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回忆录 　第一篇 战斗的历程 　　第一章 少年时代 　　　我的家乡 　　　红军来了 　　　苏维埃 　　　三代同堂干革命 　　第二章 战斗在家乡 　　　第一次战斗 　　　巧当红军 　　　肃清「AB团」 　　　参加粉碎第一次「围剿」 　　　参加粉碎第二次「围剿」 　　　参加粉碎第三次「围剿」 　　第三章 红色瑞金 　　　在瑞金 　　　长征前的准备 　　　周恩来、叶季壮救了我的命 　　　出发前夕 　　　人民为革命付出的代价 　　第四章 两万五千里长征 　　　出发「上前线」 　　　「全权代表」 　　　为红五军团送饷 　　　在遵义 　　　「娃娃科长」 　　　相识毛泽东 　　第五章 艰苦的岁月 　　　过大渡河 　　　翻越大雪山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 　　　过草地 　　　红军的重大分裂 　　　最后的难关 　　第六章 永远的延安 　　　初到陕北 　　　任粮食局长 　　　在抗大学习 　　　任军委供给部长 　　　解决经费问题 　　　开展生产运动 　　　边区的财经和供给工作 　　　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合作 　　第七章 华中三年 　　　中央财经工作团 　　　淮北往事 　　　从四师回延安 　　　到绥德 　　　胡敏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 　　第八章 参加七大 　　　在中央党校学习 　　　整风与七大 　　　会场集锦 　　　选举与闭幕 　　　打回老家去 　　第九章 「我们的八纵」 　　　战斗在热河 　　　八纵成立 　　　战斗力提高了 　　第十章 辽沈战役 　　　吉林会议 　　　政治整军与军事训练 　　　锦州攻坚战 　　　辽西会战 　　　辽沈战役的历史地位 　　第十一章 平津战役 　　　奉命进关 　　　重要的决策 　　　三分钟突破民权门 　　　城市政策纪律 　　　勇猛果敢的黄永胜 　　第十二章 向中南进军 　　　四野高干会 　　　将革命进行到底 　　　向江南进军 　　　山地运动战的典范 　　　衡宝战役的重大意义 　　　进军广西 　　　执行粤西和桂东南剿匪任务 　　　统一对剿匪性质的认识 　第二篇 军队建设的征程 　　第十三章 从广州到北京 　　　到广州工作 　　　华南军区的三反运动 　　　部队文化教育 　　　重返后勤战线 　　　关于肃反问题 　　　参加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第十四章 新军委成立 　　　军委统帅部的改组 　　　军委办公会议 　　　稳定军队的高级干部 　　　总后的新班子 　　　林彪批评了朱德 　　　一点教训 　　第十五章 林彪对我军建设的贡献 　　　广州军委扩大会议 　　　北顶南放 　　　北京军委扩大会议 　　　全军编制装备会议 　　　研究确定我军编制 　　　我军后勤的编制 　　　部队后勤装备 　　　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讲话 　　第十六章 准备打仗与后勤建设 　　　后勤战略方针与后方基地建设 　　　全国的战略勘察 　　　后方基地的勘察和建设 　　　军马生产 　　　战备物资储备 　　　划区供应 　　　机关工作的整顿和建设 　　　妥善安排老干部 　　第十七章 后勤业务改革 　　　调整干部队伍 　　　学校整编和学制调整 　　　加强与建设科研机构 　　　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改革军服质量和颜色 　　　改革物资供应 　　　改革医疗卫生 　　　改革财务管理 　　第十八章 军队农副业生产 　　　三年灾害对军队的影响 　　　生产渡荒 　　　军队生产以「副」业起家 　　　军队生产以「自」业传家 　　　全军历次农副业生产会议 　　　军队的生产效益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附：《五七指示》 　　第十九章 后勤工作的天职 　　　正确认识后勤工作的地位 　　　充分发扬革命干劲 　　　党委当家，全军办后勤 　　　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认真管理业务 　　　反对空头政治 　　　勤恳办事，勤俭办事，勤巧办事 　　第二十章 军队的风雨历程 　　　林总推选罗瑞卿为总参谋长 　　　罗瑞卿的变化 　　　军队内部两个阵营的形成 　　　全军大比武 　　　刘亚楼、杨成武、萧华的作用 　　　叶帅打招呼 　　　毛主席的底牌 　　　林彪给毛主席的信 　第三篇 人民军队忠于党 　　第二十一章 军队文革的序幕 　　　上海紧急会议 　　　我过了关 　　　中央工作小组会议 　　　关于「四条」的问题 　　　罗瑞卿的错误和林总的态度 　　　罗瑞卿检讨与「自杀」 　　　罗瑞卿炫耀自己 　　　叶帅的总结 　　　杨成武是反罗的干将 　　　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第二十二章 炮打司令部 　　　端掉彭、罗、陆、杨 　　　要进行反击战了 　　　刘少奇谈彭、罗、陆、杨 　　　严慰冰事件 　　　首都工作小组 　　　毛泽东点火 　　　十一中全会的特点 　　　历史的教训 　　　附：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第二十三章 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和三个阶段 　　第二十四章 全军文革支持造反 　　　总政李曼村与总后结「冤家」 　　　二医大「红纵」发难 　　　军队院校进京 　　　天安门上被告了一状 　　　「一〇五」紧急指示 　　　江青接见「红纵」头目 　　　第一次昏倒在批斗场上 　　　「红纵」把总后变成鬼蜮世界 　　　五大部长 　　　凶恶的武斗昏天黑地 　　第二十五章 零点得救 　　　大人物上任全军文革组长 　　　江青批准「红纵」杀回北京 　　　徐帅的命令 　　　造反派的刑法 　　　零点得救 　　　全军文革支持三座门静坐 　　　周总理送我回总后 　　　正确对待造反派 　　第二十六章 军委办事组成立前后 　　　「五一三」事件 　　　「七二〇」事件 　　　新的军队日常办公机构 　　　杨成武时期的军委办事组 　　第二十七章 杨成武倒台 　　　杨成武倒台的自身原因 　　　杨成武是军队的台柱子 　　　杨成武问题的内幕 　　　江青要把邱会作、杨成武同罪 　　　抄杨成武的家 　　　「三二四」大会 　　　弃杨留吴的问题 　　第二十八章 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 　　　军委办事组改组 　　　批判军队「二月逆流」 　　　办事组的主要工作 　　　「反江青俱乐部」 　　　反江青的两个不同时期 　　　李必达事件 　　　文革往事 　　第二十九章 八届十二中全会 　　　总理的开场白 　　　全会的任务 　　　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主席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林总的长篇讲话 　　　林彪、江青的矛盾 　　第三十章 九大纵观（一） 　　　关于起草文件的问题 　　　开幕式 　　　大会讨论和发言 　　　毛主席谈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毛主席谈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 　　　毛主席谈关于准备打仗的问题 　　　毛主席谈关于选举的问题 　　　上海帮批判陈毅 　　　江青要当接班人 　　第三十一章 九大纵观（二） 　　　军委办事组退选举名额 　　　大会选举 　　　三人小组 　　　黄永胜坚决不当常委 　　　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 　　　江青进入政治局的影响 　　　附：《加强后勤工作的战斗化》 　　第三十二章 庐山战火 　　　不设国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主席通过江青拉我们 　　　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 　　　高高兴兴上山 　　　政治局常委会 　　　开幕式上林彪的讲话 　　　山上的热闹 　　　整个庐山都狂热起来 　　第三十三章 风云突变 　　　晴天霹雳 　　　林彪的态度 　　　吴法宪检讨 　　　黄永胜上山 　　　《我的一点意见》 　　　会议的最后几天 　　　毛泽东的苦涩 　　　汪东兴与华北组六号简报 　　第三十四章 「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关于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方针问题 　　　吴法宪、叶群向毛主席写检讨报告 　　　全军批陈整风 　　　毛泽东「甩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 　　　毛主席「挖墙脚」（华北会议） 　　　军委座谈会 　　　江青一伙的威风 　　　军委办事组整风 　　　我们的检讨报告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 　　　北戴河之行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 　　　会场上的交锋 　　　会议给我们下结论 　　　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 　　第三十五章毛主席南巡 　　　不在乎，又在乎 　　　林总的态度 　　　毛主席为什么南巡 　　　在武昌的谈话 　　　在长沙的谈话 　　　林彪是冤鬼 　第四篇 我的晚年 　　第三十六章「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了 　　　十三日凌晨的政治局紧急会议 　　　紧急善后处理 　　　九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略记 　　第三十七章 泪别周总理 　　　北门解迷 　　　周总理的谈话 　　　三相信 　　　永远怀念周总理 　　第三十八章 在顺义的日子里 　　　改天换地 　　　「特殊首长」 　　　四组同我的关系 　　第三十九章 中央项目组的审查 　　　沙河机场的两次审问 　　　沙河机场的第三次审问 　　　关于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 　　　关于国防工业问题 　　　陕西省委常委在京举行扩大会议问题 　　　关于「九六」问题 　　第四十章 在秦城的日子里 　　　押进秦城监狱 　　　老干部的归宿 　　　现代黑店 　　　监狱里的斗争 　　　黑暗中的星光 　　　子女探监 　　第四十一章 中纪委的审查 　　　审査的重点 　　　关于庐山会议的问题 　　　关于攻击朱德的问题 　　　关于搞叶帅材料问题 　　　关于反击徐向前的问题 　　　关于总政的一些问题 　　　关于医疗保健问题 　　　关于罗瑞卿的治疗问题 　　　关于陈老总的治疗问题 　　　关于贺龙的抢救问题 　　　关于徐海东的医疗问题 　　　关于傅连暲的问题 　　　所谓迫害干部和群众的问题 　　　万毅的谈话 　　　中纪委审查小组最后的话 　　第四十二章 移交高检与预审 　　　补办逮捕手续 　　　「反革命主犯」问题 　　　确定我为「反革命」的证据 　　　递交起诉书 　　第四十三章 「公审」闹剧 　　　宣读起诉书 　　　第二审判庭 　　　五次出庭 　　　判决 　　　难友合监生活 　　　走出秦城 　　第四十四章 空前的大冤案 　　　公审是大倒退 　　　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 　　　造反派消灭革命派 　　　恶毒株连是冤案的一大特点 　　　哭老战友黄永胜总长 　　　说几句闲话 　　第四十五章 全家株连 　　　母亲饿死在医院 　　　老伴受到残酷至极的迫害 　　　五个子女无一幸免 　　第四十六章 在西安的日子 　　　安置西安 　　　生活问题 　　　有期等于无期 　　　百感交集 　　　落难中的情谊 　代后记 家人在邱会作将军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 　邱会作将军生平简历 ÁÁÁÁÁÁÁÁÁÁ：doosho.com　3，4，5 ББББББББББ：doosho.com　 ĆĆĆĆĆĆĆĆĆĆ：doosho.com　 ĎĎĎĎĎĎĎĎĎĎ：doosho.com　 ÊÊÊÊÊÊÊÊÊÊ：doosho.com　 ♀♀♀♀♀♀♀♀♀♀：doosho.com　 ĞĞĞĞĞĞĞĞĞĞ：doosho.com　 ĤĤĤĤĤĤĤĤĤĤ：doosho.com　 ĨĨĨĨĨĨĨĨĨĨ：doosho.com　 ĴĴĴĴĴĴĴĴĴĴ：doosho.com　 ЌЌЌЌЌЌЌЌЌЌ：doosho.com　 ĹĹĹĹĹĹĹĹĹĹ：doosho.com　 ♂♂♂♂♂♂♂♂♂♂：doosho.com　 ŃŃŃŃŃŃŃŃŃŃ：doosho.com　 ÓÓÓÓÓÓÓÓÓÓ：doosho.com　 φφφφφφφφφφ：doosho.com　 ℚℚℚℚℚℚℚℚℚℚ：doosho.com　 ŔŔŔŔŔŔŔŔŔŔ：doosho.com　 ŚŚŚŚŚŚŚŚŚŚ：doosho.com　 ŤŤŤŤŤŤŤŤŤŤ：doosho.com　 ÚÚÚÚÚÚÚÚÚÚ：doosho.com　 ≚≚≚≚≚≚≚≚≚≚：doosho.com　 ŴŴŴŴŴŴŴŴŴŴ：doosho.com　 ϰϰϰϰϰϰϰϰϰϰ：doosho.com　 ÝÝÝÝÝÝÝÝÝÝ：doosho.com　 ŹŹŹŹŹŹŹŹŹŹ：doosho.com　 邱会作回忆录 书　　名：邱会作回忆录 分　　册：上 作　　者：邱会作 特邀编辑：蓝岭 照　　片：本书全部照片由邱会作家人提供 封面设计：Renee Chiang 出 版 社：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联络方式：editors@newcenturymc.com 国际统一书号：978-988-19430-6-4 定价（上、下册）：港币238圆 2011年1月，香港印刷。 版权声明 没有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的书面同意，本书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复制或传播。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English Title: Memoir of Qiu Huizuo Volume: 1 of 2 Author: Qiu Huizuo Project Editor: Lan Ling Photos: Courtesy of Qiu Huizuo family Design, Layout and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19430-6-4 Price (two volumes): HK $238 Printed in Hong Kong, January 2011. Copyright ©2011 by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谨以此书献给与我几十年革命在一起、磨难在一起的老伴胡敏和因我受到株连的老战友和同志们。 邱会作（1914－2002），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一九六九年当选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二〇〇二年春节，人生最后一张照片。 一九七〇年，军委办事组在西山军委前方指挥所。前排左起：温玉成、刘贤权、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 一九七〇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右起：周恩来、叶剑英、邱会作、耿飙。 一九七〇年在长城。左起：李作鹏、邱会作、胡敏、叶群、陈绥圻、吴法宪、黄永胜。 一九七〇年在京西宾馆。前排左起：董其采、胡敏、叶群、吴法宪、项辉方、陈绥圻。后排左起：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 一九七〇年在长城。左起：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陈绥圻、叶群、胡敏。 一九七〇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 一九七〇年，军委办事组在西山。左起：温玉成、刘贤权、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 风雨同舟六十载。邱会作对胡敏说：我是江西的穷苦人，你是陕西的穷苦人，不参加革命我们怎么能走到一起，我们参加革命是对的！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邱会作将军去世六年后魂归故里。 「勤恳办事、勤俭办事、勤巧办事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天职」 写在前面的话 一九二九年初，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从井冈山下来，到兴国、雩都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革命的红旗把我们一家穷苦人都卷入革命的队伍，我们家是三代同堂闹革命，那时我刚刚十五岁。经过了枪林弹雨，经过了艰苦岁月，经过了南征北战，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培养下，我逐渐成长起来了。在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中，我都是积极工作、努力奋斗的，为之流过鲜血、负过伤并付出全部力量，这一切我都认为是革命者的本色。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伟大的，是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我只是灿烂群星中的一颗小星。因此，我过去从没有想到去写个人的回忆录。 在公审之后，我想写回忆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我原以为公审只是走个过场，是让我们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党中央在文革时期工作中的错误担当一些责任。没想到公审竟是以「创造性」的法律形式解决党内路线问题，用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衡量文革时期的工作，还给我们带上一顶莫须有的反革命帽子，甚至还无端地把我们和江青一伙捆在一起。这一切表面上是打击我们，实际上直指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 在文革期间，林彪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并被毛主席钦定为接班人；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我正工作在一线，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和当时在台上的老同志们一起为党工作。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大家怎样支撑着党的工作，怎样支撑着共和国的肌体，怎样用夜以继日的工作来使损失减到最小程度，被公审搞得黑白颠倒、面目全非，看来我有必要向党和人民做一汇报，再了此残生。当然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的错误和失误也要认真地总结教训。这就是我写回忆录的初衷。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的当权者常自诩和江青一伙做了斗争。他们怎么做了斗争？他们的斗争是在毛主席已经去世，「四人帮」为阶下囚之时，是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的时候；我们怎么做了斗争？我们的斗争是在毛主席健在，江青一伙还是党的领导人，文革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候。有些人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委曲得不得了，但是他们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又毫不客气。 八一年，我「保外就医」到西安时，才知道老伴胡敏还在「监督劳动」之中，五个儿女也受到无端的株连，我的震惊难于言表！在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们在人大会堂被抓起来时，周恩来总理当着黄、吴、李、邱的面说：「毛主席决定你们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你们的老婆、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以后，如果他们遭到什么不是，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周总理用手在胸脯上一拍。也许这就叫信誓旦旦吧。 我和老伴已分别十年，真是生死两茫茫。当老伴从劳改农场坐上马车，转坐手扶拖拉机，再换乘长途汽车风尘仆仆赶到西安与我会合时，我眼前出现的己不是饱含热情、充满朝气的胡敏，而是一个饱经苦难、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我们只有含泪相望。我对老伴说：「我是江西的穷苦人，你是陕西的穷苦人，不参加革命我们怎么能走到一起，我们参加革命是对的！虽然我们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但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都是以革命为职业的人，失去了革命工作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不过我们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们要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看看是不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儿女，对的起党和人民。」 我的回忆录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八二年的冬夜开始动笔的，当时不但没有任何资料，生活困难的连纸张都买不起，幸有老伴四处请邻居帮忙，第一部分草稿是用百家纸写就的。我的回忆录，谈不上什么教益，仅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有责任做一个记录。但其中肯定会有不少缺点、不准确之处甚至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吧。 谨以此书献给与我几十年革命在一起、磨难在一起的老伴胡敏和因我受到株连的老战友和同志们。 第一篇 战斗的历程 第一章 少年时代 在我的记忆里，我少年时代的生活情景，是从红军来了之后才是最清晰的。我十四岁参加革命，十五岁参加红军，一直在人民军队中生活。因此，我把参加红军作为对少年生活回忆的开始，也是很自然的。 我的家乡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高兴圩上密村的枫木凹。这是一个小山村，每个山坳坳里三五户人家。我的家乡自然条件还不错，农民世代以耕作为生，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和红薯。 我们属客家人。江西南部是本地人和客家人杂居的地方。我们的祖上在河南、山东一带，邱氏祠堂供奉的是姜太公，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了。姜太公封邑在山东淄博，繁衍其后的有撰《左氏春秋》的左丘明……。古时候战乱不断，我们的祖上为躲兵乱而南迁到广东省梅县地区，后因灾荒，又逃荒到兴国县高兴圩。 江西兴国高兴圩上密村枫木凹现貌。 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家庭就是过着勤劳的生活。祖父邱顺接是一个治家非常勤俭的人，全家只有一套共享的外出穿的衣服，我祖父、我父亲出门时，轮流穿。我们这些小孩子穿的很破烂，我从不记得我穿过新衣服。 我的祖父是个能干又能吃苦的人。祖父种田不算里手，他就在路旁的石岩下卖茶水为生，无论天睛、下雨，一年到头天天如此，因为茶摊在路边，过往的生意人、官差，甚至挑东西的脚夫，都在这里喝茶休息，他们能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老俵们几乎都是几代人没有出过远门，十几里以外是个什么样子都不太知道，到过县城的就是能人了。 祖父为人非常本分、正义，在全村他都是人家的上客，大家对他十分尊敬。祖母从小是一个孤儿，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祖母从小靠要饭为生，以后她就给地主家喂猪赚饭吃。我的祖母是最善良最勤劳的人，她耕田、做农活，做家务活、抚养孩子。我小时侯同我的祖母是寸步不离的，晚上和祖母睡在一起，祖母是我最亲的人。一九三一年，我祖母去世，埋在家后面的山坡上，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还乡团对红军的家属进行迫害，我祖母的坟也被毁了。 父亲邱时昕。他是一个非常忠厚的老实人。父亲在全村德高望重，人们都称他为「时昕老大」，村子里各家有事，都请父亲到场，都愿意听他的意见。 我的父亲也是勤劳一生。他青年时期以挑山货为主，挑运山货要付出很强的劳动力，赚钱不多，但无须本钱，活计靠得住。歇息在家时，他每天总是天不亮就出门去拾粪，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因此，同样的土地及水利等条件，我们家的田地要比别人多收一些粮食。我祖父去世之后，父亲就接着摆摊卖茶水了。我很尊敬父亲，也很想念父亲。自一九二九年我离开家之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红军长征后，全家吃尽还乡团的苦。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打过长江，在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下，我正率领部队南下。当时部队到了萍乡，离家乡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从十四岁离家，已经二十年了，真想家啊！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一个穷苦小孩，培养成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我戴着望远镜，坐在吉普车上，望望身后的千军万马，又望望家乡的方向，思念家乡的泪水就在眼里打转。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还要追击敌人，挥师直奔湘西南，又与家乡擦肩而过了。 江西兴国高兴圩上密村老家。 一九五三年，我把父亲接到广州住了一个时期。分别二十五年了，他一直好奇地望着我，不说话，他觉得一切都不可思议。后来，因为台湾国民党的飞机要轰炸广州，军情越来越紧，我又把父亲送回老家去了。在广州的时候，我给父亲做了一床丝棉被子，他非常满意。可是父亲临走时，忘记了把被子拿走。我一想起了这件事，心里难过极了！我尊敬的父亲对我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唯独喜欢一床被子都未曾如他所愿。父亲于一九五六年病故了，当时我已调北京工作，因工作太忙，我没有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这件事只有藏在我的心底，一辈子遗憾！ 我的母亲萧寅秀是一个勤劳吃苦，能干的劳动妇女。母亲会耕田（使牛下田），能挑担子。我能记事的时候，母亲经常早出晚归从六十里以外的地方挑一担百十斤重的石灰（肥田粉）回来。有一次，母亲在离家还有几里的地方，看到路旁有一堆牛粪，她就把自己的头巾把牛粪包回来了。待我长大后，我认为这件事是母亲勤劳的标志。 我有一个哥哥邱会佳，早我参加红军，一九三四年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时，阵亡于广昌战场。另外，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们没有跟我享过什么福，可是「九一三」后受我的株连是很厉害的。 我九岁那年，祖父决定送我去读书。由于家里太穷，我只读了不到两年就停学了。小时候读书的时间虽然很短，却对我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这是祖父的恩德。 现在，我的文化程度比我参加革命之初，当然是提高多了。我的文化知识是在革命队伍中一点一点学来的。依我看，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无非是两件大事：工作和学习，这两件事是分割不开的，工作就是学习，同样学习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有人把工作和学习结合得好，进步很快，反之，进步就慢。在长征的路上，毛主席教导我的三勤：勤读、勤写，勤查字典，我是很有体会的。我比较爱读书，也有学习的习惯，也爱翻字典，把字典看作是随身不说话的「教师」。我可以认真地说：「我的一生是没有枉度光阴的！」 在我们那样的山村里，孩子们的生活非常简单，没有读书的孩子早就跟随大人参加了劳动，读书的孩子，也要辅助大人参加劳动。 家乡的老俵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很少，孩子们就更无所知了，但听老人讲故事却成了重要的启蒙教育。晚饭后村里的男女老少喜欢凑在一起说东道西。老人讲故事的内容大都离不开鬼、神两件事。爱听故事是孩子们的天性，听鬼、神的故事是越听越害怕，越怕还越想听。听故事长不了多少知识，但一件事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在脑子里就逐渐形成了。 我少年时代懂得一些道理，来自于我的「同年哥」杨秀全，也是他把我带进了革命的队伍。我的父亲和杨秀全的父亲是同年同月生，他们结成了「同年亲」。这样，我和杨秀全的关系自然就很亲密了，他比我大五岁，对我关心备至。杨秀全有个叔父叫杨宜佳，他是读过洋学堂的，在学生时代接受了马列主义革命思想，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陈奇涵、杨宜佳和我的本家堂兄邱会培等人都是当时兴国县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影响很大。一九二八年初冬，兴国县高兴区成立苏维埃政府时，杨宜佳是第一任区苏维埃主席。因为邱、杨两家关系很亲密，我常从杨宜佳那里听到许多新思想，受到了革命的影响。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封建落后的山村度过的。共产党、毛主席领导闹革命，不仅使家乡变了样，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红军来了 我十五岁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不是我有多高觉悟，而是革命的红旗把我卷进革命队伍的，我赶上了这个形势。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我听到大人对红军的许多传说。我家里是大家聚谈的中心地点，每天晚上都有满屋子的人在闲谈，参加谈论的人都是一些「乡巴佬」，不懂又爱谈，这恐怕是乡里人的特点，大家谈的最多的还是对红军的传说。红军是什么样？也说不清楚。等到外面的消息逐渐多起来了，大家对红军也就有了模模糊糊的了解：在我们家乡西边的大山里有红军，红军的头人叫「朱毛」，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打土豪、斗地主，把他们的地和东西分给穷人；男女平等，女人要剪掉长头发……这就是最初对红军的传说。 一九二八年旧历二月间，我的家乡的农民运动开始了。我跟着父亲去参加了家乡的第一次农民大会，这是我们村农民革命的第一次会议，大会是离我家不到五百米远的罗家祠堂开的，全村的男人几乎都来了。我能参加了这样「改朝换代」的第一次会议，我感到很光荣。 主持会议的杨宜佳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他身穿前面有口袋的衣服，还留着分头，当地人称之为小洋头，他这身打扮在农民心目中就是了不起的人物了。他主要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打人，不抓壮丁。 村子里这次开了农民大会以后，就经常开会了，人们称之为「农民会」。开了农民会之后，种田的人心里高兴极了，过去那种愁容好像都没有了。我们村子唯一的一家地主，同农民的精神状态恰好相反。地主发愁，整天不敢出门，穷人向地主借粮食非常方便。村子里的气氛变了，看来穷人真要翻过身来坐天下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我父亲在耕地，我也在地边玩，快到中午的时候，大路上有一个身上挎着枪的人，在一个本地人陪同下走过来。那个本地人边走边大声说：「乡亲们，红军来了，大家不要害怕，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今天晚上就住在我们村子，红军蛮好，不打不抢……。」父亲停下农活时那本地人认出我父亲了，他说：「红军是从万安来的。告诉老乡们，红军来了，大家不要惊慌，不要害怕。」 此时，父亲很高兴地说：「我们这里，两三天以前就知道红军要来的。我们这里的人喜欢红军来，不会害怕的！」不多一会，部队开来了。 走在前面的人打着一面红旗，部队到了一个山凹子里，突然一个什么东西响了，红旗插在地上，大家都不走了。当我听到这一声响的时候，真把我吓了一跳，那个会响的东西后来知道是军号。我抄小路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家去，到家不久就有队伍来了。晚上，在我们家里住的红军除了借锅做饭之外，什么也不动我们的。他们只住在厅堂里，根本不进卧室。这天见到的事是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心里新鲜的滋味也是难以形容的。 第二天一早，住在我家的红军就向高兴圩方向走了。走前把地打扫干净，借用过的东西都放回原处，此外，还给我们留下大半盆的大米饭。村子里好多人都集中在大路旁的石岩下闲谈起来，他们谈的非常热闹，红军仅仅在村里住了一夜，大家对红军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不久，红军在高兴圩附近打了一个胜仗，消灭敌人靖卫团一百多人，并且立即开展了接济穷人的活动，深得人心。红军打了胜仗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村，大家又兴奋又震惊，震惊的是一点动静也没有（那时无炮，也无从有炮声）怎么就消灭了靖卫团呢？兴奋的是，看来红军的确是穷人的队伍。 苏维埃 一九二八年冬天，红军攻占了兴国县城，革命的红色政权兴国苏维埃政府就建立了。红军一到，从北边的老营盘，到南边的高兴圩，其间距离约六十里都是红军占领了，一片都红了，我的家乡也在其内。红军占领了高兴圩之后，很快就有一个小分队回到我们村子里来，他们在村里干了三件大事：成立村苏维埃政府，农民当家做主；组织赤卫队，拿起武器保卫家乡；成立土地委员会，把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 大家对成立苏维埃是拥护的，只是让红军放（委派之意）一个村长是最好的办法，给穷人当也是当不了的。红军小分队却一直说要在老俵中找一个。我们家乡的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盛况，是我永远难忘的，到会男女老少有数百人，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村政府的主席竟然是我们上密村的雇工廖明光，他当主席是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大家都感慨说：「没有想到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廖当了主席，穷人真是要做主了呀！」 在成立大会上，一个红军干部讲了话，他说：什么叫苏维埃？苏维埃就是农民组织起来的政府，我们穷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保卫自己的利益。革命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靖卫团，地主都打倒，穷人自己管自己的事，这是完全能做到的。 这个红军干部还说：乡亲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的军队会不会到我们这里来？我看大家要准备敌人来，我们自己要拿起刀枪，组织赤卫队。敌人来了就同敌人打，不要怕敌人。打得过敌人就消灭他，打不过就先躲开他，有好时候再打，对敌人只能斗，不能怕。我们要保卫革命的成果，保卫家乡。 这些话深深地留在我的心灵里。 村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三天，在红军小分队的号召下，向地主开战了，首先没收地主的财产分给穷人，其次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开始丈量土地分给村民。我家的村子里只有一家小地主，他早已逃跑了。离我家比较远的地方有一家大地主，家产多得很，对这家地主由红军派人直接分配财产。附近的穷人都去分东西了，这家地主的粮食分了三天才分完。 我同我的父母都去分地主的东西了，人人是满脸喜气。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人们把能分土地看成是自己拥护红军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写就了《兴国土地法》，也就是后来的《中华苏维埃土地法》。在贫穷落后以农业为主的中国，谁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谁就能得到民心，毛泽东做到了，这是历史事实。 分完地主财产之后，村苏维埃政府就着手建立群众武装了。在农民心中赤卫队和革命是同样意义的名字。杨秀全是最早的赤卫队队长，我的哥哥是最早的赤卫队员，赤卫队没有什么武器，只有大刀、梭镖和棍子。因此搞到武器、壮大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的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个税卡，是国民党政府设在隘路口上向过往行商的人收税的。他们有一短、一长两支来火枪，这种枪射程并不远，这在当时来说就是最好的武器了。赤卫队很想搞到这两支枪，杨秀全和我的哥哥等几个人，在我的家经常商量搞税卡的枪的事。他们商量时，他们提出过几个方案又都感到不合适，我在一边听了几次之后，向他们献了一计，采取「偷」的办法。他们非常同意，于是就布置实施。 税卡收税的人最喜欢打牌赌钱，如果赌兴上来时，可以打通宵，这是偷枪的好机会。要能进到税卡去偷枪，关键问题就是打开税卡的后门，这个任务就落到我们三个小孩子的身上。 行动的那一天，杨秀全派三、四个人去找税卡的人打牌，从上午打到黄昏的时候，他们完全失去警惕，我们三个小孩佯装在税卡的院子里玩，然后就悄悄溜到院子的后门把门打开了，杨秀全带两个人进来把枪拿走了，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任务。 杨秀全等十余人刚回到村里就开会了，他向大家宣布赤卫队正式成立。新生的事物只要一出现，又在适当的条件下就会迅速发展。我的家乡是红军解放的，家乡的人民积极参军又壮大了红军队伍。我们村的赤卫队是最早编入红军正规部队的，是队长杨秀全带走的，我的哥哥邱会佳也一起参加红军了。 三代同堂干革命 一九二八年春节前后的时候，各村苏维埃政权先后都建立起来了，我们一家三代人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祖父是检查站站长，父亲是村土地委员会委员，母亲是妇女挑担连（为红军挑物资的运输队）的排长，哥哥是赤卫队员，他不久就编入红军正规部队离开了家乡，我是儿童团副团长。我们都积极努力地干自己的工作，那时，村苏维埃开会，我们经常是全家三代人一起去，像这样全家参加红色革命的家庭并不多。 我的祖父是检查站长，只有被信任的人才能担任这个职务，那时，防特防奸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们村前是一条北通吉安，南通赣州的大道，苏维埃政权沿路每十里一站设下了若干检查站，防止白区的敌人混入苏区。过往行人要有路条才放行，本地人外出也要到苏维埃政府去开路条，以便通过其他地方的检查站。 我父亲是土地委员，是执行分配地主土地的管事人，从丈量土地到分配都要负责，因为事关大家根本利益，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能承担。当时分配土地的原则是实行平均分配，我家分了土地，全家高兴，因为土地是农民的根本。 这里我要特别地说一说我的母亲，她是个出色的苏维埃红色妇女。苏维埃政权刚建立时分地主的财产，农民们还不敢向地主斗争，也不敢把从分得的东西拿回家，怕以后地主报复。我母亲第一个勇敢地把分的东西挑回家，这是非常大胆的行动。我的家乡是白区和红区交界的地方，局势复杂，一九二九年初敌人靖卫团突袭了我们村子，杀害了三个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赤卫队藏到山里去了，村苏维埃主席廖明光叫我母亲为赤卫队送粮，每两三天就要冒随时可能被敌人抓住杀头的危险上山一次，坚持了几个月之久。 我母亲是深明大义的人，按规定，我哥哥参加红军后，我就不用去了，但后来她还是支持我去当红军。三〇年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母亲不怕牺牲，领着妇女担子排上战场为作战的红军送粮。三一年六月，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正是庄稼青黄不接的时候，红军的粮食极其缺乏，农民田里的稻谷抽出穗，只有顶上的一些略为发黄接近成熟。苏维埃政府号召农民把上面的半熟稻米剪下来，送去当军粮。农民对此极不愿意，因为不但麻烦，浪费劳动力，而且会减产，我的母亲则积极执行命令，日夜下田，超额完成了任务。事后，区苏维埃政府给我母亲发了奖状，并奖励给了她一套衣服的布料。那时的江西南部农村相当封建落后，妇女很少出门，而我母亲却是妇女里参加革命的积极分子，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 解放后，母亲一直生活在农村，七十多岁还在忙农活，没享什么清福。六六年，文化革命一开始，我遭到残酷的批斗，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气疯了。七〇年我把她接到北京来，住在三〇一医院。没想到七一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我被打倒了。母亲因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快就去世了，据说母亲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下几十斤，想到此我万分的难过。 村苏维埃成立三天后，在一个比较大的祠堂里召开了儿童团成立大会，到会有几十个少年。经杨秀全提议，我当了儿童团副团长，团长是邻村一个孩子。那天的会先唱刚学会的《国际歌》，然后团长做报告，他讲组建儿童团的意义、任务和当前的工作。团长仅比我大二岁，他能在几十人面前作报告，讲得又很好，我很佩服他。会议接着是我讲苏维埃政府要求各村「破除迷信」的问题。因为我会前有些怯怕，杨秀全一句一句地教我该怎么说。但是，到开会讲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些慌，讲话有点「卡壳」，儿童团长在一旁帮忙，我才能把背好的那一套话说出来，主要意思是「泥菩萨不好，要把它打了」。那天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大会上登台讲革命的道理，虽然有点出洋相，但心里很高兴。以后不断地锻炼，就好多了。 会后，儿童团就向菩萨开战了。我们村有一座坊神庙，一座和尚庙，一座关公庙。关公没有专门的庙，关公的神像立在大路旁一个茶亭之内。据说若干年前大旱，全村人向其求雨，事很凑巧，果然下了雨。后来，全村就按人头摊派钱，修好茶亭把关公的像供奉起来了。村里人得知儿童团要打菩萨，反映很强烈，老年人更为不安。有个老头把关公的像藏起来了，儿童团连着几天也没有侦察出藏匿的地点，原来那老头把关公像藏在自己被子里了，晚上睡觉也守着它。 和尚庙坐落在村外山沟里的石岩上面，有一个和尚和一个做饭的伙夫。庙产富足，庙宇也堂皇。村民对这座庙没有好感，因为三年前发大水，大家去求神保佑，并不灵验，还是淹了田地和房子。 那一天，我带着几十个儿童团员打着红旗到庙里去，和尚吓得躲起来了，我还没开口，孩子们早按捺不住了，动手就打，很快就把庙里的菩萨打得乱七八糟，那些昔日受人跪拜、不会说话的「大人物」们被打得缺胳膊短腿地躺在地下。离开庙之前，有人发现泥菩萨后腰上有个洞，洞里装有桂圆、稻谷、豆子，大家就分了，算是小小的战利品。 儿童团经过打菩萨等活动后，主要是站岗放哨和军事化训练。后来我们儿童团一伙的人，多数一起去当了红军。「三代人同堂闹革命」至今已经相隔七十多年，我从一个孩子变了老头，往事虽然朦胧，但仍依稀记得。我从少年时就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正好在我的家乡发起了，使我成为红军较早的参加者。我十四岁参加了苏维埃革命，一年后我又参加了红军。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少年生活，与其说是在自己的小家庭中度过的，倒不如说是在红军的革命大家庭中长大的。 第二章 战斗在家乡 第一次战斗 一九二九年初，红军主力离开兴国一带到东边去开拓新区，一些地方部队也跟着出发了。这时兴国以北泰和县那边的国民党军和靖卫团活动猖狂，经常向兴国苏区扰乱、抢掠，形势比较紧。苏区边缘地区的防卫由当地的赤卫队和儿童团担任，我们儿童团担起了站岗放哨的任务，监视泰和那边敌人的动向，除了查路条之外，还要传递情报。 那时，我家乡的青壮年几乎全部都参了赤卫队、少先队（十五岁以上少年参加），适龄儿童都参加了儿童团。为了保卫分得的田地和胜利果实，人民群众非常积极。这是人民战争最初的萌芽。 村苏维埃指定我们的岗哨设在村外大路的隘口处，哨位就在原来放关公像的茶亭里。第一次夜里放哨我确实有些害怕，幸亏村子里有几个好伙伴和我一起出哨，我胆子就大多了。晚上在哨位上，小伙伴们高兴地说了好长时间的话，大家都是顽童，很是天真，时而用鬼神吓人，时而谈起革命成功后的家乡，充满美好的憧憬，直到瞌睡得睁不开眼了，大家就先后睡下，我第一次放哨就这样完成了。儿童团放哨多流于形式，但有了这种形式，敌人也多少有些害怕，这些小伙伴后来也大都参加了红军，大都死在战斗中和长征路上，我算是一个幸存者。 儿童团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参加生产劳动。儿童团主要担负了三种农活：一是放牛；二是积肥；三是割饲草。农忙中孩子们要做的事更不计其数。那些男人上了前线的家庭，孩子的劳动更是辛苦，甚至成了主要劳动力。尽管如此，儿童团还要坚持训练、站岗、放哨、宣传等常规工作。有一次，我们分队还捉住了敌人一个侦探，受到了区政府的奖励。 一九二九年秋天，我参加了消灭兴国县龙口反动武装的战斗，那是我参加红军前第一次参加战斗。 我家乡以北二十五华里有个龙口村，那里有家姓邹的大恶霸地主。邹家私自设卡收税，为此还建立了私人地主武装。 区委决定消灭邹家地主武装。但赤卫队武器很差，没有战斗力，主力红军又远离这里。因此区委认为对他们只能智取，要深入虎穴打进敌人内部去。并叫我冒充罗招莲的「表弟」，进出邹家传递情况。罗招莲是邹家地主小老婆，是穷苦人出身。经过工作，罗招莲和长工董长庚成了内线。 邹家依山傍水，房高墙厚、路径曲折，不熟悉的人进去后根本找不到门路。我冒充「表弟」，几次进出了邹家大院，装得若无其事，其实每次进去都很紧张，全凭脑子记，没有多久就摸清了里面的情况。治安队集中住在前面一个小院落内，他们的枪在晚上全集中到一个房子里统一保管，领导治安队的二少爷不和治安队同住。 区苏维埃根据我带出来的情报，决定动用一百名赤卫队员作战。行动当天下午，先让几个胆大心细的人假装成帮工随董长庚潜伏进邹家，赤卫队则埋伏在邹家大院附近。午夜一到，董长庚率潜伏进去的几个人突然冲进二少爷那里抓了他，另外几个人把集中放枪的房子占了，然后偷偷开了院子的大门，把已经准备好战斗的赤卫队放进去。我因为熟悉情况，跑在最前面，一点也不怕，带领着一百多个赤卫队员，直逼治安队的住处。治安队员们从睡梦中被叫起来，一见赤卫队的枪已经顶在脑门上，自己又没了枪，只好投降。这次战斗，里应外合的方案周密，一举成功，一枪没放就消灭了这股强悍的地主武装。 巧当红军 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红军。朱德率领的南昌暴动部队几经辗转，在湘南暴动后，率队伍上山与毛泽东会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在占据了井冈山为根据地后，又增加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暴动的部队。井冈山是党领导工农武装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但是，井冈山地方很小，要向外发展和扩大才行。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主力从井冈山下来，在兴国县一带扩大后，又向东打去，开辟了赣南和闽西一大片地区，影响很大。毛泽东、朱德到了兴国县一带，我们家乡很快又成为红军的根据地，这里的不少青年人都当了红军。 一九二九年四月以后，我十五岁了，我也想当红军，这件事在我家中是很难的，因为我哥哥已经当红军走了。 同年冬天，我的「同年哥」杨秀全回到了兴国高兴圩老家来「扩红」，他已经是红三军的一个连长。他对我如实说了当兵是很苦的事，平日里白天要出操训练、执勤干活，晚上还要放哨，生活也很苦：打起仗来，牺牲和受伤的事经常发生。但我的决心已经下了，我一切都不怕，我一定要参加红军。 当红军是我们那里青少年的向往，村政府宣布「扩红」征兵之后，不到几天就有四十多人报名。但所有报名的人都比我年纪大。那天我去报名，村苏维埃主席不给我登记，还开玩笑说：「你当兵？你有枪高吗？晚上害怕了怎么办？难道让你奶奶跟着你一起去吗？」 杨秀全知道我要报名当红军，他就哄我说：「你现在参了军跟我们走了，就回不了家了。」我坚决地说：「当了兵还回家干什么？再远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次和杨秀全一起回来「扩红」的人里，有一个连队的书记也是青年团负责人叫杨唐艺的，外号叫「黑子」，他很支持我当兵，和我商量好了，这批新兵什么时候走，他一定事先告诉我。于是我做好了准备，藏好了一双新鞋，一旦有消息就跟着他们走。 几天后的清早，黑子赶来告诉我，早饭后他们就要带着新兵走了，要我别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想和祖母告个别，但是怕她拦住我不放，就死了那个念头，把一双新鞋插在腰带里就出了家门。我离开的时候心里很难过，难过的是十分不想离开我的祖母。走出没多远就几次回头，但当红军的思想战胜了一切，我横下一条心离开了家，跟着队伍走了。我跟着当红军的这伙人走时，好在那天杨秀全有事，是下午才赶上来带队的。 这次我们几个村子里去当红军的有二十多人，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叫柳元福，大家叫他「福叔」。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我的脚就打起了血泡，我脱了鞋打赤脚勉强还可以走，但脚上是通红的鲜血。我的脚无论怎么痛，也不叫苦，反而装作无事的样子。 队伍走出五十里路休息了，当地政府为我们准备了饮食，这时赶上队伍的杨秀全发现我竟然在新兵队伍里，他急了，一定要派人把我送回去。我知道这时多说无济于事，就死死地只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当红军！」同去当兵的人都为我向杨秀全求情，福叔也说：「这孩子当红军的心，已经扎根了，让他跟着我试试吧。」杨秀全虽然叹了口气，但他见我当红军的决心这么大，只好妥协了。 饭后的继续行军，对我实在是苦不堪言，除了脚痛得难以忍受，胯档里的大腿内侧也磨烂了，疼得连迈步都很困难，但那一天真是人小决心大，我一直坚持走到宿营地。 事也凑巧，我们到了宿营地之后，上级就来了通知，要我们这队新兵就地休整，等前方的部队回来之后，合并在一起进行训练。这对我十分有利，我算是命好。当天晚上，福叔为我烫好了脚，挑了脚上的血泡，包好了伤口，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白天的痛苦几乎都忘光了，不久我倒头就睡着了。 几天后红军大部队从前线回来了。那支部队中绝大部分是我家乡一带的人，熟人一多，我也就不想家了。大部队回来之后，杨秀全带来的二十个新兵就补到连队里去了。福叔当了伙夫班长，不久当了司务长，因为我年纪太小当了一个「超编的传令兵」。连部编制上只有两个传令兵，加上我就变成三个了。我很快就习惯了部队生活。我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红军战士。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被关在北京卫戍区、秦城监狱以后，也常常做梦。战斗的岁月很难梦到，却偏偏多次梦到参加红军第一天的情形，每每老泪纵横。 在连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我简直成了另外样子的人，并且特别能走路。有一天黎明出发练习急行军，来回约有六十多里路，我没有掉队，脚上也没有打泡，我高兴极了。 我在部队各方面都有了进步，一九三〇年一月间，黑子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是干什么的？我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只知道是要求进步的青年应当参加的。当时，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在我们那支红军队伍里还是不公开的。不久，黑子调到江西省青年团委当巡视员去了，他走了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他后来在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了，我至今还怀念他。 黑子调走之后，连部里没有书记，我这个读过点书的人成为连部的文书。文书和书记不一样，虽然做的是一样的工作，但书记比文书职务高一级。我当红军没多久就当了文书，是很大的进步。我能有这样的提升，是因为连队里一百多号人中没有一个比我识字多一点的人，我才有机会提升到文书的职位。 我当了文书，才知道我们部队的正式番号是「兴国泰和红色警卫连」，共有一百五十来号人，其成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兴国县高兴圩的人。虽然我们是地方部队，但装备不错，战士差不多都有枪，子弹也不少，这在地方部队中是很少见的。这支部队在兴国和泰和交界的地方打过不少胜仗，同群众联系也密切，我们完全是家乡人民自己的子弟兵。我的同年叔杨宜佳和同年哥杨秀全是这支部队的创始人，他们在家乡的群众支持下创建了一支红军地方部队，对革命有贡献。 我们的部队由于有一定战斗力，最后江西军区决定把我们归属省军区独立团，以后又随独立团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江西军区第二十五纵队。不久二十五纵队就改为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杨秀全升任营长，我们的连长姓石。 我们部队整编后不久，一九三〇年十月执行了一次护送一千多名新兵到红军主力部队去的任务。我们向北出发离开兴国到吉安，这是我第一次进到城镇里。原先我连兴国县城也没有去过，吉安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在我眼里已经是太大了。 有一天，我正在连部，忽然听到外面响起了「嘟、嘟、嘟……」的声音，我吓了一跳。连长告诉我说，那是赣江上的小火轮（蒸汽机轮船），我们都到江边去看新奇。正在这时，值星排长急忙跑来向连长报告说：「不好了，几个新兵连的人大多数跑到山上去了，说是『小火龙』来了，一口能吃下一个人。现在有百十名新兵跑了，散在城外满山都是。」石连长马上带部队上山去找人，我也跟着去了。我们用家乡土话向新兵们喊：「大家不要怕，不用跑。江上的小火轮是一种船，不是小火龙，它不会吃人，也上不了岸。」我们的话起了作用，一部份人不跑了，下山回到宿营的房子里去。后来各单位清查人数，一千多名新兵少了一百多人。跑了的人找回来的不多。几天艰苦的部队生活就难倒了他们。另外，也有些人是当地苏维埃政府为完成上面压下来的任务，被强制性地送来的，那些人原本就不想参军，正好借这个机会不辞而别跑回家里去了。 执行护送新兵的任务完成后不久，我调到团部宣传队任宣传员。 我们红三军九师可以说基本是兴国县的地方部队，但是编入红三军之后，部队活动的范围就大多了，不久我们离开吉安，开到樟树一带活动，转一大圈后又回到兴国和泰和一带。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开到了万安县境内的东固山，准备粉碎敌人刚发动的对苏区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在这段时间里，部队都是在行军中生活的。 上面说的是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些真实情况的写照。今天，红军已发展成了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现代化的军队。作为这支军队初期的参加者，我基本上看到她发展的全过程。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从那么一支以没有文化的农民为主的军队发展成现在这样强大，是很了不起的。这是几代人、特别是最早参加的一代革命者努力奋斗的结果。 肃清「AB团」 我们部队从赣西北返回吉安后，驻在东固镇以东一个叫龙岗的地方。在这里驻防时，红军里杀「AB团」风潮传到我们部队里。 「AB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只听说它是坏人组成的一个秘密反革命组织。几年后，我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时才知道它是「反共团」英文字母的缩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南部就有了「AB团」，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一九二九年夏天开始，敌人又把这个名字拿出来使用，主要是给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内部的人栽赃的，用这种从内部攻破的方法来瓦解革命政权和红军。一九三〇年七月在苏区内乱抓「AB团」就开始了，入冬之前在红军中也风行开了，误抓误杀了很多自己的人，敌人的阴谋得逞了。 我们部队在龙岗驻扎下之后，开始就地整训，积极做着反「围剿」的准备。我们团宣传队员都分散到基层各连队去做青年工作。我被分到原来所在的八连进行政治鼓动。整训开始时，我的思想和工作都很好，经常受到团部的表扬。但做着做着就不对味了，上级要求官兵们发动起来揭发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宣传队员要带头，本来正常的生活突然被打乱。肃反运动开始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革命队伍内部的整肃，虽然我还小，只是个小小的团宣传队员，组织上没有审查我，但我被一些眼前发生的事情吓得很厉害。 我们部队的肃反运动就是抓「AB团」、杀「AB团」，运动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发生的「富田事件」时达到高潮。在那次事件前后，红军和苏维埃内部都错杀了一大批无辜的人。运动开始没几天，八连政委就被抓走，听说他是「AB团」。没几天，我们的二排长也不见了，不久又有几个班长没了，被抓走杀了。看到这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丧了命，我有点紧张。杀「AB团」处决人的场地离我们的住地有十里路。那时每天都有人被绑到那里去执行死刑，杀人的恐怖新闻我也听到不少。掉脑袋虽然轮不到我头上，但我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事，整日也是愁眉不展的。 肃反期间，有一次我随福叔去部队驻地附近赶集，我们买好菜之后，正要往回走，突然听到军号的声音，这种号音以前我没有听过，声音使人心里很难受。我们赶快往住处走，当我们走到河边时，已经戒严了，桥上不准过人。不一会儿，我看到河滩上绑着几个「犯人」，接着执行人用大刀砍他们的脑袋，那几个人躺在沙滩上，血染红一片，这可把我吓坏了。因为前几天传来的消息，说已经调到省里当共青团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而我正是他介绍入团的，这会不会牵连到我？ 回到连部之后，我死死地把石连长拖住，反复问他：「黑子（杨唐艺）是不是也是那个……」，石连长听得懂我的意思，他一句话不说，让我更着急了，晚上我就病倒了。很快杨秀全来了，杨秀全问明情况后说：「我知道了，他的病，三班长（士兵肃反委员会主席）就可以治好。」不一会儿，三班长来了，向我做了解释，我这时才明白了我参加的不是「AB团」的团，而是共青团的团「肃反」不会牵连到我，我的「病」也很快就好了。 我对自己不是「AB团」，心里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是红军部队杀「AB团」的风并没有停止。有一次我到上级机关去送信，回来的路上又看到别的部队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人行刑前喊叫，用小树杈横在嘴里，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我们那天在河滩上见到的更残酷。 为了节约子弹，执行人把要杀的人绑起后推倒在地，用大石头砸「犯人」的头，砸得脑浆四溅……我一见这个场面，吓得就跑。回忆起那一天的情景，现在仍然感到不寒而栗。打「AB团」活动不久就停止了，但红军中相当一批中下层指挥员被无辜地杀掉了，使初建不久还很弱小的红军大大地伤了元气。这场政治大灾难，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这是主要的，但是以落后地区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的愚昧也加重了这场风潮的灾难性。 参加粉碎第一次「围剿」 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江西苏区的形势明显紧张了。蒋介石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企图在三至四个月内一举消灭江西苏区的红军。 我们这支部队在沿溪渡过赣江后就开始动员反「围剿」。当时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水平不高，不能通俗地说明反「围剿」的意义，只讲一些「捍卫红色苏维埃」之类的口号。战士们对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心里没底，不少人有些害怕。恰好我们红三军和红四军一个师的部队住相邻的村子。一天，红四军军长林彪来给红四军部队讲话，上级通知我们也去听。 这是我第一见到林彪。他根本不像老兵们传说的那样是威风人物，而是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个子不高，浓浓的眉毛。他如果不是骑马来，后面还跟有护兵，谁也不相信他是红军第一主力的红四军军长。 林彪在打谷场上的台子上对着下面一大片部队说：我们现在集合兵力回到自己的「家」门口来打这一仗，是因为我们熟悉这里，老百姓又拥护我们。敌人对这里倒是很陌生，我们把白军引到山沟里来，牵着敌人跟着我们转，把它像蛇一样，拉的很长，我们在适当的时侯猛地一回头，把敌人切成几段，像獾子吃蛇一样，一段一段地把敌人吃掉……。林彪用通俗的道理来说明我们能打败敌人，士兵们听了林彪的讲话之后，明白了红军的战法，提高了认识，主要是解决了「怕」的思想问题。我那时当兵已有一年，听了林彪讲话，我第一次明白了战争有「战略战术」问题。前段时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反「围剿」的战略方针进行了讨论，要在赣江以东苏区腹地有利的地形下，发现敌人的弱点，再对其进行攻击。这个战略被林彪深入浅出地向士兵们讲明白了。 十一月中旬以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苏维埃政府对粉碎敌人的「围剿」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在部队和群众中，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深入的宣传和政治动员，解除战士和老百姓的种种顾虑，树立必胜的信心。临战前，总前委在小布召开军民誓师大会。会场上张贴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大标语，这些都是毛主席最早的军事思想。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颁发《三十条作战注意》，简明地规定了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战场纪律后方工作和战后注意事项等等。毛主席的指挥是我们能够粉碎敌人「围剿」的保证！ 我参军之后打过的仗都是打的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地方武装靖卫团，国民党的「中央军」是个什么样子却没见过。现在要和他们打大仗，我并不害怕，反倒有新奇感，希望仗最好早点打起来。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底，我们连进行战前动员。石连长说：「敌人已经被兄弟部队牵着鼻子走到龙岗的山谷里了，我们要把他们堵在山沟里消灭掉。在战场上，谁活着谁就要打下去，绝不能怕死！」 第二天，红三军各部队在龙岗的稻田地里集结，第三天拂晓，我们部队上战场，这是红三军九师参加反「围剿」作战的第一天。我们连是九师参战的前卫连，走了十多里路的时候，大家看到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站在路边土岗上检阅上战场的部队。因为部队走得很快并且已经听到枪声，我无法细看自己的最高领导，只看到毛总政委身躯很高大。当时红军中对毛泽东有很多传说，说只要他在，就能打胜仗。那天是我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并且是在战场的枪声伴奏下看到的。 我们连继续向前急进到亭子岭的狭窄谷地。附近突然一阵阵枪声，而且越来越激烈，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冲过来了。那时打仗很简单，两军相逢勇者胜，我们发起一个冲锋，敌人转身就退。我们追着敌人打，敌人边退边战。白军武器好，枪也打得准，我们不断有人牺牲，前面的倒下，后面的接着追，农民出身的红军在山路上跑的快，很快就追上敌人进行肉搏。我们连伤亡很大，两个排长也牺牲了，二、三排在一个山头上没有人指挥，石连长命令我这个青年委员为代理排长，我领着大家勇敢地追击残留的敌人，这下子敌人基本溃散了，多数人停下来投降。龙岗战斗的时间并不长，傍晚太阳西斜之前，战场上枪声最后「热闹」了一阵子就平静下来。我们连还剩下三十多人，接到命令打扫战场，把牺牲红军的尸体集中在一起掩埋，把受伤的人向后面送。 这时有人说，山坳里有一个会叫的东西，用手一摇「嗡、嗡、嗡」地响，谁也说不出是什么，吓得心惊肉跳。我们把情况报告上去，一会儿，来了几个红军和两个穿白军衣服的人把它抬走了。事后我才知道那是手摇发电机，是无线电电台发电用的。来识别和抬走发电机的人是刚从白军参加红军的电台台长，叫王诤。王诤是人民军队无线电事业的创始人。在长征途中，我同王铮就熟悉了，对那次战斗缴获了手摇发电机，不止一次地作为笑料谈得很高兴。 这次战斗我们连伤亡很大，我们团把剩余的部队集中起来，立即带队向亭子岭集合急行军，翻一座大山时，我摔倒跌进山沟里昏了过去，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伤得动也不能动了，我一摸枪还在身边，我咬着牙努力往上爬，终于被战友发现了，把我救上来送到救护站。军医查了我的伤情，很严重，在前面的战斗中，我左小腿已被手榴弹炸伤，骨头都露出来了，我怕下火线，叫卫生员包扎了一下，就又上阵了，我嘱咐他不要说出去。我这才搞明白，因为腿伤了没有力气，腿一软才跌进了山沟，真是祸不单行，现在又骨折了。医生给我作了简单的包扎后，转送到后方医院去。红军后方医院算不上是真正的医院，没有专门的医生、护士，只有少数中医和招呼伤病员吃饭的人。但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个福建籍客家老中医，他对我特别关心，仔细检查伤情后说：「你的左脚小骨错位了，很快就可以好。」他用客家话反复安慰我。第二天，医生来给我治腿，同来的还有几个身强力大的战士。老医生表情严肃地说了一句：「你的腿很快就会好的。」他的话刚落音，几个战士用劲把我按在床板上一点不能动，医生则把我的脚腕子用劲一扭，我听到「嚓」的一声，就疼得晕了过去。我苏醒过来之后，老医生说：「你脚上错位的小骨必须正位，炸伤的伤口也要清理。我们没麻药，只有用蛮办法。」给我治疗弹片的伤口时，也没有治伤的药，只能用盐水洗伤口，每一次洗伤口都把人痛得死去活来。十天之后我的腿好多了，可以下床动动。我几次到医院院部要求回部队，回答说：「现在部队离这很远，你暂时不能走，先临时参加医院的工作等待出院。」于是我参加院部组织的宣传工作。我从上级发下来的材料中知道，红军反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歼灭白军一万人，缴获七千多支枪，还活捉敌军中将指挥官张辉瓒，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当众把张枪毙了。传说蒋介石对张的死很痛心。 不久上级通知：九师伤愈人员出院到江西军区军事部集合。我们二十几个人到位于兴国县的江西军区军事部报到，在这里我看到了「同年哥」杨秀全。他奉命来组织兴泰万赤卫队，他提议将九师伤愈的伤员都调到赤卫队，得到批准。 几天之后，以九师伤愈战士二十多人成立了「兴泰万赤卫队」，后来发展成「兴泰万独立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发展到二千多人。由主力部队派骨干，组建地方部队，是当年扩大红军搞「丰收」的方法，兴泰万独立团就是一个典型。 参加粉碎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对赣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开始了。蒋介石坐镇南昌，何应钦任前线指挥，带着二十万大军分四路向苏区杀来。 那时兴泰万赤卫队刚成立，不过百十多人，但在反「围剿」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西渡赣江佯攻。敌人这次进入「围剿」区后就固守不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为此，红军必须调动敌人才能在运动中取胜。那时敌主力在赣江以东，红军西渡赣江会牵动敌人。于是兴泰万赤卫队和友邻的赤卫队三百多人，由红三军九师指挥，向泰和县以北的沿溪渡出发，佯作红三军主力西渡赣江作战。我们沿途写了大量标语和路标，落款全是红三军的番号。我们在沿溪渡街上最热闹的地方派出纠察队高举红旗在街上巡逻，敌人相信红军西渡赣江的意图，我们的行动对敌人起了牵制作用，为红军主力的集结争取了时间。 2、捉敌人的「活口」。敌二十八师在泰和、富田一线固守不动，红军要捉「活口」了解敌情。红九师侦察参谋带着我和十个战士到富田、泰和之间去活动，天遂人意，在那里捉住了敌人一个军官和两个护兵。军官立即将一张纸塞进了嘴里，我们赶紧掐住他的喉咙把纸掏出来了，原来是敌师长传达的命令，要富田的敌人给二十八师准备五天干粮物品，三天后向苏区东固一带进攻。我们隐蔽到天黑返回，那个敌人军官耍死狗不肯走，我们用绳子把他胳臂和双腿绑了，向老乡借了一个大筐抬着他走，送到了师部。根据这个重要的情报，红军做了反击的准备。 3、为红军主力钳制敌人。敌人刚沿着富田河向东固方向前进，那里正好在我们的预定的战场里。红九师立即进入战斗准备：一是破坏山区道路，使敌人行军困难，道路隘口破坏了，敌人短时间修不好，却把兵力分散了；二是由我们兴泰赤卫队作向导，协助红军引诱敌人进到水官河一带后钳制住敌人，红九师主力择小路绕到敌人后面把道路切断破坏，再把敌人切成一段一段地消灭。战斗打响之后，红军在二十多里长的一条山沟里把敌人截成了四段包围。敌人进退不得，只得交枪投降。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就消灭了敌人，俘虏一百一十多人，缴获步枪九十余支，新卡叽布军装一百余套。红九师接收了缴获后，当场留给赤卫队每人一套军装以示嘉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洋布衣服。 第二次反「围剿」的富田战斗，红军歼灭王金钰的二十八师大部和四十七师一部，缴获五千多枝枪，还有一部100瓦电台。富田战斗后，红军后续又打了白沙战斗、中村战斗，总共消灭敌人近二万，缴枪一万多支，基本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后来又进行了广昌战斗，建宁战斗，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至此结束，总共消灭敌军三万多人。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前，红军一些主力部队还要用土火枪和梭镖，但战役后，都换上洋枪，大多数部队还有了正规的军装，红军壮大了。 参加粉碎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离第二次「围剿」结束还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这次蒋介石亲自挂帅指挥，调集三十万兵力，企图「长驱直入」一举歼灭红军。 红军遇到的困难比前两次反「围剿」更大了。除了双方力量悬殊之外，主要是出现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敌人来得突然。苏区军民还沉浸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气氛中，红军当时也正处于分散状态，必要的战争动员、战场准备、征集粮食都没进行，而敌人的进攻已经开始。直至七月中旬，红军主力才由苏区的东北部连日行军回兴国一带集结，应战十分仓促。 第二，敌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扼制了苏区的城镇和要道，使红军运动十分困难。苏区地盘不大，交通不发达。另外，还有许多没打下来的地主「土围子」武装，敌人深入苏区后，随同而来的地主还乡团很快同「土围子」联系上了，扼住苏区咽喉，给红军运动造成很大困难。为防止被敌人包围，红军就要在苏区边缘山区较大范围内缓慢集结。过去红军的迅速运动、集中兵力织灭敌人的老办法，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一时难以实施。 这个仗怎么打？发动人民群众直接参战！人民战争的思想此前已初露萌芽，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趋于完善，是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特点。这次战争的胜利，有诸多的原因，但集中到一点就是，毛泽东创造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胜利。人民战争的基本概念是，红军为骨干，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战争。 1、动员苏区全民参加战争。把敌人的进攻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对人民群众参战的要求直接向群众说清楚。我们把底（即敌情）交给群众，使群众心中有数是最能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的。战争动员就是把要求群众参战的具体任务，如站岗放哨、筹粮送粮，招呼伤病员等都说清楚。苏区人民的参战热情十分高涨，我自己一家人就是例子。我年老的祖父母、父母和幼年的弟弟，全家六口人都参战了。 苏区农民从地主手里分到土地，反对敌人「围剿」就是保卫胜利成果，因此参战热情很高。苏区农民知道没有红军就没有土地，也没有饭吃；红军也很清楚，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红军难以存在。归根结底，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互相依靠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哪有不关心红军的存亡呢？事实上，群众关心红军也就是关心自己的利益。苏区的农民，把自己的儿孙都献给了红军，几乎家家都是红军家属。 2、苏区各处实行坚壁清野。老俵们把粮食、生猪、耕牛、家禽等能吃的东西和牲畜送到深山里藏起来。敌人对坚壁清野很痛恨，他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生存都有了问题，一气之下常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甚至把整个村都烧掉。 3、筹备粮食。苏区小，粮少难养兵。第二次「围剿」后红军主力向赣闽和赣粤交界方向开辟新区，也是为粮食。第三次「围剿」是六月底，稻谷离收割还差一个多月。于是苏维埃政府提出要求：一是节食，群众和地方政府两个月内每人每天只吃二两粮，以红薯和野菜补食，以此算出可节出来的粮食要一次交清给政府，解决红军作战部队三万人的粮食。二是「剪黄」，在稻子成熟之前先将谷穗头上成熟的剪下成粮，「剪黄」很费事，要用剪刀一穗一穗地剪，收获很少，但「剪黄」解决了红军的急需。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政府答应日后补偿群众损失，老百姓战后向各级政府算账。