，加纳离开议员席，漫步到参议院会议室后面的参议员专属大厅，面对那里的一群参议员，一手捏着鼻子，一手倒竖大拇指，传达了非常明确的想法。

国会的大多数领袖也同意他的想法，但对党派的忠诚令加纳拒绝公开反对这项法案，并且试图调停，让双方做出妥协。然而，当他带着一群同僚面见罗斯福，提出建议时，罗斯福“当面嘲笑他们，哈哈大笑，搞得很多人非常恼火”。（罗斯福太自信了，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写道：“那些日子，只要有人建议他做出让步，他就要哈哈大笑。”）

但是到了五月，静坐示威和普遍的工人骚乱加剧，正副总统之间再添新仇，用汤米•科科伦的话来说，副总统“不再忍耐……几乎是公开分庭抗礼了”。很快，衣帽间里人人都在议论，说加纳告诉带头反对法院填塞计划的参议员惠勒：“博尔特，你是个真正的爱国者。”参议员范登堡在一次会议上情绪激动地反对静坐示威，说这比造反好不到哪里去，加纳从主席台上走到议员席，众目睽睽之下拥抱了这个共和党人。他“造成了很糟糕的影响”，科科伦说。接着加纳迈出了他最激烈也最有效的一步。六月十一日，国会召开期间，他离开华盛顿，回了尤瓦尔迪。

关于自己中途离开，加纳没有任何解释。但原因显而易见，而且让正副总统之间的冲突暴露在了公众面前，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将其称作宾夕法尼亚大道这一头的新政支持者和另一头保守派之间的“大分歧”。让那些还在摇摆，心存疑虑的参议员们更坚定地反对总统的法案。而且，现在，罗斯福也逐渐明白，让步是必要的，要达到最有效的让步，他需要加纳。六月十八日，加纳的老朋友吉姆•法利发现总统“因为参议院的主事人缺席而怒气冲天”。

“他妈的杰克为什么这时候要走？”烟雾缭绕中他火冒三丈，“我要写信跟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叫他回来……他必须得回来。”

罗斯福的信充满了他的个人魅力，但对杰克•加纳来说早就没什么魔力了。他一直到七月十九日才回到华盛顿，而且还是因为要来参加因为心脏病突发意外去世的朋友、多数党领袖罗宾森的葬礼。加纳是在小岩城上的送葬的专用火车，车上三十几个参议员向他问候。“仿佛见到离开已久的父亲，”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写道，“这只得克萨斯老狐狸从尤瓦尔迪迅速赶来，心中的目标催促他一路风驰电掣。他看到民主党在法院填塞计划中产生分裂，现在他要回去收拾残局了。”参加完罗宾森葬礼之后，他在火车上和参议员们商量一番，第二天一早，他来到白宫。在罗斯福“表现了极大的欢迎与热情”之后，话题转向法院填塞计划的斗争。加纳问他：“你想让我委婉点说还是直说，长官？”罗斯福仰天大笑，请他最好直说。“那好，”加纳说，“你输了。你的票不够。”

罗斯福授权加纳，制订一个让步计划。计划出来了，是一份协议，说法院改组计划会重新提交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但等到这份法案重新出现在参议院，关于最高法院的所有内容将会全部删除，总统算是全盘惨败了。唯一能给他留点面子的，是低级一些的法院还会有一些改组。对当时很多参与者进行了全面采访的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说，加纳“想为总统尽自己的全力”，他也的确这么做了。但他面对的是参议院对这个法案强烈的反对情绪以及某些参议员想彻底将法案否决，好给总统上一课的想法。有一次，他本来想和惠勒商谈，结果这个蒙大拿人“非常坚定”地告诉他反对党不用做出任何妥协，因为手上的票完全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在好友们眼里“暴躁易怒，复仇心重”的罗斯福，十分不能接受这次失败。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写道：“他知道必将承受眼前的羞辱，无处可逃。但他下定决心，要是自己不得不遭受痛苦，那后面必将让国会有责任的人遭受双倍的痛苦。”而且他觉得谁负有最大责任是很清楚的事。“火冒三丈”的总统对法利说：“他都没试着和惠勒商量一下，直接就接受了惠勒的条件。要是加纳随便去抗争一下，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科科伦作为总统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战略顾问之一，非常直白地说：“是副总统背叛了总统。”

这种情绪不是单方面的。加纳觉得罗斯福再一次“让人看不懂”了。加纳记得，在关于谁代替罗宾森做多数党主席这件事上，两个人说好，不要争。加纳觉得自己是遵守诺言的，而罗斯福没有，他暗中安排，确保了肯塔基的阿尔本•巴克利当选。加纳还在一份备忘录中问了总统一个问题：“政府什么时候平衡收支？”加纳以前问过这个问题，也得到了非常直接的回复：“我说过五十遍了，会在一九三八年这个财政年度平衡收支。如果你想让我再说一遍，那我要么再说一次，要么再说五十次。我可以这么做。”但到头来，一九三八年财政年的收支严重不平衡。

两人之间的敌意根本藏不住了。伊克斯说，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的内阁会议上，总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往副总统的方向送去一句有针对性的讥讽，尽管要笑着掩饰一下”。如果罗斯福以为加纳会乖乖忍受，那就太不了解自己这个多年的老搭档了。当年十二月，罗斯福正在讨论自己即将在国会做的发言，他说：“杰克，我要重申我的领导权。”他说之前因为太累，暂时放了放权。加纳回复说：“你那是因为害怕，总统先生。”罗斯福说只是因为累。“……又怕又累。”加纳针锋相对。伊克斯写道：“我从来没听过谁这么对总统说话。总统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现在，一九三八年，经济正面临“再萧条”的危机，罗斯福考虑发起新一轮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将让一九三九财政年度的收支更加不平衡。一九三八年四月，加纳警告总统，这样的开支计划会引来国会的强烈反对。据《纽约时报》报道，他“言辞激烈”地说完这些话，离开罗斯福的办公室，“满脸通红，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他还少见地跟一名记者大倒苦水：“我们这个新政疯狂烧钱已经六年了，现在看看到了什么地步？我头一个拒绝支持继续毫无顾忌地花钱。必须要停止。”他显然还告诉了朋友们，如果不停下来，他就来阻止。“加纳先生在得州家乡的那些顾问都公开传说，在国会会提出很多民主党人无法接受的举措，而他会带头反对。”《纽约时报》报道。其中一条不可接受的举措是罗斯福准备扩招白宫的工作人员，以及整个政府行政部门。用詹姆斯•麦克格雷戈尔•伯恩斯的话说，这表面上是“罗斯福提出最无争议性的举措之一”，却搅动了国会蠢蠢欲动许久的对罗斯福的怨恨与反对，让这种情绪沸腾起来。所以，山姆•雷伯恩的全力以赴没有用，罗斯福对各位议员慷慨许诺以求支持的努力没有用，国会投票否决了这个“独裁法案”。“宣布投票结果时，”伯恩斯回忆，“议员们爆发出疯狂的欢呼。国会公开造反了。”

此时，罗斯福被第一次公开问起他和加纳之间的不和传闻是否属实。他否认说完全不存在这回事。又有人去问加纳，“他只是笑笑，闭紧着双唇”。但接着罗斯福就开始了“清洗”，他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访问，想要在各选区的党派初选中，让那些反对过他的参众两院议员都落选。万分看重党派团结的约翰•加纳，实在无法相信，一个总统竟然能对自己党派的人做出这种事。事实上，在对法院填塞计划做出妥协的时候，他亲口对各位参议员承诺过，白宫不会有任何报复行为（他的心腹们认为，这是因为罗斯福对他做出过这样的承诺）。而且，罗斯福的一些目标，是与加纳相识多年的最亲密的盟友。他再也不费心掩饰自己的情绪了。罗斯福到了得州，站在总统专列后面的平台上，宣布任命一位得州人取代加纳的朋友、参议员汤姆•康纳利的联邦法官位置，而此人是康纳利的政敌。而加纳在待在尤瓦尔迪的家中，对记者说，自己在忙着“钓鱼”。美国总统来到副总统的家乡州，而副总统竟然不见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加纳从得州回到华盛顿，和罗斯福最后一次私下见面。“我们没有讨论出任何结果，”罗斯福告诉法利，“杰克强烈反对政府投资项目，反对增税项目，也反对救济项目。他好像什么都反对，但又提不出任何有效建议。批评是一回事，提出解决方案又是另一回事。”接下来的内阁会议上，加纳的情绪完全发泄出来了。树敌颇多的自由派亨利•华莱士，开始讨论关于减少棉花过剩的新计划时，用伊克斯的话说：

（副总统）坦率地发表了他对棉花问题的见解。总统说人们迁到南方去，就是因为他们喜欢自由，喜欢想种多少棉花就种多少棉花。他认为限制作物种植是个不好的举措，不管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他提醒总统，在最近的会晤上，他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在自己国会山上的大本营，加纳也完全坦率了。那次内阁会议之后一个星期，《纽约时报》报道，国会的民主党下定决心，要让政府“量入为出”了，“而他们如果需要领袖的话，约翰•加纳就是现成的人选”。这个国家的权力大鞭终于要挥舞起来了，用《纽约时报》的话说，“气势之大……很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同一天，两个内阁成员受总统指派，不得不“毕恭毕敬”地去找副总统，恳求国会同意总统的政策。一个是华莱士，去说服他接受棉花种植面积的限制；一个是哈里•霍普金斯，希望拿到参议院的最终确认，当上商务部长。而霍普金斯在一个参议院委员会严苛的质询下几近崩溃，罗斯福自己也不得不毕恭毕敬地去找加纳。根据伊克斯的记录，罗斯福请他的副总统“‘为了党派’停止那咄咄逼人的质询”。加纳按他说的做了。但他拒绝在种植面积的问题上让步，还否决了总统的救济法案。现在的内阁，坐在长桌两端的男人很难掩饰彼此的敌意了。有时罗斯福还在讲话，坐在那头的加纳也会开口，声音还不小。有时候，伊克斯认为他的行为“十分挑衅，让人很不愉快”。加纳会打断总统的话，说：“嗯，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或者：“你还记不记得我两三年前就提过这事了。”伊克斯说：“总统怎么能忍受加纳和其他人对他这样，我简直无法理解……我觉得总统心里对加纳的敌意肯定越来越深了……”一次内阁会议时，罗斯福被告知，加纳的盟友们在参议院又让他吃了个败仗，罗斯福盯着长桌那头的加纳，说：“好，好，就这样吧。现在我们开始第二章。”会议之后，他对伊克斯说：“你有没有发现我在吹口哨？”（他算是在吹口哨，牙齿之间“嘶嘶”的，伊克斯说。）“接着他说：‘我特别生气的时候就会吹口哨。’”

到一九三九年，目睹“总统在国会发言时，加纳在上面主席台那张干瘪而通红的老脸”，伊克斯本人都觉得他“很恶心”。就连英国国王和王后也难逃他粗鲁的对待！招待两位陛下的白宫晚宴上，“他像只猫儿一样上蹿下跳，没有教养，没有体面。我怀疑他在得州尤瓦尔迪的教堂晚餐上就是这样，而在这种重大场合也没有任何自制力……他伸出双手去摸国王……加纳觉得国王就是一只驼鹿。”

一位记者写道，年纪比较轻的新政支持者，包括那些“围绕在罗斯福周围，雄心勃勃的年轻知识分子和他们新闻界的朋友，一听别人提起约翰•加纳的名字，就会黑脸”。《纽约时报》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发表了关于加纳的封面故事，题为《暗战》，文章说：“在新政积极分子的眼里，约翰•加纳已经成为破坏分子的象征。他们觉得这个来自偏远地区的政治家，观念陈旧，却因为在任多年而广受尊崇，恰巧就让他成了反动领袖，与六年来开明进步的改革作对。”这些年轻新政支持者的“记者朋友”写了文章，反映出他们对这位得州老政客有多么敌视。汉密尔顿•巴索在《新共和国》中写道：“他的心和大部分思想，都停留在一八七五年的美国……单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也不受欢迎……加纳先生把他个人的狭隘和自私变成一条政治原则。形而上学的人可能觉得这本身不是什么罪恶，但从做人的角度来讲，这当然是很糟糕的……他没有想象力，没有坚定的信仰，还用政治犬儒主义替代了社会共识。”早就已经不掩饰内心想法的雷蒙德•莫里在自己《新闻周报》的专栏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很多写加纳先生的“特稿”都说他是个荣耀加身的小丑，时间全花来想俏皮话，琢磨下次拍照该戴怎样奇怪的帽子，还有思考到底吃什么喝什么才能在新闻影片里看着比较养眼。写这些文章的人，很多都还是在华盛顿谋生的，他们的问题在于，从没想过加纳先生本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见过太多伪君子了……所以想当然地认为什么事情都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

加纳先生的确是个独特别致的人。我却只想叫他加纳先生……没多少人能当面叫他杰克的。这个人是有尊严有体面的……他这么独特别致，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简单，自然，和华盛顿那些虚伪浮夸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他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新政支持者们嘲笑的对象也不甘示弱，发起反击。加纳厌恶这些人“略有些卖弄的理智主义”，这种优越感就连那些记者朋友也不得不承认。他还觉得他们虚伪，整天满口原则道义，其实，就像他对一个朋友所说的：“他们最感兴趣的，只是保住手中的权力。”在加纳看来，正是这些人，寡廉鲜耻，肆无忌惮，一直在劝说总统放弃他的党派，加纳所珍视的党派。

现在，宿仇直达巅峰，因为一九四〇年的总统选举正慢慢临近。

历史学家可能觉得奇怪，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什么时候决定打破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惯例，决定再次参选的呢？但约翰•加纳的心腹们却一直都坚信他会做出这个决定。“有什么好问的，他肯定要竞选啊。”早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其中一个就说了。加纳的看法也一样，尽管罗斯福保证过他不会再参选。“他手里的权力太大了，还一直想要更多。”他对蒂蒙斯说过，而这种渴求只会让他做出一个决定。后来，他对蒂蒙斯说：“要么去世，要么败选，否则他绝不会离开白宫。”

蒂蒙斯写道，加纳“认为任何总统，都不应该连任三届，他痛恨这种行为”，不管那个总统是好是坏。他痛恨的原因非常简单：在华盛顿四十年了，他清楚地见证了权力能把人变成什么样子。“谁都不应该过久地手握大权。”他说。在后来的一个场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不希望出现任何国王或皇帝。每个人的野心都需要得到抑制，就算他们是人中翘楚，但他们也是人。”现在，他在对话中提到罗斯福时，经常直率地说起“独裁者”这个词。不管他想不想让民主党提名自己做候选人，反正是下了决心，不能让党派提名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的顾问们坚称，他参加提名的竞争，只是做一个反对连任三届的姿态；而新政支持者们却说，这个七十岁的赌徒，蛰伏了很久，终于手里握了一把同花大顺，根本隐藏不住他的贪婪，要把筹码全都赢回来了。

而罗斯福不管会不会再次参选，都决心不能让继任者拆毁他亲手建立的这一切；他决心要阻止民主党提名任何不支持新政的保守派，特别要确定的是，不能提名约翰•加纳。

一九三九年是“加纳年”。冲突已经公开化。《纽约时报》说，长期以来，国会一群保守派的巨头，被“友谊和对这个老人的信任这些无形的纽带”拴在一起，形成了“加纳帮”。“权倾一时的议长，外号‘乔大叔’的坎农，在遇到加纳时也是终于棋逢对手。这个矮胖、固执、脸色白里透红如‘福神’，鼻如鹰钩，眉毛如丘比特之翼，舌如牧童的加纳是自坎农以后在参众两院内外都最具影响力的人。”而他也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一九三九年最初的几个月，国会否决了罗斯福的好几项提案。接着总统提出了一项新的公共工程项目，都是自我偿付的工程，需要建立一个依靠这些工程的“收入来支撑的循环基金”，可以在“需要额外刺激就业时用来资助新项目”。加纳认为这个提案一旦通过，行政那边就不用获得国会对这些项目的批准了。“这项法案的某些具体条款实在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他说，“相当于让总统自由地花费数十亿美元，在他愿意的时候，花在想花的东西上。这再次远离了宪政，向人政迈进。”国会投了绝对多数的否决票，这项法案甚至都没进行辩论。

之前，总统一直是依赖加纳去扼杀或调停可能坏事的国会调查。现在，一位年轻的得州议员，小马丁•戴斯（三十年前，加纳曾经在众议院与老马丁•戴斯共过事）为他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争取到一笔可观的拨款，如威廉•洛伊希滕贝格所说，这笔拨款“满足了那些认为新政是一场‘红色阴谋’的人”。尽管行政那边愤而反对，国会还是通过了《赫奇法案》，罗斯福也不得不在上面签字。后来该法案并没什么效果（加纳觉得是因为行政那边并未认真执行），但通过时，大家都认为是对联邦工作人员政治活动的遏制。这项法案通过的原因在华盛顿众所周知：一九三六年的民主党大会上，很多代表都被任命了邮政局长、主事官员、国税局官员和其他联邦职位，这些人显然都是在任总统的坚定支持者。加纳和那些保守的盟友想确保现任总统在一九四〇年的党派大会上，不再有这个优势。

用伯恩斯的话说，“世界风起云涌，大战在即”，而乌云密布的国会拒绝修改《中立法》
(3) ，不愿意给总统更多施展的空间，去代表严阵以待的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罗斯福把参议院的领袖召到白宫，恳求他们。接着加纳问他们有没有足够投票来修改法案，然后总结说：“嗯，长官，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你的票不够。这件事就是这样了。”

如果说一九三九年加纳在国会山上风光无两，他在民意调查中也是大受欢迎。三月，盖洛普民调问：“要是罗斯福不参选，你希望谁当选？”百分之八的人选了吉姆•法利，百分之十选了柯德尔•赫尔，而多达百分之四十五的人选了约翰•加纳。如果罗斯福的名字也包括在民调中，他的结果也不一定乐观。民主党人中有百分之五十三都反对他连任三届。《新共和国》颇带懊恼地报道说，政治预言家们普遍认为领先优势这么大的候选人是没人能超越的；民调人埃米尔•赫尔加说：“加纳先生在候选人中遥遥领先，势不可当。”当然，要说谁能挡他，那人选只有一个；正如罗斯福如果参选，也只有加纳能挡他。《国会文摘》如是说：“这就是象征新政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阵厌恶新政大部分条款的约翰•南斯•加纳。”罗斯福在海德公园与吉姆•法利讨论有希望的候选人，说：“头一个就是加纳，他简直是，让人不能忍。”虽然后来又陆续涌现出其他名字，但一九三九年，这基本就是场两个人的角逐，他们不仅彼此有私人恩怨，而且也对彼此的立场追求深恶痛绝。

罗斯福决定在加纳的家乡州攻击他。这是很大胆的一招，但也很有可能成功。得州权大势大的反新政利益集团的确坚决反对总统，但得州人民，至少在过去，是压倒性地站在罗斯福这边的。一九三六年，他们为他创造了七比一的优势，战胜了兰登。就算他不能在得州一九四〇年的共和党初选中打败加纳，那么至少在民调中取得一个相对优势的票数，这样是不是足以给加纳难堪呢？如果加纳被迫要守住自己的要塞，那么就没工夫发起进攻了。

然而，要在得州对抗加纳，罗斯福得在得州有人，在那里做他的战略指挥，最好是在整个得州都有名望，能够利用对新政的热情团结人心。然而，可能的人选名单很短。参议员本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是其中一个，汤姆•康纳利，因为反对法院填塞计划，已经让总统恨之入骨；而另一个，温良谦恭的莫里斯•谢泼德，忠诚的新政支持者，却把个人忠诚置于政治之上，而他的个人忠诚，属于那个三十六年前基本和他同时进入国会的家乡人。得州的国会议员中，莫里•马弗里克在一年前还是个不错的人选，因为他愿意为自由事业而勇敢发声，不仅促进了他与罗斯福关系的密切，还为他在整个得州赢得了声誉。另一个国会议员，格雷厄姆的W.D.麦克法雷恩，曾经在得州议会做过山姆•约翰逊为平民而战的盟友，他自告奋勇，很想被罗斯福委此重任。一九三八年罗斯福环游全国的“清洗之旅”，来到得州，就是加纳拒绝见他的那次，还赞扬过马弗里克和麦克法雷恩。但赞扬归赞扬，一九三九年，马弗里克和麦克法雷恩都不在国会了，席位被保守派的对手夺去了。
(4) 一九三六年，加纳让他圣安东尼奥的朋友支持马弗里克；而一九三八年，副总统私下传话，说他希望马弗里克“一败涂地”，而他的确一败涂地了，胜利者是保罗•吉尔德。保罗宣称，他的目标是“把那些明目张胆的赞赏共产主义者并与其结盟的人清除出国会”。

还有一个似乎理所当然的选择：山姆•雷伯恩。关于山姆•雷伯恩有句评价：“一旦他成了你的朋友，就永远是你的朋友。他会一直站在你这边。情况越艰难，你就越能确定山姆•雷伯恩会站在你这边。”在罗斯福和加纳的角逐中，雷伯恩偏向的不是加纳，而是那个照片就放在他博纳姆家中书桌上的人。加纳是他的朋友，但罗斯福是他心中的英雄。而且，新政的观念也是他的观念；加纳的立场他是不支持的，“两个得州人相比起来，差异远远超过相似之处，”对两者都很了解的雷蒙德•莫里写道。他们的差异不仅限于银行存款的数额，还有雷伯恩不愿意免费坐火车，而加纳往返于华盛顿和得州，坐的都是密苏里―堪萨斯―太平洋线总裁的豪华私人列车。莫里解释说，加纳“是个大商人”，他对“商界巨鳄没什么偏见”，而对“贫弱阶层同情有限，雷伯恩则比较愿意为弱小平民受难”。莫里说，加纳反对新政，在他和雷伯恩之间“制造了裂痕”。另外，雷伯恩毫不怀疑罗斯福最终会决定参选，也毫不怀疑如果罗斯福参选，他会势如破竹地打败任何候选人。加纳竞选共和党提名人，雷伯恩不但不支持，还觉得注定会失败。然而，罗斯福是他心中的英雄，但加纳也的确是他的朋友，友谊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而且，加纳还是他的恩人。雷伯恩初入国会时的艰难时日，是加纳帮了他一把，让他开始在众议院向上攀升。一九三七年，雷伯恩要争多数党领袖（下一步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议长）这个位子，眼看就要失败，加纳从得州赶回华盛顿，出面帮雷伯恩扭转了颓势。（一位记者曾经问雷伯恩，副总统如此干预国会事务是否合适，他的回答很有启发性。“首先，”他说，“杰克•加纳是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加纳请他为自己组织一九四〇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他应承了下来。而他一旦同意了为加纳做事，再难也要做下去。某些“白宫人士”本想暗中活动，让雷伯恩疏远自己的同乡人，却最终发现，就算他支持新政，也不是总统此次的好人选。而另一个人选，议长班克赫德，心脏病在急剧恶化。罗斯福曾经为阿尔本•巴克利赢得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位子，显示了自己在国会山继任大战中的能量，这样一来，雷伯恩帮助他的对手，可能会让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遭遇重大的威胁。但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的事情，罗斯福就能知道，雷伯恩会如何回应来自总统的威胁。之前，雷伯恩关于总统竞选的言辞一直比较闪烁，但白宫的消息逐渐泄露出来之后，雷伯恩发表了一份比较明确的声明：“我支持杰出的得州人和自由派民主党，约翰逊•N.加纳参加一九四〇年总统候选提名的角逐，我相信，如果他当选，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好总统。”面对雷伯恩的挑战，罗斯福的反应在一个月后表现出来。每年八月，雷伯恩的选区都会为他举办一场庆祝会。“前几年，”史蒂夫•厄尔利在写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您都在庆祝会时为山姆•雷伯恩送去了贺函……一般来说这件事我就代劳了，不会麻烦您。但今年，因为雷伯恩最近发表了那番声明，我想最好还是让您来做决定。”罗斯福决定不发贺函。之后的几个月，也就是加纳还在角逐总统的几个月，罗斯福甚至连签名照都不愿意给雷伯恩。比如，雷伯恩的秘书艾拉•克拉里，送了一张雷伯恩朋友拍的照片到白宫，想让总统例行公事地签个名，结果罗斯福的私人秘书莱汉德小姐把照片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总统没在上面签名。

林登•约翰逊也申请做总统在得州的旗手，一开始并未得到那边的重视。一个初级议员，很难胜任总统在这么一个重要大州的理想竞选代言人。而且这时候的约翰逊在白宫也不怎么招待见。一九三八年七月总统的“清洗之旅”来到他的家乡时，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无情的事实。他最初并不在受邀登上总统专列的名单上，结果和他交好的麦金太尔在最后关头帮他争取到了这个机会。上车以后，罗斯福公开称赞的国会议员名单上倒是有了他，但还是没能和有些议员一样，单独和罗斯福聊上几分钟。仅仅一年前，总统专列穿行得州时，他和罗斯福亲密交谈，谈笑风生，对比如今，怎能不令人苦涩呢
(5) 。一九三九年春天，罗斯福开始针对加纳的提名做出部署的时候，约翰逊写给总统的信连个亲笔回复都得不到。

然而春去夏至，约翰逊发现自己还是能起点作用的。得州的议员们在很多重要委员会都是主席，相比其他州的议员优势比较明显，所以他们是加纳参选总统的权力基础。这些议员中机警精明的政坛老手，几十年来在国会山上积累了遍及全国的人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加纳的竞选团干将了（当然，还有“编外议员”罗伊•米勒成熟的政治智慧和雄厚的资金加持）。得州议员们每周例行的午餐会，以及其他的聚会场合，副总统的策略都会拿出来讨论策划。白宫需要打探这些聚会上的消息，要在得州代表团安插个内线。

林登•约翰逊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任务。不需要什么正式的收编，他就那么开始给白宫的工作人员透露消息，先是告诉科科伦，偶尔跟罗讲讲，还是一贯的殷勤。“他是有意这么做的，我看得出来。”罗说。约翰逊在进行很危险的游戏，罗说：“迟早他们会发现的，但他有远见，知道加纳走不远，所以他站在我们这边，不与加纳为伍。”本来探听得州议员们讨论的内容“一直很难”，罗说，但突然就容易很多了。“要是我们想知道什么，就‘打给林登•约翰逊’。”

七月，他又有了新任务。所有得州议员中，他拥有独一份的资产：查尔斯•马什的友谊。得州的报纸大多都在跟罗斯福大唱反调，但马什在得州的六家报纸，包括州府奥斯汀那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是支持现任总统的。作为六份支持罗斯福的得州日报的出版人，见见罗斯福是不费吹灰之力的，马什跟总统约见面的时候，就问能不能带约翰逊一起。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四日，“老爹”沃森
(6) 给一名助手传了个书面信：“帮查尔斯•马什先生安排周三和总统见个面。马什先生在得州拥有一家支持总统的大报。”那封信上，要么是沃森，要么是那位助手，用手写添了一行：“以及林登•约翰逊议员。”这次会面中，约翰逊对总统第三届连任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还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敏锐度，这些都得到罗斯福的赏识。还有些东西也在运作当中。马什和罗斯福在总统担任纽约州长期间就认识了，但两人关系处得不是很好，至少部分原因是马什为人专横傲慢，对州长都不会稍微恭顺一些。白宫的会面中，两人之间的紧张气氛仍然很明显。但马什对新政非常支持，所以也想支持罗斯福，罗斯福也想要他的支持。刚好现场又有这么一个人，能让两人的关系得到缓和。这样一来，林登•约翰逊就成了一个纽带，联系起白宫和得州最有影响力的罗斯福支持组织。

接着，两周后，约翰逊得到一个机会，可以更加鲜明、更加夸张地向总统表忠心。

有人提出对关于工薪和工时的立法做出修正，实际上是对该立法的削弱。这免不了又引来针锋相对的听证会。在这样一场听证会上，约翰•L.刘易斯朝众议院劳动委员会爆发了：“这一反劳工的行动，起源……不难发现。发起人就是那个哄骗工人、爱玩牌、酗威士忌的邪恶老头，名叫加纳。”这番话把委员会成员惊得倒抽一口凉气。这位貌若雄狮的产业工业联合会领袖猛拍桌子，弄得烟灰缸都跳起来了，他继续道：“某些先生可能会吓得站起来说：‘哎呀，刘易斯先生对加纳先生进行了人身攻击呢。’是的，我是在对加纳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就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因为加纳的刀正伸向工人们那颗跳动又颤抖的心脏。”

记者们在国会大厦的走廊里飞奔，四处询问有关人士关于这番话的评论。而山姆•雷伯恩把得州议员们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要发布正式的声明，指出刘易斯对副总统的攻击是不实之词。但罗斯福和顾问们不希望有人出来否认刘易斯的话。正如肯尼斯•G.克劳福德在《国家》杂志的文章中所写的：“如果他们了解这些经常去教堂的虔诚民众，肯定就会做出火上浇油的反应。”罗斯福本人很快就会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加纳的酗酒问题：“我看到副总统把他的酒瓶，哦不，帽子扔在演讲台上了。”总统团队在得州代表团的秘密盟友林登•约翰逊很快接到那边的电话轰炸。科科伦后来说：“人人都给他打了电话。我给他打了电话，伊克斯给他打了电话……老大想造成什么效果，已经表达得清楚无疑了。”

等约翰逊来到雷伯恩的办公室，那边已经准备了一份解决方案，声明中有很多解释，其中包括加纳既不酗酒，也不与劳工敌对。约翰逊拒绝签字。这引起了《华盛顿邮报》后来所称的“激烈讨论”。最后雷伯恩说，让约翰逊和他单独谈谈，但约翰逊显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最终，由科西卡纳代表路特尔•A.约翰逊向欢呼的众议院宣读的澄清声明（据说声明得到了整个得州代表团的背书）中，没有明确否认关于劳工和威士忌的攻击。声明中说：“我们这些最了解他（加纳）的人，面对这对他私生活与公众形象毫无根据的不实攻击，必须要表达深深的反感和愤慨。得州代表团完全信任他的诚实、守信与能力。”

约翰逊把自己在这段插曲中扮演的角色说得天花乱坠。他亲口把当时的情景告诉了罗斯福。而罗斯福在跟哈罗德•伊克斯转述时，“咯咯直笑”。伊克斯后来在他的《秘密日记》一书中记录了罗斯福的转述。

他们提前起草了大言不惭的回应，代表团的每个人都要求在后面签名。这个回应里说，加纳不是个威士忌酒鬼，也不反劳工。唯一反对的声音来自奥斯汀的林登•B.约翰逊议员。约翰逊说，这样的言辞他没法承认，而且真的发布出去，代表团会显得很愚蠢，因为人人都知道加纳是个酒鬼，而且对劳工也是敌意满满。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约翰逊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接着山姆•雷伯恩说带林登去他办公室私下谈谈。当然大家都觉得雷伯恩会狠狠斥责他一通。然而，约翰逊仍然坚持立场，雷伯恩垂头丧气地把他带回会议室，说拿他没有任何办法。大家达成一致，如果不是每个成员都签字，那发布这个回应也没有意义。于是责任就落在约翰逊身上，代表团叫他起草一份他愿意签字的回应。

约翰逊向各个新政支持者描述这段插曲的时候，他讲故事的杰出能力得到了最好的展现。“林登•B.约翰逊议员来见我，”伊克斯在日记中写道，“他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得州代表团会议的故事，非常生动……约翰逊承受了很可怕的压力。山姆•雷伯恩大发雷霆。他一度对约翰逊说：‘林登，我现在盯着你的眼睛。’约翰逊回应：‘我也回盯着您的眼睛。’约翰逊说他始终没让步，雷伯恩气消了之后又向他道歉。但是，约翰逊仍然拒绝让步。”

约翰逊关于自己在这中间所起作用的描述，可能有点夸张。至少在有一点上，罗斯福的印象肯定是错了：起草最终回应的责任没有“落在约翰逊身上”，最终稿是路特尔•约翰逊和另外两个代表团的高级议员，汉密尔顿•H.韦斯特和查尔斯•L.苏斯撰写的。而且无论怎么说，约翰逊最终和其他成员一起签字的这个回应，也绝不是有气无力的。他和雷伯恩的针锋相对，显然没有他说的那么精彩，知道内情的得州议员后来被问起，都说没起什么冲突。记者们听说种种传闻，好奇地去打听得州代表团内部是不是出现了分裂，结果被问到的成员都表示惊讶。他们的态度可以用休斯敦议员阿尔伯特•托马斯对一个记者的回答来概括：“得州代表团的每个人，当然都是支持加纳副总统（当总统）的。”两天后，《沃思堡星通讯》的记者采访各位得州议员，想让他们明确表态，到底支持谁当总统，约翰逊和好几位议员一样，没有正面回答，但言辞之间也绝对没有清楚明白地和副总统划清界限。“以八年友谊为基础，我对加纳副总统的尊重与评价，都在得州代表团发布的声明中很清楚地表达了，在那份声明中我们肯定了他的诚实、守信和能力。”他说，“由于副总统还没有宣布想要参选总统，我认为一个新议员应该等他发表声明之后再发表观点，而不是赶在他之前。”不过，不管雷伯恩是恳求还是暴怒，约翰逊都顶住了压力。如果说他采取这个立场，背后是有算计的（“他知道加纳走不远”），而且考虑到副总统当时一呼百应那种受欢迎程度，这一步实在高明，但也不可否认是勇气可嘉。再想想雷伯恩的权力和个性，约翰逊可以说是鼓起巨大的勇气了。而约翰逊描述与雷伯恩针锋相对的场景，又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他把这个故事在那些行政助理骨干中讲了一圈，俨然成了新政支持者们心中的英雄。

最重要的是，他让这些人的领袖印象深刻，而且赢得了他的喜爱。接下来的一个月，这种印象得到了两次印证。

第一次，罗斯福亲自插手了约翰逊选区的一场争端，保护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不被加纳的怒气所伤。

“谁要对我不仁，”多年后，加纳说，“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直到我对他不义。”现在，“仙人掌杰克”想要对林登•约翰逊不义了。奥斯汀的邮政局长仍然是布坎南指派的尤厄尔•诺尔，他是奥斯汀老牌政治家族的一员，也是加纳的老朋友。早在“刘易斯-加纳争端”之前，一九三九年春天，有人开始怀疑约翰逊对加纳参选总统的态度，加纳和盟友们就开始让诺尔在选区唱衰约翰逊，激起反对声浪，足以让他在一九四〇年再次参选时遭受威胁，因为奥斯汀的邮政局长手里管着两百多个工作。约翰逊刚刚在“刘易斯发言回应”中做出了抵抗，就接到选区的报告，说诺尔加紧了行动。

春天的时候，约翰逊亲自请邮政总长法利解雇诺尔，提拔他自己推荐的雷•李，是他亲自招募来的青管局公关人员，过去是个记者。法利最早对这个议员秘书还是不错的，然而，他和加纳是长期盟友，而现在很多人怀疑约翰逊对加纳不忠，所以法利对他的善意也消失殆尽。法利告诉约翰逊，他的“政敌”们请他不要解雇诺尔，他也不想解雇诺尔，找了一堆特别蹩脚的理由去说明这么解雇是不合法的。于是，约翰逊就想了些办法，让詹姆斯•罗把这事通知了罗斯福，而总统又在一次内阁会议之后跟法利提了此事。但他只是随口一说，法利说“这事儿您不用管了”，还说解雇这个邮政局长是违法的，总统显然就没有再施压，只做到了这一步。

但那是在刘易斯事件之前。事件之后的大约一星期，约翰逊旧事重提，这次罗斯福承诺说，要确保国会一休会，诺尔就下台。然而，国会休会以后，总统那边还没有行动，而且还准备离开华盛顿去度假。约翰逊越发对此事焦虑不安。八月十日，面对不愿意“烦扰”总统的罗，约翰逊好说歹说，让他给勒翰德小姐写了一封备忘录：“总统急着去度假，此时打扰不知是否合适，但林登•约翰逊过去几天来一直坚持，我就请您来判断是否该面呈总统。他说，总统一定要有所行动，否则他不会也不能回得州……”备忘录面呈到总统面前，原来他没有行动，只是因为太忙疏忽了。记起承诺的罗斯福赶快履行，正如约翰逊期待的一样态度坚决。罗收到回信（是总统亲自回的）：“告诉邮政局，我想要立刻为林登•约翰逊议员解决此事。这是合法的，有什么必要的文件可以送来给我。告诉林登•约翰逊，我正在办。”这个月还没结束，诺尔就结束了，李取而代之，约翰逊再次参选的威胁就此消除。事实上，一九四〇年的选举中，他仍然没有对手。

刘易斯事件之后的第二个月，罗斯福不但保护了约翰逊，还想提拔他。

通过查尔斯•马什，约翰逊终于得到面见总统的机会。会面时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在他的选区实行农村电气化项目。这是总统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而且约翰逊如数家珍地谈起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带给丘陵地带农民的好处，也让他印象深刻。而且约翰逊还说，这个项目的执行，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空前的合作（得州光电的高层后来对此说法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政府权力在无情地干涉他们，让他们交出自己的财产），这说法也让罗斯福欣赏。罗斯福会晤马什和约翰逊那天，本杰明•V.科恩致信总统说：“您将会看到……林登•约翰逊……在解决得州电气化事件上的努力值得钦佩……我们正慢慢实现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去证明这并非威尔基说的那样不可能实现。”农电局局长的位子要空出来了，罗斯福把约翰逊的名字列在了候选人名单上。（总统询问亨利•华莱士的意见，这位常在“芳草地”度周末，且十分倚重马什意见的人，回答说：“我觉得很好，很赞同推荐他来坐这个位子……林登一直密切地跟进农村电气化项目，而且对此充满热情，他是新政的全面支持者，有很好的判断力和很强的整体竞争力，我觉得他是很棒的人选。”）得州议员们开会拟定回应，约翰逊按照罗斯福的愿望行事之后（约翰逊可能就是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面中，描述了自己在会议中的坚持，俘获了总统的心），罗斯福立刻正式提出想任命他为农电局局长。

这个提议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由此可以看出，约翰逊一得到跟罗斯福见面的机会，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强大到足以为自己争取来全国机构的管理权，还是农电局这种发展迅速，在政治上十分重要的机构。很少有林登这样，还没过三十一岁生日，就得到这么个机会的。而且，农电局的职位很有挑战性，罗斯福一定十分清楚这一点。两周前他才跟伊克斯说：“很难找到合适的局长人选，因为这个人既要有白手起家的组织能力，还得有经济头脑。”

然而，约翰逊接受这个任命的可能性很小。农电局本来是个独立的机构，但正要纳入农业部的管辖范围，所以以后局长就不是直接向总统报告，而是对一位内阁官员负责。约翰逊明白，在一个民主国家，真正的权力在哪里。“你得为自己服务。”多年前，他就告诉过拉塞尔•布朗，为自己服务，不为他人服务。他是通过选举上位的，送他上来的是选民，不是某个人，这样不会有人哪天因为一个冲动，就把他的位置夺走了。老狐狸维尔茨在奥斯汀听说了罗斯福的建议，拍电报给他说：“我认为你若接受此任命就是个错误，你会后悔多年。”之后他又写了封信，警告约翰逊：“要是去当了局长，就是走了弯路，甚至可能被冷落。”约翰逊立刻向维尔茨保证，他不用担心。他披荆斩棘，终于走上了能通向他最终抱负的道路，没人能够说服他再走别的路，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不可以。“亲爱的总统先生，”他回复，“感谢您提名我当农电局局长要职……然而，我现在的工作，相当于和得州第十区的人民签订的契约，只要我还有用，就希望能努力履行这份契约，并每两年续约一次。”总统回了一封信，语气惊人地诚恳，征得罗斯福允许之后，约翰逊把这封回信公布给了媒体，总统写道：

亲爱的林登：

很遗憾你没有担任农电局局长的意向。但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很少有哪个候选人能像你这样，从所有人那里都接到如此一致的推荐和赞赏。

但我非常理解你希望继续代表选区的理由。因此，我祝贺得克萨斯第十区。

接着林登又找到个办法，能在自己的路上走得更远。这办法就是钱，赫尔曼•布朗的钱。当然，整个一九三九年，约翰逊都在帮赫尔曼扩大利益。一方面努力促成马歇尔浅滩大坝的扩建，一方面为改订单、增加利润而四处奔走。布朗兄弟对他十分感激。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乔治写道（当然他做什么都要先跟哥哥报备）：“林登，我希望你知道，我有多么感激你为我做的事情，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努力表达我的感激。话不多说，要多从行动上证明，无论何时何地都请告诉我，只要我能对你的帮助有任何回报。”后来他不断地发现，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可以回报他。不久以后，乔治就会针对约翰逊关于参议院那个“九十六岁老人”的言论给他写信：“我在这里经常想着你，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对未来要追求的事业下定决心，但接下来的几年里，总有一天，那些老的总有一个会去世，而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走这条路，那么会有很棒的机会等着你。”不管约翰逊有没有决定走这条路，休斯敦卡尔霍恩路上布朗&路特总部寄出的信中都在向他保证，公司会全力支持他。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约翰•加纳宣布参选总统。他是在尤瓦尔迪发布的声明，简单明了，而面对那些不远千里赶来提问题的记者，他一句话都没说，就和尤瓦尔迪一个车库机械师老朋友离开去打猎了，为期一周。他的支持者态度比较热情。之前说副总统参选只是因为总统不参选，这层面具已经撤掉了。E.B.杰曼尼，加纳任命的得州竞选主席，直接对罗斯福发起攻击。而罗伊•米勒那个已经成了重要游说者的儿子戴尔，则在《得克萨斯周报》上发表文章称：“不管谁参选，加纳先生都是候选人，而且会奋战到底。”文中还说，加纳的支持者决不相信，有哪个总统会寻求第三届连任，“如此轻视民主原则”，但如果罗斯福想要“挑战让大家珍惜的美国原则”，挑战“这融入我们政府体系，写在我们宪法中的原则”，加纳会阻止他。杰曼尼的演说“关闭了妥协让步的大门……加纳参选总统已经没有转圜余地。对于现任总统和支持他寻求三届连任的信徒们，如果他们让步，这边就会抛出和平的橄榄枝；如果不让，就等着接受坚定而无情的大棒吧。”马丁•戴斯和加纳的其他支持者，开始把多年来在克雷博格办公室等私人场合说的话公开了。反对工人组织，特别是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圣安东尼奥议员基尔第，斥责国际女式成衣工会和其会长戴维•杜宾斯基说：“社会主义者”已经渗透到了民主党内部，只有加纳获胜，才能把他们清除出去。而高层的大人物们也互不相让。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次内阁会议后，伊克斯描述罗斯福对国会的一次攻击，用了“愤恨”和“凶狠”这样的词，作为回应：“副总统满脸涨红，愤怒地反驳……接着还指责总统是在攻击我们的政体。”

当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加纳的支持率有增无减。要是罗斯福不参选，有百分之五十八登记在册的民主党人倾向于他。而如果罗斯福参选，如果总统和副总统在民主党初选中狭路相逢，在一九四〇年的最初几个月中，结果似乎还没那么明了。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国会强烈的反对声浪下，罗斯福连一个重要的新项目都不敢提出，再加上二战前期战事较少，国际局势处在暧昧不明的平静当中，总统所有的外交努力也遭到挫败。正如詹姆斯•麦克格雷戈尔•伯恩斯所写，一九四〇年三月，“已经是罗斯福第二个总统任期的低谷”。三月十日，两人都宣布要参加五月的加州党派初选，《华盛顿邮报》称：“普遍认为那个得州人很有获胜的希望。”

一年多来，罗斯福都在执行一个战略，用伯恩斯的话说，就是“开疆扩土，免得任何候选人前进太多”，比如对哈里•霍普金斯或保罗•麦克纳特的支持。这项战略毁灭了其他所有候选人的希望，却对加纳没有任何影响。现在民主党大会还未召开，加纳已经颇受很多民主党大人物的拥戴，如果大会开始，他参选的势头依然很强，那么会有几个议员的“死忠”州（比如议长班克赫德的亚拉巴马州）也加入支持他的阵线。《华盛顿邮报》报道，“（新政支持者们）承认说，加纳会得到得州四十六名代表和加州四十四名代表的全部投票，加上威斯康星、伊利诺伊和其他几个州零星的代表投票”，可能在五百五十一名代表中，能有“将近五百得票”。就算这个估计过高，只要有主要力量支持加纳，都能有很强的杀伤力。正如伯恩斯所写的：

罗斯福如果选择参选，那么他的基本问题，不是如何得到提名，他能在党派中取得决定性多数票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是如何让这个提名取得令人心悦诚服的效果，让大家看来是不可违背的重大使命召唤。这种党内的使命召唤，将会在大选时成为全国性的使命召唤。简而言之，只有六月时取得整个党派的拥戴，才能在十一月取得全国的拥戴。

这种使命召唤面临着巨大的阻碍，就是让这种召唤变得十分必要的原因：不连任超过两届的传统……所有的民调都显示，人们普遍反对任何人连任三届，也有大多数人明确反对罗斯福连任第三届……

罗斯福的任务（如果他最终决定参选的话），很显然就是要取得党派中一致的拥戴，来缓解反对连任三届的情绪……如果总统要再次参选，要全靠党内自发的选派。

要达到这种效果，主要的障碍就是约翰•加纳：如果他在芝加哥赢得可观的选票，“阻止罗斯福”运动将呈现星火燎原之势，要达到上面所说的效果就难了。必须要赶在初选之前毁掉加纳。罗斯福之前在加纳的家乡州攻击他，想让他被迫防守，如今更是加强了攻势。马什的《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再次发难：“如果罗伊•米勒……一手挑选了（得州）议员代表团，那么这样的团队就将成为一个工具，在党派大会上反对新政。”新政支持者们认为，他们至少要试一试，从得州代表团的内部去削减加纳的力量，派足够多的罗斯福支持者打进去，不要让他们成为大会上反罗斯福的主要凝聚力。即便把目标定得这么低，这么一次攻击的成功率仍然很低，但总还是要努力一把的。既然做出了决定，得州就要成为战场了。

但“打仗”需要钱。偌大的得州，广播是为罗斯福凝聚人气的最好办法。但按照一九四〇年的标准，要让整个得州都能收听到广播，成本实在太高。就连地方宣传都很昂贵。要在达拉斯的露天市场举行集会，光是取得必要的许可就要花掉三百美元，而这样一场集会还会产生很多额外开支，可能要一千多美元。这还不算在报纸上登广告吸引观众的花费。而且，全国党派大会的代表选举制度，更让这些花费层层叠加。参加全国大会的代表，将从得州代表大会选出。而参加这个大会的代表，又将从全部二百五十四个县的党派大会中选出。而去参加县大会的代表，又将从几千个警区的大会中选出。最低一级的大会将在五月四号，全得州统一举行。在参加者很可能寥寥无几，在某个学校或消防站举行的警区大会中（只要上次投了票的人都可以参加），钱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只是找出谁符合参会条件就很费钱。上一场大选中投票者的名单保存在县估税官办公室，但是这个名单必须要买。接着还要找出这些有资格的投票人，有哪些偏向你的候选人。通常，这个任务是由当地一名受欢迎的政客或者他的妻子打电话完成的。“你可以去找个县上官员的老婆，说：‘你反正也没什么事。要不要赚这七十五美元或者一百美元？打几个电话就行。’”哈罗德•H.杨回忆，他是一个率直、优秀、坚持理想自由主义的律师，负责罗斯福在达拉斯和沃思堡的竞选活动。接着，用杨的话说，“就要看谁把你的那些人（偏向你的候选人的选民）叫出来”去参加警区大会了。用的手段是直接寄信，这就要花油印和邮票钱。当然，大会当晚，还要雇司机开车去接人，这就涉及汽油和司机人工的花费。一个警区没多少人，但数千个警区总体算下来，这数量就十分庞大了。

当然，加纳在得州的竞选活动，那是要多少钱有多少钱。实业公司、铁路公司、“汉布尔和木兰”这样的大石油公司、大牧场主和木材商和棉花种植家族等长期以来基本通过资金压力掌控得州政治的巨头们，紧密地团结在加纳的背后，毕竟，这个人一直都在为他们代言。“加纳军团”惊讶而恼怒地发现，他们的“仙人掌杰克”竟然在自己家乡的热土上遭到了挑战，于是调动一切力量，做了《达拉斯晨报》所说的“得州近代政治史上最费尽心思的准备工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金紧缺的罗斯福竞选活动。（查尔斯•马什和总统之间有点私人摩擦，而且“芳草地”常客华莱士要竞选副总统，他的大部分政治投资要放在他身上。对于罗斯福，马什的支持基本就限于报纸文章了。）加纳在得州的竞选主席迈伦•布莱洛克说：“就连在得克萨斯，也有些微小的声音，在反对这位杰出的‘孤星州’之子。”而杨这个才华横溢的政治战略家，从这话中看到了突破口。他想做个回复：“对。支持罗斯福的，只有这些微小的声音，那就是人民。”但杨没钱，这句精彩的反驳无人听闻。布莱洛克是在全州都能收听到的电台发表的演说，而杨连一次地方广播都上不起。杨报告说，加纳在达拉斯每个警区都雇了个工作人员，而罗斯福军团在任何警区都没有雇员。莫里•马弗里克在圣安东尼奥领导另一个竞选队伍，但根本无力招架加纳在该城发动的强大金钱攻势。

但林登•约翰逊将找到一个重要资金来源。

成功没能让赫尔曼•布朗的野心减轻半点。他的车仍然在整个得州风驰电掣地来回，一刻不停地推进现有工程，寻找新的工程。所以林登•约翰逊有时候想找他报告个事情，都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有时他会同时往两三个镇子拍同一份电报，确保布朗能接到其中一份。而手上已经有了巨大的马歇尔浅滩大坝了，布朗依然狂热痴迷于大型工程。而且，这大坝都快要建成了。他费了这么大心血和努力建立了令自己无比骄傲的集团，维持运转需要巨大的开支，手上的十几个规模较小的工程产生不了这么多利润，赫尔曼•布朗渴望大工程，也需要大工程。

有巨大的工程正在前面召唤他。一九三八年，国会按照罗斯福总统的请求，批准斥资十亿美元，建立一个“横跨两大洋”的海军。一九三九年初期，形势已经很明朗，这十亿美元中很大一部分，都要花在大大扩张的海军航空兵基地和训练站的建设上面。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罗斯福将一项法案写进美国法律，授权了第一批基地六千六百八十万美元的资金。布朗早就在打海军的主意，因为林登•约翰逊就是海事委员会的一员。他决定竞标四月法案中授权的一个基地，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

然而，一九三九年四月，林登•约翰逊跟总统还形同陌路。他想帮布朗&路特，却有心无力，这其实也符合他的身份——不过是个无权无势的议员。海军航空基地法案订立两天后，他不得不向乔治•布朗坦白：“我和莫雷尔中将（海军中将本•莫雷尔，负责海军的海岸建设项目）谈过了，他说这次我们没什么可做的了。”五月十六日，他向乔治承诺：“我会尽全力为你打探到任何波多黎各工程的信息，一旦有任何进展，都会通知你。”但又补充了一句，“你也知道提前打探到消息有多难。”这显然是无法打入决策层内部的人说的话。布朗&路特在这个领域的工程建设上缺乏经验，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们找了个合作伙伴休斯敦W.S.贝罗斯建设公司，一起做波多黎各工程的计划，然后交上去一份标书。但上面没有任何偏袒他们的迹象。乔治•布朗致信约翰逊：“海军部要我多提供一些数据。”但又补充说：“显然……所有参与竞标的承包商都收到了这个要求。”之后约翰逊终于面见总统，帮亲信得到了一个邮政局长的任命，还让自己成为总统心中农电局局长的理想人选，但在联邦大合同的问题上，他仍然没有任何发言权。十一月份，另一个公司得到了这个合同之后，约翰逊请莫雷尔给个解释，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位中将对他的态度十分敷衍，让一个低级些的将官寄了份备忘录给他：“你来信询问布朗&路特公司（和W.S.贝罗斯公司）为何……未入选圣胡安海军航空基地工程……”两个公司都“在建筑行业有很广泛的经验”，但在修建海军航空基地这方面，他们却没有任何必要的经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曾有人提出，在得州科珀斯克里斯蒂的海湾建一个海军航空基地和训练站。一九三八年九月，海军也提出过同样的建议。代表该城市的国会议员理查德•克雷博格和得州南部在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罗伊•米勒，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积极地促成这项工程。但克雷博格的家族是加纳的主要资金赞助人，而罗伊•米勒是加纳的竞选经理。赫尔曼•布朗从一开始就对科珀斯克里斯蒂基地兴趣浓厚，但他也是加纳的赞助人。（这很符合他的特点，因为他对工人组织、收支平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看法，与副总统如出一辙。“从报纸上的报道来看，”一九三九年五月，他的弟弟乔治写信给罗伊•米勒，字里行间欢欣鼓舞，“副总统的形势可谓一片大好。”）其他可能拿下这个工程的得州大承包商也是站在加纳这边的，或者站在复兴金融公司老大、休斯敦的杰西•琼斯这边。他本来是公开宣称忠于新政，忠于罗斯福的，但现在这份忠心受到严重怀疑，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怀疑。数月以来，克雷博格一直都在做乐观的预测，但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他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是两年内还是十五年内，都不会在这里（科珀斯克里斯蒂）修建训练站。”海军的建设项目在其他地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得克萨斯却陷入停滞。一直到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莫雷尔还在跟众议院一个附属委员会说，科珀斯克里斯蒂的项目“并不紧急”。他这一句话，就让附属委员会拒绝了很多相关拨款，甚至连申请去做建设场地调查的五万美元都没批下来。

林登•约翰逊和乔治•布朗走得那么近，却没有向他坦白自己的想法，甚至都没给布朗&路特一点行动建议。一九三九年十月，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基地还在海军的“优先考虑”工程名单上，乔治写信给他：“整整一周，我都在坐等你的来信……我觉得你上周有些想法，但是没有说出口。”但乔治可能自己想明白了。他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

艾丽斯•格拉斯（下图是在“芳草地”）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林登•约翰逊，在富兰克林造访得州期间

阿贝•福塔和詹姆斯•H.罗，约翰逊那个年轻新政支持者团体中的两位

胜利者们：在加纳与罗斯福之战中掌握了得州权力的人们。左起：爱德华•克拉克、E.H.佩里、赫尔曼•布朗、林登•约翰逊和奥斯汀市长汤姆•米勒

副总统约翰（“仙人掌杰克”）•加纳，与得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莫里斯•谢泼德在一起

1940年11月，乔治•布朗、约翰逊、汤米（“木塞”）•科科伦在得州一座机场

约翰逊习惯性地跟雷伯恩打招呼：这是多年以后才拍的照片

第十区的议员和下属们在他约翰逊城的办公室：约翰•康纳利，沃尔特•詹金斯，多萝西•尼克斯，赫伯特•亨德森

约翰逊在奥斯汀的圣丽塔住宅工程现场，这是他辛苦争取来的

曼斯菲尔德（即一开始的马歇尔浅滩）大坝。约翰逊新官上任国会议员，第一项任务就是为该大坝的建成争取授权。

大坝揭幕仪式上，约翰逊单膝跪在河港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杰斐逊•曼斯菲尔德旁边，他左边是阿尔文•维尔茨。

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总部的标识（约翰逊代表丘陵地带达成的最伟大成就），这个合作社在1939年首次为该区的农民们带去了电力。

1939年，林登•约翰逊在约翰逊城的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楼前

1941年参议员竞选期间的“小瓢虫”•约翰逊

杰拉尔德曼，连续几周在全州上下奔波后，憔悴而疲惫

1941年，第一次竞选参议员

“老爹”奥丹尼尔和他的孩子们……以及有个仿国会大厦圆顶的广播车

参选人：呐喊、恳求、握手、读一份从华盛顿寄来的支持电报，和选民拍下精心策划的合影，以及他的“全面爱国表演”

从胜利到失败。约翰逊在选举日上午的最后一篇演说，就站在小时候家中的前廊上。选举日晚上读着祝贺电报。胜利时刻欢欣鼓舞。坏消息接踵而至。最后，“大势已去。”

林登•约翰逊，1941年

过去我一直很不客气地请你帮忙，也希望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想让我办的，同样不要客气。请记住，我是支持你的，无论对错。我对你的是非判断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只要是你的愿望，我都会百分之百地支持。

对于一个得州承包商来说，反对约翰•加纳是个巨大的赌注。但这绝不是赫尔曼•布朗下过的最大赌注。毕竟，他曾把二十年来殚精竭虑积累起来的所有财富都拿去抵押，开始修建一座尚未获得授权的大坝。而这个新的赌局，如果成功了，他就有机会修建比大坝还大的工程，还能从中赚更多钱。信号就这样发出了。布朗&路特公司位于休斯敦，赫尔曼•布朗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正日趋重大，而该市的议员阿尔伯特•托马斯，在华盛顿年资尚浅，可谓微不足道，对赫尔曼几乎是言听计从。八月，托马斯议员说过，“得州代表团的每个人当然都是支持加纳副总统的”。而现在，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托马斯却发表了截然不同的声明。他说，他最终还是无法支持加纳，他支持罗斯福。

得州发出的信号，得到华盛顿，也就是白宫的好些回应。来去之间的言辞里，提到了林登•约翰逊和布朗&路特。第一个回应出现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日，是公开的总统任命，而且是个重要岗位：内政部副部长。在这个庞大的部门，这个职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需要听从哈罗德•伊克斯的指挥。一个得州人新官上任。“这是多年来给得州人最高级的任命。”《休斯敦新闻报》如是说。而上任的这个得州人是阿尔文•J.维尔茨。他不仅是布朗&路特的法务代表，还是林登•约翰逊的密友。

白宫唯恐大家看不到后面这层关系，便派总统秘书厄尔利直截了当地挑明了：“维尔茨的名字是林登•约翰逊议员报上来的……”根据《新闻报》报道，他还进一步透露给记者们，“这件事没有征求两个得州参议员的意见”，也没有询问山姆•雷伯恩或杰西•琼斯。所以，对政治信号比较敏感的读者，自然能清楚，林登•约翰逊已经成为白宫的重要盟友，也许是白宫唯一一个得州的重要盟友。白宫内部人员迅速了解了，在约翰逊建议下被指派的这个人会在罗斯福的得州竞选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罗斯福“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加纳永远地送回得州尤瓦尔迪的老家，和那几千个人为伍，而他要领导千万人民”。总统助理戴维•K.尼尔斯说，“这个至关重要的担子落到了阿尔文•维尔茨肩上。”（不久，另一个约翰逊的支持者，奥斯汀律师埃弗雷特•L.鲁尼又被任命为美国检察长助理，加强了罗斯福在得州的竞选攻势。）

白宫还私下发出了一个回应信号。海军部接到暗中通知，在得州的海军建设合同事宜上，要询问并采纳林登•约翰逊的意见。

这个信号发出之后，几个得州人飞到华盛顿。赫尔曼•布朗自然在其中，还有爱德华•A.克拉克，他辞去了得州州务卿的公职，加入布朗&路特，并运用自己在政治上的敏锐嗅觉，为赫尔曼•布朗出谋划策。第三位成员是布朗的一个长期合伙人，带他前来，是因为他知道在得州如何分配政治资金能取得最大的利益，他就是老克劳德•维尔德。（赫尔曼在华盛顿的时候，可能接到一封罗斯福的信。信中内容不得而知，已经找不到任何资料了。唯一的蛛丝马迹出现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九日，林登•约翰逊写信给乔治•布朗通知说“赫尔曼昨晚到了”，还说“随信附上总统的信”。）

赫尔曼去了华盛顿之后，得州的政治状况很快有了两个显著的变化。首先，布朗&路特在海军部的合同之争中，再也不是无名小卒了。

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一月份还“并不紧急”，到二月却低调而突然地上了最优先的海军建设工程名单。有关部门还敲定，航空站的合同（敲定的合同类型是非常有利于承包商获取利润的‘成本加成’）不会拿出来竞标，而是在“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分配。而唯一进行了认真协商的公司，就是布朗&路特。两个多月前，该公司还由于在航空站建设上缺乏经验而失去一个类似的合同，现在这个缺憾提都不提了。这是个很大的合同，布朗&路特就算承包了全部的工程，也得和另一个承包商利益共享，而这个承包商长久以来一直在紧跟新政。“白宫说，我们必须让（亨利）凯泽入伙。”乔治•布朗回忆。不过，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或者四月的第一个星期），乔治来到华盛顿商谈与凯泽合作的细节时，“本•莫雷尔说：‘你不用跟他对半分。’”莫雷尔的意思可能只是说凯泽分到只是比一半少一点点，但这句话说得很模糊，让布朗&路特有了自主的空间，赫尔曼叫乔治好好利用这个空间。在肖勒姆酒店，乔治•布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得州承包商让凯泽这个著名的实业家（他声名远播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谈判中十分强硬，不愿让步）见识了得州人的强硬。“我说给他百分之二十五。他说：‘这是在侮辱我。’我说：‘亨利，我们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你的公司。’于是我们坐下来聊，然后我说：‘嗯，我得走了。’他说：‘好，那你准备怎么办？’我说：‘我已经跟你说了我要怎么办。’凯泽就只拿了百分之二十五。”（凯泽几乎没有参与到世纪工程当中，而为了对凯泽参与到利益分成中这件事保密，他那份是划拨到哥伦比亚检验公司名下的。贝罗斯公司也是参与者之一。“我们需要做过大楼工程的人，”布朗解释，“我们没做过多少。”）为了让别的承包商都别来打探这个项目，科珀斯克里斯蒂航空站工程的准备活动一直是秘密进行的。画蓝图和制定具体规格的海军不在得州，而是在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等到基地将要开建，消息才公之于众，而图纸和指标文件已经快完成了。而且，据有关方面透露，需要的几百公顷土地（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湾尖端的弗卢尔布拉夫）也早已规划好。五月十五日，众议院海事委员会开始了一项法案的听证会，该法案的目标是为十二个新的海军航空基地提供资金，于是科珀斯克里斯蒂基地的规划也随之公布。这个基地是最大的，比其他同期的基地要大上很多，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不同。最显著的要数项目进度，公布的规划很快得到最终的敲定。和罗斯福总统会面之后，委员会主席文森宣布，“因为工程的紧迫性”，科珀斯克里斯蒂将会成为法案涉及的十二个基地中，唯一获得立即拨款的。而其他基地的款项还要等到后面再通过一个补充拨款法案。林登•约翰逊对《科珀斯克里斯蒂通讯》透露，这个法案“周末之前就会获得众议院的多数票通过，并且开始执行”。这么紧急的安排也如期完成，短短两周之内，参议院也通过了这项法案。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三日的午后，罗斯福总统签订了该基地的合同，形式是成本加成固定酬金。《科珀斯克里斯蒂通讯》称，这是罗斯福亲自签订的第一个成本加成固定酬金合同。该合同中，基地的固定造价是两千三百三十八万一千美元，再额外给承包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工费。这是对外公布的数据，但那些参与到工程中的人都知道，很快会有新的变化。事实上，一九四〇年还没过完，对该工程的授权拨款就悄悄地上升到了将近三千万美元。一九四一年二月，拨款增加了两次，先是新增了一千三百万，接着又追加了两百万，把整体拨款提高到四千五百万美元。当然，拨款每增加一次，就意味着承包商的工费也有了一定比例的增加。到这个时候，很多承包商，其中不乏一些政治人脉广阔的，都很想参与进来分一杯羹。但是，汤米•科科伦（他是海军中负责这类合同的次长詹姆斯•V.福莱斯特的好友）说，“福莱斯特先生做了很多努力”，要让这些工作掌握在“林登的朋友”布朗&路特的手中。战争的阴云逐渐笼罩世界，终于电闪雷鸣，美国急切地需要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以及训练他们的场所和设备，于是该航空基地的资金再次追加，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的拨款迅速攀升到一亿美元。

赫尔曼•布朗去了华盛顿之后的第二个改变，是罗斯福在得州的总统竞选，再也不缺钱了。

一九四〇年三月四日　　3:30

林登：今日给莫里汇去三百美元。

布朗
(7)

在那场竞选中，三百美元是九牛一毛的数目。哈罗德•杨在一两个星期前还十分缺钱，没法在达拉斯开展活动，结果他很快向上面交出了这样的报告：

我在阿多尔福斯酒店租下了每月四十五美元的房间，雇了一个周薪二十美元的速记员以及周薪一百美元的发言人。明天开始，我会每天在《达拉斯新闻报》上登个小广告，请那些信赖罗斯福的人给我写信……我们正在迅速建立一个警区组织，足以在五月四日之前战胜所有对手。

要在警区建立一个组织是很花钱的，但现在竞选团队有钱了，这基本要归功于赫尔曼•布朗。

得州的竞选之战似乎局势扭转，但实际上这战斗打不打得起来还得另说。一九三九年也许是约翰•加纳之年，而更为重要的一九四〇年，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年。三月的确是“总统的一个低谷”，然而，尽管一直绝口不提自己的企图，老狐狸也准备出洞了。二月二十四日，他的鼻子先探了出来。伊利诺伊州的初选计划在四月九日进行，二月二十四日是罗斯福阻止自己名字进入初选名单的最后一天，但他没有这样做。富兰克林•罗斯福即将在初选中被挂出来投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美国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很可能要参战，情势越来越清楚，民主党大会将选择那个大萧条时期引领全美走出困境的人来做战时领袖。政客们开始渐渐脱离支持加纳的阵营。在一场华盛顿的晚宴上，伊克斯观察加纳，幸灾乐祸地说：“他好像一点也不轻松，整个人沉重得很，又阴郁又不悦，话很少。我想他一定也意识到，总统要把他狠狠打倒在地了。”四月二日，加纳的恐惧得到了证实，本来他在威斯康星州的初选上有希望获得大多数代表支持的，结果却一败涂地。

接着，四月九日，伊利诺伊州初选的当天清晨，德军闪击毫不设防的丹麦边境，德军的驱逐舰和军舰突然就在挪威海岸边一场暴风雪中出现了，用鱼雷袭击了挪威的炮艇，而军队大规模登陆，几个小时内就全线占领了丹麦，挪威的主要港口全都掌握在了纳粹手中。貌似平和的局势宣告终结。在伊利诺伊，罗斯福以八比一的优势战胜加纳。四月九日也是加纳的终结日，他自己很清楚。就算他不清楚，也有很多人踊跃地为他提供线索。正如专栏作家雷•塔克尔写道：

如今国会山上最灰心丧气的人就是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他的朋友铁石心肠地弃他而去……

杰克春风得意之时……他的办公室总是聚集着很多……参议员。他们每时每刻都络绎不绝，来请副总统给个建议，或者忙里偷闲跟他喝上一杯。

然而……现在，他的办公室再也不是政客的吸铁石了。这些日子，国会山上流行的，是为罗斯福连任三届叫好。

加纳拒绝鞠躬认输、退出比赛，加纳傲气十足地说，他的名字还是要出现在全党大会的名单上，就算是走个形式，这形式也得做足。得州的警区大会在五月四日进行，但全州民主党大会则是全国最晚的，举行时间是五月二十七日，到那时，别的州的初选结果已经完全把他排除在罗斯福的威胁之外。罗斯福似乎也注意到这一点，并且也认识且接受了一个现实，他在其他地方是把加纳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在他的家乡州，他还是有招架之功的，罗斯福打不倒。于是他决定，不要在得州对加纳发起全面进攻。马弗里克作为该州支持罗斯福最响亮的声音，突然就沉默了，他不再发表反对副总统的声明，据说是总统直接下的命令。到三月末，罗斯福告诉伊克斯：

他不希望支持罗斯福的得州人卷入到任何斗争当中。他认为得州人对自己州的骄傲非同寻常，要是一个外来候选人硬要插进来，会让他们反感，就算这个候选人是总统本人。他已经给得州传话说，不要再争了。最后他很现实地笑了，说：“当然，要是我们不能肯定胜利，挑起争斗不太划得来呀。”

不过，虽然总统这战好像打不起来了，约翰逊和维尔茨的战斗还没结束，而且他们显然建议了总统，要继续斗争下去。四月的第一个星期，这位身材瘦高、心情急迫的年轻议员和他那表情平静、烟不离手的顾问多次造访白宫。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已经无从得知，但能从某个情况中窥见一斑。得州的政客们都清楚加纳有多受欢迎，加上他对当地政党的控制，罗斯福是没有任何胜算的。然而，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华盛顿，主要由约翰逊和维尔茨向白宫反映得州的民情民意，给人的感觉是总统很有希望拿下得州初选，给政敌带去彻底的打击和羞辱。约翰逊和维尔茨也许还利用了总统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后来，约瑟夫•阿尔索普和罗伯特•金特纳写道，罗斯福早前跟约翰逊和“另一个得州新政支持者”说，“他不想”在得州跟加纳有任何交锋，但“接着他就看到了加纳在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竞选活动的相关文件和证据，其中对总统的攻击非常恶毒，而且很多都是严重的人身攻击。这些证据激怒了他……（杰西）琼斯再次恳求他不要把战火烧到加纳的家乡州。但在场的得州新政支持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总统也同意了。”不管罗斯福变卦的理由是什么，反正在四月十二日，维尔茨能在给奥斯汀市长汤姆•米勒的信中这样写道：“总统没有‘偃旗息鼓’，这话你可以深信不疑……这边的形势看上去很不错。我请艾德（克拉克）与你还有（哈罗德）杨沟通一下，商定好在得州有绝对权威可以作为竞选组织者的人，再告诉我；并计划一下这么一场选举活动需要多少钱。”克拉克很快得知，维尔茨所说的选举活动，是一场寸土不让的战斗，战场在警区大会上，在全州大会上，要准备充足的资金，积极活动，夺取加纳在自己家乡州的选票。

不管罗斯福想要继续在得州对抗加纳的理由是什么，约翰逊和维尔茨的动机却因为他们指挥的这场竞选活动的性质而变得更清楚了。表面上看，这是一场针对约翰•加纳的战斗，然而真正的目标不是加纳，而是山姆•雷伯恩。

雷伯恩很坚定，他不能让加纳屈辱到在自己的州还要苦苦挣扎才能保住选票。数月以来，他一直满怀忠心，为老朋友努力。一九四〇年三月八日，他写信给得克萨斯的一位盟友：“我真心希望，能够让得州不产生任何竞争。（得州）很多人正在发起倡导连任三届的运动，而我想尽力压制下去，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然而，随着加纳参选无望已成定局，他开始努力避免这位七十一岁的副总统承受任何尴尬与羞辱，让他尊严体面地退出公众视线。他的解决方法是，得州的党派大会第一次投票表决要支持加纳，同时为罗斯福的政策背书
(8) ，这样能表明一个态度，支持的是得州之子，但不意味着坚决反对总统（并且打消任何人发起“阻止罗斯福”运动的希望，因为这样的运动当然是雷伯恩强烈反对的）。他去了白宫，代表这个与自己共事了三十年的人争取荣誉与和平，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当时，罗斯福也决定不在得州步步紧逼了，所以同意了雷伯恩的提议，正如一家报纸所写：“他（总统）的第一个举动，目的就是要（和加纳）重建友好的政治关系，他通知得州的新政支持者，自己无意和副总统竞争孤星之州的那四十六名代表。”

约翰逊和维尔茨说服总统改变主意之后，开始指挥作战，争取代表，剑锋直指雷伯恩。战斗是由拍给雷伯恩的一封电报打响的。发电人是艾德•克拉克和汤姆•米勒这两个奥斯汀人，他们在约翰逊和维尔茨的授意下，在四月十二日星期四发电报给雷伯恩，要求他表明自己在“罗斯福总统和加纳副总统之间”的立场。电报中说，得州的加纳军团“想要终结罗斯福的政治生命，真是一场很不明智、很残忍无情的行动。我们看到您过去对民主党的忠诚，也相信您一定不会阻止罗斯福，以此来再次证明您的忠诚”。

山姆•雷伯恩对这封电报的回复，以及接下来的几件大事，再一次肯定地证明了雷伯恩的个性。他的朋友现在面对艰难的处境。正如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和罗伯特•S.艾伦所写的：

伟大的孤星之州得克萨斯，是杰克•加纳出生的地方，也一直坚定地支持着他攀上名利的巅峰。而今天，在内部人士眼里，这里将成为他最后一场政治斗争的战场……对于这位头发斑白的老战士，这实在是一场苦涩而充满讽刺的冲突：苦涩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要在自己叱咤风云多年的家乡严防死守，讽刺是因为在这场战斗中他毫无掌控权，只是个小卒子。

但在这场最后的战役中，山姆•雷伯恩从始至终都坚定地站在他背后。“对罗斯福的忠诚和与加纳等老领袖之间亲密的个人友谊在撕扯着他，”专栏作家们写道，他是“这场混战中最痛苦的人……山姆还害怕这场混战可能会影响自己当议长的雄心壮志……”但他对克拉克和米勒发来的那封电报，仍然做了毫不含糊的回复：“没有任何人怀疑我对罗斯福政府政策和成就的忠诚，我也会促成大会……通过一些声明，坚决支持那些政策和成就。”但是，他又补充，“约翰•加纳是位优秀的得州议员，已经在国会服务了三十年。他是得州唯一当选议长和副总统的人，是山姆•休斯敦以来该州最受尊敬的公民。得州同胞们应该赋予他荣誉，送到全国党派大会的代表团，一定要投票支持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林登•约翰逊的追随者们一直暗中活动，想迫使雷伯恩站在反对罗斯福的立场上。但要是大家普遍不知道他的立场（或者说很多人早就知道了他的立场），这又有什么用呢？要是这立场没能广泛公开，雷伯恩没有被公众看作罗斯福的敌人，没有参与到“阻止罗斯福”的运动中来，这样奔忙又有什么用呢？克拉克和米勒星期四发出的电报没能登报，雷伯恩周六的回复也没有。于是在周日，他们又再次试图把消息放出去。他们精心策划，给国际新闻社驻奥斯汀记者、与约翰逊关系很好的保罗•博尔顿（他后来还为约翰逊工作）透露了消息。周日晚，奥斯汀一年一度的山茱萸节晚宴上，博尔顿找到米勒市长，米勒回忆，当时博尔顿说“他从华盛顿的人那里听说，我收到雷伯恩的信”。目的没有达到，因为没人通知米勒他应该怎么做。市长没有意识到双方的电报往来要公开，就回复说，他觉得雷伯恩的电报“是私人信件，我无意透露”。这样没成，那边又想了办法要公开雷伯恩的立场。米勒说：“华盛顿有人发了一篇关于该电报的特稿给得州的很多报纸。”这下成了。雷伯恩的立场被公开发表在各大报纸的头版，且造成的印象正如他们所愿。“雷伯恩支持加纳”——周一早晨的《华盛顿邮报》登载了这样的大标题。这一举动还让克拉克和米勒有机会再发一封铁定能登报的电报。他们以雷伯恩的回复不够明确为由，发电说：“我们看到您过去对民主党的忠诚，也相信您一定不会阻止罗斯福，以此来再次证明您的忠诚……你是想和罗伊•米勒以及布拉洛克一起阻止罗斯福，还是只是想为加纳争取一下芝加哥的第一轮参选权？”这些电报起到了他们预想的效果。《达拉斯晨报》文章导语如是说：“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山姆•雷伯恩就毫无疑问地卷入了罗斯福与加纳的斗争。”而他卷入这场斗争的方式，正合了约翰逊的心意。“阻止罗斯福”这个重要的字眼被一再强调。人们眼中的雷伯恩，不仅是加纳竞选团队的领袖，也是“阻止罗斯福”运动的领袖。

而罗斯福的反应，也是策划这一切的人求之不得的。雷伯恩声明公开后的一周之中，约翰逊和维尔茨去白宫参加了三次会谈。第三次结束之后，白宫台阶上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维尔茨说雷伯恩的声明“在总统看来，是来自政府内部的攻击，罗斯福认为雷伯恩没能正确描述自己的观点”。维尔茨说他要回到得克萨斯，领导一次全面抗争，让加纳得不到代表团的支持。

这场抗争中，雷伯恩和他代表的那个人一样，一直是首当其冲的目标。四月二十四日，维尔茨操纵组织了一场集会，之后一位年轻的得州政客写信给雷伯恩：“在达拉斯这里的‘新政集会’上，您的名字主要是被奥斯汀市长汤姆•米勒提起来讨论的……还有些人含沙射影地想把您和一些支持加纳的人扯上关系……”

含沙射影，精明狡猾，约翰逊-维尔茨策略让约翰逊如愿以偿，这也在第三封电报中表现出来。

维尔茨回到得州以后，并没有如他所说发动真正的“全面抗争”。除了一开始慷慨激昂地喊了几句口号，维尔茨说，他不反对得州代表团在第一次投票中支持加纳，只要这不是“阻止罗斯福”的行动。加纳阵营的领导者们随即提出很合理的困惑，为什么要发动所谓的“全面抗争”？他们说，全国支持罗斯福的情绪渐渐明朗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地在提维尔茨现在所提的策略。加纳在得州的竞选主席布拉洛克说：“正如一直不断声明的，我们应该倡导所有得州党派大会，不管是警区的、县上的还是全州的，都要发表声明，支持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和成就。加纳的支持者们从未做他想。”这当然不是实话，尽管已成过去，但加纳觉得自己有胜算的时候，他们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但也准确描述了加纳军团从威斯康星初选以来的感觉。甚至在威斯康星之前，雷伯恩就是这么希望的。

结果，雷伯恩帮加纳争取到了。赫尔曼•布朗投了很多钱，在警区和县大会上选出会在第一次投票时支持罗斯福的代表。
(9) 广播节目和报纸文章都在宣传罗斯福连任三届。但这些活动没能动摇加纳对得州民主党的控制。因此，双方同意做出妥协，就是雷伯恩提出的那个建议，基本上和他几个星期前提的一模一样。

双方达成的条件是由一封拍给得州政治领袖的电报确定的，倡导“和平共处”。电报中说：

得州的罗斯福支持者应该为得州之子约翰•加纳背书，与会代表都应该投票支持加纳参选总统……加纳的支持者们会在全州大会上坚持和声援本届政府的成就，并拒绝参加任何“阻止罗斯福”的运动。

我们认为……双方应该同心携手，将能够实现上述条件的代表送去全国大会……我们肯定这样的相互理解不会让总统不快。

然而，为了达成让步，为加纳保留最后的尊严，雷伯恩就得丢脸了，而且这些还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汤米•科科伦、哈罗德•伊克斯和林登•约翰逊在华盛顿开会，同时跟身在得州的阿尔文•维尔茨保持通话，他们决定，在电报上签名的，不只要有加纳军团领袖山姆•雷伯恩，还要有罗斯福军团的一名领袖，就是林登•约翰逊。由于电报的内容是双方的妥协让步，尽管保证了加纳得州的投票，却并非什么大获全胜，所以雷伯恩肯定不希望这封电报发出。一旦发出，被透露给得州的媒体，“这样，”伊克斯说，“就吸引不了全国的注意力了。”而约翰逊、科科伦、伊克斯和维尔茨坚持要从白宫发布这封电报，让约翰逊和雷伯恩一起去向总统出示这份电报。“雷伯恩万般推诿，”伊克斯在《秘密日记》中写道，“他不想去白宫，原因之一是，他不想和林登•约翰逊这个得州人眼中的‘菜鸟’议员一起出现，而这个议员显然和他这个多数党领袖一样，走着相似的政治之路。”但电报中做出的让步，让雷伯恩对老朋友的心愿达成：能体面尊严地隐退，能在全州的一致支持下走出公众的视线。而且还肯定了罗斯福政府的成就，这成就有雷伯恩的一份，也是他深切的信仰。约翰逊和维尔茨手里还有张王牌。警区大会迫在眉睫，要是不尽快达成让步，得州内部就会出现雷伯恩绝不愿意看到的反对加纳的声浪。为了加纳，雷伯恩答应了他们的条件。“这里的约翰逊和得州的维尔茨步步紧逼，直到雷伯恩不情不愿地同意去白宫。”伊克斯写道。四月二十九日，他们共同走进总统办公室。“那天下午，约翰逊和雷伯恩出现在总统办公室里，罗斯福满怀善意地告诉两人，他们都是好小子，‘爸爸祝福你们’两个人。他把他们当作政治上同等级别的人来对待。这背后有很恶意的企图，想要扰乱山姆•雷伯恩的心理状态。我认为他成功了。”

不管白宫的会面有没有扰乱雷伯恩，接下来的事情肯定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他本来以为，自己和曾经的盟友——那些新政支持者之间起了龃龉，不管原因为何，让步一达成，龃龉就结束了。“我敢肯定，”他写信给一个朋友，“没人觉得我是反罗斯福的。我认为大家都会同意，我和别的美国人一样，做了很多努力，执行他的各种项目。我想要的，只是希望得州派出的代表团……能够没有纷争，完全代表得州的民主党。”
(10) 但他这么想，实际上是忽略了总统性格的某个方面。罗斯福认为这个人参与到了“阻止罗斯福”的运动中，而且表现出很不愿意原谅他的样子。

雷伯恩很快就坐上了他从小就向往的位子。九月十五日，班克赫德议长死于胃出血。新政支持者们想在众议院反对雷伯恩上位，却完全无济于事。看看选举班克赫德继任者的过程就知道了，大家只用了两分钟，而且全体一致通过，根本没人提出雷伯恩之外的名字。第二天，班克赫德的遗体放在议员席的中央，雷伯恩站在棺椁上方，就在那三层席位的顶上，在那张孤傲的高靠背椅子前面，宣誓就职。这也是他的得州同胞加纳九年前宣过的誓。他没有发表演说，只是为班克赫德发表了短短的悼词。他拿起议长的小木槌，只是简单说了句：“众议院议程开始。”几天后，他对一个朋友提起，自己曾经在只有一间校舍的学校上学的那个小镇，“离弗兰格斯普林斯就几步路远”。他又说：“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议长了。”接着他回到博纳姆，为他庆祝的烧烤集会上，选民们前来参加的车队有将近两公里长，每个人都拿着他的照片。去参加庆祝之前，他先去了公墓，站在父母的坟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然而，罗斯福还要再当四年半的总统，在这段时期，雷伯恩尽管达成多年夙愿当上议长，但从其中获得的成就感也是很有限的。在他眼中，做议长绝不仅仅是手持木槌行使权力那么简单。“我一定要将我的名字和这个国家的脉动紧紧联系在一起，青史留名，不能在不久后就被人遗忘了，这是我最渴望的。”他曾写过这样的豪言壮语。他一直觉得，众议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拥有自身特权的，不该只是回应行政机关发起的行动，而应该在发动和倡导国家政策方面起到主动的作用。他觉得，作为众议院的领袖，他应该责无旁贷地扮演这个角色。而整个众议院参与到政策发动过程中不现实也不方便，因此他认为，总统应该强化议长的角色，让他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这位议长明了众议院的意愿，也能代表这个意愿，所以在形成政策的时候，至少该问问他的意见。他的抱负从来都不是只考虑自己。他的自我认知，一直都秉承着多年以前在众议院发表的第一篇演说中的理想，要为没有发声渠道的民众发声，为他所热爱的农民发声。一九三五年，在一列穿行得州的火车上，有人第一次见到雷伯恩，看见他“凝视着窗外的乡村，带着严肃思考的神情”。那人走上去自我介绍，雷伯恩还没怎么回过神来，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农民们何去何从？美国何去何从？”这个后来和雷伯恩成了朋友的人说：“他的内心深处就是一个农民，但有帮助自己同胞的雄心壮志。”他希望，热切地希望，农民能在政府的最高部门有发声渠道。而且他也一直坚信，等自己成了议长之后，就能成为他们的喉舌。

罗斯福在任总统期间，他无法如愿以偿。四十年代，他对罗斯福的忠心不改，一如三十年代那么坚定沉着。之前的三个议长，雷尼、拜恩斯和班克赫德，都比较软弱。雷伯恩举起小木槌时，议长可以发挥的权力几乎都被大家遗忘了。然而，雷伯恩会让大家记起来的。而在这条路上，他的力量和受到的个人拥戴缓和了紧张局势。这本来是个被反新政的南方人控制的地方，很多罗斯福希望通过的立法，要是没有雷伯恩，可能就通不过。（“去他的，山姆，”一位议员说，“如果不是你，我们南边可能有五十几个人理都不会理他。”）

在外交事务上，他也倾力相助罗斯福。一九四一年八月，在一年前达成的美国第一次和平时期招兵的《选征兵役法》就要过期了。要是该法案不延期，不但很多现役军人要退伍，还无法招新兵。罗斯福恳求国会对其进行延期，但声势浩大的反美国参战孤立派组织和母亲们组成的代表团几乎是疯狂施压，想让国会永久作废这项法案。

雷伯恩知道国家需要征兵。和乔治•布朗谈话时，他突然就沉默了。阴郁的脸变得更加阴郁。过了一会儿，他语气低沉地说：“战争的阴云正在笼罩，乔治。”为期三天的激烈讨论中，雷伯恩没有坐在议长的位子上；他回到自己多年来站立的地方，栏杆的后面；他还在衣帽间奔走活动，几乎把三十年来积攒的人情都用光了。一位朋友写道：“此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最不喜欢说的话：‘请你为我这么做。’”

他回到议长席上主持该法案投票时，上面的看台挤满了放假前来、穿军装的军人，哭泣的母亲和孤立派的代表们。他知道没有争取到足够的选票，但是小木槌在他手里。共和党有好些议员都反对这项法案，还有一些正在摇摆，要看清楚需要多少票才能让法案失效，再把支持票改成反对，因为根据众议院的规程，在结果宣布之前，议员都可以改变自己的投票。但他们根本没机会。在没有新增投票和改变投票的情况下，点票员交给雷伯恩的结果是两百零三支持，两百零二反对。读完这两个数字之后，雷伯恩就敲下木槌，宣布投票结果有效，就此终结。愤怒的共和党人聚集在众议院发言席上，要求再议。雷伯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运用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立法流程，让反对者根本没空反应。他被逼无奈，还动用了议长权力，敲下木槌，确定了投票结果，并且坚定地冷脸拒绝反对者领袖实行任何对策。他保住了这一票的优势。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众议院的规程，如果不是因为他那钢铁一般的个人性格，这规程恐怕早就被打破了。“但是，”一个朋友写道，“结果是，不到四个月后，日本的炸弹落在珍珠港，美国有一百六十万军人发起反抗，而不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四十万人。”

不过，尽管他能够帮助推进罗斯福的政策，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却微乎其微。博纳姆一年一度的“山姆•雷伯恩日”庆祝活动上，总统又照例送上热情洋溢言辞动人的贺函。两个人都是一八八二年同一个月出生的，所以每年一月他们都会互相道贺。罗斯福送上美好的祝福，那个把罗斯福照片摆在家中书桌上的人则表达敬慕之情。“在今天的日子里，我为您感谢上帝，因为六十岁的您成熟稳重，能够承担起无比的重责，这责任可能压垮任何一个没有您那么坚定的人。”一九四二年一月，雷伯恩写道。然而，罗斯福给予他的偏爱也仅限于此，不容他插手实质性的政策制定。每周一都会举行媒体密切关注和报道的会议，众议院的雷伯恩和麦科马克、参议院的巴克利以及副总统华莱士会面见总统，举行午餐会，在互诉友情、互开玩笑的气氛中，形式化地制定一下政策方向。（“山姆•雷伯恩说他和鲁斯夫人开了会，总统和我们都开始开他的玩笑。山姆脸红了。”）但雷伯恩对这种表面上的安抚，以及午餐会之后在白宫台阶上媒体拍下的“四巨头”照片并不感冒。亨利•华莱士后来写道，这些午餐会让雷伯恩“非常反感”，因为会上“总统从未提起任何立法相关的事务”，所以基本上就只是“毫无意义地握手点头微笑”。在另一个场合，雷伯恩对华莱士抱怨说“总统对他不够推心置腹”。（华莱士还写道，尽管如此，雷伯恩“仍然对罗斯福忠心耿耿”。）乔纳森•丹尼尔斯见证过雷伯恩有多容易受伤，也见证了罗斯福对他家常便饭般的伤害。“他说，要是能单独面见总统，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问他这个他还做不到吗。他说当然做得到。但是，他常常觉得罗斯福并不想征求他的意见。”

总统身边的几个年轻一些的人，比如科科伦和科恩（甚至还有更年轻、级别更低的吉姆•罗）都很崇拜雷伯恩。“您为故土贡献良多，很多平原人民终其一生不可能得知冰山一角。”罗曾给他写信。然而，一九四〇年以后，科科伦和科恩都从白宫的舞台隐退了。白宫内部都是史蒂夫•厄尔利、“老爹”沃森、马尔文•麦金太尔这些人，还有勒翰德小姐以及格蕾丝•塔利这些女秘书，再加上一些年轻的新人。在他们眼里，雷伯恩与那些南方保守派别无二致。更重要的是，在这支“圣上护卫队”眼中，对总统不忠是巨大的罪孽，而他们认为，雷伯恩曾经是“阻止罗斯福”运动的领袖。而他们的老大也是同样的态度，他不欣赏雷伯恩这种固执独立的个性。他们经常暗中讽刺这个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得州人。一次雷伯恩发表演说之后，麦金太尔给罗斯福写了个带着讽刺口吻的备忘：“我明白山姆很为自己在遣词造句上所做的努力自豪。”丹尼尔斯告诉麦金太尔，雷伯恩的“傲气”已经逐渐被“在白宫受到的待遇磨光”，麦金太尔回答说：“雷伯恩和所有议长一样，都太自命不凡了。”雷伯恩告诉罗：“我在白宫没有一个能说话的人。”

得州面积很大，各个区域之间不但地理差异明显，思潮也大相径庭。所以白宫不可能像在其他面积较小、思想比较统一的州一样，指派一个人负责得州相关事务。尽管如此，加纳还是在长期以来承担起了联系白宫和得州的主要职责。只要罗斯福政府想在这个西南大州分配什么东西，制定什么政策，第一个就会找到他。现在加纳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两个得州参议员不愿意染指全州的权力，而杰西•琼斯支持新政的态度又明显十分虚假空洞，莫里•马弗里克在自己的政治道路上还自身难保。按照常理，加纳的角色应该让雷伯恩来担任，他在得州德高望重，而且在国家政府的权力比其他得州官员要大很多。曾经，罗斯福显然中意雷伯恩，开始给他一些在得州分配职位的权限，好让他巩固地位。按照常理，罗斯福应该继续如此。只要涉及影响得州的政策和政治活动，都应该首先征求新议长的意见。按照常理，山姆•雷伯恩应该是在得州代表总统的不二人选。

但他不是。从奥斯汀拍给雷伯恩的电报，很巧妙地让他陷入与总统对立的境地。林登•约翰逊“绘声绘色”地向罗斯福描述了约翰•L.刘易斯的那段小插曲，强调了雷伯恩反对罗斯福的立场，约翰逊和维尔茨私下面见总统时给他看的那些报告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雷伯恩的声明“在总统看来是来自政府内部的攻击……”）。电报，再加上约翰逊有意透露给媒体当作故事刊登出来的“消息”，更坐实了这个印象。这些电报过后，白宫认为雷伯恩是加纳的支持者，这个认识不假，但他们还认为雷伯恩是罗斯福的敌人，不但是加纳竞选活动的领导者，还牵头了整个“阻止罗斯福”运动，这就大错特错了。罗斯福不但是他的偶像，而且他无数次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怎么可能与之为敌呢？然而那些电报过后，山姆•雷伯恩再也无法成为罗斯福的得州代言人了。林登•约翰逊挥舞着两把刷子，让他沾上了洗不清的污点。抹黑雷伯恩，让约翰逊如愿以偿。一九四〇年中期，约翰逊成为罗斯福在得州的代言人。华盛顿专栏作家杰•富兰克林写道：“一个年资很短的议员……现在成为了孤星之州的新政代言人。”

这一进展最重要的影响，涉及了联邦的合同。一九四〇年以前，涉及这类合同的事务，经常要去“咨询”杰西•琼斯。（作为复兴金融公司的总裁，琼斯当然是可以自行分配该公司合同的。）一九四〇年，琼斯基本就被无视了。一九四〇年以前，参议员康纳利和谢泼德偶尔还会参与发表一下意见，虽然不如康纳利希望的那么频繁，至少偶尔有机会说话。一九四〇年以后，参议员想要参与合同分配的要求都是被一味搪塞过去。一九四〇年以前，最常被询问意见的得州人是约翰•加纳。华盛顿的人早就周知雷伯恩对这块的事情不感兴趣，有一次，他选区的丹尼森大坝获得了授权，相关人员小心地点名，请他说说自己最推荐的承包商。他回答说，自己这儿没有人选。但按照惯例，这是众议院的议长啊，要在他的州搞什么大型的公共工程或者国防项目，至少也该问问他有没有意见。现在是问都不问了。然而，把琼斯、康纳利、谢泼德和雷伯恩都“冻结”在得州大型合同的决策之外，并没有造成这个重要领域的真空状态。因为这个真空一边形成，就一边有人来填补，而填补之人正是用尽手段制造真空之人：“一个年资很短的议员”。

约翰逊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合同中起到的作用，本身就让他在得州的建设领域有了重要的身份。因为这一亿美元的工程在得州是很大的一件事（一九四〇年，得州高速公路管理局的所有项目加起来，才两千七百万美元），布朗&路特分配给了整个得州很多次级承包商。全国上下集结参战的气氛也越来越浓烈，本来就散布在得州各处的军事基地进一步扩张，约翰逊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因为白宫传话说，扩建的合同都要“询问”林登•约翰逊的意见。和巨大的科珀斯克里斯蒂航空站比起来，这些合同可能很小，却对那些拿下合同的公司非常重要。比如，在约翰逊自己的选区，泰勒床品公司拿到一个七万一千美元左右的合同，为海军营房提供床垫，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合同；还有鲁林的艾因沃斯建筑公司，拿到几十万美元的联邦建筑合同，已经足够欣喜若狂了。整个得州的承包商都很感激约翰逊安排的农村电力化管理局布线合同。华盛顿传了话来，用科科伦的话说，联邦在得州的合同，要给“林登的朋友”。“另外，”科科伦说，“只要他能给朋友争取到政府拨款，他也功成名就了。”

他的确是“功成名就”，联邦合同代表的“政府拨款”就是坚强后盾。他给罗斯福的再次参选带去的资源，没有一个得州人比得上，那就是赫尔曼•布朗的资金。约翰逊把这资源作为一个基础。他为罗斯福在得州的竞选争取到了这笔钱，所以在活动中也担任了指挥官的角色；担任了这个角色，也能在其他联邦合同的配置上有发言权；有了这个发言权，想要这些合同的人（其中包括得州最有钱有势的人）都得来找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三封电报已经能看出一些端倪。电报把林登•约翰逊和山姆•雷伯恩相提并论，总统说他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走着同样的道路。当然，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对约翰逊与雷伯恩同等对待，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然而，让他在得州能全权配置联邦合同，这个意义就远超于象征了。对权力进程和政治风向比较敏锐的人都能理解，得州有史以来最大的联邦合同，有着巨大吸引力的合同，能够给林登•约翰逊的朋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伊克斯尽可以说他是个“菜鸟议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以前的确是“菜鸟”，来自偏远闭塞的地区，年仅三十一岁。然而那封电报过后，他手里有了权力，再也不是“菜鸟”了。虽然在得州另外二十个选区的公众那里，他依然名不见经传，但那些选区的权贵已经知道了他，并且尊重他。一九三一年，林登•约翰逊上任议员秘书后不久，就一直在暗中活动，想取得在全州都能产生影响的权力。现在，他能为得州，为整个得州的重要人物取得的，不仅是酒店预订的房间、与联邦官员的会面，还有联邦的合同。有了赫尔曼•布朗的钱，再加上他运用高超技艺将其转化为政治资源，现在，在那条展现在自己眼前的道路上，他已经走了很长一段。

* * * * * *

他是罗斯福在得州的代言人，但他不只是罗斯福的人。

罗斯福在得州广大选民中有多受欢迎，在那铁腕控制得州的小集团中就有多受憎恨，之前得州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铺天盖地支持加纳参选总统的声浪就能证明这一点。另外，总统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很难说选民们是否支持他的种种政策，那些支持新政的议员败选就能说明这一点。全州二十一个选区中，只有林登•约翰逊的第十区可以肯定是“自由派”的；在那不超过三四个的少数选区，山姆•雷伯恩这种支持总统的议员胜选，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有极强的个人号召力，而不是和选民们思想政见一致。就算加纳在总统候选提名之战中获胜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整个得州还是如往常一样，牢牢地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这些人之前的团结，主要因为他们都是加纳的盟友。现在，他们依然紧密团结，主要是因为对新政的完全反对。他们领袖的观点是不会改变的（回到尤瓦尔迪的家中，他在衣领上别了一枚威尔基
(11) 的像章；二十年后，对于那个曾经两次与他并肩作战取得全国选举大胜的人，他仍然在反对他的政策），他们也不会。一九四四年，加纳阵营中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成了得州放弃民主党的中坚力量，没有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提供任何支持。

然而，不管他们对整个新政或者得州那些反加纳阵线的领导人有多么深的恨意，这里面并不包括林登•约翰逊。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知道他是领导人之一。在加纳与罗斯福之战中，约翰逊当然是从一开始就努力隐藏自己的观点。他一边向新政支持者们描述自己如何当着整个得州议员代表团的面挑战了山姆•雷伯恩，一边避免公开表明任何关于罗斯福与加纳之战的立场。（他的回避也让别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美联社说他“最近和别人发表了对加纳表示敬重的联合声明”。）而且在这场持续了几乎一年的战斗中，他一直非常低调，甚至是个隐身人物。得州成立罗斯福竞选总统委员会时，会长是汤姆•米勒，不是林登•约翰逊，秘书长是艾德•克拉克。米勒和克拉克，还有（战斗后期的）莫里•马弗里克、哈罗德•杨，甚至是阿尔文•维尔茨，都在整个得州四处奔波发表演说，但林登•约翰逊从未登上过任何一个演说舞台。

他还尽量不出现在得克萨斯。事实上，三月份前往奥斯汀，似乎是罗斯福和加纳之争在得州最如火如荼的那几个月他唯一一次涉足该州。他想尽一切办法不回得州。最夸张的是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奥斯汀的汤姆•米勒大坝（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新工程）揭幕仪式。这座大坝的资金是约翰逊争取的。科罗拉多河下游其他大坝和他选区里每一个建筑工程的揭幕仪式，这位议员都是一定要出席的，而且还要尽量确保自己能得到最多的曝光和宣传。然而，汤姆•米勒大坝的揭幕仪式上，奥斯汀这位国会议员的唯一踪迹，就是牌子上的一个名字和一封电报，说他很遗憾，因为“华盛顿公务缠身”，不能到场。

就算被迫到了得州，他也尽量不接触报纸。“约翰逊一直很谨慎，”奥斯汀周刊《得州观察家》的总编范恩•肯尼迪说，“约翰逊非常小心，若非必要，绝不惹火烧身。”从约翰逊那里得到很多资助的哈罗德•杨，最终惊讶地发现约翰逊竟然不会公开表达观点（因为他一直听说约翰逊私下里一直在反对加纳）。“林登不想在加纳的问题上表态，也不想站在马丁•戴斯组织的对立面。”杨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得州的自由派和雷伯恩的亲信威廉•基特雷尔首次这样描述约翰逊：“林登不属于任何阵线。”

加纳和罗斯福的支持者兵戎相见之后，韦科举行了民主党得州代表大会，要选出参加全国大会的代表团，而约翰逊甚至可能连那次大会都没去。就算他去了韦科，也非常低调，没有声张。多年后，有人问加纳那个反新政、痛恨罗斯福的得州竞选主席E.B.杰曼尼：“约翰逊先生参加了那次代表大会吗？”杰曼尼回答：“我觉得他应该不在场。就算他在场，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反正我是没看到他来开会。”他从未作为代言人公开亮相，不想让得州权贵们看到他。直到民主党全国大会在芝加哥召开，那时候战斗当然已经结束，他也不用再被迫表明支持谁了。

他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成功。

完全按照所有者查尔斯•马什授意来编排内容的《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也从未将他的名字和罗斯福与加纳之争联系在一起：比如，已经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七日了，雷蒙德•布鲁克斯写了篇文章，列出了罗斯福在得州的竞选活动领导人，其中竟然还未提到约翰逊。别的报纸上也鲜少见到他的名字。得州各大报纸的文章指明了罗斯福竞选的领导人有汤姆•米勒和艾德•克拉克，后来，还指出了阿尔文•维尔茨以及其他人，比如得州民主党的女主席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埃德蒙森，莫里•马弗里克，铁路特派员杰里•桑德勒，原总检察长威廉•麦克罗和哈罗德•杨。林登•约翰逊的名字则很少被提起。就算有人写了，也只说他是反对为加纳投票斗争中的一个小人物。《达拉斯晨报》的首席政治记者沃尔特•霍尔南德追踪得州政治局势长达四个月，没有一个字提到林登•约翰逊，后来才在一篇文章里稍稍提了一笔：“……加纳军团的领导人还认为林登•约翰逊议员也积极参与到了连任三届运动当中……”

战斗结束时，他的身份仍然隐藏得很好。六月三日的《得州观察家》详细报道了双方在韦科代表大会上的最后一战，指出汤姆•米勒是“得州支持罗斯福运动的发起人”。另外还列举了很多领导人的名字，分别指明他们的立场和行动。而林登•约翰逊的名字一次都没出现在这期刊物中。

也有一家得州的报纸，想要去透露和解释他所起的作用，至少能浅析一下。而他们的举动引起的反应很说明问题。这家报纸是《沃思堡星通讯》，他们也许真正了解约翰逊的角色，因为报纸的主人阿蒙•G.卡特在政治观点上是反新政的，而且长期支持加纳（加纳在华盛顿常戴的礼帽，就是卡特送的，这事众所周知），但他又想为热爱的家乡沃思堡争取一些新的大工程，为了这个目的，他一直和白宫保持着联系。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卡特发表了一篇很长的社论，不仅阐述了加纳支持者们的怨愤心酸（“正常的得州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一边自称得州人，一边到处劝别人放弃加纳，不履行维护自己同胞的责任”），还试图解释得州第十区那些公共工程对于罗斯福运动的重大意义，当然还有该区议员所起到的作用。“整个（连任三届的）计划都围绕着科罗拉多河上的一座大坝。”卡特写道。四月七日，《星通讯》的攻势愈发凌厉。一篇文章把得州反加纳运动的动机归结于贪婪而并非政治理念，写道：“目前华盛顿没有任何表示……如果加纳成为总统，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大坝会停工，但奥斯汀的一群人很警惕。”

伊克斯做出了回复，首先阐述了过去联邦对于卡特在沃思堡搞的项目有多么慷慨，然后讽刺说，罗斯福再次当选以后，“那些所谓的‘领导’，肯定会第一个催促你来点餐台这儿”申请更多的联邦拨款。卡特对此的回应，就是更加密切地关注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大坝工程。在被问到的时候，伊克斯已经当众承诺，要公开市政工程局所有项目中，付给私人律师的法务费。现在卡特授意该报在华盛顿的记者巴斯科姆•蒂蒙斯，去询问市政工程局在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有关项目上，到底付给了阿尔文•维尔茨多少钱。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数字是八万五千美元。按照同时期的得州法务费标准来说，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而且，市政工程局这八万五千美元，跟维尔茨从各种大坝工程中赚的总钱数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一旦法务费的问题公开了，那么外界发现其他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比如，他在大坝工程中不仅收取市政工程局的费用，还在英萨尔公司破产时，作为原代理人，成为利益接收者；当然，还有他代理布朗&路特的事。另外，争取到这些建筑工程，并且负责催促法务费的议员可能也会被推上风口浪尖。这事必须要压下去。

在阿尔文•维尔茨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记录了压制此事的策略。这份备忘录没有签名，没有指定读者，不知道是谁写的。维尔茨和约翰逊在其中采用的都是第三人称。不过，维尔茨的手下中至少有一个认为，因为两个人都有高超的保密技巧（而且备忘录的遣词造句也很符合约翰逊的风格），这种第三人称的写法不能够排除约翰逊或者维尔茨是作者的可能。无论如何，所有在世的维尔茨-约翰逊阵营的人都认为，这份备忘录反映了这个阵营的思想：面对攻击带来的威胁，疯狂残暴地反攻，要攻击的不仅是加纳和罗伊•米勒，还有山姆•雷伯恩。

备忘录的作者非常重视卡特造成的这个威胁，认为很有意义。虽然市政工程局觉得八万五千美元是“合理收费”，他写道，可是一旦公之于众，“就能达到抹黑维尔茨的效果”。要做出的回应是，通知雷伯恩，要是透露了这件事，别的事情也会随之透露，媒体将会得知“能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的消息，透露四十年来加纳、加内夫人和塔利•加纳从政府那儿捞了多少，而且艾德•克拉克还在算他山姆•雷伯恩二十五年来在差旅费等方面赚了多少。还有埃弗雷特•鲁尼……以及罗伊•米勒付了多少钱来收买得州议会……”备忘录中这个策略可谓疯狂反击，不仅反击对这些指控习以为常的加纳和米勒，还攻击了一直对自己“清白之名”引以为豪的山姆•雷伯恩（如果媒体公布说他这些年来拿到了二十二万五千美元，那这清白的名节就不保了。当然这个数字不过是议员的标准工资，但一旦登了报就变味了）。和这策略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该备忘录极尽谨慎，不让阿尔文•维尔茨和林登•约翰逊与这个策略扯上任何关系。备忘录中说，把这个威胁传达给雷伯恩的，应该是莫里•马弗里克，而不是维尔茨。“在这件事上，参议员应该保持独立，不要牵扯进去……应该让莫里给山姆打电话……这样更好。”而对于约翰逊，备忘录中更进一步地强调了，他与从华盛顿发起的阿蒙•卡特攻击行动毫无关系。里面提到“点餐台”那封信，说“伊克斯给阿蒙•卡特回了封言辞很刻薄的信”，接着又赶快补充说，“（伊克斯）部长没有和林登商量，他对此不知情。”林登•约翰逊（或者他的顾问）也许自始至终都在指挥针对加纳支持者的全面战争，但对手们却不会知道。当维尔茨和约翰逊必须有一个公开参与到反加纳的战斗中，华盛顿必须有个关键的得州人物回到家乡，公开领导这场战斗时，站出来的是维尔茨。他十分关心自己视如己出的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所以主动摘掉面具，暴露自己。

不管是维尔茨的收费，还是加纳、米勒和雷伯恩从政府拿的钱，都没有公布。原因也许是，这个备忘录显然是写于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五的，而在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在罗斯福的干预下，双方起草了“和平”协议，雷伯恩和约翰逊双方签字的电报也发出去了。约翰逊想要对自己在得州支持罗斯福阵营中扮演保密角色的最大威胁，就这样消除了。而且，整个得州，只有阿蒙•卡特的报纸试图要指出约翰逊在这场争斗中的真正地位。在华盛顿，他的领导角色（当然，还有维尔茨的）是个公开的秘密，而在得克萨斯，还只是一个秘密。在得州，他的名字唯一一次被大面积曝光，就是和雷伯恩一起出现在“和平”电报上。由于这份电报上有雷伯恩的签名，得州人又把这看作罗斯福的一个让步，他的名字虽然出现了，却没有激怒加纳阵营的领导人们。

在合适的场合添油加醋地讲述关于约翰•刘易斯的那段插曲时，约翰逊竟然也不愿意公开站在加纳的对立面。他成功做到了没有在前面两封致雷伯恩的电报（还有关于这两封邮件的媒体报道）上具名，也很小心地在整个一九四〇年加纳与罗斯福的得州之争中真人不露相，而这些努力都有了回报。加纳阵营的很多领导人，竟然从未清楚地认识过约翰逊在这场战斗中扮演的角色。多年后，有人问E.B.杰曼尼，一九四〇年时，约翰逊“是否施加了任何压力，阻止加纳获得提名”，杰曼尼回答说：“没有，就我所知他是（没有）……”一九四〇年，两个敌对阵营在得州兵戎相见，互相之间的仇恨日深，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仇恨几乎没有降临到林登•约翰逊头上。因为好像双方都觉得，约翰逊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大会开完，斗争结束，小心翼翼地待在得州之外的那个人回到得州，和加纳阵营的很多领导人进行了私下谈话。其中有些人的确怀疑过林登•约翰逊，但一场谈话就打消了疑虑。他辛辛苦苦筑起来的围栏，出现了些小小的裂缝，就通过这些谈话来修补。乔治•布朗早就知道约翰逊能做到这一步。见保守派说保守的话，见自由派说自由的话，“这就是他的领导力，是他的诀窍”。乔治•布朗此言不虚。他安排约翰逊在休斯敦一家酒店面见两个极端保守、痛恨罗斯福的得州金融家。“他进去以后，一个小时之内，就让他们相信，他不是个自由派。”布朗后来回忆道。

“今年的政坛真奇怪，”《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的一篇报道写道，“得克萨斯遇到最惊人的矛盾，经历了最强烈的震荡……新的裂痕威胁着得州民主党的团结，可能要产生更深更严重的分裂。这真是个奇异、充满困惑的未知领域，这就是今日的全国政坛。”是的，这是个奇异、充满困惑的未知领域，像危机四伏的雷区。一九四〇年，谁想要在得州政坛寻求前途，都很有可能被彻底击败。然而，在这个雷区，有个人，一个全得州政坛的“菜鸟”，一路顺风顺水，步子迈得沉默又坚定。

(1)
该隐是《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作为兄长的他杀害了弟弟亚伯。

(2)
二十世纪，美国有三位总统在取得压倒性优势胜选之后做出了至少是部分出于过分自信的盲目举动：一九三六年，罗斯福压倒性胜选，之后提出法院填塞计划；一九六四年，林登•约翰逊压倒性胜选，之后升级越南战争；一九七二年，理查德•尼克松压倒性胜选，之后出了“水门事件”。——原注

(3)
《中立法》指的是美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通过的一系列法案。制定这些法案的背景是美国参加一战，损失惨重，所以美国本土很多人不希望再牵涉到国际战争中，《中立法》由此制定。这些法案在二战期间限制了美国政府协助民主国家对抗纳粹国家的力度，罗斯福则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期间几次请国会修改《中立法》。一九四一年美国宣布参战，《中立法》废除。

(4)
一九三九年马弗里克当选圣安东尼奥市长。但当年晚些时候有人控告他利用工会捐款为支持者缴纳民调税款。尽管后来他被宣告无罪，但有了这些争议，很难胜任总统在得州的旗手了。——原注

(5)
一九三八年的党派初选中，约翰逊没有对手。但其他没有对手的得州议员也都在受邀之列。——原注

(6)
全名艾德温•马丁•沃森，美军少将，罗斯福总统的高参。

(7)
这可能不是布朗第一次在约翰逊的要求下为马弗里克提供经济支持。一九三九年马弗里克参选圣安东尼奥市长时，就请约翰逊帮他找资金。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约翰逊回复他说：我跟詹姆斯•罗、乔治•布朗等人谈过了，你肯定会很快收到钱的。”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马弗里克发了封电报：“约翰逊给我送来五百美元。”——原注

