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lls":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lide" } }, "source": [ "# 社会学家的窍门\n", "\n",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n", "\n", "Howard S. Becker"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霍华德·S．贝克尔（1928—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学术领域为越轨研究、社会学方法论、艺术社会学、教育社会学、音乐社会学。其作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人，致力于田野调查和符号互动论传统。他在爵士钢琴乐演奏、创作以及摄影领域也颇有斩获。已译成中文的著作有《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艺术界》《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与技巧》。 http://www.howardsbecker.com/\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大部分作品都带有自传性质，我在书中不断地变换角度采用自己的经验。\n", "- 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本书是向教过我的人致敬，这些人有的是我读书时的老师，有的是我离开学校后（但不是结束教育）教导我的人。\n", "- 我表示敬意的方式，是把我想说的东西和教给我这些知识的人联系起来，用他们的思想作为我思考的跳板。\n", "- 这么多年来，我明白了大部人会明白的一件事情——老师们通常不像我有时以为的那么笨。\n"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n", "

\n", "\n", "Most books on research methods advise you to state your problem clearly, and then pick the best available method for investigating it. \n", "\n", "- Tricks of the Trade, taking a different approach, advises you to continually revise your problem and your way of investigating it as the research continues. It describes a large number of “tricks” that help you do that more or less painlessly."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image.png](img/t3.png)\n", "\n", "Herbert Blumer \n", "http://www.howardsbecker.com/photos_herb.html"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image.png](img/t4.png)\n", "\n", "Everett Hughes http://www.howardsbecker.com/photos_ech.html\n", "\n", "“我留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认识了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C．Hughes）先生，他成了我的导师，最后我俩还成为研究伙伴。休斯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先生的学生，学界公认帕克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开山鼻祖。休斯教我把自己的社会学血统，顺着休斯和帕克，一直追溯到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先生。这位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曾是帕克先生的老师。我至今仍以这条谱系为傲。”"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lide" } }, "source": [ " 目录\n", "\n", "- 窍门\n", "- 意向\n", "- 抽样\n", "- 概念\n", "- 逻辑"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lide" } }, "source": [ "## 第1章 窍门\n", "\n", "社会科学这一行和管道工、木匠活一样，也有自己的窍门，用来解决行内的特殊问题。"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休斯对抽象的理论没有好感。有一次，我们一群学生在课后围着他，提心吊胆地问他如何思考“理论”。他气呼呼地瞪着我们，反问：“关于什么的理论？”他认为世上有和特定事物相关的理论，比如有关种族、民族（ethnicity）或工作组织的理论，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一个族群之所以是族群，不是因为它和其他群体之间的那些可测量或可观察的差异水平。恰恰相反，是因为群体内部和外部的人，都知道它是族群，所以它才是族群；还因为群内人（ins）和群外人（outs）在言谈、感觉和行动时，都俨然把它当成是独立的群体。（Hughes，［1971］1984：153-154）\n", "\n", "研究族群不能只单独地看族群，而必须要从它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网络中，探索来自关系网络的“族群性”（ethnicity）。"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n", "\n", "- 他不像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那样有系统性理论。更确切地说，休斯有的是理论无处不在的研究方式。\n", "- 他的理论不是为了把真实世界填充进去的各种概念组合。相反，休斯的理论是他用来思考社会形成的窍门集合，这些窍门帮助他解释资料，并找出这些资料的一般性意义。这种协调性在休斯的论文（Hughes，［1971］ 1984）中得到很好的体现。\n", "- 由于他的理论由诸如此类的分析性窍门，而不是抽象性的理论组合而成，学生们需要通过围绕着他，学习运用他的窍门才能习得。\n", "- 这种学习方式就像徒弟跟着师傅学艺，学徒看着师傅如何熟练运用这些窍门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边看边学。\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休斯把自己的方法论研究定位在世态人情这类应用问题上，他总嚷嚷着要写一本“理论小书”，囊括他理论立场的精华，而且还会和那些分散在他各种论文与著作中的、关于社会学的概推的东西有所不同。\n", "\n", "休斯的学生，包括我在内，都希望他把那本理论小书写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听他讲课、阅读他的著作时，我们就是在学习理论，即使我们无法用语言说出理论是什么（后来John Michel Chapoulie［1996］敏锐地分析了休斯关于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可是他从来没写。"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科学社会学家（比如Latour and Woolgar ［1979］与Lynch ［1985］）已告诉我们，\n", "- 自然科学家做研究时从不正式陈述他们做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在谈到他们所做的研究时，也藏着他们真正在做的事——“台下功夫”不说。\n", "- 社会科学家也这么做，当他们实际上在做社会研究时，并不大谈“理论”，而使用那些听起来平淡无奇的理论性窍门。\n", "\n", "本书对社会科学家使用的窍门——也就是社会科学的“台下功夫”进行归类分析，处理我们通常认为的理论性问题。我会讲一些我最喜爱的，以及从休斯那儿学来的窍门，接着指出这些窍门的理论关联。”\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窍门是一种专门操作，这种操作为某些共同困难指明出路，并提供一个相对简易的程序，解决看似棘手且顽固的问题。以下这些窍门可以处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领域的许多问题，我把它们大致分为：意象（imagery）、抽样（sampling）、概念（concepts）与逻辑（logic）。\n", "\n", "这些窍门是我们探求已知或欲知事物的思考方式，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料，基于我们已发现的事物形成新的问题。这些窍门揭示出的我们正在研究之现象的多面性，让我们不局限于已知之事物，而且还能从资料中挖掘出更多内涵。"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窍门”一词经常意味着：我们所描述的这些策略或操作会让研究变得更容易上手。这是种误导。\n", "- 事实上，这些窍门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会让研究者的工作更棘手。\n", "- 窍门的作用正是在于能换个角度，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为我们创造新的研究问题、提供比较案例的可能性、形成新的研究范畴，等等。\n", "- 这个过程很有乐趣，但是对比不需要动脑筋、按照日常的方式做研究，工作量不会更少，只会更多。\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需要一些方法，来拓展我们的思考范围，看看我们还能怎么思考、怎么提问，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来应对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之多样性。我潜心于这个追求，描述各种窍门。\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lide" } }, "source": [ "## 第2章 意象\n", "\n",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老师是赫伯特·布鲁默。他以前是橄榄球队队员，又高又壮，仪表堂堂，当他对一些抽象的理论观点兴奋起来时还会发出刺耳的尖叫。他教我们社会心理学和他独创的方法论课程，其中一个观点已经成为他的习惯，甚至有些着魔——他特别让我们留意社会学家接近研究现象时所带有的潜在意象。”"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和布鲁默一样认为研究社会的基本要领就是：始于形象，终于形象，也就是生产和提炼我们所研究的事物社会的形象。\n", "\n", "我们对感兴趣的事物知道的就那么一点点（也可能知道很多）。就基于这个“一点点”，我们把现象建构（或想象）成一个相当完整的故事。\n", "\n", "富有想象力且博学的社会科学家，只要有一点事实就能洋洋洒洒挥毫千里。但是，既然我们都自称社会科学家，我们就不能像小说家或导演那样只停在想象与推断上。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刻板印象会是什么样子，它可能精确，也有可能错得一塌糊涂。\n"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image.png](img/t5.png)\n", "\n",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an empirical science necessarily has to respect the nature of the empirical world that is its object of study. In my judgment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shows that respect for the nature of human group life and conduct. But that respect necessitates, in turn, the development of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congruent with the nature of the empirical world under study."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只能透过对经验世界的一些设想或形象来理解它。研究时所使用的潜在经验世界的图像，引导和塑造着科学研究的所有艺术。这套图像导致问题的选择和问题的形成，决定了什么是数据、取得数据的方法、在数据之间寻找何种关系及所提命题的形式。考虑到经验世界的初始图像无处不在，科学的所有研究艺术也处处受到图像的影响，忽视它的存在是非常荒谬的。经验世界的潜在图像可从研究者设置一系列前提的形式看出来。研究者赋予构成图像的关键对象或明或暗的性质，正是这些性质组成了前提。我们在真正的方法论上不可回避的工作，就是辨识与评估这些前提。（Blumer，1969：24-25）”"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他在课堂上要我们做的练习：\n", "\n", "- 从你自身经验中挑出任意十分钟，试着用任何一个时下流行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去解释、去理解。\n", "- 当你试着用当时非常流行的“刺激—反应”心理学理论去解释日常活动，比如起床、吃早饭，你就会明白，你根本找不到刺激，也无法确定是否能和你所知道的“反应”关联起来。\n", "- 我们很快就知道，任何现成的理论都无法给你词汇、想法和意象，让你恰如其分地理解组成你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感和所做之事的多样性。\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几乎所有做研究的学者对于他想研究的社会生活领域都没有第一手知识。他很少是这个领域的参与者，对于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人的行为和经验几乎没有接触。他几乎一直都站在局外人的位置；他对于所研究生活领域内发生的事情也仅限于简单的知识。研究犯罪、拉丁美洲学生动乱或非洲政治精英的社会学家，或研究青少年吸毒、黑人学校儿童的志向或犯人社会评价的心理学家，都显示了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对生活领域缺少第一手的了解。（Blumer，1969：35-36）”"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尽管研究者缺乏第一手知识，他仍会不知不觉地从所要研究的社会生活领域形成一些图像。他会把既有的信念与形象带入，并对所要研究的生活领域形成一个或多或少比较明了的看法。在这方面他和普通人没两样。不管我们是外行还是专家，都必须透过我们已有的形象来观察我们不熟悉的群体的生活。我们也许没有关于犯罪人群、工会、立法委、银行经理人或宗教狂热分子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只要有稍许线索，我们就很容易想象出关于这些人的生活图景。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刻板印象的形象进入并控制一切的地方。我们所有人，包括学者，也有共同的刻板印象，以经验来看待我们不了解的社会生活领域。（Blumer，1969：36）”"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社会科学的研究学者有另外一套事先建构好的形象备用。这些形象是由以下因素构成：他的理论知识、他自己的专业学术圈的既有信念，以及他关于经验世界是如何组成的观念，而这些观念让他在研究过程中可以有所遵循。任何一个细心的观察者都无法否认这种事实的存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一个人如何为了满足他的理论而形成他的经验世界图像，如何根据自己所共事的那群同事当前共同接受的概念和信念组织这些图像，又如何塑造图像以求吻合科学规约的要求。我们必须坦诚地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却无第一手知识时，他们就会用预构的形象来塑造那个领域的图像。（Blumer，1969：36）”\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吸毒研究也充斥这种错误。专家和外行人一样，都经常把吸毒解释为吸毒者因为觉得现实十分压抑或不堪负荷而产生的“逃离”。他们以为毒瘾是这样一种经验：痛苦的、令人厌恶的现实变得不再重要，也不用再去面对。吸毒者妄想用虚妄的梦取代现实，梦里充满了显赫与自在、无忧无虑的愉悦、堕落的色欲兴奋及幻想。而现实呢，当然被理解为潜伏在吸毒的人背后，随时准备在他们清醒过来时踹他们一脚。”\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科学意象**和根植于我前文提到的一般人刻板印象里的意象不同。它是专业群体共有的意象，群体成员出于教育或供同行评价的目的，研究与书写这些东西，并以此谋生。\n", "\n", "专业意象并不像大蒜味那样和某个特定对象联系得那么紧密。\n", "- 当然，有些社会科学意象确实很明确（“工人阶级？那词汇就有限啦！”）。\n", "\n", "但是我最关心的还是抽象的意象:\n", "- 只有受过训练并能够用专业方法看世界的人才能认识。\n", "- 我们使用这些形象去呈现，帮助我们生产知识和理解，这些知识和理解是对于广泛和精确的各种对象而言的，而不单单只是这些对象的其中一种。\n", "- 社会科学家经常认为这些形象是某某事物的理论或解释，或是关于某些类型的人和事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故事。\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讲科学故事**（Telling Scientific Stories）\n", "\n", "对于某些现象，要创造出让人接受的科学理论或解释，故事必须按两种方式来说。\n", "\n", "- 首先故事必须能成立，不管选择什么方式，也就是故事必须可以自圆其说、浑然一体，细节各处应该衔接得当，并且在结束时得让我们由衷表示赞同这一点。\n", "- 另一个限制是故事必须吻合我们已经发现的事实。\n", " - 托马斯·库恩告诉我们，我们的观察并不“纯粹”，因为我们的概念会塑造它——我们看得见我们对其已有想法的东西，但却看不到还没有语言描述、对其没有任何概念的事物。\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改写故事让故事变得更有逻辑，与改写故事以更符合事实，这两种做法会有些冲突。那么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我们在做的？”\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然而，有时候我们想要有科学的感觉，\n", "- 这时我们会寻找简洁而精致的故事，用它来表达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n", "- 我们试图把我们发现的东西看成同行的科学家已经发现并已命名的，甚至把其中的交互关系已整理成故事的案例。然后我们只需说，这是已知的故事的另一个案例。\n", "- 就这样，每一个人都会很开心，尤其是我们自己。用这种方式做研究，我们把自己变得很机灵，把所要谈的东西用巧妙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并移除不正常的部分，让基本图像变得简单、干净，靠直觉就可以理解，也就是让它看起来是“明了的”。\n", "\n", "如果我们说的是这种故事，我们只需引述一些事实，每个人就会相信；我们自己也会相信，然后松一口气，以为自己终于发现了世界运作的法则。我们拥有了完美的故事或形象。但很不幸，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被不相符的事实揭穿。”\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专业化的世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社会世界一般是如何运作的意向。\n", "\n", "- 意向1：社会是由互动的自我（interactive selves）组成的。\n", "- 意象2：社会是由随机支配活动组成的；\n", "- 意向3：社会是机器，或有机体，或故事。\n", "\n", "每一种意向都会帮助你得到一些东西，也会使你无法看到另外的一些东西。\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零假设法窍门（The Null Hypothesis Trick）\n", "\n", "- 只要证明零假设是错的，就证明其他什么东西一定有对的\n", "- 零假设最简单的形式是：假定两个变量的相关仅由偶然形成。\n", " - 假设导演在拍戏时随机从一张现有演员名单选角。这种“盲目”的选派演员方式，做选择的人不会考虑演员的年龄、性别、种族、体型或者其他因素。于是一个七十岁大的黑女人也可以演罗密欧。\n", " - 我们把上面的规则稍微修改为一种较不严格的规则，让导演可以考虑上述这些变量，但除此以外其他条件就不考虑了。"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真的那么愚蠢吗？难道我们不知道选角并非随机，何必这么天真地再练一遍呢？不，我们当然早就知道了，以上所讲是将我们实际所为更故事化了一点儿。\n", "\n", "- 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窍门在做研究的任何阶段都可能用得上，甚至在你对整件事已经有了头绪以后还是可以用。\n", "- 我们使用这个窍门，主要不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功能，能够生产出不囿于惯例的结果，而是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将思考正式化（formalize），让你看到一些之前没注意到，或者没当一回事的关联。