兴国一带苏维埃政府创造了奇迹，居然解决了红军部队的粮食。 4、赤卫队配合作战。苏区的赤卫队、少先队全部参战了。 5、破坏道路。破坏道路能够为红军出击争取时间，并在敌人退却的时候截滞他们，增大红军歼灭敌人的机会。反「围剿」开始后，我们对苏区道路实施破坏，有很多险峻地方的路破坏了不容易修复，甚至不能修复，群众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山区的老百姓对道路很珍惜，舍不得破坏，动员群众破路比动员坚壁清野更困难。 6、救护和看护伤病员。群众里的中年人和壮年妇女为担架队，老年妇女则照顾伤病员。当时红军的卫生机构和战地救护很简单，药品也很少，老乡家里就是「医院」。伤员在战场就近交群众看护。这次我家招呼了五个伤员，一切「护理」工作，都落在我七十岁的祖母身上，她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军奶奶」。 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就敢在盘踞苏区的国民党部队的眼皮底下和「肚子」里钻来钻去。苏区面积小，来了几十万敌人，不仅每个县有敌人，甚至每个乡都有。红军由苏区西部的雩都、兴国转移到苏区东北的宁都的几次作战，都是从敌人之间的缝隙中钻过去的，有时空隙只有几里宽，钻过去很不易。后来红军在宁都以北，君埠以东集结时，被敌人发现，结果还是从两股敌人之间一个不到几里宽的山沟缝隙中钻出去，脱离了危险。敌人进入苏区后开始分散，占的地方越多越分散，越有利于红军歼灭敌人。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牵着牛鼻子走」，红军分出一部分和赤卫队一起骚扰、阻滞敌人的进攻。大部队则隐蔽运动，声东击西，往返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避强击弱，速战速决歼敌，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 敌人在苏区已经奔波两个多月，一直被红军牵着走，肥的拖痩了，瘦的拖死了，士气急剧下降。红军也不轻松，长距离运动作战，常常走几天的路才能打几个钟头的仗，又要远距离转移，得不到休息，粮食供应不上，没有鞋子穿，非常疲劳，但人民的支持大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红军从八月初至中旬，在半个月的时间内绕道千里作战，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完整的觉，极度疲劳，行军中休息，战士们只要坐到地下就呼呼地睡着了，再出发时要人拉几次才能醒来。 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进行了莲塘战斗、良村战斗、黄陂战斗、老营盘战斗、高兴圩战斗、方石岭战斗。兴泰万赤卫营主要打的是老营盘战斗。 老营盘战斗前红军主力进至兴国、万安边界的均村、茶园一带隐蔽待机，红军此前已经取得了莲塘，良村，黄坡战斗的胜利，累计歼敌、俘敌万余人，士气正旺。九月六日赤卫营接到命令派一个连到枫木凹破坏桥梁，我是枫木凹人，即随该连去执行任务。我到村子里一人未见，村民们都到山上躲藏起来了，我用火炭在自己家的门板上写道：「我一切都好」就走了。我们把各处隘口桥梁破坏后，敌人就好像划地为牢似的不能动弹，最后被红军逐段地消灭了。老营盘战斗是一次很漂亮的战斗，红军伤亡很少，消灭了敌军一个旅，俘虏了二千多人，缴获各种枪支两千多。红军总部对老营盘战斗的非常赞誉，曾发过一份教材专门论述这次战斗的经验。后来的瑞金红军学校、延安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军事教材中，都把这次战斗列为优秀战例当教案。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进行战役战例学习研究，都要介绍这次战斗。老营盘战斗成了人民军队作战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中，红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由于战略方针的正确，人民全力支持，红军英勇作战，打了一场有声有色的人民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的战斗风格形成了，一直保留到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中以中央红军为基础的第四野战军等部队继承发扬这种作战风格尤为显著。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赣南和闽西的苏区联成一片，形成了拥有二十一个县城、五万平方公里土地、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到一九三二年底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前，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央苏区相对平和，红色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兴国这一带的苏区也得到了扩大。 粉碎敌人连续三次「围剿」的多数战役是在兴国境内打的，兴国人民对苏维埃革命的重大贡献众所周知。我们兴国县在苏维埃革命前人口不到三十万，在一九三一年底有将近十万人参加了红军。我们家乡被誉为「苏区模范县」。 第三次「围剿」后，敌人向中央苏区的侵犯就改在东北方向，即在闽赣两省交界一带。兴国等老苏区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和扩大红军。一九三三年一月，党中央由上海搬进中央苏区。在王明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红军的战略有了改变，要和敌人打正面阵地战，红军急需扩大。一九三三年四至五月间开始的扩大红军的办法是很特别的。名义上是动员，实际是强迫。农村里只要是能当兵的人，是非去不可的，有没有劳动力种田都不顾了。地方苏维埃政府把可以送到红军的人几乎全送去了。谁也不敢不办，否则就以反对苏维埃论处。红军数量虽然迅速膨胀，但质量下降了，苏区也大伤元气。 扩大红军在敌人第五次「围剿」之前一直是苏区的主要任务。地方领导干部如果完不成「扩红」，常常要受撤职处分。当时「扩红」的非常措施大致如下： 1、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动员令》，提出要「保卫苏区的每一寸土地」，扩大红军，誓死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 2、各地以乡为单位张榜公布应征名单。名单一公布，该当兵的人谁也跑不掉，互相监督。上了榜而不报名的，乡政府就在门上挂「耻辱牌」相威胁，对报名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3、发《应征令》。由县级苏维埃政府对应征的每个人发给《应征令》。苏维埃宪法规定所有苏区人都有当兵的义务，如果不执行《应征令》就是反对苏维埃，这是很大的罪名，可以严厉处理。 4、公布惩罚破坏「扩红」行为的命令。凡是破坏「扩红」，都必定严惩。我记得当时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剧社编了一出宣传「扩红」的戏，戏中富农婆捣乱「扩红」时唱的歌词是「当了红军很艰苦，天天行军两腿痛，夜里放哨没觉睡，冻得身上好冷哟……」剧社本意是宣传「扩红」，但演出后起了负作用，结果对这个戏的作者和演员都当作破坏「扩红」罪给予严厉处理。 「扩红」中「反征」的现象很严重。最常见的就是躲藏起来或自伤，入伍后开小差的人也不少。部队如发现某个战士有了开小差的苗头，会立即派人做说服工作，一般允许你回家呆几天，到时主动归队就算没事。如果不回来，「扩红」人员就会把不归队的人抓到乡政府去，被强制送到部队去，对开小差的处理，地方政府比军队还严厉。我参加革命后，遇到过第一次过左、过激的群众运动就是这次「扩红」，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就有了「宁左勿右」的思想。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了，被迫长征，过去只强调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我认为中央苏区的政策也很有问题，如过度征粮、「扩红」，以及土地革命中杀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过激行为，各地都打「AB团」肃反扩大化，使红色政权有些失去了民心。我们兴国县在苏维埃革命前人口二十三万，在一九三一年底有八万余人参加了红军。这被说成是我们家乡的光荣，被誉为「苏区模范县」，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 第三章 红色瑞金 在瑞金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暴动，参加了红军，被编为第五军团。这是红军另一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力量，必须很好地改造建设才能真正成为共产党的军队。这时，正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政治建军」的方针，即在各个部队加强政治机关的建立和建设。中革军委从其他红军老部队调给五军团一大批的政治工作干部，从上到下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统，我作为骨干也在其中。此前我们在瑞金附近进行了短期训练，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是我们的主要政治教官。不久就在部队中开展了「三大运动」，即以反对军阀主义为中心，提倡官兵政治平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团结共事。 军团的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等革命态度坚定，加上他们在部队里有极大的影响力，使红五军团很快成了共产党领导下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一九三二年初，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指挥下攻打赣州，攻城打开突破口之后，三军团冲进城内。由于没有经验，突击进城的部队遭到敌人的反突击，这时五军团发挥了他们城市巷战近战的特点，进行肉搏战，用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救出三军团。这是红五军团暴动后编为红军的首次大战斗，打得非常英勇，在红军中树立了威信。从此，五军团不仅和红军其他部队团结了，内部也更加团结了。 一九三二年秋冬之际，我由红五军团选送到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习。瑞金是中央苏区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央苏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上工农红军学校满足了我学习的愿望，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刘伯承，他是我军军事教育的开拓者，后来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不少都出自这所学校。 我进红军学校之后先在政治团学习，后来上级要求由政治团调部分个人政治条件好的学员到特科营军械班学习，我被调到军械班。不久军械班与供给队合并了，我在供给队学习，一直到毕业。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在红军学校学习只有八个月，学习非常努力。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学习了战术战斗条例，和粗浅的天文、地理知识，还学算数和简单财务原理。这些全新的文化，对我又是一次启蒙教育。学习中，我不仅「文」的好，「武」的也行，我是从士兵一步一步上来的，在红军战斗部队受过基础军事训练，到了红军学校里，我对队列、射击、投弹、田径等样样在行。在校期间，我曾是瑞金红军学校评选的模范班的班长，一百米赛跑还得过一等奖。一九三三年春，我以优异的成绩从红军学校毕业。 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家庭成份好，是党员（我已于三二年由团员转为党员），毕业时就和另一个叫刘吉仁的学员被留在瑞金红军总部机关，分配到总供给部。我们两人都到财政处工作，他任出纳，我任会计。不久，我兼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员，管理全军与总供给部有关的军务实力统计，这是一项绝对机密的工作。 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的业务范围为：进行红军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全部实力统计工作，各部队实力都分别定有秘密的代号，总供给部除杨至诚部长、叶季壮政委外，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知道全军的这些数字。我担任这项工作之前，经过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审查并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因此周恩来早就知道了我。我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殊工作证，我要是去中革军委办理这方面的业务，纪律规定我不能个人行动、至少有两个保卫人员（特工）与我同行。 我担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工作不久，在行政职务上又担任了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主要是在总供给部部长杨至诚，政委叶季壮直接领导下工作，就好似总供给部的机要秘书一样，成为部长和政委的直接工作助手，可以这样说，杨至诚、叶季壮，尤其是叶季壮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杨至诚比我大十二岁，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和参加过南昌暴动的老资格，但他把我当作忘年交，我俩不仅是上下级，也是最好的朋友。那时供给部没有秘书，杨至诚就把我当秘书使用，叫我为他办理不少文书工作。他出差办事一般都带我出去，我随着杨至诚到过福建长汀、江西宁都、兴国等地检查工作，这让我开阔了不少眼界。我到供给部后不久，已经来中央苏区一年多的原上海党中央的一些人推行「左」倾路线更厉害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在组织上大量肃清和他们意见不一致或无辜的人。杨至诚因为供给部工作人员有贪污银圆行为被抓住不放，受到执行王明路线的人的迫害，被打了下去，之后叶季壮出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叶季壮上任后，我已担任了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一段时间了。当时总供给部机构非常精干，政治工作范围内的具体事都是我一个人在管，因此我这个政治指导员就是总供给部政治委员的直接助手，其实我早已同政委叶季壮的关系甚为密切了。叶季壮参加过广州暴动、百色暴动，参加革命前曾做过新闻记者，社会知识丰富。他对一般人不爱多说话，但和我则时常聊天，从不把我当外人，使我感到非常可敬可亲。杨至诚、叶季壮是我的老领导，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铭记在心。一九六七年六月叶季壮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总理拉着我的手说：「以后军队的后勤工作就靠你了。」总理的话意味深长，虽然我已当了多年总后勤部长，但是我军的后勤工作是叶季壮、杨至诚他们开创的。 我由红军学校分配到供给部后，当时的总政治部组织部指定我为总供给部机关党支部书记，长征开始之前，又任命我为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军事工业局是中革军委独立的部门，但由总供给部指导工作。此外我还是一九三四年初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工农检察委员。总之，我从红军学校出来后，组织上就把我列为政治上特别可靠的人来加以重用了。 我到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工作，是我从事军队统帅机关后勤工作的开始。那时人民军队后勤工作正处在创建时期，我们那一批人是人民军队最早的后勤工作者了。这些人在长征途中大部分牺牲了，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活下来的人已经很少，而其中曾在红军总供给部工作并先后担任过领导的只有杨至诚、叶季壮和我。 长征前的准备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王明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控制了党中央领导工作，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没有什么实际斗争经验又爱瞎指挥，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很快，他们就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批判毛泽东「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清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影响。毛主席实际上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苏区占了统治地位。 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不久就有红军失利的消息传来。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战役中，红军和白军打阵地战硬拼遭到重大失败，人们就不那么乐观了。我哥哥邱会佳就是在广昌战役中牺牲的。 —九三四年六月开始，我参加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领导下的红军退出苏区的准备工作。红军可能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在当时极为秘密，直到红军长征前夕，我才知道我做的大量工作是为什么。 —九三四年六月初的一天早上，叶季壮通知我，他带我到总司令部（当时都习惯地称中革军委为总司令部），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我因为工作关系每月都要去那里几次，报抄统计数字，我每次去都要如同「大官」出门一样带两个佩带短枪的保卫人员。保卫员并非保护我，而是保护红军实力统计资料这样绝对保密的文件。国家政治保卫局规定：如果发现机要人员有离队或投敌行为，有当场枪毙的权力。 那天叶季壮亲自和我去，我就知道有很大事了，直到快进总司令部的门口，叶季壮才说了一句：「今天是周副主席亲自向我们交待重要工作。」听了叶季壮的话，我立即紧张起来。在王明路线的肃反后，红军机关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恐怖气氛，越是机要的人，如果发生了问题越是要死，我怀疑自己是否出了什么事要倒霉了。这次周恩来这样的「大官」为什么亲自找我？我心里一连串疑问。 我们到了周恩来住处，门口有背长枪的卫兵站岗，院子里还有背短枪的内卫。进了屋子就是周恩来的办公室，中间是两张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墙上挂的全是军用地图。周恩来听到来人就从内间出来了。他身材中等，络腮胡子又密又长，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叶部长把我介绍后，周恩来客气地边说边摆手势，叫我坐下，我却不知所措。周满脸笑容地再次叫我坐下，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了下来，看来不会有「那种事」发生。 周恩来第一句话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知道我全家都参加了苏维埃革命，我虽然只有十九岁，已参加革命快五年了，打过不少仗，当过基层干部，一年多以前又毕业于红军学校。周恩来对我非常满意，他说：「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的话我似懂非懂，「小人办大事」是说我年纪轻，至于说处理「战略上的大事」，我就不明白了。 周恩来问了我个人情况后向叶季壮点点头说：「人就这么定了，任务你和邱会作谈过吗？」叶答：「没有。」这时周恩来向我介绍了他身边的一个人，叫马纪元，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副队长。周恩来向我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周恩来的话只局限在准备打仗上，对准备撤出中央苏区没有明说。其实他也是说不明的，因为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不仅没有长征到陕北的计划，连是否立即退出中央苏区也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周恩来对我交待：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马纪元同志参加这次任务，带保卫局一个警卫班去协助邱会作。邱主要负责，马保证邱执行任务和安全。 周恩来说完就带着我们到了地图跟前，问我：「会看地图吗？」我答：「在红军学校里学过。」周指着地图上画的一个园圈里箭头的标记问：「这是什么？」 「它代表指北针。」「要是没有指北针标记的地图，你怎样区别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周听了我的回答后放心地说：「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立即提出来。今后还有什么问题，叶部长还可以和邱会作谈。」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了周恩来的工作风格，他虽然是红军最高领导，但布置工作却喜欢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一一关照到。 从那天开始，我就放下了总供给部的工作，专心执行周恩来交办的任务。马纪元带了一个警卫班，班长是李青山。他们穿中央保卫局保卫团的制服，佩带特别样式的蓝色领章，每人都带着短枪和一把大刀。我从总供给部带了一个传令兵、一个饲养员，一共十六人组成了一支分队。 我们按照计划沿着兵站线每天行军大约六十里，都是早出发、晚宿营。我同马纪元都不愿骑马，跟大家一起步行，我当时年纪轻，一点也不觉得苦，只要肚子吃饱就行了。我和马纪元熟悉了，曾开玩笑问：「你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事情外，还有监视我的任务吧？」他只是一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按平日的规矩，这次最高军事机密行动中，马纪元监视我，随行的人里肯定还有监视他、有权处置他的人。在我们执行任务回来后，我曾在周副主席的办公室还看到过马纪元一面，但不敢相互打听什么，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马纪元是牺牲了还是被「保密」了（处死了）。我军有史以来，干部们对保卫机关都很害怕，特别是抓「AB团」和红军肃反后更是这样。 我们执行这次任务是分几站完成的。 第一站，胜利县水头寨。我们来这里处理仓库物资，这个仓库存有数千支杂色步枪及军械用品，这在当时都是宝，但只能忍痛割爱了。我决定先接管仓库，把现有的人员全部调走后再处理物品。为了保密，我们全部自己动手。我们要工作人员一律到瑞金附近集中，他们交接完就全走了。怎么处理物品？我权衡利弊后，决定把东西沉没在深水中。仓库里有一个水运码头，装船就在白天公开进行，说是运到前方去，等到晚上再把物品沉没在河里深水中。 第二站，桥头镇。桥头是胜利县政府所在地，有个大型的弹药库，库主任是个负伤残废的红军营长。这里库存的物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废物，如未炸的地雷、手榴弹、飞机炸弹等。仓库在桥头镇东南的群山里，那里有很多天然石洞，其中几座很大的洞是仓库区，这个仓库已经封闭了，工作人员撤走了。只有残疾的仓库主任住在桥头，行动不便管不了事，那里的山洞就成了土匪藏匿之地，那天我们恰好搜查出三个从家逃出来藏在那的地主，就把他们捆绑住，押回来交给县保卫局。我们把物资集中起来放火烧了。我原以为对桥头仓库的处理很难，没想到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第三站，江面镇。江面镇在胜利县和兴国县交界处，属胜利县管辖。这里是红军兵工厂所在地，工厂有三个分厂：子弹厂（翻造）、翻砂厂（造手榴弹）和修械厂，共有一千多工人。工厂所在的二十多里长的山沟早已划为军事禁区，没有居民，有一个警卫连专门保卫工厂。这里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以工厂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建厂来掩饰我们毁掉工厂的目的。 首先，进行深入的动员。我召开工人大会讲话说，为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需要加强军工生产。要把现在的工厂分为三个，分别迁到不同地方扩大生产，在不同的作战方向满足战争的需要。我的讲话很有「说服力」，他们完全相信了。 我们按照原定计划把工厂的设备分为三个部分，名义上是分成所谓要扩建的三个工厂。其实一部分设备要带走，一部分要毁掉。 人员也是一样，名义上按三个「新工厂」的形式调配人员，实际上按照将来要带走的和遣散的分开，开到不同的地点去。兵工厂的行政组织积极配合，人员调动很快就完成了。我再用公函调来一千五百运输员的队伍，把要带走的物品搬运离开工厂，不要的就地集中堆放。大约十天后，工厂那里除了我们和警卫连外，什么人也没有了。 怎么销毁物品很难办。机器等铁制品不怕火烧，不少机器一时无法拆开。后来还是工厂警卫连的连长提出一个办法：把工厂留下的炸药和瞎火的手榴弹集中，和机器堆在一起，爆炸毁掉。 红军兵工厂是几年辛苦逐渐建设起来的，机器和器材都是战争中缴获来的。工厂的主要负责人如郝希英等都是上海地下党介绍到中央苏区来的，有的是从白军解放过来的。工厂经过数年的经营才形成现在这样的规模，能生产出木柄手榴弹、地雷，用旧弹壳翻造子弹和修理各种枪支。红军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是拼消耗的，根本缴获不到敌人什么东西，一切都要自己供应。红军兵工厂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现在马上就要毁掉了，当然非常心痛。但是为了执行上级命令，除了毁掉，别无他计，我下炸毁令时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完成这里的任务之后就回到瑞金。我向叶季壮部长汇报了工作，他表示满意，并要我随他一起去向周副主席汇报。第二天，我们到了总司令部，周恩来已等在那里。我预先准备好了一个小提纲，按稿子读了大约半小时，周恩来坐在我对面用心地听着。我读完之后，叶季壮补充了几句，叶在给我补台。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对我满口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 说着说着，周恩来兴致一下来了，说了一大段培养农民子弟当干部的问题。他说，对学生出身的人着重要去做实际工作，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而对农民出身的则要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如果学生出身的会做实际工作，农民出身的把文化水平提高了，我们党就会有一支很好的干部队伍。当前我们农民出身的干部多，提高他们文化水平是事关革命前途的一个战略任务。 周恩来勉励我说：「你很年轻，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我听了周恩来的话，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站起来把我自己钉的本子（也就是工作记事本）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给我写上几句话。周恩来随手拿起墨笔在我的本子上写上了：「诚实、勤奋 周恩来 一九三四年八月。」这个本子我一直珍惜地带在身边。可惜的是，「九一三」事件后，我的家被抄，这个本子不知所终。 从周恩来那儿回来后，我对学习抓得更紧了，遇到不懂的，我就到红军供给学校去请教宋奇峰校长。我在红军学校学习时，宋是我们的教导主任，毕业后我常去请教他。宋奇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学问很高，曾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的军需处长，宁都暴动中参加了红军。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之前，再一次进行了肃反，他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处决了。宋奇峰死得冤枉，我至今怀念他！ 周恩来、叶季壮救了我的命 完成这次特殊任务之后，心里非常高兴。但工作一忙，对这事很快就淡忘了，根本没想到一场大祸要降临到我的头上。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即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的时候，第五次「围剿」的形势非常紧张了，红军内部的肃反更加严厉。 十月初，红军的长征就要开始了。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国家保卫局派到总供给部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甚至我上厕所他也一步不离。我掌握全部红军的实力，现在又知道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绝对机密，他们怕我「开小差」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开过会，决定把我彻底「保密」了（秘密杀害），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来了就动手。当时中央苏区里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线的冤鬼！ 有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我绑了起来，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把邓发签署的要处决我的手令展示了，然后把我绑成处决死刑的样式。我知道要被处决了，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张炎和把我要拉出去行刑的时候，要先向叶季壮打个招呼，可是叶季壮不在，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但真是凑巧，在押我执行的路上，正好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个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此症候大吃一惊，立即问周副主席，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我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又给我松了绑。我跟着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供给部。 回到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他心里有点火，埋怨杀他的人连个招呼都不打。过了一会，周恩来又来了电话，要叶季壮和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把我的问题谈一谈。到了周副主席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我没有进去。只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就出来了，周恩来送他们到门口。他看见我反倒没有说话，上前握了握我的手，我睁大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周副主席，也不敢说一句话。周恩来决定除了免我一死之外，还要对我加以特别保护，并带着一起走（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我的事要绝对保密。 军委供给部长兼政委叶季壮。 在延安的时候，周恩来提起这件事，跟我开玩笑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真是无独有偶，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决定把我们关起来，在大会堂和总理告别时，总理握着我的手，我双眼也是直盯盯地望着总理，我对总理说：「我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总理有些激动说：「好嘛！」此时此刻，不知总理是否想到，近四十年前我那双直盯盯望着他的眼睛。 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七十年。周恩来、叶季壮在世的时候，我多次向他们表达谢意，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他们总是说：那是王明路线的罪过，不应该死的人被处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你算是侥幸的了。 国家保卫局要把我「灭口」的事，最初我只知道大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真情。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主力过黄河东征到山西去了，而红军总部留在陕北的瓦窑堡。周恩来时任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的主任，统一领导指挥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工作，重点是抓红军的供应。当时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的永坪，我是供给部粮秣处长。叶季壮部长派我常驻在红军后方办事处，为了工作方便，我就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当时住在一起的还有李克农、邓发等人。我们几个常常喜欢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阅读当时可能得到的报纸，并且在那里聊天。一次，我们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要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面对着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我们说到这，就插进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邱），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出发前夕 长征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十分紧张，那时并无「长征」一说，名义是「上前线」。长征前，叶季壮部长没有别的助手经办此事，供给部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他自己组织，特派员和我配合他进行工作，因此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上前线」的真实含意。 各项准备工作中最复杂的就是对人员的审查。凡「上前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报上级批准才能定下来。走的人确定之后，留下的人都到离瑞金不远的七堡集合去了。当时王明路线非常左、非常残忍，我至今还记得几例被无辜杀害的人。 总供给部粮食处长罗凤章是湘南暴动参加革命的。有人检举他贪污过三块银元，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把他抓走了。对此，作为总供给部部长的叶季壮居然事先不知道。罗凤章的事情发生在离「上前线」较前的时间里，形势还没有那么紧张，叶季壮又几次找周恩来，罗保住了脑袋，只是被国家保卫局送到兵站去罚做苦工。对罗凤章的打击就是惩罚主义路线的具体案例，罗当了苦役，头发上被开了一条「马路」（中间剃光一条头发作标记，防止逃跑），每天在兵站搬运重物。今天我们提到在革命队伍里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人人痛恨的，但在当年是很革命，很时髦，很风行的，是人人必须执行的。有一次罗凤章挑运物品到总供给部来，我没有像别人那样歧视他，给他喝了水。罗比我大十几岁，过去我对他很尊敬，可那天我也说了几句责怪他的话，没想到他毫不在乎地回答：「我现在比当处长好，晚上睡得稳当一些了。」他见我很不以为然，又说：「老弟，你年轻！对现在的事情，你能看到，但你不能看透。人若是倒了霉，可是身不由己呀！」对罗凤章的话，我想了几十年才想明白。当我想明白的时候，我已经比罗凤章倒霉百倍了。 在临出发前，供给部送出去了一批刚修好的步枪到前方去，兵站检查出来有生锈的，向上报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立即派人来总供给部检查追究。负责枪支管理的军实处军械科科长胡子昂十分紧张，知道自己纵有十张嘴也说不明白，肯定是活不成了，于是偷偷在自己内衣里藏了一个手榴弹。当我陪国家保卫局的人到军械科找胡子昂查问时，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是军械科长，枪生锈由我个人负完全的责任，请不要连累其他人。」胡子昂说完，扭头就向房子外面跑。只见他跑出门外不远，手榴弹就响了。他没在房子里拉响手榴弹，是为了不伤害我和其他无辜的人。胡子昂在知道要被处决了的情况下，痛恨的只是肃反制度，还不愿意伤害别人，甚至包括不愿伤害要执行他死刑的保卫局的人，真是可敬呀！事后，供给部把胡子昂当作「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批判。我一言不发，认为胡子昂根本不是「反革命」，只是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但是，在王明路线之下，在长征前的那种特殊气氛下，胡子昂除了死，没有别的选择，他死于共产党的惩办主义。 还有总供给部的管理科长李跃也死得冤。李是湖南人，是个二十几岁的大学生，这在红军中是很少的。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始没有批准他「上前线」。后来经过我们第二次报告，保卫局总算是同意了。李跃平常工作非常好，但是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管理科无意中发生了轻微的火灾。保卫局认为这是反革命发出的「灯火信号」，告诉敌人我们要行动了，于是把李跃抓走了。虽然对李的下场并未宣布，但无须多考虑，就是用「保密」的方法处决了。 上面谈的我死里得救的经历和另外三件事，说明了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前，恐怖的气氛是相当厉害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一个人是不怕犯错误的。因此大家在工作中总是积极苦干，谨小慎微，甚至不敢多说话。当时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就不得了呀。 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店」，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几年来杀了很多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群众。一九三〇年开始的杀「AB团」，是敌人挑起的反间计在内部杀共产党；一九三四年的肃反是我们共产党自己挑起的杀共产党。一些所谓的不可靠分子，例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杀了不在少数。长征前的肃反乱杀人是中国共产党永远要记住的教训。 人民为革命付出的代价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一步一步的。红军的长征还没开始，国民党军队就占领了苏区的边境地区。那里的人民开始遭到苦难，红军家属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不断传到瑞金。那时我和家里已经失去了联系，兴国人民和我一家人遭的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才知道的。 国民党反动派刚占领兴国，就对这个中华苏维埃模范县的人民进行了屠杀。兴国县在一九二八年苏维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二十三万人口，到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锐减到不足十五万，参加红军走的约八万人，绝大多数战死了。有人统计，仅长征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兴国籍战士有二万三千多人，没名没姓的牺牲者应当是多数，但无法一一收集名单了。兴国参加红军的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活着的并在革命队伍中继续工作的仅剩下一百多人了，其中五十四人成为新中国开国第一批将军，其余至少也是师以上的领导干部了。 一九四九年兴国县经过一些不很完整的典型调查推算，全县户口平均减少四分之一以上。如我的老家，苏维埃革命前有四十户人家，解放后只有十九户，减少了二分之一。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兴国县人民对革命付出了多大的贡献！兴国县人民是这样，我的家庭同样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家付出的第一个代价是，我兄弟两人当了红军，哥哥还献出了生命。哥哥和我参加红军后，家中没有了壮丁，养活全家十多口人的重担就落在我父母亲二人身上了。我母亲很顾家，对红军却很慷慨，把儿子交给了革命。后来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场上我们母子巧遇了。她对我说：「你要狠狠打白军。不然地主回来了，分到的田也保不住。」革命利益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切身利益一旦联系在一起，就会改变她的思想。我哥哥在广昌战役中阵亡，红军长征后，我母亲才知道她大儿子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失掉亲人的痛苦压抑了全家人很多年，二十年后解放了，他们才知道我还活着。这样人间悲欢离合的事在兴国不止我一家！ 我家为革命付出的第二个代价是，家里房子被毁、家人受迫害。我家有三间房子，是几代人辛苦建起来的。房子在一九三一年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时已经遭到过破坏。那次白军被红军包围时，占据我家里进行野战防护，在墙上开了许多射击孔，还搞塌了一间房。 白军第五次「围剿」时，战略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即进到哪里，堡垒就筑到哪里，公路随后就修通，修公路是「就地取材」，以毁坏红军家属的房子为主。国民党部队把我家所有的房子全扒光，成为一片废墟，我父亲急得连吐几口血就病倒了。因为我家是红军家属，乡亲们不敢援救。我家分得的土地被地主收回去了，只好在荒山上种些红薯，加上砍柴挑卖，以吃红薯和野菜为生，我九岁的弟弟还要去要饭。最困难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光着上身，穿补过「千层」的裤子，洗的时候，要用稻草编的草片子遮羞。为避风雨我的一家人在坟洞里一住就是两年。 我家为革命付出的第三个代价是，父亲用劳役还地主的租子，摔成重伤。地主从一九三〇年共产党正式分田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权恢复计算，地主要我父亲补交五年的租子。我家没有能力偿还，就托人向地主家求情，希望和别人一样缓交。地主恶狠狠他说：「别人欠租一百担我也不要，你家有共匪，一粒粮也不能少！」地主逼着我父亲上山到他的林场去砍伐树木挑到公路上，以劳役代交租子。木材每担至少有一百三十斤，挑四十里路的山路，有次连人带着担子掉到深山沟里差点摔死，跌成重伤残疾了。红军长征走了，地主回来气势汹汹地把奶奶的坟地扒开暴出骸骨，说是「他家坟地的风水破坏了」。地主扒坟时，我爷爷奋力阻挡，被打得口吐鲜血，很快病故了。 我的一家人和兴国县许多家庭一样，为共产党的革命吃尽了苦头。兴国县在人民革命斗争中牺牲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的生命，无数的家庭遭受到摧残。他们牺牲流血，为新中国的建立铸成了一块块奠基石。 第四章 两万五千里长征 出发「上前线」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革军委机关开始由瑞金长征。 出发之前进行了动员，说是「上前线」。当时「上前线」很有动员力，除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愿意上前线杀敌立功的原因外，前后方的待遇不同也是一个因素。前方每人每天一斤十两粮（十六两制），后方只有一斤二两，而且没有油，有时连咸盐也没有，整天吃清水煮南瓜。 出发前，我被任命为军委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加上我原来的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身上的担子不轻。中央机关长征组成了两个纵队，各辖若干梯队。一纵队为军委机关的大部分，叶剑英任司令员，红军最高领导「三人团」的博古、李德等随此纵队行军。二纵队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供给部等组成，是中央领导机关长征的主体。李维汉任司令员（没到职），邓发副司令员实为司令员，蔡树藩任副政委，毛泽东等随此纵队行军。以总供给部为主编成的二纵队第二梯队，还有通信教导队、军委军事工业局和运输大队。出发前几天，叶季壮带着特派员和我去向周恩来汇报总供给部的准备工作。周表示满意并指定叶季壮、我、特派员三人组成总供给部工作小组，由叶总负责，统筹处理总供给部长征事宜。汇报后，叶季壮带着特派员提前到雩都去担任中央纵队的渡江（赣江）司令员，总供给部的行政工作实际由我负责。 这一下我的工作就更多了，那时也不知道什么叫累，工作再多也不怕。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就准备好了一切，我在开晚饭之后很久才到炊事班吃了一点东西。我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手拿着饭碗靠着墙就睡着了。炊事班长很心疼我，在门口「放哨」不让人来打搅我。晚上有事找不到我，就有人怀疑我开小差跑了。通信班长很快找到了我，他看我累成那个样子，就对大家说明了，仍然没有叫我，直到凌晨才叫醒了我。出发前的这一觉我睡得实在痛快。 总供给部机关本身并不大，军事工业局合并过来，还有地方工作团和一些女同志也编过来一起走，变成二百多人，虽然人不算多，却相当乱，管起来很麻烦。一是官多兵少难管，除了管理科的三个班（炊事、饲养、运输）和通信警卫排之外，其他人都是官；二是大官多，每人都有牲口，饲养员、特务员（后改称警卫员），少数还配有运输员挑东西：三是机关的各个处、科都是独立单位，现在凑合在一起，这些人毫无纪律，谁也指挥不了。 行军开始集合时，这支队伍根本聚不起来，有的只到集合场去看一下不去站队，行军时站起来再走，工作一有不慎就会冒出一大堆意见。行军走起来毫无秩序，距离拉得很长，有时把别的单位的队伍都搅乱了。到了宿营地不服从分配，谁先到了，谁抢到了好房子谁就住。先到的人住得宽，后到的人没有房子住，也不相让。饭好了随便就打，后来的人吃不上饭……。离开瑞金第一天行军中曾进行过防空演习，防空号一吹，人四处乱跑，除通信警卫排和管理科的人有组织地到达宿营地之外，干部无论有牲口的还是没牲口的，都逍遥自在地走，有的天亮才到，有的因为累了就在途中找地方睡觉，第二天中午才到。他们自己不听指挥，还大发牢骚指责别人。 对此，中央纵队严厉地进行了批评，说这样很快就会掉队掉光了，这哪是行军？是自己消灭自己！我召开几次支委会讨论，也做过不少规定，但效果不大。因为大家看到，各单位除司令部机关好一点之外，其他的彼此都差不多，中央纵队在长征初期差不多都是这样。 我们对总供给部行军管理动过不少脑筋，教育的方法不灵就实行严格纪律，组织战斗化。叶季壮召过一次开干部会议并宣布了四条规定：1、成立队部统一组织指挥，我任队长，下设宿营组、收容组；2、所有人员一律按班排编组，总供给部机关及军事工业局编为第一排，地方工作团和女同志编为第二排，骑马的干部编为第三排。其他官都是「兵」，有事找排长；3、规定了行军秩序，警卫排在前，队部一、二、三排其次，牲口全部集中在最后，干部想骑马只能到后面，不能骑马在队列内行进；4、制定了集合、宿营、开饭等制度和纪律，每个干部都要管好自己的警卫员、马夫，他们如果犯纪律，追究干部的责任。 规定实行起来阻力很大，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硬性强迫执行。有一个高级干部的特务员有恃无恐，屡犯错误，我下令把他的枪下了，到达宿营地关了禁闭。这下震动了全队，多数人拥护，少数人不满。有人向纵队邓发司令员写了告状信，责骂邱会作是个「小霸王」，没想到这却给我们帮了大忙。邓发认为告状信中的指责正是优点，应当表扬，必须有几个「小霸王」才能管理好中央纵队里那些大大小小的「老爷」。邓发把自己看法和告状信呈报给周恩来，周对我大加赞扬并在路边查看了总供给部的行军。周恩来向邓发说：「机关不战斗化，不提高组织纪律性，就不能完成紧张的长途行军任务。」周恩来、邓发认为我提出的「机关战斗化」的口号很好，要全纵队向总供给部学习。 谁告了我的状？事后我才知道是中华苏维埃全国总工会军事工业工会主席伍江洲。周恩来严厉批评他说：「你反对战斗化的生活很不对！邱会作很年轻，工作经验不多，但他肯动脑子。你应当支持他工作。」周恩来亲自出面批评，那些「老爷」都服帖了，主动服从指挥，行军情况进步很大。 「全权代表」 中央机关的长征是从瑞金到雩都西进的，在河上架了几座浮桥，夜里就过去了。红军长征几天之后，运输部队「走不动」，问题很多。叶季壮认为加强那里的领导是当务之急，让我把总供给部的工作暂时交给粮食处长刘明德，立即以军事工业局总支书记的身份到运输总队去指挥。 中央机关从瑞金出发是「大搬家」。两个中央纵队各有自己的运输队，主要是二纵队，由一千五百多运输员编成了总供给部运输总队，兵工厂政委邹林当总队长。他们一出发就「走不动」，拖了中央纵队的后腿。 我到运输总队时邹林总队长已经患重病不能工作了，我实际上成了负责人。我很快就发现了运输总队的三个困难：一是没有预备运输员，每人都挑一副担子，天天长途跋涉不行；二是不少大机器要多人抬着走，根本没法子走长路，更别说山区小路了；三是运输分队的行政组织没有建立，运输员吃饭、走路、睡觉没有人管。运输总队名义上是红军的一个部队，但如同民工一样是「一盘散沙」。 为此，我们就日夜不停地抓紧工作：第一是整编队伍，把运输总队分成了三个大队（一个抬运大队，两个挑运大队），大队下面再组成连队式的十二个分队。分队里有炊事班、收容组、宿营组。第二是加强行政领导，管好全队的调度、行军、吃饭、睡觉四件大事，让运输员没有后顾之忧，有体力完成任务。第三是清理运输物品。全队约有一千副挑子，约三百副是手榴弹半成品。抬运的机器中多是「洋机器」，用电才能开动，在兵工厂从来也没有用过（因为没有电）。 我提出把它们处理掉，但遇到严重的阻力。工厂技术人员什么都想留，好像明天就要开工生产一样；而行政干部则要多扔，否则会把部队拖垮。几经周折我才上报了必须处理的物品清单。叶季壮立即转报邓发司令员和周恩来副主席审定。 批回来的清单使我大失所望，只可以处理手榴弹半成品约一百担，其余物品则务必运到「新根据地」。尽管如此，这次处理后总算有了百分之十几的预备运输员，再加上军事化的整顿，情况有了好转。 在将要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前两天下午，周恩来、邓发亲自察看中央机关两个纵队的运输部队。运输员挑着抬着东西一天要走近百里路，大多溃不成军，一幅惨状。中央纵队带着这个「大包袱」无法快速前进。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到了路边一个村子，看到几百副挑子在村口放得整整齐齐的，就问：「哪个单位的？」听到是军事工业局的以后，又问：「你们有多少掉队的？」 「一个掉队的也没有！我们吃了中饭马上要出发。」运输员们回答。 周恩来一听大吃一惊，我听到声音从房子里出来了，周恩来一见我就说：「队伍好整齐呀！管得比其它运输队都好！你们应当好好总结。」我简要报告了我到运输队后的做法。 中央纵队在通过封锁线之前，要等后卫的红五军团，就地休整了一天。周恩来召集了一次专门讨论运输部队问题的会，要我在会上介绍整顿总供给部运输队的经验。我说了我们在行政、生活、行军上的「三管好」之后，又大胆地说：「运输部队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就有人财两空的可能。物资要丢，运输员也要丢了……」中央纵队副政委蔡树藩马上打断我的话，问：「有这样严重吗？」他的话里包含着政治态度，显然在指责我不要把问题看得过重，犯右倾错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在高峰的时候，对蔡树藩的问话我当然很害怕，立即住了口。 周恩来看出我的顾虑，用既是鼓励我，又兼有批评蔡树藩的话说：「我们是讨论运输部队的问题，要把实际情况说出来。至于决心，由我们来下。邱会作你继续说下去！可以大胆提出建议。」 我这才敢接着说：「在人和物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应当要人不要东西，或多要人少要东西。为了保住人，东西就要丢。否则不要说过封锁线，正常行军也难以坚持。当前要解决的是：第一，运输员与担子比例应当是三比二，三个人两副担子，如有可能，最好是五比三。第二，担子不能超过四十斤重。战斗人员负重不过十多斤，运输员的负重是战斗员三四倍，而每天行军一步不少，体力吃不消。第三，抬着走的大件一律丢掉，因为今后要走山路，有的地方抬着走根本过不去，现在不丢，走山路时还是要丢。」听了我的发言，主管此事的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总供给部长叶季壮等都不敢表态。他们好像已经知道红军要到湘西与贺龙部汇合，新根据地离这里并非天涯海角，东西以不扔掉为好。而我不知道这些，就「放了一炮」。 周恩来看到大家不表态，会议结束前总结地说了一句：「物品的处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大家考虑一下再定。」周恩来是唯一对我的意见认为是值得考虑的大人物。 第二天，叶季壮向我传达了中央领导研究后的指示，「对物品现在不能做大的处理」。我虽然有想法，但只能执行命令。我想，只要急行军两天，大部分东西都会「自然」处理掉的。 我们要通过的赣粤湘交界处的几道封锁线，纵深约有二百多华里。从封锁线前的几十里外就开始急行军，要经过两座高山走三百里以上的曲折险峻山路和一条较大的河流。封锁线两侧敌情相当严重，战斗部队两天急行军即可通过封锁钱，而运输部队即使每天急行军走八十里以上，连续走四、五天也不一定能过得去，运输部队面临着一道「鬼门关」。 果然，运输部队第一天过封锁线就发生了严重的掉队，但还勉强可以行军。第二天就溃不成军了。抬运的东西几乎一件没留，机器、担子丢弃在将近五十里的沿途上，甚至装银洋的箱子也破碎散落在路边，苏维埃票子到处可见……一片狼藉。运输员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就躺在路旁死活不肯走了。国家保卫局的人催促威胁、以枪口逼迫也没有用。 通过封锁线的第二天晚上，除了总供给部的运输部队以外，其他的已接近溃散边缘。周恩来闻讯后从纵队的后卫赶了上来查看，在一个村子里遇到我，问情况怎样？我说，我们的队伍基本还在，掉队了百十人之多。运输员徒手跟上都困难，更不要说挑着东西了。我们运的东西已丢了上百担，抬运的都落在后面了，可能会全丢掉。 这时，周恩来认为不把东西扔掉是不行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知道离宿营地还有二十五里，中央纵队两边的护卫部队均在十里左右，还有机会下决心。于是周恩来在现场架上电台，一面对全军的行动指挥，一面通知林伯渠、叶季壮、邓发、张经武（中央纵队参谋长）等相关人员到这里开会。 在等候开会的时侯，周恩来对我说：「前天你提出的意见看来是对的，因多数人不同意实现不了，现在要下决心了。否则真要人财两空。敌情只会越来越严重，现在只有少要物品，才能保住应留的物品，保住人。」 开会的人到了，周恩来示意我也列席，他说，从瑞金出发时近八千人的运输部队，现在不到三千人了，成建制的只剩下总供给部这一千二百多人。我们过了这个封锁线，前面又是封锁线，这样下去，家当要全丢了，我们不能人财两空。 会议很快就讨论决定了三条：1、担运的东西要严格控制，只能带弹药、医药、现金（主要是银元和金条）、宣传品，其余一律处理掉。抬运的东西一件不带（包括印苏维埃币的印刷机、石版等）；2、把几个运输部队剩下的人全部集中编成一个运输总队，邱会作为负责人，代表纵队全权指挥；3、对物品的处理和运输队的整编，授权邱会作、曹菊如（财政部局长）、姚××（名字忘了）三人在此就地进行。 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敌人在反扑由红一军团打开的封锁线，后面从赣州方向追来的敌人也不远了，情况紧急。周恩来指示后卫的红五军团阻击追敌至明天中午，给中央纵队以突围的时间。他同时下令我们三个人（邱、曹、姚）处理物资，重组运输部队，明天上午十二时前要随大部队继续前进。 我们在附近一个叫八丘田的村子里对中央纵队归过来的零散运输人员进行了整顿。按周恩来指示的原则反复清理后，只留下1600多名精干人员。选100人组成炊事班、收容队、救护队和通讯勤务队；担子减少到五百副，每担四十斤，三人一副担子轮流挑。除子弹和银元全带走外，带不走的东西全部毁掉。一时间，八丘田村爆炸声不断，火光冲天。我们提前三小时出发了。后面负责护卫的五军团不断来询问情况，他们说，你们提早了三小时出发，我们不知道减少了多少伤亡呀！ 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后，在前边开路的红一军团遭到敌人在粤汉铁路线上新的封锁，双方正在作战，中央纵队就地休息了两天。此时，我召开了一次新组建的运输部队的会，把全队组成了三个大队，下属若干分队、班排，如作战部队一样设立了队长、指导员、班排长。原来运输员们不堪劳苦，人心惶惶。现在每人负重合理了，三人一副担子，轮流休息，大家不仅体力恢复，也树立了信心，军心稳定了。 在十一月底中央纵队突破粤汉铁路和强渡湘江的封锁线中，运输部队再也没严重掉过队，担运的东西保住了。我们到了湖南后，把追敌甩在后面，敌情有些缓和，但气候一直不好，大雨滂沱，山路之难行真是无法形容，有时是在没有路的「路」上走。半个月里，红军总数又比刚过湘江时减员大约四分之一，而我们运输总队虽也减员却只有十分之一，还剩下了1500多人。十二月中旬，中央在贵州东部的黎平开会，决定放弃北出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去。中央两个纵队合并前进。这时，我们挑运的子弹发到了各部队，银元等财物分散了保存，运输部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只保留一个二百人的运输分队归军委四局三科指挥，其余一千多人补充到红五军团。 在长征最初的一个多月里，我亲身经历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支运输部队悲壮的奋斗和艰苦的生活，一定要为他们说上几句。 首先，运输部队付出几乎耗尽生命的消耗。人的体力有限，而运输员的消耗几乎没有限量。他们每天都有一个几十斤重的担子压在肩上，很多时候是连续急行军。一个战斗员负重只有十几斤，而运输员的负重是战士的三至四倍，物品一点也不敢丢掉。这么一比就知道运输员体力消耗之大了。通过封锁线时，除前卫部队在作战之外，多数部队不过就是走路，还常常受不了，而运输部队挑着重担，比部队一步也不少走，艰苦可想而知。我们进到湘南之后一直在行军，天天下雨，运输员的衣服是雨水和汗水浸透在一起，整天湿漉漉的，担子湿了越挑越重。由于道路泥泞，部队走走停停，而运输员几十斤的担子在肩上，欲走不能，欲歇也不能，压着重物受「站刑」。 其次，运输部队吃不饱饭。他们没离开苏区时因为管理不当就常常吃不饱。进到白区后红军的行军是密集纵队，大量部队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里通过，前面的把能搞到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后面的什么也吃不上。打土豪没有可打的，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后面的运输部队几乎天天饿着肚子走路。在湘南的一个山区里，一个三百多人的运输大队走错了路，两天没有进一粒米，一个个饿得昏过去躺倒了。我们找到他们后，立即做饭，吃下饭他们才走得动。 第三，是没有时间睡觉。运输部队因负重走得慢，常常很晚才到宿营地，如果路上遇到什么故障，到了宿营地已是拂晓，第二天的出发时间到了，立即又要走。运输员还可以找些「零星」时间打个盹，而干部则忙得连一点睡觉的时间也没有，运输部队的干部搞垮了身体的人很多。 第四，是运输员没有鞋子穿。运输员打赤足是普遍现象。公家没有鞋可发，运输部队几乎人人双脚溃烂，有的烂到了腿上。 运输总队在黎平缩编后多数人要到部队去，我们举行了欢送会。周恩来高兴地接受我的邀请来讲了话。他说，我们运输部队所受的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可是大家都忍过来并且战胜了困难。你们是红军中最能艰苦奋斗的一部分，你们是钢铁炼成的人，希望大家到部队去继续作红军的骨干力量。我们的红军是光荣的，运输部队在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方面胜过大家。因此我特别提出，你们是光荣之中最光荣的人，运输部队是最光荣的部队。大家听到这里，许多人都哭了。 为红五军团送饷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进入贵州，周恩来要物色一个人带队给红五军团送饷，叶季壮建议我担任，周恩来批准了。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红五军团担任殿后，他们的物质供给很困难。因为前面的部队把粮吃完了，土豪地主打光了，走在后面的五军团经常断粮，不得不用现洋和硬通货高价买粮。中革军委筹集了大洋一万五千余元，大烟土六百多斤，还有部分苏维埃钞票，要尽快送到在中央纵队后面二百多里跟进的五军团去。经电文往返商量，定下了交接的时间地点。 我去总司令部接受任务，没想到周恩来在那里要向我当面交待。他在地图上指出了五军团现在的位置和交接款子的地点，然后说，送款不像带运输部队那样艰苦，但需要智慧，要随机应变和独立处理问题。这里离交接地点有二百五十多里，如果不发生意外，五天就可以到达。要是情况变了，你就要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你带一个运输连、一个警卫连去，相信你可以完成任务。 任务交待清楚后周恩来又嘱咐说，中央已经决定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五军团的前进方向是遵义以北的桐梓县，和中央纵队保持二百华里左右的距离，中间估计不会有大股的敌人。到了交接地点，如果没人来接，就是情况有了变化，你们不能久等，向遵义方向追我们。如果联络不上，就「占山为王」，就地生存，等待革命的最后胜利。周恩来说完就在一张印制好的红军委任状上写了：「兹任命邱会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黔东北游击队司令员」，签上名字后交给我带上备用。 我带的运输连大约一百五十人、六十多副担子，警卫连约一百二十人，战斗力很强。我和同行的兵站部一位姓丁的科员、运输队长罗子明、警卫连长陈生四人组建了一个临时「小司令部」，第二天就动身了。当时红军进入贵州打了许多胜仗，黔军退后了，地主武装都上山躲避了，我们每天行程约六十里，三天没遇到敌人。我们去掉了军服的红军标记，国民党区、乡政府分不清楚我们是什么部队，以为是中央军，有时还向我们供应粮食。 第四天早上我们路过一个镇子，到了附近才发现敌情，向后退来不及了，只好准备战斗。这时有个敌军官走出镇子来查问我们是哪部分的，从问话可以听出来，敌人错认为我们是「黔军」，我们吱吱唔唔地应付，敌军官一听不对头，扭头就跑。我从他的恐慌中判断敌人力量不大，下令冲过去。我们通过镇子时，镇公所里空空无人，敌人己从后门溜到山上了。 第五天中午，我们离指定地点新安镇只有十余里时，从那个方向来了一小股敌人，敌人发现了我们，立即退回新安镇。我们找到老乡打听，得知红军向北走了，来敌是新安镇区公所的武装，并了解到红五军团的部队确实没有到达新安镇。这时离约定的时间只过了半天，还不能断定五军团就不来了，我决定等一天。我们等了一天还是没有动静，我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严重的敌情，否则绝不会不来接头，因为这些钱款关系到红五军团的生存。于是我决定：连夜换到新的地方宿营以防不测；中央纵队己向西北前进了，我们朝那个方向追。我当时年轻无经验，又无法请示上级，只是想无论如何要保住红军的财产。 出发之前我找村里的小学校长谈了谈，他不清楚我们是什么部队。我和他东拉西扯，问到遵义有多远？他说大约三百五十里，还拿出一张贵州省的地图指给我看，图上对道路，县、区、乡政府所在地都有标记。我要用钱买地图，校长怕兵，表示奉送。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此时已经过了约定时间三天，我判断接收部队不会再来了，决定向遵义方向前进。第五天发生了情况，原因是红军主力过去几天了，被吓坏了的地主武装苏醒过来，向我们这支小队伍挑衅了，我们通过一个小镇的镇公所，那里有敌人武装几十人。我们从旁边绕过了，离开镇子二十里天就黑了，决定住下来天亮再走。我们考虑到镇里敌人看到了我们的担子，做好了防范。果然，深夜里敌人来发「洋财」了。我们打死了五、六个，活捉了一个小队长。那个家伙怕死，答应带我们出县境，这一招很有效，两天之内很平安。但越往北走，情况越紧张，为了应付战斗，我们把十几担苏维埃票子烧了，不但轻装了，还增加了战斗员人数。一旦有敌情，运输连可以自卫，警卫连可集中力量打仗。 第六天我们要通过一个叫水溪镇的区公所，侦察到那有区中队五十余人，有一定的战斗力。我们吃掉敌人不难，但是为保住钱款，不能打仗。我们在离镇子二十多里的小村子里停下继续摸了敌情，发现有两个情况很有用：一是敌人抽大烟，每天早晚两次集体定时抽烟；二是敌人有一个班出官差到县里去了。我们决定以智取胜，警卫连一个班化装成敌人从县里回来的那个班，还雇请了当地老乡应付敌人的问话。天亮前到了镇前，敌人哨兵果然中计开了门。我们直冲敌人营房，他们刚起床正徒手集中吸烟，当发觉了我们不是「自己」人，大势己去，只好投降。我们缴获的枪不想拿走，那会增加我们的负重，只把枪栓卸下来带走，叫他们派人跟着到二十里以外再拿回来，敌人服贴了。我们把区长找来了，半拉半推地搞出门带路。走了一天，估计再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才给路费让区长回去。 再向前走，前面有一条河，不能徒涉，渡口有河防部队驻守。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是设法渡河，二是绕道百余里西行，但西边能否顺利过渡不得而知。这令我举棋不定，就先在一个大自然村里暂作休息。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家有三套院子的地主家前院。后院有个中年人很有礼貌，我们丁科员是红五军团的，熟悉国民党军队，他很快问明了那个人是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队一个师经理处的军需官，最近因公外出后在自己家里住几天。丁科员同他谈得很投机，让他错把我们当成来贵州的外省杂牌军，来采买大烟土的。军需官无意中说了不少有用的情报：从湖南来的朱毛红军已包围了遵义，贵州军队西撤了。这和我们出发前周恩来交待的红军战略方向一致。 军需官急于回遵义方向归队，正好遇见我们这支二百多人的部队，想让我们陪他走一段路。这正中我们下怀。说好沿途「通关费」由我们出，再送他二斤大烟土为酬金。第二天一早我们上路了，凭借大烟土为礼，河防部队很快放了行。 我们渡河走了一段路后，才告诉了军需官我们是红军，他并不惊奇，说「曾想过你们是红军，可能是和大部队分开了。在这乱世，相安无事为好。其实我帮了你们，我才安全。」我表示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欢迎同我们一起到遵义，然后去留听便。军需官安心了。 我们走到离遵义不到一百里时，红五军团两个连到了。带队的是军团供给部一个科长，是我在瑞金红军学校的同学。我们见面后很激动，他说，五军团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新安镇接收军饷，但遇到了敌人阻击，耽误了三天，与我们失之交臂，现在总算是遇到了。我们交接完款项和那个一路来的敌军需官话别，建议留他在五军团躲一个时期兵乱，将来由他自己决定去向。敌军需官很高兴，表示今后绝不与红军为敌。 我们完成任务后的第三天回到了中央纵队。中革军委对我们没有能在指定地点向五军团交接很清楚，但对我们以后的行踪一点也不知道，从上到下都以为我们可能已经「光荣」了（即牺牲了）。 我回来的当天就去见周副主席，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他简要问了我情况，对我们的行动和应变处理感到很满意，说：「你离开大部队十多天，带队在敌人中间穿插来去，除了烧了一些苏维埃票子之外，只耗费了几斤烟土，没有损失一人一枪。」 执行送款任务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那时我不到二十岁，以前又没有独立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向周恩来汇报后的第二天，叶季壮通知我到中革军委报到。因为周恩来点着我名字说，邱会作这个人他要了。 在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市，进城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筹备以贵州为中心的新「中央苏区」政府。林伯渠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叶季壮等人为副主任。周恩来代表中央领导筹委会，决定把我调到那儿管物资分配处的工作。 物资处是筹委会里最繁忙的部门之一。我们把各级「接收委员会」（也叫「没收委员会」）没收的物资都接收下来，然后进行分配。中央和红军的党政军机关所需要的物资都要经过我们的分配。大家对物资处是既「喜」又「恨」。喜的是，可以到我这里领到东西，喜欢到我这里来；恨的是，由于物资匮乏常常得不到满足，物资处成了「挨骂处」。 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我们没有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作为将来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委会面临了许多新问题。 第一是城里秩序混乱。 红军攻克遵义后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纪律散漫，上街乱逛的多。过去红军在农村，偶然进一次县城都不易。进了遵义城，上街乱走滋事闹事就多了。二是上饭馆、打架斗殴的多。那时大家没有什么钱，大的「嘴福」不能享受，几个人凑上一点钱上个馆子就很满意。遵义城里饭馆数目和供应有限，吃饭要等，晚了就吃不上，后来的人挤不进去就吵闹打架。三是强占好房子的多，大家听说要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都想住的宽敞好一些，强占房子成了风。遵义城不大，好房子多是工商界人士和社会的头面人物，对抢占他们的房子反抗强烈。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大家很着急，但解决不了，只好请周副主席出面。周副主席晚上处理全军的军事，白天主要处理筹委会的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两三天就把红军进城后出现的混乱局面理出一个头绪，解决了问题。比如分配房子一事，周恩来叫组织了设营组，统一看房，统一分配，很快解决了纠纷。房东和用户基本都满意。 为什么周恩来能把事处理得很好呢？他对筹委会——未来的政府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是为大家办事的，应当认真、商量和公平。认真，就是勇于负责，凡事不要推来推去；商量，就是不要主观武断，要善于同别人商量，取得对方的谅解和帮助；公平，就是坚持原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怕得罪人。这段话我至今还记得。 周副主席讲话时以我为例做了表扬，他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是邱会作处理的。有支部队从遵义路过，提出要在城里休息一天，我同意了，批了条子要邱会作解决粮食问题。可是过路的部队要三天的，邱会作照给了。但在遵义只发一天的，其余要他们行军顺路到城外六十里的粮站里去领。部队不愿意，讲道理也不听，发火了，还在物资处打人。邱会作宁愿自己挨打也不改变原来的计划。他一点怨言都没有，仍在认真地工作，令我十分高兴。那个部队的领导知道打了人的事后，立即到我那里去认错。 第二，是城市政策问题。 红军生活在农村，物资来源主要是打土豪、没收地主的财产。打土豪一般不会搞错，一则我们有经验，在农村里搞了多年，二则土豪地主的标志明显，在农村里房子好的就是。在城市里，我们打土豪政策没变，但做起来就复杂多了。 进了遵义城，周恩来规定对三种人的财产可以没收。一是奸商，二是军阀官僚，三是地主。对上述三种财产，要写详细的报告（有专门报告表），经过周恩来批准后才能没收。 我举一个例子就可见当时政策的严格。遵义城里有一家商行，好像叫「洪泰商店」，由兄弟三人出本钱共同经营。老大是地主，剥削雇工、投资经商。老二和地主家庭没有经济关系，另外生活。老三学校毕业后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供职。对这个商家，只没收其财产的三分之一（即老大的那一份），其余三分之二的财产一律不动，并告知其继续营业。 对我们的政策，商家纷纷表示赞成，大多数的商店开门营业了，经销的货物也多。遵义的商会还发起了一个「劳军运动」，捐银元三万多，各种鞋子数千双。我们手上有了捐银，商铺随时可以把收到的「苏维埃币」兑换成银元，这起到了稳定军心，稳定社会的作用。红军战士们的钱很少，多数是苏维埃币，如果一下子都成了废纸，后果可想而知。 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在遵义存在的时间很短。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如此责任重大的经济工作，成了我以后参加许多经济工作第一次重要实践。 「娃娃科长」 红军长征在遵义第一次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息。但不久敌情发生变化，我们主动有序地退出了遵义，不和敌人硬拼，而是与之周旋，摆脱追击。我当时只是感觉红军的作战方法变了。果然，不久就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按他的战略思想，红军退出了遵义。 这时，中革军委下命令调我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军委四局是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的一个行政部门，主管军务、行政和军委直属队的行政、供给、卫生等工作。我到三科任职后，因二科科长杨更生被敌机炸成重伤无法工作，周恩来决定把二科合并到三科。新的三科是军委四局业务最重的一个科，虽然编在四局，因工作涉及军委直属队的行政，实际上是由主持军委机关工作的周恩来和参谋长刘伯承直接管。周恩来说：「就让这个娃娃来干！」刘参谋长知道我把总供给部的行军管得很好，又把溃散的运输部队重新组织起来，他全力支持周恩来的主张。 我们三科有几个科员：涂余恩，广东人；赖梓昆，湖南人；危才安、刘任农、赖勤，江西人。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但对我很尊重，我们亲如兄弟一样度过了千辛万苦的长征。 离开遵义以后的中央纵队人数大大减少了，本部只有三百多人，带一个警卫营（含警卫、担架、运输连）、三部电台，还有一个连的老同志（干部连），这里人虽少，但大单位多、大官多、牲口多、挑剔的人多、可以指手划脚指责我的人也多，管起来就难多了。 