(8)
“我们希望能明确为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和成就背书，同时也不含糊地让代表们投票给加纳，支持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给一个朋友写信道。——原注

(9)
这笔钱的控制权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都是首先效忠于维尔茨的新政支持者。得州那几个为罗斯福工作的政坛老手拿到的钱十分有限。——原注

(10)
不过，就算战斗进行到这个阶段，雷伯恩的第一要务仍然是保护自己的老朋友。这封信里还有另一句话：“我肯定维尔茨、布拉洛克、林登•约翰逊和我的电报往来之后，人人都会按照这个计划行事，让各县派出的代表团按照电报中所说的投票。”信件由秘书打出来之后，雷伯恩再次审读，显然怕话没说清楚，“投票”这个词后面他又手写上几个字，“给加纳”。

(11)
指的是一九四○年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角逐总统的共和党人温德尔•威尔基。

•31•

竞选委员会

罗斯福与加纳的得州之争后，林登•约翰逊本应该如家常便饭般出入白宫。然而一九四〇年五月争斗结束后，他的出入再次受到了限制。林登•约翰逊没有见总统的理由了。他本来就很急切地想在自己规划的道路上迅速前进，父亲和叔叔去世之后，这种急切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然而却苦于没有门道。

接着，这位政治天才找到了一条门道。

这门道就是钱。起初，还是赫尔曼•布朗的钱。

马歇尔浅滩大坝和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的合同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所以这钱是很多的。不过，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布朗提供的资金，最重要的倒不是有多少，而是能够完全按照约翰逊的指示花在刀刃上。乔治•布朗承诺说，约翰逊需要的时候说一声就好：“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能对你的帮助有任何的回报。请记住，我是支持你的，无论对错。我对你的是非判断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只要是你的愿望，我都会百分之百地支持。”很多政客在做下一步事业规划时，都被迫要根据是否能拿到钱做出选择。约翰逊就没有这个烦恼。他可以专注地迈出对他的事业最有助益的一步。无论他选择怎么走，都很笃定，布朗&路特会用钱帮他铺路。锦上添花的是，这位议员的目标和该公司的目标恰好相辅相成。这个痴迷于建筑，痴迷于大型建筑的人，知道要修大建筑，必须通过华盛顿。赫尔曼•布朗需要的，是在国家政府的影响力，而国家政府的影响力就需要超越得州的政治力量，这恰恰是林登•约翰逊梦寐以求的。双方都能从彼此身上各取所需。

一个目标是全国政治权力的人，面对大量随意调遣的资金，最显而易见的用处就是投给那个用铁腕牢牢握住国家权力缰绳的人，帮他参加竞选。另一边的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有共和党大量丰富的资金资源做坚强后盾，而总统寻求连任的选举活动则遇到很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些困难在华盛顿成为很多人的谈资，也让约翰逊那群支持新政的同伴忧心忡忡。他周围的那些人，不管在衣帽间还是议员席，鸡尾酒会还是晚宴，都在谈论选举基金，在想到底去哪里弄点钱。另外，约翰逊最近和罗斯福打交道，也能证明，对那些为自己竞选捐钱赞助的人，总统应该不会忘恩负义。他已经为罗斯福在得州的选举提供了资金，所以为他的全国竞选再提供资金，似乎是顺理成章、符合逻辑的事情。而查尔斯•马什这些人也的确如此建议他。

但林登•约翰逊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没人知道原因，但可以试图推断下影响他决定的几个考虑。这是一场总统竞选，他只不过是很多资助者中的一员，想想纽约和东北其他金融中心可能送来的钱数，他可能都无法跻身大资助者的行列。总统的感激之情可能也很有限。另外，任何由罗斯福的感激生发而来的有形的权力与恩庇都要看罗斯福的心情，也有可能他心情不好就收回去了。这样的情况产生不了独立的权力，他要是接受了总统那个农电局局长的任命，效果也是一样。把赫尔曼•布朗的钱用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竞选中，也许没法让林登•约翰逊得到自己想要的。他必须找到另一个用钱的途径。

他找到了。

一九四〇年，林登•约翰逊已经显露了某个方面的政治天才：面对一个组织，他能比任何人都更远见卓识地看出其政治潜力，能够将这个组织转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并且从这个转变中为个人获益。这种事他已经做过两次了，把一个社交俱乐部（“白星”）和一个辩论社（“小国会”）转变成他实现个人抱负的政治力量。现在，他又要再施展一次了。

这次的组织是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

和“小国会”一样，国竞委被林登•约翰逊注意到时，已经是停滞状态。该委员会成立于一八八二年，目的是为民主党的众议院候选人提供服务和竞选基金，但这个组织很少提供什么大的帮助。三十年代，委员会主席是帕特里克•亨利•德鲁里，身材矮小、说话轻柔的弗吉尼亚泰德沃特人，在他的领导下，委员会的力量更微薄了。德鲁里完全不适合积极地去争取资金，不仅是性格使然（一个朋友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乡村绅士，绝不会找任何人要一个子儿”），还有道德与思想上的障碍：光是想想在政治选举中大量运用金钱，他就觉得反感。而且，他是个坚定的国家权力拥护者，觉得这么一个单独中心委员会来分配国家代表选举的经费，实在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因此，他制定了一条规定，即国竞委对一个议员的资助不能超过二百五十美元，很少有候选人能拿到这个上限。加上民主党内部分裂，自由派和保守派互相仇视，国竞委本身的资金储备也很少：大金主都不愿意通过委员会投钱，以防通过这个渠道把钱给了政见相反的候选人；富有的自由派想着，他的钱有可能资助一个保守的中西部议员，那是多么令人不快的事情啊；正如富有的保守派想着他的钱可能落到纽约一个自由派手里。（如果受捐人是北部的自由派，德鲁里分配起资金来，就特别不热情。）按老规矩，委员会的资金通常是两个来源：国会议员们自己，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德鲁里担任主席期间，这两个来源的钱来得又慢又少。几十年来，委员会每年会要求众议院每个民主党人拿出一百美元来维持运转。德鲁里担任主席期间，到一九三八年，这个要求已经减少到二十五美元，还只有少数人如数上交，德鲁里也只是象征性地收了收。

若民主党员找国竞委
(1) 寻求金钱之外的帮助，也很有可能失望而归。委员会有发言人处，处长是E.J.麦克米兰，但该处只在非总统大选年运作。如果正在进行总统选举，任何议员打电话去请内阁成员或其他有名望的发言人去他选区露个脸，都找不到麦克米兰的人。他肯定是被全国委员会征召去纽约帮忙全国竞选了。委员会还有另一个领导，是秘书长，非常能干，维克多•亨特•哈尔丁，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政治学家，也是众议院副警卫官之一。竞选活动期间，哈尔丁会另找个办公室（通常只有一个房间），就在十四街的国家新闻大楼，这样有任何捐款他都能收下，又不用违反禁止在联邦大楼里接受竞选捐助的法规。因此，竞选期间，国竞委本该是最忙最活跃的时候，结果众议院坎农办公大楼那个光线昏暗、铺着绿色地毯的办公室通常是空荡无人的。就算德鲁里破天荒地组织一次委员会议，这种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本来每个州都有一位议员加入了这个委员会，但很多次会议时，唯一拨冗前来的只有德鲁里和哈尔丁。

一九四〇年，民主党的国会候选人们前所未有地渴望资金。很多情况下，他们需要的钱都不多，甚至无论从后来的时代标准还是战前各州与总统竞选资金的标准来看，都少得不可思议。各地选举需要的数量也有很大不同。东北部乡村地区的国会议员选举需要数万美元，但在美国其他地区情况大相径庭。比如，一九三八年，露丝•贝克尔•普拉特花了一万二千美元来竞选纽约市众议员的位子；而俄勒冈州六个候选人竞选三个议员席位，一万两千美元是他们花钱总数的好几倍。有人对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期间俄勒冈州的众议员竞选花费情况做了详细研究（是现存战前时期最详细的相关研究了），发现在三十八位议员候选人中，只有三个人花的钱达到三千美元，有二十四个人的花费还不到一千美元。一九三八年，这个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那一年，俄勒冈的三个议员席位，有六个候选人，三个民主党人，三个共和党人，他们的总花费是一万两千九百八十七美元，平均每人也就是两千多一点。在大多数西部和中西部州，当年的花费也差不多。“在大多数情况下，竞选众议院议员花费并不贵。”路易斯•欧弗拉科尔，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竞选经济研究专家写道。和那个时代的议员聊聊就会发现，大多数竞选的花费不会超过五千美元。托马斯•科科伦和詹姆斯•罗这些对相关情况有全面掌握的内部人员，也肯定了他们的说法。罗说，从政治的角度讲，“那时候五千美元已经是很多很多钱了。”

然而，一九四〇年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们就算需要的很少，能从自己的国竞委拿到这点钱的希望也很小。因为美国几乎是共和党称霸商业，纽约巴尔的摩酒店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通常都处于资金短缺的状态。从一九二〇年开始，每次全国大选，民主党都要在和共和党的金钱大战中筋疲力尽，一九三六年，两党之间的花费差异可谓巨大。而一九四〇年，民主党更是遭遇了空前的资金短缺危机。共和党对罗斯福满怀怨怒，他们的候选人也很有吸引力，足以和罗斯福一战（“自从西奥多•罗斯福以来，”《时代》如是说，“共和党还是第一次有这么一位能够为之拼命呐喊欢呼且绝不心虚的候选人”），所以他们动力十足，挥金如土，举全党之力要把他们的人送进白宫。选举之后，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统计两党竞选的花费，发现共和党的花费几乎是民主党的二点五倍。民主党急于把哈罗德•伊克斯这样老练成熟的演说家推向电台发言，却发现他们“没钱”，只负担得起很少的全国性广播。选举的最后几天，罗斯福发表了五次精彩的电台演讲，让他支持率大涨，要不是北卡罗来纳的烟草世家在最后关头拿着十七万五千美元的借款从天而降，付了电台的钱，这些演讲还不可能播出呢。全国委员会需要想尽办法，筹到每一分钱，为总统竞选助力，但因为在华盛顿关系搞得不好，能争取到的资金可谓杯水车薪。

就算巴尔的摩酒店的资金充足，也很少会分配到国家新闻大楼。法利认为总统欺骗了他，心怀怨愤，于八月份辞去了民国委主席的职位。而继任者爱德华•J.弗林又没有法利在全国上下的人脉。“我并不认识很多参议员和众议员。”他后来回忆。另外，这些官员都知道，弗林只效忠总统。“他们中很多人都怀疑我，对我的任命没有表现出很大热情。他们很清楚，这个任命完全是出于总统的个人情感，做决定前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弗林对他们也并不感冒。他想从一些德高望重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那里筹集资金，却发现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寥寥无几”。国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无法缓解这种紧张气氛，因为这些都是弗林带来的新人，全是他认识和了解的人，来自纽约，不熟悉国会山上那些处境艰难的候选人，所以也没有特别急切地想为他们提供竞选帮助。

对很多民主党国会议员来说，一九四〇年，靠自己筹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一九三六年，”亚历山大•赫德在他关于竞选经济的标志性研究《民主的代价》中指出，“是政党筹款历史的转折点。富兰克林•罗斯福首个任期的政策和办法催生了麦金莱-布赖恩时代之后和经济阶级划分最一致的政治结盟。”这些新的联盟会帮助那些来自大城市的民主党议员，那里的工会正在迅速蓬勃地发展，用丰富充足的竞选捐助来表达他们对新政支持工人的感激。但其他的议员（大多数议员）都受到了伤害。曾经，农村地区或者小城市地区来的议员还能依靠自己选区的商人筹点款。但一九四〇年，这些商人和他们的捐款，都已经站在了新政的对立面。

就算先不考虑竞选资金的问题，这些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前景也并没有那么光明。一九三八年，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的八十二个席位。一九三六年罗斯福获得一边倒的支持，民主党上台的时候在国会占有绝大多数席位，所以尽管失去了这么多席位，他们仍然以二百六十五比一百七十掌控着国会。但一九四〇年早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当年可能会再有六十个民主党人失去席位，而竞选的资金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近期的研究记录了金钱在选举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一项涵盖了一百五十六个州和地方选举的研究显示，只有十一个胜选人不是花钱最多的那方。政客们也早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正如赫德所说，专业人士坚定地相信，“钱多的那方胜算比较大”。从一八六〇年开始的二十场总统大选中，只有两场是花费较少的那方得胜。就是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六年，这规则是被大萧条以及罗斯福受到的全国性拥护和爱戴打破的。但现在，大萧条已经结束，而罗斯福至少也没以前那么受欢迎了，所以，老规矩很可能卷土重来。七月，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全国大会，政客们都在灰心丧气地议论缺钱的难题。有些去找雷伯恩帮忙。俄勒冈波特兰的南•伍德•霍尼曼，国会曾经唯一的一名女议员，在一九三八年落败，充分了解了竞选资金的必要。一九四〇年，她想夺回自己的席位，并在大会上请求汤米•科科伦和雷伯恩提供帮助。科科伦带着一贯的轻松自信“问要花多少钱——‘两千，三千，五千？’表达了尽力帮忙的意愿”。对方把需要的钱数定在了五千美元，科科伦说他可以弄到两千美元，当然是找纽约的私人资源。霍尼曼夫人说她自己可以在本地筹到两千美元。这样就还差一千美元。而大会的最后一天，雷伯恩答应帮她筹点款，当时约翰逊也在场。然而，雷伯恩却做不到。本来，他对全国委员会能更慷慨地资助国竞委的希望就已经黯淡了。他去说服弗林，单独划十万美元出来，帮党员们进行国会竞选，结果对方反应相当冷淡。他又写信去恳求（“这些人很多都需要帮助”），还补充说：“请听我再跟您说说……要让民主党在众议院再度占据多数席位有多么重要。我还记得一九一八年，威尔逊总统失去了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调查了过去的每一件事情，搞得他举步维艰……”接着雷伯恩还威胁说，“要把国竞委的筹款和全国委员会的财务分开，用这些钱来帮助需要参加竞选的国会议员。”但国竞委本来就筹款不利，这个威胁太过无力。科科伦那边也没再给波特兰去什么信。因为大会不久，他的时间和筹款能力都全力投入到总统竞选之中。霍尼曼夫人通过华盛顿的关系联系雷伯恩，他不得不羞愧地回复说，“如果国竞委有资金可拨”，他会确保她能得到帮助。对其他请求帮助的候选人，他也被迫做出类似的回答。民主党领导们举行了一次关于筹款的会议，气氛十分低沉，雷伯恩能提出的唯一建议，就是那些资金充足、席位安稳的议员，可以为那些资金紧缺或者席位难保的同僚做贡献。但这个建议解决不了问题，雷伯恩自己说出口的时候，心里也很清楚。

但林登•约翰逊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他自己就能为党派提供大量的资金，而且能够迅速兑现，而且和布朗&路特打交道的经历似乎使他更加胸有成竹。另一个年轻的议员爱德华•伊扎克和约翰逊一起离开那个阴云密布的会议室，他回忆，约翰逊当时说：“‘山姆•雷伯恩真是瞎扯，帮民主党筹款不该这么办。’林登的想法是找承包商要钱。”

他明白的还不止这些。其实，他还知道只有山姆•雷伯恩才能争取到的一个财源，这财源连雷伯恩自己都不清楚。

美国政治中，石油公司的钱是长久以来的重要因素之一。得州的石油开采历史从二十世纪早期才开始，后来产量达到一亿桶，占了美国之前全部石油出产总数的十分之一，位于墨西哥湾的“纺锤顶”油田，于一九〇一年一月十日正式开始出油。那之前，东北部那些染指石油业的“强盗资本家”一直在用销售这黑色黄金的钱来收买政客，已经长达数十年。一位历史学家说，美孚石油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无所不用其极，就差没把议员们也拿去炼油厂提个纯了。但在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西南部那些新的油田还一直掌握在东北部那些老油田公司手里，他们控制着输油管道、市场和炼油厂，还有开采与钻井需要的资金。所以在得州发现油田的人要么被他们收买，要么被强迫退出，真是做得干净彻底。一九三〇年，得州百分之七十五的石油都是被美孚和其分支或者竞争对手（如“汉布尔和木兰”“海湾和太阳”）掌握的。而另外那百分之二十五的所有者，被迫要将油卖给这些公司，因为只有他们才有炼油厂和管道。卖价很低，根本无法积累起个人资本。这些公司以及背后的大家族（海湾石油是梅伦家族，太阳石油是皮尤家族，美孚石油是洛克菲勒家族）同时为共和党以及他们挑选的民主党提供资助，这是华盛顿以及东北部好些州数十年来的惯例。他们在全国层面上的政治联盟早就已经形成并得到巩固。

然而，一九三〇年以后，石油资金有了新的来源，因为一九三〇年是得州东部大油田之年。

东得州有很多破产许久的投机分子，在那里盲目开采各种“试验浅井”（赊账去开采的，经常停工，为了能再挖深几十米，还得再去筹款）。而最初成功出油的，是在亨德森城以东十几公里的地方。一九三〇年十月六日，石油喷薄而出，流过松林之间生锈的钻机和钻台上。普遍认为这是来自一个单独的小油田，因为那些大石油公司咨询过地理学家，他们说这片区域石油资源很贫乏。两个月后，又有一个油井出了油，是在那块油井以北二十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地理学家们说，这肯定也是来自一个单独的小油田。无论怎么说，两个油田离得那么远，肯定不可能是同一片油田。一个月以后，又一个油井出了油，这次是在再往北二十公里左右的朗维尤。地理学家说，这是三个单独的油田，肯定不可能是一片大油田。但由于大公司对这片地方不感兴趣，数百名盲目开采了多年、大多一无所获的“石油小兵”拥向了那里。他们发现，得州东部可谓“穷人油田”，不仅因为大公司还没有大量在那里购买土地，石油租约的价格很合理，还因为那里的油田在一千米左右的深度，离地面比较近，开采的花费也相对没那么高昂。另外，得州东部的都是高档轻质油，硫含量很少，所以就连提纯的成本也很低；有些开采者能够自己提纯并把油卖给油气公司（数量很少，但毕竟从无到有）。一九三一年年底的几个星期里，几乎是一小时就开采一个新油井。而且，好像他们无论在哪里开采（不仅是亨德森与朗维尤之间，还有各自的以南以北、以东以西），只要他们开采到一千米左右的地方，抽取沙子的样本出来看，里面都含有棕色的糖分，是经过石油浸润的糖分。一九三四年，情况已经一目了然，在那些荒凉干涸的棉花田和绵延不断的低矮松林之下，是一片石油之海，有七十多公里长。到一九三五年，得州东部油田生产的石油已经超过了其他州的历史纪录，甚至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历史纪录。“纺锤顶”油田的一亿桶已经非常可观，而东得州生产了五十亿桶，是“纺锤顶”的五十倍。

而且这片油田不属于大公司，属于各个独立的“石油小兵”。

大公司自然是要横加干涉，买下这些小兵的，光是汉布尔就买下了东得州油田的百分之十六。到一九三八年，大公司已经控制了这里的百分之八十。但这种控制不同以往。东得州的油田是前所未有地巨大，而且和之前任何油田不一样的是，原始拥有者是那些投机分子。所以，这一次，他们出售油田时，也捞了一大笔，迈入富人阶级。第一个出油油田的所有者卖的价还比较低，但第二个的所有者就拿到了二百万美元，第三个拿到了二百五十万美元。像锡德•理查森这样的就把钱投到其他油田上，比如得州的狭长地带、西部以及南部的休斯敦附近。有些油井也出了油，而且这次根本不用卖了，可以自己赚取利润。到此时，钱已经很多了，就算要跟大公司分，残羹冷炙的也有数百万美元了。比如，休•罗伊•库伦，一九三四年在汤姆•奥康纳山上开采出了石油。他必须和汉布尔分账，但他也分到了五亿桶。这些新的油田主有了自己的资金来源，就更加独立了，也不用按照之前那些不公平条约来跟大公司分享了。事实上，渐渐地，他们根本不用分享了。“东得州的油田产生了全世界最多的独立石油财富，”一名石油工业史学家写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油田特别大。成千上万块小油田，几乎人人都能分一杯羹。”也因为如此，东得州的油田“不显山不露水地脱离了得州的旧模式，同时走出得州去寻求资金，进行扩张和发展”。比如，H.L.亨特就修建了自己的管道，很快开始把自己的油灌进辛克莱石油公司的油罐车里。

即使是华盛顿最精明的政客，也没怎么注意到这一进展。他们甚至不知道很多新贵的名字，那些人的财富也被严重低估了。一九三五年八月，哈罗德•伊克斯转交了一份“有趣的文件”给罗斯福总统。伊克斯说：“是一个石油人交给我的，他觉得您应该看看。”那是一份一九三五年为民国委捐款的石油人名单，还附上了关于捐款人的简要介绍。大多数捐款单笔都不超过一千美元。对其中之一的赫尔曼•布朗（布朗开始进军石油业了），文件撰写人说：“没听说过他。”有个“S.W.理查森”的描述是“欠债，从查尔斯•马什那里借钱来开采石油……”名单上只有两个人的财产状况是比较清楚的，即克林特•默契森和他的合作伙伴达德利•戈尔丁（“默契森和戈尔丁白手起家后几个月来到东得州油田，大约三年以后将资产……以五百万美元左右……卖出”）。文件的撰写人根本不了解名单上这些人的财务状况，伊克斯显然也不清楚。到一九四〇年，情况还是如此。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的财务状况变化太快：锡德•理查森的确欠债已久，但这份备忘录送到总统手里的时候，他已经偿清债务好几年，并且有了数百万美元的资产。而且，一九三七年，他还在西得州的基斯通沙地开采了新的油井。到一九四〇年，他的年收入已经将近二百万美元。

不过，虽然华盛顿的政客对这些石油人毫无了解，但石油人对国家政治可谓兴趣浓厚。他们享受了很多联邦的优待。当然，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百分之二十七点五的石油损耗津贴。西奥多•H.怀特后来说，这是个漏洞，“能让那些石油界的百万富翁避开其他公民都要承担的税务负担。”因为这个津贴，石油人有百分之二十七点五的收入不用纳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优待条件，没那么出名，对石油人的收入却有重大影响。比如，有条法律规定，成功出油的油井，那些无形的开采和发展成本可以立即核销。油井主们非常重视这些优待，想要持续享受下去，而这些政策却又总是受到攻击和挑战。罗斯福刚刚掌权，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尔就把损耗津贴称为“对一个特殊纳税群体纯粹的偏私”，认为应该立即废除。一九三七年，摩根索尔再次发难，说这个津贴“可能是最受瞩目的漏洞”，而摩根索尔的上司也加入进来，说损耗津贴和其他的一些漏洞是想要“偷税漏税”。

投机分子们关心国家政治，不仅因为这些优待，还出于恐惧。东得州油田的出产大量涌向市场，油价骤然下跌，整个石油产业一片动荡，大公司和小企业也在困惑中不知如何进退，但总体来说，这些投机分子是惧怕联邦进行管束和规范的。罗斯福拿到那份记录捐款的文件的背景，是一个法案，由俄克拉荷马州的平民主义参议员艾尔莫•托马斯在一九三五年提出，法案如果通过，石油产业就面临直接的管控。那个法案未获通过（而得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的“热油法”则获得支持，由得州铁路委员会来设定生产份额，而这个委员会后来被投机分子掌握）。铁路委员会保护独立小企业不受大公司压价的影响，让他们很快蓬勃发展起来，但联邦管控总像一片阴云，笼罩在这本该一望无际的天地之上。他们钱很多，他们需要想个办法让华盛顿知道他们钱很多；他们需要找条路，用他们共同的财力对联邦政府施加影响。

联邦政府的成员中，他们唯一了解，很有好感的就是山姆•雷伯恩。理查森来自沃思堡，还有很多投机者就住在附近的达拉斯。雷伯恩的选区自然是紧邻达拉斯的，他在那儿也有很多亲密的政客朋友。他频繁到访达拉斯，也在理查森和其他投机分子还没有打出油，勉强维持着生计，艰难地做着“发财梦”时就认识了他们。后来，一些富起来的投机分子也搬到了达拉斯，这是离他们最近的大城市，而且达拉斯的银行也首开先河，表示愿意资助投机分子开展新的事业。家搬来了，企业总部也自然建立起来。雷伯恩也认识了这些人，通常是两个和这些投机分子关系不错的老朋友介绍的，一个是原得州检察长威廉•麦克罗，一个是得州老牌游说家威廉•基特雷尔。雷伯恩非常不喜欢那些“老牌”石油人，就是大公司里那些富得流油的股东。比如木兰石油，在达拉斯市中心有一栋木兰大楼，楼顶上是二点七吨的红色飞马雕塑，吸引了所有的眼球，周围还围上了三百五十多米长的红色霓虹灯管，晚上能照亮方圆将近五十公里的平原。他也不喜欢石油公司的管理人员、律师和游说者。这种感觉是相互的。传统的石油利益集团和实业公司一样不喜欢山姆•雷伯恩，他们想把他赶出国会，所以每年在他的选区砸很多钱，却一直无果。但雷伯恩喜欢锡德•理查森，两人相识多年，而理查森破产的状况也持续了很多年；他也喜欢理查森的很多朋友。他们向他请求帮助，他也帮了他们。他们告诉他，托马斯的法案是要帮助大公司铲除“小卒子”，像他们一样的“小卒子”。当然因为东得州油田，他们最近都永久脱离了“小卒子”阶级，但雷伯恩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他从来没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这个事实将会在未来几十年对美国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他们说，那项法案是华尔街在捣鬼，想让得州人（也就是他们）得不到一星半点自己州的财富。国家应该允许他们处理自己的问题，除非事实证明他们处理不了。而这些石油都在得州，这个问题肯定是应该交给得州人自己处理。当时罗斯福正和雷伯恩密切合作，推进证交会的法案。总统告诉伊克斯（按照证交会法案的规定，伊克斯将掌握联邦管控的权力）：“这件事我不想和山姆•雷伯恩起什么冲突。”于是托马斯法案就这么被搁置了。

对于在政坛利用金钱，雷伯恩并不陌生。他不仅在一九四〇年担任了加纳的竞选经理，一九三二年早就做过同样的事情。他为自己朋友的竞选向各方筹钱，也很顺利地拿到了。然而，也许是因为他本身对金钱并不感兴趣，雷伯恩概念中的竞选捐款，都是比较小范围的。最大也就是得州那些能为政客大量捐款的传统金主，种棉花、养牛之类的，加纳的钱几乎都是来自于此。他清楚支持加纳的人有多痛恨罗斯福，也知道一九四〇年他们在给温德尔•威尔基捐款，所以这些钱他是拿不到的。

得州其实有能与这些传统金主抗衡的新金主，就是石油产业的钱，来自投机分子的钱。但雷伯恩还没能意识到这个事实。一九四〇年，他还完全不清楚投机分子们这几年到底积累了多少财富，因此也看不到这其中的政治潜力。一九三五年他们捐的款，几乎都是几百几百的，上了一千美元就算很慷慨了。而此时的雷伯恩思维还停留在那个时候。要把这钱用在全国性的层面，为全国数十个国会议员争取和分配资金，这么大的事情，跟那个矮小、沉默、总是举棋不定的锡德•理查森有什么关系呢？他还穿着破破烂烂的西装在沃思堡彷徨游荡，一直住在沃思堡俱乐部那个又小又简陋的单身公寓呢。理查德•博林说：“他觉得自己的人民都是弱小的。他忽略了那些小卒子都成了巨人的事实……他知道他们有钱，但根本不知道有多少钱。”

另外，也许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收买他，这样的久负盛名、人人望而生畏，没有任何人向他阐述他的重要性，所以，雷伯恩并不清楚，自己对这些投机分子有多重要，他过去为他们提供了多么强大的保护，他们又多么希望他未来能继续提供更强大的保护。这保护是他们积累财富过程中意义最重大的因素。这一时期，无论是雷伯恩的盟友还是政敌，都一致认为，议长先生根本没能意识到，他在全国层面上为议员们进行政治筹款，到底有多大潜力。

但林登•约翰逊看到了这个潜力。
(2) 亨利•摩根索尔和大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声让富兰克林•罗斯福下定决心，要减少或者废除石油损耗津贴，是国会一直在保护这个政策。政府一直想获得得州石油的联邦控制权，是国会一直让石油继续握在得州人手中。投机分子们在华盛顿的力量就在国会，但他们也不认得太多的国会议员。他们很熟悉，能够袒露心声，诉说烦恼的，只有一个，就是山姆•雷伯恩。归根结底，他们在华盛顿的力量，就是这么一个人。而雷伯恩已经成了议长，是国会最有权势的议员。保住他的权势，保住他的议长宝座，就是保住他们的利益。要保住这些，就要保住民主党对国会的控制权。约翰逊意识到，要让国会握在民主党手里，可以去得州筹款。他明白事关重大，所以也清楚，能够筹到很多很多钱。

但要得到承包商（除了一个承包商）和投机分子们的竞选捐款，必须通过别的渠道。之前他们还从未给民主党国竞委捐过款，所以很难确定现在能否说服他们给钱。更重要的是，还很难确定能否很快说服他们。十一月的选举日慢慢临近，要及时拿到他们的钱很难。不过，约翰逊至少有赫尔曼•布朗这么一个金主，而且是个很大的金主，他的钱是可以确定的快钱。约翰逊知道，如果他能坐上自己想要的位置，就能立刻得到一大笔随意支配的钱。要是他能掌管国竞委，就能保证该委员会得到充足的资金。他请山姆•雷伯恩给他这个位子。
(3)

雷伯恩没有应允。

一九三九年七月，得州代表团因为加纳与约翰•刘易斯争端，在如何回应上起了冲突。那之后的一年半里，雷伯恩和林登•约翰逊的关系到底如何，也许永远没有定论了。议长和约翰逊都善于隐藏个人情绪，他们各自筑起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厚墙，但也能找到些蛛丝马迹。

冲突本身没有激怒他。他甚至还对林登反抗自己的方式相当骄傲。“林登这小子可真是倔，倔得像头驴。”有人向他询问这件事时，他说。然而，尽管后来林登千方百计隐瞒雷伯恩，是他让罗斯福和新政支持者们反感雷伯恩的，这位多数党领袖可能还是最终了解了自己颇为欣赏喜爱的这个年轻人，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在罗斯福面前唱衰雷伯恩的秘密行动胜利了，总统强迫这位多数党领袖和“菜鸟议员”林登•约翰逊一起在“和平”电报上签名。也是在那一天，约翰逊努力表现得他和雷伯恩之间没有任何分歧的样子。《华盛顿邮报》里的一篇文章说，约翰逊“颂扬了雷伯恩在达成这项让步中所做的努力”，并且“预言说他会领导支持加纳的得州代表团‘自由派的人也会加入进来’”。一个星期后，他又主动私下示好。雷伯恩就任得克萨斯议员的第一年，有个室友叫R.布纳•里奇维，他给林登写了封短信，说应该在最近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提名雷伯恩做副总统。（里奇维回忆起室友的性格：“他很安静、内敛、高尚、诚实，对朋友是百分之百的真诚。”）从他在雷伯恩主持的那些会议上帮新政支持者做内线开始，约翰逊已经有一年没给雷伯恩写信了。而这一次，他可能是想用里奇维的信做借口，重启两人之间的沟通。他把里奇维的信转交给雷伯恩，附上了一封自己的信（“这是个普通民众写来的信，我很高兴地得知，他是您的忠实崇拜者……”），签名是“您的朋友，林登”。之前，林登写信给雷伯恩时，这位多数党领袖都会热情洋溢地回复。而这次，他给约翰逊的寥寥几言的回复可谓意味深长：

谢谢你把这封我亲爱的老朋友布纳•里奇维的信转交给我。

祝你一切顺利。

你真诚的，

山姆•雷伯恩

作为罗斯福与加纳得州之争最后让步结果的一部分，白宫坚持要约翰逊担任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得州代表团的副主席。主席就是雷伯恩。所以大会期间两个人常常凑在一起，也常常一起倾听候选人们的资金问题。但当约翰逊（他自己当然是不反对连任议员的）提议说，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任命他掌管国竞委时，雷伯恩没有任何鼓励的表示。

接着约翰逊试图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资助国会议员们的选举。他想成为国竞委和其主要拨款方民国委之间的联系人。雷伯恩也没接受这个建议。八月二十日，雷伯恩告诉弗林的一个助手，的确应该选一个国会联系人，但他提议的两个名字都不是林登•约翰逊。“我觉得应该是约翰•麦科马克，查理•韦斯特应该也可以。”他说。

约翰逊继续奔波活动。他那些年轻的新政支持者朋友，从他不断讲述的故事中认识到民主党国会议员处境多么艰难，民主党可能会失去国会，德鲁里工作多么不力，多么欠缺为支持新政的国会议员提供帮助的热情。而根据某些知情者透露，总统亲自建议，约翰逊应该通过某种微妙的方式，和国竞委，甚至和民国委联系起来，提供协助。

然而，约翰逊心中的目标，似乎不是要协助，而是要享受独立而正式的个人权威。他接下来的努力绕过了雷伯恩，通过比较心软的农业委员会主席马尔文•琼斯，直接找到了总统。九月十四日，琼斯去见了罗斯福，然后送去一封约翰逊起草的信，建议说：“如果我们想如愿以偿，就应该在国竞委和民国委的常规工作之外，再让林登并行，而不是指派他去协助日常工作。”后来约翰逊又起草了一封信，让弗林签字，并请他寄给众议院所有的民主党成员，这封信进一步透露了他构想的权威。随信还要提到总统，至少能让别人感觉约翰逊背后有罗斯福撑腰。如果弗林寄出了约翰逊写的这封信，内容应该是这样的：

亲爱的　　　　　　　议员：

……总统和我讨论了你在十一月即将面临的难题。我向他保证，民国委将会尽全力在你的竞选活动中给予最大的帮助。

为了我们能在这期间达成最高效的合作，我请了你的一位众议院民主党同僚，得州的林登•B.约翰逊议员，作为我在民国委的办公室和国竞委之间的联络官。

这样一来，约翰逊当然就成为民国委处理议员事宜的重要人物。

然而，罗斯福不想把这么正式的权威授予他。他去掉了“联络官”这样的字眼。罗斯福修改后的信只是说，为了让民国委能够在你竞选期间“和你达成最高效的合作”，约翰逊将会“协助我（弗林）和全国委员会来帮助议员候选人”。

罗斯福告诉约翰逊，他会把这封信转交给弗林，并且让弗林去跟这个年轻的议员谈，但弗林连给约翰逊这个非正式的任命都不愿意。九月十九日，他在自己卡尔顿酒店的房间里和约翰逊见了面，说他很愿意把信发出去，前提是得到雷伯恩的认可。

雷伯恩的认可，短时间内是达不到的。

接着约翰逊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九月二十三日，全国委员会的秘书长奇普•罗伯特辞职了。约翰逊调动各种关系想得到这个职位，还说当上秘书长之后，他会成为全国委员会与国竞委之间的联系人。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比如“芳草地”常客克劳德•佩普尔）纷纷致信或致电白宫，催促这项任命。约翰逊还说服德鲁里写信给罗斯福，说他对此“不反对”。罗斯福可能也考虑过就这么办，还跟一个星期前成为议长的雷伯恩提了这个可能性，但雷伯恩回复说，只要弗林满意这个任命，他也满意。雷伯恩当然知道，弗林是不会满意的。他连给约翰逊那个非正式的委员会联络人任命都不热情，让他当秘书长？他肯定会更强烈地反对。事实上，弗林说，要是约翰逊当上了秘书长，他就辞职。

不管任命正不正式，约翰逊都想不出办法解决弗林的反对，特别是雷伯恩也不站在他这边。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说：

和艾德•弗林以及国会山上几位同僚讨论了我参与国会竞选活动的事宜之后……我认为，因为时间紧迫，还有仓促地参与到这么一个成熟完善的机制中来可能引起的反感，不宜再向弗林先生提议这样的任命了。

信寄给罗斯福之前，他又重写了一遍，字里行间能看出他的一些技巧。这封信函只有简短的五段，却不露痕迹地诋毁了他想取代的那个人（“当然，该做的工作一定要完成。我自己可能因为年轻缺乏经验不能胜任，但在这暗夜中，我真心认为，我们在众议院的处境很凶险”）；不动声色地奉承（“我知道以您的智慧胆略，一定能解决此事”）；巧妙地指出自己胜任此工作的原因（他说，竞选活动“在城市里很有效”，但在“剩下百分之五十的区域”就无效了，当然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农村地区）；并且加上了一点个人情感（他指出，“一九三八年我们失去了八十二个席位”，还说目前四十五个席位的优势“让我凌晨三点虚汗连连，夜不能寐”）。

信是寄出去了，但罗斯福只同意了原来的条件，让约翰逊去担任那个非常不正式的职位。十月四日，罗斯福给麦金太尔写信说：“上午请您致电林登•约翰逊议员，告诉他，弗林强烈建议我们按照原来谈好的他和德鲁里议员之间的安排来进行，这样约翰逊就有机会立刻寄出之前拟好的，但没有提到总统的那封信，而且他应该立即行动……”然而，约翰逊还是极不情愿接受这么不正式的一个角色，特别是在没有雷伯恩支持，近期也不可能得到他支持的情况下。

但山姆•雷伯恩正在一步步陷入绝望。

要是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他也做不成自己苦等二十八年才刚当上的议长了，而且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他们要输。

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几乎翻了一番，从八十八到一百七十。每次因为某个议员逝世而举行的特殊选举，都证明了共和党的夺权趋势。一九四〇年，这样的趋势加快了。当年一共举行了七场特殊选举，共和党的得票数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六。本来，民主党人希望在总统大选年，趋势能够有所扭转，但就在雷伯恩当选议长的三天前，这个希望遭到严重挫败。九月十三日，缅因投票选举议员，民主党在缅因三个选区的得票是落后的，也是百分之六。这个数字特别不祥，因为一九三八年，二百六十五个民主党席位中，只有不到一百个是以低于百分之六的优势赢得的。一九四〇年，共和党需要再取得四十八个席位，就能控制众议院，选出他们自己的议长。而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都认为，共和党能得到更多席位。“不管总统选举的结果如何，”九月十五日，《纽约先驱导报》报道，“共和党人都很有信心，民主党人很害怕，下一届众议院将会在十年中头一次由共和党来组织和控制……研究相关数字的人员避不开一九三八年国会选举中显露的‘趋势’，以及从那以后的所有国会特殊选举中这种趋势的延续……”民主党人甚至不能回家开展竞选活动。欧洲和远东的危机加深，需要进行应对危机的新立法，比如《选征兵役法》和为新军事基地拨款的法案，这迫使国会整个夏天都在召开，一直到九月。快到九月底了，国会暂时没有什么主要的新立法，而欢欣鼓舞的共和党人，在媒体的支持下（“在这样的危难时刻，为美国民众表达意愿的机构不应该离开华盛顿”，《纽约时报》的社论如是说）坚持继续召开国会。九月二十四日，阿瑟•克罗克写道：

……不管谁当选总统，民主党的众议院多数席位都岌岌可危。这让民主党人们忧心忡忡。而国会迟迟不休会，共和党人虽然也急于竞选，却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在有限的休会时间取得优势。休会后他们会立刻赶往各地，呐喊反对“在这样的危难时刻”休会，抓紧时间争取一切政治上的支持。

而很多被困于华盛顿动弹不得的民主党人，都收到了家乡发来的不乐观报告，而且去弥补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山姆•雷伯恩在国会等了二十八年，终于当上议长。难道他只能当四个月吗？

雷伯恩一次次地听说，选举状况如此危急的主要原因，就是缺钱。查尔斯•马什到访民主党在芝加哥的中西部总部，报告说：“芝加哥就是个空架子，因为纽约还没有任何资金往西流动。我每天都仿佛经过一个坟场……每个办公室都嗷嗷待哺。显然已经付不起工资，也没法做什么电台节目与发言人团队的规划了。”马什预测说，罗斯福个人受到的拥戴，能让他赢得总统大选，但没法带动足够的议员。“我认为，要是现在还争取不到往西流动的资金，国会众议院将会假手他人。”

没有资金。八月，雷伯恩已经跟弗林说过，单独拨款十万来帮助议员候选人。但已经九月底了，民国委一个子儿都没出。十月二日，弗林的财务主席维恩•约翰逊的一封信一定让雷伯恩意识到，民国委根本不可能为他的“同志们”提供什么大的经济援助。马里兰议员威廉•D.拜伦亲自去了一趟巴尔的摩酒店民国委总部，请求提供资金帮助。维恩•约翰逊致信雷伯恩：“我们的资金周转已经非常困难，不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国竞委。”

接着，从十月五日开始的周末两天，种种征兆升级为恐慌。因为在那个周末，民主党人被自己选区送来的各种问题的报告弄得心烦意乱，无路可走，纷纷离开华盛顿；到十月八日，终于安排了一次非正式的“休会”，但一百多个议员在这之前已经回家了，《纽约时报》称之为“擅离职守”。《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其他人威胁说：“不管上面决定要在……剩下的每日议程中做什么，他们都要离开首都。”等回到选区，他们发现所有的报告都是真的。一九三六年，民主党议员在很多选区都取得了不小的优势；一九三八年，优势缩小了一些；而一九四〇年，离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他们回到家，发现自己竟然是落后状态。对手的竞选活动组织得当，资金充足，华盛顿倾力相助；而他们呢，谁的帮助都没有。

密歇根的第十六选区，包括了底特律的一部分，紧邻有个巨大的福特汽车公司工厂的迪尔伯恩。这里曾经是大家眼里非常安全的民主党选区。一九三六年，议员约翰逊•列辛斯基竞选自己的第三届议员，得到了百分之六十一的选票，领先共和党对手两万一千票。但是在一九三八年，这个差距缩小到一万票，百分之五十五。一九四〇年，在这个被福特公司控制的选区，共和党派出的候选人是福特家族的一员：亨利
(4) 的表亲罗伯特。列辛斯基回到迪尔伯恩开始竞选活动，发现那里已经竖立起数百个“罗伯特进国会”的大广告牌，还有很多其他的迹象显示，他有着“无限的资金支持”，比如十几个人手充足的竞选总部。显然，这个选区对于民主党已经不再安全了。这里的选民有五十八种不同的原国籍，所以有必要印发外语的书面材料。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八年的选举中，民国委送了一车又一车外语宣传册到该选区，光是波兰语的就有十万册。结果现在列辛斯基得知，选区没有收到一张外语资料。他打电话到巴尔的摩酒店问什么时候会送来，竟然找不到能给他答复的人。他列了个详细的最低需求表单，波兰语的要五万册，匈牙利语、乌克兰语、意大利语和俄语分别需要五千册，电报给巴尔的摩酒店。这次终于有回复了。宣传册内容已经打好了，委员会的人告诉他，但没钱印。他也拿不到发放给支持者佩戴的竞选徽章。列辛斯基恳求罗斯福去访问他的选区，提醒华盛顿说，一九三六年，总统到底特律，有大批人前来表示拥戴，但罗斯福来不了。这在任何竞选活动中都是可以理解，也是经常发生的，每个议员当然都希望受拥戴的总统到他的选区去亮相，但列辛斯基连罗斯福的一张照片都拿不到！总统的海报非常少，所以都被压在玻璃下面防止褶皱，一个集会用完了再搬到另一个集会。列辛斯基后来写道，一张多的也没有，他自己的总部都没法挂一张！约翰•列辛斯基知道自己麻烦大了。他需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帮助。然而，现在连一张海报都拿不到。

列辛斯基不是一个人。十月上旬，数十个国会选区都是这种情况。一九四〇年的议员竞选中，广播还不是花费最多的项目，大多数还是在广告牌上花钱最多。“如果看到你的对手有很多广告牌，”一个在战前时代组织了很多国会议员竞选的人说，“你就知道他肯定在其他地方也是资金充足，广告多多。”现在，很多选区的议员从华盛顿回家，都看到对手从高高的广告牌上瞪着他们，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致信或致电给国竞委寻求帮助，发现不仅很难要到钱，其他最基本的竞选物料都欠奉。之前的选举中，国竞委要求上级民国委提供徽章、海报、保险杠贴纸、宣传资料和全国有名的发言人，而法利那些行事高效的手下，和议员们同心同德，解决他们的问题也很有经验，总是尽最大努力去满足这些要求。现在的民国委几乎只关心罗斯福的竞选，加上资源也是前所未有的匮乏，只好完全忽略议员们的请求了。

匆匆赶回家的议员们，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还是候选基金的短缺。列辛斯基已经哀求过德鲁里提供帮助了，结果只收到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要和福特家的人抗争，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按照德鲁里的标准，这钱已经给得不少了，特别是考虑到民国委的储备资金状况。大家期盼许久的民国委补助金，终于在十月十日姗姗来迟，但不是雷伯恩请求的十万美元，而是一万美元。分配到七十八个候选人头上，每人只有一两百美元，在这样一场决定山姆•雷伯恩命运的斗争中，这些钱太微不足道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从一九三二年新政为民主党争取了压倒性优势以来，该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们还从来没这么需要过帮助，但现实情况是，他们从来没这么无助过。议员们纷纷来电，语气激动焦急，民主党在国会的领袖们稍微统计一下，就知道败局很明朗了。罗斯福曾经遥遥领先，结果一周周过去，他的优势也逐渐在丧失。十月初，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威尔基和他可谓不分胜负了。这种情况下，众议院的前景更加难堪。“民国委总部笼罩着紧张又沮丧的气氛，”皮尔逊和艾伦后来回忆，“风度翩翩又闲散随意的弗吉尼亚人帕特•德鲁里领导的国竞委完全撑不下去，濒临崩溃边缘。各种活动停滞不前，经济拮据，焦头烂额的候选人们甚至都懒得请求帮助了。共和党人真是可以一路高歌猛进，摧枯拉朽地重掌众议院。”

山姆•雷伯恩清楚这个状况，就算他不清楚，错送给民国委秘书长哈尔丁的一封信也能让他明白。这封信进一步提供了众议院民主党人们面临资金困难的证据。小费利克斯•杜邦
(5) 和妻子莉迪亚给共和党的捐助错送到了国竞委，分别是三千美元和四千美元的支票。这还只是两个杜邦家族成员的贡献。该家族至少有四十六个成员在积极捐助共和党。雷伯恩显然还是不愿意让林登•约翰逊来掌管国会竞选的事宜，他疯狂地想找另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人，但没人想来揽这个苦差。雷伯恩的一个助手回忆：“看起来民主党要……失去众议院了。没人愿意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赌注，来为众议院的民主党做竞选经理。”雷伯恩找了“两三个人”谈话，但发现“没人愿意”。十月早些时候，他把跟弗林说的话又跟罗斯福说了：“要是丢掉了众议院，就算罗斯福连任成功，他的下场也会和一九一八年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后的威尔逊总统一样，被撕得粉碎。”他请罗斯福如约翰逊所愿对他进行任命，就是奇普•罗伯特空出来的民国委秘书长的位子。弗林再次拒绝接受这个任命，但约翰逊已经同意接受自己拒绝的那个非正式的职位。弗林显然又改了主意，也不同意这个方案。但是在十月十三日，雷伯恩祈求罗斯福，至少让约翰逊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国会竞选中来，不管正式还是非正式，动作一定要快。总统同意了。据说他当时发话：“叫林登明天来见我。”第二天，十月十四日，林登在早餐时间去见了总统，当天下午，弗林没什么行动，但德鲁里发出了公开信，给约翰逊分配了一个参与竞选工作的任务。

这个任命真是太不正式了。德鲁里的信中只是说，约翰逊会“协助国竞委”，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职位或头衔。不过，这个任命再不正式，也不是选区或州的任命，而是国家层面的任命。林登•约翰逊从白宫急匆匆地跑出来，打电话去了休斯敦，找布朗&路特。

(1)
其实，相关的服务应该是民主党全国国会委员会提供，而不是国竞委。但这两个委员会其实是一体的，办公室是同一个，工作人员也是同一批。之所以取这两个名字，是为了避免产生竞选资金法律条文上的争端。——原注

(2)
他似乎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他的选区没有发现任何石油，但当地一个律师哈里斯•梅拉斯基开始为一些在东得州拥有油田的原破产投机分子做代理人；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间，约翰逊费了很大心力，和梅拉斯基拉关系，而那时候约翰逊在选区的顾问们没有一个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原注

(3)
不太清楚他到底是请求被正式任命为主席取代德鲁里，还是让德鲁里继续做主席，他坐上另一个位子，进行实质上的管理。有些人说是前者，有些人说是后者。——原注

(4)
亨利•福特（Henry Ford）：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

(5)
全名小艾利克斯•费利克斯•杜邦（A. Felix du Pont Jr.）：美国航空业的先锋，军人，慈善家。他所属的杜邦家族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32•

蒙西大厦

华盛顿的汤米•科科伦和得州的艾德•克拉克都是出色的政治筹款家，他们都认为，大多数为政治选举捐款的商人所捐的资金，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目的。他们想被任命为大使，想要合同，想要插手政坛，却舍不得付出足够的代价来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的捐款要么在态度上较为勉强，要么在到款速度上比较缓慢，或者少到让接受者很难全心全意地去帮助他们。“只有少数几个，”克拉克说，“最老练、最精明的，会给真正的大钱。”给得心甘情愿，给得干脆麻利，给得充足，这样的投资才能有最大的回报。赫尔曼•布朗就是这少数几个之一。他是精明人中的人尖子，十几年来一直在资助得州的政客，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愈发成熟老练。“赫尔曼帮你的时候，”艾德•克拉克说，“就是尽全力地帮。”约翰逊的电话打到布朗&路特的总部，那边马上有了回应。《联邦反腐法案》禁止以公司名义进行政治捐助，所以布朗&路特不能直接拨款。而个人对政治组织一年内的捐助至多只能是五千美元，单靠赫尔曼和乔治也不能给够需要的钱。因此，赫尔曼安排六个生意伙伴（次级承包商、代理人、他的保险经纪人）用各自的名义捐钱给国竞委。他行动十分迅速。约翰逊是十月十四日星期一打的电话。十月十九日星期六，乔治•布朗就发电报给约翰逊：“你周五就应该收到支票了……希望已经正常按时地到达。”约翰逊这样回复：“和你谈过话的所有人都已来信。非常非常感谢。我没有给他们回信。所以请你务必转达所有人信已经收到。”每张支票写的都是按照法律规定能贡献的最大数额：五千美元。所以布朗&路特给国竞委的最初捐款是三万美元，比民国委的拨款还多，而前几年，这个上级委员会的拨款还是竞选款项的主要来源。

约翰逊新官上任的头一周，这还不是他从得州收到的唯一一笔钱。他说服山姆•雷伯恩给沃思堡和达拉斯打了几个电话，提起的数额也不是以百计的。十月十四日，锡德•理查森通过侄儿佩里•R.巴斯，汇来五千美元。十月十六日，C.W.默契森汇来五千美元。查尔斯•马什的合作伙伴E.S.芬特雷斯也汇来五千美元。到十月十九日星期六，约翰逊已经为国竞委拉来总数为四万五千美元的资金，可以分配给各区的民主党议员候选人。刚接手新工作一个星期，他就能给雷伯恩的助手施瓦格•谢尔利如是写道：“过去三天来，我们给议员们送去的钱，比他们过去八年来从任何委员会拿到的都多。”

林登•约翰逊已经在充分展现的一项才华，就是政治谋略。现在他又借助这个用武之地尽情施展了。德鲁里寄给候选人们的信中说，约翰逊只是“协助”国竞委，他觉得这样就能让约翰逊从属听命于委员会。当然，最初从得州寄来的支票都到了委员会，是约翰逊上交的，存进委员会的银行账户里；给各个候选人分配的资金也是从这个账户中出的支票，由委员会主席德鲁里签字寄出，还附了一封德鲁里的信。寄出的地址也是国家新闻大楼的委员会办公室，和其他所有的捐款别无二致，没人看得出这些钱是来自得州，或者是通过林登•约翰逊的努力筹到的。

不过，约翰逊可是个利用各种政治技巧，促成了一座大坝的合法化、授权和扩建的人，他要让候选人们知道，这款项不是委员会而是他筹的，还不是小菜一碟。他用的办法相对简单，但也堪称巧妙了。他授意乔治•布朗，也显然说服了雷伯恩，请他们分别让“布朗&路特”的捐款人以及理查森和默契森捐款时附上一封信：“在此我为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送上五千美元的有效支票。希望这笔钱能够花在附件名单上列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身上，每个人都列出了具体的数额。”

当然，名单是约翰逊列的，还规定了每个幸运候选人能够分到的数量。委员会几乎不敢违逆“捐助人”如此具体的请求，所以决定得州大笔捐款分配去向和分配数额的人，不是德鲁里，不是哈尔丁（也不是别人），而是约翰逊。有了这个筹码在手，到委员会总部上交了支票，一离开大楼，他就给每个受捐人发去了电报，非常清楚地告诉每个人，他们第二天从国竞委收到的支票到底该归功于谁：“几分钟前我刚刚去了国竞委，今晚他们会给你们寄出航空专递。”

成就林登•约翰逊职业生涯的，有种种因素，最令人震惊的，还是他的精力。

接到新任命的第一周，他做的不只是筹款收支票。“协助”国竞委的许可，最终是十月十四日下达给他的，选举日是十一月五日。他只有三个星期。

三个小时内，他就租好了办公室，做好了必要的布置，让工作人员进驻进来：赫伯特•亨德森、约翰逊•康纳利和他国会办公室的多萝西•尼克斯。只有沃尔特•詹金斯留守议员办公室。（他的新办公室是个五居室的套房，其中一间是他的私人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陈设说明他不喜欢简单朴素，家具租用订单上写着：“大办公桌一张；办公转椅一把；扶手椅两把；俱乐部沙发椅一把；沙发床一张……”）当天，他就拟好了一张发给议员同僚们的调查问卷（“一九三八年得了多少票？”“你现在的对手比一九三八年的对手强吗？”“简要叙述一下他的竞选活动和主要讨论的议题。”“在你们选区的什么地方能够随时联系到你或者某个代表？”），还口述了一封宣布他参与竞选活动的信，随问卷一起寄出。

表面上他是在协助德鲁里的委员会，但找的办公室却是在另一栋大楼，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边的E街一三二九号，十一层的蒙西大厦。在这里，德鲁里看不到也很难监控他。那个忙碌的星期一，他还做了更多事。信和问卷没有发给所有的同僚。约翰逊分别致电雷伯恩、麦科马克、副总统候选人亨利•A.华莱士的竞选经理保罗•安博拜，以及一名非常了解中西部选区政治状况的政客。同他们一一协商后，他从四百三十五名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中选出了几十名应该得到帮助的。这个决定一是基于一九三八年哪个选区的优势最小，但这只是部分原因。亨德森和康纳利急匆匆拟定了好几个名单，其中一个名单开头写道：“以下这些人在一九三八年领先共和党候选人一万票以上。”民主党还以为这些席位都很安全，但他们根本没有做过全面深入的分析；约翰逊做了，不仅分析了总票数、百分比，还有选区的归类，发现有很多人也是处境危险，所以这些议员也在受助名单上。

领到新任命的头一个星期快过完了，他的名单也进一步精确。这其中有约翰•L.刘易斯的功劳。这位代表煤矿工人利益的议员开始反对罗斯福，很多人都在猜测他的背信弃义会对总统竞选有什么影响，但没人想到议员候选人这一层。约翰逊安排下属统计一个“煤炭产量百万吨以上选区”的名单，还要列出一九三八年那些选区的议员选举结果。接着，他拿着一个黄色的记事本坐下来，开始亲自分析这个名单。上面一共列出了六个州的十五个选区：一九三八年，民主党拿下了全部的选区。他计算了每个选区的票差，相加，再除以十五，写下一个平均数，然后用红笔圈起来，旁边又画了个指向数字的红色箭头，因为平均票差只有八千二百六十八。接着他计算了民主党在每个选区得票数的百分比，按照刚才的算法再进行加减乘除，最后得出的百分比证实了糟糕的局面：今年，民主党不可能稳赢这十五个选区了；这些地方的民主党议员候选人也需要帮助。他还亲自列了其他名单，不允许任何一个助手插手。每个名单都是这么精心计算出来的（“如果你把所有的小细节都做好了……”）。他还在附近的华盛顿酒店召集了一次午餐会，到场的有雷伯恩、麦科马克、安博拜、阿尔文•维尔茨和三位白宫助手罗威尔•马雷特、维恩•科伊和吉姆•罗（詹姆斯•福莱斯特也收到邀请，但无法参加）。这次会议上，他们进一步细化了名单，所以，就在那头一个星期，得州的支票到了，他立刻就开始分配了。一共七十七位受捐人，这个名单经过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共和党的竞选委员会做这种分析倒是惯例，但民主党就很少这么做了，而且在一九四〇年，只有约翰逊这样行动了。

约翰逊发给候选人的问卷上，有这么一条：“我们如何才能提供最大的帮助，请写下你的建议。”下面有三条线，分别以1、2、3开头。当然，很多人都请了总统去他们的选区，但这并不是在第一条出现最多的建议。华盛顿州第三选区的议员马丁•F.史密斯写下了最常见的一条回复：“资金援助。”（俄亥俄州第九选区的约翰•F.亨特就更斩钉截铁了，“第一条”是“资金援助”，他写道：“没有第二条。”）其他人多写了一两行。“你们能够为我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汇款两三百元来支持我的竞选活动。”密歇根第十一选区的温德尔•朗德说。“这个选区最需要的就是钱。”宾夕法尼亚第十区的乔治•M.梅伊说。有些人觉得寄信不够快，直接打电话表达了同样的诉求。一份在各办公室之间传阅的备忘录上写道：“（俄亥俄州第十五区的）罗伯特•西克里斯特致电约翰•康纳利，说他唯一需要的帮助，就是一点资金……”

之前和国竞委打过交道的候选人根本没抱什么希望，觉得说了也拿不到。西克里斯特在他的问卷上写道：“除了钱，其他什么都帮不了忙。我知道你们很缺钱。”伊利诺伊州第二十三选区的劳伦斯•F.阿诺德说，他一九三六年收到过国竞委的二百美元，但一九三八年什么也没有。今年他申请了二百美元，但连个回信都没有。肯塔基州第三选区的埃米特•奥尼尔写道：“我很肯定你们给不了任何帮助。”他说，他需要钱，“但我知道……资金周转很困难，所以这也不是我间接地要提出什么要求。”

然而，他们惊讶地发现，希望成为了现实。已经担任过四届议员的马丁•F.史密斯回到家乡时，觉得他很有可能做不成第五届了。他一直在首都待到十月八日，待得太久了；坐了三天的火车踏上家乡的土地，立刻就有竞选助手告诉他，议员的位子岌岌可危。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加强在选区四十二家报纸上的广告力度，并且多上上电台。但他钱不够，一项行动都实施不了。他开始在全州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筹款的希望也不大。接着，一天晚上，他跟霍奎厄姆的竞选总部电话沟通，助手给他念了约翰逊的电报。他很自然地希望电报里提到的国竞委航空专递里有一些资金。几天后，他回到霍奎厄姆，发现桌上摆着的，不是一封，而是两封委员会的来信。每封信里都有支票，一张是二百美元，一张是五百美元。

一天晚上，查尔斯•F.麦克拉夫林议员一身疲惫地下榻一家旅馆，给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竞选总部打电话，下属告诉他林登•约翰逊拍来一封电报。第二天，他回到奥马哈，电报里提到的航空专递已经到了，里面有张三百美元的支票。

全美国都在上演相似的一幕。议员们努力地开展竞选活动（一边担心竞选资金），经过漫长的一天后，在酒店房间的椅子上瘫坐着，或者躺在床上，还穿着鞋（累得不想脱），给总部打电话，那边的人就会给他们读林登•约翰逊的电报，他们会知道，资金就要来了。

还有些人是在竞选总部得知消息的。爱德华•V.M.伊扎克议员回到圣地亚哥时发现，对手的脸出现在“几百块”广告牌上，居高临下地瞪着他。他也给约翰逊写信说了这个情况。他自己一块广告牌都没有，而且还沮丧地发现，“连个组织都没有”。数千份宣传“罗斯福-华莱士-伊扎克”的宣传册已经印好，红白蓝的主色调夺人眼球，宣传效果会很好。但没有寄宣传册给选民的资金，而且，没有组织，也就没法用其他途径来分发。可以找拉票人挨家挨户地去发，但拉票人大多都是要钱的，即使是不要工资的志愿者，也需要报销午餐费、交通费、汽油和其他开支。接着，他的得州同僚寄来那封电报，接着又来了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有了这个钱，他就能安排宣传册的分发了。他说，工作人员刚从竞选总部出发去“挨家挨户地传递‘罗斯福-华莱士-伊扎克’的信息”，另一封信就到了，里面又是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

另一些人是在家里接到消息的。南•伍德•霍尼曼已经在波特兰竞选数月，但没有任何进展。她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姆•雷伯恩没有履行七月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对她所做的承诺。收到约翰逊的问卷后，她在十月十七日打电话做出回应，约翰•康纳利的“致LBJ备忘录”总结了电话内容（康纳利可能是在另一条线上做的速记），开头写道：

昨天您和南•伍德•霍尼曼的谈话中，她提到以下能够有所帮助的几点。

1．资金……

霍尼曼夫人要求捐款汇到她家，第二天，希望道一七二八号就收到了那封电报（“几分钟前我刚刚去了国竞委，今晚他们会给你们寄出航空专递”）。委员会寄来的第一封信不是约翰逊拉来的捐款，有一百五十美元。她以为这就是约翰逊说的那个航空专递了。她很感激，但一百五十美元也帮不了多大的忙。她的对手已经往回赶了，她写道：“还传话让下属立刻再给他筹一千五百美元，尽管他的宣传册已经满城都是，在华盛顿也是每个星期会上一两次电台节目。我在每个街角都能看到广告牌上他的大脸，还有‘一届好议员，值得再当选’的口号。”接着，十月十九日，约翰逊拉来的款项（五百美元）到了。她欣喜若狂地回拍了封电报：“今天收到五百。”

候选人们感恩戴德。“助手在长途电话上给我读了您考虑周到、言辞亲切的电报。今天在我选区的四个县走访一遍回到总部之后，看到了两封航空专递，”马丁•史密斯给约翰逊写信，“我感谢您个人为我做出的努力。”麦克拉夫林简洁地说：“很高兴这个位子上的是你。”约翰逊汇去第一笔五百美元时，伊扎克就迅速写了封信：“千恩万谢。”而这封信还没能送进邮筒，他又补充说，“又：您十九日的航空专递（那封又寄了五百美元支票的信）刚刚到了，再次千恩万谢。”“亲爱的林登，”南•霍尼曼写道，“我这一整天都想给你打电话，而不是写信，因为听到你的声音是那么愉快……国竞委的第二笔钱紧跟着第一笔来了，多了好多，我知道，应该感谢的是你。”

他们还会更加感激涕零，因为林登的筹款行动才刚刚开始。

有些捐款是通过私人关系来的。汤姆•科科伦在纽约帮罗斯福筹款时，设法从纺织业的工会那里拿到些钱，然后亲自带到华盛顿来给了约翰逊（这是科科伦后来回忆的）。还有个工会有政治拨款可以支配，就是矿工工会。约翰•L.刘易斯也许转向了威尔基的阵营，可是矿工工会真的希望共和党掌控国会吗？该工会的首席顾问威利•霍普金斯回忆：“他上任（国竞委助手）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给我打电话，说想问问矿工们能做点什么来帮助民主党竞选。”霍普金斯把约翰逊的话转达给工会的财务官，汤姆•肯尼迪。霍普金斯说，约翰逊面见肯尼迪，“我觉得他离开的时候对矿工们的反应很满意。”纽约的资金不仅来自第七大道
(1) ，还有华尔街。约翰逊通过艾德•维塞尔认识了一些纽约富人，投资银行家兄弟保罗和科尼利厄斯•希尔兹通过这些富人的办公室捐了七千五百美元。有些捐款是因为他能唤起较为年长的权贵阶级的慈爱和欣赏。查尔斯•马什的钱自然唾手可得，都不用开口问。他在帮华莱士竞选可谓日理万机，但一听说约翰逊临危受命，要留住民主党对国会的掌控权，就马上表示要提供他最丰富的两样财富：建议和钱。艾丽斯•格拉斯的妹妹，同时也是马什私人秘书的玛丽•路易斯回忆：“查尔斯对他说：‘孩子，你一定得有点钱，仅凭一腔热血是做不到的。’”马什联系了四个得州的商业组织，安排每个组织每周给约翰逊一千美元，直到竞选结束，而他个人每周会再追加一千美元，就是每周一共给约翰逊五千美元。“我要去追踪那些人汇钱没有。”他说。（如果马什知道还有其他人在给这位“门徒”同样的帮助，可能会让他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兴趣大减，所以相关信息马什是不知道的。）资金来得很快，约翰逊可以更加“广结善缘”。国竞委寄去的两百美元和五百美元支票，已经让马丁•史密斯激动万分了，那周还没过完，他又收到了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十月十七日，委员会收到新泽西议员威廉•H.萨特芬填写好的问卷和一封请求资金援助的信，约翰逊口述回复说：“我会特别尽力去想办法，给你一些资金援助。”但他还没在这封信上签名寄出，资金就汹涌而来，他可以回一封更具体的信了。在信尾，他加上了一条附言：“今天我正在帮你请得州一个朋友给五百元。如果他给了，我就带去国竞委，请他们今晚就加急汇给你。”事实上，写这句话时，约翰逊手里要么已经有了这笔钱，要么已经肯定有这笔钱了。那五百美元当天晚上就寄出去了。

他要到的钱太多了，所以不仅能满足大家对资金的要求，还要制造要求。他请议员们来信来电要钱。林登•约翰逊寄给内布拉斯加议员麦克拉夫林三百元的支票，并附上了一封信，信的末尾写了一行潦草的附言：“如果你特别需要更多资金，尽管告诉我，我会帮你想办法。”伊利诺伊州的詹姆斯•M.巴恩斯没有要钱，他写信给对方：“你是否急需钱，吉姆？如果是，给我拍电报或者发航空信，说说你要多少，我会帮你想办法，然后通过国竞委汇给你。”

约翰逊显然认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支持一大笔钱。他找委员会秘书长保罗•艾肯要两万五千美元，好像还觉得对方承诺了他至少会给这个数的一大部分。然而纽约的支票送来了，只有五千美元。十月二十一日，约翰逊把这张支票送到国家新闻大楼后，手里就没钱了。但是，尽管说服雷伯恩相信林登•约翰逊那些筹款手段的效力很难，他一开始打去达拉斯的电话都成功了，也打消了他的疑虑。现在，议长先生要亲自去达拉斯了。

他的故乡博纳姆，安排了一场庆祝他当议长的庆祝活动。雷伯恩于十月十七日启程，前往得克萨斯。庆祝活动上（他选区的十一所高中派出乐队，从他那个小镇的街道上游行而过），大家送上当地一名木匠用带有天然香气的桑橙木给他雕的小木槌，还有威奇托福尔斯的W.T.奈特上校送来的礼物。这位上校算是那个城市石油人非正式的代言人，雷伯恩的朋友C.德怀特•多拉夫写道，他“那天早上……从威奇托福尔斯人民那里收集到两千美元，供民主党进行全国竞选大战，并且……亲自到场把钱送过来”。对这类礼物的进一步需求，很快找上了身在家乡的雷伯恩。十月二十三日，他收到约翰逊的两封来信，都装在一个信封里。第一封是二十一日用电报的形式写成的，但没有按照电报发送；重视保密的约翰逊在电报上注明：“私人电报，严格保密。务必本人签收。”但谁能确定有人会遵从这些命令呢？“我昨天想给您拍这封电报，但我有点犹豫该不该拍电报，所以就随这封信附上。”约翰逊写道。附上的“电报”说，对全国议员竞选进行的“详细调查”发现，身陷囹圄的共和党人不是七十七个，而是一百零五个。电报还说，已经没有再多的钱来帮助他们了。“经费捉襟见肘。”电报催促雷伯恩去争取资金。“现在，我们的朋友能提供很大的帮助，只要他们愿意往蒙西大厦给我寄航空专递，附上相应的受助人名单，这个名单我来负责。希望您今天以及周三在达拉斯跟他们谈话时，强调一下立即行动的重要性。希望我们拿到的总数至少能与我向保罗建议的数量持平……”

达拉斯也举行了一场活动来庆祝雷伯恩荣升。他领着一个两百辆车的长车队，缓缓行经城市的街道。接着他开始和石油人们协商。其中一些人的竞选捐款已经超过了五千美元。因此，有些人再次捐款，是直接给现金的。威廉•基特雷尔，多年前曾把林登•约翰逊称为“神奇小子”的得州游说老手是雷伯恩、锡德•理查森和其他石油人的密友。约翰逊担心他“务必本人签收”的信送不到雷伯恩手里，就给基特雷尔拍了电报说，他给议长寄了封信，还说：“请确保他收到了信。这是紧急事件。我还在收集其他资料。”（“资料”是约翰逊最经常用来指代竞选捐款的词。）有的石油人做出的回应是往华盛顿送去装着现金的信封，送信人是他们信任的人（科科伦和哈罗德•杨说，基特雷尔就是其中之一），收信人是约翰逊。信封里到底有多少钱不得而知，因为没有找到任何这些竞选捐款或在候选人中分配情况的记录。这笔钱不是通过委员会或者蒙西大厦的办公室递送的。在约翰逊的安排下，不管支票也好，现金也好，这笔钱是通过外面的途径分配给候选人的，包括马什安排的一些渠道，其中之一就是哈罗德•杨。在约翰逊办公室文件中发现了一些信件，但也只有些这些渠道存在的蛛丝马迹。比如，十月二十五日约翰逊写给伊利诺伊州议员克劳德•V.帕森斯的短信：“你现在肯定已经收到我发给你的所有材料了，有委员会送来的，还有其他人送来的。”帕森斯给约翰逊回信，感谢了委员会送来的支票，还有“哈罗德•杨”送来的资金。约翰逊的文件中还有句无法解释的话，说钱已经通过“芝加哥那条线”给出去了。而那些通过委员会送出去的钱呢？约翰逊周一说（通过有关他的记录，能看出这个声明应该是他做的），他已经没钱了。周四，他又给了委员会一万六千五百美元。

* * * * * *

雷伯恩在得克萨斯，不仅仅是筹款，还做了其他事。

所有投机者中，最有影响力的独立石油人应该是沃思堡的查尔斯•F.罗瑟尔，“独立石油协会”的会长。一九三六年，吉姆•法利接到信心十足的报告，说罗瑟尔“不仅自己能出钱，还能从他的朋友那里筹到钱”。一九三六年罗瑟尔的捐款走的是民主党的传统渠道，寄给巴尔的摩酒店民国委主席法利。一九四〇年，罗瑟尔本打算还是走传统渠道去捐款。法利已经辞去了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这个石油人就请要离开沃思堡北上的艾略特•罗斯福
(2) 帮他问问，钱应该寄给谁。不过，虽然艾略特给他拍了电报，说把钱寄给白宫的史蒂夫•厄尔利，但没人照他说的做。因为罗瑟尔接到艾略特的电报之前，就接到了山姆•雷伯恩的电话。这位新议长“从达拉斯给我电话，建议我把捐款送到国竞委的林登•约翰逊那里”，罗瑟尔后来回忆。罗瑟尔从来没见过约翰逊，但他听了雷伯恩的话。“亲爱的约翰逊先生，”他写道，“和山姆•雷伯恩谈过以后，我决定把今年的竞选捐款寄给你……我……委托你领导的指挥部来决定这些钱分配到哪些选区最好。”而且，不仅是罗瑟尔个人的五千美元，还有其他听从他指挥的独立石油人的竞选捐款，都没像过去一样送到白宫或者巴尔的摩酒店，而是送到了蒙西大厦。而那些并不听从罗瑟尔指挥，比如理查森和默契森这种不听任何人指挥的独立石油人，他们的捐款也送到了这里。不管他们有多独立，这些人对山姆•雷伯恩都万分信任，而且也知道，这个不苟言笑、面色阴沉的男人已经握住了议长的小木槌，成为他们在华盛顿的保护人。因此，他们愿意听从他的指挥，把钱寄给林登•约翰逊。

罗瑟尔写给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议员的信很简明扼要，却是美国政治筹款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份文件（后来还得到证实，放在更宏观的全国历史上去看，这封信也有重要意义）。一九四〇年十月山姆•雷伯恩回得州，把民国委和其他传统的民主党竞选捐助接收机构排除在了得州那些独立石油新贵的捐助渠道之外。这些人一直在寻求一个渠道，能够让他们的钱流动到三千多公里以外遥远的华盛顿，影响国家权力。一九四〇年十月，山姆•雷伯恩造访达拉斯之后，他们找到了这个渠道，一个全新的，十天前甚至还不存在的渠道。这条渠道是山姆•雷伯恩为他们开辟的。美国的政治资金有了新的来源，潜力巨大的来源，而林登•约翰逊是其中的掌事人。他是这些钱的管道。

约翰逊给议员们提供的，不全是金钱。他给候选人们写的信，和给选民们写的信如出一辙。那些跟喜闻乐见的支票一起到来的信件中，也做出了承诺，可以提供金钱之外的帮助。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林登•约翰逊在寄出支票的同时给受捐人写信：“我想看到你赢。为了帮助在前线为我党冲杀的你和其他人，我已经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出来，从这边为你协调和催促，为你提供一切协助。”他请候选人们随时找他：“每天的任何时候，找我就好了，电话、电报和写信都行。我的地址是蒙西大厦三三九号房，电话是REpublic8284。”这还是正式的信函。单独写给每个人的便条更是热情强调了他想要提供帮助的急切。“我希望你能和我密切联系，有什么我能帮忙的请尽管开口，”他给内布拉斯加的麦克拉夫林写信，“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是什么忙，我都乐意为您效劳。”

其实，候选人根本没必要找他。

他在报纸上看到，参议员乔治•诺里斯，一位公共水电事业伟大的老牌先锋，准备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发表讲话，并访问库里大坝，强调政府在大坝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就在约翰逊上任的第一周，就是他单枪匹马为民主党候选人们筹到并分配了真正前所未有的款项的那一周，星期四，林登•约翰逊列了一张九个民主党候选人的名单，他们都是中西部公共电力的支持者，当年的竞选形势不容乐观。接着他写了份备忘录：“我衷心希望，诺里斯参议员发表讲话时……能够说些话来支持这些人，赞赏他们一直在进行的抗争。就算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也能很有帮助……”没人让他这么做，但他就是做了，而且一如既往做得天衣无缝、全面周到，不仅请求参议员说“简单的一句话”，还专门写了九句不同的话，每句都是分别为这九个候选人量身打造的。（这份备忘录的递送过程也充分展现了他的周到全面，以及同时培植大人物及其助手的能力。他提前跟诺里斯的助手杰克•罗宾森打了招呼，备忘录寄给罗宾森的时候，还附了另一份备忘录，请他“务必确保参议员仔细过目”，还加了一句“有任何事都可以随时找我”。）通过罗宾森的努力，诺里斯在讲话中表达了对九位议员的支持。

其他享誉全国的新政支持者和内阁成员也从华盛顿来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为罗斯福助威。约翰逊请他们也在演讲中支持一下当地的民主党候选人。华盛顿州的工人力量很强大，而参议员克劳德•佩普尔就是他们的象征，因为他强烈支持工薪工时法案，支持新政对工人的扶持措施。约翰逊给海事委员会的同僚沃伦•马格努森拍电报说：“佩普尔参议员将于周六在西雅图发表讲话。请你向他建议讲话中说一两句你的好话。佩普尔一到你就联系他。”马格努森没有请佩普尔“说好话”，不用开口，参议员也在讲话中赞扬了他。仿佛突然之间，早就放弃希望，觉得华盛顿帮不了他们的民主党候选人，都接受了甚至都没说出口的帮助。

突然间，全国的民主党候选人都发现，华盛顿有他们可以依靠的人，不仅可以找他要钱，还可以请求其他方面的帮助。

他们开口了。接受新任命的第二周，蒙西大厦接到潮水般的要求。有希望打败现任共和党议员的民主党人请蒙西大厦为他们查询对手的选票记录；有比较大规模的信息（“周六我要在麦基斯波特和议员辩论……希望了解关于他的选票记录的所有信息”），也有比较小规模，但是在联邦官僚体系里没有熟人就很难拿到的信息，能够对演讲有帮助的（“请通过西联给我电报……告诉我社会保险基金有多少钱，我必须在今晚七点之前知道”）；有的要求至关重要，迫切渴望否认的回答（宾夕法尼亚议员J.布埃尔•施耐德来电报说：“下面是匹兹堡一封电报的原话：瓦格纳参议员提出的一项法案将迫使宾夕法尼亚的八万一千名教师移交总数为一亿四千七百万美元的社会保险基金，教师们认为这其实是他们的储蓄基金。请给我急电证实真实性。直接回答是否，不做解释都行。这将影响到宾夕法尼亚的五万票。请给我急电，好在事情到来时及时见报回应。如果瓦格纳能今天亲自发电报就更好了”）；有的请求背书（加利福尼亚议员弗兰克•R.哈维内尔发来电报：“克劳德•佩普尔参议员将于明日在旧金山发表讲话。若您能给他急电请他在讲话中表达对我的支持，将不胜感激”）；有的邀请演讲人（“我们请求……前州长和用他的‘平肖之路’把本县‘拉出泥泞’的吉尔福德•平肖光临兰卡斯特县，我认为人民需要他的来访和演讲。请帮助我们催促他前来”）。

他们的请求都有了回应，是吉恩•拉蒂默和L.E.琼斯所熟悉的周到细致。他们的高中辩论教练教过他们，如果你把所有的小细节都做好了，“如果你尽了一切努力，真的是一切努力，那就一定会赢的”。

布埃尔•施耐德要求他需要的否认回答“今天”就要到，果然就在当天送到了。他的电报是在下午一点十二分到达蒙西楼的，同天下午，一封回电就在往施耐德位于宾夕法尼亚尤宁敦的竞选总部赶了，因为约翰逊收到电报就立即联系了瓦格纳参议员的秘书。施耐德说，应该由瓦格纳亲自否认，事实也的确如此，回电上签了参议员的名字。施耐德要求明确回答“是否”，瓦格纳回电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如愿以偿：我对该声明的回应是斩钉截铁的否定。接下来的电文也如他要求的，是可以在事情到来时见报的回应，电文很长，详细解释了瓦格纳那项受到质疑的法案。就算是心急火燎的候选人，也会觉得这回应够快了。但约翰逊信不过西联电报，第二天他又亲自拍了封电报给施耐德，说他应该已经收到瓦格纳的电报了：“要是没收到，请知会我。这只是追踪电报。”每个人的回答他都会回复，真的是尽了一切努力。哈维内尔要求拍给佩普尔的电报拍了，佩普尔也在讲话中表达了支持，而且还不是那种形式化的背书，因为约翰逊亲自过问此事，他拍了电报，电话打了又打，不仅给参议员的助手打电话，还有参议员本人，追着他全国巡回演讲的脚步，确保佩普尔知道足够的细节，让大家觉得他真的很熟悉这位议员的政绩。

议员们之前一直求而不得的帮助中，有一项是邀请对他们的选民有特别号召和吸引力的选区外演讲人来访问，因为跨区演讲是需要钱的，演讲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餐费（有些还得送上“租借声音”的谢礼），而民国委光是让哈罗德•伊克斯和其他内阁成员在全国巡回演讲助力罗斯福竞选，已经是焦头烂额把家底都掏空了，根本没空管议员们单独的要求了。

约翰逊通过和民国委的偶尔接触，让下属们列出了“要求演讲人”的名单，上面标明了要求演讲人到场的日期。他从中进行整理协调，很快，选区内有很多波兰裔的国会议员就被通知，前全国波兰联盟、美国波兰裔联盟和美国波兰联合会主席、议员鲁道夫•G.特内罗维茨将前来发表演讲，这演讲后来也享有盛名，当然是波兰语的。（一九三八年，他以五万四千票的优势打败了所有竞争对手，拿下了密歇根汉姆特拉姆克波兰人占大多数的选区，所以这次自己的竞选只需要投入少许时间精力便可。）而那些选区里有大量黑人选民的候选人听说，要来一个黑人议员，同时也是个著名的演说家，芝加哥的阿瑟•米彻尔。很多多种族的选区即将迎来纽约的小个子议员菲欧雷诺•拉瓜迪亚，他是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混血，自己信奉圣公会，第一任妻子是天主教徒，第二任妻子是有德国血统的路德教徒。光是他自己，就已经很有多种族的号召力了。他总是攥着小小的拳头，摇动着，用七种不同的语言向对手宣战。民主党候选人艾尔弗雷德•F.贝特尔，选区在布法罗，有很多意大利人。他写信给约翰逊说，今年这些意大利人“很可能‘搞不定’”。贝特尔听说，巴尔的摩议员德亚历桑德罗“面对共和党批评总统‘背后捅了’墨索里尼一刀时，做了很好的反驳，让对方措手不及”。所以一直在向民国委请求，派他前来访问，但求了很久都没有回应。约翰逊也没能为贝特尔请到德亚历桑德罗，但还是争取到了弗兰克•瑟里。他向贝特尔保证说，瑟里是个“很出色的意大利裔布鲁克林律师”和“优秀的演说家”。十月十四日之前，那些“大熔炉”式的多民族选区，候选人想要个外来演讲人都请不到，现在则突然来了一群，很多人兜里都揣着林登•约翰逊给的差旅费。比如，布法罗的议员派厄斯•施沃特就为选区的波兰人请来了特内罗维茨；为意大利人找来了瑟里；为五花八门的种族社群找来了拉瓜迪亚；包括选区为数不多的黑人，也迎来了阿瑟•米彻尔。谢天谢地谢约翰逊，除了“熔炉地区”，“粮仓地区”也有了合适的演讲人。俄克拉荷马议员菲尔•弗格森给他写信说：“马尔文•琼斯……是最好的人选……只要他能在选举日前的周六下午来到盖蒙，那真是好极了。事实上，这可能会改变我的选举结果。如果当晚再去比弗，这场战斗就算尘埃落定了。”选举日之前的周六下午，琼斯到了盖蒙，当晚又去了比弗。竞选的最后两个星期，这位因为农业调整署而广受全美农民认可的农业委员会主席走遍了四十多个农村选区，告诉农民们，在争取那些拯救了他们农场的项目中，他们自己的议员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约翰逊不仅派去了演讲者，还为他们扩音。他为一个选区安排了访问演讲者之后，候选人说他希望这个演讲能在当地一家电台进行广播，约翰逊就提供了广播需要的资金。

他还提供了其他形式的帮助。为了这些议员，他开始利用自己在伊克斯和其他内政部高官跟前的面子。“那年秋天通过了很多工程，”沃尔特•詹金斯回忆，“伊克斯先生非常合作。”罗斯福之前叮嘱约翰逊，有什么事要通过吉姆•罗，而罗在其他部门很吃得开，还能以白宫的名义行事，这个优势也充分用来帮其他议员的忙。马丁•史密斯跟陆军部的官僚已经拉扯一年多了，终于敲定了在自己选区建设飞机场的许可，结果公用事业振兴署的繁文缛节又让他备受折磨，敢怒不敢言。这事显得他在华盛顿人微言轻：“拖这么久，从政治上来说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十月二十六日，史密斯写信给约翰逊：“要是下周末之前，公用事业振兴署能够给这个工程最终许可，让罗斯福总统签字，那能帮我的大忙。”一个星期后，史密斯收到从蒙西大厦发来的电报：“你的申请已获公振署许可，正在白宫等待总统签字。我会尽全力帮你争取到签名，周一前电报给你。”没时间了，周一已经是选举的前一天，但就在那天，另一个西联信封被送到史密斯手里。

很高兴地报告，今天总统批准了公振署的五七二号工程，拨款三十八万两千六百五十八美元来修缮月亮岛机场。

现在，议员们不仅能得到工程方面的帮助，人事上也如虎添翼。斯克兰顿一名“当地劳工领袖”被总审计局雇用，帕特里克•J.柏兰德议员问约翰逊：“您能帮他争取一下加薪吗？”还有很多类似的要求，其中一个后来是约翰逊处理的，但最初接到要求的是德鲁里，提出人是堪萨斯第五区的议员约翰•M.休斯敦。议会还在召开时，德鲁里和休斯敦在走廊上聊闲天，前者向后者保证，要是给他的某个选民提供一份联邦的工作，能对他竞选有所助益，他一定会帮他争取的。后来休斯敦说，要给一个来自威奇托的W.W.布朗安排个工作，“他能影响很多选票”，因为是当地一个“非常强大的”商业旅行者联合会的成员，“而且他失业了”，但国竞委的主席没能守信。但他的助手，哈尔丁警卫官向约翰逊求助，约翰逊就办到了。他给农业部人事办公室的一名官员打电话，试探了一下有没有什么马上能安排的工作，说服他给一个更高阶的官员打电话，这位官员手上有个年薪两千四百美元的工作空缺，在联邦剩余物资公司；接着休斯敦就收到一封电报：“在议员林登•约翰逊的要求下，我向密尔沃基的地区主管申请……批准雇用W.W.布朗的申请。”

议员们还提出了涉及其他政治领域的要求，同样恳切和紧急，约翰逊也提供了帮助。马丁•史密斯写信感谢约翰逊“感同身受”地帮他解决了不少问题，又补充道：“又有个新问题。”问题就是他选区的木材厂工人在闹罢工，大家开始对新政颇有怨言，劳工们组织起来，有械斗的趋势。“你应该知道，”史密斯在信中对约翰逊说，“这种情况盛行，大家主要是归咎于总统、政府和国会议员。”这场罢工可以让纽约的劳工领袖出面摆平，约翰逊不认识那些领袖，但汤米•科科伦认识。通过各种必要的引荐介绍，约翰逊和他们通了电话，就在史密斯向他报告“新问题”的当天，他就能向美国另一头的议员保证，自己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跟鲁宾和希尔曼通了话。他们在尽一切努力摆平罢工。”

提供这些帮助的时候，约翰逊是一如既往地周到缜密。每封电报都有“追踪”（寄给肯特•凯勒的电报：“与你通电话后立即着手处理医院项目。你现在应该已收到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电报告诉你总统和预算局已经批准”）。电报里的数字经常出错，西联的政策是在左下角重复一遍数字供对照检查。这个措施对约翰逊来说还不够。他有自己的办法，就是坚持让电报接线员把数字用文字写出来。有些电报他要重复拍上两三次。

他提供帮助，态度也十分殷勤。议员向他求助，他会感谢对方求助。史密斯请他在月亮岛机场工程上帮忙，他回信说：“非常感谢您在二十六日的来信。我刚一接到就着手您的工程了……请您放心，我会尽全力。”他还请议员们多多找他帮忙。“您还有其他任务给我吗？”他问，还一再重复自己的请求，“随时找我。”

在那无比忙碌的三个星期，无论议员给他多少任务，他都努力去满足所有，而且还会自己想着多给候选人提供一些额外帮助。他为南•伍德•霍尼曼做的就是一个例子。

十月十七日，她给约翰逊打电话，就是约翰•康纳利记下来的那通电话，主要内容是要钱，但也说了别的要求：希望雷伯恩和麦科马克能为她写背书信。另外，“她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汤森养老金方案
(3) ”，这是想帮助老年群体的华盛顿议员查尔斯•H.利维全力支持的方案；另外，她还希望“备受尊敬的乔治•诺里斯能够光临选区，发表讲话”。当天，西联的送信员就开始频频敲响她的家门了，每个黄色信封里的都是好消息。那天下午的第一封电报当然是告诉她，装着支票的航空专递就要来了。第二天，又有了两封林登寄来的电报。第一封电报说他“没搞定利维那件事”，但雷伯恩和麦科马克的背书就在路上。第二封说：“备受尊敬的乔治•诺里斯会到俄勒冈的波特兰发表讲话。我跟他秘书说了你，一定不会忘了你。不过，建议你派人跟他那边保持联系，提醒一下他，免得他忽略此事。”（约翰逊甚至还建议参议员应该在演讲中说这么一句话：“我希望能成为波特兰居民，这样就能为南•伍德•霍尼曼投票，让她成为我的议员了。”）雷伯恩和麦科马克的信热情洋溢，一个焦虑不安的候选人也能满足了。约翰逊在诺里斯下属那里做的工作也是功不唐捐，《波特兰俄勒冈人》的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诺里斯发表完演讲后在大坝前拍照，叫了霍尼曼夫人站在他身边，所以她也进了头版这张相当戏剧性的照片。

二十二日，约翰逊致信霍尼曼夫人说：“（我一直）在想……让您回到我们队伍中来的事。就是这件事，让我一想就激动，从现在开始到十一月十五日都要努力工作干大事。所以，要是您有什么大事小事，我能帮忙，可是您不给我写信、拍电报或者打电话，那我肯定会很生您气的。”霍尼曼夫人没给他什么生气的机会。她问约翰逊，要是拿不到利维的信，能不能去找多尼参议员，她说，这位参议员在“汤森医生的追随者中的地位，也就仅次于医生本人……如果他能建议当地养老金领受人支持我，那会很有分量的……我请求你做的此事，至关重要”。约翰逊很高兴能被指派此事，二十三日，他又写信给她，请她多派些事情给自己做。“南，我会负责您说的多尼的事，尽全力去帮您促成。要是有其他我能做的事情，请一定，一定告诉我。”这封二十三日的信还带了更好的消息到她位于“希望道”的家中。“我很高兴……那笔小小的资金帮了您一些忙，”他写道，“昨晚我又跟他们聊了聊，又给了他们三百五十美元，用航空专递给您寄过来，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就收到钱了。”第二天，二十四日，又来了一封信和再次追加的三百五十美元。到此时，华盛顿送来的资金量已经远超出候选人的预期。十月二十八日，约翰逊问她需要多少钱，她说，钱完全够了。

养老金领受人们爱戴的参议员，不止多尼一个；克劳德•佩普尔也是一个，而他此时正在西海岸参加竞选活动。约翰逊找到身在洛杉矶的佩普尔，跟他在电话里交谈。“我请他尽全力帮助您，他很真诚地答应了。”他写信给霍尼曼夫人。约翰•兰金是公共电力界一个重要的名字，霍尼曼夫人收到通知，兰金的信也正在路上。

其实，约翰逊还自告奋勇，帮了个更大的忙，是她自己都没敢开口的忙。她请雷伯恩和诺里斯为她写信背书，结果他弄来了级别更高、名号更响的一封。约翰逊建议霍尼曼夫人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讲讲她在博纳维尔大坝和哥伦比亚河上各种工程中起的作用。这样一来总统就可以给她回信，强调她起的作用。约翰逊亲自写了致总统的草稿，又为总统写好回信，并且说服罗从中安排，把信送过去给总统签名：“我亲爱的南：很高兴能再次收到你的来信。在哥伦比亚的发展事业上，你是曾经和我肩并肩战斗的人，很高兴能从你那里知悉那些工程今日所起的作用……”这可谓意想不到的大福利，约翰逊写信告知她这个惊喜，说：“我就是觉得这也许能再帮你一把。”

他协助的，不只是国会议员。

在政治民调还没有广泛应用的时代，信息就是商品，奇货可居，政客很难尽快弄到并做出有效对策。没有电脑，就连著名的盖洛普民调都只能在民调进行后几天才能公布结果，那时候可能政局已经有了新的发展，选民的态度都改变了。而且很少会有针对专门群体所做的政局发展影响民调。候选人可能万分渴望了解一下自己的战略有没有起作用，但很难。

以前，从没有人用国竞委去填补这个空缺，但现在有人用了。

送支票到候选人手里的同时，约翰逊还要求他们报告当地的状况，除了候选人在本选区自己的获胜机会，还有总统的受欢迎程度。约翰逊指派来上交这些报告的很多人，都是摸爬滚打多年的国会“老人”，是久经沙场、经验丰富（而且成功）的政客，所以他们上交的报告信息量都相当大。议员们各自在当地做调查，尽管方法上没那么科学，比较基本，但上交到约翰逊那里之后，他就能转交给白宫，这就很有价值了。因为这些调查的结果，当然都是铁的事实，白宫那位候选人和他的顾问们正急切地需要了解这些事实。俄亥俄州第九区，港市托莱多包含其中，有很多大工厂。所以这个选区是大家公认的比较典型的工业化城市地区，了解了这个选区的民意，就能对类似地区有个大概的掌握。十月中旬，该选区的议员约翰•F.亨特尔寄出“群发”明信片，上面只是要求收到的选民写上他们心目中应该当选的议员和总统，然后寄回到特定的邮箱当中。他一共寄给了一万六千位选民，一个星期后，有三千六百五十四张寄回，他把相关数字上报给约翰逊：两千一百八十二个选威尔基，一千四百七十二个选罗斯福。但亨特尔在这方面很敏感，他进一步对约翰逊报告说，这些数字可能不如初看上去那么悲观，因为工厂区的回信率“从百分比上来说，比共和党的地盘要低多了，也许是因为工厂工人对表达自己的选择有所顾虑”。

最重要的是，约翰逊不但能为总统取得信息，速度还很快。之前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尽管罗斯福领先，但威尔基正在奋起直追。罗斯福很是忧虑此事，所以从十月二十三日起开始了一系列的电台讲话。约翰逊给全国的议员候选人寄支票的同时，要求的回报是调查一下罗斯福的讲话效果如何。每个讲话发表后的一两天内，他就能向白宫报告“昨晚总统的电台讲话为他又赢得了绝对的支持”，此话来自一个候选人，其他候选人也给出了类似的答复。

十月二十五日，约翰•L.刘易斯平地一声吼，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默，公开背书威尔基，宣布要是罗斯福获胜，他会辞去产业工业联合会会长的职位。这番讲话的发表时间是精心设计的，刘易斯拖了好几周，放任媒体去猜测他的想法，大家对此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然后在大选前的第二天再出击，以达到最强杀伤力，而且打中的可能是罗斯福的最弱点。这位有着莎剧演员般嗓音的矿工领导人宣称，总统下决定要强迫美国参战。媒体一开始推测，刘易斯的演讲会对总统大选产生很大影响，但包括焦虑的白宫在内，没有人能肯定。而约翰逊则很快拿到了具体的报告，正是来自刘易斯的演讲可能造成最大震动的那些选区。他之前列了一张“煤炭产量百万吨以上选区”名单，包括了六个州的十五个区，其中当然包括形成刘易斯群众基础的大量矿工。约翰逊拍电报给这些选区的议员，请他们报告刘易斯讲话的影响。一开始的反馈令人惊讶：较早发来的一份报告说，这个讲话“对我们没有任何杀伤力”，甚至还有所帮助：面对刘易斯辞职的威胁，好几名当地的产工联合会成员请他最好立刻辞职。后来的反馈也证明了这个趋势，“矿工们……老百姓……始终和罗斯福站在一起”，其中一份报告说。有时候约翰逊觉得电报还是太慢，就选了十五个判断力特别让他信任的选区议员，打电话过去询问（约翰逊的选择再次说明他看人很准，其中有西弗吉尼亚的詹宁斯•鲁道夫，宾夕法尼亚的迈克尔•布拉德利，都是日后要出人头地的才俊）。这些人的回答进一步确定了情况（“就在我们打完电话的几分钟后”，鲁道夫写了封笔迹潦草的短信，告诉他，刘易斯的演讲对“我区罗斯福选票的动摇”应该只有百分之十左右，总统仍然有领先百分之十五的胜算）。于是约翰逊就能转告白宫，媒体的报告是错误的；他上交了一份令人安心的总结报告，详细说明每个选区的情况，阐述刘易斯的中伤造成的影响有限。而且他这份总结报告有不可置疑的事实做坚实后盾。

万分渴望搜集信息的白宫，突然意识到，他们有了新的信息来源：一名年轻的得州议员。

还有十天，寄钱时间紧迫。现在从西联发出去的，几乎都是急件。失败或成功在此一举，野心勃勃的人们要背水一战了。他们很清楚，这个节骨眼儿上，一点点钱都可能决定成败，资金一定要及时到位。

一个广告就有可能改变结果，只要比对方多一个就好。“周四前需要二百五十美元，刊登最后一条广告。”威斯康星的詹姆斯•E.休斯拍来电报。“广告会有很好的效果，需要在周四中午前刊登。”布法罗的贝特尔发来急电。十月二十八日周一，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F.拉夫里发电报约给翰逊，请求汇款一百美元，要刊登“非常重要”的竞选广告。周三，还没收到回复的他再发电报说，要是约翰逊那里没有一百美元，能汇九十美元来吗？“很有胜算……只要我们能马上给五份县级报纸十四美元，《泰特斯维尔》二十美元。”

只要再寄一次钱。“万事俱备，可以给一万一千位选民寄邮件做宣传，只要周四之前能收到二百五十美元。”肯尼斯•M.皮特里发电报给约翰逊。威斯康星的拉辛市，J.M.威斯曼面前摆着一摞摞传单，共六万五千份，却知道暂时无法送到选民手中。“周五之前急需至少五百美元。”

只要私下里再多解决一个关键人物。哈尔丁的儿子肯尼斯，未来会继承他国竞委秘书长职位的人，当时在加州第八选区竞选。“圣何塞有个有色人种牧师，控制着那里有色人种的选票。我们出五十美元收买了他。只要钱花得对，就算花得少，也比花大钱登政治广告效果好。只要战略正确，就算是几块钱，花在了刀刃上，也能改天换地。但选举进行到最后几天，大家都在抓紧敲定交易，你要么有钱，要么没钱。要是你没有，嗯，可能这辈子事业就完蛋了。”

选举日迫在眉睫，选举日当天也是要花钱的。阿瑟•米彻尔走访各处支持了其他黑人候选人之后，回到自己的芝加哥选区，有非常震惊的发现。他给约翰逊发电报说：“共和党几乎收买了所有有色人种的浸信会牧师……如果我有钱雇用工作人员是能够打败他们的……我至少需要六百美元……明天之内我就需要一切可能的帮助。”科罗拉多的拜伦•G.罗杰斯发来电报：“需要五百美元招人，在西班牙裔和意大利裔选区做宣传活动。请在今天之内告诉我能寄多少钱。”密尔沃基的弗朗西斯•T.墨菲发来电报：“只要能把关键地区的投票人号召到选举站，就能以两千票的优势胜选。这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周五之前需要三百美元……请用西联寄给我。”密苏里的弗农•西加尔斯拍来电报：“十一月一日需要一千美元雇用监票员。”

选举日还有其他花费。因为不是只有圣安东尼奥这一座城市，得州这一个州才会把钱堆在桌上买选票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不是唯一被收买的选民。一九四〇年，新泽西的新不伦瑞克居住着大量第一代斯拉夫美国移民，受到城市机器的铁腕控制（东北部这样的城市不胜枚举）。一般来说，选举日当天，市上官员的大橡木办公桌上都没有文件，摆满了一摞摞的钱。在东北部的大城市，一张选票可能就需要不止五美元，而在纽约和芝加哥的贫民区，给每个居民十美元买他们的选票并不鲜见，要是双方势均力敌，拿到二十美元也有可能。就算是不打算“买票”的候选人，也需要给监票员准备点钱，防止被对手收买的选民非法投票。而在农村地区，能够贿赂当地警长或者县里的长官，让他们帮一个候选人操纵选票的，也不是只有得州第十区。

现在玩不起什么遮遮掩掩的迂回战术了。需要的就是钱，张口要的也是钱。有的候选人急于拿到钱，开始明目张胆地玩起通常只是暗地里说说的把戏。纽约达奇斯县的哈尔迪•苏迪霍尔姆拍电报说：“两千美元……就能让计策成功。”而他说的，可能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计策。这个民主党候选人要钱，不是想给民主党的工作人员，而是收买共和党的工作人员。“现在获胜的关键，就要看有没有钱收买每个投票站的共和党工作人员了。”从林登•约翰逊那里拿到了电台和报纸广告资金的马丁•史密斯现在需要更多的钱，但目的不同，“我必须要联系产工联合会的关键人物……这需要很多钱。”约翰•E.谢里丹要求追加资金，因为他估计对手会在选举日用钱做手脚，只有自己口袋里有钱，才能见招拆招。“我方得知对方会花钱破坏选举……让工作人员和选民选举日不出来投票。”

要钱就给钱。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山姆•雷伯恩和林登•约翰逊到白宫面见罗斯福。三人中最年轻的那个报告说，八十二名民主党议员候选人与对手不相上下，需要额外的经济援助，可能每个人一千美元，就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根据约翰逊第二天对这场谈话写的总结，罗斯福说，民国委应该给国竞委至少五万美元，分发给这些关键选区。约翰逊将他对现状的分析和总统的话转达到巴尔的摩酒店，联系人是雷伯恩在民国委的亲信，施瓦格•谢尔利。

亲爱的谢尔利先生：

如果我们不想因为大量众议院成员败选而失去对国会的控制，那么附件备忘录名单上的八十二个人应该马上收到资金。

请您知悉，若无其他变动，每个人应该收到一千美元。

如果明天您能让艾德•弗林给国竞委五万美元，另外的两万六由我来负责筹措，明天晚上就按照附件的名单分发资金。

“领袖”昨日与议长和我会晤，说他认为民国委至少应该出五万美元来救场。

请原谅我匆忙写就，字迹潦草，因为我们一直通宵达旦，现在我急着出去。

您真诚的，

林登•B.约翰逊

民国委的钱不太可能迅速到位，于是约翰逊就自己筹款。他找到之前的金主布朗&路特，又筹了很大一笔钱。（查尔斯•马什也寄了钱来，可能只是玛丽•路易斯•格拉斯每周经手的那五千美元，也可能更多。具体数额无法确定，因为马什的钱没有通过国竞委，而是通过马什专门安排的渠道，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些钱的书面记录。）他又找了新的金主，这次不是通过雷伯恩来做工作，而是他自己。达拉斯的石油人E.E.莱齐纳正好人在华盛顿，下榻五月花酒店。十月二十九日，和约翰逊谈过之后，莱齐纳签了一张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同一天，达拉斯另一位石油人杰克•福斯特也寄来了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还附了一封短信：“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希望看到汉顿•萨默斯继续稳坐司法委员会主席的位子。要是得州失去了这个和其他委员会主席的位子，那就太遗憾了。”得州的D.F.斯特里克兰德是奥斯汀非常引人注目的游说者，也是一名石油人，他给约翰逊寄去一千美元的支票，也附了言：“我热切希望，民主党能够继续掌控众议院，这样我的朋友林登•约翰逊、山姆•雷伯恩、汉顿•萨默斯、米尔顿•韦斯特和其他得州议员能够继续保有众议院的职位，坚守这份荣誉与影响力。”C.W.默契森从达拉斯的第一国家银行大厦寄来五千美元。托蒂•L.维恩也从同一地址寄来同样数额的钱。如果说得州石油政治资金的管道两个星期前就开通了，那么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管道中的资金流动大大加速了。那天到底有多少钱从达拉斯汹涌而来已经说不准了，因为有些还没到国竞委，就被受约翰逊指派的人半路截流。但在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二，离竞选还有一周的时候，焦急的议员们收到了林登•约翰逊的电报：

我正在国竞委那里努力为你们争取更多的资金援助。要是非常急用，请今天给我电报，告知最少数额和最晚期限。

还有一周，不到一周了。黄色的信封里爬满了热锅上的蚂蚁。“没有最少数额，”罗切斯特的乔治•B.凯利发来电报说，“随便一点都能帮我提高胜算。很紧急。”亨德森和康纳利每次都是从送信人手里一把抢过信封的，里面通常会这样写：“我们需要资金，迫切需要。必不可少。多少都行。”或者：“我们现在还缺六百美元，还会产生新的花费。至少至少需要三百五十美元。”或者：“我的选区威尔基预计领先一万票。需要更多钱。”或者：“林登，周六之前我急需至少五百美元。如果周末对手没有增加前，我可能会领先一万五千票。”或者：“林登，此处情况危急……共和党花钱如流水，我真心认为可能失去这个选区。随便寄多少钱来，我都会很感激。一千美元很不错的。前景不一定，领先多少不清楚。”

有些不断地发电报。华盛顿第二选区的新手议员亨利•M.杰克逊是几个月前在特殊竞选中获胜的。他觉得自己的政治事业还没真正开始，就面临结束的危险。“我的选区略微倾向共和党了。本周生死攸关。差距很小。民国委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请汇款一千美元。”没有立刻收到回复的杰克逊再发电报：“至少马上需要七百五十美元……我和对手的差距非常小。我只是一个新手议员。现在就需要钱。能赊的都已赊。请电报回复。”皮特里的一万一千封邮件已经打印完毕装好，但他向约翰逊要求的那三百五十美元的邮费人工费还没到。于是他再发电报：“急盼回复。”

有些议员同僚则疯狂地给林登打电话。J.布埃尔•施耐德对一名秘书下达了指示，她简明扼要地报告了上司的信息：“很麻烦。需要帮助。”十月三十日下午一点三十七分，印第安纳的伦哈德特•E.鲍尔发电报说：“请尽早跟我电话联系。一定要和你谈谈……”四个小时以后，约翰逊还没给他打电话，他又发了一封电报：“需要四百美元。还是一定要和你谈谈。”

在遥远的华盛顿州，马丁•史密斯一直在奋战着，然而由于国会延迟休会，他的支持率大降，现在收复失地的时间也不多了，他觉得自己还是处于落后地位。刘易斯县是他选区最坚定的共和党地盘，但在那里争取选票已经是他最大的希望了。二十八日，史密斯带着扩音器启程前往刘易斯县，打算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举行集会，发表演讲；还要去该县的小镇发表一些非正式的讲话。但史密斯害怕，就算这么四处奋战，手拿扩音器到处口干舌燥地讲，仍然无法让足够决定成败的选民听到自己的声音。如果能到电台去讲，受众就更广。他也在选区全部的五个电台预约了时间。但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电台节目的钱要预付。他也在选区的日报上预订了地方，要在最后关头多登几个广告，可是这也得付款。约翰逊已经为他做了很多，但还不够。启程前往刘易斯县之前，史密斯给他电报：“必须做更多努力来进一步帮助我。”接着，二十九日，约翰逊的电报送到了他在霍奎厄姆的竞选总部。史密斯的秘书罗伯特•A.勒鲁克斯打电话给议员，把约翰逊的电报读给他听。史密斯指示勒鲁克斯回复：“最少金额是五百美元，最后期限周六。”秘书还加了一句话，说明领导有多么努力，又有多么需要约翰逊的帮助。“刚刚与史密斯议员通了长途电话，他在刘易斯县手拿扩音器举行大型集会，今天一共十二场，那是非常支持共和党的县。”

亨德森和康纳利以州为单位，总结了每个回信的候选人发来的数额和需要的其他帮助。林登•约翰逊拿着这些资料坐下来，在左边空白处写下每个人能收到的钱数。

他绝不浪费。他会通过其他渠道反复仔细了解一个候选人的胜算。比如，伊利诺伊州议员的领袖、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阿多夫•J.萨巴斯就通过电话，为约翰逊报告对该州二十五个选区竞选赛况的评判。要是各方反馈说明一个候选人胜算很大，那这位候选人就能拿到钱。农业部副部长格罗夫•希尔，在广大农村地区做巡回演讲时，就从堪萨斯的第五区报告说，虽然差距很小，但现任议员，民主党的约翰•M.休斯敦“获胜的机会很大”。休斯敦之前回复约翰逊的询问电报，说他需要三百美元，他就拿到了这三百美元。但如果谁的情况很不乐观，约翰逊的回复也是一样。密歇根第九区的民主党候选人诺尔•P.福克斯告诉约翰逊，自己领先一千五百票，但约翰逊了解真实情况（事实证明福克斯也落后了一万两千票，败选）。“没钱。”他在福克斯的名字旁边写道。约翰逊的回复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蒙大拿的现任议员詹姆斯•F.奥康纳，在自己的选区很有领先优势，但他似乎惹到了华盛顿的某人。约翰逊二十四日承诺说，会给他资金，但没有寄出。现在奥康纳又要求寄去三百美元。“在我的选区，对手在用……很多很多钱来促成共和党当选，”他说，“如果得到帮助我就能赢。”“没钱，”约翰逊在奥康纳的名字旁写道，“出局。”

很多回了电报的候选人收到的钱都比要求的少。托马斯•R.布鲁克斯致电蒙西大厦，告诉约翰逊的一个手下，说自己“优势微弱”，还说要是美国驻挪威大使能够在选举日前夜，光临他那个有很多挪威裔居民的威斯康星州选区，那他就算有救了，钱也能够救他。他先请款两千美元，接着把要求降低到一千美元，接着，根据下属的说法，“最终降到了五百美元”。接着他发了一封电报：“有多少算多少。”“两百五十美元。”约翰逊在他的名字旁边写道。C.阿瑟•安德森说他“正在进行艰难的抗争”，请款三百五十美元。没有立刻收到回复的他打电话给约翰逊，把要求降低到两百美元。“一百五十美元。”约翰逊在他的名字旁边写道。

其他人还享受不到这样的优待。弗朗西斯•T.墨菲说他的胜算是“一半一半”，他说，“只要能把关键地区的投票人号召到选举站”，他就能赢。但这么做需要钱。“没钱。”约翰逊在墨菲的名字旁边写道。俄亥俄的C.H.安布鲁斯特请求一千美元的资金，但说少一点也接受。“要快。”他说。“没钱。”约翰逊写道。“一千美元能救命。”乔治•W.伍尔夫写道，“两个县就能决定命运……一场硬仗。”没钱。

约翰逊决定断掉一些候选人的经济来源，并非因为缺乏资金。大多数回复了电报的候选人，都收到了请款的很大一部分。“勺子”杰克逊请款七百五十美元，拿到了五百美元；乔治•B.凯利请款四百美元，拿到了三百五十美元。有些还全数拿到了请款。罗杰斯请款五百美元。“好，”约翰逊在他名字旁边写道，“五百。”米彻尔要六百，拿到了六百；李•盖伊拿到了两百美元，付给了印刷厂。有些人还拿到了比要求的数额更多的钱。比如，宾夕法尼亚的迈尔斯请款五百，拿到了七百；加州的哈文纳拿到了一千二百五十美元；还有些时候，约翰逊根本没等候选人开口要求，主动把钱寄给了他。康涅狄格的J.约瑟夫•史密斯收到约翰逊寄来的支票，第二天又收到约翰逊的电报：“要是能在最后冲刺阶段为你提供任何进一步的帮助，请不吝告知。”有些甚至收到了太多的钱，还让约翰逊不要再寄了。十月十八日，迈克尔•柯万告诉约翰•麦科马克，说他“资金压力很大”。从那以后，他就从约翰逊那里收到很多钱，十月十七日是二百美元，十月二十一日是五百美元，十月二十四日是三百五十美元（而且，这些只是书面记录中有迹可循的资金）。他回复约翰逊二十九日的电报时，首先感谢“你要进一步提供帮助”，但又补充说：“不过，我想我这里的帮助已经够了。”华盛顿的查尔斯•H.利维在他的问卷上写了说不需要钱。“我想应该能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把控局面。”他如是说。但约翰逊还是给他寄去六百美元。现在约翰逊又问他还需要多少。利维直接给他送了礼物当回复：一箱华盛顿州的苹果。