\n", "- 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s）"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无论如何，这个窍门告诉我们，强调偏离随机分配的差异程度，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强制力在作用，进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研究的社会组织的本质。”\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为了解为什么有人仍爱吸大麻？\n", "\n", "- 我们可以使用零假设，假设吸食大麻这种行为根本就无道理可言，这样这个例子就有趣了。\n", "-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有些看起来很疯狂、古怪或任性的行为，会发现这些行为多少总有些道理，以此试图证明零假设是错的。\n", "- 答案也许是吸大麻给吸食者提供了廉价的欢愉，又不会招来明显的社会惩罚。"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偶然（Coincidence）\n", "\n", "另一种有用的意象是“偶然”的概念，从零假设多半不为真来看，偶然是相当真实（realistic）的存在。也就是说事情的发生并非全然随机，但也不完全是因果注定。其中的确有可称之为偶然的那种东西。”\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人类学家劳埃德·沃纳曾经提起他的澳洲土著社会调查。\n", "- 当他询问土著小孩是怎么来的，土著告诉他：宝宝在家族的圣灵泉里等待，直到女人做了一个特别的梦；然后一个宝宝的灵魂就会离开家族圣灵泉，进到女人的肚子里。\n", "- 劳埃德继续追问：“那么男人和女人做的那档事，你知道的，和这个没有关系吗？”\n", "- 原住民以同情的眼光看着他，好像他是一个愚蠢的小孩才会提出这种问题，接着回答说，当然，那样才会生小孩。\n", "- 不过他们提醒劳埃德，男人和女人总是在做爱，然而女人（他们得意地指出）只有在梦到圣灵泉时，才会怀孕。\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机器窍门\n", "\n", "机器窍门把社会当成机器（Society as a Machine），让我们不会遗漏任何关键的情境要素。它要求我们像工程师那样思考，让我们设计的机器做我们想做的事。窍门如下：\n", "\n", "- 设计一台机器，这台机器能制造出你研究的情景中有规律出现的分析结果。\n", "- 请确认所有要素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所有与社会有关的齿轮、摇柄、皮带、按钮以及其他小零件，要包含所有与你想如愿取得结果有关的必备物件规格。\n", "- 由于社会学家常常在研究“问题情境”，而机器产品不是我们实地会去制造的东西，练习设想如何制造出这些东西确实有点讽刺，但我们不应因此却步，我们应该严肃地把它当一回事。"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不得不借用计算机工程师说的“逆向工程”，把这台机器拆个精光，找出运作原理，看它包含了哪些零件，零件之间又是如何连接的。\n", "\n", "我们想知道黑匣子里有何玄机，看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让这些美妙的结果再次出现。\n", "\n", "\n", "- 我们可以叫老师让学生在学校里长时间地坐着，学不到东西，这样便可以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参见Jackson，1990），\n", "- 我们可以奖励那些死记硬背啃书的学生，处罚独立思考的学生（参见Holt［1967］与Herndon［1968］，等等。\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有机体窍门\n", "\n", "把社会视为有机体（Society as Organism），把社会生活作为一连串相互联结的过程。\n", "- 当我们用这种方式思考时，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关联性，而不是机器意象所强调的重复性。\n", "- 事物不会总是相同，但是日复一日，它们会按大致相同的方式彼此连接，\n", "- 这种连接的方式就像动物的循环系统，心脏与血管、肺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彼此相互影响。\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本身并不是一个分析窍门，它只是提醒你要留意一切与你感兴趣的主题有关联的事物。\n", "\n", "为什么19世纪60年代圣地亚哥码头堆满了一大捆一大捆中国消费者很熟悉也觉得很美味的鲍鱼干？（McEvoy，1986：76）\n", "\n", "- 19世纪20年代，俄国人、美国人以及西班牙商人贪婪地捕猎海獭以销往中国，海獭数量因而剧减。\n", "- 由于海獭消失，鲍鱼的数量变多了。\n", "- 这也导致四十年以后，和其他人一样来到加州却因种族原因被禁止淘金的中国人，可以靠着捕鲍鱼转卖给其他中国人为生。\n", "- 对中国人而言，鲍鱼是很珍贵的食材。\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行为窍门\n", "\n", "从人转向活动（Turning People into Activities），这个窍门取代了社会科学家把人群分类的习惯。一个经典例子是，社会学家惯常将人们区分成越轨与非越轨者。这种区分错在把一类人当成基本的分析单位，好像他或她理所当然就是那样的人，那就是他或她的全部，好像这种人的所作所为都可以理解，只要知道他们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就能得到因果“解释”。\n", "\n", "- 首先，我们很容易就观察到，一个人的行动不完全符合所属类型的特性。个人的行动总是比所属类型更多变、更难以预期。类型并不怎么有用，因为它无法预测人们的实际行动。\n", "\n", "“白人工人在工作场所回答问卷时，会和工会的建议一样，说自己支持种族平等；但当他们在家里回答问卷时，他们又会和自己的邻居一样带有种族偏见。”\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分析单位从人的类型变成行为活动的类型，问题就容易处理多了。\n", "- 因为活动是对特定情境的反应，\n", "- 而且情境与活动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可以普遍化的一致性，\n", "-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处在X类型情境中的人，会有这些压力，并从这些可能性中选择所要做的行动。\n", "- 一连串的情境组成了一条路，那些做了你感兴趣之事的人会顺着这条路走。\n", "- 德里斯科尔对变性男人的分析就是一个例子 "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林德史密斯对麻醉品毒瘾的研究实践了这个策略。\n", "- 他不假设某种类型的人会变成吸毒者，而是猜想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会沉沦于某种类型的毒瘾行为。\n", "- 他研究吸毒行为而不是吸毒者。同样，我自己研究中讨论的吸大麻，是说一类行为，而不是吸大麻的这类人。"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把人群分类是说明人的行动规律性的一种方式，而把情境与一连串活动进行分类则是很不一样的方式。\n", "- 聚焦于活动而不是人，可把你的研究兴趣导向变化而非恒定，导向过程的概念而非结构的概念。\n", "- 如果你把变化视为社会生活的常态，科学问题就不再是解释变化或不变化，而转向解释导致变化的方向，并把情境中暂时保持不变的事物视为特殊情况。"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自然客体的社会定义窍门\n", "\n", "- **事物**就是人们一起行动的结果（Things Are Just People Acting Together）。\n", "- 自然客体往往也会被社会建构，自然客体从人的集体活动之中取得其特质。\n", "- 我们可以从社会定义与自然属性二者的互动获得启示。"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关于自然客体如何从人的集体活动之中取得其特质，一个绝佳的范例是布鲁诺·拉图尔（Latour，1995）对于巴西一块土壤做科学研究的分析方式。\n", "\n", "拉图尔得出的结论是：实验室是科学形成的关键，因为实验室让科学家能够心无旁骛地做研究（荷尔蒙、微生物，等等），而把日常生活中会干扰实验的活动隔绝于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之外。一旦微生物和自然界中的掠食者隔离，就能够培养出足够的微生物，这也适用于实验室科学的形式——没有实验室，就没有科学。"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离开了实验室如何做科学？\n", "\n", "森林和热带草原是野生的，不是为了科学活动而存在的，因此科学家首先必须套用自己的研究规则来研究它们。他们在树上钉上数字作为参考点，不然他们无法分辨树与树之间的不同。他们不得不使用一种叫Topofil Chaix的特殊仪器在地上铺线，标示出方格。\n", "\n", "某些看起来再“真实”不过的东西（一块巴西泥土），以科学的方法“抽象”出来后变成了另一种“真实的”的客体（装在装置中等待做系统性比较的泥土样本），然后又经抽象，仍旧变成另一个真实的客体，亦即科学论文里图表的一部分。"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客体即凝聚的社会共识，或者更确切地说，客体是人们在历史中共同行动的时刻之凝聚。\n", "- 这个分析方法的窍门是：观察你眼前的自然客体，然后去追溯它形成的轨迹，以及谁做了什么才使这个客体以现在这种方式存在。\n", "\n", "课堂练习：捡起手边的任何物品，学生的笔记本、自己的鞋子或一支铅笔，然后追溯所有形成眼前之物的早先决定与活动。\n", " "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自然客体是社会共识的具体化。一个经典的例子是“QWERTY”这种没有效率也没有什么功能的打字键盘排列法，\n", "- 它对早期标准打字机的创造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一旦键盘以“QWERTY”方式排列，打字员就可以放慢速度，以免速度太快而卡住早期的打字机。\n", "- 这种“QWERTY”键盘的排列方式，阻止了其他更好的键盘排列方式\n", " - 比如德沃夏克键盘，使用者打字的速度更快且更精确\n", "- 大多人已经知道了这种旧的键盘排列方式，以至于改变这种排列的做法很难成为“实用的”（David［1985］的研究描述过这个例子）。"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空间窍门\n", "\n", "每件事都有它发生的地点（Everything Has to Be Someplace）"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哪些地理条件会影响我们的研究？天气就是一个条件。\n", "- 1960年代加州发生的学生运动，几乎不可能在明尼苏达州发生；\n", "- 明尼苏达州和加州不一样，这里真的非常冷，学生在学校的时间里只有几个月是好天气，这两个州发生户外示威的可能性也就不一样。\n", "- 自发性示威的必要条件是，有一大群人经常待在公共场所，随时可被组织者、演说者或一小股经过的游行人群所动员。\n", "- 欧文·霍洛维茨提醒我，俄国革命前的最重要的几个插曲，都发生在这个国家最寒冷的地方——这个有用的提醒告诉我们，“影响力”或“影响”，并不就等于“决定性”。）”\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纽约的黑人与白人更有文化素养：黑人音乐家会学着去理解所有类型的音乐；白人听众习惯黑人音乐家为他们表演，所以黑人音乐家会在很多不同的环境里表演，并且调整他们的音乐去适应各种情况。\n", "- 而亚特兰大的黑人音乐家则较少受过传统的欧洲音乐训练，主要是以帐篷秀为黑人演奏。\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每件事都有它发生的地点。这句话的意义在于，你所研究的事物发生在特定的地方，不是普遍地发生在这个世界或“社会背景”中，而是就在这个地方发生，就在这里，这地方的一切会影响你所研究的事物。因此要仔细、持续地观察这个地方的特色：自然特征（位在何处，在这里生活、工作是哪种感觉）与社会特征（什么样的人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多久了，以及所有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告诉你的其他事）。反复提醒自己“每件事都有它发生的地点”是很有帮助的。\n", "\n", "- 把不能省略的东西写入研究。先前的规则显然行不通，因为这需要你到时必须知道所有的事情，还要把这一切都写下来。因此，在思考你的研究对象时，要注意使用哪些地点特征来解释某些特定社会性特征。假如你发现自己会用天气解释某个事件，那么对于天气的描述，就应该出现在你的介绍性描述中。假如把它放进你的介绍性描述中，它就应该是你的分析内容。"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练习**：找出“万物皆有时”（Everything has to be sometime）这个窍门的作用。 "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问“如何”，而不是“为何”的窍门\n", "\n", "（Ask“How？”Not“Why？”）\n", "\n", "“我头一次了解到问“如何”比问“为什么”好，是在做田野研究时。当我采访人们，问他们为什么要做某件事，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他们的防御性反应。我问某人为什么他或她要做这件事，比如“你为什么会当医生？”“为什么你选择在这所学校教书？”。初听下来，受访者会认为我是在寻找一个正当性，他们得为我所调查的行为找到又好又充分的理由。于是他们会用简短、谨慎且充满敌意的口气来回答我的“为什么”，好像在说“好了，小伙子，这些回答够了吧？”\n", "\n", "但如果我换个方式，问某件事情如何发生，比如“你是怎么进入这一行的？”“你最后怎么选择在这所学校教书？”，我的问题就问“活”了。人们有问必答，事无巨细，不仅告诉我他们做这事的原因，还告诉我会有助于我调查的其他人的行为。\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像你这么好的女孩，为什么在这种地方干这种事？（What Is a Nice Girl Like You Doing in a Place Like This？）”"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为了发展吸大麻行为起源的理论，我采访吸大麻的人，\n", "- 问“你是怎样开始吸大麻的？”从不会招来防御性的反应。\n", "- 但如果问“你为什么要抽大麻？”，则会引来带有罪恶感的回应（好像我们在指控他们一样的）。\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叙事（Narrative）\n", "\n", "分析的叙事模式着重于发现可以解释“它”是什么（“它”指我们想要了解与解释的任何事物），以及它如何变成那样的故事。因果分析做得不错时，最终大部分变量都得到了解释。而叙事分析者做得不错时，得到的结果则是解释什么过程导致这个结果的故事。"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沃恩在一个研究中惊讶地发现，不论情侣结婚与否、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是工人阶级还是中产阶级，分手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不论提出分手要求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分手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发生的。不管哪一方，“提出分手的人”会启动分手的步骤，然后余下事件循着（在情侣分手的例子中）知道过程中两人关系在每个步骤如何变化的那一方的逻辑展开。"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过程**（Process）\n", "\n", "假使你想要研究的事物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而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段叙事：“首先发生了这件事，接着又发生了那件事，然后其他的事也跟着发生了，最后故事这样结束。”在这里，我们理解事件的发生，是通过研究事件逐步发生的过程，而不是通过了解这些事件必然发生的条件来研究的。\n", "\n", "- 但是你不是在找小说家或历史学家讲的那种故事，也不是找这个故事和其他故事不同的地方。\n", "- 相反，你找的是“典型故事”，这类故事每次发生的方式都非常相似。\n", "- 同时你也不是在寻找不变的因果关系，而是要找到故事中每一步的逻辑，甚至和因果关系一样必然的逻辑。\n", "- 从这个观点来看，不是任何原因导致了故事的发生，而是导致事件那样发生的故事导致了事件的发生。\n", "\n", "社会科学家称这种具有这些特点的故事为过程。”\n", "\n"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image.png](img/t6.png)"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当我们知道某事是如何变成可能时，我们知道得仍然有限，也无法预测，只能如他以及其他人所说的，对事情做“回溯”（1971：58）：\n", "- “我们从已知的发生过的现象这个事实中，可能追溯推理出过去使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必定也出现过了。藉由‘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当下）的轨迹。”（1971：58-59）\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社会学家多次就建立因果范式达成共识，但一般都是使用变量语言来描述因果过程。\n", "- 分析者先确立一个“因变量”，也就是会根据某些方面发生变化的一些现象，然后再确立“自变量”，它的变化“导致”因变量的变化。\n", "- 因果关系在这里的定义是共变（covariation）。\n", "- 当自变量在测量上发生变化时，若因变量A在测量上也随之以某种有规律的方式发生变化，那么因果关系就被证实了，或至少认同因果关系典范的研究者会同意，因果关系的证据已经找到了。"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拉金（Ragin，1987）发展出另一种以多重连接（multiple and conjunction）进行描述的布尔运算”［Boolean algorithm］方法，和上述因果关系形象大不相同。\n", "- 成因往往并不真的独立——每一个自变量各自对因变量的全部结果在不同向量（vector）上产生独立的影响。\n", "- 各种成因只有在一起协作时才会有作用。只有X2、X3与X4同时存在时，X1才会发生作用。如果这三个变量消失，那X1也没什么作用。这就是“共同性”。\n", "- 主张变量的效果是相乘的。\n", "- 在多重模式的因果关系形象中，所有的元素都要在场起到同时性的作用，或是与成因相关环境结合的作用。如果任一变量消失，不管其他因素有多大或多重要，答案仍将为零，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效果就不会发生。"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当代社会科学家的标准形象是勇敢的科学家，敢于让他（我使用男性代词，是因为这个意象本身就很有大男子的气概）的理论经受关键的经验验证，当无法符合经验验证、无法推翻零假设时要果断抛弃。\n", "- 拉金描绘了一种截然不同却让我叹服的意象——社会科学家努力地在与资料和证据做“深入且广泛的对话”，这幅画更接近于布鲁默想象中的科学活动：仔细考虑我们从熟知的世界各方面获得的各种可能性，将与某些概念相关的、能搜集到的各种信息分门别类，根据这些信息，再次检视概念，通过反思原有可能性和收集更多数据获得新想法，并着手处理预期与这些想法之间的偏差……等等，就像库恩把科学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形象一样。"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上述“多重”部分的讨论指出了\n", "- 不只一种变量的组合会产生我们感兴趣的结果。在这种因果形象中，有多种方式可以到达目的地。\n", "- 哪些因素的组合会发生作用取决于该案例的情境：不同案例会有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n", "\n", "若是案例少，但前人已累积了与案例相关的大量信息，就有必要使用这个方法，像精细的跨国历史研究（比如革命研究或少数国家福利政策发展的研究）就很典型。在这里，研究者试图处理的是真实历史案例的复杂性，而不是像在一大堆假设性案例中处理变量间的关系。所得出的结论是要让历史案例就像同时运作的变量一样可以理解。"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lide" } }, "source": [ "## 第3章　抽样\n", " "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要包含什么（What to include）\n", "\n", "抽样与举隅（Sampling and Synecdoche）\n", "\n", "抽样对于任何研究都是大问题。我们无法研究每一个感兴趣的案例，而且应该也不想那么做。每一种科学追求都试图找到只需少量案例就能套用到全部的方法，也就是研究结果可以“概推”到所属类别的全部成员。我们需要用样本说服人们我们对于所有类别都知道一些。”"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总是希望把每样东西都囊括其中，因为它们全都符合定义，全都可以作为严肃研究的对象。\n", "- 但是我们无法研究一切，有个实践上的原因最显而易见：我们没有人力搜集所有音乐，\n", "- 而如果我们真这么做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处理那么多搜集到手的细枝末节。"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新”历史学家（参见McCall，Wittner ［1990］）让我们相信，\n", "-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无法搜集每个人的生活，\n", "- 假如我们那样做，我们会淹没在所有的生命细节里。