我上任第一天，周恩来、刘伯承曾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今后中央纵队会长期运动作战，三科先要把纵队的行军、宿营、吃饭三件事抓起来。过去各部门的行政工作各自为政，很分散，现在由三科统一领导，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利益相争和扯皮。 过去中央纵队各部门各顾各，总直属队不少单位有官无兵，派不出筹粮人员，各部门饥饱不均相差很大。于是我决定由三科统一筹粮，这件事我一做就得了人心，得到自下而上的支持。 红军由遵义向西北进军，在毛主席指挥下四渡赤水，摆脱了追兵。我们行进在黔滇川交界处的一段时间内敌情一度缓和，沿途物质条件也比较好。军委直属队的行政管理加强了，工作和生活条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平日挑剔的人不再说三道四。 这时周恩来又给我加重担子了。一天，他把我和宋裕和（四局副局长）找去谈话说：「我们下一步是北上，那里敌情少一些，但自然条件很差，会遇到许多想不到的困难。现在二局局长杨立三不能工作了，宋裕和带几个人到二局去当副局长。四局留下的事情主要在三科，三科的工作做好了，四局的工作也就好了。我们马上要过大渡河，希望你们克服困难把工作做得更好。」 红军由遵义向滇川边界西进的时候，中央纵队进行了改组。中央机关再次精简整编，精简后的中央纵队由林伯渠任司令员，多出的人下到部队去了，连一些在中央没多少工作的高级干部也到部队任职，由部队负责照顾，减少了中央纵队的负担，如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纵队改组后，经过林伯渠同意，我们对行政管理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分成了几个队，中央领导人分别安这几个队里，毛主席在一队，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分别安排在二队、三队里。这几个队由军委一局一科指挥，四局三科管理他们的行政和生活。毛主席那里总共只有十几个人，有他的特务员（即警卫员）、运输员、马夫，还有一个担架班。这样编队后，我安排事情再也不用找领导本人，而是找他们所在队的队长就行了。我特地把我的老乡、三科科员赖勤安排在一队当队长，我的本家邱长胜当毛主席的运输员。这样，毛主席那里有什么事我管起来方便。 当时林伯渠已经是个近五十岁的「老头」了，他比毛主席还大几岁，已经有不少白头发，是中央纵队里年纪很大的一位，其他这样年纪的人都在干部连休养。我不知道中央为什么叫这么一个「老黄忠」当司令员主持中央纵队的繁杂工作。林伯渠行军走一天常常很累，一到宿营地就要先休息一下，中央纵队的具体行政工作，他就放心地交给我这个「娃娃科长」了。 中央纵队整编后，改变了过去政出多门的情况。这样一来，我们行军有序，伙食集中，宿营统一安排，再也没有混乱了。 整编后的三科还保留一个十二人的运输班，担运中央的文件和必不可少的办公用品。我专门配邱长胜为毛主席挑担子，毛主席的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大印全在担子里。大家给邱长胜起了一个绰号叫「帅印」。还有一个警卫排直属三科，三十几人，全部是短枪，行军时押运中央这十二副担子，一旦有了敌情，三个人保护一副担子，人在担子在。所有挑担的和警卫排的人，都经过了国家保卫局的政治审查，是最可靠的。这些担子里的东西最后都安全地到了陕北。历经长征那么艰苦和危险之后，中共建党初期许多重要原始档案和文件还能保存得那么多、那么完好，得益于此。 中央纵队警卫营的警卫连是保卫中央机关安全的，武器相当精良，这些人是有牲口的骑兵。每到一地宿营，他们是干体力活的来源。当然，他们主要是警戒。我把要带的银元、黄金等放在骑兵们的马搭子里，还放了些食品，这些东西他们不许动，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去取来。 运输连有几十人。除了骡马，还有担子。运输连带的主要的是粮食、食盐、腊肉、少许药品。 担架连也有几十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和李德都配有担架。他们白天行军可以骑马，夜里行军可以睡在担架上，也可以坐在担架上边行军边谈工作。担架员体力消耗很大，每过一段时间就由作战部队挑一些人来轮换。遵义会议后不久，除了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伤未好）等人的担架以外，其余的都「自然」取消了。 干部连由一些老同志和女同志组成。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被当为党的宝贵财富「随身」带着。女同志主要是中央领导的夫人。离开江西时，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才许可带夫人，有这样「资格」的约三十个。她们中有贺子珍、蔡畅、康克清、邓颖超、王定国、廖似光（凯丰夫人）等，当时邓颖超患病吐血，是坐担架行军的，这支由老人和妇女组成的队伍是我们照料的重点。从遵义出发后，我们在云贵高原急行军，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了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干部连没有掉队的。 中央纵队改组之后精干了，行军时，前卫走出一段路后我们才出发，后卫在后面收容。走在中间的中央纵队本部队伍大大地缩短了，后面可以看到前头，前头也可看到后头，首尾相顾，比过去好管理多了。 在长征中，军委机关曾受到两次敌人袭击。一次在贵州北部的土城，一次是到了陕北，在离吴旗镇不远的铁边城。两次都是意外遭遇到突然袭击。 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的一天下午的五时左右，刘湘的教导师无意中遇到了中央纵队。当时我们正在住的小镇子里开饭，敌人来时恰好我们吹了开饭号。他们以为遇上了红军主力部队，迟疑片刻才攻击，无意中给了我们一点时间。 我刚刚端起碗吃饭，哨兵报告，发现不少的敌人，我就向敌情方向跑去，一看是大股敌人，情况不妙，即下令三科警卫排的三十多人把能够拿得动的东西都堆在街上当路障，阻止敌人。同时立刻报告毛主席等领导向西南撒出，要他们步行不要坐担架，以免被敌人打中，还令警卫营还没出发的一部分抢占东北街头山坡上的制高点，组织火力阻击敌人。 军委机关行装笨重，大家一听北边有敌情就向西南跑，一下拥挤在街上动不了。这时敌人已经进了北面的街。警卫营多是短枪，没有工事，挡不住敌人，只好准备肉搏。这时闻讯赶来的刘伯承参谋长站出来，他非常镇定，大声一吼，叫大家不要乱动听指挥，他下了两条命令：一是机关有枪的人向北面的街口去占据每一栋房子进行巷战；二是用杂物阻塞北面的街道，不让敌人迅速前进。敌人在拆除北街口的障碍时不断遭遇到我们的射击，行动慢了。在这危机时刻，附近的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率一个营赶到了。干部团都是战斗骨干，打起来很猛，敌人突然遇到了增援的强战斗力，退走了。这次战斗我们三科牺牲了董桂之、张寿山，三科警卫排阵亡了五人，排长杜庚的左手负伤了。当夜我留下负责把牺牲的人埋好，天亮时追上了机关。 到了扎西，就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上面的事不太知道，也不懂。但知道毛主席是最高军事指挥人之一，大家很高兴！出了遵义后虽然转来转去但总是打胜仗或躲过敌人的追堵，整个红军精神状态很好，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 相识毛泽东 在长征中，我和影响我一生命运的毛泽东主席认识、熟悉了。改组后的中革军委组成了一个行政和伙食单位，由四局三科直接管理，我成了毛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和他朝夕相处。 我知道毛泽东的名字很早。一九二七年他领导秋收暴动到江西井冈山后不久，我的家乡就有很多「朱毛红军」神话般的传说。我参加红军后见过两次毛主席，第一次是一九三〇年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发起战斗的那天；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初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会上做了讲演。 遵义会议后我调军委机关工作，同毛主席朝夕相处。行军中我们三科常常跟在毛主席的身后走，途中休息就同毛主席在一起。我和毛主席第一次面对面的谈话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中央纵队从贵州遵义向怀仁前进，行军中大家身上出了汗，休息时大家纷纷脱下衣服捉虱子。我们三科的几个人苦中求乐，捉虱子比大小。我获胜了，他们不服地说：「虱子也有官兵之分，你科长身上的虱子自然比我们的大。」我反驳说：「照你们说的，毛主席身上的虱子就有黄豆那么大了。」此时忽然听我们上头的路边一声吼：「哪个说的？到我身上捉出一个那么大的虱子来看看。」我们不知道毛主席在我们的上面也在捉虱子，大家哄笑起来，然后我跑上去到了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问我是不是兴国高兴圩墩丘乡的？我说「是」。他又问，大路边岩石下的那家茶摊里的老头是我什么人？我说老头是我爷爷。这时毛主席说：「啊，老人家就是你的爷爷！我在他的茶摊上喝过茶。那是三一年春天，我在你们兴国走了几个地方。我知道你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村干部，你和哥哥都当红军去了。」 毛主席接着说起了兴国县的革命历史：那里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组织。一九二八年我们从井冈山下山，在连花、永新活动过一个时期，以后就进到了兴国境内，立即会见了当时县委的负责人邱会培，他是党的早期党员，那时他已经有了二千多人马，迎接我们在兴国站住了脚。兴国人民对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当红军的最多，土地革命是在兴国开的头，做了好事，但也犯了错误。对地主不分田，杀了不算还杀亲属，对根据地造成了破坏。 从那以后我和毛主席就熟悉了，他亲切呼唤我「小兴国佬」。我的几个科员和毛主席都很熟悉，赖梓昆是湖南湘潭人，他们早就亲近了；赖勤是日本留学生，从井冈山时起就是毛主席的文书，经常参加毛主席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谈古论今，甚至谈公事，一般也不避他。涂余恩是广东人，古文功底很好，主管对外的文书工作。毛主席行军休息时，常和我们一起聊天，那时红军的上下关系密切，高级领导人和普通人关系平等，有时大家也敢在毛主席面前吹吹牛。 长征中的毛主席只是中央领导中的一员。那时中央领导人在生活上和高级干部相比只有两个特殊：一是带老婆，二是可以行军时坐担架。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带老婆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李富春、何凯丰、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周昆（红八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等人。当时不担任一定职务的人是不能带老婆的，许多高级干部离开瑞金时和老婆是生离死别，非常凄惨。从瑞金出发时只有几个人有「资格」配专门的担架，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李德。这些人并不是一定抬着才能走，而是一种「待遇」。出发时毛泽东并不得志，受着王明路线的压制，但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国家主席」没坐担架的待遇就说过不去了。 毛主席除了有一副担架之外，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有一头牲口、两个警卫员和一个运输员。他的老婆贺子珍除了偶尔能骑毛主席的牲口之外，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毛主席的饭由三科炊事班做，主食一般和大家一样，做什么毛主席吃什么。菜是打一份公菜之外，再加辣子。行军时中午是带饭吃，给毛主席配有一只三层的菜盒子装饭菜，由警卫员提着行军。毛主席有些爱吃，但不挑剔、不讲究。在甘肃南部行军中过一个小镇子，毛主席看到路边有羊下水卖，想吃。我叫警卫员跑过去用两个铜板买来一大碗，放了很多辣子，毛主席吃得满头大汗，很满意。警卫员说，看到锅里还有羊粪疙瘩呢，毛主席说「眼不见为净嘛！」一笑了之。 毛主席不计较穿，衣着简单。他不喝酒，爱喝茶，抽烟很厉害。毛主席和红军里官兵一样，自己没有分文，零用钱由公家开支。在长征中，我们对毛主席的生活管得很精心，这里有我对他内心的敬重和责任感，虽然我对中央所有领导人都一样精心管理照顾生活，但我对毛主席更亲。 毛主席不善讲成篇的笑话，但历史小故事讲得很好。行军中大休息，机关工作人员都愿围坐他身边听他讲故事。但是到了宿营地，毛主席必须抓紧工作，有点时间也要读书，谁也不敢打搅他。长征途中很难找到合适的书，后来毛主席对我说：「凡是可以搞到的书，什么我都爱看！」于是每到一地，为他找书刊报纸成了三科的一项重要工作。 有一次毛主席问到我的学习，知道我读过两年私塾，他认为这样很不够，此后和我谈学文化的事就多了，他的一些教导至今犹在我耳旁。 毛主席对我说，一个青年人如果不关心自己的文化学习就等于不关心自己的进步和前途。文化这个东西是时时处处可以学，比如观察气象、走路、讲故事，都有文化问题。一种人学文化先上学校，打下基础；一种人没有上过学校，靠自己一点一滴地学。前者是学生知识分子，后者就是工农分子了。学文化没有妙诀，要有的话那就是长期下苦功。毛主席不但鼓励我学习，还教我方法。他说要常读、勤写，要学会查字典，有个字典在身边，就是请了个不花钱的先生。 在毛主席的鼓励下，我很想学起来，但军情紧迫，没有时间。后来中央纵队过草地之后，曾在巴西停留了一段时候，我们恢复了正规的作息生活。除中央领导人之外，机关所有人员都参加操课，还恢复了文化课和晚饭后做游戏，这时学习的机会就来了。拿什么做课本呢？我在遵义时带出来了一套《水浒传》，它成了很好的「课本」。认《水浒传》里的字，顺便也读了故事。毛主席、林伯渠知道了我们在学文化，主动当了几次教员。林伯渠讲的是《水浒传》里的事发生时中国的历史背景，讲得非常认真。而毛主席就发挥了，他结合《水浒传》的情节，讲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讲不怕失败，积蓄力量迎接胜利。毛主席深入浅出，融通今古，讲得非常动听，大家越听越想听，往往不放他走。毛主席不忙就再讲，若是忙就说「且听下回分解」。 毛主席教我学文化，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他的很多话一直记在我心里。在毛主席指导下，我开始逐渐养成了爱学习的习惯。我担任了领导工作后，经常亲自动手写文稿或报告。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学习上从没有偷过懒，文化提高了一大步。我敢自夸地说，我一生一直在坚持学习，无论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从不虚度光阴！ 第五章 艰苦的岁月 过大渡河 从贵州、云南到四川西北部，是红军长征中最危险、最艰苦的一段。我们一直在敌人的追击中。红军强渡金沙江后向北走，红一军团强夺了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在蒋介石军队的包围中打开了口子，一部分部队得以东渡。但是那里河水急渡船少，中央纵队和大部队不得不继续沿大渡河西岸北进，想夺取泸定桥过河。敌人发现了红军的意图，调大量部队增援泸定。我们必须抢在敌人前面到达那里。 由安顺场到泸定大约三百四十里行程，大渡河由北向南在横断山脉的深谷中奔流，两岸地形十分险恶。河边的山路一侧是高山悬崖，一侧是急流深谷，崎岖的山路沿着河岸时有时无，有不少地方牲口都难以通过。红军先头部队的任务是急速前进，攻夺泸定镇的铁索桥，对其他无法顾及。中央纵队必须自己筹粮，修整道路，让牲口、挑子、电台等能跟上前进。于是，由军委警卫营两个连和部分运输部队，以及少数干部组成中央纵队的先遣队，沿路保护桥梁，抢修道路和筹集粮食。周恩来指定我带队，出发之前，他严肃地向我说：「你们如果完不成任务，我们就不能及时赶到泸定，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我带先遣队出发，一天一夜是急行军。这段道路情况尚好，从第三天开始就差了。我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筹粮、修路、在预定的宿营点搭棚子（当时正是雨季，机关和电台很难露天工作）。 搞粮出乎预料地顺利。大渡河东岸比较富，豪绅们预料红军会走东岸，都把粮食装在船上运到西岸藏起来，当他们发现红军走了西岸，又急忙把粮食向东岸运。我们赶过去缴获了没来得及运走的三船大米和许多用品。 修路异常艰难，只能一切从简，只要牲口、担子、电台能通过就行。 那几天大雨滂沱，大家衣服整天都是湿透的，到宿营地也无法露天点燃篝火取暖，只好淋着雨过夜。休息的人披着雨衣还可以迷糊一会儿，工作的人就苦不堪言了。我们搭的棚子很简陋，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但中央领导一到就能进到棚子里看地图，电台能架起来呼叫，有炭火烤衣服，吃上我们用缴获的大米做的热饭，高兴得不得了。 大部队跟上来之后，我已经跑前跑后忙得三天没有躺下睡过觉了。那天下午行军，部队在泥泞的小道上堵塞，我们停在一个有四十多度的坡路上。因为是人挤人地站着，每人只有立锥之地，想坐，没有容下屁股的地方。我站着站着就站不住了，就趴在我身前邱长胜的肩膀上睡着了。邱长胜一动不动地撑着，时间久了，他支持不住，警卫排长杜庚在前面再做他的支撑，前面的人再为杜庚做支撑，我前面的几个人死咬着牙硬撑着，我站着睡了将近一个小时。战友们用自己宝贵的体力为我换来了睡眠。 中央纵队提前赶到泸定桥，此时泸定桥战斗已经结束。提前过河到东岸的一军团一师（李聚奎为师长）三团（黄永胜为团长）首先向桥头堡守敌发起进攻，拔掉了敌人的碉堡。更为关键的是，敌人已经在铁索桥上埋好炸桥的炸药包，三团勇士迅速拔掉导火索，保住了铁索桥。西岸的一军团二师四团也开火过桥，守敌全部歼灭。过泸定桥那天我特别激动，它哪里是桥呀，是悬在相距近几十米远两岸上的十三根铁链子，九根做桥面，四根作两边的扶手，上面搭了一些板子当桥面，人走在上面时桥就晃来晃去。泸定桥是我一生中过得最不安全的桥，但又是一座最安全的桥，因为过了它，我们就转危为安了。蒋介石想把红军当「石达开第二」全歼在这里的「美梦」破灭了。 我们过了泸定桥继续向北走。那时我接到命令，派一个排护送陈云离队，后来才知道他是要到苏联共产国际去汇报工作。 翻越大雪山 红军过了泸定，经过天全、芦山，来到了宝兴。从这里向东是成都平原的边缘，那里有大量国民党军队防守。弱小的红军只有向西绕道川西、青海、甘肃交界的荒凉地区才能北上。我们要过的第一道险关是宝兴县西北的夹金山，又叫大雪山。它海拔4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不化，气候变化莫测。当地人叫它神山，说是「只有神仙才能翻过」。但我们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别无他路可走。中央纵队过大雪山的准备主要是筹粮、搞防寒的衣物和防病。 红军长征离开苏区后，粮食全靠沿途筹措。但沿途的地主把粮食藏起来，老百姓也跑光了，况且所经之地又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区，本来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养活一支外来的红军。当时我们的行军序列是红一军团在前面开路，红三军团殿后，中央纵队居中。中央纵队跟着一军团之后走，好处是他们常常会替我们搞些粮食；坏处是前面部队筹粮之后，我们沿途再也找不到粮食了。中央纵队在宝兴住了一星期，几乎一点粮也没有搞到，连续几天吃「清汤」稀饭。过雪山前，我们决定到近百里远的一个富裕地区去搞粮食，到那里要翻过三座山，过一条水深过膝的河流。为了把粮食搞到手，事前不能惊动那里的敌人，于是决定突袭。 为了迷惑敌人，白天我带警卫营筹粮部队大摇大摆地朝相反方向走，故意让当地人看见。等到天一黑，我们掉头急行军走了一夜，拂晓时突然包围了目标，击毙守敌三十多人，缴获牲口几十头和不少粮食。我叫少数人赶着牲口先走，赶紧回家救急，让大家吃上饭（中央纵队已断粮了），我率部队殿后，防止敌人反扑。当时搞到了粮食就等于是打了大胜仗！我们回来时，刘伯承参谋长走出驻地几里来迎接，还集中司号员吹了欢迎号。 长征出发后红军就没有发过衣物，一个个早已衣衫褴褛了。我们到天全县后就采买衣物，又在筹粮中缴获了一些粗布、羊毛毡（大家称作麻子布）、棉花。这样每人至少可以做一件背心。这对抵御大雪山上的严寒差得很远，但已经很不容易了。 由于气候不适应，那时病员很多。我们有几个医生，但药品早用光了，只有请教当地「土医生」找些中药治病。我和卫生所所长王斌组织人在山上打了两天的中草药。刘伯承参谋长亲自向大家动员说：「我们休整不会太长，要抓紧治病防病。没有西药，土药材也有用，大家一定要服用，否则就是在消灭革命有生力量。」刘伯承把吃药防病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强制执行，给我们的工作以很大的支持。 过雪山前周恩来召开过两次干部会议，号召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克服困难，顺利翻过大雪山。周恩来用总直属队两个科长的例子来说明工作中的问题。一个是管队列的科长，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报告，他企图用掉队的办法离队，保卫局要逮捕他法办，周恩来不同意，只是将其撤职并留党察看。另外周恩来就是表扬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最使我难为情的是，周恩来为了让大家认识我，让我上台给大家看看。我不好意思，刘伯承就来凑热闹，他一把把我拉到台上推到周恩来身边说：「就是这个『小家伙』。」看到我面红耳赤的样子，刘伯承哈哈大笑了起来。 根据先头部队的报告和当地群众传说，越往雪山上走，空气越不够用，如果你一口气喘不过来，救得不及时就死了。针对这种说法，我们提出了过大雪山的办法：上山要慢，逐渐适应空气稀薄和缺氧：到了最高处不能停下来休息，要快下山，连滑带走，下面空气里氧气多就安全了。我们还进行了严密的组织，两个体力好的和一个体力差的编为一个行军小组，这一招很起作用，让一些体力差的人增加了信心。另外，我从运输队调来了三十多个健壮的战士组成了收容队，这是最苦的工作，我自己任收容队长。 那天周恩来最先上山，他冒着危险留在山顶上看过山的队伍。由于措施得当，中央纵队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了雪山，基本没有掉队的，只收容抢救了十几个人。周恩来看到我在最后带着收容队上到山项，才和我一起下山。周恩来在最危险的山顶呆了很久，却不许我多呆一会儿。 我们下到半山腰，胸里头好像塞了棉花似的感觉没有了，周副主席边走边对我说：这次过雪山，你们的准备和组织得好，应当总结经验。你每做一件事都要学会总结一次，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水平。人的工作能力有强弱，进步有快慢，为什么？就看你善不善于总结经验。你们文化低的工农干部更应当学会结经验。 邱长胜对毛主席过雪山准备得充分周到。使人想不到的是：邱长胜给毛主席准备了约有一斤重的热茶，到了山的那一边毛主席就喝上了热茶。过夹金山的那天早上，邱长胜把预备好的火笼装好了，把水壶放进去。我们早上就开始上山，上山走了大约一半，毛主席就要求停一下，他下了担架无论如何也不再上担架了，这时毛主席的感觉和呼吸都还好。到下午三时左右就开始下山了。但下山下到了积雪线不远的地方。毛主席突然头昏，自己就一屁股坐到地下了。此时，邱长胜立即从他竹箩里取出小水壶，把茶水给毛主席喝了，毛主席就慢慢恢复正常状态了，他并示意要抽烟。毛主席喝了热茶，抽了烟，精神就来了。晚上到了宿营地，毛主席又想起来喝热茶的事，警卫员笑着原原本本地把热茶的来由告诉毛主席，毛主席心情凝重一时不说话来。待抽了一支烟之后，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话：「你们都是苏区伟大人民的儿子！」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 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由江西出发，最初想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发展。但受敌人阻挡进入了贵州，想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由于敌情严重，退出遵义向北前进，要到四川同红四方面军汇合，这个目标又没有实现。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川北，没有南下接应红一方面军北渡长江。而四川军阀刘湘为了保全自己的地盘，提前南渡长江迎击我军，同时蒋介石「中央军」追击的也逼近了。在这种态势下，中央决定不与川军硬拼，回师贵州北部。 红一方面军为摆脱敌人，四渡赤水，二占遵义，然后再向黔滇川交界处敌人薄弱地区前进，后来向北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翻过大雪山。在一个叫达维的地方，碰巧遇到了四方面军李先念的三十军，当时高兴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和四方面军会师的希望在即，又走了大约一个星期，终于一九三五年六月间在四川西北部懋功的两河口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时，全军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高兴得难以形容。我记得军委直属队和红四方面军直属队会合时，人群中最多的表情就是傻笑，兴奋得手舞足蹈。那天，我们比红四方面军直属队到得晚，但我们的住处已被他们安排好了。我们一到，他们就把做好了的饭菜大盆大盆地送过来，大家一起会餐，到深夜大家也不肯散去。当时，红一方面军不足三万人，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多人。 红军两大主力汇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做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前进，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会议之后红军并没有行动，原来张国焘等人与党中央在发展方向上有矛盾，张国焘不愿意北上。这样双方的关系很微妙，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热情没有持续多久就冷了下来，但谁也不明着说破。 首先，他们很少有人上我们的门了，我们去也不如以前那样热情，有时还发生摩擦。例如，我们警卫营上山搞到的粮食，还没拿回来就被他们夺去了，我们忍让才没有发生冲突。他们也常说一些讽刺话，如「中央红军穿得破破烂烂，个个像要饭的。」「中央红军兵不多，老婆倒不少（指干部连的女同志）。」……对这些话，一天我向刘伯承参谋长汇报工作时谈到了一些，他笑着说：「你懂得什么叫军阀主义吧，我们共产党里难道就没有吗？」刘参谋长向来说话随和，他这时态度很严肃，我基本懂得他的意思是什么。 一九三五年八月初，红军分成了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以中央红军为主，由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过来任右路军总指挥和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毛泽东、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右路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由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等组成，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过去，和新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共事。中央直属队跟着朱德到左路军的人不算少，而我们能留在右路军的则很高兴。 红军要继续北上，必须夺取川西北的松潘县城。中革军委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公开不反对，但内心不愿意，行动迟缓，结果贻误了战机，红军未曾打开松潘。红军分为右、左两路军后，两个方面军的部队混到一起了，接触多了，分歧渐渐明显。我和四方面军干部交往时常听到不相信中央的言论，指责中央执行了一条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说「过去听『洋人』（李德）的，现在听『秀才』（毛泽东）的。」「你们从江西逃到这，还要向哪里逃？」「南下好，北上没有出路。」「现在的中央是无能的，要改组」……一方面军的干部就反骏他们，连主要的人物也说了话，彭德怀敢做敢言，公开反驳那种言论。为了照顾大局，党中央对张国煮耐心说服，甚至有些迁就，张国焘才勉强口头上同意继续北上，向毛儿盖前进。由于两军貌合神离，红军由两河口到松潘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蒋介石完成了对红军追击堵截的部署，发出「要把红军消灭在川西」的狂言。面对敌人的强大压力，红军内部分裂的气氛一时被掩盖了。 过草地 新的敌情迫使红军要通过草地无人区，向甘肃的夏河流域前进。那时我们面临着两个严重困难：草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敌人的追堵，前者甚于后者。草地不仅没有人烟、粮食、道路，还有不少地段是沼泽（也叫水草地），人根本不能走。 红军到了毛儿盖后就开始作过草地的准备。这时周副主席患病了，持续发高烧（多年后周恩来说他得的是肝脓疡），大家都很担心，我们把担架铺的很软，勤换担架员，这样就平稳多了，我忙完工作，也去为周恩来抬担架，我嫌担架员走的不稳。卫生所长王斌是为周恩来治病的医生，没有医药和器械，他唯一能采取的办法是要我们搞些冰块为周恩来高烧时降体温。毛儿盖没有冰块，要到几十里路远的打鼓山顶上才能搞到。我们连夜出发，不到十小时就从雪山上把冰块搞回来了，敷在周恩来的身上退烧。那时的伙食很差，筹来的粮是藏民的主粮青稞，一般人吃了都不消化，别说是病人了。我派人搞来了一点小米、黍子，这就是珍贵的东西了，我们给周恩来熬粥喝。 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搞粮。毛儿盖周围都住了部队，百十里内搞不到粮，筹粮的办法只有三个：一是抢割老百姓地里即将成熟成的麦子、青稞；二是控野菜草根；三是向下面的部队要一点。 割麦子（青稞）要经过政治机关批准。麦子没熟时就在田头插上牌子，标明由什么部队收割的，说明红军收麦子是不得已的，现在欠下了账，今后一定要还清等等。部队割了麦子，中央机关每人都能分到大约二十斤，然后用各种方法（多数是用石头砸）把麦子加工成像麦片一样的渣子状的「面粉」，这就是过草地的「命根子」。 另外，各部队也向中央机关送来了一些食物，红一军团送得最多。毛主席在长征中一直受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特别保护和照顾。过草地前，林彪送了一个八个人的担架班和一头壮实的骡子去为毛主席服务。林彪自己的运输员也来了，是我到红一军团二师把这支担架队带回来的，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再三嘱咐我要把毛主席照看好。临行前他们又把三十几个面饼、二十几斤由牛肉或马肉晒成的肉干交给我带给毛主席。 挖野菜草根也是搞「粮食」的重要手段。过草地前大家以吃野菜为主，在野菜里加上少量麦粉做成稀糊糊吃。吃野菜发生了不少问题，全身浮肿、拉不出屎是普遍现象，也有中毒的人，反正不吃野菜也要饿死，只好以命一试了。那时的毛儿盖一带几乎被「掘地三尺」了，八月间的草原本应草木繁茂，但很多地方连一根草都看不见了。 当时部队的情绪很悲壮，过草地之前，运输队举行过一次「会餐」，也就是多了几种野菜罢了。大家互相托付，过草地谁死了，活着的要给他家里写封信……显得十分凄凉。为保证中央领导安全过草地，我叫运输队藏了些粮食不敢轻易拿出来，领导人的担架队员、抬电台和发电机的运输员粮食不够时就从这里取。 中央纵队由毛儿盖出发过草地走了七天，这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路，非战斗减员牺牲的人最多。 第一、粮食不够吃。出发之前每人的粮食看起来不算少，实际上不够。部队过草地是日日夜夜地走，能坐下休息的机会并不多，体力消耗几乎超过了人的生命极限。部队长期饥饿，粮食分散带在每人身上，饿了就掏出来吃，多数人一天要吃两三斤粮食还喊饿。为了不饿死人，部队边走边采集能吃的植物，到了宿营地还要组织采集。把野菜煮熟了吃最好，如果找不到柴火，就生着和粮食一起吃，为了活命，生野菜再苦再涩也不怕了。 第二、通过软土地带。它又被叫做「软草地」，是表面干、下面湿的沼泽。软草地上面长的草和干草地长得一样，初踏上感到很软，但是越踩越软，踩多了就成了浆糊状了。前面少数人可以过去，后面的人就会陷下去，你要挣扎，会越陷越深，别人也很难相救，因为你去救别人，自己也会陷下去。软草地上死去的人都是立着死的，有的三、五人在一起，七、八人在一起死的也不少。死去的人少数被淹没了，多数没有淹没，尸体僵着，姿态各异，有的举手在挣扎，有的和别人拉着手……这种惨状是用生命塑造出来的。长征中期红军减员最多就是在软草地上。 中央纵队牲口多、担子多，还有领导人的几副担架，过软草地更困难。林彪率红一军团过草地后，专门派一个侦察连等候我们，为我们引导路线。红一军团在一较宽地段之内给中央纵队留下一条没被人踩烂的「处女路」，宁可自己减员多，也要中央安全。在绕不过去的地段，侦察连就用铺树枝的办法垫好。中央纵队通过最危险的一段软草地时，林彪、聂荣疗等候在那儿，看到毛主席等人通过之后才离开。 第三，遭受敌人骑兵袭击。中央纵队过草地的第四天，我们宿营地附近有片树林，警卫营去那打柴，接近树林子时，突然一股五十人多人的骑兵从里面出来冲向我们宿营地，警卫营回不来，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立即叫首长们的警卫员和勤杂人员百余人集中起来，用人群保护中央领导人，外层的警卫人员准备用短枪反击，内层的人用身体作「掩体」。敌骑兵离我有百余米的地方，正巧遇到了一条水沟，马不好通过，就折回向西南走了。事后分析，敌人并不知道遇到了红军首脑机关，误以为打柴的警卫营是去打他们的，为逃命先冲击一下，然后逃离。险情过后我向林伯渠司令员报告，告诉他红一军团一个骑兵通信连已经赶到了，如果再有情况也可以对付。林伯渠连说：「险，真险！如果敌人真的冲过来，即使是小股，后果也不堪设想。」 第四，暴雨袭击。进草地头一、二天气候好，只是晚上宿营得在潮湿地上。后来几天遇到三次大雨，因为一点防雨的办法也没有，遇到下雨只能听天由命，所以什么「困难」也没有了。第六天从下午开始下了通宵的倾盆大雨，整夜淋着雨睡觉，第二天开始行军时大家连脚都提不起来了。 中央纵队过草地掉队的只有三、四个，牺牲了一个人。牺牲的是运输队的林少西，福建汀州人。他挑着中央机要物品的担子从瑞金走到这里，身体早已虚弱得不行了，过草地的第一天下午就发了病，来势很凶，不能行走，我让他骑在我的马上，自己步行。我把牲口让给一个运输员，在运输队里引起很大的反响。毛主席的担架员向毛主席说了，他连连称道。不幸的是，第六天林少西牺牲了，我们只能把他就地埋葬。没办法设墓碑，就把他挑东西的扁担插立在墓前，写上了他的名字以作纪念。 第七天我们走出草地，到了班佑。现在许多地图上可以看到「班佑」的地名，但那时是「有名无实」。那里没有房子，没有居民，只是在地势稍高点的地方有几处石块木头堆起来的「窝」。中央纵队从班佑再向前走一点，到了四川、甘肃交界处的一个叫做巴西的地方，那个村子很大，但人都吓得逃走了。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在那儿为我们留下了足够的粮食，中央纵队在此休整。 过草地前中央纵队的人数减少了，一部分人随朱德、刘伯承到左路军去了。中央纵队司令员林伯渠兼任总供给部部长，纵队的办事机关人很少，我们三科成为纵队行政管理部门。由毛儿盖出发到过草地，行军中我一直跟着毛主席、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生怕他们出了什么事，一切都要安排周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说「长征时，中央纵队过雪山草地时没有饿死人，邱会作是立了功的。」 回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真有点伤心，在最艰苦的岁月里，自己把生命和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事业，长征一路也算是和毛主席有生死之交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毛主席连我们都不要了，把我们打倒，还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但我对毛主席没有更多的怨言，后来，这件事又被邓小平、彭真利用了。 红军的重大分裂 中央纵队过草地后在巴西住下。到巴西的第二天，叶剑英参谋长叫我去交代了三点：1、在这要住一个时期休整，恢复体力：2、加紧筹粮。如有困难，可以找三军团帮忙（一军团离这里远）；3、要恢复军队生活制度，不能再像过草地那样散漫了。 右路军在巴西住了不短的时间，吃得饱，休息又好，人们就有些「闲情逸致」了，三科那里成了领导人聊天的地方。常来的有博古、林伯渠、邓发、李克农、黄克诚……三科吃的东西多，只要这些人来了，边吃边聊，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时机关里上下级关系亲密，说话随便，张国焘不愿北上是经常谈论的话题，大家对张国焘意见很大，却没人在嘴上说破。我在工作中更能体会到两个方面军之间的一些矛盾。比如，中央纵队和右路军总指挥部相距二里多路，中间有一块二十几亩快要成熟的麦地，叶剑英偷偷叫我派部队把麦子看好，不要叫四方面军的人抢割了去。我派警卫营暗中日夜看守，成熟时一夜割完，收获一千多斤，一点也不给别人。由此可见，双方存在戒心。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下午大概两点多的时候，特务员急忙跑来叫我到林伯渠司令员那儿开紧急会议。我跑步赶到时，曾希圣（军委二局局长）、李富春、叶季壮（先遣工作团正副团长）、军委机关工作人员萧向荣、孙开楚等人和我几乎同时到达。我见林伯渠心事重重、呆坐着不说话。一会儿，叶剑英参谋长（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来了，林伯渠对着叶说：「关于情况和行动，还是你说一下。」 叶剑英精神紧张地说：现在告诉各位一件事，张国焘带左路军到了阿坝，中央要他们迅速来和我们会合，一起北上。张国焘回电说没有粮食，河水大涨不能徒渡。今天（九月九日）中午收到了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要他们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徐向前、陈昌浩很快就能知道张国焘的命令，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也会收到，他们听谁的很难说，中央刚才开了会，认为我们走为上计，行动要快。叶剑英说了几句短话匆忙离开。林伯渠接着说：只要我们向林彪的一军团靠拢了就主动了。我们具体行动方案是：1、中央决定立即北上，右路军先走，四军、三十军如不愿意走，我们就和红一军团、三军团单独北上；2、行动前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告诉红四方军的人，让他们先跟着走，到了水磨房之后（那儿驻有红三十军部队和红军大学），再向他们宣布我们行动的目的地，走留听从其便；3、对四方面军不愿走的人不准打骂；4、我们现在就做准备，对外面说是明天全部上山打粮，凌晨三时准时出发。林伯渠布置完已经是下午五时了。 因为我主管中央机关的行政和生活，我从林伯渠那里出来立即召开了三科的小会，布置了任务，分头去收帐篷、绑行李、装担子、备马、做饭、那副紧张的样子我现在也历历在目。在准备中，曾希圣来找我商量了一下，说他要晚些时候才能拆收有线电话线，要我配合他。我说时间这么紧，为何如此拖拉。他说，是为了晚上行前给叶参谋长打个电话，叫他过来。 叶剑英赶回去徐向前、陈昌浩住处，想到有一份由川北通向甘肃南部的地图，在指挥部作战参谋吕冀熙那里，压在他的被子下面。叶把吕派出去办点事，把地图「偷」到手。叶为防不测已安排了脱身之计，大概在晚上十时左右，曾希圣按事先的约定，给叶打去了电话，称「中央纵队这边的通讯设备发生故障了」，叶剑英借机溜掉了。 中央纵队九月十日凌晨二时半出发了，黎明时行军到了红军大学附近，红大还没有吹起床号。我奉林伯渠的命令跟随着毛主席先走，不声不响地过了红军大学后，在一个小山坡上坐下等后面的队伍。毛主席叫我回去把彭德怀的人找到这来。那天，彭德怀派了红三军团一个团的部队，按中央命令于子夜出发，在红军大学附近隐蔽，如果红军大学和三十军捣乱不让我们走，这个团就全力保卫中央纵队。但彭德怀不放心，又率三军团主力于七时（太阳刚出来）赶到红军大学了。 天蒙蒙亮时，中央纵队的行动被发现了。红大教育长李特出校门来查看，他手持一支驳壳枪，气势汹汹地出来，在校部门口卫兵站岗处和彭德怀相遇，正好我也赶到了。李特对着彭德怀骂道：「你们这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要脸的逃跑主义！从江西逃到这里还不够，还要逃到哪里去？」彭德怀反过来对李特说：「你他妈放屁！老子执行中央的决定，北上抗日，你们要到荒无人烟的川西去，你是什么主义？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右倾机会主义！」李特说：「北上抗日像你们这个样子，这点战斗力，还能抗日？」彭德怀发火骂了「你这个狗日的，屁都不懂，就懂得搞分裂，搞军阀主义……」他们在争吵中，李特已下命令要司号员吹集合号，准备战斗，很快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全都持枪上来了。那时四方面军的部队不听别人的，只听张国焘一伙几个人的，只要李特发令，他们立即就动手。 彭德怀见状立即拔出手枪指着李特说：「我的三军团就在你们的前后，你们谁敢开枪，老子就先枪毙了你！」李特对彭德怀的暴躁脾气很了解，没有那样凶了。就在此时，学校里有人急忙跑出来向李特报告说，一方面军的学员都走了，附近发现了大量红三军团的部队。一听此话，李特态度就软了。 毛主席坐着休息的小山坡离争吵的地方不远，彭德怀和李特吵什么他听得清楚。这时毛主席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说：「彭军团长，不要同他们吵了。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要坚决执行。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决议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一定要先执行。」毛主席又对李特说：「李教育长，党中央的决议你是知道的。我们北上抗日，先走一步了。我相信四方面军随后也会来的。我们会团结起来的。」这时叶剑英赶来向毛主席说，中央纵队全过去了。毛主席挥手叫彭德怀不要理踩李特，去带好自己的部队。 后来听说，九月十日早上我们过水磨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就发现中央纵队率一、三军团有行动，单独北上了。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少数人曾主张用武力拦阻，徐向前说了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中央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徐向前说了句关键的话，应当作为他重大的功绩载入红军的史册！ 以我观察，毛主席离开红军大学后是既沉痛又庆幸。沉痛的是，经过千辛万苦，付出了重大代价，实现了红军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但还没有发挥作用就分裂了。庆幸的是，这次没有造成流血事件是不幸中的万幸。毛主席原来从不公开说张国焘什么的，现在他说了很长一段话。那是我第一次当面听毛主席说张国焘，感到非常的新鲜，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稀记得一些。 毛主席说：他在建党之初就认识张国焘了，张貌似虚心，实际很霸道，但对他这次用枪杆子称霸却没有料到。四方面军「认人不认理」的色彩比较浓厚。毛主席还说，四方面军南下没有前途。刘湘会积极反对他们才能保自己的生存，蒋介石也一定借反共为由进川，既削弱刘湘也不许红军呆在四川，四方面军最后还会北上。 我们这一队人向东北方向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突然发现一支百余人的部队尾随而来，喊话一问，知道是红四方面军军事法院的。毛主席停下来休息，要我去请他们领头的人过来。没想到我一靠近，他们立即子弹上膛，准备战斗。我向法院院长（名字忘了，是个双腿残疾的人）说明来意之后，他勉强同意叫部队解除战斗准备，自己坐在一乘轿子上，由四个挂着盒子枪战士保护下过来了。 毛主席和蔼地问他为什么来这里？院长板着一副面孔说，红四方面军法院在两军汇合后划归中央纵队指挥，他们是昨天得到中央纵队的通知过来的，现在不知如何是好了，我们不愿意离开四方面军。 毛主席说，我们北上抗日，张总政委（张国焘）不愿去，那你们就回他那儿去吧。院长对毛主席放他们回去很吃惊，想说什么，但没张口，迟疑了一会儿，问毛主席有什么话要对张主席（张国焘）说？ 毛主席说：四方面军的人谁想回去就回去，你告诉大家，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你们现在南下，将来还是会北上的。我们先走一步，等待你们到来。 果然，一年后四方面军第二次同中央会合了。巧的是，我在陕北保安县吴起镇又看到了那位法院院长，仍坐在轿子上，我迎接了他们并且布置宿营和发粮食。 中央纵队经过两天的行程到了俄界。先行到这里的红一军团领导林彪、聂荣臻走出了十几里来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到来，还举行了欢迎大会，会后是联欢和会餐。 毛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可以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民抗战才是出路。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快一年了，深感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我们很快可以到达陕北，我们同那里的红军会合。我们还有革命的「本钱」，现在第一批北上的部队有百战百胜的红一军团和三军团，我们有很好的政治家，有重要的军事家彭德怀、林彪同志，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毛主席讲完话之后，中央领导和红一军团领导一起席地就餐。吃的很简单：青稞面做的饼子和少量猪肉同野菜煮的汤菜，但非常可口。 毛主席的讲话里对政治家没有点名，军事家只提了彭德怀、林彪，对彭、林前面冠以「重要的」三字，可见彭、林在这次关系毛泽东和红军生死存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 由于北上的中央机关和红军作战部队加在一起不足万人了，就合编为「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一军团部队编为一纵队，林彪兼司令，辖二个师，一师师长刘亚楼、二师师长陈光。红三军团部队编为二纵队，彭雪枫为司令员，因为兵少，下面就没有师了。中央和军委机关编在一起，又叫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我们三科在叶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管理三纵队行政生活。叶剑英是客家人，从长征中期开始，他对我熟悉了、信任了，以后我们关系一直很密切。 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后，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向陕北继续前进。行前开了动员北上的大会，毛主席讲了话，但主要由周恩来讲。周恩来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是很有影响的人物。长征过了雪山后周恩来病了，睡在担架上不能管事，到俄界前他的病才好些，这时党内发生了重大分裂，他在动员大会上讲话是必然的。我记得周恩来主要是讲了北上抗日，指出了红军下一步行动的明确目标。 周恩来说，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是非常正确的，张国焘不仅不赞成北上抗日，还批评这是「空谈」，他这是为了掩饰分裂红军的罪行。我们很快就可与陕北红军会合了。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过了草地，就把敌人追击大军甩掉了。蒋介石为了堵截我们，急忙派来何柱国的骑兵军，只有几千人，敌情并不很严重，我们不到十分必要时，是不想打仗的，我们付出一个人的本钱消灭一个敌人不划算，消灭两个敌人也不划算，我们的本钱太小、太珍贵了。我们的目的不是打仗，而是力求以后得到一个不小的发展。 周恩来的讲话表明，历时一年的长征快要结束了，大家欢欣鼓舞。会后搞了文艺演出助兴，这是红军开大会后必然要进行的程序。那天的节目一直演到黄昏。晚饭进行了会餐，杀了一头小牦牛。 回首征途，从江西出发到强渡湘江，这一段军情最紧张，整日战斗冲破封锁线，战斗减员最多，中央红军少了一大半人。第二阶段是到遵义之后，敌情缓和了一些，人心略为稳定。这才有条件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红军绝地逢生了。第三阶段是遵义会议之后，又是敌情紧张。红军的数量和战斗力比刚离开江西时差多了，面临强敌，有时生死就在一刹那间，随时可能全军覆没。由于毛主席的正确指挥，国民党大军一直在我们身边转，就是追堵不到我们。第四阶段是向川西北进军到陕北，这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面临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党内分裂的危险。在少数民族的极端贫困的不毛之地找不到生活来源，减员又非常多，死的都是老骨干和精华，实在太可惜了。 中央机关在俄界整编后，许多人到了先遣工作团。中革军委机关的人数减了不少。除了电台和警卫、勤务部队以外，干部只有二十几个人，这是历史上最小的中革军委机关。由于人少了，毛主席来我们三科的机会更多了，许多事他都是直接找我为他办的。 中央红军从俄界出发再向北，只要经过了天险腊子口，就从山里向平川走了。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红一军团的红二师一鼓作气拿下了敌人认为不可能丢失的腊子口。当我们从这道天险里走出来时，高兴地说，这一年整天在大山里钻来钻去，天大的苦也吃下来了。 我们出了腊子口的第一天，到了一个叫哈达铺的镇子。镇里有不少的商店，一所学校和一个邮政所。哈达铺当地的人称之为「小岷县」，是周围各地通商的口岸。半年来我们一直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哈达铺又看到汉族的院落，坐在桌子边吃饭，感到特别的舒服。到了哈达铺，别人急于休息，而我们要为毛主席收集报纸。我安排好机关的住宿和警卫，就找邮政所，在那里找到了过期几十天的一些旧报纸和一张陕西省通邮图。 毛主席看到我送上的通邮图，激动地喊：「这件东西是个宝贝呀！」毛主席在报纸上看着看着高兴了起来。原来是一段报道延安、保安、安塞等国民党军「剿共打胜仗」的新闻。毛主席说：白军在那里打「胜仗」，那里就有红军。毛主席看了一会儿陕西省通邮图说：我们在这休整一下，就到那个人民要革命的陕北去「安家」。 中央机关到了哈达铺，三科召开了第一次军委直属队的行政管理会议，提出了三条：1、整顿军容风纪；2。恢复管理制度；3、恢复集体吃饭。恢复集体伙食的第一顿饭就出了「洋相」，当天吃白面，这是一军团留给我们的战利品。炊事班长刘仁从来没有吃过白面，他像做米饭一样把水烧开后把白面就往锅里倒，最后煮了一锅夹生面疙瘩。但大家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刘仁的大名也就扬开了。刘仁在长征中一直在三科里跟着我，埋头苦干，抗战时在敌人扫荡中牺牲了。 红军出了腊子口之后不久就和国民党的骑兵打了一仗。我们有些伤亡，毛主席心里特别难过，千辛万苦都过来了，现在有些同志却死在异土他乡。毛主席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去墓地凭吊了牺牲的七位烈士。我从来没看到过毛主席如此伤感。毛主席离开烈士墓后又去看了伤病员，毛主席的问候使伤病员们十分兴奋。 在回来的路上，毛主席向叶剑英说：这次打敌人骑兵，我们伤亡了二十多人，代价本来很小，但这样的伤亡我们也赔不起呀！现在就剩下林彪和彭德怀的一、三两个军团了，死一个就少一个呀。这些人是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将来发展的本钱，他们将来就会一个顶十个、百个，千万个。为了保存好这些「财富」，我们要尽可能不打仗或少打仗，绝不能拼硬仗。一定不要造成我们大的伤亡。 红军长征到这儿是我们人数最少、力量最弱的时候，大家的情绪非常低沉。在以后的行军中，毛主席不时和大家聊天谈局势，鼓励士气。他说：我们红军这几年里是下了两次山，第一次是下井冈山，这一次是下岷山。下井冈山时我们只有千把人，革命是低潮，但下井冈山不久，红军就发展到十几万人，还建立了个中央苏区。这次下岷山，人比第一次多，又有久经锻炼的红军，我们还会发展起来的。我们到了陕北先要扩大地盘，那里南边有关中平原，自古以来是成霸业的地方，我们要坐北向南，即使不能占领关中平原腹地，也要占它一个边。 毛主席心中已有了今后的战略。在进军陕北的路上，中央主要是扩大红军，一边行军一边筹粮、筹款和扩军。要求作战部队每两人或三人扩大一个红军，后方部队和地方工作团一个人要扩大两个红军，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扩招一万人至一万五千人，把一、三军团补充起来。 中革军委机关到了葫芦河以东的静宁地区，陕北地下党派来找中央红军的三个联络员到了两个，立刻被毛主席、周恩来找来问话。陕北人讲话难懂，就叫地方工作团的陕西人贾拓夫当翻译，问清楚了陕北红军在陕西的清涧、佳县、横山一带活动，力量很小，主要是打土豪，分粮，没有固定和稳定的政权。毛主席决定翻过六盘山继续向陕北进军。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贾拓夫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陕西党组织派到江西瑞金向中央报告工作的。一九三四年初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后正逢敌人第五次「围剿」回不去了，就随中央红军长征。贾拓夫人很精干，善言谈，行军时人们喜欢和他在一起边走边吹。「谈话走路快」，常常牛皮还没有吹完宿营地就到了。贾拓夫的名子中有个「托」音，大家开玩笑叫他「假托派」。在瑞金时，红军的政治教育中，大家对托洛茨基这个洋名字读不习惯，有人读成「偷着吃鸡」，成为流传很广的笑话。由此引申，大家又把贾拓夫的外号改成了「假吃鸡」，算是饥饿中无奈的消遣。中央决定到陕北之后，贾拓夫的牛皮吹得就凶了，把他的家乡说得比天堂都好。而来的陕北交通员说，安塞县城只有三个商店和铺子，有的老百姓穷得没有裤子穿，贾拓夫就不吹了。 中央纵队进到甘肃东部之后敌情比较和缓，但路难走。那里属于黄土高原，远看一望无边的平坦，近看沟深得吓人，沟壁多是六、七十度的陡坡，人不能攀登，只能走很远绕道过去。可是这对敌人骑兵活动更为不利，我们宁可选这样的地方走。 一路上居民越来越稠密，解决宿营、吃饭都方便，但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没有水吃。黄士高原缺水。一个村子甚至几个村子才有一口甜水井。我们到了宿营地，首先就是控制甜水井，因为水量不大，部队饮用时还要照顾到老百姓，时常发生争吵。一次，我们在一个只有百余人口的村子休息一天，红一师部队在村子里取水做饭，水少人多发生了严重的纠纷。周恩来亲临井台下命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私自打水，先供应部队用水，机关到晚上才供应。 六盘山南麓人口相对稠密些。我们每天行军里程短，停下来休息的时间多，这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中央各部门都定下了硬指针，要求平均每人扩大一个红军。我们三科人多，警卫排、运输班、炊事班一起有五十多人，扩大任务很重。军委机关「扩红」的积极性很高，但也有方式方法不好的。例如，见到年轻人就问他当不当兵？胆大的可以回话，胆小的听到「当兵」就跑，我们跟在后面就撵。老百姓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吓得都往山上跑。这种做法及时得到了改正：一是和房东拉关系，房东看到我们是正派守纪律的队伍，反正当地很穷，人没出路，就叫青年参加红军了。二是打土豪，我们每到一地总是打一两个民愤比较大的土豪，把浮财分给穷人，事后总有几个人参军。三是发动青年人做群众工作。大约十天时间内，军委机关「扩红」三百零几人，送到作战部队去了。长征开始后，红军一路都是减员，只是进了甘肃以后才开始增员，逐渐恢复了一些元气。 最后的难关 中央红军翻过六盘山之后到了宁夏的领旺堡和甘肃陇东的环县地区。军委机关准备在环县的洪德城休整两天，那里离陕北的吴起镇不到三百里路行程了。就在此时敌人的骑兵追上了军委机关。当时一、三军团在军委机关的东边有相当距离，等他们回兵保护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向前拼命地走，赶上一军团才安全。军委机关经过动员之后，以急行军速度出发了。 从洪德城出发的当天我就突然发高烧，卫生所长王斌诊断是「回归热」。当时什么药也没有，好在王斌在自己皮包里藏了仅有的两支阿姆拉丁注射药。他把两支药作一次给我打了进去，我注射后几小时后烧就退了，好在当时我还只有二十岁，发烧四十度虽然很难受，但还能坚持并照常工作。王斌忧虑地说，这点药量对我的病只能起到暂时压一压的作用，过两天还会发高烧。这时，军委卫生部长黄克诚特意过来陪着我走，我知道他是怕我再发病时掉队，或是被「安置」丢下不管了，他这样关心我，让我非常感动。 军委机关急行军到了离吴起镇不到一百里的铁边城附近，敌人骑兵追上来把军委机关冲散了。我们后卫发现了敌人骑兵，由警卫营一个连在后面抵抗。我叫军委领导走在最前面，担架班和警卫员们扶着毛主席等人向东面跑。三科警卫排保护文件和财物担子，电台跟着走，机关人员随着跟进，我在后面照应。由于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遇到警卫营的抵抗又很勇猛，天也快黑了，所以只是不断试探性地冲击，我们就且战且退。 军委大队人马向东跑了大约三十多里路，敌军就冲上来了，我们后头队形被敌军冲散了，走不动的人就和敌人搏斗，拖住敌人，为前面跑的人争得了时间。就在向东跑这危急时刻，恰好遇上了一个宽有几米的隘口，我带着科员赖勤、警卫员蓝如桂和警卫营的一个排强行搬来老乡家的一些木头和杂物，甚至门板也拆下来阻塞在隘口上当鹿砦，利用它进行抵抗。骑兵最怕的就是隘口和鹿砦，敌人只得停下来，慢慢通过隘口，这样又拖住敌人两个多小时，天完全黑了。我们撤出战斗追赶大部队。我们走了二十多里，敌人骑兵从右侧拦截过来把我们冲散，好在天很黑，我和赖勤、蓝如桂、警卫排一个班长无意中躲在了一起，敌人向前追去。我们沿侧面的小路上了山，走了很久遇到了一家房舍。家里只有六十多岁的老两口。他们的话听不懂，我们做手势要吃饭，他会意了，给我们端出来一盆小米稀饭，一碗酸菜，我们都吃光了。警卫班长身上有个一角钱的银毫子给老百姓，他摆手表示不要。 天亮后我们又饿又累走不动了，没多久我又发起了高烧，连站都站不住了。于是赖勤向老乡要了一根扁担和一个筐，把我放到筐里抬起来走。我在筐里很快就睡过去了，等我醒来一问，已经又走了一天，后来绳子也断了，接了几次又断了没法再接了。蓝如桂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裤子撕成条编成绳子抬着我走。快天黑的时候，我们走到一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原来这里距离陕北红区的边缘吴起镇不远了。 不久，从东边传来了枪声，从枪声中我听得出，是自己的部队来了，我叫赖勤过去探一下虚实，一会儿赖勤带来两个班的部队，老远就高兴地叫着：「我们的人来了。」来的人是一军团司令部参谋朱虚之。他说：「军委领导已经安全到了吴起镇，和陕北的红军会合了。你们和敌人遭遇后，一军团就由吴起镇向回打，在吴起镇和铁边城之间把敌人骑兵消灭了一大半。」这时，两个战士拿来一副说是才缴获的担架，抬起我就走。我们先到了红一团的团部，团供给处主任梁玉振是我在红军学校供给队的同学，对我照顾得很周到，当夜我就住在团部。 第二天一早，红一团派了一个排长带几个战士把我抬着向吴起镇送。吴起镇很小，街上只有一家骡马店，有几间不像样的房子。他们以为骡马店里就是中革军委，把我抬进去就回去了，没想到这里是彭德怀红三军团的司令部。彭德怀听到声音，从屋子里面出来，见到我就说：「原来是你呀！这样年轻的人也患病？行军中病了可是不得了，好在我们到根据地了。」彭德怀边说边伸出手在我的头上摸了一下，吃惊地说：「还烧得很呀！我这条件差，也没有医生，你自己多注意。」彭德怀马上叫他的人照顾好我，送我回军委机关。我从担架上看到路边的土墙是被风雨剥蚀后残留下的几条标语：「拥护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万岁！」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们又回到了根据地，回「家」了。那一天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 长征终于胜利完成了！我们从瑞金出发，在不停的打仗行军中走了一年零两天，到底走了多少路，我当时不知道，后来算出大概有两万五千里。其实那是在地图上用比例尺量，然后计算的，而真正走的路要比那多得多。红军一路上没有任何给养和保障，前后是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堵截和追击，一路上是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纵横十个省，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十里路以上，我们没有被消灭，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第六章 永远的延安 初到陕北 到吴起镇几天后我的病减轻了，高烧就退了。我刚能走动就到镇上去逛，遇到收容队带回来一群掉队的人。深秋的高原寒气袭人，可他们只穿着仅能遮体的破烂单衣，长裤几乎磨成短裤，不少人手上拄着棍子，虚弱的身子走路直摇晃。再看我们在军委机关的人，和他们也相差不多。当时红军没有「穷富」之分，富的顶多只是多一件衣服、一双鞋而已。 吴起镇内只有三四家店铺，最大的房屋群是东北角一个地主庄子，有土窑洞二十多眼。镇子四周有用乱石垒的城垣。我们到「家」了，却是个穷「家」，但这里是救了红军生命之地。到长征最后阶段，中央红军只有几千人了，疲惫不堪，陕北根据地出现在面前，我们心情之高兴，只有绝处逢生的人才能感受到。 不久，卫生所长王斌通知我到永坪红军第二医院治病。临行前我领到了一块银元的路费，军委三科的同志又凑了三十几个铜板，让我路上用。永坪红军第二医院，院长李资平，政委易秀湘。医院条件很差，病员分到老乡家里，住医院和住老乡家一个样，和医院的关系就是领粮食的关系。我们把领到的粮食交给房东，和他全家一起吃饭，很受房东欢迎，因为这里的老百姓基本上是吃不饱的。 医院又重新对我的身体检查了一遍，发现我的肠胃长征中损坏了，要再继续治疗。医院要我节食，但遇到好饭，我吃起来就控制不住，这是长征过来的人的通病。经过了一个月，我的病基本好了，但肠胃病缠了我终生。我的病将要好时，手脚上的皮全脱了，头发也脱光了。这次生病是我有生以来最重的一次，幸好发生在长征末，如果稍微早点，我就可能早没命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我回到中央军委机关时，红军主力东征了。留在陕北的是军委后方留守处，周恩来任主任，刘志丹为副主任。周恩来见到我很高兴，要我在留守处工作。他谈到当前的任务，几乎说的都是粮食问题，要我协助他抓这项工作，我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供给部粮秣处处长。 周恩来介绍情况说，现在粮食成了我们生存的关键。在中央苏区能够征公粮地区的人口不到三百万，吃公粮的人不到二十万，十几个人养活一个人。现在陕北根据地人口少得多，不能养活我们这几万人。筹粮是周恩来派给我的一项紧急的重要任务，要依靠陕北的同志来完成，他带我去见一下陕北红军的领导、留守处副主任刘志丹。 周恩来把我介绍给刘志丹后，向我交代任务说：「红军后方留守处决定成立延川中心兵站，你去兼任站长。负责领导延川、清涧、延长三县的筹粮工作，短期内要筹足三百担粮食，接应东征的红军回来。你拿着介绍信分别去找三个县主要负责人办理。不久我也会到延川一趟。」周恩来交待完了之后，让刘志丹向我介绍了那里干部的情况。 因为筹粮任务紧要，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那里筹粮。尽管很困难，经过努力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当我把三百担粮食筹集得差不多时，周恩来来到延川县，他没想到我提前完成了，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这时他叫我把工作交代一下，和他一起到黄河边上的清水关去察看黄河渡口，一九三六年五月初，毛泽东率东征红军从山西回陕北，就是由清水关西渡黄河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周恩来总理送我回总后主持工作，还提起这段经历，他说：「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就参加了后方的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几乎每天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我们共事最密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有为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证实，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没有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 任粮食局长 这次任务结束后，我回到了瓦窑堡红军留守处。周恩来对我说：中央决定李富春同志任陕甘宁省委书记，他点名要你去协助他搞财经工作，我同意了。你暂不要回供给部，先到陕甘宁省工作一段时期。 我立即到陕甘宁省的驻地吴起镇报了到。陕甘宁省由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明芳任省主席，萧劲光任军事部部长，赖传珠任政委，我是粮食局长。我一到，李富春就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陕甘宁省现在既无财（产），也无经（济），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搞饭吃，要靠你这个粮食局长了。现在和中央苏区不同，在那可以征公粮。和长征路过的蛮子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同，在那是见了粮食拿着就走，无所谓买也无所谓征。现在我们到了根据地，不能向群众直接去要粮，要通过地方政府，以征公粮的形式要粮。粮食是我们当前最困难的问题，也是同群众的关系最危险的问题。要是搞得不好，就会『官逼民反』。希望你能解决好这个当前最大的困难。」在富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还是第一次。他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 不久，军委总供给部也搬到了吴起镇，和陕甘宁省委相隔五里路。我两边都有职务，就两边跑，主要是在省里工作，我的工作上几乎天天要同李富春接触，得到了他很多教益。李富春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了，政治思想水平很高，虽然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他很联系群众，又很平易近人。我们都不叫他的官衔而叫「富春同志」，这在红军中是很少见的亲切。 那时，陕北遇到的粮食困难极为严峻，已到了没有饭吃的地步。面对这样的形势，一九三六年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后，立即决定成立中央粮食部，凯丰任部长，对外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凯丰要我到粮食部工作，富春同志不愿放我走，因为陕甘宁省委当时的主要工作之一也是解决红军的生活问题。富春和凯丰争着要我，「官司」打到周恩来那里，周裁定我去粮食部，任供应局局长。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任粮食部长，是学习苏联的「要人管粮食」。凯丰是江西萍乡人，他夫人廖似光是广东客家人，对我特别亲切。我刚报到，凯丰就高兴地说：「老弟，你可是我向周副主席打『官司』要来的。供应局是粮食部的半边天，你的工作搞好了，就等于把粮食部的工作搞好了。」 凯丰对我们来说是大知识分子，他每天读书的时间多，办事的时间少，是个「甩手掌柜」。他甚至坦率地对我说：「我不会搞粮食工作。但粮食工作很重要，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就亲自做粮食工作。这个工作很艰苦，要做出成绩很不容易。大家要做个列宁式的粮食干部。」我问什么是「列宁式的粮食干部？」他说：「从书上来看，列宁抓了三条，一是向富农、地主强征多余的粮食；二是严密组织粮食的运输、保管：三是制定严格的供应制度。这后两条都是你供应局管的事。」我说：「我们和他们情况不一样。苏联那时是地主、富农捣乱，有粮食征不上来。而我们这儿是地主、富农的粮食也不多。不久前，我已经向毛主席提出了几条建议：减少边区的吃公家饭的人数；鼓励农业生产；部分部队和机关分散到附近的农村去。毛主席还叫我去谈过一次，听得很认真。」凯丰对我的话非常感兴趣，叫我想法子办。 为了查清边区的粮食情况，由我负责组织了一个五人调查组，选择延安县南区调查，摸一下粮食情况的底。我们调查发现新区农村的粮食情况比中央苏区好多了。农民基本上有饭吃，富农、地主手中的有余粮但不算很充足，这对制定征粮政策是一个依据。当地可耕地很多，只要有劳动力，发展农业很有前途。我们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经凯丰修改润色后上报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视，对凯丰说：「你这个粮食部长倒像个农业部长。从调查报告来看，我们在陕北只要能站住脚，大概是饿不死的。粮食部能搞社会调查很好！我准备在干部会上讲一次，号召大家对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粮食部的供应工作是最麻烦的，需求矛盾十分尖锐。我的原则是不管需要，只管分配。也就是说，我有多少分多少，没有就不分了。供应局下设若干个粮库（粮站），因缺粮，有粮就发，没粮就停，晚十天半月发粮饷是常事，各单位意见大。 —天下午我到延安东关粮站去，正在这时运粮队赶着空车回来了，原来入库的粮食在三十里铺被医院的人和伤病员抢走了，说医院最近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伤病员们闹起来了。知道了这个情况，粮站站长连声说：「反了！反了！这是劫粮，是反革命！」当天黄昏，又有三十多头牲口空着回来了，拦粮的事不仅发生在医院，其他单位也有了，事态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紧急处理就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抢粮。 我急忙向凯丰做了汇报。他问我是怎样处理的？我说粮站说是抢劫，要组织人把粮食追回来，我不许他们去，也不许找拦粮单位的麻烦。凯丰说这样处理很对，拦粮无罪，责任在我们供应不上，我们做的是「肚子不等人」的工作！你考虑一下怎么解决，我们一起向毛主席写报告。 我召集全局科长和粮站站长们开会，议出来三条办法：1、各机关的人，凡是能离开的都到农村去催粮和吃饭。由粮食部划分筹粮地区，所征的粮食归各单位所有；2、各单位的牲口，包括乘马在内，集中起来到远处有粮的农村去运粮；3、延安城内约有私粮和公粮三十万斤，先强行征收，以后付款，以解燃眉之急。凯丰听了我的建议说：「好，好！都是最管用的办法，马上向中央报告。」我们的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三条措施实施，抢粮的风潮停了。 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中央决定粮食部撤消，在边区政府成立粮食局。原中央粮食部的干部重新安排，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宋裕和任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我任副局长。这时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成立了，很多工农干部都想去那里学习，我也提出了要求。不少领导不愿意放我走，我找到李富春，他为我疏通，得以批准。一九三六年年底，我到了抗大学习。 在抗大学习 兴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中央一项重要战略决策。红军东征回来之后，一九三六年夏天在保安开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红大」）培养干部，毛主席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后来刘伯承兼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任训练部长（后为教育长），傅钟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为副主任，杨立三为校务部长。由于粮食困难，第一期调集的学员比较少，办到第二期就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并于一九三七年一月迁到延安。校址在原延安师范学校院内。 一九三六年秋天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长征也到达陕北，入抗大第二期学习的人就比较多了，有九个队，约1300多人。一、二队为高干队，学员至少是红军团以上干部。全校有上千名学生。这么多的干部进校学习，是红军有史以来第一次。 我进入抗大二期二队学习。二队学员近百人，我编在第三组，同一个支部的有张震（来自三军团）、余秋里（来自二方面军）、伍书普（来自四方面军）。我和余秋里、伍书普三人一间窑洞。余秋里战斗负伤去掉了一只胳膊，生活很不方便，但学习期间不能带警卫员，招呼他的事，如吃饭、打水、洗脸、蘸牙粉等，就由我和伍书普做。至于出公差、打扫公共卫生、整理内务等，也由我俩代劳。我们虽然来自红军三个不同的方面军，但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白天形影不离，晚上同睡一炕，亲如兄弟。 我在抗大学习了近一年，主要学习了四门课。到抗大讲课的人不少，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凯丰、吴亮平等人都来讲过课。 第一门课《党的建设》，授课者朱德。 朱德讲课没看见有提纲也不发讲义，警卫员抱好几本书放在讲桌上，但他从来没翻过。朱老总是个可敬的长者，他讲课是「摆龙门阵」式的，大家听得亲切，但中心思想难搞清楚。他讲课总是爱举例南昌暴动、井冈山会师、遵义会议、长征路经蛮子区……。朱德讲党的建设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就是共产党员是党的「驯服工具」，要忠实于党，党叫干什么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即使党的领导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也只能保留自己的意见，不能抗拒。张国焘恰恰相反，让部下忠于他，自己则以军阀主义的态度对待党。 朱德讲要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干部分开。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当时，也就是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积极贯彻会议精神，展开了对张国疗的批判。 第二门课《马列主义基础》，授课者博古。 博古讲课时讲桌上下是大堆的书，有「洋」书本，也有延安土纸印的。他讲课中不断翻阅，大段大段地读，有时读了几页也不停口。他似乎不是在讲课，而是在领读马列主义书本。 博古操一口很难懂的无锡话，讲来讲去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和语录，枯燥无味。幸好博古发了讲义，多少知道他要讲什么。但他有时又不照讲义讲，喜欢列举俄国革命的事例，他经常举托洛茨基为反例，念托洛茨基用俄语发音，常引起满堂人捧腹大笑，博古不知为何？原来我们想起了在江西瑞金红军学校中误把托洛茨基听成「偷着吃鸡」的笑话。我们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很低，只能通俗地进行启蒙教育，只讲高级理论不行。 博古人很秀气，对人很和善，讲课也很认真。他从最高领导岗位上下来，还能到抗大面对这么多干部授课，而且很下工夫，我心里还是很尊重他的。 第三门课《战术概则》，授课者何迪洲。 何迪洲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工兵军官，在江西解放参军。红军的技术人员（医生、无线电、特种兵）多数是解放参加的。何迪洲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十分受欢迎。