选举日到了。这一天，最宝贵的就是信息，尽早的信息，因为候选人的命运在选举站悬于一线，急于早点知道趋势如何；要是他能早点知道和对手不相上下，就能做出最后的努力，再加紧号召选民为他投票；还因为有些州的部分选票是掌控在特定人群手里的（伊利诺伊州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南部县市的选票掌握在共和党手里，而库克县的选票则掌握在民主党手里），尽早了解选票信息，也能帮助他们做些必要的调整和应对。

华盛顿这个新的信息来源已经为选举日做好充分准备。十月二十九日，林登•约翰逊给全国一百七十五名候选人发去电报，请他们汇报经济状况的同时，也要求他们提供其他信息，不仅要尽早反馈他们自己的竞选状况，还要反馈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状况。之后又发了电报重申这个要求，选举日当天也发出去一封（“如果你尽了一切努力……”）。

他也知会白宫，自己能为其探听到信息。罗当然是知道的，但正如罗本人所说，约翰逊“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只通过一个人”。他和勒翰德小姐不太熟，这也成了与她攀谈交流的好借口。他给她发电报说：“要是我觉得某条信息够有价值，就会自作主张打给总统，所以我将这个打算提前告知您。”

正如他所要求的，信息很早就到了。选举日的下午两点四十七分，底特律就来了加急电报。“密歇根第一区的选举状况说明民主党获胜概率很大。”特内罗维茨报告。下午晚些时候，西联的邮递员们不断飞奔到蒙西大厦三楼。还有些消息是通过电话传递的。六点四十五分，康涅狄格的詹姆斯•尚利打了电话，正如他后来所写，选择打电话而不是拍电报的原因是“我当然想成为第一个往华盛顿报告消息的人”。

晚上的电报里有很多重要消息。底特律其他选区的第一封电报没有特内罗维茨的那么乐观：议员乔治•D.奥布赖恩最初电报中的数据很接近，太接近了（两百二十二个警区中，一百零四个已经出结果……奥布赖恩两万八千七百票，麦克劳德两万四千七百六十九票），但短短二十四分钟后，奥布赖恩又发来另一封电报（两百二十二个警区中，一百四十个已经出结果……奥布赖恩三万九千七百九十七票，麦克劳德两万八千五百八十六票）。有些电报的言辞既欢欣鼓舞，又感激涕零。爱德华•伊扎克在竞选之前发给约翰逊的最后一封电报里写道：“罗斯福应该以一万票的优势胜选……我的前景还不清楚。”但选举夜加州发来的电报上写着：“显然要以大约八千票的优势胜选。感谢……”有些则没那么高兴。约翰•G.格林本来到最后一刻，都觉得自己有希望战胜现任的共和党议员伯纳德•J.格尔曼，却在当天拍电报说：“格尔曼显然已经再次当选了。我太累了。”凌晨两点三十七分，爱荷华州哈尔兰的厄内斯特•M.米勒法雷短短的一行：“目前的部分反馈已经说明我注定败选。”然而，不管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些电报综合到一起，就有巨大的信息量。

选举日那天晚上，约翰逊不在蒙西大厦，而是在乔治敦一座宽敞的豪宅中，主人是吉姆•罗妻子的哥哥艾尔弗雷德•福伦德利。那里正在举行一场人头攒动的选举夜聚会。而他的下属留在蒙西大厦，接收不断涌入的报告，然后电话转达约翰逊。夜色尚浅，约翰逊就收到了比预期多得多的报告，他打电话给沃尔特•詹金斯，让他来福伦德利家中。詹金斯被安排到一间卧室里，坐在床上，把各种信息制成表格。

整个晚上，约翰逊和罗都在互相开着轻松的玩笑，两人显得相当亲密。他们打了好几个赌，每次赌注二十五美分，正适合两个没什么积蓄的年轻人。罗根据华盛顿对议员竞选结果的普遍观点，打赌说民主党至少会失去三十个众议院席位，约翰逊说会少于三十个。两个同样三十出头的高个子年轻人还就几个候选人单独打了赌，同时等着海德公园打来电话。

等了好几个小时，没有电话。

哈得孙河边上的家里挤满了亲朋好友，总统坐在餐桌旁，新闻自动收报机在他旁边不停地响着，大大的技术单和一排新削好的铅笔摆在面前。

“一开始，”伯恩斯记录了这难忘的场景，“总统很平静，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早期的反馈有好有坏。摩根索尔很紧张，坐立不安，在房间里冲进来又冲出去。突然，总统的贴身保镖麦克•雷利注意到罗斯福大汗淋漓。反馈的数据中有什么让他不安了。那还是雷利第一次看到总统表现出紧张的样子。”

“麦克，”罗斯福突然开口，“我不想在这里看到任何人。”

“包括家人吗，总统先生？”

“我说了，任何人。”罗斯福语气阴郁地回复。

收报机疯狂地响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坐在表格前，外套已经脱掉，领带也松了，衬衫湿漉漉地紧贴在宽阔的肩膀上。“走到末路了吗？”伯恩斯写道，“如果不再次参选，也比此刻被打败好得多。”他的政敌最终会打败他，“史书上会把他描绘成一个被自由的人民击溃的贪恋权力的独裁者吗？……收报机中传出一个个小小的黑色数字，审判的不仅是罗斯福，还有整个新政……威尔基仍然势头强劲。令人失望的反馈首先来自纽约……烟灰掉下来，他浑然不觉；麦克•雷利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外。走到末路了吗？……”

“家里逐渐起了骚动，很慢，但越来越强烈。表格上的数字开始转向。各种报告显示罗斯福的颓势开始强力扭转……现在笑容又回到罗斯福脸上，房间门开了，亲朋好友们进来了……”罗斯福打了好几个电话，其中一个找的是吉姆•罗和林登•约翰逊。

二十二岁的詹金斯还接到其他一些令他激动得难以自持的电话。“真是我小半辈子最激动的晚上，”他后来回忆，“我觉得自己简直进入了上流社会，都是些大人物打来的电话，你知道。”电话里发出声音的人，之前只是报纸上的名字。接着最大的那个人物就打来了电话。“罗斯福先生打来电话问我们要丢多少个席位，约翰逊先生说：‘我们不会丢，还会多得一些。’”他和罗在分机上跟总统谈话。罗回忆：“约翰逊拿到一些比较早、很不错的统计数据，我们都和总统通了话……告诉他我们有多少议员胜选了，真是很好的成绩，很多很多议员胜选了。罗斯福相当赞赏，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级别稍低的政客也很赞赏。华盛顿那些见多识广的民主党人本来都承认，这次选举肯定会丢掉众议院的好些席位，结果，反而多了八个（但参议院丢掉了三个）。“我父亲本来料定要输的，”肯•哈尔丁回忆，“结果没输，全世界最吃惊的就是我们自己。”

这结果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民主党候选人，而他们中很多人都把这个惊喜大大归功于林登•约翰逊。尽管最后几天忙得没日没夜，好几个候选人仍然在竞选中抽空写了信，表达对林登帮助的感激之情。“我想要再次向你表达内心深深的感谢，谢谢你对我的关注，谢谢你表现出的信心和做出的努力。”阿瑟•米切尔写道。南•霍尼曼说：“尽管已经把你当成很亲近的人，但你做了这么多努力，举得州之力为我造福，仍然令我有些受宠若惊。真的，亲爱的，你和他们都太好了。我如何才能感谢你？要是我胜选了，这胜利全要归功于你的努力。”选举之后，蒙西大厦又收到了好几十封这样的信，他们都记得西联的黄色信封送来了他们急需的信息或钱，想要感谢寄信人。“在你来解救我之前，我实在很灰心。”西弗吉尼亚的约翰•凯这样写道。俄亥俄的约翰逊•F.亨特尔感谢约翰逊寄钱来：“最后两天我们成功上了三十个左右的电台短时节目。”马里兰的兰斯代尔•G.萨瑟尔说，“我把钱用在了有色人种选民上，效果很好，对总统和我都是如此。”“我之前当然从未得到国竞委如此大的帮助，”密歇根的德雷普尔•艾伦说，“这是……我第一次从华盛顿收到资金援助。向你保证，我真的深深感激。”而对于这个眼前已经铺展开一条长路的人，有些人表达的感激特别入眼。“祝贺你在竞选中出色成功的工作，”南达科他州的帕特•莫里森写道，“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代表团能够为你提供帮助。”沃尔特•詹金斯说，很多同僚非常感激他所做的事情。“电话和信件都看得出来，还能看出他们的尊重。这个任期刚刚一届的议员，已经从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说到这里，詹金斯停顿了一下，寻找合适的措辞，最后说，“他就是大英雄。”没有詹金斯那么敏感的见证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感觉。德鲁•皮尔逊和罗伯特•S.艾伦在他们的“华盛顿旋转木马”专栏里写道：

众议院民主党还有好些人因为险胜而眼皮子直跳，在他们心中，这场让人寒毛直竖的竞选中的盖世英雄，是个并不起眼的党内人物。

媒体宣传的都是大人物。但众议院所有的赞赏和颂扬都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在这场恶战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这是共和党的竞选经理们满怀痛悔证实了的。

他们的仇敌，共和党的无名英雄，就是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三十二岁，瘦高身材，黑头发，英俊帅气的得州人，刚进入国会三年，但指尖一挥，便能施展政治魔法，举手投足，都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本来民主党失去众议院似乎已成定局，约翰逊是怎么接手国竞委，并且把绝对的败局扭转成辉煌的胜利（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实在是这场选举中的神秘事件。

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其他地方，感恩的情绪都是十分短暂的，但林登•约翰逊在与国竞委合作的过程中，得到了更为持久的好处。

蒙西大厦的三个星期，他的秘书们对来信要钱的议员以及他们要求的数额做了记录。然后把名单交到林登•约翰逊那里请他拍板。如果山姆•雷伯恩或者约翰•麦科马克专门为某个议员请具体数额的款，约翰逊会遵命行事，但他们很少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除了那少数的几个，钱给哪个议员，给多少，都是林登•约翰逊的决定，他一个人的决定。“好。”他在某些要求旁边写道。“没钱。”他在另一些要求旁边写道。“一千美元能救命。”——没钱。“我肯定，再多三百就能赢。”——没钱。出局。他写在这些名单上的文字和数字正象征了他现在手里的权力，他掌控着同僚们政治事业的生杀大权。这权力大不大，本身就是由钱包决定的，而这钱包本身就不大，和那些资助总统竞选的比起来当然很小。然而，对大多数受到其资助的人来讲，这个钱包并不小；以他们的需要和预期来说，已经很可观了。他们需要里面装的东西，迫切需要。而林登•约翰逊在他们名字旁边所写的，起到了看似微小却有决定性的作用，能够左右他们的命运。

竞选之后，议员们回到华盛顿，互相聊起竞选时的状况。讨论中林登•约翰逊的名字不断被提及。有人向来自宾夕法尼亚的新人议员奥古斯汀•B.凯利提起这个人，凯利说：“哦，林登•约翰逊！他真的跟我能胜选有很大关系。他给我寄钱帮我竞选。他还从华盛顿打电话来问我情况如何，需要什么。‘奥古斯汀，你需要什么帮助？’他给我寄钱，还一直追踪我的竞选状况。”从约翰逊那里收到过竞选资金（以前从未在中央的民主党国会竞选资金来源那里收到过这么多钱）的议员听着同僚们的议论，就会意识到，约翰逊给好几十个议员都提供了数额相近的资金。在衣帽间与议长大厅，大家都逐渐明白，这个不怎么受欢迎，刚刚来国会山三年的初级年轻议员，用某种大多数人都弄不明白的办法，成为了竞选资金的一个来源，很重要的来源。

更有甚者，他变成有些资金的唯一经手人，特别是得州来的资金。约翰逊给候选人发去的电报说，资金正在路上，也说了，这些资金是“我在得州的民主党好友”捐献的，是他的朋友。受助人不知道这些朋友是谁。就算他们后来知道了是谁，也很难向这些根本人都不认识的得州人开口要钱。这是个新的资金来源，显然也很可观，而他们的唯一渠道就是林登•约翰逊。这是掌控在他手中的。他们需要的钱，只能通过他来获得。

当然，不到两年后的一九四二年，他们仍然需要钱。不但一九四二年需要，之后的选举年都需要。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林登•约翰逊，他们都需要他。除了感激，还有一种可能更强烈更持久的感情，即个人利益，驱使着他们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种领悟，以及背后的现实，让约翰逊在国会山上的地位陡然变化。十月国会休会时，他只是很多议员中不起眼的一个。短短几个月后的一月份，国会重新召开时，人人都在说，有事找他，要和他搞好关系。波士顿的哈罗德•E.科尔是约翰•麦科马克的朋友，此次以微弱劣势败选，准备下次东山再起。他是到选举后期才了解到约翰逊在竞选资金分配上所起的作用，下次他可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写信给约翰逊，问能不能来华盛顿跟他见个面。和约翰逊亲密合作的吉姆•罗明白他想用得州的资金达到什么目的。“作为一个新人议员，他很努力地要建立一个权力基础。”他说。约翰逊成功了。雷伯恩的一个助手雷•罗伯茨说：

（约翰逊过去在国会）树敌不少……他傲慢无礼，野心勃勃……他想让所有人都别挡自己的道……真正让他掌握实权的，是成为国竞委的主席……（一九四〇年的选举过后）有三四十个人明白他们能胜选要归功于林登•约翰逊。无论何时，只要他一声令下，这群人一定会任他调遣。

罗伯茨的话比较夸张。林登•约翰逊并未对任何一个国会议员有如此彻底的掌控力。然而，对于约翰逊地位的改变，罗伯茨的分析反而有些低估了。因为约翰逊帮助的，可不仅仅是那些没有影响力的初级议员。

竞选期间，约翰•麦科马克请约翰逊为他的麻省代表团以及其他州的老朋友出资，还要求功劳要归在他头上，让拿到钱的议员感激他。约翰逊遂了这位多数党领袖的愿。这样，多数党领袖就欠了他的情。众议院高层的其他一些成员也是同样的状况。新泽西的威廉•H.苏特芬向约翰逊请款，得到了一千五百美元，而他是多数党领袖助理。肯塔基的安德鲁•J.梅伊（“我希望你能帮我个忙，我将对你无限感激”）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通常，都是年轻的议员向多数党领袖、助理党鞭或者委员会主席求助，在这位年轻议员这里，情况却恰恰相反。到底反转到了何种程度，在竞选后海事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时就有很戏剧性的表现。一般来说，在委员会里，决定某成员地位的是其年资。这次民主党议员们就座时，约翰逊和主席之间依然隔着五个位子，可是这五个位子上，有三个议员都在竞选中得到他的捐助，欠了他的情。他不仅帮助了众议院很多非常高级的议员，还是凭着一己之力，非常独立地帮助他们。他请山姆•雷伯恩和约翰•麦科马克来参加一个午餐会，两人都来了。

而且，他在竞选中帮助的，还不仅仅是议员。他请纽约的劳工领袖插手华盛顿州一场罢工时，就已经在全国政坛起作用了。他在全国范围内结交权势在握的政治人物，而且不停留在工作联络的层面。有条所谓的“芝加哥战线”，具体是什么，约翰逊怎么通过这个组织来操作活动，或者到底通过这个组织给出了多少钱，都不确定。但这个组织和芝加哥的老大艾德•凯利有关系。到这场选举结束时，他已经和美国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结交熟识，精诚合作，并且通过他们广施了一些钱财。他在美国也有人脉。一开始，人脉就是汤米•科科伦，是他从希尔曼、鲁宾和杜宾斯基这些纺织业领袖那里筹的钱，但到竞选结束时，约翰逊自己已经和他们熟识了。事实上，其中有几个后来会成为约翰逊的盟友和慷慨的金主。凯利和鲁宾这样的人对议员之间有很大影响；一九四〇年的选举过后，约翰逊有底气要求他们运用这样的影响力了。要是哪个议员对约翰逊的要求充耳不闻，可能就会接到来自家乡的电话。他甚至还在民国委有了个潜在盟友（尽管级别不高）。保罗•艾肯写信给约翰逊：“特别推崇你的施瓦格•谢尔利过去几天来经常和我待在一起。”于是下次去华盛顿的时候，艾肯就会去见见约翰逊。所有这些情况结合起来，约翰逊的地位可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乔治敦的那些晚宴上，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在饭桌上，他打瞌睡的时间少了。之前，他想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却经常失望，因为在华盛顿，权力决定你得到的注意力，但现在，正如戴尔•米勒所说，“因为他的政治权力”，约翰逊更为频繁地成为了大家注意的中心。在众议院的衣帽间和餐厅，这个变化也很明显。一九四〇年的竞选之前，一些议员同僚对约翰逊很是怠慢，跟其他人打招呼，偏偏对他不理不睬，原因就像一个人说的，“他们受不了他”。现在，约翰逊在餐厅的举手投足没有丝毫改变，大步流星地走过去，左右点头，仿佛自己是个来访的名流，高声说话。但同僚们现在“受得了他”了。更有象征意义的是，他们的退缩也没那么明显了。被他抓住衣领，盯住眼睛，挨着鼻子说话的议员同僚通常是请求过他帮助，也接到帮助的人。而且，不仅是这一次，他以后需要约翰逊帮忙的日子还长着呢。但凡是还想寻求连任的议员，绝不会对林登•约翰逊伸手揽住他的肩膀表示反感，相反还会很高兴有这样的待遇。一九四〇年以前，约翰逊一直是大言不惭地请求帮忙，但又提供不了什么回报，所以他的一再要求就会让很多同僚“心烦”。现在，他能够回报了，涌泉相报。就算有些议员仍然觉得心烦，也没有表现出来。其中一个说：“很多人还是不喜欢他，但和（一九四〇年选举）以前不一样了，你能容忍他的古怪。因为你知道这个人是有前途的。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但都知道他做到了，他已经开始奔向大好前途了。很多人还是不喜欢他，但他们知道，可能未来有一天会需要他。现在他是你无法再忽视的人了。”

他拥有的新权力不是来自罗斯福或者雷伯恩的喜爱，不是来自众议院的年资，甚至不是来自他自己的议员职位（尽管民主国家的权力和选民的投票仍然有很大关系）。他的权力，其实就是金钱的力量。而这钱很多都是赫尔曼•布朗的。仅布朗&路特这么一个公司给民主党候选人的钱，可能就比他们从民国委拿到的要多。正如罗所说，林登•约翰逊在努力“建立一个权力基础”。他成功了。他的权力基础不是自己的国会选区，而是赫尔曼•布朗的银行账户。虽然还年轻，他已然寻求国家权力多年了。现在，金钱的力量总算给了他一些权力。

与此同时，这些钱又通过他，赋予了得克萨斯一种新的权力。

这是他在一九四〇年选举期间所做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得克萨斯在华盛顿掌握大权已经九年了，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迪克•克雷博格赢得选举让民主党掌控了众议院，约翰•加纳登上议长宝座开始。但这种权力还是更偏向于个人权力，因此永远有失去的风险。这权力大部分都是通过加纳来代表和行使的。他是孤星之州代表团的领袖，是得州在华盛顿利益的重要保护人。而突然之间，“仙人掌杰克”就不在华盛顿露面了，这种基于个人的权力之短暂，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雷伯恩出任议长，得州议员继续担任参众两院重要委员会的主席意味着得州在首都仍是大权在握，但这权力再大，也很有可能在一天之内分崩离析，就是在大选日。当然，得州但凡选了哪个国会议员，就会让他一直待在国会，所以他们自己不会担心某个十一月会一败涂地，但他们的权力基础，是民主党在参众两院有控制权，这权力就没那么牢靠了。要是民主党失去了多数党地位，他们主席就做不成，权力也没了。得州失去权力的途径，还不止共和党掌权这一条：委员会主席可能去世，比如布坎南的去世就让得州失去了重要的拨款委员会主席宝座，而在众议院重要委员会主席位子上的得州人，年纪都大了。在政治拨款和互投赞成票的世界里，得州能够叱咤风云，主要是因为约瑟夫•杰斐逊•曼斯菲尔德，要是这个长期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去世了，就在他闭眼的那一刻，得州就会失去公共工程的掌控权。个人抱负也可能让得州失去某个委员会主席的位子。已经有相关的安排，事实上，已经决定了，选举之后，农业委员会主席马尔文•琼斯要立刻辞去议员职位，担任联邦法官。一九三二年，得州不仅有众议院议长，还有五个关键委员会主席，琼斯一走，就只剩三个了。

另外，在一个立法机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共和党势力渐强，可能造成多年都无法弥补的损失。共和党获胜，会把得州人多年来扶植的亲密盟友扫地出门。民主党也许暂时保住了多数党地位，但可能是不同的民主党了。

比起通过选举或者个人建立起来的权力，金钱的权力就没那么短命了。钱在，这权力就在。影响力还可以从现任扩展到继任者身上。得州的石油储备足够丰富，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权力能持续很长时间了。林登•约翰逊已经成为石油人资金通往政坛的渠道。只要他继续充当这个渠道，他的权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而且，一九四〇年选举中得州显露出来的财富，不过是冰山一角。林登•约翰逊的基础曾经只有赫尔曼•布朗的钱，但他扩展了基础，在赫尔曼的基础上又加了锡德•理查森和克林特•默契森的资金。这些人的财富不断增长，也让约翰逊的权力基础无限扩大，这能成为议员竞选和其他竞选时的重要因素，能够制造更多的影响力。只要他一直掌管这资金的分配，就能利用这资金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华盛顿的权力相比，他的权力仍然很小，但如果他调遣支配的资金变多了，他的权力可能也会随之增长。

总体上来说，记者们都不太明白约翰逊地位变化的原因，但有些已经有所察觉。得州一个连锁报业的记者艾利克斯•路易斯写道：

一月，美国新一届国会召开时，再也见不到约翰•南斯•加纳那张熟悉的脸了，这张脸我们已经看了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还是第一次不见踪影。他的政治生涯堪称辉煌，从议员到众议院议长，到副总统，这位长着一对浓眉的西部人是得州历史上最最位高权重的政客，而他要缺席了。

然而，政治有着永恒的魔力，其中之一就是政坛“老橡树”在退休或死亡的钢锯轰隆中倒下了，林子里又会有强壮的新树苗拔地而起，取而代之。今年冬天，华盛顿与奥斯汀的很多见证人看到，林子里有一棵最最强壮的新树苗，虽然还很年轻稚嫩，却可能成长为参天大树，成为得州乃至全美国的力量支柱。他就是三十二岁的议员，来自约翰逊城的林登•B.约翰逊。

林登•约翰逊在任议员已经三年，高个子，黑头发，英俊潇洒，已经在民主党内和全国事务上赢得了令人艳羡的地位。

路易斯的分析在一个很具有象征性的场景中得到戏剧化的表现。十月四日是约翰•加纳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象征着他在华盛顿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终结。会要开完了，头发花白的副总统走到总统身边，说：“嗯，再见，领袖。”他伸出一只手拍拍总统的肩膀，另一只手和他握手，用伊克斯的话来说，看上去“是个特别亲和的人，在跟一个他内心深处十分留恋的人告别”。接着他转身走出会议室。伊克斯见证了这场告别，因为他在“内阁们离开后”等着要跟总统说句话。他的话是代表林登•约翰逊说的。当时，约翰逊还没有得到国竞委的任命，他请伊克斯帮他在罗斯福面前美言两句。罗斯福已经决定给他任命了，也是这么对伊克斯说的。正当那位老得克萨斯人从国家政治的舞台退场时，这边的安排就做好，要让那个西南部大州更年轻的代表登场了。

林登•约翰逊为民主党议员候选人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为美国政治的等式增加了新元素。从一个中央财源资助全国议会竞选并非新概念，但民主党很少，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在足够的范围，或者投入必要的精力去实施这个概念。“以前从来没有人努力过，”吉姆•罗说，“约翰逊就拼了命地去努力实现。那些年参加议员竞选的人都没什么钱，而且是个持续多年的情况，但林登决定做出一些改变。他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尽了一切努力，真是筹到了很多钱。”罗伯特•S.艾伦如是说：“他成为国会议员们的‘一人’全国委员会。”这是非常恰当的类比。他表面上似乎在“协助”民主党国竞委，但和这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他带去委员会的支票；除此之外，他都在自己的办公室工作，有自己的下属，完全自己运作。他为竞选筹到的钱达到了党派少见的数额，他在竞选期间其他方面的活动，比如和白宫的联络，通过白宫结交其他政府部门，以及给候选人提供信息等，都是前所未有的积极。他还承担起巡回演讲的协调和资金调配工作，仍然十分活跃，这真是有点难以置信了，但如今在世的同时代议员肯定了这个传闻。而说到联络候选人与白宫，安排公共工程和其他政府项目的许可，就连组织得比较好的共和党人也没能企及他的规模。也许是因为新政前时代那些共和党总统治下的联邦政府没有像一九四〇年那样广泛开展公共工程。他还负责了“反向联络”，那规模也可谓前无古人。他把议员作为消息来源，迅速搜集信息，进行校对核准，送往白宫。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议员竞选规模已经相当大，为候选人提供大量的服务与资金，很难想象三四十年代的议员得不到全国政党的帮助，单枪匹马地参选。但在林登•约翰逊横空出世之前，这的确是民主党的普遍现象，在共和党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存在。詹姆斯•罗谈起林登•约翰逊在一九四〇年选举中的行动与作为，直截了当地说：“从前没人这么做过。”

* * * * * *

约翰逊政治生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缺乏持久的理念和原则，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什么道德基础。只要能对他的个人晋升有帮助，约翰逊可以跟任何人结为盟友，并肩前进。他在国竞委的工作将这一特点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南部几乎是民主党一党独大，候选人们在十一月的选举中没有对手，所以约翰逊只把钱给了北部的民主党，其中大多数都是自由派。但给钱的金主都不是自由派。其实有些人还是极端保守派，那些为林登•约翰逊提供分配资金的“得州朋友”中，有人将在一九四四年出资援助“得州常客”，这个组织的得州人不支持罗斯福，甚至从党派内部搞分裂
(4) 。一九四〇年，约翰逊是在用痛恨新政的金主的资金，来帮助支持新政的人。

和这些人打交道时，约翰逊根本没有做任何努力来掩盖他筹款和分配中存在的这个矛盾，他也没必要这么做。要钱的时候，他倒是常常提起政治理念。一九四二年的再一次议员竞选中，艾德•弗林再次试图排挤他，却再次因为约翰逊掌控着得州的资金而失败。（弗林找石油人G.L.罗西要钱，对方回复说：“我久久没有回复，是因为想和我们尊敬的议员林登•约翰逊取得联系……我希望知道他对此事的意愿，通过他来进行我的捐款。”）约翰逊发现雷伯恩还冥顽不化地看不清新的现实，很是恼怒，写信给议长说：“这些二百美元一笔的小捐款是办不成事的。”约翰逊说，现在需要的，是“选出三十人‘随时待命’，每人”筹款五千美元，总数十五万……“应该从现在开始办，截至下周三……现在我们的资金多了，考虑范围也应该扩大，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理由落后”。这条建议背后的逻辑来自马克•汉纳，俄亥俄州曾经的老大。一八九六年，他调动了商业社区来应对布赖恩以及其竞选中平民思想的威胁，将政治筹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用他传记作者的话来说，他将选举筹款“从政治乞讨……变成了从个人和机构的角度进行的系统性评估”。有了这个评估，那些大保险公司、铁路公司和银行会“根据这个国家的普遍繁荣对他们的好处来付款……”换句话说，这位绰号“美元符号”的政客，将竞选资金变成一种财富政治征兵，是直接建立于感激之上的。政府过去帮捐助人获取了财富，捐助人希望未来政府能保护这些财富，并且帮助自己增长财富。约翰逊的筹款规模当然远远比不上汉纳为总统竞选的筹款规模，但其基础是一样的，赤裸裸的纯粹的个人利益：“资金多了，考虑范围也应该扩大。”汉纳为总统竞选筹款数百万，是前所未有的，而约翰逊的“汉纳逻辑”也是那些承包商与石油人无法抗拒和辩驳的。他很有信心，能够在五天之内筹措到十五万美元，结果也成了真；而这些钱也同样迅速地分配给了约翰逊“钦定”的候选人。

如果赫尔曼•布朗把通过约翰逊给出去的钱看作一种投资，那回报率还是很不错的。

赫尔曼和弟弟乔治都没见过怎么造船。“我们从不知道船头到船尾是怎么造出来的。”乔治回忆。尽管如此，一九四一年，就在他们那个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的合同朝总金额一亿美元一路攀升时，两兄弟又拿到了海军的另一个特别赚钱的合同，修建四艘驱潜艇。（两兄弟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乔治说：“他们需要在合同上放一个名字，我就说‘布朗造船’，就这么个名字，没其他的了。”）日军突袭珍珠港时，四艘驱潜艇还没造好，但海军部一位官员告诉两兄弟：“我们会让你们来做驱逐舰生意。”战争期间，“布朗造船”签订了很多合同，条款非常优惠，盈利都是板上钉钉的。他们一共为海军做了总价值三亿五千四百万美元的工作。

那么，那些石油人，往约翰逊那里投资（一年更比一年多），得到的回报又如何呢？他们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呢？

他们想要的很多：不仅是石油损耗津贴和其他税收优惠，以及联邦法规的特别例外，还有新的好处、新的例外，以及其他的政府新优待政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们想要的政府优待规模是多么庞大，成为影响美国整体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九四〇年，他们还没能随心所欲，但那是因为他们太贪婪太心急了，就这么简单。

林登•约翰逊还没有成为他们的参议员。

(1)
纽约第七大道主要是售卖时装的，也是前文提到的纺织业工会的所在地。

(2)
艾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四个孩子，第三个儿子。

(3)
汤森养老金方案（Townsend Plan）是一九三四年一个名叫弗朗西斯•汤森的医生向政府提出的退休金计划，得到罗斯福的支持。由于财政开支过大等问题，该方案最后未获国会通过。但影响了一九三五年罗斯福政府制定的社会保障法案。

(4)
“得州常客”（Texas Regulars）是一九四四年成立于得州的一个团体，反对罗斯福在一九四四年大选的总统选举团中获得多数票。

•33•

后门

为了能从国竞委工作中获取最大利益，选举日之后，约翰逊没有停歇。他动用了各种手段，其中之一是信件，有约翰逊特色的信件。收信人是有权有势的官员，主题都一样。每个官员都被告知，多亏了他，多亏了他一个人，约翰逊才能参与到一九四〇年的选举工作中。每个官员都得到了谦卑恭敬、感恩戴德的感谢，感谢他给一个年轻人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信中还恭维了每个官员，量身定制的恭维，而恭维者是这门艺术的大师。

约翰逊在“芳草地”时就注意到亨利•华莱士对他的那些故事多么着迷，于是写信给这位新当选的副总统：

得州为独立而战时，偏远的丘陵地带有好些农民闻风而动，想加入山姆•休斯敦的队伍。

他们找不到老山姆本人，因为他正在战场上跟敌人斗智斗勇，把他们引向陷阱。但农民们的朋友拉起他们的手，把他们指引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带他们来到圣哈辛托，亲眼见证那伟大的战役，并且还小小地参与了一下。

我就是这些偏远地带农民的后代，一百零四年后的一九四〇年，我也身陷类似的窘境。我的力量并不强大，但急切地希望能把自己那一点微薄的火药，奉献到战火当中。

我没有忘记，是您给了我指引，帮我走上正确的道路。

祝贺您当选，我对您的信心与衷情无可置疑。

诚挚的，

林登•约翰逊

约翰•麦科马克有个引以为豪的传统，是麻省的传统，与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场战斗的邦克山有关。约翰逊写信给这位多数党领袖：“您帮助我加入战线，让我与敌人近距离面对面，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份恩情。”（“遇见您之前，”约翰逊还写道，“写信的这个得州丘陵地带小伙子似乎根本没机会贡献什么力量……大枪大炮都在轰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见缝插针地把自己那小小火枪伸出去对准敌人的胸膛。”）讨好山姆•雷伯恩的关键，就是唤起议长先生对那些依靠自己的年轻人父亲般的保护之心。约翰逊写信给雷伯恩（之前他也跟议长说，多亏了“您出色的协调工作，我才有机会”参与到竞选中）说，“要是您和其他德高望重的议员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做了必要的工作，力挽狂澜，救人于水火”，一些年轻的议员“此刻也许就在冬日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没有柴火取暖”。这位“恭维小王子”的信不仅寄给了那些确实帮助他参与到战斗中的人（比如麦科马克），还寄给了那些想排挤他不让他参战的人（他自己很清楚这一点）。他寄给艾德•弗林一封“热烈祝贺与深切感激”的信：

斗士们不仅要感谢胜利，还要感谢引领他们走向胜利的将领。作为一个小小的步兵，我为胜利欢欣鼓舞，也为指挥我们赢得胜利的军官衷心欢庆。

我衷心感谢您百忙之中能考虑到我，让我有可能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打上几枪。

要是我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随时找我，记住我……

这些信件中最重要的那一封，抬头是很简单的尊称“先生”。他告诉富兰克林•罗斯福：

一九四〇年的战火打响时，我没什么能帮忙的。但我迫切地想做点什么。

我知道，要是没有您出色的协调安排，我肯定是完全被排除在外，冷落一旁的。因为您，我才有可能喷射一点火药，而这封信就是想对您说“谢谢”。我的感激之情绵延不绝。这次的胜利无懈可击。

一九四〇年竞选期间，罗斯福和约翰逊有过数次讨论。现在他们的谈话还会更频繁。总统和这位年轻人在椭圆办公室里交谈。谈话期间，在那间渴望了多年的宽敞明亮、阳光明媚的办公室里，约翰逊是什么感觉，真是难以想象。他们还来到楼上，在白宫的私密地点交谈。约翰逊在罗斯福那间朴素的卧室里吃早餐，总统坐在床上，肩上是海军蓝的披肩。他在总统的私人书房吃午饭，这里很舒服，家具上盖着印花棉布，墙上挂满了跟海事有关的画，仿佛贴了墙纸。约翰逊跟富兰克林•D.罗斯福围坐在桥牌桌边共同进餐，他说总统是个孤独的人，妻子总在外旅行，还说“他会叫我过去”，“有时候我会去跟他吃个饭”。

从一些外部证据来看，他们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得州，因为罗斯福越来越倚重约翰逊做他的得州代言人，帮他处理与得州相关的一些政治事务。这里面包括了很多琐碎的小事，似乎和约翰逊的眼前利益没什么关系。东得州有位银行家请总统发一封问候信，罗斯福就此事寻求的建议，并非来自山姆•雷伯恩或者杰西•琼斯，也不是那个银行家自己的议员林德利•贝克沃斯，而是约翰逊，还附上了一句话：“你觉得这样做可以吗？”（约翰逊提出建议，罗斯福就原样照做了。）也包括了一些完全不小的事，叫约翰逊十分上心。加纳走了，雷伯恩又饱受猜忌，约翰逊要做总统在得州的代言人，还剩下一个劲敌，就是复兴金融公司的主席杰西•琼斯。琼斯自己的地盘上发生了一场很具有象征意义的对抗，就是跟复兴金融公司的债券有关的资金。相关的债券跟阿尔文•维尔茨的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有关，复兴金融公司买了该局两千一百万美元的债券，帮其周转。这是极其安全的投资（因为现在该管理局是公认的收入颇丰，双方又签订了牢不可破的债券契约，管理局是一定会连本带利，分期偿还的）。这种债券回报率很高，还免税，相当令投资者垂涎。“我想美国的每家债券所都等着在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债券上分一杯羹。”维尔茨后来写给约翰逊。维尔茨心中有个理想的债券所，但琼斯中意另一家，而他又有权把债券卖给自己看中的人选。他本来都要行使这个权力了，一次内阁会议上，总统却递给他一张匆匆写就的便笺：

（私人信件）

J.J.
(1)

没跟老大商量之前，不要卖科河下游管理局的债券。

FDR

“这话的意思就是，有哪个骗子跑去忽悠了总统，想做内部交易，”琼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人挤进来横加干涉，想为自己捞点好处。”他还写道，自己没有服从总统的命令，把债券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但事实上罗斯福的干涉让他没能把债券卖给选中的机构，最终债券和那所谓的“好处”，都被维尔茨和约翰逊看中的公司得到。罗斯福和约翰逊还谈了些什么，大家都不得而知，我们同样也不知道他们这种私下交谈究竟有多频繁。他们有没有谈论政治？毕竟一个是政坛大师，让一个如此伟大的国家给了他前所未有的终极权力，一个是政坛的“神奇小子”，紧紧把握住权力之路上每块踏板。他们有没有谈论不同人的性格？两人都有着无与伦比的识人技巧，更擅长操控别人。没人真正知道。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们对这些讨论的反应，对他人透露的反应。“小瓢虫”•约翰逊说丈夫“经常”见罗斯福。她说，对他们在这些会面上交流的内容，“我当然是一无所知，但我知道谈完之后，他（她丈夫）说什么心情总是高度兴奋……每次从白宫回来，他都是情绪高昂激动的”。而罗斯福相信，深深地相信，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和他有着同样的信仰。还有，罗斯福对林登•约翰逊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最出色的年轻人”，而随着两人的熟识，这种印象得到了大大加深。詹姆斯•罗身为总统助手，最能够近距离观察罗斯福与约翰逊的交往互动，他认为两人之所以越来越密切融洽，主要是因为总统认为约翰逊不仅忠心耿耿，而且能力出众。“约翰逊在很多方面都比罗斯福见过的大多数人要精明能干。我们说的是个能力极强的人……你得记住，他们是两个伟大的政治天才。”总统告诉负责国会与白宫之间联系的安娜•罗森博格•霍夫曼：“我希望你跟那个年轻的得州议员林登•约翰逊通力合作。他很有前途，也是个真正的自由派。”总统不吝给约翰逊最高的赞赏，他告诉哈罗德•伊克斯，约翰逊就是那种“他年轻时渴望成为的无拘无束的先锋”，“要是他没去上哈佛”，可能就是约翰逊这样。伊克斯回忆，罗斯福还说：“下一代，权力重心会向南部和西部转移，这个年轻人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位南部总统。”

在有权有势的年长之人面前，约翰逊从来都是“专业装孙子”，完全地恭顺谦卑（“是的，先生”“不，先生”）。在罗斯福身上，他是否也用了这个手段，让总统对自己喜爱有加？“我想他唯一从未与之争吵过的人就是罗斯福，也许是因为他（罗斯福）一直稳坐总统宝座。”罗说。另外，在年长之人面前，他一直是个全神贯注的听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喜爱高谈阔论，同时又孤独得渴望找人倾听的人才会这么喜欢他呢？或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他的能力，受到很多年长之人认可的难能可贵的能力？罗强调说，总统和这位年轻议员之间交好的原因，比较“复杂”。罗说，约翰逊“不放过一切可能”地去“利用”罗斯福。他还说：“罗斯福也知道自己被利用了。”但不管原因如何，两人的关系的确亲密无间，而且交往日深。

九年前刚来到华盛顿时，林登•约翰逊是个议员秘书，后来成为议员，无论在什么职位上，他都尽一切可能广结人脉，不仅培植各位官员，也笼络他们的秘书和助手，助手的助手，还有更低一级的秘书，直到整个政府官僚机构都认识了他，喜欢他，想帮他的忙。对于白宫的工作人员，他也施展了同样的手段。

他们相信，约翰逊和他们一样，爱戴白宫领袖，基于此，他们对他就十分友好了。白宫里“充满了他（罗斯福）激发的忠心耿耿与温暖爱戴”，罗伯特•E.谢尔伍德写道，“如果你能证明自己也充分拥有这样的情感，就会被这个家庭接纳，被当作家人对待。”马尔文•麦金太尔，总统秘书中性格比较温良的那个，一直都坚信约翰逊是罗斯福虔诚的崇拜者，但另一个总统助理，绰号“老爹”的艾德温•沃森，现在负责安排总统的约见，因此成了椭圆办公室真正意义上的“门神”。沃森表面和蔼可亲，内心其实比较强硬，长时间来一直特立独行，对约翰逊的魅力免疫。而现在，“老爹”也被他收服了。吉姆•罗请他为另一个议员安排跟总统见上几分钟时，他的话充分展现了这一点。“他像林登吗？”“老爹”这样问道，“他是最佳罗斯福代言人吗？”约翰逊和两个总统秘书都很熟，也没有忽略另一个，一抓住机会就讨好史蒂夫•T.厄尔利。

他没有忽略白宫的任何人。与加纳的斗争让他在罗斯福的长期私人秘书勒翰德小姐眼里成了忠心耿耿的“不贰之臣”。不过勒翰德小姐还有个助理，格蕾丝•塔利，主要负责听打罗斯福的口述信件。塔利是个四十来岁的老姑娘，而约翰逊一向很擅长俘获这类女人的友谊。现在，他又努力地来赢取塔利小姐的喜爱了。有时候，他会去塔利位于康涅狄格大街的公寓探望她，或者送个礼物到她办公室。他成功了。塔利非常喜欢他，也深信他对自己口中那个“历史上最伟大灵魂之一”的人忠心耿耿，后来她还建议（出于对约翰逊野心的严重误解），任命林登为总统秘书。

他广结人脉，获益不菲。“老爹”沃森守卫的，只是椭圆办公室的前门，还有一个“后门”。这道门通向那个杂乱的小办公室，在沃森和椭圆办公室的对面。这是勒翰德和塔利的办公室。要是罗斯福想避开媒体的耳目见谁，用白宫内部的话说，就是那些“非公开的”访客，他们就走这个后门。先从一个不怎么常用的偏门进入白宫，接着从后面的楼梯上到勒翰德的办公室，由她引领到总统面前。消息灵通的白宫年轻工作人员也会用这个后门，因为两个私人秘书基本上能随便接触罗斯福。“人人都要通过‘老爹’，勒翰德和格蕾丝除外。”科科伦回忆。要是两个女人中有谁知道罗斯福是单独一个人，就能带人进来，跟罗斯福迅速聊上几句，得到必要的指点，做出重要决定。“所以要是‘老爹’不放你进去，你就转个弯去见格蕾丝，她或者勒翰德会带你进去的。”这个流程还得到了改善。比如说，要是罗，或者总统的另外五个行政助理之一（这些人都喜欢“严格匿名”，他们的办公室在狭窄的西行政大道那头老旧的“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大楼”里）请沃森安排一次与总统的会面，对方可能会告诉他，安排已经满了，但会努力帮他在会面之中挤出一点时间（不能保证），不过他得在沃森宽敞的接待室和其他访客一起等。“如果你坐在那儿，”罗说，“而‘老爹’又没有很快放你进去，你就出去，走到对面，找到勒翰德（问她）：‘我什么时候能进去？我一定要跟总统聊两句。’接着你再回到‘老爹’办公室坐着。勒翰德会跟罗斯福说，他会告诉‘老爹’：‘我要跟吉姆•罗谈，请你让他进来好吗？’老爹就说：‘他就在这儿呢。’就像个游戏。”深受两个女人喜爱的年轻小伙儿们，把这个游戏玩得炉火纯青。“了解情况之后，我经常从后门进去，”罗说，“林登也和我一样，从后门进去。”沃森当然也很喜欢约翰逊，但当起“门神”来很是严格，要是约翰逊要求的次数多了，很有可能把“老爹”那里积累的好感消耗光。于是他就走了那条非正式的路线。他的名字很少出现在记录总统正式访客的白宫日志上，这是原因之一。

广结人脉还有另一个方面的收获。高傲自负的科科伦习惯性地让勒翰德小姐带他进总统办公室，不怎么注意总统助理团队其他人的感受。但在一九四一年，出于从未解释过的原因，罗斯福不再倚重“木塞”汤米，而勒翰德小姐又遭遇中风，没人领他从后门进去弥补与总统的关系。罗认为，两人之间的裂痕无法弥补的原因之一，是科科伦“总是找勒翰德小姐，而勒翰德去世了”。林登•约翰逊就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思虑周全，不仅和勒翰德小姐交好，还搞定了她的助理。勒翰德患病时，他的后门并未关闭，反而比以前更加敞开，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格蕾丝•塔利是罗斯福手下所有工作人员中约翰逊最容易施展魅力来降服的人，而且对他有大用处。罗说，他不仅会亲手交给塔利一份想让总统看的备忘录，让她放在文件的最上面，还会“告诉格蕾丝一些不想写进备忘录中的事情。他会说：‘格蕾丝，您能跟他说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吗？但不要记笔记，也不要告诉别人’。”

塔利当然不是他唯一的渠道，只要和罗还是朋友，他就不用只通过塔利行事。他经常去罗的办公室，有时候是想提出自己的建议，获得罗的认可（因为总统读罗备忘录的可能性比读约翰逊备忘录的可能性更大）。“比如，要是他有一份想确保罗斯福看到的备忘录，就会过来找我。他会说：‘我不会写，你来写吧。帮我俩写。’约翰逊很擅长用‘吉姆•罗和我认为……’这样的句式。”他们俩已经非常亲密了。临近傍晚时的电话沟通几乎已经成为每日常规，连约翰逊在得州时也没有中断。不过如果是他打过去的长途电话，还要很仔细地叫秘书转成对方付费。（有一次，一个秘书没有提前安排好，约翰逊告诉她，要是她不能做一些事后安排，来让白宫为这三十分钟的电话付费，她就只能自己出钱。）要是罗几天没有约翰逊的音信，他会想念他。有一次他给他写了封短信：“这里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了。吉利甘小姐（罗的秘书）说这让整个办公室都沉闷起来。上周我特别担心，还打电话打听你是不是被火车撞了。结果发现你只是身在得州，总算松了口气。”约翰逊和罗堪称亲近，而且也很努力地维持这种亲近，但总统的六个行政秘书当中，他还培植了其他的关系。“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大楼”的外观风格奇异，石柱林立，他跑上大门前的阶梯，然后从内部的楼梯跑到二楼，来到行政助理们自称的“死囚区”，即他们自己的一排排办公室。约翰逊要去的，可能是六间办公室中的任何一间。不管他进入哪一间，都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1)
杰西•琼斯（Jesse Jones）的缩写。

•第六章•溃败

Part VI
DEFEAT

•34•

“老爹，请把饼干递过来”

一九四一年四月九日，天刚擦黑，约翰逊在华盛顿的公寓电话铃响了。沃尔特•詹金斯在坎农楼前门的警卫台告诉林登•约翰逊，他刚刚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新闻：昨夜，来自得州的参议员，年资已长的莫里斯•谢泼德中风去世了。

“嗯，今天上午我不来了。”约翰逊说。

内政部副部长阿尔文•维尔茨那天早上也早早就被叫醒了。他的秘书玛丽•拉瑟也听说了消息，所以到内政部办公室已经超乎寻常地早了，结果推开维尔茨私人办公室的门，却看到上司已经坐在办公桌边。“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吗？”他问。很快他和约翰逊就开始谋划竞选战略，要让约翰逊坐上谢泼德坐了二十七年的那个位置。

约翰逊当选的主要障碍，也是四年前他竞选众议员的主要障碍：大多数选民从未听说过他。当然，他那个第十区的选民都认识他，之前他做过议员助理的第十四区也是。但是在得州的另外十九个国会选区，他实在是名不见经传。谢泼德死后不久，东得州一家电台请听众寄明信片来，写上他们最看好的候选人。数百张回复，没有一张写着林登•约翰逊这个名字。

雪上加霜，有些潜在候选人的名字在整个得州家喻户晓：得州州长W.李•奥丹尼尔，年轻有为的检察长杰拉尔德•C.曼，国会议员、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马丁•戴斯。在得州相当于盖洛普的机构贝尔登，于谢泼德去世后不久做了一次民调，结果显示，得州百分之三十三的选民支持奥丹尼尔竞选参议员，百分之二十六支持曼，百分之九支持戴斯，只有百分之五支持约翰逊。

要克服这项不足，约翰逊最大的希望，还是一九三七年发挥了重大效果的策略：把他的名字和那个在得州依然魔力无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在六个月之前，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得州以超过四比一的优势碾压了威尔基。在即将因为谢泼德参议员突然空缺而进行的特殊选举中，总统有充分理由来积极支持一个自由派。他显然不想让戴斯当选，因为戴斯是加纳的忠实追随者，而且他的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查新政的各个机构了；奥丹尼尔也不是理想人选，他思想保守，还是孤立主义者。白宫上下传阅的一份备忘录警告说，无论他俩谁当选，都是“不敢想的可怕结果”。但这个自由派不应该是林登•约翰逊，而应该是杰拉尔德•曼，这也有理由，有充分的理由。

曼是个十分热切的新政支持者，虽然从未面见过总统，“杰拉尔德是罗斯福的崇拜者”，一名助手回忆。其实，一九三七年曼为约翰逊工作过，就因为约翰逊表达了对新政的全力支持。而且，曼的胜算比约翰逊大多了。

曼出生于小城镇，在农场上干过活儿，还在当地一家旅馆做过服务生，挣了去达拉斯南卫理公会大学求学的费用。瘦瘦的他在橄榄球场上速度很快，打后卫，曾经两次入选大学全明星橄榄球队，被称为南卫理公会大学的“小红箭”，驰名全得州。他心中的三个热切追求，在政客中多少有些少见：信上帝，爱诗歌，讲法律。他认为法律是抽象的力量，能够宣扬公益。怀着要上全国最好法学院的决心，他带着妻子和尚在襁褓的小儿子来到麻省的梅尔罗斯，一边在哈佛法学院深造，一边每天在一家制衣厂轮两个班。之后，这个满怀热情的英俊小伙在格洛斯特公理会教堂的主日学校发表了精彩的布道，被教民们推举为牧师。因为橄榄球打得好，他进入政坛时已经是全州皆知了，而他在任上的表现，更是让这名声熠熠生辉。从哈佛回到得州，他成为州长詹姆斯•奥尔雷德手下一名助理检察官，提出了很多颇受重视的进步立法（包括更新山姆•约翰逊那份已经过时的“蓝天法”）。后来他做了州务卿，是艾德•克拉克的前任。一九三八年，三十一岁的他参加了州检察长的竞选，尽管在初选中排在一名经验丰富、颇受欢迎的政客后面，却在决胜竞选
(1) 中超过了他，以惊人的十三万票优势大胜对方。上任以后，曼把州检察长办公室那些只认钱的老政客解雇，重用优秀的年轻律师。该办公室本来因为底线和水平的低下臭名昭著，曼却一改颓靡之风，发动了得州历史学家瑟斯•麦凯伊所说的“持续战争”，对抗高利贷者和他们的公司。最重要的是，他还严格执行了得州的《反垄断法》。之前完全服务于商业利益集团的得州政府完全无所作为，忽略这项法律，使其形同虚设。他在头两年的任期办了数十起反垄断的案子，获胜率很高。他受到选民广泛的爱戴和欢迎，一九四〇年他再次参选时，没人出来和他同台竞争。一九四一年，三十四岁的他已经两次当选掌握整个得州权力的检察长，名气和受到尊敬的程度，远远超过得州其他年轻的公职人员。“他在得州政坛前途无量。”麦凯伊写道。谢泼德去世后，得州的几份大报自发共同请命，要他竞选参议员。奥丹尼尔已经说了他不参选，就算这个广受拥护的州长参选，曼打败他也是胜券在握。一项贝尔登民调显示，如果奥丹尼尔如自己所说不参选，曼会以较小优势打败戴斯。事实上，戴斯唯一的胜算，就要看会不会有另一个新政支持者（比如林登•约翰逊）参选，分走曼的一点新政选票。

这是很有道理的说法，要反驳这个说法，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谎言。罗斯福和白宫人士当然对得州内政知之甚少，这一点在前一年的竞选中充分展现了。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〇年一样，总统听到的大部分关于得州的信息，都是来自约翰逊和维尔茨，还有约翰逊在白宫里的崇拜者（当然，他们的消息大部分也是来自约翰逊）。这些信息不一定特别准确。总统被告知，曼既不是对新政绝对忠诚，在整个得州名气也不够响，很难打败戴斯（如果州长参选，曼也无法打败奥丹尼尔）；由约翰逊授意的一篇备忘录告诉罗斯福，曼“籍籍无名”。

好几个很有影响力的得州人，包括参议员汤姆•康纳利，都想把情况跟罗斯福解释清楚。但约翰逊颇得罗斯福欢心，总统自然选择相信他的一面之词。一九三八年的“清洗”之旅后，总统又恢复了原来的立场，绝不插手州内的民主党党内斗争，但这一次，他虽然没说出口，却专门安排了一次事件，显示他要插手这件事。他安排约翰逊四月二十二日来见他，就在周二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之前，这样陆续到来的记者就能看到约翰逊从椭圆办公室里走出来。在记者们众目睽睽之下，约翰逊在白宫的台阶上宣布了自己要参选参议员，说他会“在罗斯福的旗帜下”开展竞选活动。记者们蜂拥而入椭圆办公室，问总统是否允许约翰逊挥舞这面旗帜，罗斯福回答：“第一，得州的参议员，要让得州人民来选；第二，人人都知道，我不可能插手初选；第三，坦白讲，我只能说林登•约翰逊是我很好、很好的老朋友。”接着，《时代》杂志写道：“记者们都笑起来，他也一起笑了。”“F.D.R选中约翰逊打败戴斯”，《达拉斯晨报》的大标题十分醒目。

因此，和一九三七年一样，约翰逊一九四一年的竞选只有一个议题：“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这位候选人在各个演讲中不断强调这一点。他说，美国所需要的，就是：“罗斯福和团结。团结在一个政府之下，坚持一个共同目标：为美国解除前方的危险。团结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我们将挽救美国免于被轴心国奴役的命运。”他说，如果自己当选，一定会“百分之百支持罗斯福”，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罗斯福参议员”，做“我的总指挥门下的一名小兵”。他的竞选徽章也充分表达了这个主题，上面印着罗斯福和约翰逊四年前在加尔维斯顿初次见面握手的照片。那张照片中，当时的州长奥尔雷德本来是站在两人中间的，但现在他被抠图修掉了。所以，照片上奥尔雷德曾经站着的地方就是一片空白，只剩下两个高个子男人面带微笑地亲切握手。这张照片用在了无数宣传册和竞选报纸上。还印了多张比真人还大的图片，贴在纵横得州的高速公路边数千个广告牌上，还不仅是通往达拉斯、休斯敦或埃尔帕索的繁忙道路，得州广大的空旷地区也没有被忽略。当有人驾车在西得州或者得州狭长地带空旷平坦的平原上疾驰时，远远就能看到巨大的广告牌上，两个巨大的人物在握手，红白蓝的背景，黑白的照片，在天空的衬托下尤其显眼。竞选口号也凸显了这一主题。这句口号本来是为“老大”竞选参议员服务的青管局小兵们私下流传的密码，但因为特别顺口，很快成为公开的竞选宣言，出现在新的宣传册和竞选报纸上，还出现在数十万份迅速印出来的红白蓝保险杠贴纸上，十分简明扼要：“富兰克林•D与林登•B！”

这次，被约翰逊高举大旗的那个人也积极参与到选举中来了。也许罗斯福一开始决定支持约翰逊，部分是出于对得州政治缺乏了解，但这不能解释他支持的热情和积极性。仿佛担心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给的暗示还不够明显，白宫还透露消息给关系比较好的专栏作家。“罗斯福对年轻的约翰逊怀着慈父般的情感。”皮尔逊和艾伦写道。阿尔索普和金特纳写道：

战争当前，总统面临这个国家历史上最重大的决定，他日理万机，不堪重负，却依然亲自关注了自己这位门徒林登•B.约翰逊议员的竞选……有亲信透露，总统和他那几位顾问会定期收到关于竞选情况的报告，总统也不遗余力地为约翰逊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近几年来，约翰逊是受到白宫荫庇最多的候选人了。

总统的支持不仅限于暗示和透露消息。约翰逊希望副总统华莱士的助手，性格率真、能力出众的达拉斯律师哈罗德•H.杨在竞选期间协助他。副总统拒绝下派杨。总统插手了此事，等约翰逊从华盛顿飞去得州竞选的时候，杨就坐在他旁边。约翰逊问过，农业部有哪个官员能够给他最大的帮助，罗斯福显然是说了他会去搞搞清楚。下面的人报告说，符合要求的有米罗•铂金斯、马森•怀特和农业部副部长格罗夫•希尔。总统发给罗一份备忘录：“请你给林登•约翰逊传话，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做的就是罗直接给这三个人下达命令，给予约翰逊一切他想要的帮助。

罗成为白宫和约翰逊候选团队之间的指定联系人。他最初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联邦在得州的一切投入都要归功于约翰逊。他说：“我传话给所有部门，华盛顿的所有部门：没有通知林登•约翰逊，得州的任何项目都不能批准。”在某些领域罗的力量没那么大，就有更强势的人前来干预。托马斯•科科伦的“白宫汤米”已经做不了多久了，但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他仍然可以用这个绰号一言九鼎。而他都是帮着林登•约翰逊说话的。约翰逊前往得州的那天，他请某部门批准某个农村电气化的项目，还说要在自己离开之前批准。农电局的一名官员说，不可能这么迅速行动。于是那位官员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我是白宫的汤米•科科伦。约翰逊议员希望今天就把这事办好，白宫也希望他今天就能办好。”罗、科科伦和罗斯福的其他下属不仅是因为命令才帮助约翰逊的，他们喜欢约翰逊，也害怕奥丹尼尔（或戴斯）获胜，所以特别殷勤地去帮他；哈罗德•伊克斯亲自打电话到戴斯的家乡，看这位议员有没有付房产税。“人人都在帮他，”罗说，“应该是各个地方的所有自由派，都在帮。”他们的情绪可以用“老爹”沃森的一份备忘录来总结，他之前就评价过，林登是“最佳罗斯福代言人”。得州一名政客写信来批评约翰逊，沃森在信上写道：“转给伊克斯部长细读，然后扔进垃圾箱。”

这些帮助的现场受益人其实是沃尔特•詹金斯。约翰•康纳利和赫伯特•亨德森去得州助力竞选，而他留守华盛顿。约翰逊需要联邦机构做什么的时候，詹金斯就必须去联系相应的官员。这个二十三岁的羞涩小伙在这方面没有一点经验。“我一直是负责写回信的。”他说。他是坎农楼的警卫员，很多时候都穿着制服在楼里巡查，空闲的时候就帮选民填写各种农业申请表。而突然之间，他就得跟史蒂夫•厄尔利、勒翰德小姐、格蕾丝•塔利、吉姆•罗和传说中的科科伦打交道了。约翰逊把这个新任务分配给他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又害怕又紧张”。但是，他说：“我受到很热情的接待，真是不敢相信。”“木塞”汤米的态度好得不能再好了，“我跟他谈过很多次，他还是那么雷厉风行。你请他办什么事，他都办得到。”就连那些著名的坏脾气者态度都特别好。一次，约翰逊叫詹金斯面见伊克斯部长，谈谈一些电话里不方便说的敏感话题：“记得当时我心想，我怎么可能见得到伊克斯。”结果伊克斯办公室立刻回了他的电话，说部长可以见他，马上见。（“我特别激动。”詹金斯说。）他向伊克斯转达了约翰逊的需求，伊克斯说约翰逊可以放心，一定办到。詹金斯说，不管他让这些官员做什么，他们都一一照办。事实上，很多时候他都不用开口。白宫“经常”给他打电话，询问“我们根本没开过口的事情，我想罗斯福先生传了话，要尽一切努力”帮助林登•约翰逊，“只要说得过去就好……有时候说不过去也要办……他（罗斯福）热切希望约翰逊先生能赢”。

林登•约翰逊首次竞选参议员和首次竞选众议员，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三七年情况如出一辙，所有候选人中，只有他，拥有一个高效运作的竞选组织。当然，现在的组织比一九三七年的要大很多，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可以说是同一个组织。从上（副部长阿尔文•维尔茨坐镇内政部指挥竞选策略）至下（卡萝尔•基彻再度成为约翰逊的司机）。亨德森兄弟又被征召。赫伯特（“天才笔杆子”）写演讲稿，查克负责和潜在选民沟通，写宣传信件。组织里的人基本都来自青管局，一九四一年约翰逊竞选团队花名册上的很多关键人物都和一九三七年相同，凯拉姆、迪森、厄尼斯特•摩根、芬纳•罗斯等等。约翰•康纳利听命于维尔茨，管理奥斯汀的竞选总部。

这个组织年轻、充满活力、能力很强，而且所有人都对组织领袖忠心耿耿。有人嘲笑卡萝尔•基彻，这次他竟然还只是约翰逊的司机，基彻的回答很简单：“人人都能为他做点什么，这就是我能为他做的。”约翰逊在任青管局理事时发起的“淘汰行动”，在凯拉姆手下得到了延续，现在的青管局下属都充分证明了他们有强烈的工作意愿，特别服从命令，是干事的人。他们和往常一样，被牢牢拴在约翰逊身边，不仅因为这位领导的人格魅力（芬纳•罗斯给自己的孩子取了“老大”的名字），还因为个人利益。一九四一年，他们和一九三七年一样，投入到约翰逊的未来当中，也是为自己投资，而且这次的赌注押得更大。J.J.（“杰克”）皮克尔作为一九三七年以后青管局招聘的最得力干将，毫不犹豫就辞掉了工作，去做薪水更低的竞选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嗯，反正竞选以后还能回去工作”，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次约翰逊先生有希望成为得州和全国的大人物，他会提携你的。这是值得赌一把的，是前进的最佳路径。”这个组织万事俱备，井井有条，每个人也都清楚自己的职责。毕竟，青管局本身也是一个组织得当、长期运转的单位，而实际上约翰逊的竞选团队是整个儿把得州青管局搬了过来。和约翰逊统领的所有团队一样，无论是青管局还是竞选团队，都有无懈可击的行政管理系统，叠加于青管局那群小伙子之上的，是维尔茨、康纳利和詹姆斯•布朗德尔（过去支持加纳，现在已经看清了未来的走势，转而支持新政，是康纳利的助手）。但下面的这个负责竞选日常事务的组织，基本就是青管局的组织。得州的选区划分和青管局的区域划分是一致的，青管局理事监管每个区的工作，对青管局的地方人员下达命令，而这些人对自己的小区域很熟悉。由于青管局是遍布全州的组织，所以约翰逊的竞选团队也是个遍布全州的组织。这还是得州史上第一个遍布全州的政治组织。约翰逊之前一直坚持让青管局的工作人员多去结交和培植地方官员，现在要见成效了。他需要各位市长和县长的支持，而手下已经有这些官员的朋友了，自然会去联系他们。他的竞选刚开始一个星期，就有十二个两人一组的小队从奥斯汀分散到得州的其他地区，传达“罗斯福和团结”的信息。而且，这些小队也知道在各个地方该找谁。另外，有了一九三七年竞选的经验，他们已经知道很多政治交易中的小把戏。约翰逊的先遣小队一来到温盖特•卢卡斯的家乡，检查他为约翰逊演说做的准备，卢卡斯就知道面前的是专业人士。到时候观众要坐在山坡上，卢卡斯的助手们把椅子“放得挨挨挤挤。约翰逊的人就说，政治集会的时候，绝不能把椅子摆得这么挤，要尽量显得人多。”他们在每个椅子之间留出了一个椅子的空，“把椅子摆满了整个山坡”。后来媒体报道的约翰逊吸引的观众人数，也比实际的要多。“现在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卢卡斯说，“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三七年一样，约翰逊有钱。

在得州进行全州范围内的竞选，一直都很费钱。一是由于这个州太大，从北到南有将近一千三百公里，从西到东也差不多。比整个新英格兰（再加上几个州）都要大。二是由于乡村地区占了得州的很大一部分，六百四十五万得州人中，只有三分之一居住在城市，三分之一居住在小城镇，另外三分之一还留守在偏僻的农场。很大一部分农民没有收音机，有些甚至连周报都看不到。一九四一年，要接触到这些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得州数十年来传统的竞选手段。“你找辆车，安上大喇叭，在后备箱放上书面宣传资料，为司机标好路线，把他派出去。”开过一个个周六才比较热闹的小镇，发放传单，在镇上法院的广场上发表演说，D.B.哈德曼说。单人的汽油和食宿等花费并不高（小镇上比较好的旅馆也就是两三美元一晚，一天的伙食费也差不多，一个竞选工作人员回忆：“一天跑的路顶多也费不了两美元的汽油。”），但总的算起来，这样的竞选就很贵了。工作人员需要钱修车，“请沿途的哥们儿喝杯啤酒，这样才能受到重视，能够表现得像‘总部的重要代表’”。这样一个在外奔波的人每周大概需要一百美元，加上得州这么大，需要很多人在外奔波。光是跟这些人保持联系就需要很多钱——长途电话可不便宜。得州的辽阔让每一项竞选花费都成倍增加。候选人想用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造成较大影响，几百个是办不到的，数千个倒是可以。想在周报上登广告的候选人，必须考虑到整个得州有四百多份周报。日报也没有覆盖面很广的，所以候选人必须尽量买下所有六十份日报的版面。而竞选沟通的新媒介（也是最高效的）——电台，是所有手段中最贵的，而且没有覆盖面特别广的电台，只能六十个电台全都上。

一九四一年的竞选还没开始，金钱就已经有了重要的戏份。华盛顿最顺理成章的候选人是议员赖特•帕特曼。四十八岁的帕特曼渴望坐上参议员的位子，这是他多年的夙愿。而且，他为人民奔走呐喊，为平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坐上这个位子也可谓不负众望。但梦想必须向现实妥协。“我想参选，”他后来说，“但是我没钱参选……我当然知道进了参议院我能做更大贡献，但我告诉雷伯恩先生：‘林登有资金，竞选参议员需要很多钱……我没那么多钱在得州二百五十四个县奔走。我没有好的组织和足够的资金来支撑。林登有……’”得州最顺理成章的候选人是詹姆斯•奥尔雷德，四十二岁的他已经不做州长了，现在成了一名联邦法官，也很想坐上这个位子。但奥尔雷德也面临同样的现实，而且他之前已经进行过两次全州范围内的竞选，负债累累。作为一个不愿意与得州政坛金主（反新政石油与商业利益集团）为伍的官员，这笔债很难还。出版人休斯敦•哈特是一名新政支持者，在得州，只有他的连锁报业规模能与马什比肩。哈特派D.B.哈德曼和另一个年轻的自由派来记者艾利克斯•路易斯去这位前州长的家中，承诺说哈特-汉克斯旗下的七家日报都会支持他，请他参选。“我们把奥尔雷德的兴奋劲儿提起来了，他走来走去，开始发表竞选演说，”哈德曼说，“但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敲我们的门，请我们跟他出去走一走，然后……他告诉我们，妻子已经跟他定了铁则。乔•贝斯说：‘你这辈子第一次快把债还清了，你不能再参选了。’”竞选还没开始，缺钱的问题就把两个最强的潜在候选人淘汰了。

但林登•约翰逊有钱。

钱来自华盛顿，有的出于理念，有的出于个人利益。在汤米•科科伦的运作下，新政资金的传统来源都捐了钱。比如律师们，其中一个通过威利•霍普金斯捐了钱，因为他“正在做一项法务工作，有（也可能没有）一些客户也许能从中受益”。钱来自纽约，来自制衣工业，因为科科伦向杜宾斯基和鲁宾保证，约翰逊是支持劳工的自由派（“这样你就会有个得州的自由派参议员啦！”科科伦朝他们喊道，“夫复何求啊？”），而他们奉为偶像的领袖又是这么关注这次竞选（“人人都知道他是罗斯福的爱将”），还来自华尔街，来自大公司。艾略特•詹韦明白，新政派认为，保林登•约翰逊当选是第一要务。（詹韦说，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每三天就给他打个电话，问：“你现在在帮林登什么忙？”）詹韦干得很不错。他开玩笑说，一九四一年，他在纽约为约翰逊筹的款多得“引起了纽约的收支平衡危机”。筹到的款交给信任的人送到得州。霍普金斯说：“我……那些天筹到的钱还不错，几千美元。”他说：“有支票，还有些现金。”而把这钱带去得州则是新的经历，他说，“我当然是从来没经历过的，这辈子兜里还没揣过那么多现金呢。”被问到这些捐款是什么形式，罗回答：“那时候基本都是现金。”但按照霍普金斯的描述，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无论什么形式，很快就不断有人拿着支票或现金赶往奥斯汀的林登•约翰逊竞选总部了。

钱来自达拉斯，来自反新政的石油人，只要林登•约翰逊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石油人们根本不在乎他的政治观点。一九四一年，招人恨的伊克斯提出的联邦规范像个幽灵，就要降临到石油人头上，他们前所未有地需要华盛顿的保护伞。而他们万分信任的顾问阿尔文•维尔茨向他们保证，约翰逊能够做这把保护伞。而和这个年轻议员有私交的投机分子也能够向同行保证，约翰逊和过于独立不好掌控的雷伯恩不一样，他是会服从命令的。（事实上，四月二十三日的电报往来也凸显了他们对他的专横霸道，和他讨他们欢心的迫切。阿奇•安德伍德，反新政的石油与棉花大亨，叫约翰逊帮他在华盛顿帮个什么忙，而约翰逊没有回复。下午两点，安德伍德给约翰逊发了封电报，内容只有几个字：“给我个交代。”收到安德伍德的电报几小时后，约翰逊回复了，说：“打电话到达拉斯想找您，但被告知您刚离开了……（哈罗德）杨将和我一起于周五晚离开这里。我会在离开之前努力帮您办好。”比尔•基特雷尔和比尔•麦克罗同为约翰逊在石油业的联系人。在约翰逊宣布自己参选后不久，基特雷尔就给他电报：“联系了莱希纳、阿奇、阿米施泰德、布鲁克斯、普尔和克拉克。都没问题。”他们的确没问题。相关记录中查到了几笔石油人给约翰逊竞选团队的捐款：W.T.莱特，两千美元；锡德•理查森，三千美元；克拉拉•德里斯科尔，五千美元。但大多数捐款都是无迹可寻的。石油人是通过麦克罗或基特雷尔或维尔茨给的现金。一次，基特雷尔递给约翰逊一个胀鼓鼓的信封，里面装满了钞票；在离竞选总部千里之外的私人办公室运筹帷幄的维尔茨多次叫威尔顿•伍兹去见他。伍兹说维尔茨给了他一些钱，以供“办公开支”，而维尔茨给他的总额达到了两万五千美元。

钱来自查尔斯•马什。约翰逊之前本来承诺艾丽斯•格拉斯，他会退出政坛，离婚，娶她，结果却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可以高升的机会，这使他和马什情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选举之后不久他就修补了这个裂痕，之后他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特别热烈的阶段。）但马什当然是对这关系一无所知的。谢泼德去世那天，这位出版人就向约翰逊表示支持，后来还说，至少支持他“当二十五年的参议员”。一开始，出于只能猜测的原因，约翰逊竟然没有回应，也没有向这个乐意提供帮助的人求助。但是现在，他需要马什，所以开口了，而且这口开得可谓技艺高超，让马什放下一切私事赶往得州。马什喜欢写演讲稿和制定选举策略，给他一种打入政坛内部的感觉。竞选的十个星期里，他就开着那辆别克敞篷车在整个得州奔忙，只要林登•约翰逊到了某个大城市，他都在那里待命。开车的同时（和很多得州富人一样，他没有雇司机），他向艾丽斯的妹妹玛丽•路易斯口述演讲稿和备忘录。这位秘书就坐在他身边。等见到林登，他就能把写好的稿子交给他。那时候还没有自动空调技术，他驾车的路途往往很遥远，经常还要行驶在又窄又烂的路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实在难忘。“一天之内，”玛丽•路易斯回忆，“查尔斯和我从阿马里洛开车去了圣安吉洛，一整天都在热浪包裹中。”但能为自己喜欢的年轻人帮点忙，马什是心甘情愿的。马什不仅写演讲稿，还能让稿子播出去。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上电台发表政治演说要提前付费，马什就提前付费。虽然按照他的标准来说，这段时间灵活资金有点周转不开，但还是给林登的选举捐了好几千美元，还另外筹了几千：他的合作伙伴E.S.芬特雷斯就捐了五千美元。困难时期在马什的帮助下保住租约的石油投机分子不止理查森一人，博德-弗罗斯特石油公司的杰克•弗罗斯特就是另一个。弗罗斯特对政治没兴趣，但现在反正是有钱了，马什叫他捐钱给哪个政客，他就捐给哪个。而马什叫他捐钱给林登•约翰逊。玛丽•路易斯说，只要马什经过达拉斯，就会“找些人来碰面”。在这些碰面中筹到的钱和他自己的汇在一起，进入他自己的银行账户。到了某一个城市之后，马什首先会开车或者派玛丽•路易斯去当地的电台，自己签支票预约电台时间，如此这般，马什的账户几乎成为约翰逊选举的官方助力。

但约翰逊最大的金主，还是布朗&路特。赫尔曼•布朗热切地期望修大工程，从中赚大钱。现在，因为林登•约翰逊，他已经有这个能力了。事实上，大工程和大钱的规模可能已经满足他的梦想了。但欲壑难填，胃口越来越大，他的梦也越做越大了。众议员约翰逊已经为布朗&路特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利润，那么参议员约翰逊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休斯敦举行了一场午餐会，三十四名布朗&路特的次级承包商出席，他们都是从马歇尔浅滩大坝和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分了一杯羹的人。午餐会上他们被请求支持约翰逊的竞选。赫尔曼•布朗也没有叫别人冒自己不能冒的风险。要是布朗&路特给约翰逊的竞选捐钱，可能要违法，但布朗没有让法律阻止他彻头彻尾地为自己的候选人撑腰。他只是做了很好的预防措施去掩饰自己的行动，这些预防措施的范围还必须比前一年的要广，因为他这次捐的钱更多了。公司以“法务费”的名义向各个代理人发了支票，让他们把这些钱送到约翰逊的竞选团队手上。代理人们把支票兑现，从自己的账户中转账同样多的钱（有时候要收取百分之十的服务费），或者直接支取现金，要么是带去休斯敦或奥斯汀的约翰逊竞选总部，要么寄过去，要么通过更曲折的途径送到他们手中。一个律师收到一万二千五百美元的“法务费”，他先把一部分给了一个合作伙伴，作为“利润分成”；对方又立刻返回给他，他再把这个钱捐给约翰逊竞选。布朗&路特的副总裁都拿到了“奖金”，有两个分别拿到三万美元，一个拿到三万三千八百美元，还有一个拿到十万美元，后来，根据美国国税局探员的说法，他们被命令至少拿出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当作自己对约翰逊选举的捐款。在约翰逊参选参议员的头几个星期，布朗&路特就为他筹集了十万美元做坚强后盾。

战前岁月，在全得州开展一场选举活动一般的花费是五万美元左右。花费再高昂一些的话，也就是七万五到八万美元。在那个时期运作过很多选举活动的一名政客说：“这么多钱才能办成事。当然现实情况是很少能筹到这么多，但要是筹到这么多钱了，就能办成事。”然而因为有了赫尔曼•布朗，有了汤米•科科伦、艾略特•詹韦、威利•霍普金斯、锡德•理查森和查尔斯•马什，林登•约翰逊筹到的款比那还多得多。他可以不吝重金，广纳最优秀的人才。很快，各大报纸顶尖的政治记者就被吸引到了竞选团队中，在赫伯特•亨德森的指挥下，为约翰逊写新闻通稿，培植媒体的人脉（有些时候就是跟他们的总编牵线搭桥）。他招聘的公关人员，都是最好的业内专家，包括传奇人物、公关法师——达拉斯的菲尔•福克斯，据说给他开的周薪是三百美元。而且约翰逊还能保证他的通稿在得州几百家周报上按照新闻报道的样子发出来，因为这些报纸的编辑通常都能用钱收买。对个中猫儿腻很熟悉的一位原得州新闻人说：“你去找一家小日报的出版人，说：‘只要你的观点正确，我们每周就登二十五美元的广告’。”很少有在全州范围内参选的候选人能把这手段大规模使用，因为候选人们很少能有这样的资金，十个星期，每星期登二十五美元的广告，还要乘以数百份周报，这么一算，要好几万美元了。约翰逊雇得起足够的打字员，当然也租得起足够的桌椅和打字机供他们使用。要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候选人迅速家喻户晓，给每个选民一一寄宣传信是手段之一。有数十个自告奋勇的志愿者来帮他打这些信，但约翰逊还想要专业人士。很快，在奥斯汀史蒂芬•F.奥斯汀酒店夹层的一个大房间里，就有八十二名秘书在忙碌工作了。指挥他们的不只有查克•亨德森，还有各公司秘书管理处的专业主管们。（奥斯汀的信件之多，规模之大，后来连八十二个秘书都做不完了。于是奥斯汀一个秘书学校的学生又被征召，每星期负责七千封信件。）国会大道上全是巨大的“约翰逊做参议员”和“约翰逊支持罗斯福与团结”的招牌，得州的老政客们会从州议会大楼出来，沿着这条大道走去酒店，亲自看看那个忙碌的夹层。得州政坛还从未目睹过这种写信寄信的规模。

在所有的报纸上（甚至包括那些编辑不会被金钱影响的报纸），约翰逊都会通过买广告的办法，确保自己的名字不断出现，并且一再强调他和广受爱戴的罗斯福紧密相连。要在全州六十份日报和数百份周报上登广告，一周就要几万美元；竞选一共十周，约翰逊在很多个星期里都是以这样的规模登的广告。他还利用当地一家十分合作的周报的场地和他付钱招募来的记者，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足有四版，全开版面。这份报纸的标题上罗斯福名字的出现次数几乎和约翰逊一样多。有文章对竞选口号做了朗朗上口的改编，很适合唱出来：“整个得州都认定，要选就选富兰•D与林登•B！”（当然，头版的照片就是那唯一的一张：两个男人在加尔维斯顿的握手，大标题写着“亲密老朋友”。）这份报纸被印了数十万份，寄往得州各地。约翰逊大量预订了电台时间。要在足够覆盖全州的电台各买半个小时，大概需要四千美元。当然还有那几千块“伟大握手”的广告牌，在战略位置比较重要的地方，一块就要二百美元到三百美元。约翰逊的烧烤集会是得州政治史上最奢侈的（现在他还采纳了艾德•克拉克的意见，肉管够，来参加的人不仅这顿能吃得很饱，还被鼓励带回家，再吃上几顿），他的集会排场最大（舞台上会悬挂巨大的幕布，上面是罗斯福与他握手的照片，以及醒目的大字：罗斯福与团结）。

约翰逊需要有地方“代言人”和巡回演说家，帮他在烧烤聚会和集会上发言，并且代表他在家乡地区奔走宣传。尽管跟他私交很浅，有些还是愿意为他的竞选助力，因为他们深信，他代表了新政。然而，很多人需要其他的动力。杰西的弟弟巴斯特•凯拉姆向杰克•皮克尔报告J.爱德华•约翰逊的态度。这位律师是出了名的演说高手，同意了陪凯拉姆到达拉斯北部的农村县区为约翰逊做巡回演讲。凯拉姆报告说：

约翰逊先生不满意五十美元的薪水。我尽量解释说，需要的话，还会有更多。但他还是不满意，很清楚地说明他不可能花自己的钱。而且巡回演出期间他自己的工作也不能做，所以应该给更多钱。他还说至少得有足够的钱来承担两个星期的差旅费，否则他很难决定走不走……我希望等您接到这封信时我们已经启程，但我知道，他不多拿点钱是不会走的。

大多数代言人的要求都被满足了，很快就有数十个人开始四处吹嘘这位他们素未谋面的候选人了。

四年前，约翰逊在一个自己名不见经传的选区竞选，竟然击败了远比自己名气大、经验多的候选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那个选区以前无古人的规模挥金如土。现在，他以同样的规模，在整个得州的二十一个选区砸钱。林登•约翰逊第一次竞选参议员，其资金实力就让整个得州叹为观止，可谓前所未见。

* * * * * *

有那么一段时间，这次竞选似乎是约翰逊一九三七年竞选的重演。

一点小幽默让选举活泼了起来。这是一次特殊选举，不是常规党派初选，任意一位公民，只要出一百美元就能成为候选人。所以除了约翰逊之外，还有二十七名候选人抓住了这次机会。其中一位候选人是在电台节目上推销产品的小贩，他的产品是用山羊内脏做成的混合物，有好些功效，其中之一是壮阳。还有个候选人是泻药制造商（“疯狂水结晶”的哈尔•科林斯），他在集会上也吸引了一大批观众，卖点是哪对夫妻带来的孩子最多，就送免费的床垫。还有个“海军准将”姆斯•汉特菲尔德，他觉得罗斯福做得还不够，这位准将认为，应该立刻建立一支遍及五大洋的海军，军需款用全国卖彩票的方式来筹集。候选人名单上还有“旋风”戴维斯，住在达拉斯一座高架桥下，还宣布他根本不用竞选，因为“天意将让我进入参议院”；一名地理学家建议每个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要有五十美元的津贴，其他人每月五元；还有脊椎按摩师、走私酒贩子、自称犯过绑架案的人、两个留着大胡子的所谓“先知”、两个“假圣人”（包括一个自封“编外农民”的富人，说他是支持“劳苦大众”的，也就是为他劳作的大量穷苦佃农）；还有两个候选人，是凭着跟过去得州著名人士的血缘关系来参选的。约瑟夫•C.比恩是两个得州传奇人物的表亲，一个是有“佩克斯以西法律化身”的法官罗伊•C.比恩；一个是艾利斯•P.比恩，得州对抗墨西哥期间的战斗英雄，因为在墨西哥监狱里度过多年，只有一只名为“比尔”的宠物蜥蜴陪伴而著名。艾德温•沃勒尔三世就只有一个著名的祖先了，但这个祖先是艾德温•沃勒尔一世，可谓名垂青史，就是他发起了墨西哥战争中第一个“公然行动”，被称为这场战争的发起人（仔细调查一下，其实就是沃勒尔和几个墨西哥人因为一条小船的使用权起了争执）。

除了约翰逊之外，在竞选的头六个星期，只有两个比较严肃的候选人：马丁•戴斯和杰拉尔德•曼。

戴斯本来是很多人期待的种子选手，但他一加入竞选，这种幻象就破灭了。这位性情炽烈的议员是个很不错的演说家，很会调动听众的情绪。他在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上警醒大家某某主义正在侵蚀国家，请达拉斯的母亲们注意，一番讲话引起了歇斯底里的疯狂欢呼。但他很少演讲，很少巡回，只在大城市发表了不多的几次讲话。甚至连这些演讲在电台广播的时候，公众也常常不知道。因为戴斯手里虽然有很多广告经费，却有很多根本没花出去。要在他自己的东得州国会选区之外建立一个组织，戴斯几乎完全没有兴趣。在得州的大部分地区，戴斯根本没有组织。他的竞选几乎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某某主义的威胁。很快形势就很明朗了，一些很坚定的“超级爱国者”也许会给他投票，但除此之外的支持者寥寥无几。他宣布参选的那周，支持率一路飙升到百分之二十七，但之后每周的民意调查，他都在节节败退。

曼的竞选就完全不同了。这位年轻检察长的高尚个人品质本身就能吸引一群死忠。他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坐上这个位子，没有牺牲任何原则；我也不会为了保住它牺牲任何原则。”那些了解他的人深知此言不虚。他还习惯随身携带一本《圣经》，喜欢背诗，很少有人觉得他是虚伪。就连最多疑最玩世不恭的政客都不得不承认（用其中一个的话说）：“你不敢叫这个人犯哪怕一点点错误。”奥斯汀记者、得州政治的敏锐观察家D. B.哈德曼说，曼是个“发自内心的虔诚基督徒，一个很真诚的人，很干净的人，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一个非常温良的人。他是我见过的所有公务人员中，拥有最崇高理想的人”。哈德曼说，曼“聚集了一批非常出色的下属，因为他们对他都很忠诚”。谢泼德参议员去世时，这些年轻的检察长助理请求他参选，并主动请缨，辞去现职，为他竞选，也就是说，他至少能有个小型的竞选组织。

当然，他的名声也是遍及全州，而且相当受人尊敬。各大报纸主动发表社论，和他的助手们一样请他参选；第一次贝尔登民调他的支持率也很可观，仅次于奥丹尼尔州长。而且他和约翰逊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一九三八年他取得惊天逆转获胜，竞选时也和一九三七年的约翰逊一样拼尽了全力。现在他又以同样的热情投入了新的竞选，每天驱车成百上千公里，做几十个演讲，走遍得州的每个角落。他热情、认真，演讲起来也十分引人入胜；身材瘦高，棱角分明，英俊潇洒，他站在县法院前也令人赏心悦目。奥丹尼尔仍然说自己不会参选，五月十二日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州长不参选，曼会拿到百分之四十二的选票，戴斯百分之四十，约翰逊百分之十五，其他的候选人加起来是百分之三。曼觉得消极怠工、懒得组织的戴斯并不是很大的威胁。而对约翰逊，曼还算欣赏，但觉得“得州人民都不知道林登•约翰逊”。他觉得自己能赢。

然而，曼的竞选在两个方面跟约翰逊截然不同。他原来的助手中，有十几个正充满热情地帮他到处奔走。按照得州传统的标准来说，这些核心人手足够了。但和约翰逊的竞选比起来，就远远不够了。曼的手下都是训练有素、能力非凡的律师，却并非训练有素、能力非凡的竞选工作人员。他们不像约翰逊的手下一样认识地方官员。“约翰逊有一群青管局的手下，年轻气盛……曼根本没法比，”哈德曼说（他自己加入了曼的竞选团队），“他们更了解如何组织竞选，如何在每个县和每个市都指派一个竞选经理，如何派人贴标语、发传单、登门拜访选民……约翰逊在政治手段上，就是比杰拉尔德•曼操作得好。”

曼的竞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缺陷，就是资金。曼第一次竞选检察长时虽然相对来说花费很少，却已经入不敷出。一九四一年，距离当时竞选已经三年，他还在还上次选举欠下的债。他的两位竞选经理分别是弟弟盖伊•L.曼和过去的法律合作伙伴，达拉斯的山姆•麦克柯尔克。曼告诉两人，这次选举他们不能增加他的负债了。两人没有听他的话。竞选资金很紧张，只能从达拉斯的国家共和银行贷款。但这笔贷款和其他曼的支持者的捐助加起来，和约翰逊一比也是杯水车薪。这个差异在奥斯汀非常明显。约翰逊在酒店夹层召集了八十二名打字员，还有另外几十个竞选工作人员；而曼的参议员竞选总部只有哈德曼和另外几个志愿者。其他城市也存在同样的鲜明对比。约翰逊的总部里全是拿钱办事、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我们在任何地方人手都不多。”曼说。比如，在达拉斯，“我的组织基本就只有盖伊•曼和山姆•麦克柯尔克”。缺乏人手的坏处数也数不清。比如，约翰逊那些奔波在外的“先遣队”就在走访每个小镇的时候发回潜在支持者的名单，每个名字后面都记录了一点个人资料。等这些名单到了总部，查克•亨德森和约翰逊手下其他的专业写信人就会为公函添上一点有人情味的特色，寄给每个人（有候选人的亲笔签名）。那之后还会不断寄去“追踪信”，争取或者维持他们对约翰逊的支持。成千上万封信被起草、打好、寄出。曼根本做不到任何可与之一争高下的事。

曼的手下也没法出太多远门，如果在外奔波，一个人一周可能就要花掉一百美元，这开销太大了。约翰逊有十二支二人“先遣队”一刻不停地在外奔波，而曼说：“我们在外面没有任何团队。光是我巡回演讲，再加上买点广告，就花掉了我们所有的钱。我们根本没那个差旅费。”

有时候，曼的竞选总部连和工作人员保持联系都很难。哈德曼回忆：“要在一个比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都要大的州打电话，花费真是难以承受。”

约翰逊在路上时，演讲稿撰写人与“先遣队”也和他一起，而曼经常是一个人奔波，只有一个助手自愿做他的司机。

金钱对竞选的影响在媒体上表现得最显著。一家很有名望的日报为杰拉尔德•曼背书的内容，只会见报一次，要是运气好，可能会再重复一次。但林登•约翰逊在日报上的背书会重复出现，有的是广告，有的是在总部写好的“新闻报道”，刊登在那份日报发行地区的数十家周报上，每周刊登。每周寄出去的宣传册上也会印这份背书，寄到全州的选民手里。工作人员（青管局员工、布朗&路特的员工、电力公司的查表人和修理工、联邦房管局收贷款的人）塞到选民手里的数十万传单上也会印；他们还会面对面地向选民们强调传单上的内容。背书中最响亮的话被电台节目日复一日地不断高喊或者深情背诵。曼站在选民面前发表演说的时候，也许很有说服力，也许还会感染到地方电台的听众，不过也就仅限于此。约翰逊不是个好的演说家，但他一开口，就能覆盖全得州大部分地区，因为他的演讲会在全州的电台网络播出。很多地方领袖和演讲高手欣赏这位年轻的检察长，他们愿意为曼发声，但选举的头几个星期过去，供他们上路的差旅费用光了。很多时候，一个德高望重的演讲者要在某个地方组织会议上演说，申请曼总部调拨少许经费，那边都捉襟见肘。而约翰逊的总部接到这样的要求，演讲者立刻就派出去了，所有的费用全部解决，经常还配个“托儿”，混在观众席里炒热气氛。报纸广告能够招揽听众。曼的总部想登广告，得千方百计地这里省一毛那里挤一块，甚至还不一定能派演讲人去。很多时候，这个钱都省不出来，机会就这么白白溜走了。哈德曼这个并不算德高望重的得州人，只能自己去发表一些演讲，因为他没钱派别人去。

因为旁人的好心，曼还不知道约翰逊的广告到底铺得有多开。他每天都在全州上下长途跋涉，能看到的只有地方报纸。“我都在外面竞选，所以只能看到一个广告，不是一次一百个。”他回忆。工作人员则努力对他隐瞒真相。哈德曼说：“你要让候选人相信他能赢。所以不要跟他说这样的事。”但哈德曼是个很敏锐的候选人，他知道有事，坏事。“看人群就看得出来，”他回忆，“不知道该怎么说，在外面巡回演说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到事情对劲还是不对劲。”现在他觉得事情不对劲了。“听众要么没那么多了，要么没预想的那么热情了。”渐渐地，他明白了。“四处奔波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约翰逊那些钱的效果。广告、人手、得州每个县都有总部……他们花的钱太多了，我完全能感觉到。”曼的感觉很对。但他自己资金紧缺，根本无法采取任何措施。现在的他，和一九三七年的林登•约翰逊一样努力，通宵达旦，没有周末，每天坐车十六到十八个小时。他筋疲力尽。“只在车上坐一会儿也能睡着。要是我睡不着，根本就坚持不下来。找张地图看看，你就知道得州到底有多大，这些镇子离得有多远了。但你要是不亲自从一个到另一个试试，还是没法想象。”他说，自己“基本上变成个机器人了”：一直睡到汽车开进镇子上停下，醒过来，下车，发表演说，回到车里，然后立刻睡着。每天都是这样过的。但这样的努力也斗不过林登•约翰逊雄厚的资金。曼进行的是得州传统的竞选，做得已经非常出色，但他斗不过新型的竞选，林登•约翰逊的竞选。

林登•约翰逊一九四一年和一九三七年的竞选也有个很显著的不同，就在于候选人本人。

一九四一年的这位候选人，和四年前那个瘦高个子、手脚笨拙、精神紧张的年轻人大相径庭。把西装外套脱下来，能很明显地看到，林登•约翰逊浑身上下唯一还很瘦弱的地方就是肩膀，特别是跟已经变得很宽的腰腹比起来，就更显得瘦小。腹部已经有点微凸，皮带有些松垮。臀部也挺大了。他很少脱掉外套，但不是因为担心身材。他对笔杆子们说，他的演讲一定要“有参议员气质”，有政治家的风范，典雅体面。而他希望自己的外表撑得起这份气派，正如精心折叠放置在胸前口袋里和领带配套的方巾。他的西装大多数都配了马甲，用的是上好的衣料，很多都是深蓝色。翻领上总是别着一朵康乃馨，白色的衬衫浆洗得十分挺括。袖子上有闪闪发光的金色袖扣。一九三七年的他头上什么都没有，现在经常戴着顶帽子，不是斯泰森式的阔边高顶毡帽，而是费多拉式的浅顶卷檐软呢帽。他会举起帽子向人群挥手。而且他腋下总是夹着个公文包，从里面拿出演讲稿时，那叫一个郑重其事，仿佛那是重要国家文件。读稿之前，他还会不厌其烦地戴上眼镜。一九三七年那张瘦长的脸变成一张有些丰满宽阔的脸了：纵横的沟壑与下陷的双颊都长了肉。他有了厚实的双下巴，下颌显得沉重，大大的下巴很不容易地突了出来。一九三七年的那个候选人看上去是那么年轻，一九四一年的这位候选人一点年轻人的样子也没有。他的真实年龄是三十二岁，但看上去至少老了十岁。

他的行为举止更突出了这种差异。一九三七年的他，手拿一份写好的演讲稿时，是那么笨拙，那么胆怯，脱稿即兴演讲却充满感染力和说服力。现在他几乎再也不即兴演讲了。就算必要的时候脱稿，效果也很差，比对着稿子读更糟糕，但又和那时不同。一九三七年的他给人的感觉是害怕看观众，免得找不到稿子读到哪里了。现在，他仍然做不到像演讲教师的母亲所说的那样频繁地看观众，但大家再也不觉得他是害怕了。一站上演讲台，他就霸气强势，他身材高大，手臂很长，追光在他的金边眼镜上闪闪发光，照在他那头精心做过造型的闪亮黑发上，又突出了他的白皮肤。眼镜没能将他那双浓眉遮挡半分，不管刮得多频繁也始终浓密地长在下巴上的胡子更添了几分成熟。他很引人注目，但不讨人喜欢。他的大多数演讲稿文辞都很谦卑（为他写了很多稿子的查尔斯•马什总是敦促这位候选人，至少在公众面前要显得谦卑一些），被他一念出来就变了味。约翰逊演讲是用吼的，声音尖厉，几乎没有抑扬顿挫，只有他特别想要强调某一点时才会有点起伏，但几乎是咆哮了。这个演讲者对任何别人的观点都不感兴趣，只关注自己。他狂傲自大、专横自负，语气不是在请民众支持他，而是要求他们支持他。他的肢体语言加强了这种语气，虽然和以前一样别扭奇怪，但更增添了一种威风，甚至傲慢。说话时，他那颗大脑袋用力向前甩着，咄咄逼人地朝着听众，有时候动作弧度更大，还不断举起手来，伸出一根手指朝着下面指指戳戳。有时他一只手搭在屁股上说话，那颗大头稍微往后缩了一点，居高临下地大喊大叫。他的态度已经不是缺乏公众演讲技巧那么简单了。偶尔露出一个笑容，也是那么机械化，好像故意要让观众知道这只是很勉强的笑容，好像他想让大家知道，他并不需要他们，他是领导，而他们是跟班。竞选早期，他那些先遣队工作出色，组织得当，每次演讲前都会在电台和报纸上发动广告攻势，为他的集会确保了大批观众。每个地方最好的演讲者（他们只用最好的）为他做介绍，人群中精心分布的工作人员、联邦员工和布朗&路特员工又拼命欢呼，更是让气氛热烈，观众们热情鼓掌，欢迎他上台。然而，等他开了口，这种热情会渐渐减弱；往往到一次演讲结束时，只剩下他那些“托儿”在欢呼。他的演讲都很长，太长了，经常要持续一个小时甚至更长；不久观众就开始走神或离开，到演讲尾声，人数和开头相比，已经大大减少，到了令人尴尬的地步。关于约翰逊不擅长演讲的评价渐渐传开，虽然他的宣传攻势前所未见地猛烈，约翰逊集会上聚集的人群却渐渐比预想的少了很多。

演讲之后的变化和演讲中的变化一样明显。一九三七年的竞选中，林登•约翰逊的一次握手能立刻让人感到他的亲切和同情；他会在一群脸上闪烁着友好光芒的观众中走个遍，久久地握住某个选民的手，请求他的帮助，告诉他，自己也是个农民，想要帮助农民；他迅速地建立起了与平民百姓的亲密关系，不愧为“天生具有很不寻常的才能，能够直面公众，赢得他们爱戴”的人。现在，一九四一年，已经很少能见识到了，因为约翰逊很少选择发挥这项才能。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现在要见要问候的选民多了很多，但差异远不止于此。演讲结束后，选民们排队准备跟他见面，约翰逊跟他们一一握手，举止礼貌，特别机械冷淡。一天晚上，约翰逊在纽约发表演说，而他在华盛顿的朋友道格拉斯法官也恰好在那里演说。他说：“LBJ的演讲快完时，他喊道：‘希望你们这些比格斯普林的好市民都排好队来跟未来的得州参议员林登•B.约翰逊握握手。’”道格拉斯注意到：“每个人林登只是抓着手，胳膊摇两下，背上拍一下，就赶着去问候下一个了。”这个胳膊摇两下、背上拍一下的动作，约翰逊其实是排练过的，他吹嘘说，用这个技巧，再加上助手在一边催促选民，排成一条线迅速移动，他每分钟能握四十二次手。这个方法效率倒是很高，但没有效果。他没能让选民们觉得亲切友好，反而更强调了他不属于他们，尽管他请求他们帮助他，却不是真正的需要。而且他最多允许一个选民匆匆说上一两个字，有时都容不得对方开口。比尔•迪森说：“他从不放过街上的任何一个人……他和所有人都要握手，但从不跟他们讨论。他动作很快……”其实，他连聊天都很少。这位候选人在人群中走着，助手们一本正经地筑起人墙，不怎么温柔地把人们赶到一边，把他急急忙忙地往前推，而他偶尔往左右露出个匆忙而机械的微笑。助手们之所以围着他把他急急忙忙往前推，是因为他的命令。当然，他也不总是这么冷漠机械的。要是在一排选民中遇到“重要人物”，比如地方政客之类的，他顿时满面红光，问候顿时变得不慌不忙又温暖亲切，握手再次热情得如同拥抱。有些晚上，他对公众问候也会十分温暖，让人想起一九三七年的竞选。但在一九四一年选举的头六个星期，这样的晚上并没有很多。四年前，他的选举风格有多么温暖亲切、直抵人心，一九四一年，就是多么冷漠疏离、机械官方，两次都令人震惊。很多时候他的举手投足几乎都显得傲慢轻蔑了，传递了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和他面对面说话的这个人，真是无足轻重。

两次竞选还有一个不同。一九四一年，约翰逊竞选依然很努力，仍然日复一日地奔波在路上，但他的精力显然大不如前。那种孤注一掷，那种狂热，那种动力已经无影无踪。事实上，他甚至已经不是最努力的候选人了。一九四一年的杰拉尔德•曼展现出一九三七年的约翰逊那种决心和意愿，愿意做任何事，愿意夜以继日地工作，不管多晚多累，只要能赢。这位检察长决心坚定，愿意走遍得州的每一个角落，每个选民只要想握他的手，都会得到他热情的回应。曼之前已经这么做过两次了，一九四一年，他又开始了第三次。因为有钱，约翰逊的演讲在电台播放，让更多选民听到，但曼决心凭着血肉之躯克服这个差异。比起他来，约翰逊做的演讲次数要少得多，走访的小镇也少得多。他的重心主要放在大城市，那些地方的选民当然要多一些，而这其中他的重心又是那些大人物。到了地方之后，他会和该城市的政治与商业大佬们（在得州，基本上是同一群人）会面碰头，通常都在他下榻的酒店套房里。接着他就打电话或者休息，等着晚上的集会。仍然是很艰苦的工作，往返于相距甚远的城市，得州的任何竞选都是很艰苦的，但比起一九三七年，已经要安逸多了。这样的工作节奏，显得他对胜利志在必得。看约翰逊发表演说的动作语气，问候选民的态度礼节，就知道他内心的想法：有至高无上的总统给他撑腰，他不可能输。

的确，在选举的头六个星期，总统的支持，加上约翰逊的资金与组织，他的信心有坚实的基础。尽管五月十二日的贝尔登民调显示，曼仍然远超约翰逊，百分之二十八对百分之九，但双方的顾问，以及得州经验丰富的政治观察家们，都觉得民调没能正确地显示约翰逊迅速增长的支持率。这一观点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民调中获得印证，约翰逊把百分之十九的差距缩小到了百分之八。约翰逊百分之十九，曼百分之二十七。在竞选路上奔波的曼发现，这种趋势在持续，而且在加速。他知道，整个奥斯汀都知道，约翰逊会赢。

然而，接着，第二十九名候选人，奥丹尼尔州长参选了。于是，约翰逊这次的竞选，和他第一次那大获全胜的竞选，再也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了。

三年前参选州长之前，威尔伯特•李•奥丹尼尔和政治一点也不沾边，没做过任何候选人，没做过竞选工作，甚至都没做过选民。他从来没投过一张票，只是个面粉销售和电台播音员。一九二七年，他开始从事电台工作，也是为了卖更多面粉。那时，三十七岁的他，在得州初来乍到，是沃思堡“光壳牌”面粉制造公司的销售经理，一个走投无路的西部乡村音乐乐队请他赞助上当地一家电台。“光壳面团”男子乐队一开始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直到有一天，平时的播音员有事来不了，奥丹尼尔顶他的班，发现自己很喜欢这工作，决定继续做下去。

他开始和着乐队的调子一起吹口哨，还开始作词作曲，接着又写小诗，自己背下来。

过了一阵子，不是所有歌都唱面粉了。有唱给得州的赞歌（《美不胜收，得克萨斯》《阿拉莫之歌》），有唱给牛仔的欢歌（《孤独牛角诗篇》），有对一匹老马和《孤儿报童》的赞美诗，还有很多是关于母亲的，《孩子永远长不大，要为母亲梳头发》特别受欢迎，还有另一首也深受歌迷好评，开头这样唱道：“妈妈，你改变我，你生下我，你管束我……”他们的歌曲还会关心时事：林德伯格一个婴儿遭到绑架，“光壳面团”乐队（和着《我的邦妮》的调子）唱了《请把我的宝贝还给我》
(2) 。威尔•罗杰斯空难遇害
(3) ，奥丹尼尔写道：“有人在天堂想着你，他总是那么真心实意；过去他总是陪着你，无论哭笑都伴你同行。”他们的歌与诗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宗教：古老的，原教旨主义的，福音派的宗教。“李•奥丹尼尔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光壳面团”唱道。

他开始发表短暂的演讲，可以称得上布道了。一九三八年，众多得州人还住在农场上，而就算农场的小伙子们刚刚到了得州迅速发展的城市里，他们也还是农场的小伙子。风俗习惯、生活品位、语言用词与人生观，都还是乡下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非常单纯、朴素，而且特别特别坚定。W.李•奥丹尼尔自己就是一个乡下小伙，在俄亥俄与堪萨斯农场上的贫穷家庭长大。他了解乡下人，知道如何利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他宣扬穷人应该团结在一起，互帮互助，应该听妈妈的话。乐队极其轻柔地吟唱《我的好妈妈》做背景音乐，他开始自己的电台节目：“你好呀，妈妈，我最亲爱的妈妈。你过得怎么样啊，我最亲爱的妈妈？我是你的儿子，W.李•奥丹尼尔啊。”乐队演奏起《让我们相聚河边》，奥丹尼尔在音乐声中谈论宗教：“年轻人想找工作。农民想收获庄稼。你们都有所想所欲。若你总是辜负我们万能的救主，还能妄想得到什么？”他敦促听众们去教堂，互助互爱，不说假话，不犯原罪。

这些非正式的，甚至有点唠叨的训诫，不是他们广受欢迎的原因，背景温柔的小提琴演奏的熟悉而多情的曲调也不是。妙就妙在传递这些信息的声音。那声音温暖、友好、轻松，自然而充满吸引力。同时，又有种父亲般的感觉，虽温柔如水，又坚定如山。这是可以全心信赖的声音。多年来，电台专家们都没明白这点。正如一位记者所说，他们“并没有多高看他。他们觉得让这个节目受欢迎的，是乐队”。但几年后，乐队解散了，奥丹尼尔换了个乐队，又换了个乐队，节目却越来越受欢迎。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电台节目都是声嘶力竭的推销和鼓吹，而沃思堡这个面粉销售，正如后来一位编年史家所说的：“要么是歪打正着，要么是有意为之，他发现麦克风对面的是一只耳朵，不是一座礼堂。不要对着麦克风发表公共演讲；你对爱人表达爱意时怎么说话，就对麦克风怎么说话。奥丹尼尔很早就明白，得州成千上万的耳朵都在听他的节目，从那天开始，他就对着麦克风柔声细语，欢声歌唱，娓娓道来。”一九三五年，他不再为别人卖面粉了，自己做了面粉公司老板，成立了“希尔比利面粉公司”，开了属于自己的电台节目。节目开始时总有一个女声请求他：“老爹，请把饼干递过来。”接着，在“希尔比利”男子乐队的小提琴与吉他伴奏下，“老爹”那友好而慈爱的声音响起。这档节目的音乐比较少，奥丹尼尔说得比较多，节目的收听率一路飙升，到一九三八年，已经成为得州电台历史上听众最多的日播节目。很多公司做电台广告，都希望是在晚上，男人们已经下班回家，而奥丹尼尔希望自己的节目能在男人们不在家的时候播出，他想说给孤独寂寞的家庭主妇们听。他的节目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半，全心全意地跟主妇们对话。他告诉她们如何修补破碎的盘子与破碎的心。他告诉她们家庭有多么重要。他告诉她们她们有多么重要，因为她们是母亲。“他与得州的主妇们对话，”一名记者写道，“他像个兄长、伙伴、向导、哲学家和朋友。”而“每天十二点半，整个得州准时陷入十五分钟的沉默，只回荡着那山间的音乐与W.李•奥丹尼尔悦耳的声音。”得州北部小镇迪凯特有个中午送货的报童，他回忆说，夏日，各家各户的窗户都打开了，“全是希尔比利乐队的音乐声，或老爹的说话声”。

亲眼看见他做节目，看到他瞬间就能哈哈大笑或热泪盈眶的电台技术人员说：“他是个天生的演员。”他弯腰对着麦克风，用情感洋溢的声音发表对老母亲或老马的赞歌时，可能一边在专横傲慢地指挥着乐队站到适当的位置，让麦克风传出的背景音乐恰到好处。的确，关于“老爹”是否真诚的疑问，偶尔会被评论家在出版物上提出，他们说，他为得州写下最初那些热情的赞歌时，才刚刚来到这个州。之前住在堪萨斯的他，到现在都经常在得州历史上犯点小错误，比如把圣哈辛托战役与阿拉莫之战混为一谈。和他最亲近的人都知道这副“乡下小伙”的形象不过是个伪装。他其实毕业于商学院，不仅管理着希尔比利面粉厂，还在沃思堡经营房地产。到一九三七年，他还在跟观众说，自己是个“普通公民”，和他们一样一穷二白，实际上他的净资产已经超过了五十万美元。交往甚密的朋友们还对他的宗教虔诚度表示质疑，他总是敦促听众们去教堂，自己却很少去。（“老爹”播音室的一名访客也产生了类似的疑虑。乐队正演奏着《古旧十字架》，奥丹尼尔斜身对这位访客耳语：“就是这个让她们着迷。就是这个让她们着迷！”）但奥丹尼尔的听众们沉醉在那友好真诚的男声中，没有任何怀疑。他推销什么，他们就买什么。希尔比利面粉和其他面粉并无不同，奥丹尼尔甚至没有自己生产，只是从其他面粉厂买现成的，然后弄上自己的包装（面粉袋是他亲自设计的，上面用粗黑的大字写着“保证”——保证什么就没说了），还有一行鲜红的字，写着“请把饼干递过来，老爹”。这句话下面是一只雄山羊和他写的一首短诗：“希尔比利仙乐飘飘／希尔比利面粉热销／让你手舞足蹈／让你唇齿美妙／无论走到哪里／都夸希尔比利好。”很快，希尔比利面粉就开始经常迅速地被抢购一空，其他面粉厂主也发现，最保险的销售方式，就是让“老爹”把他们的产品套上希尔比利的包装来卖。奥丹尼尔很乐意效劳，每一袋都收取高额品牌税。听众们不仅买“老爹”的面粉，对他的建议也是照单全收。他号召膝下无子的夫妇收养一两个孤儿，得州的每个孤儿院很快就“供不应求”。一九三八年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他问听众，自己应不应该去竞选州长。他说，有位盲人请他这样做，希望听众能写信来告诉他自己应不应该参选。后来他说，自己收到了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封回信。所有回信中只有三封告诉他不要参选。那三个投反对票的人说，是因为州长这个位置配不上这么好的他。

政客和媒体都没把奥丹尼尔的参选当回事，他们说此人完全没有从政经验（他没有交人头税，连投票权都没有）；记者们偶尔提起这事，也是当作一个玩笑。报纸文章提起这个“电台艺人”和面粉销售，语气都不是特别待见。他甚至还宣布自己（和希尔比利乐队一起）的竞选活动会在一个红色马戏团大篷车里进行，同行的还有好些边缘候选人，是长期混迹在得州政坛的小丑型人物。接着他的竞选活动开始了。奥丹尼尔的第一场集会在韦科举行，他驾着红色马车出现时，等待他的人群大概是得州政治史上最大的人群，有数万人。接着红色马车来到圣安吉洛，“老爹”的一位主要对手，浸淫政坛三十年的老政客只吸引了一百八十三个人到法院门口的草坪上，而“老爹”到的时候，那个草坪上等着八千个人。

他的对手们，得州整个传统政界、媒体和最最世故练达、教育程度最高的得州人，都认为这么大批的民众是被希尔比利乐队吸引去的，他们毕竟是个很受欢迎的西部乡村音乐乐队，成员有著名的班卓琴手，被誉为“得州夜莺”的雷恩•霍夫。为了竞选又征召了一位主唱“得州玫瑰”。其他成员包括奥丹尼尔的儿子，被父亲昵称为“小子帕蒂”的帕特，是小提琴手，以及班卓琴手麦克（米奇•维基）。政客们说，大家来参加“老爹”的集会，是为了娱乐，不是政治。政客们就是无法严肃地对待和正视这样一个候选人，他说他唯一的政治纲领就是《圣经》“十诫”。他没交过选民必须交的人头税；他成为得州人的时间不久，甚至都不是个南部人；他来自堪萨斯，是内战后到南方来投机钻营的北方佬啊。