\n", "- 电脑数据库帮不了我们，因为淹没我们的是概念而不是机器。"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民族学方法论的祖师爷哈罗德·加芬克尔曾经让几代方法论圈子的研究者很不安，因为他坚持社会科学终究是一种“实践活动”，也就是说，研究工作总有要结束的时候。\n", "- 没有人可以无止境地做研究，因此不得不走捷径，而这必然与“研究理应如何做”相抵触。\n", "- 抽样就是我们根据所见，去描述我们未看到的那些东西。\n", "- 请记住我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用这些方式取得样本，并在给定的置信范围内，以此样本测量总体而已。"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随机抽样\n", "\n", "（某些问题的）完美解决办法（Random Sampling：A Perfect Solution （For Some Problem））"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研究者研究过去几年间每年六月发布的婚讯。他们指出：《纽约时报》上“没有一份婚讯公布婚礼将在犹太教会堂举行，也没有一份婚讯有和犹太信仰相关的迹象”。\n", "\n", "不以六月，而采用十月和十一月（因为卡曼教授那时才读到这篇令人不愉快的文章）犹太人婚讯出现在《纽约时报》周日版的比例。卡曼对这个抽样的报告如下：“这两个月在《纽约时报》周日版发布的36条婚讯里，其中至少有13条，也就是全部婚讯的36.1％。\n", "\n", "犹太人不会在逾越节到七七节之间的七周里，以及哀悼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日的前三周举行婚礼。六月几乎不可避免会遇上这个或那个节日。\n", "\n", "作者如果使用一组随机数字选择月份，而不是自作聪明用六月的婚礼做研究，这类问题或许都能够避免。"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范畴之外：找到不合者\n", "\n", "（Beyond the Categories：Finding What Doesn't Fit）\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描述与范畴（Description and the Categories）\n", "\n", "这些描述对我们有什么用？也许最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摆脱传统的思考。\n", "- 要恰如其分地描述与分析社会现象，主要的障碍是我们往往自以为已经知道大部分答案了。\n", "- 我们把很多事视为理所当然，毕竟我们是社会里称职的成年人，知道每一个成年人该知道的事。如一般人所说，我们有“常识”。\n", "- 但是既然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就应该要质疑它，或者至少先不要妄下判断。\n", "- 我们应该自己找出学校与医院是做什么的，而不是轻易就接受传统的答案。"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很少把范畴问题当作想要去解决的实际问题。\n", "- 完全相反，他们通常会集中精力，投入到其领域中被公认是原型的少数案例中去，\n", "- 显然他们相信，只要能解释清楚那些案例，其他所有案例也会迎刃而解。\n", "- 比如要研究革命，我们会研究美国、法国、中国与俄国（有时候还包括英国）革命。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都忽略了在世界各地以及在历史上发生的其他上百个革命。\n", "- 问题在于，这少数几个案例变成了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说的“范例”——也就是说，这些案例成为了这些研究领域的核心。\n", "- 范例其实是个完全误导人的措辞。\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要详细到什么程度？要多少分析？（How Much Detail？How Much Analysis？）\n", "\n", "我教田野研究课程时，总是坚持让学生写下“每一件事”，以这种方式开始他们的观察和访谈。也就是说，我不想他们做抽样，而要他们报告“相关”事件的一切。当然，就算是小范围，这个任务也不可能完成，你就是无法写下“每一件事”。这并不是在说教师没有办法写得比学生一般写的要多。但是学生是对的，人们没有办法把每一件事都写下来。但是详细的大量描述具有惊人的说服力，可以让“读了这些描述的每一个人得出同样一个结论”。\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如何避免像陷于专业化范畴而不能自拔？\n", "- 一种有效的方法正是像阿吉与佩雷克那样做大量细节描述。\n", "- 翔实的细节描述使得未经概念与理论过滤所产生的观察结果和既有的范畴会格格不入，\n", "- 这会促使我们去创造贴切的新概念与新范畴，而不必硬套。\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另一种困境：有很多科学家，却没有科学。根据库恩（Kuhn，1970：18-22）的说法，只有当科学家就“什么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看起来应该怎样”达成共识，也就是当他们使用定型了的范畴时，科学才会进步。\n", "- 世界的实体是由什么组成的、什么样的问题和答案是合理的——假如每个人对这些的看法都不同，那么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行事，结果就无法积累任何知识。\n", "- 科学家只有忽略眼前的真实世界，闭上眼睛几乎不看现成的数据，才有可能对应该观察与研究什么达成共识。\n", "\n", "\n", "我认为这种困境其实只是一种张力而已。有一个达成共识的传统研究方法是好事，但是不时地尝试一下挑战共识也不赖。\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窍门：辨识并且找到可能会颠覆你思考的个案。\n", "\n", "埃弗里特·休斯教过我一个很好的方法。他喜欢引述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中男主人公所说的话：“无论如何，事情有可能会是另一番样子。”\n", "- 我们不该假设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n", "- 相反，我们应该要想象最大的可能性，然后思考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n", "- 传统的观点是，除非有某些特殊理由，不然“不寻常”的事不会发生。\n", "\n", "根据休斯的引导，你可以采取相反的观点，假设每件事发生的概率相等，当某些事没有如预期中的频率发生时，我们就可以问为什么会这样。“社会规范当然会瓦解。可是我们如何解释它们的持续存在？"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艾尔弗雷德·林德史密斯（Lindesmith，1947）的“麻醉药物上瘾的起源理论”\n", "- 当人们使用药物的频率和用量大到产生戒断症状时，他们就会对鸦片、吗啡或海洛因上瘾。\n", "- 但是林德史密斯观察到人们也可能经由另一个渠道对麻醉药物上瘾——比如因车祸入院，很痛苦，需要长期治疗——并且还没产生典型的瘾君子行为。\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著名的统计方法论学者W．A．罗宾森批评了林德史密斯的样本（Robinson，1951）。林德史密斯从任意抽出的少量样本，推论到一个大的总体（所有美国吸毒者或是全世界的吸毒者）。\n", "- 罗宾森认为林德史密斯应该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取得适当数量的样本（假设抽样总体是监狱犯人或是曾因为使用麻醉药而有逮捕记录的人）。\n", "- 林德史密斯（Lindesmith，1952）回应说随机抽样的目的是想要确保每个案例都有一个可知的被选为样本的概率，而研究者使用随机抽样的程序，则是要确保可以推论出某些现象在总体以及总体的次群体中的分布。\n", "- 所以他辩称，他的上瘾行为研究并不适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因为他并不想知道任何一个特定案例被选为样本的可能性。\n", "- 他感兴趣的是一个普遍过程：一个人如何变成吸毒者。\n", "- 他是想要最大化负案例出现的可能性。"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医生奥利佛·萨克斯谈过他在办公室第一次看到抽动秽语综合征（Tourette's Syndrome）的案例。\n", "- 这种病是一种精神上的混乱，患者会突然大声说话、无法自控地咒骂，爆出一大堆脏话。\n", "- 当时，他被这种“罕见”的现象吓坏了（Sacks，1987：93-94）。\n", "- 可是当他离开办公室回家，在去地铁的路上，看到了好几个患有他现在称为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人。\n", "- 他得出结论，这些案例其实早已大量存在，只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去看而已。"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一切皆有可能”，换句话说，就是要命令自己“看整个表格，而不是表格中的几块小方格”或是“找出所有方面的案例，而不只是当时流行的少数案例。”\n", "\n", "以上二者用另一种方式道出了这个休斯十分重视的窍门。让我们探索一些影响我们找出案例全范围的障碍，找出克服的方法，把这范围变成理论上的优势。这些问题通常是概念性的，往往在我们以为某物为真的时候出现，这导致我们不会进一步研究它所发生的情境。但如果真去研究了，一定会发现异例来改进我们的思考。这些问题因此也是社会的问题，或者是社会学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根植于社会组织的特性中，根植于我们工作生活所处于的社会组织中，这就是我们对这些障碍视若无睹或不愿解决的原因。"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大家都知道！”（Everybody Knows that）\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有用的窍门——当你听到其他人说，我们不应该研究某某东西，因为有人研究过了，此时就是你下手研究那东西的好时机。\n", "\n", "人们经常指手画脚：“那个已经有人做过了。”尤其常常对寻找论文主题的学生这么说。\n", "- 这种说法的背后藏着一种严重的谬误：有相同名称的东西就是一样的东西。\n", "- 事实并非显然如此，研究“相同的东西”经常根本不是真的在研究相同的东西，只是碰巧有人决定要用相同的名称而已。"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可信度层级（The Hierarchy of Credibility）\n", "\n", "处理可信度层级的窍门，再简单不过了：质疑任何权力人士告诉你的一切。组织总是拿出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公众。负责机构活动与声望的管理者总会撒点谎，对很多事情避重就轻、隐藏麻烦、否认问题的存在。他们可能是诚实的人，但是社会组织给他们理由说谎。一个社会化良好的社会成员可能会相信他们，但是一个社会化良好的社会科学家就要朝最坏的方面去想，并找到答案。\n", "\n", "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确认你的怀疑是对的，就是寻找“其他观点”——寻找组织中位于其他位置的能给你不同看法的人，寻找其他人搜集的资料而不是官方给你的资料。\n", "\n", "- 如果你研究学校，当然你会从校长、老师及学生那里搜集信息，但是也试着和校警、职员与秘书聊一聊（也别忘了其他过去曾在学校工作的人）。"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另一种摆脱可信度层级的方式是，寻找组织中的冲突和不满，领导者往往会否认它们的存在。\n", "\n", "埃弗里特·休斯有一个很棒的办法对付这个问题。当他采访某个组织的成员时，他会以中西部人的纯洁眼神问：“这儿有什么事比以前更好或更坏呀？”\n", "- 这是一个精彩的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回答这个问题，既问及了组织里突出的大事，却又没有预设立场——不提哪些事情更好或更坏，也不说好坏的标准应该如何。"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这无关紧要，这不是个“真问题”\n", "\n", "（It's Trivial，It's Not a“Real problem”）\n", "\n", "我的研究不止一次像这样被人批评。\n", "- 就如同人们认为悲剧在一些方面比喜剧重要（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并不这么想），一些问题在本质上看起来就比较严肃，也比较值得成年人关注，其他问题则无关紧要，如同生活这张墙纸上的污点一样。\n", "- 只有当事情很令人震惊、有色情意味，或是很新奇时，才会引人注意。\n", "- 对社会科学家而言，研究这些寻常的想法，是他们避而不去研究更值得关注的更全面的社会活动的一个寻常理由。"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很早就对上面这种观点免疫了，因为我自己的研究总是摆放在“严肃”与“不严肃”的主题之间，我已学会不为此感到焦虑。\n", "- 为了硕士论文，我开始研究芝加哥街头巷尾的小酒吧与俱乐部里的乐手。\n", "- 他们也为婚礼、犹太教受戒仪式及其他社会事务伴奏。我曾经也是这些乐手当中的一员。\n", "- 他们的职业在社会大众的眼里并不像医学或法律那么有价值。他们也非主流产业的工人，行为并不足以吸引到那些公司经理的关心。总之，不会有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注意他们就是了。\n", "- 他们不会做任何坏事（除了吸大麻，不过也没有人关心他们那样会伤害身体），也不会颠覆任何有权力的人，他们只是娱乐产业中小小的一颗螺丝钉。\n", "- 埃弗里特·休斯发现这群人真的很有趣，他们只是社会的无名小卒，不需要爱惜羽毛，因此能说出自己的主张，这也是我论文的主要发现：对他们来说，听众们笨得根本不值得一提。\n", "- 休斯因为我的发现才对他们感兴趣，因为我的发现扩大了过去对这个群体的研究范围，并提供了一个新的假设：所有从事服务行业的人都讨厌他们的服务对象，但是高社会声望群体的成员（大多数人研究的医生与律师）则不会这么说，因为对高社会阶级的人来说，说这种话并不得体。"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然后，我的博士论文转向研究公立学校教师的职业生涯。教师算不上非常具有社会声望的群体，但是参与了使年轻人社会化这么具有文化价值的活动，还算值得尊敬，符合社会学“应该”处理有社会价值的主题的要求。我那些较为传统的朋友赞成我的选择，尽管我做此选择的理由很俗：休斯给我一小时一美金的报酬采访学校的老师，然后我想，也许我可以把我干的事写成博士论文。\n", "\n", "我的研究继续变动着。我接下来研究的是吸大麻的人。在当时这并不被认为是问题（那时是1951年，距离吸食麻醉药物变成标准的中产阶级活动，以致一些家境优越的小孩成为警察的麻烦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当时做这研究，仅仅因为这是新奇事物而已。多年以后，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问题”，我的研究竟然被重新定义为是在处理一桩严肃的事情。\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研究完“严肃”的主题（医学教育与大学生的在校生活）后，布兰奇·吉尔与我转而研究职业学校、学徒制与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常常经历的各种教育情况。那些认为我已“改邪归正”的朋友看到我又走歪路并不高兴。但接着联邦政府对贫穷宣战，其中部分战斗策略是培训更多人拥有专业技能，我的研究又变成了“有关的”了。\n", "\n", "所以：请认清楚，同行往往会去评价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但标准经常没有科学依据，所以那种标准你大可不必接受。了解到这些，你就不想理会那些常识性的评判了，自己做决定吧。”\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为什么选他们？（Why Them？）\n", "\n", "从可信度层级可以推论，一些人或组织会被认为真的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在休斯、布兰奇·吉尔、安瑟伦·斯特劳斯（Anselm Stauss）和我做医学专业学生研究（Becker et al．，［1961］1977）时，这种偏见流行于高等教育研究，研究者只想去“最好的地方”做研究。\n", "\n", "大量的facebook和twitter研究，很少有关于微博和微信的研究。"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的选样触犯了一个从来未经检查的教义：你要研究主要的社会机构，就要研究真正“好的”社会机构，这样你才能看出它好在哪里。\n", "- 这样，其他同类型的机构才能效仿你发现的好实践，从而提高自身的水准。\n", "- 可是这种方法是基于几个未经过测试，也并不特别可信的预设。\n", "- 就说一点，这种研究方式预设了这些机构之间的品质差异真的存在，却从来没有人证明这个差异究竟是什么。"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曾有一个主流研究（Petersen et al．，1956）指出，医生念什么学校根本无关紧要，因为五年后执业品质（也就是医学院教给你的实践方式）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你在哪里执业，而不是读书的地点。\n", "- 假如你在大城市的医院里执业，特别是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的时候随时有无数的人监督，执业品质自会得到高分。\n", "- 但倘若你一个人在乡下地方执业，那里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的执业品质分数当然掉得很快。\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多种原因导致研究者只研究所有实践和行为中的一小部分，而休斯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所有实践和行为。\n", "- 社会科学家倾向于研究成功的社会运动、最好的大学与医院、最赚钱的行业。\n", "- 他们或许也会研究惊人的败举，并从中学到很多教训。\n", "- 这种抽样策略意味着他们非常有可能忽略所有还过得去的、很普通的、没什么特别的组织。\n", "- 这样的概推，意味着描述一个社会所有的组织，却是基于非随机选择的少数几个案例，其结果是社会学遭受了严重的抽样偏差。\n", "- 我们应该注意所有边缘的案例。\n", "- 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寻找最有可能颠覆我们观念与预测的极端案例。\n", "- 我们做这种选择应有自己的理由。"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什么事也没发生”（“Nothing's Happening”）"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几年前，我在旧金山拍摄海特-艾许伯里免费诊所集团旗下的摇滚医疗工作组。当时这个工作组支援比尔·格雷厄姆（Bill Graham）在奥克兰体育馆举办的大型户外摇滚音乐会，给参加的观众提供医疗服务。\n", "- 我感受到并且接受的那种无聊，是源自弥漫在摇滚医疗单位的志愿者间的那种情绪。\n", "- 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有趣，也就是从医学角度看病情严重，甚至会出人命的事。"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但有一天，我终于了解了什么事都没发生是不可能的。\n", "- 所以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问题，在没事发生时拍拍看发生了什么。\n", "- 毫不意外，没事发生的时候就是很多事发生的时候。\n", "- 这些20或30岁出头的志愿者，大多数都还单身，还在寻觅另一半，参与这个医疗活动就像参加一个由你喜爱的乐团伴奏的大派对，有免费的啤酒、有机食品午餐，有很多看起来还蛮漂亮的年轻男女，他们和你有些共同爱好。\n", "- 我发现镜头中的上百个形象，都是这些年轻人在跳舞、热切交谈、献殷勤，或在以其他方式社交。\n", "- 这些为我的社会学分析以及纪录片的拍摄增加重要内容：医疗小组除了提供一些有趣的医疗经验外，还有更多的作用。"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小孩为什么老爱以“你知道吗”开始与大人对话，这是个很烦人的习惯。\n", "- 我们很难不用“知道什么？”来回答“你知道吗？”。\n", "- 一旦我们反问“知道什么呀？”我们就得听他们说话。\n", "- 这就是小孩想要的，争取大人们的注意。\n", "\n", "\n", "研究轮流对话的“无聊结果”，出其不意地解释了权力运用的一些现象，并给我们提供了可以用到其他地方的规则，比如研究更成人和更“严肃”的现象。”\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之前坚持认为研究者一定要学会质疑，不能盲目接受你所研究的那个世界的人的所思所想。\n", "\n", "- 与此同时研究者又必须关注那些人的所思所想。毕竟，人们对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了解最深，处在复杂的环境下，他们必须了解很多才能取得成功。在讨论“意象”时，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观点的核心了：社会科学家通常没有经历过研究对象所经历过的事，所以社会科学家总是依赖这些人的解释，才能知道研究对象内部发生了什么事。\n", "- 研究者（至少某些研究者）会研究很多人的经验，这些人的经验有重叠之处，却又不完全相同。\n", "\n", "休斯曾说：“我不会知道群体中某个成员不知道的事，但是，既然知道了这些成员所知道的所有事，我所知的就会比群体中任何成员都要多。”\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n", "布兰奇·吉尔、埃弗里特·休斯与我在研究大学生时（Becker et al．