他在国民党那边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又有我军的实践经验，能把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可惜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何迪洲不辞而别跑掉了，否则他就是人民军队军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了。 第四门课《哲学》，授课者毛泽东。 第一天上课，毛主席就说：「我要讲的哲学，在场的多数人是初次接触，会感到不懂，但你们又会懂得很深刻。因为我要讲的内容就是大家工作和战斗中的实际问题。你们很会工作、打仗，难道就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吗？你们不要去抠那些名词和字眼，要很好地研究道理。让你们学懂一点哲学，我有充分的信心！」果然，毛主席把深奥的理论讲活了。 毛主席讲课多在一队学员宿舍门口的院子里，学员席地而坐听讲。毛主席讲课有讲稿，不发讲义，但他不念稿子，总是用工农干部熟悉的事情来说明理论。我多少有点文化，即使意思很难一下子全部理解，却能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结合工作一想就想明白了。但有的文化低的学员抱怨说：「听毛主席讲课像过年放鞭炮，听起来很喜悦，过后都忘了。」 不久就有了毛主席写的油印本《实践论》、《矛盾论》记录稿，通俗易懂。最初记录稿很少，我如获至宝地把稿子一字不漏地抄在一个厚本子上，常拿出来读，为我学习哲学启蒙，打了基础。 抗大的生活非常艰苦，吃饭成了严重问题。中央军委供给部把抗大列为粮食重点保障单位，但仅仅是方针而已，没有粮食一切都是空话。因此抗大的吃饭有了四种情况：一是勉强够吃，这样的日子不多。二是不够吃，每人每天不足一斤粮，饿得抢饭吃，这样的日子相当多。三是吃稀饭，多为一天两顿，这样的日子很经常。四是喝稀汤，就算顿饭，学员称这是「哄嘴饭」，这样的日子不是很多，但却叫人难忘。由于饭不够吃，开饭时大家就争抢。余秋里一只手，开饭时我要先为他抢上一碗饭，然后再挤进去抢我的一碗，稍慢一点就打不上。余秋里常为我开道，他虽然一只手，也去拉开别人，我一下就钻到前面去了。 一九三七年夏收之前，粮食缺得严重，只好用黑豆等饲料代粮，用黑豆、高粱、小米做成稠稀饭，大家叫它「合作饭」，就是这种饭也不能保证，越吃越稀。学员们每天饿得肚子咕咕地叫。全世界的军队中，红军最有挨饿能力！ 尽管生活艰苦，但抗大一年的生活丰富多彩，比如打篮球，这是最热闹的活动。只要朱老总来上课，下午肯定提前下课，朱老总组织大家打篮球。王铮那一帮人打的好，动作很漂亮，他们能打得赢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那帮人，但有时却输给我们这些土包子。我们这些农家出身，哪会打篮球，基本上是看会的，我们之中有几个人，东推西撞，动作歪歪扭扭，但往往进球，因此常有争执，朱老总常用四川话说：「进圈圈为准！进圈圈为准！」 回忆抗大的生活，还有几件重要的事： 一、反军阀主义 抗大二期有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在二队约占三分之一。他们的精神压抑，很少说话，特别是师以上干部多是这样。当时中央要求进行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他们认为是整他们，来学习就是来挨整。 二队在学习中，教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连队指导员讲政治课时提问一个原四方军的战士，是毛主席好还是张主席好？战士毫不犹豫地回答张主席好！这个战士忠厚老实说实话，反受到了惩罚。二队在讨论时，一、二方面军的干部认为战士很错误，而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于用这样的实例进行学习很愤怒。 对于张国焘的态度，二队队长倪志亮和支部书记谢富治的意见也很不一致，谢到处讲张国焘坏，而倪闭嘴不说，实在憋不住就大吼一声：「都光杆儿了，还有什么军阀主义！」这句话被支委会抓住了。倪是四方面军参谋长，而我们几个支部委员指责倪志亮坚持错误。他双眼一闭，不理睬。倪志亮越是被说成军阀主义，越要给大家一个颜色看看。三七年二月最冷的一天，倪事先穿得很厚，突然紧急集合把全队带到操场训话两小时，学员们没有准备穿得不多，又冻又饿。事后支委会开会指责倪是故意整人，并向校部报告要对倪进行斗争，罗瑞卿批准了。全队开会斗争了倪一整天，一定要把倪的队长反掉。倪见形势不妙，立即向朱老总求救。朱德亲自来到支部大会上，讲三个方面军的干部要团结，劝大家把事情结束算了。在朱德的压力下，倪志亮做了检查，虽然是应付，但他怕了，以后什么事也不过问了。 二、毛泽东亲自整队伍 三七年初的时候，天气相当寒冷了，北风又刮的呼呼地叫。就在这种情况下，抗大在师范学校的院内广场上，召开了全校军人大会，会议的内容是听毛主席讲政治形势问题。 一天下午三点，全校都在广场上集合了。那时对毛主席当然不像后来那样神化，但没有见到过毛主席的人还是多数，很想看一下。队伍集合之后，毛主席、林彪、罗瑞卿、刘亚楼等人都出现在临时架起来的台上。毛主席来前队伍有些混乱，秩序不很好。毛主席站在台子上表情严肃。 罗瑞卿宣布开会时，毛主席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台前站得很端正，稍微扫视了一下台下，就发出口令： 「全体起立！」全体人员都从席地而坐站起来了。 「一队以罗炳辉同志为标准，向前看齐！」此时，唰唰的声音持续了好久。 「坐下！」队伍稍微整齐了。 队伍坐下之后，毛主席扫视了一下台下的队伍说：「军队只要为伍就要严肃、整齐。」接着，毛主席就讲话了。他讲的主要内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为侵略我中华民族做理论上和物资上的准备。我们一定要实行全民族抗战，保卫伟大的中华民族。 毛主席讲话之后，林彪和罗瑞卿对今天的情况表示不安，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毛主席会用这种亲自整队的方法来表示对学校的指责。毛主席的一次口令，引起了学校对军容、风纪的极大重视。严肃军纪风纪成了学校在不短的时间内注意的主要问题。我记得，从此各队都实行早操。 一九三八年春开的时候，全校在东关机场进行过一次大会操。会操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队列训练。大家对大会操没有什么负担，更没有料到会出「洋相」。 林彪、罗瑞卿、刘亚楼等都出席了会操。会操由罗瑞卿主持和施教。会操开始，罗瑞卿发出了口命。可是我万万没有料想到，罗炳辉等跋慢步、出左腿甩右手都不会，搞得顺拐，人们大笑。 三、劫持张国焘出走事件 一九三七年春，四方面军在抗大的少数人曾策划劫持张国焘离开陕甘宁边区，还没实施就被揭发了。 抗大一队学员许世友（原四方面军军长）、洪学智（原四方面军军政治部主任）等人想要把张国焘搞到陕南去另外组织红军，参加的有二十余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对待四方面军干部的政策很有问题，而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确实有些威望。 这些人的活动校保卫处早已有闻，原以为是少数人想结伙出走，并不知道要劫持张国焘。为了侦破该案，保卫处的科长陈福生在学员中组织了侦察小组，有一队张元寿、二队邱会作、黄克功、三队李某（名字记不起了）共五人，陈是组长，我和黄克功分工负责掌握二队的动态。 起初侦察毫无进展。一天，我和黄克功等在延安北门的城墙上无意中发现了二队学员徐长勋（四方面军总司令部四局局长）、三队学员张大华（原四方面军营长）等七、八个人由城墙脚下的水洞里出来，见了我们慌张地走了。我们好奇地到下面看了一下，水洞是雨季时城里向外排水的通道。洞里有烟头、花生皮等杂物，可以判断有过多次活动。我们向边区保安处长周兴汇报了。 第二天周兴召集侦察小组到保卫处开会，侦察专家布鲁（在苏联学习多年回国的）也到了，周兴决定拘留张大华进行审讯。张被捕后供出如下情况：1、几个月以前，他们二十余人开过会，传达了张国焘的指示：我们必须再创造一支红军和根据地，四方面军多数人会投奔来的。这次先到陕南，做秘密准备工作。2、最近又开了第二次会议。3、已对延安城的地形进行过详细侦察。城一边是延河，西边是凤凰山，北、东、南是城墙，只有那个水洞是出城的最好道路。4、走的时间定了，行动时在延安城内的钟楼放火，乘着混乱保护张国焘出城。5、出城后人员集合，保护张国焘直奔陕南。6、预定一起走的人（约六十人，干部和警卫员各半），都带好自己的枪，子弹准备要充足。他们几十个人有相当的战斗力，少数部队很难拦阻住。后来的事，如逮捕许、洪，毛主席又去释放了他们等情况，多有文章记载，不再赘述。 一九八七年，我的所谓刑期到了。我的孩子鼓动我，找找当时的领导人，反映情况，我没有答应。经孩子再三动员，我说：「我谁也不找，如果要找，我只找余秋里。」我写了一个简信：「余主任：你好！我在电视里看见你身体很好，我很高兴。我的孩子想去看看你，反映我的情况，不要把你吓死。我心中的苦比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苦还要多二万五千倍。致礼！邱会作。」我的大儿子路光找到叶帅的儿子选宁，选宁非常尽心，他先给杨尚昆（军委秘书长）打了电话，杨的态度很好，表示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反映一下情况，毕竟是到期了，应该由军队养起来。为了摸清情况，选宁又把路光介绍给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秘书长顾林昉，顾林昉正好是管这件事的，顾对路光说：「你爸爸到期了，理应安排，他们吃了苦头，唉，正确对待吧。安排的原则就是原单位管，你爸爸的原单位就是军队。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总政就是不同意，给安置工作造成困难……」选宁又给余秋里（总政治部主任）打电话，余却把选宁批评了一顿。对党内斗争，我有思想准备，但对战友之情的变幻，我没有思想准备，此事我心里着实难过了一阵子。相反，我另一个「同学」张震，在我一九八九年去北京时，专门在国防大学请我和胡敏吃饭，口口声声称我「老同学」，我不得其解，他说：「我们是抗大老同学呀！」他坦诚地说：「你的事我管不了，胡敏落实政策我尽力管！」他当了军委副主席后还给我送了不少治病的好药，真是没有白同学一场。 任军委供给部长 一九三七年八月，由于缺粮，抗大二期学生开到甘泉、富县一带去就地吃粮，维持学习，把粮食吃完了就提前毕业。我在富县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要我立即回延安去任职。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遵照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我军将分兵深入敌后，在不同的地域上建立几个根据地，各路军队的供给也将由各自根据地独立办理。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原来军委供给部一分为三，一批人组建八路军军需处，同国民党联勤司令部打交道，如领取八路军的薪饷、物资，军需处驻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叶季壮。另一批人组建八路军兵站部，随八路军总部进驻太行山，部长杨立三。留在延安的供给部一摊子，仍为中央军委的组成部分，但机构缩小了，张元寿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长，我任副部长。半年后，张元寿调新四军当兵站处处长（亦曾称总兵站部部长），我任军委供给部长。不过具体的供应范围缩小了，只负责西北地区，华北的黄河以东至同蒲铁路以西地区，以及内蒙古一些地区的部队。 我担任供给部长的前几天，毛主席叫我去谈过一次话。毛主席是从开玩笑说起来的：「恩来同志来电提议你任供给部长，这可是一个不好当的官呀。你不能满足需要，是要挨骂的。你受得了吗？」 我说：「挨骂的都是好人！国民党天天都在骂共产党，我们不就是好人吗？」 毛主席笑了好一阵子后说：「我说的会骂你的人，不全是国民党，今后有的好人也要骂你呀。」 我说：「那就请主席订一条规矩，我们这里谁骂人就让谁当供给部长。」 毛主席说「好呀，你这一条可厉害！我们的队伍内有那么一种人，只强调自己的工作重要，看不起别人的工作，作风又霸道。怎么办？我们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能靠骂人来解决问题嘛。」 说完这段话，毛主席正式和我谈开了，他说：你可以胜任供给部长，因为许多事你都是做过来的。现在你在工作中要特别学会动脑子。任何人不管做什么，都是脑子和手足的统一。比如写字，好像是手在写，事实上是脑子指挥手写的，做工作也一样。对客观情况加以分析，把复杂的事条理化，分出主次，组织实施，这就是组织工作。一个干部的领导能力，最主要就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情况，周密谋划和组织，能够抓紧贯彻执行。 毛主席最后鼓励我说：「你现在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你就当个『牛犊部长』吧！」毛主席说着笑起来了，一旁的机要科长孙开楚也笑起来了。 陕甘宁边区划定为二十三个县，都是贫穷落后的地区，丰年粮食持平，略有自然灾害就有大批人外出逃荒要饭。延安的工业只有打马掌等简单的手工业，延长出产少量石油。 军委供给部机关，下属五科一处：会计科，科长廖静民；出纳科，科长（名字忘了）；军实科（主管军械），科长刘光明；粮秣科，科长高文智；管理科，科长杨居桃。政治处主任刘镇，总支书记杨村，保卫特务员王金国。机关工作人员约五十人。 供给部的直属单位有七个。 1、汽车队。三十辆大卡车是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由国民政府配给的，担任延安至西安的运输任务，刚开始刘镇是队长。汽车队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的，因没有零配件，能开动的车慢慢减少了，最后剩下几辆怕抛锚不能跑远道，就分给延安的高级领导人作专车用，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高岗等人都分有一辆，毛主席用的是一辆救护车。 2、兵工厂。厂长郝希英长征前在就是厂长，兵工厂有三百余工人，只能修理枪支和铸造手榴弹。 3、被服厂。有四百余工人，厂长曾志贤是江西吉安人，在瑞金时是优秀工人。厂里除少数踩机器的是男工以外，均是女工。被服厂担负了全边区部队服装的生产任务。刘志丹的夫人童桂荣就在被服厂工作，是被服厂的老工人，国家一直养着，解放后退休在北京万寿路居住。 4、鞋厂。有二百多工人，只能生产布鞋。 5、军械库。在延安西的高桥镇，编制五十余人。库内存放的是历次战斗缴获的一些破旧枪支、洋镐铁锹等军用品，就是这样一些「军械」也被看作是宝贝，不敢轻易处理。 6、骡马运输队。这是从几十头牲口发展到八百多头的队伍，从一个队发展到四个大队的运输大队，是边区最大的运输力量。每匹牲口可以驮200多斤，匹匹饲养得膘肥体壮，一看就知道是供给部的运输队，当地老百姓很羡慕。 7、军人合作社。主任孔祝三。 8、供给学校。有学员二百多人，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兼任校长，我兼任1副校长，耿万福任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说起供给学校，我还想起一个故事。叶季壮的夫人马露贞闹着要上供给学校，当时要求上学的人很多，不好安排。叶季壮为了起带头作用，交代我不要让马露贞上学。马找到我，我不好当面拒绝，就说给她写一封介绍信，就可以上学。这封所谓的介绍信是给耿万福的条子，我写道：「叶部长说不要马露贞上学，她去后你打发她回来。」马露贞高高兴兴地去了，耿万福看到条子，对马露贞说：「收下你了，回去等通知。」学习都快结束了，马露贞才知道真相，但为时已晚。多少年以后，马露贞还骂我：「我一生不识几个字，都是邱会作害的。」 在延安初期，军委供给部同其他部门相比比较庞大，是实际工作最繁重的部门之一。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担任军委直属机构的领导工作，感到压力很大，但我毕竟只有二十二岁，充满了干劲，什么困难也不怕。我接任时供给部正是最困难的时候，但穷有穷的办法，我一上任就采取了这么几招： 第一，出「安民」告示，亮出穷家底。 当时陕甘宁边区军委直属队（包括抗大）约三千人，留守兵团约一万五千人，由供给部直接供应，但供给部没有钱。我记得当时驻定边县的三十军死了一个连长，要几块银洋买副棺材，我们都发不起。那时部队相当苦，每人每天只有一斤小米或杂粮，要采野菜充饥，一年当中顶多能吃一、二次肉。红军和八路军生活之苦，古今军队都少有。 部队多数领导能体谅供给部的处境，但也有人不相信，认为是有钱不发，来吵吵闹闹的事常有发生。有一天，陈奇涵、陈先瑞、武亭三个人同时找我要钱。陈奇涵是绥德五县警备司令，那里是统一战线区。他要上任，我发了一百元钱。他啼笑皆非，领吧实在太少；不要嘛，一文没有，还是打了领条收下了。陈奇涵曾是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时的党员，又是我兴国同乡，我一直视他为兄长。但亲是亲，公事公办只能给他一百元钱。陈先瑞是七十四师师长（后改为警备二团），部队驻洛川，也在统战区。他来领饷，我发了二百元。他嫌少，怒气冲冲地骂：「部队几个月没发菜金了，二百元够个屁用！没有钱就不要养兵嘛！」不想打领条。武亭是炮兵团团长，也驻在洛川，但无统战任务，我一文没给。武亭说：「他们还领了钱，我一个子儿也没有。这怎么行？」吵了起来。陈奇涵硬拉着他们走了。滕代远参谋长知道了这件事，找陈先瑞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军委供给部确实没钱。 我想，与其大家来吵，不如先发《安民告示》，说明没有钱，这是敌人对我们封锁造成的。告示一发吵的就少了。在那个艰苦的岁月，后勤干部要受三重苦：一是和部队一样生活苦，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二是要受谩骂之苦；三是要委屈地受首长批评和责备之苦。但是我们再苦也无怨言。 生活如此困难，干部就有思想问题，主要是平均主义。我们对毛主席的生活管得稍微好一点，就有人指责我是为了「往上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也在会上指桑骂槐地说「供给部忘记了大众利益。」我不吭气，向毛主席报告要成立军委审计委员会，建议李六如当主任。毛主席批准了。审计委员会成立之初，李六如兴致勃勃地管事，这一下骂就朝着他去了，过了三个月他受不了了，提出辞职。 第二，卖破烂，应付急需。 当时虽然已经有了中央财政经济部，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一个穷家，我们不仅向中央财经部领不到分文经费，他们还经常想向我们借钱。实在没办法，我想到清家底卖破烂。我们把供给部值点钱的只有几匹老牲口和几辆不能用的大车。统统卖掉，得现款数百元、用它解决了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比如，买了一批通信器材。军委三局王诤局长发现延安城剩有一批通信器材，我批给他三百元购买了。对于我不发菜金买器材，不少人意见非常大。毛主席知道了，在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时为我说了话：「今天请大家来开会，发不起菜金是问题之一。有人说供给部有钱不发。这不符合事实。他们最近卖了一点破烂搞了点钱，买通信器材就用了三分之一，这个钱用得对。没有菜金我们可以不吃菜，没有通信器材，中央军委就不能工作了。」毛主席把那些人的嘴封住了。 又如，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来延安，毛主席亲自接待，花了五十多元，事后他收到一封告我状的匿名信，说「供给部有钱请国民党军官吃饭，但几个月不发伙食费，供给部可能变为国民党了……」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解释说：「几天前我接待了一批国民党高级人员，引起了一些人不满。客人是我毛泽东请的，骂供给部毫无道理。有人问为什么过去战场上的敌人现在成了客人，我说这证明革命的形势发展了，一起打日本。大家对不发伙食费有意见，供给部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赞成实事求是。」 这次毛主席没有发火。按着他的性格，搞到他头上的事是要大发脾气的。毛主席听进了大家的意见，特地把我叫去说：伙食费还是要搞个规定好。过去我们只发实物，现改为费用定额比较好。规定每人每天伙食费五分钱，上级没有钱的时候，可欠账，待到有钱时补发。我们的人唯一的就是能领到几文伙食费，现在就规定它几条：一是伙食费按规定发；二是今后欠的伙食费，由供给机关打欠条。有钱时全额补发；三是伙食费绝不准挪作它用，节余的分伙食尾子。这是红军的制度，应当坚持下去。 我把毛主席交待的规定发布了。虽是「空头支票」，但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后来财政情况好转，这些规定实现了。我军从创建开始一直是发实物的伙食管理办法，这一次毛主席亲自决定改为费用定额的办法，是我军后勤工作上的历史性改革。 解决经费问题 为了供给部有进账的钱，我们绞尽了脑汁，最后以办实业解决了问题。 第一，开骡马店。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从延长回延安，在东关看到骡马店里客人爆满。于是我想到开个骡马店。供给部以前虽然没搞过经营，但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 我们开办第一个骡马店，每天约能赚二十几元，利不算大，但天天有进账。不久，我们又在城南七里铺开了第二个骡马店，规模和赢利比东关的店还好。于是我在边区里一个一个店地开，开了二十几个，生意越做越大。这样，以骡马店为依托的边区的运输线也建立起来了。主干线有：从延安经绥德到山西西北部八路军一二〇师为一条线：从延安到宁夏的盐池为一条线：从延安经富县到关中为一条线。为来往客商服务，干部执行任务也可以住宿。全部骡马店的收入，很大程度解决了供给部的财政来源。为了加强领导，我们又把骡马店、交通（邮政）与兵站三家合一，统称兵站，对整个边区的经济，特别是通邮起了很大的作用。兵站这个组织一直保持到解放之后。 第二，发展食盐。 盐池到延安大约二百多公里，运到延安卖至少是三倍利润，我们决定贩盐。 最初供给部只有十多头牲口运盐，一个月顶多走两趟，运二三千斤盐。要把盐业生意做大，就要销出去。按那时的政策，向西安、山西国统区运盐是「资敌」。而我们认为池盐可换到西药、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资，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资敌」。打破禁运互换有无，对瓦解敌人的封锁有利，禁运是禁了我们自己。一九三八年四月，贩盐问题被提交中央财经部专门讨论，李富春肯定了我的报告，但是同国统区发生经济往来是重大问题，必须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 盐业发展起来后，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成立盐业公司，盐业对边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开办军人合作社。 军委供给部开的军人合作社在边区影响很大，甚至成了延安经济「繁荣」的象征，外来的人都要到合作社去看看。周恩来三八年春从重庆回来，专门叫我陪他去合作社看过。在延安，无论私人或公家的商号都没有能与之相比的。 合作社每月都有盈利，虽然从数字上来说还少，但解决了军队很大的困难。三八年在大贬沟盖的八路军礼堂，是从合作社的盈利中拨款修建的。另外，总政治部每月还要从合作社盈利中拿出一点作领导干部开销费用。 通过以上努力，军委供给部的工作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主要的是：有了一定的供应能力；建立了一些保证分队，如运输队等：建立和加强了相当规模的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等军事工厂，搞起了相当规模的生产企业，积累的资金有数十万元之多。这些对渡过抗战初期的困难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我们的生产中还有一个笑话。为了搞钱，我们开始生产人丹。人丹生产简单，原料充足，价格低廉，属于「治百病」的东西，因此销路很好。这样我们的歪点子也来了，除了正规产品外，我们在另一种产品中的原料里用了树皮，销路仍然很好。有一天，杨梅生要去看毛主席，他很「神秘」地拿了一大包假人丹就走了，当我知道杨梅生拿着假人丹去看毛主席，吓的我头发都立起来了，我拿了一包真的拔腿就去追他，我追上他，他把人丹抱在怀里不给我，嫌我小气。我把真相告诉他时，他的脸都吓白了。我说：「你还不给我，把主席吃坏了，我们都上军法处了。」我给他换了一包，他就看毛主席去了，他拉我一起去，我怕他嘴不严，没有敢去，叮嘱他一番才回去。 开展生产运动 我到供给部相当长的时期里，按照我在中央粮食部时提出的方法，分地区自己筹粮。延安县是分给军队的筹粮区，军队抽调三百多人、百余匹牲口组成筹粮队。当时抽调牲口最难。为了解决运力，规定所有的乘马都要去运粮。毛主席把自己的牲口也送来了，这样，有意见的也只得服从。有了运力，很快就把筹到的粮食运回来了。能解决吃饭问题，大家都高兴，没人在这方面骂供给部了。 当时军队粮食来源有两个：一是从西安运一部分粮食来；二是就地征粮。后来国共关系紧张，西安的粮食断了，征粮也越来越困难，吃饭问题又严重了。后来偶然从军委供给部军械仓库搞生产的实践中得到启示，发现可以「种地」（大生产的最早提法）解决问题。 这个军械仓库在延安西北高桥，有个五十多人。他们种了十几亩麦子，亩产二百多斤，那时算是高产了。还种了三十多亩大秋作物，养猪十余头，牛四、五头，羊三十多只，还有一个菜园，粮食副食自给有余。利用业余空余时间种地，对边区部队来说很新鲜，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九三七年中秋节，仓库主任要我去那里过节。这里的情况引起了我的深思：除了有战斗任务的部队之外，其余的机关、部队不是可以搞生产吗？大家生活好了，精神状态就好，工作就努力，当兵也安心。 我将高桥仓库的情况向李富春汇报了。他非常感兴趣，边听边问，最后高兴地说：「这下可能找到一条活命的路了，你立即给我写一个报告，向毛主席汇报。」 报告呈上去一个星期，毛主席和李富春叫我去谈。毛主席一见我就说：「兴国佬，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有分析，也有解决的方法。」接着，毛主席对生产问题讲了一段很长的话。大意如下： 根据地的生产要提高到战略的重要地位，否则我们可能不打而自灭。你们这个报告的价值在于说明了军队搞生产的可能性，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的供应无非是四条来路：一是取之于敌；二是国民党政府发给；三是人民负担；四是自己动手搞生产。前两项都靠不住，根据地人民负担一定要有个限度，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是最靠得住的办法。请中央财政经济部对此很好研究一下，并向中央提出报告。军队和政府搞生产，可以这样设想：三八年先小搞，从中摸索经验，准备以后大搞。先从政府机关、学校、军队后方机关作起。 我们回去以后按着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若干准备，一九三八年元旦后中央财政经济部召集过一次边区党政军负责人的会议，会议开始时李富春说：「今天请各位来，是开个特殊的会，不讨论发粮发钱，而是讨论各单位要种地搞生产。……」到会的人原想是来分配钱粮，有说有笑，一听到这里立即沉默了。接着李富春让高桥仓库主任介绍他们去年搞生产的情况和新一年的打算。大家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一见此状，李富春说：「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今年党政军机关都要开始种地……」这一下会场乱了，有人大声说：「现在一天到晚只吃两顿清汤稀饭，饿得路都走不动，种地能行吗？」「我们连一个铁丁也没有，哪有锄头？总不能用手指刨地吧？」会场上一片反对声，会议开不下去了。 李富春只好抬出了毛主席，他说：「高桥仓库的生产，毛主席非常赞扬，说他们带了一个好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子。毛主席指示，今年党政机关都要开始搞生产，规模可以小一些，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搞！」 一九三八年开春，延安各单位都搞起了生产，秋天有了收获，但非常少。秋收后，中央财政经济部对边区党政军机关的生产进行了总结。会后，李富春和我商量，又给毛主席写了个报告。 毛主席看到我们的报告后做了段批示，大意是：一九三八年生产没有搞好是意料中的事，但初步达到了目的，要从实践中摸索经验。这个总结提出没有搞好生产的原因很对，但有一条没说到，就是压力太小。明年党政军机关（有作战任务的部队除外）只发半年粮，不足的自己动手向地里要。不想搞生产的人，如果他可以半年不吃饭，就可以不搞。 毛主席的指示对大家震动很大，对生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央的领导同志，从毛主席，朱总司令开始，都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同志也在家门口种菜，对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是很大的促进和鼓舞。 一九三九年延安搞生产的气氛和三八年大不一样了，三九年的生产任务下达后，反对生产的话听不到了，叫苦只是个别的。通过努力，三九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军队生产的粮食够全年口粮三分之二以上。地方的成绩小一点，但也大大改善了。 为了准备一九四〇年的生产并对一九三九年的生产进行总结，中央财经部在年初召开了一个小型领导干部会议，李富春的主题报告受到大家的欢迎。李富春认为我是搞生产的「发明者」之一，再三要我也讲话。 我这儿回忆的是边区大生产的开端。后来党中央毛主席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发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就众所周知了。 红军的艰苦生活是多方面的，穿衣和吃饭一样，也是供给工作的难点。红军自成立起就没有发放被服的制度与标准，有东西就发，没有就不发。我从一九二九年当红军战士到当供给部长的十年里，从普通战士成为领导干部，我就从来没有领到过被子。在南方时战士们睡觉，下面铺稻草，上面再盖上稻草。那时后方医院才有棉被。后来打土豪我搞了一床被子，用了很多年。红军除少数老战士有两套衣服之外，大多数是一套。夏天洗衣服时只能光着身子，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冬天干脆长期不洗。每逢灭虱子，只好光着身子躲在房子里不出来。而穿衬衣我是听都没有听说过。红军在江西时冬天曾发过一件薄棉衣，从没发过棉裤。春天棉衣变成夹衣，夏天夹衣变成单衣，直到穿烂为止。穿鞋更简单，多数是自己打草鞋。 红军到了陕北寒区，要有「棉装」才能过冬，要有鞋子才能行军作战。部队的穿著成了生存和保持战斗力的重大问题。 红军的供应在初到陕北时是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管的。陕北异常贫穷，要解决部队穿着非常困难。一九三七年秋天，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讨论部队的冬装问题。在一次军队和有关地方党委书记的会议上，周恩来把制作冬装做了布置，具体到不仅分配有数字，对完成任务的时间也提出了要求。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装，我们办了三件事：第一是筹集资金。为了筹集从边区外购进货物的「外汇」，就必须卖出土产，陕甘宁边区能卖出去的只有池盐、药材和皮毛。但中央的政治机关不准我们与皮毛商发生关系，说这是资助奸商，有「资敌」之嫌。我只好向周恩来请示，他不仅同意，还看得更远，提出了要利用商人发展向边区外更多的买卖。后来那几个商人同我们合作了，从国统区进口布匹遇到敌人的严密封锁，就是那些商人帮我们搞进来的。第二是采购布匹、棉花。当时陕甘宁边区根本没有布匹市场。农民是自纺自用，只是在延安和绥德有规模很小的布店，其他各地只有少量的土布在卖。所以布匹要从国统区买进来。我们在宁夏、陇东、黄河边和西安方向设立了采购点，但买进来的布料很少。后来我们发现，商人们知道我们在大量采购，就囤积哄抬价格，我们和商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强买强购，但还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周恩来下令国统区地下党秘密向边区运送布料，仅从关中的淳化就运进了几百匹，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第三是加工冬装。边区的妇女几乎都会做针线活，把布料分发了去，到处都是「被服厂」。一九三七年底冬装按时制作好了，发放又成了问题。冬装体积大，牲口驮运不方便，于是周恩来下令各部队派人来背，成队的士兵来背棉衣，这种供应方法是古今中外军队都少见的奇观。 边区的财经和供给工作 当时，中央已决定周恩来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常常在国统区。周恩来临行前，叮嘱富春同志近期抓三件大事：一是抓紧向国民政府请领费用和物资，有多少算多少。此事用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名义，领到的费用和物资由中央财经部统一分配。二是对边区财经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例如成立边区银行，建立贸易公司等。三是贮备布匹和粮食，以我们的财力为准，尽可能多。 我当军委供给部长时刚二十五岁，能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离不开李富春对我的培养和支持。长征中李富春就注意我了，到了陕北，他力主要我参加边区经济工作。我同李富春的关系是在经济工作中密切的，友谊也是在经济工作中加深的。 按照我军传统，中革军委对供给部的工作有指导责任，但很少有人过问。因为供给工作就是和困难打交道，过问我的工作就是要过问困难了。供给部工作中有很多具体事务，我只好向李富春请示。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支持，许多问题都是他亲自和我商议决定的。他不仅在业务上支持我，在思想政治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九三七年除夕之夜，我第一次到李富春家吃年饭。那时我人事方面还不熟，李富春把曹菊如（财经部副部长）、邓洁（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人介绍给我说：「恩来同志离开延安后，我们几个人就是管中央财经工作的负责人。中央委托了我们，大家看着我们，我们就要负担起来。今后财经部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日常工作，军委供给部的业务也一起讨论一并处理。」从此，向李富春请示工作成了我的常事。那天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李富春谈到当前的困难时说，现在边区的中央机关和军队有两万多人，吃穿是大问题。边区就那么一点大，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延安的人大部分要到前线（后来称之为敌后）去工作和搞饭吃，我们要向中央提出报告。后来党中央提出的「到敌人后方去」的重大战略方针，最初是李富春的建议，主要是政治动议，但也有吃饭问题。 李富春主持边区的财经工作是很成功的。他办事民主，喜欢用商量的态度处理问题。我向中央财经部的报告，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事，他立即就批回来，遇到比较复杂的，他找我面谈后再处理。李富春听汇报，无论是什么内容，都耐心听下去。他注重倾听别人的看法，经过商量之后才说自己意见。他说话简单，从无长篇大论和空谈。在日常业务工作中，供给部同中央财经部也有不少矛盾，但只要到了李富春那里，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的原则是按重要性来安排顺序，先军队，后地方。李富春联系群众广泛，喜欢到下面的单位走动。他经常到军委供给部来，有时有事，有时来吃饭。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敢叫外单位的人来吃饭，可不是一般交情了。李富春来，我总要伙房加菜，要是我们机关会餐或改善伙食，我打个电话他就来，对我毫不见外。 初到延安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尚没完全形成，但李富春很注意用毛主席的指示来教育大家，我可以从他那里听到许多毛主席关于财经工作的想法和指示，作为我工作的依据，有些至今还记得。 那时毛主席说，财经工作很重要，但又常常不被领导注意。不善于领导财经工作，归根结底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央规定军队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第二项就属于财经工作。有人认为中央成立财经部没有多少事可做，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的事多得很，只是现在还没有开展。毛主席提醒我们，领导财经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手」和「口」的量和比例，这是决定政策的根据。比如边区有150万人，却有20至30万非生产人员，壮劳动力只有25至30万人。一个劳动力要养活五个人还多，这么一算就知道群众负担之重了。我们刚到陕北时多收了九十万担公粮，群众就要「让雷公打死毛泽东」，这还不是群众负担过重，实在受不了了才那样说的？对中央财经工作部成立之初的工作，毛主席说最基本的方针是「开源节流」。不过现在早「断流」了，菜金几个月都不能发，无「流」可节了。开源的方面，还没有真正开始，但又非得从这方面做不可。大家都不想种地，但是到了活不下去那一天，人们自己就会去种地的，因为人总想活着。历史上李自成在陕南种地活下来了，我们比李自成总要高明一点吧！ 早在延安时代，李富春就很注意经济计划。当时边区各部门每年都搞财经年度计划，但实现不了。因此，大家对此都不感兴趣，但是李富春有独特的见解。他说，我们处于被敌人四面包围的之中，在战争环境中搞财经计划，学习的意义大于工作的意义。通过搞计划，我们大体上可以做到心中有数，需要与可能这个尖锐的矛盾就能够认识得比较清楚，就是主动地去认识客观事物。一切事物都有数量限度，雨水多了会成灾，少了呢？也照样成灾，不多不少叫做风调雨顺。搞财经工作对数量关系要很明确。我们边区财经计划的依据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1、人少土地多。边区只有150万人口，土地很多，农业有前途。2、经济落后。很多地区比刀耕火种好不了多少。3、文化落后。文肓占人口中绝大多数。4、敌人搞经济封锁很厉害。5、长期战争，群众负担很重。因此，边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保肚子，不能饿死了：二是保屁股，不能光着身子。保住了这两个就能活着干革命。边区现在还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要用计划去指导经济活动。 李富春提出的在经济工作中要有计划性、要实事求是的观点，当时并不为人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成了全国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的这些思想对新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合作 回忆我们初到陕北的经济工作，不能不提及国共合作时国民政府的供给。 一九三六年初，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出击山西（东征），后来又向宁夏、甘肃出击（西征），都有战略目的，就是求生存。没有地盘就没有饭吃，无法生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了中华民族存亡的危机，使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发生了日本发动对上海侵略的「上海事变」，促成蒋介石与我们党达成协议，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开赴山西，在阎锡山为司令官的第二战区对日作战。为了适应同国共合作和八路军深入敌后的需要，我军供应机构的变化很大，我们组建了以叶季壮为首的八路军军需处，常驻西安，向国民党政府的请领或报告，都由军需处承办。国民政府对八路军供应的编制数，最初为两万五千人。所领的经费、物资，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统一分配，八路军军需处承办，中央军委供给部只能分到一部分。一九三八年上半年以前，由国民政府供给的粮食、物资和军需品，大部分运往山西供应前方作战部队，我们驻在陕北的后方部队只能分到很小一部分。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日军打通了同蒲路，向前方的运输中断，国民党政府供给的粮食和军需物品便大部分运往延安了。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九年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军驻西北部队的困难相对比较小。 全面抗战开始后，延安吸收了数以万计的学生，相当多的人是由汽车队从西安运到延安的。另外，三九年以前国民党联勤总部发给八路军的粮食也由汽车队运到延安。但由于管理维修不善，这批汽车逐渐损坏不能用了。那时一些地方军阀对我们也有过支持。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曾对我党表示友善，赠送了一万五千件大衣，对我军是很大的帮助。我们下发大衣的时候，留下了一些好的皮大衣给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我为李富春留了一件，但只有大号的，李的身材小，我就为他改做成一件小皮大衣。我给富春同志送去，他穿起来后左顾右盼，非常满意地说：「我以前从来没穿过这样好的衣服，看来这一件够我穿一辈子了！」抗日战争高潮刚开始的一九三七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了，他一下子从极「左」变成了右倾。当时党内不少人对国民党有幻想，认为国民党力量大，有军队，有政权，有盟国支持，这为王明的右倾路线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红军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发了一些国民革命军军衔指标，不少人很看重它，争军衔，不但争有无，还争高低。在国共合作较好的时期里，党内看国共合作好的表面现象多了，右倾路线又一次在党内蔓延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不久，高级干部就开始传达学习会议精神。 李富春向中央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的传达是在延安清凉山最高一层石窑洞里。在那里开会，主要是防止日本轰炸。我文化程度不高，但理解能力和记忆力比较好，特别是邓洁给了我一份李富春的传达记录，那里有毛主席的讲话，文件我长期保留着，至今还记得几处要点： 1、要坚持独立自主。这是同国民党合作的关键，毛主席说，「别人要问：『你们共产党是利用抗战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发问的人若是自己人或是可靠的朋友，你可以向他点点头，要是别有用心，你可以回答：『没有人民力量的发展就没有全民抗战！』」 2、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过去，我们有根据地就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丢了根据地只好长征。现在又有了根据地，就有群众、有军队。我们懂得有根据地的好处。现在我们要到日寇的后方去，那里日本人管不了，蒋介石不敢去，那里就是我们的了。 3、要执行持久战的正确作战方针。我们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这是量力而行，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提出的。游击战能发挥我军的优势，有利于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我们到敌后；从开始就要想到最后胜利。我们要在战争中积蓄力量。 4、要搞好陕甘宁边区。我军主力应到敌后去，不要留在边区。国民党占领延安、占领边区都能办到，但把我们赶走办不到。敌人呆在延安城，我们就在七里铺。只要我们不犯错误，边区丢不掉。 形势不出毛主席的预料，国共两党合作没多久就冷了。我们从国民政府得到物资供应本来就少，从一九三九年秋天起，形势发生了变化，东西更少了，再下去就没有了，只有「空头支票」。后来「空头支票」也没有了。 抗日战争开始之初，我们曾经幻想过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军队的供给，也确实得到过一些。但我们早就有意识地着手自己解决物资来源，早有了准备，所以形势变化，国民政府的供应中断的时候，引起的困难就比较小。后来，我军到敌人后方去建立了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由那里的人民养活。而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我们不仅活下去了，而且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 * * 1 原文多一「任」字。 第七章 华中三年 中央财经工作团 大概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间，中共山东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大意）：山东胶东地区是一个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根据地。该地区较富足，海运发达，这里进口日货，可以取得大量税收。因为财政干部缺乏，山东的财政经济工作尚未健全起来，建议中央派一批财经干部来山东开展工作。以我们估计仅把胶东的税收工作建立起来，每月就可以为中央筹到五万到十万（法币）的款子。 毛主席和中央财经部的领导人李富春对山东分局的报告很感兴趣，李富春自己都想去，因为我们的财政太困难了。毛主席当时还没有下决心，他认为把票子搞到延安来，什么东西都买不到，毛主席认为多搞「通货」来比较好。毛主席还对李富春、邓洁和我说过，你们去山东搞票子好呢，还是在延安种小米好？这时山东分局有来电催问此事，李富春就给中央打了报告，大意是：同意山东分局向中央提出的报告，准备派一个大的工作团去山东，由李富春、邱会作、邓洁带队，预计工作两年。争取向中央输送比较充裕的现款和「通货」，虽然我们面临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和经济封锁，但在边区周围，尤其是西安、山西方面还是可以买进东西的。另外从自身的财政角度来说，也应考虑为召开七次代表大会准备所需的经费。 一九四〇年一月间，适逢周副主席在延安，他很重视中央财经部的报告，并向主席提出李富春不能离开，派邱会作带工作团去山东，限期工作两年，还是要回延安工作的。 我离开延安之前，毛主席同我谈过两次话。 头一次谈话，主要是谈财经工作问题。毛主席说：「你们是以中央财经工作团的名义去山东，从政治上来说，你是可以胜任的。从业务工作来说，你们只能叫财经工作学生团。……我们的党打仗、搞党的建设、搞统一战线都还可以，搞财经这还是不很行的，这是我们全党都要开始的新课题。你们到山东去，要向资本家学习，向日本人学习，我们应该造就一大批有作为的财经干部。……你就是个农民子弟，过去饭都吃不饱，还懂什么财经？但是你这个人天资比较聪明，也就是说有一副小科学头脑，工作努力又好学，是可以学会财经工作的。」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对我鼓励很大。 一九四〇年初，中央组织了一个近百人的财经工作团，准备去山东，由我任团长。我们的工作团以军委供给部的干部为主，记得还有谢胜坤、谢锦文、李建亭等同志。 临走前毛主席又叫我去，主席说：「你去搞点经费回来，你是能搞得到的，具体工作不谈了，到洛阳请少奇同志跟你谈。」在谈话中主席也讲到对彭雪枫同志的赞赏和一些担心。主席说：「你替我转告彭雪枫两个问题。一是，他不愿深入到津浦路以东去，是不能求得发展的，只能成为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哨兵，面向西为日本人放哨，面向东为蒋介石放哨。这样是不能建设巩固的根据地的。二是，要多团结多联合人，排斥张爱萍是不对的。我的话你要原本带给彭雪枫，希望他在实际斗争中改正自己的错误。第一个问题，他自己不改正，敌人会强迫他改的，终究是要到路东去的。」 因为当时是统战时期，我们就直接到了西安，准备坐火车去，也开了通行证。国民党表面上讲统一战线，实际上下面处处刁难，等了几天才允许我们走，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到了洛阳后，我去少奇同志那里请示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和少奇同志说话，少奇同志很和蔼，说话也很严谨，他讲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和华中地区、新四军的情况，也讲到对彭雪枫同志比较重的话。现在想起来，这是少奇同志和三军团彭德怀、彭雪枫、黄克诚的一些历史渊源有关。我向少奇同志汇报到搞经费的问题，少奇同志才第一次笑起来，他说：「你可能刮不到多少油水。税收问题也不是很容易。」 淮北往事 我们到达豫东永城县六支队所在地后，准备去山东。在那里我以过路「客人」的身份转达了毛主席给彭雪枫捎的话。他听了以后倒还冷静，但不很高兴。他说：「毛主席的话事关重大，除我之外不必和任何人说。」我立即回答：「我绝对遵守党的纪律。」后来，事实教育了他，一九四一年春，汤恩伯把四师从路西赶到路东去了。 这时，正好发生了安徽太和县杀害从延安来的十多名干部的事件，我们去山东就几乎不可能了，再说陇海路有敌人密集的封锁线，还要通过很大的国民党统治区。少奇同志叫我们留下，可能有去彭雪枫那里掺沙子的意思。我则感到那里情况复杂，想先到山东去转一转。主席知道这一情况，立即来电报，叫我们去苏北： 雪枫会作并告胡服： 苏北为最富庶区域，部队亦最多。邱会作及其工作队必须即赴苏北，不得不顾全局，延误时间。 毛王朱 二十七日（一九四〇年五月） 我们带去的几十名干部就在豫皖苏分配了工作。这时，彭雪枫也找到我，拿出了主席的电报。后来我才知道，彭是不希望我走的，主要原因是怕我透露出去毛主席对他的批评： 胡服雪枫并告会作： 邱会作等决留华中帮助财政经济工作，并代中央筹款。今后每月可帮助中央若干款项望即告军委。 毛王 九日 从主席的电报看，我们的任务还是「代中央筹款」，另外就是决定我们「留华中帮助财政经济工作」。在战争年代没有部队做依托是站不住的，我即向中央请示。主席很快就来了电报： 雪枫同志： （1）最近你们打击敌伪有许多胜利，而头方正布置进攻你们。请即将胜利消息，拟成通电，用新闻密拍来，以便转蒋程卫，要求奖励；反对头方进攻。（2）你处财政收入，有无大希望，如邱会作等留你处工作，每月可供给中央好多数目，望告邱等暂在你处待命。 毛王 十三日 这样我就被任命为豫皖苏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依托在四师。四〇年秋天，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南下去苏北组建三师，中央同意留下刘震一个旅开辟蚌埠西北的根据地，汤恩伯大量进口日货的通道被我们控制，我们立即组织淮上地区的税收，开辟财政来源。在淮上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税收工作，每月能搞到数万元，甚至十余万元。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现金不便集中保管，全师旅以上干部的乘马，常常是携带现金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成绩，曾决定向延安输送三十万元。 彭雪枫对我们到四师来并没有思想准备，彭雪枫以为我很快就会走，并没有在四师安排我的工作，新四军军部几次调我去，彭雪枫没有同意，让我给供给部长谢胜坤同志当政委，后来把孔石泉的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让给我一个小的，我就兼任了组织部长。 一九四〇年，新四军六支队部分领导。左起：萧望东、邱会作、黎同新、赖毅、张震。 四一年春，路西失败，我们损失很大，刘震是十旅旅长，滕海清是十一旅旅长，他们认为应两个旅合起来，集中兵力和敌人作战，彭则让他们各打各的，让敌人干掉我们不少，四师被赶到路东去了，毛主席对彭雪枫的预言成了现实。路西失败也不可小视，中央、华中局和少奇同志有意将彭调走，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来当师长，张爱萍认为这样并不利，坚决不来。在少奇同志的催促下，陈毅同志亲自与彭谈，让他到军部去当参谋长，彭则坚决不肯去。四一年底，华中局决定派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四师政委兼淮北区党委书记，邓来了不久，即在洪泽湖以东的仁和集整风，总结路西失败的教训。 四师的问题有一定的严重性，有人提出路西失败是「小皖南事变」，收编的地主杂牌武装，没有解决「枪换肩」的问题……等等。整风会议之前邓子恢与我谈了一次话，邓首先说：一，你不能到军部去，这里工作需要。二，这里工作相当困难，要团结更多的人，才能开展起来，靠原来他们几个主要领导开展不起来。三，要敢于斗争，要有点冲劲，把问题端到桌子上来。接着邓子恢又转了话题，问我对路西失败有什么看法。我就按照毛主席给彭雪枫稍话的精神讲了我的意见（我对毛主席批评彭雪枫的话一句也没有说），邓听后很惊奇，他说：「你的思想水平之高我没想到，我很赞赏。」然后他说：「你把刚才的看法写成一篇发言稿，对大家会有启发，能把问题提高到执行路线的高度。」 我写了一个发言稿，题为《在敌后坚持持久战》。主要讲了三个内容：一，敌后抗日根据地与统一战线。二，夹缝中的战略问题。三，建军的党性原则。我的发言稿都是根据毛主席对彭雪枫的指示精神做了联系实际的阐述。邓子恢看到我的发言稿甚为称赞并亲自做了补充和修改，并指定要我发言，我说：「我基本上是局外人，送给你发言稿就算交差了吧。」邓即问我有什么顾虑，我说不能没有顾虑，虽然是总结路西失败的教训，我感到后面还有较深的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吃不准，你发言说的是东，别人会理解为西。邓向我做了解释，然后对我说：「你就算奉命发言，一切后果和责任在我身上。我们是对事不对人，对革命负责任。」 我对四师的情况了解是不深的，在四师的干部会上，我的发言对全场有一定的震动。我的发言肯定使彭雪枫十分烦恼。 我的发言确实使我不便继续在四师工作了，我也的确不想留在四师，后来，我和彭雪枫碰面都几乎没有单独谈过话。我向邓子恢政委提了两条要求：一，还是去新四军军部分配工作。二，把我调到地方上去搞财政经济工作，当时还根本不敢提回延安去。邓向我解释说，这样办都不好，不利于团结。到了四三年初，中央为了保存干部，适遇大批干部要回到延安去，我也提出了回延安的要求。彭雪枫先入为主，表示同意我的要求。邓子恢政委虽然不同意，但不好提出与彭相反的意见。于是他只好同意我的要求。彭是坚决不同意我到军部去工作的。事后，邓同我说：「你提出回延安，我同意你回延安的原因是共同的，这就是我们的党性原则。」我以愉快的情绪回答说：「我理解你的话的意思。」邓最后说了一句：「你先走，快要开七大了，对孔石泉和你都还有政治上的考虑，以后你会知道的。」我是轻松愉快地回延安的。 主席对彭雪枫是很器重的，不幸的是他在四四年九月在战斗中牺牲，英年早逝。彭雪枫文武双全，是一个意气风发的优秀指挥员。对于彭雪枫的牺牲我是很悲痛的，胡敏则大哭一场。 从四师回延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央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就是：「保存和培养干部。」从一九四二年起，各根据地就逐渐将干部送到延安「保存培养」去了。这一决策对解放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从新四军四师一起到延安去的干部共十三人：政治部副主任孔石泉，政治部民运部长康步云，司令部机要科长冯贤驹，副科长周汉英，卫生部长林土笑，抗大四分校训练部长蓝侨，政治部主任张明河，九旅团政委蔡明，十二旅副旅长黄思佩，萧县县委书记李砥平，供给部驻淮南某部政治处主任贺恩宽。除了康、周、林、蓝、贺等五人未婚之外，其余都结婚了，都是夫妇同行去延安的。胡敏当时怀孕己经三个月了，师部还派了一个牲口专门送她过陇海路北，这可以说是很照顾的了。 我们从安徽到延安是一次艰苦的行程。一九四三年三月间，我们从安徽的泗县半城镇出发，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到达延安。究竟走了多少路，无法计算，但走了一年又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经过安徽的淮北、山东、晋冀鲁豫、晋西北等解放区。通过陇海铁路东段、津浦铁路鲁南段、平汉铁路、同蒲铁路中段等日本鬼子大的封锁线和记不起名称的很多小的封锁线。通过这些封锁线基本上是夜间偷过，或化装公开过两种方法，都是在当地解放区军队的严密组织和派人护送之下通过的。从组织工作的角度来说，是有安全保证的；从敌情的角度来说，是没有安全保证的。据我所知，各根据地送去延安的干部数以千计，都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这无疑是极大的成功！ 我们一过陇海路，就听到新四军三师去延安的干部在海上遇难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遭到日本军的攻击，三师参谋长彭雄，七旅旅长田守尧等当场牺牲。滨海军区对我们通过微山湖区是特别慎重的，因为这个封锁区的纵深是相当宽的，要连续两三天的行程。 第一天黄昏，我们从路东的抱犊崮山脚下出发，经过一个通宵的急行军到第二天才到佛山后的秘密交通站。途中偷过了三道封锁沟，每条沟有四、五米宽，行程约180里，在途中连续走了约二十小时都没歇息过。我这个还是年青力壮的小伙子，走得都前脚带不动后脚，几乎只剩下半条命。这天行军，因胡敏有身孕，交通站还特别给她备了一条毛驴。那条驴子特别通人性，对胡敏是帮了大忙的！ 我们到了预定的休息地点枣庄煤矿南面的佛山后，我们刚进房子躺下枪声就响了，而且越响越厉害，像有战事。我只好命令大家向山上走，警卫员招呼胡敏走出房子，也向山上走，佛山后是一个石头山，爬上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我正在爬山的时候，我同孔石泉商量：「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走还不如抵抗好。」他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就集合了几个警卫员准备打仗。正在此时，交通员回来了，说什么情况也没有，联络没有搞好，是发生了误会，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我们很早就从佛山后出发，到津浦路同枣庄铁路分叉的镇子上才吃了早饭。今天的路并不很远，中午就到了微山湖东岸。这里没有房子，尽是一些草棚子，有很多的渔民。那天晚上永远不能忘记的就是跳蚤多得使人难于相信。我一进草棚子，两条腿上就密密麻麻的一片黑，立即向棚外跑，问房东怎么办？他说，有办法。房东端了木炭火进去，跳蚤就自动跳进火盆，一时吱吱咋咋响了好久。 第三天，是通过微山湖封锁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这一天要通过日本鬼子一个有五里路长的岗楼群，通过敌人岗楼群的时候，事先交通员交代说：「只跟着走就是，不要说话。」接着我们三人就在敌人岗楼下面左弯右转的。我不仅看到岗楼上敌人的太阳旗，也看到了日本鬼子的相貌，敌人对我们根本不管，连话也没有问过一句，我们就胜利通过了敌人岗楼群。这样也就基本上通过了整个的封锁区了。这是我们到延安去最危险的封锁区。后面的封锁线，都比这容易过了。 我们到了冀鲁豫解放区，深深感到这里是被日本鬼子摧残得最厉害、最严重、最残忍、最无人性的一个地区。对全区的情况我不了解，以我亲眼看到的有如下几个不堪回首的事。 （一）坚壁清舍。过了微山湖封锁区之后，不管是小庄子，还是大庄子，都空无一人，至多也只能看到个把老人。后来才知道，敌人的汉奸队专门在夜间进村抓人和奸淫掳掠。日本鬼子对伪政府抓劳工是硬指标，限期抓不到，就要他们自己的子弟抵数，因此，汉奸队抓劳工就特别凶恶。为了躲避抓劳工，白天群众有联防，晚上就只有到野外地窖里睡觉，老百姓把粮食装在缸里，埋在野外。老百姓特别痛恨和害怕的就是强奸。日本鬼子是禽兽，对女的不管老少都强奸，还有特别不能使人忍受的是，汉奸队抓到了年青媳妇和姑娘，都是集体轮奸。日本鬼子欠下了老百姓数不清的血债！ （二）一坛子血。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对濮阳县根据地扫荡的时候，在这个村子曾过吃了八路军和民兵的亏，鬼子死伤不少，日本鬼子就决定对老百姓报复。第二天拂晓就突然回来包围了村子。把老百姓强迫集中到街上庙门口，结果不到半小时之内被敌人用机枪打死四百多人。倒在死者尸体群之内的幸存者只有三人！街上鲜血像水一样的向低处流。他们用坛子把死者的血装上一坛子，作为对全体死者的悼念。 我们请三位幸存者讲一坛子血的情况，没有一个人能讲到底就会哽咽讲不下去，我们听的人多数都哭泣不成声。我在发生这个惨案的村子里亲自受到了教育，并向死者鞠躬致哀！我们大家都进一步具体地认识到了日本鬼子的罪行。 从冀鲁豫到太行山是比较容易走的，只要一过平汉路就到了。到了太行山，回延安最艰苦的阶段就基本上过去了。 过平汉路后，我们在安阳市最热闹的地方吃的中午饭，晚上的就到了林县交通站。由林县再走一天就到了一二九师师部住地，以后就不要交通员领着走了。我们在一二九师师部只住了一天就到麻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总部驻在上麻田，我们住在下麻田招待所，相隔约半里路。在麻田经过十多天之后，我们四师同行的人，才先后到齐了。 我在八路军总部认识很多的人。但我除了同总部参谋长滕代远、总部司令部一科副科长何廷一、二局钱江局长有联系之外，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联系过，不是十分熟悉和知已的朋友，我是不会找别人麻烦的。 滕代远参谋长对我很好，我到了第二天就到招待所看我。何廷一是我到的当天就来看我了。第三天，滕代远叫我去谈过一次话，他说了在延安时期的一些历史情况，并想留我在太行山当兵工部部长。因为我对兵工方面的业务比较生疏，对工作没有把握，就婉言推掉了他的留任。 八路军对过往的干部都比较热情接待，尤其是从敌后回延安的干部有困难总是尽力解决。彭德怀向新四军二师和四师的干部做过一次时事报告，介绍了晋冀鲁豫的情况。他讲话之后，请大家吃了一次饭。每人半斤肉的标准，吃一个炖汤菜和一半白面一半粗粮的花卷。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负责人陪着大家一起吃。这顿饭，吃的很亲、很甜、很香，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由于胡敏产期临近，我就陪她生下孩子再走。同路的黄思佩的爱人连佩珍也是要生孩子，我们就结合一起走。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我们的大儿子就在麻田西北约三十里的隘峪口野战医院出生了。因为孩子是在回延安的路上生的，故取名路光。胡敏生孩子前自己挺着大肚子去敲医生的门，医生吓了一跳，扶她回医院准备接生。我就在医院陪着她，但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当时也患了病，躺在胡敏生孩子的隔壁房里，动也不能动。胡敏刚生下孩子，她自然也不能动。两个都不能动，只有心相通就是了。 胡敏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得到日本鬼子扫荡的情报。医院要把所有产妇都送到山上去分散在各个石岩洞里。一片山只有一个招呼的人，连饭也不能保证吃上，我要同去医院又不准。怎么办？只有听天由命了！胡敏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我们一九三九年十月结婚之后就由延安到敌后去了，我们都是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生活的，她对艰苦从来都没有过一句怨言，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上是战友关系，在家庭生活上是兄妹关系，从来没有吵过大架。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很多坎坷和曲折，我们的生活真是长长流水，一直到现在川流不息。 路光的上面还有一个女儿，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出生，是左齐同志接生的。孩子出生之后，由于战事紧张，环境恶劣，连个名字都没起好，就寄养在安徽省怀远县以西的龙亢镇老百姓家里，孩子长到五岁就病死了，孩子白出生一场，是日本鬼子和战争造成的，责任不在父母，我们只有一句话对不起孩子。 胡敏生路光也是苦不堪言。当时连小米稀饭都吃不饱，要想吃别的东西是千万不可能的，坐月子就是过难关。还算好，有滕代远送的一只公鸡，老战友钱江送给我一个搪瓷缸（还没有把），这就是胡敏坐月子唯一的补养佳品和用品了。现在有了大儿子路光，又在回延安的途中，当时我们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要把孩子带到延安去就非有一个运输员不可。我向滕代远写了一个报告，要求调给我一个运输员，得到了批准，老战友何廷一在总部特务团给我选调了一个班长郑继忠。这个同志非常好，他是路光最好的保护人，没有他路光可能不会长大成人。后来，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郑继忠成了我们家的生活总管。郑继忠同志于一九五五年从武汉来北京开会时发心脏病去世了，我永远怀念郑继忠老战友！ 到绥德 一九四三年八月中旬，胡敏生孩子还没满月，我们就继续向延安走，当时条件好多了，孩子装在一个篮子里，有老郑挑着，但胡敏还是不行，孩子还没满月，胡敏就开始行军，落下了走路脚板疼的毛病。我则亲自给孩子洗尿布，为了干得快，我一只手拿一块，边走边抖，有时头上还顶一块。在文水，交城进入晋西北解放区八分区。 我们从八分区到过黄河要通过山西岚县一条封锁线，路光刚生下来，啼哭是难免的，负责经委工作的蓝桥同志告诉胡敏：「过封锁线时要用双手放在孩子的脖子上，孩子一哭只能掐死！」胡敏虽然泪流满面，但还是照做了，因为孩子一哭，敌人发现了，大家都活不了，孩子自然也活不了。封锁线要在晚上通过，当时已经霜冻了。我同胡敏一共只有三条裤子，她满月不久，我就让她穿两条裤子，我穿一条。我的孩子只有一床很薄的被子，怎么办？只有借兵站的一件老羊皮大衣了，这一下孩子的御寒的问题解决了。过了黄河后，我真不想还回大衣，但自己毕竟是一个老后勤了，公家的东西不能随便要，正好有回兵站的人，我把羊皮大衣托人带回去了。 过了黄河就到了陕甘宁边区了，大约十月间就到了绥德，我们住在城南的七里铺。我被留在绥德工作了半年多，才到延安去的。中央组织部在绥德设了一个处理委员会，主任是李井泉，秘书长李乐光，我和新四军三师一个旅的卫生处长李永春留在处理委员会工作。处理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敌占区回来的干部进行处理，主要去向主要是分别送到中央党校一、二、三、四部学习。由绥德到延安还有一些具体的行政事务也是要办妥的。胡敏带着孩子先回延安了，为了养活孩子，我唯有两件「宝贝」，一支旧钢笔和一只破旧手表，我把手表卖掉了，换到三千元边区票子。 —九四四年四月间，我到了延安，进党校学习。本来对延安并不陌生，但延安一切都变了，变化最大的是大家都丰衣足食，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状态很好。延安保存了很大一批干部，大家都在精神焕发地攻读马列主义，整风学习。我到延安是颇有收获的。 第一，我看到了中央党校抢救运动的痕迹。大砭沟口，有临时监狱，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叶帅的夫人危拱之就关在那里。我在党校校部还看到过曾志被捆绑在树上被打的死去活来的惨状。这些都是抢救运动的结果。 第二，我参加了党校的两条路线学习。经过学习，对党的路线有了初浅的认识，这对我以后的斗争，特别是对毛主席思想的理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三，边区的生产发展起来了，享受到了延安的丰衣足食。中央党校能够集中数以千计的干部到延安学习，也是在有饭吃的条件下，才能办的事，我在党校学习就没有吃饭问题的顾虑。 党校的生活也是不错的，同三七年抗大的生活相比成了明显的对照。抗大时期几乎天天吃不饱饭。现在，党校不仅有饭吃，而且吃得比较好。早饭是小米稀饭，中午晚上都是小米干饭，二、四、六中午还有白面馍馍。副食，早上有自做的咸菜，中午和晚上都是两菜一汤。菜的数量也比较丰富，对填饱肚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胡敏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 我的老伴胡敏（原名叫胡秀英，参军后改名为胡芝敏），一九二一年出生在陕西长安县一个赤贫家庭里，从小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她三岁丧母，五岁开始和其他穷苦伙伴一起挖野菜、拣垃圾为生，从而被西安的红十字会收进难民所，边做工边学识字。十三岁到陕西省立医院当清洁工。一九三六年五月，在陕西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始做革命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寇的侵略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搞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对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进行「围剿」。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终于酿成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爆发以后，胡敏和省立医院的进步青年、教职员工，义务为从抗日前线转送到省立医院的伤病员进行救护，敷药喂汤；同时他们与西安的民众相呼应，走上街头，搞宣传，作讲演，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地下党组织西安的医护人员，组成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到前线去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胡敏是医疗队十四人中的一员，一九三七年十月奔赴山西八路军总部，参加了八路军，在前方野战医院工作。三八年组织上送她到延安红军卫校学习，三九年，胡敏刚满十七周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和胡敏三九年十月在延安结婚，四〇年，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工作团，我任团长，到各战区去为开党的七大筹些款，我们就到苏北去了，后来留在新四军四师工作。胡敏在四师司令部卫生所当所长兼医生，她当时只有二十岁，工作充满革命热情，任劳任怨，不知疲倦。工作之余还去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彭雪枫同志很赏识胡敏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 胡敏在四师有三件事是值得回忆的。 抢救陈锐霆。陈锐霆同志（解放后任炮兵副司令员、五机部副部长）在国民党军队任旅长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一九四一年，他率部起义，把部队拉到新四军来，这是一个壮举，陈锐霆同志是有大功的。陈部晚上宿营已在四师附近，没想到陈部有些反动的基层军官，发现陈的意图，甚至陈的副官也是蒋军嫡系人物，他们决意杀掉陈，再跑回敌军去，他们摸到陈锐霆的屋子里，用刀猛捅陈几刀，陈的肠子都出来了，这几个家伙说：「用电筒照照，看死了没有？」陈急中生智，把肚子上的血，立即抹到脸上，摒住呼吸，敌人一照认为陈死了，就带一些人跑了。 彭雪枫得知消息后，立即派胡敏去抢救，胡敏去后，立即将陈的肠子推回腹部，严严实实包扎好，胡敏又去检查头部，只见满脸血，没有伤口，陈锐霆用微弱的声音说：「头部没伤。」胡敏叫来担架，亲自压住陈的腹部把他抬上担架。经过一段治疗陈锐霆恢复了健康，胡敏为此也受到立功表扬。陈锐霆是个非常讲情义的人，一直到建国后，只要见到胡敏，必称胡为救命恩人。尤其是我们被打倒之后，不论在什么环境，他见到胡敏仍称胡是救命恩人，这真是难能可贵。 抢救刘瑞龙。一九四二年有一天，彭雪枫接到告急报告说：刘瑞龙主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解放后是农业部副部长），因工作过度劳累，晕倒了，要赶快去抢救。因胡敏出诊去了，彭雪枫找不到胡敏，很是着急，就叫警卫员先备好三匹马，胡敏刚回到司令部去见彭雪枫，彭的警卫员一把把胡敏抱到备好的马上，策马飞奔淮北行政主任公署。彭在马上着急的对胡敏喊：「你到哪去了嘛？！我们要去救刘主任，刘主任啊！」胡敏到后就给刘瑞龙嘴对嘴的做人工呼吸，掐上嘴唇的人中部位，并打了强心针，慢慢刘瑞龙苏醒了……。彭雪枫的脸上立即转阴为喜。 在回去的路上，胡敏体力不支，下马请彭雪枫先走，自己靠到一棵树下喘粗气，这时彭才想起胡敏已经是有身孕的人，彭感动地说：「哎哟哟，你胡医生是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我们的模范共产党员。」当时，正值中秋节前夕，彭雪枫专门给胡敏送了两块月饼。 在四师的评功大会上，胡敏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彭雪枫专门在奖给胡敏的日记本上题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送模范共产党员胡芝敏。彭雪枫」邓子恢政委题词是「戒骄戒躁，再接再厉。赠给模范共产党员胡芝敏。邓子恢」。 我们回延安时，彭雪枫专门给胡敏赠送照片，鼓励胡敏努力奋斗。并说：「我们延安见！」解放后建好军事博物馆时，总政专门来人索取这张珍贵的照片，胡敏痛快地捐赠了。 忍痛抛子。一九四一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大女儿出生了。当时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医生也很少，孩子刚满月，胡敏毅然地把孩子送到老乡家寄养。彭雪枫知道此事后甚为感动，他握着胡敏的手说：「我佩服你的革命精神！」我们四二年回延安时，组织上不让带孩子走，实际上也见不到孩子了，因为四师的师部已转移，我们离孩子的寄养地已经很远了，临走前她不能去看孩子，自己哭了一夜，她毕竟是一个只有二十一岁的年轻母亲。全国解放后，部队打到广西，胡敏千里迢迢去寻找女儿，不料女儿早已病故。房东老乡对胡敏说：「孩子临死前，我对她说，我不是你亲妈，你亲妈是个当兵的，孩子点点头就合眼了。」胡敏悲痛欲绝，当即昏了过去，醒来以后，她一直喃喃地说：「孩子连个名字也没有起就死了，真对不起孩子。」我听到胡敏的话，心里也很难过。 因为胡敏是个医生，在战争年代每天忙于工作，晚上还要照顾孩子，是非常辛苦的。一九四六年在承德，胡敏因工作劳累发高烧，没有见效的药，正好有孩子要出生，胡敏竟自己给自己打了一针兽用的盘尼西林，撑着病身子去给战友接生。这一针可严重地损害了她的身体。 一九五五年胡敏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解放后她仍然积极工作，努力奋斗，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工作，没有休过一次假。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胡敏经常下部队，走到哪里都要做忆苦思甜的报告，鼓励青年人艰苦奋斗，积极向上。六五年，胡敏主动响应中央的号召到宁夏农村搞四清，一直和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胡敏就是这么一个好同志。在「九一三」之后，因为我的关系，也被打倒，关押了八年之久。还送到劳改农场去监督劳动三年，最后「三开除」（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开除公职），每月只发三十元生活费，历尽艰辛困苦。就是在这么含辛茹苦的日子里，胡敏在农场还常常在在晚上给群众治病，赢得了群众尊敬和爱戴。 一九八一年，经解放军纪委书记黄克诚的关怀，对黄、吴、李、邱的夫人落实政策，黄、吴、李的夫人都较为顺利地恢复了党籍。总后党委也拟同意给胡敏恢复党籍，总后政治部也给胡敏谈了话。但总后项目组和总后司令部把持复查工作的造反派（胡敏在总后司令部办公室任主任），极力阻挠给胡敏恢复党籍，经常指着胡敏的鼻子训斥，非叫她承认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东西。胡敏绝不拿原则做交易，拒绝强加给她的诬陷之词。事后，军委纪委的一位同志对胡敏说：「阿姨，四位夫人，你的错最少最轻，反而只有你没有恢复党籍。」 一九三七年，胡敏（后排右一）在八路军前线野战医院。 一九四五年，胡敏（左）与当年在西安地下党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时的战友在延安重逢。 一九四八年冬，胡敏与承光在齐齐哈尔。 一九五二年，胡敏在广州任军区总医院小儿科主任。 一九六〇年解放军通信兵部卫生处长。 一九六三年，胡敏在总后大院家门口。 胡敏晚年。 