但蜂拥而至的人群不只是来看乐队的，他们想见“老爹”。“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收音机里跟我们说话，”一位老农民说，“他说的我们都爱听，因为听着这些话，我们穷人的日子都感觉轻松了一些。”一次集会，他迟到了好几个小时，而集会地点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两万人就在大雨中一站好几个小时，等着他。那辆马戏团的大篷车停好了，乐队支起一把大伞，躲在下面表演了一会儿。但“老爹”站在麦克风前，把伞收了起来。“要是大家伙儿能站在雨里听我讲，我当然也能站在雨里讲给你们听。”他说。人群的山呼海啸盖过了轰隆的雷声。对那些攻击自己的政客，“老爹”以彼之道还治彼身。他说，要是“十诫”不能让他们满意，那他的纲领就再添上一条，“黄金律
(4) ”。“我没有交人头税，因为看到奥斯汀那糜烂扭曲的政治我实在受够了，今年不想给任何人投票。”他说。说他是个投机的北方佬？嗯，他说，这一点倒没说错，但很多得州人都是这样的啊。有将近一百万得州人都是出生在别的州，很多人的父母都是从别的州来到得州的。最妙的回应，应该是针对他不是个南部人的指责。他说，之所以比较喜欢别人叫自己的中间名“李”，而不是“威尔伯特”，就是因为这个中间名正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罗伯特•E.李将军。他的一位舅舅曾经为联盟而战，受了很重的伤。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受到一个南方家庭无微不至的照料。于是他在弥留之际传话给妹妹，要是她结婚生子，一定用李将军的名字为孩子命名。一一回应政客们的攻击之后，“老爹”说，他其实一点也不介意，并且对观众引用《圣经》里的话：“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圣经》是奥丹尼尔所有集会上的重要元素，还永远伴随着圣乐。人们看着他的样子，仿佛这不是政治集会，而是基督教复兴信仰的布道会。得州福音主义盛行，“老爹”奥丹尼尔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一名浸信会牧师将他比作摩西，因为他能带领国家回到上帝的本源，回到人类最初的家园。

另外，一开始他的竞选没有主题，现在也有两个主题了。得州一名特别资深的政治观察家分析奥丹尼尔对民众的吸引力，说一方面“他能抢在人们真正产生恐惧和希望时，就感知到这种情绪”。在作为奥丹尼尔支持者中坚力量的农民中，有一种恐惧是不难感知的，就是害怕老去，害怕再也做不动农活儿。针对此，奥丹尼尔提出一个很简单的全州津贴计划：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每月领三十美元。这个计划每年大概需要一亿美元，是全州整个财政预算的四倍，有人问他是否打算通过增添税收项目来筹这笔款，他说当然不是，并用《我的邦妮》的调子来做回应：

靠着城里与农场的税务，

我们修了美妙的高速；

但要再增加这些税收，

得州就难逃劫数。

关于财政细节的质疑就这样湮没在歌声中。他还写了一首《三十美元给妈妈》（用《让我叫你亲爱的》的调子），并在母亲节当天发表演说，痛心疾首地感叹得州议会工作不力：

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啊，小伙子们姑娘们。我是李•奥丹尼尔。今天的母亲节，我们只用情感说话。几个月前，疲惫、凄苦、失望、穷困的得州母亲们以为会在母亲节这天迎来黎明的曙光，然而日出前那金光一点一点地消退，直到今天，迎来一个也许是史上最黯淡的母亲节。但从得州的平原、山地与河谷吹来一阵涌动的清风，有五万四千个选民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我们要让W.李•奥丹尼尔成为得州州长。为什么会有出奇一致的民意？当然，你们这五万四千人不可能人人都知道，W.李•奥丹尼尔是其中一个疲惫、凄苦、失望、穷困的母亲唯一在世的儿子。这个儿子曾经在自己寡妇母亲的裙角下玩耍，目睹她每天在一块老旧的搓衣板上为富人洗衣服，从清晨一直到沉沉黑夜，每天的收入只有可怜的二十五美分。凭着这艰辛的苦工，她每天徘徊在“死亡阴影之谷”，只为了孩子能够吃上玉米面包与豆子。

这个主题已经很有号召力了，而第二个主题甚至还要更吸引人。对手说他没有政治纲领，所以没有理由参选，他的回复是，自己是有参选理由的。这个理由，他说，就是他们。他说，他参选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要打败他们，把他们这些“职业政客”赶出奥斯汀。

这个主题在痛恨政府的广大得州人民心中引起深深的共鸣。得州的自然资源新贵阶级正在迅速崛起，而政府很缺钱。这就引起了很多人对政客的不信任。正如一名作家所写的：“在联盟国家里，得州的石油、天然气……和十几种自然资源的产量，都居首位。得州的硫产量比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还多……如果政府高效诚信，得州的州库一定会非常充盈。”事实上，得州的总体财政赤字达到了一千九百万美元，而州库空空如也，并非是因为民众。这个自然资源产量全国第一的州，在几乎所有有关民生改善的重要领域都排在全国最后，或者倒数：教育、图书馆服务、糙皮病控防等等。奥丹尼尔说，这都是“职业政客们”的错。他告诉听众，自己绝不是一个政客，只是一个“普通公民”，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他当选州长，就相当于“我们”当选了州长。他的胜利，就是普通公民对抗职业政客的胜利。他说，他胜选，就是：“我们胜选。如果我当选为得州州长，就是我们当选为得州州长。我们就是普通公民，我就是其中一员。”

媒体和政客们预言，一旦大家想来见见他真人的新鲜感消失了，奥丹尼尔的观众就会变少。现实却是观众越来越多：两万人，三万人，四万人……得州政治史上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人潮，来听他在城里发表演讲。一大群人跟着他从一个小镇来到另一个小镇。他们封了高速公路，强迫他停下来讲话。他们看到的这个人，样子实在是独一无二。他看着就是个典型的四十出头的得州商人，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头，只是微微发胖，留了点胡子，朴素简洁的发型。他讲话的时候通常会脱掉西装外套，只穿戴白衬衫和领带。他有灿烂的笑容，却不经常笑，脸上常常是面无表情的。但只要一开口，就是“老爹”的声音。一位记者在雷蒙德斯维尔附近目睹这声音对聚集当地的一千个得州人产生的影响，写道：“真是惊人。他们如痴如醉。那是得州最炎热的地方，仲夏的天气，他们就那么站着，汗流浃背，忘情啜饮着他说的话……我旁边……站着一位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她的小宝贝，目不转睛地盯着演讲人的脸。孩子哭喊起来，她掀起裙子，给孩子喂奶，眼睛都没有挪一下。在那场户外集会上，每个人都和她一样全神贯注。”奥丹尼尔每一场集会的尾声，都会重复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他会请观众为他提供竞选资金。他说：“我们连一美元竞选资金都没有。”然后告诉观众，这是在给他们“一个机会，支持人民的候选人对抗职业政客。你最好把家里那把老旧的摇椅拿去抵押了，把钱花在能为你争取到津贴的事业上”。接着他的儿子们和漂亮可爱的女儿莫莉就会穿梭在人群中，手上拿着写有“要面粉不要猪肉”，开了投币口的小面粉桶。观众们挨挨挤挤地围在他的孩子们周围，争先恐后地为“老爹”捐出他们宝贵的硬币。按媒体的说法，这场选举中领先的是整个得州最著名的两位政客，曾经的州检察长威廉•麦克罗和陆军上校、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厄尼斯特•O.汤普森。麦克罗的最终得票是十五万两千票，汤普森是二十三万一千票，而奥丹尼尔得到了五十七万三千票，比另外十一个候选人的得票总数还要多三万票。根本没有什么决胜选举，他在初选中就以压倒性优势一举拿下州长。

奥丹尼尔上任以后，他真正的理念和真正的朋友都更清楚了。竞选时，他反复承诺，一定要和任何形式的营业税抗争到底，因为这些税会给他声称代表的中低收入者（或者说“普通公民”）带来最沉重的负担。刚一上任，他就试图（虽然没成功）施加压力，要通过一项掩盖在不同名目下的营业税（由他那些石油人盟友和得州最大的公司秘密起草），而且还想将其加入一个宪法修正案，成为永久的得州法律（这项修正案还将石油、天然气和硫矿的税永久地冻结在一个低到离谱的水平）。而之前口口声声说的津贴计划，必须要增添新的税法来支撑，而他拒绝讨论新税的问题（除非那税法是关于石油，他才会站出来，还是强烈反对），这样一来，津贴计划就正式流产了。几乎对政府机制一无所知的奥丹尼尔甚至都不愿意付出一点点努力去了解。面对最严重的问题，他也是插科打诨，云淡风轻地一带而过。一次有人问他，会提出什么样的税收建议，来让赤字严重的政府不至于沉沦，他回答：“世上任何威力”都不能让他开口。他无视民主党党内机制，想要把重要的政府职位指派给那些在相关领域毫无经验的人，要么就是反新政人士，包括“杰斐逊主义民主党”的成员，这是一个极端组织，在一九三六年强烈反对过罗斯福再次参选。他很少在任何领域发起重要项目，上交的很多立法提议都是他清楚不可能通过的，然后倒打一耙指责议会不通过自己的法案。议会通过的大多数重要项目，他都投了反对票。而议会也反过来拒绝了很多他提名任职的人选。他孤僻的性格更是加剧了这些问题。从州长宅邸走到议会大厦的时候，他会一直低着头，不愿意跟来来往往的州议员打招呼。（州议员也不怎么愿意问候他。一个记者目睹州长走在路上，说他是“我见过的最孤独的人”。）州政府基本陷入了瘫痪。

但是，议员们不喜欢他，选民喜欢。奥丹尼尔很清楚这一点。一名记者问他：“您如何不负众望，履行诺言？”他举起一只手，微微握成麦克风的形状说：“我有自己的工具，就是这个小小的麦克风。”他知道自己当选的原因。“多亏了电台。”他说。他也很清楚如何再次当选。他的电台节目仍然在继续，每周日上午从州长宅邸放送，希尔比利乐队仍然演奏着背景音乐：“上午好啊，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啊，小伙子们姑娘们。我是W.李•奥丹尼尔，得州州长，就在奥斯汀美丽的州长宅邸为您放送……”一九四〇年他再度参选，寻求连任，解释说，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的津贴计划落到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手里。有人指责他背叛了普通民众，他回应说：“我给父亲下葬的时候，他身上穿的都是工作服，他们怎么可以说我反对劳动人民呢？”对手们提起得州的财政，他就顾左右而言他，说什么某某主义和纳粹的第五纵队，他说这些人已经渗透到了得州的工厂，说自己掌握了他们的名单，只是不想公开。他说，某某主义者和敲诈勒索的骗子也渗透到了得州的工会，还杜撰了一个词，“工会骗子领袖”。他有了新的竞选座驾，一辆白色公交车，顶上有个仿国会大厦圆顶的建筑模型，是他的一个石油业秘密支持者来布置的。乘着这辆竞选车，他不断地重复一些话。一位见证者回忆：“他就不断地强调强调又强调他那些话，‘职业政客’‘鬼鬼祟祟的政客’‘工会骗子领袖’……你根本想不到能在一句话里提那么多次‘工会骗子领袖’。他出现在集会上，坚定地说：‘我会保护你们免受一切伤害。’”人们也相信他会。一九三八年，他得到了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一九四〇年，百分之五十三，以稍稍高出第一次选举的票数获得连任，把一群著名政客打得落花流水，连决胜选举都不需要。他一手举着面粉袋，一手举着“摩西十诫”冲出沃思堡，成为得州历史上最能吸引选民的人。他在竞选中打败了所有对手，所向披靡。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选举的第六周，林登•约翰逊听说，这个人要成为自己的对手了。

约翰逊参选之前，问过州长会不会参选。奥丹尼尔保证他不会。一次贝尔登民调报道说，要是他参选，能轻易打败所有对手，紧接着，就传出他其实要参选的消息。根据这次民调的预测，州长将得到百分之三十三的选票，约翰逊只能得到百分之九。约翰逊的顾问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属实，向他保证说，下一次民调会真实反映他迅速增长的支持率（事实也的确如此），但他们的“老大”根本不能安心。他病倒了。后来他回忆说，那是个沉重的打击，“让我感觉非常糟糕……我发现嗓子说不出话了，在医院住了几天”。其实，他在医院住了整整两个星期。约翰•康纳利对外宣称，他是因为肺炎住院的，约翰逊的另一名助手却说是神经衰弱。很多在林登•约翰逊的抱负面临威胁时见过他样子的女性，都描述过他的低落情绪，“小瓢虫”不知道那些女人都说了什么，但她的话也和她们一致：“他很低落，情况很糟糕。”医生告诉约翰逊他必须住院，欢乐谷街的家中爆发了一场大战。他向康纳利和在自己竞选团队工作的《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记者戈登•富尔彻强调，他的病必须要保密。两个下属觉得这不可能，因为他接下来无法出席好些已经安排好的公众活动，根本没法保密。康纳利说：“他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叫我们滚出去，说他再也不想理我们了。”（为了保密，他没有在奥斯汀住院，而是去了大约九十公里以外邓普尔的斯科特与怀特私人诊所，而且还成功保密了大概一个星期。情绪高昂、善于调动观众情绪的演说家埃弗雷特•鲁尼代班了约翰逊的演讲活动，说候选人“组织工作繁忙”，马什的《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也很配合地刊登了这个理由。但到了第二个星期，大家都知道了候选人的下落，《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解释说：“年轻的议员急需暂时远离议会和竞选的烦扰，休息一下。”）情况非常严重，维尔茨突然辞去了内政部副部长，紧急赶回得州，现场指挥竞选。甚至还有些人怀疑约翰逊不会再继续竞选了。有些人暗中传说，要是他不尽快出院，很可能会用生病做借口退选。“但是，”“小瓢虫”说，“他出院了。”

五月二十六日，他出院了，比入院时瘦了许多。不管是什么病，反正他身上的脂肪掉得差不多了。虽然小腹还有些微凸，体重却大大下降，西服的双肩都松松垮垮的，裤管非常宽松，空荡荡地飘着。出院的他举止做派也变了。之前他笃定自己能赢时对选民有多么高傲，现在他恐惧自己会输时就对选民有多么谦卑。

他出院了，是出来战斗的。

大学时代和“小国会”的竞选中，他都表现出极端的实用主义，展现了自己的竞选道德观。他的道德观就是，只要能赢，什么手段都能用。现在，他在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展现出了同样的道德观。

这其中饱含着无情与坚决。联邦的贷款与拨款能够让各个社区与社区领袖得到他们想要的项目。之前，约翰逊一直承诺帮助社区获取这样的拨款。现在，他改变了策略，除了承诺，还用上了威胁，赤裸裸的直接威胁。各个社区接到消息，要是不帮他，保证得不到拨款。小社区与大城市，各方领导都被如此威胁。电力能改变农民的生活，所以约翰逊在农电局的影响力是调动农村领袖的有力武器。他叫手下跟这些人打开天窗说亮话。比如，约翰逊手下两个联系人会去找一个很有威望的农民，他支持曼，可是整个社区急需通电。约翰逊下属之一说：“我们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是你这一块儿投票支持约翰逊，电线就通到这里来。’”他们也说得很清楚，要是这边的选票不支持约翰逊，那就不可能架设对社区人民至关重要的电线。（这个社区最后投票支持约翰逊，也通了电。）沃思堡大报《沃思堡星通讯》的出版人阿蒙•卡特想拿到好些联邦工程。史蒂夫•厄尔利给他开了价：支持林登•约翰逊。（《星通讯》发表了一篇头版社论，支持约翰逊，沃思堡也如愿以偿，拿下了工程。）

这其中还有言行相悖。他声称自己是新政候选人，在“罗斯福的旗帜”下竞选。圣安东尼奥的“城市机器”可能是全美国最讨厌这面旗帜的政治组织了。这个组织过去属于杰克•加纳，现在则在公安与消防局长P.L.安德森以及吉尔德兄弟（议员保罗和警长欧文）的领导下。安德森的领带上镶嵌着一颗花生大的钻石，吉尔德兄弟认为新政“很激进”，是“共产主义”。这架城市机器在圣安东尼奥的仇敌是市长莫里•马弗里克。同时，马弗里克也是约翰逊时间最长的盟友之一，自认为与约翰逊是朋友。然而，约翰逊出院后的第二天，马弗里克就在寻求连任市长的选举中败给了城市机器推举的候选人C.K.奎恩，突然就被挤出了圣安东尼奥的权力阶层。那周还没结束，约翰逊就和城市机器结成了秘而不宣但坚定牢固的联盟。

除了安德森、奎恩和吉尔德兄弟，这位罗斯福候选人还跟其他痛恨罗斯福的人结成了联盟。加纳的竞选总策划，领导了“阻止罗斯福”运动的罗伊•米勒，就是个典型的象征。这个筹款大师正在暗中为林登•约翰逊筹款。但至少罗伊•米勒还算个老朋友。约翰逊还交了很多新朋友，只因为他们在各个城市和小镇掌权，能对他有所帮助。他说，自己真实的理念和他们一样，竞选中那些说法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没什么关系。这位“自由派”候选人一边继续在公众场合宣扬全心全意支持罗斯福，一边招揽了很多反新政的盟友，比如达拉斯电影业百万富翁卡尔•霍布里泽尔，他很快会在得州组织一场反劳工的斗争：得克萨斯大学的经济学讲师们发表了支持工会的言论，霍布里泽尔出面主导，把他们解雇了。

这种言行相悖也展现在他的集会上。

奥丹尼尔参选以前，约翰逊及顾问们和得州很多受过教育的上流社会认识一样，公开嘲笑州长的竞选风格，对希尔比利乐队，他那种上等人瞧不起的戏剧化技巧以及谈论到具体议题时的拒绝都嗤之以鼻。他们（包括约翰逊）说，奥丹尼尔的集会是专门吸引最下等选民的。现在，“递饼干的老爹”参选了，约翰逊再也不嘲笑“老爹”的集会了，反而开始了模仿复制。

不过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异。奥丹尼尔的集会上，候选人就是中心，而约翰逊的集会则不然，甚至都不叫“约翰逊集会”了。诚如一家报纸所言，约翰逊和他的战略顾问们“终于恍然大悟，要是他们……不采取点措施来弥补演讲才能上的缺陷，是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的”。战略顾问们决定，弥补候选人个人号召力上的缺陷，就不要强调候选人本人。重心要转向他的议题“罗斯福”，再搭上一个随着战争临近越来越受欢迎的主题：爱国主义。他的集会被称为“爱国集会”。大多数的集会广告都说这是一次“全面爱国的宣讲”，而“林登•约翰逊议员的爱国演讲”一般都用比较小的字体放在下面。为了把候选人“演讲才能缺陷”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他周围全是华丽的布景。如果说竞选早期的约翰逊好像是在用古板与沉闷来凸显自己的“参议员气派”，那么奥丹尼尔参选以后，他的集会风格就完全不同了。

奥丹尼尔一直很充分地利用乐队。约翰逊的集会有个六人的爵士乐团，是从休斯敦最好的乐手中挑选出来的，命名为“爱国者”。奥丹尼尔乐队的那朵“得州玫瑰”，体重一百多公斤的苏菲•帕克尔极富吸引力，为了和她竞争，约翰逊的乐队请来了“南部歌后凯特•史密斯”，还有一个瘦一些、身材很好、走西部乡村曲风的女高音。他们找了一些黑人喜剧演员、舞蹈演员，请来了皮特•史密斯，十五年来得州的口风琴演奏冠军以及庆祝活动上的演奏大师，以及他的手风琴乐手，还有英俊帅气的“金嗓子”哈尔菲德•维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二十四人的“大乐队”，穿着红白蓝的演出服，在大型集会上演奏。

在大城市，约翰逊的集会就在礼堂召开；小一点的镇子，地点就选在露天的法院广场或公园表演台上。不管在哪里，背景的幕布是永恒不变的：比真人还大的富兰克林•D和林登•B在握手。在比较小的县，舞台和背景幕布就设在法院门口的广场上，后面古旧的大楼有柱廊可供悬挂。暮色来临时，会有一对巨大的巡回探照灯照过来，旋转的光线直射夜空，如同无边乡野中的灯塔，和广播与报纸广告一起召唤着民众前来参加集会。老式的A型和T型汽车会慢慢开到广场来，一直排成长龙。一家家农民下了车，男人还穿着工作服，女人穿着条纹裙子，手里抱着小孩。到天黑时，广场上就挤满了人。突然间追光开了，掠过人们好奇的眼睛，定格在幕布上。在巨大美国国旗的框架下，是两个巨大的人物，一个比另一个更高更瘦些，没那么眼熟，但另一个，那大大的脑袋，上扬的下巴，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在红白蓝的条纹背景下，两个黑白的人物有浓重的阴影。他们下面有一行字：罗斯福和团结——选林登•约翰逊做美国参议员。响亮的小号吹起，另一束追光打在“爱国者乐队”身上，他们身上别着红色康乃馨，穿着白色晚礼服和蓝色裤子，一身行头华美醒目，又突出了爱国的主题。乐队开始奏起《致敬，大家都来了》那耳熟能详的曲调，已经眼花缭乱的观众面前将举行一场大多数人从未看过的表演。体重将近一百三十公斤的南方歌后凯特•史密斯穿着一件雪白的晚礼服，仿佛一个巨大的白色帐篷（装饰着红白蓝的蝴蝶结），上台高歌一曲《我是美国人》。

这个晚上的爱国基调就此奠定，就要来点轻松愉悦的东西以示亲民了。首先上台的是身材比较好的歌手玛丽•卢•贝恩，献唱一首《想让牛仔爱上我》。然后南方元素（帕克尔女士的《南部故土》）和得州元素（贝恩女士的《得州之眼》和《新圣安东尼奥玫瑰》；约翰尼•兰西用口风琴献上一首《广阔的牧场》）。接着舞蹈演员们上台，来点性感的挑逗。该调动的情绪都调动了，集会就进入了主题。

主要内容是“四一年精神”，由维丁来做旁白，他回忆说，那是“我模仿韦斯特布鲁克•范•乌尔西斯的‘前进时代’新闻播报最好的一次”。一开始，维丁那能轻易引起共鸣的美好嗓音中带着忧伤，阴郁地回忆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的举步维艰。接着，叙述开始戏剧化起来：“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我们，美国人民，选举了我们的第三十二届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欢乐时光再来》的音乐适时地响起，响到最大声，然后过渡到《星条旗永不落》，演奏到高潮声音渐小，变成背景音乐。）“人们又吃得起鸡肉和冰激凌了。我们美国人再次有了信念、勇气和平静的心态，这都要感谢一位伟大民主党员的领导和他忠心不贰的支持者们……今天，我们能够感谢上帝，国会里有众多远见卓识的人，忠心耿耿的人，让社会改革变成这片土地上的法规……然而（忧伤的音乐，忧伤的声音）又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大家怎么办的呢？再次选举了罗斯福！”（《星条旗永不落》的音乐震耳欲聋。）维丁的声音变得欢快起来：“国家更繁荣了，工作更多了！美国得救了！接着，（接连不断的鼓声响起）阴云开始在欧洲上空聚集……战争的阴云——密布的阴云。然而，从来藏不住那可怕的魔鬼，他探着头，用穷凶极恶的眼睛窥视着附近的法国与英国等民主国家。还是这个魔鬼，现在正妄图破坏西半球的民主国家！这个国家需要可以信赖的人。大家怎么办的呢？再次选举了罗斯福！”

维丁回忆，到这个时候，观众已经情绪高昂地欢呼与抽泣了。“除了宗教集会，我还没见过什么场合观众能被调动得这么热情的。”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接集会高潮的准备。罗斯福无法单枪匹马地挽救民主，他需要“有忠实支持者在华盛顿”。他特别需要来自得州的忠实支持者，因为得州会为美国奉献石油、硫、金属、小麦和蔬菜，建立军营与机场的土地，所以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而且，“罗斯福先生，六月二十八日，得州将为这个国家的团结做出另一份贡献，我们将坚定地告诉总统，希望他手下能有一个不贰之臣，他的忠诚与得力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容置疑。总统先生，我们为您和这个国家，献上得州参议员的最佳人选：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舞台上展开另一面巨大的旗帜，一架小小的鼓风机在旁边制造起迎风招展的戏剧效果。“爱国者”乐队演奏《天佑美国》，南方歌后凯特•史密斯登台高歌，副歌唱到第二次，维丁和剩下的表演人员在她两边一字排开，齐声合唱，右手行“摸心礼”。大家一边唱一边迈开正步行进，维丁特别起劲，膝盖都快抬到胸膛了；苏菲•帕克尔也尽量抬高膝盖，接着维丁介绍这位“充满活力的得州年轻人，身高一米九，从布兰科县的群山之巅走出来，稳步发展，前途无量……”人群中的“托儿”和观众们一起欢呼大喊，候选人登台亮相，双臂高举过头顶，示意大家安静，却根本无济于事。他就站在那里，下巴尽量抬得像罗斯福，右手挥舞着，笨拙地模仿着罗斯福的招手动作。

林登•约翰逊再也不努力表现“参议员气派”了。现在他是努力要赢了。除了在少数大城市的集会，他再也不穿西装背心，不别康乃馨了；华盛顿常见的深色西装换成了有得州特色的白色西装；西装外套总是敞开着，甚至脱下来，露出留了汗渍、皱巴巴的衬衫；他的领带又从国会山上的领带变成丘陵地带的领带。那是他第一次参选系的领带，很典型的乡下人特色，比较老土，短短的，只有邮购才能买到。选举时天气炎热，领带的结总是松松的，衣领也敞开着，被汗水浸透了。

遗憾的是，高潮过后登场的约翰逊，发表起演说来经常是反高潮的。演讲的主题倒是正合这群爱戴罗斯福的民众的胃口：“我会在方方面面尽全力帮助罗斯福总统，支持他的项目。”演讲中的字字句句都与这晚上的气氛一致。约翰逊表忠心，说要全力支持总统，为这个国家做好作战的准备：

我们必须在柏林那头野兽赶到美国之前阻止他。现在，如果你们想让你们的参议员去到华盛顿，鬼鬼祟祟地窥探你们的总指挥，从中破坏，那不要投票给林登•约翰逊。因为他会永远支持你们的总指挥……

今天，我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民备战。我们必须打败希特勒。我们不能让侵略者接近美国的海岸线。如果做不到，我们将和十几个本来自由富强的欧洲国家一样，屈辱地臣服于这独裁者的脚下。

一切都要为全民备战让步，约翰逊说。国防工人的罢工必须禁止，因为很多时候，都是由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挑拨起来的，他说，“必须消灭掉某某主义、纳粹主义，除了‘美国主义’之外的一切主义。”每当他说到关键的地方，人群中的“托儿”就适时来上一句回应。“你们还想要惠勒或林登博格那样喜欢说‘不’的人吗？”（不！不想！）“还是你们想要一个能对总统说‘好’，罗斯福总统也能对他说‘好’的人？”（想！想！）“我很骄傲，我是个能说‘好’的人，就让那些批判来得更猛烈些吧！我说好，因为我呐喊时摇动的旗帜，正是罗斯福与团结的大旗！”（掌声，欢呼声。）演讲个半小时后，候选人会夸张地把演讲稿扔到一旁（已经念完了）说：“现在让我按乡下小伙的方式讲话。”捧场的“托儿”们就热烈鼓掌，再次欢呼。但这些言辞的力量，被候选人的外表给冲淡了，没有了西装外套的遮掩，他那个小小的啤酒肚和大大的屁股显得有点滑稽。他跑步的时候姿势总是很笨拙，现在，维丁煽动大家鼓掌，他在掌声中跑上台时，那种笨拙被广大观众看在眼里。他必须要从台阶跑上台时，臀部晃动得太厉害，惹得观众席中的小男孩们响亮地大笑起来。他不断练习像罗斯福那样挥舞右臂，但最终的动作特别僵硬，不像罗斯福，反而像希特勒。讲话的时候，他仍然习惯于伸手对观众指指戳戳，朝他们大声咆哮。不咆哮的时候，演讲的声音也尖厉刺耳，毫无抑扬顿挫可言。这样一来，他的言行举动就不只是笨拙了，还很咄咄逼人。竞选众议员的时候，他能够在观众中唤起深切的共鸣，是因为观众很少，他能够一个个地去接触，去讨好，但人一多，他就完全做不到了。参议员的竞选中，所有集会的人都要多得多。在所谓的“乡下小伙式讲话”中，他的问题最为突出。林登•约翰逊真正的“乡下小伙方式”是充满感情，充满力量的。而他面对一大群人展现的“乡下小伙”经过了刻意的排练，一点也不亲切，就连讲述父亲那些老故事时，也是平淡冷漠，并不真诚的。每个晚上，候选人出场时观众的热情都达到了最高潮，随着他跑上台，开始讲话，这热情就一点点地消退。事实上，约翰逊开始讲话没多久，观众就开始离场。农村家庭回到车上，小男孩们开始在广场上还没开走的汽车周围玩起捉迷藏。

因此，集会上又多加了一个节目，让那些自认为见多识广的得州政治观察家也大吃一惊。

这个节目就是发钱。把钱发给观众。为了和“爱国主义”的主题一致，就按照国防债券和邮票的形式发放。到场的每个人都会拿到一张票，会用现场抽签的方式决定中奖人。约翰逊的广告非常谨慎地解释了抽奖是为了国防利益，但比起爱国，更强调的还是有钱可拿。有很多整版广告（拿《威廉姆森太阳报》上的举例）上会写，“周二晚上圣盖博的大型爱国集会”上，不但有“爱国宣讲”和“乐队演奏”，还有“二十五美元国防费用发放”（用加黑加粗的字体印着）。“面对关心国防，前来参加集会的观众，会免费发放十二枚国防邮票，总面值二十五美元。观众会得到编号的票据。请一定去拿。家里人也每人拿一张。奖品：价值十美元储蓄邮票一张；价值五美元储蓄邮票一张；价值一美元储蓄邮票十张。”在农村地区，仅仅二十五美元就足够吸引众人了，而在城市里，奖品价值要更高，比如：阿瑟港一百美元，奥斯汀一百七十五美元。

新节目起作用了。《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评论说，现在的晚间集会上，约翰逊都有“数千名听众，而三个星期前只有数百名”。为了让观众忍受候选人冗长无聊的演讲，一直坐到最后，债券和邮票都在演讲后才进行发放。抽奖箱放在舞台的醒目位置上，伴随约翰逊的整个演讲。这个安排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人群一直留到了最后。《得州观察家》描述了一场典型的约翰逊集会，即使天气炎热，追光吸引来了一群群蚊虫，一万五千名观众也“挨挨挤挤地站着”，一直等到约翰逊讲完话。“他们的眼睛全都盯着演讲台，小心翼翼地捏着手里的票据。他们都在等着白拿钱。”

得州记者们对这“横财”的反应，可以用《格兰杰新闻》的三字评价总结：“了不得！”来得克萨斯追踪选举的国家级媒体记者就比较刻薄了。“政治集会上，约翰逊分发国防债券和邮票来吸引人群，展现了他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说明，没发工资的日子，有他还不错呢。”杰克•吉恩在《美国信使》上写道。

竞选的总体情况让国家级媒体的记者多少有些震惊。“莫里斯•谢泼德过世，得州正在进行填补他美国参议员空缺的竞选活动，其中很多元素都太过荒唐，有时候让人根本无法严肃看待。”罗兰德•杨在《国家》杂志上写道。《时代》杂志将这次竞选称为“美国政治上最大型的嘉年华狂欢”。

但在嘉年华的气氛之下，一场恶战正在进行。

约翰逊有两个比集会更精妙的策略，结果证明也比集会更有效，有效得多。

一个战略是基于得州的穷人对奥丹尼尔的热切爱戴与他们对“递饼干老爹”的坚定信念。住院的时候，林登•约翰逊就在病床上设计了一套方案，让奥丹尼尔受到的拥护变成他的劣势。约翰逊手下有数千名工作人员，除了那些领正式薪水的专业竞选人员，还有把电力送到各个农场的农电局雇员、电力公司查表员、水土保持专家和其他每天奔波于各个农场之间的联邦雇员。他们被告知，现在要采用新的观点：“老爹”奥丹尼尔是个伟人，是个好州长。得克萨斯需要他。让我们把他留在得克萨斯。

和津贴结合起来，这个观点特别具有说服力。得州很多农村家庭了解新闻的唯一途径就是看周报。而数十家周报都做了这样的结合，一起刊登了约翰逊竞选总部发给他们的，发表于《沃思堡新闻》上的一篇文章，标题也是总部拟好的：“大家伙儿会杀鹅取蛋吗？”

老预言家伊索也许成功预测了得州这场参议员竞选。

还记得那些杀掉金蛋鹅的人吗？鹅杀了，还有金蛋可拿吗？

……如果奥丹尼尔当选参议员，他就再也不能当州长了。他只能辞去州长职位……如果人们选了奥丹尼尔当参议员，可能就是在扼杀他们拿津贴的希望。奥丹尼尔不可能同时做为大家争取津贴的州长和美国参议员。

“老爹”正在为我们的津贴战斗，被农村家庭邀请到家中共进晚餐的县办事员会提醒在座诸位。州议会不想让我们拿津贴。要是“老爹”离开得州去了华盛顿，奥斯汀就没人帮我们争取津贴了。我们得把他留在奥斯汀。不过，就算不和津贴联系在一起，这个观点也已经很有效了。因为在很多奥丹尼尔的信众心中，不选他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对他的爱戴。他们不希望“老爹”离开，去到遥远的华盛顿，他们不能失去他。这观点起作用了。约翰逊的一名竞选助理说：“我说了：‘奥丹尼尔是我们的好州长，让我们把他留在这里。’我说了：‘不要把‘老爹’送到那么远的华盛顿，与那些职业政客为伍。’这些话真是直抵人心。他们热爱‘老爹’，舍不得他离开。”

奥丹尼尔的竞选经理兼州务卿威廉•J.罗森发现这个观点真的很“动人”，证据就堆在罗森的州议会办公室长桌上。奥丹尼尔在周日放送时宣布自己要竞选参议员，宣布的之前和之后，他都用了那个之前竞选时特别有效的策略，请听众写信给他，告诉他是否应该竞选参议员。和往常一样，回信如雪片般飞来。周二早上就开始涌来，周三还在继续。每次邮递员都会往议会的邮政分局送去很多信件和明信片，罗森只得招了一群勤杂工，把一大袋一大袋的邮件搬到他办公室去。邮件会交给秘书拆封阅读，按照支持和反对他竞选参议员，把邮件分成两堆。

最初，两堆的数量很不平衡。数过的罗森说：“一开始大概是九十封赞成他竞选参议员，十封反对。‘我们支持你，你想做什么，我们都会帮助你。’”这些反馈和一九三八年与一九四〇年如出一辙，奥丹尼尔志在必得，一九四一年也会如此，竞选结果也一定不会变。“他有点得意忘形了，”罗森说，“他觉得根本不用（积极去竞选）。”但并非如此。支持奥丹尼尔参选的那个信件堆一天天变矮了，而反对他参选的那堆却越来越高。一天，罗森震惊地看到，反对的那堆已经高过了支持的那堆，而这个趋势每天还在持续。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短短两三个星期就变成了这样。”罗森说。之前，他对竞选没什么兴趣，认为完全没必要。但现在“我去了”政客们频繁出没的“酒店大堂和餐馆，一次次地听到同样的解释：‘嗯，比尔，原因是这样的。好像那个叫林登•约翰逊的手下人把这个话传遍了每个县：奥丹尼尔是个伟大的州长。为什么把他送去华盛顿啊？把他留在这儿。他在这儿才更有好处。’之前，约翰逊说的那些话有点太复杂了，那些人不怎么弄得明白。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谎言，‘他会是为你们贡献最多的州长，投票送他去华盛顿就是在干傻事’，他们就明白了。这话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

约翰逊也看到了这大好的效果。他才恢复竞选上路一个星期，就已经有足够的信心，能够公开使用这个观点了。在遍布全州的电台节目上，他都指出，联邦政府是按照每个州的财政情况，让联邦发放的社保津贴与州发放的持平，每个警区每月最多能分到的标准是二十美元。可是，得州州库空虚，平均只有四点七五美元，所以联邦津贴也随之减少。他告诉听众，每月四十美元根本不可能，“你们的津贴平均也就是九点五美元”，除非州库财政积累增加。“你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把你们的州长留在现在的位子上，直到大家拿到那每个月四十美元的津贴，而他在这边为你们坚持抗争的同时，林登•约翰逊，作为你们在华盛顿的参议员，就会和罗斯福总统携手合作”，以求增加联邦津贴。集会上，他在观众眼前摇晃着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说：“你们的州长不可能在华盛顿筹这个钱。”这个观点实在太有效，约翰逊的战略顾问甚至还考虑再印个新的保险杠贴纸，“把老爹留在得克萨斯”，但这也太露骨了，只得作罢。

很快，这个观点的效果就有了更强有力的证明。比如，在麦克勒兰县，当地的津贴俱乐部和“W.李•奥丹尼尔州长的朋友们”举行了大型的会议，主题就是“讨论一个解决方案，敦促州长退出竞选”。俱乐部一位发言人说，这是为了“确保州长的位子上坐着‘津贴领取者的朋友’”。

州长本人几乎完全没意识到这个威胁。对他充满敌意的州议会阻拦了很多重要拨款，州政府陷入混乱。他承诺，法案不通过，州议会不休会，他就不离开奥斯汀。五月末，他宣布参选已经两个星期，根本还没因为竞选亮相过一次。全部的竞选活动就只有周日上午的广播。没有到外面去走访群众，他也不知道他们有何感受。他也没觉得有什么走访的理由。“他以为自己只要宣布参选就能赢。”罗森说。罗森告诉他，现在他的支持率排在约翰逊和曼两个人后面，他的反应是不相信。等他亲自在得州上下了解了一圈，才发现罗森没说假话。“他不喜欢输。”罗森说。奥丹尼尔告诉州务卿，竞选活动要开始了。

但约翰逊第二个精妙的策略，比第一个更静悄悄（甚至更有效）地让他的竞选开始不了。州议会一直没有休会，已经比往常拖了很长时间。奥丹尼尔确定没有多久就要休会了，于是宣布他会在全得州开展一场巡回演讲，第一场在韦科，六月二日。但奥斯汀的幕后有约翰逊的两个人，他们掌控着很多州议员：阿尔文•维尔茨，一九四〇年罗斯福在得州的竞选经理；罗伊•米勒，一九四〇年得州“阻止罗斯福”运动的领袖。重要的拨款法案继续不获通过，只要有人试图让议会休会，就被驳回。六月二日，州长如期带着莫莉、米奇•维基、希尔比利乐队，坐着那辆上面有仿国会大厦模型的大喇叭卡车来到韦科，但发表完一个演说之后，他又不得不坐着那辆车回到奥斯汀。他把接下来一周的演说都取消了，说希望能在六月九日开始全州巡回。然而，六月二日那一周，一共只上交了八个休会计划，好几个计划都是一个议员同意了，另一个不同意。州长不得不再次取消下周的安排，接着再下周的也取消了。依据是一年的州议会召开时间之长，是得州历史之最。六月十六日，奥丹尼尔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宣布自己的孩子们会代表他出去演讲，每人带半个希尔比利乐队。第二天莫莉就在韦科发表了演讲，说：“州议会对爸爸不公平，出于某种不得而知的原因，他们就是不休会。”但孩子们带着乐队，根本代替不了“老爹”本人，而且“他做了安排又取消，让很多选民心生怨怼”。一直到六月十八日，离选举只有十天了，他还没能上路。“老爹”奥丹尼尔也许是得州历史上最擅长搞竞选的人，但林登•约翰逊不让他搞竞选。

钱总是要起作用的。

“爱国集会”上给出去的“横财”只是小钱。大头是哈尔菲德•维丁，两位歌手，口风琴、手风琴乐手，还有乐队（不止一支乐队）的酬劳；在全州上下奔波这么多人的交通费，再加上旗子和印有加尔维斯顿握手的巨幅幕布的运费，要租一辆大巴，司机也要给酬劳。约翰逊的人找到维丁请他串场时，他很谨慎。“我以前也搞过得州政治的活动，明白钱一定要先给。”他说。但他很快了解到，不用担心：林登•约翰逊的竞选和其他政治竞选不一样。这些人手和交通的钱，早就准备好了，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花费。约翰逊想吸引很多人，所以每次集会前都要在报纸上登广告。很快休斯敦一家广告公司就“从早到晚地赶创意赶美工，准备必要的内容”。五月二十六日，维丁和歌舞团来到威奇托福尔斯参加第一场集会，更进一步地了解了约翰逊的财力。“威奇托福尔斯的每家报纸都买下了整版做广告。”方圆一百多公里的周报也都买了整版广告。（维丁还注意到署名“罗斯福之友”刊登的“全面爱国表演”的广告上，“没有一句话提到林登•约翰逊议员，得州参议员的候选人也会发表讲话”。）维丁补充说：“自然，约翰逊议员的话不可能只对集会上那几千个人说，所以经常都是要广播的，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大量的电台参与进来，组成一个广播网络。”六个星期，林登•B.约翰逊的团队一直在巡演。（“比格斯普林、伊斯特兰、阿比林、丹尼森、韦科、达拉斯、阿马里洛、奥斯汀、圣安吉洛、科珀斯克里斯蒂、哈灵根、马歇尔、圣安东尼奥等等，一夜又一夜。天哪！得州真是太大啦！光是中间的一站，从哈灵根到马歇尔，就有一千二百多公里。”维丁回忆。）这六个星期，从没出现过资金紧缺的状况，而且钱还越花越多。团队从《休斯敦邮报》雇了一个优秀的记者做公关人员，随行人员还各自配了“先遣队”来协助。约翰逊的竞选经理们后来得知，地方政客们都想见见维丁这个名人，于是就让他下了大巴，乘坐一个石油人的十座带机内小酒吧的洛克希德专机飞来飞去，这样他能赶在歌舞团之前到，先去摆满威士忌的酒店套房给当地的达官显贵们表演一段。维丁真是开了眼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竞选资金，“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他说。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约翰逊的竞选攻势都可谓前所未见：奥斯汀酒店夹层那一群打字员和电话助理，埃尔帕索、拉伯克、圣安吉洛、科珀斯克里斯蒂的竞选总部，还有各种海报和招贴，正如一位见证者所言，林登•约翰逊似乎想要让他的广告“布满全得州”；每周都会树立起新的广告牌；报纸广告更是火力全开。当然，约翰逊的钱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流动在全州的电波。电台正在成为最强有力的政治武器，但只有给得起钱的人，才举得起这个武器。约翰逊的电台竞选规模已经创了得州纪录，但他还要再扩展，大大地扩展。他自己的演讲有多弱，汤姆•米勒市长演讲就有多强。约翰逊听了米勒一次特别有煽动性的演讲之后，告诉市长，希望这个演讲“从现在开始到选举日”每天播送。“联系约翰•康纳利，安排这周就让这个演讲在全州范围内播放。”年轻的哈里斯县法官，约翰逊竞选经理之一的罗伊•霍夫海因兹很擅长演讲，约翰逊想让他多上上电台。还希望其他支持者多上上电台。还希望能提前为这些演讲做广告，做很多广告。

约翰逊的竞选花钱太快太猛，虽然资金十分充足，也开始不够用了。五月底的某个时候，差点就要半路把那十二个小分队撤下来了。租借喇叭车的车主不断给约翰逊的竞选总部寄催债信，还是拿不出来钱。所以必须再筹款。一部分是在华盛顿筹的，用了维尔茨建议的策略：把奥丹尼尔批判罗斯福的演讲做成录音带，寄去华盛顿，让科科伦和罗听听，让他们打败奥丹尼尔的热情更加炽烈，这正中约翰逊下怀。装满现金的信封陆陆续续地抵达得克萨斯。寄来的钱太多了，特别注重个人对资金控制权的约翰逊有时候都控制不了了。科科伦“去找制衣业的大头们为约翰逊筹钱，然后我们……把钱寄去得州”，中间人是活跃于约翰逊竞选的工作人员，罗说。“约翰逊打电话来说：‘钱呢？我需要钱！’”听了中间人的名字，约翰逊很生气，显然是因为那个人有权力自己分配资金。罗回忆约翰逊的话：“他妈的，钱根本就没送到我手上。我得去机场等他下飞机，让他给我。”其中一个信封的去向让这位候选人大发雷霆。六月二十日，一直留守华盛顿帮约翰逊管理议员办公室的沃尔特•詹金斯乘坐布兰尼夫航空的午夜航班飞往得州。他身上揣着一万到一万五千美元。这钱是一个得州游说者在华盛顿筹到的，都是小面额的钞票，“我拿着这钱去得州，每个口袋里都塞满了钞票”，詹金斯回忆。

第二天一早，飞机抵达奥斯汀，詹金斯立刻去了竞选总部，“我最先见到的是查尔斯•马什。”马什说：“钱你带来了吧？嗯，林登说给我。”

詹金斯很清楚马什在竞选中的重要作用，想当然觉得约翰逊的确说了把这钱给这位出版人。于是就把钱给了马什。然而，约翰逊其实并没这么说。马什想把钱用来做广告，约翰逊想的却是其他用途，他知道这个专横傲慢的出版人一旦拿到钱，就会按自己的想法去花。等约翰逊伸手要钱时，詹金斯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听说钱给了马什，约翰逊爆发了。詹金斯回忆，“我被约翰逊先生骂了个狗血淋头”，约翰逊说，信任他才让他带这么一大笔钱，“你居然见人就给了！”
(5)

无论是保守派的游说者还是行政的战略顾问，双方都在往得州送钱帮助林登•约翰逊。他们在纽约的行动也是如此一致。自由派的制衣业领袖又出了资，而纽约保守派也慷慨解囊：他们对权力感兴趣，痛恨罗斯福及其立场，但又需要个白宫内部人士，又听艾德•韦索尔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支持林登•约翰逊。不管追求的是理念还是权力，他们都有给林登•约翰逊出资的理由。

不过，新一轮资金中很大的一部分，根本不需要使什么计策就唾手可得，因为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布朗&路特。公司已经往约翰逊的竞选投资了巨款，继续投资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这不是唯一的因素。赫尔曼•布朗已经投入了这场战斗，正如他的游说者弗兰克•奥尔托夫所说：“赫尔曼只要参加战斗，就不想输。”不过现在看来，这场战斗似乎有输的迹象。他又把那些“次级承包商”召集起来。熟悉赫尔曼和这些承包商会面的人描述赫尔曼现场的言行举止，他会说，“你就给一千吧”，也有两千的，五千的。要是有人抗议，赫尔曼就盯着他，很平静地说：“听着，我们让你赚了很多钱。”对方就要多少给多少了。他打电话给负责公司保险的盖斯•S.沃斯汉姆，休斯敦美国通用保险公司的总裁，于是沃斯汉姆就让一个雇员带了钱去各个电台，把约翰逊政治广播的钱付了。布朗只会把钱给得州那些知道怎么花钱的人，比如，给了罗伊•米勒四千美元。

赫尔曼•布朗要是自己没给钱的话，也不会叫别人给，但他好像对自己的行为有些疑虑不安。那几个月中的某个时候，布朗&路特一位高层人士叫来了公司的一位税务代理，问他政治捐款是不是可以免税。税务代理说他早就查清楚了，免不了。但布朗还是捐了款，给代理人们更多的“法务费”，高层人员更多的“奖金”，让他们把钱送到竞选总部。

竞选达到高潮，也完全不管谨不谨慎了。次级承包商W.L.特洛蒂拿到大概七千五百八十一美元，作为设备“租借费”，特罗蒂把这笔钱放进一个秘密的银行账户，然后取了现金。后来调查此事的一名国税局探员认为这钱是给了竞选总部。这比之前所有手段都更为明显。赫尔曼甚至还自己取钱，有一次取了五千美元，通过奥斯汀银行家小沃尔特•布雷蒙德送去竞选总部。跟赫尔曼•布朗要钱，林登•约翰逊不需要任何策略，开口就好。没人知道布朗&路特为一九四一年林登•约翰逊竞选参议员投了多少钱，也没人会知道，但总数应该接近二十万美元。没人知道那场竞选一共花了多少钱，也没人会知道。但那个年代得州一场政治选举通常的花费是数万美元，约翰逊应该花了数十万美元，有人估计说，应该有五十万美元。约翰逊第一次参选众议员，是当时得州历史上最昂贵的众议员竞选之一，而第一次竞选参议员，则是得州历史上最昂贵的参议员竞选，没有之一。就算在金钱总是重要政治因素的得州，他利用金钱获取政治前途的规模，也是前无古人的。

比资金总数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总能有钱花。有人问艾德•克拉克，一九四一年约翰逊到底拿到了多少钱，他直截了当地说：“需要多少就拿到了多少。就算多拿到了五万美元或者十万美元，那也没什么不同。反正他要多少就有多少。”

有些给林登•约翰逊的投票是通过更直接的方式买到的，因为得州竞选花费惊人，不仅是因为面积太大，还因为遍及得州一些地区政坛的道德观念。

其中一个地区是圣安东尼奥及以南一直到里奥格兰德河的范围。“在圣安东尼奥，玩转政治的唯一办法，”约翰•冈特尔后来写道，“就是买或者试着买墨西哥裔的投票，这是决定性的。”圣安东尼奥西区是个巨大的贫民窟，大概居住了六万人，冈特尔说，“他们的工资应该是全美最低的”。大多数人做的活儿是剥山核桃（圣安东尼奥是全球“山核桃之都”），平均周薪是一点七五美元。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些弱势群体会支持致力于改善弱势群体生活的新政人士，而事实上，他们都是听领导们指挥投票的，而领导们主要是“向钱看”。他们会把一部分钱分给单个的选民：每个选民两三美元，有的可能拿到五美元。付一次钱可能还不够，冈特尔将其称为“一个残酷的小玩笑，‘诚信’的墨西哥人，就是一直坚持被收买的”。圣安东尼奥的邮政总长丹•奎尔解释：“首先（选举前的几个月）你要帮他们缴纳选举需要的人头税。这事风险很大，因为他们可能把你的钱拿了不去交税。选举日那天可能派个人去，给他们五美元，但他们有可能投给别人，而你还给了他们人头税。”因此，需要不断采取预防措施。在圣安东尼奥的很多“墨西哥投票站”，会有选举监督员不惜违法，站在每个选民面前，确保他们投的都是给了钱的候选人。甚至连监督员都有可能拿了一个候选人的钱，却让选民投给另一个给钱更多的（或者后来才给钱的）。这就需要其他更可信的人来监督这些监督员，通常是从候选人自己的选举团队派下去的。选举日那天，比较谨慎细致的候选人都会派人“巡查”圣安东尼奥选举站，开着车一个一个地去跑，确保选举人的钱花得有成果。北方那些自由派可能根本无法想象，谢尔伍德•安德森在马弗里克一次竞选成功后大加赞颂，说通过新政政策的实施，马弗里克通过“合法新途径”拿到了西区的选票。但事实上那次竞选中金钱也是功不可没。一九四一年，他这种信心被大大打击，才了解到圣安东尼奥选举中的重要因素，冈特尔后来写道：“有了西区的支持，莫里•马弗里克就赢了；没有西区的支持，他就输了。”一九四一年，这位新政先锋在西区被“城市机器”疯狂碾压，失去了西区的支持，他输掉了竞选。

一九四一年的林登•约翰逊也需要西区，因为他在北区很不受欢迎，那里有大批保守的天主教徒。圣安东尼奥扶轮社甚至拒绝让他到该社聚会上发表讲话。他当然知道如何拿下西区。还是个议员秘书时，他就亲自参与到最基本的买选票活动中，当时他坐在一个酒店的房间，代表莫里•马弗里克把一美元和五美元的现金发给那些墨西哥人。现在，他必须更大量地买。

他有个很得力的人在处理西区事务。丹•奎尔已经是个中老手了。从一九三一年克雷博格第一次竞选开始他就在负责相关事宜，罗伊•米勒叫他负责一个墨西哥裔“票仓”。“就在墨西哥城的中心，”外面的人去那里走一走都很危险，四十年后，这个爱尔兰裔硬汉回忆，“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贫民窟。”但他把家搬到了那里。“这样我就有资格成为那里的选举监督员。我搬进那里的一个房子，室友是个学校的看门人，也是要做监督员。我们住得提心吊胆，经常大门紧锁……”但是选举那天，他的票仓成功达成目的，接下来的十年，他一直在负责关键的墨西哥裔票仓。他了解这其中的一切手段技巧，也知道要多少钱能为林登•约翰逊争取到圣安东尼奥西区的选票。“我们计算了一下，大概需要一万美元。”他说。约翰逊就提供了一万美元。

以西区的标准来比较，一万美元算是个小数目，奎尔之所以不需要更多，是因为林登•约翰逊新近与“城市机器”结了盟。是秘密结盟，秘密到约翰逊很多合作最密切的顾问都不知情。但这联盟很牢固。约翰逊那边有了吉尔德兄弟、奎因市长和安德森警长，西区本来就是在他们股掌之中，奎尔的责任自然没那么大了。“城市机器”会把西区拱手献给约翰逊：“（比如）如果（一个票仓）的领导是副警长，我们知道他能掌控这个进去，就不会在那儿花钱了。”圣安东尼奥是得州的第三大城市，在任何全州选举中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约翰逊在那里也许不受欢迎，然而，就因为多年前还在做议员秘书时的远见，现在，在全州范围内开展竞选的他能确保奎尔的一千五百票“都会听从邮政局长的指挥”。他很有信心，圣安东尼奥会给他一万多选票。

圣安东尼奥以南，甚至还要到科图拉南边，是“河谷地带”。

里奥格兰德河是美国和墨西哥的分界线，在这条河下游的县与北边接壤的县（就是得州南部灌木地带的县），选票的一致性也许是全美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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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县之所以属于美国，只不过是因为国界的划分。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无论从血缘还是文化上来讲都是墨西哥人，他们只会说西班牙语，遵守的也是河对岸故土的风俗习惯。这些沉寂的小镇像珠子一样沿河散落着，“非常无聊”，一九四〇年一位旅行者写道，“风貌和名字一样充满异域色彩”，圣伊格纳西奥、圣玛利亚、拉帕洛马、洛斯印第奥斯。他们的房子有的是茅屋顶的土砖小屋，有的是“泥满墙”，用泥巴和柳树枝糊起来的一间房或两间房，挤满了山羊和小鸡，孩子满地爬。在拉雷多和哈灵根这些大点的城市，到处是杂乱无章的贫民窟，大家都住在简陋的棚屋里。进入这些贫民窟，就像来到了异域城市。如小V.O.凯伊所说，这里的人大多都是文盲，“对英美政府体系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在他们的故乡，几乎还处在封建时代的墨西哥地区，有个很盛行的习俗，就是非常依赖某个地方领袖，他们称之为“守护神”或者“头儿”。“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就非常服从……牧场的头领或监工了。”一位见证人写道。这习俗在美国得到了延续。这片区域有很多大牧场，很多墨西哥人都在牧场做工，光是在这个地区覆盖范围超过四个县的金家牧场，就雇用了七百多个牧人。而他们的“头儿”通常就是牧场主。维克斯写道，那些养牛大亨“把他们自己塑造成墨西哥人的保护人和主人，而他们就成为佃户和牧场工人”。这么一来就形成了封建式的关系，牧人们对“牧场主极度忠诚，把他们的意愿视为法律，唯一的法律”。有的“守护神”还是政治首领，冷酷无情，有些时候可以说是穷凶极恶，在这些任由他们控制的小镇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布控了荷枪实弹的大胡子打手。河谷地带的政治是很暴力的。一九三九年，一位费城记者来到当地，发现“这里有得州……最强硬的政治集团。每个（县）都有各自的铁腕大佬，和他们一比，费城的杰伊•库克
(7) 和纽约的吉米•海因斯
(8) 就是胆小鬼”。其中最著名的是河谷地带的“千王之王”乔治•帕尔，其父亲是阿奇•帕尔，传奇的杜瓦尔公爵。而乔治现在也凭自己的能力，有了公爵一样的威风派头。一九一二年，杜瓦尔县的县府圣地亚哥发生了“选举日屠杀”，阿奇杀了三个人，站在墨西哥裔这边。从那以后，帕尔家族就一直是杜瓦尔县之王。但其他没那么出名的掌权时间甚至更长。里奥格兰德河沿线这些地头蛇中，有些人的家族在那尘土飞扬的领地已经掌权半个世纪了，比如萨帕塔县的布拉沃法官，韦伯的雷蒙德法官（一位编年史学家写道，这个人非常神秘，“江湖上只有他的传说”，他在拉雷德“实行铁腕统治”），拉萨尔的查布•普尔警长，斯塔县的“圭拉家”四兄弟。

选举日，墨西哥裔美国人们被持枪打手们（有时候称之为当天的“副警长”）驱赶到投票站。每个选民都收到一张收据，表明他已经交了投票所需的人头税（一般来说这些税都由“头儿”在几个月前买下来，放在保险柜里，用凯伊的话说，这是为了“确保良好有序的流程”）。在有些警区，这些选民拿到的选票都勾选好了。有人是这样描述的：

墨西哥裔的选民……被领到投票站，负责人通常是混血副警长和六个枪手，他们带着温切斯特式连发步枪和充足的弹药，来执行崇高的选举。选民们一个个进入投票站，有人递上一张折好的选票，让他投进票箱，然后再递来一杯龙舌兰酒，接着被带出去，跟某个政治大佬或者一些圣人般的代表握握手。

其他警区的行事就没这么“生猛”了。选民接到投票给谁的指示，但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当然，会有警卫陪同他们走进投票的小房间，确保他们遵守指示。就算选民能够单独投票，要是没有遵守指示，也很难不被注意到。每张选票都编了号，而选票上可沿虚线撕下的部分也写了同样的号码，投票前把这部分撕下来，撕下来之前，选民必须在上面签名。这是得州不成文的规定，表面上是为了防止有人重复投票，但也能让选举官们把撕下来的部分和选票对比，知道哪个选民投了谁一票。有的“头儿”根本不愿意这么麻烦，其中一个头领会把人头税发票提前发给选民自己保存，他的代理人回忆起这个头领的流程：“走访一下墨西哥人的家，把他们的人头税发票编号记下来。跟他们说不要去投票站了。就写一百个人，然后你来投这一百票。”

头领们能够控制的选票数，不一定就仅限于合格选民的人数。对于“河谷机器”们来说，人头税体系还有个好处，就是六十岁以上的选民不用交税。相关人员只是不定期地检查一下人头税名单，把那些六十岁之后去世的人名字划掉。用相关方面一位专家的话来说，得州竞选角逐激烈时，“河谷地带的‘机器’会让死人也去投票”。更有甚者，并非所有选民都是美国公民。选举日那天，在里奥格兰德河对面与伊达尔戈遥遥相望的墨西哥小镇雷诺萨可谓万人空巷，一卡车一卡车的墨西哥人跨过国界来到得州。斯塔县也是“从国界那边带选民进来的好地方”，一位评论员写道。韦伯县的小镇多洛雷斯大概有一百名美国公民，在一些选举中竟然统计了四百张选票。有了这些策略，“河谷地带”的投票结果（通常都是“惊人一致”，因为头领们知道，要团结一致，才能最大化他们对得州政治的影响力）很少会显示跟民主有关的不同观点。普遍认为“河谷地带”控制着一万五千位选民，他们以十比一的明显差距支持一个候选人，也没什么奇怪的。

起决定作用的就是钱。这些地头蛇的权力和贪婪一样大。他们已经尽量从方方面面搜刮了政府数十万美元了（帕尔家族“基本上就把县预算当作自己的银行账户”，得州一位历史学家说），杜瓦尔每卖出一瓶啤酒，帕尔家族就要收五美分的税。有访客问起，为什么在整个得州都卖二十美分的啤酒，在杜瓦尔要卖二十五美分，当地人就会告诉他，多出来的五美分是给“乔治”的。在有些地头蛇眼里，选票和其他东西一样，都是商品，待价而沽，择优出售。关于河谷地带政治史最好的记录中说：“得州最能花钱的候选人通常能够稳稳拿下这些由‘机器’控制的县。”一九四〇年，奥丹尼尔是这里的宠儿，选举结果和以往一样非常一致。比如，乔治•帕尔的杜瓦尔县，就为州长贡献了三千四百二十八票，而另外七位候选人一共才得到了一百八十票。但在一九四一年，相关人员在这里奔波走动，确保林登•约翰逊会拿下这些县的选票。这些活动几乎是和竞选同时开始的。布朗&路特发挥了作用。四月二十三日，公司的“劳工主管”通知约翰逊，得州被利益集团控制的工会的集体投票已经搞定（“全州劳工投票已经搞定，但别声张”），还说，“南部县的拉丁美裔投票是下一个目标。应该挺容易。”有那么一阵子，曼坚决不收买选民，戴斯没兴趣收买，这个目标看着的确很容易。五月九日，一个被派去河谷查探情况的人向约翰逊总部保证，“这片区域……是支持林登•约翰逊的。”探子说，乔治•帕尔这个“机器”“很积极地支持约翰逊”。然而，一九四〇年河谷的宠儿参选以后，情况骤变，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河谷对一个候选人的承诺，早就为后来居上，开价更高的候选人改变过了。但阿尔文•维尔茨是帕尔家族的老盟友。老阿奇是他曾经的州参议院同僚。一九二八年民主党想要打败哈利•伍尔兹巴赫议员，而帕尔家族在那场竞选中操控了努埃西斯县的选票。但后来计划失败，伍尔兹巴赫指控选举存在欺诈。维尔茨亲自去和这位老同僚磋商。约翰逊住院，竞选陷入危机时，维尔茨赶回得州，在达拉斯停留，和竞选的金主，石油人莱希纳见了一面。接着他消失了几天。满腹疑惑的记者后来才知道，那几天维尔茨去了得州南部。没人能确切说出他去那儿干了什么，不过，维尔茨的有些行动后来被证明属实，根据比较了解这些行动的人所说，他和奥丹尼尔的支持者在激烈地角逐争夺河谷的选票。林登•约翰逊至少一次亲自电话联系了乔治•帕尔，而且还是当着帕尔的两个代理人波尔克与埃米特的面。到六月十八日，事情解决了。帕尔最主要的盟友，斯塔县的霍勒斯•奎尔向约翰逊保证：“我和我的朋友们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我预测斯塔县绝大多数选票都会投给你。”

“唤回旧时宗教”这个复兴主义的主题很受欢迎，奥丹尼尔能用，约翰逊也能用，而且他言谈间还经常说起那个在得州效力仅次于耶稣基督的名字：“富兰克林•D和林登•B/让我觉得很满意。”“老爹”参选以后，约翰逊觉得自己需要“富兰克林•D”更多的支持，他如愿以偿。椭圆办公室的另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罗斯福，他对得州的竞选还有没有什么评论，总统“微笑着”回答，说他上次就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得州人民一定理解他的意思。（约翰逊竞选总部描写了这次记者招待会，一字不落地刊登在数十家收了好处的周报上，标题也是总部拟定的：FDR支持约翰逊。这篇文章更加深了得州人民的理解。）罗斯福还让史蒂夫•厄尔利给一个得州选民回信。这位选民来信问约翰逊是否真的是总统选中的人。虽然仍然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罗斯福还是对厄尔利（詹姆斯•罗帮忙写了回信的草稿）口述了回复，其中的字字句句把他的支持说得够清楚了。为了确保这封回信的公开，总统吩咐罗，要是这位选民没有公开厄尔利的信，就让约翰逊自己公开。信中说道：

……几周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统很清楚地表明了立场。他告诉记者，自己不会插手得州的初选，因为这完全是得州自己的决定。回答问题时，总统声明了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实，林登•约翰逊是他亲密的老朋友。

奥丹尼尔参选了，约翰逊要求再发一封总统信，这封是要帮他争取老年人的支持，因为奥丹尼尔用他的津贴计划争取了这个人群的热烈拥戴。罗对这个要求很不满。约翰逊和维尔茨总是给他施加压力，想让总统更积极地参与到竞选中来；而他一次又一次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现在他有点怕让总统参与太多了，也觉得约翰逊所建议的这封信言辞有点太过：信里面把这位初级议员完全没有参与的社会保险抗争归功于他。“我觉得他要得太多了。我说，‘去你的，林登，我不可能做这么多。我们已经为你做了太多了，我不可能回去’，要求总统做这个。他不听我的，甚至还给总统送去个提醒：‘民意调查显示林登领先’（但我怀疑这是林登自己做的民意调查）。”约翰逊通过其他途径，还是找到了总统。“四天后，还是有了封公开信，”罗说，“他绕开我找了别人。”

亲爱的林登：

我收到你为进一步帮助六十岁以上老年公民请命的信。你一定记得，去年你我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的想法被纳入了党派的执政平台，也启动了“早日实现达到退休年龄或未充分就业公民的最低津贴”。我同意你的说法，实施这个想法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我希望你回来的时候能来找我，跟我再聊聊。

你的万分真诚的，

富兰克林•D.罗斯福

（约翰逊把这封信用到了极致。在全州的电台网络上都读了个遍，还说：“作为你们的参议员，我会继续向总统反映你们的问题。我和他已经共事多年，也会继续为了你们和他并肩。”马什的《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以及很多乡村地区的周报都刊登了这个报道，标题是：F. D.帮助约翰逊实施津贴计划。）

这封信的遣词造句让罗深刻认识到，自己之前并不清楚总统愿意为这个年轻议员帮多大的忙。之后罗还会有一次又一次的深刻认识。罗正在仕途上走得一帆风顺，即将跻身华盛顿最能干的政治操纵家，他很清楚白宫的规矩，虽然很少言明，但就算是罗斯福特别喜欢的候选人，总统参与帮助他的竞选，也是有个限度的。然而，现在他清楚了，罗斯福对待林登•约翰逊，是要破例了。

竞选的最后一个月，罗斯福对约翰逊的“特殊感情”用书面的形式表现了一次又一次。

很多都是电报的形式。

很多得州人从来没收到过电报，觉得这东西很神秘；在竞选集会上这些也是非常好用的道具，因为可以直接从口袋里拿出来，读给观众们听。白宫连续不断地给得州拍了好多电报，让约翰逊可以在集会上拿出来，夸张地向人群挥舞，并且宣读（为了保证观众能记得里面的内容，他的电报都要读上个两遍甚至三遍）。竞选总部还炮制报道和文章，刊登在马什的六家报纸以及各家周报上，当然包括了电报全文。电报还被印在数十万份竞选传单和宣传册上，拥入得州的千家万户。有些电报是背书：副总统华莱士、内政部长伊克斯和海军总长弗兰克•诺克斯以及其他内阁成员，甚至还有不怎么熟识（也不是特别喜欢）约翰逊的埃莉诺•罗斯福。有一封是专门驳斥别人批评约翰逊在国家紧急事件时长期缺席华盛顿的。（五月二十七日，罗斯福宣布：纳粹集结在苏联前线，大西洋战火纷飞，德国战舰“俾斯麦号”刚刚在法国海岸线附近被击沉。）约翰逊向勒翰德小姐请求帮助，告诉她：“别人说我偷懒，不帮老朋友的忙。”为了确保得到他想要的答复，还特地让维尔茨拟了一封回信：

……我们不能忘记最终目标，就是保卫我们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民主进程中，得州人民……有权让候选人亲自出现来告知他们各种信息。因此，我对你的电报回复是，请待在得州，除非情况改变我觉得有必要召你回来。但选举后请即刻赶回，因为那时候我会很需要你。祝你好运。

富兰克林•D.罗斯福

罗觉得这信太过了，就把“但选举后”的句子删除了。但白宫采纳了那之前的内容，总统签了字，只做了少许改动。《休斯敦纪事报》刊登了醒目的标题：电报告知约翰逊，待在火线上。于是就没人攻击他玩忽职守了。罗斯福即将签署通过一个新的农产品等价交换法案，他听从汤米的建议，给维尔茨打电话说，如果约翰逊能在公开这项法案之前寄封电报来，用科科伦的话说，他会“愿意回拍”电报。这样一来就会让大家（错误地）认为，约翰逊在这项法案的通过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约翰逊欢呼雀跃地抓紧了这次机会。维尔茨老奸巨猾，想躲过罗，往总统的回复草稿中加个会被解读为总统公开支持约翰逊的“祝你好运”，但还是被罗删掉了。不过总统还是回复了，“我会批准你热切支持的等价交换法案”，这话可是候选人梦寐以求的。（“约翰逊全力促成农民等价交换”，《伯特伦企业报》刊登了这样的标题。天真的农村选民被告知，“在林登•约翰逊议员的敦促下，罗斯福总统签署立法了农产品等价交换法案……（约翰逊）停下竞选活动，给他的朋友罗斯福发了电报，之后不久……”）一次私下的电报往来能让人洞察总统和这位年轻议员之间的关系。五月二十七日，罗斯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约翰逊从得州的泰勒给他拍电报：“今夜您的声音让我快乐。和您并肩工作过的我们都知道，当局势高压，需要勇气的时候，您从来没有退缩。希特勒的军队威胁我国，您不用开口我们就知道答案。我希望能在参议院跟您并肩作战，帮助您的朋友，对抗您的敌人。”罗斯福的工作人员拟了一封程式化的回电，但罗斯福签字的时候，加了几个字，一下子显得很亲切：“你的老朋友，富兰克林•D.罗斯福。”

罗斯福最好的战略战术都留到了竞选后期。一个是科科伦向华盛顿关系比较好的记者传播的流言，说罗斯福会去得州帮林登•约翰逊竞选。马什的报纸以及数百份被收买的周报继续对流言进行传说演绎，得州很多人都相信了，州议会甚至还通过一项方案，要在总统来得州时邀请他视察国防工厂。另一个是一个词“荒唐”。一段时间以前，奥丹尼尔州长建议过得州自己组织陆军和海军，保护美国的南部边境不受侵略。罗斯福当时没有做出回应。六月二十七日的选举前夜，他用那个词对这个计划表达了不满。第二天得州选民前往投票站时，报纸上就登出了含有这个词的大标题。总统要插手州选举，帮助他喜欢的候选人，常常是通过汤米•科科伦。和罗一样，科科伦也认为一九四一年罗斯福对得州选举的干预是很特别的。“一九四一年那场竞选中，我们尽了全力，给了他所有，”科科伦说，“所有。”

约翰逊在州议会针对奥丹尼尔使的手段达到了效果。让孩子代替他去开展竞选活动，播放录制好的演讲，和他十分擅长的亲自竞选完全不同。一场集会上，奥丹尼尔的演讲录音卡在了关键的一句话上，处理好之前是这么说的，“我想去华盛顿，为老年人，老年人，老年人，老年人……”观众哄堂大笑。“州长的电台演讲忧心忡忡，充满焦急恐慌的训诫，完全不同于他一直以来那种平静幽默的自信，也和五月宣布自己参选时大相径庭，”《得州观察家》报道，“他的亲自竞选总能给他助力，人们来看他，走的时候已经对他十分信服……毫无疑问，奥丹尼尔无法亲自巡回得州进行竞选，对他伤害不小。”然而，议会就是不休会，他根本无法从奥斯汀脱身，直到竞选快结束那几天，才抽出点时间。“那些把奥丹尼尔从一个希尔比利面粉销售捧到州长宝座上的人，关于要不要送他去华盛顿做参议员有着不同的看法，”《得州观察家》报道，“领津贴的老年人……仍然爱戴他，但……觉得他不应该去华盛顿，还是在得州能帮他们更多。”心急如焚的“老爹”在竞选中做出了越来越离谱的承诺：要是国会通过法案认定罢工非法，他会清洗国会；消除联邦欠债；强迫议会提供他的津贴计划每年所需的一亿美元。之前他一直攻击约翰逊，说他是总统的“挑水工”，只会机械地对罗斯福的计划言听计从；现在却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他自己也是一直支持总统的，还说他想去华盛顿，是因为想从那些“职业政客”手中挽救罗斯福。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得州观察家》报道：“毫无争议的证据显示，州长是前所未有地无力，他的竞选……也没能像之前的竞选一样，在民众中掀起热潮。”

六月，杰拉尔德•曼还在重复四五月的行动，在全州上下跋涉奔波，只带着一个司机，偶尔再带个助手。每天都要奔波四五百公里，做八九个演讲，还要在小镇子里站到马车上，发表十几个即兴小演讲。基本上都是睡在汽车后座上的。钱不够，竞选团队人手不足，“他却从来没有停止奋斗，从头到尾，一天也没有懈怠过。”D.B.哈德曼说。

催促他不断向前的动力之一是愤慨。他是一个如此正直如此理想化的人，约翰逊的竞选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很不道德了，那么夸张做作，那么挥金如土。约翰逊还说，大家应该选他，因为他能给得州争取更多的联邦合同，这真是毫不掩饰的自私自利。另外，曼虽然支持罗斯福，却很不满联邦力量如此插手一个州的选举。已经赢得过两次全得州竞选的他在政治上并非天真，但他后来说，自己从未目睹过这样的情况。“那场选举中他们花了很多很多钱，”他后来回忆，“做得特别过分，还毫不犹豫，肆无忌惮。我听说科科伦都来了得州，维尔茨也来了，副总统办公室的哈罗德•杨也来了，还有格罗夫•希尔。华盛顿的官员入侵得州了，他们是带着钱或者筹钱的能力来的。他们来就是为了筹钱。”

终于，六月十九日，曼的情绪控制不住，倾泻而出。他回忆，几乎就是一时冲动。当时他正在做自己的第二百五十二次演讲，来的人还是一如既往比预期的少，比预期的冷淡，他觉得，这都是因为林登•约翰逊竞选时撒的钱。他在任何地方都能“感觉”到钱的力量。突然之间，他就开始谈论此事了。在普莱恩维尤法院广场的舞台上，在这个镇子巨大风车的阴影里，《达拉斯新闻报》报道，他“首次提起对手的竞选策略”，还提起了各个对手和他自己。风吹乱他的头发，吹动他头顶的风车，他咧嘴而笑，说：“我就是按照老派的办法来，握握手，发表演说。我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音乐或者出名的艺人，我也不会撒钱。我没有谁的背书电报。我只知道如何走到法院广场上，到街角和人行道上见见得州人民。我只会直视他们的眼睛。”接着，他详细地批判了所谓“华盛顿资金的入侵”。

他马上就知道自己说到点子上了，说到了观众一直在等他说的东西。到他说完的时候，人群早就爆发出山呼海啸的鼓励之声，他的一位支持者说：“杰拉尔德，只要你一直这么说，就会当选的。不要再发表别的演说了。从现在开始，一直说到选举日那天。”

他照办了。两天之后的晚上，他又在休斯敦面对一大群人发表了同样的演说。他告诉观众，约翰逊的集会让他无比震惊，“爱国集会伪装下的政治集会”，抽奖的行为也让他难以理解。“整个得州有数十个地方，在议员所谓的‘国防集会’上进行了抽奖。整个得州的很多孩子都在场，是当着他们的面进行的。你们觉得，这样的事情会在他们心中留下什么样的民主选举概念呢？”

挥金如土只是让他愤慨的一个方面，他说，还有联邦的压力。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干涉侵犯了“不受华盛顿干预选举自己官员”的权利，所以威胁到了得州的“独立性”，华盛顿想要“把约翰逊硬塞给得州人民，让我们吃下去”。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他对观众们说，“这场参议院竞选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看到，林登•约翰逊的参选背后，是联邦高层的巨大力量。无数联邦雇员和参与到联邦工程的得州公民都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压力。我们看到，官员的权力和影响力被用于操纵和改变一场自由的得州选举。我们看到，他们明显是要利用我们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爱戴与情感。我们看到，这场得州的选举中，他们挥金如土，无所不用其极。

你我都看到了，在大量金钱的支持下，有人利用了每一种政治压力，指挥你，告诉你，应该选谁进入美国参议院。

“联邦高层，”他说，“正在暗中操纵，要在得州建立一个由联邦掌控的政治机器。”光想想一个候选人竟然叫选民出于爱国义务来选他，就让他万分震惊，当然，还有用“爱国主义”作为议题，也让他不可思议。“这场选举不涉及任何爱国主义，”他宣称，“你们只是在选择一个参议员。”一个候选人，竟然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大家真诚的爱国主义，把这种热血变得廉价……就像为了宣传，而玩弄亵渎了神圣的母爱”。

候选人说他能为得州争取更多的联邦项目，从而让得州赚更多的钱，把这个作为竞选优势，也让他愤慨难平。“如果得州能够往美国参议院送一个充满勇气决心、道德高尚的人，做符合自己信仰的正确的事，这才是对得州最好的……要办成事，需要的不是政治手段，而是个人的诚信正直……我一直坚守着这些原则，一直讨论着这些原则。你们也可以完全信任我，会一直为这些原则抗争。”

观众纷纷起立，鼓掌欢呼震天。“新的议题效果真的很好。”曼回忆。他说，自己意识到：“我应该早点全面批评金钱的使用，因为很多想让奥丹尼尔赢不了而支持约翰逊的人，其实都不赞同约翰逊所做的事情，或者别人为他所做的事情。”

曼本来就是瘦高身材，在得州上下跋涉十个星期后，更显得瘦长而棱角分明，穿着衣领浆洗得笔挺的衬衫和双排扣的西服，帅气得就像箭牌衬衫的广告明星。这位三十四岁的检察长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伸向观众，滔滔不绝，高谈阔论。他的举手投足正反映了自己作为优秀运动员的过去，他说起话来不像那些专门煽动群众的演说者那样声嘶力竭、大吼大叫，而是平静深沉、充满说服力。他站在简陋的讲台上，说出来的话和教堂布道时一样打动人心。《达拉斯新闻报》说，他还有个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显而易见的真诚”。他很累、很紧张，伸向观众的手常常像动物的爪子一样蜷曲起来，说话的时候会把身子斜向观众。大多数集会上都没有什么重要政客在台上介绍他入场，他就独自走到空荡荡的舞台上，简单直接地说：“我是杰拉尔德•曼，你们的检察长。”然后向观众展现令人一见倾心的灿烂微笑。就连经验丰富的老记者都被他的活力所震慑。“不知疲惫的杰拉尔德•C.曼，已经跋涉了一万九千多公里，周一又勇敢挺进得州西部，为也许是得州历史上强度最大的竞选活动收尾。”菲利克斯•R.麦克莱特写道。

有了新议题之后，他的竞选也焕发了新生命。“尽管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手段，曼吸引的人数之多，也令人惊讶。”《达拉斯新闻报》报道。哈德曼说：“他特别真诚，任何人，只要来听了他讲话，就会支持他。”

但听到他讲话的人不够多。下属们千方百计地筹了一千三百美元，预约了得州有限的广播节目，在选举日前五天的六月二十三日让他上了电台，发表新的演说。但那是他最后的一点资金。而选举的最后一个星期，约翰逊也在电台上，覆盖整个得州的电台，每天五次，每次十五到三十分钟。杨、维尔茨、鲁尼和霍夫海因兹也都在全州上电台。有关曼的书面文字看的人也不够多。大城市的日报对他做了很多报道，但周报就没那么配合了。当然，他在周报上的广告也寥寥无几，而约翰逊那边呢，用曼自己的话来说：“他们都是整版整版地登广告。”曼知道他的议题很好，但也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让这个议题发挥最大的效力。他虽然能言善辩，声音却被湮没无闻。

而约翰逊背后有罗斯福，有雄厚的资金，有频繁提及他名字的报纸，有充满他声音的电台，有圣安东尼奥和河谷地带已经承诺的大量选票（最重要的是，“老爹”奥丹尼尔被困奥斯汀，无法脱身投入选举），他怎么可能输呢？贝尔登民调显示，时间一周周过去，每一次民调都显示他的选票在稳步上升，而且上升的速度逐渐加快。选举还剩一个星期时的民调中，他终于排到了第一，比奥丹尼尔领先一个百分点，比曼和迅速溃败的戴斯领先更多。最后一个星期里贝尔登的调查中，这些差距进一步拉大。最后一次的民调显示，约翰逊的支持率是百分之三十一，奥丹尼尔是百分之二十六，曼百分之二十五，戴斯百分之十六。乔•贝尔登本人都对自己的预测准确度信心满满，还发表了一个声明：“周六，得州选民很有可能将林登•B.约翰逊送去华盛顿，做他们的参议员。”重要城市休斯敦的最后一次民调显示，约翰逊支持率达百分四十三，奥丹尼尔百分之二十二，曼和戴斯远远落后，败局已定。“林登•约翰逊正在拉开差距。”《休斯敦邮报》如是说。

林登•约翰逊觉得自己不可能输。奥丹尼尔参选之前，他还是人生第一次有成功的信心。而现在，奥丹尼尔颓势渐显，他再次得意扬扬，如五个月之前迅速沉入抑郁深渊一样，迅速升至极乐仙境。老大志在必得，下属们也是情绪高昂。到访约翰逊总部的一名记者发现，林登的支持者都是“喜气洋洋的，说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些年轻人祝贺的不仅是候选人，还有他们自己，因为大家都能跟着他得道升天。老大得道升天的速度，比他们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快得多。他会成为参议院最年轻的成员，三十二岁的参议员。老朋友L.E.琼斯和拉塞尔•布朗准备驱车前往奥斯汀参加胜利后的庆祝。就连通常谨慎腼腆的候选人妻子，都被兴奋的情绪感染，其实整个竞选过程中，她情绪都很高，因为目睹自己的丈夫好像得到了所有梦寐以求的支持。“哦，我们的那场历险啊，”她后来回忆，“某种程度上说是有史以来情况最好的竞选了……也许是因为年轻，我们从未感到疲倦。团队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们。那是一场属于所有人的竞选：‘我们会赢。’”

但林登•约翰逊即将犯一个错误。

是在最后一刻犯的，就是在选举日当天。那天早上，他在自己幼年时的小屋门口发表完最后一番演讲，像年少时那样亲吻了所有的母亲和老奶奶们，然后在当地投了票，于正午前后回到奥斯汀的史蒂芬酒店，吃了片安眠药，在酒店套房的卧室里午睡，而他母亲就在起居室守着，免得有任何人来打扰他。半下午，他醒来时，听说的都是好消息，早期的反馈都显示他领先于奥丹尼尔，而且差距在稳步扩大。曼和戴斯显然已经出局。他还听说乔治•帕尔和得州南部其他大佬们纷纷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报告他们地盘的选票，他或是亲自或是通过助手告诉他们，一出结果，马上报告。

河谷地带的投票结果报告来了。短短一年前，杜瓦尔县百分之九十五的选票都是奥丹尼尔的，而经过一系列的手段，一年后奥丹尼尔的支持率显然大幅度下降，只赢得了杜瓦尔百分之五的选票，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选票给了林登•约翰逊。他一千五百零六票，州长六十五票。乔治•帕尔言而有信。斯塔县，林登•约翰逊六百一十五票，奥丹尼尔十二票，圭拉兄弟言而有信。韦伯县，约翰逊九百七十八票，奥丹尼尔二百五十七票，神秘的雷蒙德法官言而有信。在这些头领掌控的其他得州南部郡县，投票同样是一边倒：萨帕塔，约翰逊二百七十三票，奥丹尼尔二十一票；吉姆霍格，约翰逊一百一十九票，奥丹尼尔十二票。再换句话说，在这五个一贯统一投票的得州南部郡县，约翰逊得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选票：三千四百九十一票，对奥丹尼尔的三百七十六票。曼、戴斯和另外二十五名候选人只得到了寥寥的散票。

得州南部的其他郡县，只有部分选票，也就是墨西哥裔与黑人的选票可以控制。在这些地方，约翰逊的支持率甚至更一边倒。比如，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墨西哥城”与“黑人城”，一个警区的投票，约翰逊四百一十一票，另外三个主要候选人一共二十六票；另一个警区，约翰逊三百三十八票，另外的候选人一共五十三票。努埃西斯县的墨西哥裔和黑人警区给他的投票超过其他所有候选人的总和。河谷地带的差距稍微小点，因为今年本来没有安排任何全州范围的选举，人头税没交那么多，但比例还是很惊人了。整个得州南部的选票情况如下：杰拉尔德•曼五千零九票，马丁•戴斯五千二百五十票，W.李•奥丹尼尔五千三百六十四票，林登•约翰逊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三票。

州长在河谷地带的拥戴下降得那么突然、那么彻底，甚至让已经很熟悉那里投票情况的政客都感到震惊。“看到杜瓦尔和斯塔县这些腐败的烂坑发回的结果，真是恶心至极，”其中一个说，“金钱收买了每一张墨西哥裔选票……”甚至还有些河谷地带思想比较独立的人也就此发表了评价，一个说：“只要他们能办到，无论什么地方，都是让墨西哥裔全体投票的。”另一个说：“……要是有相关的法律，我认为出于基本的礼貌，斯塔县和杜瓦尔县都应该打开票箱，审查选票。大多数选民都不认识英语，所以……他们不知道到底在给谁投票。事实上，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去投票站，选票都是大佬们自己放进票箱的。”卡梅伦县一位见证者说：“这个州遭遇了最严重的情况，比彭德加斯特
(9) 、凯利与纳什
(10) 以及大佬海格
(11) 还要虚伪，还要不诚实。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怎么还能指望诚实正直的人与两袖清风的政府能够生存？”

选举日那天得州南部发来的最初反馈并不像个错误。就只是和其他县的得票相加，约翰逊的总体票数继续稳步攀升。那天晚上九点半，约翰逊领先奥丹尼尔一万三千多票。约翰•康纳利、汤姆•米勒和吉姆•布朗德尔轮流在十六楼统计反馈的票数，约翰逊则从那个房间出来，走到酒店夹层，手里攥着各县法官们报告结果的电报。支持者们把他高高抬起走来走去。他挥舞着电报，胜利地欢呼着，疯狂地庆祝着。

的确有庆祝的理由。他已经走了这么远，而且走得这么快，这个丘陵地带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似乎就要在三十二岁问鼎美国参议院的宝座了。仅仅十年前，他才提着借来的箱子前往华盛顿，没有暖和的衣服，也没钱买，学历不高，身无分文，住在地下室，是议会一千个秘书中不起眼的一个。现在，他自己已经是个众议员，即将成为最年轻的参议员。就算他担心自己和祖辈父辈一样无法长寿，但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就能攀上高位，似乎还有很多时间走下一步，登上权力阶梯的最高一级。那天晚上，他和对手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依旧可观，米勒市长正在准备一份声明，说自己会竞选“参议员林登•约翰逊”空出来的众议院位置。现在已经统计出百分之九十六的选票，“约翰逊领先五千一百五十二票，胜局已定”，第二天早上的《休斯敦邮报》登出这样的标题。《达拉斯新闻报》说：“只有奇迹才能让FDR的宠儿落选。”“拿着小相机到处咔嚓咔嚓”的“小瓢虫”说：“大家都宣布他赢了。《达拉斯晨报》都开始登载他的各种照片，‘六岁的林登……’我们都在讨论下属人选了。”

然而，在得州，并非所有选票都是选举日那天统计的。

当然，城市的投票是在当天统计的，一九四一年，大多数得州城市都在用投票机了。虽然广大农村地区基本上还是人工纸质投票，大部分的农村选票也是当天统计。不过，在全州范围内的选举中，一些农村警区的结果通常要等到选举日后几天才统计出来。在某些情况下，不仅是因为这些选区的偏远，也不仅因为一些区域的县法官没有电话，无法及时打给得州选举办公室。

得州政治高层基本都知道哪些警区可以收买。这些地区的县法官被收买之后，只有出资人亲口告诉他想要多少选票，才会把选票数报告给选举办公室；这些地区的法官拿着锁得一点也不牢的票箱（钥匙也在他手里），回到家，私下里悠闲地数数票（必要的话再加点新的进去），肯定不会有人发现，就算发现了也没法证明他到底干了什么。除非一场选举受到质疑，选票是不会进行审查的；就算提出质疑，正如一位政客所说的：“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阻止它们（一些农村警区的选票）被审查。”如果一个票箱被送到选举办公室时，底部已经被撕破，里面一票都没有，法官可以赌咒发誓，说他往办公室送选票箱的时候，还是完好无损的，肯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意外破了。

在差距较小的选举中，警区的结果可以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改变，所以得州政治中一条基本规则就是，不要太早报告那些重要警区（就是你可以控制结果的警区）的结果。要是你报告了总数，对手就知道需要多少票能打败他，在得州，能买到这些选票又很容易。就算法官已经把警区的结果报告了上去，只要没有正式公开确认，都是可以改的，就说算错了。约翰逊却违反了这个规矩，也许是因为过分自信，也许是因为情报网向他保证，主要对手奥丹尼尔没有做任何改变投票的准备，现在改变也很难了，因为除了在得州南部，其他地方的“职业政客”他都得罪了个遍，得不到那些县法官和治安官们的合作。但尽管如此，选票还是会改变。

改变的原因和林登•约翰逊毫无关系。

奥丹尼尔的竞选经理威廉•罗森诉说了接下来的事情，而约翰逊的竞选人员、与此事没有关联的政客以及政治观察家们也确认了这个说法。选举之前的一两个星期，州长越来越焦急和疯狂的竞选承诺，让一些保守派的商业游说者警惕。他们是长期在幕后操纵得州政坛的力量，也是奥丹尼尔一直以来的秘密支持者。他们怕他继续承诺增加津贴，会导致石油、硫和天然气产业增税。“他一直是跟他们一起的，”一名观察家说，“但他的行为实在太不可预测了，他们不能确保能一直控制着他。”另一个说：“奥丹尼尔不是个特别靠得住的人，你根本预测不了他的行动！他们都很害怕他。他就是未知数。”

奥丹尼尔在竞选中做的一个承诺，让商业游说者们的担忧进一步加深。这个承诺是针对制酒业的，也是得州的大产业。“老爹”的很多信仰固然真实性可疑而且随时在变，有一点是非常清楚、不可动摇的：他坚信酒是魔鬼的武器。就连亲朋好友偶尔喝一杯都不允许。“他是个偏执狂热的禁酒主义者，”州务卿罗森说，“我总是小心翼翼，绝不会带着酒气去上班。”之前，奥丹尼尔需要找个一定能起作用的议题唤起他那些农村原教旨主义支持者的热情，于是在六月六日开始攻击“泡吧”的行为，说“年轻优秀的士兵沉醉其中，渐渐堕落”，于是递交了一项法案到议会，申请禁止在任何军事基地方圆十六公里内的范围销售啤酒或烈酒。而全得州正是军事基地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时候，为啤酒与烈酒制造商创造出一个包含成千上万年轻士兵的巨大市场。这项法案无疑是很大的威胁。得州酿酒商协会（国会大道上普遍的叫法是“啤酒公司”），代表了行业巨擘珍珠啤酒公司、二百多家较小规模啤酒制造商以及一些高度酒公司，其游说团队长期以来已经在奥斯汀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在这样一个禁酒主义思潮盛行的州，他们的生意还能一直蒸蒸日上。他们本以为，很容易就能让奥丹尼尔的提议作废，但距离竞选结束仅剩十天，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们不免忧心。竞选开始之前，得州控酒理事会的主席职位空缺了出来，这个委员会只有三个成员，却对整个得州酒业执照的发放拥有很大权力。州长指派了一个强硬的禁酒主义牧师去填补这个空缺。游说者们调动整个州议会，拒绝确认对牧师的任命，还拒绝了奥丹尼尔提名的其他人，所有这些提名的人好像对监管得州酒业都没什么兴趣，更想终结整个得州的酒业，其中包括了得州反沙龙联盟的会长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原会长。然而，选举前的十天，奥丹尼尔成功让他的第五个提名人上任了，此人也是个禁酒主义者。委员会很快会出现另一个空缺，如果奥丹尼尔继续成功让另一个禁酒主义者上位填补，这个委员会“基本就可以终结这里的酒业了”。同样重要的是，奥丹尼尔的胜利提醒了“啤酒公司”，这么强势的州长也可能会成功推进禁止军事基地周围卖酒的法案。“这就关系到数百万美元了，”罗森说，“他们必须把他从州长的位子上弄下来。”

游说者们本来以为，问题很快可以解决，奥丹尼尔当选参议员去了华盛顿，他们再确保把副州长可卡•史蒂文森扶正就行了，这位仁兄酗酒一辈子，是“啤酒公司”和其高度酒伙伴的盟友。现在，奥丹尼尔似乎要输掉竞选了，不过只落后五千票，这些权大势大的游说者们发现，消除威胁并不难，而且林登•约翰逊还这么快正式公布了自己的选票，让他们准确地知道奥丹尼尔需要多少票能打败他。

选举日的午夜之后，约翰逊正在史蒂芬•F.奥斯汀酒店的夹层被大家抬着游行，欢呼声响成一片，而街对面的德里斯基尔酒店却进行着一场安静的会谈。据一些报告说，会议实际上的主席是埃米特•R.莫尔斯，原得州众议院议长，现在为酒业利益集团做代理人；其他关键人物包括啤酒公司的游说者和十五名得州参议员。周日，一些人从奥斯汀离开，去拜访已经把选票箱悄悄带回家的县法官们。

约翰逊还犯了个错误，让他们更容易做手脚了。就像林登很少过分自信一样，这个错误也不该是他犯的，而正因为这次的过分自信，他才犯了这个错误。这个错误直接违背了他成年生涯的基本原则，违背了贯穿其中最一致的主题：“如果你真的尽了一切努力，那就一定会赢的。”从大学毕业后的十年里，他都一直遵循着这条铁则，无论会付出什么代价。十年来，不管多么筋疲力尽，不管个人的尊严与骄傲丧失到什么程度，他都顾及方方面面，做好了一切预防措施。一九四一年的竞选，当然是他成年以后很不同寻常的一次经历（除了奥丹尼尔宣布参选，他恐慌发作的那短短的一段），只有这一次，他一直是情绪高昂而乐观的；经过小半辈子的如履薄冰与焦虑担忧，只有这一次，他过分自信了。而这种过分自信，让他忽略了一个很基本的地方，没做预防措施。

他已经在这上面吃了亏。圣安东尼奥的西区给他的投票比其他二十八个候选人加起来都多，但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投票总数特别少。墨西哥贫民窟的一些票仓按照承诺，让他遥遥领先，比如：一百零一比六；一百一十五比四；一百六十九比三。但在大多数警区，总共能有三百甚至更多票的，却只有一百来张选票。墨西哥贫民窟总体统计，他与奥丹尼尔的得票是三千零五十八比一千一百一十。但他们承诺给他的，比三千票要多得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疏漏？候选人就算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选举日那天仍然不能疏忽，他要派人，他绝对信任的人，能为他全心全意卖命的人，在当天奔波于各个投票站，驱车一个警区一个警区地跑，监督工作人员，看着他们把一车的选民带到投票站，再催促他们赶紧出去带另一车过来。从投票站开放到关闭，都要一直这样。这才算是付出最大的努力。而约翰逊的竞选总部几乎没有一点这方面的行动，完全依靠奎尔的人和“城市机器”。奎尔倒是尽了全力，但是组成“机器”的副警长和其他掌控西区票箱的官员们，就没那么尽心尽力了。他们拿到了约翰逊的钱，约翰逊却没有拿到选票。事实上，他们把钱拿了，还把发钱的人嘲笑了一番。西区一个领导小弗兰克•H.布西克后来告诉约翰逊，竞选期间，“我经过你总部好几次，发现充满了扬扬自得的气氛”。布西克在警区招了九个人帮约翰逊办事，“过去十五年来一直确保西区按照指示投票的人”。但选举日那天，那些领导竟然只“慷慨大方地给了他们总共五美元，做这么大个警区和志愿者工作的开支。结果，大多数人觉得很反感，直接回家了。我知道你有很多朋友要了大量资金说要支付选举日那天的必要开支，但坦白说，约翰逊先生，我觉得这些钱没花掉。竞选开始以来，好些人（当地的选举官员）都得意扬扬地说，他们赚了点钱。”

选举日那天，这个疏漏看上去并不重要。圣安东尼奥的结果公布时，约翰逊正遥遥领先。而且，在白人聚集区不受欢迎的他，竟然赢得了贝克萨尔县，真是个伟大胜利。但现在，这个疏漏变得重要起来。

更为严重的是，另一个被他忽略从而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基本方面，这也很不符合他的性格。在那些充满欺骗与阴谋的县，唯一避免投票作弊的办法，就是派人到那些县的投票现场，确保只有选民往票箱里放选票，没有人违反法律当场给选民下指示，当地没有政客在选民投票时盯着他。还要确保警区投票结束时，法官先报告了确切结果，再把票箱带回家。有必要派人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持续个一两天，等到第一轮结果出来，再等到确切的官方结果也出来。约翰逊觉得自己领先优势很明显，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在南得州（这个地区也已经转向约翰逊的阵营了）之外，奥丹尼尔没有任何人员组织，不认识选举法官，没法作弊（而且他也知道曼是不会作弊的），所以，除了极少数的地区之外，约翰逊没有采取这个预防措施。而在那极少数的几个派了人的地区，周六晚上选举法官报告了总数之后，那些人就接到通知，可以回奥斯汀一起庆祝胜利了。

周日晚上又多数了八千五百票之后，约翰逊仍然领先奥丹尼尔四千五百多票，十六万七千四百七十一票比十六万二千九百一十票。曼有十三万两千九百一十五票，戴斯是七万六千四百一十四票。超过百分之九十六的票数已经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票了，所有的几乎都在马丁•戴斯的东得州国会选区，是戴斯的主要票仓。“除非出现奇迹”，得州选举办公室的经理罗伯特•L.约翰逊宣布，否则林登•约翰逊铁定当选参议员了。

但对手那边已经快做好周一的安排了。德里斯基尔酒店一个套房里有四个做此安排的重要人物，他们一整夜都在打电话。周一快要破晓时，其中一个打了最后一个电话。他首先对接电话的人表示抱歉，然后说：“只是想跟您说一下我们的计划。州长将成为参议员……”

奥丹尼尔本人和这个安排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在周一早上，那边也通知了他。他又通知了自己的助手。其中一个说约翰逊现在还领先几千票，州长说：“嗯，这也改变不了什么。”“奥丹尼尔身边人脸上沮丧又焦虑的表情”突然间消失了，《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的文章写道。到周一中午，该报报道：“消息都传开了，‘老爹’当选了……参议院都闹开锅了。”整个首都都在窃笑，等着看林登•约翰逊怎么收场。

约翰逊和助手到最后才得到消息。周一中午，约翰•康纳利还在往外发获胜电报。他致电华盛顿的一位朋友说，虽然结果还没有得到官方的公布，但“选举办公室承认，除非奇迹发生……我们应该已经获胜了”。

那天，约翰逊本人正在阿尔文•维尔茨那绿树成荫、宽敞舒适的后院门廊上享受人生。两个人很放松很开心，从高脚银杯里啜饮佳酿，而唯一在场的第三人“小瓢虫”则在给他们录像，准备自制影片。

他们可能就是在那个门廊上得知消息的。那条影片中的维尔茨接到电话，听着那边讲话，片刻之前还轻松自在的表情，刹那间变色了。不管消息是怎么来的，一来便如山倒，迅捷无比。

周一早上九点，选举办公室的职员开始拆信，有的是电报，有的是专递，是那些周六或者周日没有统计的选票反馈。很多邮件都是来自得州东部县市的，而东得州几乎每封邮件上的数字，都剧烈地扭转了之前的趋势。按照之前来自那个区域的结果，该区的议员马丁•戴斯自然是领先的，另外三个主要候选人远远落后了。而新来的这些结果中，戴斯的得票比例大大下降。他的那些票没有被曼拿去，也没有被林登•约翰逊拿去，几乎全都给了“老爹”奥丹尼尔。

比如，谢尔比县本来是戴斯的强大票仓，周六晚上该县送来的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一共两千两百七十五票，戴斯得到了一千零四十票，百分之四十六，几乎就是其他候选人的总和。奥丹尼尔得了七百七十九票，百分之三十四；约翰逊二百四十一票，百分之十一；曼二百一十五票，百分之九。但现在谢尔比县又多报了二百五十六票，大多数都是来自之前已经报告过的警区，但戴斯的表现远没有之前那么好。“新增”选票中，他只得了八十二票，不是百分之四十六了，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约翰逊和曼也不怎么样：曼得了六票，百分之二；约翰逊特别糟糕，新选票中只有三票是给他的，百分之一。奥丹尼尔在初期反馈中得到百分之三十四，新增选票中则得了百分之六十四，就是最后这二百五十六票中的一百六十五票；一百六十五票比林登的三票。因此，选举办公室将谢尔比县的新数据统计起来之后，约翰逊的领先优势就减少了一百六十二票。马什的《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后来语气苦涩地评论道，尽管“这些最后的选票是来自同样的县，同样的人”，他们之前都投过票了，这些“迟来的”选票中，“奥丹尼尔的得票率大大超过约翰逊，是他的十六倍”。

牛顿县的新结果也来了，继续翻盘。这个县新增了五百五十六票。戴斯在其中所占比例更小，剩下的选票又几乎都给了奥丹尼尔。因此，在牛顿县的新增选票中，州长以一百六十八票领先约翰逊的三十票；约翰逊的总体领先优势又减去了一百三十六票。其他东得州迟来的结果中，这样的场景反复上演。这个区有些县已经在周日报告了，尽管还不算完全官方，但已经可以称之为“完整”的结果，所以不能有太大的改动。但现在，这些县的官员寄来了信件或电报，送来了“官方”的书面结果。很多书面的数字都和电话里说的不一样，而且都对约翰逊不利。约翰逊在安杰利卡县的选票比之前电话报告的少了三十二票；奥丹尼尔在哈丁县多了六十九票，在科罗拉多又添了八十五票。随着一个个县纷纷上报，约翰逊的领先优势正在一去不回。在新墨西哥掌管一个联邦法庭的吉米•奥尔雷德给卡萝尔•基彻打电话。“我在听收音机，”他说，“他们正在东得州作弊呢！”

约翰逊对此的反应是，他也要作弊，重回领先地位。他给杜瓦尔公爵乔治•帕尔打电话，请他给自己更多的选票，但帕尔拒绝了。他后来告诉朋友们，自己是这样回复的：“林登，我进过联邦监狱，不会为你二进宫。”约翰逊从几个大票仓争取到一些“更正后”的选票，比如奥斯汀多给了他二百二十六票，但已经无力回天了。他的最大票仓是南得州。因为他的错误，南得州已经送来了官方数据，再也做不了什么了。东得州现在变成奥丹尼尔的了，因为正式数据还没送来，所以“老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约翰逊想要努力增加自己的票数，狡猾的对手看在眼里，继续把关键县（比如东得州腹地的特里尼蒂）的数字压住不发，看最后需要多少。不管约翰逊新增了多少选票，他们都能增加更多。

林登•约翰逊从维尔茨的门廊赶回总部，整个周一都守在电话旁边，而几乎每一次铃响带来的都是坏消息。奥丹尼尔开始翻盘大概是从周一中午开始的，当时约翰逊还领先四千多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优势尽丧：到晚上七点，“老爹”已经落后不到一千票了。但大概只剩五千票没统计了，肯定是四个候选人各有所得，他能坚持下去吗？较晚的时候，东得州的安德森、卡斯、帕诺拉、雷富希奥和范赞特等好几个县几乎同时上交了它们的“官方”数据。这些数据统计完成后，约翰逊只领先七十七票了，而还有一些东得州县没有上报。奥丹尼尔清楚周二会是什么情形，一位记者为他读了晚上最后的数据，州长微笑着说：“嗯，看着不错啊。”约翰逊也很清楚。沃尔特•詹金斯想安慰他，跟他说现在还是领先的。“大势已去。”林登•约翰逊回道。丹•奎尔比较理智，他说：“他（奥丹尼尔）收买的选票比我们多，就这么简单。”但有些下属运气不好，被沮丧的约翰逊当成发泄怒气的对象。其中之一是迪克•沃特斯。那天晚上，他要带妻子出去吃晚饭，两人离开史蒂芬•F.奥斯汀酒店的时候，恰恰和约翰逊狭路相逢。沃特斯只是个初级选举助手，没有责任也没有权力去确保选票不被改变。然而约翰逊却把此事怪罪于他，“尖叫着，大吼大骂着，像他通常那样疯狂地挥舞着手臂”，他就那样当着沃特尔斯妻子的面，恶毒地谩骂他。十五楼的候选人套房里，玛丽•拉瑟头发凌乱地坐着，面如死灰，努力想对着“小瓢虫”的相机挤出一个微笑。约翰•康纳利则在抽泣。他们的预感在周二变成了现实。那天早上，选举办公室一开门，更多的“准确数据”就来了。周二结束时，奥丹尼尔领先了一千多票；官方最终的统计结果是他十七万五千五百九十票，约翰逊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九票，相差一千三百一十一票。

林登•约翰逊的失败，是因为政治上的意外。打败他的，不仅有对手的朋友，还有对手的敌人。奥丹尼尔赢得了参议员的位子，不是因为那些人想让他做参议员，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他做州长，因为他们想让他赶快滚出得州。但拱手让这些人夺走胜局，就是约翰逊的错了。他已经筹谋计划活动了十年，努力了十年，日日夜夜，无论平时还是周末，都在努力，做了“一切”，十年来，他都赢了。

他就放松了这么一天，结果输了。

(1)
按照美国的选举法，州或者全国的选举，首先是进行初选，再在初选中得票相近的领先者中进行决胜选举。

(2)
《我的邦妮》（
My Bonny
）是欧美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首英文民歌。其中有句歌词是“请把我的邦妮还给我”。

(3)
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是美国幽默作家，也是有名的电影演员、专栏作家和电台评论员，其朴素的哲学思想和揭露政治黑暗的做法广受美国人民爱戴。一九三五年与飞行员威利•波斯特（Wiley Post）一起坐私人飞机飞行时，飞机起飞后不久坠机，二人同时罹难。

(4)
“黄金律”（Golden Rule）：泛指宗教或哲学思想中对待他人的一些原则。在这里应该指的是《圣经》中耶稣的教诲：你要他人怎样待你，就要这样对待他人。你愿意别人给你做的，你要照样给别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

(5)
这笔钱最后的用途不太清楚。詹金斯说马什用在了报纸广告上。“但这笔钱不该这么用。”马什的私人秘书玛丽•路易斯•格拉斯说这位出版人从詹金斯那里拿到钱之后就交给了她保管，“我就放进了一个白色网袋。钱装进去胀鼓鼓的。在我手里拿了有两三天。”她说马什把钱要了回去，是拿去做电台广告而不是报纸广告了。——原注

(6)
所有这些县用那个年代得州政坛的说法，整体被称为“河谷地带”。——原注

(7)
杰伊•库克（Jay Cooke）：美国著名银行家，因为在南北战争中帮助政府出售国库券而名声大振。

(8)
吉米•海因斯：又名詹姆斯•海因斯（James Hines），美国纽约职业高尔夫球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获得了很多冠军，名扬全国。

(9)
彭德加斯特（Pendergast）指的是美国政治操纵者托马斯•约瑟夫•彭德加斯特，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掌控着密苏里的堪萨斯和杰克逊县。掌权时和罪犯结盟，极尽虚假作秀，背后弄权。

(10)
凯利指的是爱德华•凯利（Edward J. Kelly），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七年的芝加哥市长，他和芝加哥的政治人物帕特里克•纳什（Patrick A. Nash）一起铁腕弄权，控制联邦和地方的工作，操纵选票，他们的体系被一些人称为凯利-纳什政治机器。

(11)
大佬海格是指弗兰克•海格（Frank Hague），美国民主党政客，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七年一直是新泽西泽西市的市长，还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担任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很多人都了解他的腐败与专横。

•35•

“我想见林登”

一九四一年五月，弗兰克•罗斯福的忠实追随者莫里•马弗里克失去圣安东尼奥市长职位时，总统给马弗里克十六岁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安慰他不要为父亲的失败感到难过。“我知道他很沮丧，但因为我了解他，所以也知道，他私下里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可以持久的，可以流传的。林登•约翰逊也是这样……他所坚持的事业最终会获得胜利。他会这么说，他父亲会这么说，我也这么说……暂时的失败没有任何意义，只要我方能赢得最后的战斗。”

罗斯福写下“我方”，并坚信着这就是林登•约翰逊所在的一方时，约翰逊已经加入了另一方，激烈反对新政的圣安东尼奥城市机器，就是它们打败了马弗里克。罗斯福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一直被蒙在鼓里。对于约翰逊与新政敌人在得州秘而不宣的结盟，他连一点清晰的概念都没有。

尽管如此，同情落败的政客（甚至是对他们的宽容）并非富兰克林•D.罗斯福身上明显的品质。不止一个国会山上罗斯福的支持者发现，如果输掉了寻求连任或者想要进入参议院的尝试，之前那个脸上有着亲切和蔼微笑的总统就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管他对罗斯福和新政的忠诚有多深多广。其实，在林登•约翰逊之前担任新政在得州代表团中线人的W. D.麦克法兰就遭遇过这样的命运。一九三八年，罗斯福专门代表他出现在竞选现场，结果他还是输了，失去了议员的席位。后来他请求总统，如果联邦电力委员会、联邦通信委员会或者联邦机构里“有任何空缺都请记得我”。罗斯福根本没记得他。麦克法兰接到了联邦任命，低阶的临时任命，在跟丹尼森大坝有关的司法程序中担任检察长特殊助理，而且这还是山姆•雷伯恩出来说情的结果，他看在麦克法兰曾经是得州议会那群人民党一员的份儿上，帮了这个忙。白宫的助手们都在想，罗斯福这么支持约翰逊，他还是输了，总统会不会觉得脸上无光，会做出什么反应。

他们的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落败以后，林登•约翰逊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寄去一封两段话的短信。

先生：

上周，在得州如火如荼的天气与竞争中，我说过，我很高兴被称为“挑水工”。如果我们的总指挥喉咙或灵魂感到干渴，需要支持，我随时愿意挑一桶水给他。因为你已经给了我无与伦比的支持。

没能在领导之路上晋升的人，是他自己的错，不是您的。

真诚的，

林登

在这封信的空白处，是罗斯福的亲笔：“沃森将军，我想见林登。”

两个人见面后的那天，约翰逊给南•霍尼曼写信：“今天和领袖见面了，聊得非常愉快。”他的愉快可以理解。总统之前问过科科伦，他可以做点什么让林登高兴起来，还接受了科科伦的建议：罗斯福将在八月肯塔基列克星敦民主党青年党员全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科科伦建议总统携林登一起出席。罗斯福听从了。约翰逊来见他的时候，总统告诉他，已经安排他在自己之前先发表一个演讲。这位年轻议员的落败，反而让罗斯福对他的“特殊感情”愈加强烈起来。他输是输了，这位年长之人却帮他安排了人生第一次全国性场合的亮相，这可是他期盼已久的。

约翰逊为落败找的借口，是别人作了弊，而罗斯福全盘接受了这个借口，还拿这个开玩笑，对他说：“林登，你们得州人显然没有我们纽约州有经验，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选举结束时，你得坐在选票箱上。”

有关一九四一年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林登•约翰逊帮的最大的忙，不是在竞选之中，而是竞选结束很久以后。

一九四二年七月，国税局探员在检查布朗&路特公司账本时，联想到其他事务，对给予公司高层的大笔奖金和多笔“法务费”产生了怀疑，开始顺藤摸瓜，去查找资金去向，这条藤蔓通向了林登•约翰逊的竞选。