，［1968］1994），我们各自关注田野里的不同方面。\n", "- 吉尔研究兄弟会与姊妹会成员，我大部分时间研究独立派人士，休斯研究教职员。\n", "- 我们每个人知道的事情，我们这个小群体也知道，但是其他人不知道。\n", "- 兄弟会主导的一个“秘密”社团，操纵了组织校园政治生活的机器，它的领导者告诉吉尔所有一切，然后吉尔再告诉我。但是和我混在一起的独立派人士并不知道这些事，我也没跟他们说。\n", "- 反过来，当独立派人士发起政治行动时，他们会跟我分享他们的计划，我会告诉吉尔，但是她也不会告诉兄弟会的成员。\n", "- 所以我们研究团队以及各自知道的事，比任何一个校园政治生活参与者都要多。"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让·佩内夫对这个观点有特别的想法，他建议研究者在田野里要比平常多些谋算。他指出，绝大多数的社会生活包含了许多计算。\n", "\n", "清点、计算与列举。工厂工人经常在数：我做了多少件东西，做了几道工序，我工作了多久？办公室职员归类、建档、清点以及编目。医院的服务中也经常出现测量与计算：有多少张空病床？拍片得等多久？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病人要治疗？我还要工作几个小时？这些人都被时间所困：时间已经过了、要做决定的时间到了，当然，还有还要多久我们才能回家？虽然守时、控制以及计划时间等等形式是他们互动的核心，但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者几乎从不讨论人们这种对时间无尽的预设与评估。（Peneff，1995：122）\n", "\n", "“不要因为你的研究对象忽略了什么你就跟着忽略。但是，也不要忽略他们关心的东西。”\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善用他人的信息（Using Other People's Information）\n", "\n", "贝特纳与加芬克尔（Bitner and Garfinkel，1967）的解释，人与组织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按照他们自己的实际评估体系收集资料。他们收集的不是社会科学家做研究所需要的信息。所以他们不收集我们想要的所有事实，这就给我们留下很多要做的事。从1920年代开始，有人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条款提起诉讼，从此美国人口调查局不得再收集宗教数据和计算不同宗教团体成员的人数，这成了研究者的噩梦。\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对所有关于这些“官方”或准官方数据所存问题的调查都很感兴趣，因为每个问题都意味着我们遗漏了某些信息，而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信息，我们就能还原案例，找出完整的描述，从而避免传统的分类。\n", "\n", "无论我们怎么批评、怎么不信任官方数据，我们还是要依赖它（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能不用人口调查局的资料，即使它充满错误），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窍门来对付这个问题。\n", "\n", "这个窍门很简单。问一问数据从哪里来，是谁收集的，资料的组织性及概念性的限制是什么，以及以上所有这些对我正在看的图表会有什么影响。这会使得查阅图表所花费的功夫比你预计的还要多，但是别人收集的数据中有太多问题，如果不顾数据本身的问题，带来的麻烦可比查阅图表大得多。"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野生组织（Bastard Institutions）\n", "\n", "所有阻止研究者看清现实、扩大思考范围的障碍，都有办法克服，我也建议了很多窍门。\n", "- 避免这些错误最好的方式是，创造一个更普遍的社会学理论理解，让社会科学家建立举隅时可以区分出什么适合纳入、什么有必要纳入。\n", "- 埃弗里特·休斯关于“野生组织”的经典论文，是社会学理论化的小型杰作（Hughes，［1971］1984：98-105）。"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机构分配商品与服务；它们是人类合法需求的合法满足者。在分配宗教、娱乐、教育、饮食、住所及其他东西的过程中，机构也定义了什么是恰当满足人们需求的标准。机构所定义的需求，虽然可能范围相当宽广，也有很大的灵活性，但却无法满足所有类型的人和所有人的条件。事实上，机构只能服务特定范围的人，它们有所抉择，就像商店会决定不进大号或样式奇怪的衣服。机构分配从来都不是完整与完美的。\"\n", "\n", "（Hughes，［1971］1984：98-99）"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长期的背离与反抗，某些会代代相传。尽管缺乏公开的合法性支持，但仍可保持一定的稳定。它们可能不能受到法律支持，却经常在法律体制的默许下运作。它们所从事的行业可能不受尊重。\n", "\n", "某些机构是合法商品与服务的不合法分配者；某些机构会满足不合法的需求……全都披上组织的外衣，和其他机构没两样。（Hughes，［1971］1984：98-99）”\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休斯管这类机构叫野生组织（Bastard Institution）。它们的形式有很多种。有些不是正式的合法机构，尽管可能不合法，但也不一定违法。在特定的亚社群中，这些机构很常见，也受大众支持。他所指的是像\n", "- 监狱或军队中的袋鼠法庭(6)、\n", "- 唐人街上的地下帮会法庭，\n", "- 正统犹太社区中向其成员供应符合犹太教规的生宰肉的组织。\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有些野生机构就依附在合法服务分配者的旁边为生。例如，\n", "- 法律与会计学校旁边常有些填鸭式教学补习学校，\n", "- 教人怎么通过国家选用专业人才的考试。这些学校不教法律，只教学生如何通过考试。\n", "- 休斯把某个提供附近社区禁止之物的社区也放在这个类别中。"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野生组织直接和公认的定义和正式组织相冲突。［它们提供］不完全正当的替代选择，或满足人们一些不为人知的嗜好或特殊品味，正式建制的供应者不会提供也不乐意满足这些需求。另一些野生组织则协助组织体系中的一些人获得某些不易取得的东西。它们纠正了组织的定义与分配的缺点\"。（Hughes，［1971］1984：99）"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休斯提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观点，他说：越轨有两个方向、两种形式，社会学家不应只看到和讨论不合法的一面，也不应厌恶越轨行为（他称为魔鬼的一面），还要看到和讨论天使的那一面。卖淫为男性提供了稀缺的女性，但是当另一种不平衡发生时，并没有一个对应的机制为女性提供男性。所以很多女人并不愿意让自己处于一个没有合法男性伴侣的状态（不管合法性如何定义）。”\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休斯常以比较的方式呈现这种案例，往往让人觉得惊讶或者不成体统。例如他喜欢拿神职人员、精神病医师与妓女一起做比较，这三个职业的成员都拥有“罪恶的知识”，亦即他们知道教区居民、病人与客人的秘密。休斯热衷于比较各种专业人员在其各自情境的工作方式中，如何保守那些秘密。”\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lide" } }, "source": [ "## 第4章　概念\n", "\n", "在前一章，我们运用意象寻找适合研究的案例，即可以包含我们想要了解和思考的现象的所有类型样本。之后，我们准备开始认真“思考”。这意味着我们要开始运用概念了。\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概念是对所有类别现象的归纳性陈述，而不只是对于事实的特定陈述；是适用于所有地点的人和组织的陈述，而不是只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人和组织的陈述。\n", "- 许多社会科学家将概念视为逻辑建构的产物，认为概念可以借操作少数基本想法发展出来，也就是通过演绎研究这些问题。\n", "- 我不怎么欣赏这些做法，它们离经验世界太远，吸引不了我。但我承认，一定程度上这和个人品味有关。"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另一种较接近经验，成效也更好的概念分析模式是建立**理想型典型模式**（ideal typical models）。\n", "\n", "这种分析模式由“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的一系列相关的标准”组成。这种标准“抽象层次够高，在不同国家和历史环境中都适用”（Freidson，1994：32）。\n", "- 例如弗赖森就用这个方法，解决了定义“专业权力”的棘手问题。\n", "- 他创造出一个模型，其中“专业权力的中心议题在于，工作控制在专业人员自己手中，而非开放市场中的消费者，也不是中央计划与管理国家的官员”。"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个人欣赏的建立概念的方式是和经验数据不停地对话。\n", "\n", "- 既然概念是总结数据的方式，那么这些概念必须适用于你要总结的数据。\n", "- 接下来的讨论，我将描述怎么让概念适用于数据的窍门，以及如何运用数据产生更多复杂的想法。\n", "- 这些想法将有助于你发现更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并在你已经研究过的数据中，发掘出更多值得深思和纳入分析的东西。"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概念是定义出来的（Concepts Are Defined）\n", "\n",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概念打交道。就像赫伯特·布鲁默在一篇批评当时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的文章中指出的，我们根本没有选择。他说，没有概念就没有科学。如果没有概念，你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找什么东西，以及当找到时你又该如何认出它来。\n", "\n", "布鲁默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心理学的全盛时期，当时的心理学家认为没有概念也可以做研究，至少可以不使用以抽象理论术语定义的概念。他们认为，如果把概念简单地定义为他们在研究某现象过程中，运用操作所测量的对象，就可以避免定义概念带来的长期麻烦。他们说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智商”。智商的定义从那时到现在一直争议不断，因为它就是智商测验中所测量的对象。"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社会学家在提到态度的概念时，也同样模棱两可。\n", "- 许多研究者假设人们有思想、倾向、观念等等一些东西（被概括为态度），等待适当的刺激或情境被释放出来。\n", "- 态度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科学家争论着它的定义。\n", "- 虽然他们无法定义态度，但这阻止不了他们发明测量态度的方法。通过某个程序，人们回答一长串问题最后得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测出了”人们对于电影、外国人、学校或政党的态度。\n", "- 这些科学家测量态度的信度和效度，还加入了统计来描述人们面对不同事物的态度之间的关系。\n", "- 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呈现这些态度的差异，这些差异又与其他差异有相关性，这种相关看起来是有意义的。"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批评者指出，他们对于被测量的东西没有通行的理解，但操作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他们否认自己说了关于态度测量的任何实质或意义：\n", "- 态度就是这些测试测量到的东西，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但没人相信这一点。\n", "- 如果有人相信，就不会有那么多关于态度、智商或其他重要观念的操作化定义研究了。\n", "- 因为，毕竟没有人真会去关心这些测试的测量本身，重要的是这些测试要测量的智商、种族态度或暴力倾向，等等。"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对态度或智商的测试遭到攻击时，这些被攻击的人喜欢回应：“你不想称它为智商是吧？好！那就叫它X。如何？”\n", "- “嗯，你已经呈现出不同种族的小孩，在叫X的事物上平均差异是10分，但那又怎样？”\n", "- 没有人在乎白人小孩与黑人小孩在X上的测试分数有什么差别。\n", "- 没有了内容，X就没有任何理论或政策的重要性。\n", "- 但是人们确实在乎智商的差异，因为如果差异真的存在，就会在政策或道德上产生严重的后果，**这恰恰是X从来都没有的**。"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没人会承认自己是布鲁默批评的那种操作主义者，但当代许多研究者的所作所为，却像是他们已经接受了操作主义。\n", "- 他们选择一个“指标”来研究他们要说的现象，这个指标与现象间的关系有瑕疵，甚至是高度缺陷，但是他们却把这些指标当作现象本身。\n", "- 他们将人们的职业在已经测量好职业声望列表中定位，或将这些职业放到主要的职业团体普查分类中去测量。\n", "- 他们也许会说在测量马克思、韦伯或W．劳埃德·沃纳或C．赖特·米尔斯所说的“社会阶级”。但这种说法既不明确，也不甚可信。\n", "\n", "做这种测量的人不会坚称一个人的职业就等于是马克思学派或韦伯学派所言的社会阶级，因为他们还没有证明出这二者在经验上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的分析和讨论含蓄地主张了这个认同。不管测量有多重要，它对了解我们所使用的概念没什么帮助。"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另一种定义概念的方式，是收集一些我们认为体现了概念的有关事物，然后从人们日常的看法中找出相同的地方。一个勤快聪明的批评者，总是能找出一门职业，能符合所有对专业定义的要求（长年的训练、只属于行内人的知识、国家认证，等等）却一点都“不像是”专业。\n", "\n", "- 水管工人拥有标准定义下的专业的所有特质：行内人知识（试试看你自己修水管吧）、长年训练、国家认证，等等。\n", "- 但是“众所周知”，水管工这一行不是个专业。\n", "\n", "这看起来产生了悖论，是因为定义所框定的内容项目，是以一个不被承认的变量为基础选择出来的，这个变量就是职业的社会声望。如果职业声望与其他测量标准有完美的相关性就不会有问题，但事实上却没有。"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是什么因素造成技能稀缺呢？\n", "- 其中一定有一项是使用技能的天分差异。\n", "- 另一个造成技能稀缺性的原因，可能是技能的习得需要花很长时间或付出很大的代价。\n", "- 人们对于技能的需求，随着历史而变化。环境应时发生变化，原本一文不值的技能也可能提高价值。\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4）把1896年大伦敦地区的煤气工人罢工事件，描述为一场“低技能”劳工的险胜。当时的伦敦广泛使用天然煤气照明。天然煤气的制造方式是烧煤炭，也就是在大熔炉里加热煤炭，释放其中的煤气，再由管子传送到住户和工厂中。管理熔炉——把煤炭铲进炉子，让它持续燃烧——是一种低技能的工作，任何人都可以胜任。所以，当从事这行的工人开始罢工时，一般人的智慧和经济理论的观点，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工人的胜算很小。但他们确实成功了，并且从贪婪的资本家老板那里得到一大笔补偿。这些工人怎么赢的呢？当时煤气供应商正面对电力这种新能源的竞争。电力固然是新奇事物，但是有潜力成为很好的照明方式。如果罢工持续下去，消费者也许就开始有兴趣试用这种新能源。罢工持续越久，从煤气供应商转向电力的消费者就越多。这些机器虽然能运转，但是如同所有的旧机器一样，得好生伺候。你必须知道何时该好好踢炉子一脚，还得踢对地方。"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假设法律最终彻底禁止性别歧视或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女人赚的仍旧会比男人少。为什么呢？\n", "- 因为在所有职业中，男女分布并不是均衡的。\n", "- 学校老师中的女性数量高到不成比例，却有不成比例的公司总裁是男性，但是公司总裁赚的钱比老师更多；没有女人打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很少有护士是男性，但是球员赚的钱却比护士多得多。\n", "- 如果你不管性别，付给所有护士相同的薪水，也不管男女，付给所有公司总裁相同的薪水，女性最终平均还是赚得比较少，因为她们大多从事工资较低的工作。"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讲到概念这一点，因为它就蕴含在我举的这类例子中，不是抽象地泛泛而谈就可以说明的。\n", "- 这个要点是，概念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当你表达和定义时，已经彻底研究过它们所包含的全部范围的事物。\n", "- 现在大家就能明白，我在早些时候为什么一直强调抽样方法中，必得找出能包含整个范围的各种样本。如果你因为传统偏见或其他我曾讨论过的理由而排除某些现象，你的概念就会有瑕疵。再进一步组合这些概念，并加以概推的话，会产生很多噪声，那些所谓随机变量根本就不是随机的，而是你在选择案例来定义概念时，系统性社会偏见所造成的后果。"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犯罪（Crime）**\n", "\n", "堆积如山的研究都指出，犯罪和贫穷、家庭破裂以及所有其他当时称之为“社会病理学”的传统指标有着高度关联。萨瑟兰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些犯罪是由非常富裕的人所为，他们并没有显现社会病理学的传统症状，有些犯罪事件还是由美国最大的和最受人尊敬的公司所为，他们同样也不是来自破裂的家庭，那么，以前的理论怎么能成立（Sutherland，1940）？"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一般的犯罪学家中，没有人会认为有钱人或大企业所犯的罪，就其根本而言，是“真正的犯罪”。\n", "- 此外，这一类人也很少被判决违反刑法，因为这些案件多半以民事诉讼处理。\n", "- 白领犯罪和传统意义上的犯罪，有另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一般的犯罪中，罪证确凿，有人被抢或被袭击，其关键问题在于：是谁做的？"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萨瑟兰的推理无懈可击：\n", "- 如果你在计算相关性时，决定不把有钱人及大企业所犯的罪纳入，那么你的结论准保是犯罪和贫穷及其副产品相关。\n", "- 并非因为事实如此，而是因为你使用了有瑕疵的概念，这个概念看似包含了给定类别的所有成员，但实际上却是根据社会声望这个未经检验的依据，把其中很大的一个部分排除在外。\n", "- 你得到的并不是实证的发现，而只是定义制造出来的赝品。"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萨瑟兰使用了一个窍门来理解白领犯罪，这个窍门基于组织生活的普遍特性。如同我在讨论抽样时所说，组织总是在说谎。如果这么说太严厉，那我们可以换个说法——组织喜欢展示出最好的一面，而不愿意说扯后腿的事。\n", "\n", "每当有警察被发现行为不端时，警察部门最常给的解释是：“每个桶里都会有烂苹果。”这个解释试图反驳更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假设的批评，比如“是桶造成苹果腐烂”，也就是警察部门的组织和文化使原本奉公守法的警察变坏。"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萨瑟兰的窍门很简单，\n", "- 他寻找企业年报中没有提到的事实：企业遭到的民事诉讼、遭受这种指控的善后方式，以及那些触犯刑法企业想方设法避免刑事指控，替之以民事解决，导致社会学家没有算在内的犯罪案件。\n", "\n", "再重复一次这里的窍门：定义概念是基于其所依据的各种案例拥有的共同点。无论得出的定义有多抽象（或“多强的理论性”），个案的选择方式如果未经检查，仍会留下痕迹。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意象的重要性，意象能拓展我们对于所研究的世界所呈现面貌的想法。如果我们的意象基于有偏差（biased）的样本，那麻烦就大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系统地找到被遗漏的案例，就能改进我们的研究。"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定义概念：一些窍门（Defining Concepts：Some Tricks）\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正在学做田野的学生普遍会受到这个毛病的影响。\n", "- 等到他们终于鼓起勇气做访谈，却不知道要问些什么。\n", "- 当他们观察到一些社会情景时，却不确定哪些是他们要的“数据”，该记下哪些所见所闻之事。\n", "-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究竟要研究什么。他们知道他们不得不做，因此把什么东西都记下来。\n", "- 结果笔记零散，也缺乏条理。\n", "- 他们的访谈经常离题，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想知道什么，并且以此有系统地引导访谈对象。"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请你对自己说：“我这里的数据是某个问题的答案。我要问自己什么问题，我在笔记中写下的记录才会是一个合理的答案呢？”\n", "- 我要求学生重读笔记时记住这一点，假装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有目的，并且已经达到当初设定要做的目标。\n", "- 这样做，他们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了。"