第八章 参加七大 在中央党校学习 一九四四年四月间，我开始进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二部主任张鼎丞，副主任安子文。在二部是在十六支部学习，大约几个月的时间就搬到一部去了，搬到一部就编入华中七大代表团学习了。 我到十六支部后，就是支部负责人之一。党校的部以下就是支部，支部是党政合一的组织，支部统管一切。二部就有十六个支部，我们是二部最后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学员，大体上是敌后各根据地来的干部、中央机关来的干部和高级干部的老婆，各占三分之一。毛主席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的媳妇钱希钧、贺怡都在十六支学习。邵式平、张鼎丞、陈赓、赖传珠等等的老婆也在十六支学习。十六支别称「新闻支部」，其意是知道的消息很多。在十六支可以听到很多在别处听不到的事。无论是中央的大新闻，延安各个机关的「小」新闻，甚至某些高级干部的桃色新闻都应有尽有。在十六支学习的女同志，她们的脸皮比男同志还厚，没有她们说不出口的话。 党校学员的生活很简单，在学习方面，没有教员，也没有书本，几乎每天都在「自学」。每天下午一开始讨论，三、五成群的在一起吹牛皮，这是最愉快的事了，学习、生活上都是轻松自由的。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学习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学员的典型事例多得不可胜数。陈赓在军队干部中很有威望，传奇很多又充满英雄气概，他的老婆傅涯又在十六支学习，大家对他的谈论也就最多的了。 陈赓交白卷。一九四四年入党校学习的人，都要经过文化测验，以做编班的根据。 一天，我按照校部的通知，到食堂去参加文化测验。陈赓坐在头排的中间，我坐在第三排。我一进考场就看到了陈赓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慢慢地在桌子上轻轻的敲着，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大官参加文化测验。 主持测验的人刚发完测验卷，还没回到自己的坐位上，陈赓就交卷了。陈赓交卷时，还说了一句带有「拜」的什么话。事后才知道，他说的一句英语，是再见的意思。主持测验的人，看到陈赓是交的白卷，有一个人就赶到门口去大声叫：「陈赓同志，你为什么不测验就走了？回来参加测验后再走！」陈赓还是用英语说了一句「拜」，就扬长而去了。 测验卷的内容是什么？我都记不全了。现在还记得两条：一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是什么？二是我们国家最后的五个朝代叫什么名称？这两条我都回答出来了。其余的条文，我知道的也回答了。 陈赓交了白卷，他见人就说，大家听了，也总是哈哈大笑。事情也巧得很，自从陈赓交了白卷之后，进党校学习的人，再也不要参加什么文化测验了。后来进校学习的人，也都感谢陈赓的白卷交得好，为大家反掉了一个进中央党校的「关卡」。 陈赓背老婆过河。陈赓在党校一部学习，他的老婆傅涯在二部学习。一部和二部隔着一条延河，延河在秋冬之交时，常常发水，胆小的人则不敢徒涉。党校在延河上架了简易的水面桥。并且还是独木桥。稍微发点水就不能行人了。一个星期六，陈赓在河边上叫傅涯去过周末。傅涯回答：「水大过不了河，不回去了。」陈赓就说：「你下来，我背你过河。」傅涯和同房的四个人都是一部的家属，她们都一起下去了，四个女人走到河边，陈赓果然把她们都背过去了。 陈赓背老婆过河的事很多人看到了，笑声话语多得很。这件事也传到毛主席那里去了，为此主席对党校有批评，这才引起了党校的注意。于是，党校在三天之内，就把原来的老桥改造了，一般的水情也照样可以行人了。陈赓背老婆过河的佳话，在延安城都传颂开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扬陈赓！ 陈赓反霸道。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有个秘书，大家都叫他小秘书。有一次大家一起把那个小秘书如何霸道的事实同陈赓说了。他听大家说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话：「那个小秘书会吃人！？」 正巧，当天晚上党校礼堂有文艺演出，党校一、二、三、四部都发了票。但票上没有坐位号数。演出之前，小秘书把前五排正当中的凳子都放倒了，意思是这些座位留给党校负责人坐的。 陈赓走进礼堂时，正好有四部来了好多学员，没有地方坐了。陈赓就带着他们到放倒的凳子那里，并笑着说：「这里没有人坐了，你们就坐在这里。」 不久，小秘书领着校部的负责人彭真、黄火青等和他们的家属来看演出了。小秘书一进门看到留下的坐位，别人已经坐了。他立即跑出门外去同正要进场的彭真等人说明了情况，要他们等一下再进场。小秘书又进场来，就指着坐在留下的位置上的人说：「你们是哪个部的？这是给负责人坐的位置，你们立即让出来！」坐在那里的人，既不动也不说话。 正在吵的时候，从外面进来一个警卫员同小秘书说：「秘书长（黄火青）叫不要吵。他们都回去了，不看了。」那位小秘书也跟着出去了。 事后，小秘书很快就知道四部学员占坐位的事，是陈赓「捣的鬼」，他要把管闲事的人整一下。第二天，小秘书就在礼堂门口出了一张告示，主要内容是两条：一条是骂管闲事的人是「哥尔洛夫」（据说是苏联的戏剧名称，可能是指摆资格的人），一条是警告：管闲事的人「不要多管事」。陈赓看到告示之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 第二天，晚上演出继续进行，礼堂前面倒下坐位凳子的情况也同前天一样。陈赓晚饭后手持一条棍子，站在礼堂门口等小秘书的到来。那位小秘书果然大摇大摆地来了。陈赓看到小秘书，开口就问：「礼堂前面昨天和今天倒下那些凳子是你干的吗？」 小秘书：「是我干的。怎么样？」 陈赓：「不怎么样，我们到副校长那里讲理去！」陈说完后就伸出手去拉那位小秘书。小秘书便跑到礼堂出门的地方，站下来又说：「我们要多少坐位，你管得着吗？找副校长讲理，我不怕！」 陈赓这一下火了，小秘书看到陈赓火气很大怕真挨打，他就跑出大门，向山上彭真、黄火青人住的地方走去了。小秘书还边走边说：「管闲事管到我们这里来了。」 此时陈赓火气更大了，他跟着小秘书的后面撵去了，小秘书一头钻进彭真宿舍去了。陈也跟着撵进去了。陈赓一进彭真宿舍的外间，立即指桑骂槐地说：「七大还没有开，中央委员还没有选，就摆那样大的架子。每次演戏都要留几十个坐位，把你们祖宗三代都叫来，也用不着那样多的位子。整风光整别人，对你们自己整到那里去了？」彭真听了陈赓的话之后，就知道陈为什么发火了。第二天的下午，彭真亲自召开和主持全校支部书记会议。在会上彭真宣布：「某秘书工作作风不好，现在宣布决定撤消其秘书的职务。」会议只开了半小时就散会了。 彭真宣布撤职其秘书之后，一部的人看到陈赓，都向他翘起大拇指！凡是七大代表都向他表示：我一定在你的名字上面划上一圆圆的大圈！陈赓对赞扬的人除了有时说一句：「乱弹琴」之外，对多数人都是以微笑作回答。陈赓在干部中，特别是在老干部中威信是很高的。他只要看到的事，例如：新从敌后来的人，进不了一部的大门，在中央医院看不上病，家属来一部吃不上饭等等，陈赓司令员都管，而且能够管到实处。 整风与七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六月十一日七大闭幕，会议开了五十天，记得开了二十次全体会议。七大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共计为七百五十五人。代表党员一百二十一万人。我们党在七次大会时，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党了。七大有八个代表团（中直、军直代表团，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晋绥代表团，晋察冀代表团，晋冀鲁豫代表团，山东代表团，华中代表团，大后方代表团），我在华中代表团。 记得七大开幕式是任弼时主持的，他有很精彩的开场白：「中国人民感觉到只有共产党把他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们把我们的党看作是惊涛骇浪中的舵手，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身上，寄托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身上。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在开幕式上，毛主席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我党二十四年的革命经验，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提出了今后党的任务和方针政策。这个报告对全党是极大的鼓舞。后来几天，朱总司令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副主席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 记得七大一结束，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发表了社论，称七大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以来最盛大的最完美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确，七大确了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和统一了全党，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表明我们党已经走向成熟。毛泽东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论联合政府》和闭幕式上的《愚公移山》两篇伟大的报告，武装了全党的头脑，为建立新中国准备了条件。七大的确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以我的政治经历来看，七大代表在历史上是荣誉最高。当时，争当七大代表的风气简直笼罩了整个延安城。 第一，对自己没有当上七大代表发泄不满。有些人向中央领导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写信，那些信是骂人为目的。华中有几个干部联名写信给华中代表团团长陈毅，这封信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绪。陈老总是个胸怀很广的人，他把这封信在华中代表团公布了，信的主要内容还记得一些，比如指责陈毅看不起工农干部，说：你现在喜欢的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对工农干部根本不放在眼里。你还记得吧，你上井冈山时，同毛主席，朱总司令下山去接你的是谁？杀猪欢迎你的又是谁？后来在你指挥下打仗流血的又是谁？我们这些人都没有用了吗？你常常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成功。这些话就算你说的是对的，那么，你为什么不说，工农干部也是革命的，没有工农干部革命也是不能成功的。 第二，决心讨饭的。有个三军团参加平江暴动的×××当不上七大代表就给彭德怀写信说：我下决心讨饭，去丢共产党的脸。我是跟着你从平江暴动出来的，现在连个七大代表都当不上，我没有前途了。为了此事，彭德怀大骂他一顿后，又苦心做工作，才把要讨饭的人教育好了，没有产生不良影响。 第三，要求退党。没有当上七大代表就要求退党的，不是个别的人，这些人多数是四方面军的干部。他们向刘伯承司令写信说：你是我们的领头人，现在向你说点心里话。我们打仗不比别人差，但我们抗战以来不能当指挥官，只能当管理科长了。现在要开七大了，我们四方面军的干部，只有为数不多的代表，也就是装点门面的代表，我们只有要求退党。这是非常消沉的情绪，在七大之后，中央对四方面军干部的任用，提起了注意。 第四，要棺材费。没有当上七大代表的人思想，真是无奇不有，要棺材费的人也有。有五个人联名向朱德写了这样一封信。他们信上说：「我们参加革命十多年了，现在除了身上的伤疤之外，其余一无所有。我们要求回家种田，临走时要求发给一副棺材钱就很好了。」这种人的情绪，比要求退党的人还消沉。没有当上七大代表的人的思想表现，确实是复杂的。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内的思想复杂了。 党的七大是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召开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与整风的成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是一九四四年的四月才到达党校的，整风运动已基本结束，我对整风运动的情况，是在四四年下半年，学习两条路线时才接触的。周恩来在我们华中代表团做了报告，对我学习两条路线起了重要作用。华中代表团绝大多数都是在整风快结束的晚期到达延安的，没有参加整风学习。为使全体代表受到整风教育，陈毅团长特请周恩来向代表团作报告。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周恩来在华中代表团对整风的问题做了长篇报告。以我的回忆，周恩来讲了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我只对后两个问题还记得起来一些。他说：我们党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之后，我犯了两次路线错误。一次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错误，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投降路线的错误。这两次路线错误都使党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在左倾路线错误时期，苏区的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九十：在右倾路线错误时期，发生了皖南事变。对这两次错误路线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纠正的，才使我党能够胜利向前发展。两次路线错误，我都负有重要责任，是错误路线的决策者之一。他又说：这次整风运动，从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总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路线问题，毛主席提出的路线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没有这样一条路线，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所以失败，最主要的是犯教条主义，把马列主义当成了教条，这不是马列主义的过错，而是教条主义的过错。马列主义不同实践相结合，只记得书本上的话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依靠它来制定路线就一定失败。我们党内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是反马列主义的错误。周说：毛主席提出的整风的方针，是搞通思想，团结同志。不搞通思想团结不起来，我们的团结是在思想一致的基本上的团结。毛主席说过，张国焘要是自己不逃跑，思想又通了，我们还会团结他的。在整风中，换几个人容易，但没有什么用，还是团结不起来。只有思想一致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周恩来说：在整风运动中，毛主席提出了「思想入党」的问题。什么叫做思想入党？周恩来的认识是（大意）：一，入党为公；二，坚持实事求是；三，遵守纪律；四，服从领导。他说：在整风中，毛主席帮助了我，救了我。我对不起毛主席，毛主席十分对得起我。我怎样报答毛主席的恩情？我的决心是：永远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永远服从毛主席的领导，永远当毛主席的学生。我的话能说到就能做到！周恩来的讲话是在热烈掌声中结束的。 会场集锦 七大是在延安杨家岭中央礼堂举行。中央礼堂是为开七大建造的，只能容纳七百至八百人。我们坐的带有靠背的条凳，觉得坐得很紧的。 第一，大会的气氛。在我的记忆里，大会整个的气氛是亲切、热烈、融洽、自然。我连续参加过党的七次，八次，九次大会，使人记忆犹新的还是七次大会。 七大代表极大部分都住党校一部。一部到杨家岭会场约五百米远，我们去回都是走路的，代表们在往返途中和食堂里，都是有说有笑的，我当时还只有三十岁出头，我们有几个篮球朋友，每天下午都是打球，再到食堂去吃饭。 在会场上，我多次看到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人，在开会之前都在会场上同代表随便闲谈。我也同周恩来、李富春闲谈过，他们并且还约我在杨家岭小食堂吃过两次饭。有一天，我们几个人看到了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我们向他提出要去枣园看看毛主席。在我们提出之后的第三天，我就得到了去枣园的通知。我们一起到达的有我和白如冰、孔石泉、陈光（长征时期毛主席担架班的班长，他当时在党校五部学习）。我们四个人一起同毛主席共进午餐。毛主席首先举杯说：「欢迎大家，干一杯！」然后，毛主席又拿着酒瓶，走到我们每个人的面前，给我们每个人都斟了一杯酒，并且说：「你们在敌人的后方斗争，很辛苦，敬你一杯酒！」江青来见了一面，但没有同我们一起吃饭。 在餐桌上，毛主席除了问问敌后的斗争情况之外，主要说了开会的问题。主席说：「我们这次会议，可能开成一个成功的大会。但现在只成功一半，大会可以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还有一半就是选出一个好的中央来，这就叫做组织路线。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我们的斗争还是不能成功的。」稍后，毛主席又说：「在会场上有股议论说，犯过路线错误的人，不能当中央委员。这种思想是不对的。我们如果不选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当中央委员，就要轮到我们犯错误了。我们大家都要做说服工作，要选犯过路线错误的人进中央委员会。」 第二，讨论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是写好了文稿照念的。对这个报告都是一致拥护的，这是对毛主席的信任和拥护。我参加革命之后，随着政治思想水平的发展，我向来就是信任和拥护毛主席的。就是「九一三」我下台之后，我仍然是信任和拥护毛主席的。信任和拥护毛主席与能够看到毛主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是不矛盾的，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些缺点和错误。 在我们代表团讨论毛主席的报告时，有位代表发言说：「我看联合政府不好。我们陕甘宁边区已经是三三制政府，再把国民党请进来，就成了四四制了。」他发言之后，会场上略有笑声。陈毅立即站起来说：「这位代表能够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很好！我们就要这样讨论。毛主席提的联合政府是我们国家的政体，也就是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陈的积极解释，又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我们代表团中代表的水平是相差很远的。从职务上来说，有高级干部，有普通干部。老实说，对联合政府的理解，我当时也是说不清楚的。 另外，在讨论到除奸政策时，有位代表发言说「除奸要十分稳重是完全正确的，左倾教条宗派在江西苏区杀人太多了。」他这一句话震动了全场。不少代表接着说：「杀人多，杀得惨，把许多好干部都杀掉了！」有的代表说：「在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百分之二十。人哪里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杀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我们对邓发的肃反政策很愤怒！」 全场还正在发言的时候，当时就有几处哭开了，有的还大声边哭边述说。对保卫局杀人的事，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说出最残酷的例子来。例如，有位代表说：「一九三四年秋，我们三军九师部队有个连长，上午打仗负了重伤，腿打断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连长拉去杀了。因为腿断了不能走，硬是两人拖出去杀了。」这个例子，真刺动了人心。全场呈现出哭的、擦眼泪的悲惨景象。 对杀人的问题，有的代表大声疾呼地说：「我们要求追查邓发的责任！」他的话音一落，全场此起彼伏的发出「同意」的声音。会议结束时，陈毅也以沉痛的心情说：「我们今天的会提出了对过去杀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代表团一定向大会主席团报告。」平时散会时，大家都是很活跃的，今天多数人都心情沉重地走出会场。 过了两天，毛主席亲自到我们代表团来讲过一次话，毛主席指示说：一，被错杀了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们悼念他们；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将来革命成功时，我们应在当地为他们恢复名义，并以烈士对待；三，肃反问题是错误的，是路线问题，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大家不要提出追查邓发的责任问题。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大家没有再提出新的意见。 第三，大会发言。在大会上发言的人很多，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各根据地的负责人都在大会上发了言。有做专门工作的干部也在大会上发了言，如当时的中央机要科长李质忠就在大会上发了言。在许多人的发言中，林彪、刘伯承、李富春、周恩来等四人的发言，对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林彪的发言。他的发言的中心内容讲的是根据地建设和群众观点，归根到底讲的是群众路线问题。他说，我们一切工作的起点和归宿点都要为了群众的利益着想，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我们在工作中，不管存在多少问题，其中要害的一定是有违背了群众的利益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和用大力纠正的问题。 群众利益是很现实的问题。离开当前的利益，专讲看不到的遥远的利益是不行的。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做到当前利益与遥远利益结合起来。他说，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根据地，组织民兵放哨，同生产结合在一起，这就把当前利益同将来利益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应当把对敌斗争和生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军队战士有无当前和将来利益的问题呢？有的。我们打仗当然是人民将来的利益，因为推翻反动统治，是要经过长期打仗才能达到目的。但我们在战斗中，减少伤亡就是当前利益了。现在有不少部队搞军事民主，并且搞的很好，这就是同战士的当前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了。战士们知道打仗是会有牺牲的，但他们也懂得，「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可以办得到的。这就是军事民主的基础。其实，群众基础说到底就是群众利益的问题。 林总在会上就讲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记得他讲到：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主要就是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马列主义。 林彪是军事家，打仗的人，专讲群众路线，这实在是很引人注意的问题。他在发言的时候，不仅台下的人专心致志地尽心听他讲，台上的毛主席也听得很入神，不断地发出赞赏的笑声，待讲完时还拍了手。 刘伯承的发言。他的发言是专讲「百团大战」的问题。他说，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没有取得很大的胜利，或者说是得失相等。在政治上吃了大亏。保护了国民党，暴露了自己，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扫荡。 他说，毛主席对敌后斗争的方针，在政治上是发动群众，占领地盘；在军事上是开展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总起来说，就是扩大力量，准备反攻。百团大战是违背了这一方针的。 他又说，国民党是反共第一，抗战第二。我们打百团大战，吸引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更大的力量对到我们自己身上，国民党的压力反而小了，他的反共气焰更高了。 李富春的发言。他的中心内容是什么，我可记不起来了。不过他在发言中，说了一个「候补」的比喻语，则引起了全场大笑。 他说，他在六次大会，被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屁股上插党参——后（候）补」。他讲这句话时，还一字一板的讲的清清楚楚。他的话引起了满堂大笑，台上的毛主席也笑出泪水来了，一个劲地用袖子在眼睛上擦。 李富春同志向来同群众的关系很好，他讲话又很雅谑，大家都愿意听。他讲的「候补」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这是大家都喜爱的一则政治笑话。 周恩来的发言。他的发言的基调，同他在华中代表团的报告基本上是一致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他说到王明的教条宗派，对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的时候，他流了泪，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态度，赢得了全场的热烈赞扬！ 他是最后说了三个永远：「永远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永远服从毛主席的领导，永远当毛主席的学生。我的话是说得到应当做得到！」他的话有很深的教育意义，也取得了大会对他的更大的信任。在七大之后，周恩来就帮助毛主席进行复杂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选举与闭幕 选举在七大是很活跃的一个阶段，发生过令人难忘的故事。 对候选人的审查。七大中央委员会地的选举是先由主席团提出候选名单，交由各代表团逐个反复进行审查，在正式选举之前，再由主席团提出新的候选人名单。当时实行党内民主还是很认真的。如曾镜冰，是在讨论中由代表提出来的，曾镜冰七大代表都不是，也没有特殊的功劳，他被选为七大的中央候补委员。解放后此人在福建，后来被冤枉了。 主席团最后提出的候选名单，同代表团提出的名单差别是很大的，名单基本上是由主席团最后审定的。当时对王明的教条宗派主义，大多数人从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是并非很深刻，但对他们脱离群众的作风是特别痛恨的。尤其对王明的官架子和王稼祥的训人、骂人的坏作风特别痛恨。王明，王稼祥两人在华中代表团是始终没有通过的。 七大的正式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两次选举。同时在选举之前，还通过了正式委员落选的人，选候补委员时再选。 由于两王落选了，毛主席的心情很不安。他在选举结束就对大会发表了讲话。主席说：王明，王稼祥同志落选了按照我们党章的规定是正常的，但我还是要说点意见。他们是犯有错误的，但还是要叫他们到中央委员会来。这不是少了他们两人不行，而是革命的事业需要他们进中央委员会。我建议大会要延长两天才闭幕，我们主席团还要讨论再选王明、王稼祥的问题。 毛主席除了在大会上讲话之外，第二天还到我们代表团来讲话（据说，毛主席到所有代表团讲过话）。毛主席在代表团的讲话是既严肃又有感情。毛主席很严肃地提出了：「选王明和王稼祥同志进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利益、革命事业、党的团结的需要，不选他们对各个方面都是不利的。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可以改正错误。我们不选他们就要轮到我们犯错误了。他们两个都是好同志，我要求大家仍选他们两个进中央委员会！」毛主席在讲到王稼祥时，是很中肯的，他说：「大家知道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是关键的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站在正确的立场上，遵义会议不会开成功，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我们代表团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指示，保证选王明、王稼祥进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选举开始之前，毛主席又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讲话的内容，同在代表团讲话的内容大致差不多，但对「选王明、王稼祥进中央委员会」则以宏亮的声音连着讲了两遍，并说：「我要求大家选他们俩进中央委员会。」说完之后还向大家连连招手。第二次选举，王明、王稼祥都当选了。王明为正式中央委员，王稼祥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大共选出中央委员四十四名，中央候补委员三十三名。李富春和蔡畅双双选为中央委员，我很高兴，散会时我去和富春同志握了手。 闭幕式。七大专门举行了闭幕式，毛主席向大会致了闭幕词。同开幕式的政治报告一样的，也是照稿子念的。毛主席在开幕式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及《愚公移山》的闭幕词，这两个报告都很好，鼓舞人心，激动人心，充满胜利信心。 毛主席的闭幕词，讲「愚公移山」故事的情况时，口气还比较平稳，但一讲到「我们不怕敌人！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一定胜利！」此时，口气就很大，感情丰富，头上的筋都鼓起来了。这是胜利的宣誓！当时，还没有经久不息热烈鼓掌的习惯，但我记得会场上也有掌声，也有叫声，也有站起来说话拥护的，全场上热烈气氛几乎到了就要沸腾的程度！我个人的心情是难于形容的，坐立都不是！大会在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闭幕之后，接着就是全体代表合影。大家都非常喜气、高兴地参加了照像。在照像的过程中，同陈赓开玩笑算是最精彩的了。陈赓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之后，几天以来同他开玩笑的人很多，大家都叫他「屁股上插党参」或「候补」。照像那次算是最热闹的了，不少人，有的拿一支小棍子，有的拿一块小石头，有的干脆用手向陈赓的屁股头插去，并且还边说「来，再给你补一下！」搞的陈赓招架不住。他为了避免「灾难」，他就有意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等人附近靠近。毛主席知道大家同陈赓开玩笑，他也笑起来了，并且说：「这是富春同志的发明！」 打回老家去 七大之后不久，大约是六月就开始选调南下工作的干部。 一天，我被通知去中央组织部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邵式平、张鼎丞等人。在会上，邵式平把我向彭真做了介绍，他点头说：「名字早知道，富春同志曾要他来中党校做副秘书长。」彭真看了我一眼又说：「现在就不是做副秘书长了，要去做更重要的工作。」 会议开始后，彭真首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说：毛主席决定要向南方发展，这是对抗日战争正确路线新的发展。过去我们只强调了深入日本占领区的敌后这是对的，但又不全面，现在要向另一个敌后，即国民党占领区的敌后，这就全面了。国民党占领区就全国来说，湘、鄂、赣是国民党的薄弱环节。日本人的势力也不雄厚。蒋经国在赣南能够站住，我们也一定能站住！我们党内，过去有些人（指王明等人）怕得罪蒋介石，不敢到他的「家里」去搞革命，吃了大亏。现在这些人都改变了认识，纠正了错误，我们的事就好办了。我们只要坚定地不怕日本人，不怕国民党，我们就一定胜利！中央已经决定，由陈毅同志率数百名团以上干部，其中要有相当数量的高级干部，向南方发展，恢复湘、鄂、赣、闽四省苏区老根据地，南方会成为大的革命根据地。 彭真最后说：选调南下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是办事人。我们不建立什么组织形式，定期开会就是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后，南下工作干部团终于组成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或九月初，中央领导人毛主席、朱总司令、彭真、康生等四人，在毛主席的住地枣园接见了南下干部中的十余名代表，接见时陈毅也在座。接见的气氛自始至终都是感人的，整个接见可以归纳为四个字：亲切、庄重。我们一进接见室，中央办公厅给每人发了一个很精巧的本子，毛主席、朱总司预先在本子上题了词。毛主席的题词是：「不怕敌人，一定胜利。」另外，在接见厅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比较大的本子，每个被接见的人都要自己亲笔在本子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再就是，除被接见的全体人员合影之外，每人都要同毛主席，朱总站在一起分别合影一张。 我同毛主席照像时，主席还拉着我的手说：「兴国佬，要打回老家去了！」 接见事项完成之后，毛主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讲的主要内容是不怕敌人。毛主席说：敌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不怕他，他就怕你。在坐的各位同志，开始搞革命的时候，连枪都没有，也不怕敌人。现在我们有部队，有根据地，有枪，还会打仗，对敌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现在国民党的力量是强大的，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到南方去，要准备在「豆腐格子里」（根据地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战斗和生活。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比在山上的树林子生活好多了。预祝同志们胜利！在吃饭的时候，毛主席、朱德、彭真、康生向大家祝酒。 一九四五年九月底，我们南下干部团第三团在团长邵式平率领下，从延安出发了。经陕西绥德、佳县到达晋西北的汾河边之后，中央突然命令转为到东北去。我们从南下转为北上了。 第九章 「我们的八纵」 战斗在热河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们南下干部团在南下的途中，即到了山西临县的汾河白崖，中央突然命令全部改为去东北。后来，我们转道张家口、古北口，于四五年底到达了热河省首府承德市。 日本投降后，中央以热河为中心设立了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并属晋察冀中央局领导。我们到达承德之后，分局不让我们的干部团去东北，留下分配工作。除了少数干部自己到东北去了之外，大部分都留在热河。 一九四六年四月间，北平军调执行部秘书长李克农知道我在热河，即电请分局要我到北平去工作。我到北平之后，任执行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李是书记）兼人事组组长，由于形势变化，准备打内战，七月间离开执行部仍回热河工作。从此直到四七年冬，我都战斗在热河。 一九四六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一九四七年七月以热北、热中、热东、热辽四个分区和原来热辽纵队所辖十六、十七、十八三个旅成立了热辽军区，黄永胜为司令员，领率机关位于赤峰。热辽军区的成立是我党开始纠正和平思想的产物。 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利用中国是战胜国的地位，就开始从陆路、空中、海上运输了大量部队到东北，其中还有相当多的精锐部队，名为接受日寇的投降，实际上是和共产党抢地盘。我军当时相对国民党军队是劣势，在东北更是劣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热河的战略地位显得特别重要。为了占据热河这个关内外的大枢纽部，中央先后由察哈尔调了一个纵队（赵尔陆纵队），由晋冀鲁豫调了一个主力纵队（杨得志、苏振华纵队），由陕甘宁边区调了一个主力支队（黄永胜任司令，张秀山任政委），这个支队在辽宁的锦州整编为热辽纵队。冀东还有四个旅可以成为野战部队。以热河为中心的这个战略区，当时有数万部队。与其他军区力量比起来，部队就不算少了。 当时，在冀察热辽出现和平路线问题，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怕国民党的军力过强；（二）怕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过大；（三）希望和平的心情过切。 当时在冀东的国民党军队是十三军，其兵力从秦皇岛起，沿着长城一直伸到了承德及其以北的隆化、围场；蒋介石从云南调来一个军，从锦州起，沿承锦线，一直伸到了赤峰。敌人完成了战略占领之后，主动向我军进攻很少。敌人在热河的军事力量，并不是大到了我们不能与敌打仗的程度，我军作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在四七年秋季之前，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除了进行了一些小的战斗之外，没有进行过大的战斗。 四七年春，希望和平从思想上、组织上几乎都具体化了。在思想上，主要是进行同国民党共事的宣传教育。在组织上，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已经决定解散。有的单位，如军区政治部已经开过解散会议，热河省政府已经准备同国民党「同桌共事」了，我们准备争当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共方的厅局长都配备好了。财政厅长（分局财政委员会主任高自立）、铁路局长（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吴德）、粮食局长（等待分配工作的邱会作）、民政厅长都是我们的。热河省的保安司令，内定为军区的副司令员陈奇涵担任。 此外，军事力量也大为减少了，一纵队调回晋察冀大军区去了，赵尔陆纵队留了一少部分之外，也调回晋察冀大军区去了，热辽纵队领率机关宣布撤销了，热河只留下了四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同原有部队相比，减少了一半以上。从此之后，热河打仗就更少了，例如，热辽军区所辖三个步兵旅，在半年之内，只有铁路北的十六旅、十七旅，集中在赤峰以南先后打过一次宁城战斗和乃林车站战斗。 一九四六年在热河 四六年秋，敌人占领了承德、赤峰，热河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撤退到了热北的林西，热辽军区撤消，我调赤峰地委（二十二分区）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吴烈是分区司令员。 赤峰地委是敌人占领承德赤峰之后，在原来的热中、热北地委之间，新划出的一个地委，是热北的前哨。赤峰地委当时所属的县份有：赤峰、赤西、围北（围场以北）、经棚、乌丹五个县。部队有三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连县大队一起，部队约有二千余人。我们分区是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分区所在地的乌丹县城周围都是敌人。赤峰、围场有敌军，赤西、经棚是土匪窝子。 地委成立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有三个问题。（一）敌情严重；（二）群众基础差；（三）在物资上处于无钱、无粮、无衣的情况严重，几乎到了不能生存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纠正和平思想，积极打仗，是当务之急。 分区成立时，军区发给我们热河银行的纸币三千元，我一文不要全部退回了。因为这些钱等于废纸，没有商家要这种纸币。我向军区领导程子华说：「上面发的钱解决不了我们什么问题，我们会立即设法向敌人要东西。我们估计是能够要得到的！我们的困难是要敌人给我们『解决』的。」 我们分区成立后，不几天的时间就派了两个骑兵连到赤峰的公路上去活动。巧得很，部队出去的当天晚上就在赤峰东南四十多公里处缴获敌人一辆运冬装的汽车，缴获冬装近千套。后来，我们就经常派部队活动于敌后的运输线上，所需的物资几乎都可以从敌人手中得到，敌人是我们的运输队。我们缴获的东西只能运走急需的一部分，大部分的东西，如粮食就不能运走，只好在当地散发给群众。这个斗争真是一举三得，打击了敌人，解决了自己物资上的困难，发动了群众参加对敌斗争。 剿匪作战是我们最中心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地委、分区同分局和军区存在着政策上的分岐。分局和军区的指示是，先剿匪后反霸，基本上不杀人。我们认为剿匪反霸同时进行，对土匪头子格杀不论。我们的报告分局不予批示，我们则坚决执行。实践证明：地委和分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四六年在承德。左起：易秀湘、陈奇涵、李资平、黄国山、邱会作，右一黄欧东。 任赤峰地委书记。 四六年冬，我们摆开阵势剿匪之初，真是两眼摸黑，民匪不分，找不到敌人，打不上仗。当时，我军成了「外来户」，而土匪倒同群众在一起。经过短时间的实践，我们总结了经验，认识到单纯军事剿匪，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于是，我们就转变为有重点的驻剿。 有重点的驻剿就是剿匪反霸相结合的具体化。热河的人民群众是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极大多数都是吃糠、吃草度日。四六年底，我在乌丹县的东北地方，就遇到一家人，这家人共为五口三代人，我们到这家人去，叫了半天才开门。媳妇光着全身，用一个高粱杆子做的锅盖遮住下身来给我们开门。我们走进房子去之后吓了一跳！只看到炕上有四个大人小孩的脑袋而不见身子，仔细一看才知道这就是没有衣服穿的人，用草灰掩住身子取暖。家里唯一的一件破棉衣和一条破棉裤，男子穿着出门劳动去了。我们对群众这种苦难都很同情和心痛，我们去的五人中只我和另外两人在棉裤里套有长单裤，我的棉衣内套有一件单衣。我们三个人立即把长裤和褂子都脱下来送给了他们。我的通信员的马背上还带有十几斤的粮食，也立即拿来赠给了他们。这家老小三代都在炕上的草灰内跪下向我们致谢！我们去的五个人都被感动流泪不止，有的还哭出声来了。群众的苦难就是遍地的「干柴」，只要火点得好很快就能烧起熊熊大火。 日本侵略者在热河的统治是十分残酷的，群众处在无衣无食的水深火热之中，但取得了二鬼子地位的保甲长、地主、恶霸、土匪头等，还是相当富足的。这些人家里多数都粮食满仓，牲畜成群。劳苦群众内心里求生存的斗争是十分积极的，我们的驻剿是以反霸分浮财为突破口的，在斗争的开始时分粮无人要，煮熟饭则有人来吃，分衣服无人来拿，把衣服送到家去则立即穿上，这种情况是个好兆头。 反霸分浮财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斗争，斗争必须掌握三个问题： （一）打得准；（二）解决群众迫在眉睫的吃、穿问题；（三）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对打得准的问题和解决群众生活比较好解决，关键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问题，不镇压和乱镇压都是错误的。在围场县以北，在一条十几里长的沟里，只有一家地主霸占了全川的土地，地主的儿子和两个土匪头子是把兄弟，带领百余名土匪为非作歹。我们把地主儿子和两个土匪头子都抓住了。群众对我们是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把真正的坏人抓住了，害怕的是怕我们不杀那三个人。这三个人的死活，就是争取群众的关键问题。 我们决定要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处决那三个土匪头子。开始时群众白天见到工作组，只是向工作组作个揖就走了，什么话也不说，晚上来就不同了，群众接二连三来找工作组，但也只做个杀头的手势不说话就走了。不久我们张贴出杀那三个人的布告，群众的情绪大变，都拥到工作组住地要求杀土匪头子，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样我们就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土匪头子和分浮财。在十余里长的一条沟里住有几百户人家，共计千余人，到会竟达七八百人。处决土匪之后，立即就分浮财，粮食数万斤，各种衣服千余件，新农具百余件，新步枪二十多支，还有机枪两挺。没过多久就出现了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只要群众一发动起来，剿匪斗争也就有胜利的基础了。有了群众就没有土匪的生存之地，因为土匪不躲藏在群众之中，也失去了生存条件。 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一切问题都好办了，参加土匪的人自动交枪百余支，自首的五十余人。工作组对自首的一律不再追究，并允许他们参加贫农团和其他的群众组织。反霸斗争的胜利，对人民的鼓舞是最大的。由于反霸斗争的胜利，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八纵成立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在赤峰美丽河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 司令员：黄永胜 政治委员：刘道生 副政治委员：邱会作 参谋长：黄韵显 政治部主任：邱会作（兼） 政治部主任：林忠照 八纵机关就是原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的同志，原热河地区十三旅、十六旅、十八旅三个旅编入纵队建制。十三旅编为二十二师（后为一三三师），师长吴烈，政委陈仁麒。十六旅编为二十三师（后为一三四师，一六一师），师长张德发，政委曹德连（代）。十八旅编为二十四师（后为一三五师，一六二师），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 八纵一成立就在战斗中成长。 在四七年的夏季攻势后，敌人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一线的狭窄地区，并转为重点防御。九月上旬，敌新任东北「剿总司令」陈诚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能耐，提出「确保北宁路，打通锦承线」的计划。我们则彻底打破了敌人的计划，给了陈诚一个「见面礼」。从九月初到十一月中，向敌开展秋季攻势，先后取得了梨树沟门，两战杨杖子，九关台门四战四捷的胜利，并对北宁路锦承路进行了四次破袭，共歼敌28000多人。部队打出了威风，部队在战斗中成长。总部发来了嘉奖令： 辽西前线将士们、辽西前线冀察热辽解放军全体将士们： 庆祝你们在杨杖子二次战斗中，歼灭蒋匪四十九军主力的伟大胜利。望继续努力，争取新的胜利。特嘉奖此次战役中有功的部队和指战员。 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于哈尔滨 四七年十月一日东北日报社论，题为《向冀察热辽人民解放军致敬》，部队上下为之振奋。热河大部分地区得到解放，立即实行土改，人民喜气洋洋，热河人民把八纵队都称之为「我们的八纵队」！ 八纵第一任司令员黄永胜。 首战梨树沟门。蒋介石为了巩固东北，任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派兵向热河东部进犯，旨在保证北宁路通畅，林总决心歼灭该敌，任务交给八纵。四七年九月初，敌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欠一个团），敌暂编五十师的两个团，向我侵犯。八纵司令黄永胜把任务交给二十四师丁盛、韦祖珍，并派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归丁盛指挥，独立一师佯攻牵制敌人。这一仗打得很好，雷厉风行，初战告捷。二十四师在梨树沟门歼敌暂编五十师千余人，其中击毙400多人。这是八纵成立后的打第一仗，十分可喜。 一战杨杖子。敌暂编二十二师刚与我军接触就被我们打的仓皇东逃，二十三师一面追击敌人，一面上报纵队，黄永胜决心非常快，立即决定在杨杖子部署战斗，他亲自带部队干。令吴烈的二十二师和独立一师跑步前进，占领阵地，限时向敌发起总攻，并令二十四师在敌人退路上堵截敌人，形成前后夹击。敌暂编二十二师2600多人被我全歼，俘虏敌少将副师长和少将参谋长。 二战杨杖子。过了两三天，陈诚又派王铁汉的敌四十九军主力，向杨杖子进犯，我二十三师六十九团五连经过肉搏战攻占了可俯瞰整个战场的323高地，我独一师、二十二师、二十四师，也到达指定位置。但是从上午八时同敌人接触，直到下午双方进展都不大，基本上处于相持状态。 当天的下午三时许，我军已经决心暂时撤出战斗，再寻战机。撤的命令已经下达，电话线也拆了。撤出战斗的部署完毕。黄永胜、黄鹄显和我三个人都在指挥所的山头后面闲谈，抢香烟抽。此时，敌人向我指挥所来一阵子炮火袭击，在我们三个人不远的地方还落了一发未炸的炮弹，溅了我们一身的泥土。幸而炮弹未炸，否则我们三个人都送命了。接着，通信科报告，敌方发出了紧急公开信号，但内容不详。接着，前线部队又报告，敌人的小分队向我前沿阵地猛烈出击。根据得到的三个情况黄永胜立即判断：这是敌人要撤退的象征。我们大家都同意他的判断。 「我们要立即追击敌人！」黄永胜下了决心。下了撤退命令已经个把小时了，一切通信工具都不发挥作用了，怎么样指挥追击？一时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就在此时，我想了一个办法：要司令部可以出动的参谋、干事，甚至科长都带着我们手写的命令一齐出动传令，要部队立即向锦西方向追击。黄永胜立即说：「好！你这个办法好得很！」不到半小时，集中了有十几个人，手持命令就出发了。我还向出动的人交代：看到部队的任何一级指挥员都可以让他看命令。凡是看了命令的指挥员，都要把他们的番号、职务、姓名登记起来，要是取不到胜利的战果要追究责任。这样，一场千军万马的追击战就这样开始了。 追击战是第二次杨仗子战斗取胜的关键问题。不追击就只能是「竹筐打水」一场空，除了自己落一堆伤亡之外，什么也得不到。追击的结果，我们俘虏敌人上万人，除敌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带少数人，化装担架队逃走之外，其余的敌人全部歼灭了。战后，黄永胜、黄鹄显经常同我开玩笑说：「你的点子真高明，你是我们八纵队的教师爷。」我说：「没有你老黄忠带领部队，部队那有这么大的气魄！」 九关台门的战斗，我们也歼敌几百人。 此战，我歼敌四十九军军部、七十九师、一〇五师师部及所辖四个团，共12000多人。缴获大小火炮90多门，轻重机枪400多挺，以及几十部汽车，车上都是弹药和物资，我们发了大财。二十三师六十九团五连获「刺刀见红」锦旗，连长王绍组获「毛泽东奖章」。 战斗力提高了 热东的胜利，八纵的作战能力确实提高了。部队还是原来的那些部队，为什么能够一下子进步那样快呢？主要的是黄永胜指挥得当，另外部队的作战积极性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敢于胜利的思想提高了。在热河工作过的人都还记得，日本投降后，不敢打仗，不敢发动群众，大家都有意见。对热河的国民党军队耀武扬威，地主恶霸残杀人民，大家是十分痛恨的！对领导上不敢斗争，敢怒不敢言，即使提意见也没有人听。对此，不少人都离开了热河，到别处去工作了。八纵的四战四捷，黄永胜名气很大，这对冀热辽的领导本应是好事，但这些渴望「和平」，不愿打仗的人，反而对黄有嫉妒心理，挑别人茬子。 八纵有作战的积极性。在热东的四次战斗，除了九关台的战斗是冀察热辽军区前指统一指挥的之外，其余三次战斗都是我们自己主动捕捉战机的。这里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作战积极性，只是奉命搞破坏铁路之类的事，哪里还会找机会打仗。没有作战积极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八纵有指挥能力。只有作战积极性，而不懂得怎样打仗，同样不能取得胜利。当时，我们的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是一个打仗能手，一个身经百战优秀的指挥员。他对情况的判断、组织战斗都很精通。虽然他也只有三十六、七岁，部队都称他为「老将黄忠」，这是对他的指挥信任的尊称！仗一打下来，纵队机关都称赞黄永胜「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八纵在黄永胜的带领下，越战越强，进步很快。 部队战斗作风有很大的提高。一九四七年秋季四战捷之后，我有一个总结并发表在纵队的「铁拳」报上。这篇文字离现在已四十年了，但还是可以看下去的。总结要点如下： 我们经过了秋季攻势的动员之外，部队士气非常旺盛。正如林总所说：「部队是想打，有命令打，有机会没有命令也打。」这是部队好的作风的总的表现。部队的战斗情绪首先表现在部队出动时的行军中，连续几天都是急行军每天都要走一百多里路，独立一师一天一夜走了一百七十里路。 在第一次杨杖子战斗时，二十三师受领任务是查明敌情和地形，并未受领作战任务。他们深夜到了杨仗子发现敌人未走，立即投入战斗，缠住敌人，造成了歼敌暂二十二师的战机。二十四师在前进的途中发现锦州附近白库子有敌一个营的部队，该团立即投入战斗，歼灭了该敌。 秋季攻势，部队自己提出的口号是：「这次作战要让敌人的血染红自己的刺刀！」确实有不少部队，敢于刺刀见红！有进无退坚守阵地。在战斗中，坚守阵地寸步不让。这次秋季攻势中，我们能够守住阵地，是好的战斗作风的又一表现。在二次杨仗子战斗中，独一师一个连的兵力坚守白杨术沟的东山，敌人集中炮火向该连阵地发射炮弹数百发，敌人冲锋四次，均被击退。我坚守阵地的勇士们，沉着应战，用刺刀和手榴弹把敌人杀的真可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坚守阵地的连队，在打退敌人冲锋之后，又乘胜向敌人进攻。 在秋季攻势中，各部队都能比较好的协同作战，是好的战斗作风的又一表现。参战部队协同运动越好，对敌人的打击就越重。第二次杨杖子战斗中，独立一师，二十四师两部协同得很好，就实际支援了二十三师。在大兵团作战中，如果企图偷安，不仅会增加自己的伤亡，也会增加友邻部队的伤亡，也就是增加整个部队的伤亡。 第二次杨杖子战斗中，二十二师对夺取三二三高地，就是组织协同很好的战例。各参战部队，不仅了解自己的任务，也了解友邻的任务。这样，虽然分两路攻击敌人的阵地，由于协同得好，就成了在不同空间同时打击敌人了。减少伤亡，缩短了作战时间。这种好的战斗作风是应当很好发挥的。 迅猛追击争取全胜。不顾伤亡大，不顾疲劳，不等命令，敌人退却就追，这是好的战斗作风又一表现。 克服一切困难。秋季四次战斗中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这些困难是在大兵团作战不可少的。如粮食困难，急行军，气候不利等等都是困难。 担架不够用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热东地区又是新区，动员群众支持战争也很困难，在作战中的伤员基本上是部队自己输送。 粮食供应不上是经常的。可以这样说：我军打仗头一天基本上可以吃自带的粮食，第二天就有不够吃的问题了，如果连续作战三天，几乎就没有不饿饭的。在热东是连续作战，困难就更大了。比如说，我们九天打了三仗，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没有不困难的！ 走路的困难。我们的部队会走路，也不怕走路的，最怕的是没有鞋穿。我们的困难也就在这里，没有鞋穿，赤脚行军，赤脚打仗是常事。光着脚走长路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光着脚打仗的就更不可想象了。我们的战士坚忍不拔忍耐痛苦，肉板脚变成铁板脚就是办法。 英勇奋斗，艰苦奋斗这两个「奋斗」是我军的光荣传统。英勇奋斗的过程也就是艰苦奋斗的过程，不怕苦不怕死是连结在一起的。这也就是我军战斗作风最本质的问题。 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八纵从热河东部的朝阳以南二十家子出发，向辽宁西部的黑山新立屯方向前进。当时，东北的冬季攻势也开始了，从原来的行政区划来说，我们到了大清河西岸之后，就同东北的部队一起战斗了。八纵直接归东北军区指挥加入了大兵团作战的行列，这对八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七年十一月，黄永胜离开了八纵，到主力部队六纵去当司令，段苏权同志来八纵任司令。 在进入东北之前，我们纵队专门召开了党委会，讨论到东北之后要坚决完成任务的问题。我在党委会上做比较长的发言，对我纵的主观情况和到了辽西后的客观情况，都做了比较充分的阐述，我说：我们到辽西去，会有很多的作战机会，我们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我们要以积极的精神执行命令。我这里不妨回顾一下今年的秋季攻势是一种什么精神状态执行命令的。我们是奉令去破坏北宁路的山海关到锦州段铁路的，但是我们没有破路就先打了三仗！我们虽然不能背起胜利的包袱，但决不能丢掉取得胜利的积极精神。 八纵在成立之初，即一九四七年的秋季攻势取得了四战四捷的重大胜利，我们在战争中，壮大了自己，装备了自己，提高了自己，这对我八纵的发展前途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纵队在四七年的十月下旬开始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诉苦运动教育。部队提高了政治觉悟，整个部队战斗情绪非常高涨。 第十章 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根据毛主席的部署，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初，在辽西的锦州和沈阳、长春等地进行的一场大决战。辽沈战役是解放东北全境的战役，我们达到了满意的战役目的，这是并非偶然的，而是以林彪为代表的东北野战军正确路线的总检阅。 吉林会议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奋战，在全国个战场上共消灭敌人60多万，我人民解放军壮大为280多万。敌人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我们则由防御转入进攻。 在四七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后，整个东北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区的面积占到90%以上。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还有55万人收缩在长春（郑洞国的10万人），沈阳（卫立煌、廖耀湘30万人），锦州（范汉杰15万人）三个孤立地区。我东北野战军有30万人，地方部队有30万人，敌我人数相当，但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敌人。 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军区在吉林市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纵队、各军区政治委员，吉林附近部队的领导和省军区司令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是讲政治整军。会议开始时，罗荣桓政委讲了政治整军的主要问题；会议结束时，林彪司令员讲了打仗的问题。 林彪说：我们进入东北以来，开始我主张不打大仗，从去年秋季开始就打大仗，今后就要打硬仗。从不打仗，到打大仗，打硬仗，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这个变化，才能最后战胜东北的敌人。这是我们当前在政治思想上，战略战术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林彪接着说：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现在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为中心的三大坨坨之内。我们今天考虑打仗，要抓住两个关键问题。这就是：要能牵动敌人的全局和减少自己的代价。我们不能如同卖牛皮糖一样，敲一块只是少点而已，这样，不能给敌人致命的打击。因此，今后打哪里是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林彪最后说：从东北的敌情和我们自己具备的作战能力来说，今后东北的作战方式，就是大兵团、攻坚战，打硬仗。我们全区的部队都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大显威风。 林总在吉林会议上的讲话，时间很短，但讲的十分精彩，提出了新的重大问题。林总讲话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事实上是解放东北「战斗号令」。 林总的讲话对我们思想启发很大。我理解林总的讲话，就是要部队进行政治、军事整训。把「大兵团、攻坚战，打硬仗」的思想贯彻到政治整军，军事训练的全过程中去的。一九四八年七月间，我在纵队部队干部会上报告中也着重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在东北当前的情况下，我们的作战就是运动战，攻坚战。过去打仗，打与不打我们是有相当的自主决定权，今天这个情况就完全变了，打与不打是属于东总的权力。大兵团作战的主要特点是：坚决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坚持整体观念。」 政治整军与军事训练 吉林会议结束后，从三月中旬开始，到四月底全部时间进行政治整军。以毛主席《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为指针，开展「诉苦」（诉受剥削压迫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教育运动。为了深入进行政治整军，纵队党委1发表了《关于实行政治整军的决定》，我纵提出了「五整一查」（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组织和查阶级）。通过整训，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加强了党的建设和内部团结，改善了官兵关系，打击了歪风。 整顿纪律主要是在团以上的领导干部中进行，八纵二十三师是整顿的重点。二十三师是红一方面军九军团的部队。在全东北战区，以红军为基础的建制师并不多，二十三师是其中之一。这个部队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就留在了陕甘宁边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编为警备一旅。当时部队的驻地出产大烟，有的干部有秘密贩卖烟土做生意的恶习。二十三师到热河后，纪律也不大好。 全纵政治整军开始时，我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二十三师的党委扩大会，我在会上开门见山的指出：二十三师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战斗意志衰退，战斗作风不好，政治纪律不强。二十三师是老部队，应当比别的部队进步快，但反而慢了。 任东野八纵政治委员时留影。 为什么呢？我现在向大家提出四个问题。 （一）严重的腐败思想。二十三师的一身都是「病」，最主要的是不少干部思想腐烂了。贪污现象一般干部有，高级干部也有，甚至首长的警卫员都有。贪污的手段主要是做生意赚钱，做生意可谓是「群众」性的了。有的高级干部的老婆也经营大烟，这是犯法行为。 二十三师的部分干部用公款买个人用品。例如：买钢笔一个人买两三支。有的人买两三件大衣。这样的干部还有为人民服务的斗志吗？我希望这些干部应当猛醒。 （二）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二十三师的军政、军民关系和内部关系都相当紧张。军队看不起地方干部相当普遍，甚至把地方政府看成包袱。有的部队连敌情都不通报地方党政机关。有的部队私自种大烟：有的部队殴打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据政治部的统计，去年一个冬天就打过四百多个老百姓。我们是军政军民一家，还是冤家？ 你们军政关系也相当紧张，在二十三师这样的老部队还有相当的人看不起政治机关，把传统都搞丢了。打骂战士的现象尤其严重，竟还有连长（王××）割士兵的耳朵的犯罪行为。 （三）政治空气相当淡簿。你们二十三师正气不足，邪气升高了。在你们师里最感兴趣谈论最多的是什么呢？大烟、老婆、地位。这是什么风气，这是「乌烟瘴气」！ （四）你们师的干部中知识分子并不多，但反对知识分子干部则相当厉害。我们用干部是有政策的，我们的政策是：德、才、资，这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我们的干部政策不是隘路上行军一个接一个地向前走，论资排辈。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大马路上赛跑。以革命事业为目标，大家都向前跑，这自然就有走在前头的，有落伍的，甚至有跌到地下爬不起来的。有德有才的人跑到最先头了，这就是提拔的对象。 我讲完话之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揭发了问题相当严重。其中严重问题之一，就是警卫员、饲养员揭发了师长张德发，他的老婆长期做大烟生意，在小孩的摇篮里就搜出九斤大烟土，并提到党委扩大会的会场上去了。这对二十三师是一空前未有的大震动。师长无论政治思想作风上，作战指挥上，对部队建设上都不能胜任。纵队党委决心撤换师长，我们向东北军区做了报告提出了撤销师长的建议。军区在两小时内，批准了我们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五月间就开始了军事训练，训练的主要课题是攻坚战。我记得，六月间东北军区召开过纵队司令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是以攻坚作为对象的。 纵队党委对军事训练主要抓了三个问题。 第一，全纵部队全部投入军事训练。 第二，全纵干部战士都要学习攻坚战的战术与技术，干部学战术为主，战士学技术为主，技高胆量大。当时，我纵的炮兵不是很强，因此大抓爆破训练。经过苦练，全纵队80%的干部、战士都学会了爆破技术和连续爆破的技术。 第三，发扬练兵的群众路线，实行评教、评练、评学的三评运动。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六个战术原则」问题。「六个战术原则」是以林彪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广大指战员鲜血和生命的总结。开始，林彪提出「一点两面」和「三三制」。「一点」就是主要攻击点要选好，「两面」就是要包围敌人，打歼灭战，不要一线平推，打击溃战。「三三制」就是说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不要扎堆打仗，一个班要分成三个组，互相策应。 在「三下江南」后林彪总结作战经验时，又提出了「四组一队」，「四快一慢」。四七年秋季攻势后，在东总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六个战术原则」简单实用，尤其对工农出身、文化较低的指挥员来说简直是法宝，运用「六个战术原则」屡屡打败敌人取得胜利就是法宝！「六个战术原则」是和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挥员的鲜血和生命划等号的。 军事训练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底基本结束。全纵队上下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们对今后作战的胜利充满相信。 和八纵战友在一起。前排左起：韦袓珍、邱会作、谢家祥、任荣。后排左起：任思忠、徐信、钟池、林忠照、吴兴。 锦州攻坚战 一九四八年的秋季攻势战役目标，是几经变化才决定攻打锦州的。在攻克锦州之后，又抓住了一个辽西会战，进而攻克沈阳，解放了全东北，这就是世界闻名的辽沈战役。 关于辽沈战役，「九一三」之后给林彪抹了很多黑，甚至说林彪不打锦州是怕死。把林彪的大功，说成大错，甚至说成大罪。好像林彪提出打长春就是绝对的错，毛主席提出打锦州就是绝对的正确，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早在四八年四月，东北局认真分析了整个东北的战局后，决定部队进行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后，攻打长春。提出打长春并不是林彪个人的意见，四月十八日由林彪、高岗、罗荣桓、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向军委电告打长春的决心和方案，「以七个纵队的兵力攻城，两个纵队的兵力在四平以南阻止增援，……三个纵队及独立师，担任锦州沈阳间、沈阳四平间沿途牵制敌人」。林彪还提出「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严重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晋察冀以四个纵队或三个纵队兵力，……开到山海关以北歼灭和牵制敌人」。四月二十二日，毛主席以军委的名义回电，明确表示「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2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 毛主席从全国的形势通盘考虑，提出打锦州，不但「关门打狗」，也卡断了东北与华北的连接，防止蒋介石企图放弃东北将兵力撤回华北的打算。四八年九月七日，毛主席电示林彪坚决打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 当时，打锦州的确困难很多，部队南下北宁线，要从较远的地方赶来集结，这倒是小问题，人民子弟兵的两条腿是过硬的。关键是准备打仗的弹药、物资也要从较远的地方运来，甚至从哈尔滨绕道白城子一线运过来；运输的汽车也有一些，但汽油却很困难，万一锦州打不下，我们撤都撤不及，后果也难以设想。 从敌人来说，打锦州，沈阳的敌人会来增援，而且蒋介石调兵从南面增援锦州的部队已经在葫芦岛准备登陆了。这样，林总的指挥所到了彰武时，林总有新的考虑，并向毛主席提出了报告。我认为一个战区的总指挥，十分注意敌情的变化是无可非议的，当敌情起了变化后，向毛主席提出什么样的报告都是正常的，向毛主席提出回师打长春也是一种方案，总的目的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我认为林彪和毛泽东没有什么根本分歧，都是为了打倒蒋介石，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何况，林彪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坚决执行了主席的指示，全力夺取锦州。 一九四八年九月，在辽河三江口检查浮桥。八纵司令段苏权（前左）、政委邱会作（前右）、副司令张天云（前中）。 我纵于四八年九月十二日由辽宁省铁岭以西的八面城出发，向锦州方向进军。部队在三江口西渡辽河，并绕道现属内蒙地区的草原和沙漠，经康平、彰武等地，于九月二十一日到达北镇地区，九天行程900多里，听说要打仗，部队上下士气高涨。当日晚，部队刚要宿营，我们就接到总部命令：八纵急速南下，夜渡大凌河，突然包围葛文碑、薛家屯之敌，截断锦州、义县两敌的联系。为此，八纵又连夜强行军120华里，22日赶到五台子等地集结待命。 二十二日中午，我们又接到东总电令：八纵、九纵两个师、三纵九师，由八纵统一指挥消灭薛家屯、葛文碑之敌。我们立即进行了部署，二十五日各部队均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经过激战，当天就解决战斗，这样，锦州和义县的联系被我纵截断。三纵为主、二纵一一六师配属二纵迅速攻克了的义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一一六师在这次战斗中打得很出色，受到林总赞赏。八纵在总攻前，攻占了北大营，东大梁，被服厂。这样，锦州东部、东北部敌人的重要据点全部被我纵攻占，为总攻锦州扫清了障碍。 锦州的攻城战，于四八年十月十四日上午七时开始，至十五日下午五时基本结束。参加锦州攻城和在黑山、塔山担任阻击的部队共为八个纵队攻城部队为：二、三、七、八、九五个纵队；四、十一纵队在塔山阻击葫芦岛登陆之敌，十纵在黑山阻击由沈阳出援之敌：一纵在锦州到塔山之间为总预备队。 攻克锦州是我纵加入「大兵团攻坚战，打硬仗」的第一仗。我们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发起总攻后，我纵先后攻占瓦斯会社、面粉厂、中央银行，全歼敌「剿总」特务团，并直接杀向敌剿总前指。截止十五日黄昏，八纵歼灭敌暂编五十四师全部，暂编十八师、暂编二十二师各一部，纤灭敌六兵团司令部、九十三军军部，共万余人。 在作战中我们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对那些问题，我们都以「不怕羞」精神，及时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了总结，这对促进我纵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控制锦州机场问题。九月下旬（二十六日）总部命令：八纵派一个师立即向锦州城前进，占领高地，用炮火控制机场，阻止敌人空运向锦州增援。这本来是一项很容易完成的任务。 接到命令的时候，我在师里。总部的命令在文字上，有不严谨的地方，现在看来也是执行命令不利的因素，因为可用的机场附近有九纵的部队，他们执行任务更为宜。但我们却又发出了缺乏军事常识的请示报告：锦州有两个机场（其中一个是废的），占哪一个？ 总部对我纵的请示报告，接连发了三个电报：一是，不能用的东机场还要控制吗？二是，按前令立即派一个师向锦州城西北角前进，占领高地，用炮火控制该机场；三是你们对执行控制机场的命令不坚决。第三个电报，压在罗荣桓政委那里了，没有发出。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这样，敌人争取了一个白天稍多一点的时间，由沈阳空运了五个营的步兵到锦州。由于敌人空运，增加了锦州的防守力量，如果敌人空运很多的部队到锦州就有造成锦州不能打的可能。总部把控制锦州机场的问题报告了中央军委，总部转发了中央的回电。中央军委的回电：「八纵队执行命令不坚决，应进行批评教育。」 我从师里赶回到纵队之后，对控制机场的问题采取了紧急措施：一，督促二十三师急行军向指定的地点前进，坚决完成任务；二，将总部的批评电文转发各师，我们提出全纵队要以纵司没有很好执行命令为戒，坚决执行命令；三，立即向总部做了初步检讨。总部的回电是：「对控制机场的问题检讨很好，今后应坚决执行命令，完成作战任务。」 第二个问题，薛家屯战斗问题。薛家屯在锦州市以东约三公里处，是连结大小紫荆山的重要外围据点，我纵受命拔除该据点。 薛家屯战斗是二十三师打的，那次战斗主要是师指挥员对组织指挥作战的能力太差了。诸如，选择突破口，指挥突破，迂回包围等都搞得不好。既使战斗胜利了，俘虏和缴获都甚微，自己反而落了二百多人的伤亡。更为严重的是师里对缺点错误都隐瞒了，未曾如实上报。 二十三师的师长是四八年五月间总部派来的，全师上下意见很大。对师指挥员的问题，当时还没有条件解决。天津战役后不久，我们提拔了该师参谋长张晓冰同志担任师长，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第三个问题，丢掉小紫荆山阵地问题。在锦州外围作战时，十月三日二十三师六十八团攻克了小紫荆山阵地，这次战斗是该团副团长韩枫指挥的，仗打得很好。但战斗结束后，该团只留了八连守阵地，其余部队撤出了阵地，师团两级对怎样坚守阵地没有做任何布置。敌人反攻时，八连把阵地丢了。这个问题对敌我双方都影响很大，对敌人起到了鼓励士气的作用，对我军则起到了打击士气的作用。况且八连是逃跑式的丢掉阵地，这与我军英勇作战的光荣传统是绝对不相容的。 为了严肃军纪，纵队党委决定：对六十八团八连连长于沛然处以极刑，对该团副团长给予撤消职务，到炊事班当伙夫（韩枫同志真是能上能下，很快就恢复了职务）。总部很快批准了我们的报告。为了教育部队和干部，二十三师召开了六十八团的部队和全师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对于沛然当场处理了。 第四个问题，罗荣桓来我纵视察问题。锦州战役总攻之前，罗荣桓政委于十月十二日来到我纵视察。罗政委身体不好，加上敌机活动又比较频繁，他来了之后只有三次活动。一次是和我、张天云、黄鹤显、师长、政委们分别个别谈话。一次是接受纵队党委的汇报，一次是出席纵队党委会，其余的时间都在野外水沟里防空。罗政委在接受纵队汇报时只说了四句话；接受教训、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打好仗。 