税务顾问之前就跟布朗&路特说过，公司的竞选捐款不是可以减免税收的商务支出，但布朗&路特却通过数十万美元的“奖金”和“法务费”减免了税收。国税局探员现在怀疑，这些实际上就是巧借名目的捐款。更为严重的是，就算只计算目前所怀疑的款项，以林登•约翰逊从该公司的大量筹款，布朗&路特潜在的财务责任（补交税款、相关的罚款和利息）也是巨大的；这还不算，随着国税局加紧调查，扩大范围，危险就不仅是财务责任那么简单了。探员们开始怀疑，布朗&路特如此公然地通过这些途径来偷税漏税，是否构成欺诈政府；而如果一旦税收欺诈罪名成立，是要量刑坐牢的。一九四二年秋天，用该公司的代理人爱德华•A.克拉克的话说，布朗&路特的高层都知道，“他们在国税局那儿有大麻烦了”。

那个接受竞选捐助的人也有麻烦。如果那些罪名跟他的竞选捐款有关，哪怕只是相关部门向外界透露可能量刑，都是一场公关的噩梦。按照《反腐败法案》的规定，单个候选人在竞选中的花费不能超过两万五千美元，而要是他花的这数十万美元的金额被透露出去了，这个丑闻涉及的方方面面，很可能终结他的政治生命。

调查了大概四个月，所有相关方都觉得，凭着约翰逊在白宫的关系，最后必定是有惊无险。布朗&路特让阿尔文•维尔茨做此事的代理人，但就算是原内政部长也不一定赢得了这个案子，公司真正依靠的是约翰逊。“他们雇维尔茨来处理国税局的事，因为他们知道约翰逊会参与帮忙此事。”克拉克说。

约翰逊没有逃避责任。他已经想好了解决问题的“一条线策略”。第一步是说服约翰逊与总统之间的联系人，小詹姆斯•H.罗，告诉他国税局对布朗&路特的调查关乎政治，是效忠加纳-杰西•琼斯集团的国税局得州官员授意进行的，目标是切断新政在得州重要的经济支援。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但凭着林登•约翰逊的三寸不烂之舌，要说服对得州政治一无所知的听众并非难事。欣赏并且相信约翰逊的罗对他的话照单全收。他后来回忆：

（一九四二年夏天）我给总统送去一份备忘录，告诉他国税局正在得州上下针对“我们的人”搅弄政治风云……

我给总统送去的这份备忘录中说，他们的目标是“支持连任三届的人群”，在得州帮了我们忙的人。国税局的人正在出入所有的银行，找各个律师，核查政治捐款，要是不阻止的话，我们在得州就没朋友了。

罗后来告诉格蕾丝•塔利，总统回复了这份备忘录：“我想总统肯定是跟马尔文•麦金太尔谈过此事了。麦金太尔给约翰•沙利文（国税局局长助理）打了电话……”罗想当然地觉得这事结束了。

但没结束。调查涉及的给约翰逊的竞选捐款数额太大，捐款时又没有怎么多加掩饰，做得太明目张胆了。

他们又在沙利文的上级，国税局局长盖伊•T.黑尔弗林身上下功夫，华盛顿的内部人士都知道，这位是“总统在国税局的人”。是约翰逊亲自去找的黑尔弗林，说辞不变，请他终止调查。但黑尔弗林的上级有着不可动摇的正直诚信，约翰逊的努力失败了。国税局是隶属于财政部的，而财政部长是小亨利•摩根索尔，新政中的投机分子都痛恨他，因为他始终坚守法律，不可动摇。摩根索尔宣布，调查会继续进行。

罗回忆，现在，“布朗兄弟开始担心了……约翰逊也是”。他说，约翰逊“有麻烦了”，他本人也清楚这一点。一九四二年十月，维尔茨和乔治•布朗来到华盛顿，和约翰逊商谈此事。接着约翰逊和布朗又找了罗。约翰逊和罗都知道，他们现在是走在多么薄的一层冰上。罗被邀请到布朗&路特在华盛顿谢里登地区
(1) 的别墅，他回忆，听说要讨论的主题之后，“我说：‘我跟你们到街上去说。国税局可能已经监听了这房子。’”于是这三个高个子年轻人，新晋百万富翁，总统的顾问，以及未来的总统，就这样站在华盛顿的大街上谈话。

“约翰逊很担心。”罗回忆。他反复重申，调查就是政治迫害，是报复他对罗斯福的支持，请罗采取进一步行动终止调查。罗也努力了。他亲自去见黑尔弗林，讨论了此事：“只有我们两个，哦，不，不对，他还找了个证人，他们办事情总是这样的。但我说：‘管他的，我该说什么就说吧。’他说约翰逊已经找过他请他终止调查了。‘嗯，我做不到啊。我倒是想，但局长（摩根索尔）不许。’”

罗一直是“自己”去办的此事。现在他知道，需要更上级的人插手了。十一月二十日，他试图让摩根索尔的上级注意此事，送了一份表面上写着收件人格蕾丝•塔利的备忘录去白宫。“黑尔弗林暗示说他能不费吹灰之力，很妥当地解决得州的问题；但如果摩根索尔最后会插手进来，黑尔弗林是不会出手的。要是总统能让黑尔弗林去解决此事，而且会给他撑腰，他会行动的。”显然，摩根索尔的上级关注到了此事。罗说：“接着我——要是没有罗斯福的说明，我是做不到的——我去见了摩根索尔，当时心里想：‘罗，你得机智一点啊。’摩根索尔什么都会录音，这事大家都知道。我就只是淡淡地提了那么一句，说出来之后看他怎么说。他也没说什么。我就走了。”

摩根索尔可能没有跟罗多说，但这位部长还是发布了命令。几周之前，摩根索尔的一位助手让国税局探员暂停对布朗&路特事件的调查，等待进一步通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罗找了摩根索尔之后不久，上面就让负责调查此事的探员E.C.沃纳把布朗&路特的案卷送到华盛顿。于是他用专递送了过去。那之后不久，沃纳和国税局在得州与路易斯安那的负责人，特别探员詹姆斯•M.库纳尔就被召到华盛顿，和国税局高级官员们见了面，沃纳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些官员“让我详细解释了涉及欺诈的部分和引起怀疑的部分”。第二天，他们又把他找去，给他下了命令，沃纳说：

调查要继续，动作要快，但也要全面。不能去找任何外部人士，只能从内部进行调查。找到任何可疑之处都要向他报告。我们的调查要讲究方式方法，客气一点。（国税局副局长诺曼•D.卡恩）说这不是在批评我们任何人。

一九四三年，国税局开始接近林登•约翰逊参议员竞选资金背后的真相。

一月二十二日，参与其中的六个探员在达拉斯开会，商定了战略战术。其中几个立刻去了布朗&路特的休斯敦办公室，开始全面审查公司的记录。还有几个就去了银行，开始检查布朗&路特一些高层的存取款记录。剩下的就是开始调查这些高层，看他们的描述是否符合记录。

探员们这次调查的大笔资金是总共十五万零八百美元的“奖金”，布朗&路特的财务主管和四位副总裁分别收到了一些。根据公司账目上日期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条记录，这些奖金是当天开会时决定发放的。但现在联邦探员找到了布朗&路特原来的一名记账员，罗伯特•C.霍恩，在得州麦克艾伦对他进行了质询。霍恩告诉探员，账本上记的日期不对，这些奖金实际上不是一九四一年发放的，而是一九四〇年。探员们进一步调查，得出结果后，沃纳给上级们写报告说：“手里握着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很多以奖金名目发放的资金可以构成欺诈。”探员们还发现，布朗&路特还给低阶一些的人员发放了小笔的奖金，总数达到两万四千美元。他们拿到这些人银行流水的原件和复印件，沃纳报告说他和他的人正在追踪这笔钱最终的去向；他们已经发现而且拿到了一张两千五百美元的支票，是进入约翰逊的竞选账户的；那两万四千美元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应该是用在了（约翰逊的）参议员竞选上”。

这是国税局卷宗里编号S.I.19267-F的案件，他们对案件的调查越深入，就发现了越多有问题的转账汇款。国税局的探员们认为，布朗&路特有些资金转到林登•约翰逊总部的途径非常迂回隐蔽。事实上，有的根本没有经过布朗&路特，而是从子公司之一的维多利亚砂石公司转过去的。比如，付给一名休斯敦律师埃德加•蒙特斯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的“法务费”，就不是布朗&路特，而是维多利亚砂石公司出的。而且，他们认为，该公司还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来掩盖这笔资金的最后去向。蒙特斯给了其中一万美元给合作伙伴A.W.巴林作为“利益分红”，接着巴林又把这一万美元转回给蒙特斯。蒙特斯写的支票也不是直接给约翰逊竞选的，而是帮竞选团队付了欠电台和印刷厂的钱。蒙特斯把剩下的两千五百美元转交给另外一个律师，通过这个律师再把钱送到竞选团队。有些资金的流向比较难追踪，因为一开始也许是支票，但很快就变成现金。比如，小J.O.科尔文拿到维多利亚砂石公司五千美元的支票，立即兑现，把一半的现金装进信封，直接寄给约翰逊的竞选总部。探员们还认为，有些钱一开始就不是支票而是现金：布朗&路特的副总裁J.M.德林格尔负责的一个“小额备用现金”基金有大笔相关的支出。

在追踪多笔布朗&路特捐款的过程中，国税局探员遭遇了布朗&路特高层和相关律师的回避与否认。林登•约翰逊本人当时没有被质询，因为华盛顿命令不能去调查任何“外部人士”。（多年后，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要写一系列相关专栏文章，这件事面临曝光的危险。有人向约翰逊询问蒙特斯给他的竞选捐款的事，约翰逊直截了当地否认自己从他那里接到过任何资助。他还说自己从没听说过蒙特斯其人。然而，正如皮尔逊写，“蒙特斯的父亲是原休斯敦市长”，在得州政界是位“著名人士”。）但探员们深挖公司和银行的记录，发现了相关的支票和选举账单，进行了复印，揭露了一些事实，与布朗&路特高层以及相关律师们的否定背道而驰。

探员们找出了以蒙特斯“法务费”为基础进行多笔转账的记录和支票，其中包括为竞选花费付账的支票。一位国税局探员还去询问了科尔文关于那五千美元奖金的事。探员问他：“你把这笔钱用在政治捐款上了吗？”科尔文回答：“有。”“给谁？”探员问道。“哦，我大概把其中一半捐给了林登•约翰逊的一个团队。”科尔文说。“以什么形式？”科尔文回答他是以“现金形式”寄到休斯敦约翰逊团队的。“那剩下的两千五百美元呢？”探员问道。科尔文回答：“哦，我花了。”但探员们继续从支票上追查。探员说，那剩下的两千五百美元，其实到了布朗&路特另一位高层D.G.杨的手中，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该公司与政客之间主要的“联络人”。用沃纳的话说，这笔钱的转汇“走了非常迂回的路线。科尔文和杨对上述事件的证词都是虚假的”。维多利亚砂石公司还给了兰道夫•T.米尔斯一笔两千五百美元的奖金。根据沃纳的报告，接受他质询的米尔斯“闪烁其词”，但沃纳最终让他口吐真言。

问题118．“你（把钱）留下了吗？”“是的，我存进自己账户了。”

问题119．“就一直放在账户里了？”“嗯，没有存太久，没有。我当然花出去了。”

……

问题125．“那换句话说，就是你把这笔奖金用在了生活必需的开支或者相关的地方，是吗？”“嗯，不能说都用在这上面了。跟我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我把两千五百美元给了竞选，一九四一年的民主党竞选。”

米尔斯最终告诉沃纳，“收到奖金后不久”，他签了一张支票，“给的要么是主席，要么是委员会，要么是约翰逊”。他告诉沃纳，“很确定”支票已经不在自己手里了，但沃纳并不在意这个，他已经握有那张支票的传真，是发给竞选时一位财务主管的。

国税局的探员团队越是深入调查，就越是挖出了更多猛料。之前，有问题的单笔最大资金，是给布朗&路特副总裁W.A.伍尔西的四万五千美元奖金。而沃纳核查了布朗&路特财务主管J.T.杜克在奥斯汀国家银行的账户后，发现了另一张支票，这张支票是布朗&路特建设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的合作伙伴W.S.贝罗斯建设公司签给杜克的，金额是十万美元。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布朗&路特有大笔相关现金与支票支出，探员们认为都是通过某种途径支持了约翰逊的竞选。比如，布朗&路特的一位高层德斯特就告诉一名国税局探员，他兑现了自己五千五百美元的奖金支票，一些带在身上，一些藏在桌子抽屉里，用在了个人的花销上。随着调查的继续，国税局越来越怀疑这个说法的真实性，虽然德斯特一直坚持说，他只给约翰逊的竞选做过一些“很小的捐助，都是十美元或者十五美元之类的”。接着国税局开始询问关于副总裁德林格尔那个“小额备用现金”基金的事。副总裁W.A.伍尔西被问到他是否经常收到德林格尔支票汇款。“不，他是用现金给我的，”伍尔西回答。“他（德林格尔）是不是有个什么基金，现金基金？”探员问道。伍尔西一开始回答：“嗯，我不知道。”但后来又说，“海军航空站那个工程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是有大量现金的。”伍尔西还说，这些钱是布朗&路特的最高层“使用”的。这次质询书面记录的空白处，沃纳写下他得出的结论：“行贿基金。”

七月，国税局探员开始集中调查那十五万零八百美元的奖金。他们安排了对布朗&路特高层的质询，包括赫尔曼和乔治•布朗本人。每场质询将有三名探员在场，还会配一位速记员，记下证人的回答。有的证人相当目中无人。财务主管杜克被问到有没有把一万七千美元的奖金部分捐给约翰逊的竞选，他回答：“没有，一分钱都没捐。我们手里握着这么多联邦合同了，你觉得我们还能冒着坐牢的风险去捐款吗？”杜克说，任何相关的指控，都是“完全的胡说八道”。但有关这些“奖金”最后去向的线索还是纷纷浮出水面。十月二十三日，副总统L.T.博林承认，他给约翰逊的竞选捐献了一笔现金，不过具体金额不记得了，大概是五百美元。不过，一个探员说，他承认付了一些“电台和其他方面的开支”，国税局探员确定，博林开过两张个人支票，一张是一千八百七十美元，给了约翰逊的总部；一张是一千一百五十美元，给了承接竞选印刷业务的印刷公司。布朗兄弟在质询时的回答很符合他们的性格。探员问，布朗&路特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过任何政治捐款，圆滑的乔治爽快地回答：“据我所知，没有。”探员又问了关于政治捐款的问题，他回答：“我们肯定没有授意任何人去捐助竞选。我们知道任何竞选捐助都是违法的。如果任何为布朗&路特工作的人进行了政治捐款，我们都不知情。我当然认为这不是布朗&路特的责任。如果有人归咎于我们，那是不应该的。”当然，他说，别人也有签支票的权利，所以他“不能发誓说没人做过”。
(2) 沃纳后来写道，乔治本人从公司请款两千五百美元，不过，尽管这钱“一定是给了约翰逊的竞选”，但没有追查到。而性格暴躁、顽固不化，从公司请款五千美元的赫尔曼，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的质询记录。但他显然大言不惭地拒绝承认这笔钱“是付给了约翰逊的竞选”，沃纳写道。

一九四三年的整个十月，这些调查都在持续进行。十一月一日，阿尔文•维尔茨从休斯敦发来电报，求见罗斯福，讨论“一件重要事务……看您最早能抽出什么时间”，随即又拍了一封电报给“老爹”沃森：“我斗胆提出这个要求，只因为觉得这件事对我自己和对政府同样重要。”上面批准了他的请求，会面定在十一月八日，维尔茨又致信沃森，说这次会面一定“不能记录”。

显然又有人跟摩根索尔提了此事，结果和之前一样。十一月二日，库纳尔告诉沃纳，他刚刚接到财政部助理部长艾尔莫•L.艾雷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库纳尔说，艾雷传达了摩根索尔的指示：“按照一般办案流程处理此案。”库纳尔还说，艾雷还传达了他自己的想法：“布朗&路特公司这个案件看上去的确涉及欺诈”，那么“如果进入了诉讼流程，应该由政府提起公诉”。任凭维尔茨再巧舌如簧，举出再多有说服力的政治理由，都没法让那唯一可以推翻此案的人去推翻摩根索尔的决定。维尔茨说，总统答应为此案做的最大努力，就是允许“进一步讨论”。

进一步讨论的确是必要的。按照之前的要求，国税局到现在为止还未调查过“外部人士”，但摩根索尔后来的指示已经撤销了这项限制。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探员们迈出了这个方向的第一步。他们开始确认“约翰逊竞选”中可能收到违法捐助的人员身份，调查他们拿这些钱做了什么。十二月六日，他们找了第一个人，是当时竞选总部的一个职员，玛格丽特•凯利夫人。她知道得不多，没帮上什么忙。十二月十五日，他们又找到第二个人，谢尔曼•伯德韦尔。“他什么都没透露。”质询之后，沃纳写道。找第三个人也无所获。赫尔曼•布朗说他把自己的五千美元给了国会国家银行的沃尔特•布雷蒙德，而布雷蒙德告诉沃纳，“他想不起来”到底把这五千美元给谁了。但探员们又安排了第四次质询，这次质询的对象也许能跟他们透露很多。

这个人就是威尔顿•伍兹，大学时期曾经听从约翰逊的话去约会女孩子，好让“白星”控制她们。他为约翰逊写过社论稿件，帮他办过杂事，而且也一直在为这个自己视为偶像的“老大”服务，包括接收和转交资金。

国税局探员沃纳对与伍兹相关的几条记录特别感兴趣。一条涉及一千美元的资金，国税局探员认为，这笔钱是“联络人”杨给伍兹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另外一条涉及金额七千五百美元，是布朗&路特给他的。国税局对这笔钱尤其关注，是因为当时这么一个人事助理主管，月薪才二百二十五美元，公司却给他这么大一笔钱，实在说不通；而且签支票的布朗&路特高层被问到伍兹是不是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做了什么事挣了这笔钱，那位高层回答：“我想不是。”另外，不管这笔钱是为什么支出的，布朗&路特都没有上报。国税局探员认为这七千五百美元跟伍兹去华盛顿特区的一次出差有关。他们想知道伍兹把这笔钱给了华盛顿的谁，是出于什么目的。伍兹被安排接受一场正式的国税局质询，现场会录音，时间定在一月六日。

此时，这个案件已经很大了。调查还远远没有结束，国税局团队暂时计算出的布朗&路特偷漏税金额已经达到一百零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四美元。国税局对此罚款最高可达百分之五十，所以布朗&路特还另外欠政府五十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二美元，总额就是一百六十四万九千九百一十六美元。而关系最重要的已经不是钱了。沃纳同意艾雷所说的“涉及欺诈”，税收欺诈的惩罚和偷漏税可不一样，除了罚款，还得坐牢。而且可能声名扫地的不止布朗&路特。林登•约翰逊也有很多重大顾虑，不仅是可能毁掉政治生涯的公关噩梦与丑闻。要是赫尔曼•布朗、他的公司以及一些员工被判因为资助林登•约翰逊竞选的欺诈罪成立，布朗还会进一步资助未来的竞选吗？赫尔曼的资金，布朗&路特的资金，是约翰逊问鼎权力的核心因素之一，未来，约翰逊还需要这股力量。万一他需要的时候，这股力量已经不在了呢？

必须要再努力一把，促使白宫插手，而且光是维尔茨来努力还不够。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沃纳正在奥斯汀工作，为质询伍兹做准备。维尔茨也没有松懈。罗斯福在海德公园度了个周末，当天回到华盛顿，维尔茨给白宫打电话，请求面见罗斯福。一月六日伍兹接受沃纳质询时，他显然还没跟罗斯福见面。参与质询的还有律师埃弗雷特•鲁尼，国税局在质询记录上写了“关于：从布朗&路特到华盛顿出差中携带的七千五百美元经费”。伍兹“听从顾问意见，因为担心牵连自己而拒绝回答所有关于上述费用的问题”。国税局问到那一千美元的时候，他的回答也一样。沃纳写道，“（当我）给伍兹机会，让他说出其他没有上报的款项”时，伍兹再次“以自己会受到牵连为由，拒绝回答”，不过他说了“在准备从华盛顿返回时，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没问题的”。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林登•约翰逊打电话给白宫，要求面见罗斯福总统。为“老爹”沃森记录下这通电话的秘书给沃森传信，说约翰逊“很焦急，想尽快见到总统。他说这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闲聊”。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三日上午十一点五十分，林登•约翰逊和阿尔文•维尔茨见到了罗斯福总统。当天下午四点半，艾尔莫•艾雷给得州去了个电话。他说，白宫命令他明天上午十点过去，向总统做个关于布朗&路特公司所得税调查的全面报告。

艾雷叫沃纳在他去见总统之前，给他发来关于“一九四一年布朗&路特给林登•约翰逊参议员政治捐款的详细信息”。信息要在他启程去白宫之前到他手上，用缉毒局驻休斯敦办公室的政府电报机来发。报告很明确，比如，列出了那十五万零八百美元的奖金后，沃纳写道：“我们手上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说明上述奖金的发放其实是欺诈行为。”接着报告中列出了详细的取款信息，说明这些奖金都可以直接追踪到约翰逊的竞选活动。比如，兰道夫•米尔斯那两千五百美元，或者“科尔文承认”捐给了竞选的那两千五百美元。还列出了国税局团队认为的充足证据，比如，关于米尔斯那笔奖金，沃纳就写道：“米尔斯已经承认了。我们追踪到了约翰逊的银行账户，将支票进行了微缩复印。”

整整十八个月，国税局的六位探员都一心扑在布朗&路特的调查中，但他们的看法在事件最终的处置上无足轻重。约翰逊和维尔茨是一月十三日面见罗斯福的。那天，一个之前对此案一无所知的新探员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国税局办公室被派往得州，对该案进行“单独调查”。这位新探员于一月十七日到达得州，开始研究这个案子。他动作可谓迅速，三天后就告诉沃纳：“这个案子进行到现在，我认为总法务办公室没有足够的证据进入公诉程序，不过倒是足够罚那百分之五十的款了。”根据沃纳的日记，第二天，这位“空降”探员又确认了自己的想法，并补充说：“他会建议不要对布朗&路特参与的行动提起公诉。”接着他就启程去华盛顿了。

这位佐治亚州的探员还告诉得州探员：“他觉得上面没有理由不允许我们完成一些详细汇报了但还未完成的调查。”但事实上，这调查永远无法完成了。二月十五日，国税局情报科科长W.H.伍尔夫对库纳尔说，上面决定了，根据“现在手里掌握的”事实，布朗&路特案没有足够的证据“提起刑事公诉”，而且“也不大可能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没有必要再进行调查了”。得州的探员们接到命令，根据“现在手上掌握的事实”上交最终报告。

真正投入到这个案子中来的探员觉得，“现在手上掌握的”事实根本只触及了表面。因为上面一开始就命令“不得质询外部人士”，他们一直都只质询了布朗&路特的有关人员；直到最近几个月才开始找约翰逊候选组织的人问话，而这个组织是那些有问题的捐款的接受者啊。事实上，他们才找了几个竞选助手，都是初级的，还没找维尔茨这样的高层谈话。他们也没找过候选人本人。他们不同意佐治亚州那位探员关于“现在手里掌握的”事实不够提起公诉的结论，但就算他说得对，探员们也觉得只要能继续对布朗&路特与约翰逊竞选的关系全面调查下去，就会找到很多新证据。

沃纳代表全体组员请求上面给予许可，继续调查。三月二日，他收到了答复：上面命令他放弃调查，立刻，永久。情报科科长伍尔夫写了一封信，重申：“负责调查的探员报告此案时，应该以现在手上掌握的事实为基础，并按照惯例流程，提供案子的处理意见……若再有类似特派探员沃纳提出的继续调查行为，则被视为与此裁决不符，将会继续被建议参照上述方法处理此案。”

六月二十八日，沃纳上交了关于S.I.19267-F案件的最终报告，显示偷税漏税一百零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四美元和五十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二美元的罚款。但就连这个数字也会被降低。国税局官员和维尔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后，布朗&路特最终被要求补交三十七万两千美元。当然也没有任何关于欺诈的控告，没有审判，没有公开。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来推进林登•约翰逊的政治生涯，而这一次，也许是他挽救了这政治生涯。

(1)
谢里登地区（Sheridan Circle）是华盛顿的使馆区。

(2)
乔治•布朗还做了另外三个特别让人感兴趣的声明：（1）布朗&路特从未通过行贿手段取得合同；（2）他认为，出于好心善意给议员或者石油公司总裁等人的钱，都是合理合法的；（3）布朗&路特从未插手推进过地方选举，包括杜瓦尔县的一次选举。

•36•

“议长先生”

约翰逊竞选参议员期间，华盛顿那么多的“大人物”都在争相背书，然而，竞选的大部分时间，有个人的名字却一直缺席，是不是太扎眼了一点？

一九四〇年十月，约翰逊想要谋得国竞委的职位，结果山姆•雷伯恩反应冷淡，不愿支持他。不过约翰逊后来表现很好，他的态度多少有些缓和。雷伯恩知道，能保住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从而保住他的议长宝座，他欠了约翰逊多大的人情。雷伯恩是个有债必还的人。大选过后，在国会山上，他对林登•约翰逊的态度又礼貌起来。

但只是部分缓和。雷伯恩给过约翰逊最大的优待，就是让他进入所谓的“教育委员会”，和高级议员们一起制定众议院的决策，讨论各种战略。现在他收回了这个优待。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雷伯恩离开议长席，前往众议院领导们见面的办公室时，再也不会邀请林登•约翰逊“一起”了。议长是不是猜到，或者听说了林登•约翰逊如何背叛了他的友谊，知道了这个他如此喜爱的年轻人是如何为了自己的事业，把他抹黑成总统的敌人呢？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大选结束后，约翰逊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却没有回复。一个月后，约翰逊特地请人安排，亲自在达拉斯为雷伯恩举办的“答谢会”上讲话，并且特别触及了他想要儿子的极端渴望。约翰逊说，小时候，他陪着父亲到得州议会，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山姆•雷伯恩，从那以后，就一直觉得山姆先生“就像我的父亲”。然而，一九四一年国会重新召开，约翰逊发现“教育委员会”的门依然紧闭着，而且那整整一年他都没能进得去。那期间的一天，接近傍晚的时间，约翰逊在“委员会”办公室附近的楼梯间遇到众议院资深议员刘易斯•德施乐，跟他说话时几乎要大喊起来：“我连白宫都进得去，那间屋子我为什么就进不去？”

不过，这种情绪的流露是很少见的。要是国会山上的人发现他和议长关系不亲了，这对林登•约翰逊没好处。他自己言谈间很少透露关于此事的蛛丝马迹。而山姆•雷伯恩呢，终于握稳了议长木槌的他，有了更大的权力，也有了更重的责任，那张阴郁的脸变得更强硬了，根本没人敢询问他。因此，大家普遍认为，他们的关系一如既往。约翰逊的手下希望议长先生能到得州来为约翰逊竞选助力，也确定他至少会为他背书，还决定通过报纸新闻和宣传册反复强调雷伯恩的背书，将此作为竞选的重点。他们听说雷伯恩在四月二十二日那一周帮忙劝阻赖特•帕特曼不要参加比赛，当然肯定他这是为了约翰逊，而且很快就会为他背书。

雷伯恩没有任何行动。于是有人去找了议长。一开始是间接的。还是在四月末，约翰逊那边通过韦科议员博格找到雷伯恩，博格又将雷伯恩的回复告诉约翰逊：“他说他觉得不应该进行任何‘公开’的声明；不过他一有机会就在给相关的人写信，告诉他们他绝对是支持你的。”

私人信件是不够的。约翰逊需要的是公开背书，而且需要在竞选早期就公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雷伯恩收到的催促越来越急切，但没有显露要公开背书的意思。五月二十九日，约翰逊给约翰•康纳利发电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电报里，约翰逊请别人，而不是自己给雷伯恩打电话。“你或者参议员（维尔茨）今天给雷伯恩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发表或者允许你发表声明……表明他会为我投票，支持我当选参议员……告诉他今天之内就要这么做，好帮我们在北得州组织一下竞选。”但雷伯恩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

约翰逊那些摸不着头脑的助手开始怀疑雷伯恩私下里是否也并未很热情地表达他所说的支持。雷伯恩的赫赫威名，不仅在他那个包含七个县的选区家喻户晓，在整个北得州都是震天响的。达拉斯北部那些零星的小镇上，法院里的政客们就等着山姆先生一句话，便能一边倒地偏向林登•约翰逊的阵营。那句话没等来。到六月，约翰逊的支持者们纷纷在书信里表达他们的疑惑。沃伦•贝罗斯给康纳利写信，表达对北得州情况的担忧。他说：

格雷森县的罗伊法官在那里的势力相当大，也是山姆•雷伯恩的好友。我一直努力想让人请雷伯恩给罗伊打个电话，（但罗伊）还没接到雷伯恩的电话。我是差不多一个月前就这么建议了……

又及：你不能让雷伯恩到得州来发表个演讲吗？这是最有用的了。

六月三日，康纳利在回信中不得不坦白：“我们已经请雷伯恩给他打电话了。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打……我们也在请雷伯恩到得州来演讲，但不知道请不请得来。”

选举日逐渐迫近，雷伯恩那边依然没有音信，疑惑变成了愤怒。傲慢自大的马什，约翰逊支持者中唯一敢直接向雷伯恩表达感情的人，就这么做了。六月中旬，他给议长发了封电报：

如果周六晚上之前你还不在丹尼森发表讲话或者传来相关信息，那就永远别讲话了，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周再讲话反而会在政治上对他有害。会被解读为不情愿、迟缓和不充分的声明。不管你的立场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来得太晚，已经无效了。

山姆•雷伯恩最终在六月二十日为约翰逊背书，距后者要求他这样做已经两个月了，也就是在离选举还剩一周多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这个背书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了。另外，议长虽然发表了公开声明，却很少私下表达支持。雷伯恩对约翰逊竞选参议员的支持程度，从他自己的选区就能看得出来，那里一共投票三万一千张，约翰逊只得到了七千张。

选举之后，雷伯恩真正的倾向表现得更清楚了。他和杰拉尔德•曼熟络起来，后者的家乡在萨尔弗斯普林斯，离博纳姆不远。雷伯恩喜爱这个年轻人，对方和他也是惺惺相惜。“我很喜欢山姆•雷伯恩。”曼说。虽然约翰逊已经在跃跃欲试地准备一九四二年再次竞选参议员了，雷伯恩心里的候选人可能已经变成另一个年轻人。一九四一年九月二日，曼正在去华盛顿的路上，雷伯恩还想帮他安排一次与总统的会面。议长告诉“老爹”沃森，他觉得“跟总统短暂碰个面，能够产生一系列有益的影响”。雷伯恩是不是一直就属意曼，只是后来觉得资金不足的检察长不可能打败遭人恨的奥丹尼尔，才转而背书约翰逊的呢？约翰逊成功将这个威胁阻挡了一阵子。沃森告诉雷伯恩，安排得州检察长跟总统见个面，肯定不难。但他想错了。九月十一日，沃森接到通知：“塔利小姐说总统这次不想见杰拉尔德•曼。曼先生是林登•约翰逊在竞选参议员期间的对手，约翰逊现在正在弗吉尼亚休养身体，刚接受了扁桃体切除手术，总统想先去看看他。”雷伯恩一再坚持，罗斯福那边就安排下一次曼来华盛顿时见他。但这个会面是定在一个星期天的，那个星期天刚好是十二月七日
(1) 。

珍珠港事件，让山姆•雷伯恩和林登•约翰逊在转瞬之间就“重修旧好”。

竞选参议员时，约翰逊承诺过：“如果有一天，我必须投票，将您的孩子送去战壕，那么林登•约翰逊也将于同一天离开参议员的位子，和他一同前去。”在主战思想占主导的得克萨斯，这样的承诺太中听了，这位候选人每次发表重要讲话都要重复一遍。现在，虽然他的位子还在众议院，这个承诺是不可打破的，只要他还想在得州继续政治生涯，就得言出必行。约翰逊在几个月前被任命为美国海军储备力量的少校指挥官，十二月十一日，他开始履行军队职责了。在众议院，他起立说道：“议长先生，我请大家一致同意我无限期请假。”

“有人反对得州这位先生的要求吗？”雷伯恩问道。没人反对。雷伯恩说：“通过了。”

林登•约翰逊去海军服役的故事是非常复杂的。说到他在战争中的表现，根据他自己私下里跟同侪们所讲述的，这行动至少不仅是出于爱国，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对于雷伯恩这种把有些事情想得特别简单的人来说，这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穿上军装，去为祖国而战，也许还要牺牲。雷伯恩是个极度沉默的人，几乎没人能看透他的心事。然而，父子感情再疏远，父亲在儿子陷入险境的时候，心里的坚冰也会融化，而此时雷伯恩对林登•约翰逊的冷冰冰也变成了暖洋洋。他们很久没有过友好亲切地通信了，一年多了，一次信件往来都没有。但在十二月十八日，要出发前往西海岸的几天前，约翰逊写了一封。他说，他很担心议长的健康，希望雷伯恩能照顾好自己。接下来的几个月，他说：“您一定会承担很重的担子，这个国家除了您之外，没几个人能承担这样的重责。您从未逃避过任何责任，从来都是圆满履行职责。您现在也是一样，但如果身体垮了就不行了。所以请接受一个与您相比实在还很幼稚的人的建议：‘保持健康。’”信的落款写道：“尊敬和爱戴您的，LBJ。”山姆•雷伯恩把那封信叠了又叠，直到能放进皮夹子里，就这样随身携带了好长一段时间。接着他把信放进办公桌一个特别的抽屉里，里面装的都是来自他母亲的信。十八年后，山姆•雷伯恩图书馆的管理员们要把那个抽屉里的东西归档，打开一看，那封信还在。

在山姆•雷伯恩看来，林登•约翰逊是那个英勇无畏上战场的勇敢年轻人，而他背后有一个勇敢年轻的妻子，那个安静温顺的少妇。雷伯恩在华盛顿第一次见到她时，就发现她是那么孤独，几乎和自己一样。他把她当女儿一样看待，而她也回报了他的厚爱，而且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让他在约翰逊夫妇的公寓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最先去了西海岸以后，林登•约翰逊回到华盛顿。二月，他又离开了，这次据报告是去南太平洋。他和也参加了海军的约翰•康纳利从联合车站离开，“小瓢虫”•约翰逊和康纳利的妻子内莉前去告别。

山姆•雷伯恩也去了。他是突然宣布要和他们一起去车站的。用“小瓢虫”的话说，那个巨大的车站“喧闹嘈杂”，挤满了水手、陆军和海军，妻子们都在和他们吻别。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雷伯恩独自站着，像通常那样端正而沉默，站在他十分喜爱的这对年轻夫妇身后很远的地方。约翰逊夫妇互道再见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脸上也是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

然而列车驶离车站之后，他走到“小瓢虫”和内莉身边，说出的话并不温柔，只有了解山姆•雷伯恩的人才能明白背后蕴藏的情感。“姑娘们，”山姆•雷伯恩生硬地说，语气就像个怎么努力也无法欢快起来，也清楚自己这种性格，但无论如何也决心要欢快一点的人，“姑娘们，我们要去华盛顿最好的地方吃顿晚饭。”

很多思想敏锐的人都很难理解未来二十年两者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山姆•雷伯恩怎么会和一个原则上与自己背道而驰，性格上与自己大相径庭的人成为如此坚定的盟友呢？部分是出于“小瓢虫”•约翰逊的体贴与亲切，还有羞涩，都让雷伯恩对她喜爱有加。战争期间林登不在，议长几乎是把“小瓢虫”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像个父亲那样保护着她。丈夫不在，她努力帮他代班，管理议员办公室，而雷伯恩会帮她解决一些难题，帮她找机会去参加晚上的活动，同时也帮助其他参战年轻人的妻子，不仅有内莉•康纳利，还有吉姆的妻子伊丽莎白•罗。

“小瓢虫”有着很强的亲和力，也许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她能给雷伯恩家的感觉。雷伯恩的余生都经常去约翰逊家吃晚饭，有时候一周去好几次，唯一的规矩就是把那“该死的电视机”关掉。她对他最爱吃的菜了如指掌，而且用身上那股永不消散的温暖，让他感觉到，她很喜欢、很乐意准备这些菜。后来约翰逊雇了个厨师，“小瓢虫”还专门教他怎么做山姆先生喜欢的玉米面包和辣椒酱。随着岁月流逝，“小瓢虫”和“山姆先生”之间的感情日益紧密。说起“议长”，她的语气中有种非同寻常的热烈：“他是我们中最好的一个，是最优秀的美国人。”他的兄弟姐妹去世，正在悲伤之时，她与他感同身受。有一次遇到这种事，她给他写信：“今天我们真希望能伸手拥抱您。我们与您同悲。”雷伯恩后来给她回信：“你给予我的友谊，是我生命中最鼓舞人心的事情之一。”“小瓢虫”怀孕期间，议长深深顾虑她的健康，旁人看在眼里都不禁失笑。他总是催促约翰逊给她打电话，问问她好不好。有一次，约翰逊没有立即遵命，他便有些恼怒地说：“现在就去给她打电话。”

接着这对夫妇就有了孩子。一九四四年，琳达•博德诞生了，三年后又有了露西•贝恩斯。山姆•雷伯恩万分渴望要个孩子，但膝下荒凉，也永远不可能再有。他就把这种爱倾注到林登的孩子身上。他可以让某个孩子坐在他膝盖上，一坐好几个小时，耐心地听着小女孩含糊不清的童言。琳达•博德刚学会说话，他就教她一句话：“我俩就是老朋友。”他会在自己的公寓给她们办生日派对，请上十或十二个她们的朋友。孩子们的父母目睹小女孩小男孩们坐在议长的膝盖上，或者伸出手来拥抱他，眼睛都瞪圆了，这可是个人人都害怕的大人物啊。父亲之一的游说者戴尔•米勒说，目睹了这个山姆•雷伯恩，他才意识到自己从未想过的问题：“他是个善良温柔的人，不过他要是觉得你发现了这一点，会很不高兴的。”林登•约翰逊的家，成了山姆•雷伯恩的家，他没有过的家，一直渴望的家。

加强两个人之间纽带的，还有约翰逊“专业装孙子”的技能。

他知道自己有多需要“山姆先生”。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山姆•雷伯恩都权倾华盛顿。总统不断更迭，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但不管谁是总统，山姆•雷伯恩都是议长；一九四〇年以后的二十一年里，他就一直坐在童年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那个位子上，坐了将近十七年，是美国历史上担任议长时间最长的人。他在相应分支的权力是巨大的，大到扩展到整个政府。约翰逊此时作为一个初级议员，在这位年长之人控制的机构里，自然是需要他的；而以后，他要实现自己的大抱负，当然也需要他。他看得很清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对威廉•O.道格拉斯讲过，如果你想当总统，“必须通过山姆•雷伯恩”。他需要和议长交朋友，也贡献出很多精力，发挥很多技巧去和他交朋友。他反复讲述两人的初次见面，（“我亲爱的议长先生，”他在一九五七年写道，“当我还是个穿着及膝短裤和高帮鞋的小男孩，父亲就告诉我：‘有个从博纳姆来的年轻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你可不要忘了。’我向他承诺自己会记得，这也是我一生中做出过的最明智的承诺。”）他反复说了很多次，最终雷伯恩自己也觉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一九六〇年，雷伯恩提名约翰逊参加总统竞选时说，“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个人，从他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认得他了……”随着雷伯恩年事渐高，这个故事对他来说意义越来越重大。参议员拉尔夫•亚伯拉后来回忆，雷伯恩七十六岁时参加一次宴会，“林登讲起山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得州众议院的）走廊上穿着短裤跑来跑去。他说‘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我看到雷伯恩在宴会上当场热泪盈眶，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一九四四年琳达•博德出生时，约翰逊给雷伯恩打电话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还特意说，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他的，甚至都没先告诉自己的母亲。雷伯恩最喜欢的姐姐露辛达（“露小姐”）每年来华盛顿的时候，约翰逊都悉心招待；等她回了博纳姆，约翰逊就给她写信，告知议长的健康状况；还给她送礼物，比如盒装的糖果，包装十分精美，她还放在自己梳妆台上做装饰品。结婚的头十年里，“小瓢虫”不怎么出现在丈夫讨论严肃政治事务的晚餐上，除非议长也在场。要是山姆要参加，她也会被带着一起去，就算她是桌上唯一的妻子。她回忆，打仗的那几年，有时候一群得州人会去西方餐厅或霍尔餐厅吃晚饭，来点蓝蚝，再吃点龙虾。“议长会参加，可能还有赖特•帕特曼，等等……其他人都把妻子留在家里，因为他们谈的都是正事。于是就是三四五个男人，加我。出于某种原因，林登总是会带我去。”

尽管林登•约翰逊和山姆•雷伯恩“重修旧好”，两人的关系和之前相比还是有了微妙的不同。雷伯恩之前一直被喜爱之情一叶障目，对这个年轻人从不批判责怪；然而，一九四〇年加纳与罗斯福之争中，约翰逊的行动将这片叶子拿掉了。就算山姆•雷伯恩又再度对林登•约翰逊喜爱有加，这喜爱再也不盲目了。华盛顿很多人没意识到这点，但接下来二十年里参加“教育委员会”聚会的人都知道。理查德•博林说：“他（约翰逊）的傲慢和利己经常被批评。同样的话他（雷伯恩）跟我说过好几次：‘我从没见过像林登•约翰逊这么自负和自私的人。’”他现在似乎已经明白，这个年轻人前进的动力是什么。拉姆齐•克拉克说了句话，其他和两人熟识的人也都同意：“他了解约翰逊。我听过他谈论约翰逊和此人的野心。我觉得那完全不是盲目的爱。”

但克拉克还补充了一些话，博林表示同意，肯•哈尔丁和D.B.哈德曼以及那些每天下午都坐在“教育委员会”，推进权力大戏上演的人也都同意，虽然这“爱”并非“盲目”，但肯定是爱。山姆•雷伯恩会批评约翰逊，但不允许别人这样做。一次，一九四八年约翰逊的参议员竞选过后，得州一位记者坐在议长的车上，说约翰逊选举作弊，雷伯恩让司机停车，命令该记者马上下车。哈德曼说：“从各个方面看，这都是一种父子关系……约翰逊可能让他生气，但他又会在所有外人面前维护约翰逊。他爱他，会全力为他兜底。”

最大的不同在于，两人的关系虽然恢复，雷伯恩再也不会无条件地给予他的爱与支持了。至少在政治事务上，他要求约翰逊像其他人一样，尊重他，甚至顺从他。国会大厦底层那间“教育委员会”的门又向约翰逊敞开了，但在这间屋里，雷伯恩是绝对的主人，约翰逊也承认这个事实。就算到后来，约翰逊和雷伯恩两人分别是参众两院的领袖了，约翰逊依然承认这个事实。从两人互相的称呼上就能看得出来。“他从来没叫过‘山姆’，”有人说，“总是‘山姆先生’或者‘议长先生’，还有‘林登’。”另一个人说：“从来没觉得他俩平等过。从来没有。就算（约翰逊成为多数党领袖）之后，还是对他很是恭顺。他可能会跟雷伯恩争论，但你还是一眼就知道谁是老大。”要是和雷伯恩意见不符，约翰逊的争论总是这样开头：“议长先生，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听听我的想法吧。”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布朗&路特的游说者弗兰克•奥尔托夫说，雷伯恩就会听一听，但不这么做的话，他就不会听。就连把约翰逊视为偶像的沃尔特•詹金斯都说：“他对雷伯恩先生的顺从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雷伯恩要求什么，约翰逊就给什么。

偶尔，约翰逊会流露出对这种给予的真实想法，但从未让雷伯恩看出来过。进入参议院后，他偶尔会对吉姆•罗说：“哦，雷伯恩真他妈太难搞了。我必须得去教育委员会拍他的马屁，我一点都不想去。”但他还是去了，拍了马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九五七年，他已经是多数党领袖了，参加了博纳姆的山姆•雷伯恩图书馆揭幕仪式。他正在和几个得州显贵交谈，雷伯恩的一位下属，众议院的看门人“鱼饵”米勒走过来跟他说，议长想见他。他两次挥手叫米勒走开，米勒再叫，他爆发了：“他妈的，在华盛顿我得一直拍他马屁，在得克萨斯总不用了吧？我不去！”但接着他跑步追上米勒，确保他没把这话转述给雷伯恩，然后急忙走到议长身边去了。

给了雷伯恩他想要的，约翰逊也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珍珠港事件后的二十年来，山姆•雷伯恩一直是林登•约翰逊事业的基石，最坚固的基石之一。

一九六一年八月，七十九岁高龄的山姆•雷伯恩已经双目失明，但仍然是众议院议长。他罹患癌症，病入膏肓，终于无法忍受疼痛了，不得不在震惊得一言不发的众议员面前宣布（但还是没有明确公开隐瞒了很久的病况），虽然国会还在召开，但他得离开华盛顿，回到得州接受治疗了。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当时身在柏林，是被肯尼迪总统派去为该城市表明美国的支持态度的。（八月十七日，肯尼迪打电话找约翰逊去柏林时，约翰逊正在雷伯恩位于安克雷奇的公寓里。接到电话的他回答，那个周末计划跟雷伯恩去钓鱼。雷伯恩打断了他，叫他去柏林，他说可以改天再去钓鱼。）

八月二十一日，约翰逊回到华盛顿，“小瓢虫”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场去迎接他，突然环顾四周，惊讶地发现山姆•雷伯恩就站在她身后，就像他很多年前站在联合车站一样。

亲爱的议长先生（“小瓢虫”写道）：

那个灰蒙蒙的上午，我站在那架飞机前等着林登，一转头看到了您，脑中顿时掠过多年的岁月，想起您站在我们身边，帮我们渡过了那么多的难关。您撑着病体，拨冗前来，实在是我们最亲爱的人了。写这封短信，也是对您一诉衷肠。

明年四月，我即将迎来二十五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也是作为国会成员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我们生命中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您。

八月三十日，雷伯恩回信，依然是一贯的生硬与正式。“亲爱的‘瓢虫’，”他写道，“你的短信让我如沐春风，万分感激。你知道，没有人像你和林登一样，跟我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友谊与爱。能够跟你们密切来往，着实是很棒的事。”那天，他正遭受病痛无情的折磨，但写这封信的手没有发抖。信尾签下的“山姆•雷伯恩”依然坚定，一点颤抖的迹象都没有。第二天早上，雷伯恩回到博纳姆的家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在他弥留的那几天陪伴身边的一位朋友解释他为什么不待在医疗条件更好的华盛顿，这位朋友写道，雷伯恩觉得“一个乡下小子拖着病体，待在华盛顿，实在太孤独了”。

(1)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刚好是日本海军突袭美军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的日子。

•37•

“最佳罗斯福代言人”

珍珠港事件让林登•约翰逊的事业偏离了轨道。

他本打算一年之内就再战“老爹”奥丹尼尔。一九四二年夏天将进行民主党初选，这次当选的话，那个参议员的位子可以坐满六年。他期待着总统能在一九四二年继续支持他，种种迹象表明，这期待能够成真。首先，总统没有积极回应雷伯恩关于与杰拉尔德•曼见面的请求。另外，一九四一年，赖特•帕特曼请求面见总统，表明白宫对他的支持，觉得自己多年来的资历和政绩于情于理都应该得到这个支持，结果罗斯福根本没见他。另外，一九四二年的约翰逊再也不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了，上次选举时斥资数十万美元做的广告，已经让他有了名气，在得州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一九四一年建立并完善的遍布全州的“约翰逊竞选参议员”组织已经急不可耐地要在一九四二年大展拳脚了。布朗&路特会再一次做他的坚实后盾，也就是说这次他也是想花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他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但战争爆发了，他参军了，一九四二年的竞选是不可能了。下一次机会，要等七年。

一九四八年，机会来了，他的竞选主题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一年，他的主题是“百分之百全面”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新政。而一九四八年，他不再支持罗斯福所坚持的理念与行动了。

他对其中大部分理念和行动的态度，都变成了反对。

甚至在罗斯福去世之前，这变化就开始了。因为甚至在罗斯福去世之前，约翰逊就认定了，得州的权力，能够让他在自己那三级阶梯上迈向第二级的权力，并非掌握在爱戴总统的得州人民手中，而是掌握在那个得州统治者的小圈子手里，而这个小圈子痛恨罗斯福。一九四三年二月，罗斯福对他们发去信号。这个小圈子在华盛顿的代言人之一，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马丁•戴斯，他认为新政是某某主义的阴谋。国会有人正在四处活动，准备取消这个委员会。约翰逊的投票是保留此委员会，并且为其增加拨款。

满腔热忱的自由派哈罗德•杨听说自己如此热切支持着的人竟然如此投票，震惊无比，给约翰逊打了电话：“你是想告诉我，你赞成那个婊子养的拿更多钱？”约翰逊承认自己是这么投票的，还说：“我从没公开说过自己是个自由派。”“嗯，”杨说，“你他妈的还真是把我骗得团团转。”当时当地他就为这个自己之前十分欣赏，面对权势却瞬间低头的懦夫取了个新绰号，“躺倒林登”
(1) 。

罗斯福还活着还掌权的时候，这种转变是悄无声息的。约翰逊在离华盛顿两千多公里开外的得州表达的情绪，在首都是很少流露的，只除了以科科伦为核心的一个小派系。科科伦被排挤出总统的官方权力圈子以后，飞快地变成一个游说者，发挥“木塞”汤米的魔力，帮助这个国家反对新政最厉害的商人来规避自己写的那些法律，并且从中积累财富。一九四二年，查尔斯•马什相当灰心丧气地说，科科伦和约翰逊都已经“认定公众对新政十分厌烦了，必须给他们一些新的东西”。科科伦安排约翰逊在俄勒冈的波特兰发表一个演说，马什认为这个演说“是对新政的全面否定”。约翰逊在最后一刻删掉了大部分的反新政言辞，只留下了几段，有那么个意思。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在为即将拆除为二战提供钢材的老旧战舰“俄勒冈”号举行的告别仪式上，约翰逊发表了这个演说。他说还要进行另一项拆除行动：要拆除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很多大萧条时期建立的政府机构，比如“老掉牙的市政工程局、联邦住宅管理局和公用事业振兴署”，他说，“早已经没用了”，这些机构里的人“手握大权，却尸位素餐；这些人热爱祖国，愿意为其牺牲，但在这之前，他们那些非常过时、非常危险的见解早就让别人牺牲了”。

人员冗余，却还像蜈蚣一样在苦难中设法前进的政府该怎么办呢？（他质问道）……我们正在努力与抗争，要阻止柏林那个最会开空头支票的骗子
(2) ，那我们自己的空头支票大师呢？让我们陷入各种表格与文件的繁文缛节中不得脱身的人呢？……那一群群应该在国家战时回炉改造的人，实在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我们必须拆除他们，必须结束这种冗余的不健康状态，必须打破这僵局……我们正在逐渐陷入一个越织越大的蜘蛛网。

一九四四年，反新政的“得州常客”发起了反罗斯福的暴动。约翰逊表面上仍然站在得州的新政支持者这边，但在维尔茨的帮助下，他把自己在斗争中的作用减到最小，隐蔽得非常好。斗争之后，相信约翰逊是个自由派并且一直支持他的比尔•基特雷尔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厌恶，开始对朋友们说：“林登是个没有立场的人。”

罗斯福在世时，他的转变的确悄无声息，但开始得相当早，其实就是在一九四一年参议员竞选后的短短几个月里。早在他通过对戴斯的委员会去留投票发出公开信号之前，他就在一系列由罗伊•米勒、赫尔曼•布朗、阿尔文•维尔茨和艾德•克拉克安排的秘密会议中，让得州财阀阶层的关键人物们知晓了米勒、布朗、维尔茨和克拉克早已知晓的事实，正如罗伊的儿子戴尔所说的：“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很积极的自由派，一举一动都是新政的代言人，性格气质也是如此：年轻、充满活力、开朗。但……实际上却远远不是如此……”或者如乔治•布朗所言：“他（说他）支持黑人，支持劳工，支持弱势群体，但如果发自内心地讲大实话，他是个很现实的人。”“基本上，”乔治•布朗说，“林登比一般人认为的更保守，更实际。”而到一九四〇年中期，布朗说，至少在得州，“人们”，那些重要的人，也都明白了。“那时候你就看得出来，他真正站在哪一边了。”

罗斯福去世那天，约翰逊的记者朋友威廉•怀特写道，他在“国会大厦一条阴暗的走廊上”遇到这位年轻议员，他“热泪盈眶”，“颤抖的双唇”叼着“一个白色的烟斗”，和罗斯福用的很像。他告诉怀特，听到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看墙上的一幅漫画，漫画里的总统叼着那个烟斗，下巴习惯性地伸出去。他的头是往后仰的。然后我就想到所有平凡的人和他们遭遇的重大损失”。他告诉怀特，“他一直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他一直跟我那样说话……”接着，怀特写道，约翰逊放声痛哭：“天哪！天哪！他怎么能为我们大家承受这么多？”

然而君王已逝。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二天，约翰逊的一名秘书多萝西•尼克斯问：“他走了。我们现在靠谁呢？”“亲爱的，”约翰逊回复，“我们有杜鲁门啊……接下来两个星期，这个人一定会发起最强烈的攻势来争夺权力，肯定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识过的。”

罗斯福去世了，约翰逊的立场转变也公开化了。之前他费了那么多心力去建立罗斯福支持者的形象，这是很难一笔勾销的，于是，一九四七年，他找来另一个记者朋友泰克斯•艾斯利去纠正这个形象。艾斯利对这位议员进行了独家专访之后，写道：“整个得州的人多年来都认为林登•约翰逊是新政的代言人……现在，再给约翰逊安上新政热烈支持者的标签，就是错误的了。这可能很惊人，但绝对真实。”约翰逊提了三个政府的行动，“发展水电，农村电气化，农场与集市通路”，除了这些有限的方面之外，他都不支持新政，约翰逊告诉艾斯利。“我觉得‘新政支持者’这个提法不对，”他说，“我赞成自由企业制度，不赞成政府为任何人们可以自己进行的事情代劳。只要条件允许，政府就不应该插手。”一名自由派的记者后来写道：“只赞成通路和农村电气化？这简直像棉花大亨艾德•史密斯或者吉姆•伊斯特兰德说的话。自由派绝对是说不出这种话的。”后来的一个场合，他又试图为自己早前支持新政找借口：“那时的我很年轻，爱冒险，冲动莽撞不动脑子……”

在公开场合，他还只是在攻击新政的某些方面；而私下里，至少在得克萨斯，他的行为就要过分得多了。他说，自己不支持新政，从来都没支持过。他说，支持罗斯福，只是为了帮得州争取一些东西。事实上，私下里的他对新政的反对，几乎和曾经的支持一样狂热。一九四八年参议员竞选中，他几乎没有支持一个从新政而来，又推进新政发展的项目。他没有作为新政支持者参选，为了弥补自己前后言行的不一，他最大限度地反对新政。竞选时，他攻击了很多新政遗留下的东西。一个议题就能很好地象征他观点的转变：劳工。第一次的参议员竞选时，他告诉得州的工会：“我是作为劳工的朋友来找你们的。”第二次，他成了敌人，公开的仇敌。一九四八年，攻击“工会骗子领袖”和“只听从莫斯科命令的共产党（工会）骗子领袖”的不是“老爹”奥丹尼尔了，约翰逊开始说起了这些话。他的转变不仅限于劳工问题上。他曾经在演讲、宣传册、海报和巨大的广告牌上说过，他是“百分之百”支持罗斯福和新政的。现在，他说自己还是支持一定百分比的新政立法，但这个百分比再也不是百分之百了，甚至还不到百分之五十。他说，新政一共有二十七项主要立法，其中十三项他投了赞成票。美国反新政前沿的商业集团达拉斯商会查了他的记录，发现真是十分保守，令人满意，于是很热情地为他背书。

这转变也许让哈罗德•杨和比尔•基特雷尔震惊，也许让曾经把林登•约翰逊视为“最佳罗斯福代言人”的“老爹”沃森震惊。但那些曾经和约翰逊同住道奇旅馆的年轻人却不会震惊，他们说过：“林登是根墙头草，飘来荡去随风倒。”他与总统和新政的关系，恰恰说明这些年轻人把他看得多透。那些宣称忠于富兰克林•D的大幅广告牌上油漆颜色还依然鲜艳，林登•B却已然背叛了他。

(1)
“躺倒”的英文“Lyin’-down”和“林登（Lyndon）”的发音和写法都相近。

(2)
指希特勒。

•致谢•

Debts

有时，读其他传记的致谢部分，我会注意到，作者有一整个团队的研究伙伴、研究助理，可能还有一两个打字员。但我从不艳羡。我有艾娜。

在完成这本书的七年中，我的妻子，艾娜•乔安•卡罗，承担了所有这些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如我写自己第一本书的那七年。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农村地区大型公共工程的专家，帮助我深入研究探索罗伯特•莫尔斯的生平。而我写这本书时，她又变成一个农村电气化和水土保持的专家，经常整天整天地开车往返于丘陵地带，寻找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了解在林登•约翰逊把这些创新变化引进到丘陵地带之后，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之后再把她们的话转述给我。艾娜在小镇的图书馆研究查找，“挖掘”出图书管理员发誓已经不存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周报。她对纽约和华盛顿这些大城市图书馆设施的了解实在无与伦比，让她似乎拥有一种魔力，能够立刻说出哪里能找到某条十分难找的信息。除此之外的很多方面，她也是坚持不懈，机智聪慧，是这本书研究工作中不可多得的助手。另外，她还充当了这字数繁多的文稿的打字员，有些章节甚至要打上一遍又一遍，却毫无怨言。她给予我的，有支持和鼓励，也有很多一针见血的批评洞见。多年来亲切温柔的无私奉献，也许只有莎士比亚的语句才能更好地表达她对我的意义。她是唯一与我一起在两条长路上跋涉的伴侣，是我梦寐以求的最佳搭档。

我对出版人了解越多，就越认识到我的出版人是多么优秀。到现在，罗伯特•戈特利布已经和我合作了两本书。他信任我的能力，能提出真知灼见的批评，一直鼓励我，支持我。在这个很多人连短篇都不屑于去细致修改的时代，罗伯特•戈特利布不仅为这个长篇做了细致的修改编辑，还满怀着热情与智慧，发挥了艺术家般的才华。作为克诺夫出版社社长的他，责任多压力大，却仍然在整本书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才华。

在
Power Broker 和这本书上都协助了罗伯特•戈特利布的是克诺夫的凯瑟琳•A. 霍瑞根。她是作者的好助手，贡献之一就是让一本大部头看上去赏心悦目，能让人读下去。她会直言不讳地做出很多敏锐批评，正如她一直以来的诚实正直。我永远感激她为这本书投入的那些漫长时光。

克诺夫还有很多需要感谢的人，其中要特别感谢的是莱斯利•克劳斯、弗吉尼亚•谭恩和我的老朋友妮娜•伯恩、简•贝克尔•弗雷德曼、比尔•拉夫尔德和玛莎•开普兰。

也许是因为我的书一写就是很长时间，有父子兵齐上阵来协助我。安德鲁•L.休斯长期以来都在为我提供很有价值的文学与法律建议。而负责这本书艰难的制作出版（而且完成得十分出色）过程的是安德鲁•W.休斯。

多年来，我的经纪人琳恩•内斯比特一直都在我需要的时候站在我身边。要是我从未告诉过她，这些帮助对我意义有多大，那就在这里说吧。

我感谢林登•B.约翰逊图书馆的很多工作人员协助了我在那里的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助理馆长查尔斯•科尔克兰，还有麦克•吉利特、琳达•汉森、戴维•汉弗雷、乔恩•肯尼迪、蒂娜•罗森、E.菲利普•斯科特、南希•史密斯和罗伯特•提辛。

克劳迪娅•安德森这位名副其实的史学家，工作细致全面，严谨追求事实，引导我了解了该图书馆的馆藏，提供了很大帮助。

我还要感谢H.G.杜拉尼，得州博纳姆山姆•雷伯恩图书馆的馆长；感谢约瑟夫•W.马歇尔，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的监督管理员；感谢奥德雷•贝特曼，奥斯汀公共图书馆“奥斯汀-特拉维斯县系列馆藏”的负责人；感谢金斯维尔得克萨斯农工大学詹姆斯•C.吉尔尼根图书馆的保罗•K.古德；感谢约翰逊城国家公园服务处的约翰•蒂夫；感谢巴克尔得州历史中心的琳达•库班；以及苏珊•拜科夫斯基。

得州有几十名政客和政治观察家慷慨拨冗，带我探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错综复杂的得州政治局面。其中几位需要特别提及一下。其中包括安•菲尔斯•克劳福德、范•肯尼迪、已故的D.B.哈德曼和阿瑟•斯特林。还有西姆•吉迪恩和汤姆•C.弗格森法官，他们带我一步步地去了解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和马歇尔浅滩大坝建设的相关信息；以及E.巴布•史密斯，为我提供了很多关于农村电气化，及其社会与政治影响的知识。

我要最深切地感谢爱德华•A.克拉克，三年多以来，曾经在林登•约翰逊治下担任过澳大利亚大使，在得州政坛举足轻重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克拉克先生，经常在晚上抽空前来，丰富我的政治知识。我将永远在回忆中珍藏这些晚上。

得州的马林镇出了两个得州政坛的敏锐洞察者，还能入木三分地谈论这些政治事务。他们就是玛丽•路易斯•杨和弗兰克•C.奥尔托夫。奥尔托夫本人也是史学家，还是最亲切的绅士与主人。因为他们和罗妮•奥尔托夫，我将永远喜爱马林这个地方。

林登•约翰逊童年与少年时期的很多玩伴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但我特别想感谢杜鲁门•福西特、威尔玛•格林•福西特和克莱顿•斯特里布林，感谢他们给予了我多日的帮助。我最先感谢的还是阿娃•约翰逊•考克斯，她机智聪慧，对山姆•伊利和丽贝卡•贝恩斯•约翰逊以及他们的儿子林登（也是她最爱的堂弟）可谓了如指掌。她对这本书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参考资料说明•

A Noteon Sources

一九七五年，我开始研究林登•约翰逊的生平，那时候他要是没去世，也才六十七岁，所以他的很多同辈都还活着。因此我能够去了解他成长时期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有最好的资料来源，就是那些和他一起长大的人。同时，也让这本书能够抛开关于林登•约翰逊早期生活的错误信息，展现最真实的一面。

这些信息的错误程度，其存在的原因，以及如何澄清错误、明白地表现美国第三十六届总统性格的重要性，在我研究他大学生活时变得清晰明显起来。约翰逊大学时代的文章和传记，基本都把他描述成一个很受欢迎，甚至颇具领导魅力的校园名人。林登•约翰逊图书馆搜集的同窗们的口述史，也呈现了一个同样的约翰逊。在刚开始研究的初期，我根本没有理由觉得这其中还另有隐情。其实，在我首批采访的同窗中，亨利•凯尔给出完全不同的说法时，我还坚信是因为凯尔在一系列校园竞争中败给了约翰逊，我听到的是一个怀恨在心的人说出的偏激之词，甚至根本没把那次采访的笔记给整理出来。

然而，接下来，我又采访到了其他同学。

找到他们不容易。多年来，约翰逊就读的得州西南师范并没有一个很活跃的校友组织，很多以前的学生都联系不上了。这些毕业生似乎都散落在整个得州偏僻的农场和牧场上，甚至遍布全美。找到他们的时候，我听到的还是那些构成林登•约翰逊神话的老故事，但采访到的男男女女同时也一遍遍告诉我，这些故事并不是全部的真相。我请他们把无人知晓的那部分说出来，他们不愿意，只是说，有个叫弗农•怀特塞德的人可以跟我讲，但他们听说，怀特塞德已经去世了。

然而，有一天，我电话找到了霍勒斯•理查兹，约翰逊的一位大学同学，住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我电话里说准备从奥斯汀开车去找他。理查兹说林登•约翰逊在大学里的故事，确实在现在传言的背后还有很多隐情。但除非弗农•怀特塞德跟我讲了，否则他不会开口的。但怀特塞德死了呀，我说。“什么呀，根本没有，”理查兹说，“他没死。他上周才来过我这儿呢。”

理查兹说，原来，怀特塞德离开家乡，开着流动的房车四处旅行。他要前往佛罗里达，计划在那里买套公寓。但他不知道怀特塞德去的是佛罗里达哪个城市，只知道这座城市在迈阿密以北，名字里有个“比奇”。

我打电话去佛罗里达海兰比奇一个房车停泊地，找到了怀特塞德先生（事实上，他是在我打电话过去的几个小时之前才到那里的），然后飞去那里见了他，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林登•约翰逊在圣马科斯生涯中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其他同学们暗示的一样，能够很充分地说明约翰逊的性格。等我再回去找那些同学时，他们证实了怀特塞德的话，理查兹自己还加了很多细节。他们现在开始讲述背后的故事了，跟之前讲的那些大相径庭。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些从未接受过采访的同学。我在丹佛找到了麦尔顿•肯尼迪，他在很多故事中都是关键人物。就在丹佛机场的一间休息室里，我采访了他。而最终呈现出的圣马科斯的林登•约翰逊，面貌和之前种种叙述所塑造的大不一样。

写作本书的七年来，这样的经历周而复始。我采访的几百个人中，有好几十人是之前从未接受过采访的。有的人提供信息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但他们提供的信息帮我逐渐勾勒出林登•约翰逊的新形象，和之前所有的形象都大不相同。

可以说，在他人生的每个阶段和每个重大事件上都是这样。林登•约翰逊很爱谈论自己大学期间追求过的那个姑娘，卡萝尔•戴维斯，现在已经是卡萝尔•戴维斯•史密斯了。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因为卡萝尔父亲（他说这人是个3K党党员）对自己的家庭出言不逊，他自尊心受伤，发誓（尽管卡萝尔泪如雨下地求他）不会娶她；还说他在卡萝尔结婚之前就（和“小瓢虫”）结婚了；说他第一次参选国会议员时攻击了卡萝尔的父亲，而后来卡萝尔听了他的演说，“非常痛苦”，他又很同情她；说他在竞选风头最劲时因为阑尾炎住院，有天醒来发现卡萝尔就站在他的病房门口；说她给他投了票，证明了她还是爱他的。各种林登•约翰逊的传记中都反复讲述了这段纠结的罗曼史，还加上了很多生动的细节。但重复这个故事的作家们，没有一个去问过卡萝尔•戴维斯。其实她是很好采访到的，一直住在圣马科斯。卡萝尔有两个姐妹、几个朋友，以及林登•约翰逊的几个朋友，作为这场恋爱的见证人，也都是很好采访到的。我采访了他们以后，发现的也是一个辛酸曲折、能够揭示内情的故事，却和约翰逊讲的那个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除了本书里讲到的主要内容之外，林登•约翰逊所说的一些小细节应该也是不正确的：卡萝尔的爸爸不是3K党党员；决定不结婚的不是林登；卡萝尔没有求他娶自己；他不是先结婚的那个；她没有去医院看他；她没有投票给他。）

同样的，林登•约翰逊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精彩美好的家庭生活。他的妹妹丽贝卡，还有山姆•休斯敦，都在去世之前告诉我哥哥的描述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回忆。但他们的话也没什么必要，完全可以问问那些去过约翰逊家里的人，除了经常去的比如他父母的朋友斯特拉•格利登和林登的堂姐阿娃，还有三个更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三个在他们家帮过佣的女人。这三个人以前从未被采访过。林登•约翰逊讲述的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是很多人对他进行详细研究分析的基础。而真正的亲子关系也很精彩，却完全不是被研究分析的那样。

因为林登•约翰逊的很多同辈人都还活着，我可以走过林登•约翰逊童年时走过的尘土飞扬的街道，身边跟着的也是他那时的同伴。在约翰逊城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玩伴和校友中有堂姐阿娃，杜鲁门•福西特、米尔顿•巴恩韦尔、鲍勃•爱德华兹、路易斯•卡斯帕里斯、辛西娅•克赖德、约翰•多拉海特和克莱顿•斯特里布林。这些人（以及另外十几个林登•约翰逊年轻时的同伴）中有很多一直住在约翰逊城，剩下的也住在附近的农场或牧场，或者奥斯汀。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他们通过成人的眼光观察过那个瘦高个子的年轻约翰逊）讲述的故事汇总起来，可谓精彩纷呈、令人着迷，但也是之前从来不为人所知的。

至于林登•约翰逊少年时代之后的生活，就是做议员秘书、青管局得州理事和国会议员的那些年，我探索调查的依据不仅限于采访。得州奥斯汀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材料丰富，堪称宝矿。图书馆搜集了三千四百万份文件，装在数千个箱子里，在一面玻璃墙后面堆了四层楼高。研究者走进去看到这场景，感受这些文件投下来的阴影，竟会产生一种鬼影绰绰的敬畏感。尽管如此，尽管这些信息就如矿藏般存在于那里，大部分也是没有被开发利用的。不过，因为有了这个来源，这位年轻议员如何问鼎国家权力、影响全美，根本不需要进行猜测或者概括，而是可以准确去探知他是如何做到的。在这个探究的过程中，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就是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约翰逊于享年六十四岁去世时，很多认识他熟悉他的人还活着。初到华盛顿时，他就成为一群优秀青年中的一员，其中有：本杰明•V.科恩，托马斯•G.科科伦、阿贝•福塔斯、詹姆斯•H.罗、艾略特•詹韦和没那么出名的阿瑟•E.戈尔德施密特。这些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新政支持者，对我付出的时间在慷慨程度上各有不同，但有一些确实特别慷慨；图书馆的文件有意思不明的地方时，他们经常都会给我解释清楚。这些人目睹了林登•约翰逊一步步问鼎权力，而目光敏锐的他们也明白目睹的到底是什么，也可以给出解释。

布朗&路特公司的乔治•鲁弗斯•布朗之前从未与采访者或史学家有过什么深度交谈，但他最终同意接受我的采访，这是出于他对自己那杰出的哥哥赫尔曼深切的手足之情。这情感让乔治尝试了各种办法，想让赫尔曼的名字永久留传，其中之一就是在伯内特修建赫尔曼•布朗纪念图书馆。我花了两年时间给他写信，打电话，他都拒绝回复，但最终他想到，尽管赫尔曼的名字可能被刻在大型建筑上，但过不了几年就没人知道赫尔曼•布朗是谁了，最好的办法是让他的形象出现在一本书里。但当时没人能塑造他的形象，因为没人足够了解他。我告诉他，自己不能保证对他哥哥形象的塑造一定是积极正面的，但如果他和我深入讨论一下赫尔曼，至少这形象会比较丰满全面。他给我讲的故事，之前只有布朗&路特小圈子里的少数人才知道。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采访，持续了差不多一整天，他又给我讲了更多。这些故事组合在一起，实在是对林登•约翰逊与布朗&路特之间的关系认识有了可观的补充。到当时为止，关于这一关系的描写大部分都是猜测和传言，而且还是错误的。而布朗先生的话，每个重要细节都从其他地方得到了证实。举个例子，他讲述了马歇尔浅滩大坝建设背后精彩的故事，还有林登•约翰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得到了阿贝•福塔斯和汤米•科科伦的证实，这两人是这件事在华盛顿的负责人；还有个证实者是参与过现场工程的垦务局官员——霍华德•P.邦杰。

林登•约翰逊担任国会秘书期间，最近距离与他接触的，是那些和他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的人：埃丝特尔•哈宾、卢瑟•E.（L. E. ）琼斯和吉恩•拉蒂默。（琼斯和拉蒂默还和约翰逊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他们以前也接受过采访，但从来没什么深度。有那么一段时间，卡萝尔•基彻也和他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过，后来成了约翰逊的司机。后来，一九三九年，沃尔特•詹金斯成为约翰逊的助手。这些人都慷慨地给予我大量时间，虽然有些采访（特别是对拉蒂默和詹金斯）对双方来说都很艰难，因为又揭开了以往的情感伤疤。这里也应该提一下，一九三九年成为约翰逊先生秘书的约翰•康纳利，在这本书研究的整个过程中，都拒绝回复我提出的采访要求。

我对“小瓢虫”•约翰逊进行了九次采访，她都做了精心准备，读了自己相关年份的日记，能够以每月为单位，详细阐述约翰逊的生活。有些采访很长，特别是那次在约翰逊牧场的客厅里，我记得差不多有大半天时间。这些采访对于描绘林登•约翰逊及其结交人士的个人与社交生活，有着巨大价值，因为约翰逊夫人是极其敏锐的观察者。而且她还有个天赋，就是不管某个观察结论说得多么低调，多么轻描淡写，也能说得十分清楚。关于她丈夫的政治生活，这些采访的价值就没那么大了。约翰逊夫人是在后来的年岁才熟悉起丈夫工作的，而且可能是他最信任的心腹。然而在第一部描写的这段时间里，却不是这样。（改变开始于一九四二年，也就是在这一部涉及的时间后不久，丈夫离家参战，约翰逊夫人接管了他的议员办公室。结果让丈夫和自己都大吃一惊，她竟然非常能干并娴熟地胜任了这项工作。）早期，约翰逊夫人并不了解丈夫参与的很多政治手段，这是她本人指出的。有一次我问，多次的政治战略制定时她在不在场，她回答：“嗯，我不总是什么都想参与的，因为我从来不……我就经常选择不参与其中。我在那个领域没什么信心。我不是那种什么都要去插一脚的人。”

一开始我就很明白地告诉约翰逊夫人，我的研究很独立，无论谁跟我说了什么，我都会选择自己去弄清楚。但有一段时间她帮了我很多忙，对得州那个半官方的“约翰逊圈”中的很多人说明，如果他们接受我采访，她是不反对的。然而，在某个时候，我对约翰逊夫人的采访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这种合作突然间完全终止了。

还有一个资料来源应该详细解释一下，可能有些读者会对此感兴趣。后面的注释里，我会提到“沃纳档案”，是指埃尔莫•C.沃纳写的一系列文件，他是国税局的特别探员，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全面负责国税局对布朗&路特政治资助事件的调查，主要涉及的就是林登•约翰逊一九四一年竞选美国参议员。

这些文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调查的总结，有一份十四页的“调查SI-19267-F案件与相关公司年表”，还有一份五页的报告，“关于布朗&路特公司及其他”，这是沃纳先生写给上级的，总结了调查此案的国税局探员团队得出的结论。第二类是一九四三年他办公室的台历，上面有一些匆匆写下的短小笔记，记录了他的活动。第三类是他的手写稿，有九十四页，十分详细，有时候甚至一字不差地记录了布朗&路特的高层和其他人在国税局探员面前发誓后给出的证词。

“沃纳档案”是沃纳先生的女儿朱莉娅•加里给笔者的。

在得州奥斯汀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一系列资料中发现了和这一部涉及时间相关的文件，清单如下：

“众议院文件”：备忘录（办公室内部与其他）、案件卷宗、演讲稿和文字，以及保留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约翰逊国会办公室档案中的其他文件。这段时期他是来自得州的国会议员。这些文件还记录了这段时期他的其他相关活动，这些文件一开始是他在其他办公室的手下整理归纳的，比如一九四〇年为了帮几十个民主党议员筹款，在华盛顿蒙西大厦临时租用的办公室，以及他一九三七年首次竞选议员以及一九四一年首次竞选参议员时奥斯汀的竞选总部。这些文件叠加起来有将近四十三米厚，保存在三百四十九个箱子里，注释里的缩写为“JHP”。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档案”：这些档案建立于一九五八年前后，有来自《众议院文件》和约翰逊参议院相关文件的材料。其中有的材料很具有历史价值，还有他和来往密切的人们的通信，比如山姆•雷伯恩、阿贝•福塔斯、詹姆斯•罗、乔治与赫尔曼•布朗、爱德华（艾德）•克拉克和阿尔文•维尔茨；以及他与那个时代全国性显赫人物的通信。这些文件总厚度大概十米，保存在六十一个箱子里，注释中总的缩写是“LBJA”，并且被分成四个大类：

1．部分相关人士（LBJA SN）：与来往密切的人物的通信。

2．名人档案（LBJA FN）：与全国性显赫人物的通信。

3．国会档案（LBJA CF）：与众议院和参议院同僚的通信。

4．主题档案（LBJA SF）：这个档案中包含了一个“传记信息档案”，其中的资料关乎约翰逊在科图拉和休斯敦的教学生涯，还有担任国会议员理查德•M.克雷博格秘书期间的工作，在“小国会”中的活动，以及二战期间在海军服役的状况。

“担任总统前的保密档案”：这里面的材料是从其他档案中搜集而来的，涉及的都是可能比较敏感的领域，缩写为PPCF。

“家书（LBJ FC）”：总统与母亲和弟弟山姆•休斯敦•约翰逊的通信。

“丽贝卡•贝恩斯•约翰逊个人文件（RBJ PP）”：这里面的材料是在丽贝卡去世后在她车库里发现的。里面有她和孩子们（包括林登）以及其他家人的通信，以及她研究约翰逊家族宗谱时搜集的材料。一共二十七箱，包括剪贴簿。

“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文件（LCRAP）”：叠加总厚度十八米多，约一百六十五箱（目前这些材料正在被重新归档），这些材料可谓研究林登•约翰逊和阿尔文•维尔茨早期政治生涯的无价之宝。其中有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官方档案，以及作为该管理局前身的两个私人公司（埃默里•佩克与罗克伍德开发公司和中得州水电公司）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能够让人对维尔茨进行深入探究，并且和约翰逊与维尔茨都有关系。

“阿尔文•维尔茨个人文件（AW PP）”：二十五箱。

“白宫中心档案（WHCF）”：这个大类中唯一大量用于本部书的是“总统（个人）”文件，缩写为（WHCF PP）。其中的材料与总统或其家人有关，主要是在约翰逊当选总统后关于他早期生活的文章。

“白宫名人档案（WHFN）”：这里面搜集了约翰逊与前任总统和家人的一些通信，包括约翰逊担任议员时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通信。

“第四十八组记录，内政部长，中心档案（RG 48）”：这是来自国家档案馆的微缩胶卷，是在内政部的档案中发现的与林登•约翰逊有关的文件。

“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埃莉诺•罗斯福、约翰逊•M.卡尔莫迪、哈里•L.霍普金斯以及奥布雷•威廉斯的相关文件中发现的与林登•B.约翰逊有关的文件（FDR-LBJ MF）”：这是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汇编的微缩胶卷，包含了罗斯福图书馆中找到的很多与约翰逊的通信（有他写给约翰逊的，还有约翰逊写给他的）。笔者尽量列出了文件编号，可以按照编号去罗斯福图书馆查找原文件。

“约翰逊众议院剪贴簿（JHS）”：他的手下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四一年期间做的二十一本报纸剪贴簿。

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的所有文件在注释中都标出了来自哪个系列，还列出了相应系列的箱号，以及箱内的文件夹名。如果应用文献中没有列出文件夹名，该文件夹要么是以通信人名字命名的，或者是按照字母排序的相应字母来命名的（比如，科科伦（Corcoran）写来的信，文件夹则以“C”命名）。

•部分参考文献•

Selected Bibliography

要完全列出这本书的参考文献并进行综述，那就能再写一本书了，而且难免有“掉书袋”的嫌疑。下面只是列出了后面“注释”中有专门引用的书目。我列出这些书只有一个目的：注释中可以用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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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Selected Bibliography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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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　《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

AS　《奥斯汀政治家》

BCN　《布兰科新闻》

BCR　《布兰科纪事报》

CCC　《科珀斯克里斯蒂通信报》

CR　《国会记录》

DCCC　民主党竞选委员会

DMN　《达拉斯晨报》

DNC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FS　《弗雷德里克斯堡旗帜报》

HP　《休斯敦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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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　微缩胶卷

NYT　《纽约时报》

OH　口述史

RJB　丽贝卡•约翰逊•博比特

SAE　《圣安东尼奥快报》

SHJ　山姆•休斯敦•约翰逊

WF　“沃纳档案”

WP　《华盛顿邮报》

LBJL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

JHP　关于约翰逊的参议院文件

LBJA CF　国会档案

LBJA FN　名人档案

LBJA SF　主题档案

LBJA SN　部分相关人士

PP　总统（个人）

PPCF　担任总统前的保密档案

WHCF　白宫中心档案

WHFN　白宫名人档案

引言

注释

Greenbrier scene and Marsh's offer ：由乔治•布朗为笔者讲述，得到“小瓢虫”•约翰逊的确认。虽然她不在那块毯子上，但那周也在“绿蔷薇”，而且马什提议的时候，她就在场。她说，马什的提议“自然能在财务上给我们很多帮助”。他回忆：“查尔斯说，他（林登）的前途很光明，不应该为钱而忧心，这样一来他就没这方面的后顾之忧了。”这一情况也得到了另外两个“绿蔷薇”见证人的证实，一个是山姆•休斯敦•约翰逊和马什的私人秘书玛丽•路易丝•格拉斯•杨。杨女士说马什这个提议的价值不是七十五万美元，而是一百万美元。那个星期总有人在努力劝说约翰逊接受马什的提议：“林登，一百万美元啊！”

“Burn this”：比如，约翰逊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六日写给L.E.琼斯的信上就写了这句话。Jones Papers

“He loses”: Malone, Jefferson and His Time, Vol. I, p. xi.

Buying votes in San Antonio: 详见第317页。Money in Johnson's own campaigns: 见第34，35章。His use of money in others' campaigns: 见第32，35章。

“The greatest electoral victory” : Theodore H. White,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 1968, p. 22

One of the richest men:
Life , Aug. 21, 1964。该期杂志刊文详细分析了约翰逊的财富，估计总价值“大概是一千四百万美元”，这还不算文章中所说的“很神秘的‘布拉索斯-第十街公司’”的资产，这家奥斯汀公司的活动和约翰逊家人有密切联系。“要是按照很多消息灵通的得州人的想法，加上‘布拉索斯-第十街’的资产，那总资产应该是一千五百多万美元。”文章如是说。

约翰逊自己的财务顾问公开估算的财产比这要低很多。比如，这篇杂志文章中说，约翰逊财务收益的主要受托人A.W.穆森德公开的数字是“约四百万美元”。同年，白宫也公布了财务状况，里面提到约翰逊的资产是三百四十八万四千美元。然而，《华尔街日报》分析这篇声明时说：“他们运用了多种技术上可以接受的财务手段，公布的数字大大低于约翰逊现有的财产规模。”（Kohlmeier, “The Johnsons' Balance Shee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20, 1964.）光是约翰逊家族广播事业上的收益，实际市值就估计在四百万美元左右，《华尔街日报》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报道：“和该公司没有关系，但和约翰逊家族相识多年的一名广播事业高管暗示，他们现在每年的净收益可能已经超过五十万美元。”约翰逊的一些财务顾问私下里做的估算比他们公布的估算要高得多。《华尔街日报》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发文指出：“有些奥斯汀的同乡好友估计（约翰逊家族的净资产）应该在两千万上下。”就连这个数字，爱德华•A.克拉克都觉得低了。二十年来，这位律师都是约翰逊在得州最信任的顾问之一，他是奥斯汀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这家律所叫“克拉克、托马斯、哈里斯、丹尼尔斯和温特尔斯”，帮约翰逊家进行了大量的金融利益理财业务。笔者问克拉克林登•约翰逊当上总统时，这些利益到底是多少。几天后，显然是查过律所记录的他回复了：“应该是——你是说他的净资产吧？——当时大概是两千五百万美元。”

如果更高的估算是真的，那么约翰逊家买下电台后的二十一年，也就是林登•约翰逊连续担任政府公职的二十一年中，约翰逊家的财富应该是以每年将近一百万美元的速度在增长。

说到约翰逊的财富，有很多极富参考价值的文章，上面引用的《华尔街日报》刊文是一篇，还有这份报纸在同一天以及一九六四年八月刊登的其他文章，以及Washington Evening Star , June 9, 1964; Newsday , May 27, 28, 29, 1964。

“Springing up side by side” :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Johnson Wealth,”Mar. 23, 1964. Largely fiction: 很多文章都指出尽管电台电视台的业务都在他妻子名下，但和他关系很大，这些文章部分出自Washington Evening Star , June 9, 1964； Wall Street Journal , Mar. 23, 1964 (“约翰逊总统和妻子似乎有非常丰厚的个人财产”); Life , Aug. 21, 1964; Newsday , May 27, 1964. Worth $7 million:
Wall Street Journal , Mar. 23, 1964;得到了克拉克的确认。Life 杂志认为电台电视台的利益大概是在八百六十万美元。

A “blind trust”: 约翰逊刚入主白宫时即宣布，他会把所有的商业事务交给一个所谓的“保密信托管理”，整个总统任期都会如此。主要受托人就是穆森德（A.W.Moursund），笔者向他提出采访要求，并未得到回复。但在约翰逊担任总统时的大部分时间，穆森德在约翰逊城的“穆森德与弗格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都是托马斯•C.弗格森，约翰逊在丘陵地带长期的政治盟友，过去担任过法官和州保险委员会的主席。弗格森说，约翰逊当上总统后不久，就命令在事务所办公室安上专门的电话线，可以联系白宫和佩德纳莱斯河边的约翰逊牧场。弗格森说他和穆森德办公室的电话上都有“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按钮，但按下去，就能接通到华盛顿白宫”。穆森德家里也有一条这样的电话线，弗格森说。笔者问弗格森，约翰逊是不是通过这些电话线来处理私人事务。“嗯，是的，”弗格森回答，“他和穆森德每天都要通话。”他担任总统期间吗？笔者问。“嗯，是的，我觉得没有——嗯，穆森德是他所有财产的受托人，是所谓的保密信托，其实根本不保密。因为每天晚上他都会给穆森德下命令……”弗格森说，两个人通话通常都是在晚上。“约翰逊，”他说，“上床睡觉……就躺在床上跟穆森德通话。”弗格森说，大部分谈话内容都涉及很多生意上的事，比如银行、电台、电视台、牧场事务，都是涉及总统或者家人商业利益的。“基本上都是约翰逊在对穆森德说：‘嗯，我想这么做，我想那么做，想拿下那块地，想把什么什么变成股票。’这个时候，穆森德无论说什么都是有关约翰逊财产的……总统让他怎么处理他就怎么处理……这是非常不保密的信托。”那么弗格森本人在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有没有帮他处理生意呢？“我吗？当然有啦，”弗格森说，并且详细描述了一系列的生意往来。他说总统还和杰西•C.凯拉姆联系频繁，他是得州广播公司的总裁，该公司是约翰逊广播事业帝国的关键机构，在约翰逊成为总统时改名为LBJ集团。约翰逊会指示凯拉姆如何来处理这个公司的生意。

另一家相关律所是“克拉克、托马斯、哈里斯、丹尼尔斯和温特尔斯”。爱德华•A.克拉克在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是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那之前的二十年，他一直是总统在得州的关键盟友。一九五一年阿尔文•维尔茨去世后，他更是成为约翰逊在秘密处理得州政治事务时的左膀右臂，也是他很多私人生意的代理人。后面几本书中会详细引述克拉克关于约翰逊商业事务的话。讲到这个话题时，他概括说，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有时候一天会花好几个小时来做个人生意。笔者请他再查证这一点。接下来的采访中，克拉克说，他之所以对此知情，是因为：“嗯，我们会记录客户的电话。”他说不能让笔者看到这个记录，还说其中只有一些时间是跟他本人通话的。但他也知道约翰逊还另外花了大量时间和穆森德讨论生意，因为有些事情他克拉克也参与了。和弗格森一样，克拉克也说总统和杰西•凯拉姆电话联系频繁。克拉克说，安装直通电话线，能确保白宫不记录这些电话，接线员也对此毫不知情。凯拉姆不愿与笔者讨论此事。

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一篇文章报道了这些私人电话线的存在，写文章的是《华尔街日报》一个记者团队，他们对约翰逊的财务状况进行了特别详尽的调查。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一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穆森德）有私人电话线接到LBJ牧场和白宫。他拿起电话，几乎马上就能跟总统通上话。”尽管如此，穆森德还是告诉《华尔街日报》，由于信托规定，“约翰逊一家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生意是怎么回事。《华尔街日报》说穆森德“很热切地宣称有些商业运作是跟约翰逊家的利益完全无关的，根本无视那些恰恰相反，令人困惑的‘线索’”，文章接着详细列出了很多这样的线索。

1．邦顿家的血脉

资料来源

书籍、文章、宣传册和文件：

关于丘陵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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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丽贝卡•贝恩斯•约翰逊给儿子送去一份A Family Album 的草稿，并附了一封信，开头写道，“这是你想要的一些故事。”这份草稿中的一些细节和公开出版的A Family Album 不一样，下文简称“草稿”。

Hall, ed., “Horace Hall's Letters”; Andrew Sparks, “President Johnson's Georgia Ancestors,” Atlanta Journal and Constitution Magazine, March 1,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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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Ava Johnson Cox, Ethel Davis, John Dollahite, Stella Gliddon, Rebekah Johnson Bobbitt (RJB), Sam Houston Johnson (SHJ), Clayton Stribling, Mrs. Lex Ward.

注释：

He would say: 林登•约翰逊把这个故事讲给过大学同学、校领导，以及丘陵地带的居民们听。Pool, LBJ (p. 50)中说：“根据佩德纳莱斯河谷中广泛流传的故事，一位骄傲的爷爷骑马跑遍整个乡村，对邻居们宣布：‘今天诞生了一名美国参议员，就是我的孙子。’” Singer and Sherrod, Lyndon Baines Johnson , p.87中引用约翰逊本人的话：“听说我出生那天，我爷爷跳上自己最大的灰马弗里茨，飞奔到镇里，样子特别骄傲，好像单枪匹马打赢了阿拉莫战役似的。他宣布一名美国参议员刚刚降生于世。算是我小时候跟玩伴说的玩笑话吧……”还有些书也提到这个故事的不同版本，其中一本是“Mooney, The Lyndon Johnson Story , pp. 28-29。无数的文章中也提到这个故事，其中一篇“Lyndon B.Johnson, Boy of Destiny”，作者是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居民Bruce Kowert (Boston Globe, Dec. 15, 1963)。但笔者采访到的人中，无论是约翰逊家的亲朋好友，还是丘陵地带的邻居，都不记得有这事了。在一九五四年交给林登的“草稿”中，他母亲写道（p.2）: “林登大约三岁时”，爷爷写了封信，说林登“聪慧过人”，他希望孙子“能在四十岁前成为美国参议员”。

“He has the Bunton strain” : RJB; Cox。在出版的A Family Album (p. 17)中，丽贝卡写道：“凯特•基尔阿姨（说）她看得出邦顿家的气质。”

The “Bunton eye” and personality: Among others, Cox, SHJ, RJB, Mrs. Lex Ward. “Shadow of sadness”: “Joseph L. Bunton,” in Harwell, p. 88.

Encounter on the plains: Eli Mitchell, quoted in Pearson, “A Girl Diplomatist.” At the first battle: Ibid.; “N., ” “Col. John W. Bunton.” “Towering form”: Captain Jesse Billingsley, quoted in Drummond, “Declaration Signer.”Leader of the sevenman patrol: Jones, “Col. John and Mary Bunton, ” p. 3,这篇文章中说邦顿就是领袖； Smith, “Col. John and Mary Bunton, ” p. 3, and Johnson, Album, p. 126,这篇文章中说他是抓住桑塔•安纳的七人中的一员。 “To the present generations”: “h., ” “Col. John W. Bunton.” Wild journey: Smith, “Col.John and Mary Bunton, ” pp. 3, 4; Pearson, “A Girl Diplo¬matist.” “Commanding presence”; “eloquent tougue”: Drummond, “Declaration Signer”; Smith, p.3. Texas Rangers bill: Pearson, “A Girl Diplomatist”; Jones, “Col. John and Mary Bunton, ” p. 3. Retirement: Johnson, Genealogy, p. 16; “h., ” “Col. John W.Bunton, ” p. 2; Jones, “Col. John and Mary Bunton, ” pp. 4-5; Cox; SHJ. Jones写道，还有人推断说他退休是因为被选派去管理阿拉莫传奇英雄Jim Bowie的地产了。

“Big country”; “far behind”; the frontier; the “bloodiest years”: Fehrenbach, PP-255-56, 276-86, 298, 302, 313--20, 501. To the very edge: See Figure 1, Jordan, p. 23; Fehrenbach, pp. 276, 279-80, 286, 313-20.

Rancho Rambouillet description; arriving with Uncle Ranch; wife scaring off Indians: Pearson, “A Girl Diplomatist.” “A large impressive”: Johnson, Album, p. 90. Robert Bunton's biography: Wilson and Duholm, pp.18, 19; Cox; SHJ. A “substantial planter”: Johnson, Album, p. 89. All over six feet: Wilson and Duholm, p. 32. Military career: Ibid., p. 19. Raising cattle: Caldwell County Ad Valorem Tax Rolls, 1870-1880, Texas State Archives. Philosophical Society: Handbook of Texas, Vol. I, p. 246. “Absolutely truthful”; “an idealist”; “an excellent conversationalist”: Cox, SHJ; Johnson, Album, p.90. “Charity begins at home”: Johnson, Album, p. 73. “Leaving a handsome estate”: Brown and Speer, Encyclopedia of the New West, p. 575. Desha Bunton: Richardson, “Texas Pioneer.” “Very proud people”: Mrs. Lex Ward. Selling off, but holding on: Pearson, “A Girl Diplomatist.”最终，这个牧场还是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卖出去了，但只是因为邦顿的后人谈下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Cardsharps: Wilson & Duholm, p. 32.他们说输掉钱的是拥有一半牛群的詹姆斯•邦顿；但亲戚们说是罗伯特（Cox, SHJ）。Renting out pastures: Connolly, in Hunter, ed., p. 190. Retiring comfortably : RJB, Cox.文中提到的得州西部成功牧场主是Lucius Desha Bunton of Marfa.

The Hill Country was beautiful: Schawe, p. 240 and passim; Hunter, passim; Feh¬renbach, p. 606; Frantz and White, p. viii; Graves, Heartland, pp. 12-16, 24 ff, and Hard Scrabble, p. 11.一八七一年来到丘陵地带的Horace Hall说这里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有树丛茂密的高山，土壤肥沃的河谷，草比马背还高”。Hall, p. 342.关于丘陵地带早期的描述还来自考克斯、格利登和从父母祖辈那里听过相关描述的老年居民。

“The cabins became”; “A man could see”: Fehrenbach, pp. 286, 301. “Grass knee high”: Hall, p. 351. “My stirrups!”: Hunter, ed.; an “early pioneer”quoted in AA-S, Nov. 19, 1967.

The grass and the soil: Thomas, ed., esp. pp. 49-69, 115-33, 350-66, 721-36; Graves, Heartland, p. 23. Role of fire: Thomas, ed., pp. 57, 119-26; Hahn, “White-Tailed Deer, ” p. 7; Bray, “Forest Resources, ” p. 28; Graves, Hard Scrabble, p. 12. Failure to understand: Fehrenbach, p. 606; Graves, passim.

The rain: Webb, Plains, pp. 17-27; Bray, “Forest Resources,” pp. 28, 29; Fehren¬bach, pp. 606, 607. A small shrub; mulberry bushes: Engelmann, quoted in Bray, “Forest Resources,” p. 29. Cactus; “too low”: Bray, “Forest Resources,”p. 4. “Well-defmed division”: Vernon Bailey, “Biological Survey of Texas, 1905,”quoted in Webb, Plains, p. 32. “Divided”: O. E. Baker, Agricultural Economist in the U.S. Bureau of Agricultural Economies, in Yearbook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21), quoted in Webb, Plains, p. 19. “West of 98”: Graves, Hard Scrabble, p. 20. “Sound and fury”: Fehrenbach, p.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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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outhouses”: Speer, p. 6. “The back of a bush”: Olmsted, p.134. “Most popular use”: Fehrenbach, p. 298. “At random” : Hayes, quoted in Fehrenbach, p. 298. “This life”; “a difference” : Fehrenbach, pp. 300, 451.

Colt revolver; “Never again”: Fehrenbaçh, pp. 474-76.149: Fehrenbach, p.497. Hundreds died: Fehrenbach, p. 501. Torture and rape: Fehrenbach, pp. 450-51 , 460. “A thousand deaths”: Nunley, “The Interesting Life Story of a Pioneer Mother,” pp. 17-21.

Formation of Blanco County: Commissioner of Insurance, Statistics and History, “Blanco County,” pp. 27-29, Galveston, 1882. Pleasant Hill: Gillespi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p. 63. Swarming with steers: Hahn, “White-Tailed Deer,” p. 9. The rise of the cattle business: Pelzer, pp. 45 ff; Hunter, ed., pp. 96-99 and passim; Fehrenbach.

The Johnson brothers as trail drivers: Hall, Speer, Moursund, passim. “The largest”: A. W. Capt, in Hunter, pp. 362-63. “On his return”: Fred Bruckner, quoted in Bearss, p. 31.

“Tall”: Johnson, Album, p. 73. T. U. Taylor描述说她“年轻漂亮，黑眼睛炯炯有神，乌黑秀发，英姿飒爽，是非常精致的女人，有强烈的家族自豪感” (p.21). “Loved to talk”: Johnson, “The Johnsons, ” p. 71. “Admonished”: Johnson, Album, p. 74.

“The months”: Fehrenbach, p. 558. Capt, in Hunter, p.36中的一句话表现了丘陵地带牧人们对联邦政府针对印第安人政策的抵触情绪：“追捕印第安人根本不可能，因为当时他们处在政府人员的严密保护下。”The only wife: SHJ, Cox. “Gently reared”: Taylor, p. 21. Hiding in the cellar: Porterfield, pp. 39-40.虽然很多公开的说法都和Porterfield说的一样，是一条“备用的尿布”；但亲戚们说，伊丽莎自己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没说得这么含蓄了。

Losing the soil; drought: 关于牧人们所思所感最辛酸深刻的描述来自他们的子孙，包括Stribling, Cox,和Dollahite. The brush: Bray, “Forest Resources,” pp. 30-32; Graves, Heartland, p. 20; Hard Scrabble, p. 198. 500 square miles: Bray, p. 30.

“That king cash crop”: Graves, Hard Scrabble, pp. 20, 21. Cotton and the soil: Stribling; Graves, Heartland, pp. 20, 21. Into “the next county”: Graves, Hard Scrabble, p. 22. “Eating down”: Hahn, “White-Tailed Deer, ” pp. 41, 43; Graves, Heartland, p. 23. Decline in cotton production: Agricultural Census for 1880, Hays County, State of Texas, Texas State Archives.

“The terms”: Fehrenbach, p. 560. Buying up the land: Bearss, pp. 29, 34; Speer, p. 48; Hall, pp. 345-46. “Made a market”: Speer, p. 58. Action Mill, store : Hall, pp. 344-47.

“Inner convictions”; “the best-adapted”: Fehrenbach, p. 561. Table talk at the John sons'; “He encouraged”: Cox, Gliddon. Subscribing: Cox; Jessie Hatcher, quoted in Bearss, p. 51. “Tenant purchase”: SHJ, Cox. Interest in religion; becoming a Christadelphian: Jessie Hatcher, quoted in Bearss, p.52. The wedding gift: Johnson, Album, p. 74. “They took receipts”: Speer, p.57. Businessmen: Fehrenbach, p. 557, for example. “$20 gold pieces”: Speer, pp. 57-58. “Wishful thinking”: Fehrenbach, p. 561. “Great optimism”: SHJ. Borrowing $10,000: Bearss, p. 45. “The Johnson boys”: Hall, p. 341.

“The year 1871”: Speer, p. 56. The 1869 flood: Speer, p. 52. Second overflow: Speer, p. 54. The Johnsons' 1871 drives: Speer, pp. 57-58; Capt, in Hunter, pp. 364-66; Hall, pp. 339-41. “Half the cattle”: Webb, p. 231. “Cut a fellow”: Hall, p. 340.

Tied up with theirs; “a great loss”: Speer, pp. 57-58. Mortgages, lawsuits: Bearss, pp. 43-47, 186. Losing mill: Bearss, p. 45. Selling to James Johnson: Bearss, p. 187.

“Mr. Louis”: Hall, p. 344. “It has been”; Comanche raid: Hall, p. 346. Last land sold: Moursund, p. 210. Value of Tom's property: Moursund, pp. 210, 214. Tom drowned: Moursund, p. 214. Value of Sam's property: Moursund, pp.214, 217. Moving to the Buda farm: Hays County Deed Record Book H, pp. 478-79, quoted in Bearss, p. 49.

“About this time”: Speer, p. 60. 4 acres for 1 bale; $560: Agricultural Census for 1880, Hays County, State of Texas, Texas State Archives. “Floats in grease”: Speer. Selling the carriage for down payment: Johnson, Album, p. 74.

Photographs: For example, Plates XXIX and XXX, in Bearss. Sideboard: Hatcher, quoted in Bearss, p. 179. “She would bring out”: Johnson, Album, pp.73-74.丽贝卡还写道：“她对钱财这些身外物没什么感觉……”但这和其他人的描述不同。 “Knocked him”: Hatcher, quoted in Bearss, p. 52. Sam in old age: Johnson, Album, p. 71; Cox.

2．人民党

资料来源

书籍、期刊和档案：

Goodwyn, Democratie Promise; Josephson, The Politicos; Martin, The Peoples Party of Texas; Morison and Commager,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V. 2; Morison, Commager, and Leuchtenburg,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Southern Mercury, 1888-1890.

Barker Texas History Center.

采访：

Ava Johnson Cox, Stella Gliddon, Sam Houston Johnson, W. D. McFarlane, Emmette Redford.

注释

1892 campaign: Record of Election Returns, 1892, County Clerk's Office, Blanco, Comal, Gillespie, and Hays counties.

Feeling rising: Goodwyn, pp. 26-37. Didn't have railroads: 偶尔会铺一条铁路到山里不那么偏僻的地区，但这条线很快就会废弃。 $1, 945: Fourth Annual Report,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Insurance, Statistics and History, 1890-1891, Austin, 1892. The Lampasas beginning: Goodwyn, pp. 33-37.

“Our lot”: J. D. Cady, Oct. 30, 1888. “I will try”: Landrum, April 25, 1889. “I see”: Blevin, June 6, 1889. “I consider”: Minnie Crider, Feb. 13, 1890. “If we help” : Sarah Crider, March 13, 1890. “As we live”: June 27, 1889. “We are in”: Eppes, April 19, 1888. All from Southern Mer¬cury.

Cooperatives: Goodwyn, pp. 34-39, 43-49, 125-39.丘陵地带很多老者回忆起父母的相关描述。 Fort Worth and Dallas: DMN quoted in Goodwyn, p. 47. Membership: Goodwyn, pp. 46, 73, 86. “A power”: Smith, quoted in Goodwyn, p. 86. Fanning out: Goodwyn, pp. 91 ff. “Swept over”: Darden, quoted in Goodwyn, p. 93.

Breaking the cooperatives: Goodwyn, pp. 125-39. Dollar assessment: L.Sellavan, Southern Mercury, Aug, 22, 1889. “Loves Dr. Macune”: Quoted in Goodwyn, p. 132. Caravans: The Austin Weekly Statesman said that observers were“completely astonished by the mammoth proportions” of the turnout (quoted in Goodwyn, pp. 131-32).

“Corruption dominates” : Quoted in Morison and Commager, pp. 240-41. “Army”: Morison et al., p. 184. Taking command: Morison and Commager, pp.239-56; Goodwyn, pp. 319-23. Except: Morison et al., p. 173-“They have the principle”: Quoted in ibid., p. 188. Bryan's speech: Ibid., pp. 188-90. Losing their identity: Ibid., pp. 190-96; Goodwyn, pp. 470-92. “A triumph”: Morison et al., p. 195. “The last protest”: Ibid., p. 196. Hill Country was worse: “Farm and Farm Property, with selected items for 1900 and 1910, ” Bulletin: Agriculture Texas, Statistics for the State and its Counties,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20. 23 voters: BCR, Dec. 17, 1904.

3．约翰逊家的气派

资料来源

书籍、文章和文件：

Bearss, Historie Resource Study; Cocke, The Bailey Controversy in Texas; Fehrenbach, Lone Star; Frantz and White, The Driskill Hotel and Limestone and Log; Gantt, The Chief Executive in Texas; Gould, Progressives and Prohibitionists; Graves, Hard Scrabble and Texas Heartland; Humphrey, Farther Off From Heaven; Rebekah Johnson, A Family Album; Maguire, A President's Country; McKay, Texas Politics; Moursund, Blanco County Families; Mowry, The Twenties; Nichols, Rugged Summit; Porterfield, LBJ Country; Speer, A History of Blanco County; Webb, The Great Plains, The Great Froutier; Wilson and Duholm, Genealogy.

Emma Morrill Shirley, “The Administration of Pat M. Neff, Governor of Texas” (Thesis), Baylor Bulletin, Dec., 1938.

Anita Brewer, “Lyndon Johnson's Mother,” AS, May 13, 1965; William N.Kemp, “Representative Sam Johnson― 1877-1937,”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ptometrie Association, Feb., 1968; Bela Kornitzer, “President Johnson Talks About His Mother and Father,” Parade, Jan. 5, 1964; Bruce Kowert, “Lyndon B. Johnson, Boy of Destiny,” Boston Globe, Dec. 15, 1963; Glenn Loney, “Miss Kate and the President,” “Exec. PP 13-1,” WHCF; Gene Barnwell Waugh, “The Boyhood Days of Our President: Recollections of a Friend,” San Antonio Express-News, April 25, 1965; “The Man Who Is the President,” Life, Aug. 14, 1964; “Lyndon Johnson's School Days,” Time, May 21, 1965; “This is LBJ's Country,” USN& WR, Dec. 23, 1963.

Blanco County Record, 1903-1925; Blanco News, 1905-1906; Johnson City Record-Courier, 1925-1926, 1937; Gillespie County News, 1904-1906; Fredericksburg Standard, 1920-1928; Llano Times, 1906; San Antonio Express, 1906, 1918, 1922, 1923. Austin Statesman, 1905; Fredericksburger Wochenblatt, 1920;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1923.

“Pedernales to Potomac,” Austin American-Statesman Supplement, Jan. 20, 1965; ＜(The Record Courier―Blanco County Centennial Edition,” Aug. 1, 1958.

“The Hill Country: Lyndon Johnson's Texas,” an NBC News television program(referred to as “NBC Broadcast”), broadcast May 9, 1966.

“Transcript of an Exclusive Interview Granted by 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to Robert E. McKay on May 21, 1965” (referred to as “McKay Interview”).

House Journals (HJ), 29th, 30th, 36th, 37th, 38th Legislatures.

O. Y. Fawcett, Fawcett's Drug Store, “1905 Charge Account Book.”

口述史：

Sherman Birdwell, Percy Brigham, Ben Crider, Joe Crofts, Marjorie A.Delafield, Stella Gliddon, Jessie Hatcher, Carroll Keach, Wright Patman, Payne Rountree, Josefa Baines Saunders, Louis Walter.

采访：

Milton Barnwell, Rebekah Johnson Bobbitt (RJB), J. R. Buckner, Louise Casparis, Elizabeth Clemens, Roy C. Coffee, A va Johnson Cox, Ohlen Cox, Ann Fears Crawford, Cynthia Crider Crofts, Willard Deason, John Dollahite, Robert L. Edwards, Wilma and Truman Fawcett, Stella Gliddon, William Goode, D. B.Hardeman, Eloise Hardin, Ugo Henke, Welly Hopkins, Sam Houston Johnson (SHJ), Eddie Joseph, Ernest Klappenbach, Fritz Koeniger, Jessie Lambert, Kitty Clyde Ross Leonard, W. D. McFarlane, Cecil Morgan, Alfred P. C. Petsch, Cari L. Phinney, William C. Pool, Cecil Redford, Emmette Redford, Benny Roeder, Gladys Shearer, Gordon Simpson, Arthur Steh-ling, Addie Stevens, Clayton Stribling, Fay Withers.

注释：

Father relieved: Johnson, Album, p. 22. Sam's boyhood: Ibid., pp. 22-23. Robert Bunton's retirement: Cox. Teaching : Bearss, p. 56; Pool, LBJ, p. 23; Gliddon.搭伙的那家人叫Shipp. “He had”: Album, p. 24.

Successful at first: Johnson, Album, p. 24; Cox. “Strutted”: Ohlen Cox; Gliddon. Carrying the Colt: Joseph. “To make it”; his best friends: Album, p. 24.

Winning the nomination; his acceptance speech: Gillespie County News, July 9, 1904. Running ahead: BCR, Nov. 10, 17, 1904.

Sam Johnson as a legislator: McFarlane, Coffee, Phinney, Simpson, Buckner, Joseph; Patman OH, and quoted in Steinberg, Sam Johnson's Boy, p. 3. Alamo Purchase Bill: AS, Dec. 2, 1928; BCN, Oct. 28, 1937; HJ, Regular Session, 2çth Legis¬lature, 1905, pp. 76, 149, 152, 164, 198. The hero was Ferg Kyle of Hays County. Calf-roping bill: Gillespie County News, Jan. 28, 1905; HJ, pp. 76, 187. Franchise tax: Pool, p. 26. Wolf bounty: HJ, pp. 291, 332; Blanco News, April 10, 1905.

“A trio”: Gillespie County News, Feb. 25, 1905. Alarm clock joke: Walter OH, p. 3. “Mighty glad” : Rayburn to Sam Ealy Johnson, Jr., Feb. 22, 1937,“General Correspondence―Johnson, Sam,” SRL. “Has succeeded” : Gillespie County News, April 8, 1905.

Llano newspaper: Llano Times, March 1, 1906. SAE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九日重新刊登于Blanco News的一篇文章中说：“弗雷德里克斯堡的S.E.约翰逊议员是州议会最努力的成员之一。虽然只是第一届任期，他已经为自己赢得了极好的名声，如果他能连任，一定能够为选民贡献更多有用的服务。” “Shell the woods”: Blanco News, July 26, 1906. Democratie primary results: Blanco News, Aug. 2, 9, 1906.

Democratie primary results: Blanco News, Aug. 2, 9, 1906.

Losing on cotton futures: 山姆自己会说他的损失是因为旧金山的地震，但唯一相信这个说辞的是他的妻子，丽贝卡写道：“一九〇〇六年的旧金山地震让他损失了全部的棉花财产，并让他陷入几千美元的负债中。” (Johnson, Album, p. 25)比较了解真相的亲戚有考克斯、 SHJ和RJB. “My daddy”: Quoted in Steinberg, p. 565.

“The damn Legislature”: Quoted in Fehrenbach, p. 435. Austin atmosphere: Among many descriptions, Frantz, The Driskill, and Steinberg, Rayburn, pp.17, 19, 21. An enthusiastic participant: Joseph. Ordering out the lobbyist: McFarlane. Bill regulating lobbyists: HJ, Regular Session, 30th Legislature, pp.76, 660, 754.