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首先想想第一次进入田野时到底问了些什么，并且明白了他们得到的其实不是他们想要知道的。\n", "- 明白这些以后，他们就可以改变方向，重新拟定问题，并且把一些不同点写进笔记。\n", "- 现在他们的数据看起来就比较像他们想调查的东西了。\n", "- 此外，如果看起来似乎不能够看到或问到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那就应该考虑换个方式得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n", "\n", "重新拟定后的研究问题就是概念建构的开始。他们发现了他们没兴趣也不想知道的那些事。他们经常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兴奋的，并且觉得在错误的方向上浪费了时间。但其实他们并没有浪费。他们必须对吸引他们的事有些概念，才能说别的事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确定感兴趣的对象，就是概念化的开始。\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从大型机中解放出来后，定量分析的交互性更强了。过去手工计算需要一年时间的因子分析，现在只需要冲一杯咖啡的时间。\n", "- 计算的成本大幅降低，使研究者可以尽情分析资料，看看有没有什么灵感（Ragin＆Becker，1988）。\n", "- 换句话说，定量研究者也能够根据所获得的答案，来看看他们想问的问题是什么。\n", "\n", "他们也可以使用这个窍门。"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让案例定义概念（Let the Case Define the Concept）\n", "\n", "- **让概念定义案例**的策略非常有用，但有个代价：\n", " - 只要案例的某些方面不在我们最初选择的范畴描述中，我们就看不到，也不会去调查这些方面。\n", " - 然而，遗漏的部分仍会回过头来烦我们。\n", " - 把案例的所有方面纳入分析是有道理的，即使我们的概念容不下它们。\n", "- **让案例定义概念**。以美国革命作为典型来说，我们定义出一个包含案例所有特质（每一个特质都要纳入，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排除哪些）的范畴。关于案例的任何发现都成为概念中极为重要的部分。\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由案例定义概念的策略，可以让你定义可能在其他案例中会变异的范围。\n", "\n", "你发现储蓄和贷款协会的高层主管有时会操纵银行规定以窃取金钱，这些规定十分复杂，检察官也无法裁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确实是犯罪。从这些案例你就可以发现“犯罪”另有一个层面，是在操着棍子打人、罪证确凿的人身侵犯案中看不到的层面。再由此研究概推，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果：一个行为的犯罪性质有明确性（clarity）与模糊性（ambiguity）之分，对此存在着一些影响因素，这些都是未来所有“犯罪研究”不应忽略的。"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概推：伯纳德·贝克窍门（Generalizing：Bernie Beck's Trick）\n", "\n", "对描述有用的理论，一方面要比我们发现的特定事实更具一般性，另一方面又不能像认同或社会互动那么笼统，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如罗伯特·默顿提醒我们注意的“中层理论”。\n", "\n", "我在西北大学任教二十五年，办公室一直在伯纳德·贝克（Bernard Beck）的隔壁，他是伟大的社会学教师及思想家之一，他的才华应该更为人所知才对。我从他那学到很多却未及报答，其中多半是隔着墙听他和研究生讨论他们进展中的研究学来的。我听到的话当中，让我受益最多的莫过于他从中间层次思考研究结果的技巧。\n", "\n", "如果贝克有一个学生，已经收集到一些数据，在试图理解他或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到底是关于什么的，那么贝克就会对他或她说：“告诉我你的发现，但不能使用实际案例中的可识别特征。"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这些教师的职业生涯，是他们在芝加哥的学校系统中不停换学校，而非企图升到更高、薪水也更好的位置，也不是调到其他城市的学校系统。他们在学校系统中不停调动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他们试图找到一个学校，该学校中和他们互动的人——学生、家长、校长、其他教师——或多或少符合他们所期望的互动方式。”\n", "\n", "他就会用他的窍门对我说：“告诉我你做的是关于什么的研究，但是不准使用‘教师’、‘学校’、‘学生’、‘校长’或‘芝加哥’等词。”\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使用比案例细节更一般化的词，但不能太过笼统而失去研究发现的特殊性。\n", "- 如果我从这里就开始谈“认同”或“理性选择”或其他类似的高度抽象概念，我就会漏掉所发现的因工作环境舒适与否所造成的职业流动。\n", "- 因此，我可能会这么回答：\n", " - 在科层体制中，不管人们最想要什么，他们会通过评估所有其他人怎么对待他们来选择可能的职位，并选择各项条件最平衡的地方待下来。"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储蓄和贷款协会的高层主管，有时会借着操纵银行规定来窃取金钱，这些规定十分复杂，检察官也无法裁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确实是犯罪行为。”\n", "\n", "我会再重复一遍这个观点，但不使用任何一个特定的语汇，不用“高层主管”或“储蓄和贷款协会”或任何其他特定的词语，而是用各个特定词语所属的类别，最后归结到讨论行为的犯罪性的模糊性。"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这样做法的结果，就是每个研究都会有理论贡献，因为它提供了一些新东西，需要被看作所属现象类别的一个新层面而思考。\n", "- 唯一例外的时候是两个研究在每一方面都完全相同。不过这几乎不可能，并不值得担心。"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概念即概推（Concepts Are Generalizations）\n", "\n", "尽管我们思考、推测并定义概念，但概念并不只是想法、推测或定义。\n", "- 事实上，概念就是经验的概推，需以经验研究的成果（也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为基础来检验和修正。\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感兴趣的概念经常都有多重标准。\n", "- 韦伯不会以单一标准来定义科层制，他列出一张所有特征的长清单：书面文件、被定义为职业的工作、依规则做决定，等等。\n", "- 以多重标准来定义文化：由代代相传的共识，以及体现社会基本价值的一致主张等组成。"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假设一个对象有x项标准，你将具备所有条件的对象称为O，那么你把具备x-1、x-2或x-n项条件的对象称为什么？\n", "- 简单的答案就是，把它们称为非O，并且忽略它们中存在的所有差异——这就是说，关于非O唯一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它们不是O。\n", "- 但这个答案经常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很少具备所有条件；\n", "- 它们反而是各种不满足条件的组合——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把概念看作经验概推的窍门**，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未深思熟虑的看法——认为概念的所有特质总是很匹配，所带来的问题。\n", "\n", "> 将概念的所有特质拆散，视其为能够独立各自变化，便可以把技术性的问题转变成理论发展和诠释（articulation）的机会。"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概念是相对的（Concepts Are Relational）\n", "\n", "所有描述人的术语都是相关联的，这就是说所有术语只有在被视作术语系统的一部分时，才具有意义。\n", "\n", "- 阶级是相对性的术语：“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只有在互相对照，或和“上层阶级”对照时才有意义。这些术语含义就是这种关系的特征。“工人阶级”意味着你在替“雇主阶级”工作。\n", "- “临界智障（borderline retardation）和“真”智障伴随的显性生理残疾不一样，是墨西哥裔或黑人小孩上学时所得的一种疾病，离开学校以后就好了。\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把任何似乎是描述个人或群体特性的术语，放进它所属的关系体系（system of relations）语境中。\n", "- 特性不仅是某个东西或者“有实体存在的事实”（physical fact），而且也是对那个事实的解释，\n", " - 也就是根据与该特性相关的其他事物赋予这个特性以意义。\n", "- 首先，找到与其相关的其他特性，这些特性同样也被赋予意义，它们进而构成可能性系统（system of possibilities）。\n", "- 不仅如此，这个系统又与什么相联结呢？为什么这类区别在普通的正常人看来是如此“自然”呢？为什么它们似乎得有十足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才继续发生作用？"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以简单算术这个技能为例，在现代，不懂加减或其他简单算术运算的人一定是“发育迟缓”的人，甚至可能是“智障”。不过那些技能并非向来都必要，帕特里夏·克莱因·科恩的著作《算数人》（A Calculating People）告诉我们，直到19世纪，普通的美国人才真正需要这项技能。"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哪些特性更重要的决定，有时候掌握在特定的专业人士手中，这些人凭借圈内人才懂的方法进行判断。\n", "- 默瑟令人震惊的发现，当由老师推荐班上小朋友参加智力测验时，原先被贴上智障者标签的种族及族群总体差异消失不见了，墨西哥裔、黑人或白人的比例竟然和学校的总体分布一致。\n", "- 只有缺乏小孩子课堂教学实践经验，同时也无法借助其他与小孩有关的知识来解释测验成绩的人，在负责为小孩做智力测验并归类是否为智障时，才会出现墨西哥裔小孩过多被贴上智障者标签的状况。\n", "\n", "通过职业专长的发展和垄断导致这类决定被专业化，是另一个会影响“个体特性”如何包含在一组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历史变量，这使得这些特性变得更为重要。"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198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资优”儿童计划，给公立学校教授视觉艺术的老师出了一个难题：要怎样选出合格的有才华或有天赋的儿童，让他们接受额外的训练与机会呢？“老师的烫手山芋变成了测试者的问题。\n", "- 中产阶级家长的力量，能够影响这个关系体系的形式，进而影响其重要性，以及不同种类的人取得资源的可能性。\n", "- 但他们的权力可能还不足以胜过那些手握决定权的专家。\n", " - 你要如何测量视觉艺术能力？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艺术标准要达成共识，比取得算数或阅读标准的共识要难很多。"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总结一下这套窍门：\n", "- 首先将术语放入关系所包含的完整范围中（比如“高”必然对应“矮”、“有天分”必然对应“没天分”），\n", "- 然后去了解这组关系现在是如何组织的，在过去不同的时空里又是如何组织的（比如去理解150年前不懂算术的意义和后果，比较与现在有何不同）。\n", "- 最后，看看事物怎么被组成为此时此地的样子，以及与哪些社会安排的联系共同维系了这套关系体系。"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维特根斯坦窍门（Wittgenstein's Trick）\n", "\n", "\n", "休斯教我阅读齐美尔社会学文章的方式来阅读这本书：不用完全理解作者的意思，而要触类旁通，形成能运用于自己研究与思考的想法。\n", "\n",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每个段落都有编号，其中一个段落讨论意图（intention）与意志（will）的哲学问题。\n", "\n", "维特根斯坦是这么说的：“但我们别忘记这一点：当‘我举起手臂’时，我的手臂是向上举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把我的手臂举起来的事实从我举起手臂这个事实中抽出，那还会留下什么东西呢？”（Wittgenstein，1973：§621）\n", "\n", "这个窍门的精髓就在这里：如果我从一个事件或对象X中取走了Y特质，那还剩下什么？”\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也跟他一样，有一屋子的画作以及其他艺术品，但我却没有藏品，为什么？”于是我使用了维特根斯坦窍门，问自己：“如果我们从收藏这个概念中，抽离出收藏家在家里拥有大量绘画作品及其他艺术品的这个事实，那还剩下什么？”\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他的收藏，和我的那些仅仅是一堆物品不同，具有他所谓的“方向”。\n", "- 我的那堆什锦杂物来自我一时的兴致和怪想，而他的收藏代表他的收藏品味不是寻常平庸的。\n", "- 它包含着知识与训练过的识别力（他自己的以及他的指导者的），并因此有集体的、明确的目标与结构。\n", "- 他的收藏具有“未来性”，被某个方向引导着。\n", "- 这些收藏会成为博学的专家反复评估的对象，成为艺术世界行为和进程的一部分。\n", "- 我的收藏只是私人行为，除了对我和我的世界重要外，没有任何的重要性。"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如果你是专攻新而流行的艺术收藏家或商人，卖出作品前，一定会坚持让买家把作品借给美术馆展览。\n", "- 如果你是艺术品商人，正试图为一位艺术家建立名声，却把他的一件重要作品放在中西部某个人的客厅里，那不管你卖了多少钱，对你或对那位艺术家都不会有什么好处\n", "- 这件作品必须放在“重要人物”（指的是在这类画作展示、购买、贩卖的世界中的重要角色）看得到的地方，才有助于事业的发展。\n", "- 美术馆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买家必须有机会看到这些作品。\n", "- 虽然真正“拥有”，但收藏者可能长时间看不到他大部分的收藏品。事实上，很多人会经常把收藏品出借给美术馆，时间或长或短（美术馆则希望出借人的遗嘱中会把这些作品留给他们）。"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收藏家是拥有金融和文化资源（后者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人，他们选择并获得的艺术品，最终将成为现代艺术中的主流。\n", "- “重点是发掘将流芳千古的艺术家最好的作品，也就是在艺术史上将具有主流地位的作品，\n", "- 你的回报是你的判断力将在历史上被人所赞赏。\n", "\n", "从这个观点来看，艺术品在何处与你是否拥有这些艺术品不相关，这并不会让你成为一个收藏家。\n", "\n", "艺术品仅仅是一个有形符号，代表着收藏家投入大笔资金的果敢决断，以及他对艺术品的选择具有富于远见和鉴赏力的声望。这才是理解何谓收藏的关键部分。"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扩展概念的范围（Enlarging a Concept's Reach）\n", "\n", "维特根斯坦窍门让我们分离出我们认为有相同点的一组案例的共同特性，从这些特性，我们可以建立概推，也就是概念。一旦我们独立出某些社会关系或过程的共同特性，并给它命名之后，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去寻找相同现象。监狱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好例子。"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研究监狱的学者（例如Sykes［1985］）已经说明了男子监狱中的犯人如何发展出一种精细的文化。\n", "- 犯人建立囚犯地下政府，接管很多在混乱中维持秩序的功能。\n", "- 他们建立非正式但井然有序的市场，提供香烟和毒品，并为喜爱穿时髦衣服的犯人提供定制的囚服，还提供各种私人服务；\n", "- 他们把性行为组织化；\n", "- 严格规范囚犯的行为，强调永远不能向狱警和长官透露其他囚犯的消息。\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监狱文化的分析者把这些创造归因于监狱生活的剥夺性：囚犯被剥夺了自主权，他们便开拓出一套统治制度，拿回一些自主权，并为了维持这些自主权严格执行囚犯规范（主要是禁止向监狱工作人员打其他犯人的小报告）。\n", "- 囚犯被剥夺了毒品、时尚的衣服以及其他公民生活中惯有的物品，他们便组织市场提供这些东西。\n", "- 被剥夺了性，他们便凑合出监狱独有的弱肉强食的同性性行为，而不损男子气概的自我认知。\n", "\n",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研究认为犯人为解决监狱生活的剥夺性所带来的问题而集体创造出了一种文化。"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沃德和卡斯鲍姆（Ward and Kassebaum，1965）随后把这个理论搬去研究女子监狱。结果却发现，监狱文化理论说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而且正好相反，连监狱长官都抱怨没有囚犯规范：\n", "- 这些女人永远都在互相打小报告，给她们自己以及监狱工作人员制造了很多麻烦；\n", "- 没有真正的地下市场存在；\n", "- 性生活并不像男子监狱中弱肉强食半组织化；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女人发展出假性家庭，由具有男子气概的女人扮演丈夫及父亲的角色，底下有一群妻子和女儿（也可参见Gialombardo［1966］）。\n", "\n", "这些差异是否会瓦解“监狱生活的剥夺性导致监狱文化的形成”这个概推？"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这是因为剥夺性对男人及女人来说意义不同。女人并没有被剥夺自主权，因为她们从来不曾自主过：\n", "- 她们总是生活在保护之下，并且服从于男人的权威：父亲、丈夫或情人。\n", "- 监狱所剥夺的正是这种保护。\n", "- 因此，她们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地下政府取代她们未失去的自主性，而是发展出一套同性恋关系的体系，在其中一个女人成为男性保护者的替身。"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如果我们把教育和学习看做一般性的社会过程，就没有理由认为那些过程只在学校发生。不限定学习的地点、方式或学习者，我们可以把这个主题重新定义为人们学习事物。\n", "- Gaghon and Simon，1973：年轻女性教男朋友怎么谈恋爱\n", "- 个人电脑的使用者经常互相教对方如何操作自己的机器"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扩展概念的范围”的一种好方式（也许是最好的方式）是，彻底忘记名称，集中关注进行中的集体行为。这个策略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欧文·戈夫曼（Goffman，1961，1963）的分析。\n", "\n", "- 在《精神病院》（Asylums，1961）这本书中，戈夫曼分析具有“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特性的地方，其成员（修女、海上的船员或精神病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对这种生活在调适方式上有何共同点。\n", "- 而在《污名》（Stigma，1963）这本书中，戈夫曼则分析在背负不同污名的人周围形成的典型社会形式。\n", "\n", "戈夫曼这些分析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用一般化的角度看事情，每个人都有一些污名，不只是盲人或缺胳膊少腿的人；而每个机构，在某些方面都是全控机构。以集体行动的形式的意义，替换概念的传统内容，可以扩展概念的范围以及我们的知识。"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lide" } }, "source": [ "## 第5章　逻辑"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所称的“逻辑性窍门”，并不是指运用严谨的三段论式逻辑，即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或其他什么规则，对已知的事物进行简单综合（这些规则没什么不好，有些和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主题也有关系）。\n", "\n", "我指的是，如果已知的事物为真，则可以运用逻辑性思考的窍门去找出还有什么可能性成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已知的部分得到些什么来激发我们的想法，并且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获得这些想法。\n", "\n", "这就是逻辑：根据一些规则操作已知的部分，产生新的东西。也就是你可以通过数学系统操作原来的全部数据，产生你从未想象过的，隐藏在这些原始数据里面的结果。"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逻辑带来的可能性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到更多的地方去寻找更多的发现，就像元素周期表告诉科学家，某些从未想象过的元素可能存在着，等待被发现。