罗政委同我个别谈话时，谈了三条：一，段苏权是个好同志，指挥作战经验少；二、一个人的领导水平、指挥水平、组织水平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都是逐渐积累起来的；三，现在怎样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发挥集体的作用。张天云、黄鹄显指挥作战的水平是比较好的，只要发挥了集体领导作用，是能够完成当前的作战任务的。 罗政委在军党委会上讲话很短，他说：我亲自到你们部队来看看，我看你们这个部队很好，很有希望，对完成当前战斗任务也是很有信心的。接着罗政委说：秋季作战以来，你们纵队发生过执行控制机场命令的问题，有的小仗打得不好，暴露了指挥和部队纪律战斗作风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从全局来说都是小问题。在你们纵队内，既是大问题，也是个别问题。对这些问题，你们都严肃处理了，表现了你们的领导水平和能力。出了这些事就没有信心了吗？这是不对的，总部还是认为你们是个好部队，有战功的部队，总部对你们是有信心的！ 锦州战役结束后的第五天，即十月二十日，总部指名电令我去汇报。其实也不是什么汇报，而是去和林总见见面，当面以予鼓励。我在青年的时候就见过林总，以后也曾多次见面，但没有同林总讲过话，他是不认识我的。这次去汇报，我是第一次同林总说话。 我到总部时先见到林总。见面时他第一句话就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同志，你们纵队是背着包袱打了胜仗。你们同大家一样，都打得很好。等一会到罗政委那里去，他会多同你说几句的。」接着林总问了我参加革命的历史情况，我都一一向他汇报。 罗政委同我谈话的时间比较长，但谈的不是锦州战役的问题。罗说：「在你们那里说过的问题现在就不谈了。辽西会战，今明两天就可部署完毕，一会儿一〇一对你还会有交代的。我们简单说几句思想方法问题。一年多来，从你们的报告和当面谈的，我觉得你这个人是能够抓住大问题的，而且是能够抓到底的，这是你的优点。不过优点也伴随了缺点，就是容易出点偏差。这点希望你注意就是了。但你又决不要束手束脚，八纵的进步与你大刀阔斧的领导是有密切关系的，你的领导是成功的。」在我临走之前，林、刘都到罗政委那里来了。林总很庄重地说：「辽西会战今明两日就可实行包围。敌人只有两条路可选择：退回沈阳或东渡辽河。六纵很快可到新民以东，拦阻敌人退回沈阳，你们的任务就是不能给敌人争取时间在辽河架浮桥。打法就是向敌群里大胆杀进去，端起刺刀向前杀。你要很快赶回部队去。你见到部队的各级首长都要说两句话：『哪里有枪声就向哪里打，手长脚快就是胜利。』」我二十日晚十二时就赶上了担任纵队后卫的二十三师。 辽西会战 四八年十月十六日攻克锦州城的战斗结束了，这是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辽西会战，第三阶段就是攻占沈阳了。 辽西会战是在辽河以西，黑山到新民之间这个面积不大的土地上展开的，在这里有全部美式装备的敌精锐部队廖耀湘兵团，约十余万人。我军有从锦州北上的一纵、七纵、八纵和长春方向南下的五纵、六纵、十二纵，加上原来担任黑山阻击战的十纵，共计七个纵队，兵力约三十万人。敌我双方参战兵力约五十万人。 总部命令指出：辽西会战是解放全东北决定性的战斗，全军部队一定要克服疲劳，勇敢地连续作战，保证取得战斗的胜利。 十月二十日我纵就从锦州市郊出发向黑山前进，参加辽西会战了。我二十日由总部汇报回来，先赶回部队，进行战前动员。 我军于二十二日就对敌人完成了战役包围，敌人被围后，以新二十二师为拳头，首先是向黑山、打虎山以南突击，企图夺取我黑山十纵阵地，继而重占锦州由海上逃窜。总部电令八纵在打虎山以南协同十纵三十师阻击敌人。敌新二十二整编师是廖耀湘最精锐的部队，全部美式装备，敌人集中各种火炮有二百多门，按照坐标梳头式的炮击方法，左右前后轮番进行射击。每次射击的时间都将近半小时，地面上扬起来的灰尘昏天黑地。我纵二十二师担任阻击任务，部队在两小时内，遭受了很大的伤亡，但该师打得英勇顽强，部队几次进入肉搏战，坚决顶住了敌人的攻击，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一个副连长叫蒋布尔带着一个排与敌人白刃格斗，他刺倒几个敌人后，也被敌人刺成重伤倒地，他真是视死如归，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的战士们继续与敌人拼杀，战斗到最后胜利只剩下三人，十四名牺牲战士的刺刀上个个都沾满敌人的血。我二十二师胜利完成了阻敌任务，也确保友军打虎山阵地的安全。 敌人企图西逃而未得逞又向营口方向撤退，二十四日深夜总部命令：打虎山南敌新二十师的部队，有向东撤退的迹象，八纵除了二十二师仍留打虎山南抗击敌人敌人之外，纵队率主力向六间房的大小村庄攻击前进，拦截敌人东渡辽河的企图。我二十三师，二十四师立即受命攻击前进，并在六间房及其西北方向展开了激战。当时已经出现了敌我交错的形势，我们纵队指挥所也参加了战斗。段苏权司令员亲自指挥机关战斗，我和副司令员张天云、参谋长黄鹤显都持卡宾枪向敌人勇猛射击。 二十三师在六间房阻击战中，英勇顽强，堵死了廖耀湘兵团南撤的去路，为全歼廖耀湘兵团于辽河地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作战中我们的伤亡也很大，政治部主任任荣同志持枪作战，十分英勇，在这次战斗负了伤。 二十六日深夜，我纵就进到辽中县以西和老大房一线。此时总部的通报指出：敌人在新民以东对我六纵的攻击已经减弱，敌人有向辽中方向占领渡口，东渡辽河的可能。我八纵应集中全力，不惜重大代价阻击敌人东渡辽河，战法就是要大胆地向敌人集团中冲杀进去打乱敌人的部署，使其无睱组织渡河。 我们的任务是严峻的，当时，我全纵部队都在同敌人混战中，通信联络，指挥都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贯彻总部首长的命令，我们决定：除司令员、参谋长不离指挥所外，我和副司令员，司令部、政治部所有能离开工作的工作人员，一律出发找部队传达命令。我们的命令是：勇敢作战，大胆向敌群中杀，以获得战绩为标准。全纵很快形成了热火朝天的战斗。我同张天云同志到了二十二师，该师成了我纵歼灭敌军新二十二师的主力。 向我军冲击。对我军的拦阻和火力射击都不顾，自己的伤员也不要，一个劲地往前冲就是了。我军很快查清了，向辽中方面冲击的就是新一军、新六军主力，并以新二十二师为先导。敌军的目的就是要在辽中县两岸，建立新的防御，实行东渡辽河，逃回沈阳或向营口方向撤退。我们决心一定要彻底粉碎敌人的企图，才能取得辽西会战的全部胜利。 我和张天云命令二十二师把集结了的两个多团的兵力，以营连为单位，多路向敌人纵队队形中杀去，打乱敌人的队形，分割歼灭敌人。「刺刀见血，冲锋枪点名」，惊天动地的战斗，在辽河两岸平原上展开了。经过数小时的战斗，敌人的集团队形全部被分割打乱了，一个村庄，甚至一个院落之内，敌我都混在一起了，敌我双方都失去了指挥，完全是依靠分队，甚至个自为战。在这种情况下，两种不同军队的素质就明显的表现出来了，敌人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是越战越弱，我军则越战越强。在西北方向的友军，也分数路向辽河两岸冲杀前进，敌人就一块一块地被我军吃掉了。敌人的王牌军新一军、新六军覆灭了，辽西会战到此基本结束。 在辽西会战的枪声还未完全停下来的时候，即十月二十八日黄昏，总部命令：「八纵立即东渡辽河向营口增援。部队到达营口之后，在作战指挥上归九纵统一指挥。」 我们纵队几个人看到总部的电令之后，都哭笑不得，仗打到这个份上，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个个高涨，由九纵指挥大家心里不愿意，但没有人说一句话。我首先说：「张副司令和我先头走，其余的人留在后头集结部队跟进。」张天云同志只干脆地说了一个字的话「行！」纵队司令部一查部队的位置，二十三师靠近辽河边，部队开始集结了。张天云说：「我看总部要我们增援营口，可能是因为我们靠辽河最近，我们对部队也不偏向那个，谁靠河边最近就谁为先头。」这样就把部署定下来了。张天云说：「我们睡一觉明天再走，让部队先走。」我即说，应当反过来，我们马上出发并经过二十三师，向他们交代任务后，我们渡河到东边去睡个大觉，这样一举两得。二十三师看到我们先走了，他们就不会说怪话，同样我们还可安安稳稳的睡觉。张天云微笑地说：「对呀！」 我同张天云带着一个参谋、一部电台、几个警卫人员就上路了。我们不敢骑马，一上马就有打瞌睡栽下来的可能。于是，我们边走边说话，这是不打瞌睡的最好办法。 我对张说：「你来了几个月了，对部队对领导有什么看法吗？」 张天云说：「这个部队很好，能够培养出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对部队已经有相当的感情了。另一点就是师、团同志对纵队的领导充满信心。」 我们到了河东岸之后，二十三师指挥所和先头团也跟着就上来了。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部队的情况，认为有休息一下的必要。 师首长对我们说：「部队实在走不动了。上船要一个一个地拉着走，下船不仅要拉着下，有的还要抬着下船。如部队一休息就起来不了，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路上睡着了。六十八团有一个连队剩下四十余人，干部只有一个副连长和一个副排长。该连集结后不到十分钟，除了副连长之外就全部倒在地下睡着了，副连长吹哨子根本叫不起来，副连长拉起前面的，又拉后面的，前面的又睡着了。」部队实在是开不动了。 全纵部队已经快十天没有宿营睡觉了，昼夜都在战场上渡过的。不要说没有睡一夜的觉，连临时的觉也没有睡过。这怎能不会在走路的时候就倒在地下睡着呢？根据上述情况，我和张天云决定：今天十二时部队「正式」睡觉，明天下午五时出发，夜行军把白天耽误了的路程赶回来。这一决定受到了干部战士热烈的欢迎。我问我们随身的警卫人员：「你们看这个决定好不好？」他很雅谑的回答：「首长自己也会认为是很好的！」 在秋季中期的东北气候不冷不热，正好睡觉。我也是十二点多一点就睡了，一睡就到第二天十时才醒来了，睡得真香啊！我起来起之后，看到身边的警卫员，这些年青人睡的那种舒服劲，真为他们高兴！我同张天云宁愿饿着肚子也不叫醒大家，一直让他们睡到自己醒来为止。他们醒来之后，看到我们只是高兴的傻笑。 二十九日我们夜行军走了六十里路就宿营了，第二天十时继续行军。部队休息好了，情绪好了，无论走到那里都说战斗生活。大家说得最多的是讽刺敌军新二十二师。他们说：「以前都说敌新二十二师怎么能打，怎么厉害，咳！原来并不是那回事，我的刺刀捅到他身上，照样倒下去！」另外，也有想战友的，如有的还边谈边泣，悼念战友！胜利之师的情绪是非常高涨的。 一九四八年辽西会战胜利后，八纵老战友在一起。左起：林忠照、张天云、邱会作、段苏权、黄鹄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我先头师进至营口以北的牛庄。总部电令：营口追击战至此结束，八纵在原地待命。十一月十二日到达鞍山近郊的刘二庄一线整训，至此，我纵参加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八纵从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建立纵队番号，到四八年十一月东北全部解放的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屡次战斗任务，取得了重大的战绩，在战斗中锻炼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野战军。 辽沈战役即将结束时，十一月一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全军部队统一番号的命令。八纵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所属二十二师、二十三师、二十四师，依次编为一三三师、一三四师、一三五师，冀东独立师编为一五八师归属四十五军。 在解放战争中八纵的主要战绩如下： 1、在锦州以西创造了大兵团运动战的光辉战绩。一九四七年在锦州的西部，八纵一战梨树沟门，二战杨仗子，三战杨仗子，四战九关台门。前三战是在九天之内连续作战三战三捷的运动战。八纵运动战的战绩，解放后曾被刘伯承元帅选定为南京军事学院的典型教材。 2、在攻克锦州战役中，单独完成了突破任务。一九四八年十月锦州战役是三路攻击。二纵、三纵在城的东北角并肩担任主攻任务，并配有大量的火炮和少量的战车；七纵、九纵在城的正南并肩担任助攻任务；八纵在正东单独担任助攻任务。八纵距主攻的距离最近，并配属有一纵炮兵团，其任务是仅次于主攻的。所有攻城部队唯独八纵是单独攻进城里的。 3、在辽西会战，八纵完成了协助十纵在打虎山阻击敌人西进的任务，完成阻击敌人东渡辽河南下营口，北退沈阳的作战任务。 我们八纵成立后，在战斗中锻炼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能够吃苦的部队，有自己战斗作风的部队。八纵是一支有发展前途，大有希望的部队！ 林彪突击队奖旗。 辽沈战役后，八纵召开庆功大会，邱会作时任八纵政委。 整理辽沈战役总结报告。 和二十四师战友韦祖珍（左一）、丁盛（左三）、钟池（右一）、涂信（右二）在一起。 辽沈战役的历史地位 辽沈战役，对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对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都有重大历史意义。辽沈战役是同蒋介石集团大决战的首战，是在如下的情况下进行的： 第一，全国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一九四八年东北战场上，敌我虽然在数量上达到了平衡，但装备上还是敌强我弱。在这一情况下，战役之前只考虑消灭敌人的主力，并没有想到解放了全东北。 第二，史无前例的攻坚战。锦州是敌人连接关内外的大战略要地，驻有重兵十五万人。攻打这样大的据点，在我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坚守这样大的据点，国民党军队也是空前的。东北部队攻坚战除了攻克的四平是比较坚固的设防城市之外，其余也只攻克过一些比较小的据点。攻坚战的经验，只有少数的师团比较丰富，还没有出现过攻坚作战经验比较丰富的野战军。 另外，我军的装备也还不适应攻坚作战，部队的火炮比较少，坦克屈指可数。打钢筋水泥碉堡效果比较好的武器很少。攻坚作战的主要武器还是炸药包，炸药包一定要在接近敌堡垒之后送上去，送炸药包很难一次成功，这就带来比较大的伤亡。 第三，敌人增援的可能性很大。在锦州战役之前，东北战场上的敌人还是相当强大的，并且其中还有精锐的新一军、新六军。沈阳的敌人要是集中主力援救锦州之敌，我军有可能被迫撤出战斗。另外，蒋介石从关内增援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蒋介石也是这样做了，并且亲临葫芦岛督战。 辽沈战役当然是东北野战军的整体作战，但要论功的话，锦州战役的头功应当是黑山与塔山东西两头的阻击战，尤其是塔山。因为只要这两头的阻击战有一头不能阻住敌人的增援，锦州就打不开。 辽西会战的头功应当是六纵队阻住了敌人没有撤回沈阳，次功就是七、八纵阻击了敌人没有东渡辽河。 辽沈战役的胜利，从全国范围来说，是敌人转入被动，我军转入主动。辽沈战役胜利从基本上来说，就是毛主席战略思想上的胜利，林彪是有巨大贡献的。 辽沈战役胜利的直接原因是：我军正确的战略决策；敌军在战略上的错误和我军敢于胜利连续作战的军事素质。 关于战略决策问题。上面提到了，四八年东北的敌人整个形势就是：长春、沈阳、锦州，三大集团。我军打哪里都是战略决策问题。毛主席、林总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我军主力出击北宁路，捕捉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创造攻克锦州的条件，这是非常正确的。 关于敌人战略上的错误问题。我看敌人的错误有三点：一是对我战略决策判断上的错误。我军向北宁路出击时，敌人并未判断到我军会打锦州。总以为我们还是搞围点打援的老办法。因此，敌军未曾用主力出援锦州。待到发觉我军打锦州时，再用主力出援为时已经过晚了；二是敌廖耀湘兵团出援锦州过晚了。三是没有从东北撤退的决心，结果是被我军分次消灭了。如果在我军未打锦州之前，敌军主力要是西援，迫使我军不能打锦州，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打下锦州之后，如果敌人迅速撤回沈阳和鞍山一线，敌人主力也是完全可以从海上逃跑的。这样，东北可以解放，但敌军主力是消灭不了的。 关于我军敢于胜利连续作战的素质。由于沈阳出援到新民一线的敌军是敌军的主力兵团，我军要歼灭该敌是要有相当胆量的。我军在锦州战役结束后，只有四天多的时间就要连续作战了。我军除了一纵和五、六纵未曾参加锦州战役之外其余部队都打得相当疲劳，伤亡也不小。参战部队不仅没有得到整顿，连休息也很少，体力并未恢复，以疲劳的我军同敌军主力作战，对我军是非常不利的。我军是克服了难于想象的困难，参加作战的。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辽沈战役历史地位呢？从直观来看，我认为辽沈战役的历史地位是大决战的开端，奠定了全国的胜利的基础。辽沈战役的胜利旗帜是永远鲜艳不朽的！ * * * 1 原文此处误为「发」。 2 原文此处缺逗号。 第十一章 平津战役 奉命进关 辽沈战役结束后，我四十五军在鞍山西南的海城、牛庄集结休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奉命进关。先头师于二十三日开动，军直属队二十五日开动，按照军委「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的要求，一路挺进。部队跨过辽河、大凌河，在进军途中到锦州才领取了冬装，又经梨树沟，由冷口跨过长城入关到玉田，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到达天津西北的宝坻集结。我们是东北野战军最先到达天津外围的一个军。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要进行休整是可以预料的，但休整多少时间，事先是不得而知的。但从总部先后的命令来看，则有休整比较长的打算。我军在沈阳以南的海城地区集结后，东野总部的第一个电令是部队准备过冬的工作指示。第二个电令是十二月中旬召开全军军以上参谋长会议。第三个电令是四九年一月间在沈阳召开东北战区的高干会议，野战军、省军区以上的军政首长出席会议。 我军参谋长黄鹄显同志去沈阳出席东野总部召开的参谋长会议。在会议进行中，就接到中央军委命东野迅速入关的电报，「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全歼华北蒋、傅军，解放全华北」。因此，参谋长会议还没有开完，就让大家回去了。黄鹄显回来时，我们正在举行辽沈战役的庆功大会，他立即传达林总、罗政委关于部队立即进关的指示。入关的命令下达到部队后，全军上下热烈拥护，很多指战员表示：仗没打够，今后的战斗我们会打得更好！这真叫人民子弟兵呀，回想当年，我现在还是热血沸腾。我纵队的骨干中，极大部分是关内河北人，听说要入关解放自己的家乡，更加兴高采烈。辽沈战役这么大的战役下来，尤其是辽西会战，部队上下疲劳至极。可是部队接到命令后，只准备了六天，我们于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就出发了。 进关后对巩固部队就成为重要工作了。对部队政治思想的主要工作就是解决一个「革命到底」的问题。为此，我们根据东野政治部「关于进关动员的指示」在进关前后都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工作。 东野政治部动员工作的指示，摘要如下： 甲：我们的秋季攻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消灭了敌人四十余万，解放了全东北，我军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大震动。蒋介石在廖耀湘兵团被歼灭后，在北平搞得吐血，回到南京后还继续吐血。 乙：我们东北人民解放军决定迅速大举进关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迅速打垮蒋介石，并斩草除根，使蒋介石永远不能死灰复燃，永远不能再残害人民。我们在华北，一定要如同在东北一样，积极作战，把华北敌人全部消灭在华北的土地上。 丙：全国革命战争两年多以来，我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不断歼灭敌人壮大自己，特别是最近数月内（七、八、九、十，四个月内）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四个月就消灭敌人一百多万。我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早已超过敌人，而且在数量也超过敌人。全国的革命，已经迫近到最后胜利的时期。根据我党中央的估计，只要再有一年左右的光景，即可从根本上打垮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经过艰苦英勇奋斗二十多年，现在确实已到了最后胜利的时候。因此，我们全体指战员，应该再努一把力，每个人必须参加这一光荣的最后的解放战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的一年，也是每个革命同志历史上最光荣的一年。…… 已：秋季攻势后，我们休整的时间是少了点。由于形势变了，必须立即进关，不能再休息了。我们努力争取打开天津、北平过新年。我们在北平、天津同华北友军会师，将会是盛况空前的！ 庚：进关是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应当万分的兴奋和高兴进关。在关内的作战中，建立我们新的功劳和光荣。每个连队要保证没有逃亡，没有打仗怕死的孬种现象。我们要争取伟大的胜利！ 经过动员后，部队情绪很高，决心要在解放华北的作战中再立新功。四野部队入关时，解放区沿途群众对我军入关有三点评论： 第一是，部队整齐。我军穿着统一的新冬装，行军的时候确实是很威风的。从辽宁的鞍山到天津的宝邸历时二十二天，在我纵队的行军途中，队伍整齐，歌声嘹亮。群众对我军的评语是：「兵强马壮！」 第二是，部队装备好。我纵的装备同装备比较好的兄弟部队相比是中等水平。但在当时来说我纵队的装备就很不错了。为了防空，部队的汽车、炮兵大车都在晚上行军，白天休息。在冀东的平原上，每天晚上都有机械部队行军，在数百里的公路上从黄昏后到天明汽车的灯光组成一条大的白光带。站在高处一看，真是盛况空前！ 第三是，部队纪律好。部队在解放区行军，地方政府对部队的吃、住、喝水等都招待得很好。在进军路上发生了一个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少数干部、战士回家的问题。由于我军有不少冀东籍的干部、战士，有的要走自己家门口过，有人的家离行军路线很近。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解决得不好既会影响部队也会影响同群众的关系。经过研究，军部做出了具体规定：凡是路过家门口的干部、战士，在沿行军路线十里以内的，一律准假三天，回家探亲。这一规定，得到了干部、战士和群众的热烈拥护，绝大多数人都能按时归队。当时部队很穷，但军部还是规定回家探亲的人一律按一百斤粮食的折款下发现款。这一规定虽然数量很少，但发生了很好的效果。回家探亲的干部、战士都说：「部队没有钱大家知道，只要组织上有心就满足了。」 部队行军到锦州以西的虹螺县，军长段苏权奉第四野战军总部的命令，调任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他即由现地返回沈阳去了。当时我们军部只有一辆小吉普车和一辆救护车。段平时喜爱坐救护车，我们就把那辆车送给他了。老战友惜别，真有难舍难分的味道，段苏权是个很正派、很正直的同志，我们并肩战斗，配合得很好。 部队到了天津宝邸时，在宝邸县电话局我同北平附近的东野司令部刘亚楼参谋长打了一个电话。建议黄永胜回四十五军任军长。刘当即表示同意。过了几天，部队开进到宝邸黄就来上任了。我们全军上下对黄都是欢迎的，黄永胜是四十五军的老司令员，他对组建热辽纵队、组建八纵队都是有很大功绩的，团以上干部对黄永胜指挥作战的信心是很足的。 重要的决策 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入关后，整个华北的形势大变。从东面的塘沽起到内蒙的绥远，千余里铁路线上都是战火连天。当年疯狗一样的傅作义，现在变成了乌龟，龟缩在北平城内一步也不敢外出。 为了统一华北战区的作战指挥，中央军委成立了平津前线指挥部。林彪任前线司令员和前委书记，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聂荣臻任副司令员，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原来是决定先打塘沽的。他电示林彪「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但是，打塘沽的情况不尽人意，一是侯镜如的指挥所已搬到军舰上，打不赢他就跑了；二是天津的敌人也有向塘沽突围的迹象；三是外围的地形对我十分不利，塘沽几乎都是盐田、水沟，没有遮蔽物，而且盐田不结冰，部队根本不能展开，只能沿田埂前进。各军首长都认为先打塘沽不利，刘亚楼也到了现场，一看就明白了。先打天津是林彪坚持的，毛泽东几经考虑终于同意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刘亚楼，「放弃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全力夺取天津，完全正确」。 十二月十八日，我们按照东野总部的电示，攻占了天津周围的要点。 一三三师奔袭杨村，斩断平津铁路、公路交通线。在这次战斗中，消灭敌人2000多人，俘获敌少将师长宋海潮。三九九团五连李庆春副排长一次就立了三大功，荣获全国战斗英雄称号。 一三四师、一五八师在天津至军粮城之间担任阻击任务，防止天津的敌人向塘沽突围。 一三五师攻占杨柳青、静海一线。共毙伤俘敌人3000多人。 我们用了四天时间就抢占了天津城郊主要的交通要道和要点，敌人向塘沽突围的通道被我八纵封住。 天津前线指挥部在一月初即成立了。刘亚楼任前敌总指挥。他上任后，亲自到我们军部下达作战任务，并视察攻城的准备工作。刘亚楼同黄永胜说：「林、罗派我来天津是来实习的，在你们带领下实战实习。有请各位多多帮助，争取考试及格。」黄永胜则说：「总指挥在上，请多多关照。给我们的任务越硬就是对我的关照。」 我纵的任务是「协同四十四军由东向西并肩突击，与由西向东的三十八、三十九军在金汤桥金刚桥会师。尔后先南后北各个歼灭敌人。四十六军和一个独立师在天津的东南角实行佯攻。」刘亚楼司令临走前，我们杀了一条狗招待他，大家吃得非常高兴，各个满头大汗。当时，黄永胜带来一台像一个小箱子的收音机，放在指挥所里，黄永胜「显示」说，这是辽西会战时廖耀湘「送」给他的，不料被刘亚楼看上了，拿着就走，刘亚楼还对黄永胜开玩笑说，你们八纵厉害，叫陈长捷再「送」你一个。当年，我军高级干部之间，无论是上下之间，还是同级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融洽的，这是我军的好传统。 天津以东是平地，土包子都没有，地面上建筑物也很少。这种地形对攻城部队运动十分不利。必须在总攻之前，下决心挖交通壕改造地形，信道与信道之间必须连接起来，面向敌人的方向多挖避弹坑和「之」字坑道。一三五师、一三三师挖了数以万米的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对减少伤亡起了极大的作用。在天寒地冻的严寒下，敌人的炮火也不断袭击，对改造地形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们的指战员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准备攻坚器材，仿真训练。攻坚器材最主要的准备炸药包和传送炸药包的训练。在城里，敌人的工事有很多是钢筋水泥工事，对那些工事只有使用炸药包来解决。 在训练中，除了步炮协同之外，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步坦协同。在天津战役中，总部配属了我纵一个坦克分队，步坦协同作战，是我纵有史以来空前第一次。这对突击部队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战士们说：「过去敌人用坦克来欺负我们，现在该我们用坦克来收拾敌人了。」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为防止攻城部队产生依赖思想，我们在战前进行了认真的思想教育，着重说明了我军在装备很差的时候，打仗是靠人的勇敢，今天装备好了，打仗仍然是靠人的勇敢！要发挥人的智慧与勇敢的作用。 我纵进入攻城准备的时候，十二月二十四日，天津市地下党主动送来了城内敌情数据。我们立即将这些敌情数据绘制成图，上报东野总部，总部又印发给了其他部队。我们根据资料和实地侦察，选定了突破口。担任尖刀连的班以上干部，在师团指挥员的率领领下进行反复地侦察，白天看，夜间摸、同时发扬了军事民主，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这种从实践出发进行训练讨论是最有效的训练方法。在总攻前，担任突击的尖刀连和指挥作战的营、团、师、指挥，对敌情，地形、运动道路等都很熟悉了，真正做到了心中有数。 三分钟突破民权门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我军对天津发起总政。在这一天发起总攻，没有别的任何原因，正是「人等气候」。因为只有那段时间，天津护城河才能冰封，攻城部队才能通过。 一月十四日七时，我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刘亚楼司令员在阵地指挥所一声命令下：全军开火！顿时千门火炮一齐轰鸣，大小炮弹辟里啪啦落在敌人阵地上，看起来就像急风暴雨中雨点打起的水泡一样，倾时间，天津硝烟弥漫，火光冲天。这是我军有史以来最现代化的战争。 敌人在民权门的工事是相当坚固的，构筑了大小近百个碉堡，并且是夹层的，前后两道工事紧密相连，副防御应有尽有，纵深达二百米之深。各碉堡地堡和散兵坑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纵深火力可随时支持。为了防止我军接近和扫清射界，在四、五百米以内的民房都强迫拆除了。民权门是天津敌人的主要防御阵地。 在炮火袭击之后，我纵即向民权门攻击。一三三师是个老部队，由他们担任主攻，但是屡攻不破，黄永胜发了很大的脾气，让一三五师上，一三五师对作战准备十分充分，在副师长吴瑞山的带领下战壕都挖到敌人前沿阵地附近，黄永胜下命令后，吴瑞山亲自指挥一三五师四〇三团一连在三辆坦克和炮兵抵近射击配合下，三分钟就突破了民权门，这是我军攻坚作战史上一大奇迹！ 该连勇士们十四日下午一时把红旗插上了民权门。「杀开民权门」的红旗在城门上飘扬。这面红旗是一连英勇作战的象征，第一个把红旗插到城门上的是钟银根同志，不幸他的双腿被炸断了，旗杆也被炸断了。他被炸昏清醒以后，忍着剧痛，用双手撑地，又一次把红旗竖起来，真是气壮山河！前后有五个勇士前赴后继地把红旗插上城门，最后是一个叫李泽山勇士完成的。 这面红旗是勇士们的鲜血染红的，整个红旗血迹斑斑，弹痕累累，并有多处撕裂。这面红旗曾经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去军事博物馆参观时，曾见到这面胜利的红旗，引起了我对烈士的怀念。 一三五师预备队投入战斗后，遭到了敌人屡次反突击，全师虽然伤亡很大，但在友邻配合下，纵深战斗发展很快。该师四〇四团十五日即进至金钟河大街，消灭了守敌之后，三营七连即向金汤桥前进，把红旗插到金汤桥上，七连指导员马振海同志身先士卒，英勇冲击，光荣牺牲。天津前敌指挥部的作战命令是：「东西对攻部队在金汤桥上会师」。我军首长给一三五师的指令是：如果友军先到桥山上，我则举枪向友军致敬，要是我军先到桥上，只能占领桥的东头一半，西头另一半留给友军。因为战斗还在进行中，对谁先占领金汤桥曾有异议。后来，三十九军曾向指挥部正式报告：「金汤桥是八纵先占领的，我们向八纵学习！」 十四日十四时四十分，一三三师在民权门以北铁路工人宿舍两次突破均未奏效。后来军首长命令该师从民权门进入城内，并向东南发展。该师进城后，巷战打得很好，起到了积极作用，俘虏敌数千人，缴获也不少，取得了很大的战果。该师团政治主任长征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军的预备队一三四师、一五八师先后于十四日二十时和十五日十时投入战斗。 一三四师直接向北洋大学方向发展，歼灭敌主力一五一师大部。一五八师投入战斗后，在一三四师的右侧同该师同一个方向发展，完成作战任务很好并取得了战果。 天津战役打得好！八纵共歼敌28400多人，俘获敌少将师长张越群、陈膺华、何卓、陈琨。我军也有很多战斗英雄，其中一三三师的副排长李庆春，一三五师的班长宋生，一三四师的副班长刘瑞林都荣立大功，一九五〇年出席了全国第一届英模大会。 八纵打得好，但打得也很艰苦，尤其是一三五师，伤亡很大。清扫战场时，黄永胜亲自到民权门一线看一看，敌人究竟是什么样的防御，打得如此艰苦。我们在走的一路上，看到我们自己牺牲的战士，个个死得惨烈，身上的弹孔和外露的棉花，脸上血汗模糊一片。见此情景，黄永胜先是默默地流泪，走着走着他竟嚎啕大哭起来。他爱兵！为这么多惨烈牺牲的兵而流泪。我们以后的功名，就是这些烈士的鲜血写就的，我们深深怀念这些战友们。 城市政策纪律 天津战役的城市政策纪律是很好的。东野总部的嘉奖令，就是对天津城市政策纪律总的评价。 嘉奖令 上月中旬攻克天津战役中，我军参战部队，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三军之一二八师、四十四军、四十五军、四十六军、四十九军及炮兵、工兵、装甲部队，纪律均极良好，认真爱护人民利益，保护工厂、仓库、学校、医院、公共房舍及市内各种设备和军用物资。认真维护秩序，不乱打抢，使市面秩序迅速恢复。所有成批和分散的缴获的物资，均交指定机关机关接收，没有失散，使企业设备和其他各种设备除一部毁于炮火者外，未遭破坏。由于这种成绩，使天津市民深为赞扬。从而使我党我军政策之推行获得了许多便利条件。为了发挥此种成绩，特对天津作战各部队指战员致以谢意，并在全军内传令嘉奖。此令。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于北平 中央军委平津前线分会，对天津的城市政策纪律提高到了战略地位。四九年一月底，东野总部进入北平以前在北平东面的通县召集高干会议。专门讨论了城市政策纪律问题。林、罗、谭在会上讲了话。 林彪讲话很简单，很有力量，他说：现在我们又要过一个大关了，就是城市政策纪律问题。这两关的性质不同，怎么办？要领在哪里？最主要的是「不动」！不管看到什么好东西不要动手就是了。一般说来，没有犯纪律的战士，只有犯纪律的干部，只要干部的觉悟提高了，城市政策纪律的关也就过去了。 罗荣桓讲话比较长，是会议的主讲，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对城市政策纪律的战略地位问题。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传家宝，现在我们提出的城市政策纪律也还是属于这范围之内的问题，但它的战略地位提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军民关系问题，城市政策纪律是执政的问题，这就是说，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我们的党要成为执政的党，能够管好城市是执政的重要问题。平津政策纪律好，是我们能够执政的开始。 （二）干部责任性问题。……打仗是最大的政治任务。有一种人认为军事任务是『硬』任务、政治任务是『软』任务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是一种误解。我们的部队为什么打仗总是完成得比较好呢？原因很多，从干部责任性来说，军事、政治、后勤干部心齐是关键问题。领导干部心一齐，带领全体指战员一起干，就能够把这个光荣传统发扬到管好城市政策纪律上来。 （三）抓得紧的问题。对搞好城市政策纪律是需要进行政治教育，思想动员的而且越深入越好。更重要的是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工作，要有具体布置，要有监督促进，要有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管好城市政策纪律预防是主要的，如果发生了问题再收拾就晚了。各部队在自己的作战区，派出部队维持秩序。派出纠察队，派出干部检查队等都是必要的。这些也都是『抓得紧』的办法。祝各作战部队，取得军政双胜利！ 打天津之前，我纵队在天津政策纪律做了具体的规定： （一）一切原封不动秋毫无犯，打到哪时保护到哪里。在自己作战区之内，一切公私企业，市政机关，文化设施，党团机关、社会团体，军事机关等等，只有负责保护，不准清查，更不准破坏。 对外国租界和外国机构，如其内没有敌对行为和私藏蒋军军官，我军可以不入内，并加以保护。要是敌人利用上述单位实行抵抗，则坚决消灭之。 （二）实行一切缴获归公。 （三）遵守城市秩序，绝对遵守军管会的领导。 （四）绝对不准与友邻争缴获。任何地方，只要友邻先到，我军就不得进入；友邻到我军估领的地方，则应以欢迎的态度与之相处。 （五）绝对不准搜俘虏腰包。除武器和军用品之外，任何东西都不准拿取。要坚决执行俘虏政策。 我纵在天津的城市政策纪律是很好的。可以说，做到了市军管会满意、人民群众满意、部队满意。这里我想在无数的故事中举三个小故事就可见一斑了。 第一个故事：老少三代团圆。 在民权门西北，有一家老少三代人，老爷爷七十多岁，他的女儿四十多岁，其外孙女十岁。一月十四炮火袭击时，国民党把他们撵出家园，在恐慌之中老少三代人走散了。 在战斗进行中，我军在巷子里看到一个小姑娘孤独一人在哭。一个连指导员让一个战士在墙脚下给小姑娘挖了一个小避弹坑并交代小姑娘不要走，还给了他一点干粮。指导员将救小姑娘的事报告了团政治处，并得到了主任的支持，派人协助指导员回到了小姑娘避身的地方，由于又饿又冻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立即设法抢救了小女孩。待小孩苏醒之后询问她，孩子只记得自己家的巷子名，他们三人把孩子送回去时，可是孩子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了。 部队干部一直陪伴着孩子，当日深夜小孩子的母亲果然找到家里来了，母亲看到女儿在解放军照顾之下还活着，感动得痛哭。第二天早上，还是这个团的人又把老爷爷送回来了。部队指战员都为之喜庆，老爷爷三人身上带的钱和吃的东西，一点不差。老爷爷和母亲最后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告诉他们是哪个部队的，小姑娘改名为军女。后来这个故事在天津日报连载，部队南下后，军女同部队一直有联系。 第二个故事：半瓶酒。 在金钟河南岸边有一家十多平方米的烟酒杂货店子。十四日杂货店被炮弹打塌一个小角，店内的货物香烟、瓜子散落得满地都是，有一瓶酒打碎了，下半截剩三分之一。部队打到那里时，把这小店子的东西收拾了一下，把店塌了的地方堵上了。并在店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家店铺主人不在，我们部队任何人不准入内。 十六日上午八时许，我同天津市军管会工作人员一起进市去察看市内情况，我们走到该小铺门口，看到了门上贴的纸条，就停下来了，部队的同志把前后情况都给我说清楚了。我感到这是一个「麻雀」可以解剖一下，我即向维持秩序的部队的同志说：这家铺子的主人回来后我们移交时，一定要请我和军管会的同志到场。我们要从这个小小的典型来看你们部队纪律的执行情况。 过了三小时之后店主回来了，我们和军管会的同志立即到了现场。我向店主人说：现在你和你的家人，立即清查你的货物，看少了什么没有？ 因为店不大，货物并不多，经过不多长的时间就查清了。店主人把货物的原有数和现有数都开列出来了。店主人说：中央军把我赶出家门三十多小时了，我店里的东西除了打破一瓶酒少了不到半瓶之外，其余什么都不少。他最后举手呼起「坚决拥护解放军接管天津」的口号。 第三个故事：一桌还未吃的宴席。 天津东城离民权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国纺织工业第七厂」，简称「中纺七厂」，这个纺织厂是当时天津比较洋气的厂子，厂内有总经理公馆。在战前根据市内地下党提供的情况，我军攻城开始炮火袭击时炮兵注意到了对该厂的保护，整个工厂遭到的破坏不大。 十六日下午，我军军部决定从砖瓦窑里撤出来，搬进中纺七厂总经理公馆里去。 我们到达中纺七厂总经理公馆之后，大家上楼到了经理公馆会议室，在当时来说，会议室的设备相当洋化，但一切东西都没有动，仍然是规规矩矩「各就各位」。 大家坐下之后，我同黄参谋长就到处走着看看，当我们走到后面食堂时，看到一桌摆得好好的酒席，我看到此景心中正纳闷。此时参谋长开口说了：我们小灶司务长（管我们军首长生活的）还不错，一来就准备好了酒席，警卫排长说：才不是呢！我昨天来看房子就是这样的！这引起了我和参谋长的注意。 平津战役胜利后留影。 我和参谋长走进了蔚房等处看到了炖好的肉、鸡，案板上有炒好了各种菜，灶房里各种各样吃的东西都有，丰富得很！我军炮火袭击开始，这桌饭就吃不成了，「一桌还未吃的宴席」这样留下来了。 我们回到会议室之后，把看到的事同大家详细说了一遍，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军管会的同志回来后对大家说：「这次天津的城市政策纪律实在是了不起的，剩下的那桌宴席是最好的战利品，你们吃了吧。」正好这时黄永胜来了，他说：「不能算战利品，不许吃。叫司务长给我们做饭。」 我们四十五军，在平津战役比较好地完成了东野总部给予的任务。这次战役同半年以前的辽沈战役前进了一大步。 勇猛果敢的黄永胜 关于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认识，黄永胜和冀热辽的主要领导矛盾很大。黄认为和平不会白来，是要打击敌人并取得胜利才能到来，有些人热衷「和平」。热东四战四捷后，黄永胜却让林彪给「盯」上了。四七年冬天，林、罗首长就把黄永胜调到我军主力第六纵队任司令员去了，段苏权同志接任八纵司令。 和一三五师战斗英锥、毛泽东奖章获得者在一起。左一韦袓珍、右一邱会作。 黄永胜同志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从此他一直战斗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毛主席曾说过，黄永胜是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一级一级上来的，直到当总参谋长。 在井冈山斗争最艰苦的时候，那时侯能吃上「红米饭、南瓜汤」还不错呢！尤其是伤员苦不堪言。不少人要脱离革命队伍，和黄永胜在一起的，要离队的人，他一个一个都给劝回来了。 一九三三年，他在一军团当团长的时候，屡建战功，荣获了红星奖章，这是很大的荣誉。三四年开始长征的时候，他任一师三团团长，三团是殿后的，任务非常艰苦，过湘江时战斗相当惨烈；过草地的时候，他的牲口陷到软草滩里去了，在不短的时间里，他都是走路。后来他任红二师师长；一一五师组建时，他是六八五团团长，一直在重要的军事指挥岗位上。平型关战斗后，他跟聂帅到晋察冀去了。 日本投降以后，幻想和平的空气很浓，冀察热辽幻想和平的空气更浓，根本不想打什么仗，八纵的任务几次都是去北宁线扒铁路。黄永胜同志对形势认识得很清楚，他认为和平不是白来的，只有打击敌人，才能争取和平，我们的思想很一致，军、师领导的思想也很一致，所以我们在黄永胜的领导下积极找仗打，一下子搞了个四战四捷，其实是六战六捷，黄永胜说上面叫四战四捷，我们就不要乱叫，不要自己吹牛皮。找仗打，不但消灭了敌人，武装了自己，也锻炼提高了部队。 辽西的胜利，给了陈诚一个「见面礼」——当头一棒！当时，八纵刚成立一个月，兵力不是很强，尤其是炮兵不强，炮少，炮弹更少。政委刘道生也没有到位，黄永胜担子很重，我这个副政委和参谋长黄鹄显都尽力配合他工作。八纵当时还不到两万五千人，可是我们不到半个月就消灭了敌人一万六千多人。当然，这里面有指战员的奋战，但黄永胜是我们八纵的英雄。他判断敌情快，下决心快，军事指挥的功力很强。 尤其是第二次打杨杖子，47个小时就歼敌一万两千多人，而且是敌人的正规军四十九军，敌我伤亡是多少？10:1呀！战斗开始前，我们侦察的敌情是两个团，黄永胜说：「两个团来找我干什么？」部署部分兵力去打，结果没打动。再去侦察，好家伙，是两个师！这下子黄永胜高兴了，他很快就定下了战斗决心，一下就吃掉敌人两个师加一个军部，这就叫军事指挥的功力吧。战斗结束后开干部会，大家都很兴奋，但都说不出话来，都在面对面的「嘿嘿嘿」傻笑！ 第二次打杨杖子的时候，还有一个惊险的故事：我们的指挥所设在山顶上，大家已经熬了几天几夜，黄永胜最为辛苦，两眼熬得通红，他从衣兜里掏出烟来抽，我和黄鹄显也很馋烟，就问黄讨烟，黄说都揉烂了，我们以为他不肯给就把他按在地上，强行「搜查」，黄永胜说：「别打我的土豪呀！」正在这时，敌人一阵炮击，向我们射来，尘土砂石像雨点一样打在身上，此时正好「嗖——」一发炮弹落在我们不到十米处，但不见响，原来是一发臭弹，真是虚惊一场，不然全完了。黄永胜很镇定，他抖了抖身上的土说：「妈的，敌人要跑。部署追击围歼！」 仗打胜了，这个时候承德那边的怪话、风凉话也来了。自己热爱「和平」，自己打仗不行，还说别人的不是。 八纵一下发展到四万多人，林彪高兴地说：「八纵还真有点主力的样子。」不过林总也抓到了黄永胜，大家痛痛快快一起干了半年多，黄永胜就调到最大的主力六纵队去了。 六纵是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的老底子，黄当过团长。辽西会战，黄永胜领导的六纵又立了大功，堵住了廖耀湘退回沈阳，廖耀湘要是退回了沈阳，东北的形势又大不一样了。 打天津时，黄永胜又回八纵。八纵天津打得好，三分钟突破民权门，第一个攻占金汤桥。平津战役结束后，在北平开四野高干会，毛主席特意叫黄永胜到前面来，可能林、罗首长向主席汇报了黄永胜在东北和平津的战功吧。当时黄永胜很激动，我们几个也跟着激动。 第十二章 向中南进军 四野高干会 平津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三月由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称）奉令向中南进军，解放全中南。部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是有充分准备的。当时的中南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六省。中南地区的敌军主力为桂系白崇禧集团。 野战军高干会原定辽沈战役后在沈阳召开，但因急于进关未曾开成。后来才在北京举行。打了两个大战役只开一次高干会，意义更为重大。 毛主席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那天毛主席非常兴奋，他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我们三路大军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做好准备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高干会的内容是：传达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讨论进军中南的任务。 林彪传达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因指挥打仗，林总未出席），有三点在我的记忆里是比较深刻的，这就是：一，国内形势问题：二，防止糖衣炮弹的问题：三，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解放战争期间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的败局已定。长江以北已经解放，国民党撤到长江以南的军队不到三百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已经发展到四百多万了，整个力量超过了国民党，我军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了！ 防止糖衣炮弹的问题，主要是指阶级斗争问题。全国解放以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被推翻了，但资产阶级依然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问题。过去的敌人是用真枪打我们的，但没有打倒；今后的敌人会改变方式，用糖衣裹着炮弹来打我们。我们的人在战争年间是英雄，没有被敌人打倒，解放后有的人可能是被糖衣炮弹打倒的，我们大家都必须警惕这个问题。 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一定要解放全中国，决不能半途而废。首先是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美国人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打不起来。我们向江南进军，即使美国援助国民党，我们也不怕，蒋介石没有多大力量了，我们有力量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传达之后，就是大会发言讨论了。会上大都是政治委员上台发言的，发言的顺序也是照军的番号排下去的。黄永胜无论如何不肯发言，我就只好上台了。我的发言，除了拥护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之外，主要讲了解放中南的问题。发言的要点如下： 对解放中南的问题，可以说只要我军一到就是胜利，我们四野是有战斗力的，又有正确的领导与指挥，林总的指挥本身就是很大的战斗力。我们是有胜利信心的！ 在解放中南的战争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艰苦奋斗的问题。部队认为半个中国解放了，有吃有穿就不是问题了。但事实上，我们目前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还不能完全适应部队的要求。我们饿肚子、打赤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艰苦奋斗这个光荣传统还是传家之宝，在部队应当反复进行教育。 第二个问题是同地方党的关系问题。南方地下党长期坚持地下斗争是有功的。我们是解放大军，从南到北，现在又从北到南了，将来必定会有功臣相遇的，功臣碰到一起，不能没有矛盾。对这个问题，既是军队同地方党的关系，也是军民关系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凡遇到这类问题首先放到军民关系上来处理，进而一步再考虑到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部队的思想问题。过去部队的主要思想问题是与个人生死有关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就是与个人前途有关的问题。其中突出的又是家庭婚姻问题。这个问题，对部队影响是很大的。 军属的家庭生活比较好的很少，多数都低于群众一般的生活水平。多数家庭只有老人，劳力很少。固然有地方工作问题，但主要的还是战争的影响，大家要正确对待，革命彻底胜利了，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 现在，我们同干部做思想工作，一般的是很被动的。讲大道理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干部普遍说：「打仗的时候，我们从来不考虑个人问题，死了就一切都解决了。现在给我一点很少的时间去处理一下家庭问题总算合理的吧！」我们认为干部的要求是合理的，准备有计划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平津战役前后，准许了少数干部回家，绝大多数都能按时回来，反映很好。在今后的两三年内，我们决定节省一切费用，省下钱来解决干部和老战士回家探亲一次的问题。 对我的发言，会议做总结时林总还赞扬了我。林总同我不熟悉，事后他还专门向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调查了我的情况，萧又来告诉我。林总对萧说：「邱会作同志这个人，思想水平、工作能力都比较高，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人。我过去不认识此人。」 林总在高干会上的总结。他的总结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解放中南的问题；二，农村剿匪问题；三，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一，解放中南问题。林总说：解放中南在作战问题上，大家不担心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总的形势对我们有利，这是同蒋介石打了二十多年仗，第一次出现了我强敌弱的形势。今后我们打仗，不是打不了的问题，而是打不到的问题。我们只要把敌人抓住了，吃掉敌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中南敌军主力是白崇禧的桂系部队，这个部队的战斗力是相当强的，白崇禧的主力，现在部署在南昌以东的浙赣线和湖南境内的湘桂线。敌人在战略上是要同我们拖延时间，等待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则要力求提早结束战争，以便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全国实行经济建设。 我们向中南进军，拟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四十、四十三、四十六、四十八军。这路主要向南昌进军，力求抓住敌军主力在浙赣线歼灭之；中路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军。这路向长沙方向进军；西路三十八、三十九军，这路主要是向湘西和桂西进军，力求阻止敌人退入贵州和云南。各路大军除四十、四十三军先行出发了之外，其余各路大军都将在四月间先后出发。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全部解放中南大陆地区。 二，农村剿匪问题，这是彻底解放农民的重要问题。大大小小的土匪是直接压迫农民大大小小的蒋介石，不消灭土匪农民就不能解放。 我们今后的工作中心，从长远来看重点在城市，但初解放的第一阶段，工作的重点还应放在农村。农村问题不解决，城市就没有饭吃。没有农村的支援，城市人活不下去。 三，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我们目前正处在大变化的时期。我们将要取得全国的胜利，这是国家的大变化；我们将从长期战争转为相对和平，这是军队的大变化；上面两个大变化，必然引起军队思想的大变化。这是客观变化的必然性。 在新的时期，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应当有新的内容。例如，干部和老战士的家庭生活问题，婚姻探亲等等都是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够解决一个，比留下一个总是好的。当然，整个问题还是要由国家来解决问题。 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个大问题仍然是中心问题。我们只有把战争进行到底，我们才能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不少干部打了半辈子仗了，极大多数干部和老战士也打了几年仗了，这些都是我们大家的光荣。我们大家都要珍惜革命的荣誉，也要珍惜自己的荣誉。荣誉来之不易，但容易毁掉！这是大家都必须注意的问题。 林总的总结最后说：「我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 当时，中央驻北京以西香山，四野总部驻城内王府井大街的北京饭店里。一天下午，参加四野高干的全体人员，均赴香山接受中央领导的接见。 参加接见的有各军（四十、四十三两军已行动，南下了）和特种兵纵队，总部各机关负责人。各军为单位集体入场。我四十五军参加接见的有：黄永胜、我，还有张天云、黄鹄显、林忠照（政治部副主任）。被接见的人入场后，由四野参谋长刘亚楼向毛主席等人一一介绍。毛主席拉着黄永胜的手说：「认识！」；拉着我的手说：「长大了，不认识了！」周总理拉着我的手说：「老样子，认识！」 接见完之后，就在接见厅里集体合影。整个接见林彪、罗荣桓等都在陪同。 接见和合影之后不久，宴会即开始了。这时毛主席站起来，边张望边喊：黄永胜在哪里，到前面来。黄永胜从我们身边到前面去了，他感到很光荣，我们都感到激动和光荣，毛主席跟他说了一阵子话。宴会用的桌子还是老方桌，酒杯是规格不一的老酒杯，饭碗是老土碗。菜很简单，除凉菜之外，都是大盆菜。整个宴会的气氛还是「老八路」作风。在吃饭快结束时，我和黄鹄显看见周恩来副主席尚未退席，即去向周副主席敬了酒。周看到我们也很高兴，我们连碰了三杯酒。 将革命进行到底 平津战役之后，部队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进军中南之前专门进行了政治整训，思想变化的实质上就是战争观的问题，也就是是否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的问题，主要的是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是继续打仗的问题。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干部，对必须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消灭蒋介石，必须解放全中国，并无不同的意见，都是双手拥护的。 第二是家庭问题，这是最主要的思想和实际问题。我军以河北为主体的华北籍的官兵多于三分之二，当时驻在平津地区之间整训，来队家属在三万余人次，平均一个河北籍的人来两个家属，不少是四、五口一起来了。这次家属来队充分看出来了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但几万家属来队，大多数都起消极作用，这对部队是一个大的冲击。四九年二月至三月间，全军开小差或私自回家的有千余人，这些人多数都归队了，我们对这个问题又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对他们只是说服教育没有给予纪律处分，稳定了部队。干部、战士的家庭问题是个严重问题，主要是家里都是老弱病小，没有劳动力，生活困难。为了协助地方政府解决部队干部、战士的家庭问题，我们向冀中、冀东、热河等地，派出了比较强的专门工作组，深入家庭一个一个地解决，对部队思想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是婚姻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主要的实际问题。婚姻问题最突出的是干部和老战士年龄都大了，早都超过了一般的结婚年龄。我们采取的政策是干部和老战士回家，只要遵守政府的婚姻法，都可以结婚。 部队存在上述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是客观的，实在的。怎样解决呢？我们提出了教育、忍耐、抓紧六个字的方针。 （一）思想教育是政治整训的主要问题，重点是轮训干部。以师为单位分两期对连排干部，部分班长和老战士也参加了轮训，轮训的规模是很大的。 我在会上几次讲到：我们要进军江南，要从根本上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今天我们夺取政权需要人民军队，将来巩固政权仍然需要人民军队。就是全国胜利以后，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需要人民军队。解放了，在军队干没有前途的思想是错误的。现在的部队的思想问题，不是怕敌人，不是怕打仗，也不是害怕美帝国主义。现在部队最主要的思想问题，是个人的具体问题与当前形势发生了矛盾，也就是个人前途与家庭等实际问题纠缠在一起了。我想，对这样的问题，要有耐性，不要急躁，要告诉我们的干部战士，自八纵成立以来，尤其是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牺牲了多少战友，他们不要说回家看看，就连自己父母的面也见不上了，他们为了什么？他们的个人利益又在哪里？他们为了人民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是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我们应当相信干部的极大多数是会革命到底的！因此，经过部队各级领导的深入工作，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忍耐问题。对这个问题首先要承认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我们的干部是会革命到底的；二是，我们不少干部当前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落到谁头上都是问题。部队干部的困难是为革命造成的，对于部的困难不承认是不行的，我们要商量的问题就是怎样暂时忍耐的问题，大家要从苦闷中走出来。等全国解放了，问题都能得到了解决。 （三）抓紧的问题。对于部队伍存在的困难，我们军党委和军首长是很注意的也是抓得很紧的。军党委的决定是：一，进军中南一段落之后，在当时的形势可能时，干部回家一次；二，由军派出工作组到各根据地，普遍访问军属并协助地方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三，现在少数人自己回家去了，只要自动归队，军里准备正确处理他们的问题。 干部们对党委的决定，反映很强烈。大家说：「对党委的决定，我们心服口服，只好把困难藏在肚子里，先执行指示。」极大多数都是比较高兴的进军中南了，在湖南和广西的仗也打得很好。我军干部的主体是很好的，是战斗力强大的基础，四十五军进军中南，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 向江南进军 一九四九年四月间，第四野战军辖四个兵团，十三个野战军，每个军辖四个师和若干炮兵师，大举南下，向中南进军！ 第四野战军由平津地区出发，沿着平汉路两侧分两路南下。大军到了豫鄂交界时，则兵分三路：一路在平汉以西，直指鄂西、湘西；中路沿着平汉路，直指汉口；一路经大别山以西，直指鄂东。三路齐头并进向长江及其以南进发。由于人民群众对自己军队的热爱，亲切地称解放军为大军。 第四野战军总部驻武汉，司令部设在汉口当年的白崇禧「剿匪」总司令部内，当地人民说：剿总大楼，今天成了林彪大楼。解放后，白崇禧的老楼已经有倾斜之势，我们又在老楼的旁边照老楼的样子建了一座新大楼。在老大楼的北边，有白崇禧公馆，门牌为100号。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我军由天津南杨柳青出发，奉命向长江以南进军。我军由天津到湖南湘潭，实际行程约一千五百公里。行军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天津至湖北鄂城。这一阶段走的路线是：先沿津浦线南下，转鲁西曹州，豫东商丘、周口，豫南潢州、新县，再经湖北麻城，六月二日到达长江南的鄂城。在鄂城进行了约一个月的休整。 第二阶段：由鄂城至湖南湘潭地区。这一阶段走的路线是：经崇阳，通山，翻过幕阜山到了江西境内，再经修水、铜鼓、万载，八月四日到达江西萍乡，再到湖南湘潭地区。在该地区休整了一个半月。 四十五军南下编制序列： 军长：陈伯钧（南下开始时，黄永胜还是随军行动） 政委：邱会作 参谋长：雷震 政治部主任：段德彰 政治部副主任：林忠照 后勤部长：刘锡三 一三三师 师长：张万春 政治委员：谢明 副师长：郑寿才 参谋长：韩仰山 政治部主任：钟池 一三四师 师长：黄鹤显 政治委员：谢家祥 副师长兼参谋长：张晓冰 副政治委员：汪易 政治部主任：蓝文兆 一三五师 师长：丁盛 政治委员：韦祖珍 副师长：吴瑞山、韩声涛 副政委：龙标桂 参谋长：刘江亭 政治部主任：任思忠 一五八师 师长：李道之 政治委员：王晓生 副师长：徐其海 参谋长：莫易明 政治部主任：侯全智 四十五军南下时是四个师，一个军属炮兵团，两个补充团和后勤机关等，全军共计八万五千人。我军南下时真正是一个人数相当多的野战军，当时我军一个军的人数同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由江西瑞金出发长征时的人数几乎相等。 和四十五军战友在一起。左起：孔瑞云、丁盛、邱会作、林忠照、谢明。 我们刚出发十天，就接到四野总部发来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将士「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这对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四十五军南下是经过了严峻考验的，大多数干部战士是「背井离乡」了，但是在战胜了不愿离开家乡的保守思想后，部队又浩浩荡荡南下了。那时哪有柏油路，都是土路，部队行动千军万马，尘土飞扬，「车辚辚，马萧萧」似一条黄龙翻滚，十分壮观。但是到了安徽境内，又正值梅雨季节，天天淅淅沥沥的小雨，部队没有雨衣，战士们几乎是穿着湿衣服行军和生活。六月初，部队跨过长江就进入雨季，部队常常冒雨行军走在泥泞崎岖的上路上，雨一停就是暴晒的太阳，部队对南方炎热的天气很难适应，但是叫苦的反而少了。 七月十八日转辗行军到湖南的湘潭地区，在行军中度过了一个盛暑，发过痢疾或中过暑的全军近八千余人，但大部分能坚持随队行军，能够按时到宿营地的，一般的都只有一半左右，对这些人干部都称之为「神仙」。部队行军差不多都要走一天，等一天，两天的路分为三天走，部队中暑的惨状是难以形容的。 军直属队一梯队四百余人，大约是七月十五日由湖北通山向幕阜山北麓出发，这是一条由湖北通往江西的大道。我们上路走了约两小时就有一半的人倒在路两旁了，当时只好停下来休息两小时，经过急救和休息之后，才能继续行军。后来，我们军直属队改为早晚行军，每天行军路程不超过五十里路。这样大约经过一个星期之后「好汉」就多起来，对暑热也挺得过了。 从天津出发，我们已经走了三千多里路，我全军将士得到了极大的锻炼，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野战」军了！ 南下一路没有打什么打仗。大约是七月下旬，四野总部组织湘赣战役，四十五军的任务是在江西萍乡一带切断湘赣铁路和公路，堵住白崇禧逃往湖南、广西。一三四师在江西铜鼓以南，四野总部命令该师截击由南昌西撤的骡马牵引的炮兵部队和运输部队。部队经过三小时多的急行军到达了离公路六、七里的地方，部队散了架子，满山遍野都是人不能继续前进，不少人甚至都不能动弹了，口里不时1向外冒白沫。我拿起望远镜一看，公路上向西撤退的敌人车辆多得很，但又一点办法都没有。全师能支持的干部、战士集合起来共计不到一千人，由副师长带队打到公路上去了，但敌人的主力已经过去了，只截到一个尾巴，缴获不多。还好，总部并没有批评，可能知道部队境况，林总这次很「客气」地说：「这次跑几个敌人也无妨，下次一起收拾。」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我军进到了湘潭地区，就停下来休整了。这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第一是敌情发生了变化。白崇禧的部队都由浙赣线撤到湘桂线的湖南地区。主力在衡阳至宝庆一线，同时还扬言要在衡阳同我军决战。第二是我军急需休整恢复体力。当时部队病号很多，几乎失去了战斗力，不休整是不能战斗的。总部命令，四野全军都在就地休整两个月。 山地运动战的典范 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四十五军在江西的萍乡地区奉命进入湖南，经株洲西渡湘江到了湘潭、湘乡地区。我军十月一日进至湘西南的永丰镇宿营时，从无线广播上收听到新华社的消息，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主席的话真是惊天动地，对部队鼓舞极大！ 原来，我们估计白崇禧可能要在广西才与我军决战。这时，林总获得绝密情报，立即调整了部署，急令十二兵团司令萧劲光「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三个军，直接向宝庆、衡阳之间及其以南前进，设法抓住一股敌人，并断其后路。」我们也就是在十月一日晚上，接到四野总部的命令：「白崇禧主力还在衡阳、宝庆地区，我们决心在该地区与白崇禧决战」。部队立即向衡宝公路一线攻击前进。那时，部队劲头大得很呀！「以战争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消灭白崇禧向新中国献礼！」成为我们战斗动员的主要口号。 敌我态势。白崇禧主力第一兵团和三兵团（辖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九军）和十一兵团，部署在西起宝庆，东至衡阳和衡宝之间的水东江地区及其以北的永丰镇，形成「品」字形防线，企图在衡宝公路上与我军决战，敌人兵力约为三十万人以上。我军当时在衡宝线附近的部队为：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九五个军。四野总部九月九日命令十二兵团指挥上述五个军会同在宝庆以西的十三兵团歼灭白崇禧第一兵团于宝庆。九月三十日我军开始战役行动。 十月二日，四十五军各师按照军的作战命令均向衡宝公路上的水东江一线攻击前进，各部均与敌有所接触。这证明了敌人并无撤退的迹象。我军在衡宝线上与敌人决战成为现实。 十月五日，四野总部感到我军在第一线的部队过少，决战力量不足，即命令十二兵团指挥的各军停止前进，均在现地待命。同时总部命令十三兵团向宝庆、祁阳之线攻击前进，二野五兵团向衡山衡阳方向急进。我军可集结十四个军的部队，四野几个重型炮兵师亦向湘潭至宝庆公路上集结，我军准备强大的兵力与敌决战。 整个战场形势是：白崇禧对我军的意图一时捉摸不到，敌人各部队都在原地未动。由于山地使部队的运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军的战役决心也定不下来。整个战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 十月五日，四野总部考虑到我军一线兵力不足，不宜推进过快，十二兵团发出各部队停止前进的命令。一三三师、一三四师、一五八师都停了下来，一三五师在行进中未开设电台，没有接到电报，该师五日拂晓突破了衡宝公路上的水东江段，向公路以南急进了。没有接到命令，实际上也等于「没有执行命令」。如果该师开设电台，他们也会是照样在公路以北原地待命的。由于一三五师意外地跨过了衡宝公路。敌我形势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也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斩断敌人退路，这是衡宝战役取胜的关键问题。因为一三五师这一行动，敌人认为林彪在搞名堂，敌人要判断清楚林彪的意图是要一定时间的；再说敌人就是做出了正确判断，实行撤退也是需要时间的。敌人占用的「两种」时间，恰好就为我们集结更大的力量争取了时间。四野总部知道一三五师的位置后，林总下令一三五师直接归他指挥。这样一三五师跨过衡宝公路，反而「弄拙成巧」，被林总视为插入敌人防区的「钉子」，为整个战局创造了战机。林总利用了该师的行动捕捉了战机，也只有林总这样的军事家才有勇气和决心利用这个战机。林总直接指挥一三五师并非只是指挥方法，是有重大的军事意义的。第一，总部电台直接同师联络，最快时一份电报在十几分钟内就可办好。如果按级指挥，经过师、军、总部三级，一份电报最快也要一小时才能办完。第二，能够最好的协同动作。总部是最有权威的协同组织者，能够很快决定和解决问题。第三，总部直接指挥到师，增加了下面的信心。 一三五师归总部直接指挥，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该师表现出了三大特点：一是坚决向前打，不顾虑敌情；二是克服了山地没有道路的困难，不叫苦；三是克服了阴雨、没有粮食、没有鞋穿的各种困难。五日，一三五师在祁阳县境的白地市、黄土铺，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完成了伟大的战略任务。在两天的时间内，该师行军作战的路程，总在一百六、七十里之多，而且又是在攻击前进的，其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我一三五师如果晚五小时切断敌人的退路，那么，衡宝战役就只能打成劳而无获的战役。林总给一三五师的任务很明确：翻毁湘桂铁路，炸毁桥梁，切断敌人南撤广西的退路。 这时，我四野大军已做好围歼敌人的准备。白崇禧也准备全线撤退。四野总部立即下令追击、围歼敌人，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四十九、四十六军，二野十八军及二野五兵团主力，全力向衡宝地区攻击前进。白崇禧的七军（四个师）是他的起家部队，号称钢七军，北伐时赢得「钢军」美誉，抗战时也是台儿庄大捷的主力，「钢七军」是全部美式装备。 一三五师打到白地市、黄土铺一线之时，四〇三团与师主力失去联系，部队由军组织部长林谦和师参谋长刘江亭带领，记得团长是刘世彬，政委是李济宗。在险恶的情况下，部队三天三夜只吃了两顿稀饭，五天五夜不睡觉，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消灭敌人的决心更加坚定，充分表现了人民子弟兵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四〇四团（团长冰野，政委卜占亚）、四〇五团（团长韦统泰，政委荆健）在转移中恰好与从衡阳向广西撤退的白崇禧的王牌部队第七军军部相遇，他们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把敌人割成数段，甚至经过多次白刃格斗，终于把号称「钢七军」军部和四个主力师彻底消灭。四〇五团二连李九龙连长两次负伤不下火线，三排机枪手少林云双腿被打断，坐在地上还向敌人射击。四〇四团在平津战役中荣获「金汤桥连」的七连打得尤为勇猛。一三五师的勇士们，大都一两天才吃上一顿饭，几天都没有合上一眼。他们用鲜血创建了「腰斩七军」、「猛虎扑羊群」等英雄连队。战后四〇五团荣获集体一等功，这是我军历史上罕见的。 整个衡宝战役歼敌五万余人，其中四十五军歼灭敌人二万余人。白崇禧最精锐的「钢七军」全部被歼灭，这是衡宝战役的最大胜利。衡宝战役胜利之后，湘南地区全部解放，白崇禧总部退至桂林。白崇禧由于失去了第七军，在桂林官邸痛哭不止。 一三五师在衡宝战役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都是客观事实，但集中到一点上就是「五小时」的问题。如果该师晚五小时到达黄土铺、白地市，敌人都过去了，就只能是白辛苦一场了！总之，时间就是胜利，在林总的直接指挥下，一三五师争取了五小时，取得了整个战役决定性的胜利。 衡宝战役的重大意义 衡宝战役的胜利对全国有很大影响，对蒋军有很大震动，对人民解放军有很大鼓舞。 衡宝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后，又一次重大的胜利。战役胜利的意义在于： 第一，消灭了国民党最强大的地方势力之一桂系白崇禧主力。 第二，加速了广西的解放。四九年三月四野北平高干会之后，林总就专门谈到白崇禧和广西的问题。林总说：「中南大陆的问题，广西是主要的，广东还是次要的。」白崇禧的主力如果不被消灭，全部回到广西去了，我们要付出相当代价才能解放广西。 第三，对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对国民党地方军有很大的震动。平津战役时，毛主席提出了三种方式，即绥远方式（投降改编）、北平方式（和平起义）、天津方式（彻底消灭）。白崇禧走的是天津方式。白崇禧在国民党中是一个有影响和有实力的军阀，他都不能避免被消灭的前途，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衡宝战役的胜利是永留史册的，四十五军是有贡献的。 当时，四十五军在四野不是头等的部队。但这个部队有朝气，总是想进步，部队是有希望的。我军一九四七年组建纵队到衡宝战役，恰好是三周年。在三年里，四十五军参加了四七年的热河东部秋季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这次衡宝战役，共四次大仗；在四次大仗的前前后后，又打了无数的小仗。我军得到了很好的实战锻炼，是在战斗中打出来的。对衡宝战役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是有坚实基础的，衡宝战役歼灭敌人四个主力师，主要是四十五军直接完成的。 第四野战军到江南后，衡宝战役是第一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四十五军对战役作出了很大贡献，得到了很大的奖励和荣誉，对部队鼓舞很大。 四野总部、十二兵团在战斗进行中和战后，对作战部队连续嘉奖。二野十七军除发来贺电之外，还派军文工团去一三五师演出和祝贺。 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日日夜夜》作者）、著名记者穆青由北京专程来我军访问。我军军、师、团、营、连战斗英雄等，同他相谈了一个星期，记录了大量的数据，有的被采访的功臣，泪流满面地说：「新中国都成立啦，新中国都成立啦！我打死十个、一百个敌人不算多，我牺牲了没关系，一定要蒋家王朝给我陪葬！」这真是气壮山河。后来西蒙诺夫写了一本书叫《战斗的中国》，歌颂了衡宝战役的勇士们。华中局（中南军政委员会尚未成立）动员了中南地区百余名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来我军慰问，著名电影演员舒绣文就来我军慰问了很长时间。慰问团深入连队同战士见面，对部队起到了实际鼓舞作用。 衡宝战役之后，我军在湘桂铁路线湘南地区整训，军部驻在祁东县城洪桥镇。大约十月中旬，我和陈伯钧两人到衡阳市去向四野总部前敌指挥所汇报。林总、萧克参谋长、谭政主任等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林总一见陈伯钧和我的面就说：「你们八纵队（林习惯称纵队）打了胜仗，这次战役消灭敌人的数量不算多，才两万人，但质量很高，是白崇禧的主力。消灭了敌人的主力，等于解放了广西。」 一九四九年十月，衡宝战役结束后，四十五军军长陈伯钧（前排中）、政委邱会作（三排左三）与到该军采访的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前左一）合影。 林总接着说：「你们纵队是个好部队，我看有三个优点：一是，战斗作风很好，指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部队只要具备了这个优点，就什么都能办到。一三五师从衡宝公路的水东江打到湘桂铁路的祁阳境内的白地市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整个战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二是，部队军、师两级的指挥相当熟练（萧克插话：陈、邱两人都是实干家）；三是，部队能吃苦。你们这个部队是哪些部队编成的？」 我说：我们这个部队是各个山头的「联军」。主要成份包括：陕甘宁边区的宝塔山，冀晋鲁豫的太行山，晋察冀的五台山等山头。 林总：啊，你们部队同东北部队一样，都是「八国联军」。我们要用战斗作风这个问题来统一部队的作风。 陈伯钧说：林总提出战斗作风这个问题，对部队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的邱政委三年来一直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并经过严肃的斗争，现在抓出成效来了。 