“Dull black”: SAE, April 14, 1929. “Were phrased”: Bower, quoted in Steinberg, Sam Johnson's Boy, p. 9. “Influenced” Bryan: Pool, p. 148. The Bailey case: McKay, pp. 21-24; Steinberg, Rayburn, pp. 17, 18. “Drive into the Gulf”: Cocke, p. 633. Only seven: Pool, p. 29; Bearss, p. 64; Steinberg, Rayburn, p. 18.

“A quiet worker”: Chaplain W. J. Joyce, in HJ, 30th Legislature, p. 427. “Straight as a shingle”: McFarlane; Percy Brigham, quoted in Porterfield, p.32. The Fawcett account: Fawcett, “Account Book,” p. 277. Mabel Chapman refusing: Wilma Fawcett, Cox. Offered no job: RJB, SHJ.

4．父亲和母亲

资料来源

见第3章资料来源。

注释

Rebekah's girlhood: Johnson, Album, pp. 28-30. Her house: Album, p. 29; SAE, Oct. 3, 1963. Her father: Album, pp. 75-87, 29; Moursund, pp. 11-12.

Meeting Sam Johnson: Album, pp. 17, 25, 30; Steinberg, Sam Johnson's Boy, p. 10.

Their home: Photographs, Bearss, Plates XXIX, XXX; Cox, Gliddon. “Flawless”: RJB. Women working: See Chapters 27, 28. Girls quitting : Lambert, who was one of them. Normally: Album, p. 30. “I never”: Rebekah to Lyndon, May 30, 1937, “Family Correspondence, Johnson, Mrs. Sam E., Dec. 1929-Dec.1939, ” Box 1, Family Correspondence.

Going to church; contrast with other women; with Tom's wife: Cox; RJB; Hatcher, OH, pp. 13-14. “Opposite”: Cox.丽贝卡说：“不管从性情、教养还是背景上来说，我们俩都有很大不同。然而，说到做人的原则与驱动生命的热情，说到这些生命中真正的关键，我们是一心一体的。” (Album, p. 25). “Then she'd hear Sam”: Lambert. “If men”: Fehrenbach, p. 302.

Quotation: Album, p. 32. Tablecloths: Saunders, OH, p. 14. Teacups: RJB; Mrs. Johnson. Sam bringing Mrs. Lindig: Hatcher OH, pp. 3, 4, and quoted in Bearss, p. 69. “The attending”: Album, p. 17. “Always dignified”: Hatcher, OH, p. 3. “You will be drowned!”: Hatcher, quoted in Bearss, p. 69.

“The end of the earth”: Gliddon. “Closed”: Barnwell. Climbing the belfrey: Cecil Redford. “Probably”: SHJ, p. 8. Only college degree: Gliddon. Green sneaking into the classroom: His daughter, Wilma Green Fawcett. “I don't want”: RJB.

No room In Sanitarium; her illness thereafter: SHJ, RJB. Rebekah as a homemaker: Casparis, Cox, Cynthia Crider Crofts, Wilma and Truman Fawcett, Stribling. Rebekah as a teacher: Cox; Crider OH.哼歌的是阿娃。 “She teached”: Crider OH, p. 8. “We didn't”: Cox. “The highlight”: Waugh, “The Boyhood Days.” Ava's experience: Cox. “I had heard”: J. R. Buckner, quoted in Pool, p. 56. “Gentle, gentle”; “quite the contrary”: Gliddon OH. “Highly organized”: Album, p. 27. “Mr. Sam lost”: Casparis. “That's not”: Cynthia Crider Crofts. Most of them recall: Casparis, Lambert, Stevens. See A Note on Sources. “He used”; “German blood”; “You could see”; “One minute”: Casparis, Stevens, SHJ, Cox. “In disposition”: Album, p. 25. “The Bainses”: Rebekah Johnson quoted in HP, June 20, 1954, Sec. 6, p. 6. “It was something” : Casparis.

“Men who”: Cox. $32, 375 sale: Fredericksburg Standard, Jan. 22, 1916. Put ting on the plays: BCR, May 11, 1923; Bearss, pp. 103, 104.
Johnson City Record: Bearss, pp. 75-76; Waugh, “The Boyhood Days”; Gliddon.

Sam's buying ranches, etc.: Fredericksburg Standard, Nov. 28, 1919.Gliddon's experience: Gliddon. Haunish episode: RJB. At the Fredericksburg bank: Walter OH; Petsch. “Broad-minded”: Wilma Fawcett. Selected as a member of draft board: Bearss, p. 76. No opposition: Fredericksburg Standard, Jan. 18, 1918.

“A flying mass”: Lucia Johnson Alexander, in AS, May 13, 1965. “I've bought”: SHJ, RJB. “I argue”: Deason. Spelling bees, debates, listening to records: Gliddon, quoted in Bearss, pp. 103-4; Gliddon; Cox; Wilma and Truman Fawcett.

5．儿子

资料来源

见第3章资料来源。

注释

His mother wanted: RJB, SHJ. The naming: “Rough Draft,” pp. 4, 5.除了一些较小的不同之外，最终出版的Family Album中也删掉了“他想了想三个律师朋友中的最后一个”这句话。“Dark eyes”: Album, p. 22. “Professed”: “Rough Draft,” p. 2. “The Bunton eye”: Cox.

“Raised his hand”: Rebekah Johnson's注释: on fîrst page of photographs following p. 32 in the Album. Ordered fifty: Kowert, “Lyndon B. Johnson.”Telling him stories: Album, p. 19. The Stonewall picnic: “Rough Draft,” p. 5.Neighbors remembered: Gliddon.

“A highly inquisitive”: “Rough Draft,” p. 5. Her fright: Cox, Gliddon; Mrs. Lucia Johnson Alexander to Bruce, April 14, 1971, quoted in Bearss, p. 72. Relatives: Cox; Hatcher OH, p. n; RJB. The bell: Mrs. Alexander to Bruce. Hiding in haystack: Lambert. In cornfield: Mrs. Alexander to Bruce. “He wanted attention”: Lambert.

Running away to school: Loney, “Miss Kate and the President,” p. 2; Saunders OH, p. 13; Album, p. 19; Cox; Hatcher OH p. 12. “My mother used to lead me”: Johnson, in “The Hill Country: Lyndon Johnson's Texas,” quoted in NYT, May 8, 1966. Ava picking him up: Cox. Unless she held him on lap: Deadrich, quoted in Loney, “Miss Kate,” pp. 3, 6. Dressed differently: Loney,“Miss Kate,” p. 3; Cox. Writing his name big: Kowert, “Lyndon Johnson.” China clown: Bearss, p. 71; Cox.

On the donkey: Cox. “The head of the ring”: Hatcher OH, p. 12. Hugo's pie: Cox.

“Lyndon took a liking”; a “five-pointer”; “a natural bom leader”: Crider OH, pp. 2, 17, 13. “Take his bail and go home”: Edwards. Among others who knew this: SHJ.

In Maddox's barbershop: Emmette Redford, Cox, Gliddon, SHJ; Crofts OH. Father made him stop: SELF. “Competition”; populism: Cox. Debates: Gliddon. They are also described by Cox, RJB. “There was no”: Redford. Dropping out of games: Pool, p. 58; Cox; see also Nichols, p. 439,尼克斯说：“他父亲告诉我，林登……喜欢听爸爸和邻居朋友们的谈话，不像普通的孩子那样喜欢尽情玩耍。” Craning his neck: RJB; Steinberg, Sam Johnson's Boy, p. 21. Hobby visit: Kowert, “Lyndon B. Johnson.”

“I loved”: Kearns, Lyndon Johnson, PP-36-37; Cox, Gliddon. “Tell him”: Steinberg, p. 26. “If you can't”: Dallas Herald, Nov. 24, 1963. “Someone who really knew”: McFarlane. Benner's daims of fraud: San Angelo Standard-Times, March 31, 1968. Celebration in San Antonio: RJB. Sitting in the swing: Cox, Fawcett. Liked to dress like his father: Cox. “He was right”: Hatcher OH, p. 21. Carrying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Stribling. Imitating his father: Patman, in Steinberg, pp. 28, 3, and OH.在NBC电台，林登的第一个老师Kate Deadrich说他来上学时，“戴着父亲的牛仔帽，还会穿父亲的靴子。穿着有点难走路，但他小小的脚上还是穿着那双靴子”。Sam's ambitions limited: Patman, in Steinberg, p. 28. The difference: Fawcett, Gliddon, Redford.

Ear-popping: Barnwell; Rountree OH, p. 14. “Let me tell you”: Gliddon. “He was a Bunton!”: Cox.

6．“我认识的最好的男人”

资料来源

见第3章资料来源。

注释“Warm applause”: SAE, Feb. 27, 1918. Sam's description: Joseph, McFarlane; Patman OH. “The cowboy type”: Patman, quoted in Steinberg, Sam Johnson's Boy, p. 3. “Caught in the tentacles”: JCR-C, Oct. 28, 1937.本来文章里这几个字是没有加引号的，但很多约翰逊城的居民都说这就是山姆的原话。Sulphur tax: McFarlane.

Anti-German hysteria: Gould, p. 225; Pool, pp. 36-38; Fehrenbach, p. 644.Fredericksburg Square; “maelstrom”; Sam's speech: Fredericksburg Standard, March 23, April 6, 1918; State Observer, June 10, 1940. Remembered with admiration: Phinney. Privately buttonholing: SAE, March 6, 1918. “At a time”: W.A. Trenckmann, editor of Austin's Das Wochenblatt, in a letter dated Aug. 17, I920, published in Fredericksburger Wochenblatt, Oct. 14, 1920.

山姆•约翰逊还领导了对抗“3K党”的斗争，不过，这不需要政治上的勇气，和林登•约翰逊的一些传记作者说的恰恰相反。山姆的儿子，山姆•休斯敦•约翰逊写过（My Brother, pp. 29-31）“3K党”“多次威胁要取他性命”，有一次山姆•伊利以及两个兄弟（汤姆和乔治）请他们“有本事就来”，整个晚上都拿着猎枪守在前廊上，而女人们则躲在地窖里（“3K党”没来）。但这两件事至少都一些夸张。山姆•约翰逊同情下层人民，憎恨“3K党”残害墨西哥裔美国人，他经常叫他们“3K大混蛋”。山姆•休斯敦说：“我从不知道‘大混蛋’是可以和‘3K’分开的，可以单独成一个短语的，上高中的时候才搞明白。”在得州议会，对于“3K党”支持的政策，山姆也仗义执言投票反对；他有一项关于种族宽容的请求赢得了全州上下的关注。时任得州众议院书记官的卡里•L.菲尼“很鲜明地”记得“那强有力的声明”。但众议院对“3K党”的支持和反对势均力敌，而且在约翰逊自己的选区， “3K党”根本不成气候。

Optometrists: Kemp, “Representative Sam Johnson.” “High time”: McFarlane.这是十分具有个人特色的一句话。根据考克斯在普尔（p.45）中的回忆，山姆在与本纳竞选州议员的一次演说中说：“此时人们正应该站起来，让全世界知道自己的立场。”This was a characteristic phrase. In one of his campaign speeches against Benner, he said, as Cox recalled it for Pool (p. 45), “It is high time that a person stands up and lets the world know how he stands.” “He was not”: Patman OH, pp. 2, 3.

Concerted effort: BCR, April 22, 1921. A “leading good-roads” man : House Journal, Regular Session, 36th Legislature, 1919, PP-308-9; 1920, pp. 196-97, 503详细记载了约翰逊为这条高速公路付出的努力。

“We've got”: McFarlane. Drought: BCR, Oct. 15, 1920. “Because of”: BCR, Oct. 28, 1937; Pool, p. 39. State aid: BCR, Oct. 15, 1920. “A great victory”: BCR, March 11, 1921. “Truly wanted”: McFarlane. “The best man”: Patman OH.

“He had”: Redford. Sam's work in obtaining pensions: Dollahite, Koeniger, Gliddon, Buckner.

Blue Sky Law: House Journal, Regular Session, 38th Legislature, pp. 34-35, 827; Shirley, p. 100. “The Governor's speech”; “I want to leave”: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Jan. n, 1923. “No measure”: SAE, Jan. 14, 1923. Money: McFarlane, RJB. “Whenever”: Wilma Fawcett. “Ambitious”: Deason.

“Several big land deals”: BCR, Aug. 6, 1920. Kept going down: Cox, Gliddon, Stribling. “If you want”: Cox.

Buying the family place: Fredericksburg Standard, Feb. 7, 1920; Bearss, p.81. Offering $19, 500: Gillespie County Deed Book 27, pp. 420-21, in Bearss, p.170. Persuading Tom: SHJ, Cox. “Gradual enough” : Graves, Heartland, p. 29.Cotton prices: Gould, passim. Other expenses: RJB, SHJ, Cox. Selling hotel and store: BCR, Jan. 23, 1920.这个店山姆卖了大概五千美元。Mortgage, bank loans: Gillespie County Deed Book 27, pp. 420-21, in Bearss, p. 171; RJB, SHJ说弗雷德里克斯堡Loan and Abstract公司借贷的这一万五千美元的抵押贷款，利息是百分之七，用途是拿来对农场做一些修缮和改进。Gully: Cox, SHJ, Gliddon. Cotton prices falling: Literary Digest, Nov. 6, 1920. Selling to Striegler: Fredericksburg Standard, Sept. 23, 1922; Bearss, p. 88. All went to Loan and Abstract: Gillespie County Deed Book 34, pp. 624-26, quoted in Bearss, p. 171. Still owed banks, etc.; his brothers co-signing: RJB, SHJ, Cox, Fawcett, Gliddon; Bearss, p. 136说之前两千美元的抵押贷款资产将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出售，但RJB, SHJ和考克斯说这样的抵押贷款资产在一九二三年还是有效的。

Sam's illness: RJB, SHJ, Cox. Going to Legislature: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Jan. 19, 23, 1923. “Among prominent visitors”: BCR, March 26, 1920. “Big land deals”: BCR, Aug. 6, 1920. Benner's mot: Koeniger. Johnson City's opinion of Sam Johnson: Dollahite, Gliddon, Fawcett, and all interviews with residents noted in Sources for Chapter 3. “Playing cowboy”: Brigham OH. “For business reasons”: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Jan. n, 1923. Not invited to speak: Fredericksburg Standard, Aug. 30, 1924.

Real-estate and insurance; game warden: BCR, May 9, 1924; RJB» Cox. “Please!”: Fawcett. Buntons lent him: SHJ, Cox. Foreman: Gliddon.

“Some children”: 这部分引用了很多居民的话，这句话出自魏丽玛•福西特。“Never tells a lie”: Cox.丽贝卡本人在她的p. 19也记录了这件事，还说：“他对追寻真相充满激情，而且一定会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失职。” Laundry: Wilma Fawcett. “Sausage”: Ohlen Cox. “Bread and bacon”: Stribling. “A Utile dab”; Christmas food; “She just,” etc.: Cox. “He did”: Dollahite.

7．“最底层”

资料来源

见第3章资料来源。

以及， Marjie Mugno, “Just a Guy,” Highway (published by the Austin Employees, Texas Highway Department), March, 1964; Carol Nation,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Texas Highway s, March, 1964; Wendell O’Neal,“Motor Buses in Texas, 1912-1930,” Texas Bus Owners Association, Inc., 1931.

采访：John Gorfinkle.

注释

“Humorous to watch”: Patman, quoted in Steinberg, Sam Johnson's Boy, p.28,他还多说了几句：“他们长得挺像的，走路姿势一模一样，那种紧张习惯也一样，林登跟你说话的时候，也会像他爸爸一样，抓住你的衣领。”Patman在和山姆•约翰逊在众议院议员席共用一张双人桌。“Whenever”; “there wasn't”: McFarlane. Also, Coffee, Holden, Joseph, Morgan, Phinney.一九二二年州议会并未召开，但有些人看到林登和约翰逊一起在奥斯汀办议会相关的事情。

“Just long enough”: Lyndon Johnson quoted in Waugh, “The Boyhood Days.”“Bossy”: Wilma Fawcett. Woodbox, etc.: 关于林登在家种种行为的描述来自RJB, SHJ, Casparis.

At Albert School: RJB; Cox. Donkey: Johnson, quoted in Steinberg, p. 699.See also Time, May 21, 1965. Photograph: Album, p. 38; RJB. “Someday”: Itz, quoted in USN& WR, Dec. 23, 1963, “This is LBJ's Country.”

“Couldn't handle”; might not pass; scraping up tuition: Cox, SHJ, RJB. Spending allowance: SHJ; BCR, July 28, 1922. “Cut off”: SHJ. “Lyndon is very young”: Rebekah Johnson to Flora Eckert, July n, 1922, “Family Correspondence” (Mother) Johnson, Sam E. (Rebekah), Box 1, General Correspondence. At Johnson City High: Schoolmates Leonard, Cecil Redford, Edwards, Dollahite, Cox; Crofts OH.

“Many times”: Rebekah Johnson, quoted in DM N, June 30, 1941. Father's anger, kicking off shoes: RJB, SHJ.

“Bend over”: SHJ, pp. n-13. Tension between Sam and Lyndon: SHJ, pp.13, 10. Suit: Barnwell. “All afraid”: Edwards. Beau refusing: RJB. “Ugly things”: Casparis.

“You could see”: Casparis. An hour alone: SHJ, pp. 9, 10. The bicycle: SHJ, p. 16. Spanking over razor: Crofts OH. Barbershop spanking: Crofts OH; Barnwell.

Sneaking out the car: Cox, Fawcett. “I've seen him”: Fawcett. Fawcetts knew: Fawcett. Spankings: Fawcett, Cox, Edwards, Emmette Redford, RJB, SHJ. The telephone operator; hiding in a tree: SHJ. “He always”: Emmette Redford.

“Such a production”: Barnwell. The two boys in the cafe: Ohlen Cox, SHJ. His sisters mistreating him: Cox. “I regarded”: Emmette Redford. Spanking at school: SHJ.

Hugging: Cynthia Crider. “Miz Stella”: Gliddon. “Put me to shame”: Redford, Edwards, Fawcett. “The more”: Stribling, Wilma Fawcett. “We had great ups and downs”: Lyndon Johnson, quoted in Harwood and Johnson, Lyndon, p. 23. “I felt sorry for him”: Gliddon, for example. “Too much”: Fawcett.

Lyndon and Kitty Clyde Ross: Kitty Clyde Ross Leonard, Casparis, Cox, Edwards. “Believed to be”: BCR, May 9, 1924. Air Force One: 林登•约翰逊图书馆里有一张此行的照片。

Carrying the eggs: Crider. “You strap on”: Humphrey, p. 55. “Half the town”: Milton Barnwell.

“Immediacy”; “by the middle”: “flickering screen”: Shannon, in Mowry, pp. 43, 59, 60. “Rather drab”: RJB. “About all”: “so what was left”: Emmette Redford. Lyndon's dream: He is quoted in Kearns, Lyndon Johnson, p. 40.

“You couldn't get anywhere”: Crider OH, p. 6. She never: 林登•约翰逊对卡恩斯（Kearns）说，妈妈每天都会用“刀子一样尖厉的声音”让他去干事情，或者，用卡恩斯的话说：“完全把他关在门外。”但他也对卡恩斯（p.40）说：“我们一直是非常亲密的同伴，接着，她一下子就把我给抛弃了。”很多人都从未听到过“刀子一样尖厉的声音”，也从未看到过丽贝卡对林登失去耐心，其中包括RJB、SHJ、考克斯、卡司帕利斯，还有笔者采访到的另外几十个人，他们都曾经和约翰逊一家人有过来往。“Hope”: Casparis. Father's anger: RJB, SHJ.

“Always talklng big”: Koeniger. “He didn't”: Clemens.

Gravel-topping the road: 关于这项工作的描述来自亲自干过这项工作的很多约翰逊城人，他们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包括考克斯。 “Can't even hold”: Casparis. “There's got to be,” etc.: Cox.

“C’mon, Lyndon, get up”: NBC Broadcast; Kornitzer, “President Johnson”; SHJ. Wrecking the car and running away: Koeniger. Working in Robstown: SHJ, Roeder, Clemens, Koeniger, Fawcett; Keach OH II, p. 30; Robstown Record, Dec. 16, 1936; CCC, Dec. 16, 1936.

Visiting the Buntons; refusing to register: BCR, Sept. 19, 26, Oct. 10, 1924以及SHJ都提到了此事，以及他之后立刻在圣马科斯待了两天。

“Weeelll”: SHJ. “The minute,” “exploded”: SHJ, pp. 21-22. “One less mouth”: Johnson, quoted in Steinberg, p. 32. “None of us had been off the farm”; “nothing to eat,” etc.: 这是约翰逊的描述，多年来他对记者们基本都是这么说的，这段话出现在DMN, June 30, 1941。当然，当时的约翰逊刚刚从罗布斯敦（Robstown）一趟三百多公里的旅程中回来。约翰逊在路上捉弄其中一个小伙子奥索•萨米，而“把钱埋起来”的故事应该也是恶作剧之一。朗特里说有一次“我们身后亮起车灯，林登开始高呼奥索•萨米的名字。奥索，是那种很容易就被吓到的人……他跟奥索说，那些人在跟着咱们……让奥索觉得那些人要抢劫咱们”，“于是我们停下来，看着奥索走到旁边很远的地方，把钱埋起来。我们都把钱给了他，他就把钱埋起来”（p.8）朗特里对这趟旅程总结说，“我们一点儿也不害怕” (Rountree OH, p. n). See also Crider OH, pp. 3-4.

“Johnson was barely able to survive”: Kearns, p. 43. What Johnson actually did: Koeniger; RJB; Crider OH, passim; Otto Crider in Cloverdale Reveille, July 2, 1964.柯尼格尔说：“我读到一篇文章，说林登干了很多脏活累活，这一点我毫不知情。我从来没听说他干那样的工作。我敢说，他就算做过摘葡萄之类的工作，也只做过很短的时间……虽然不愿意说，但我怀疑林登可能把那些没干过的事都说成干过的。他和奥托（克赖德是他旅途中的同伴之一）一起去了特哈查比，但没有待很久，就去了圣贝纳迪诺。”柯尼格尔还说，奥托或者林登都从没有“提过挨饿、摘葡萄之类的事情”。

Johnson's attempt to be a lawyer: Koeniger; Gorfinkle; Laws of Nevada, Chapter LXIX, Section 2, As Amended, 1907; Nevada Compiled Laws ―1929, Vol. I, §593. The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dopted March 11, 1872, and the Subsequent Official State Amendments to and Including 1925, Sec. 279. Martin's career: BCR, May 7, 1920; JCR-C, June 20, 1929; Koeniger. Said he hitchhiked home:
Time , May 21, 1965. Driven to his front door: RJ B. “A changed person”: Gliddon.

Drag races, moonshine, dances, etc.: Edwards,他是“野人帮”的一员; Truman Fawcett; Cox; SHJ; Cynthia Crider; Life , “The Man,” Aug. 14, 1964; Otto Crider in Cloverdale Reveille, July 2, 1964. Dynamite: Edwards. “I always hated cops”: Quoted in Kearns, p. 333. “Only a hairsbreadth”: RJB, SHJ.

“No matter”: Gliddon. “If you want”: RJB, SHJ; Steinberg, p. 34. Wrecking the car again: Johnson, quoted in Kearns, p. 38. Increased tension between father and son: Edwards, Cox; McKay Interview, pp. 10-11.

On the road gang: Crider OH, pp. 7, 18-20; Newlon, pp. 30-31. “Talked big”: Arrington, quoted in Nation, “A Rendezvous,” p. 6. Predicted: 很多人听到了这个预测，其中有C.S.金尼， Nation 在“A Rendezvous”中引用了他相关的话。

Trying to stand out: Cox, Gliddon. Replacing the Ferguson men: Crider OH, p. 7. The dance: Cox, SHJ, RJB, Lady Bird Johnson. Tellinghis parents he would go to college: RJB; SHJ. Wouldn't permit: SHJ.

8．“狗屁”约翰逊

资料来源

书籍、文章、转录稿：

Nichols, Rugged Summit; Terry, Retir ed Teacher on Candid Typewriter.

John M. Smith, “The History and Growth of the Southwest Texas State Teachers Colleg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an Marcos, 1930.

Transcript of “John Dailey, Class of 1936, interviewing Prof essor David F.Votaw about the Early Days of 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When he Enter ed SWTSTC,” Feb. 6, 1965, in Exec. PP, 3-5, WHCF (referred to as Votaw Transcript).

“Text of a Discussion Concerning the College Years of Lyndon B. Johnson” (between A. H. Nolle, Oscar W. Strahan, David F. Votaw, and Elizabeth Sterry), Dec., 1963 (referred to as Nolle Transcript).

Tape-recording of an informai discussion between Johnson and se ver al professors who had been faculty members or students during his years at college, held in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 Billy Mack Jones, April 27, 1970. (The recording was made by E. Phillip Scott, Audiovisual Archivist of the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and will be referred to as Scott Tape.)

“Transcript of an Exclusive Interview Granted by 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to Robert E. McKay on May 21, 1965” (McKay Interview).

NBC News Television program, “The Hill Country: Lyndon Johnson's Texas” (May 9, 1966).

The College Star, 1926-1931.

The Pedagog,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published by the senior class of SWTSTC, San Marcos.

口述史：

Percy Brigham, Ben Crider, Willard Deason, Thomas J. Dunlap, Fenner Roth.

采访：

With College deans and administrators: Alfred H. Nolle, Leland H. Derrick, Ethel Davis (Registrar), Oscar Strahan (Athletic Director).

Faculty members: David E. Conrad, William C. Pool.

White Stars: Willard Deason, Alfred Harzke, Horace Richards, Vernon Whiteside, Wilton Woods.

Black Stars: Joe Berry, Ardis Hopper, Alfred (Boody) Johnson, Robert (Barney)Knispel, Richard Spinn.

Other students: Louise Casparis, Elizabeth Clemens, Mabel Webster Cook, Ava Johnson Cox, Carol Davis, Elmer Graham, Helen Hofheinz Moore, Mylton (Babe)Kennedy, Mrs. A. K. Krause, Henry Kyle, Ned Logan, Edward Puis, Ella So Relie(Porter), Ruth Garms Terry,

Emmet Shelton, Clayton Stribling, Yancy Yarborough.

Townspeople: Walter Buckner, Barton Gill, Hilman Hagemann.

Others: SHJ, RJB, Fritz Koeniger, Emmette Redford.

注释：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college: Nichols, passim; Pool, LBJ, pp. 67-111; Smith, passim; Nolle, Strahan, Derrick, Ethel Davis.后来在成为布林莫尔学院教工的乔•贝里说他到那儿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差劲，有很多需要补的……晚宴上的谈话我根本插不上话，说不出什么见地……这种感觉非常糟糕，我觉得没经历过的人肯定都不明白有多么可怕……（在圣马科斯）我根本没接受良好的教育。”埃米特•雷德福说圣马科斯和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的学术水平有很大的差异。“从圣马科斯跳到得克萨斯大学，真是迈了一大步。”他说。圣马科斯大一大二的课程水平只微微高于高中。而大三大四的很多课程中，对第一手资料的研读很少，甚至没有，就连课本里也没多少阅读资料。贝里说规定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读一章。教授们“每次讲一章，和高中一样……除此之外就没有阅读任务了，没有补充阅读，也不用读什么传记”。

Floor caving in: Nichols, p. 152. “It should be”:
Announcement of the Southwest
Texas State Normal School for the Session Beginning Sept. 9, 1903 , pp. 9, 190, quoted in Smith, pp. 79-80. “We know very well”: Evans, to Council of Teachers College Presidents, Sept. 16, 1921, in Nichols, p. 181. On academie standards; low professors' salaries: Redford, Nolle; Nichols, pp. 114-20; San Marcos Record , undated clipping.唯一的博士是诺勒，约翰逊就读期间是学院主任；直到一九三一年，埃文斯才又说服一位博士来到圣马科斯。“The reason I went?”: Yarborough. “A poor boy's school”: For example, Clyde Nail, quoted in Pool, p.79. See also Nichols, p. 104.

“Considerable fear”: Votaw, in Nolle Transcript, p. 12. “He didn't have”: Clemens. “I am unable”: Johnson to Biggers, Feb. 21, 1927, Box 72, LBJ A SF. “One scared chicken”: Cox. His interview with Votaw: Votaw Transcript, p. 3; Votaw, in Nolle Transcript, pp. 12, 13; Pool, pp. 90-91.很多教工都记得此事，其中包括斯特拉恩，诺勒，德里克。

Getting a room: Boody Johnson, Stribling, Hopper. “The biggest heart”: Knispel.

His father calling Evans: RJB, SHJ. Evans' personality and career: Nichols, passim; Pool, pp. 73 ff. The chink: Nichols, pp. 347-49. Opening the Redbooks: Nichols, p. 347; Derrick. “An invisible wall”: Deason OH I, p. 6. Johnson becom ing friendly with Evans; running errands; becoming his assistant: Johnson, on Scott Tape; Pool, pp. 99-100. “He was so sure”: Ethel Davis.

“I remember”: Johnson, on NBC Broadcast. “A tired homesick”: Star, June 29, 1927. A “D”; “very upset”: So Relie.

The egg and the ham: Mrs. Johnson. His lack of money; writing Crider and Crider's reply: Johnson, on Scott Tape. Mother writing Crider: Crider OH, p. 10. “Eighty-one dollars!”: Johnson, on Scott Tape.

“Normally”: Ethel Davis. “Dearest Mother”: Johnson to Rebekah Johnson,“Family Correspondence... Dec. 1929-Dec. 1939,” Box 1, LBJL.这里面搜集了所有约翰逊和母亲的通信。

Mother asking him: RJB. “Damn I wanted to show him!”: McKay Interview, pp. 10, 11. “The long confiden-tial talks”: Rebekah Johnson to Lyndon, Nov. 15, 1934, Box 1, LBJL.

Blanco County Club: Star, June 29, July 6, Sept. 29, 1927. Star editorship: Crider OH, p. 20.

Brogdon's personality: Pool, pp. 82-83; Nichols, pp. 230-34.她不仅希望在圣马科斯的河里游泳要区分男女，还不希望女学生在男学生的下游游泳，免得男子的精液顺着河水流下来，让女学生怀孕。“After the meeting”: Johnson, in Star, March 20, 1927. “Alert, experienced”: Johnson, in Star, July 25, 1928. “Very interesting”: Johnson, in Star, July 24, 1929. “Great”: Johnson, in Star, July 25, 1928.

“Not with Lyndon”: Nolle Transcript, p. 26. “Lyndon Johnson, editorial writer”: 1928 Pedagog, p. 150.

“May I thank you”: Netterville to Johnson, Dec. 19, 1929,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Box 73, LBJA SF. Flattering Ethel Davis: Ethel Davis.

Flattering professors: 关于林登在“四方会谈”上表现的描述，来自怀特赛德、贝里、肯尼迪，以及另外一些人。 “Sitting at his feet”: Whiteside.诺勒也用这句话来描述约翰逊和教授H.M.格林在一起的样子：“林登真的就坐在格林教授的脚边。” (Houston Press, Dec. 12, 1963). “Just drink up”: Whiteside. “Has he gone yet?”: Derrick.约翰逊自己也说过此事。 (Scott Tape).

Miss Brogdon relaxing: Boody Johnson. “Very forceful, but”: Graham.

Flattery of Evans: 尼科尔斯的书中只是非常小心地写了一点点相关内容(pp. 436, 439) ，但他当时和包括诺勒、德里克在内的朋友都提到过此事。“Red of face”: Whiteside. Dramatizing his diligence: Nichols, p. 436. Evans mentioning: Berry. “He got next”; painting garage; “smooth as silk”: Boody Johnson, quoted in Houston Press , Dec. 12, 1963; Nichols. “Opened a swinging gate”: Mrs. Christine savage to Johnson, Nov. 25, 1966, Exec. PP, 13-5, WHCF. Acting familiar: Pool, p. 100. “They loved it”: Whiteside.

“Words won't come”: Kennedy. “Lyndon Johnson from Johnson City”: Davis, “My heritage”: Star, June 29, 1927. At Mrs. Gates' bordinghouse: Whiteside, Richards.

Saying he had 145 IQ: Woods. His marks: USN& WR, Sept. 7, 1964就引用了他说的“四十门课程，三十五个A”。根据诺勒向笔者展示的关于约翰逊成绩的手写记录，圣马科斯时期，林登•约翰逊上了五十六门课。记录中，他一共有八个A。“教学实践”这一门课他有三个学期都是A。科图拉时期，他上了六门“延伸课程”（诺勒说实际上是函授课程），得到三个A。但诺勒说这些并没有算进他的正式平均分。诺勒说他的平均绩点是0.939，也就是“比B低一点点。”一个A是1.33，B是1.00，C是0.66，D是0.33。

“A brilliant”: Woods. Letters for dehaters: Star, June 8, 1927. Lyndon as a debater: Graham. “I just didn't believe: Richards. “He's the bus inspector”: Whiteside.

“Jumbo”: SH J. Emphasis on his appearance: Pool, p. 98; Boody Johnson. “Hard to shave”: The barber, Barton Gill.

Unpopularity with women: Hofheinz, So Relie, Kyle, Richards. “Boasting and bragging.... ridiculous”: Richards.

“Once”: Richards. Fight: Whiteside, Richards. “A coward”: Whiteside. A liar: Richards, Stribling, Whiteside, Puis, Kyle.

Black Stars the “in” crowd: Pool, p.103.

Trying to get into the Black Stars: Knispel, So Relie, Boody Johnson, Spinn, Strahan, Stribling, Derrick. “Stalwart Boody”: 1927 Pedagog, p. 237. Description of Boody: So Relie, Whiteside. Boody's feelings about Lyndon: Boody. Black Stars blackballing: Pool, p. 105中引用了“笨蛋”的话，他说只有一个人不喜欢约翰逊。但他又对笔者明确说，这种不欢迎是比较普遍的情绪。参加了“黑星”聚会的斯特里布林说，林登这个“不小心看到章程”的计策唯一的结果，就是第二次投票“得到更多的反对票”。斯特拉恩、尼斯佩尔和德里克也提到了此事。当时“黑星”成员弗兰克•阿诺德把此事告诉了女朋友（后来成了妻子）海伦•霍夫海因茨。被问到是否只有一张反对票时，她说：“不是。他们都反对他。”“We figured”: Stribling.

“He wanted”: So Relie. At Ethel Davis' lodge: Ethel Davis. Jackass, etc.: 1928 Pedagog, p. 302. “M.B.”: Star, Dec. 17, 1929; Kyle, Richards, Puis, among others.

9．富家千金

资料来源：

本章是基于对卡萝尔•戴维斯（现在的哈罗德•史密斯夫人）以及其姐妹埃塞尔和哈莉（现在的查尔斯•巴斯夫人），还有一个朋友埃玛•贝丝•肯纳德的采访。除特别标注之外，所有的信息都来源于她们。

以及第八章的资料来源。

注释：

“Made a production”: Richards. “He'd brag”; “She was”: Knispel. “He was hinting”: Kennedy.

Carol's father: Description from his daughters and Walter Buckner; San Marcos Record, Oct. 31, 1919. “A man”: Buckner. Dislike of Lyndon: Boody Johnson, Knispel.

“Hugging and kissing”: Koeniger.

Other gifts: Bank president Percy Brigham, Mrs. Johnson. “Real Silk Hose”: Deason, quoted in Pool, p. 98; Whiteside, Davis. Borrowing: Boody Johnson, Buckner, Richards, Whiteside. Buying car:

Boody Johnson, Whiteside. Intolerable: SHJ. “The bucket”: Boody Johnson.

10．科图拉

资料来源

书籍和文章：

Ludeman, His tory of La Salle County. Vulcan Mold & Oil Co., Fit and Pour, April, 1964, pp. 1-2; Louis B. Engelke, “Our Texas Towns: Cotulla,” San Antonio Express Magazine, Sept. 21, 1952; Carol Hinckley, “LBJ―Teacher Turned President,” The Texas Outlook, March, 1972; Houston Post, Jan. 27, 1964.

Johnson's speeches: “Remarks of the President at the Welhausen Elementary School, Cotulla, Texas,” Nov. 7, 1966, PP 1966, Vol. II, pp. 1347-1350.

“Remarks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Legislation,” March 1, 1965, PP 1965, Vol. I, pp. 226-31.

采访：

Carol Davis, Ethel Davis, Leland Derrick, Boody Johnson, R JB, SHJ, Sarah Tinsley Marshall, Alfred Nolle.

注释：

Description of Cotulla in 1928: Ludeman, pp. 30-56; Engelke, “Our Texas Towns”; Pool, pp. 137-45; Mrs. Marshall.

Unable to lure: 为了说服约翰逊来，多纳霍给他开了很高的薪水：九个月，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总共是一千一百二十五美元，而一九二九年得州男教师的平均年薪是八百四十二美元。 (Pool, LBJ, p. 141).

Arrived early and stayed late: 当时威尔豪森学校的看门人托马斯•科罗纳多说约翰逊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学校，最后一个走。HP. Arranging games at recess and meets with other schools: Johnson, 1965 and 1966 speeches (其中有些夸张); Hinckley, “LBJ”; Mrs. Marshall; Steinberg, p. 47; Pool, pp. 142-43.

No teacher cared: Johnson, 1965 speech; Mrs. Marshall; Pool, p. 143. “He spanked”: Hinckley, “LBJ”; Juan Rodriguez, quoted in Vulcan Mold, Fit and Pour; HP. Making them learn English: Hinckley, “LBJ”; HP. “As soon as we understood”: Juanita Ortiz, quoted in HP. Scant respect for their culture: Steinberg, p. 47. “If we hadn't done”: Juanita Hernandez, quoted in HP. “He used to tell us”: Daniel Garcia, quoted in HP. “The little baby in the cradle”: Juan Ortiz, quoted in HP.

“He put us to work”: Manuel Sanchez, quoted in HP. Lying in his room: Johnson, 1966 speech. [Statements of Lyndon Johnson, Box 221.] Christmas trees: Ludeman, p.124. Johnson's relations with other teachers: Elizabeth Johnson (no relation), quoted in HP. Johnson's relationship with Coronado: Coronado, quoted in HP.

He was aware: Nolle, Derrick. “This may sound strange”: HP. “I still see”: Johnson, 1966 speech.

The song: Hinckley, “LBJ”; Steinberg, p. 45. Garcia's imitation: Newlon, LBJ, p. 37; Pool, p. 144; Garcia quoted in HP. “He told us”: Amanda Garcia, quoted in A A-S, Jan. 8, 1964.

“Broke”: Mrs. Marshall, SHJ. “Lyndon confided in me”: Mrs. Marshall. Lonely in Cotulla: Mrs. Marshall, Boody Johnson, RJB. “A little dried-up town”: Lady Bird Johnson interview, March 1, 1976.

Carol Davis relationship: Mrs. Marshall, Carol Davis, Ethel Davis. “She sat down in the back room”: Ethel Davis.

11．“白星”与“黑星”

资料来源

见第八章资料来源

注释：

Again summer editor: 他成为编辑之后，再次使用了很醒目的标题。他当了九期的编辑，其中第一期是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问世的。之前校报很少用填满整个报纸宽度（一共六栏）的标题。但他当报纸编辑的九期中，有八期都用了这样的标题，有些涉及的话题根本不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比如，COLLEGE THEATER TO PRESENT MEDIEVAL PLAY.（学校剧团即将上演中世纪戏剧）“Capable management”: Star, June 12, 1929. Demoted; fistfight with Kennedy: Whiteside to Johnson, April 14, 1937, Box 3, JHP; Kennedy, Whiteside, Richards.

Black Stars in politics: Berry, Knispel, Boody, Spinn; Pool, pp. 104-5. Formation of White Stars; admitting Johnson; the first election: 来源于对“白星”全部五个建立者的采访，他们是Whiteside, Richards, Deason, Woods和Harzke，还有Spinn; Deason OH I, p. 9. Also, Johnson, on Scott Tape. For the Blanket Tax, see, for example, Star, Jan. 15, April 9, 23, 1930. “They made fun”: So Relie. “Buttonholing”: Harzke. “His greatest forte”; “The night before”: Deason OH II, pp. 5, 6. “The day I won”; “Lyndon's strategy”: Deason.

Johnson's own election: Richards, Whiteside.

Ruth Lewis episode: So Relie, Richards.

“I had to rely”; “We took the keys”: Johnson, on Scott Tape. “Lyndon's idea”: Woods, Whiteside, Richards.

“Those wonderful conversations”: SH J, My Brother, pp. 27-28; SHJ在采访中透露了更多的细节。 White Stars' secrecy: Richards, Whiteside, Deason, Harzke; Deason OH.

Star and Pedagog editorships: So Relie, Kyle, Puis, Richards, Hofheinz, Boody Johnson.一九三〇年四月三十日的《学院之星》上说“有些学生干部正忙着寻找合适的候选人”，还说：“学校里有好些人都能处理这个情况，也愿意承担这份工作……根本不缺能干的编辑。那么为什么不停止争吵和小动作，选出最合格的候选人就行了呢？不要搞什么政治纷争或者党派割据了。”“To a standstill”: Derrick; and see Pool, p. 95. “I befriended”; “I thought”; “two of his henchmen, ” etc.: Kyle. “All the time, ” etc.: Puis. “Very smart”: So Relie.

“Thinking back”: SHJ, My Brother, p.28. “His penchant”: SHJ. “Joe
Bailey”: Nolle, RJB. And see SHJ, pp. 31-2. Johnson's reminiscences: Preserved on the Scott Tape.斯科特是在场人中最年轻的。

Frank Arnold episode: Hofheinz, Whiteside. Acne episode: Whiteside.

Evans more friendly to Lyndon than to anyone else: Nolle, Derrick, Strahan. “As he was”: Strahan. Deans wary: Nolle.

Baies necessary: Nichols, p. 38. Prof essors helping: Nichols, pp. 39, 92-93; Nolle. “Sacrifices”: Star, Dec. 17, 1929. “Twenty cents”: Richards.

Giving his friends jobs: Richards; Nail, quoted in Pool, p. 110; Boody Johnson. “Always willing”: Casparis. “K he's got too much pride”: Richards.

“Head-huddling”: Hopper, So Relie. “Anathema”: Berry. “He'd avoid us”: Kennedy. “After Carol”: Hofheinz, Kvle.

“Cut your throat”: Hofheinz. “Wasn't straight”: So Relie. “Just like everything else”: Richards. “He had power”: So Relie.

Editorials: Woods. “Why?”: So Relie. “Didn't just dislike”: Yarborough. “By the end”: So Relie.

“My dear Mother”: Johnson to Rebekah Johnson, Dec. 13, 1929, “Family Correspondence,” Box 1, LBJL. Frequent trips: SHJ.

“Stop the presses!”: Kennedy, confirmed by Richards. Pedagog references: 1930 Pedagog, pp. 210, 236, 235, 226-27.

Pages excised: Nichols, pp. 214-15, where Evans' letter is also quoted; Nolle, Derrick.尼科尔斯说送到“所有高中图书馆、其他大学校长和各个董事会”的校刊中都去掉了这几页。但诺勒和德里克参与了剪掉这些内容的行动，他们说，学校里的校刊也被去掉了这几页。 Graduation Day scene: Nichols, pp.439-40. Mother weeping: SHJ.埃文斯对约翰逊的喜爱在他的笔记本中表露无遗。约翰逊毕业后的十年间，每年的笔记本上都记了约翰逊当时的地址(Nichols, p. 27). “The enduring fines”: Johnson, quoted in Houston Press, Dec.10, 1963.他还说，在圣马科斯的日子，“是对塑造我性格和生活作用最大的阶段”。

12．“很不寻常的才能”

资料来源：

文章和转录稿：

WPA, Texas: A Guide.

“The Printer's Devil,” student newspaper of Sam Houston High School, 1930, 1931.

“Transcript of an Exclusive Interview Granted by 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to Robert E. McKay on May 21, 1965” (McKay Transcript).

口述史：

Ruth Booker, Welly K. Hopkins, L. E. Jones, Carroll Keach, Gene Latimer.

采访：

Willard Deason, William Goode, Welly K. Hopkins, Boody Johnson, Rebekah Johnson Bobbitt (RJB), Sam Houston Johnson (SHJ), L. E. Jones, Gene Latimer, Horace Richards, Ella So Relie, Wilton Woods, Yancy Yarborough.

注释：

Lyndon speaking at the barbecue; Hopkins to Craddock, Dec. 3, 1964, WHCF Exec. GI 2-8/M;威尔顿•伍兹和威利•霍普金斯在采访中都提到了这个场景。霍普金斯的OH以及很多约翰逊的传记（包括普尔和斯坦伯格）对此也有描述。 See also “Town Talk, ” AS, April 15, 1938. “Lyndon, get up there” : Woods; Rebekah Johnson, quoted in undated and unidentified newspaper clipping, “Family Correspondence (Mother): Box I, LBJL. Johnson coming to the platform: Hopkins OH, p. 9; Woods; Hopkins, quoted in Pool, Lyndon B. Johnson, pp. 165-66. “He talked in the dark”: Woods. “His reply I've never forgotten”: Hopkins OH, p. 10.

The reason Hopkins won; Johnson's services in the campaign: Hopkins OH, pp. 10-12. “A very unusual ability”: Hopkins to Miller, Nov. 25, 1931, Box 19, LBJA SN. “I always felt that he was the real balance” : Hopkins; Richards, Woods, Deason.

“This wonder kid”; enlisting Johnson in Witt's campaign : Steinberg, p.53. “Never have I seen better work”: Hopkins to Miller, Nov. 25, 1931, Box 19, LBJA SN. Spree: Hopkins OH II, p. 12.

George Johnson's reverence for Jackson, Bryan, etc.: Pool, pp. 147-48. George trying to get Lyndon a job : Johnson to George Johnson, May 19, 1930, Box 73, LBJA SF. Only three graduates: So Relie. Lyndon's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to the Brenham School Board: “Teaching Certificates,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s,” Box 73, LBJA Sf的文件夹中能够找到所有推荐信。

Description of Pearsall: WPA, Texas: A Guide. Carol Davis' wedding: San Marcos Record, June 20, 1930, p. 10. Feelings in Pearsall: SHJ, RJB.

“In the event”: Johnson to George Johnson, May 19, 1930, Box 73, LBJA SF,“A bit stunned”: George P. Barron in SAE. Jan. 30, 1966.

“You were sort of encouraged”: Goode. “I have a memory”: Jones. “We had to do”; “The idea”; “Mr. Johnson wanted”: Latimer. Parker remembers: Undated Houston Press clipping: “LBJ in Houston,” Box 73, LBJA SF.

“Smart as hell”; “An Irish charmer”: Goode. “Not the ones”: Latimer's impressions of Johnson: Latimer OH, pp. 1-2. “The best friend”: Latimer OH, p. 1.

Training: Latimer, Jones, Goode. “He worked the life”: Ellana Eastham Bail, quoted in Pool, p. 151.

The practice debates—unprecedented schedule: Pool, p. 164; Houston Press, Dec. 10, 1930, p. 3; March 6, 1931, p. 12.有一次，一位教员同事对约翰逊说，他的一个学生输掉了辩论，但是展现了很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为此恭喜约翰逊。结果约翰逊回答：“我对他怎么输的没兴趣。我只对他怎么赢的有兴趣。” (Ruth Daugherty, quoted in Pool, p. 151). The trip: Jones, Latimer; Latimer OH, p. 2. The (Houston) Aegis, March 18, 1931, p. 1. $100 prize: Houston Press,Dec. 10, 1930, p. 1; The Aegis, Dec. 19, 1930. Only seven; auditorium jammed: Johnson, in McKay Transcript, p. 20. More coverage: An example is Houston Press, Dec. 10, 1930, p. 8. “Silver-tongued students”: HP, date missing but appears to be Dec., 1930. “Two of the best”: Houston Chronicle, April 3, 1931, p.34. “Almost too easy”: Latimer OH, p. 20.

State championships—“It is evident”: Latimer OH, p. 3. Sixty-seven victories: HP, Oct. 4, 1938. “I just almost cried”: Johnson, in McKay Transcript, pp. 10-n. “Disbelief”: Latimer OH, p. 3. Never knew: Latimer, Jones. Vomited: Time, May 21, 1965.

“The splendid work”: Houston Chronicle, April 3, 1931, p. 34. Banquet: Houston Post-Dispatch, May 24, 1931, Sec. 1, p. 10; Pool, pp. 157-58. $100 raise: Board Minutes;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Book E, 121, 170, quoted in Pool, p.158. Daugherty's opinion: “Everett Collier, Sidebar #2―LBJ,” General PP 13-5, WHCF, attached to Collier to Valenti, January 21, 1964; she is quoted in a draft of a “proposed article” for the Houston Chronicle written by Everett Collier. “Pleasing in personality”: “The Printer's Devil,” April 10, 1931. “To see them”: Johnson quoted in McKay Transcript, p. 18. “Every time”: McKay Transcript, p. 17.

Dale Carnegie course: So Relie. Heck ling: Johnson, quoted in Steinberg, p.700.

Lonely in Houston: So Relie, Boody Johnson, RJB. “‘What can I do next?’”So Relie.

Wanted to go into politics: Hopkins, Jones. “When I go into politics”: Bess Scott to Johnson, July 1, 1941, “Harris Co.,” Box 19, JHP. Sources in margins: Jones.

Phone call from Kleberg: Hopkins, SHJ. Johnson “was so excited”: Helen Wein berg, quoted in Pool, p. 159.温伯格说约翰逊说他“问问他叔叔，几分钟后打回来”。霍普金斯和SHJ都是从克雷博格那里听说的这个故事。两人说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来面试。Leave of absence: Oberholtzer to Hofheinz, May 3, 1931,Box 73, LBJA SF. The first night in the May flower: Johnson to Jones, Dec. 6, 1931.

13．上路

资料来源：

关于克雷博格办公室的日常，和约翰逊担任克雷博格秘书时的活动，基本都是来源于对办公室其他人的采访：埃丝特尔•哈宾，卢瑟•E.琼斯和吉恩•拉蒂默。如无特殊说明，所有描述均来自这些采访。

约翰逊写给琼斯和拉蒂默的信分别在两位收信人手里。

口述史：

Russell Brown, Luther E. Jones, Carroll Keach, Gene Latimer.

Other采访：

William Goode, Welly K. Hopkins, Dale Miller, J. J. Pickle, James Van Zandt.

注释：

Running: Harbin.

Garner's election; Texas coming to power: “King Ranch in Garner's House,” Time, Dec. 7; “The Congress: Sitting of the 72nd,” Time, Dec. 14; “Work of the Week,” Time, Dec. 28; Samuel G. Blythe, “How Congress Mixes In,” Sat.Eve. Post, Nov. 21, ail 1931.

Kleberg: “Richest Cowboy Now Serves in Congress,” NY T, Dec. 20, 1931; Time, “King Ranch in Garner's House,” Dec. 7, 1931; “New Faces in Congress,”Washington Herald , Dec. 9, 1931; “Texas' Kleberg,” Washington Herald , Oct. 31, 1933; CGC, Oct. 11, 1932, Nov. 27, 1933; “Kleberg, Richard M.,” Vertical File, Barker Texas History Center, Univ. of Texas; “Texas Kingdom That Blocks a Road,”Washington Sunday Star , Oct. 15, 1933; “The World's Biggest Ranch,” Fortune, Dec., 1933. Kleberg's campaign:
American Business Survey , Jan., 1932, p. 3; Harbin, Jones, Latimer, Hopkins, Miller.

“The trouble”: Kleberg, quoted in CGC, July 21, 1932; Dec. (日期无法辨认), 1932. “Whittling down”: CR, 72 Cong., 1 Session (Jan. 21, 1932), p. 2446.“Un-American”: CGC, Oct. 9, 1932.一九三二年六月，克雷博格宣布说，自己“虽没有这个资格，也要反对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权威持续不断且厚颜无耻的干涉和侵犯，反对联邦变本加厉地运用手中权威，来控制我国公民的商业、社会和私人事务”。 (CGC, June 24, 1932).

“Hello, Dick”: Johnson to Jones, Dec. 6, 1931. Miller's carte blanche: Dale Miller.

Capitol Hill life: Charles McLean, “Typical Day in the Life of a Congressman,”NYT, Sec. 5, p. 9, April 17, 1932; R. L. Duffus, “Congress: Cross Section of the Nation,” NYT, April 10, 1932. Employing relatives: G. F. Nieberg, “All in the Congressional Family,” Atlantic Monthly, Oct., 1931; “Nepotism,” Time, May 30, 1932.

Dodge Hotel description: Hopkins, SH J; Keach OH, Brown OH. “Two bits”: Brown, quoted in Newlon, LBJ, p. 46. Johnson shooting questions: Perry, quoted in Mooney, LJ Story, p. 38.

Incident in the gallery: Robert Jackson, quoted in Edwin W. Knippa, “The Early Political Life of Lyndon B. Johns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an Marcos, 1967, pp. 10-11.尼帕说此事发生在十二月，但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的Johnson to Jones里说此事发生在二月。“I remember”: Van Zandt. Inscribed photographs: Johnson to Latimer, Feb. 25, 1932.

“Have y ou forgotten me?”: Johnson to Jones, Feb. 13, 1932. “Thanks”: Johnson to Jones, Feb. 26, 1932. “Bum this”; “Hope”: Johnson to Jones, Dec. 6, 1931. “Have not been out”: Johnson to Jones, April 18, 1932.

Motives of Latimer and Jones for coming: Latimer, Jones. “I know”: Johnson to Jones, April 18, 1932. Latimer's salary: Latimer; Latimer OH, p.8; “Civil Service Retirement System ― Individual Retirement Record―Latimer, Gene”; Latimer to author, Oct. 19, 1978; Johnson to Latimer's parents, “Jan. 31, 1933, ” and “Tuesday evening, ” 1933.

“Saint Paul”: Johnson to Fore, April 13, 1939 (letter in possession of Mrs.Sam Fore).

“As if his life”: Goode. Graduation congratulations letters: Latimer OH, pp. I0-11. “No compunction”: Jones OH I, p. 6.

Mail swelling: For example, Dirksen, “Mr. Dirksen Goes to Congress,” New Outlook, March, 1933; Hal Smith, “A Deluge of Mail Falls on Congress,” NYT, Jan.21, 1934, Sec. 9, p. 2.

“When the pain had been severe”: Latimer OH, p. 9.

“Probably the finest”; “lawyer's lawyer”: Bowmer, Texas Parade, May, 1968, p. 45,里面还提到：“按照挣钱的能力，他可能是得州律师中的前百分之五，而作为一个法务学者，无人能出其右。很多同事认为他是全国顶尖的上诉律师。” “Any kind”: Latimer. Making him take diciation: Latimer, Pickle.

14．罗斯福新政

资料来源：

书籍和文章：

Albertson, Roosevelt's Farmer; Burner, Herbert Hoover; Burns,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Farley, Behind the Ballots and The Roosevelt Years; Freidel, Launching the New Deal; Henderson, Maury Maverick; Lash, Eleanor and Franklin;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Lord, The Wallaces of lowa; Manchester,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Phillips, From the Crash to the Blitz; Nourse, Three Years of the A AA; Schlesinger, The Age of Roosevelt: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II, The Corning of the New Deal; III,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Smith, The Shattered Dream;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armers in a Changing World.

Lionel V. Patenaude, “The New Deal and Texa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Austin, 1953.

Charles A. Beard, “Congress Under Fire,” Yale Review, Sept., 1932; James E.Boyle, “The Farmer's Bootstraps,” The Nation, Jan. 11, 1933; Garet Garrett, “Notes of These Times―The Farmer,” Saturday Evening Post, Nov. 19, 1932; J.H. Kolb, “Agriculture and Rural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v., 1933; Jonathan Mitchell, “The Farmer is Financed,” The New Republic, June 30, 1937; William Allen White, “The Farmer Takes His Holiday,” Saturday Evening Post, Nov. 26, 1932; “Bounty,” Fortune, Feb., 1933; “Mr. Roosevelt's Man,” For tune, April, 1934;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tune, April, 1936. Corpus Christi Caller, 1931-1935.

采访：

Benjamin V. Cohen, Thomas G. Corcoran, Luther E. Jones.

注释：

“Not seen”: Smith, p. 223. Farm prices in 1932: Manchester, pp. 36-38; Freidel, p. 84. Inflation, debt: Davi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Policy Since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and Genung, “Agriculture in the World War Period,” in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armers in a Changing World ; White,“The Farmer Takes His Holiday.” $3 to $10 billion: White, “The Farmer Takes His Holiday.” One ont of eight: Freidel, p. 84.

Deaf to their pleas; “on the very day”: Freidel, pp. 85-87; Schlesinger, Crisis, pp. 107-9. 4,000 thrown off: Time, Jan. 4, 1932. Federal Farm Board: Garrett, “Notes of These Times-The Farmer”; Schlesinger, Crisis, pp. 239-40; Freidel, p. 88. “Surplus is ruin”: Garrett, “Notes of These Times.” Surprising agreement: White, “The Farmer Takes His Holiday.” Hoover's solution: Freidel, p. 88. 20,000 per month: Freidel, p. 84. 1/4 of Mississippi: Manchester, p. 37. “Even though”: White, “The Farmer Takes His Holiday.”

Nueces County cotton production and unsold baies for 1930, 1931; “In many instances”: CCC, Oct. 26, 1934. 683,000: Manchester, p. 21. “For strangers”: CCC, Feb. 14, 1933; see also Feb. 18. Gulf Coast farmers in trouble: CCC, 1931 passim. “My boy”: T. W. Newman, in CCC, Feb. i5, 1935. Going on relief: CCC, Nov. 22, Dec. 30, 1932; by Jan. 20, there were 1, 795 on relief (CCC, Jan. 20, 1933). “No need”: Mrs. Berry, in CCC, Nov. 18, 1931. 500 schoolchildren: CCC, Feb. 25, 1932. Relief funds running out: CCC, 1931-1932 passim.

Unemployed: Manchester, pp. 35-36. “Washington, D.C., resembled”: Manchester, p. 3. Congress returning: “Relief after Recess,” Time, Jan. 4, 1932. Situation in Congress; Bonus Marchers: Schlesinger, Crisis, pp. 256-61. “Have we gone mad?”: Sen. Millard Tydings of Maryland, in “Taxation Time,” Time, May 30, 1932. “Looking on”: The Forum, Sept., 1932. “The Monkey House”: In Pearson's “The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quoted by Charles A. Beard, in“Congress Under Fire,” Yale Review, Sept., 1932.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Time, May 16, 1932.

“Hoover locks self” : Manchester, p. 3. Hoover's statements; Schîesinger, Crisis, p. 231; Manchester, pp. 26-27. Visiter authorized: Rep. Strong of Kansas, in Time, April 25, 1932. “They won't get by” : Smith, p. 80. Couldn't bear : Manchester, p. 22. “The nation's needy”: Time, May 23, 1932. “Nobody”: Manchester, p. 41. Hoover dining: Smith, pp. 96-97; Manchester, p. 23. “Unexampled”: Schiesinger, Crisis, p. 232. “Cannot squander” : Time, May 30, June 6, 1932. RFC: For example, Manchester, p. 46. “Set his face”: Long, quoted in Smith, p. 175- Hoover's campaign: Smith, pp. 199-201.

Winter of despair: Schîesinger, Crisis, pp. 448 ff; Manchester, pp. 54-55. Farm revoit: Schîesinger, Crisis, pp. 459-60; Manchester, pp. 58-60; Smith, p. 221. “Wholly unworkable”: Freidel, p. 100. Banking crisis: Manchester, pp. 72-75.

Revoit on the Gulf: CCC, Jan. 27, 1933; Patenaude, p. 259; CCC, May 17, Nov. 4, 1932. 38%: CCC, June 10, 16, 1934. Ont of funds: CCC, Feb., March, 1933. Bonds for relief: CCC, March 6, 1932, Jan. 6, 1933. Eleven bills defeated: CCC, Feb. 11, 1933. Although: CCC, Feb. 2, 1933. “I know”; vowed: CCC, Feb.26, 1933. “Crisis”: Burns, p. 161.

Ended the banking crisis: Freidel, pp.229 ff.

AAA's organizational confusion: “Mr. Roosevelt's Man, ” Fortune , April, I934; Lord, pp. 358-400; Albertson, Nourse, passim. “The despair”: “Mr.Roosevelt's Man, ” Fortune , April, 1934.

Would have voted against : Newlon, pp.46-47.

“Smiling and deferential”: Corcoran. Wallace announcing: Jones.

Exceeding the quota: CCC, July 12, 1933. White House ceremony: NYT, July 29; CCC, July 28, 30, Aug. 1, 4, 6, 1933.

Saving the farms: A A-S, March 11, 1937; CCC, Sept. 27, Oct. 26, 28, 29 (editorial), Nov. 5, Dec. 11, 1933; Jones.

“Almost to the cent”: CCC, June 17, 1935. Johnson urging repayment: CCC, Nov. 19, 1933. Best loan-repayment record: CCC, Nov. 19, 1933 The first district: CCC, March 21, 1934; see also CCC, May 31, 1934. Federal Land Bank applications: CCC, March 21, 1934. HOLC loans: CCC, July 30, Aug. 3, 1935. Other programs: CCC, Sept. 9, Oct. 6, 1932, 1933, 1934, passim, esp. Nov. 30, 1933, Jan. 10, March 10, 1934.

15．“小国会”的大头目

资料来源

书籍和文章：

Steinberg, Rayburn.

Edwin W. Knippa, “The Early Political Life of Lyndon B. Johnson, 1931-1937”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an Marcos, 1967.

Hope R. Miller, “The ‘Little Congress’ Speaks, ”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Feb. 11, 1934.

口述史：

Russell M. Brown.

采访：

James P. Coleman, Jessie Hinzie, Luther E. Jones, Gene Latimer, Wingate Lucas, W. D. McFarlane, William Howard Payne, Lacey C. Sharp, James F. Swist.

注释：

History of Little Congress: Miller, “The ‘Little Congress’ Speaks,” p. 6.

Johnson's plan: Payne, Latimer, Taken by surprise: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April 28, 1933. Questions: Lucas, Latimer, Coleman, Payne.

“A New Deal”: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April 28, 1933. “An excuse”: Latimer. “The first time”: Payne. Persuading newspapers to cover: Sharp. “One of the most”: Miller, “The ‘Little Congress’ Speaks.” “Every week”: Payne. “None of us”: Lucas. “Just crowded”: Brown OH, pp. 29-30.

New York trip: NYT, May 6, 1934; Payne.音乐厅的表演之后，约翰逊和警卫官威廉•霍华德•佩恩被带到后台，见到了表演明星。她这样问候两位年轻人：“你好呀，俄克拉何马。”“你好呀，得克萨斯。” Other events: Payne, Lucas, Latimer. Keeping control: Payne, Sharp; Miller, “The ‘Little Congress’ Speaks, ” p. 6. “That's the Boss”: Coleman, Payne.

Getting Brown a job: Brown OH, p. 55J Jones. Fifty jobs: CCC, Aug. 5, 1935.

“Me and my wife”; his son's loan: Undated clipping, Garner Papers, Box 3L298, Barker Texas History Center. The redistricting fight: CCC, Jan. 13, 14, 1934. Johnson had a suggestion: Robert M. Jackson, quoted in Knippa, pp. 35-36. The text of the agreement is in CCC, Jan. 17, 1934. Reminding Kleberg: CCC, Jan. 16, 1934. Leaking to the AP: White, The Professional, p. 110. Headlines: For example, CCC, Jan. 13, 1934. “Political orphans”: CCC, Jan. 16, 1934.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CCC, Jan. 17, 1934, in which the Garner letter to Farley is quoted. See also WP, Jan. 17, 1934. “For days”: White, p. 110. “Who in the help: Steinberg, Rayhurn, p. 159. Not haif amused: McFarlane, Young.

16．志同道合

资料来源

林登在担任克雷博格秘书期间的活动和理念，以及他和罗伊•米勒的关系，主要来源于对卢瑟•E.琼斯和吉恩•拉蒂默的采访。除非另有说明，以下内容皆出自此采访内容。

书籍和文章：

Adams, Texas Democracy.

Edwin W. Knippa, “The Early Political Life of Lyndon B. Johnson, 1931-1937”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an Marcos, 1967.

Corpus Christi Caller, 1931-1935.

口述史：

Malcolm Bardwell, Mary Elliott Botsford, Russell M. Brown, Ben Crider, Sam Fore, Welly K. Hopkins, Luther E. Jones, Carroll Keach, Gene Latimer.

采访：

Edward A. Clark, Willard Deason, Thomas C. Ferguson, Mrs. Sam Fore, Welly K. Hopkins, RJB, SHJ, Carroll Keach, Dale Miller, Ernest Morgan, Daniel J. Quill, Mary Rather, Horace Richards, Emmett Shelton, Wilton Woods.

注释：

Description o f Roy Miller: Jones, Latimer, Dale Miller, Quill; Brown OH; Texas U rider Many Flags, Vol. IV, p. 37; Adams, pp. 65-66; AA, undated, 1917; “Miller, Roy, ” Vertical File, Barker Texas History Center, Univ. of Texas; “Roy Miller― Texas Builder, ” Pic-Century Magazine, Feb. 1938; Roy Miller, “The Relation of Ports and Waterways to Texas Cities, ”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El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League of Texas Municipalities, May 10, 1923, Texas Municipalities, 1923.

Seemingly unlimited: 一九三六年，米勒告诉得州税务局，他每年会拿出十四万八千美元来“行善”。一九三九年，代表劳苦大众的议员W.D.麦克法兰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报告说：“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年度的收支账目显示，米勒从两个硫矿公司支出了二十五万美元，花在奥斯汀和华盛顿的两个议会上，他这类花钱的名目众多。过去几年来，随着他活动越来越广泛，支出也大大增加。”（McFarlane to Roosevelt, May 15, 1939, OF 300-12, Roosevelt Papers).后来发现，米勒还从布朗&路特拿到拨款。“Perhaps the most effective”: A A-S, Dec. 14, 1946. “A surprising number”: Miller Vertical File, Barker History Center. “Carry only”: Time , Oct. 30, 1933. “Roy Miller would call”: Brown OH, p. 39. Adams' advice: 比如，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亚当斯致信约翰逊：“我非常想提高你的艺术鉴赏力，因此随信附上两张票，可去弗吉尼亚大道的历史之家花园消磨一晚。” (“Public Activities-Biographic ïnformation-Secretary to Congressman Kleberg, ” Box 73, LBJA SF）.

Child labor: See, for example, CCC, Jan. 28, 1935. Tarring the liberal: Hopkins; Miller, quoted in CCC, July 22, 1932. Advocating federal sales tax: CCC, July 21, 1932. “His manner”: Miller.

Dancing only with the wives: Harbin, quoted in Knippa, p. 28; Brown OH, p. 86; Latimer. “I can't call him Henry”: Brown OH, pp. 7-8. “Executive type”: Brown OH, p. 8. “Lyndon goes”: Brown OH, p. 86. “Basic orientation”: Brown OH, pp. 39-40.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的口述史负责人迈克尔•L.吉勒特进行了一些口述史采访，从琼斯和布朗的口述史中节选出来的内容透露了很多信息。琼斯的口述史中，吉勒特说：“三十年代早期，他似乎比克雷博格议员更倾向于自由派得多。”琼斯回应：“我知道大家很容易这么想，但我对真实性表示怀疑。他不是真的更倾向于自由派。”布朗的口述史中，吉勒特问：“你觉得罗伊•米勒算是克雷博格的领路人吗？”布朗回答：“不，他是林登•约翰逊的领路人。”吉勒特：“哦，是吗？”布朗：“是的。他完全不同意罗斯福的观点和政策。我必须说，林登当时完全是跟着政治风向在走。我想林登最早是倾向于保守派的，就是克雷博格、罗伊•米勒那些人。他到很后面的时候才变成自由派代表人物的。”“I don't think”: Jones OH II, p. 9. “Winning, ” etc.: Jones interview.

“The brightest secretary”: Maverick, quoted in San Marcos Daily News, March 5, 1934.这个剪报中还发现了一张山姆•约翰逊的手写纸条，所述文件夹是“Public Activities-Biographic Information-Secretary to Congressman Kleberg, ” Box 73, LBJA SF.

“Your own man”: Brown OH, pp. 57-58. Moving his desk: Latimer interview and OH, p. 6. Grabbing the credit: 比如，他的一篇新闻通稿是如何再次刊登在媒体上的，见CCC, 1933-1934.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的一篇文章这样开头，“昨晚林登•约翰逊，克雷博格的秘书……寄来一封电报，里面有重要信息……” Building up his own organization in the district: Latimer, Jones, Quill, Mrs. Sam Fore; Sam Fore, in Knippa, p. 29. Boat trip: Patman, quoted in Steinberg, Sam Johnson's Boy, pp. 80-81.

Ambassadorship resolution: CCC, Feb. 28, March 5, 1933. See also CCC, Oct. 21, 1933.

San Antonio postmastership: Kleberg to Mclntyre, Feb. 18, 1934, Roosevelt to Garner, March 12, 1934, Howe to Farley, March 12, 1934, OF400-Texas, Roosevelt Papers; Quill; CCC, June 15, 1934; among the influential persons whom Johnson persuaded to support Quill was Roy Miller. “A first-class war”: Brown OH, pp. 52-53. “That's what”; “way above”; immediately handling: Quill.

Becoming friends with Maverick: Brown OH, pp. 89-90. Patronage post: CCC, Dec. 7, 1934.

“Do you suppose?”: Wirtz, quoted in Brown OH, pp. 64-66. Elmer Pope: Brown OH, p. 63. “Like youngsters”: Hopkins. Wirtz and Ferguson coming to Washington: Ferguson. “Knew Washington”; “could get you in”: Hopkins,Clark, Ferguson.

Getting jobs: Keach, Latimer, Crider OH, RJB; Brown OH. Bell: to Johnson, 1937.

“Didn't make you rich”: Deason. “The best job”: Crider OH, p. 9. “Very appreciative”: Morgan. “Had sense enough”: Deason. Deason's career shift: Deason, Richards. Kellam's personality: Woods, SHJ, Shelton. Racing to Austin: Latimer. Shuffling papers: Deason. Johnson's domination: Clark. Kellam crying: Latimer. “I remember”: Brown OH, p. 59.

Passing on Deason's job to Richards: Deason, Richards. Federal Land Bank jobs: Deason, SHJ; Crider OH.

17．“小瓢虫”

资料来源

本章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笔者和约翰逊夫人进行的十次采访。

书籍和文章：

Two biographies―Montgomery, Mrs. LBJ, and Smith, The President's Lady―present an idealized picture of her life, at variance with that given by other sources.

Helpful is the script of “A National Tribute to Lady Bird Johnson, on the Occasion of Her Sixty-Fifth Birthday,” presented at the LBJ Library, Dec. 11, 1977.

Among scores of magazine articles on Lady Bird Johnson, the most revealing are Blake Clark, “Lyndon Johnson's Lady Bird,” Reader's Digest, November, 1963; Elizabeth Janeway, “The First Lady: A Professional at Getting Things Done,”Ladies' Home Journal, April, 1964; Barbara Klaw, “Lady Bird Remembers,”American Heritage, December, 1980; Flora Rheta Schreiber, “Lady Bird Johnson's First Years of Marriage,” Woman's Day, December, 1967; “The New First Lady,”Time, Nov. 29, 1963; “The First Lady Bird,” Time, Aug. 28, 1964.

口述史：

Sherman Birdwell, Russell Brown, Ellen Taylor Cooper, Daniel J. Quill.

Other采访：

Mary Elliott Botsford, Willard Deason, D. B. Hardeman, Rebekah Johnson, Sam Houston Johnson, L. E. Jones, Gene Latimer.

注释：

Democratie primary results: 1931, Blanco County Clerk's office; 1932, SAE, July 25, 1932. Because it was Johnson's home: Among those who report this feeling are Stella Gliddon, Clayton Stribling, Gene Latimer. “But they just didn't”: Latimer. “Same old Lyndon”: Stribling. A familiar figure: Knispel, Richards.

Johnson at the King Ranch: Ethel Davis. Johnson's correspondence with Mrs. Kieberg: SHJ.

Thomas Jefferson Taylor description:
Time , Aug. 28, 1964. Also Steinberg, Sam Johnson's Boy, pp. 83-4. “But making money”: Wright Patman, quoted in Steinberg, p. 83. “Peonage”: Eugenia Lassater, quoted in Time, Aug. 28, 1964. “He looked on Negroes”: Tom Taylor, quoted in Time, Aug. 28, 1964. Negroes called him: Steinberg, p. 84.

Origin of nickname “Lady Bird”: Among others, Time, Aug. 28, 1964. Description of Lady Bird's mother: Smith, pp. 29-30. “I remember”: Smith, p.32.

Playing around the store: Montgomery, p. 10; Smith, p. 33. Being sent to Alahama: Smith, p. 33.

“She opened my spirit”: Smith, p. 35. Loved to read; finished Ben-Hur: Time, Aug. 28, 1964. “Perhaps”: Janeway, “The First Lady.”她曾经还向另一位记者讲过卡纳克：“那是一个非常寂寥的地方，但我并不孤独。我的确不认识多少年纪相仿、背景类似的年轻人，后来在学校和别人交往也有困难。但另外有个很宽广的世界等着我去驰骋，我还有埃菲姨妈。”CNational Observer, April 24, 1967.) “I came from”: Interview with author. Her high school years: Steinberg, pp. 85-6; Schreiber, “Lady Bird Johnson's First Years, ” Janeway, “The First Lady” and Time articles. They remember a shyness: Time, Aug. 28, 1964. “I don't recommend”; “drifts of magnolia”: Janeway, “The First Lady.” Fear of being valedictorian; praying to get smallpox; she still remembers exact grades: Smith, p. 36; Montgomery, p. 13. Newspaper joked: Steinberg, p. 86.在史密斯写的传记里，约翰逊夫人的形象不是这样的。那本传记引用了多里斯•鲍威尔的原话(p. 34)说：“（约翰逊夫人）很小的时候就是个思考者。她很受欢迎，长相可爱，是个很优秀的学生。但她不太合群，从没融入什么小圈子。她选择朋友，全凭对方个人的品质和对她的吸引。”

At University of Texas: Time, Aug. 28, 1964. Soloman and Benefield: Quoted in Schreiber, “Lady Bird Johnson's First Years of Marriage.” Taking pains to make sure she wouldn't have to return to Kar nack: Interview with author. “Because I thought”: Smith, p. 38.

“Unlimited” charge account: Smith, p. 38. She still dressed: Steinberg, p. 87. Her only coat: Time, Aug. 28, 1964. “No glamour girl”: Hardeman. Her classmates remember: Steinberg, p. 87. “Gene made me”: Steinberg, p. 87; Smith, p. 37. “Stingy”: Eugenia Lassater, quoted in Time, Aug. 28, 1964.

Lady Bird's first meeting with Lyndon: Interviews with author, which expanded on Smith, p. 40; Steinberg, p. 82; and numerous magazine articles. “Some kind of joke”: Smith, pp. 40-41. “Excessively thin”: “A National Tribute,” p. 3. Hcr feelings for his father and mother; “Extremely modest”: Interviews with author. Exploding at Birdwell: Birdwell OH, p. 11.

Cap'n Taylor liking Lyndon: Ruth Taylor, quoted in Schreiber, “Lady Bird Johnson's First Years of Marriage.” “I could tell”: Smith, p. 41. Kissing him, and scandalizing the neighbor: Smith, pp. 41-2.邻居就是多里斯•鲍威尔。“I have never”: Ellen Taylor Cooper OH, p. 11. “Moth-and-flame”: Janeway, “The First Lady”; Smith, p. 40.

“This invariable rhythm”: Latimer, Jones. “My dear Bird”: Johnson to Lady Bird, Oct. 24, 1934, quoted in “A National Tribute,” p. 4. “I see something”: Johnson to Lady Bird, undated, quoted in “A National Tribute,” p. 5. “Every interesting place”; “Why must we wait?”: Johnson to Lady Bird, Sept.18, 1934, quoted in “A National Tribute.”

“Dearest”: Lady Bird to Johnson, undated, quoted in “A National Tribute.”

“When we were on the phone”; getting engaged: Interviews with author, which expanded on Smith, pp. 42-3, and nu merous magazine articles.

The marriage: Smith, pp. 44-5; Quill OH, p. 8 ff. Telephoning Boehringer: Time, Aug. 28, 1964. Lyndon telephoned his mother: Smith, p. 44.

“Just ordered her”: Botsford. Acquaintances were shocked: 当时在华盛顿的好些得州人都描述了约翰逊把新婚妻子使唤来使唤去的场景，但要求笔者不要在相关问题上透露他们的名字。“He'd embarrass her”: Lucas. “I don't know”: Lucas; other acquaintances.

Exploring alone: Interviews with author. “I was always prepared”: Brown OH, pp. 71-2. Couldn't get him to read: Steinberg, p. 100. “He early announced”: Interview with author. And she did them: Steinberg, p. 255.她告诉一个记者：“林登说了算，林登下命令，我按他的意愿执行。林登想当家里的老大。”

“I had never swept”: Smith, p. 57. Maverick dinner: Mrs. Maverick, quoted in Schreiber, “Lady Bird Johnson's First Years of Marriage.” “Get the furniture insured”: Brown OH, p. 11. Her graciousness :认识她的好几十人都证明了这一点。

18．雷伯恩

资料来源

书籍和文章：

Alsop and Catledge, The 168 Days; An derson and Boyd, Confessions of a Muckraker; Burns,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Cocke, The Bailey Controversy in Texas; Daniels, Frontier on the Potomac and White House Witness; Donovan, Conflict and Crisis; Dorough, Mr. Sam; Doug las, The Court Years and Go East, Young Man; Dulaney, Phillips and Reese, Speak, Mr. Speaker; Freidel, Launching the New Deal; Gantt, The Chief Executive in Texas; Halberstam, The Power s That Be;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Link, Wilson: The New Freedom an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Miller, Fishhait; Moley, After Seven Years and 2 y Masters of Politics; Mooney, Roosevelt and Ray burn; Parrish, Securities Regulation and the New Deal; Schlesinger, The Age of Roosevelt: I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II The Corning of the New Deal, III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Steinberg, Sam Ray burn; Timmons, Garner of Texas.

Joseph Alsop and Robert Kintner, “Never Leave Them Angry,” Saturday Evening Post, Jan. 18, 1941; David L. Cohn, “Mr. Speaker,” Atlantic Monthly, Oct., 1942; Robert Coughlan, “Proprietors of the House,” Life, Feb. 14, 1955; Edward N.Gadsby,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of the S.E.C.―The Government View,” Foreword by William O. Douglas, 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Oct., 1959; D. B.Hardeman, “The Unseen Side of the Man They Called Mr. Speaker,” Life, Dec. 1, 1961; Paul F. Healy, “They’re Just Crazy About Sam,” Sat. Eve. Post, Nov. 24, 1951; James M. Landis,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Oct., 1959; W.Lawrence, “The Texan Who Rides Herd on Congress,” NYT Magazine, March 14, 1943; Date Miller, “A Requiem for Rayburn,” Dallas Magazine, Jan., 1962; W. B. Ragsdal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Oct. 23, 1961; R. Tucker, “Master for the House,” Collier's, Jan.5, 1935; Jeny Voorhiis, “Mr. Rayburn of Texas,” The New Republic, July 10, 1944. William S. White, NYT Magazine: “Sam Rayburn―The Untalkative Speak er,” Feb. 27, 1949; “Then Martin, Now Rayburn, And So On,” Feb. 6, 1955’, “The Two Texans Who Will Run Congress,” Dec. 30, 1956.

Fortune: “The Legend of Landis,” Aug., 1934; “SEC,” June, 1940. Time: “Leader Apparent,” Dec. 14, 1936; “Yataghans at 15 Blocks,” April 18, 1938; “Mister Speaker,” Sept. 27, 1943; “Sam Rayburn, Texan,” Jan. 14, 1946.

Bascom N. Timmons, “The Indomitable Mr. Sam,”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series, Oct. 11-18, 1961.

口述史：

Helen Gahagan Douglas, Marvin Jones, James M. Landis, Wright Patman, Henry A. Wallace.

采访：

Andrew Biemiller, Richard Bolling, Emanuel Celler, Benjamin V. Cohen, Sterling Cole, James P. Coleman, Thomas G. Corcoran, Helen Gahagan Douglas, H. G.Dulaney, O. C. Fisher, D. B. Hardeman, Kenneth Harding, John Holton, Welly K.Hopkins, Edouard V. M. Izac, Walter Jenkins, Lady Bird Johnson, SH J, L. E. Jones, Murray Kempton, Eugene J. Keogh, DeWitt Kinard, Gene Latimer, Wingate Lucas, George H. Mahon, Gerald C. Mann, W. D. McFarlane, Dale Miller, Frank C. Oltorf, William Howard Payne, Elwyn Rayden, Elizabeth Rowe, James H. Rowe, Lacey Sharp, James F. Swist, Har old Young.

注释：

“The rich richer,” etc.: CR, 63rd Con gress, 1 Session, May 6, 1913, PP.1247-51. “Never stopped hating”: Coughlan, “Proprietors of the House.” “Will not forget”: White, “Then Martin, Now Ray burn.” “As long as I honor”: Quoted in Steinberg, p. 84.

Rayburn's youth: Steinberg, pp. 4-9; Dorough, pp. 43-61; Dulaney, p.10. “The people ... on their trek”: Quoted in Du laney, p. 10. The first year: Steinberg, p. 6; Dorough, p. 58; Dulaney, p. 10. “I plowed and hoed”: Rayburn speech, May 1916, quoted in Dulaney, p. 10.

Picture of General Lee: Dorough, p. 59. “Any show”: Steinberg, p. 38. “Many a time”; “loneliness consumes people”: Cohn, “Mr. Speaker”; Rayburn speech at 1952 Democratie National Convention, quoted in Dulaney, pp. 10-11.

“Dominated”; “his tones”: Bowers, My Life, quoted in Steinberg, p. 14. “I didn't go”: Alsop and Kintner, “Never Leave Them Angry.” Practicing: Dorough, p. 65; Steinberg, p. 8. ‘I’m going”: Steinberg, p. 8.

“I’m not asking you”: CR, 76th Con gress, 3 Session, Sept. 19, 1940, p.18747; Steinberg, p. 9. At the railroad station: Rayburn interview in Ragsdale, USN& WR, Oct. 23, 1961. “Sam, be a man!”: Steinberg, p. 20.

At college: Steinberg, pp. 10-12.

Campaigning: Dorough, pp. 76-77; Steinberg, pp. 16-17; Lawrence, “The Texan Who Rides Herd”; Rayden. ‘I’m not trying”: Rayburn speech, 1912, quoted in Dulaney, p. 20. Gardner: Steinberg, p. 16; Dorough, p. 77.

“My untarnished name”: Dulaney, p. 12; Hardeman. Pharr's soda: Rayburn to Ridgway, quoted in Dulaney, p. 18. Handed check back: Dulaney, p. 20. “We often wish”: Mrs. W. M. Rayburn to Sam Rayburn, March 9, 1909. “No one”: 在雷伯恩一生不同阶段分别与他熟识的很多人都跟笔者谈过此事，其中包括：麦克法兰（McFarlane）、哈德曼（Hardeman）、米勒（Miller）、马洪（Mahon）。‘I've always wanted responsibility”: Alsop and Kintner, “Never Leave Them Angry.”

Bailey episode: Cocke, passim; Do rough, p. 79; Steinberg, pp. 17-18. “In dark moods”: Robert J. Donovan, NY Herald Tribune , Nov. 17, 1961. Campbell episode: Dorough, p. 106.

“No degrees”: Hardeman. “He had a reputation”: Ridgway, quoted in Dorough, p. 89. “Once you lied”: Hardeman OH, pp. 116-17.

“Just” and “fair”: Dorough, p. 98. “Whether or not”: Dorough, p. 104; Hardeman.

“If you have anything”: Alsop and Kintner, “Never Leave Them Angry.”Election as Speaker: Dorough, pp. 96-97; Steinberg, pp. 20-22. “Cottonpatch yell”: Dulaney, p. 19. “Up in Fannin County”: Rayburn speech, Jan. 10, 1911, quoted in Dulaney, p. 19. As Speaker: Dorough, p. 108; Steinberg, p. 23.

Redistricting: Steinberg, p. 25. “When I was”: Rayburn, July 16, 1912,quoted in Dulaney, p. 23.

His first speech in Congress: CR, 63rd Congress, 1 Session, May 6, 1913, pp.1247-51. Railroad regulation bill: Link, Woodrow Wilson, p. 68; Steinberg, p. 43. “With admiration”: Wilson to Rayburn, June 9, 1914, quoted in Steinberg, p. 45. Confrontation with Wilson: Timmons,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Oct. 12, 1961; Hardeman; Steinberg, p. 52.

Refusing lobbyists' meals, travel expenses: Alsop and Kintner, “Never Leave Them Angry”; Dulaney, p. 24; Hardeman. One trip: Dulaney, p. 24. “Not for sale”: Dorough, p. 85; Steinberg, p. xii. $15,000: Steinberg, p. 346.

Pumping of a piston: Daniels, Fronder, p. 58. Holding the two Congressmen apart: Miller, p. 242; Hardeman. “Amidst the multitude”: Sam Rayburn Scrapbooks, Rayburn Library; McFarlane, Hardeman. “Young in years”: Rep. William C. Adamson, quoted in Steinberg, p. 45.

“Someday”: Alsop and Kintner, “Never Leave Them Angry.” “The only way”: Steinberg, p. 33.

“My ambition”: Rayburn to Katy Thomas, Feb. 2, 1922, in Dulaney, p. 35. “Almost kills me”: Alsop and Kintner, “Never Leave Them Angry.” Standing in the aisle etc.: Time, Dec. 14, 1936. “The smartest thing”: Dulaney, p. 37; Miller, P-234.

Cochran Hotel: Alsop and Kintner, “Never Leave Them Angry.”

Becoming a part of the hierarchy: Tim mons,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Oct. 11, 1961. “Indefinable knack”: Richard Lyons, “Mr. Sam Made History in 48 Years' Service.” WP, B9, Nov. 17, 1961. “Sam stands hitched”: WP, Nov. 17, 1961. “Employed him”: Alsop and Kintner, “Never Leave Them Angry.” Began to use: Hardeman.

“He would help you”: Bolling. “The House soon spots”: Jones OH, pp.110-12.

“A lonesome, dark day here”: Rayburn to H. B. Savage, 1919, quoted in Dulaney, p. 32. Waiting in silence: Steinberg, pp. 63-76; Hardeman, Harding.

“Truth-in-Securities” Act: Freidel, pp. 340-50. “I want it”: Alsop and Kintner, “Never Leave Them Angry.” Problems with the “Truth in Securities”Act: Schlesinger, Corning, pp. 440-42; Moley, After Seven Years, pp. 175-84; Parrish, pp. 42-72. Rayburn paid a visit: Moley, After, pp. 179-81.

Rewriting the bill: Cohen, Corcoran; Landis OH and Landis,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A countryman”: Cohen. “Ray burn who decided”: Landis OH, p.161. “I had thought”: Landis,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 p. 37- “Strong... right...just”: Cohen. “I confess”; “I went back”; “very obscene”; “Now Sam”: Landis OH, pp. 165-70. “A genius”: Corcoran. “Temporary dictatorship”: Parrish, p. 112. Moley was to write incorrectly: In Afîer Seven Years, p. 181, and in 27 Masters, p.243.

Complexities in full House: Corcoran; Landis, “The Legislative History,”p. 41- In conference committee: Landis,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pp. 43―46; Landis OH, p. 169; Corcoran. On every crucial point: Freidel, p. 349.

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 fight: Parrish, passim; Schlesinger, Corning, 456-70; Gadsby,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Hardeman, Corcoran. In his own committee: Parrish, p. 132.

Public Utilities Act: Parrish, pp. 145-74; Schlesinger, Politics, pp. 302-24; Stein berg, pp. 125-29; Hardeman, Corcoran, Cohen. “You talk”: Roosevelt, in Schle singer, Politics, p. 314. Carpenter's threat: Steinberg, p. 127. A rare public statement: Rayburn speech on NBC, Aug. 30, 1935. in Dulaney, p. 59.

“Few people”: NYT, April 2, 1934. “He did”: Halberstam, p. 246. “I always”: Hardeman, “Unseen Side.” “Let the other”: Dulaney, p. 372. “In on the borning”: Pearson article, March 3, 1955, quoted in Anderson and Boyd, pp.279-80. “I cut him”: Miller, pp. 231-32. “The ‘Sam Rayburn Commission’”: Douglas,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Oct., 1959, PP-3-4- Putting FDR's picture beside Lee's: Hardeman; Time, Sept. 27, 1943.

Given patronage: For example, Stein berg, p. 120. “A man in the shadows”: R. Tucker, “Master for the House.” “If you were”: Bolling. “A very big mistake”: White, “Sam Rayburn,” NYT Magazine, Feb. 27, 1949. Never ask you again: Hardeman.

“Always”: Hardeman. “She-e-e-e-t”：Miller p. 230. “Afraid”: Harding.

Pitied him: Hardeman, Harding, Rayden, Holton. “For all my children”: Stein berg, p. 35. “They crawled all over him”: Hardeman, “Unseen Side.” “I was the joke”: Steinberg, p. 207.

Metze Jones: Dorough, pp. 183-84; Miller, pp. 228-29; Steinberg, pp. 78-79.米勒说，雷伯恩后来每周会跟另一个女人见上一两次面，但米勒说“我不知道这女人是谁”（p. 229）。雷伯恩的其他助手认为此话并不属实。“A great hurry”: Steinberg, p. 79. “Oh, I’m so cranky”: Hardeman, “Unseen Side.”“Kept watch”; “It is true”: Miller, pp. 228-29.

“I never felt that [the hostess] knew or cared”: Steinberg, p. 37. Trying to prolong the hours: Hardeman, Rayden, Harding. “Sometimes I had something planned, but”: Harding. “Those who went”: Stein berg, p. 200. “God what I would give”: Steinberg, p. 151; Dulaney, p. 176. Walking alone on weekends: Hardeman, Hard ing.

“You are one member”: Rayburn to Sam Ealy Johnson, Feb. 22, 1937,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ile, Rayburn Library. Limited by custom: Latimer, Jones.

Inviting “Mr. Sam” to dinner: Mrs. Johnson. Sitting beside Lyndon's bed: Steinberg, p. 159; Hardeman.

Johnson's feelings: Hopkins, Latimer, Jones, Lucas. Coleman's feelings: Cole man. The Coleman election: Lucas, Cole man, Payne. “My God”: Swist.

“That burning ambition”; trying to get him a job in Texas: Hopkins. Wirtz offering a partnership: Jones.

At Law School: Brown OH, pp. 1, 2, 5, 7, 19-20; Jones.

College presidency: Jones. “I want to be”: Dale Miller. The job offer: 此信息来源是琼斯（Jones）、约翰逊夫人（Mrs. Johnson）和科科伦（Corcoran）,他们都是后来听说这个故事的。

Rayburn going to see Connally: Connally to his biographer, Steinberg; quoted in Steinberg, Sam Johnson's Boy, p. 94. Announcing and retracting the Kinard ap pointaient: Kinard, Corcoran. “When I”: McFarlane, SHJ.

19．“让他们工作！”

资料来源：

书籍、文章、论文、文件：

Davis, Yout h in the Depression; Lash, Eleanor and Franklin; Lindley, A New Deal for Youth; Manchester,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Edwin W. Knippa, “The Early Political Life of Lyndon B. Johnson, 1931―1937”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an Marcos, 1967. Deborah L. Self, “The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in Texas, 1935― 1939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Lubbock, 1974.

Federal Security Agency,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Fiscal Years 1936-1943,” Washington, 1943. NYA, “Administrative and Program Operation of the NYA, June 25, 1935―January 1, 1937,” Washington, D.C., 1937.NYA, “Digest―NYA in Texas,” Feb., 1939. NYA, “Facing the Problems of Youth: The Work and Objectives of the NYA,” Washington, 1936. Mary Rodgers, “Youth Gets Its Chance,” a mimeographed pamphlet of the New York NYA, 1938.

George Creel, “Dollars for Youth,” Collier's, Sept. 28, 1935; Walter Davenport, “Youth Won't Be Served,” Collier's, March 7, 1936; “Texas Gets Better Roadsides,”Engineering News-Record, Sept. 23, 1937; “Government and Youth,” Life, May 15, 1940; “Texas Tech Again Receives NYA Funds,” Texas Tech Maga zine, Oct. 1937; “Second Start,” Time, July 27, 1936; “NYA,” The State Week, Nov. 14, 1935; “NYA―‘Marginal’ Jobs Developed for Youth,” The State Week, May 7, 1936.

Barker Scrapbooks, Barker Texas His tory Center. Birdwell Scrapbooks, LBJL.Johnson NYA Papers, LBJL.

口述史：

Sherman Birdwell, Richard R. Brown, Willard Deason, L. E. Jones, Jr., Carroll Keach, Jesse Kellam, Ray Roberts, Fenner Roth.

采访：

Willard Deason, Edward A. Clark, Mary Henderson, Lady Bird Johnson, L. E.Jones, Ernest Morgan, J. J. Pickle, Hor ace Richards, Vernon Whiteside, one NYA staff member who asked not to be quoted by name.

“NYA Group Interview” conducted by William S. White with Willard Deason, J. J. Pickle, Ray Roberts, Fenner Roth, Albert W. Brisbane, C. P. Little.

注释：

“Moments of real terror”: Eleanor Roosevelt, quoted in Lash, p. 536. College attendance falling: Lindley, p. 158. “Shoes”: Lindley, p. 195. “Scalpels”: Lind ley, p. 12. A study: Davis, pp. 18-19. “The more”: Lindley, p.193. 5 million: NYA, “Facing the Problems of Youth,” P-5.

“Maybe”: Quoted in Lindley, p. 21. “Only boys”: Davis, p. 5. Comparison with old West: Davis, p. 29. “The worst thing”: Davis, p. 5. “To workers”: Manchester, p. 21. 2.25 million more: Lindley, p. 7. “Boys and girls”: Davis, p. 44. “Lost gen eration”: Quoted in Lash, p. 550. No fewer than 700,000: Davenport, “Youth Won't Be Served.” “A civilization”: Eleanor Roosevelt, quoted in Lash, p. 538. Early began pressing: Lash, pp. 536-554，对于罗斯福夫人在青管局建立中起到的催化作用，这部分内容是最好的描述。后面的内容也都引用自此。埃莉诺和富兰克林之间的讨论来自富尔顿•奥斯勒（Fulton Oursler）的Behold the Dreamer 也是引用于Lash, pp. 539-540. “That was another side”: Lash, p. 540.

“Minimum”: NYA, “Facing,” p. 9

Recruiting Deason: Deason OH IV, pp. 17-18; Deason. Recruiting Kellam: Knippa, p. 53; Birdwell OH. Central staff: Rodgers, pp. 209-210. White Stars: Self, p. 20; Deason, Jones, Richards, Whiteside.

Creating the program: Self, “The NYA”; Lady Bird Johnson; Jones, Deason OHs and interviews; NYA “Facing,” p. 9. Roadside parks: “Texas Gets Better Roadsides,” Engineering News-Record; Knippa, pp. 58 ff; Johnson to Brown, July 29, 1936, Box 3, JNYA Papers; Griffith to Johnson, Aug. 27, 1936, Box 7, JNYA Papers; Self, “The NYA,” pp. 82-85; Deason and Dea son OHs and interviews; Jones.

Hiring Henderson: Jones, Jones OH I, pp. 14-15; Mary Henderson. Williamson Creek: AA, May 25, 1941. Quota: Self, p. 35. Additional projects: Birdwell Scrap books; “Texas Gets Better Roadsides,” Engineering News-Record; Griffith to Johnson, Aug. 27, 1936, Box 7, JNYA Papers.

Resistance from local officiais and Tay lor: Deason. “The greatest salesman”: Deason.

Directives: Lindley, pp. 184-188. “A lot of travel”: Deason OH V, p. n. Dean Moore: Self, pp. 54-55, 63. Red tape: Self, PP-53-57; Deason; Morgan. Other state directors: Rodgers, pp. 22-24, 210-212.

The staff was very young: Analysis of staff resumes in Box 5, JNYA Papers, and interviews cited in Sources. “Very nervous”: Morgan. Dictating: Mary Henderson. “The nature”; “tomorrow”; competition: NYA Group Interview, pp.22, 23, 28. “Goddammit”; cursing: Morgan. Hurting Hen derson, other staffer: SHJ,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 Without a pause: Jones. “I hope”: staff member. Gas lights: Steinberg, Sam Johnson's Boy, p. 97; Deason, Birdwell OH, pp. 14-15.

“Lyndon is the leader”: Lady Bird John son, quoted by Schreiber, “Lady Bird Johnson's First Years of Marriage, ” Woman's Day, Dec. 1967. Guests: Jones; Deason; Mrs. Johnson, quoted in Self, pp. 23-4. “Hardest thing”: Deason OH IV, p. 25. “Lyndon would”: Birdwell OH II, p. 14, OH I, pp. 7-8. “We weren't off duty”: Deason OH IV, p. 22; Deason. “When he woke up”: Mrs. Johnson.

“The sifting out”: Deason. Morgan's story: Morgan. “He knew”: Richards. “We knew”: Jones OH I, p. 12. “Let's play awhile”: Deason OH II, p. 22.

Inspiring: Deason, Birdwell OHs; Henderson; Jones. “Put them to work!”: Birdwell, quoted in Knippa, p. 55; Deason. “Deep days of the Depression”: Deason. 8,000 teenagers: Morgan. “I saw him get angry”: Morgan. “Absolutely frantic”; “Charlie! Charlie!”: Mary Henderson, Charlie's wife. “Sense of destiny”: Deason OH IV, op. 10, 11. “Fin working”: Mary Henderson. “I named my only son”: Roth OH, p. 12. “It all went back to that NYA”: Deason. “I was very inept”: Keach OH II, p. 5. Johnson's reason for making Keach bis chauffeur: Latimer.

Johnson on Congress Avenue: Clark. “Stand with me”: Clark.

“A very bad start”: Williams, quoted in Time, July 27, 1936. Texas statistics: Self, p. 49. Negro colleges: Self, p. 61. Kept students in school; deserved to be in school: untitled form in Box 9, JNYA Papers; Self, pp. 62, 64; Texas Tech Maga zine, Oct. 1937.

Building facilities: Self, pp. 63-4, 88. Freshman College Centers: Self, pp. 36-7, 69-72. Resident training centers: Lindley, pp. 86-108; The Lubbock Avalanche, June 10, 1938; HP, July 26, 1937. “Theirs are not”: Lindley, p. 69. At San Marcos: Greenville Morning Herald, Nov. 22, 1938. “Kind of homesick”: Lindley, p. 91. “When you were young”: Brenham Banner Press, quoted in“Digest―NYA in Texas,” Feb., 1939, p. 10. “The lads from the forks”: Dallas Journal, April I, 1938. “Similar roadside parks”: Oklahoma Farmer-Stockman, Oklahoma City, Okla., Feb. 15, 1937. “A first-class job”: Wil liams, quoted in Texas Outlook, May, 1937 (in Self, p. 45). By the end of 1936: NYA, “Administrative and Program,” pp. 28-29. Greenhouse: “Texas Gets Better Roadsides,” Engineering News-Record. Plans for 1937: The Mission Times, July 28, 1937; Waco Tribune-Herald, Feb. 28, 1937; DMN, Nov. 19, 1937; Galveston Tribune, Aug. 11, 1937.

20．大坝

赫尔曼•布朗

他的故事主要依据笔者对下列人士的采访：其弟乔治•R.布朗（George R.Brown）、长期代理人以及奥斯汀的政治战略顾问爱德华•A.克拉克（Edward A. Clark），另一外代理人赫尔曼•琼斯（Herman Jones），布朗&路特在华盛顿的一位游说者弗兰克•C.奥尔托夫（Frank C. Oltorf），数名认识他的得州政客，包括埃米特•谢尔顿（Emmett Shelton）、哈罗德•杨（Harold Young）、威利•K.霍普金斯（Welly K. Hop kins），在马歇尔浅滩大坝建设期间和他有过最亲密合作的复垦局官员霍华德•P.邦杰（Howard P. Bunger）以及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的一名官员，E.巴布•史密斯（E. Babe Smith）。

阿尔文•维尔茨

LBJL中维尔茨的个人文件。除此之外，还有LBJA的SN档案中他和林登•约翰逊的通信。

The Seguin Enterprise , 1925-1936.

对下列诸人的采访：维尔茨的法务合作伙伴，西姆•吉迪恩（Sim Gideon），秘书玛丽•拉瑟（Mary Rather），曾经担任过他助手的L. E.琼斯（L. E.Jones）；他政治上的亲密伙伴爱德华•A.克拉克（Edward A. Clark）和威利•K.霍普金斯（Welly K. Hop kins）；他的客户乔治•R.布朗（George R.Brown）；得州的政敌和盟友，比如查尔斯•C.杜克（Charles W. Duke）、汤姆•C.弗格森（Tom C. Ferguson）、W.D.麦克法兰（W. D. McFarlane）丹尼尔•J.奎尔（Daniel J. Quill）、埃米特•谢尔顿（Emmett Shelton）、阿瑟•施特林（Arthur Stehling）、汤姆•怀特黑德（Tom Whitehead）、老哈罗德•H.杨（Sr., Harold H. Young）；华盛顿的新政支持者，比如托马斯•G.科科伦（Thomas G. Corcoran），阿贝•福塔斯（Abe Fortas）、阿瑟•戈尔德施密特（Arthur Goldschmidt）、詹姆斯•H.罗（James H. Rowe）；复垦局的霍华德•P.邦杰（Howard P. Bunger）；被指导过的年轻人，比如威拉德•迪森（Willard Deason）和查尔斯•赫林（Charles Herring）；以及沃尔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和“小瓢虫”•约翰逊（Lady Bird Johnson）。

口述史：

Russell M. Brown, Willard Deason, Virginia Durr, Welly K. Hopkins, Robert M. Jackson, Henry Wallace, Claude Wickard, Elizabeth Wickenden.

“My dearest friend”: Johnson, quoted in AA, June 16, 1952. “Lodestar”: Mrs. Johnson in Woman's Day, Dec., 1967. Wirtz personality: Durr, Hopkins, Deason OHs; Deason, Herring, Hopkins, Rowe, Goldschmidt, Hardeman, McFarlane, Clark, Gideon, Duke, Shelton, Young. “I have not called his attention”: Wirtz to Johnson, Dec. 12, 1939. “Independent Of fices: REA, ” Box 36, LBJA SN.

大坝

马歇尔浅滩大坝（现在的曼斯菲尔德大坝）拨款和修建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在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档案中有详细记载。这些档案现存于LBJL，具体是编号167、168、178、179、185的箱子。该图书馆的阿尔文•维尔茨相关文件中也有详细记载，具体是36号箱。从赫尔曼•布朗、乔治•布朗以及林登•约翰逊（LBJA SN，12和13号箱）三个人的信件往来中也能获取很多信息。与下列人士的访谈中也详细谈到相关话题：维尔茨的法务合作伙伴及他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总顾问职位的继任者西姆•吉迪恩（Sim Gideon）；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成立早期陪着维尔茨去华盛顿解决问题的管理局成员汤姆•C.弗格森（Tom C. Ferguson），监督大坝修建的复垦局官员霍华德•P.邦杰（Howard P. Bunger）；还有二十三章提到过的阿贝•福塔斯（Abe Fortas），大部分问题都落在他手里。以下人士的访谈也对这部分内容有贡献：阿瑟•戈尔德施密特（Arthur Goldschmidt）、托马斯•G.科科伦（Thomas G. Corcoran）、查尔斯•赫林（Charles Herring）；以及下列现任或前任垦务局官员：托马斯•A•加里蒂（Thomas A. Garrity）、弗雷德里克•格雷（Frederick Gray）、路易斯•莫洛尔（Louis Maurol）、西奥多•默梅尔（Theodore Mermel）、K.K.杨（K. K. Young）。

Record Group 48,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Central Classified Files, Selected Documents Relating to Lyndon B. John son, Roll 1, LBJL (Ickes Files), contains memoranda and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dam, as do the files of the Lower Colorado River Authority (LCRA Files) at the LBJL.

Jones, Fifty Billion Dollars; Long, Flood to Faucet.

Corner Clay, “The Lower Colorado River Authority: A Study in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published Ph.D. Thesis), Austin, 1948.

Colorado River Improvement Associa tion, Improvement of Colorado River from Austin to the Gulf, Austin, 1915; Application: Colorado River Project (of Texas), presen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Jan. 1933, San Antonio, 1933; Minutes, Board of Directors, Lower Colorado River Authority, I937-1941; Contra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LCRA in Regard to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Marshall Ford Dam and Partial Reimburs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13, 1941, “Trust Indenture―Lower Colorado River Au thority to Chemical Bank & Trust Com pany as Trustee and the American Na tional Bank of Austin as Co-Trustee, ” May 1, 1943, Twentieth Century Press, Inc., Chicago. Report on Allocation of Construction Costs―Marshall Ford Dam―Colorado River Project, Texas, Washington, U. S. Dept. of Interior, 1947.

Wirtz's alliance with Insull: Seguin En terprise, 1927, passim; Clay, pp. 58-84; Long, pp. 73-86; Hollamon shooting: NY T, Feb. 27, 1934; Duke, Hopkins. “Run Out”: Duke. Redistricting; renaming the dam; Long, p. 78. Creating the LCRA: Clay, pp. 88-130; Ferguson, Clark, Gideon. “I want a birthday present”: Fer guson; AA, Feb. 23, 1937. Ickes considered: Foley to Fry, Jan. n, 1936, “General Information File―Administrative Data... Wirtz A J,” Cong. Corres., Box 1, LCRA Papers; Foley to Wirtz, April 19, May 4; Wirtz to Foley, March 7, April 13, 26; Wirtz to Johnson, May 7; Foley to Fry, July 15, 1937, Wirtz to Farbach and to Johnson, Jan. 5, 1938, Box 36, LBJA SN; Corcoran, Ferguson, Gideon. $85,000: See Chapter 30. A voice in their selection: Bunger; Wirtz Letters and Papers, 1937, 1938, 1939, 1940, Boxes 36, 37, LBJA SN.

Lack of authorization for dam: George Brown, Ferguson; Gideon to Gottlieb, Oct. 6, 1978.

Forbidden to build it: Act of June 17, 1902, 32 Stat. 389 (43 USC 421); 33 L.D. 391-1905 of the Federal Board of Land Appeals; Mermel, Ferguson, Maurol; Gid eon. Reaffirmed: 比如，案件34 L.D. 186-1905中，司法部判决说：“此法案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应该是其下修建的所有灌溉工程（包括大坝）的全部持有者，并且明确禁止了与灌溉工程相关的财产获取，依据……义务……地权代表来保持合法所有权。” If someone: Garrity. The difference in Texas: Bascom Giles, Commissioner, Gen eral Land Office of Texas, “Disposition of Public Domain,” Texas Almanac, 1941-1942, p. 338. No one had thought to check: Ickes file; Wirtz Papers, passim; Fergu son, Gideon, Fortas. Legislative prohibi tions on LCRA: Chap. 7, 43rd Leg, 4th Called Session; Gideon. No realistic possibility: Gideon, Ferguson. Wirtz's report; Wirtz's solution: Wirtz Papers, passim; George Brown; Ferguson.

21．首次竞选

资料来源

文件和报纸：

The records of Johnson's campaign headquarters are in Boxes 1, 2, and 3 of the Johnson House Papers (JHP).

Austin American, Statesman, and American-Statesman, Johnson City Rec ord-Courier, Blanco County News―February 23-April 14, 1937.

口述史：

Sherman Birdwell, Russell Brown, Willard Deason, Virginia Durr, Welly K.Hopkins, L. E. Jones, Carroll Keach, Gene Latimer, Ray E. Lee, Daniel J. Quill, Claud Wild.

采访：

J. R. Buckner, Howard P. Bunger, Ed ward A. Clark, Ava Johnson Cox, Mary Cox, Willard Deason, Thomas C. Ferguson, Brian Fudge, Sim Gideon, Stella Gliddon, D. B. Hardeman, A. J. Harzke, Charles Herring, Welly K. Hopkins, Lady Bird Johnson, Rebekah Johnson Bobbitt (RJB), Sam Houston Johnson (SHJ), L. E.Jones, Carroll Keach, Gene Latimer, Ray E. Lee, Gerald C. Mann, Ernest Mor gan, Daniel J. Quill, Mary Rather, Emmett Shelton, Carroll Smith, Warren Smith, Clayton Stribling.

注释：

（如无特殊说明，所有日期都是一九三七年）

“This was my chance”: Johnson, quoted in Kearns, Lyndon Johnson, pp. 85-86. Longer average tenure: Cong. Directory, 75th Cong., ist Session. Speeding back to Austin: Keach, Mrs. Johnson. “A good ol’ boy”: Clark.

“Not known at all”: Quill OH II, p. 15.伯德韦尔说：“第十区十个县的很多领袖他当时见都没见过。” (Birdwell OH II, p. 23). Not even mentioned: AS, Feb. 23.

“Lyndon would always”: Durr OH II, p. 23; OH I, p. 8. “Just as tall”: Rather. Wirtz's opinion of Avery: Hopkins. “Disapproved”; money would run out: Brown to Johnson, July 16, 1937, “CRA: Financing (PWA), ” Box 169 JHP, Ferguson, Corcoran.

Unusual instructions: Bunger. Wirtz's reasons for supporting Johnson: Ferguson, Hopkins, Clark, Brown OH.

Ickes' speech: AS, Feb. 20. 7 to 1: AA, March 28. Wirtz's advice to Johnson: 这些内容来自琼斯，当时在维尔茨的事务所做事，这场讨论时他就在场。琼斯按照一贯的作风，在OH 11, p. 14zh中对约翰逊图书馆做了更为详细的描述。Wirtz's true feelings on Court packing: Shelton, Hopkins, Jones.

Wirtz raising cash: Quill OH I and II. Wirtz enlisting Lady Bird: Mrs.Johnson.

Kellam letting the NYA staff know: Deason; Lee. Deason's car: Deason. Latimer's drive: Latimer. “No matter what”: Latimer. “Just assumed”: Deason OH II, p. 26, and see Birdwell OH I, p. 21.

Pledges to Mrs. Buchanan: AA, Feb. 28. Sam Johnson's advice: SHJ;得到了同一天晚些时候听说这个故事的考克斯和格利登的证实，RJB. Johnson and Mrs. Buchanan announcements: AA, AS, March 2. “Gliddon, I want”: Gliddon. “John son for Congress” : JCR-C, March 4.

Sam Johnson's speech: Johnson, quoted in Kearns, p. 87. Blanco County caravan: Cox, Gliddon.

“The late Mr. Buchanan”: AA, March 9. “When Miller came out”: Quill OH. Analysis of Johnson's chances: Shelton, Clark, Ferguson, Quill, Lee, Deason; Wild, Birdwell, Quill, Deason OHs; Aus tin newspapers.