\n", "\n", "社会学研究是一个不断往返的过程，你探索世界，思考所见，再回到世界探索。\n", "\n", "本章做得最多的将是思考，而思考的结果将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提供线索。我将会提及两种主要的逻辑窍门：找寻论证中隐藏的大前提，以及使用真值表生成各种可能性组合的清单。"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寻找大前提（Find the Major Premise）\n", "\n", "古典逻辑论证以三段论著称，最经典的例子是：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故得证（Q．E．D．）。\n", "\n", "- 大前提（major premise）——陈述公认的一般性事实（在例子中为“所有人都会死”），\n", "- 小前提（minor premise）——陈述一个公认的特定事实（在例子中为“苏格拉底是人”）\n", "- 结论（conclusion）——陈述小前提为大前提的一个特例，因此包含于或涵盖于大前提所叙述的一般性事实内。"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休斯感兴趣的地方在于，1940年代社会科学家怎么被引入歧途，放着真正的研究不做，而试图去反驳种族主义者的事实陈述。这些误入迷途的改良家遇到有人说“黑人闻起来比白人臭”，他们就着手证明，白人事实上并无法区分白人和黑人汗水有何不同。\n", "\n", "“每个合理化种族和族群不公正的言论，都是用三段论得出的。他们提出小前提陈述所谓的事实，却不提作为依据原则的大前提。我们这些所谓“自由的社会学家”不推动对方及自己去面对大前提，反而以为只要质疑、驳倒小前提，也就是所陈述的事实，就足以推翻那些言论。”\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来看下面这两个常见的叙述：“种族隔离法案的行为（以法令形式为黑人隔离出公共设施，比如公共戏院座位、厕所、餐厅及理发院）有其正当性，因为黑人有体臭。”以及“应该禁止犹太人读医学院，因为他们太有进取心。”\n", "\n", "- 大前提: 有体臭的人应当使用隔离的公共设施。\n", "- 小前提: 黑人有体臭。如果这两个前提都成立（不须多说，这个“如果”成“真”得有多难），\n", "- 结论应该是：黑人必须使用隔离的公共设施。"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有些广告告诉我们，除非体味好闻，否则我们不能晋升为工厂主管或者企业销售经理，我们是这些广告吓到的人。那种威胁同样让美国女性惶恐：如果她身上有一点不好闻的味道，可能就找不到男朋友，或失去现在的男朋友，而连她最好的朋友都不敢说她有体味。［他在这里提到当时有个除臭剂的广告标语：“就连你最好的朋友也不会告诉你，你有体臭问题。”］...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去质疑黑人体臭这个所谓“事实”背后的大前提。（Hughes，［1971］1984：215）"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休斯所使用的分析窍门:一些常见的种族歧视言论，逻辑论证都是不完整的。\n", "- 有人说了一个结论，并以一个事实陈述作为小前提来支持，但这个完整的三段论从来没有公开陈述出来。只需一个简单的逻辑练习你就可以知道，必须是怎么样的大前提，才能让小前提导向那个结论。\n", "- 因此他教我们的第一个窍门是：找出隐藏的大前提。\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休斯要我们进一步问，是什么因素使这个不完整的论证形式这么令人信服且无法反驳？\n", "- 大前提并不总是全部如同休斯的例子那样模棱两可，\n", "- 他的分析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个不变的事实：\n", " - 大前提是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不须揭示或证明。"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研究的人经常做一些看起来奇怪、难以理解的事情。只要我们找出被遗漏的大前提，观察这个大前提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如何形成和被支持，我们往往就能理解那些行为了。\n", "\n", "了解奇怪的话（Understanding Strange Talk）\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划分界限：以疑神疑鬼病人为例（Drawing The Line：Crocks）\n", "\n", "有一天早上，我们查房时遇见一位话痨病人，她向医生抱怨身上各种不适、疼痛以及不舒服的地方。可是我发现没有一个人把她的话认真当回事。走出门时，一位学生说：“哥们，她真的够疑神疑鬼的！（Boy，she's really a crock！）”我大致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这个病人在“胡说八道”（crock of shit）。\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知道学生都认为疑神疑鬼病人很讨厌，不过我仍不知道原因：\n", "- 无法从疑神疑鬼病人身上学到任何对将来行医有帮助的东西。疑神疑鬼病人没有可被直接观察的病症，所以导致学生失望。\n", "- 学生或护理人员都是以时间这个最稀缺的商品，来交换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医学院学生想最大化利用学习机会，学一些对职业有帮助的东西。疑神疑鬼病人比其他病人占去更多的时间，但对解决你的困扰又没有任何帮助。\n", "- 学生们希望能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演绎医学奇迹,“做点什么，然后看着生病的人好起来”。学生眼中的疑神疑鬼病人，既然不是“真的生病”，也就无法当作医学奇迹的题材。"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后来把学生的这种态度称为“医学责任”观点。\n", "- 这种观点的踪迹同样无处不在。\n", "- 对外行人来说最奇特的发现也许是下面这个观念：除非你做的事是如果做错了就会让病人致命，否则你干的工作就不是医生。\n", "- 这反映在我们都听过多次的对皮肤科医生的嘲讽：“你害不死任何人，也治不好任何人。”\n", "- 这当中更精确的一般说法是：“除非你能害死人，否则你治不了人。”\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那不是（什么东西）”（“It Isn't ［Whatever］”）\n", "\n", "研究者经常会听人们说“什么不是什么”，比如：“那不是摄影”；“那不是科学”或“那不是犹太人的”。\n", "- 这就是三种既鲜明又常见的“那不是”：艺术的、认识论的以及族群的。\n", "- 你听到的这些提法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志，表示那些人试图保留现在他们所拥有的且不愿意与他人共享的特权，并且想继续保留。\n", "\n", "“那不是科学”这种划分界限的方式，掌控现实的意图同样非常强烈，这也是一种认识论，很特殊也很重要。”\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上面这些例子都运用了同一个窍门：寻找隐藏的前提，即某些人所陈述的言论的基础。找到奇怪的用语和奇怪的界限，这是让隐藏的前提现身的两条线索。当你找到未明确说明的前提时，你要继续问，在人们的生活中，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认为，需要提出他们的观点，并把其大前提隐藏起来。"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那又怎样？（Or Else What？）\n", "\n", "有时候，没有把论证完整叙述出来的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面对这种特殊情况，上面说的窍门很有用。这种情形比你所能想象的还要频繁，通常发生在所谓“功能主义者”的分析中。\n", "- 这种理论探讨我们的社会如何满足人们必要的生理和社会需求，尤其是更为重要的社会需求。\n", "\n", "这种理论致力于确立需求，以及应需求而生成的相应社会功能，类似于研究生物系统，要确立供应养分、排除废物及繁殖等需求，并找出实现这些需求的结构，通过结构如何实现需求的事实，来解释生物系统存在的原因。"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休斯批评功能主义研究思路包含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使用命令式语气。当社会科学家在说必要性塑造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时，经常使用命令式语气：如“一定”或“必须”等习惯用语。\n", "\n", "- “如果那些任务没有完成，社会就会灭亡啊，看看罗马帝国的下场！”\n", "- 嗯，罗马怎么了？它消失了吗？没有，它只是变了。那样很恐怖吗？"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真值表、合并及类型（Truth Table，Combinations，and Types\n", "\n", "我坚信，意象可以启发我们的研究，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各种特征，这些特征的构建方式有助于研究者掌握更多更丰富的特征。\n", "- 之前我已经描述过一些窍门，用于丰富研究中的变量和看待社会现象的角度。\n", "- 而合理采取抽样，可以最大化发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可能你之前完全没想到过。\n", "- 增加我们所思考的社会特征或层面的多样性，不同于认定某些现象在给定范围内变化。\n", "- 变化性和多样性是不同的两件事。我之前提过，最大化多样性是好事，但还没有真正地解释过为什么。现在我想讲讲利用这种方法形成多种可能性的益处。"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将讨论的社会科学方法包括：\n", "- 属性空间分析（property space analysis），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艾伦·巴顿分别及共同描述。\n", "- 质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由查尔斯·拉金引入社会科学的布尔运算［Boolean Algorithm］。\n", "- 分析性归纳法（analytic induction，与艾尔弗雷德·林德史密斯、唐纳徳·克雷西等人的研究有关。"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三种不同的方法强调原始做法的不同部分，不同的形成背景下，使用不同的描述语言和术语，但都是采用“把少数相关特质合并成一个类型”的方式进行。\n", "- 数学版本，称作“组合数学”；\n", "- 逻辑版本则通常要借助“真值表”来讨论；\n", " - 而社会科学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质性变量的交叉分类表”，最简单的是四格表。\n", "\n", "不管哪种形式，本质都是运用逻辑方法合并已获知的东西，以使我们从中知道更多。\n"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艺术品与真值表（Art Works and Truth Table）\n", "\n", "![image.png](img/t7.png)\n", "\n", "Danto (1964): “我认为艺术的突破就在于，为矩阵多加一列的可能性。”\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属性空间分析（Property Space Analysis［PSA］）\n", "\n", "“假设要考察一定数量对象的几个特质。以类似解析几何学参考系的方式图像化:\n", "- x轴在这里对应身高，用英寸测量；\n", "- y轴对应美貌，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n", "- z轴对应学位，在这条轴上，每个对象有或没有学位。这两种可能性用正负号标示。\n", "- 然后，每个对象都可以在这个特性空间中用特定的点来代表，比如（66”，87％，+）。\n", "\n", "在这个空间中，每个个体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点（但不是每个点都对应一个个体）……当然，这个分类系统中有多少个特性，空间里就有多少个维度。（Boudon，1993：212）"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image.png](img/t8.png)"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image.png](img/t9.png)"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image.png](img/t10.png)"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消去法（Reduction）\n", "\n", "![image.png](img/t11.png)\n", "\n", "降维"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探构法（Substruction）\n", "\n", "拉扎斯菲尔德给这个窍门取了一个拗口的名字：“探构法”。探构法在逻辑上与消去法相反，消去法为求简洁而合并组合。探构法则把组合拆开来追求发现。\n", "\n", "弗罗姆区分出四种权威情况：完全权威、普通权威、缺乏权威、反抗权威。\n", "\n"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image.png](img/t12.png)\n", "\n", "拉扎斯菲尔德使用从父母和小孩那访谈到的问题中的项目，重构了在弗罗姆划定的类型中所暗含的完整组合阵列（array）。"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质性比较分析（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n", "\n", "查尔斯·拉金发展出质性比较分析（也称为“布尔分析”）来处理传统分析方法难以应付的棘手问题：\n", "- （a）数据处理量庞大，案例数量庞大，相对而言每个案例的信息却很少（典型的例子就是为行政目的而做的调查与统计所得到的数据）；\n", "- （b）历史案例非常少的分析，尤其是关于特定国家的历史，以及对这些国家特定历史事件的解释（例如，在什么情况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会发生暴动？）。"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一方面，拉金使用过的例子（Ragin，Meyer，and Drass ，1984）：种族对于一个人在联邦科层机构的升迁机会有x％的“贡献”，而教育则“解释”了y％的贡献，资历则有z％的贡献。\n", "\n", "但这些数字很难靠直觉理解，说教育“解释”了y％的升迁机会，却没有说明这个“解释”是如何发生的。\n", "\n", "进一步地说，这些分析要回答的问题经常不是人们想要问的。\n", "\n", "> 虽然了解到某些变量对于升迁的贡献，我们却并不知道年龄、性别、种族及其他特质如何组合，才可让人们得到符合科层体系规则的升迁，研究种族歧视的学者会对此感兴趣。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要找的是现象的状况，而不是某个结果的个别“贡献”。"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另一方面，历史分析经常想要关心的特定事件，往往之前的历史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事实：俄国革命、1929年经济大萧条、新教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许多社会学的经典问题都属于这种形式。\n", "- 已经形成的对于这些事件事无巨细的知识，反而阻碍了传统的分析技术，因为传统分析方法不是处理大量变量、时间序列及其他类似东西的好方法。\n", "- 我们想要的，是可以让我们使用全部已有知识的技术。"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变量导向把理论视为各变量对于我们想要的结果的相对重要性的陈述，这些结果正是我们想要解释的。\n", "- 这些解释注定是普适性的，而社会学法则概括性很强，这些变量独立于社会或历史的语境，发挥着它们的影响力。\n", "- 根据这个观点，你就是通过创造“数据竞赛”来做研究的，一个社会现象有一些互相竞争的、有着各自所偏爱的变量的阐释方式，优胜者就是可以解释了最多研究问题的变量的那一个。\n", "- 更重要的一点也许是，这些思路只想找到待解释的问题的一个答案。但实际上，待解释的事件可能产生于多种因果关系条件组合当中的任何一种组合。"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他们“社会科学家”不对类别范围较小的现象（例如关于国族抗争的类型）提出问题，反而倾向于重塑问题，这样可以把问题应用在范围更广的类别（比如跨国家变量对政治不稳定程度的影响）。他们也不尝试厘清影响了不同结果的成因所处的不同语境，反而倾向于估计一个成因对于各种不同场景（最好是不同的样本）的平均影响力。”（Ragin，1987：vii）\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拉金并不是要完全抛弃传统的多变量统计分析，而是想为社会科学家要解决的问题提供更合适的替代选择。\n", "- 他发现代数中的集合与逻辑，通常也称为布尔代数（以发展出该理论的十九世纪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乔治·布尔命名），可用来建立这些替代性选择。\n", "- 建构真值表是这种代数的基础，事实上，真值表就源于代数。\n", "\n", "拉金和同事在第三世界国家暴动（Walton and Ragin，1990）、雇佣中的歧视模式（Ragin，Meyer，and Drass，1984）、族群政治（Ragin and Hein，1993）等研究中使用了这个方法。"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这个方法保留了隐藏于研究现象的情况的复杂性，同时也尽可能地简化这些复杂性。他发掘出最小数量的变量的组合（记住，一个变量组合就是一种类型），这些组合（同时地）产生待解释的结果。\n", "\n", "> “要在整体的语境中，理解形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在一般共变模式的语境中，理解那些描述了可比较单位之总体的不同变量间的关系……因果关系是同时发生的，结果则以条件交集来分析，通常认为，任一组合都有可能会产生特定结果……多变量统计方法起始于对各种成因及其相互关系的简化，并将它们看作变量；相反，质性比较的方式，则从假设最大的因果复杂性入手，随后，对这种复杂性展开批判。（Ragin，1987：ⅹ）”\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QCA的步骤\n", "1．决定你想调查的结果，以及要用哪些“变量”来“解释”结果。\n", "\n", "2．把每个变量与结果都定义为分类变量，通常以是否具有某些要素来界定。你可以把它们处理成二元变量（如白人或非白人），也可以把几个可能性中的每一个，都处理成是否具有某个类别的变量（白人或非白人、黑人或非黑人、亚裔或非亚裔，等等）。\n", "\n", "3．制作一个数据矩阵，也就是包含行与列的表格，提供空格容纳所有变量组合。这种形式是处理定量数据的标准做法，也可以轻易地转化用于质性数据。\n", "\n", "4．对数据矩阵重新改变格式，变为真值表的形式，列出具有或缺乏这些特质的所有可能组合。"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5．两种状况之间的差异，如果不会影响结果，就不能成为解释情况之所以不同的原因，那么这些差异就不需要考虑。\n", "\n", "举一个例子：如果工会成员绝大多数属于同一种族，成功地进行了罢工行动，而其他成员来自不同种族的工会组织，也成功地进行了罢工，那么工会成员是单一还是多种族的，就不能作为罢工成功的成因。\n", "\n", "研究者可以依照这个规则把真值表“减为最小”。“如果两个布尔表达式（比如变量值与结果的组合）之中，只有一个成因条件不同，但仍产生相同结果，那么这个区分布尔表达式的成因条件就可视为无关而被移除，以创造一个更简单的合并式。"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6．使用拉金文本中所描述的系统化程序（一种算法）寻找“质蕴涵项”，也就是用最少的必要变量组合，建立一个恰当的结果解释，移除那些在逻辑上非必要的变量组合。在这里我不描述这个方法，因为在拉金的著作及其他地方都有详细的描述，他和他的同事还写了一个电脑程序，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工作。在此我们只需要理解结果是以代数方式呈现，罗列出具有或缺乏某些变量的组合，并且能够“涵盖”（解释）你感兴趣的结果。"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7．解释所得出的方程式。这十分容易：比如，当变量A与B，以及变量C与D中任何一个出现时，结果X发生；或其他某些变量有或无的组合的类似表达式，会和我们研究的结果共同发生（除此之外，如拉金所说明［Ragin，1987：99-101］的，这些方程式可以使你轻易地辨识并区分出研究主题中你感兴趣的必要且充分的成因）。"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image.png](img/t13.png)"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拉金举了一个假设性例子（详见Ragin，1987：96．）。\n", "\n", "研究者认为成功的罢工行动有三个主要成因：这个产业的产品有繁荣市场，用A表示；其他工会的同情罢工会造成严重威胁，用B表示；以及大笔罢工基金，以C来表示。他把罢工编码为成功（S）。\n", "\n", "缺少某个条件则以小写字母表示，所以不成功的罢工用s编码，又如缺少大笔罢工基金则编码为c。\n", "\n", "具备或缺少这三个成因有八种可能的组合：Abc，aBc，abC，AbC，ABc，aBC，abc，ABC，只有四种（在这个假设的例子中）能导致罢工成功（AbC，aBc，Abc，ABC）。