林总：「用战斗作风这个词好，通俗易懂。我们部队无论进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各种工作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因为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打仗。战斗作风这个东西是无形的，但又是实际存在的。想打仗，喜欢打仗，不怕打仗是培养战斗作风的中心问题。培养出一个好的战斗作风，固然要在实战中锻炼，但平时工作抓得紧就是为培养战斗作风服务的。」 我们谈了大约有一两个小时，我和陈伯钧中午同林总、萧克、谭政共进午餐。伙食之简单这里就不说了。我们正在吃饭时，情报部门送来一份情报。内容是：白崇禧下命令炸毁滨阳以西通往桂西的一座桥梁。林总对这份情报没有多大重视，只说了一句话：「白崇禧防止他的部下到桂西去当小土皇帝。」不久，接着送来两份情报。其中一份说，白崇禧速下令所有香港票子一律封存，不准外发。另一份说的是，白崇禧下命，对部队冬装的运输，只送棉衣不送棉裤。林总对三份情报合在一起就十分注意和十分兴奋了。 林总说，刚才的三份情报，可以判断出白崇禧动向来。第一，他不会退到桂西和云南、贵州交界的地方同我周旋；第二，他下的命令都是准备撤退海南岛的，白崇禧已经下决心撤退到海南岛。 林总继续说：中南地区在大陆是最后一仗了，这仗怎么打法，是很值得考虑的问题。中心问题是，打到敌人撤退的道路上去，关住「海门」。现在我们如果有办法打到广东的湛江、廉江、北海和钦州去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林总说，我们来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你们两（指陈、邱）也参加会议。会议开始，林总要参谋人员讲三个问题。一是，四十、四十一军和二野四兵团和四十三军的位置；二是，由广东钦州以北地区和江门地区到湛江的地理情况；三是，白崇禧和广东的张淦兵团的态势。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以非常熟练的口气报告了上面提出的三个问题。 敌人的态势是：粤西和广西的敌人联在一起了。主力在西江以南的高要、梧州、玉林、南宁之线；西江以北的敌人，在对我实行运动防御。敌人的部署也是撤退到海南岛的态势。 大家对怎样打法，提了一些意见。林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没有别的打法，只有发挥四兵团的作用，由粤西指向湛江才能比较好的解决问题。我们要求四兵团能够做到三点：一，昼夜兼程前进；二，忍受还没有发上冬装的困难；三，要像锥子一样的向敌人后退的湛江、廉江一路进攻，迫使敌人不能安宁渡海。此举如能成功就能消灭敌人大部分，我军忍受一分困难就能多得一分胜利。 林总继续说：四兵团在沿海从东向西打，四十军、四十三军在西江以南也由东向西打，四十一军、四十五军则在广西的中部由北向南打。这样三路大军都能向敌人「后院」打击，我可实行穿插分割，一块一块的把敌人吃掉。当然，四兵团是起决定作用的，他们起的作用越大，我军的胜利就会越大的。大家对林总的指示佩服至极，没有话说的。粤西、桂东南粤桂边战役形成了，战后的结果，同林总的指示大体一致。 进军广西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军由湘南的祁阳一带出发，向广西进军。四十五军进军广西是尾随四十一军之后的，广西北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 广西山多，除了山还是山，能种粮的地很少，而且山好像都是一个一个垒起来的，一个比一个高。另外，广西有瘴气，会患恶性痢疾，那是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我们四十五军在热河就是条件艰苦的地方，现在又到了另外一个条件艰苦的地方！ 广西是少数民族很多的地方，讲话不懂。广西地主武装很强，土匪很多，大点的村子都有碉堡。那些地主武装也好，土匪也好，对我们都是偷偷摸摸干的。你去拉屎，屁股上就是一刀，什么时候都有死的可能。广西人排外也很厉害。 我军进广西是沿着湘桂铁路线前进的，我们路过桂林时，在那里休息了一天，除略为参观了「甲天下」的风景之外，晚上我和陈伯钧还出席了四十一军在白崇禧公馆专为苏军作家西蒙诺夫举行的生日宴庆。西蒙诺夫是离开四十五军后到四十一军去的，那位大记者看到我们非常高兴，他特别高兴的是，在我们军里访问时，我们在一起喝醉过两三次。据说，按照苏联人的习惯，主人和客人一起喝醉酒，对客人是体面的事。那位大记者见到我们之时，总是要拥抱。陈伯钧很会应付这一套，他彬彬有礼地亲吻西蒙诺夫女打字员的手，我们这些土包子高兴地热烈鼓掌。当天晚上，我事先有准备没有喝醉，大记者和陈伯钧又是喝得醉成一团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四野总部命令，粤桂边战役正式开始。总部给四十五军的命令是「直插南宁、钦州一线」。 泅渡西江战斗。我们接到总部命令，即命令一三三师经黎塘在横县渡过西江，并直指南宁以南的小董墟断敌退向钦州之路。如果我军在小董墟未曾断住敌人，则自动向钦州，北海线追击：一三四师经宾阳直指南宁。如果南宁之敌未退，则对该敌包围之。一三五师在黎塘、贵县之线集结，为军的预备队。我们要求各作战部队，必须坚决执行总部的命令，实行猛打，猛插、猛追的三猛战术。我军必须以「手长脚快」的战法，把敌人消灭在逃跑的路途之中。 军的指挥位置在黎塘以东的单塘墟。 一三三师在横县渡西江。西江是连接广东广西的运输大江。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军渡过西江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的。例如，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我军仅有的炮兵也不能使用到战斗中去；我军又是紧急渡江，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 为了掩护南宁之敌南撤钦州，敌人对东面的横县和北面的昆仑关都是必守之地。横县的守敌为地方部队一个团。对守敌来说，西江是一个比较好的屏障，敌人有比较坚固的土木结构工事。对敌人的战斗力和工事都不是我军考虑的主要问题，主要考虑是渡江。 当时，江上的船只都被敌人控制在南岸，在此情况下，一三三师的郑寿才副师长和担任渡河的三九八团团长共同商定后，立即决定召开全团连以上干部会，发扬军事民主，讨论了怎样渡江的问题。在渡江之前，一三三师侦察连派了一个班在横县以西侦察敌情和地形，不幸的是我们有三个侦察员都被敌人抓住，敌人非常残忍把我军战士双手砍掉了，耳朵和生殖器都割掉了，把活人丢在水里淹死了，我们在江上捞到了尸体三具。侦察员的牺牲对我突击队是一个很好的临战动员，更加激起了我军的作战积极性，决心给战友报仇。部队将全团会水的二百余人都集中起来，这就是渡江的主要突击力量。 对渡江战斗进行了简短的准备。第一是，组织突击队。突击队编为三个排，成立临时支部，每个排成立一个党小组。第二是，集中全师的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渡江。军、师都有炮兵，由于受地形的限制，不能上战场参加战斗。第三是登陆点选择在县城东南约三里路的地方。经过四小时多准备后，渡江部队于十二月五日拂晓一举渡江成功。我军登陆成功后，突击队立即派人押送船只到北岸，接应部队渡江。部队五日渡江成功，大约十时就占领了横县，在该处经过很短时间的集结之后，立即向南宁南的小董墟攻击前进了。 小董墟战斗。粤桂战役到了十二月上旬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兵团已经进到了雷州半岛；十五兵团正在向玉林攻击前进：四十军、四十一军和四十五军已经在从梧州到横县的几百地段上南渡西江。敌人全线动摇了，主力部队都南撤了，决心退到海南岛去，敌地方杂牌部队有计划的进入山沟，并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与我周旋。我各路大军按照总部作战命令，正在猛烈地向敌人攻击前进。 我军根据当前的形势，调了部署，并发出了战斗号召。一三三师在横县渡江之后，应自择路线分两路向小董墟迅猛攻击前进；一三四师在南宁的西南向小董墟攻击前进；一三五师在桂平一线南渡西江，向贵县通往玉林的公路上迅猛攻击前进。 我们除了向部队提出了猛插、猛打、猛追的战斗号召，还提出了三条具体要求：1、不顾一切疲劳，昼夜兼程勇猛前进：2、各级指挥员要在部队的前面，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整部署；3、轻装行进。部队的炮兵，伤病员及其他笨重的东西，一律不要跟大部队前进。各师对军的作战命令和战斗号召执行是坚决的。凡执行得越坚决，取得的战果就越大。 小董墟战斗，我军缴获物资甚多。白崇禧老婆新从美国进口的「道奇」小卧车和数以百两的金条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小董墟战斗参战的部队很多，有我军两个师和四十、四十一军友邻两三个师，当时注意友邻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电令一三三师不与友邻争东西，要注意团结，该师做得比较好，没有与友邻发生纠纷。小董墟战斗结束后，整个粤桂边战役就结束了。 平而关战斗。一九五〇年二月初我军一三四师取得了平而关战斗的胜利，平而关战斗是在粤桂边战役结束后一个月才打的，是大战役的余波。 敌军十七兵团直属队，一〇〇军军部直属队，十九师和一七九师共六千余人。该敌由十七兵团刘嘉树率领，打算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同越南交界处以国界两侧建立根据地，或在桂西得到喘息机会，待机由钦州以西之海防由海上撤至海南岛。我军查明情况之后，决心全部歼灭该敌，我们采取了政治攻势和军事行动两手同时并进。 平而关战斗是张晓冰指挥打的，四〇〇团董占林，四〇一团邹长茂、张益三，四〇二团江里鸿、蓝亦农都打得很好。平而关战斗在军事上是一个胜利，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胜利。这一战斗告诉了残存在广西的敌军，他们的前途只有两个：投降或消灭，企图躲在山上长期存在是绝对不可能的。平而关战斗的胜利，对桂西剿匪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敌军都在当地分散为匪，对我军剿匪就会增加很大的困难。桂西的土匪比其他地区都少，比较早完成了剿匪任务。 我军在粤桂边战役中取得了重大的战果：歼灭敌人两万三千多人，其中包括二十三名敌军将官。缴获各种火炮一百五十余门，各种枪支八千余支和各种军用品甚多。解放了广西全省。这是在大陆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后一仗。 执行粤西和桂东南剿匪任务 一九四九年底粤桂边战役结束后，四十五军在广西的南部和东南部执行剿匪作战任务。军部驻贵县。一三三师驻贵县西北之覃塘，一三四师驻南宁，一三五师驻容县。 为了统一指挥剿匪作战，中南军区命令成立粤西和桂东南地区剿匪作战指挥部，由四十五军担任指挥。为了党军政统一领导，广西省委决定成立桂东南党军政委员会，由我任委员会主任，统一指挥剿匪作战和领导桂东南地区的党政工作。 桂东南和粤西剿匪区包括：粤西（高要）、雷州（湛江）、钦州、梧州、玉林、宾阳、龙州、百色等分区，共计八个分区。在军事上，除指挥各分区之外，还指挥四十一军在高要的一个师和广西军区在宾阳的独立师，全区剿匪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约十五万人。 一九五〇年初，全国一片大好形势，中南地区除海南岛之外，全部解放了。我军就开始执行剿匪任务了。 我军执行剿匪任务之时，广西的匪情确实是严重的。当时，我军只能占领城市，大部分集镇和交通要道，农村基本上被土匪所占领盘踞，县级以下的政权，很多不在我们手中。五〇年的六月间，我军初进入大瑶山西部时，原敌伪的区政府还为我们派粮派草。我军一个排的兵力一般的不敢到农村去，单辆汽车行驶也很危险。要彻底消灭广西的土匪，最后解放人民，并非一件易事，是要经过残酷斗争才能达到目的的。 白崇禧的主力在衡宝战役、粤桂边战役基本上消灭了，但还有庞大的非主力部队并未消灭，它的基层政权亦未摧垮。南宁西南的十万大山，宾阳西北的上林山就是敌人的战略重点。至于敌人的小块盘踞地则全省到处都有。广西是全国的封建军阀统治的堡垒之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要摧毁这样的堡垒当然并非易事。广西有械斗的历史，好勇斗狠，广西人是排外是很厉害的。 由于敌人是「地头蛇」，他的消息特别灵敏，我军的行动，几乎都很快就能知道。敌人有周密的情报系统通信联络。一九五〇年一月间，我到贵县西北二十多公里的覃塘一三三师去开会。我早去晚归，2我的行动第二天就被敌人发觉了，敌人在半路上设下了伏击。幸亏一三三师司令部警惕性高，第二天就派武装护送，否则我可能早已归西天了。一九五〇年五月间，我到六万大山的灵山县去视察工作。我头天经玉林、并住在电白县，第二天就遭到了敌人的包围。幸好一三五师派了一个侦察排护送我，那个排四个班，四十余人，装备好，战斗力强。我们住下之后，还没有吃饭就发生了情况，我们被敌人包围了，经观察敌人有百余人，我们决心消灭敌人。我们住的是地主院，有围墙、楼房，院内有水井，有粮食，我们又带有报话机。我们一方面注视敌人，另一方面调动部队。一三三师在三十里以外有一个侦察连赶到了，敌人全部被歼灭。 当时，执行剿匪任务对我军是一个大的转变，从思想上、作战行动上、生活管理上都是一个大的转变。从思想上来说，就是从战争转向和平的大变化，干部中的主要思想就是老婆和前途问题。战士中的主要思想就是家庭、婚姻问题。我们对部队尽管经常在进行「我军永远是战斗队」的教育，但效果很小。部队都说，「敌人都没有了，还需要战斗队干什么？」对部队的思想教育，比之过去打仗更加困难了。 从军事行动上来看，就是从打大仗变为打小仗了，打小仗我们反而成为外行了。对剿匪作战表现急于求成，总想捞大鱼，结果小鱼也捉不到一个。打不到土匪就消极，对群众产生埋怨情绪，甚至对立情绪。部队比较普遍的认为广西是「匪民不分」，土匪走了就是老百姓，土匪一来就大家共穿一条裤子。 从部队管理来说，就是从集体生活变为分散的生活了。这种变化带来了思想涣散的严重的问题。部队分散时，以连为单位的都很少，多数是以排为单位，少数是班为单位。由于部队管理松弛，事故不断。在大瑶山以西，有某部一个班，因为吹牛皮过晚，没有设岗哨，拂晓时大家都还在熟睡，被土匪全部杀光。 思想涣散造成生活散漫，驻在集镇的部队，每逢集市更是遍地都是军人，我军单个失踪的现象几乎见天都有。而且军民关系也不够好，对地方干部态度横蛮，犯纪律很普遍。部队的特点就是集体生活，集体行动，集体管理，在失去管理的情况下，发生问题是必然的。对这个问题，我们领导上是认识到了它的严重性，常派干部深入基层，定期以连为单位整顿和训练。 统一对剿匪性质的认识 广西的剿匪在省委内部存在两种认识。一种意见认为：剿匪是解放战争的继续，只有消灭土匪才能解放人民；另一种意见认为：剿匪是民主改革，只有待群众自己起来，才能得到解放。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上面的意见不统一，对部队的剿匪工作影响很大，在五〇年整年中剿匪的成绩都很小，土匪越剿越多。广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和我两人是第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 一九五〇年大约是九月初，李、邱共同起草了一个向中南局、中南军区的报告。报告内容指出了广西省委对剿匪的态度右倾，要求中南局派要员来广西解决问题。李、邱拿着电稿去向省委书记报告，并要求他签发电报，他拒绝签发电报。后来，以李、邱个人的名义上报，并由李签发了电报。中南局看到李、邱的电报后，引起注意，并立即派陶铸代表中南局直接到广西检查工作。陶到广西不久，又收到了毛主席的电报，电文的主要内容是专门说的剿匪问题的。毛主席表扬了湘西的剿匪斗争做得好，全省土匪基本上消灭了；指出广东、广西的剿匪落后了，是「两只乌龟爬行」，牵住了全国的工作进程。这一下对省委震动很大，几乎不知所措了。 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体会议，对剿匪进行了总结。接着于十一月间，省委召开了地师级干部以上的省委扩大会议，叶剑英、陶铸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指令，并对广西剿匪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到会的极大多数人都指责省委对剿匪是执行了一条右倾的路线，致使剿匪一年了，土匪还是越剿越多。李天佑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发言的中心内容是把我们在剿匪的问题上同省委争论的问题都摆出来了，并且把那些问题提高到了路线的高度。这就使会议有了方向，对会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接着李天佑之后也发了言。我的发言，除了同意李的发言之外，并以大容山的例子来证明我的发言是完全正确的。我说，玉林东北大容山，是土匪巢穴之一，该处有匪数千人，我们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土匪消灭了，现在的大容山是真正的解放区，人民当家做主了。 叶剑英、陶铸在会上都讲了话。他们的讲话，没有公开批评省委执行了一条右倾路线，但他们又公开支持了李、邱的意见。他们说：「李天佑、邱会作同志的意见，是从实际斗争中来的，完全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对中央的方针、路线、政策讲得很清楚、透彻，形成了很大的力量。叶、陶代表中南局、华南分局宣布：广西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剿匪的路线，政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限期消灭土匪，彻底解放人民！ 一九五〇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之后，剿匪作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阶段中，我们主要抓了三个问题。这就是：1、军事上重点围剿，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同时解决问题；2、剿匪、反霸、收枪、镇压反革命四者密切结合起来；3、在剿匪斗争中发动群众与组建县政权，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有重点地建立民兵组织。这三个问题是完成剿匪任务的全过程。 在军区统一部署之下，全省划分为四个重点围剿区：梧州西北的大瑶山；玉林以西的六万大山；南宁的西南的十万大山：宾阳西北的上林山区。这四个区是同时进行的，这是我军执行剿匪任务以来，规模最大、给土匪打击最重和效果最好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剿匪作战。 例如，对六万大山的重点围剿，用了三个步兵团和四个分区的地方武装。对该区的围剿是成功的，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首先是布置三层包围。为了不使敌人过早发现我军意图，包围圈开始要大些，然后逐渐收缩。其次是政治攻势。包围圈缩小了，在包围圈之内又到处是战斗，此时就要进行政治瓦解。主要内容是要敌人选择自己的出路：交枪投降，抓匪首。同时还要动员老百姓暂离开包围圈，以免伤亡。 第三是火力攻击。对敌人的包围圈缩小到不大的情况下，则实行炮火的火力改击，攻击一阵子即停下来进行政治瓦解，此时，政治瓦解的效果很好，投降的很多，对死不投降的敌人则坚决歼灭。我军在六万大山消灭敌人万余人，打死和抓住匪首近千人。 第四是清匪、反霸、收枪、镇压反革命密切结合。这是对一个地区剿匪是否彻底的关键问题。当地的匪首恶霸，押回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决。土匪清出来了，枪支收完了，匪首恶霸处决了，人民也就真正解放了。 第五是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土匪真正消灭了，群众自然就有组织自己的政权的要求。在建立农村政权的时候，选择骨干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政权能否起作用的关键问题。在剿匪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是基层政权的依靠力量。 整个桂南的剿匪作战，大概用了两年稍多的时间才解决问题。我军消灭土匪将近二十万人，镇压了匪首恶霸约八万人。反动统治摧毁了，人民成了主人！ * * * 1 原文此处缺「时」。 2 原文此处为前引号，疑误。 第二篇 军队建设的征程 第十三章 从广州到北京 到广州工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我由四十五军调任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四十五军是一支由不少红军连队为基础组建起来的部队。这支部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在解放战争中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起的作用也更大了，对人民的贡献也更大了。这支部队是打出来的，在解放战争中打过很多的仗，又参加过三大战役的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南下渡江后，参加了衡宝、粤桂边战役，屡建奇功，同全国解放军任何一个军团都可比媲美。这是四十五军的光荣！ 我离开四十五军是恋恋不舍的。我从延安到热河就和吴烈同志战斗在赤峰，一九四七年东北民主联军八纵组建，整个解放战争我都战斗在八纵，我热爱八纵，与一伙出生入死的战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九一三」以后，在家破人散最困难的时候，关心我子女的是八纵的战友，在公审以后，不顾政治风险看望我的也是八纵的战友，任思忠、孔瑞云去西安时，左打听右打听，打听到派出所才找到我。在北京时看我的老战友就更多了。我去武汉时，吴瑞山多次看我，任荣见到我时，紧紧抱着我，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他深情地说：「你过去是我的老首长，现在还是我的老首长！」他的话使我潸然泪下。我从三十二岁到三十七岁是在四十五军度过的，这是我青年时代最有意义的经历。我在四十五军工作感到最愉快的是得到了全军极大多数指战员的信任。我在四十五军是一个领导者，同在该军工作过的许多人一样，是四十五军的指挥员也是一个战斗员。我和全军指战员共同奋斗，创造了四十五军的荣誉。 在我离开四十五军后的一九五二年二月，军委命令，以四十五军军部及一三四师、一三五师两个师，加上原四十四军一三〇师，合并成一个军，番号为五十四军。五十四军在解放后，除参加抗美援朝外，还参加了西藏平叛、青海剿匪、中印边境反击作战……，是和平时期作战最多的部队之一，对部队的成长和进步，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十五兵团的兵团部驻广州，兵团又兼广东军区领导机关。兵团司令员是黄永胜，政治委员萧向荣，我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叶剑英，第一副司令员黄永胜，萧向荣和我都兼任军区副政委。当时的工作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但不管多复杂，核心领导是叶剑英，叶是解放初期华南地区党政军领导的台柱子。 一九五一年五月，为了华南军事上的统一领导，军委决定以广东军区、十五兵团指挥机关为基础成立华南军区，辖广西军区、海南军区、粤东军区、粤西军区和广东防空司令部，兼指挥第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八军和华南各特种部队及中南军区海军司令部。华南军区司令员为叶剑英，中南军区第三政委谭政兼任政委，副司令员黄永胜，参谋长吴克华，我先任政治部副主任没有多长时间，继萧向荣之后任政治部主任。 与父亲分别二十年在广州相见。 一九五二年七月，驻武汉的中南军区机关迁到广州，华南军区即并入中南军区。军区司令员林彪，副司令员叶剑英，第一政委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分别任第二、第三政委，参谋长黄永胜，政治部主任陶铸，副主任梁必业和我。我除分工管宣传部、文化部的工作之外，还兼任中南军区军法处处长。 中南军区迁广州前，林彪已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军区从武汉迁到广州后不久，林彪就到北京参与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军区第一政委罗荣桓在平津战役后即留在北京，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名义上代理军区司令员，但精力主要放在地方，军区实际工作由第三政委谭政主持。 华南军区的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是毛主席一九五一年底提出来的，毛主席是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提出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浪费和贪污。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浪费，反对贪污，「三反」这个名称由此而来。 我记得，当时主持三反运动日常领导工作的是薄一波。他于五二年的四、五月来过一次广州，是来督战的。他在华南分局会议上做了一个长篇讲话，会议由分局第三书记方方主持。 薄一波说（大意）：这次三反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的斗争。斗争的结果，两个阶级必有一存一亡，我们要争取斗争的胜利。……我们进城仅仅两年的时间，但我们的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艰苦奋斗的好东西丢掉了，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学到了。我们有不少人，被糖衣炮弹击中了，存在着严重的意志衰退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如果不彻底纠正，我们就会被资产阶级战胜。……官僚主义、浪费和贪污，虽然是性质不同的问题，但又是互有联系不可分割的问题。官僚主义是浪费、贪污的温床，而后两者又会促进官僚主义的严重性，所以我们要把三个东西连在一起来搞，这就是搞三反运动的必要性。……三反运动的关键是在党委领导下，发动群众。对发动群众要放手，不需要先筑起防什么的「堤坝」再去发动群众。为了充分发动群众，领导带头又是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学陈老总（陈毅）的样子。他在华东军区的干部会上是自己脱裤子，让群众打屁股。他要后勤部门司令部管理科、秘书等三人在大会上公布他的开支账目。这样做，陈老总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取得了三反运动的领导权，反过来对三反运动就给予了有力的领导。华东军区的三反运动是搞得很好的。 华南军区的三反运动当时是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司令员叶剑英是不管军区的具体工作的，副司令员黄永胜还在外地治病。对三反运动的具体领导工作就只有落在我这个政治部主任身上了。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到广州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对我的工作是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我进城时间还不长，「洋」生活还没有学到，大家认为我还是一个「干净」人，这有利于开展工作；不利的是，人生地疏，不了解情况，从工作上来说，不利的因素反成了好处，使我在工作中更加谨慎，可以少犯错误。 三反运动就其实际内容来说，并不是完全新的问题，在战争年代接触过不少这类问题。但把反官僚主义、反浪费、反贪污联在一起，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进行斗争还是一个新的问题。特别是提高到党的存亡问题，就更引起我的重视。对三反运动，中央只有原则指示，中南军区不仅没有开过会，连具体指示也没有发过。我当时领导主持三反运动，即使不是「肓人骑瞎马」，也是蒙着头干的。在斗争中虽然没有犯大错误，但也没有搞出什么大的成绩来。华南军区的三反运动是比较平稳的。 为了实际工作的需要我们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军区政治部的组织部长卢文生、宣传部长江峰、保卫部副部长陈信、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杨坤专门协助我进行具体工作。 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中央也没有政策规定，我们也无经验，我们经过研究自己确定了三条工作方针：1、充分发动群众提问题。我们向群众诚恳宣布，不管是什么问题，对什么人的问题，有问题就可以提出来；2、对群众提出来的问题，一定要反复核实清楚；3、实事求是做工作。决不整人，不点名，更不轻易做结论。我们就是根据这三条办事的。 整理材料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各单位送来的材料，我们都认真的阅读、研究、整理。为了好整理材料，我们把浪费和贪污严格分开，把三反同其他政治上、历史上的问题分开。 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到了五二年五月间，对整个的情况就比较清楚了，有两方面的问题严重，突出来了。一方面是领导干部的生活确实起了很大变化，浪费相当惊人；另一方面，一些同商人打交道的专业干部和地方部队的本地干部，有不少被资本家拉过去了，受贿相当严重。前者是属于浪费的问题，后者就是受贿贪污的问题了。在干部中，贪污的公款则是极个别的。 为了三反工作的需要，陶铸和罗瑞卿来到了广州。陶是来代替叶剑英主持广东的土地改革工作的；罗是专门来检查华南地区党、政、军的三反运动的。陶、罗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了我们办公室的集体汇报。他们向我们做了如下指示： 第一点，华南军区的三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你们的运动在华南地区机关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军中也是搞得比较好的。 第二点，你们对中央关于三反运动的指示具体化了，同你们的实际情况结合得很好。特别是你们提出了充分发动群众和整理材料两者结合起来，是非常正确的。不充分发动群众就不能把问题揭露出来；不认真整理材料，就不能对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你们的做法，就是比较好地解决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 第三点，政策界线问题。中央已经有原则的规定：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错误和生活中的浪费是属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吞占公款和受贿是属于贪污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问题，将来的处理也是不同的。对领导干部的问题，要特别慎重，决不能借三反运动来打击干部。 一九五二年七月中南军区迁到了广州，华南军区与之合并了。从此，我就退出了领导三反运动的实际工作，专门主持部队的文化教育工作了。 部队文化教育 我军的干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他们的主要优点是对党忠心耿耿，斗争经验丰富；主要缺点是文化水平低。因此，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关键之一，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部队进行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战略决策。 一九五二年中央慰问团在广州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右一梁必业、右二刘兴元、右三邱会作 一九五二年在广州向中央慰问团汇报工作。 全国解放后，军队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林彪为代表的，主张部队以学习文化为主，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部队办了很多学校；一条是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主张以学习苏军为主，军事训练为主，并提出了不走样子的学习苏军。这两条路线是不同的，我自己和许多老干部都拥护林彪的路线。 我认为林总不仅是一个军事家，也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政治家，他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时，虽然朝鲜还在打仗，他就从国际形势分析，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为此他主张尽快裁减军队，省出钱来发展重工业，搞建设，这和他不同意出兵朝鲜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休养生息，搞建设非常重要。当时，我军有六百多万人，精简后部队不到三百万人，公安军五六十万人，全军精简近一半，林总魄力很大。同时，林总主张军队大力学文化，他说要掌握现代武器，必须学习文化，要更好的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必须学文化。当时军队一百二十多万人的干部队伍，文盲就占三十多万，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就有近四十万，占干部队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从五一年开始到六〇年的九年中，部队开展了规模不等，程度不同的文化教育。从全军来说，部队的文化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很显然，部队的文化教育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其所以如此，这是两条建军路线斗争的反映。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军委召集了各大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会议，中南军区是黄永胜和我去参加会议的。会议由彭德怀主持，会议主要讨论全军部队的军事、政治、文化训练问题，会议对文化教育给予了严厉的抨击。不少人指责：由于搞文化教育，枪支生锈了，大炮筒子有麻雀窝了，早操没有人上了，都去上文化课了，部队作风散漫等。一部分人的结论是；要是不加强军事训练和严格管理，部队就会自己垮掉。 由于部队要搞文化教育是由林彪提出来的，经过毛主席批准的，这是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不少高级干部也支持文化教育，他们都提出要下决心解决干部的文化问题，也有条件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经过讨论之后，对文化教育虽然大大「降温了」，但还占很大的时间比例。会议决定部队训练时间的分配是：军事训练百分之三十，政治教育百分之二十，文化教育百分之五十。 中南军区部队的文化教育，在全军是起带头作用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五一年春开始，到五五年的五年间，全军区部队主要是搞文化教育，从未间断过，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中南部队的文化教育是有声有色的，对全军和全国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全区部队文化教育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部队的干部战士百分之九十以上，语文和算术达到了高小的程度，百分之二十达到了初中一年级的程度。 二、团级以上干部百分之七十轮流进了文化速成学校。经过两年的时间，语文和数学都能达到初中三年级的程度。大部分文化学校，一九五三年就毕业了第一期，少数学校，到五四年已经毕业了两期。需要学习文化的团级以上干部，极大部分都初步解决了文化问题，打下自学的基础。 中南部队的文化教育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起决定作用的是当时的政治部主任陶铸。我是他的助手，做了一些具体组织工作。我自己就需要学习文化，我深知没有文化的痛苦，我对部队文化教育是积极的。 重返后勤战线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奉命调北京，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五五年二月，到达北京上任。 新中国成立前夕，杨立三奉命重新组建了军委后勤领率机关，是对我军建设的一大贡献。但是受当时条件所限，也有一些缺陷，主要是：第一、工作方针不明确。第二、干部老、能力弱、身体差。总后机关总体文化程度不高，工作水平偏低。第三、规章制度有问题。总后组建不久，我军开始「不走样」学习苏联红军，几乎把他们那一套全盘照搬来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杨立三为准备召开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向毛主席写了一个请示报告，毛主席在回信中严肃地指出：「据我所知，我军整个后勤系统长期缺乏这种民主的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以致政治空气极不浓厚，党的生活极不健全；许多领导同志胸襟狭隘，思想不开展，作风不民主，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后勤系统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极端严重，这种严重性至少不小于政府的财经系统和公安系统。所有这一切，均应以这次后勤会议为开端，彻底地进行批判和改革。」毛主席对总后作的批示是对以上三个问题极为深刻的揭示。那时杨立三重病在身，不久去世。毛主席指示未曾得到很好贯彻。 另外，后勤系统在「三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严重。为此，一九五二年，毛主席决定选调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以便更好地配合彭德怀工作。五三年，周纯全从朝鲜回来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五四年上半年，洪学智从朝鲜回来任副部长，周纯全调走。五四年十月，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是我军名将，德高望重，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历来担任要职。解放战争时曾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员，他整顿了东北后勤，工作出色。黄出任总后部长的影响很大，改变了我军后勤领导干部的形象。他是我军有史以来调到后勤战线的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后勤机关地位提高了。 黄克诚于一九五三年六月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之后向军委写了一个报告。在肯定了「三反」运动以后全军后勤工作的若干进步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浪费现象非常普遍而且严重；二是医疗卫生工作存在的问题更多，领导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三是许多供应标准不符合实际情况，供应的实物很差：四是后勤干部中不安心工作、不团结、闹地位待遇和对领导不满的情况比较普遍，尤以总后机关最为严重。黄克诚在报告中认为，这种严重现象之所以发生，有其客观条件，但主要是后勤领导和干部中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上存在问题。首先是没有明确树立为部队负责、为国家负责的坚定思想。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黄克诚提出的「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的思想，得到军委批准和后勤干部的一致赞同。依我所见，黄克诚的这个提法是我军后勤历史上最有思想性的方针，它既是处理全局和局部关系、执行国家政策和保障部队的需要，也是正确处理后勤内部上下关系的准则。 为了加强后勤工作，很快就把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调进总后工作；接着我也到了总后。 黄克诚当时是军委秘书长，我到了总后不几天，他召集总后党委会。他在会上除了对我简单介绍了几句之外，即说：「我今天就交班了，都交给邱会作同志了，他是我的代理人。今后，你们要支持邱会作同志的工作。他工作做好了是你们大家的事，发生了什么问题，由我黄克诚完全负责，决不会推到你们头上。」其实我来之前，洪学智同志已经在主持日常工作，黄克诚的话是什么意思，大家并没有搞懂，我也没有搞懂。虽然我也主抓了不少工作，但黄克诚的话我根本没有上心，因为我不愿意搞后勤工作，对工作没有安下心来，没有长期打算。 五五年十月，我又当了（兼）后勤学院院长，工作相当累人。 我和洪学智都是扎扎实实搞工作的人，以谁为主搞工作彭总是有考虑的。五七年春节过后，彭德怀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开门见山地说：「你认为你和洪麻子谁搞后勤更合适？」 我一下也听出彭总的意思，略加思考我回答彭总说：「当然洪学智同志比我合适，我没有去过朝鲜，没有组织现代战争条件下后勤工作的经验。」 彭总听后非常高兴，对我的态度很满意。五七年，对洪学智下了部长命令。此时，周总理和富春同志让我去搞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工作，并安排我到苏联去参观考察了一圈。回来后，我「耍了赖」，说不愿离开部队，罗帅也去找总理为我讲情，我就先去学习了，先上中央党校，继而上了高等军事学院。 彭、黄的问题出来后，洪学智同志被免职。五九年十月，我回到总后任部长。 一九五六年在后勤学院开学典礼上讲话。 我在彭德怀、黄克诚领导军委时期在总后工作近两年，其间最大的一件事是筹备总后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初，总后酝酿召开首届党代表大会，黄克诚和党委分工我负责筹备，并指定我代表总后党委向大会做工作报告。为了总结总后重新组建六年来的工作，我们比较详细地了解和分析了后勤系统的情况，深感这几年总后进步的起因，源于毛主席给杨立三同志的信中对军队后勤工作的批评，这几年的工作，就是总后克服这些问题取得成绩的六年。 一九五七年，在北京高级党校学习期间于颐和园留影 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总后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开幕，我代表党委做了题为《加强领导，为加速后勤建设而斗争》的工作报告。我在报告中指出：「过去几年的后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统一了全军的后勤工作；完成了抗美援朝战争、解放西藏、沿海作战及训练；做好了边防部队的物资供应、卫生医疗及技术保障等任务；加强了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但后勤工作的落后状态至今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阻碍后勤进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领导上存在着安于现状、故步自封的右倾保守思想，对于如何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后勤，对于如何改变后勤工作的落后状态，缺乏切实有力的措施，表现了领导与实际需要的脱节……」。黄克诚很支持我的看法，对我代表党委所做的报告给予肯定。他在大会上以《发扬优良传统、学习新鲜事物》为题发表了讲话，他说发扬优良传统和学习新鲜事物是密切相关的，是不可偏废的。只要我们保持一切好的传统，并且使之发扬光大，又能把新的东西学到手，不断充实，不断提高，我们就能够把后勤工作迅速地向前推进。在讲话中，他对后勤干部中的弊病也点中了要害。 关于肃反问题 一九五五年一月间，军队的肃反运动就开始了。我刚刚到总后，对肃反运动，当时什么说法都有，有的说清理中层、内层，有的说深控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肃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找保卫部的有关人员来汇报，硬是问了两个小时，才把问题的眉目搞清楚了。 军队的肃反运动将要开始的时候，黄克诚叫我去他家谈过一次，他直截了当地说：「总后的肃反运动由你主持。你可以参加中央十人小组的办公会议。」他接着就给十人小组主要领导陆定一、罗瑞卿写了一封介绍信。第二天，我去公安部开会时，把介绍信交给罗瑞卿了。我同罗很熟悉，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从此，我就经常到公安部去开会了。 参加十人小组的办公会议，各方面都得益匪浅，但最主要的是了解了中央一些内情。由于我是代表黄克诚去参加会议的，在十人小组会议的过程中，陆、罗等人说话，处理文件等都不回避我。我能知道的在中央文件上也是看不到的。 胡风是什么人，之前是没有听说过的。我对胡风问题的了解，是参加了十人小组会议才了解的。陆定一、罗瑞卿对胡风反革命的问题是反复讲的，讲得非常精辟、透彻。对他们所讲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现在还能回忆起来的，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点，清理内层的问题。他们说的反革命大概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社会上的反革命，党政军机关里的反革命，领导机关内部的反革命三个层次。这也就是外层、中层、内层。我们这次肃反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清理中层、内层，并力求能够搞得比较彻底。这对巩固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胡风是钻到我们党的领导层内部的反革命。他是披着文学家的外衣来反对党、破坏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的反革命头头。胡风可以钻到党的文化领导机关内部来，别的什么人就不可以钻到党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内部来吗？完全可以的，这就是清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三点，党政军领导机关，对自己的内层，中层要彻底清理，这是主要任务。胡风只有一个，但胡风式的反革命就决不是一个了。那种人，可能同我们一起开会，同一个桌办公，甚至同睡在一张床上都有可能。这就是清理中、内层总的指导思想。 总后直属系统清理中、内层搞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有我的领导问题，也有总后的客观情况问题。 总后直属机关和各院校都是解放后新建起来的。一种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的老干部，都是军级以上单位的领导骨干；一种是知识分子队伍，这个队伍相当大，总后是军队知识分子最多的单位，各大学、医院、设计院等单位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专家、教授、大学生很多。他们是科学、技术、教学的骨干和主要力量；一种是新参军的小知识分子，抗美援朝之后，总后接收了很大一批参军参战的中学生，这种人成了各机关业务工作的主要成份。总后的清理工作中，发现了如下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关系相当复杂。知识分子中的极大多数人，不仅在国内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国外还有复杂的国际关系。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懂得几个国家的文字，他们写下的很多的文字东西，大多数都是用外文写的，他们同国内外通信也多数是外文。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问题，都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搞清楚。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同政界有密切的关系。另外还有部分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上面这些人的问题，同样在短时同内是不容易搞清的。 第三个问题，是特务嫌疑。在知识分子中，同国民党的中统、军统、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系的都有发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我们接收了一批日本统治下的蒙疆共和国（河北张家口）帝国医学院的学生，其中就有一批日本的特务分子。后来公安部通知我们，总后干部部干事陈政就是日本暗藏在学生中的特嫌分子。 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月间，总后对清理中内层做了一个初步总结。黄克诚到会听取了总结，对继续深入肃反运动做了重要指示。 黄克诚说：「总后直属单位清理中、内层的运动做得很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绩之一是对肃反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教育，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一步；之二是对情况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整理了不少材料，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对今后的工作会起很大作用的；之三是没有抓人。邱会作同志在总结中提出：肃反是一个细致的长期的工作，不能像除四害一样可以随便打。他说：宁可抓不到一个反革命，也不要抓十个假反革命。抓住一个真反革命是消灭了一个敌人，是很大的成绩；抓住十个不真实的反革命，是伤害了自己，帮助了敌人。他的思想和提出的政策界线都是正确的。我们所取得的成绩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没有抓一个假反革命是最大的成绩。现在有的单位抓起来不少大小胡风分子。这难道是成绩吗？……」 黄克诚继续说：「对知识分子的清理工作要认真进行。这批知识分子是我们的很好的财富，要建设现代化的后勤离不开他们。对他们复杂的国内、国际关系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还有待很好研究。我今天可向你们提出一个基本政策是：知识分子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就是好人。我们就要信任和大胆使用。因为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复杂关系就不信任、不大胆使用是错误的。」 黄克诚还说：「肃反运动今天只是总结，并不是结束。你们提出还有些问题，例如，眼科主任的问题，帝国医科大学学生的问题等。这些问题，你们要向总政治部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参加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一九五六年，党举行了第八次代表大会。总后的代表有洪学智、张令彬、饶正锡和我。八大的会场是政协礼堂，大会代表1026名，比党的七大多了一倍，代表着全国一千万党员。 八大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做政治报告，邓小平代表中央做修改党章报告。大会对树立毛主席的接班人刘少奇的威信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是成功的一方面。但事后看，八大的组织路线，也是党内开始不团结的一个不小的原因。 毛主席只是在大会开幕时致了开幕词，其余就没有说什么话。但毛主席每次大会都是到会的，不过好像没有深入小组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参加了党的八次大会。 八大是比较平静的大会，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搞，只是在起草大会对政治报告的决议时，出现过不同意见。在通过决议时，毛主席对《政治报告》中所提出的：「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些论述，有不同意见。他就是在大会讨论时，在主席台上修改的。在台下，我们看到毛主席在看什么文件，当时神态很严肃地拿起笔就写开了，写了之后即转给坐在他右边的周总理看。总理看了之后，笑了笑向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毛主席的修改，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问题，当时只在小组会上做了简单的传达。 在文化革命开始后，毛主席和刘少奇反目为仇，才把文件的内容、修改的经过都作为中央文件影印出来了，被当成了刘少奇的一个大「罪行」，给予完全的否定。此时，我才知道当时争论的真相。 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把「对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1的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大会自始自终在对毛泽东个人进行歌功颂德，甚至对刘少奇个人也进行了歌颂，这个风一点也没刹住。 八大也有不成功的一面，就是组织上安排不很得当，刘少奇的人在组织上摆得太高了。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干部，特别是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相反，军队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名额是很有限的，这与我们党的发展历史很不相称。在大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时，各组里就传出这样一些议论：「今后是建设时期，有建国才能的人都应当进入中央委员会。」更有人在树立刘少奇的威信，说「打仗靠毛主席，建国靠刘少奇」，连「干白区党的比二万五的（军队干部）斗争更艰苦，因为是老虎肚子里活下来的」等议论也出来了，而且传得很广。党内这种潜在的思想分歧从此开始了。在两年后的八大二次大会上进行了弥补和平衡，补选了一批候补中央委员，主要是军队干部，这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尽管如此，这也没有完全消除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由此而引发的一些矛盾，这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隐患。 一九五八年二月，在北京举行了党的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在小组会议上，我不记得是什么事由，引起讨论薪金制度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的中心思想是，主张党政军干部实行统一薪金制，这在政治上、干部团结上、业务工作上都有好处。当时，党政军干部的薪金制并不统一，各搞一套。党政干部（除技术、文艺级之外）一律实行行政级，即从一级开始一直往下排。军队实行职务级别，即从排长开始向上排，一直排到军委委员这一级。这两种薪金制的基本不同点是：党政干部的行政级是级别高，薪金数额也不少；军队干部是级别低，薪金数额并不多。为了说明问题，我举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任重做例子来说明问题。我说：「王任重同志胜利后连提六级，陈再道同志一动未动。如陈转业套级，只能和以前在他部下当宣传科长的同志相等。余秋里同志转业后如不提级，则其政治和物资待遇也相差很远。」军队的薪金制，实际上是图了高薪制的虚名，落了一个不得实惠的薪金数额。因此，我极力主张党政军实行一种薪金制。我发完言，文年生同志立即发言支持我。我的意见小组会也都同意，后来军队实行的薪金制同我提出的建议也是一样的。看来，我的意见还是正确的，但我所举的例子是不太妥当的，容易造成误会。因为我举出的那两个人恰好是两种人的代表人物：王任重是新生事物、后来居上的代表人物；陈再道是老资格的代表人物。我把这两个人排在一起来说明问题，好像我是为老资格叫冤。这是我后来才认识到的。事后我也落下祸害，成了「资格论」的典型人物了。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就开了军委扩大会。这次会议就不平静了，与其说是反对教条主义、个人主义的批判大会，不如说是斗争大会。刘伯承、粟裕、萧克、黄永胜都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因为八大的组织路线，军队干部下面有牢骚，要刹这股风，没有契机，陈毅元帅正好以反对「资格论」为主要内容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对粟裕、黄永胜和我都不点名的进行了批评。大会的气氛始终是紧张的。 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参加将军合唱团练歌。指挥李志民，后排左一邱会作，前排左李作鹏、左二皮定均、左五吴信泉、左六陈伯钧、左七黄永胜、左九张贤约。 我当时已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陈老总发言之后，我是看简报才看到的，我立即给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写了简要报告，并请转小平同志转中央，我还以「打倒资格论」为题，写了一篇准备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稿。我把发言稿送给了陈老总，他在我的稿子上批了几句话（大意）：你在小组会上，有关薪金改革发言的观点并无错误，方法有不妥之处。我对「资格论」的批判是作为一种现象，并非指某一个人。你的发言稿很好，希望安心学习。 正是因为陈老总有指示，我在小组会上就免得受批判了。回到高等军事学院，李志民政委找我谈话，他说：「你为军队同志争，是好事，也是多管闲事，你在学习嘛。你准备挨批评。」当时叶帅是院长兼政委，我找到他，事情很小，就化解了。 * * * 1 原文此处多一逗号。 第十四章 新军委成立 军委统帅部的改组 一九五九年八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北京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庐山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很有影响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内部开展了严重的斗争，斗争目标主要是军队的两位领导实际工作的负责人——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并牵涉到邓华、洪学智等人。彭德怀主持军委领导工作，主要是为了工作方便，组班子主要就是用了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总后部长兼政委，同样，毛主席也是为了牢握军权，推倒这个班子，由林彪重新组班子工作，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这样大的班子变动，建国以来是第一次，使大家震惊，所以，这次会议对军队的影响尤深。 八届八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即八月十七日，在毛主席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致决定由林总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为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第三副主席。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决定军委进行改组，成立了新的军委，毛泽东仍为军委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常委是：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罗瑞卿为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为苏振华、萧向荣，很快又增补萧华为副秘书长，萧华虽然是后任命的，但主要由他辅助罗瑞卿工作。 十月二十日，军委又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组成，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工作。在此前的十月十四日，已任命我为总后方勤务部部长（次年四月，总后方勤务部改称总后勤部），免去洪学智部长职务。一九六二年，我还被任命为编制属于军队序列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罗瑞卿）。 对于新军委各总部领导人选的提出是有个酝酿过程的。后来，周总理谈到，毛主席曾对他说：「你对军队的干部比较熟悉，找些什么人到军委办事，你去物色一下。林彪身体不大好，让他休息几天。」 对总参谋长的人选，总理在同毛主席交谈时曾提到许光达和刘亚楼。毛主席说：「刘亚楼能力可以，但作风有些霸道。除他们二人之外，还可以考虑其他人。」实际上，主席对这两个人选并不认可。 周总理又找了罗荣桓元帅，交谈了物色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的人选问题。罗帅是一个公心很大的人，他提出了一条建议：搞五湖四海，削平山头又照顾山头。虽然反掉了彭、黄，但最好能维持原来任职的历史情况，即总参谋长最好是三军团的同志或者是二方面军的同志；总后部长要选四方面军的同志。罗帅提出的总参谋长的人选是：许光达、萧劲光，总后部长的人选是：王新亭、王宏坤。周总理对罗帅的意见未做肯定或否定的表态，可能他对毛主席的心思更了解一些，总理只是申明他们是个人交换意见。 周总理是个很周到的人，他随时把物色人选的情况向林总通气，并和林总交换过意见。林总对于主席叫他上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并不情愿，因为林总解放后，大部分时间养病，很多「纷争」他很少介入。但林只要决定干，他会干出个好样子的。点将是头等大事，林总提出由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总理感到意外又表示同意，周总理提出邱会作担任总后部长，林总很是赞成，其实林总上台后，黄永胜、赖传珠等不少人向林、罗建议我去当总后部长，林心中事先是有数的。林总说这样大事只有主席才能决定，为此，林总约周总理一起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他们到了主席那里，当时的中央常委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都在座，对林、周的建议，他们都同意。 毛主席听完林、周的汇报后，笑着对他们说：「你们很会选人，罗是个干将，此人只有林彪同志才能想得到；邱会作年轻但能办事。」接着主席又对林总说：「不过罗这个人浑身是刺，你不怕刺到你身上？你不怕他霸道呀？对邱会作的情况，在座的人恐怕就是总理最了解。此人在年青的时候，是一个不错的人，多年不见了，现在的情况怎样就不清楚了。」 周总理说：「罗瑞卿在公安部工作十年了，在各方面都很好，同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搞得不错。邱会作刚四十岁出头，还是一个年青人，他本人也有一定组织能力，红军东征的时候，他就跟我搞后勤，工作干劲十足，他当总后部长，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人物。」 毛主席又说：「在战争年代，我和恩来是分别担任『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的。不打仗了，对军队的事，总理过问不少，他挨了彭德怀的骂也不少，他们只会向总理要钱，要东西。选罗瑞卿、邱会作到军委办事是合适的，我赞成。大家要没有不同意见就定下来了吧。」 我担任总后部长的任命下来时，还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为此，周总理专门把我叫去谈一下。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毛主席决定你去总后当部长了，这是我和林彪同志不约而同提出来的，大家都赞成。以前我还想要你去国家经委工作，现在不成了。不过总后和国务院有密切联系，今后我们在一起办事的机会多了。把军队后勤工作做好，对我也是支持。过去彭德怀骂人，黄克诚、洪学智就知道问我要东西。」 这次军委改组，最关键的就是换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全党全军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干部，我很早就认识他，记得在一九三八年他结婚时，专门请李富春、叶季壮和我吃过饭。一九四四年，我从前线回延安参加七大，刚到不久，富春同志就提出要我去中央党校任副秘书长，我为了要学习一个时期，不想当这个副秘书长，曾请罗为我说情，他很负责的为我办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我去东北，在路过张家口时，我的牲口的腿摔坏不能用了，在我没有办法时找到了罗，他不仅热情地接待了我，还亲自领我去马厩，任我自己选了一匹牲口。罗当时是晋察冀军区副政委，能够亲自为我解决这样的具体困难，使我非常感动，革命队伍中的互相关心是真诚的，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平津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在北平以东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罗当时是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不但亲自去看了我们，还请我们几个人去他那里吃饭。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期间，罗曾代表中央到广东检查工作。我当时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罗在检查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主动找我商量，甚至他还专门到我的家里同我商量，比如有人想整黄永胜，他问我如何看？我说：「我负责地向罗部长报告，黄永胜没有问题。说穿了就是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趁老黄外出治病，让老项乱说，也是不健康的做法。」罗瑞卿同意我的意见，但他还是认真做了调查，并很负责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他认为对黄永胜同志是小题大做，毛主席也及时给予指示，黄顺利过了关。一九五五年我调任总后副部长兼副政委时，我代替黄克诚去参加中央肃反的会议，但凡去公安部开会，罗每次都是热情地请我和他们坐在一起，多年的接触使我感到罗是一个有水平、有能力、有办法的高级干部。我当时认为，中央任命罗为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成为军委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是合适的、正确的。 在历史上，罗瑞卿曾是一军团的保卫局长，当时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卫林总。林、罗上台时，林总在军委常委会上有介绍罗瑞卿的讲话，从这次讲话中就可见他们之间的密切程度了。林总说（大意）：在军委的领导下，成立一个办公会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个办公会议，不是平常说的「办公」的意思，是一个执行中央和军委意图的集体领导的组织机构，罗总长是办公会议的主持人。在座的同志对罗总长都是比较熟悉的，他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毛主席、中央放心。我和在座的不少人同罗总长都是老同事，他很有领导和组织工作的能力，由他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常委对你们的工作是既放手，也会大力支持的。 当时到会的各位元帅都讲了话，都表示支持罗瑞卿和军委办公会议。 军委办公会议 林总对工作向来是提纲挈领的，而且是用人不疑，全力支持下面的工作，给下面的工作创造条件。因此，林总向毛主席建议在军委常委领导下设立军委办公会议作为执行机构，对军委常委负责，中央很快就同意了。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列席军委常委会议，当时的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是：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增补了张爱萍，一九六一年一月，谭政退出。 军委办公会议的职责范围，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军队日常工作的「总管」。稍微具体一点来说，可以有以下方面： 第一，学习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指示等文件。这项工作得到了全军领导干部的热烈拥护。不少领导干部说：过去对中央的事，只知道「外面」的（指看报纸），现在可以知道「里面」的（指听传达文件），我们和中央的距离比过去近了。 第二，讨论起草上报下发的文件。各总部凡是要用军委名义向上请示或报告的文件，都要经办公会议审议；其中重要的事情要提交军委常委审议，一般的日常工作由办公会议处理。 第三，审议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请示报告。各总部除业务性质的问题以外，凡涉及到全军的方针、政策问题的文件，都要经办公会议讨论、审议。 第四，审议军队高级干部任免事项。 第五，讨论、审议专门问题。 当时的军委办公会议在全军的威信很高，受到了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党委的支持和热烈拥护。罗瑞卿领导和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是成功的，对军队的建设和准备打仗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什么能形成这样的局面，我的体会有这么几点： 第一，军委办公会议是一个有职有权有责的机构。它既掌握了军队工作的大政方针，又有权力及时处理各种问题。军队的日常工作和各大单位的请示报告，军委办公会议负责解决，这样，不管大事小事都能有个着落。 第二，军委办公会议作风民主。办事注意调查研究，对下面的请示报告，凡是没有说清楚的，不草率做出决定，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同时注意耐心听取下面的意见，办公会议成员有自我批评精神。 第三，军委办公会议讲究工作效率。开始规定每星期开会一次，后来则几乎天天开会，会议时间有长有短，长则一天有时甚至二十四小时不散。例如：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都夜以继日地集体办公。对下面的请示报告能够及时、明确、具体的给予答复，踢皮球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稳定军队的高级干部 反对彭德怀的斗争，重点在军队。林总、罗瑞卿是在反彭、黄斗争中上台的，在军队中有一大批很有影响的重要干部，是旗帜鲜明地和彭德怀斗争的，如罗荣桓、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刘亚楼、萧华、杨成武、赖传珠等。我认为当时对彭德怀的斗争是既坚决，又防止了扩大化，会议是成功的，团结了大多数干部。虽然一时有些群情激愤，但积极分子大都是和彭有些过节的人。当时全国都在反右倾，军队批彭也正在风头上，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当时，批彭火药味比较浓的地方，还是刘少奇、邓小平、康生他们主持会议的时候，尤其是刘少奇对彭、黄的批判很严厉。刘少奇在大会上讲（大意）：彭德怀这个人手伸得特别长，还管地方上的事（指彭给主席写信提人民公社的事）。抗战时期，彭德怀长期与华中局搞对抗，把手都伸到华中来了（指黄克诚、彭雪枫）。刘少奇还挖苦彭德怀说：与其你反党还不如我反党。这时罗瑞卿插话说：你们都知道吧，三军团有大彭和小彭，大彭是彭德怀，小彭是彭雪枫。本来罗的话说到这里，事情也就为止了，但这里发生了一个插曲。罗瑞卿的话音刚落吴法宪就站起来说：「我要控诉，过草地时三军团杀了一军团的人！」罗瑞卿说：「那就是彭、黄搞的。」吴法宪的话是人人皆知的老话，但罗瑞卿的话一下惹火了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钟伟说（大意）：情况不是这样，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打仗，黄克诚被撤了职，不是他们搞的。我当时就是负责收容的，情况我知道，过草地时有个重伤员实在走不动了，他为防止敌人追上来暴露自己是红军就换了衣服，罗瑞卿同志却说他要叛变革命，要杀他。我说我负责收容，情况我清楚，我们的战友从江西走出来，现在负伤这么惨，我们要帮他一把。罗瑞卿同志坚持说他要叛变革命，并亲自杀了他。是你们杀的，怎么是三军团的人杀的呢？！钟伟的话使主持会议的罗瑞卿、萧华有些愕然，大为恼火。过了一会萧华带人把钟伟搞走了。 彭德怀下台以后，新的军委对高级干部一律实行稳定政策，林总、罗瑞卿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政策来掌握的。林总在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说：「新的军委对干部不能轻易变动，更不能随便调换。军队的团结、稳定最主要的是对高级干部的使用问题。高级干部一换，接着中级、下级干部都会换，这样军队就惴惴不安了。现在的高级领导干部有个别的是不称职的，有调换的必要，但也要在适当时期通盘考虑，适当安排。凡是调整了工作的干部，特别是本人有意见的，都要做好思想工作，做到被调整的人思想没有包袱。」林总讲话的精神得到了贯彻。除彭德怀外，被降职的只有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人，而且中央都安排了工作。其他人一律没有作组织处理。 实行稳定的政策，这里还可举一个例子，就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的人选问题，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一九六〇年去世后，本来李天佑同志最为适合，总政也几次提出继任人选，后来还是林总执意点名黄新廷担任。对此，罗瑞卿转达了林总的话说：「林总关于成都军区司令人选问题有指示，林总说：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军队是『合股』而成的。我们必须尊重这个历史，在实际工作中要考虑到历史的情况，只有领导对干部的使用情况做得好，才能把多股合成一股。成都军区司令员原是由二方面军的同志来担任的，这也是个象征，对该军区的司令继任人选就要注意到这种不成文的历史！」 新军委成立后，还有一个如何对待所谓「落后」干部的态度问题：总政的态度是杀一儆百；林、罗的态度是拉一把。对于这个问题，罗瑞卿在一次军委办公会议上有个重要的讲话，他说：今天的单子里（指讨论的议题）有对×××同志的处理问题。对总政提的处理意见，我是感到不安的。为此，我昨晚专门去同常委商量过，向他们请示。他们有重要指示，总的精神是对干部要看本质，要看大的表现，要看政治。对他们的缺点、甚至某些严重错误是要批评帮助的，但决不能打击，这是一条严格的界限。对干部采取打击的政策，领导上就一定犯错误。对今天提出的对×××处罚的议题我提议撤销，由总政重新审议。罗的这一讲话也算是一条准则，以后发生同样的事情依此照办，挽救了好几个人。