“He bas never voted”: Avery, quoted in AA, April 7. Misleading about his age: “He soon will be 30, ” in AA, March 1. See also JCR-C, March 4. “A young, young man”: Judge Will Nunn, quoted in AA, April 8. Austin Trades Council: AS, March 20.

Using his men: Morgan, Harzke, Dea son, Herring, Keach. “Dear Mr.Carson”: Johnson to Carson, March 10, “Briggs,” Box 1, JHP.三月十八日，约翰逊写给拉特利夫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拉特利夫先生：我的立场很简单。我全心全意地支持罗斯福总统所有的行动。”

“The paramount issue”: AA, March 1. “Jesus Christ”: Shelton. “I’m no hypo crite”: Shelton.

“He felt”: Clark. The Governor's Stetson: Keach OH I, p. 8

“I am enclosing”: Lee to editors, March“We appreciate”: Lee to editors, March 6. “Here are”: Johnson to editors, March 15. “If this is not”: Lee to editors, March 23―all from “Form Letter to Ail, ” Box 1, JHP. “I called on”: Willie Riggs to Johnson, March n, “Burnet, ” Box 1, JHP. Weeklies coverage: Author's analysis.

“Who the hell”: Wild OH, p. 4. $5,000 fee: Jones OH II, p. 32. Lady Bird did not know: Mrs. Johnson.

“All the barbecue”: Clark. “A giving away”: Shelton. Negro, Czech votes: Clark.

“I kept”: Mrs. Johnson. Sheltons spent $40,000: Shelton. Clark raising money: Clark. $2, 242. 74: Lee to County Judge, Travis County, “Statement. . . of Lyndon Johnson's . . . expenses,” April 20, Box 3, JHP; also AS, April 23.

He started early: Keach; AA, AS, March 2, 3, 5, 6. Late openings for other candi dates: AA, March 9, 19; AS, March 28; JRC-C, March 25. “I don't ever”: Mrs. Johnson.

Sketchy or incorrect directions: Found in “General: Campaign Memo, 1937,” Box 1, JHP; Keach. “Grassy ville”: John son's handwritten notations on“Jarrel.” Cassens: “Jarrel.” “Gomillion”; “un-known”: “Memorandum―Lytton Springs” ―ail from “General: Campaign Memo, 1937,” Box 1, JHP.

“Get on record”: Halcomb to Wild, March 20. “Too young”: For example, Halcomb to Wild, March 16, March 20, “General: Campaign Memo, 1937, ” Box 1, JHP. “Too elaborate”: Keach; Keach OH I, p. 12, OH II, pp. 21-22. Awkwardnes with a prepared text: Gliddon, Cox, SHJ.

Shaking hands: Gliddon, Cox, Lee, Keach. “He kissed me!”: Fudge. His unprepared speeches: 由于约翰逊的即兴演讲找到不到完整的书面记录和录音资料，笔者找到当地日报和周报上刊载的该演说的段落和句子，接着又询问了十几位丘陵地带的居民，主要是约翰逊城的亲戚和约翰逊少年时代的朋友，他们不仅在场听了这场演讲，还很熟悉约翰逊的说话方式。笔者请他们回忆约翰逊的演讲，并尽量转述原话。在重现这篇讲稿的过程中，笔者采纳了大家回忆中最常出现的词汇和句子。阿娃•约翰逊•考克斯在此过程中贡献颇多。“When the Chief would start talking”: Keach. “Listened unusually attentively”: Halcomb to Wild, March 17. “Not a man moved”: Halcomb to Wild, March 20. “Started folks talking”; “a go-getter”: Halcomb to Wild, March 18, 19―ail from “General: Campaign Memo, 1937,” Box 1, JHP.

Visiting Low and Miller: Keach. “Prime mover”: AA, April 8, 1937.

Burnet: Lee, Keach.约翰逊在乡村地区竞选活动的描述来自基彻，他是约翰逊的司机；还来自一些竞选助手，比如迪森、李和伯德韦尔，他们偶尔会陪同约翰逊前往现场；还有来自丘陵地带的政客，比如弗格森；以及哈尔科姆每日向维尔德呈交的报告；还有约翰逊的日程安排，在JHP的第2号和第3号箱子能够找到。Campaigning in Beyer's Store; in beer joint; in blacksmith shop: Halcomb to Wild, March 20. Gas-station campaigning: Shelton. “Deaf old German; “That's the first can didate”: Halcomb to Wild, March 18― all from“General: Campaign Memo, 1937,” Box 1, JHP. “He went”: Cox.

“How's our money?” Latimer. Johnson in the evening meetings: Jones, Latimer, Keach, Clark.

Visiting Burleson: AA, March 26, 28. His father's inspiration: Cox, SHJ.The Henly rally: AA, March 27. Avery deciding to rest; Johnson's day in Hays County; “Everywhere I go”: AA, March 26; AA, AS, March 27, 28; Cox.

“Back-stabbers”: AA, March 31. “Love, admire”: AA, March 31. Shelton debate: AA, April 8; Shelton.

Use of radio: 在奥斯汀的一些日报和其他周报上找到了他的相关安排，在JHP第2号和第3号箱子中的竞选文件中也能找到。文件名是“Judge N. T.Stubbs Broadcast, Station KNOW, 8 to 8:15 pm Wednesday” ，JHP2号箱。约翰逊显然非常喜欢“微薄积蓄”这个词，自己也经常使用。比如，有一次，他说自己付给电台的钱都是“用微薄积蓄自掏腰包” (AA, March 12). SHJ, Cox, Gliddon.约翰逊在竞选上的挥金如土经常迎来其他候选人的攻击。布朗李就攻击这位“声称自己当秘书时办了很多实事的年轻秘书”，说“这场竞赛中有些候选人花钱也花得太多了……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AA, March 23)。艾弗里间接暗示了罗伊•米勒也有资助这场竞选，相关证据在三月二十六日的AA中有所体现。五月二十四日的AA报道说：“我们很高兴地发现，议员林登•约翰逊仍然保持着他的幽默感。他发表演说称自己竞选的钱都来自‘我自己微薄的积蓄’，其中真是有不少绝妙的俏皮话。昨天他寄了东西给我们，是一袋萝卜种子，里面附了张纸条：‘这是用我自己微薄的积蓄购买的。’”

Harbin's reaction: Harbin to Johnson, April 12, “Correspondence A-L,”Box 2, JHP. Latimer's: Latimer OH, p. 18. Black mask: Keach. “Very angry”：Mrs. John son. Vomiting, other symptoms: Mrs. Johnson; Lee; Birdwell OH. Courthouse rally: AS, April 6; AA, April 9. “Waited too long”: in AA. Rebuffed by Miller: Keach. Campaigning in Austin: Birdwell OH I, p. 22; AS, March 29.

Appendicitis attack: Lee OH, p. 19; Birdwell OH I, p. 24; Mrs. Johnson.

Vote: Official tabulation of the State canvassing board, reported in AA, April 27.

22．来自河流的分支

资料来源

见二十一章资料来源

注释：

（如无特殊说明，所有日期都是一九三七年）

Fewest votes: Cong. Directory, 76th Cong., 3rd Sess., pp. 251-57. “In the byways”: Deason OH I, p. 27. “That's what”: Cox. Among the newspapers which made this point: “Capitol Jigsaw” in Nachogdoches Sentinel , April 20.

Lost 40 pounds: 五月十五日的AA报道，竞选刚开始时“他的体重是一百八十一磅”，而且“看上去已经很瘦了。而到他出院的时候，体重才一百五十一磅”。

Congratulatory letters: Summy to John son, April 30; Whiteside to Johnson, April 14; Perry to Johnson, April 12―all from Box 3, JHP. His replies: To Avery, April 13; to Shelton, April 13 and undated; to Stone, undated―all from “General: Cam paign Memo, 1937, ” Box 1, JHP. Miller's visit to Washington: Quill OH I, pp. 13-14; Quill; SHJ; Bardwell to Johnson, April“Correspondence A-L, ” Box 2, JHP. Giving Shelton a lift: Shelton, Kellam. Miller's $100: “Statement . . . of Lyndon Johnson's . . . expenses, ” April 20, Box 3, JHP.

“Congratulations”: Nichols to Johnson, April 13; Johnson to Nichols, April 17, Box 3, JHP. 50 form letters: 来自笔者对JHP第2号和第3号箱中信件的分析。Supporting Kellam: For example, Johnson to Brown, April 15; Sheppard to Johnson, April 21, Box 3, JHP.

“Your father”: House to Johnson, April“Correspondence A-L,” Box 2, JHP; Meador to Johnson, April 30, Johnson to Meador, May 24, Box 3, JHP.

Setback: AS, April 18; AA, April 25. “Not progressing”: Frazer to Johnson,

April 20; Jones to Frazer, April 21, “Cor respondence A-L,” Box 2, JHP. Going to Karnack: Mrs. Johnson; Marshall Mes senger, April 28. Scene at station: Austin Dispatch, April 28. See also photographie section following page 358.

23．加尔维斯顿

资料来源：

见第二十章资料来源以及：

书籍和文章：

Alsop and Catledge, The 168 Days; Burns,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Douglas, The Court Years and Go East, Young Man; Freidel, The Launching of the New Deal; Ickes, Secret Diary, Vols. I, II; Koenig, The Invisible Presidency(“Tommy the Cork” and “Lord Root of the Matter” chapters);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Manchester,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Schlesinger, The Age of Roosevelt: I,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II, The Corning of the New Deal, III,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Shogan, A Question of Judgment; Simon, Independent Journey; Steinberg, Sam Rayburn; Woodward and Armstrong, The Brethren.

Blair Bolles, “Cohen and Corcoran: Brain Twins,” American Mercury, Jan, , 1938; Blair Bolles, “The Nine Young Men,” Washington Sunday Star, Aug. 29, 1937; Walter Davenport, “It Seems There Were Two Irishmen,” Collier's, Sept.10, 1938; Alva Johnston, “White House Tom my,” Saturday Evening Post, July 31, 1937; “The Saga of Tommy the Cork,” Saturday Evening Post, Oct. 13, 20, 27, 1945; Cabell Phillips, “Where Are They Now,”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 26, 1946; William S. White, “Influential Anonymous,” Harper's, May, 1960.

口述史：

Robert S. Allen, Ernest Cuneo, Clifford Durr, Virginia Durr, Abe Fortas, D. B.Hardeman, Welly K. Hopkins, Carroll Keach, Gould Lincoln, Elizabeth and James H. Rowe, Edwin Weisl, Sr.

采访：

Benjamin V. Cohen, Thomas G. Cor coran, Abe Fortas, Arthur (Tex) Goldschmidt, Elizabeth and James H. Rowe, Elizabeth Wickenden.

Richard Bollins, George R. Brown, Os car Chapman, D. B. Hardeman, John Holton, Alice and Welly Hopkins, Eliot Janeway, W. D. McFarlane, Elizabeth Wickenden, Edwin Weisl, Jr.

如无特殊说明，关于约翰逊与年轻新政支持者们关系的描述都来自以上采访。

注释：

“I never”: Clark. “Hope it suits”: Jamieson to Johnson, April 16, 1937, Box 2, JHP. AP story: 比如，四月十一日的WP报道，一开始标题是“法院改组的得州支持者”，而后来标题改成了“法院改组计划的得州支持者胜选”。Telegram: Lockett to Roosevelt, April 11, 1937, OF 300-Texas (J), Roose velt Papers. “When we get clown”: Unsigned “Memorandum for the Trip File, ” April 20, 1937, 200-LL, Roosevelt Papers.

Johnson asking Allred: Allred to John son, May 3, Allred to Mclntyre, May 6, 1937, 200-LL, Roosevelt Papers.

Galveston handshake and rally: Galves ton Tribune, Houston Chronicle, May 11; AA, May 12, 1937; Keach OH; Clark. “Went unassisted”: AA, May 12. Hands on the rail: 约翰逊不露痕迹的手段可以从国家档案中的相关新闻影片中看出来。Texas A& M Review: NYT, May 12. Conversation with Roose velt: Corcoran; Kintner, quoted in Miller, Lyndon, p. 63; Steinberg, pp. 119-20. Showing Roosevelt Burleson's brown bag: CR, 7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Nov. 24, 1937, P-354- “Young man”: Vinson, quoted in Steinberg, p. 121. “Remarkable young man”: Corcoran, Weisl, Jr., Janeway. “What is a govemment?”: Corcoran, quoted in Schlesinger, Politics, p. 227.

Johnso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young New Dealers: Cohen, Corcoran, Fortas, Goldschmidt, James and Elizabeth Rowe, Brown, Alice and Welly Hopkins, Wick enden. “Cohen's the brains”: Holton. “The most brilliant”: NYT, May 16, 1969. “Honorary uncle”: Elizabeth Rowe to Johnson, Sept. 16, 1941, Box 32, LBJA SN. “Crossed with a beef”: Elizabeth Rowe. “If I owned”: Johnson to Rowe, July 13, 1939, Box 32, LBJA SN.

Johnson's relationship with Rayburn: Corcoran, Rowe, Fortas. Practical jokes: Fortas, Brown.

Recommendations: Rowe, Hopkins.

“Born old”: Goldschmidt.

Ickes glad: Ickes, II, p. 643. Party for Ickes: Fortas, Hopkins. Falling asleep at parties: Fortas, Elizabeth and James Rowe, Alice Hopkins, Corcoran.

“His native strength”: Hawthorne, quoted in Schlesinger, The Age of Jack son, p. 42.

“Has never been specifically authorized” . . . and legality in question: House, 75 Cong. 1 Session. Report No. 885, May 24, 1937, P-41.“Is hereby authorized”: Act of Aug. 26, 1937, 50 Stat. 850, Sec. 3.

Cash running out: Herman Brown to Johnson, July 16, 1937, “CRA (1)Financing, PWA,” Box 169, JHP. Delaying approval: Brown. Rumors—and dampening them: Corcoran. “Cabinet officers”: John ston, “White House Tommy.” “Give the kid the dam”: Corcoran. The refusai abruptly ended: Page to Burlew, June 29, 1937, Ickes File; Corcoran.

Second appropriation: (Signature illegible), “Budget officer,” to Hopkins,June 30, 1937; Page to Burlew, June 29, 1937, RG 48. “At a standstill”: Davis to John son, July 29, 1937, “CRA: Davis, T.H., Box 169, JHP. Connally attempting; James Roosevelt intervention: AA, June 22, 23, 30, July 21, 22, 1937; AS, July 23; Floresville Chronicle-Journal, July 30, 1937; Johnson to James Roosevelt, Aug.9, 1937, JHP.

Rotary Club maneuver; reaction: Bunger's untitled speech; Bunger; Lee to John son, Wirtz to Johnson, Nov. 30, 1937, McDonough to Johnson, Dec. 12, 1937, “#3 (Marshall Ford Dam),” Box 167, JHP; Ferguson, Gideon. Wirtz to John son, March 22, 1938, Box 36, LBJA SN. Johnson to Davis (and attachments), Dec, 7, 1937.

Alliance shaky: See, for example, Wirtz to Johnson, Aug. 12, 17, 1937, Johnson to Wirtz, Aug. 13; Bunger.

Fortas the sharpest weapon：约翰逊很清楚这一点。约翰逊的一位助手说：“约翰逊总是说，阿贝•福塔斯是他认识的最聪明的人，很有头脑。”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7, 1982).

Maneuvers to secure high dam: Bunger, Fortas, Brown, Corcoran, Goldschmidt, Gideon. “Statement of Hon. Lyndon John son, A Representative in Congress from the State of Texas, ” House of Representa tives. 75 Cong. 3 Session. Interior Depart ment Appropriation Bill, 1939. Hearings Befor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Vol. 92, pp. 916-17. Page to Ickes, Jan. 3, 1938; Ickes to Burlew, Jan. 11, 1938; Burlew to Foreman, Feb. 7, 1938; Ickes to Goeth, Feb.11, 1938; Ickes to Johnson, undated, but appears to be March 1, 1938; Burlew to Johnson, Jan. 17, 1939; Williams to Mansfield, March 9, 1939―ail from RG 48, Ickes file. “Contract Between the Lower Colorado River Authority of Texas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ceming the Op 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Marshall Ford Dam . . .March 13, 1941”; Bardwell to Johnson, July 5, 1938, JHR.邦杰并未能从此事中全身而退。约翰逊在华盛顿暗中对他使绊子。“我找到这里相关的权威部门聊了（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情），”他写道，“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让复垦局的朋友再见了。” (Johnson to Wirtz, Dec. 3, 1937, Box 36, LBJA SN)他还暗中将此工程的负责权转移(Ickes to Burlew, Feb. 23, 1938, Ickes File) 。约翰逊这一切都做得不露声色，严格保密，邦杰还告诉笔者，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调职，但确定约翰逊是他的朋友，肯定跟这件事没关系。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ng. Record, 75 Cong. 3 Session (March 2, 1938), pp. 2707-9（事实上，第二次提到此事时，里奇的数字从一千万美元变成了一千五百万美元。但结合当时的语境，他显然是想再说一千万美元的）；McFarlane. “I felt”: Bolling. “The gentleman is correct, yes”: CR, p.2708. “I had at least 19”: Johnson to Wirtz March 5, 1938; Accomplished “the impossible”: Wirtz to Johnson, March 8, 1938, “Mighty glad”: Raybum to Wirtz, March 9, 1938―all Box 36, LBJA SN.

24．清账

资料来源：

采访：

George R. Brown, Howard R Bunger, Edward A. Clark, Thomas G. Corcoran, D. B. Hardeman, Herman Jones, Frank C. Oltorf, Emmett Shelton, Harold Young.

注释：

“Whole world”: Corcoran.

Johnson's relationship with Herman Brown: George Brown, Clark, Oltorf. A hater: 赫尔曼向华盛顿要求新政相关工程合同时，他对罗斯福的不满是奥斯汀尽人皆知的事实。AA的编辑查尔斯•格林（Charles Green）听说赫尔曼提议扩建马歇尔浅滩大坝时说：“你不觉得我们的大坝已经够多了吗？赫尔曼•布朗和麦肯齐（另一个承包商）天天都在骂罗斯福。骂什么呢？要是没有罗斯福，我们能有今天吗？” [Lee to Johnson, Nov. 30, 1937, “#3 Marshall Ford Dam,” Box 167, JHP]. Also Young, Hardeman. “Watch out”: Oltorf.

Housing Authority dispute: Harold Young interview; confirmed by Clark,Brown's attorney on housing matters, and attorney Sim Gideon.

Lid was off: Bunger. Working closely: See, for example, Herman Brown to John son, Aug. 3, 1937, Jan. 15, 1938; Johnson to Herman Brown, Aug. 9, 1937, Jan. 7, 1938 (with enclosures), Jan. 30, March 10, 1938; White to Duke, Oct. 18, 1937; Mc Kenzie to Johnson, Jan. 24, 1938; Johnson to George Brown, Dec. 2, 1937, Jan. 30, March 10, 1938; George Brown to John son, Nov. 29, 1937, Jan. 17, 1938―all from Boxes 12, 13, LBJA SN. “It is needless”: Johnson to Herman Brown, April 18, 1939, Box 13, LBJA SN. “Finally got together”: George Brown to John son, May 27, 1939, Box 12, LBJA SN. CONFIDENTIAL: Johnson to George Brown, Aug. 11, 1939, Box 12, LBJA SN. “You get”: George Brown. “Full weight”: Clark.

25．芳草地

资料来源

关于林登•约翰逊与艾丽斯•格拉斯、查尔斯•马什三者之间的关系，笔者采访到了艾丽斯的妹妹玛丽•路易丝•格拉斯•杨；艾丽斯最好的朋友艾丽斯•霍普金斯；还有艾丽斯的两个密友弗兰克•C•奥尔托夫和哈罗德•H.杨（他后来娶了她妹妹）。艾丽斯的女儿黛安娜•马什（Diana Marsh）和威利•霍普金斯又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还有另一个提供这段关系相关信息的人要求匿名。芳草地换了新主人，不对外开放了，但艾丽斯和威利•霍普金斯非常好心地带笔者抄小路进去四处看了看，指出哪些场景是在哪里发生的。

注释：

Marsh biography: Interviews with the above, and with Edward A. Clark; AA-S, Dec. 31, 1964; Jan. 1, 1965; NYT, Dec. 31, 1964; WP, Jan. 1, 1965. “Tip”: Young. “Nothing down”: Martin Andersen,“Charles E. Marsh, President-Maker,”Orlando Sentinel, Jan. 1, 1965.在这篇文章中，马什还列出了自己手下另外五个员工，可以用类似的优惠条件购买报社。原话是“列举少数几个人”。“Always had to be”: Hopkins. “The first thing”: Mrs. Young. An amateur: Clark.从维尔茨和约翰逊的通信中能够很明显感知到这种情绪。马什的信总是很长，而且约翰逊实际上做的经常和他提出的建议背道而驰。 for example, see Marsh to Johnson, Oct. 22, 1947, Box 26, LBJA SN.

Alice's biography: Mrs. Young, Mrs. Hopkins, Oltorf. “Had never seen”: Hop kins.

The building of Longlea: Mrs. Young, Mrs. Hopkins, Oltorf;大约在一九六五年，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罗伊•惠勒地产公司印了一本宣传芳草地的宣传册“Longlea, Culpeper County Estate”。此时，艾丽斯已经被迫卖掉了其中的好几百英亩地。Genthe: quoted by Mrs. Young.

“Quite a bit”: Oltorf.

“Heil, Hitler”: Mrs. Young, Oltorf. Leinsdorf episode: Leinsdorf, Cadenza, pp. 56, 75-79; Mrs. Young.

The compromise: See Chapter 24. Discussed marriage: Mrs. Young, Young.

Reticent: Oltorf, Hopkins, Young.

“Need visit”: Johnson to Marsh, undated, but in 1942 section; “I do hope”: Johnson to Marsh, Aug. 2, 1947; “Some interesting”: Johnson to Marsh, Dec.15, 1939; “Merely enclose”: Undated but in 1941 section; “Extra Rush!”: For example, July 8, 1939; “Arrive Washington”: Marsh to Johnson, July 31, 1939; “Waking up”: Marsh to Johnson, Sept. 16, 1940; “I did not like”: Marsh to Johnson, April 9, 1940 ―all from “Charles E. Marsh,” Box 26, LBJA SN.

“A nineteenacre tract”: 安德森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的《奥兰多前哨报》（Orlando Sentinel）中说马什以八千美元的价格将这块地卖给了“小瓢虫”•约翰逊，二十年后约翰逊转手卖出，赚取了巨额利润。约翰逊夫人说当时的售价是一万二千美元，笔者问她是否确定，她说：“我当然知道啦，是我的钱。”约翰逊夫人说马什无论是卖地给约翰逊，还是提出把他在锡德•理查森企业的股票卖给约翰逊，原因都一样：“我想马什应该自诩现代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是年轻才俊的赞助人……查尔斯说他前途光明，不应该为钱忧心……”。Brown & Root landscaped: “The Street improvement project on the Johnson Estate, ” George Brown called it jokingly in a letter to Johnson (Brown to Johnson, May 27, 1939, Box 12, LBJA SN).

“Ought to be”: AA, Jan. 30, 1938. “A nice visit”: “Town Talk,” AS, May 5, 1938. Opponents realized: Emmett Shelton, Clark.

“My eyes:” Lady Bird Johnson. Mein Kampf: “小瓢虫”•约翰逊说：“我还记得书中关于政治鼓吹的那一节，值得一读再读。”

Letter to Oltorf: Alice to Oltorf, Sept. 16, 1967. Burned letters: Mrs.Young, Young.

26．第十区

资料来源

书籍、文章和文件：

Baker, Rasmussen, Wiser, and Porter, Century of Service’, Nourse, Three Years of the A A A; Rasmussen and Baker,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aylor et al., Rural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 armer s in a Changing World;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Yearbook of Agriculture― 1935.

C.Roger Lambert, “The Drought Cattle Purchase, 1934-1935: Problems and Complaints,” Agricultural His tory, April, 1971; “The County Agent,” For tune magazine, July, 1938.

Blanco County News, 193 2-1941; Fredericksburg Standard, 1932-1941; Johnson City Record-Courier, 1932-1941.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Extension Service, RG 33, Annual Reports of Extension Field Rep resentatives, Extension Annual Reports, Texas, National Archives (Counties of Burnet, Blanco, Hays, and Travis, 1933-1941); “Record of the Work Projects Ad 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Community Appraisal Files, Texas Rec ord Group 69, State of Texas, County of Travis, ” National Archives; Johnson House Papers, Johnson House Scrapbooks, LBJL.

口述史：

Paul Appleby (Columbia University), Sherman Birdwell, Carroll Keach.

采访：

Walter Jenkins, Carroll Keach, Gene Latimer, Edward Puis, E. Babe Smith. By Ina Caro: Truman Fawcett, Chester Franklin, Camm Lary, Lucille O'Donnell, Carroll Smith, Warren Smith, Guthrie Taylor, Walter Yett.

注释：

Scene at Johnson's office: Birdwell OH I, pp. 29-31; II, 29-36; Keach. “Let's go”: Birdwell OH I, p. 30. “Even though”; “we just all worked”; “his love”: Birdwell OH II pp. 32-34. “More work”: Latimer. “Generate”: Birdwell OH II, p. 33. “He signed”: Birdwell OH II, p. 31. Bleeding hands: Latimer OH, p.22; Latimer. “Speed up”; 165 to 130; “about ready”: Birdwell OH II, pp. 32-36. “The best”: Johnson to Mr. and Mrs. Gene Latimer, Undated (except “1933”). Latimer breakdown: Latimer.

Jenkins' recruitment: Jenkins. “Nigger slave”: Puis.

$5 million: AA, June 19, July 22, 1937. PWA appropriations: Brenham Banner Press, Sept. 23, 1937; Burnet Bulletin, Dec. 1, 1937. Housing Authority: DMN, Dec.ï7, 1939; AA, April 29, 1939, June 25, June 26, 1939; AS, Jan. 25, 1938.

Pace accelerated: AA, April 4, May 21, June 24, 1938; AS, Oct. 31, Nov. 2, 1938. Tom Miller Dan: AA, April 12, 1938.

Effect on Hill Country: 海斯、伯内特、布兰科和特拉维斯四个县的特派员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提交的报告提供了这片区域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大致情况和数据信息。35,000 acres: Teasdale, Blanco County Agent report, 1933; BCN, June 29, 1933. Crop-reduction payments: BCN, June 29, 1933. “Cotton quotas”: BCN, April 7, 1938. “People were glad”: Fawcett. “Twelve dollars”: Lambert, p. 85.

Basketball collection: BCN, Sept. 28, 1933. Store owners: Fawcett, Taylor. “People couldn't pay”: O'Donnell. Their poverty forbade: Taylor, Lary, W.Smith, C. Smith, O'Donnell, Beck, M. Cox, A. Cox. Lack of tractors: Taylor; FS, March 21, 1933; JCR-C, Jan. 11, 1934.

Meeting with farmers: Elgin Courier, Giddings News, Dec. 22, Taylor Daily News, 12/29, Williamson County Sun, Dec. 31, 1938.

“Book farmers”: Lary. In March, 1937: Jenkins, Blanco County Agent Report, 1937.

Cedar eradication program: 海斯、伯内特、布兰科和特拉维斯四个县的特派员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每年提交的报告中都报告了该项目的进展情况。还采访到了相关的参与者：C.史密斯、W.史密斯、拉里、富兰克林、耶特。“He'd come to the meet ings”; he persuaded; “you could see”: Lary, E. B. Smith. Cedar acreage: Jenkins, Blanco County Agent reports; BCN Sept. 21, Aug. 1, 1940.

Emil Stahl; “cedar eradication”: Jen kins, Blanco County Agent Report, 1938.

“Solid cedar braie”: W. Smith. Scott Klett, Al Young: Jenkins, Blanco County Agent Report, 1938.

Farm-to-market roads: WP A, RG 69, NA. “He got more”: Corcoran.

27．“悲斗”

资料来源：

书籍、文章和文件：

Brown, Electricity for Rural America; Doyle, Lines Across the Land; Dulaney, Phillips, and Reese, Speak, Mr. Speaker; Ellis, A Giant Step; Garwood and Tuthill, The 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 An Evaluation; MacDonald, The Egg and l; Olmsted, A Journey Through Texas.

John T. Flynn, “Ail Lit Up and Going Places, ” Collier's, Aug. 24, 1935; Willard Lufï, “Water Systems and Bathrooms for Farm Homes, ” Rurai Electrification News, Sept., 1940; H. S. Person, “The 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 in Perspec tive, ”Agricultural History, April, 1950; Rural Electrification News, 1936-1948.

LBJL; Rural Lines U.S. A.: The S tory of the 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s First Twenty-Five Years: 1935 i960, REA,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 ture, Miscellaneous Publications, No. 811.

Congressional Record, 76th Congress.

Johnson House Papers and Scrapbooks, LBJL.

采访：

Ava Cox, Louise Casparis, Stella Gliddon.

部分采访工作由艾娜•卡罗（Ina Caro）承担：关于通电前丘陵地带的生活，她走访各县，一共采访了五十名左右的牧人和牧人妻子。另外，约翰逊城疗养院和圣马科斯的山坡疗养院也举行了群访，以下列出的只是那些被引用的人：Art Ander son, Elsie Beck, Ava Cox, Curtis Cox, Mary Cox, Chester Franklin, Gay Harris, Christine Lary, Kitty Clyde Ross Leon ard, Lucille O'Donnell, Carroll Smith, Warren Smith, Bernice Snodgrass, Rena Snodgrass, Frances and Clayton Stribling, Bingie and Walter Yett.另外，还采访了一些县办事员与社区领袖，比如伯内特的卡姆•拉里（Camm Lary）和格里思•泰勒（Guthrie Taylor）；以及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的一些员工，比如路易斯•亨尼克特（Louis Hunnicut）。

注释：

Bring electricity: “LCRA Power Distri bution,” Box 186, JHP. TP& L“power plant”: Leonard, A. Cox. “The Perils of Pauline”: O'Donnell. Milking: Anderson, Stribling. Sears, Roebuck: MacDonald, p. 75. “Winter mornings”: Ellis, p. 58. “Melted away”: Franklin. Flat tires: W. Smith, Hunnicut. Auger: T aylor, W. Smith.

Federal study: Luff, Rural Electrifica tion News, p. 9. “I felt tired”: C. Cox. “More than once”: M. Cox. “Running water”: Mrs. B. Smith. “With an electric stove”: O'Donnell. “We didn't have refrigerators”: O'Donnell. Ash container: A. Cox. “You'd he in the kitchen”: R. Snod grass. “You'd have to can in the summer”: Leonard. “You got so hot”: B. Snodgrass. “We had no choice”: Harris.

Washing clothes: A. Cox, M. Cox, R. Snodgrass, O'Donnell. “You had to do it as hard”; “by the time you got done”: A. Cox.

“Ironing was the worst”: M. Cox. “Young women today”: REA Pubs., No.811, p. 24. “In those days”: M. Cox. “It would hurt”: Beck. Rankin speech: CR, 76 Cong., 1 Sess., May 11, 1939.

Shearing: B. Yett. “They wear”: Flynn, Collier's, Aug. 24, 1935.

Perineal tears: “FSA Survey, William son County,” July, 1946, Box 265, JHP.

“We were completely cut off”: Casparis. “What we missed”: M. Cox. “There was no other time”: O'Donnell. Kerosene lamps: C. Cox. “Loved to read”: M. Cox. Read: O'Donnell. “So many of us”: A. Cox. “The bouse looked scary”: M. Cox. “Horrible choice”: MacDonald, p. 94. “Living was drudgery”: G. Smith. “You bathed”: B. Snodgrass. Outhouses: B. Snodgrass. “It would just drop”: Taylor.

“We were behind”: Casparis. “Machine that washed”: A. Cox. “What do you want that pit for?”: B. Snodgrass.

The family from Portland: 这家人和其他接受采访的家庭不同，要求不使用真名。

28．“我会帮你们争取到的”

资料来源

书籍、文章、宣传册和文件：

Bellush, Franklin D. Roosevelt as Governor of New York; Brown, Electricity for Rural America; Childs, The Farmer Takes a H and; Doyle, Lines Across the Land; Dulaney, Phillips, and Reese, “Speak, Mr. Speaker”; Ellis, A Giant Step; Garwood and Tuthill, The Rural Electrification Ad ministration: An Evaluation; Gunther, Inside U.S.A.;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Norris, Fighting Liberal;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 s and Addr esses of Franklin Roosevelt; Schlesinger, The Age of Roosevelt: I,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II, The Corning of the New Deal; III,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Roland W. Oison, “LBJ―His Ranch, His Coop, ” Kansas Electric Farmer, February, 1964; H. S. Person, “The 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 in Perspective, Agricultural History, April, 1950, Blanco County News, 1937-1940.

National Rural Electric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People―Their Power: The Rural Electric Fact Book, ed. by Erma Angevine, Washington, D.C., NRECA, 1980; Rural Lines, U.S, A.: The Story of the 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s First Twenty-Five Years, 1935-1960, REA,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Miscellaneous Publications, No. 811. Ru 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 Record Group 221, National Archives.

Johnson House Papers, Box 171, folders “Correspondence,” “Power Rural Electrification”; Box 173, Folder “CRA: Power: PEC for the Year 1938”; Johnson House Scrapbooks Four, Part One, and Scrapbooks Four, Part Seven, LBJL.

口述史：

Marvin Jones.

采访：

Stella Gliddon, E. Babe Smith. By Ina Caro: Ava Cox, Louis Hunnicut, Lucille O'Donnell, Howard Leighton Snow, Guthrie Taylor.

注释：

30 million Americans: Schlesinger, ni, p. 379. “Every city ‘white way’”; lack of electric power: Leuchtenberg, p. 157. “Uncle John” Hobbs: Ellis, p. 29. As much as $5,000: Ellis, p. 33.

1925 survey: Brown, p. 11. “Element of truth”: Ellis, p. 33. “It hardly seems fair”; REA, p. 47. Alabama Power & Light: Brown, p. 11. When a farmer offered: El lis, p. 28. Texas Power & Light: Smith.

“Who and what”: Gunther, p. 183. All through the Twenties: Ellis, p.37. “Nega tion of the ideals”: quoted in Schlesinger, II, p. 322. “Benefit of the people”: FDR to Smith, May 20, 1927, quoted in Schles inger, I, p. 389. As Govemor, his vision: Bellush, pp. 208-241. Scribbled new intro duction: Rosenman, ed., 1928-1932, p. 44. “Is it possible”: quoted in Schlesinger II, p. 323. FDR and Norris: Schlesinger, II, PP-323-324. “Become a standard arti cle”: Ellis, p. 38. “There are very few farms”: Person, p. 73. “Most-favored”: Childs, p. 56.

Agriculture Chairman: Jones OH, p. 934. “Can you imagine”: Dulaney, p. 60. “We want to make the farmer”: CR, Vol. 80, part 5, April 9, 1936, p. 5284. “Spirit and determination”: Dulaney, p. 59. “When free enterprise”: Dulaney, p. 358.

关于雷伯恩和诺里斯的那段插曲，见布朗（Brown）pp. 64-65。此事可谓无人知晓，没有史学家提过，雷伯恩也几乎从未提起，只有一次说过：“我促成了那么多法案，但最骄傲的还是起草了《农村行政管理法》。”（雷伯恩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六日做的演讲，引用自Dulaney，p.59。）而正式记录中，这项法案在众议院得以通过，功臣是兰金，很多历史书中也把这功劳归于他。要不是诺里斯有一次提起来，而且被记录在REA、RG 221、NA中被布朗发现，雷伯恩的努力可能无人所知。“让别的家伙去上头条吧，”雷伯恩会说，“我来负责法律法规。”诺里斯是促成农电局建立的最大功臣，他当然上了很多新闻，但功劳远不如他的很多人也得到很多曝光。不过，那条法案是以雷伯恩命名的；正如一九三四年的证券法被称为“弗雷彻尔-雷伯恩法案”，一九三五年的控股公司法案被称为“惠勒-雷伯恩法案”，一九三六年的农电局法案被称为“诺里斯-雷伯恩法案”。

Self-liquidating: Brown, p. 66. Hill Country delegation: Smith. REA would not even consider: Childs, p. 187. “Fifty per cent”: Brown, p. 57. “Too much land”: Oison.

“And not all of them were believers”: Smith. Grote: Letter from Stehling to Grote, Dec. 13, 1939, Box 173, JHP.

Reluctance of people to sign: Taylor, O'Donnell, Smith. “Signing an easement”: Smith; Childs, p. 79.

$2.45 for twenty-five kilowatts: Giddings Star, Nov. 15, 1940. “This line is be ing built”: BCN, May 19, 1938. “I don't believe: Cox, “Something you had never had”; meeting in schoolhouse; “in the car”: Smith. “We went back to Lyndon”: Smith.

Johnson version of meeting with Presi dent: quoted in Miller, Lyndon, p. 71.For another version, see Steinberg, Sam John son's Boy, p. 132. Telegram: “Power: Rural Electrification,” Box 172, JHP.

Laying the lines: Smith, Hunnicut, Snow. “It will not be long”: BCN, Feb.1, 1940. Persuaded many of his neighbors: Smith. “People began to name their kids”: Gliddon.

29．约翰逊先生奔向华盛顿

资料来源

书籍和文件：

Daniels, White House Witness; Henderson, Maury Maverick; SHJ, My Brother, Lyndon; R. Johnson, A Family Album; Jones, Fifty Billion Dollars; Mann, La Guardia: A Fighter Against His Times; Schlesinger,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Stein berg, Sam Rayburn; Tully, F.D.R., My Boss.

Roosevelt Papers.

口述史：

Helen Gahagan Douglas, Warren Magnuson, W. Robert Poage.

采访：

Alan Barth, Richard Bolling, George Brown, Emanuel Celler, Edward A.Clark, W. Sterling Cole, Thomas G. Corcoran, Ava Johnson Cox, Willard Deason, Helen Gahagan Douglas, Lewis T. Easley, O. C. Fisher, Stella Gliddon, D. B.Hardeman, John Holton, Welly K. Hopkins, Edouard M. Izac, Eliot Janeway, Walter Jenkins, RJB, SHJ, Lady Bird Johnson, Eugene J.Keogh, Gene Latimer, Wingate Lucas, George H. Mahon, W. D. McFarlane, J. J. Pickle, James H. Rowe, Lacey Sharp, James Van Zandt, Harold Young.

注释：

“The best”: Corcoran.

Keeping NYA in place: See Chapter 22. “Go to the courthouse”; “long letters”: Deason, Pickle. Priority to out-of-district VBPs: Latimer.

“A great honor” : Rowe. “Unwritten law”: Mahon. Johnson bringing guests: Lucas, McFarlane. “Mine by adoption”: Johnson to Roosevelt, March 21, 1939, FDR-LBJ MF. Taking credit for grants: Lucas, Easley, SHJ, Hardeman. Unpopularity with Texas delegation: Fisher, McFarlane, Lu cas, Mahon, Sharp, Easley, Young, Harde man, SHJ.

Rayburn's plaque: Steinberg, Sam Ray burn, p. 236. “This is our home”: 约翰逊对很多人都说了这句话，其中之一是罗。

Others saw: Brown, Rowe, Hopkins.

Requested autographed pictures: John son to Mclntyre, Nov. 18, 1937, PPF 6149, Roosevelt Papers; Johnson to James Roosevelt, Aug. 8, 1937, FDR-LBJ MF. “I regret”: Mclntyre to Johnson, Sept. 18, 1937, FDR-LBJ MF. Still had not seen: Kannee to Mclntyre, June 3, 1938; Johnson to Roosevelt, June 8, 1938, PPF 6149, Roosevelt Papers. Only audience: “Roose velt, Franklin D.―Contacts,” Box 6, WH FN.

Vinson: Eliot Janeway, “The Man Who Owns the Navy,” Sat. Eve. Post, Dec.15, 1945; Beverly Smith, “He Makes the Gen erais Listen,” Sat. Eve. Post, March 10, 1952; Izac, Cole; Magnuson OH; Stein berg, Sam Johnson's Boy, pp. 137-40. “He let us have it”: Magnuson, quoted in Stein berg, p. 139.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seat: AA, Oct. 8, 1938; Amarillo News-Globe, Jan. 22, 1939; Mahon.

Death of Hon. S. E. Johnson: JCR-C, Oct. 21, 28; FS, Oct. 28, 1937; Johnson, Album, p. 27; Cox, Gliddon, RJB, SHJ, Clark. Father's watch: SHJ, pp.265-66; RJB; SHJ.

Johnson's belief that he would die young: SHJ, Mrs. Johnson. Uncle George's death: AA, March 12, 1940. “Too slow”: 约翰逊对无数人都说了这句话，包括麦克法兰和杨。

“Any House member”: Bolling. Congressmen and national causes: See, for example, Schlesinger, pp. 142-46; Mann, Henderson, Steinberg, passim.

Johnson's legislative record: CR, 1937-1948. AA, AS, 1937-1948. “Lyndon B. Johnson's Congressional Activities” (com pilation by OH Staff), WHCF, LBJL; “Complete House Voting Record of Congressman Lyndon Johnson, By Subject, From May 13, 1937 to December 31, 1948, ” Book Collection, LBJL. Douglas OH; Douglas, Izac, McFarlane, Fisher, Cole, Lucas.

Standing on Capitol Hill: Based on in terviews with Douglas, Izac, Celler, Keogh, Fisher, Mahon, Van Zandt, Mc Farlane, Cole. See also Ray Roberts, quoted in Miller, Lyndon, p. 76. Congres sional staff members, such as Wingate Lucas (later a Congressman), Lacey Sharp, Walter Jenkins; SHJ. Also persons who observed Congress, including Barth, Eas ley, Corcoran, Holton, Brown. “A leader”: Brown.

Fond of him: Poage OH; Van Zandt, Corcoran, Rowe. Other feelings: Izac, Fisher, Van Zandt, Lucas, McFarlane.

Playing up to Vinson: Magnuson, quoted in Steinberg, pp. 138-39. Tape recorder incident: Van Zandt.

“Baby”: For example,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Aug. 29, 1938.

“Sometimes”: Johnson to Roosevelt, March 24; Early to Johnson, March 25, 1939, FDR-LBJ MF. ROTC rejection: Johnson to Roosevelt, March 21; Woodruff to Mclntyre, April 11, 1939, FDR-LBJ MF. “You've got”: Rowe. Feelings of New Dealers: Rowe, Corcoran.

30．一份合同，三封电报

资料来源

书籍和文件：

Alsop and Catledge, The 168 Days (referred to hereinafter as Days); Burns,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Caro, The Power Broker; Daniels, Fronder on the Potomac and White House Witness; Dorough, Mr. Sam; Dulaney, Speak, Mr.Speaker; Farley, Jim Farley's Story: The Roosevelt Years; Fisher, Cactus Jack; Gunther, Roosevelt in Retrospect; Hen derson, Maury Maverick; Ickes, Secret Diary, II and III;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Moley, 27 Masters of Polidcs; Mooney, Roose velt and Rayburn; Norris, Fighdng Lib eral; Timmons, Garner of Texas.

Lionel V. Patenaude, “The New Deal and Texa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Austin, 1953.

Gamer Papers, Roosevelt Papers, Wirtz Papers.

口述史：

B. Germany, Marvin Jones, Henry A. Wallace.

采访：

George Brown, Edward A. Clark, Thomas G. Corcoran, O. C. Fisher, D. B.Hardeman, Welly K. Hopkins, Vann Ken nedy, Dale Miller, James H. Rowe, E. Babe Smith, Arthur Stehling, Harold Young.

注释：

“Cut down”: Garner to Roosevelt, Oct. i, 1934, PPF 1416, Roosevelt Papers. Hated that phrase: Timmons, p. 205. “Stop the spending!”: Undated clipping in Garner Papers, Box 36295, Barker Texas History Collection. Garner financing Maverick: Ickes, 11, p. 37- “How long”: Kirby to Garner, July 5, 1936; Garner to Kirby, July 9, 1936, quoted in Patenaude, p. 50. “No Man”: Days, p. 238.

Garner's use of Mexican-Americans; low pay to carpenters: Phila. Record, Nov. 9, 12, 1939. “Not troublesome”: Garner, quoted in Hamilton Basso, New Republic, Feb. 26, 1940.

“They permitted”: Fisher, p. 129. His discussion with Roosevelt: Timmons, pp. 215-16. “Worst quality”: Gunther, p. 50. “We deal in writing”; “Frank Roosevelt, you’re a goddamned liar”: Caro, p. 304. Caro, pp. 283-98, 426-43中讨论了罗斯福这三个方面的性格特点。“A charming fellow, but”: Timmons, p.225. Angry conference with Roosevelt: Days, pp. 131-32; Timmons, p. 216.

No hint: Days, pp. 48, 65-66; Timmons, pp. 217-18. Overconfidence: Days, pp. 170, 48. “Boys”: Timmons, p. 218; Days, p. 67. “General”; thumbs-down gesture: Fisher, p. 131; Days, p. 69.

“Laughed”: Days, p. 78. “Off the reser vation”: Ickes, II, p. 140. “Burt”: Days, p. 237.

Garner's trip and its effect: Timmons, pp. 220 ff; Days, p. 236; Ickes, II, pp.151, 153, 166, 170-71; Fisher, p. 132. “Why in Hell”: Farley, p. 84. Train scene: Days, pp. 277 ff. “Bark”: Patenaude, p. 60; Days, p. 279. The compromise: Days, pp. 284-95; Timmons, pp. 223-25; Farley, p. 94; Ickes, II, p. 171. Barkley fight: Timmons, pp. 224-25. Garner's question, Roosevelt's reply: Garner to Roosevelt, June 20, 1937, quoted in Patenaude, p. 66; Ickes, II, p. 144.

“Doesn't overlook”: Ickes, 11, p. 179. Staring down the table: Ickes, 11, pp. 278-79. “Vehemence”: NYT, April 12, 1938. “We've been trying”: Fort Worth Press, April 18. “Openly whispered”: R. B. Creager, Texas GOP State Chairman, quoted in NYT, Patenaude, p. 68. “One of the least”: Burns, pp.344-45. “Merely smiled”: NYT, April 13. Personally promised: Days, p. 291; Fisher. Roosevelt's trip to Texas; Garner refusing to meet him: Patenaude, p.134.加纳给总统发去电报：“很遗憾我不能亲自来迎接您。但我有两点充足的理由。第一，走过去太远了；第二，我现在为了谋生，工作在身。” NYT, July 12, in Patenaude, p. 132.

“Didn't get anywhere”: Farley, p. 158. “Opened up”: Ickes, II, p. 543.Patenaude, p. 70,本资料中引用了莫里•马弗里克的话，他说罗斯福现在“痛恨”加纳。“If they need”: Time, Jan. 9, 1939; Ickes, II, p. 557. In Cabinet: Ickes, II, pp. 557, 387, 54, 570.

“Old, red, wizened”: Ickes, III, pp. 18-19. “As a kitten”: Ickes, II, p. 645. “Those ambitions”: DM N, Jan. 7, 1940. “His heart”: Basso, New Republic, Feb.26, 1940. Moley column: Newsweek, April 10, 1939. “Slightly ostentations”: Days, p. 225. “All”: Fisher, p. 147.

Garner's views on Third Term: Miller, Fisher; Timmons,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Oct. 16, 1961; Timmons, pp. 246-52 ff; Fisher, p. 145. Roosevelt's determi nation it would not be Garner: Corcoran; Burns, p. 414.

Open war: Time, March 20, 1939; Tim mons, p. 244. “Served the purposes”: Leuchtenburg, p. 281. Hstch Act: Tim mons, pp. 259-60; Miller. “A sullen world”; “Well, Captain”: Burns, pp. 392-93. “A sarcophagus”: Time, March 20, 1939. Chagrin: New Republic, April 12, 1939. Poils: Fisher, p. 146; Time, March 20, 1939; Timmons, p. 253. “A case”: Congressional Digest, Jan., 1939, p. I. “To begin with”: Farley, p. 184.

Garner crushing Maverick: Henderson, p. 177. Maverick's indictment: Henderson, pp. 196-97; DMN, Nov. 28, Dec. 3, 6, 1939.

Raybum preferred Roosevelt: Jones OH, p. 444; Clark, Young, Corcoran. “There is much more”: Moley, p. 245. No doubt that Roosevelt would run: Farley, p. 205; Dorough, pp. 293-94. Garner rushing back to help: Timmons, FortWorth Star-Telegram, Oct. 15, 1961. “In the first place”: Washington Star, Dec. 2, 1936. “I am for”: DMN, Aug. 13, 1939. “In previous years”: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厄尔利写给罗斯福的信上有罗斯福的亲笔：“抱歉，我的缺席让这件事无法实现，FDR。” then Early to Dickson and Sheppard, Aug. 25, 1939, PPF 474, Roose velt Papers. No autograph: Clary to LeHand, Jan. 27, 1940, PPF 474, Roosevelt Papers.

1938 “purge” trip: Mclntyre to Johnson, undated; Johnson to Mclntyre, July 10, 1938, FDR-LBJ MF; DMN, July 10-14.

Becoming a spy: Corcoran, Rowe.

Marsh's appointment: Watson to Kan-nee, July 14, 1939, OF-300-Texas 1938-45 (M), Roosevelt Papers.白宫记录显示约翰逊在七月五日还和罗斯福有一次约见。这次约见和马什是否有关不得而知，但科科伦说约翰逊陪同马什来见总统是这段时间他首次见到总统。Impressing; friction between Marsh and Roosevelt, and Johnson the buffer: Cor coran, Young.

John L. Lewis episode: Ickes, II, pp. 693-94, 699; Corcoran, Rowe; Corcoran quoted in Miller, Lyndon, p. 75.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戈登•富尔彻（Gordon Fulcher）写来的一封信的背面，有约翰逊为声明写下的草稿；见Box 18, LBJA SN; WP, HP, DMN, July 28. Kenneth G. Crawford, “The Real John Garner,” The Nation, Aug. 3; Time, Aug. 7. “I see”: Ickes, III, p. 95. West and South drew it up: DMN, July 28. “Of course”: Thomas, quoted in HP, July 28. “My esteem”: Johnson, quoted in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July 30.

“If”: Timmons, p. 288. Nalle's opposi tion: Wirtz to Johnson, May 2, 1939. Farley's position, Roosevelt's promise: Rowe to LeHand, Aug. 10. Roosevelt carrying through: Roosevelt to Rowe, Aug. 14 (and attached July 18 memo), OF 400-Texas-A, Roosevelt Papers.

Discussing REA: Corsicana Sentinel, July 22, 1939. “As you will see”: Cohen to Roosevelt, July 19. See also Johnson to Roosevelt, July 18, FDR-LBJ MF. “So enthusiastic”: Wallace to Roosevelt, July I9. “lt was difficult”: Ickes, II, p.683. REA transfer: Norris, p. 319. Johnson's thinking: Hopkins, Rowe, Young. Exchange of letters: Johnson to Roosevelt, July 29; Roosevelt to Johnson, Aug. 2, PPF 6149, Roosevelt Papers.

“I hope you know”; “I have thought”: G. Brown to Johnson, May 2, 1939, March 5, 1940. “Ninety-six old men”: Johnson to G. Brown, Feb. 27, 1940-all Box 12, LBJA SN.

Garner's statement: Wichita Daily Times, Dec. 17, 1939. “Regardless”: Texas Weekly, Dec. 16. Kilday statement: In San Antonio Evening News, Dec. 20. Cabinet meeting: Ickes, III, p. 112.

March, 1940: Burns, pp. 415-17. “Roosevelt's basic problem”: Burns, pp.412-13. “If Roy Miller”: A A-S, March 31, 1940.

Decision to make Texas a battleground: Corcoran, Young, Clark.

Money needed: Young, Hardeman, Clark, Kennedy. “The most painstaking”: DMN, July 2, 1939. Marsh's support: Young. “Even here”: State Observer, April 15, 1940. Young's report: Young to Marsh, April 10, 1940, Box 26, LBJA SN.

Telegrams to two or three towns: For example, Johnson to H. Brown, Aug.11, 1939（赫尔曼就这封电报从得州的丹尼森回了一封电报：“感谢告知我今晚在达拉斯明晚在奥斯汀。”）―Box 13, LBJA SN.

“I talked, ” etc.: Johnson to G. Brown, April 28, May 16, 1939. Taking Bellows as partner; “I got”: G. Brown to Johnson, May 13, 27―from Box 12, LBJA SN. Brush-off: Moreell to Johnson, Nov. 21, with attached memo, Nov. 21, Trexel to Moreell, Box 180, JHP.

Air base had been proposed for Corpus Christi: CCC, 1936-1940. Construction recommended: CCC, Sept. 26, 1938. Kleberg, Miller pushing: CCC, Jan. 16, 1939. “From what I see”: G. Brown to Roy Miller, May 1, 1939, Box 12, LBJA SN. “No intimation”: CCC, Sept. 24, 1939. “Not...emergent”; subcommittee rejects survey request: CCC, Jan. 10, 11, 24, 1940.

“I have”: G. Brown to Johnson, Oct. 27, 1939- New Thomas statement: NYT, Dec. 23, 1939.

“The choicest plum”: Houston Press, Jan. 3, 1940. Early statement: AS,Jan. 2. See also DMN, Jan. 3; Dallas Journal, J an. 4, 5; A S, Jan. 7. Roosevelt “told us”: Niles, quoted in Steinberg, p. 145. Herman Brown and associates' trip to Washington: Johnson to G. Brown, Feb. 27, Box 12, LBJA SN; Feb. 9, Box 180, JHP.

Navy Department was informed: Cor coran.乔治•布朗直截了当地说：“是约翰逊让我们拿下科珀斯克里斯蒂的。” Corpus Christi Air Base moves ahead: Corcoran, Brown; CCC, May 16, 17, 21, 23, 24, 31, June 2, 5, 7, 11, 12, 13, 14, 1940.（因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对于空军基地最新状况的首次报道是在五月十六日的这篇CCC文章中，而当时已经有四百英亩的土地拨出来，海军就这项工程发表声明时，也说在佛罗里达进行的绘图和标准规定等工作“已经快要完成了。”在工程进行初期招标后的两个星期，合同就给了布朗&路特。）First Roose velt personally signed: CCC, Jan. 10, 1943. Authorized cost increase: CCC, Jan. 26, Feb. 14, 27, 1941. Eventually $100,000,000: CCC, Aug.7, 1943.

“Delivered $300 in cash”: Folder 1 of 4, Box 15, LBJA SN. “I have rented”: Young to Marsh, April 10, 1940, Box 26, LBJA SN. Thanks to Brown: Young, Corcoran, Clark.

International tensions and political effect: Leuchtenburg, p. 299. “All his buoyancy”: Ickes, III, p. 145. He knew it: Miller; Ickes, III, passim. “The most downhearted”: Tucker, “National Whirligig,” April 17, 1940, Garner Papers, Box 3L296, Barker Center.

Roosevelt's decision: Ickes, III, pp. 155, 157. Maverick silenced: DM N, April 11, 1940. Johnson and Wirtz persuading Roosevelt: Wirtz to Miller, April 12, Wirtz Papers, Box 6; Clark, Young, Cor coran. And see NY T, April 7.

Rayburn trying to save Garner from humiliation: Rayburn to Simmons, March 8, 25, 1940, Rayburn Papers, Series I, Roll 9; “Washington Dispatch, ”quoted in State Observer, April 15; Clark, quoted in A A-S, April 12; Clark, Kennedy, Young.

“As between”: Clark and Miller to Ray burn, in NYT, April 16, 1940; DM N, April 16. “The great Lone Star”: Pearson and Allen, Washington Times-Herald, April 20. “No knowing person”: Rayburn to Clark and Miller, April 13, quoted in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April 14.

Leak to Bolton. Miller to Wirtz, April 15, 1940, Wirtz Papers, Box 5; Young.博尔顿（Bolton）说他想不起这件事了。“Was brought squarely”: DMN, April 16. And see A A-S, April 16. Another telegram: Clark and Miller, quoted in DMN, April 16.

Three conferences: AA, Washington Times-Herald, April 19, 1940.“Appeared to the President” is in AA story. “Your name was lugged”: Wade to Rayburn, April 26, Rayburn MF, Series I, Roll 9.

“All-out fight”: DMN, AA-S, State Ob server, April 19-June 3, 1940; Kennedy, Clark, Young. “As heretofore”: Blalock in SAE, April 19. Brown's money: Young, Clark.

The “harmony” telegram; WP, NYT, April 30, May 1, 1940. Embarrassaient to Rayburn: Ickes, III, p. 168; Corcoran.

“I am sure”: Rayburn to Dorough, May 2, 1940, Rayburn MF, Series I, Roll 9.

Rayburn's swearing-in: Timmons,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Oct. 17, 1961; Dorough, p. 298; Dulaney, p. 76; Dorough, p. 303. “I would rather link my name”: Rayburn to Thomas, Feb. 19, 1922, in Dulaney, pp. 35, 453.

“Where is the farmer going?”: Dorough (who was the friend), p. xiv.

“Hell, Sam”: Daniels, Frontier, p. 57.

Selective Service Act: G. Brown; Mooney, pp. 165-67; David L. Cohn, Atlantic Monthly, Oct., 1942; Timmons,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Oct. 17, 1961.

Little voice in their formulation: Rowe, Corcoran; Wallace OH, passim; Daniels, Frontier and Witness, passim. “I thank God”: Rayburn to Roosevelt, Jan.30, 1942, PPF 474, Roosevelt Papers. “Turned pink”; “never suggests”: Wallace OH, pp. 815, 1326, 2920-21, and Dec. 14, 1942. “He said”: Daniels, Witness, pp.44-45.

“Your country owes you”: Rowe to Rayburn, Nov. 12, 1946, Box 32, LBJA SN.

White House attitude: Rowe, Corcoran. “Understand”: Mclntyre to Roosevelt, Oct. 29, 1940, PPF 474, Roosevelt Papers. “Swell-headed”: Daniels, Witness, p. 55, and see also pp. 44, 48. “There's nobody”: Rowe.

“A Virtual freshman”: Franklin, Wash ington Evening Star, May 2, 1940. Connally and Sheppard out: 《沃思堡星通讯》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七日报道说，事实上“‘阻止加纳’运动同时还将矛头对准了参议员康纳利和谢泼德”。

Jones and Garner had been consulted: 这一点在罗斯福的相关文件中特别明显，最有用的是OF 300中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民国委得州文件。Johnson becoming Roosevelt's man in Texas: Corcoran, Clark, Young, Smith, Stehling, Kennedy, Rowe, Hardeman. Smaller contracts: PSF Departmental 84, Navy Department, Roosevelt Papers. REA line-laying: Smith. “Once he could get public money”: Corcoran.

Pinning Willkie buttons: John Nance Garner Papers, Box 3L295, Barker Center.

They didn't know: 加纳和罗斯福在得州斗争的最高峰，《爱丁堡山谷回顾》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重新引用了美联社的一篇旧闻，写了一篇这个时期很典型的报道，其中说约翰逊“公开表达了对加纳的崇拜，但也非常迅速地避免明确表达支持任何人当选下一届总统”。

Not at dam dedication: A A-S, April 7, 1940. Low profile: Young, Kennedy. At Waco: Germany OH, p. 14. Hornaday article: In NYT, March 24, 1940.

“Hie you”: Ickes to Carter, April 18, 1940, printed in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April 29. Unsigned, unaddressed memorandum: Found in Wirtz Papers, Box 5, folder labeled “Wirtz―Democrats”; Jones, Corcoran, Young, Clark. “This is a year”: AA, March 24, 1940.

31．竞选委员会

资料来源

书籍、文章和文件：

Alexander, Money in Politics; Bendiner, White House Fever; Blair, The Control of OU; Dulaney, Phillips and Reese, Speak, Mr. Speaker; Engler, The Brotherhood of OU; Fehrenbach, Lone Star; Flynn, You’re the Boss; Heard, The Costs of Democracy; Ickes, Secret Diary, III;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Lundberg, America's Sixty Families; Overacker, Money in Elections; Presley, The Saga of Wealth; Redding, Inside the Dem ocratie Party; Sampson, The Seven Sisters; Solberg, Oil Power; Steinberg, Sam Ray burn; Webb and Carroll, Handbook of Texas.

Theodore H. White, “Texas: Land of Wealth and Fear, ” The Reporter, May 25, June 8, 1954.

Drew Pearson and Robert Allen, “Wash ington Merry-Go-Round,” Austin Daily Tribune, Nov. 18, 1940.

“Statement of Patrick H. Drewry... required by law to be filed with the Clerk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ndated, Box 6, JHP.

Wirtz, Rayburn and Roosevelt Papers.

口述史：

Ray Roberts, James H. Rowe.

采访：

Andrew Biemiller, Richard Bolling, George Brown, Edward A. Clark, W. Sterling Cole, Thomas G. Corcoran, O. C.

Fisher, David Garth, D. B. Hardeman, Kenneth Harding, Edouard V. M. Izac, Walter Jenkins, Wingate Lucas, George H. Mahon, James H. Rowe, Harold Young.

注释：

（如无特殊说明，所有日期都是一九四〇年）

Marsh's suggestion: Young.

DCCC: Overacker, pp. 101-2. Drewry's chairmanship: Harding; Drewry to various Congressmen, form letters, May 11, Aug. 5, 1938, March 28, June 2, 13, 1939; Harding to Johnson, Aug. 10, 1938, “Democratie National Committee,” Box 6, JHP. An office so that he could accept: Harding.

Pratt's $12,000: Overacker, p. 58. Ore gon expenditures: Oregon, Secretary of State, Biennial Reports, 1911-1912, 1927-1928; Overacker, pp. 59-60. Oregon in 1938: Oregon, Secretary of State, Biennial Report, 1939, P. 109. In most other States: Overacker, p. 60中提到“据不完全与不太准确的数据，密歇根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在一九一二和一九一四年的选举中平均支出是一千美元左右；而在一九二四年的缅因这个数字少于一千美元……” “In the great majority”: Overacker, p. 60. Discussions with Congressmen: Among them, McFarlane, Mahon, Fisher, Izac, Biemiller, Lucas, Cole. Confirmed by insiders: Corcoran, Rowe, Harding, Hardeman.

Shortage of funds at DNC: Flynn, pp. 164-69. 2V2 to 1: Overack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ug., 1941, p. 713, based on the report of the Gillette Committee. “Did not have”: Flynn, p. 166. “Did not know”: Flynn, pp.164-65.弗林说，他让“党派领袖”全国巡游，进行了补救。不过，如果说这些领袖中有议员的话，竞选活动中的其他人并未证实弗林的言论。Staff: Flynn, pp. 161, 167. “Turning point”: Heard, p. 212.

Early poils: For example, NY Herald Tribune, Sept. 15.

Study of 156 elections: Lundberg, “Campaign Expenditures and Election Results,” quoted in Heard, p. 17. “The side”: Heard, p. 16.

Honeyman tuming to Rayburn: Honeyman to Wirtz, Aug. 16; Wirtz to Honey man, Aug. 23, Sept. 19, Oct. 17, Wirtz Papers, Box 6. Rayburn asking Flynn for $100,000; reaction reserved: Rayburn to Flynn, Aug. 20, Rayburn MF, Series I, Roll 9; Corcoran.

Caucus: Izac.

Early oil in Texas: Solberg, pp. 56-62, 127-28; Blair, p. 125; Sampson, pp.37-4o; White, “Texas, ” May 25, 1954; Presley, passim. East Texas pool: Solberg, pp. 131-32; Fehrenbach, p. 667; Webb and Carroll, p. 536; Presley, pp. 116-36; White, “Texas.” Cullen's share: White, “Texas, ” p. 14. “More fortunes”: Presley, p. 134. Hunt's pipelines: Presley, p. 122.

“Interesting document”: “Extract from report filed with Clerk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ttached to Ickes to Roosevelt, Aug. 10, 1935, OF-300, DNC Campaign Contributions, Aug., 1935-Sept., 1936, Roosevelt Papers. Still the situation: Corcoran. Keystone sands: Pres ley, p. 218.基斯通顿罢工后，海湾石油的高层找到理查森，想收买他，开出了八千万美金的价码。结果他说：“不，我想做巨富！”

Oilmen needing protection, and Morgenthau: White, “Texas,” May 25, 1954; Solberg, pp. 9, 76-81, 165-67; Presley, pp. 183, 186, 315-16.

“Hot Oil” fight: Solberg, pp. 134-35; Presley, pp. 137-80.

Rayburn friendly with them: Hardeman, Young, Bolling, Corcoran. Was never to grasp it fully: Bolling, Hardeman, Cor coran. Cultivating Melasky: Clark.

“A damned independent boy”: Steinberg, Rayburn, p. 159- “Praised the work”: WP, May 1. Overture, reply: Johnson to Rayburn, May 6; Rayburn to Johnson, May 13, Rayburn MF, Series II, Roll 1.

“I think”: Rayburn to Aiken, Aug. 20, Rayburn MF, Series I, Roll 9. Johnson's maneuvering: Corcoran, Young; Steinberg, p. 152.德鲁里办事不力的消息被透露给支持新政的专栏作家，他们撰文发表。比如皮尔逊（Pearson）和艾伦（Allen）发表于十一月八日的《华盛顿的旋转木马》（“Washington Merry-Go-Round。”）

Approach through Jones: Jones to Roosevelt, Sept. 14.约翰逊的文件中有些草稿显示了约翰逊是为这封信做了很多准备的（Box 6, JHP）。Draft by
Johnson for Flynn's signature: Various drafts, all headed “B.” Also Watson to Maverick, Oct. 3; Maverick to Roosevelt, Oct. 8; Johnson to Maverick, “DNC, ”Box 6, JHP. Flynn balks; Johnson attempts to get Roberts' post: Watson to Flynn, Sept. 19, FDR-LBJ MF; Corcoran; Ickes to Roosevelt, Sept. 27; Johnson to Roose velt, Oct. 1, PPF 6149, Roosevelt Papers; Ickes to Roosevelt, Sept. 23, PSF Interior Department, Box 76, Roosevelt Papers; Drewry to Roosevelt, Oct. 2, PPF 6149, Roosevelt Papers; Johnson to Green, Sept. 30, Box 7, JHP.

Flynn threatens to resign: Johnson to Maverick, Oct. 19, “DNC, ” Box 6, JHP.

“It would be inadvisable”: Draft at tached to Johnson to Roosevelt, Oct. 1, Box 6, JHP. The revised letter is in PPF 6149, Roosevelt Papers. “In the morning”: Roosevelt to Mclntyre, Oct. 4, PPF 6149, Roosevelt Papers. Still reluctant: Corcoran, Young.

Trend to GOP: For example, WP, Oct. 1; Washington Star, Sept. 22; NYT, Sept. 18; NY Herald Tribune, Sept. 15. Maine vote: Washington Star, Sept. 10, NY Her ald Tribune, Sept. 11. “A skeleton”: Marsh to Young, Sept. 19, Oct. 22, “DNC, ” Box 6, JHP.

Not a penny: Drewry Statement. “Will you see”: Wayne Johnson to Rayburn, Oct. 2, Rayburn MF, Series II, Roll 1 (italics added). Drifting away: NYT, Oct. 9, 11. In district after district: See next chapter.

Michigan's 16th CD: Lesinski to John son, Oct. 21, 28; Johnson to Lesinski, Oct. 24 (two telegrams), Box 8, JHP.

“When you saw”: Harding. Lesinski's $100, $10,000 from DNC; Parceled out: Drewry Statement, pp. 1-3. Fight being lost: Pearson and Allen,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Nov. 18; Corcoran, Young.

DuPont contributions: Harding to DuPont, Sept. 27, Rayburn MF, Series II, Roll 1. “It appeared”: Roberts, quoted in Miller, Lyndon, p. 76.

Rayburn asks Roosevelt to make John son secretary: Ickes, p. 348; Corcoran. “Tell Lyndon”: Pearson and Allen,“Washington Merry-Go-Round,”Nov. 18. Flynn and Drewry letters: In “DNC,” Box 6, JHP. A call to Houston: Brown.

32．蒙西大厦

资料来源：

文件和书籍：

本章的主要资料来源是6、7、8、9号箱的约翰逊众议院文件，其中包括了约翰逊和下属在蒙西大厦办公室的相关文件和办公室之间传递的备忘录，还有他和各位议员之间的通信，以及议员们写给他的信件与电报。

这些箱子中发现了一些打印的名单，约翰逊和秘书们在名单上手写了一些笔记，从中可以看出约翰逊用支票给各个议员寄了多少钱。这些名单（以及相应的缩略词）如下：“List of Congressmen to Whom Letter Sent by LBJ, October 15, 1940” (Oct. 15 List), Box 6; “Complete Mailing List―Oct. 25, 1940” (Oct. 25 List), Box 7; An untitled, ate-by-state summary of requests sent in by Congress men (State List), Box 7; “Names of Those Who Have Not Replied to the Telegram of October 29, 1940” (Oct. 29 List), Box 6.

本章注释中提及的几乎所有信件、电报和文件归档的文件夹，命名要么和寄信人同名（比如，来自安德鲁•埃德米斯顿（Andrew Edmiston）的信件，相应文件夹就命名为“Edmiston, Andrew”）；要么就在6号箱的文件夹中，命名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九四〇年”或“一九四〇年——民主党国家委员会”，所以注释中只在提及非同名文件夹时才写出该文件夹名称。

Alexander, Money in Politics; Burns,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Croly, Marcus Alonzo Hanna; Dorough, Mr. Sam; Heard, The Costs of Democracy; Ickes, Secret Diary, III; Overacker, Money in Elections; Redding, Inside the Democratie Party.

“Statement of Patrick H. Drewry . . . filed with the Clerk of the House of Rep resentatives during period from October 21 to October 26, 1940” (referred to as“Drewry Statement”). The other statements required for this period are not in the files of the Clerk of the House.

Roosevelt papers.

口述史：

Welly K. Hopkins, Dorothy Nichols, James H. Rowe.

采访：

George R. Brown, Emanuel Celler, Edward A. Clark, Thomas G. Corcoran, Kenneth G. Harding, John Holton, Welly K. Hopkins, Edouard Izac, Walter Jenkins, Dale Miller, James H. Rowe, Wilton Woods, Mary Louise Glass Young, Har old H. Young.

注释：

（如无特殊说明，所有日期都是一九四〇年）

Corcoran and Clark on political fundraising: Corcoran, Clark. Contributions by corporations prohibited: 18 U.S. Code 241-256 (34 Stat., 1074). $5,000 limit: 54 Stat., 640, Sec. 13, July, 1940. Reason Herman did it through six associates: Brown, Woods. “You were supposed”: G. Brown to Johnson, Oct. 19, Box 12, LBJA SN. “All of the folks”: Johnson to G. Brown, Oct.21, Box 12, LBJA SN. Each check $5,000: J. O. Corwin, Jr., to John son, Oct. 17, “General-Unarranged,” Box 7; James L. Melton to Johnson, Oct. 15, and Johnson to Melton, Nov. 1, Box 6. He had persuaded: Corcoran. Richardson sent $5,000: Drewry Statement, p. 1. Murchison sent $5,000: Murchison to Johnson, Oct. 16, Box 3, PPCF. Fentress: Fentress to Johnson, Oct. 17, Box 8. “We have sent”: Johnson to Sherley, Oct. 21, Box 6.

Made out to the DCCC and mailed by it: JHP, Boxes 6-9 passim. A letter stating: Samples are the Corwin, Melton, Murchison letters listed above. “As resuit my visit”: An example is Johnson to Charles F. McLaughlin, Oct. 17, Box 6.

Renting and furnishing the office: “Commercial Furniture-M.E. 46661,”Box 6. Questionnaire: “Campaign―Oct. 15, 1940,” Box 6.问卷是第二天才发出去的，这样候选人会先收到德鲁里的信。Selecting the candi dates to be helped: 亨德森和康纳利最初拟好的名单在6号箱里。“Districts Which Produce”: In folder with same title, Box 8. Luncheon meeting: Untitled list in Box 6. Seventy-seven recipients: “Congressmen to Whom the Letter and the Form Should Be Sent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Are To Be Addressed,” Box 6.

Replies to questionnaires: All Box 6, except O’Neal, which is Box 9. “Robert Secrest called”: Inter-office memorandum, Box 6. “Nothing will help”: Secrest to Johnson, Oct. 17, “General-Unarranged, ” Box 7. “I feel sure”: O’Neal to Johnson, Box 9.

Their hopes were answered: 早期信件中支票的金额可以通过和议员们的私人通信确定，还有十月十五日名单上的手写笔记。（还有些是通过私人之间的交流看出来的，其中包括约翰逊进入委员会之前德鲁里拨的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十月十五日名单的钱数中减去了在“前约翰逊”时期的德鲁里文件中的钱数。）Smith: 十月二十三日，史密斯给约翰逊写信，提到他收到哈丁的“两封航空信件”时非常感激。又见十月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史密斯写给约翰逊的两封信，都在6号箱。McLaughlin: Johnson to McLaughlin, Oct. 17, and McLaughlin to Johnson, Oct. 17, Box 6. Izac: Izac.显然，约翰逊给伊扎克拍这封电报，是因为十月十七日伊扎克在写给约翰逊的信中说他已经收到了两百美元（是“前约翰逊”时代的拨款），还提到“你的电报”，显然他觉得这两百美元也是来自约翰逊。这位加州议员很快会再次感激涕零。十月二十一日，他致信约翰逊：“那天写信给你之后，我又收到一张支票……总共五百美元。”这封感谢信发出之后，约翰逊给这位议员写了一封信：“我会像上周一样再帮你搞五百。”约翰逊兑现了诺言。十月二十三日，伊扎克写信给约翰逊，感谢他又寄了五百美元。(Izac to Johnson, Oct. 21, 23; Johnson to Izac, Oct. 19, 21, Box 6).

Honeyman: “Memo for LBJ” from “jbc,” Oct. 17. She thought that: Nan Honeyman to Johnson, Oct. 18. “Received 5 point”: Honeyman to Johnson, Oct.19. All in Box 8.

“The text”: Smith to Johnson, Oct. 23, Box 6. “I am glad”: McLaughlin to John son, Oct. 17, Box 6. Izac: See above. “Dear Lyndon”: Honeyman to Johnson, Oct. 21, Box 8.

Garment center: Corcoran. UMW: Hopkins OH, p. 6. Wall Street: Paul Shields to Johnson, Oct. 24, Box 6; Drewry Statement, p. 2. Charles Marsh: Mary Louise Glass Young. Smith check: Johnson Oct. 15 List. “Today Fm asking a Texas friend”: Johnson to Sutphin, Oct. 17, Box 9. Sent that night: Johnson Oct.15 List. “If you badly need”: Johnson to McLaughlin, Oct. 19, Box 6. “Do you have?”: Johnson to Barnes, Oct. 21, “General-Unarranged,” Box 7.

Asked Aiken for $25,000: Johnson to Rayburn, “Airmail and Special Delivery,” Oct. 22. Out of funds: Johnson to Ray burn, Oct. 22 Telegram. Both from Box 52, LBJ A CF.

Knight's $2,000 gift: Dorough, p. 303. Two communications from Johnson: They are the two, dated Oct. 22, cited above. “Please see”: Johnson to Kittrell, Oct. 23, Box 6. Envelopes containing cash: Corcoran, Young.笔者问杨，信封里面有多少钱。杨说他不知道有多少钱，但大概数字应该是几万美元。这个估算应该不算夸张。好几位见证者认为石油人的总捐款达到了十万美元以上。比如，关于得州政治的消息一直比较准确的罗伯特•S.艾伦（Robert S.Allen）就说：“他（约翰逊）倒没跟我说这个事，但我从好几个人那里听说他筹到了十万美元以上的竞选基金……他的钱肯定是从石油那边来的。” (Miller, Lyndon, p. 76)。艾伦有个合作伙伴，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他的消息显然是基于第三十五章提到的国税局调查，一九五六年，他在专栏中写道，约翰逊还是个“年轻议员的时候……在华盛顿蒙西大厦不起眼的地方租了间办公室，为民主党同僚们分发了十一万美元……这些都是来自得州油气产业的钱” (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 Feb. 8, 1956)。（皮尔逊在文章中说的竞选时间是一九三八年，这是笔误，应该是一九四〇年）。筹钱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似乎是锡德•理查森。达戈尔（Dugger）说：“帮约翰逊找过很多民主党候选人谈话的哈罗德•杨认为，光是石油人锡德•理查森一个人，就支付了十万美元。”理查森本人说自己筹到了七万美元(Dugger, The Politician, pp. 224-5)。从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相关的资料中来决定约翰逊到底分发了多少价值的支票是很难的，甚至可以说不可能，因为注释中引用的好几份整体名单并不一致，信件和电报中提到的捐款有的没有出现在任何名单上。笔者能从委员会文件中做出的最好估计，就是通过支票分发的钱数应该是八万四千九百五十美元。约翰逊文件中记录在案的通过支票进行的捐款是七万四千美元，连笔者估计的八万多都达不到。而约翰逊通过杨和其他外部渠道发放的钱，当然只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下面提到的那些。（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看本章“Johnson raised his own”后面的注释。）

Johnson arranged: Young; see Connally to Johnson, Oct. 25, “Pinchot, Governor, ” Box 9, and undated, Young to Johnson, “Boland, ” Box 7. Johnson to Parsons: Oct. 25, and Parsons to Johnson, Oct. 28, Box 9. “Chicago line”: Oct. 29 List, p. 1.蒙西大厦中拟出来的一份国会议员候选人名单上，也记录了他们各自收到的钱。有些笔记上写着：“三百美元，哈罗德去办”；“再给芝加哥一百美元”；“寄两百美元给萨巴思”。芝加哥的议员阿道夫•J.萨巴思（Adolph J.Sabath）当时是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主席。 (Oct. 29 List, pp. 1, 2.)

“Not only”: Crowley to Farley, Sept. 14, 1936, OF-300-Texas, Roosevelt Papers. E. Roosevelt wiring Roeser, but Rayburn calling him from Dallas: Roeser to FDR, Oct. 28, OF-300-Texas, 1938-45, Roosevelt Papers. “Dear Mr.Johnson”: Roeser to Johnson, Oct. 23, “General-Unarranged,” Box 7. Other oilmen's contri butions: Young. Trusted Raybur: Cor coran, Young.

Just call on me: Copies of this form letter çan be found in Boxes 6-9. “I wish”: Johnson to McLaughlin, Oct. 19, Box 6.约翰逊给候选人们写信时，还使用了对下属的一些训诫的措辞，表达了那些拉特米尔和琼斯已经很熟悉的理念。他鼓励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议员路易斯•勒德洛（Louis Ludlow）说：“能改变的都一定要去努力。” (Johnson to Ludlow, Nov. 2, Box 6)。“I do hope”: Johnson to Robinson, Oct. 18, Box 6. “Senator Pepper speaking”: Johnson to Magnuson, Oct. 28, Box 6.

“I am debating”: Weiss to Johnson, Oct. 27, Box 9. “Please wire”: Weiss to John son, Nov. 2, “Telegrams (Duplicate copy of each wire sent), ” Box 9. “Following appeared”: Snyder to Johnson, Oct. 28, Box 6. “Pepper will speak”: Havenner to John son, Oct. 27, Box 6. “We are requesting”: May to Johnson, Oct. 27, Box 6.Return wire; his own wire; Wagner to Snyder, Oct. 28; Johnson to Snyder, Oct. 29, Box 6.

Speakers: 之前，议员们一直是指望民国委派演讲者来支持他们的，但一九四〇年，由于资金短缺，就很难这样安排了。Tenerowicz: Johnson to Schwert, Oct. 26, “General-Unarranged,” Box 7. Mitchell: Boxes 7―9 passim. La Guardia: Hunter to Johnson, Oct. 27, Box 6. “‘Off-the-reservation’ ”: Beiter to Johnson, Oct. 24, Box 7. Marvin Jones: Ferguson to Johnson, Box 8. Johnson arranging radio broadcasts: Connally to Johnson, Oct. 25, Box 9; Young to Johnson, undated, Box 7; Johnson to Snyder, Nov. 2, Box 7.

“A lot of projects”: Jenkins, Rowe, Corcoran. Smith's airport: Smith to John son, Oct. 26, Nov. 4; Johnson to Smith, Oct. 29, Nov. 2, 4, Box 6. Boland's local labor leader: Boland to Johnson, Oct. 19, Box 7. Houston's labor leader: Houston to Drewry, Oct. 15; Harding to Johnson, Oct. 22; Johnson to Houston, Oct.25; Johnson to Olmsted, Oct. 28; McGuire to Houston, Oct. 31, Box 8. Smith's new problem: Smith to Johnson, Oct. 23, Box 6. Corcoran introduces Johnson to labor leaders: Corcoran. “Talked to Lubin”: Johnson to Smith, Oct. 25, Box 6.

“Thanks much”: Johnson to Smith, Oct. 29, Box 6. “Do you have?”: Johnson to Fox, Oct. 25, Box 8. “Call on me”: For example, Johnson to J. Joseph Smith, Oct. 24, Box 6. Honeyman: See her folder, Box 8. Rowe asking Roosevelt to sign letter: Rowe to Roosevelt, Oct. 29,0955A, Roosevelt Papers.

Hunter's poll: Hunter to Johnson, Oct. 27, Box 6. “The President's broadcast”: Clark to Johnson, Oct. 26, Box 6. John L. Lewis: Burns, p. 449. Johnson asking candidates for report : 十月二十六日，他发了一封电报，“请立刻致信我告知你对你们选区政治状况的判断以及即时的变化，周一早上有重要作用，”7号箱。 “Has not injured”: Larrabee to Johnson, Oct. 27. Asking Lewis to resign: Schwinger to Johnson, Oct. 26. “Rank and file”: Kelso to Johnson, Oct. 26. “Fol lowing up”: Randolph to Johnson, Oct. 28. Bradley: To Johnson, Oct. 28. All these candidates' reports are in Box 6. Able to tell the White
House: Corcoran.

“Must have $250”: Hughes to John son, Oct. 30, “Campaign―Oct. 15,”Box 6. “Advertising programs”: Beiter to John son, Oct. 29, Box 7. “Chances bright”: Lavery to Johnson, Oct. 30, Box 6. “Have set up”: Petrie to Johnson, Oct.29, Box 9. “Urgency need at least $500”: Weisman to Johnson, Oct. 30, Box 6. “A colored minister”: Kenneth Harding.

“Practically all colored”: Mitchell to Johnson, Oct. 29, Box 6. “Could use$500”: Rogers to Johnson, Oct. 31, Box 6. “Can carry districts”: Murphy to Johnson, Oct. 30, Box 6. “Need $1,000”: Sigars to Johnson, Oct. 30, Box 6. New Brunswick: 这是来自笔者为新不伦瑞克民主党机构工作时的亲眼观察。“Key men in the CIO”: Smith to Johnson, Oct. 26, Box 6. “Know attempt”: Sheridan to Johnson, Oct. 28, Box 6.

White House meeting: Johnson to Sherley, Oct. 28, Box 6.

Johnson raised his own—From Brown & Root: 约翰逊办公室的本周记录中有两笔捐款，都是两千五百美元。一笔来自加里•伯克哈特（Cari Burkhart），布朗&路特的办公室经理；另一笔来自L.H.德斯特，也是该公司的一位领导。不过，布朗&路特给约翰逊提供的资金比办公室记录显示的要多得多。比如，威尔顿•伍兹（Wilton Woods）就说，他带了七千五百美元的捐款去了华盛顿，给了赫尔伯特•亨德森。很多采访也说明还额外给了钱。第三十五章详细描述的国税局调查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该公司是否给了约翰逊比记录更多的钱，去分发给其他候选人。但就像三十五章所说，这个问题还没调查出结果，调查就终止了。From Marsh: Young; Johnson to Parsons, Oct. 25; Parsons to Johnson, Oct. 28, Box 9. Lechner: Lechner to John son, Oct. 29, Box 6. Frost: Frost to John son, Oct. 28, Box 8. Strickland: Strickland to Johnson, Oct. 29, Box 9. Murchison: Johnson to C. W. Murchison, Oct. 29, Box 6. Wynne: Johnson to Wynne, Oct.“General-Unarranged, ” Box 7. John son's telegram: 9号箱的“电报”文件夹中可以找到一个范本。约翰逊是否亲自去达拉斯拿的现金？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奥斯汀政治家》报道说，一九四〇年竞选期间，“在朋友雷伯恩的帮助下，约翰逊到得州筹款六万多美元”。笔者没有找到关于此行的任何证据。

Kelly telegram: To Johnson, Oct. 30, Box 6. “We need funds”: Imhoff to Johnson, Nov. 2, Box 6. “We are six hundred”: Heyns to Johnson, “Campaign-Oct. 15,”Box 6. “Approximately ten thousand majority”: Secrest to Johnson, Oct. 29, Box 7. “Lyndon urgently need”: Sheridan to Johnson, Oct. 30, Box 6. “Lyndon situa tion in danger”: Hennings to Johnson, Oct.“Campaign-Oct. 15,” Box 6.

Jackson telegrams: Jackson to Johnson, Oct. 28 and Oct. 30, “Campaign-Oct.15, ” Box 6. Petrie: To Johnson, Oct. 29, 31, Box 9.

“In trouble”: Memo, “LD” to Johnson, Oct. 30, Box 6. Bauer: Two telegrams to Johnson sent 1:37 p.m. and 5:53 p.m., Oct. 30, Box 7. Martin Smith: Smith letters to Johnson cited above, all in Box 6. “Im perative”: Smith to Johnson, Oct.28, Box 6. Tracking, etc.: Leroux to Johnson, Oct. 28, Box 6.

This list: This is the State List, “General-Unarranged,” Box 7.

“Has good chance to win”: Hill to John son, Oct. 22, “Houston,” Box 8.关乎福克斯、奥康纳、布鲁克斯、安德森、墨菲、安布鲁斯特、沃尔夫、杰克逊、迈尔斯的信息，都是来自得州名单，某些情况下还有名单上引用或者总结的上述人士的电报，科科伦亦有贡献。哈文纳和罗杰斯的捐款在6号箱的“十月二十九日名单”上有体现。盖耶的捐款在“十月二十五完整通信名单”上有体现。Rogers: Also Rogers to Johnson, Oct. 31, Nov. 7, Box 6. J. Joseph Smith: Johnson to Smith, Nov. 2, Box 6. Kirwan: John McCormack to Johnson, Oct. 18; Kirwan to Johnson, Nov. 4, Box 6. Leavy: The $600六百美元的总数是通过约翰逊的好几份名单算出来的。“Think”: Leavy to Johnson, Nov. 4, Box 6.

“Never did anything”: Rowe. “If I feel”: Johnson to LeHand, Nov.4, “Telegrams (Duplicate copy),” Box 9. Early informa tion: Tenerowicz to Johnson, Nov. 5, Box 9; Shanley to Johnson, Nov. 9, Box 6; O’Brien to Johnson, Nov. 5, Box 6; Izac to Johnson, Oct. 29, Nov. 5, Box 6; Green to Johnson, Oct.30, Box 6; Miller to Johnson, 2:37 a.m., Nov. 6, Box 6. At Election Night Party: Rowe, Jenkins. Betting on the returns: Rowe to Johnson, Dec. 11, Box 32, LBJA SN. (三十个人参加这场赌注，罗写道：“约翰逊赢了。怎么赢的啊！我的脸都涨红了！但那时候的罗对约翰逊的能力之大还没有正确的认识。也许我应该下双倍赌注的。”)约翰逊开玩笑地说，要罚罗一百美元，因为他竟然“质疑LBJ预测议会竞选数据的能力”。 (Johnson to Rowe, Feb. 11, 1941, Box 32, LBJA SN).

Hyde Park scene: Burns, pp. 451-55-Roosevelt telephoning Johnson and Rowe: Jenkins, Rowe.

“My father”: Harding. “I want”: Mitchell to Johnson, Oct. 29, Box 6. Honeyman: Her folder, Box 8. Gratitude: Kee to Johnson, Nov. 18; Hunter to John son, Nov. 8, both Box 6; Sasscer to John son, Nov. 7, and Allen to Johnson, Nov.8, both General-Unarranged,” Box 7; Morrison to Johnson, Nov. 21. “There was a lot”: Jenkins. “To the boys”: Pearson and Allen, “Washington Merry-Go-Round,”Austin Daily Tribune, Nov. 18.

McCormack: Unsigned memo “LBJ talked with ... , ” McCormack to Johnson, undated, both Box 6. “Oh, Lyndon John son!”: 这是玛丽•路易丝•格拉斯•杨引用的凯利的话，前者后来成了后者的秘书。Realization spread: 很多议员都描述了这一点，其中有塞勒（Celler）和伊扎克。“A power base”: Rowe. “Made lots of enemies”: Roberts quoted in Miller, pp. 76-77. McCormack, Sutphin: See citations above. May to Johnson: Oct. 27, Box 6. Connection with Kelly: Young. “One of your chief boosters”: Aiken to Johnson, Nov. 6, Box 7. “Because”: Mil ler. “A lot of guys”: Izac.

Brown & Root: 根据德鲁里的声明，到十月十八日，民国委已经拨款两万五千美元。而布朗&路特的捐款已经达到了至少三万美元，可能还要多得多（见上述引用）。从那以后，差异似乎逐渐扩大。德鲁里没有再发表任何声明，所以无法再调查推测民国委又拨了多少款，而蒙西大厦相关文件中唯一相关的提及就是约翰逊说的那五千美元；约翰逊的信件中还一直在含沙射影地说缺乏后续的有力支持。布朗&路特至少捐款四万二千五百美元，伯克哈特和德斯特每人两千五百美元，伍兹七千五百美元，说不定比这还要多得多。

Louis column: In San Angelo Standard-Times, Nov. 29. Symbolic scene: Ickes, p. 348.

Never implemented: 来自竞选委员会法定报告中找到的数据。奥弗拉克（Overacker）、赫德（Heard）和亚历山大（Alexander）等人对竞选资金状况的总体评价都大相径庭；而科科伦、哈丁和罗等实际参与者也是众说纷纭，所以根本没办法给筹款活动下一个定论。但采访到的每个人都认为约翰逊的筹款活动达到了民主党的空前规模。他去参议院之后，竞选委员会的筹款规模似乎降到了约翰逊参与之前的水平。一九五二年，委员会的财务部长杰克•雷丁（Jack Redding）说：“竞选委员会只有可怜的一万七千美元竞选基金。”当时也有人在努力改善竞选委员会的组织状况和筹款能力，但直到一九五六年，竞选委员会一共花了十八万八千美元，用雷丁的话说，是“委员会在总统候选年花掉的最多的钱”。把通货膨胀率考虑进来，在约翰逊一九四〇年四处奔走的十六年后，这些钱大概比他当时筹的款要少。雷丁和所有的见证者都认为，共和党的花费远超民主党。

“No one before”: Rowe. “A one-man national committee”: Allen, quoted in Miller, p. 77. Unprecedented: Corcoran, Rowe, and all Congressmen interviewed. “Nobody”: Rowe.

“My delay”: Rowsey to Flynn, Oct. 23, 1942, Box 37. [弗林再次请求（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弗林写给罗西的信），罗西同意不在征求约翰逊允许的情况下给钱，但只是因为他没法联系到约翰逊，而且时间也来不及了（十月二十七日罗西写给弗林的信，37号箱）。其他石油人都拒绝在没有约翰逊许可的情况下把钱给弗林。] “These $200 driblets” : Johnson to Rayburn, Oct. 10, 1942, Box 52, LBJA CF. Hanna: Croly, pp. 220, 325.

“Stern from aft”: Brown, who is also the source of the subchaser award story.

33．后门

资料来源

见二十九章资料来源

注释：

Letters of flattery: All from “Campaign-Oct. 15, 1940,” Box 6, JHP.

Discussions with Roosevelt: Lady Bird Johnson; Mrs. Johnson, quoted in Miller, Lyndon, p. 67. “He'd call me up”: John son, quoted by Sidey, in Miller, p.77.实际上，有些讨论不是约翰逊要求的，而是罗斯福要求的，与罗斯福相关的文件中有好几处都确认了这一点。比如，选举后不久的一个周六，约翰逊身在得州，而白宫打电话到他办公室，说总统想见约翰逊议员。周末办公室找不到他，所以没有回复。周一白宫又打了电话（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约翰逊致罗斯福，PPF 6149, Roosevelt Papers） “Do you think?”: Roosevelt to Johnson, Dec. 27, 1940, PPF 3241, Roosevelt Papers. LCRA bonds: Jones, p. 180. “I think”: Wirtz to Lady Bird Johnson, July 28, 1942, Box 37, LBJA SN. “One of high excitement”: Mrs. Johnson. “Just more capable”: Rowe. “I want you”: Hoffman, quoted in Miller, p. 67. “The kind of uninhibited”: Ickes is quoted by Janeway;科科伦说伊克斯还跟他说，这是“罗斯福的话”。“The only man”: Rowe. “Complicated”; “used”: Rowe.

“Filled with”: Sherwood, p. 206. “Soft touch”: Tully, p. 153. “A perfect Roose velt man?”: Rowe.

LeHand: 他还会给莱汉德小姐送去坚果和糖果，通常是得州特产胡桃糖(LeHand to Johnson, Nov. 30, 1940, FDR-Johnson microfilm, LBJL). “One of the great souls”: Tully, p. 2. Tully's suggesting Johnson be secretary: Daniels, p. 273.

Description of “back door” method: Rowe, Corcoran, Tully, p. 286.

Personally, hand her: 罗和科科伦都证实了此事，塔利自己也说有些官员叫她把信件放在最上面。Tully, p. 80. He sometimes sent her a note about a memo: 比如：“亲爱的格蕾丝：这份备忘录我希望领袖能尽快看到。真诚的，林登。” John son to Tully, July 27, 1942, OF-300-Texas, 1933-1945, Roosevelt Papers. He would “tell Grace”: Rowe.莱汉德小姐中风以后，约翰逊经常送去鲜花(比如，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约翰逊与塔利的通信中：“塔利小姐致信约翰逊议员，说莱汉德小姐很喜欢这些花，托她感谢约翰逊一直想着她。” FDR-Johnson microfilm, LBJL).

“‘Jim Rowe and F ”: Rowe. Late-afternoon conversations; reversing the charges: Rather to Rowe, Aug. 24, 1943, Box 32, LBJA SN,这份资料中提到了那些持续大概三十分钟的“不寻常”的聊天，以及约翰逊坚持白宫付电话费的事。“A deadly silence”: Rowe to Johnson, Sept. 21, 1941, Box 32, LBJA SN.

34．“老爹，请把饼干递过来”

资料来源

书籍、文章和文件：

Allen, ed., Our Sovereign State; Banks, Money, Marbles, and Chalk; Douglas, The Court Years; Goodwyn, Lone Star Land; Green, The Establishment in Texas Politics; Gunther, Inside U.S.A.; Henderson, Maury Maverick; Ickes, Secret Diary, Vol. III; Key, Southern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 Lynch, The Duke of Duval; McKay, W. Lee O'Daniel and Texas Politics; Perry, Texas: A World in Itself; White, Texas: An Informai Biography; WPA, Texas: A Guide to the Lone Star State.

Edgar G. Shelton, “Political Conditions Among Texas Mexicans Along the Rio Grand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Austin, 1946). Harfield Weedin, Memoir(unpublished).

Walter Davenport, “Where's Them Bis cuits, Pappy?”, Collier's, Jan. 6, 1940; Walter Davenport, “Savior From Texas,” The Nation, June 21, 1941; Ralph Maitland, “San Antonio: The Shame of Texas,” Forum, Aug. 1939; J. P. McEvoy, “I've Got That Million Dollar Smile,” Ameri can Mercury, October, 1938; Douglas O. Weeks, “The Texas-Mex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South Texa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ug. 1930, pp. 606-27; Owen P. White, “Machine Made,” Col liers, Sept. 18, 1957; Roland Young, “Lone Star Razzie Dazzle,” The Nation, June 21, 1941. “27 Candidates Seek Senate Seat in Screwy Texas Race,” Life, June 30, 1941; “Pappy Over Cyclone,” Time, Aug. 5, 1940; Time, May 5, 1941.

The basic source of campaign coverage are the daily stories in the Austin American-Statesman, Dallas Morning News, Cor pus Christi Caller-Times, Fort Worth Press; and the clippings from weekly newspapers found in the Johnson House Pa pers, both in House Scrapbooks, Books 6, Vols. I and II, and unbound in various files.

The Johnson House Papers, Boxes 10-34, contain the written material―letters, memoranda, jotted注释：, reports from advance men and other campaigners in the field, etc.―from his campaign headquarters.

Home movies of the campaign taken by Lady Bird Johnson; tape recordings of Johnson and O'Daniel speeches, at LBJL.

Roosevelt Papers. Werner File.

The results of ail Belden Poils are summarized in McKay, p. 481, which is the source, unless otherwise noted, for ail figures on those poils.

口述史：

Robert S. Allen, W. Sherman Birdwell, Raymond E. Buck, Willard Deason, Sam Fore, Jr., Gordon Fulcher, Charles Herring, Welly K. Hopkins, Walter C. Hornaday, Luther E. Jones, Carroll Keach, Gerald C. Mann, Marshall McNeil, Wright Patman, W. R. Poage, Daniel J. Quill, Ray Roberts, Grace Tully, Claud C. Wild, Sr.

采访：

George Brown, Edward Clark, Thomas Corcoran, Ann Fears Crawford, D.B. Hardeman, Eliot Janeway, Walter Jenkins, Sam Houston Johnson, Herman Jones, Luther E. Jones, Vann Kennedy, William J. Lawson, Bob Long, Wingate Lucas, George Mahon, Gerald C. Mann, Frank Oltorf, J. J. Pickle, Daniel J. Quill, James H. Rowe, Emmett Shelton, E. Babe Smith, Arthur Stehling, Coke Stevenson, Jr., Wilton Woods, Ralph Yarborough, Mary Louise Glass Young, Harold Young.

注释：

（如无特殊说明，所有的日期都是一九四一年）

Jenkins telephoning: Jenkins. Wirtz in early and diseussing candidacy: Rather, quoted in Miller, Lyndon, p. 81.六十六岁的谢泼德在国会山总共待了三十九年，当过参众两院议员。他从一九一三年起就在参议院了。

All but unknown: 来自对很多得州政客的采访；另外，四月二十一日的首次贝尔登民调中，约翰逊的估计票数是5.4%。East Texas radio poll: The station was KFRD in Longview: DMN, April 18.

Four-to-one margin: Texas Almanac, 1941-42, p. 400. He obviously: Corcoran, Rowe. “Too frightful”: Rowe to Roosevelt, April 10, PSF 184, Roosevelt Papers.这份备忘录再次表明，因为约翰逊的关系，罗对得州政治的状况有一些误解。“A Roosevelt worshipper”: Hardeman. Had worked for Johnson: Mann.

Mann biography: McKay, pp. 70-72, 211-12, 411-19; “Mann's the Mann,”campaign brochure; Hardeman, Clark, Mann. “Continuons war”: McKay, p. 414. “A brilliant career”: McKay, pp. 413-14. Several newspapers: An example is DMN, April 28; others were in Kilgore and San Antonio.麦凯(p. 414)说：“还有很多重要的报纸提到了曼对原则与政治家风范的坚持和投入，还有他很强的能力、勇气，以及拒绝屈服于政治压力与威逼利诱的精神。” Mann vs. O'Daniel in polls: McKay, p. 482. The only way: Austin Tribune, July 6.科科伦说，有很多人都试图去找罗斯福解释，其中就有参议员汤姆•康纳利。

A little deceit: 比如，四月十日罗就在备忘录中对总统说：“自然，您可能认为他（约翰逊）成不了，但是……全得州的报纸都开始为他宣传了。”其实，当时，除了马什的报纸，得州报业的大多数都是支持杰拉尔德•曼的。“Unbranded and unknown”: Unsigned and unaddressed memo, April 11, 1941, PSF 75-Interior Department, Roosevelt Papers.

四月十四日，罗又给罗斯福呈交备忘录，催促他跟约翰逊谈竞选的事，还说曼“是公共事业集团捧上台的”——这不是实话。 (Rowe to Roosevelt, PSF 184, Roosevelt Papers).

Roosevelt orchestration: Time, May 5; WP; NYT, April 23; wire service story in Kenedy Advance, April 24. “FDR Picks Johnson”: DMN, April 23.这个报道中写了总统对约翰逊的“祝福”。The Taylor Times 的标题上写着“F.D.递给林登参议员之冠”。

“Roosevelt and unity”: For example, AS, April 23. “100 percent”; “Allout”: For example, Houston Chronicle, June 5. For an example of Johnson's ads stressing this point, see Williamson Sun, June 27. Slogan had been a private password: “M,” Box 14, JHP中有一些手写的笔记，而六月二十四日的AA-S上刊载了一篇非常典型的社论，可以看出马什的报纸多么努力地在强调罗斯福和约翰逊之间的联系。标题是“投约翰逊一票，就是投压力巨大的总统一票”。社论中说：“现在出现了全世界最强劲的自由的敌人，他们举起了长矛……美国总统就是他们的目标。他表现出对林登•约翰逊的偏爱，在不忽视其他候选人的情况下，给他一些偏爱，把他送到总统身边，难道很过分吗？给他一个助手，帮助他分担那盾牌的重量，难道很过分吗？”

“A fatherly interest”: Undated column in Johnson House Scrapbooks,“Although overburdened”: Alsop and Kintner, DMN, May 17.他们还写道，约翰逊本来是不想参加竞选的，但罗斯福说服了他。金特纳（Kintner）回忆：“可以说，白宫给了我写那个专栏的灵感。” (Kintner, quoted in Miller, p. 83). Young: Young. Department of Agricul ture officials: Ickes to Roosevelt, April 25; Roosevelt to Rowe, April 30, OF-300-Texas, Roosevelt Papers. REA: Corcoran. Ickes telephoning: Ickes, p. 526. “Everybody”: Rowe, “Referred to”: Watson,“Memorandum for Record,” June 11, OF-300-Texas, Roosevelt Papers. Jenkins'ex periences: Jenkins.

“Everyone:” Keach, quoted by Mrs. Johnson. “It was expected”: Pickle. Ironclad chain of command: 很多竞选工作人员都生动地描述过这个场景，其中包括朗和伍兹。Twelve two-man teams: 这些小分队给约翰逊奥斯汀总部的每日汇报中详细描述了这些小分队的组织和资金状况。 Boxes 11-16, 19, JHP.这些报告是研究得州乡村地区竞选活动的极好资料，其中的内容成为很多对约翰逊竞选活动整体状况描述的基础。“I didn't know that”: Lucas.

Only a third: Texas Almanac, 1941-42, p. 103. No radios, newspapers: Ibid, , p. 257; Hardeman. “Saturday town” campaigning: Hardeman, Clark, Mahon, Pickle. “You couldn't drive”: Mahon. “To buy”: Clark. $100 per week: 基于对约翰逊竞选小分队每日汇报的分析。Boxes 11-16, JHP. 400 weeklies, 60 dailies, 60 radio stations: Texas Almanac.

Patman eliminated: Patman OH I, pp. 12, 25. Alfred eliminated: Hardeman.

Money—from attorneys: 霍普金斯在他的OH, p. 32,中说：“我没有在（矿工联合会）的工会做什么，而是在这边说服了一些人，提供了来自我的帮助。因为当时我觉得工会在资金上给不了林登的竞选什么帮助……我找了华盛顿周边其他没有进行劳工运动的人，筹到了对那些日子来说非常可观的一笔钱，几千美元。当然不是巨额资金，但我把钱带去了得州，交给了该交给的人，为他的竞选助力。我觉得林登本人可能压根儿不知道此事。”笔者请他再说说相关细节，霍普金斯说他筹到的部分款项来自一个华盛顿律师，“（他当时）正在法务行业创业，他可能有或者没有一些能够从中获益的客户。我拿到的钱一些是支票，一些是现金”。他说，带着这钱去得州是从未有过的体验。“对我来说肯定是全新的，我自己一辈子都没拿过那么多现金。”他说，“我大概带了几千美元过去，在约翰逊的总部交给了维尔茨。” From garaient center: Corcoran. From Wall Street: Janeway. “It was all cash”: Rowe.

From oilmen; Wirtz assured them: Young.约翰逊团队的一名代表埃弗里特•卢尼（Everett Looney）保证说，约翰逊一定会反对联邦对石油产业的控制，也一定会支持继续保留石油损耗津贴。这是他在泰勒的一番演讲中说的(AS, May 16). Underwood telegrams: “T” folder, Box 17, JHP. “Have talked”: Kittrell to Johnson, April 23, Box 16, JHP. Knight, Driscoll: Fort Worth Press, July Richardson: Raymond Buck Papers, noted in Green, p. 239. See also Buck toBlundell, May 8, “District Office Corre spondance, ” Box 18, JHP. Kittrell handed
Johnson: Young. Wirtz handing Woods: Woods. Lyndon and Alice: Mary Louise Glass Young, Harold Young. “25-year senatorship”: Marsh to Connally, May 27, 1942, OF-300, Roosevelt Papers. “In one day”: Mrs. Young. Marsh raising money: Mrs. Young.竞选后期，杰克•弗罗斯特（Jack Frost）还把他的私人飞机捐给约翰逊使用。

From Brown & Root—May 5 meeting: Bellows to Brown, May 7, with two at-ached lists “John Connally,” Box 330, JHP. He simply took precautions: 第三十五章中详细描述了国税局对布朗&路特资助林登•约翰逊的调查，其中也详细描述了这一点。“Legal fees:” See p. 746 and relevant notes. $12, 500 route: 这位律师是埃德加•蒙蒂思（Edgar Monteith），他的合作伙伴是A.W.巴林（A. W. Baring）；这件事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沃纳写给艾里的信中有提及，p. 2, WF. “Bonuses”: 三万美元是给W.A.伍尔西（W. A. Woolsey）和L.T.博林（L. T. Bolin）的；三万三千八百美元是给the J.M.德林杰（J. M. Dellinger）的；十万美元是给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的， ibid., p. 1. Well over$100,000: 国税局调查终止的时候，已经调查了在竞选最初几个月布朗&路特给出的十七万零八百美元的奖金；国税局探员认为，这些钱最终都投入了约翰逊的竞选。 (Werner to Irey, Jan. 14, 1944, PP. 1, 2, WF.)

Costs of statewide campaign: 很多得州老牌政客，包括克拉克、哈德曼、劳森、史蒂文森、亚伯勒和杨都证实了这一点。但与得州竞选有关的琐碎花费种类繁多，最直观的体现还是JHP10号到14号箱中零散的账单和收据，特别是5号箱中“当上总统前的机密文件”。‘‘That was what”: Clark. Hiring report ers and editors: Among them was Gordon Fulcher of the A A-S. Phil Fox: Hardeman, Mann. “You'd go and say”: Hardeman. 82 secretaries: Form SS-ia(“Employees Tax Return”) filed by Travis County John son for Senate Club, July 1. Secretarial school: Von Kalow to Johnson, May 26, “V,” Box 15, JHP.

Ads: 这是基于笔者对竞选期间得州报纸的总结回顾。Hundreds of thousands; radio time; billboards: 笔者对Boxes n-16, 18, 19, JHP中的账单、收据和备忘录的分析。Barbecues: Clark.

Kellam report: To Pickle, June 1, Box 15, JHP. Also see Wardlaw to Johnson,June 7, “District Office Fort Worth,” Box 18, JHP, on paying anotherlead man $100 per week. On a scale Texas had never seen : Hardeman, Young.

Twenty-seven candidates: McKay, pp. 430-38; Steinberg, Sam Johnson*s Boy, pp. 163-64. Dies: Young, “Lone Star Raz zie Dazzle”; Mann; Lawson; general de scription of his campaign in McKay, pp. 416-19, 445, 448, 453, 457, 461, 467; State Observer, May 19.

Mann's plaque: Steinberg, p. 169. “There was a guy”: Kennedy. “A very deep”; assistants asked him to run: Harde man. Johnson-type campaign: Kennedy. “The people”: Mann.

Still paying off debts: Hardeman, Mann. “We didn't”: Mann. With a single aide; no money for speakers; Mann's campaigning: Hardeman, Mann.

Johnson description: 部分来自约翰逊夫人拍摄的丈夫竞选的家庭录像；部分来自报纸照片；部分来自约翰逊图书馆收藏的他广播演讲的录音。“Senatorial”: Young. “As LBJ came”: Douglas, p. 334. 42 per minute: A A-S, June 22. “He never”: Deason OHR, II, p. 17.关于他竞选的进一步描述来自一些文章，分别刊登于DMN, A A-S, State Observer等。 Not working as hard as in 1937: Keach. He knew: Mann.

O'Daniel biography: Clark, Herman Jones, Lawson, Mann, Hardeman, Oltorf; Gunther, pp. 848-50; McKay, pp. 14, 23; Green, pp. 24-25; Davenport, “Where's Them Biscuits, Pappy?”; McEvoy, “I've Got That Million Dollar Smile.” “Hello there, mother”; “you young folks”: Daven port, “Where's Them Biscuits, Pappy?” “They figured”: McEvoy, ‘Tve Got . . Texas Weekly, July 2, 1938. “Either stumbled into”: McEvoy, ‘I've Got . . .” Organizing his own company: McKay, pp. 14-23; Green, p. 23. More listeners: Green, p. 23. Lonely housewives; “He talked”; “at 12:30 sharp”: McEvoy, “I've Got. . .” Newsboy: 这个人就是赫尔曼•琼斯（Herman Jones）。

“A born actor”: McEvoy, “I've Got...”; Lawson. Minor errors: Gunther, p.851. Half a million: Green, p. 25; Lawson. Seldom went: Lawson; Gunther, p. 848. Hillbilly Flour: Goodwyn, pp. 253-54. Orphans: Goodwyn, p. 252. Asking voters if he should run: “Under the Capitol Dôme,” State Observer, March 2, 1944; Green, p. 23; Goodwyn, p. 254; McKay, p. 32.

Pappy's first campaign: McKay, pp. 32-53; White, pp. 248-53; Green, pp.22-24.

Poll tax; carpetbagger; “Blessed”; thunderstorm: Goodwyn, pp. 261-63. “For years”: White, p. 250. Lee story: McKay, p. 15. Tapping evangelism: Goodwyn, pp. 258-59, is among those noting this. Compared to Moses: Green, p. 24. “He sensed”: Ol torf. Mother's Day speech: McEvoy, “I've Got...” “Texas was producing”: White, p. 252. Last: Hart Stilwell, “Texas, ” in Allen, ed., p.322. Raymondsville scene: White, p. 249. “We have not”: Goodwyn, p. 259.

His true philosophy; broken saies tax and pension plan promises: Gunther, pp. 849-50; McKay, pp. 93-214. “No power”: Gunther, p. 849. “The loneliest man”: Kennedy. “I've got”: McEvoy, ‘I've Got...” Sunday morning broadcasts: Lawson; Davenport, “Where's Them Biscuits, Pap py?” “He'd just drum”: Young. The greatest vote-getter: McKay, Preface, unnumbered page.