\n", "\n", "那么把这些抽象的编码用名字还原。" ] }, { "attachments":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image.png](img/t14.png)"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不同的思考方式（A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n", "\n", "质性比较分析与属性空间分析有这么多的共同特色（比如使用真值表），以至于两者看起来像同一件东西的AB两个版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就像拉金一再指出的，\n", "- 两种方法寻求不同的结果，对于社会科学的目标，及探索的问题答案种类，也有不同的意象。在某些方面（但不是全部），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范式。"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成因**：布尔研究法对因果关系的看法非常不同于传统定量研究。\n", "- 定量研究者寻找的是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一个变量对其他变量的效果。\n", "- 一个成功的传统研究计划会创造出一个方程式，解释一个成功的罢工结果分别有多少是由繁荣的市场、同情罢工的威胁以及大笔罢工基金这三个变量造成的。\n", "- 研究者并不希望这个方程式从此罢工到彼罢工而有所变化。\n", "- 如果变量的效果根据情境而有所变化，那么它们就不可靠，研究者就没有得到想发现的结果。"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交互性**：布尔派的研究者并不希望成因是各自独立运行。相反，他们想看到研究语境中，各成因的效果随着其他因素的出现或缺乏而产生变化。\n", "\n", "通常的解释是“多重同时性的”（multiply conjunctural）：同时性是指这个成因被理解为因素的组合，多重性则是说很多这样的组合可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n", "\n", "布尔派研究者希望能找到不止一个主要的因果路径，研究结果不止在一组条件下发生。不同的因素可能以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方式组合，却产生相似的结果。既然你没有调查过所有必要条件来得出完整解释，那么你的解释就无法用来说明所有案例。"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以毒品成瘾这个问题为例。各种研究普遍发现，二十世纪末美国城市中的瘾君子身份是男性、年轻人、黑人、西班牙裔及城市居民。\n", "- 这些相对比较稳定的研究发现被作为证据引用，证明瘾君子的年龄、性别、族裔跟居住地等（成因），和毒品成瘾（结果）之间是有联系的。\n", "- 解释这种联系的方式，和研究者对瘾君子的生活所持的意象是一致的——记住，这种意象并没有经验基础，它的基础主要建立在中产阶级研究者对下层阶级生活的幻想上。\n", "- 这个意象暗示，在这种绝望的生活环境之下，人们渴望毒品提供的“解脱”，从而不可避免地走上成瘾这条不归路。"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艾尔弗雷德·林德史密斯（Lindesmith，1965）发现了这个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n", "- 十九世纪后半期，毒品成瘾与一组十分不同的人口学特征相关。\n", "- 当时的瘾君子多半是白人妇女，通常来自小镇或农场，而且正值中年。\n", "- 很容易解释这种差异：这种人能轻易取得毒品。\n", "\n", "历史上那段时期，美国政府对于鸦片的销售几乎没有控制。成药，特别是调配好的用来治疗“女人病”——当时常见的委婉说法，多指与更年期有关的困扰——的成药，通常都含有高剂量的鸦片，而且任何人在街角药店都买得到这种药。女人购买、服用这些药。当中有些人因服得太多而成瘾。\n", "\n", "Lindesmith，Alfred．1965．The addict and the law．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1911年，美国政府通过“哈里森毒品管制法案”（Harrison Narcotics Act），有效清除了合法市场中含有鸦片的药物。\n", "- 从此妇女们再也不能从街角药店买到成药，有的女人就去找好说话的医生开处方，但大部分人只能忍受戒断症状的困扰，并将戒断症状当作最初导致她们服药的更年期问题。\n", "- 哈里森法案通过后的几年，出现了一个地下市场，并渗透到无法防止毒品交易入侵的居民区中。毫不令人惊讶，这些居民区通常是黑人与西班牙人居住的社区。购买者多为十几二十岁出头的男孩。"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毒品成瘾的各种“成因”，比如年龄、性别、种族、族裔及是否居住在城市等，从历史角度来看，其效果是非常易变的。\n", "- 它们的因果影响是组合，也是成因的综合，而不能将每个因素的影响相加而成为成瘾倾向的指标。\n", " - 当任何人都可以轻易买得到“药品”时，会成瘾的是美国正值更年期的女性；\n", " - 当法令迫使毒品销售转向非法生意，你或你的邻居在其中会得到一份工作时，会成瘾的是处于很穷的贫民区中的年轻黑人男性。\n", "- 这些完全不同的因素组合能产生同样的结果：成瘾。\n", "\n", "更一般地讲，不同的条件可能符合相同的因果关系要求。换句话说，在表面的人口学特征之下，藏着一些更具一般性的特征未被发现，例如可获得性。毕竟那些表面特征无法解释成瘾的变异性。"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拉金使用“虚幻差异”（illusory difference）的概念来描述这个问题：\n", "\n", "- 经常无法用简单的表格和共性分析辨识隐藏的共性。\n", " - 看似不同的特征（例如性质各异的“可得性”系统），却可能有相同的结果。\n", " - 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它们的因果关系是相同的……但不是在可直接观察到的层次。\n", "- 因而，两个对象之间或许存在着一个“虚幻差异”，如果从比较抽象的层次考虑，那事实上是潜藏的共同成因。（Ragin，1987：47）"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异例**（Deviant cases）。质性比较分析和属性空间分析处理“偏差”的方式也不同。\n", "- 一个异例并不按照研究者所认为的及所预测的方式发生，因此挑战了研究者想下的结论。\n", "- 你做研究，收集数据，大部分案例都“如愿发生”，但有些就不是如此，它们会导致其他案例所支持的结论也让人怀疑。\n", " - 设定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因果连接，则属性空间分析表中，规定了组合值的格子应包含了所有案例，而其他组合的格子则应是空的，没有案例。\n", " - 而在真值表中，行用于描述研究者预期的所有案例。\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传统定量研究者接受这种相异的案例，他们认为\n", "- 这是现实世界中的随机变异特性造成的一个可预期结果，\n", "- 也可能是测量变量的方式有不可避免的缺陷，\n", "- 又可能是有的变量没有被纳入分析，因为没人知道怎么测量这些变量，甚至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或不知道它们在研究问题里起了作用。\n", "\n", "但是他们并不期待所有的异例都消失，而且对以下这种描述出现概率的陈述十分满意，比如“来自破裂家庭的小孩在某某程度上，比来自完整家庭的小孩更可能成为问题青少年”。\n", "\n", "这样的陈述之下，异例不能否定将这两个变量联系起来的基本观点，只要大多数的小孩都符合研究者所指出的理论组合就可以了。"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布尔派的研究者：着眼于发现另一种关系：同样的因素组合一直会产生相同结果，没有例外，也没有异例。\n", "- 他们甚至指望最终能够说明研究的现象下的每个案例，对这些案例都有一个解释。\n", "- 在他们试图揭示这些永恒的关系时，他们希望且也期待在这条路上发现“异例”来拓展分析的边界。\n", "- 布尔派研究者致力于发现理论上没有预期到的案例，因为他们期望这能够引导他们发现一些新的、至今仍未预见的因果模式。\n", "\n", "他们寻找的各种结果，我们可以称之为**模式化的多样性**：在不同情境下以不同方式运作的成因网络所衍生出的一个相关类型复合体。他们寻找更多的情境，把它们加入到解释的公式中，寻找更多种结果，把它们加入需要解释的清单中。"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研究者经常发现布尔方程式出了意外，他们本以为一些案例属于他们想要解释的类别，但实际上却不属于。\n", "- 这些案例与这个类别中的其他成员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因此认定也许所有的成功罢工都不相似。\n", "- 但传统研究者却坚持认为，不能把案例重新分类。面对这些异例时，必须从新的样本中重新收集数据，然后才能验证你的假设。\n", "- 质性历史研究无法收集新的样本，像林德史密斯的研究，是基于与难以发现的成瘾者访谈，在这样的要求下就根本没法做。\n", "- 中肯一点来说，根据实际经验修正思考的意愿——调查研究视之为“恶”，事实上却是科学之“善”。\n", "\n", "拉金（Ragin，1987：164-171）一直强调的：在证据与观念之间对话。"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这个方法和抽样及抽样分布的概念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并不关心伴随不同因果模式的案例数量的相对分布。比相对频率更重要的是有意义的因果模式的多样性。（Ragin，1987：52）\n", "\n", "然后要让这个方法完全发挥效能，我们需要一种抽样方式使案例的多样性最完整。这我们在第3章已讨论过。"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分析性归纳法（AI）（Analytic Induction）\n", "\n", "很多研究者的兴趣不在于找到所有的冷门领域和可能性，而是出于理论性或实际的理由，只对所考虑的一个特定结果感兴趣，也是他们所认为的唯一真正有趣的结果。\n", "\n", "- 这种研究者实际上只关心真值表里的少数几行（在有限的案例中，实际上经常就只有一行）。\n", "- 他们把你觉察到的真值表分析法其他组合放到“我们不感兴趣的事物”这个“其他项”中。\n", "- 当研究者及理论家认为他们研究的现象是“重要问题”时，他们经常这么做。\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他们认为，这些现象要么社会中每个人都很关心，每个人都觉得应该要做，要么是这个现象具有特殊的理论属性。\n", "\n", "药物成瘾问题就满足了这两项要求。这个问题既是存在已久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些人“明明很艰辛，又要面临严重的刑罚，却仍要做”的有趣例子。药物成瘾不仅冒犯了社会的道德观念，同时也冒犯了所有这些理论——依据这些理论，毒瘾问题早就该消失了。\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罗伯特·库利·安格尔（Angell，1936）有时被誉为社会学研究使用分析性归纳法的先驱，\n", "- 可以追溯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契合法（method of agreement）以及差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12)。\n", "- 更近的先驱则是乔治·赫伯特·米德及其诠释者赫伯特·布鲁默。\n", " - 两人皆强调反例的重要性，也就是可以推翻假设的实例，他们把反例视作促进科学知识发展的关键。\n", " - 基本论断是，“发现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乃是学习新知的最佳方法（见Mead，1917；Lindesmith，1947：12）。"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古典”分析性归纳法可参见我在本书前面提过的艾尔弗雷德·林德史密斯（Lindesmith，1947）对毒瘾的研究。克雷西（Cressey，1953）与我自己（Becker，1963）则以此例为原型，分别应用于研究盗用公款与吸食大麻。\n", "\n", "这三例研究借助描述造成毒瘾、金融犯罪、吸食大麻的一步步过程，解释了这些研究所关注的结果。\n", "- 就像质性比较分析法一样，分析性归纳法对于结果的解释是不变的：它适用于每一个有待解释现象需要定义的案例。"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当你使用分析性归纳法时，理论的发展与检证是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案例进行的。\n", "- 当你收集了第一个案例的数据时，立刻想生成一个解释。然后把这个理论用在第二个案例上。如果理论能恰当地解释第二个案例，这就肯定了你的解释，你可以继续找第三个案例。\n", "- 但一旦你遭遇“反例”，原先的解释无法说明时，你就得改变你的解释，把这个麻烦案例包含的新元素合并进解释，或者你也可以改变将要解释的现象之定义，把不符合的案例踢出去。\n", "\n", "研究者经常以后一种方式排除许多案例，当案例被重新定义为不是理论所要解释的对象时，研究者或多或少就忽略了这些案例。拉金也把这两种做法推荐给布尔法的使用者。"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研究者探讨通常被标签为越轨的某些行为形式，逐个访谈被认为有这种行为的人。\n", "- 调查研究几乎是一次性收集好所有数据，问题或提问的方式均不能改变，否则就失去了案例的可比性，也失去了采集相似数据的可能性。\n", "- 用访谈的方式收集数据，则可以轻松自然地发现新变量。在这种研究形式中，往往会说这是“过程中的步骤”，而不是说它们是“变量”，并探索其中的含义，观察它们在后续案例中的作用。\n", "- 同样，这个方法也更容易处理那些现象中的变化，这个现象本身就应该视作不同的理论实体，需要个别解释。\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属性空间分析的优点在于，它可通过操作逻辑上的各种可能性，创造并分析类型。\n", "- 质性比较分析的优势则在于强调组合性解释，寻找形成独特和不变的结果的因素组合；\n", "- 分析性归纳法则擅长于发现一个解释应加上或抽除什么，解释才能成立。"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研究者很少使用分析性归纳法的经典形式，因为它似乎只适用于研究少数与越轨过程有关的研究问题。\n", "- 事实上它经常以不那么严谨不那么专一的方式广泛使用，尤其深受想要描述分析如下过程的研究者的喜爱，比如对分手的研究（Vaughan，1986）；组织行为的复杂性研究，这种行为被广泛称为“机构”或“组织”，或埃弗里特·休斯称之的“持续经营”。\n", "\n", "民族志学者经常运用分析性归纳法的基本逻辑，发展有组织活动的各个部分及其交互联系的描述。\n", "\n", "在这种不太严谨的形式中，分析性归纳法最适合用来回答“如何？”的问题，比如说“这些人如何做X？”，待解释的X可能是农业社区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工厂中的工作关系制度、学校组织，或任何研究社会组织的学生有兴趣的其他议题。"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严谨的分析性归纳法（Rigorous Analytic Induction）\n", "\n", "毒品成瘾。\n", "\n", "艾尔弗雷德·林德史密斯是赫伯特·布鲁默和埃德温·萨瑟兰（我也讨论过这位发明“白领犯罪”概念的犯罪学家）的学生，他创造了一个模型，为后来的分析性归纳法研究者所仿效。\n", "\n", "- 他的论文最后以《毒品成瘾》（Opiate Addiction，1947）的标题出版成书。\n", "- 他分析了多年来和“六十到七十个（吗啡和海洛因）瘾君子”做的访谈。\n", "- 研究也立足于研究和毒瘾有关的已出版文献中的案例及题材。"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理解并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性解释，来说明瘾君子的行为，避免对他们的行为进行道德批判或族群判断。这个研究的中心理论问题由一个事实抛出，这个事实就是有些人有机会接触毒品并吸过吗啡或海洛因，后来变为瘾君子，但在同样条件下，有些人却能幸免。我试图解释这些不同的反应，如同接下来会看到的，这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毒瘾的基本特征及毒瘾的形成条件“。（Lindesmith，1947：5）"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林德史密斯的成瘾理论认为，一个人要上瘾将经历一个三步骤的过程。\n", "- 首先，他们长时间大量服用某些致瘾药物，形成了生理习惯\n", "- 然后，因为某些原因（例如无法取得药物，或对这种经验失去了兴趣）他们停止服用药物并很快地产生戒断症状，从不舒服（流鼻涕以及一些类似流感的症状）到严重困扰（肌肉痉挛、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症状的特征组合。\n", "- 最后他们将戒断症状解释为停服药物的结果，也把自己解释成已是瘾君子。\n", "\n", "他们开始出现瘾君子的“常态”行为：不计一切地确保药物供应充足，以免再度出现戒断症状。他们不会一直成功，还是会经常忍受戒断反应，但他们一定会尝试这么做。"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林德史密斯的理论认为，任何经历过这三步的人都会成为瘾君子，而没经历过的人就不会。\n", "- 他所有的案例都支持这个理论，并且在他的书中，甚至终其一生，他都在挑战批评者，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反例，他就进一步修正理论。\n", "- 但没有人曾提出反例（我不能确定他的批评者是否非常努力地尝试过）。\n", "- 尽管如此，这个理论仍饱受争议和批评。"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林德史密斯的成瘾理论在政治上存在争议（如他之后的解释，请参见Lindesmith，1965）。\n", "\n", "- 联邦麻醉品管制局，以及治疗毒瘾者的医师，都认为他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这个理论似乎主张成瘾不是软弱或犯罪型人格引起的，而是在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n", "- 这些医生认为，这个理论可能会引导无知且不够警惕的公众做出结论：解决成瘾“问题”的最佳方式，是让医师开药给成瘾者。\n", "- 联邦机构坚决反对他的理论，基本上是基于道德理由（Lindesmith，1965）。"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你可以半途改变对研究对象的定义吗？或改变应当要解释的样本的构成要素吗？传统的做法认为，不行，你不能这么做。林德史密斯则认为你不但可以，并且应该那样做。\n", "\n", "他认为在研究开始时，他对于成瘾者的定义并不恰当，不仅武断，而且也不是基于对于成瘾过程或瘾君子世界的真实知识。\n", "\n", "- 他认为他的研究议题不仅限于了解人们如何成为瘾君子，或了解什么“引起”成瘾，\n", "- 同时还要让成瘾者及成瘾是什么的定义更加精准。这意味着他在研究过程中改变对研究对象的看法并没有错。\n", "\n", "在过去及后来的分析性归纳法中，他经常会采用这种相互澄清的概念解决方式，以明晰研究问题（比如，人是如何变成瘾君子的），并定义出研究问题的构成要素及这些要素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呈现（比如，如何定义成瘾者及毒品成瘾）。"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这种数据与意象的对话与拉金（Ragin，1994：93-100）所强调的布尔方法的精髓是相同的。\n", "- 在布尔方法中，重新定义研究对象和修正对研究问题的解释是同时进行的。\n", "- “分析性归纳法用于构建意象并寻找相反的证据，因为用它能看出这种证据是改进最初意象的最佳原始素材”（p94）。\n", "- 使用布尔法时：“基于证据的意象，在简化真值表的过程中，以区分案例子集的条件配置的形式浮现”（p130）。"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们把林德史密斯的分析转化为真值表来理解。\n", "- 当你改变解释研究结果的理论时，你在成因列表中加入一个因素、一个变量或过程的一个步骤。\n", "- 换句话说，你在真值表中加入新的一列，其中可以包括正号或负号。\n", "\n", "例如，有上瘾者诉说他有戒断症状，但没有再注射药物来减缓症状，那应该加上一栏，标示为“注射以减缓症状”，当中每个案例都有一个正号或负号。"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当你清除一个或一类案例，你得做两件事。\n", "- 首先你要在描述过程结果的清单上加入一个新变量：也就是一个新栏，其中有正或负号来描述每个案例。这和在成因的清单上加入新的可能性，效果是一样的。\n", "- 接下来你要在定义好新栏以后，删掉有正号的组合，这样你就可以把反例排除在你理应解释的领域之外。\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因此，**分析性归纳法的基本程序是把真值表缩减为一行**，这一行包含了待解释的结果之所有案例，所有栏都是正号。\n", "- 其他组合则视为不相关或研究者无兴趣。\n", "- 这并不表示它们从所有角度来看都是无趣的，而是你只想解释一个特定的结果，如毒品成瘾，其他结果就不值得解释。\n", "\n", "事实上，要让那一行变得清楚明白，还需要很多材料。这就是形式严谨的分析性归纳法的问题所在。"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盗用公款**\n", "\n", "唐纳德·克雷西是分析性归纳法发展早期的另一位倡导者，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林德史密斯与萨瑟兰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n", "- 他的博士论文，后来以《别人的钱》（Other People's Money，1953）为书名出版，研究盗用公款行为。\n", "- 用更恰当的方式说，他本想研究盗用公款，却很快就在数据收集上碰到了大难题，进而迫使他重新界定他的研究。\n", "- 这些问题，以及他的解决方案，为以分析性归纳法的形式使用真值表提供了另一种视野。"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有些人的行为并不充分符合盗用公款的定义但以这个罪行入狱；有些人的行为充分符合盗用公款的定义，却以其他罪行而被判入狱。（Cressey，1951）”\n", "\n", "以真值表的形式来说，他不得不删掉标签为“定罪为盗用公款”的那一栏，再加入一些新栏，用来记录新加入的其他一个或多个标准存在还是缺失，以区分出他感兴趣的案例。\n", "\n", "- 运用上面的常识性定义，克雷西从数个犯罪类别中选择访谈对象，\n", "-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定义覆盖的人彼此之间差异十分显著，因此不大可能以单一不变的解释来说明他们的行为。"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有些入狱的人符合一般的刻板印象，比如一个诚恳工作的好人，但是他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偷钱，但他本来有意归还，可是东窗事发被抓了。\n", "- 有些入狱的盗用公款犯是职业罪犯，他们想方设法在银行或金融信托机构获得工作。\n", "\n", "克雷西只对第一种类型感兴趣，即原本不打算盗用公款却还是做了。克雷西把他的研究主题重新界定为：在金融机构工作、非因恶意而犯下的罪行。\n", "\n", "他忽略犯罪者被定罪的正式名称，并剔除不符合定义的案例（也就是说，去掉真值表中名为“取得工作以图行窃”这一栏里画正号的所有行）。"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克雷西解释，他们的行为经历了三个阶段\n", "- 第一，这些潜在的盗用公款者发生了不可告人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对别人可能无害，但对在金融机构任职的人是毒药。\n", "- 接着，他们学会成功做贼的本事。这不难，因为他们在工作中本来就会用到这些技术，学做贼跟学工作一样容易。\n", "- 最后，当他们准备好行动了，他们就会找出理由为自己开脱，毕竟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是法律禁止的，是犯罪的行为。比如他们可能会安慰自己：“反正这是个大公司，他们也经常干欺诈的勾当。"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抽大麻**\n", "\n", "林德史密斯的书刚出版时我就读过，他使用分析性归纳法的方式打动了我。我认为这是个好方法。林德史密斯的理论可以衍生出一个有趣的变异：抽大麻（参见Becker，1963：42-78）。\n", "\n", "- 和毒品不同，大麻不会成瘾。人们更随意地吸食，有时多，有时少。\n", "- 我不认为标准的生理学或心理学理论能够解释抽大麻的模式，林德史密斯的鸦片毒品案例已经推翻了这些理论。\n", "- 但是类似林德史密斯的方法也无法解释抽大麻的现象，因为他的方法建基于存在适应戒断症状，而大麻吸食者并不会遭受戒断症状。\n", "\n", "需要解释的不是毒品成瘾的强迫行为，而是“为求愉悦而抽大麻”的自愿行为。\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第一个过程：教育过程的三个阶段：\n", "- 学习抽大麻，产生生理上的效果；\n", "- 学着认识这些效果（因为效果比较微妙，很容易被忽略或归因于“正常”的状态，比如可能只是口干舌燥），然后将这些效果归因为吸食药物的结果；\n", "- 接着学习去享受这些症状，这些并不“显而易见地”有趣（口干舌燥或头晕目眩没见得有多少乐趣）。"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发现了反例，因而需要重建理论和重新定义现象。\n", "\n", "- 其中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反例，他坦承从来没嗨过，也不知道别人这样说到底在表达什么。\n", "- 既然可能触犯法律到底为何还继续吸大麻？他解释说因为其他每个人都抽，而他不想看起来很古板。\n", "\n", "我认定像他这种案例不是我讨论的对象，以这个案例来研究同伴压力应该很有趣，但那不是我想研究的主题。我从样本中抽掉这个案例，“这些人抽大麻只是为了声誉，代表着他属于特定的某一种人，但他本人抽大麻并没有得到任何乐趣”（Becker，1963：44）。\n", "- 从真值表中删除了“把声誉作为动机”、但又并不感到兴奋的这一行（用+表示）。"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想了解人们怎么认识到大麻是愉悦之源，以及怎么会把自己看成懂得抽大麻、让自己得到并且享受那种愉悦的人。\n", "- 不过，我比他们两人更坚持把行为的社会情境纳入解释，我强调人们通常（虽不是必须）会由更有经验的吸食者指导，学到吸食的技巧。\n", "\n", "我的研究与林德史密斯及克雷西的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我并不满足于单一过程。我的分析还吸收了社会控制理论，这来自于我对抽大麻的观察——我发现抽大麻行为通常不会干扰吸食者的日常生活。\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第二个过程：人们只有在能解决抽大麻被定义为越轨行为所带来的麻烦时，才会开始并继续抽大麻。\n", "- 持有并出售大麻是违法行为，所以不易取得大麻；如果你无法取得，便无法吸食。\n", "- 同样，吸食者必须设法隐瞒执法官员、亲属、老板或其他可能以不同形式惩罚他们的人。\n", "- 并且吸食者必须说服自己相信，抽大麻并没有人们有时归咎于它的那些不良作用。如果以上任何一项条件没有达成，抽大麻的行为便无法继续。"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把两个过程合并进一个模型，我将得到一个六步而不是三步的过程。这六个步程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真值表中的栏。\n", "- 在这些栏里以正号和负号组合来描述抽或者不抽大麻的情况。\n", "- 我要处理的是停止后又随意再度吸食的组合：\n", " - 不像林德史密斯的受访者只有在外力介入时才停止吸食毒品\n", " - 我的访谈对象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吸食。"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把学习怎么嗨，与适应社会控制系统这两个问题分开是有理由的。\n", "- 这两个过程虽然有关联，但对人们的吸食量以及吸食频率有着不一样的影响。\n", "- 不管大麻在社会法律情境中如何，学习享受药品的作用是必然发生的事情。\n", "- 法律是一回事，兴奋是另一回事。\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不那么严谨的分析归纳法（NOT-SO-Rigorous Analytic Induction）\n", "\n", "奇怪的个案与比较。\n", "\n", "有些社会学家爱用反例反驳每个看似合理的概推，会惹恼同行，特别是那些试图简化这些，甚至连生活也简化的学者。\n", "\n", "- 我参加过一个会议，参会者试图测量绘画能力。\n", " - 但当我问其他与会人士要不要把摄影当作视觉艺术，如何用绘画能力来测量艺术摄影家的潜力时。一切立即不攻自破。\n", "- 医学院学生告诉我疑神疑鬼病人是心身病患者。\n", " - 我用胃溃疡的病人质疑他们；他们“知道”胃溃疡有心因性的成因（现在则被认为是细菌的原因，而非心理因素），但却也很有把握地相信这个胃溃疡病人不是疑神疑鬼病。"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传统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实践也经常使用这个窍门，但在解释之前，我必须先说明一些背景。\n", "- 民族志学者很少像林德史密斯或克雷西一样，专心致力于寻找一个特定问题的唯一解答。\n", "- 相反，他们通常对组织或社群的各种不同方面感兴趣，进而发展出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概推。\n", "- 民族志描述的力量，就在于理解这些不同的概推之间的相互支持。"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教士这个职业如何在说法语的家庭中兴起（Hughes，1943）：\n", "\n", "坎东瓦尔镇（休斯研究的小镇）里几乎所有的教士都是农夫之子，年纪很小时就被送出小镇，由父母提供费用，进大学（collège）然后进入神学院读书（p171）。在老居民的记忆中，社会地位特别高的家庭，不论新旧，从没出现过一位教士。"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他先对某个特性现象提出暂定的假设，比如家庭地位和宗教职业之间的关系。\n", "- 然后他寻找不符合假设的个案，重新思考概推，然后继续在任何可能发生反例的地方寻找反例。\n", "\n", "这也是我在探究“疑神疑鬼病”这个词的意义时所用的方法。找出不符合假设的证据，目的在于改善整体的图像——最终就是要有说服力地再现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民族志学者经常受制于“当下”，不得不一边做研究一边等待对他们而言有理论重要性的事件发生。\n", "- 他们得检测大量概推来努力建立一个整体的图像，就和休斯做的一样。\n", "- 民族志学者无法像传统分析性归纳法研究一样，一心以严谨的方式探求任何一个单一概推。他们也不该这么做。"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Becker，Geer and Hughes［1968］中关于校园领袖的问题时便采用这个窍门。\n", "\n", "兄弟联合会的负责人，他是如何得到这个位置的。他花了一个小时回答，从大一入学以来就开始的政治交易与运筹说起，说了一长串事情。我们对这种运作方式是不是不分男女地普遍存在很感兴趣。我访谈女生，却发现令人意外的事。她的回答令我惊讶：“我不知道”。“后来这成了一个普遍的发现，大学行政系统对待男女生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并因此造成男女生在大学的经历也确有不同。"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分析者搜集与主题相关的所有数据，然后看能否做出可以解释所有原始材料的陈述和概推。\n", "- 如果有些数据不支持这个概推，分析者就试着重构和复杂化概推，以解释那些难以处理的事实；\n", "- 另外一种选择是，分析者也可以尝试创造一组新的现象类别，以此有别于各种数据原本被划定的类别，这样这组新类别就有它自己的解释性概推。就此而言，处理碎片式的数据并从中建构民族志分析时，分析者模仿了分析性归纳法的操作。"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组合的逻辑基础（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ombinations）\n", "\n", "思考合并的大窍门就是：想组合！\n", "- 这和最常见的方式——“想变量！”刚好相反。\n", "- 你通过采集到的数据或随意获得的印象让世界自我呈现出这些元素。\n", "- 看看你感兴趣的案例是由什么组成，会得出什么样的可能组合，看看哪些组合以什么方式出现，为什么有的组合存在，而其他组合不存在。"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这三种方法的共同目标是抽出一组概念或类别所具有的全部东西。三种方法都基于相似的理念，即在逻辑体系清晰的思考中提取出包含的所有可能性。\n", "\n", "寻找所有可能性的方式，就是它的窍门，你可以学习和运用其中每一个窍门（或者，更恰当地说，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相关窍门）。\n", "\n", "理解这三组窍门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们看成真值表的不同应用方式，其中的行是将要研究的个案，栏则分配给个案的属性。一旦建立好各个栏，你可以用各个特性栏中标注“有”或“无”的组合来描述研究发现的每个案例。\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甚至于，你可以借着算出有或无的所有可能组合，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吸收进你的思考中。\n", "- 这能让你找到在实际生活中还没发现的各种案例的可能性。你也许永远也找不到真实的例子，它们可能不在你找的地方，或者根本就不存在。\n", "- 但是你知道它们至少逻辑上能存在——就像化学家在元素周期表列出的可能性——同时你也会知道你在寻找什么。"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属性空间分析法窍门**则是为了增加可能性，这很简单，也容易被理解，社会科学家们很熟悉这个方法：\n", "- 制作一张表格，行是一个变量的不同属性，列则代表另一个变量的不同属性。\n", "- 行和列交叉后得到的格就对应可能的组合，也就是类型。\n", "- 这种呈现可能性的方式不如真值表的方式那么好，因为它不能容纳太多的属性。不过这种表格有个优点，它有具体的空间让你放入数字。\n", "- “消去法”与“探构法”这两个窍门是操作真值表栏位的补充做法：合并那些没有违背常识的列；而找出建立特定类型模式的原则，则可增加列。”\n", "\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质性比较分析法**不太在意案例的数量或百分比，也不关注各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力。创造出这个方法是为了别的功能：\n", "- 找出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就是那些我们已经太熟悉，以至于不敢下任何简单结论的历史事件。\n", "- 它用于指向对各种要素组合而成的整体的描述，指向事物、人物、特色与事件的共时交集(14)。\n", "- 它的窍门在于运用最单纯的真值表技巧，也就是布尔运算法。\n", "- 它通过在表格中添加新的要素来增加可能性，新的栏里包含正号和负号，表示吸引了分析者注意的要素。\n", "- 它比较的是组合而不是数字，看的是什么要素组合形成什么样的结果组合。它被用来找新的成因、新的影响以及新的结果。\n", "- 质性比较分析法通过被称为“最小化”的操作方式来减少复杂性。\n"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分析性归纳法**一心专注于一个结果，以及产生该结果的一组成因，这正是它的窍门的关键，能成功地减少复杂性。\n", "- 从它是被发展出来用于解释越轨行为这点来看，分析性归纳法的单纯执着是有道理的。\n", "- 研究这类问题的学者并不在乎所有可能结果的逻辑分析树图，他们只关注末端的一个节点，那才是他们想要解释的：比如成瘾者或盗用公款者。\n", "\n", "分析性比较法表面上看起来不擅长增加可能性也是自然而然的。不过它事实上也可以制造出更多类型。当分析者发现一个反例时，便寻找可以解释其存在的新条件。这个新的条件当然就等于真值表中的一个新列。"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不那么严谨的分析性归纳法**，广泛应用于民族志与历史研究中，它坚持要研究者将目光放在那些无法融入所要阐述的研究图像的案例上。\n", "\n", "它直接提醒研究者寻找麻烦、例外、格格不入的东西，而当你找到时，不要抱怨，反而要高兴。因为你知道了如何深化你的分析，而不是陷入混乱。"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lide" } }, "source": [ "## 尾声"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现在，你知道了我所知道的所有窍门，哦，或者说是大部分，至少是很多。不过，光是读一读这些窍门，对你来说还得不到多大好处。你可能被我逗乐了，甚至也可能茅塞顿开。但你并不真正了解怎么用它们，它们还不真正属于你。\n", "\n", "学会使用并拥有这些窍门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变为日常习惯。换句话说，你要多实践，就像钢琴师要练习音阶，高尔夫球手要练习挥杆。你得抓住每一天，认真练习每一个窍门。"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对于餐厅或电梯里播放的背景音乐，我“听得见”而我的伙伴们却听不见，这时常让他们大吃一惊。这种技巧就像戴维斯·沙德诺（Sudnow，1978）描述的，他的双手在学习弹钢琴时学到的那种东西，还有一些其他人把类似这种包含肢体成份的技巧，称为“内化的知识”。不管哪个名称，概念都很清楚，说的就是熟能生巧。"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我效仿休斯与西格尔示范给我的例子，每当有学生研究遇到瓶颈，无法对现有材料做出社会学式的思考，我就会对他们提出类似问题。\n", "- 每当我提出问题并进行超乎寻常的推测时，学生经常以为我施展了什么魔法，从帽子里抓出了一只理论的兔子，然后从他们的数据中找出他们从没发现的意义。\n", "- 他们看不到我的手法，因而他们自己就做不到。\n", "- 于是，我解释了我是怎么施展魔法的。我拿他们提供的零碎数据，把我在这本书中所谈的窍门运用到他们的数据。仅此而已。"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如果你习惯了这种思考方式，并像我建议的那样系统练习，最终你会变成一个行家，社会科学的思考对你而言就会像呼吸一样自然。这就是钱布利斯（Cambliss，1989）所描述的游泳锦标赛冠军的心得，\n", "- 他们之所以是冠军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强壮，\n", "- 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持之以恒地练习，\n", "- 而是因为以在竞赛中必须做的方式行事，已经是他们的第二天性。\n", "\n", "这种第二天性源自练习，但是也来自于他们一直认真地对待他们要做的事，绝不走捷径。当他们到达游泳池终点时，就算只是为了练习游泳，也总是按照竞赛规则，用双手推一下池壁。这样一来，真正比赛时他们就不用费力回忆正确的做法：不管怎样他们都会照做不误，这次也不例外。这一点就是他们异于许多游泳选手的地方，一般的选手不比赛时就会松懈，比赛时就必须用力回忆正确的做法。钱布利斯认为，就是这份认真造就他们成为冠军。"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 大海中有一处特别的地方叫作龙门。龙门的精彩之处在于：任何游过这道门的鱼就会立刻变成龙。但是，龙门和大海其他任何地方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因而你找也找不到。找到龙门的唯一方式就是注意鱼游过而变成龙的地方。然而鱼游过龙门，化身为龙，它看起来还是和原来做鱼时的样子一样。所以就算你仔细找鱼在哪里发生变化，也不知道龙门在哪里。而且，鱼游过龙门化身为龙，它们自己也感觉不到任何改变，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龙。但从那一刻起，它们就已经是龙了。\n", "\n", "你也可以成为一条龙。"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ubslide" } }, "source": [ "There is another procedure by which the organism selects the appropriate stimulus, where an impulse is seeking expression. This is found in the relation to imagery. It is most frequently the image which enables the individual to pick out the appropriate stimulus for the impulse which is seeking expression. This imagery is dependent on past experience. It can be studied only in man, since the image as a stimulus or a part of the stimulus can only he identified by the individual, or through his account of it given in social conduct. \n", "\n", "George Herbert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 }, { "cell_type": "markdown", "metadata": { "slideshow": { "slide_type": "slide" } }, "source": [ "## 译后记\n", "\n", "> “对于贝克尔的文字，有可能会产生两种反应。一种是藐视，习惯了定量研究的统计社会学者，或偏好用各种理论去阐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家们，会认为这不是社会学研究——没有数据、没有行话、没有理论，这明明是文学作品嘛。还有一种是沉浸，他的文字对于某些人会产生一种难以言传的巨大吸引力，而我正是其中之一。”\n", "\n", "陈振铎\n", "\n", "2017年8月10日于巴黎杜普莱斯街区\n", "\n" ] } ], "metadata": { "celltoolbar": "幻灯片", "kernelspec": { "display_name": "Python 3", "language": "python", "name": "python3" }, "language_info": { "codemirror_mode": { "name": "ipython", "version": 3 }, "file_extension": ".py", "mimetype": "text/x-python", "name": "python", "nbconvert_exporter": "python", "pygments_lexer": "ipython3", "version": "3.7.6" }, "toc": { "base_numbering": 1, "nav_menu": {}, "number_sections": false, "sideBar": true, "skip_h1_title": false, "title_cell": "Table of Contents", "title_sidebar": "Contents", "toc_cell": false, "toc_position": {}, "toc_section_display": true, "toc_window_display": false } }, "nbformat": 4, "nbformat_minor":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