“Made me”: Johnson, quoted in Miller, p. 84. “Pneumonia”: Connally, quoted in Miller, p. 84. “Nervous exhaustion”: 这是杨口述的。马什很担心约翰逊，派杨去诊所安慰鼓励他。“He was depressed”: Mrs. Johnson. “A fit”: Connally, quoted in Miller, p. 84. “Busy with”: A A-S, May 18. “A much-needed rest”: AA-S, May 20. Quiet talk : Young. “But”: Mrs. Johnson.

“We told him straight”: Smith. Fort Worth projects: 最关键的一个是三一河上一个规模很庞大的防洪与灌溉工程，这是阿蒙•卡特（Amon Carter）的“心头肉”。在一封日期不明但应该是一九四一年五月寄出的电报中，卡特对约翰逊说，这项工程“已经呈交给总统，争取他的最终支持，希望我们能得到您的帮助和支持，让工作立刻推进”。 (Carter to Johnson, “C,” Box 17, JHP). Early quoted: Young.该社论发表于六月十五日，发表的时候，维尔茨知道该感谢的是谁。他写信给厄尔利：“阿蒙的社论真是太棒了。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 (Wirtz to Early, June 16, OF-300-Texas, Roosevelt Papers).厄尔利写给卡特：“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衷心感激你。” (Early to Carter, June 16,OF-300-Texas, Roosevelt Papers).

Johnson's relationship with City Ma chine: Quill, Hardeman, Jenkins.詹金斯说：“约翰逊先生有种‘先王已死，吾王万岁’的态度，马弗里克输了之后……”约翰逊迅速和城市机器巩固关系的办法之一，就是代表他们跟哈利•霍普金斯谈一些公用事业工程的问题。(For example, Connally to Jenkins, May 10, “C, ” Box 17, JHP.) Roy Miller raising money: Inter view summaries, p. 3, WF. Telling them: Brown, Clark. Hoblitzelle: Janeway.

Johnson's rallies: “小瓢虫”•约翰逊的家庭录像中能看出这些集会的风格，约翰逊的样子；得州报纸的很多文章也对其有所描写。最好的描述却来自一篇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作者是这些集会的司仪，哈尔菲德•维丁（Harfield Weedin）pp. 141-58.回忆录中还收录了串词。See also Miller, pp. 83-84; Steinberg, pp. 173-75. “Have at last tumbled”: Granger (Texas) News, June 19. Advertisements: A typical one is in the Williamson Sun, June 20. “We must stop”: Johnson quoted in Miller, p. 85. “The most important”; “Every fifth-columnist”: Wichita Falls Record-News, June 10. “Do you want?”: Weedin memoir. Enthusiasm draining away: 当时可以在广播上听到，报纸上也可以听到，像哈德曼这样的见证者也描述了当时的情景。Now “addressing thousands”: A A-S, June 23. “Stood crowded”: State Observer, June 23. “Glory be ！”: Granger News, June 19. National journalists: American Mercury, Sept., The Nation, June 21.

A new argument: Lawson, Long, Clark. “Will the Old Folks”: Johnson House Scrapbooks. One Johnson campaign worker: Long. The mail: Lawson. “Your pen sion checks”: A A-S, June 7. Waving a $20 bill: For example, Gainesville Free Press, July 26. McLennan County Meeting: AA-S, June 7.

O'Daniel's reaction: Lawson. Keeping the Legislature in session: Young, Law son, Kennedy. “A raw deal”: DMN, June 16. “Resentful”: McKay, p. 469.

He could stop worrying; “up to their ears”; “not one word” etc.: Weedin mem oir, pp. 141-45. “Plaster the state”: Life, June 30. Putting Miller on the air: John son to Miller, May 25, “M,” Box 17, JHP.

Money running out; dunning letters: In Boxes 11-19, JHP.

Wirtz's tactic to raise more money: Hopkins OH II, pp. 32-33. “我想因为这个来了一些别的帮助，”他说，“我没有接受。”Corcoran “went up”: 罗的说法，得到了科科伦的证实。科科伦到处帮林登•约翰逊筹款，当时已经是华盛顿公开的秘密。正如当时国际新闻社记者塞西尔•迪克森（Cecil Dickson）所写：“约翰逊的朋友们都说，以惯常神秘风格行事的科科伦为这位新政候选人筹了很多钱……汤米希望能凭借约翰逊的胜利，擢升司法部副部长一职。”（Austin Tribune, July 6）.

Jenkins took cash to Texas: Jenkins. Gave it to Marsh: Jenkins, Mary Louise Glass Young. Marsh gave it to Glass: Mary Louise Glass Young.詹金斯是在六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到达奥斯汀的。 (Jenkins to Connally, May 29). New York conservatives sent money: Janeway. Brown & Root: 第三十五章写到的国税局调查，详细描述了约翰逊得到了多少资金支持。Wortham: Brown; “Testimony of Martin Heater,” p. 42, Interview Summaries, WF. $4,000 to Roy Miller: “Victoria Gravel Co. Payments,” p. 3, Interview Summaries, WF. Not deductible: “Testimony of Thomas G. Shelton, Jr.,” p. 69, Interview Summaries, WF. Trotti: Werner to Irey, Jan. 14, 1944, PP* 2, 3, WF. Herman drew $5,000 and gave it through Bremond: ibid., pp. 3, 4. No tactic: Herman Brown. $200,000: See Chapter 35. Johnson's total expenditures: 六月三十日的《生活》（Life ）估计这个数字在二十五万美元左右；而七月五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 ）估计是“二十万到三十万美元”。Half a million: 斯坦伯格在p. 170引用一个“维尔茨合伙人”的话说，“五十万美元这个数字比较接近现实”。 Most expensive: 得州老牌政治记者沃尔特•C.霍纳迪（Walter C. Hornaday）为《纽约时报》撰写了对此次竞选的总结：“观察家们……认为约翰逊先生的竞选花费超越了之前任何全州规模的竞选。” (NYT, July 6, Sec. IV, p. 7).林登•约翰逊本人在呈交给参议院秘书长的报告中说他花费了三万一千九百六十五美元，收到了两万九千六百一十五美元的捐款(AS, July 30)。 “All he needed”: Clark.

“The way to play”: Gunther, p. 834. “Probably”: Gunther, p. 833. $1.75: Henderson, p. 199. Voted at the direction of their leaders: Quill; Bushick to Johnson, Sept. 25, “1941 Campaign Correspondence,” JHP, Box 11; Gunther, pp.832-35; White, “Machine Made”; Henderson, pp. 177, 180, 181, 185. “Cruel”: Gunther, p. 834. Precautions necessary: Quill. John son needed the West Side: Quill. “If the leader”: Quill.

“The Valley”: 河谷地带政治总体情况的描述来自Key, pp. 271-74; Lynch, Duke of Duval; Shel ton, “Political Conditions”; Weeks, “The Texas-Mexicans”; Green, pp. 4-5; Phila delphia Record, Nov. 2, 1939; interviews with two of George Parr's lawyers―Emmeet Shelton and Luther E. (L.E.) Jones; Clark; Hardeman.

(谢尔顿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很多资料都来自“对了解政治状况的人进行的私人采访”，这些人包括“原来的州长、得州高层官职的候选人、竞选经理、当地政客……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人不能具名，必须为他们的身份保密”。虽然作者身份敏感，这篇文章依旧非常有价值。小埃德加•谢尔顿是老埃德加•谢尔顿的儿子。而后者是谢尔顿家三兄弟的一员，另外两个就是波尔克和埃米特。他们三个就是乔治•帕尔的代理人，同时也代理了河谷地带其他财团与政治利益集团。小埃德加通过他们接触到得州以及河谷地带对这种政治阴谋最熟悉的政客。而现在唯一还活在世上的埃德加三兄弟中的埃米特，不仅证实了文章中的内容，还进一步描述了很多相关事件的细节。在有些事件中，他自己就是主要参与者，而有些是通过与兄弟们以及河谷地带政治人物的谈话得知的。)

Jacales: WPA, pp. 460-66, 509-12. “Only”: Key, p. 272. “From time imme morial”: Weeks, “The Texas-Mexicans, ” p. 609. “Lords protector”: Weeks, p. 610. “As hard-bitten”: Philadelphia Record. “Little is known”: Shelton, p. 44. Keeping receipts in safe: Shelton, p. 107. “Insure discipline”: Key, p.273. “The Mexican voter”: Lynch, p. 23. Description of voting procedures: Jones, Hardeman; the herding image is used by Weeks, p. 611. The tearoff sheet: Philadelphia Record.

Checked only irregularly: Philadelphia Record. “The ‘machine’ votes the dead men”: Shelton, p. 7. “An excellent loca tion”: Shelton, p. 74. Dolores: Philadelphia Record. “AH one way”; 15,000 votes; 10 to 1: Shelton, p. 110; Table 27,基（Key）在p. 275中写道，在杜瓦尔县: “二十年来……领先的候选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到超过百分之九十的选票。”

The decisive consideration: 基（Key）在p. 273中写道“和一些政界任务谈判时，经常要动用很多的竞选基金”。Parr's greed: See “Remarkable conditions in Duval County” (Shelton, pp. 62-63); Lynch, pp. 30, 41, 53. “The State candidates”: Shelton, p. 113. 3, 728 to 180: Texas Almanac, 1941-42, p. 385.

“Looks easy”: Brinsdon to Johnson, April 23, Box 16, JHP. “This district”: Martins to Looney, May 9, “L, ” Box 14, JHP. Nor: 基（Key）在p. 273中写道：“有的老大变幻无常，有时候候选人给了钱，许诺了未来，最终夺得胜利时，他的对手可能本来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 Wirtz an old ally: Lynch, p. 36. Wirtz stopping over in Dallas: Wirtz to Lechner, May 15, Box 16, JHP. Wirtz goes to South Texas: DMN, May 17; McKay, p. 447; Young. A bidding war: Steinberg, p. 172; Young. Johnson calling Parr: Emmett Shelton. “You can depend”: Horace Guerra to Johnson, June 18, Box 16, JHP.

Increased Roosevelt support—“Smiling ly” : Lexington Enterprise, June 20. Roose velt directing Early and Rowe: Roosevelt to Early, April 30; Early to Edens, June 5, FDR-LBJ Microfilm; Roosevelt to Rowe, June 9; Rowe to Roosevelt, Rowe to Mc Cord, June 21 (on which is noted: “OK-FDR”); all PPF 6149, Roosevelt Papers. Rowe balking at Social Security letter: Rowe. “The polls show”: Rowe to Roose velt, June 5. “Went right around”: 六月五日罗写给罗斯福的信显示了约翰逊其他的渠道是科科伦和韦恩•科伊（Wayne Coy），联邦安全署助理署长，约翰逊与他也交好。The letter: AA, June 7. Roosevelt would make an exception: Rowe.

Telegrams—“Slacker”: Johnson to Le-Hand, May 31; Wirtz to Rowe, June 2; Rowe to Roosevelt, June 3―all PPF 6149, Roosevelt Papers. Headline: Houston Chronicle, June 5. “Parity”: Corcoran; Rowe to Forster, May 23; “Corcoran telephone message,” May 24―PPF 6149, Roosevelt Papers. Eleanor: June 17, FDRLBJ Microfilm. National emergency: Johnson to Roosevelt, May 27; Roosevelt to“Dear Lyndon,” June 3.

Corcoran's rumor: McKay, p. 447. For typical press coverage of the Presidents supposedly planned trip, see State Ob server, May 19; Corcoran. “Preposterous”: NYT, June 28. “Everything”: Corcoran.

Stuck record: State Observer, June 16. 《圣安杰洛标准报》（The San Angelo Standard ）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一如既往的克制”。 Trapped: Lawson; McKay, pp.446, 452, 454-55, 464-67; HP, June 4. Increasingly bizarre: Good summary in McKay, p. 469.

Mann's campaigning: 比如，六月二十二日的DMN说他到那时已经跋涉了四万多公里，到一百九十四个县的五百五十个镇子发表了讲话，进行了二百六十五场正式演讲，“超过了……那三个领先的对手”。 “He never stopped”: Hardeman. Indignation: Mann, Hardeman. “His first mention”: DMN, June 20. Mann's speaking technique : Home movies. “Gerry”: Mann. Houston speech: AA, June 24; SAE, June 25; DMN, June 27. “Tireless”: DMN, June 17. “Despite”: DMN, June 27. “Sincerity”: Hardeman. $1, 300: AA, June 25. Johnson's radio schedule: 基于对报纸上刊登的广播节目时间表的分析。“They filled”: Mann.

Belden Polls: McKay, p. 481. “The voters”: Belden, in DMN, June 28. “Pulling away”: HP, June 22.

Johnson felt: 对于他心情的描述来自约翰逊夫人和竞选助手们。“Jubilant”: State Observer, June 23. Feelings of his staff: Long, Pickle, other aides. “Oh, the adventures”: Mrs. Johnson.

Told South Texas bosses to report votes immediately: Jenkins; Shelton; SH J; Connally, quoted in Banks, p. 85. Duval vote: 一九四〇年，奥丹尼尔在杜瓦尔的得票是三千七百二十八票，而其他对手的总票数是一百八十票。“Mextown” and “niggertown” votes: 文中提到的警区是科珀斯克里斯蒂第三十和四十六号警区（出自沃尔特•詹金斯为约翰逊拟的一个表格）Box 18, JHP. The source for all vote totals is the Texas Almanac, 1942-43, pp. 259-60.

“Nauseous”: Unidentified source quoted in Shelton, p. 72. “They simply voted”: 谢尔顿在p. 100写道：“一九四一年的参议员特别选举之后……很多人都评论了河谷地带墨西哥地区的选票，特别是卡梅伦县。有人断定，那场选举中的墨西哥裔选票是被暗中收买了的。还有人如是说：只要可以，他们是让每个地方的墨西哥裔一起投票的。这里你当然对这种事情没什么办法。”有的评论甚至是公开的：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卡梅伦县的）《哈灵根河谷晨星报》（the Valley Morning Star of Harlingen ）发表了一封信，写信人保罗•G.马厄（Paul G. Maher）提到一些警区一边倒的投票结果。比如，在伊达尔戈县的拉霍亚，包括小孩在内的一百七十五位居民，有一百零二名到投票站投给了林登•约翰逊。其他候选人一共得了二十一票。还有些类似的投票情况：约翰逊六十六票，其他人总共十一票；约翰逊九十二票，其他人总共七票。接着马厄评论道：“在河谷地带某些投票点，我们发现‘自由的’美国人来到投票箱前，如此投票……很奇怪，不是吗？” (Maher letter in Valley Morning Star, July 2, 1941, quoted in Shelton, pp. 101, 102). “We have a situation”: quoted in Shelton, p. 25. “If there is any law”: 谢尔顿引用一个人的话说，“在这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要证明的话，只能采取法律行动”。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林登•约翰逊第二次竞选参议员时，才有人采取这样的行动。这项行动中的发现会在第二部中进行讨论。谢尔顿文章中引用的政客们提出了一些观点，而劳森、克拉克、杨、哈德曼和琼斯这样的政客和政治观察家也向笔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Celebrating: DMN, June 29. Miller's statement: Steinberg, p. 181. Also expected to announce, according to the AA (June 30) were Sherman Birdwell, Thomas C. Ferguson, and Sam Stone. “Going around”: Mrs. Johnson. Not all the votes were counted: 关于得州某些警区如此进行选票计数的描述来自得州的一些政客和政治观察家，包括克拉克、克劳福德、哈德曼，SHJ、L.E.琼斯、劳森、朗、奥尔托夫、奎尔、史密斯、谢尔顿、斯特林、亚伯勒、杨。See also AA, July 11.

Conservatives becoming alarmed: Law son, Clark, Oltorf, Young. “A rabid Prohibitionist”: Lawson. “Booze dives”: 奥丹尼尔就这个主题发表过很多声明，比较典型的一个中说他提出这个法案，是想“帮助他们（年轻的士兵）不要沉迷于军营周边的那些酒吧之中，不要受得州那些敛财成性的制酒贩酒商人的诱惑”。(DMN, June 7). See also AA, June 7;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May 24; McKay, p. 470; undated memo, Baldwin to Connally, “B, ” Box 13, JHP. Liquor
Control Board appointments: McKay, pp. 367-69; Brenham Banner-Press, May 31. The brewers' feelings: Stevenson, Lawson, Crawford.前州长吉姆•弗格森早就和酿酒业的利益集团有关系，他如此总结酒商们的感觉：“华盛顿的参议员要是支持禁酒，对得州的啤酒与威士忌产业不会有什么影响，而奥丹尼尔这样的战时禁酒州长，可就要彻底坏事了。” (Stein berg, p. 181; see also AA, July 5). “Could just about”: Lawson. The lobbyists' feeling: Lawson, Hardeman, Stevenson; AA, July 6; Green, pp. 36-37; Banks, pp. 83-85.

A quiet meeting; headed out: AA, July 6; Blundell quoted in Miller, p. 87; Harde man.

Shortfall in San Antonio: The three precincts cited are Numbers 16, 15, and 20. Only about 100: Author's analysis of results in the city's twenty-two “Mexican boxes, ” taken from the “Record of Elec tion Returns, General Elections, Nov., 1936-July, 1946, ” Archives, Bexar County Clerk, and from “List of Poil Taxes, Precincts Nos. 1-85, 1941, P. E. Dickson, Assessor and Collector of Taxes, Bexar County, Texas, March 27, 1942, ” and from a second volume for precincts 86-195, also found in the Bexar County Clerk's office, San Antonio. Reason for the shortfall: Quill, Hardeman; Bushick to Johnson, Sept. 25, “1941 Campaign Correspondence, ” Box 11, JHP. Not keeping men on the scene: Connally, quoted in Banks, pp. 84-85. “Barring”: Robert Johnson, quoted in AA, June 30.

Scene in the Driskill suite; the last phone call: AA, July 6. “Well, that don't”: Lawson. “Drawn anxious”: A A-S, July 6. Connally still sending: For example, Con nally to Heine, Box 17, JHP. Wirtz's back porch: Mrs. Johnson's home movies.

East Texas developments—Shelby County: AA, July 7; Mrs. J. L. Walker to Johnson, July 1, Box 18, JHP. Newton County: AA, July 8. Other East Texas counties: DMN, July 1 and 2; AA, July 8. “Fm listening”: Allred quoted by Keach in Dugger, p. 234.

Johnson telephoned Parr: SH J; Shelton; others. 226 from Austin: AA, July 1. He couldn't get enough: Young; Hardeman;班克斯（Banks）在p. 85引用康纳利的话，说得州南部县市已经“把他们的全部结果返给了选举办公室，人人都知道那里的准确票数了……周一还有十二到十五个东得州县市不断把结果上报……而我们就无助地坐在那里”。 Holding back key counties, including Trinity: DMN, July 2.事实上，特里尼蒂是得州二百五十四个县中最后一个上报最终数据的。

Losing the lead on Monday and Tuesday: DMN, AA-S, CCC-T, June 30, July 1-7. “Well, that's looking fine”: AA, July 1. “It's gone”: Jenkins. “He stole”: Quill. Rage: Long. Scene in suite: Home movies. Connally weeping: Stehling. Final count: 最后曼总得票是十四万零八百零七；戴斯是八万零六百五十三，其他二十五名候选人总共得到四千五百五十票。

35．“我想见林登”

资料来源

文件和文章：

本章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就是“沃纳档案”（见资料来源说明，WF）。档案中包含了E.C.沃纳（E.C. Werner）的“S.I.-19267-F案件和相关公司编年史”（以下简称Chron.History）；一九四三年他每天的工作日记，记录了自己的行动，偶尔还提到了一些行动结果（Diary）；还有他的总结，亲自标了总共九十三页的页码，里面写到了他进行的采访，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和别的探员一起，以及调查中的重点（Interview Summaries）；还有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他给财政部副部长埃尔默•L.艾里（Elmer L. Irey）上交的总结报告（Werner to Irey）。

A memorandum from James Rowe to Grace Tully, November 20, 1942 (PSF 148, Roosevelt Papers), details the maneuverings involved.

Also, three columns,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by Drew Pearson on the subject, which ran in the Nashville Tennessean on March 26, 27, and 28, 1956.

采访：

George Brown, Edward Clark, James H. Rowe, Wilton Woods.

注释：

“I know”: Roosevelt to Maverick, Jr., June 4, 1941, quoted in Henderson, Maury Maverick, p. 231. Never found out: Corcoran, Brown, McFarlane. “Keep him”: McFarlane to Roosevelt, July 29, 1939, OF-300-Texas (Box 70), Roosevelt Papers. For nothing: McFarlane.事实上，根据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他写给罗斯福的一封信，失败以后，他甚至没法进去见罗斯福(OF-300, Roose velt Papers). Job only through Rayburn: DMN, July 18, 1939.

Two-paragraph note: Johnson to Roose velt, July 21, 1941. “Had a visit”: Johnson to Honeyman, July 30, 1941, JHP, Box 8. Young Democrats; Rowe put the sugges tion in writing: Rowe to Roosevelt, July 17, 1941, PSF 184, Roosevelt Papers. “Sit on the boxes”: Rowe, quoted in Miller, Lyndon, p. 88.

IRS became suspicious: Chron. History, pp. 1-3. Brown & Root had been advised: “Testimony of Thomas G. Shelton, Jr.,” p. 71. Interview Summary. “Big trouble”; “hired Wirtz”: Clark, Brown.

Developing a strategy: G. Brown to Johnson, Oct. 5, 13, 1942, Johnson to Brown, Oct. 10, 1942, Box 12, LBJA, SN.

Rowe's feelings: Rowe. “I sent”; “So far” : Rowe memo to Tully. Johnson went to Helvering: Rowe. Attempt foundered on Morgenthau: 罗在采访和给塔利的备忘录中，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摩根索的诚信。他在备忘录中说：“直率地说，摩根索这个人没有任何政治头脑。”

“The Browns were worried”; Johnson “was in trouble”: Rowe. Wirtz and Brown to Washington: Brown to Johnson, Oct. 5, 13, 1942, Box 12, LBJA SN. Talking on the Street: Rowe.那栋别墅现在已经是土耳其大使馆了，地址是华盛顿麻省大道2304号。“Just the two of us”: Rowe. “Helvering has indicated”: Rowe memo to Tully. “Then I”: Rowe.

Agents had been ordered to stop working: Oct. 28, 29, Nov. 24, 1942, Chron. History. Werner was told: Dec. 17, 1942, Chron. History. “Had me explain”; was to continue”: Jan. 13, 14, 1943, Diary, and summary, p. 5, Chron.History. Confer ence in Dallas: Chron. History, p. 5 and subsequent entries, and Diary entries. “Bonuses”: Werner to Irey. Horne told the agents: Interview Summaries, p. 14. “Sufficient evidence”: Werner to Irey. $24,000; $2, 500 check; “is believed”: ibid., p. 142.

Victoria Gravel: “Testimony of Joe Orville Corwin, Jr.,” p. 24, “Testimony of Randolph Thomas Mills,” pp. 46, 49, “Victoria Gravel Co. Payments,” p. 3, “Gravel Royalty Checks,” p. 6, Interview Summaries; Chron. History, pp. 2, 3, 8. Monteith and Baring: “Baring Testimony,” p. 93; “Testimony of Mills,” pp. 50, 51; “Testimony of Robert Thomas,” p. 76, Interview Summaries; Werner to Irey, pp. 2, 3. Corwin mailing currency: “Testi mony of Joe Orville Corwin, Jr.,” p.24, Interview Summaries; Werner to Irey, pp. 2, 3. “Petty cash” fund: “Testimony of Robert Horne,” p. 14; “Testimony of Francis O'Connor,” p. 53; “Testimony of W. A. Woolsey,” p. 845; “Testimony of James Murphy Dellinger,” p. 25, Inter view Summaries; Werner to Irey, p. 4.

Johnson's deniai to Pearson: Pearson,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March 27, 1956. Finding the checks: Nov. 19, 1943, Diary. Corwin interview: “Testi mony of Joe Orville Corwin, Jr., ” p. 24, Interview Summaries; Dec. 15, 1943, Diary. A “circuitous route”; “false testi mony”: Werner to Irey, p. 3- Mills'bonus: “Testimony of Randolph Thomas Mills, ” pp. 46-51, Interview Summaries. Werner had a facsimile: Werner to Irey, p. 3.

$100,000 check: Dec. 16, 1943, Diary. Durst's statement: “Testimony of L.H. Durst,” pp. 38-41, Interview Summaries. IRS less convinced: 在写给艾里的信中，沃纳（Werner）说两千美元就包含在“应该用作参议员竞选的奖金”里。Woolsey interview: “Testimony of W. A. Woolsey, p. 845,” Interview Summaries.

Duke's statement: “J. T. Duke,” p. 33, and “Testimony of J. T. Duke,” p.37, In terview Summaries. “Some radio time”: “Testimony of Frederick Timothy Bolin,” p. 20, Interview Summaries. $1, 870, $1, 150 : Werner to Irey, p. 4. “Insofar as I know”: “Testimony of George Rufus Brown” p. 22, Interview Summaries. “Be lieved paid”: Werner to Irey, p. 3. “Admittedly paid”: Werner to Irey, p. 3.

“An important matter”; “off record”: Wirtz to Roosevelt, Wirtz to Watson, Nov. 1, 1943, Wirtz to Watson, Nov. 6, 1943, ail PPF 7562, Roosevelt Papers.

“Like any other case”; “it appeared fraud was present”: Chron. History, p. 9. “Open for further discussion”; Wirtz to Watson, Dec. 30, 1943, PPF 7562, Roose velt Papers.

Began trying to fînd out: Chron. His tory, p. 9. “Told me nothing”: Dec.15, 1943, Diary. “Couldn't recall”: Dec. 16, 1943, Diary. Woods interview: Woods; Woods letter to author, May 18, 1982. $1,000: “Testimony of D. Young,”p. 92, Interview Summaries. $7, 500: “Testimony of Wilton George Woods,” p. 83; “Wilton Woods,” p. 19; “Testimony of James Murphy Dellinger,” p. 25, Interview Sum maries.伍兹告诉笔者，实际上这笔钱和那趟出差有关。他说一九四〇年十月，他带着那笔钱去华盛顿，在约翰逊的蒙西大厦办公室给了赫伯特•亨德森，作为民主党竞选活动的开支。

$1, 649, 916: In Chron. History, p. 13.以笔者能找到的文件，无法确定布朗&路特把1,099, 944美元中的多少给了约翰逊。Echoed by Werner: 沃纳在Chron. History, p. 9中非常直白地写道：“我发现（布朗&路特）捐了钱，把这笔开支归入公司的正常开支。”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沃纳在呈交给艾里的报告中写道，大概有十五万零八百美元的奖金，“有充足证据显示其发放是一种诈骗手段” 。

Werner working in Austin: Dec. 27, 1943, Diary. Wirtz asks for appointment: Wirtz to Watson, Dec. 27; Watson to Wirtz, Dec. 30, 1943, PPF 7562, Roose velt Papers. Woods interview: “Testimony of Wilton George Woods,”p. 83, Inter view Summaries. “Not a ‘Sunday SchooP proposition”: “LD” to Watson, Jan. 11, 1944, PPF 6149, Roosevelt Papers.

Johnson and Wirtz see Roosevelt: White House Usher's Diary, Jan. 13, 1944. Irey telephones Texas: Chron. History, p. 10中写道，艾里告诉库纳尔：“国会议员林登•约翰逊和现任布朗&路特法律顾问的前得州参议员阿尔文•维尔茨去见了美国总统，商讨了关于布朗&路特所得税的事务。维尔茨和约翰逊面见总统之后，艾里先生要求他们提供布朗&路特对林登•约翰逊一九四一年参议员竞选资助状况的详细信息。” “Sufficient evidence”: Werner to Irey. A new agent: Chron. History, p. 10. “Not quite enough”: On Jan.17, Werner States in Chron. History, p. 11,沃纳和其他三个一直在做相关调查的探员和新探员见了面，“给他讲了目前的情况和背景……阐明了这案子中的诈骗疑点。”“没有足够的证据”这句话是在一月二十日说的。“He would recommend”; “no reason”: Chron. History, p. 11.

“Now on hand”: Chron. History, p. 12. Only scratched: WF, passim. Werner asked; ordered to drop the case: Chron. History, pp. 12, 13.

Final report: Chron. History, p. 13. Scaled down: Pearson,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March 28, 1956.

36．“议长先生”

资料来源：

见十八章和三十章资料来源。Also interviews with Ramsey Clark, Thomas G.Corcoran, H. G. Dulaney, John Holton, Walter Jenkins, Gerald Mann, Dale Miller, Frank C. Oltorf, Ralph Yarborough.

注释：

Effusive letter: Johnson to Rayburn, Nov. 14, 1940, Series II, Roll 1, Rayburn Papers. “Like a father”: Dorough, p. 306. Among those who remember the phrase: Hardeman, Young. Entree withdrawn: Hardeman, Bolling, Harding.德施乐跟很多人讲过约翰逊在楼梯间的失态，哈德曼是其中之一。

Rayburn dissuading Patman but declining to make statement: Poage to Johnson, April 28, 1941, Box 7, JHP. “You or Senator”: Johnson to Connally, May 28, 1941, Box 17, JHP. Awaited only Mr. Sam's word: “One man said Sam R.could swing the tide in North Texas if he would,”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里奇韦给约翰逊写信称“有个人说，山姆•雷伯恩一出手，北德州的风向就会变”。Box 15, JHP. Judge Loy: Bellows to Connally, May 27, 1941, Box 13, JHP. “We tried”: Connally to Bellows, June 3, 1941, Box 13, JHP. “If you don't speak”: Marsh to Rayburn, June 15, 1941, Box 17, JHP. And see also Frank Balwin, editor of Waco News Tribune, to Poage, June 16, 1941, Box 13, JHP. 7,000 of 31,000: DM N, July 15, 1941.奥丹尼尔和曼都以比较明显的优势打败了约翰逊。W.李•奥丹尼尔（W. Lee O'Daniel）在p. 489引用麦凯的话，他说：“山姆•雷伯恩似乎在他的选区没有施加应有的影响力，至少在选择美国参议员这件事上没有，这也许是约翰逊落败的一个因素……应该指出，在雷伯恩的故乡范宁县，奥丹尼尔的选票超过了雷伯恩背书的约翰逊；而在全州的总得票上，这个领先数字非常接近。”

“I was very fond”: Mann. Rayburn's attempts to get Mann a meeting with Roosevelt: Rayburn to Watson, Sept. 2, 1941, Watson to Rayburn, Sept. 3, 1941; unsigned to Watson, Sept. 11, 1941―all PPF 474, Roosevelt Papers. December 7: Mann.

“If the day”: DMN, AA, AS, June 17-27, 1941. Johnson's naval service: 将在第二部中详述。None for more than a year: 他们最后的友好交流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Johnson to Rayburn, Nov. 14, 1939, and Rayburn to Johnson, Nov. 18, 1939 and Dec. 4, 1939, Box 52, LBJA CF).一九四〇年五月六日，约翰逊给雷伯恩写了一封措辞友好的信；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雷伯恩写了封冷冰冰的回信(Series II, Roll 1, Rayburn Papers)。那天之后，约翰逊三次致信雷伯恩，两次都提到他在一九四〇年国竞委的工作，还有一次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雷伯恩没有回信。所以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以后，雷伯恩就没给约翰逊写过信了。 “You must carry a burden”: Johnson to Rayburn, “Thursday night,”Box 52, LBJA CF. Rayburn kept letter in billfold: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日，山姆•雷伯恩图书馆馆长H.G.杜拉尼（H. G. Dulaney）给约翰逊写信说：“议长想把这封信放在图书馆里，如果您能告诉我写于什么时候，那真是不胜感激。您应该能注意到，他把这封信随身携带已经有段时间了。”LBJL的档案管理员朱厄妮塔•罗伯茨（Juanita Roberts）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时日致信约翰逊，说这封信是写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并告诉他：“我听说议长把您的信放在皮夹子里随身携带了好长时间，后来又放进了他的抽屉，和母亲的来信放在一起。” (all in Box 52, LBJA CF); Dulaney.

Union Station scene: Mrs. Johnson. Helping the young wives: Mrs. Johnson, Mrs. Rowe, Rowe.

“That blamed television set”: Steinberg, Sam Raybum, p. 297. Rayhur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Johnsons; “He was the best of us”: Mrs. Johnson. “We wish”: Mrs. Johnson to Rayburn, March 20, 1943. “Your friendship”: Rayburn to Mrs. John son, Sept. 25, 1950. “Go call her”: Stein berg, Sam Rayburn, p. 197. “We are”: Johnson to Lucinda Rayburn, Jan. 16, 1947. Birthday parties: Miller.

“You've got to”: Douglas, p. 313. “Knee breeches”: Johnson to Rayburn, March 4, 1957, Box 52, LBJA CF. “I’m going”: Rayburn's speech, not the prepared text, but the Verbatim version, in Box 52, LBJA CF. Tears: Yarborough.

Before his mother: Steinberg, Sam Ray burn, p. 218. Boxes of candy: Johnson to Lucinda Rayburn, Jan. 16, 1947, Box 52, LBJA CF. “For some reason”: Mrs. John son.同样的箱子中能够看到约翰逊对雷伯恩一贯的尊敬礼貌，有些信件中写道：“我这一生最鼓舞人心的经历，就是您的友谊和指导。”（一九五五年一月六日）“多年来，您给予我睿智的建议指导和友谊，我真是无以为报。”（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olling, Hardeman, Harding, Holton, Ramsey Clark, Rayden, Jenkins, Izac. “It was never”: Oltorf. “There was never”: Hardeman. “Kowtowed”: Jenkins. “Kiss his ass”: Rowe.科科伦也很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点。Scene at Rayburn Library dedication: 威廉•米勒（Wil liam Miller）在Fishbait , p. 232中去掉了约翰逊的一些脏话，引用说：“妈的，你跟他说我去不了。还有，我不喜欢你在我的家乡对我呼来喝去的。在华盛顿我不介意，但得州是我的家乡，你跑到这儿来对我颐指气使，我受不了。”但米勒回到华盛顿之后，跟包括哈德曼在内的很多人说了“拍马屁”的话。沃尔特•詹金斯说，“我没听说过，但我知道他到某个时刻觉得应该为自己而活，不要围着雷伯恩先生团团转”，而且他“很不喜欢”继续被雷伯恩先生支使。詹金斯还说：“不管雷伯恩先生想干什么，他都会费尽心思地去办。要是这也是他想要的，就一定会办到。他通常会找别人帮忙，会有计划有策略地去办。”

Rayburn and cancer: Dorough, pp. 34-42; Steinberg, Sam Rayburn, pp.241-247. Kennedy reaching Johnson: Steinberg, p. 344. Last letters: In Box 52, LBJA CF. “Washington was such a lonely city”: Dorough, p. 35.

37．“最佳罗斯福代言人”

约翰逊的情感变化在与以下诸人的采访中都有提及: George Brown, Edward A. Clark, Thomas Cor coran, Louis Easley, D. B. Hardeman, Dale Miller, and Harold Young.

注释：

Patman's attempt: Memorandum for General Watson, Oct. 1, 1941, PPF 3982, Roosevelt Papers. Dies Cominittee vote: House Resolution 65, Feb. 10, 1943. “You mean”: Young. “Reached the conclusion”; “kicks the New Deal”: Marsh quoted in Wallace OH, p. 2002. Editing out: Cor coran, Young. Speech: Portland Oregonian, Dec. 8, 1942.

“He gave”: Miller. “He was for”: Brown. White's article: NYT, April 13, 1945. “Honey, we've got Truman”: Nichols OH II. Easley's articles: AA, April 23, 1947. Circumstances related by Easley in interview. A liberal reporter: Sherrill in The Accidentai President, p. 109. “More guts than brains”: Steinberg, p. 237. In private: Brown, Clark, Young. 1948 campaign: 第二部会有详细叙述。

•索引•

Index

Adams, Horatio H. (“Rasch”)

agrarian revoit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AAA)

crop-reduction payments

and LBJ,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 county agents

and Range Conservation program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griculture, see cattle-raising; cotton; farmers; farming; farm produce; Hill Country of Texas

Aiken, Paul

Alamo Purchase Bill

Allen, Robert S.：

on LBJ

and Pearson, Drew:

on Democratie Nat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on Garner

on LBJ: as Democrats' hero (1940); as FDR's protege

Allred, James V.

and congressional election (1937)

fails to enter 1941 senatorial race
at (Sam Ealy) Johnson, Jr.'s funeral

Alsop, Joseph:

and Catledge, T.: The 168 Days:

on Corcoran

on Garner

on FDR

and Kintner, R.：

on FDR: and Garner; and LBJ's senatorial race (1941)

ambition:

of (Herman) Brown

as Bunton trait

of (Lady Bird) Johnson

of LBJ, see LBJ: ambition(s) of

of LBJ's subordinates

of (Sam Ealy) Johnson, Jr.

of Rayburn

Anderson, P. L.

Appleby, Paul
appliances, electrical

lighting, lamps

pump

refrigerator

washing machine

Arnold, Frank, 191 and n.

Arnold, Helen Hofheinz, 191 and n.

Arnold, Laurence F.

Austin, Tex.：

FHA grant to (Dec. 1937)

Indian threat to (i9th century)

LBJ buys land in (1939)

political support for LBJ in (1937)

population (1850), postmastership

Public Housing Authority:

compromise on, between LBJ and H.Brown

and FHA grant (1937)

LBJ proposes creation of (1937)

PWA projects in

Tom Miller Dam

Austin American-Statesman , and n. on Democratie Convention (1940), and LBJ: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poils

congressional election (1938)

on Roosevelt-Garner battle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on (Roy) Miller

Austin American-Statesman (cont'd .)

o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exas (1940)

see also Marsh, Charles E.

automobiles, LBJ and, see LBJ: and automobiles

Avery, C. N.,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 (1937)

Bailey, Joseph Weldon:

LBJ and

(Sam Ealy) Johnson, Jr., and

Rayburn and

Baines, George Washington (LBJ's great-grandfather)

Baines, Joseph Wilson (LBJ's grandfather)：

career

and daughter (Rebekah)

financial ruin, death

in Texas Legislature

Baines, Rebekah, see Johnson, Rebekah Baines

Baines, Ruth Ament Huffman (LBJ's grandmother)：

and LBJ

visits Johnsons

banks:

closings (1933)

and farmers

see also farm mortgages

Rayburn and

and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regulation of

FDR and

Baptists

Bardwell, Malcolm

Barkley, Alben

Barnes, James M.

Barnwell, Milton

Basso, Hamilton

Bauer, Lenhardt E.

Beaman, Middleton

Bean, Joseph C.

beer and liquor interests in Texas: and Senate election results (1941), passim

Beiter, Alfred F.

Benner, August, Berry, Joe

Berry, L. D.

Birdwell, Sherman:

and 1RS investigation (1943)

and LBJ

as congressional aide to LBJ (1937)

at NY A

on LBJ's appendicitis (Apr. 1937)

blacks (Negroes)：

(Herman) Brown on

and LBJ:

colleges and schools, n.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 (1937), 407 and n .

Blalock, Myron

Blanco County, Tex.：

formation of (1858)

last Indian raid on (1875)

political campaigns in: (1930), (1932), (1937)

see also Hill Country of Texas; Johnson City, Tex.

Blanton, Thomas

Blue Sky Law (1923)

Blundell, James

“Board of Education,”

Boehringer, Eugenia (“Gene”)

Boland, Patrick J.

Bolin, L. T.

Bolling, Richard

Bolton, Paul, 590 Brandeis, Louis D.

bread lines and soup kitchens

Bright, John Harvey, Brogdon, Mary C.

Brooks, Thomas R.

Brown, George R.

and Corpus Christi Naval Air Station

and 1RS investigation (1942-44) of Brown & Root finances, and n.

and LBJ

on LBJ:

ambition to be President

and (Herman) Brown, passim

leadership style of

and (Charles) Marsh

on Marshall Ford Dam

see also Brown & Root, Inc.

Brown, Herman

ambition of

and Austin Public Housing Authority

financial support for LBJ

for congressional campaigns: (1938); (1940)

for FDR's presidential campaign (1939-40): national; in Texas, 592 and n .

for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1RS investigation of(1942-44)

and Gamer

on (Alice) Glass

influence of, in federal government

and 1RS investigation (1942-44) of Brown & Root finances

and LBJ

financial aspects

see also Brown H.: financial support of LBJ

and Marshall Ford Dam

“high dam” proposai, passim

and naval contracts

oil interests of

see also Brown & Root, Inc.

Brown, Margaret Root

Brown, Russell M.：

on (Lady Bird) Johnson

on LBJ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Brown & Root, Inc.

constructs electric lines for PEC project

contributions to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1940)

and Corpus Christi Naval Air Station

financial support for LBJ

LBJ's diligence on behalf of, passim

and Marshall Ford Dam

and San Juan Air Base project

its subcontractors contribute to LBJ 1941 campaign

see also Brown, George; Brown, Herman

Brownlee, Houghton: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Brown Shipbuilding

Bryan, William Jennings

Buchanan, James P. (“Buck”)

congressional primary victory (1936), n .

death of (Feb. 1937)

aftermath

and Hamilton [later: Buchanan] Dam

and Marshall Ford Dam, passim

and RE A loan policy

wife as possible successor

Buchanan (James P.) Dam [earlier : Hamilton Dam]

budget, federal:

Garner wants balanced

Hoover tries to balance

FDR and

budget, Texas', Bunger, Howard P.

Bunton, Desha (LBJ's great-uncle)

Bunton, Eliza, see Johnson, Eliza Bunton

Bunton, John Wheeler

ambition of

plantation of, Rancho Rambouillet

seulement in Texas

Bunton, Lucius (LBJ's great-uncle)

Bunton, Robert Holmes (LBJ's great-grandfather)：

as cattle driver

in retirement

settles in Texas (1858)

Bunton family strain

idealism

interest in ideas, abstractions

in LBJ

in (Sam Ealy) Johnson, Jr.

and Johnson strain, personality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ity and reaîism

pride

Bureau of Reclamation: and Marshall Ford Dam
bureaucracy, federal:

of AAA

agencies and programs of federal government, see New Deal: agencies and programs

LBJ and, passim

see also U.S. Congress: workings of

Burleson, Albert Sidney:

and LBJ's congressional campaign

LBJ's memorial tribute to

Burnet, Will: and LBJ,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Burns, James MacGregor
business, regulation of:

banks

Public Utilities Holding Company Act (Wheeler-Rayburn, 1935)

railroads

Securities Act (Fletcher-Rayburn, 1933)

business, regulation of (cont'd .)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Fletcher-Rayburn, 1934)

in Texas

Utilities Holding Company Act (Rayburn-Fletcher, 1935)

businessmen:

and LBJ:

his assistance to,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1937); (1938)

and New Deal

political campaign contributions of

Rayburn and

Byron, William D.

California, LBJ trip
campaign financing, see money and politics
campaigns, political, see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Campbell, Tom

Carpenter, John W.

Carter, Amon G.

Carter, Amon, Jr.

Casparis, Louise

Catledge, Turner (and Alsop, J.): The 168 Days :

on Corcoran

on Gamer

on FDR

cattle-raising

as business

and cattle-buying houses

of (Sam and Tom) Johnson

New Deal program for

and soil erosion

Chapman, Mabel, see Ross, Mabel Chapman
child labor:

in cotton fields

in Depression

(Welly) Hopkins on

on roads

Christadelphians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CCC)：

camps in Texas' 14Ü1 District

LBJ proposes bill to merge with NYA (i94i)

FDR's pride in

Clark, Edward A.

on (Herman) Brown

and LBJ

on Brown & Root

on 1RS investigation (1942-44) of

Brown & Root finances

and LBJ

on LBJ:

and (Herman) Brown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s NYA director

and FDR's presidential campaign (1940)

on Wirtz

Clark, Ramsey

Clemens, Elizabeth Roper (LBJ's cousin)

Cohen, Benjamin V.：

drafts New Deal legislation:

Public Utilities Bill

REA Bill

Truth-in-Securities Bill

and LBJ

on LBJ and rural electrification

as New Deal strategist

and Rayburn

Cole, Sterling

Coleman, James P.

College Star (student newspaper)：

on LBJ

LBJ as editor and writer

selection of editor (May 1930)

Comanche Indians, in Texas

attack on Johnson home (1869)

raids in 1872

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
communications in rural areas:

newspapers

radio

telephone

Communism

Congress, see U.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

LBJ's use of, as Congressman n .

record of LBJ's participation in House debates, 549 and n .

Connally, John B.：

as LBJ congressional aide

with LBJ on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and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Connally, Tom
conservatism:

of Garner

of Hopkins

of LBJ

in Congress

in Texas

of Kleberg

of Miller

of Texas campaign contributors

Texas Regulars

see also Republican Party

Constitution, see U.S. Constitution
construction contracts, federal:

LBJ and

see also Brown & Root, Inc.; dams

Cooke, Morris

Coolidge, Calvin

Cooner, James M. passim
cooperatives:

farmers', for RE A loans

of Farmers Alliance

Corcoran, Thomas G. (“Tommy the Cork”)

and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40)

financing

defects from New Deal and FDR

on Garner and FDR

and LBJ

on LBJ's political aptitude and tactics

and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financing

and Marshall Ford Dam

and Rayburn

on Rayburn's skill with people

and REA:

drafts legislation (1936)

gets project for LBJ's benefit (April 1941)

on White House staff

Coronado, Thomas

Corpus Christi, Tex.：

and Depression

schools closed

and New Deal programs

Corpus Christi Caller :

on farm programs

on Naval Air Station

Corpus Christi Naval Air Station:

appropriations increased for

Brown & Root get contract for (1940)

early proposais for

LBJ and

Corrupt Practices Act

Corwin, J. O.

cotton:

in Hill Country

labor of growing, picking

picked by:

children

white men, in Depression

plow-up payments program

at Rancho Rambouillet

Rayburn's childhood labor on

Cotulla, Tex.：

description

LBJ teaches in (1928-29)

county agents

and Range Conservation program

Cox, Ava Johnson (LBJ's cousin)：

and LBJ

recollections of:

Bunton eye

LBJ: and attitudes of others toward family; college career;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in fight (Feb. 1927); need for attention; physical appearance; as road hand; and siblings; and spankings; as swaggering

(Rebekah) Johnson

(Sam Ealy) Johnson, Jr.

Johnson household

washdays in Hill Country

Cox, Curtis

Cox, Mary

Cox, Ohlen

Cox, William (“Corky”)

Coxey, Jacob S.

Crawford, Kenneth G.

credibility, LBJ's:

about California trip (1924-25)

as child

in college

as Congressman

refusai to take firm stand

see also LBJ: character ...: secrecy

Crider, Ben

Crider, Cynthia

Crider, Walter

Crofts, Joe
crop lien

Cummings, Homer
currency, control and reform of

and FDR

dams

Denison

fees from, scrutinized

Hamilton [later : Buchanan]

Inks (Roy) n .

Marshall Ford, see Marshall Ford Dam

Miller (Tom), Austin, Tex.

dams (cont'd .)

Muscle Shoals, Ala.

see also electricity; hydro-electric

power;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Daniels, Jonathan

Daniels, Josephus

Davis, A. L.

Davis, Carol:

and LBJ

marries

Davis, Ethel

Davis, Thomas H.

Deadrich, Kate

Deason, Willard (Bill)：

on LBJ:

in college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LBJ gets Federal Land Bank job for

with/on LBJ's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with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staff(1941)

on (Sam Ealy) Johnson, Jr.

with NYA in Texas

recollections of

and White Stars

on Wirtz

debating and debate teams:

LBJ and, at San Marcos

LBJ vs. Shelton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of Little Congress

at Sam Houston High School

Dellinger, J. M.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contributions to:

from (Herman) Brown and Brown & Root

from (Charles) Marsh

from Texas oil men

and Democratie National Committee, and n.

history of

LBJ and:

appointment to Committee, 618 and n .

appreciation of his efforts

arranges endorsements, speakers

disburses campaign funds

provides information, entree

raises funds

role analyzed

staffs and organizes office

takes credit for campaign contributions

voting analyses developed

Democratie National Committee:

and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608 and n.

Flynn becomes chairman (1940)

and “new” oil money

Democratie National Convention:

1928, Houston

1940, Chicago:

campaign funding discussed at

and Hatch Act

LBJ at

strategy for

Democratie Party:

campaign spending, compared to Republicans'

liberal-conservative split in

and Populists

primaries (1940)

California (May)

Illinois (April)

Texas, passim

Rayburn's faith in

strength in Congress, compared to Republicans':

(1918-30)

(1931)

(1936-40)

(1940)

Depression, the:

bread Unes and soup kitchens

in Corpus Christi

and farmers

Hoover and

and jobs

on campus

federal; see also

patronage jobs

state

for youth; see also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NYA)

Kleberg on causes of

public works

relief, public, passim

FDR and, see New Deal;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and schools

transients/hoboes

see also New Deal

Dies, Martin, Jr.

in senatorial race (1941) vs . LBJ

Dodge Hotel, Washington, D.C.：

bull sessions at

as residence for congressional aides

Dollahite, John

Donaho, W. T.

Douglas, Helen Gahagan: on LBJ in Congress

Douglas, William O. (Bill)：

and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financing

and Marshall Ford Dam

and other New Deal young lieutenants

with SEC

Drewry, Patrick Henry
drinking, rural attitudes toward

see also Prohibition

Driscoll, Clara
drought, in Hill Country

(1872)

(1888)

(1919 and 1920)

(1924 and 1925)

(1934, 1936, 1937)

Duke, J. T.

Dulles, John Foster

Durr, Virginia

Early, Stephen T. (Steve)

Easley, Lewis T. (“Tex”)

Edmondson, Frances Haskell
education and schools:

in Depression

Freshman College Centers

NYA student-aid program

Resident Training Centers

in Hill Country

in Johnson City

“literary society” of Rebekah Johnson

of LBJ, see LBJ: education of

LBJ's attitudes toward

Edwards, Bob

Edwards Plateau, Tex., see Hill Country of Texas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1894)

(1896)

(1898)

1904, Texa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906, Texa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937, see LBJ: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1937 (congressional)

1939，presidential primaries

1940，congressional

1940，presidential

1941，see LBJ: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1941 (senatorial)

financing of

see also Brown, Herman: financial support for LBJ;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LBJ: fund-raising and disbursing

methods:

addressing public, speeches, passim

advertising

billboards

corrupt (vote-buying and changing)

on Election Day

letter-writing

one-to-one appeals

pamphlets, circulars, mailings

publicity

radio

rallies and barbecues

speakers and endorsements

threats

see also LBJ: campaign tactics, strategy and techniques; LBJ: political tactics and strategy; money and politics

poils, public-opinion:

Belden

in LBJ's congressional campaign

in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 (1940)

electricity in rural areas:

appliances, see appliances, electrical

economie issues

and farmers' cooperatives

farmers' fear of

and farming

electricity in rural areas (cont'd .)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see also 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 (REA)

and housework

hydro-electric:

and Hamilton/Buchanan Dam

and Marshall Ford Dam

and Muscle Shoals Dam

FDR and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

and utilities

LBJ and, passim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nd leisure/amusements

lines installed in Hill Country (1938-39)

regulation of

and utilities

see also 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 (REA)

Elliott, William P. and Mary

Ellis, Clyde

Emergency Relief Appropriation Act (1933)

entrée, in Washington: LBJ's mastery of

for businessmen

through Little Congress Speakership

entrée, at White House, LBJ's

rarity of audiences with FDR, early in congressional career

Epley, Margaret

Evans, Cecil Eugene (“Prexy”)：

and Freshman College Centers of NYA

and LBJ

Family Album

Farley, James A.：

and LBJ

and (Roy) Miller

as potential presidential candidate

resigns as chairman of Democratie National Committee (1940)

on FDR and Gamer

Farm Board

Farm Credit Administration
farmers, ranchers:

aaaaaaaaa

economie condition of

and banks

money/cash

purchasing power

relief, public

and electricity:

cooperatives to get REA loans

fear of

uses of

first Texas settlers

and government

in Depression

FDR's measures

grievances of

Johnson family as

and railroads

revoit of

and tariffs

see also farming, ranching, in Hill Country; farm mortgages; farm produce; People's Party; rural life

Farmers Alliance:

cooperatives

founding of

lecturers

in Texas

see also People's Party

farming, ranching, in Hill Country:

cotton

decline of

economie plight of

see also farm mortgages; farm produce: prices 、

and electricity

overproduction

and rainfall

see also rural life

farm mortgages

foreclosures on

refinancing of

LBJ's plan for 14th District farmers

farm produce:

prices

in Depression

parity legislation (1941), and LBJ

transportation to market:

by railroad

by road; LBJ's commitment to issue

by ship

Farm Relief Act (1933)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FSA)：emergency loans to Hill Country farmers (Dec. 1938)

Fawcett, Truman

Fawcett, Wilma

Federal Corrupt Practices Act

Federal Farm Board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grant to Austin Housing Authority(1938)

Federal Land Bank:

and farm mortgages

for Texas' 14th District

patronage jobs at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creation of

Fehrenbach, T. R.: on Texas frontier life, 18 and n .

Fentress, E. S.

Ferguson, Thomas C.

fires, prairie

Fisher, O. C.

Fletcher, Duncan U.

Fletcher-Rayburn Act (1933)

Fletcher-Rayburn Act (1934)

floods, in Hill Country, control of

FSA emergency loans for (Dec. 1938) ; see also dams

Flynn, Edward J.：

becomes chairman of Democratie National Committee

and LBJ

LBJ's appreciation letter to

Foreman, Clark

Forrestal, James V.

Fortas, Abe:

and LBJ

and LBJ, as young Congressman

and Marshall Ford Dam

as New Deal young lieutenant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

on LBJ:

in Garner-FDR battle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poils Texas delegation on Garner

Forum magazine

Fox, Noel P.

Fox, Phil

Frank, Jerome N.

Frazer, Edna

Frazier, Hollis

Fredericksburg, Tex.：

description (1913)

Johnsons buy real estate in

Friant, Julien N.

frontier (Texas)

Frost, Jack
furnishing merchant

Garcia, Daniel

Gardner, Sam

Garner, John Nance (“Cactus Jack”)：

on advancement in Congress

anti-New Deal,.

and (Herman) Brown

congressional career of

drinking habit

elected Speaker of the House (1931)

financial dealings threatened with exposure

and LBJ

and labor

and Maverick

and patronage power

and Rayburn n .

and FDR:

contests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1939-40), passim n .

final Cabinet meeting (Oct. 1940)

final meeting, private (Dec. 1938)

as FDR's man in Texas

Texas campaign for Presidency(1939-40)

effect of Illinois primary on

funding for

Rayburn's maneuvers for

telegrams on, to and from Rayburn

Texas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s resolution on (1939)

and Texas' power in Washington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LBJ's chance to be lobbyist for (1935)

Genthe, Arnold

George, Kate

German-Americans in Texas:

schooling of

unpopularity during World War I

Germany, E. B.

Gideon, Sim, Glass, Alice: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idealism

and LBJ

reaction of others to relationship

and Marsh

physical appearance, style

Glass, Mary Louise:

on (Lady Bird) Johnson

on Marsh and LBJ's 1941 campaign n .

on political campaign funds

on sister (Alice)

Gliddon, Reverdy

Gliddon, Stella

Goldschmidt, Arthur E. (“Tex”)

gold standard

Goode, William: on LBJ as debate

coach, teacher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duty to “the people,”

and farmers

in Depression

FDR's measures

and public-assistance programs

in Depression

and rural electrification

and veterans

see also bureaucracy, federal; U.S.Congress

Grace Dodge Hôtel, see Dodge Hôtel, Washington, D.C.

Graf, Max

Graham, Elmer
grass of Hill Country

Green, Robert Lee

Greene, H. M.

Guinn, Jack

Gunther, John

Halberstam, David

Halcomb, “Hick,”

Hall, Horace

Hamilton (George W.) Dam

Hanna, Mark (“Dollar Mark”)

Harbin, Estelle, passim

Hardeman, D. B.

on Allred and senatorial race (1941)

on LBJ and Rayburn

on/with Gerald Mann'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on political campaigning in Texas

Harding, Kenneth

Harding, Victor Hunt (“Cap”)

Harris, Merton,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vs. LBJ 427

Harzke, Al J.

Hatch Act (1939)

Hatcher, Jessie (LBJ's aunt)

Havenner, Frank

Hayes, Rutherford Birchard

Hays, Capt. Jack

Heard, Alexander: The Costs of Democracy

Helvering, Guy T.

Henderson, Charles (Chuck)

Henderson, Herbert C.：

with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and LBJ

as LBJ speech-writer:

in Congress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t NYA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Henderson, Mary: on NYA and LBJ

Herring, Charles
highways, in Hill Country, see roads, in Hill Country

Hill, Grover

Hill Country of Texas:

banks in

brush and cedar infestation

and Range Conservation program

cattle-raising in, see cattle-raising

description of

economie conditions

education and schools in

effect of New Deal on

farming in, see farming, ranching, in Hill Country

fires in

floods in

control of; and FSA emergency loans

German-Americans in

grass of

as Indian stronghold

isolation of, see isolation, in rural Texas

moral and religions attitudes in

on drink

on thrift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elections in:

(1904)

(1906)

(1930)

(1937)

and railroads

recollections of

roads in, see roads, in Hill Country

seulement of

soil of

as Texas frontier

towns in

water and rainfall in

drought

hauling water

springs emerge after brush-clearing

see also Blanco County, Tex.; electricity; Fredericksburg, Tex.; Johnson City, Tex.; rural life

Hitler, Adolf:

in LBJ self-description

Marsh and Alice Glass on

Mein Kampf

Hobbs, “Uncle John,”

Hobby, William P.

Hoblitzelle, Karl
hoboes and transients

Hoffman, Anna Rosenberg

Hofheinz, Helen, see Arnold, Helen Hofheinz

Hofheinz, Roy

Holding Company Act (1935)

Hollamon, Tom, Sr.

Homeowners Loan Corporation (HOLC)

patronage jobs in

homes, in rural Texas

(Rebekah) Johnson's

Honeyman, Nan Wood: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40)

Hoover, Herbert:

and Depression

and farm legislation

and farm mortgages and prices

and relief, public

and tariff reform

Hopkins, Alice:

on (Alice) Glass

on (Lady Bird) Johnson

on LBJ

Hopkins, Harry L.

and LBJ

and Marshall Ford Dam

Hopkins, Welly K.：

on (C. N.) Avery

at banquet for LBJ and debate team (May 1931)

conservatism of

on LBJ:

ambition to be President

and (WKH's) appointment as Asst.Attorney General

as campaign manager for WKH(1930)

living quarters of, at Dodge Hôtel

as orator

political aptitude and gifts of

his senatorial campaign financing(1941)

proposes Kleberg as ambassador to Mexico

recommends LBJ to Kleberg

and union contributions to congressional campaigns (1940)

on Wirtz

Hornaday, Walter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e U. 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ouston, John M.

Houston, Samuel (Sam): at San Jacinto

Houston, Tex.：

description (1930)

LBJ as teacher and debate coach in (1930-31)

Huffman, Ruth Ament, see Baines, Ruth Ament Huffman

Huffman family

Hull, Cordell

Humble Oil & Refining Company (“the’Umble”)

contributions to LBJ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nd East Texas pool

Wirtz as lobbyist for

Humphrey, William
hunger marches (1932-33)

Hunt, H. L., Hunter, John F.

hydro-electric power:

and Hamilton/Buchanan Dam

and Marshall Ford Dam

and Muscle Shoals Dam

FDR and

for rural areas/Hill Country

see also electricity in rural areas

hydro-electric power (cont'd .)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

and utilities

see also 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 (REA)

Ickes, Harold:

and Buchanan and Marshall Ford dams

and (Amon) Carter, on federal funds

and congressional campaigns (1940)

financing of

and LBJ

on LBJ:

and Garner

and Rayburn

and FDR

on FDR:

Court-packing plan

and Garner

and LBJ

Indians (native Americans) in Texas

Inks (Roy) Dam n .

Insull, Samuel

Internai Revenue Service (1RS)：

investigation (1942-44) of LBJ's 1941 campaign financing

Irey, Elmer L.

isolation, in rural Texas

and ignorance of New Deal programs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political impact of

and power of gossip

on Texas frontier (19th century)

and youth, opportunites of

see also rural life

Izac, Edouard V. M.

Jackson, Henry M. (“Scoop”)

Jamieson, Ed

Janeway, Eliot

Jenkins, Ross

Jenkins, Walter:

as congressional aide to LBJ

on election night (1940)

recruitment of

and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nd LBJ

on LBJ:

colleagues' gratitude to

and Rayburn

Jews, European, helped by Marsh and Glass
jobs, see child labor; Depression, the: and jobs;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patronage jobs; work; youth of America: and Depression: jobs for

Johnson, Alfred (“Boody”)

and LBJ

Johnson, Ava, see Cox, Ava Johnson

Johnson, Cari Wright

Johnson, Claudia Alta Taylor (Lady Bird)：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ambition

loneliness

putting others at ease

self-discipline

shyness

children of

courtship by LBJ

cultural appreciation

early life

as hostess

and LBJ:

courtship

expectations of Lady Bird

marriage

as journalist

at Longlea

nickname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dress

quotes, on:

commuting between Texas and Washington

Cotulla, Tex.

LBJ: his confidence; his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his health; his parents; his role in marriage; and FDR; hi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Rayburn

Wirtz

relationships, to:

Boehringer, Eugenia

LBJ, see Johnson, Claudia ...: and LBJ

Johnson, Rebekah

Johnson, Sam Ealy, Jr.

Rayburn, Sam Taliaferro

Johnson, Eliza Bunton (LBJ's grandmother)

on cattle drives

in Comanche attack (1869)

and LBJ's birth

practicality of

sells carriage to buy farm

Johnson, George Desha (LBJ's uncle)

Johnson, Jesse (LBJ's great-grandfather)

Johnson, John

Johnson, Kitty

Johnson, Lady Bird, see Johnson,

Claudia Alta Taylor (Lady Bird) Johnson, Lucia (LBJ's sister)

Johnson, Lucy, see Price, Lucy Johnson Johnson, Luther A.

Johnson, Lyndon Baines (LBJ)：
ambition (s) of

affair with Alice Glass as counter to

as Congressman

and (his) education

and father's ambition, compared

frustrated,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as motivation for making friends of political enemies

national power desired (not State)

political focus of

to be President

subordinates affected by

to be U.S. Senator

appearance, see LBJ: physical appearance
attitudes, toward:

books and reading

criticism

education and schools

discipline

family's change of fortune

food; see also LBJ: eating habits of

injury, real or imagined

money, see LBJ: and money

and automobiles:

buys his own (1928)

careful checking of

(Carol) Davis'

Deason's, for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defiance of father about

Kleberg's

wild driving, on Washington-Texas trips

birth day
and blacks n ., 407 and n .

campaigns, political, see LBJ: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campaign tactics, strategy and techniques:

contact with individual voters

counter-attack

emphasizes opponent's points

money given to voters

publicity

rallies

speeches

threats

votes: buying of; counting; “multiplying” of

see also LBJ: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LBJ: political tactics and strategy

career:

attempts to become lawyer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see LBJ: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considered for Presidency of Texas A & I

considers lobbying job for G.E.

discouragements and setbacks in

in politics, see LBJ: political career

as teacher, see LBJ: as teacher

see also LBJ: political career

character,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aggressiveness

ambition, see LBJ: ambition(s) of

bragging and exaggeration

as college student, compared to as adult

confidence/assurance and insecurity:

as college student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insecurity; see also LBJ: education of: defensiveness about

as NYA director

as teacher

courage and cowardice

cynicism

discipline

dominance, need to win:

aschild

as college student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as Congressman: in Congress; at parties

energy of:

in college politics

LBJ, character (cont'd .)

in Congress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 (1937)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with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1940)

as Hopkins* campaign manager (1930)

at NYA
and relationship to mother n .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s teacher: at Cotulla; in Houston
flattering and complimenting
flexibility of positions and opinions, see LBJ: refusai to take firm stand
idealism (as perceived)

leadership qualities
need for affection
need for attention, prominence
need for respect
need to win, see LBJ: character ...：dominance
pragmatism, practicality and realism
secrecy: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in Little Congress

as Congressman

about Garner

in (Alice) Glass affair

at San Marcos

self-criticism
sensitivity to criticism
story-telling ability
thoroughness, see LBJ: thoroughness of
viciousness
childhood

running away

in Congress:

and “Board of Education,”

committee assignments; effort at appointment to Appropriations; frustration with seniority System; Naval Affairs

cultivates friends among New Deal“lieutenants,”

demeanor during House debates n .

and electrification in loth District, passim

gets grants from New Deal programs, see New Deal: LBJ and

knows “levers,”

lack of influence as junior Congressman

legislative record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of office

as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New Deal staffs

speeches made n .

and Texas delegatio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see LBJ: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1937 (congressional)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1931-35)：

and agricultural issues

diverts attention, gratitude to self

and Kleberg

leaves Kleberg for NYA (1935)

and mail

and New Deal programs

office routines

and patronage power

and subordinates

passim and superiors

conservatism of

in Congress

in Texas

conversational style

see also LBJ: character ...: storytelling ability

correspondence: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as Congressman

following campaigns and elections: (1937); (1940); (1941)

with (Alice) Glass

with Latimer and Jones

with mother

at NYA

with wife

credibility of:

about California trip (1924-25)

as child

in college

as Congressman

refusai to take firm stand

see also LBJ: character ...: secrecy

cultural appreciation; foreign
with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see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LBJ and
dream/nightmare (of being caged)

eating habits of
education of:

at Albert School

and his ambition

college: in campus politics; decision to attend; early refusai to attend; as escape from physical labor; fear of failure at; at San Marcos (1927-30)

defensiveness about

defiance of parents on

at Johnson City High School

at Junction School

law school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34)

limitations of, perceived by Margaret Brown

mother's teaching

at San Marcos Normal School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of (Welly) Hopkins (1930)

at San Marcos (1929-30)

“stolen,”; in Little Congress; at San Marcos (April 1930)

of (Edgar) Witt

see also LBJ: campaign tactics, strategy and techniques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1937 (congressional)：

age as handicap

analyzed

“barbecues,”

campaign travels, passim

compared to 1941 senatorial campaign

fund-raising and disbursing, poils

rallies; at Austin; at Henly; at San Marcos

speeches; first, at Johnson home; spontaneous

victory: LBJ's response to;

sources of

voting results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1938 (congressional) n .

financial support for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1940：

congressional, nationwide

LBJ's own, congressional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1941 (senatorial)

campaign staff; typists

compared to 1937 campaign

Election Day

financing, n .; amount of money raised and spent; cash used, passim; effect on Mann's campaign; investigation of, by 1RS; money given away to rally audiences; sources of; sources disguised

opponents

physical appearance of LBJ in

poils

publicity

rapport with individual voters

FDR's support in

speeches and rallies

tactics vs. O'Daniel

vote-buying

voting results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1948 (senatorial): position on New Deal
and father:

as adult; and congressional election (1937); at death and funeral of Sam Ealy, Jr.

as child

defiance of; on Calif. trip; on car; on college

imitation of

physical resemblance

political influences

sense of betrayal, humiliation

in fights
and foreign culture: Mexican

LBJ, fund-raising and disbursing: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for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1940)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n . investigated by 1RS (1942-44)

for Texas campaign of FDR (1939-40)

health:

appendicitis (April 1937) and aftermath

exhaustion in 1937 congressional campaign

fear of short life

illness as sign of crisis

pneumonia: (1935); (1940)

rash on fingers

smoking

intellectual capacity and inclinations, and n .

and Johnson City, Tex.：

his desire to escape from

his implied identification with founding family

visits: (1932); (1937)

letters, see LBJ: correspondence
liberalism of

in Congress

and FDR

in Texas

see also New Deal: LBJ and;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LBJ's

political allegiance to

and money:

from (Herman) Brown, see Brown, Herman: financial support for LBJ

as child

in college, financial situation

desire to marry for

his “indifference” to (according to Alice Glass)

Marsh's help with Austin land urchase

in political campaigns, see LBJ: fundraising and disbursing

saves money on aides' salaries

spending habits (personal), in college

tempted by salary of G.E. lobbyist

moods and feelings:

anger at kowtowing to Rayburn

dation in success

fear of losing

loneliness

pride in Sam Houston High School debate team

quietness: as depression; for thinking/planning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nd mother:

as child

correspondence

during college n.

and his education

mistreatment (alleged) of Rebekah by LBJ
name

“Bull,”

“Chief,”

namesakes

Rayburn's usage

naval service in World War II
and New Deal, see New Deal: LBJ and
at NYA, see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NYA)

and oil interests, and n.

contributions to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contributions to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nd peers and colleagues: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see also Little Congress

as Congressman; Texas delegation

at San Marcos

personality, see LBJ: character,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physical appearance:

(1933)

(1935)

attractive to women

as baby

as child; clothing

in college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s Congressman

(Alice) Glass's influence on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s teacher in Houston

as teenager

physical labor:

attempts to escape from: college as; law studies as; teaching as

at college

in cotton gin, Robstown, Tex.

asroadhand: (1924); (1926-27); effect on his NYA job n .

political aptitude and inter est

ability to inspire crowd

conversation limited to politics

“knowing who's for you,”

meeting and greeting public

memory for names, details

transforming organization into political force: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Little Congress; NYA; White Stars, passim

political career:

aspiration to; be more than Congressman; Presidency; Senate seat; succeed Kleberg as Congressman

chosen in preference to: lobbying; teaching

declines REA directorship (1939)

senatorial bid (1941)

uses each job to take next step

see also LBJ: in Congress; LBJ: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LBJ: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political tactics and strategy:

analyzed

in campus politics

directs attention, gratitude to self

enemies: avoids making of;

made into friends

getting desired appointment

gifts given

organization/“machine,”;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network” created in Texas; NYA as; planting men loyal to him;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see also LBJ: political aptitude and interest: transforming organization into political force

refusai to take firm stand, see LBJ:

refusai to take firm stand

secrecy, see LBJ: character ...: secrecy

working behind scenes, unseen

see also LBJ: campaign tactics,

strategy and techniques; LBJ: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power:

from campaign funds provided to: Congressmen; FDR

in elected (not appointed) office

from influence over federal contracts

from money: (Herman) Brown's, see Brown, Herman: financial support of LBJ; Texas money

national (not State) desired

range of, desired

requires acknowledgment of (his own)

at San Marcos

predictions of failure for
predictions of success

by (R.) Dougherty, Houston teacher

by Evans

by (C.) Henderson

LBJ's own; promise to return to Washington as Congressman (1935)

as President

by FDR

and press and publicity: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following victory

on congressional election (1938)

as Congressman

on Gamer and patronage power

for Little Congress

on FDR-Gamer battle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s “professional son,”

with Evans

with Marsh

with Rayburn

with FDR

with Wirtz

quotes and opinions, on:

father

FDR

ruthlessness of his campus political tactics

Student Council at San Marcos

LBJ, quotes and opinions, on: (cont'd .)

students at Welhausen School, Cotulla, Tex.

refusai to take firm stand:

and ability to raise and disburse funds

agrees with ail positions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in FDR-Garner battle

at San Marcos

relationships, to:

adults (as child)

childhood companions

father, see LBJ: and father

fellow congressional aides; see also Little Congress

fellow Congressmen; Texas delegation

fellow students at San Marcos

mother, see LBJ: and mother

opponents, political

siblings

students in classes he taught

subordinates, see LBJ: and subordinates

superiors, see LBJ: and superiors and the powerful

White House staff

wife, see LBJ: and wife

women, see LBJ: and women

for relationships of LBJ to in -dividuals , see their names, e.g ., Wirtz, Alvin J.：and LBJ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see LBJ: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1941 (senatorial)

social life:

entertains Rayburn

with New Deal “lieutenants,”

with NYA staff

with Rayburn's “Board of Education,”

as teacher in Cotulla

speeches: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first, at Johnson home

i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 .

for (Pat) Neff (July 1930)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nd subordinates:

their attitude toward LBJ: ambition; devotion; fear; gratitude

calls them “son,”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passim

as Congressman

conducts business in bathroom

criticism of, cruelty to

lack of courtesy toward

loyalty required

at NYA

submission/subservience required

as teacher in Houston

see also individual aides, e.g ., Jenkins, Walter; Jones, L. E.; Latimer, Gene

and superiors and the powerful

businessmen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fiattering and complimenting

as NYA director

as “professional son,” see LBJ: as“professional son”

with Raybum's “Board of Education,”

at San Marcos

see also Evans, Cecil Eugene; Marsh, Charles E.; Rayburn, Sam Taliaferro;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Wirtz, Alvin J.

as teacher:

at Cotulla, Tex. (1928-29)

of Dale Carnegie course (1930-31)

as hard taskmaster to students

at Houston (1930-31)

at Pearsall, Tex. (1930)

relationship to students

temperament of, see LBJ: character,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thoroughness of: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as Congressman

with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1940)

at NYA (1935-37)

at Sam Houston High School (1930-31)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travels: California trip (1924-25)

and wife:

courtship

demanding and critical attitude

domination of marnage

expectations of wife

and Longlea/Alice Glass affair

marriage

and women:

as child

in college

desire to marry for money

older women; congressional wives; (“Grandma”)Kleberg; Quill's mother

in political campaigns

as teacher

see also Davis, Carol; Glass, Alice; Harbin, Estelle; Leonard, Kitty Clyde Ross

Johnson, Luci Baines (LBJ's daughter)

Johnson, Lynda Bird (LBJ's daughter)

Johnson, Margaret (LBJ's cousin)

Johnson, Rebekah (LBJ's sister)：

on LBJ

on Johnson City

as researcher at Library of Congress

takes LBJ's teaching job in Houston

Johnson, Rebekah Baines (LBJ's mother)：

childhood

college education

courtship

health

literary and cultural interests

as volunteer teacher

marriage (1907)

neighbors' opinions of

newspaper work

in poverty

relationships, to:

father

husband

(Lady Bird) Johnson

LBJ: his care; as child; during college n.; correspondent; his education

Johnson clan

rural women

and rural life; housework; loneliness

Johnson, Sam Ealy, Jr. (LBJ's father)：

associates and friends

Bunton strain in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ambition

as dreamer, idealist, romantic

friendliness

helping others

honesty and integrity

persuasiveness

practical joking

as reveler

temper

unpragmatic, impractical

childhood

conversational style

courtship

death and funeral (Oct. 1937)

education of

as farmer

financial losses/ruin

as game warden

and German-Americans

health

as legislator:

(1905-08)

(1918-23)

marriage (1907)

physical appearance

clothes, hat, boots

political ideas and positions

influence on LBJ

Populist principles

role of govemment

popularity of

real estate business

relationships, to:

(Mabel) Chapman

his children

(Lady Bird) Johnson

LBJ, see LBJ: and father

(Sam Houston) Johnson

wife

reputation as drinker

as road foreman

speech (1937) for LBJ's congressional candidacy

as teacher

Johnson, Sam Houston (LBJ's brother)：

LBJ gets him job at Federal Land Bank

recollections, of:

father

Johnson, Sam Houston (cont'd .)

LBJ: and campus politics; childhood; and father's watch; on sexual prowess

mother

as secretary to Kleberg

Johnson, Samuel Ealy (LBJ's grandfather)：

on Buda farm

on cattle business with Tom

economie ruin of

as intellectual

and LBJ's birth

land deals

moves into Hill Country

old age of

on Pedemales farm

politics of, as idealistic

as Populist candidate for Legislature(1892)

religious ideas of

Johnson, Tom (LBJ's great-uncle)

in cattle business with Sam

economie ruin of

death (1877)

gift to Sam and Eliza

land deals

Johnson, Tom (LBJ's uncle)

farming on Pedernales with Sam

and LBJ

on Sam Ealy, Jr., as businessman

and Sam Ealy, Jr.'s children

Johnson, Wayne

Johnson City, Tex.：

description:

(1913)

(1920's)

growing up in

LBJ and:

his desire to escape from

his implied identification with founding family

visits: (1932); (1937)

lack of activities

recollections of

religion and morality of

turns on Sam Johnson

see also Hill Country of Texas; rural life

Johnson family strain:

and Bunton strain

extravagance

impracticality

interest in ideas, abstractions

pride

temper

Johnston, Alva

Jones, Jesse

Jones, Luther E. (“L. E.”)：

as asst.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with high school debate team

and LBJ

and appeal of 1948 senatorial election

correspondence

on LBJ: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as Maverick campaigner

at NYA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on (Roy) Miller

Jones, Marvin

Kaiser, Henry

Keach, Carroll

on LBJ,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s LBJ's chauffeur: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t NYA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Keale, Kate Bunton (LBJ's aunt)

Kearns, Doris

Kellam, Jesse

and LBJ

with NYA

as acting director

LBJ proposes, as permanent director

Kelley, Augustine B.

Kelly, Ed

Kelly, George B.

Kendall, George Wilkins

Kennedy, Mylton (“Babe”), i53

Kennedy, Vann

Key, V. O., Jr.

Kilday, Paul and Owen

Kinard, DeWitt

King Ranch, Texas

Kintner, Robert (and Alsop, J.), on FDR:

and Garner

and LBJ's senatorial race (1941)

Kittrell, William (Bill)

on LBJ:

“on no barricades,”

as “wonder kid,”

and LBJ's 1941 campaign financing

Kleberg, Alice Gertrudis King

Kleberg, Richard Mifflin:

and AAA

career

challenged for re-election (1932)

and Corpus Christi Naval Air Station

elected to Congress

hires LBJ as secretary

and LBJ:

as hi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see LBJ: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as Congressman

mail of

and patronage power

proposed as ambassador to Mexico

Knight, Col. W. T

Knispel, Barney

Koeniger, Fritz

Krause, Arthur K.

Krock, Arthur

Ku Klux Klan

Kyle, Henry
labor unions:

(Herman) Brown on

Gamer and

LBJ and

and political campaign of 1940

contributions

La Guardia, Fiorello

Lamar, Mirabeau Buonaparte

Lambert, Jessie

Land Bank, see Federal Land Bank

Landis, James M.

Lanham, Fritz

Lary, Camm

Lash, Joseph P.

Latimer, Gene:

health

with high school debate team

and LBJ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as Congressman

correspondence

fïnancial dependence

on LBJ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on (Roy) Miller

Lavery, James F.

Lawson, William J.

Leavy, Charles H.

Lechner, W. W.

Lee, Evelyn

Lee, Ray E.

appointment as Austin postmaster(1939)

in LBJ's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LeHand, Missy

Leinsdorf, Erich, leisure and amusements in rural life

Leonard, Kitty Clyde Ross

Lesinski, John

Leuchtenberg, William E.

Lewis, John L.

Lewis, Ruth
liberalisai:

of Allred

(A. L.) Davis and

of LBJ

in Congress

and FDR

in Texas; see also Roosevelt, F. D.: LBJ's political allegiance to

of Maverick

of Rayburn

see also Populism and Populists

Linden, W. C.

Lindig, Mrs. Christian

Lindley, Betty and Ernest K.

Little Congress

LBJ as Speaker of

LBJ loses power over (1935)

lobbyist(s)：

LBJ considers career as

and Public Utilities Act (1935)

and Texas Legislature

and senatorial election (1941) results

Wirtz as

see also Kittrell, William (Bill); Miller, Roy

Long, Huey:

Every Man a King

LBJ invites to address Little Congress

Longlea estate, Virginia

Looney, Everett L.

Louis, Alex

Low, Sam D. W.

Lower Colorado River Authority (LCRA)

fees paid to Wirtz

and Hamilton Dam [later: Buchanan Dam]

and Marshall Ford Dam

RFC bonds for

Lucas, Wingate, on LBJ:

and fellow Congressmen

in Little Congress, passim

hi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nd Texas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Lund, Wendell
machine, political, see organization/machine, political

MacMillan, E. J.

Macune, Charles W.

Maddox, Cecil

Magnolia Petroleum Company (“the Magnolia”)

contributions to LBJ's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Wirtz as lobbyist for

Magnuson, Warre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40)

on Naval Affairs Committee with LBJ

Mahon, George H.

Manchester, William

Mann, Gerald C.：

career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Rayburn

and FDR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vs . LBJ

financial aspects

Mansfield, Joseph Jefferson

Marsh, Charles E.：

career and character

and congressional campaign funds(1940)

and (Alice) Glass

and LBJ

political campaigns: congressional(1937); senatorial (1941) n.

on LBJ and New Deal

as oilman

and FDR

see also Austin American-Statesman

Marshall, Sarah Tinsley: and LBJ

Marshall Ford Dam

appropriations for:

first

second

authorization (congressional) for

Brown & Root's profits on

“high dam” (enlargement)

LBJ and:

his compromise with H. Brown on

and his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his efforts on behalf of, passim

FDR and

Wirtz and

Martin, Clarence

Martin, David

Martin, Tom

Maverick, Maury

Browns'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586 and n .

as champion of liberal causes

congressional seat:

campaign for (1934)

loses (1938)

and Garner

and LBJ

in 1934 campaign

as Mayor of San Antonio n .

and FDR

and San Antonio “City Machine,”

May, Andrew J.

May, George M.

McCormack, John

LBJ's thank-you letter to (Nov. 1940)

McCraw, William (Bill)

McFarlane, W. D.

Mclntyre, Marvin

and LBJ

and Rayburn

McKay, Seth

McKnight, Felix R.

McLaughlin, Charles F.

McNary-Haugen Bill

Melasky, Harris n .

Mexican-Americans, LBJ and:

in Cotulla (1928-29)

in Maverick campaign (1934)

vote-buying in Texas (1941)

Miller, Dale

Miller, William “Fishbait”：

on LBJ and Rayburn

and Rayburn

Miller, Roy

and Corpus Christi Naval Air Station

financial dealings threatened with exposure (1940)

and LBJ

political campaigns: congressional(1937); senatorial (1941)

Miller, Tom: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vs .LBJ

in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nd presidential campaign (1940)

and P WA grants to Austin

Mills, Randolph T.

Mitchell, Arthur

Moley, Raymond S.：

on Gamer

and securities-regulation legislation

money and politics:

for campaigns, political:

for advertising

amounts spent for: LBJ's 1937

campaign; LBJ's 1941

campaign; Texas statewide campaign

(Herman) Brown's financial support for LBJ, 592 and n.

from businessmen
congressional (1940)

Corcoran and
danger of 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Election Day expenses

Garner's (1940, presidential)

Hopkins' (1941, senatorial)

Ickes and

IRS investigation of

LBJ's (1937, congressional)

LBJ's (1941, senatorial) n.; disguising of sources; investigated by 1RS; sources of
from labor unions
from oil interests; for congressional campaigns(1940); Humble Oil Co.; for LBJ's campaigns; Magnolia Oil Co.; Richardson; (C.)Roeser
power derived from dispensing of funds
for radio time

FDR's (1940, presidential), 592 and n.

Rowe on
vote-buying

construction contracts, federal

labor unions and

lobbyists

Texas legislators' salaries

utilities and

money in rural areas

Monteith, Edgar

Montgomery, “Professor Bob,” n .

Moody, Dan
moral and religious attitudes, rural

on drink

on thrift

Moreell, Vice Adm. Ben

Morgan, Ernest

recollections of LBJ: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t NYA

Morgenthau, Henry, Jr.：

and 1RS investigation of 1941 campaign funds

on ofl depletion allowance

mortgages of farms

foreclosures on

refinancing of

LBJ's plan for I4th District farmers

Moses, Robert

Munsey Building, Washington, D.C.

Murchison, Clint W.

Murphy, Francis T.

Muscle Shoals Dam, Alabama

Myers, I. W.

Nalle, Ewell

National Farmers Alliance and Industrial Union, see Farmers Alliance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NYA)

background and establishment of

LBJ proposes bill, to merge with CGC(1941)

in Texas:

administrative challenges

Freshman College Centers

LBJ as director (1935-37)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NYA) (cont'd .)

political usefulness of, to LBJ

Resident Training Centers

staffing of

student-aid program

success of

work projects of

Neff, Pat M.：

Battle for Peace (speeches)

and Blue Sky Law

LBJ speech for (July 1930)

Negroes (blacks)：

(Herman) Brown on

LBJ and n., 407 and n .

Netterville, Mrs. V. S.

Neutrality Act: Congress refuses to alter(1939)

New Deal

acts (federal)：

Corrupt Practices

Emergency Relief Appropriation (1933)

Fletcher-Rayburn (Securities Act, 1933)

Fletcher-Rayburn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1934)

Hatch (1939)

Neutrality

Public Utilities Holding Company(1935)

Selective Service

agencies and programs: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AAA)

Bureau of Reclamation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CCC)

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

Farm Credit Administration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

Federal Land Bank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meowners Loan Corporation (HOLC)

Lower Colorado River Authority (LCRA) 382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NYA)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PWA)

Range Conservation Program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RFC)

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 (REA)

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

see also bureaucracy, federal

(Herman) Brown on

and businessmen

court-packing plan

and farmers

Garner on

Garner-FDR feud over

LBJ avoids public position on

insiders of, top echelon

LBJ and:

attitude changes, from support to opposition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as Congressman

gets grants from programs; takes credit for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nd Wirtz

see also patronage jobs; and specifie New Deal programs

legislation

“lieutenants” of

Rayburn and

youth programs

see also specifie New Deal programs

newspapers:

delivered daily to Sam Ealy Johnson, Jr.

LBJ and,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political campaign advertising in

in rural Texas, 681 and rural isolation

see also LBJ: and press and publicity; and specifie newspaper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on control of Congress (1940)

New York Times:

on Congress staying in session (1940)

on Garner

on Rayburn

Nichols, Tom W.

98th meridian

Nolle, Alfred H.

Norris, George W.：

and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1940)

and rural electrification

NYA, see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O'Connor, James F.

O'Daniel, Wilbert Lee:

career

as Governor of Texas

gubernatorial campaign (1938)

pension plan issue

physical appearance

in senatorial race (1941) vs. LBJ

and “Beer, Inc.,”

LBJ's tactics against

vote-buying and changing

O'Donnell, Lucille
oil depletion allowance
oil inter ests in Texas:

and Blue Sky Bill

Brown, Herman

and East Texas pool

Frost, Jack

Humble Oil & Refining Co.

independents (wildcatters) and “new money,”

and Rayburn

and LBJ, 617 and n .

Lechner, W. W.

Magnolia Petroleum Co.

majors and “old money,”

and Rayburn

Marsh, Charles E.

Murchison, Clint W.

phony oil stocks

political campaign contributions

to congressional campaigns (1940)

to LBJ's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to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Richardson, Sid, passim

Roeser, Charles F.

Standard Oil Co.

Underwood, Arch

Wirtz as lobbyist for

Olmsted, Frederick Law

Oltorf, Frank C.：

on (Alice) Glass

on LBJ:

and (Herman) Brown

and Rayburn

O’Neal, Emmet
organization/machine, political:

LBJ's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network” created in Texas

NYA as

planting men loyal to him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San Antonio's “City Machine”：

LBJ's allegiance with (1941)

and Maverick

in South Texas

Ortiz, Juan

Oursler, Fulton
outhouses and plumbing

Overacker, Louise

Parr, George, passim

Parrish, Michael E.: Securities Regulation and the New Deal

Parsons, Claude V.

Patillo, Effie

Patman, Wright

fails to enter 1941 senatorial race

LBJ and:

as impediment to LBJ's ambition

on New Deal

on LBJ

and father

on (Sam Ealy) Johnson, Jr.

his conversational style

and Rayburn

as spokesman for national causes

and Texas Legislature

patronage jobs

credited to LBJ

LBJ secures for friends

Rayburn and

in redistricted areas

Patton, Nat (“Cousin Nat”)

Payne, William Howard: on LBJ and Little Congress

Pearl Harbor, attack on (Dec. 1941)

Pearsall, Tex.: LBJ as teacher in (1930)

Pearson, Drew:

and (R. S.) Allen:

on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on Garner

on LBJ: as Democrats' hero of 1940; as FDR's protege

interview with Rayburn (1954)

on 1RS investigation of 1941 campaign funds

Pedagog (San Marcos yearbook)：

mocksLBJ

selection of editor (May 1930)

Pedernales Electric Co-operative (PEC)：

installs electrical lines in Hill Country (1938-39)

effect on FDR

and REA loan, passim

People's Party (“Populists”)

and Hill Country support for FDR

and (Sam Ealy) Johnson, Jr.'s politics

see also Farmers Alliance; Progressives

Pepper, Claude

Perry, Arthur

Petrie, Kenneth M.

Petsch, Alfred P. C.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Texas

Pickle, J. J. (Jake)

Poage, Robert
political machine, see organization/machine, political
political parties, see Democratie Party; People's Party; Populism and Populists; Progressives; Republican Party
political philosophy:

conservatism:

of Garner

of Hopkins

of LBJ

of Kleberg

of Miller

of Texas campaign contributors

Texas Regulars

liberalism:

of Allred

(A.L.) Davis and

of LBJ

of Maverick

of Rayburn

see also political parties

politics:

and money, see money and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see beer and liquor inter ests in Texas; LBJ: political

aptitude and interest: transforming organization into political force; labor unions; lobbyists; oil interests in Texas; utilities, public
poils, public-opinion:

Belden

in LBJ's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in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 (1940)

Populism and Populists:

antecedents of

“farm bloc” and New Deal legislation

(Sam Ealy) Johnson, Jr., and

People's Party

and Rayburn, in Texas

and Hill Country support for FDR

tax bills proposed by (1933)

see also Bailey, Joseph Weldon;

Farmers Alliance; Progressives

poverty:

of Hill Country settlers

LBJ's and Herman Brown's, as common ground

of Johnson family, shortage of food

rural

and New Deal

political impact of

pragmatism and practicality:

in Bunton strain

of LBJ

of rural life

predictions about LBJ's future, see LBJ: predictions of failure; LBJ: predictions of succes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LBJ and:

ambition to be

predictions he will be: by (Chuck)Henderson; by LBJ, I71; by FDR

tells Cotulla class that anyone can be

landslide elections of, and overconfidence n .

press and publicity:

LBJ and: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fter victory

on congressional re-election (1938)

as Congressman

on Garner and patronage power

for Little Congress

on FDR-Garner battle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poils, see poils, public-opinion

Rayburn and

see also newspapers; radio

Price, Lucy Johnson (LBJ's aunt)

“professional son,” LBJ as

with Evans

with Marsh

with Rayburn

with FDR

with Wirtz

Progressives: and farm legislation

Prohibition

see also drinking, rural attitudes toward

Public Utilities Holding Company Act (1935)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PWA)：

creation of (1933)

LBJ gets grants from

and Marshall Ford Dam

public works programs, see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CCC);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NYA);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

Puis, Edward

Quill, Dan:

appointed San Antonio postmaster

and LBJ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on LBJ,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on vote-buying in San Antonio

Quill, Eloise

Quin, C. K.

radio: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1937, LBJ's congressional

1940: congressional; presidential

1941, LBJ's senatorial

and rural isolation

railroads:

and cattle business

and farmers

Rayburn and, regulation of, transients on, Rainey, Henry, ranchers, see cattle-raising; farmers,
ranchers; farming, ranching, in Hill Country

Rancho Rambouillet, Randolph, Jennings, Range Conservation program: and Hill Country of Texas, Rankin, John E., rape by Indians, and n.

Rather, Mary, Rayburn, Metze Jones, Rayburn, Sam Taliaferro,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ambition, “expert on human beings,”, integrity;
financial, loyalty as friend, political aptitude, rigidity, taciturnity, temper, in Congress:

his “Board of Education,”

as chairman of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ttee
as champion of national issues
early years (1912-40), first elected (1912), lack of interest in federal contrats
longevity of tenure, as Majority Leader, and Marshall Ford Dam, and REA Act (1936), and Selective Service Act extension (1941)

as Speaker: power of; selection as (Sept. 1940); threatened by potential Democratie losses(1940)

early life of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congressional (1940)

presidential (1939-40); telegrams concerning Garner

expertise in procedure
final illness
and LBJ

Rayburn, Sam Taliaferro (cont'd .)

and “Board of Education,”

fïrst meeting

and LBJ's appointment to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and LBJ's appointment as Texas NYA director

and LBJ's attempttoget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assignment

and LBJ's bending of unwritten congressional raies, and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nd Marshall Ford high dam

and New Deal “lieutenants,”

resolution of support for Garner(1939)

telegrams on Garner (1940)

and Texas delegation

loneliness of

marriage

and New Deal “lieutenants,”

and oil interests

physical appearance

power of:

in Congress

as Speaker of House

as Speaker of Texas Legislature

in Texas, statewide

and publicity

and railroads

relationships, to:

Bailey, Joseph Weldon

children

Gardner, Sam

Garner, John Nance n .

Johnson, Claudia (Lady Bird)

LBJ, see Rayburn, S. T.: and LBJ

Johnson, Sam Ealy, Jr.

Mann, Gerald

Patman, Wright

FDR, 589 and n .

Richardson, Sid

Wilson, Woodrow

and securities regulation

social life

on tariffs and reform of

in Texas Legislature (1906-12)

campaign and election (1906)

as Speaker

“To get along, go along,”

and utilities

Rayburn-Fletcher Act (1935)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RFC)：

bonds for LCRA

creation of

and Marshall Ford Dam

Record, James

Redford, Emmette
relief, public:

federal

by private agencies

in South Texas

remonitization

Republican Party (GOP)：

campaign funds, compared to Democrats'

and oil money

Raybum's hatred of

strength in Congress, compared to Democrats':

(1918-30)

(1931)

(1936-40)

(1940)

and utilities lobby

Rich, Robert F., 466 and n .

Richards, Horace

Richardson, Sid

contributions, to:

1940 congressional campaigns

1941 LBJ senatorial campaign

and Marsh

and Rayburn

Ridgway, R. Bouna

Riegle, Donald

Rivers and Harbors Committee, see 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ivers and Harbors Committee
roads, in Hill Country:

description:

(1913)

(1937)

and isolation of area

LBJ's work on

and (Sam Ealy) Johnson, Jr.

new, from WPA grants

for transporting farm produce to market

LBJ's commitment to issue

Roberts, Ray

Robinson, Joseph T.

Roeser, Charles F.

Rogers, Byron G.

Roosevelt, Eleanor:

concern for “lost generation” of youth, 343 and n .

and LBJ's 1941 campaign

Roosevelt, Elliott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arrivai in Washington (Mar. 1932)

(Herman) Brown on, 469 and banks

and Congress

Court-packing plan
and electrification, rural

and LBJ

“deviousness,”

and farmers

and LBJ:

and Austin postmastership

and Democrati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FDR presidential campaign (1940)

and IRS investigation of 1941 campaign funds

LBJ as FDR's man in Texas: for campaign (1939-40); after 1940 elections

LBJ's entree to White House; rarity of audiences with, in early years in Congress

LBJ's reaction to FDR's death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meetings: May 1937, first; July 1938, Texas train trip; July 1939, with Marsh; Oct.1940, with Raybum; Apr.1941, before senatorial candidacy announcement; summer 1941, after senatorial election; Jan.1944, with Wirtz; informai
personal rapport
political allegiance, see FDR: LBJ's political allegiance to

REA directorship ofïered and refused (1939)

FDR suggests LBJ may become President

FDR's response to LBJ's 1937 election

LBJ on

LBJ's political allegiance to: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 (1937)

as congressional secretary

in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FDR's support in

in 1940's, abandonnant of

and Marshall Ford Dam

Miller group on
and NYA
political campaign of 1939-40, passim

(Herman) Brown's financial support of, and n .

election night

Illinois primary (Apr. 1940)

in poils, v.s. Willkie

popularity: national; in Texas

Stop Roosevelt movement, passim , Third Term issue

relationships, to:

Garner: battle for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1939-40), passim; feud over New Deal; final Cabinet meeting; final private meeting; Garner as FDR's man in Texas

LBJ, FDR: and LBJ; FDR: LBJ's political allegiance to

losing politicians

Marsh

Raybum, 589 and n .

rural support for

and the South

Roosevelt, James:

and LBJ

and Marshall Ford Dam

Roosevelt, Theodore

Root, Dan

Roper, Elizabeth, see Clemens, Elizabeth Roper

Ross, Kitty Clyde, see Leonard, Kitty Clyde Ross

Ross, Mabel Chapman:

and LBJ's suit of daughter

refuses Sam Ealy Johnson, Jr.

Roth, Fenner

at NYA

Rountree, Payne

Rowe, Elizabeth

recollections of LBJ as young Congressman, passim

Rowe, James H. (Jim)

on campaign financing

expedites politically useful projects

and LBJ

election night (1940)

and 1RS investigation of 1941 campaign funds

as liaison between White House and LBJ's 1941 campaign

on LBJ:

ambitions of

as Congressman

financing campaigns: (1940); (1941)

and FDR

thoroughness of

and White House staff

and Rayburn

on Texas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luncheons

on Wirtz

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 (REA)：

directorship offered to LBJ by FDR

established (May 1935)

and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loans to farmers' cooperatives

to Pedemales Electric Cooperative(1938)

REA Act (1936), debated and passed

rural life:

amusements (and lack of)

books, newspapers and reading (and lack of)

boredom, child labor

cultural deprivation

economie conditions

money/cash

purchasing power

relief, public

education

electricity, see electricity in rural areas

fear:

of debt

of electrification

of financial failure

of Indians

financial insecurity

growing up in

health and medical facilities

homes

hopelessness

isolation

and ignorance of New Deal programs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political impact of

and power of gossip

on Texas frontier

and leisure

loneliness

moral and religious attitudes

on drink

on thrift

outhouses and plumbing

political campaigns, see Hill Country of Texas: political campaigns in; LBJ: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1941 (senatorial)

pragmatism of

roads:

descriptions

and isolation

LBJ's work on

(Sam Ealy) Johnson, Jr., and

new, from WP A grants

for transporting farm produce to market

thrift

women:

health of

loneliness of

at San Marcos, attitudes of

skills-training of, at Resident Training Centers

work of

work:

of farming

women's

see also farmers, ranchers; farming, ranching, in Hill Country; Hill Country of Texas

Salvation Army

Sam Houston High School, Houston, Tex.：LBJ as teacher and debate coach at

San Antonio, Tex.

becomes 20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City Machine”：

LBJ's alliance with (1941)

and Maverick

postmastership

vote-buying in (1941)

San Antonio Express : poils in 1937 congressional campaign

Sanchez, Manuel

San Jacinto, battle of

San Juan (Puerto Rico) Air Base

San Marcos teachers college, see Southwest Texas State Teachers College, San Marcos, Tex.

San Marcos, Tex.: description (1920's)

San Saba massacre
schools, see education and schools

Secrest, Robert
securities, regulation of

Securities Act (1933)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1934)

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 (SEC)：creation of (1934)

Selective Service Act: extension of (i94i)

LBJ speaks in House for

Shannon, David A., Sharp, Lacey

Shelton, Emmett

recollections of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Shelton, Polk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s LBJ's opponent

Sheppard, Morris

Sheridan, John E.

Sherley, Swagar

Sherwood, Robert E.

Shields, Paul and Cornelius

Smith, E. Babe

Smith, Lon

Smith, Martin F.

Snyder, J. Buell
soldiers' pensions and benefits

So Relie, Ella
soup kitchens

Southern Exchange, Dallas

Southern Mercury

South Texas

in Depression

and New Deal programs

Southwest Texas State Teachers College, San Marcos, Tex.

academie standards

campus politics

debating team

history of

LBJ at (1927-30)

LBJ visits

organizations:

Black Stars

Gaillardians

Student Council

White Stars, passim

Resident Training Center (NYA project)at

student jobs at

women at, attitudes of

see also College Star; Pedagog

Speck, H. E.

Speer, John

Standard Oil Company

Stone, Sam

Stop Roosevelt movement, passim

Stribling, Clayton, ni

Sumners, Hatton W.

Supreme Court: FDR's Court-packing plan

Sutphin, William H.

tariffs:

farmers and

Rayburn on

reform of

taxes:

Kleberg on

oil depletion allowance

on sulphur, oil, gas

and Texas Legislature

tax evasion/fraud: IRS investigation of Brown & Root (1942-44)

Taylor, Claudia, see Johnson, Claudia Alta Taylor (Lady Bird)

Taylor, Edward T.

Taylor, Thomas Jefferson (LBJ's father-in-law)：

career

and LBJ

funds for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and NYA

Tenerowcz, Rudolph G.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

Texans in Congress

and Garner:

on patronage jobs (1933-34)

resolution of support (1939)

and LBJ

Texas:

boosterism in

Indians in

political “machines” in

population, early

poverty of its government

power of, in Washington

presidential conventions and primaries(1939-40)

rainfall and agriculture in

seulement of

State Democratie Convention, 1940, Waco

see also Hill Country of Texas; South Texas

Texas.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redistricting (May 1933)

Texas.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4th:

Rayburn as Representative

Texas.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10th:

“boxes” bought in elections

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from:

(1937); analyzed

(1938)

(1940)

geography of

LBJ's unfamiliarity with

LBJ as unknown in (1937)

liberal character of

obscurity of its Congressmen

political support for LBJ in (1937)

and FDR

Texas.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I4th

and Depression

and New Deal programs

patronage jobs

Texas.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20th:

formation of (1933)

LBJ and

Texas. Legislature: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on

LBJ's visits to, with father

and LCR A

and lobbyists

and Marshall Ford Dam

Rayburn as member and Speaker

redistricting by

and taxes, taxation

and utilities

Texas. Liquor Control Board

Texas. (State) Railroad Commission:

Neff on

and oil regulation

Thompson on

Texas Brewers Institute (“Beer, Inc.”)

Texas College of Art & Industries: LBJ considered for presidency of

Texas Gulf Sulphur Corporation

Texas Hill Country, see Hill Country of Texas

Texas Power & Light Company (TP& L)

as political force

and Rayburn

Texas Regulars

Thomas, Albert

Thomas, Elmer

Thomason, Ewing

Thompson, Ernest O.

Thompson, Huston

Time magazine:

on Garner

on Hoover

on LBJ:

senatorial campaign

senatorial candidacy

on presidential campaign (1940)

Timmons, Bascom
transients and hoboes

Truth-in-Securities Bill (1933)

Tucker, Ray, Tully, Grace

and LBJ

“Umble, the,” see Humble Oil & Refining Company

Underwood, Arch
unemployment
unions, see labor unions

United Mine Workers (UMW)

U.S. Congress:

campaign for (1940)

Coolidge and

court-packing controversy

and Depression

Hoover and

power in

FDR and

Texans' power in

workings of:

committee System

LBJ and

seniority System

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emocratie/Republican control of:

(1918-30)

(1931)

(1936-40)

(1940)

LBJ in, see LBJ: in Congress

longevity of tenure of Texans in

national issues and legislation undertaken by members

relationship to constituents

secretaries [later: Administrative Aides]

seniority System

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LBJ attempts to be appointed to (1938)

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Naval Affairs Committee, n .

chairmanship of

hearings on Corpus Christi Naval Station

LBJ on

and LBJ's bill (1943) on absenteeism in war plants

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ivers and Harbors Committee

and Marshall Ford Dam

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U.S. Constitution:

and court-packing plan

Garner on

utilities, public:

as political force in Texas

Rayburn and

regulation of

and rural electrification

Van Zandt, James
veterans

bonus issue

Bonus Marchers

Vinson, Cari (“the Admirai”)

Vinson, Fred M.

Votaw, David F.

votes, buying of:

in congressional campaigns (1940)

by LBJ

and Rayburn

in senatorial election (1941)

votes, changing of: in senatorial election (1941)

Waite, Davis H. (“Bloody Bridles”)

Wallace, Henry

commends LBJ to FDR for REA post

LBJ thank-you letter to (1940)

on Rayburn and FDR

Waller, Edwin, III

Washington, D.C.：

entree to, LBJ's

for businessmen

LBJ learns about

Washington Post :

on Democratie Convention of 1940

on LBJ's 1937 election to Congress

on Rayburn and Garner

Watson, Edwin M. (“Pa”)

Webb, Walter Prescott

Weedin, Harfield

Weisl, Edwin

Welhausen School, Cotulla, Tex.: LBJ at (1928-29)

Werner, E. C., passim
westward movement

dreams of settlers

Indians and

Texas boosterism

Wheeler, Burton Kendall

Wheeler-Rayburn Act (1935)

White, Theodore H.

White, William Allen

White, William S.

White House:

LBJ's entree to

rarity of audiences, early in congressional career

see also FDR: and LBJ: meetings

staff, and LBJ

Whiteside, Vernon

recollections of LBJ in college

and White Stars

White Stars (San Marcos secret organization), passim

in Hopkins political campaign

LBJ finds jobs for members

White Stars (cont'd.)

LBJ's membership as political liability

Whitten, Marthabelle

Wickenden, Elizabeth

Wild, Claud

and LBJ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wildcatters (oilmen)

and East Texas pool

Frost, Jack

Lechner, W. W.

Murchison, Clint W.

political campaign contributions

to congressional campaigns (1940)

to LBJ's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to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nd Rayburn

Richardson, Sid, passim, 628

Roeser, Charles F.

Underwood, Arch

Willkie, Wendell

Wilson, Woodrow: and Rayburn

Wirtz, Alvin J.

appointed Under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resigns (1941)

and Hamilton [later: Buchanan] Dam

and 1RS investigation of Brown & Root (1942-44)

and LBJ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and LCR A projects:

his fees from

RFC bonds for

and Marshall Ford, Dam

and LBJ's congressional campaign (1937)

nicknamed “Senator,”

and FDR presidential campaign (1940)

Witt, Edgar women in Hill Country:

health

loneliness

at San Marcos, attitudes of

skills-training at Resident Training Centers

thriftiness

work

Woods, Wilton, and n .,

Woolf, W. H.

Woolsey, W. A.

work, in rural areas

of children

of farming

of women

see also Depression: and jobs;

patronage jobs: unemployment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

World War I:

anti-German hysteria of

draft, military

veterans

bonus issue

Bonus Marchers

pensions of

World War II:

LBJ and

and LBJ-Rayburn relationship

LBJ's naval service in

prelude to, and Congress

and FDR's popularity

Wynne, Todde L.

Young, Harold H.

on LBJ:

as liberal

reluctance to take stand on Garner

in LBJ's senatorial campaign (1941)

Young, Mary Louise, see Glass, Mary Louise

Young, Roland
youth of America:

and Depression

education for

jobs for

as “lost generation,”

see also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NYA)

001　《我生命里的光》　中村修二　著，安素　译

002　《当呼吸化为空气》　保罗•卡拉尼什　著，何雨珈　译

003　《刀锋》　毛姆　著，林步升　译

004　《圣诞男孩》　马特•海格　著，马爱农　译

005　《了不起的盖茨比》　菲茨杰拉德　著，徐之野　译

006　《为你，耶路撒冷》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著，晏可佳、晏子慧、姚蓓琴　译

007　《街角的奇迹》　肯尼迪•欧戴德、杰茜卡•波斯纳　著，王楠　译

008　《你杀不死一只老狐狸》　大卫•豪沃思　著，静恩英　译

009　《个人的体验》　大江健三郎　著，王中忱　译

010　《树上的时光》　韩奈德　著，鲁梦珏　译

011　《彼得•潘》　詹姆斯•巴里　著，黄意然　译

012　《长腿叔叔》　简•韦伯斯特　著，黄意然　译

013　《津轻》　太宰治　著，吴季伦　译

014　《小说灯笼》　太宰治　著，陈系美　译

015　《小丑之花》　太宰治　著，刘子倩　译

016　《长夜漫漫路迢迢》　尤金•奥尼尔　著，乔志高　译

017　《夜莺书店》　维罗妮卡•亨利　著，王思宁　译

018　《简•爱》　夏洛特•勃朗特　著，陈锦慧　译

019　《乱时候，穷时候》　姜淑梅　著

020　《野性的呼唤》　杰克•伦敦　著，杨耐冬　译

021　《寻找更明亮的天空》　古尔瓦力•帕萨雷、娜德纳•古力　著，吴超　译

022　《荒野求生手册》　贝尔•格里尔斯　著，李璞良　译

023　《善心女神》　乔纳森•利特尔　著，蔡孟贞　译

024　《越过一山，又是一山》　特雷西•基德尔　著，钱基莲　译

025　《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森　著，黄中宪　译

026　《超越人类》　伊芙•赫洛尔德　著，欧阳昱　译

027　《无人岛生存十六人》　须川邦彥　著，陈娴若　译

028　《圣诞女孩》　马特•海格　著，鲁梦珏　译

029　《伤心咖啡馆之歌》　卡森•麦卡勒斯　著，赵丕慧　译

030　《心是孤独的猎手》　卡森•麦卡勒斯　著，赵文伟　译

031　《权力之路》　罗伯特•A.卡洛　著，何雨珈　译

032　《海的那一边》　梅丽莎•弗莱明　著，小庄　译

033　《了不起的身体重启术》　崎田美菜　著，田中千哉　监制，单元皓　译

034　《宅人瑜伽》　崎田美菜　著，福永伴子　监制，单元皓　译

035　《夜行》　森见登美彦　著，单元皓　译

036　《不抓狂人生指南》　艾米丽•雷诺兹　著，何雨珈　译

037　《荒野之狼》　赫尔曼•黑塞　著，阙旭玲　译

Table of Contents

•引言•　套路 Introduction

•第一章•陷阱　Part I THE TRAP

•1•　邦顿家的血脉

•2•　人民党

•3•　约翰逊家的气派

•4•　父亲和母亲

•5•　儿子

•6•　“我认识的最好的男人”

•7•　“最底层”

•第二章•逃离　Part II ESCAPE

•8•　“狗屁”约翰逊

•9•　富家千金

•10•　科图拉

•11•　“白星”与“黑星”

•12•　“很不寻常的才能”

•第三章•播种　Part III SOWING

•13•　上路

•14•　罗斯福新政

•15•　“小国会”的大头目

•16•　志同道合

•17•　“小瓢虫”

•18•　雷伯恩

•19•　“让他们工作！”

•20•　大坝

•第四章•收获　Part IV REAPING

•21•　首次竞选

•22•　来自河流的分支

•23•　加尔维斯顿

•24•　清账

•25•　芳草地

•26•　第十区

•27•　“悲斗”

•28•　“我会帮你们争取到的”

•第五章•新天地　Part V NEW FIELDS

•29•　约翰逊先生奔向华盛顿

•30•　一份合同，三封电报

•31•　竞选委员会

•32•　蒙西大厦

•33•　后门

•第六章•溃败　Part VI DEFEAT

•34•　“老爹，请把饼干递过来”

•35•　“我想见林登”

•36•　“议长先生”

•37•　“最佳罗斯福代言人”

•致谢• Debts

•参考资料说明• A Noteon Sources

•部分参考文献• Selected Bibliography

•注释• Selected Bibliography

•索引• 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