我记得当时总政曾建议对×××（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给予纪律处分，说他们都有生活作风上的错误。还有一批高级干部如×××、×××、×××都是老「运动员」，他们都经常被「运动」的。经过罗瑞卿多方面做说服工作，保护了一些高级干部。罗对干部在政治上要求很严，对其他方面的一些缺点总是从爱护帮助的态度出发进行批评教育。我认为，罗的态度和做法，是符合毛主席的一贯的干部政策的。但是，「九一三」之后，罗重新上台后变化很大，打击干部很厉害，他又一次投靠邓小平，我认为这是他的悲剧。 总后在处理和彭德怀有关的同志的问题时，是按总政下发的《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进行的。总政当时的态度和办法都是严厉的，他们给总后定了两个重点人物，一个洪学智，一个苏焕清。最后军委决定撤消洪学智的职务，离开军队到吉林省任厅级干部。当时，他还住在总后原来的房子中，和我的家也只有十米之遥，我们从来没赶他。走之前他提出把他坐的吉姆车带走，我同意了并报告了罗瑞卿，罗瑞卿说：「（车）带走吧，带走吧。只要人快点走就行了。」他六〇年五月间才到吉林去，我和李聚奎政委及几个在职的领导还和他一起会餐，晚餐后我陪洪学智到每家去辞行。在审查期间，总政一直抓住洪的小辫子不放，上纲上线太高，洪不能接受，洪找到我，我帮他修改过检讨稿，在总政那里还是没通过，无奈之时，洪让我去登谭政主任的门，谭政听进去了我的话。洪吃大苦头是在文革，听说搞到农场劳改去了。 苏焕清是总后营房部部长，工作是比较踏实的。他是黄克诚和洪学智在新四军三师时的老部下，硬让他揭发黄在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员时的所谓「经济」问题，军事检察院的黄火星检察长负责审查苏焕清，苏焕清说没有，因为在东北军区他和黄克诚根本没有同时在一起工作过，总政犯了官僚主义。看来总政是有人想用所谓「经济」问题把黄克诚搞臭，在这个问题上说黄老不是的也不止吴法宪一人，最后只能一风吹，但总政还是示意降职使用，这是何道理？苏焕清解脱之后，我们立即恢复了他的工作。 总后的新班子 彭德怀下台后，洪学智受牵连也下台了，其实洪学智和彭根本没有什么「有机」的联系，只是在志愿军的时候在一起工作。我对洪的下台有同情感，因为洪是一个工作很踏实的人，后勤干部就需要这样的人。洪下台后，总后政委李聚奎同志临时主持工作，具体工作参谋长胥光义协助。我任总后部长的命令在军内公布时，我还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我的任命的确在原来总后领导班子中掀起了波澜。 总后副部长张令彬是一九二六年入党的老同志，一九二七年跟着毛主席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他比我年长十二岁，有后勤工作的丰富经验，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我回总后当部长，罗帅事先找他谈了话，叮嘱他支持我的工作，张令彬心中有了底，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们一直团结很好。 总后政委李聚奎是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的老同志，他曾担任过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和四野后勤部第二部长，虽然他比我年长十岁，但身体结实，工作认真，他很想在后勤战线做出成绩。因此，我当部长主持工作，我们难免有不协调之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也专门找李聚奎谈了话，让他带头支持我的工作，在老同志中做个榜样。谭政的话他很难听进去。我是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总后的事都是我在军委办公会议上提出研究，军委的指示也是我带回总后传达，可是在总后的会上，开着开着，他就主动主持起来，最后总是他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散会。」我有工作要布置就常发生困难。 后来就发生了推选总后党委书记的事情。我们党的党委书记历来都是上级党委决定的，党委书记也是一种「职务」，尤其是高级领率机关，本单位是不能自选党委书记的，当然总后也是一样，总后的党委书记要军委定，要中央定。但总后偏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总后的常委会上，由李聚奎同志主持时，竟然研究起总后党委第一书记的人选。参谋长胥光义直截了当地提出：「李聚奎同志军衔最高，资格最老，应当为党委第一书记。」汤平同志立即说：「怎么还要我们选党委第一书记？这不对吧！但是如果要我表示态度的话，只有邱会作同志适合当第一书记，我认为这和毛主席、林总决定邱会作回来当部长，抓全军的后勤工作是一致的。」张令彬、饶正锡同志都支持我，并认为开常委会酝酿党委第一书记是不妥的。我当时也发了言，我给李聚奎同志留足了面子，我说：「如果我们可以酝酿总后党委第一书记，我提议李聚奎同志担任。」其他的常委都没开口，就草草散会了。我对自己说，我得了两票半（汤平、饶正锡支持我，张令彬认为会上酝酿是错误的，算半票）。 不久，军委常委开会，其中一个内容就是总后党委常委的组成问题，我作为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也列席了会议。林总、贺老总、聂帅、罗帅、叶帅都参加了。林总来了个开场白，会议就由罗瑞卿来主持。谭政主任代表总政拿出「邱会作任总后党委第一书记的意见」来讨论，他的话音刚一落，罗瑞卿就说：「总后党委第一书记我的意见就是由邱会作来担任，在这个问题上，总后的思想相当混乱。本来让他们酝酿常委，他们却推举党委书记。你邱会作碍着面子，不讲原则。」 罗帅接着说：「把论资排辈放在前头是不成的，总政以后要特别注意。」罗帅当场批评了谭政。贺老总说：「什么老资格，比我还老？用他们去搞后勤，全军没饭吃！」贺总又对我说：「邱会作你给我打起精神来，大胆工作！」最后林总讲话，他说：「军委要支持邱会作同志的工作，现在总后的担子是很重的，我们相信邱会作同志能够把工作搞好！」这样，军委决定让我担任总后党委第一书记，这个决定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 对这样的安排，李聚奎同志心里肯定有意见，但这并不是由我来决定的。我只有处处尊重他，来搞好团结，搞好工作。当然我在工作中也会有缺点和失误，李聚奎同志也不断向总政告我的状，比如在反对总政搞「空头政治」方面，我也说过随便的话。直到一九六六年，萧华主任对又去告状的李聚奎同志说：「你不要再告了，鸡毛蒜皮我也不听，军委已决定你调到高等军事学院工作，任政委。」 林彪批评了朱德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批判彭德怀。林总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讲话。林总的讲话是以军队「革命化」这个口号开场的，这个口号对我来说，并不很陌生，但林总作为军队建设的方向提出来，我听到的还是第一次，意义非同小可。正是因为如此，这句话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很快林总的讲话就转向批判彭德怀和对朱德的批评了。对彭的批判，完全可以理解，大家都表态，林也必须表态。对彭德怀的批判，林说的话不多，只说了几句话：「有意见不去同毛主席当面说，背地里搞阴谋活动。」林总说到这里，对毛主席表示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他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任何人反对毛主席，都是不顾党、国家、人民的利益的。对这种人，应当坚决反对！」 对朱德的批评，我立即就和「革命化」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了，我理解是：「革命化」就是忠于毛主席的代名词。林总在寓示：对于军队，连朱德这样的总司令都不能忘乎所以，其他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彭德怀也是教训，今后大家都忠于毛主席。 其实，朱德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已经对其历史上曾经犯过的「路线错误」及几次支持过「错误路线」做出过自我检查。对这次庐山会议，朱德认为自己对他们「反党野心家的本质认识不够，光从好的方面去想，认为他们已经改过来了，同时和他们在思想上又有共同点，所以这次我同样表现出嗅觉不灵，没有及时识破他们反党阴谋的本质。」朱德的检查中央后来以中央文件转发给全国、全军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阅读。 在庐山会议上，朱德有些偏袒彭德怀，至少是态度暧昧，主席批评他「隔靴挠痒」。我记得林总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批评朱德时，朱德当时就坐在林总的旁边，林说：「今天当着全军高级干部的面，对朱德同志是要进行批评的，他是不承认毛主席是党的领袖的。朱德同志总是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其实他名声很大，功劳不很大。战争年间，朱德同志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我军的总司令向来都是毛主席。我们的高级干部，对朱德同志的历史情况和政治情况，是应知道的，这很有必要。我们学习党的历史的中心问题，就是认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很有好处的。」 林总对朱德的批评，我是有理解的一方面，又有吃惊的一方面。我军的总司令向来都是毛主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军的高级干部知道得就更清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朱德不是一个「真总司令」这个的问题，对到会的人震动并不大。但林总指出了朱德是个野心家，不服从毛主席，对大家震动就很大了，像我这样的干部都有点吃惊了。对朱德过去怎样反对毛主席我知道的很少，后来从刘亚楼口里，才知道了实质问题。刘对我和萧向荣说：「朱德是总司令吗？他是彭德怀的总司令。在庐山朱德支持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朱德是真总司令，当然，他能起到了多大作用？！为了集中力量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才把朱德的问题分开的。」刘亚楼又说：「林总对朱德的批评，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他是毛主席和中央的代言人。」刘还风趣地说：「林总给我们大家吃了一把阿斯比林，鼻子通气了，可以闻到更多的气味了。」听了林总批判彭、朱的话，又听了刘亚楼一席知情话，我对林讲的「革命化」的问题，就算是摸到底了。 朱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南昌起义朱德虽然还算不上是什么主要领导人，但他和陈毅一直带着这支起义部队转战，湘南暴动后上了井冈山，武装割据，建立苏区，朱德是有功的。一九二八年冬，我的家乡开始闹革命，我虽然还是一个小孩，但也知道「朱毛」是红军的领头人。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的正中央挂的就是「毛朱」的头像。「朱毛」这个称呼，在革命队伍中流传很广，正是因为这样，就更加促使我去想问题。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朱德元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主持人是刘少奇、邓小平。会议结束时由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在会上林彪也批了朱德，主要还是过去那些话，说朱德有野心，说朱德不是总司令，毛主席是真正的总司令。说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陈老总的发言很严厉，问朱德：「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周恩来也狠狼批了朱德，不过总理是摆事实的。总理说朱德同志的账是很多的，似乎朱德一直都是错误的。（大意）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是盲动主义，流寇主义；执行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和张国焘的斗争，也是刘伯承、贺龙、任弼时推着走的；解放以后，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我们不放心你，毛主席也担心常委中有你这样一个定时炸弹。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同样有不少人批判了朱德，叶剑英则做了长篇发言。我从叶帅的发言中，对朱德的历史就有比较系统的了解了。会上有人提出：「朱德的问题，造反派早就搞的满天飞了，但从来还没有正式传达过，我们希望进行传达。」周总理当即回答：「可根据叶剑英同志在全会的发言在小范围内讲，即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的党委常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可以传达。中央就不发什么文件了。」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底，我在总后党委会上传达过有关林总、叶剑英批判朱德的问题。公审的时候把我在总后党委会上传达上面的精神，说成是攻击朱德的犯罪，也太不尊重历史，太不尊重事实了。 七一年「九一三」之后，主席又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这话已经说晚了。 林总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肯定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指示，我是完全接受和拥护的。我从参加革命起，在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中，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即使在文革中，我知道主席对造反派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对的，当我受到总后造反派多次的残酷的武斗，几乎要了命时，我对毛主席都没有动摇过。一九八〇年，我在邓小平、彭真组成的所谓的公审法庭上，我也没有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 一点教训 毛主席提倡搞「五湖四海」，他曾说我们的革命队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现在想起来，主席自己也没有把握好，我感到在反彭德怀以后，毛主席对掌握军权看得很重，从「五湖四海」搞成「双一」（一方面军，一军团），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都是「双一」，连军委办公会议的罗瑞卿、谭政、萧华、杨成武、邱会作、萧向荣也是「双一」。尤其是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更是如此。军队这么多老同志，人家是口服心不服。那时看，这是主席的英明决策；现在看，主席有些失衡。尤其是「九一三」之后，主席打掉了林彪和我们这些「双一」的骨干，从罗瑞卿、刘亚楼到萧华、杨成武，再到我们，死的死倒的倒，可是他又说他身边没有（即不用）一个一方面军的人，四方面军的人比较谨慎（即比较好），这是非常不妥的，也是苍白无力的。其实主席并没有真正接受教训，在文革中，主席实际上还是摒弃「五湖四海」，而重用「中央文革」（以后是「四人帮」）。主席去世后，受主席重用的「四人帮」顷刻瓦解也就是必然的了。 第十五章 林彪对我军建设的贡献 广州军委扩大会议 洪学智是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从朝鲜回来到总后的，我是一九五五年初从广州到总后的。有一次我们闲谈时我对他说：「你在彭总和林总手下都干过，你对两位老总的指挥风格怎么看？」当时洪并没有说彭，他直接说林：「我给你打个比方，林总打仗像打扑克，不检分，五分看不上，十分也不要，专门扣底。」我认为洪学智说准了林总的指挥风格，林总是不干则已，一干就会干出个样子来。林总上台后出的牌，也和打仗时一样，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高举「革命化」这张大牌！军队怎么革命化呢？那就是「三八作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接着又提出「突出政治」、「四个第一」，把全军集合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 解放军是一个革命的整体，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山头主义、宗派情绪也是很重的，不但上级对下级有山头主义，宗派情绪；下级对上级也有山头主义，宗派情绪。老上级的批评，对不对都坚决听；不熟悉的领导批评对了，却往往口服心不服，嘟嘟嚷囔。使用干部也是一样，自己熟悉的，不太合适也想用，也想争；自己不熟悉的，优秀的也不积极推荐。这对部队建设危害是很大的。 林总就是要打掉这些不正确的东西，把全军统一在一个思想下，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林总号召全军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总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全军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这是林总很大的贡献。 林总也是一个扎扎实施的实践家。林总是很能读书很会读书的人，为了我军建设他读了大量的书籍，而且取其精华，勇于实践。林总从南到北，走遍了全军上下，陆海空三军都走到了，从我军的「革命化」入手，从部队的编制开刀，把我军引上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道路。遗憾的是，林总因为战伤，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六二年就病倒了。 六〇年初，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毛主席主持，林总在发言中讲到部队问题，林总响亮地提出（大意）：部队要树立革命的作风，这个作风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一九三九年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句话，八个字。毛主席以简单朴素的语言，概括了很多道理。部队掌握了毛主席这三句话八个字，就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有革命的雄心壮志，我们的部队就生龙活虎，永远有必胜的信心。接着在六〇年春节期间的广州军委扩大会议上，林总又反复讲这三句话八个字，而且特别强调团结，提出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才能团结一致」。林总还引用了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话，指出「人和」就是团结。林总对部队的建设是抓住了纲，是呕心沥血的。林总一说到「三八作风」的内容，大家热烈鼓掌，都高兴地笑了，因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毛主席当年为抗大题的校训，大家都熟悉，因此倍感亲切。 「九一三」以后，有人把林总糟蹋得不成样子，什么「不读书不看报不学无术」，这完全是一种污蔑。 新军委成立后，在军队建设上同时提出来了两大问题，一是军队革命化问题；二是准备打仗问题。后来又出现一个军队搞生产渡过灾荒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一九六〇年一至二月间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和九至十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及一九六二年二至五月的全军编制装备会议是准备打仗的重要会议。这三个会议对部队革命化、正规化、准备打仗都做出了重要的决策。 一九六〇年春节期间，军委在广州召开了扩大会议。各总部、军种、兵种、院校的负责同志，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各野战军军长、政委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常委都在广州，会议中讨论的问题都及时地得到了中央的指示。毛主席还在广州郊区的鸡颈坑接见了到会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领导和主持这次会议的林彪、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八位元帅还在一起合影（还有陶铸和罗瑞卿），这是我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象征着军队的大团结，这对开好会议都是极为重要的。 六〇年，广州军委扩大会议八元师合影。前左起陈毅、刘伯承、林彪、贺龙、罗荣桓。后左起罗瑞卿、聂荣臻、余向前、陶铸、叶剑英。 北顶南放 林总代表军委在会议上做了长篇报告，当天会议的执行主席是贺龙元帅。在我的回忆中，报告有下面几个要点： 第一，关于战略方针问题。林总说：毛主席早就提出了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但有了战略方针还不够，还要有具体的作战方针、作战计划。制定作战方针的主要依据是未来的假想敌、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我军的作战能力，这三条是互相起作用的。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还很薄弱，准备打仗和经济建设有一定矛盾，但从国家安全来说又要这样办的。 我军现在还是一个大步兵，空军的作战能力稍微好一点，海军还是个「杂牌船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我们的作战方针可以考虑为四个大字：「北顶南放」。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 第二，关于部队建设。林总说，作战方针是部队建设的总纲，全面提高部队战斗是部队建设的中心。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指挥灵敏、保障能力是部队战斗力的四大要素。我们还必须建设能干的统帅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是战略指挥部。管战略是重要任务，各总部的工作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甚至导致战争的失败。情报不准确、通信失灵、物资无保障等导致战争失败的例子，在军事史上是很多的。 第三、关于国防工程。林总说：要立即着手搞国防工程，部队自己要担负起这项繁重的任务。要在全国实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现在国家很穷也要搞，等富起来再搞也就晚了。工程搞起来后没有用怎么办？我们宁愿它无用。搞工程按防御任务来说，是先海边防再内地。按地区来说，先北后南。东北、华北、西北是重点，南方先搞点「卡口子」工程，卡口子指要塞、隘口等险要坚守的地方。各种工程要像「一盘肉磨子」能够在长时间把敌人磨成肉浆。我们搞国防工程的原则是：既要搞国防建设，又要少花钱，不过多增加国家财政支出。 第四、关于全国基地化。林总说：未来战争有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个是防止敌人的原子弹，一个是依托后方的供应。大规模战争，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根据作战计划在全国建立战略、战役供应基地，后勤保障实行基地化，像「开旅馆」一样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够经得起敌人空袭。 第五，关于国防工业。林总说：我们的国防工业在中央的关心、特别是周总理的过问下，有了一定的基础。现代战争没有国防工业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武器包括常规和尖端两个部分，常规兵器生产体系应建立完善起来，我们也要抓紧尖端武器的研制。在今后二至三年内，常规武器要建立肝胆俱全的系统，对尖端武器来说，我们的决心是原子弹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原子弹这东西打起仗来有多大作用，我们都还不知道，但别人有的东西我们也要有。毛主席、周总理是赞成搞国防工业的，可能有人说搞国防工业是花「冤枉钱」，我看那也不是坏事，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花「冤枉钱」，这种钱花多了可能就不是战争了，而是「买」来了和平。 第六，关于边防问题。林总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枪，三是建立边防「真空」。林总说：全军都要懂得，对国外打第一枪的权力只属于最高统帅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有决定打第一枪的权力，这应该是一条严格的政治、军事纪律。林总还说：为了不在边境上闹事，我们的边防部队可以在战事起来，后撤二十到三十公里，和对方脱离接触。 对于林总的讲话，会议进行热烈的讨论。从元帅到军长登台发言者有若干人。元帅们一致称赞林的讲话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讲活了，是我军战备和建设的根据。陈毅元帅专程赶到大会来讲话，以表示对林彪讲话的拥护。刘亚楼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他说：林总的报告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队建设、准备打仗写成了「描红」，我们照着填就是了。 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主席在广州接见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人人员。五排左五为邱会作。 林总的这篇报告解决了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从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起，我们国家的思想战线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毛主席对于反对修正主义，准备打仗几乎同时提出来了。林总一九六〇年在军委扩大会上提出了「北顶南放」的作战方针之后，「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就成了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全军进行了持久的、空前的、大规模的战备工作。 北京军委扩大会议 军队就是打仗的，在广州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军的战略方针确定下来，林总就放心了。广州的军委扩大会议，八个元帅坐下来开会，一开就是一个月，这是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而且毛、周、邓也来到广州助阵，使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接下来，林总着重要解决我军的建军方向问题。一九六〇年九月，在北京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反对修正主义；（二）政治思想工作；（三）军队的编制和装备计划，重点讨论了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问题。 在会议之前，军委举行过专门会议，讨论了部队政治工作问题。在会上，林总发表过比较长的讲话，对总政治部的工作和对谭政本人都提出过批评。他说，军委领导上解决了革命化的问题，现在要解决部队的革命化问题。 在会上，林总提出了咋听起来陌生尔后又倍感亲切的词语——「四个第一」。 林总「四个第一」是指：人和武器的关系，人的因素第一；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第一：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活的思想第一。林总说，政治工作领域中，有四个问题是相互有关系的，这就是： 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打仗时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武器是要人去使用的，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战争的胜利还是靠人。当原子弹、炮弹打过去以后，到接近敌人几十米时，还是要靠人的勇敢，靠人的高度觉悟和牺牲精神。进攻时你能上去占领阵地，才能取得胜利；防御时你能顶得住攻击，才能打垮敌人。这是决定胜利的关键问题。武器和人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搞，但更要重视人的作用。精神的原子弹，即人的思想觉悟、人的勇敢，这比物质的原子弹强得多，有用得多，而且这只有我们办得到，我们的敌人是办不到的，因而这是我们专有的，是帝国主义无法同我们比赛的。 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但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政治工作做好了，思想可以管人，政治可以管人，人也可以管人，部队就可以搞得好。毛主席建军，首先是搞政治工作，把军队建立在政治基础上，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觉悟，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会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也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有些是事务性、行政性的工作，有些是思想性的工作。各种工作都要做，不能只做哪一个，但是重点要摆在思想工作上。共产党要把党的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就是要根据群众的需要，根据活的问题去进行教育，不能抽象化。 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也要，但重要的是活的思想，书本也要与实际相结合。部队有什么问题，中央有什么政策，国际形势如何，这是书本上没有的。要以实际为中心，用无产阶级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回答这些问题。思想工作要反映实际，要按实际情况去进行工作，这是唯物主义。……书本是要的，但进行书本教育时要联系实际。政治工作就要使上情能够下达，下情能够上达，不要梗塞。政治部的主要部门是宣传部，这是做思想工作的部。 林总提出的「四个第一」，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赏。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的一个批示中说：「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林总在会议上讲了话，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部队的问题；（二）政治建军的地位；（三）发扬我军光荣传统。 林总在会上提出「复古」。什么叫「复古」？就是恢复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在古田会议决议里，毛主席提出要大力纠正军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林总在会上说：「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主席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 林总说：发挥我军的光荣传统，是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问题。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这是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三个「忠于」，军队就变质了，变为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军队了。 林总继续说：我是历来主张政治是第一位的，现在是事在人为的问题，扎扎实实做工作的问题。为了发挥军队的光荣传统，对一些基本问题必须说清楚，否则就会滑到邪路上去。 林总对谭政搞总政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他曾不点名的批评谭政：有的人如同庙里的老道一样，只会看庙，念经，对政治工作一点创造性也没有，这种人的脑子与众不同，对别人提出来的东西，总是横加指责。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学习，接受新鲜事物。那种抱着一贯正确的人，应当懂得：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别人就会认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如不觉悟过来，就会变为没有人看得起的人。 林总讲话以后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了，会议在西直门内专家招待所举行。由于谭政对会议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跟不上林总的思想，因此会议开始两三天没有人管事，一点起色也没有。一天晚上，陈锡联、赖传珠、刘兴元和我到林总家去看望。林总一见面就问：「会开得怎样？」赖传珠冲口而出说：「我们是来上香的，连接香火的人也没有，会议根本没有人管。」林总没有说话，立即要秘书打电话告诉罗瑞卿，要他第二天召集军委办公会议，各小组召集人也来参加，专门讨论开会的问题。 第二天上午，军委办公会议在三座门举行。罗瑞卿首先说：「会议怎样开法，请大家先发表高见，加强政治工作谁都不反对，但怎样加强法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罗瑞卿正在高谈阔论的时候，林彪破例突然来到了会场。对此，罗虽有点难于理解，但他只有立即转变态度，毕恭毕敬向林彪说：「林总，今天的会议是专门讨论开会的问题，请林总先做指示吧。」林彪说：「我是来听听大家对开会的意见，大家先讲。」罗瑞卿说：「这几天我搞国防工业的年度计划了，对会议没有来得及管，向大家做自我批评。从今天起，就同大家专门开会了。」 谭政说：「全军政治工作，以大单位来说，少数比较好，多数不够好，总的来说，都落后于形势的需要。对这种情况，总政治部，特别是我本人是负有领导责任的。这是一次专门讨论政治工作的会议，我决心同大家一起，开好这次会议。」 在谭政讲完话之后，赖传珠突然冒出来几句话。他说：「林总向来关心政治工作。不仅现在，过去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见证人。近年来，林总对政治工作又有很多新的指示，我们只是从『小道』听到一些消息。对林总的指示，不仅不贯彻，根本没有人传达，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这次会议要是上面没有人管，我们就会本着『五不怕』的精神来开会。我相信，会议是可以开好的！」 赖传珠的话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林总看到大家的情绪已经转过来了，于是，他也很高兴地讲话了。 林总说：「昨天，我将这次会议的目的和当前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向毛主席汇报了，我现在就是来传达毛主席对这次会议的指示。」 林总传达毛主席指示的大意如下：毛主席说，军队政治工作落后了，主要是没有人管，以前我是没有管。有的人自己搞不到饭吃（没有能力之意），又不服别人管，怎么能做好工作？ 毛主席说，军队没有政治工作不行，会迷失方向，但政治工作不同实际相结合，就会成为没有用的东西了。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与实际相结合是完全正确的。……政治工作要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不仅政治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自己创造的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发扬呢？看不起自己的东西，必然喜欢别人的东西。结果是搞得「四不像」，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军政团结等都成了问题。当然，过去的东西要很好总结、提高，否则就不能前进。我们确有很多好东西，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拥政爱民、官兵一致、三八作风、三大民主等都是不能丢的。彭德怀提出不走样的学习苏军是办不到的。 林总说：「毛主席对军队是很有感情的。要我们一定要把军队搞好，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句空话了。」大家对林总的讲话，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林总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第二天的小组会就大为不同了。各小组意见都很激烈，放开了「机关枪」，会议气氛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在几天的小组会上，出席会议的人搞清了一个过去多数人不知道的问题就是谭政不执行林总的指示，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成了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大家对谭政不执行林总的指示，既愤恨又感到「谜底」还没有揭开，刘亚楼气愤地说：「不执行林总指示的谜底一定要揭开，要顺藤摸瓜！」顿时，会议的气氛变紧张了。此时，林总又说话了：「大家有话要说完，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林总的话对刘亚楼等人的意见有意抑制了一下。 第四天，军委办公会议举行扩大会议，林总在会议上说：「这几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对政治工作软弱无力的批判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的批评已经很够了，就不要再批评了。要着重『搞建设』了，这次会议，应当搞出一个比较好的文件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大家完全懂得林总的讲话精神。 为了起草一个比较好的文件，军委办公会议指定梁必业、吴法宪、赖传珠、刘兴元、李耀文（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秀川（总政组织部部长）等五人为起草小组，还有姜思毅、唐平铸这些笔杆子。这些人都是部队优秀的政治工作者，赖传珠是主持人，梁必业、吴法宪分成两摊，比着干。会议最后产生了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经过军委办公会议多次修改并一致通过，又经军委常委讨论并一致通过后，提交大会讨论，在热烈的掌声中《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一致通过，并上报中央。这个文件是很成功的，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和中央的肯定，中央十二月中旬批准了这个《决议》。这是八大以后，全军第一次明确提出全军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其实也是要全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议》发表之后，对部队影响很大，对全国影响也很大，因为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决议》的精神，对地方党政工作也是适用的。《解放军报》则做了大力宣传，称《决议》为第二次古田会议决议。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部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全军的革命化建设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全军掀起了创造「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出现了雷锋和一批雷锋式的优秀指战员，特别是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的影响就更大了。 全军编制装备会议 一九六二年二月开始，军委又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全军编制装备会议。林彪、贺龙、聂荣臻、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元帅出席了会议，罗瑞卿、杨成武、张爱萍、梁必业、邱会作等人组成了会议领导小组。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司令员、参谋长参加了会议。为使我军的编制装备更加切合实战需要，还请了实战经验较多的连、营、团、师、军五级干部各十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以前「不走样的学习苏军」向适合中国国情军队编制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 当时，我军在编制方面的确存在很大问题，我军历来机关精干，干部要加强到基层和部队，但在「不走样的学习苏军」时期，机关变得业务部门增多，办事手续繁杂，办事部门也互相推诿，在编制上是「横宽纵短」。就总部机关来说，我军历来是「司、政、后」或「司、政、供、卫」，学习苏军后，总部增至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方勤务部、总军械部、总财务部八大部，每个部门下面平行的业务局、处很多，这就叫「横宽」。可是下面的部队机关，又简单得只有光杆司令，如野战军只有一名管后勤的副军长，后勤只有几个人，几乎无机关；再比如野战军设炮兵主任一职，但又指挥不了部队，这就叫「纵短」。在机关里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的事天天有，一个部门起草的文件，都要会签一串部门，公文「旅行」一圈才能发出执行。这样的机关，平时是事务主义，战时更要吃大亏。 从后勤编制来说，遭到部队最大反对的是以营为单位吃饭，这是从苏军那里学来的。苏联人的饮食习惯，是冷饭冷菜，最多煮一大锅热汤，不要说以营为单位吃饭，再多一些人也可以。我们中国人吃饭，吃好吃坏且不说，主食要有米饭、馒头、面条之类，副食要有炒菜、炖菜、汤菜，因此一个伙食单位不能就餐人过多，否则炉灶、餐具、食堂都有问题。基层单位坚决反对以营为单位吃饭，有些部队就「偷偷」恢复以连为单位吃饭，上级单位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当时我军请来了很多苏联军事顾问，从总部到野战军都有，从后勤系统来说，除了没有管厕所的苏联顾问，各个部门都有，他们有职有权，说话算数，派来的专家，大部分不错，但也有不少滥竽充数。我们的一个留苏技术人员，在苏联留学时和一个派来的专家是同学，我们的技术人员是优秀生，这个专家是吊儿郎当的学生，可派到中国来就是专家，一天瞎指挥。全军上下对专家治军意见很大。 全军编制会议，就是要大刀阔斧改过来，恢复我军原来的传统编制，当然不合理的，也会改进。会议开会的时候，林彪以漫谈的方式提出了这次会议的方针任务，林彪说：会议还是要先务虚，然后逐项落实。林总首先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总结经验。各国军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作战经验和生活习惯，因此，其编制也是不同的。苏军和美国的编制就不一样。苏军是团、师、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美国是团、师和不固定的军（等于集团军）、战区司令部（等于方面军），这就很不相同，至于军队的生活就更不同了。苏军以营为单位组织伙食单位，我们在一个时期也是以营为单位吃饭，但不少干部、战士意见很大，他们说：这么多人吃饭，饭都吃不饱。我们学习苏军先进经验学的是精神，怎样吃饭就不必学了，怎样组织伙食单位，应当按自己的习惯来搞嘛。 第二，机械化还是骡马化？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机械化，骡马化被取消了，军队的马场和兽医大学都交地方了。现在大家羡慕的都是坐汽车，不是羡慕骑马了，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国百分之七十是山地，只有东北、华北东部、西北中部、新疆北部、河南中部和皖北是平地，这些平地也只是在一定的季节可以发挥机械化作用。我国的公路还有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发达的水平，即使很发达了，对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也有一定的限制。根据我国地形的实际情况，我军的编制装备应该考虑机械化和骡马化并重。 黄河以北的部队（包括中原）以机械化为主，其余则以骡马化为主。这种装备编制当然会带来某些麻烦，但这种麻烦比部队不能作战的麻烦要容易克服。 第三，军队合成问题。军队历来是合成的，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要有高级水平的合成军队，这种高水平的合成有三个基本环节：战术是火力合成，战役是兵种合成，战争是前后方合成。单一步兵不是现代化战争，我们对后勤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从思想上、建设上、编制上都还没有解决，抗美援朝时期出现的一个星期攻势，就是没有解决前后合成问题，因此，这次装备编制会议要充分考虑到后勤建设问题。我军的定额在平时要控制在三百万人以内，我们的编制装备要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 出席会议的各位元帅都认为林总讲得很好，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次都可以得到解决，这对战争准备是一个重要突破。 我军编制装备的确是存在很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我军编制装备的原则，再做过细的工作来逐项落实。为了走群众路线，会议开始之时，由林总，罗总长亲自主持，专门讨论研究。参加会议的除各级首长之外，还有吸收少数连、营干部临时参加。会议开得轻松愉快，发言十分热烈，其中也有争论的问题，基层干部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在讨论的过程中，林、罗都特别注意听取大家的意见，凡是好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赞同，不大合适的意见也不立即顶回去，反而叫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实质上是元帅同普通干部在一起的共商军中大事，这样生动的工作场面，是很感动人的。 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对我军的编制装备归纳为如下四条原则：1、我军的现行编制，不管是来自那里的不合理的都要彻底破除；2、要尊重我军的历史，在全国解放前我军虽然没有正规的编制，但我们总是有编制的。在我军原有的编制中，甚至吸收国民革命军好的东西，我们都要保留下来；3、要适合我们国家的国情和民情，比如吃饭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4、要特别注意到实战的需要，编制装备是为战斗服务的。 研究确定我军编制 研究确定我军的具体编制装备问题，林总是从连队的定编开始的，由下而上逐级进行。他不但「抠」得很细，而且从四十二军调来一个齐装满员的连队，作为研究连队编制的对象，用实兵作业的办法现场研究定编，这是我军研究编制别开生面的、空前未有的创造性的办法，这种方法是林彪式的。现场会议在广州军区的广场举行，林总、罗瑞卿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同连队指战员一起，席地而坐，展开了细致认真的研究。林副主席对连队问题是很熟悉的，他问了很多问题都能问到点子上。 连队编制是从班、排、连部的顺序讨论定编的。林总领着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同一个实兵连队，座谈了三次连队的编制，叶群叫警卫员去提议他休息一下，他对警卫员视而不见，一直认真倾听大家的意见。大家对这个问题提的意见最多，经反复座谈，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对连队的编制就定下来了。连队新的编制是：恢复以连为单位组织伙食的传统，按每十二个人编一个炊事员，除司务长、上士外，每个连队编一个理发员、一个司号员。大家对这个新编制十分满意，在元帅们离场的时候，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鼓掌声。林总这么鞠躬尽瘁，令大家十分感动，散会的时候，罗总长亲自去扶他起来。据我所知，元帅们和各级干部、战士一起讨论、决定编制问题，在我军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这次对连队的编制装备是解决比较好的。这样平凡的问题，都是林总亲自解决的，并对连队的工作做了许多精彩的指示，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有意义的，我还记得起来的大意是： 关于连长的职责问题。我军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连队是在党支部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种制度并不妨碍连长是一连之长。连长是连队的核心人物，一个连队作风好，训练有素，战斗力强，主要是靠一个好的连长。连长应当是连队榜样，有好样的连长，就出好样的连队。选择好连长，是连队建设的关键问题。 一个连队还要选择一个好司务长。司务长的工作很重要，他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把连队行政事务大部分工作都做好了。司务长是连长的重要助手。国民革命军叶挺教导团，对司务长的选择是很严格的。司务长从排长调选，当了司务长，才能当连长，这是教导团的制度。我们对司务长的选择也要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绝对不要把吊儿浪当，或工作能力很弱的人选去当司务长。培养出一个好司务长，实在是不容易的。 要注意炊事班的建设。战争年代炊事班实际上是「战士之家」，战士们战斗之后，或平时操课训练之余到那里去呢？主要是到炊事班去。搞好炊事班就要调选好战士当炊事员，要选择一个好炊事班长。 在解决了连队编制之后，接着就解决了营的编制。营的编制比较简单，是召集几名营长、教导员和团的干部共同商定的。有一个指导员是解放战争的老子弟兵，在散会的路上说：「过去跟着林总打仗，总是打大胜仗，今天我算知道是为什么了，用医生号脉的方法，这么认真地解决部队问题，能不打胜仗吗！」 接下来就是研究军、师、团三级机关编制。为了使野战军军、师、团三级机关编制合理，林总决定，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和三级参谋长、政治部（处）主任、后勤部（处）长、团机关股长以上的机关干部参加会议，由会议来讨论编制装备的有关事项和分组作业制定编制装备草案。 在会议开始时，林总首先讲话，他说（大意）：凡办事都要有重点。我们讨论研究野战军三级机关的编制，师是重点，军和团的机关都要力求精干，师则要充实一点。 林总说：提出师的机关是重点有什么根据没有？可以说是有的。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从作战来说，军是战役兵团，师是战术兵团，团是战斗兵团。这就是说，作战的规模可以分为：战役、战术、战斗。这种分法，在国外的战争条令上都有规定，我军将来的战斗条令，也会有这种规定的。另方面，一个师单独执行任务的机会是很多的，一个师所具有的战斗能力可以完成很多任务。反之，一个军单独执行任务和一个团单独执行任务的机会都不是很多。今后我军作战，在多数情况下都会是大兵团的行动，越是大兵团作战，一个师单独执行任务的机会就越多。因此，师的编制应是重点，师后勤机关更应是重点，其实，平时的工作也应当是师为重点。 到会的干部学习研究了林总的讲话和总部提出的其他有关问题之后，就分为军机关、师机关、团机关三个组分别讨论，在作业的过程中，总部业务部门同部队之间，部队军、师、团三级上下之间都做到了互相交流，共同制定编制装备草案。正是因为采用了上下结合的工作方法，所拟制的草案是比较地符合实际的，野战部队三级机关编制装备草案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拿出来了，这样，编制装备会议也由广州搬回北京继续开了。 我军后勤的编制 在全军编制装备会议上，后勤的编制装备也一并得到解决。为了更好的解决好后勤装备问题，我召集后勤组的全体到会人员开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三条意见：1、按照实战需要出发，平时的编制装备要能适应战时的要求；2、平战结合，过去那种平时只有「庙」，战时才有「神」的编制装备不能再重演；3、机关在后勤方面思想统一起来。最后我说，林总还要同大家开会，后勤的编制最终由林总拍板。 第一，连队编制。 连队是基层战斗单位，后勤保障的主要任务是吃饭、救护和弹药器材补充。为了完全上述任务，连队定编为：司务长、卫生员、炊事员十三人。在炊事员中，有一个为连长、指导员搬运行李的运输员兼理发员。 对连队编制争论最多的是多少人编一个炊事员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三种意见。一种意见仍然提出以营为单位办伙食，至少是平时应当这样办伙食，持这种意见的人，是坚持向苏军学习的重要人物；第二种意见是连队炊事员人数要少，一个连队多编一个炊事员，在一个团之内就几乎占去了一个排的人数，持这种意见的人，是主管全军编制的主要人物；第三种意见是炊事员要够用，并且还要略为宽一点，因为炊事班的用途很多，持这种意见的人比较多，林总支持这种意见。 在座谈连队编制时，林总就提出了「每个连队都要注意炊事班的建设」。我已经体会到林总是很注意炊事员的数量问题了，对这个问题，我始终不说话，因为我要是提出了具体意见，容易影响林总对问题的考虑和决策。当时，主管编制的张爱萍副总长，并不理解林总的讲话精神，不止一次提出了与林相反的意见，林总对这种意见都未曾过早表示自己的态度。到拍板连队编制时，还有人提出连队应当三十人编一个炊事员，林总当即回答说：「连队编制就算是最后定下来了，按一个班配一个炊事员是合适的，你们不要再提意见了。」多少人编一个炊事员是很具体的事情，林总这么上心，要是提高一点说，这反映出建军思想和群众观念的问题。 林总关心基层还有一个小故事。一九六一年一月，林总在广东惠阳的四十二军视察时，专门谈到了要减轻司务长的工作，他当场用铅笔还为司务长制定了工作报表，哪些是以领代报，搞得清清楚楚，以后全军连队司务长就统一了报表。 第二，营部编制。 在后勤系统，营不是一级保障机构。营部单位很小，只有十个人，我记得只定编一个管理员，一个炊事员。对营的编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很快就定下来了。 第三，团后勤处编制。 团是一级后勤，是保障机构，对全团负责保障任务，为完成任务，在编制上应当「肝胆俱全」。团后勤机关，除增设了一名战勤参谋之外，没有新的增减。团后勤处最大的变动是勤务分队： （1）增编供应库。这个库包括军需品、弹药等的保管和分发，并还编有勤务班，担任装卸作业和警卫任务。 （2）增编修理所。其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械、营具、炊具等，这是团的「加工厂」，对后勤业务是很重要的。 （3）卫生队保持原样，但逐年分期分批配了救护车。 第四，师后勤部编制。 在野战军里师后勤部是重要的机构，它常常接受军区或基地分部的直接供应，同时，组织全师的运输、物资供应、伤病员收容转送、及装备维修等全部的后勤保障任务，因此，师后勤部必须有合理的组织机构才能完成任务。 师后勤部机关，除增编战勤科之外，人员增减不多，师后勤部编有：战勤、财务、军需、军械、卫生、营房等各科。 师后勤的勤务分队： （1）师卫生营改为师属医院。这个医院编有：门诊、内科、外科三个科和防疫所，平时可以完成治疗任务，战时可以完成收容后送伤病员的任务。同时，这种编制可以容纳技术比较高的医务人员，军队几个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分到部队，不但可以充实基层，也能学有所用。 （2）增编汽车运输连、畜力运输连、修理连各一个。修理连的其主要任务是担任枪械、汽车的修理，除了能修枪械之外，车辆要能达到中修的水平。在师建立装备比较好、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修理机构，无论平时、战时都有重要作用。 （3）增编军需、军械、油料三个供应库。三个库的编制大小不一，但都是干部、专业人员和勤务部队一并俱全。师属仓库平时担任供应任务，战时即可改称为兵站，担任兵站的任务。 第五，军后勤部编制。 军后勤部除了担任军直属队直接的后勤保障之外，对全军后勤保障以检查督促为主，在一般情况下，不担任全军的运输、物资供应、伤病员收治转送、装备维修等任务。军后勤部除增设了战勤处之外，其余各业务处没有变动。军后勤部的机关、分队都比师后勤部小得多。 整个野战部队后勤编制的最大特点是保障战斗能力的程度提高了，以自身的战斗能力来实现保障任务，新编的野战部队后勤编制是能比较充分表现出这一特点的。 部队后勤装备 后勤装备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可以叫装备，也可以叫家什。我军有史以来，对后勤装备没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解决过，这个问题在全军编制装备会议上是解决得比较好的。 在会议过程中举办了三个展览。一个是按一个连队编制的全部装备实兵展览，二是我军现有兵器的展览，三是后勤装备展览。从元帅到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反复进行参观，大家边看边议，边议边定，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林总对后勤装备是十分关心的。在编制装备会议期间，我们在后勤学院办了一个后勤装备展览，从战士吃饭的碗筷，到厨房的炊具都是林总亲自定的，大家以敬佩的心情，把林总誉为「元帅、后勤部长、司务长一身三任的元帅」。 这里把林总亲赴后勤展览拍板定案的后勤装备简介如下。 第一，战士用品。包括日用品和衣服、鞋袜、被子等用品。 （1）饭碗，过去没有统一规定，有用缸子的，也有用碗的，现在统一规定用搪磁缸子。搪磁缸子有两种主要用途：吃饭喝水和嗽口等。（2）鞋袜，鞋子要有矮腰和高腰两种。行军和打仗都要穿高腰鞋子，以防砂子进到鞋里去。鞋带子特别重要，要尽量做到耐用，每个人都要有一副预备的鞋带子，在战斗的时候，如果鞋带子断了，会妨碍完成战斗任务。袜子要做到耐用和行军时不会「开小差」。（3）衣服，棉衣一律采用紧身棉衣加罩衣的方法。棉衣可稍微薄一点，配加绒衣。单衣用现在的样式就可以了，布料要尽量改进，提高质量，做到能穿着比较长的时间。南方部队也可以发少量放哨用的大衣。（4）雨衣，一律改方块式雨布为雨衣。（5）被子，可以分北方，南方两种，但被子不宜太厚，有大衣再加上棉衣，晚上睡觉是不会冷的。（6）背包，这是我军不大习惯用的，可以做出两三种样品，在部队试用后再定案。 第二，炊事用品。炊事用品要配套齐全，要做到用自己配带的炊具就能独立作业，做好饭。行军锅每个连队两口，为减轻重量，改铁锅为合金材料制作。水桶每个连队配四只，桶的重量也要尽量减轻。大小菜盆子，每个连队二十个，这种盆子改用合金材料，以防生锈和打破。总之，对炊事用品，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饭，连队吃饭是一件大事，也是一门大学问。 第三，连队公用品。每个连队配马灯三盏，主要用于连部、炊事班和送信之用，马灯要经得起风吹雨打。每个连队配两支手电筒。每个连队配一副担架床，由炊事班管理。每个连队的炊事班配一副理发工具。 第四，工程车。团以上后勤机关配备工程车，在我军装备日益现代化的情况下，工程车是必要的装备，使之能解决修理中的问题。 林副主席在看完后勤装备展览之后说（大意）：这个展览办的很好，把东西摆出来，大家容易看得懂。后勤装备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军的战斗力，除了军事，政治素质之外，就是物质力量了。最主要的物质力量是武器，但保障两种「口粮」，人吃饭，枪吃子弹是决定性的问题。 林总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是经常下部队的，而且常常下到最基层，调查研究，组织连长、指导员开座谈会，取得第一手的材料，指导全军工作。现在不少部队的老同志都公认，从林总一九五九年上台领导军委日常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是我军的鼎盛时期。只要我们看一看林总的工作作风，他呕心沥血地扑在部队的工作上，就很容易找到答案。 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讲话 回到北京后的四月二十八日，在编制装备会议上，林彪发表了讲话，地点在北京三座门一楼会议厅。当时在京的元帅，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大军事院校的领导同志都到会了，甚至一些休息的老同志，如周士弟、陈奇涵、周纯全、傅钟等也都到会了，这样阵容的会议是我参加军委办公会议工作以来仅见的一次。林彪的讲话，对编制装备会议本身只讲了几句话，其余的时间除了津津有味地又讲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外，还讲了我军的历史，其内容是很广泛的，远远超出了会议的范围。现在我回忆起来，主要是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政治工作问题。林总说：「前年开了会，提出了四个关系：人和武器的关系：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中活思想与书本思想的关系。在这四个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军委已经明确规定了的，现在是不是都这样办的？到底把政治工作摆在什么地位？各军区、各军、兵种不一样，认识不完全一样，劲头不一样，用多少力量去做不一样，什么人去做不一样。因此，工作的摆法就不同了，有的把四个第一，不是当作第一，而是变为四个第二，没有把政治工作突出来，没有把政治工作摆在首要地位，没有认真抓活思想，工作做得不少，就是没有抓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保管武器，都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觉悟，才能做好。我们说，军事训练时间可以多一点，政治工作时间少一些。但另一方面政治工作是基础，要抓得更紧一些，在做好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军事训练、武器保管、部队纪律等等才能搞好。有的人很重视军事训练，却忽视政治工作，用什么力量、用什么人去搞，安排得不适当，没有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凡是这样搞的，任何工作也做不好，一定要出乱子，一定要出政治事故。军事训练占的时间多，政治工作是首要地位，这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件事情，一定要把政治工作、党的领导摆在首要地位。这个思想在很多地方没有贯彻，没有接受我军几十年来的建军经验，没有很好地体会。不是很多人，有那么一些人，没有把政治工作摆在适当地位，他们总是不晓得做好人的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人的一切行动，都是要通过思想的，不正确地去认识客观情况，不做好思想工作，思想搞不好，一切都搞不好。」 第二，落实问题。林总说：「去年和前年，各方面的工作都作了些原则的规定。政治工作搞了政治工作条例、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军事训练也搞出了原则方针，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三八作风，这些都搞出了章程。没有章程不好办事。这些章程集中了全军的好经验，搞出来有很大好处，使大家有所遵循，免得乱摸一气。这些章程可能有不够的地方，也可能有些不恰当，可以在以后慢慢地修改。」「现在的问题，不是提出什么重大问题，不是重新规定什么章程，而是落实的问题。三八作风，四好连队，四个第一，管理教育工作条件等等这一套，到底落实了没有？能不能放心？很难说。必须大抓落实工作，要去检查，哪些做了？哪些没有做？以为下面都做了，事实上不是，还差得满远。」「今年要成为落实年。去年、前年是开花，今年是结果落实，不仅今年、明年、后年这几年要一直落实下去。因为落实中也会出现不落实，天天有新情况，人的调动可能引起变化，人搞久了也可能要松下来。因此，要反复落实，经常落实。要使干部养成习惯。不然，一旦有事，战斗力不强，过不得硬，开不动，打不准。不要认为这个问题没有问题了，其实还大得很。管理教育工作条例有的地方只搞半个礼拜就过去了，有很多地方对军委的一些规定念念就算了。因此，确定一件工作，要哪个机关做，什么时间做，什么人做，怎么做，这些东西，要切切实实地去安排，要经常地注意检查。不然，过一个时期，人一调，工作就松下来了，这些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了。」「下部队就是要抓这些问题，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调查研究等等，抓好了就差不多了。要经常按照这个纲领去安排工作，去督促、检查工作，使这些东西落实。这些东西是从实际中来的，又回到实际中去改变现实。」 第三，工作作风问题。林总说：「工作作风有两种：一种是松松垮垮，一种是雷厉风行。一种是抓得很紧，一种是抓得很松。各个部队的情况不同，各军、兵种的情况也不同，我们要提倡紧张作风。三八作风实际上是七个原则，我知道这个东西的原委，实际上当时是为了要紧张。这七条原则哪里都需要，但军队的特点就是要紧张。军队与地方不同，时间性有很大关系，放过机会就要误事，战斗中关系很大，平时关系也很大。好事、坏事不抓住，过久了就没用了。问题不抓住解决，就容易出事。如平反问题，本来是前年冬天决定的，有些部队就是不执行，人家有冤气，不满意，不给人家平反，结果有的就投敌、自杀、杀人。我们军队留尾巴，不痛快。斗争的时候很粗糙，又不及时平反。这是没有发生战争，如果发生了战争，有些人是会打黑枪的。梁必业同志给我一个材料，去年到今年第一季度情节较为严重的六十八起案件中，只有两起是敌我矛盾，很多是逼出来的，斗的时候乱斗，对落后的采取粗暴简单的办法，不耐心说服教育，管理教育工作条例规定了就是不执行。三十条是全军的经验，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如同治病，已找到了好药单子不吃，又去乱找药单子。乱抓二、三十个药单子，抓不住一个好单子。三十条是个好单子，是好药。有些单位只搞了半个礼拜，有的部队下面要搞，上面还不准搞，拖着。发生了问题，该处理的不处理，或者处理不及时，处理又不具体，一般化，没有想一想这个情况怎么运用一般原则去解决。对上边来的东西拖着不向下交代，对下边来的东西拖着不处理。这种拖拉作风，列宁很反对，他用了很多严厉的字句，甚至用国家法令，反对这个东西。不是很紧张地做工作，而是松松垮垮，拖拖拉拉，是『懒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乱七八糟。有些单位是这样，不是所有单位都这样，大部分单位是好的。我们要提倡紧张，就是要快，上面来的东西要赶快向下交代，下面来的东西要赶快处理，不要让上面、下面来的事情成堆地堆在那里。」 一九六一年夏天，林彪在长春休息，他找十六军的几个连长，指导员开调查会，研究连队的工作。连队在谈到了天天读的情况时说：「我们搞天天读，开始是读报，但报纸上的内容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就到毛主席著作里面去找，作些摘录进行学习，毛主席著作比课本好多了。」林彪认为，十六军的连队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政治课本，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应当肯定下来。后来《解放军报》宣传了十六军的作法，天天读《毛主席语录》，以毛主席著作为政治课本就在全军逐渐推广开来。《解放军报》的同志认真编写了《毛主席语录》，对部队学习毛泽东思想，搞好部队革命化起到了很大很好的作用，部队基层干部，甚至高级干部，文化水平都不够高，用学习语录的方法掌握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好的方法。 「领袖的威望，是军队最大的战斗力」，这是林总十分重视的问题。一九四〇年代初，林总在苏联治病，他目睹耳闻了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崇敬、忠诚和牺牲精神。林总对苏联人民和红军战士，对斯大林忠诚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林总提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就是一九六三年对部队调查构思而成的。林总认为，「我军广大指战员能够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就是最高的政治觉悟，最大的力量」。 林总上台以后，对军队各方面的工作抓的是很紧的，他自己又身体力行，把军队尤其是高级干部的革命干劲都调动起来了。这就像部队出早操一样，林总一出早操，那些平时不出操的干部都爬起来出操了。在林总的亲自领导下，军队各方面决议、条例、规定都出台了，工作有依据，有标准。我能记得起来的大致有：《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步兵战斗条例》等等。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大的步子。 林总提出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这对我军的建设的确是个创造。但是，在那么一个革命的时代，左的东西很容易发生，现在看来左的程度不小，尤其是总政治部，把「经」越唱越左，越唱越歪，把突出政治几乎变成空头政治，远离了林总的本意。现在把空头政治的帽子扣到林总头上，好像林总只讲政治，罗瑞卿是主张搞军事训练，大比武是为了更好的军事训练，这完全搞错了，是不对的。林总是打仗出身，真正是身经百战，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当了师长，二十四岁当了军长，后来长期担任一军团军团长，军事训练的重要性，他应该比谁都清楚。林总历来是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的，林总多次讲过（大意）：我强调政治挂帅，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不要以为讲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也是不对的。部队建设要全面考虑，缺了一样都不行的。现在我们应该这样想，军事和政治比较哪个重要？没有话说，政治第一。可是讲时间安排，那个应该多占一点，那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学文化也应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我看时间比例，军事应该占60%、70%以至80%。但政治还是主要的，这是我们的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 一九六〇年以后，全军部队单一的训练任务变成训练、施工、生产三项任务。在繁重任务面前，部队坚持一定的军事和政治训练时间，叫做天天练、天天读。天天练就是练军事上的四大技术；天天读开始就是读报纸，后来就把《毛泽东选集》里的警句摘了一些，成了天天读的内容。为了保证部队的战斗力，部队专门有全训部队。就是在文革当中，三支两军任务那么繁重，军委还要求部队抓紧机会训练，即在工作的间隙，练上三五枪瞄准，练上三五次投弹。在文革中，部队的军政素质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 第十六章 准备打仗与后勤建设 后勤战略方针与后方基地建设 一九四九年开国到一九五九年，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已有十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在中央、中央军委和总后各级党委领导下，我军后勤战线广大指战员，在保障部队完成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抗美援朝作战的同时，开始了部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保障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对部队的供应，由各地区自己筹措、分散补给，改为由全军集中统一补给供应； 二、制定和颁发了全军性的供应标准和规章制度； 三、由对步兵单一兵种的后勤保障，转变到对陆、海、空三军的后勤保障体系： 四、开办了一批后勤专业院校，加强了后勤干部的培养训练，组建了一批后勤保障部队，一支庞大的后勤专业队伍正在形成。 五、对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全军上下对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这些都是继续推进后勤工作继续前进的基础。杨立三、张令彬、黄克诚、洪学智等同志为我军的后勤工作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是一九五四年十月调到总后任副部长兼副政委，也加入到我军后勤建设的行列。 但是，从全军建设的整体说，全军后勤工作仍然是落后的。尤其是从现代战争对后勤的要求来说，我们还相距甚远。当时，中央军委提出了「准备打仗」是全军的中心任务，我们必须紧紧跟上。认真研究后勤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是后勤领导工作必须掌握的基本原则。 一九六〇年初，在广州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前夕，我知道这是一次讨论战略方针、准备打仗的全军最高级的会议，林总要作纲领性的论述。大会也指定要我发言，我认为应该利用这次会议，宣传后勤建设的重要性，把后勤建设的方针、任务、内容认真地向全军高级干部讲一番，取得全军高级干部对后勤建设的支持。我把我的想法向总后常委一些同志讲了，我说：「不把后勤建设的方针、政策、任务讲清楚，后勤工作就跳不出事务主义圈子，整天忙忙碌碌，一件大事也办不成，总后勤部就起不到统帅部组成部分的作用。」大部分常委同意我的意见，但也有另一种意见，他们认为还是按照老办法办事吧，能做好「有米之炊」就很好了，后勤还有什么战略方针？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这样的争论有时还相当激烈。经过反复学习军委指示，个别交谈，第一种意见总算是占了上风。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我在军委扩大会上的发言稿，题目是《后勤建设要提高到与战略方针相适应的水平》。 我的发言大意是：我军后勤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加强党委领导，依靠全军齐动手，发扬全军后勤人员的革命干劲，迅速地把后勤建设提高到与战略方针相适应的水平。根据上述方针，今后后勤建设的重点应该是：规划与实施后方基地和兵站运输网的建设，加强后勤科学技术研究，加强后勤部队的建设，积极培养和建设后勤干部队伍，以及进行必要的战备物资储备。 现代战争的特点对后勤产生的影响最主要是巩固交通运输线和准备大量的物资等问题。从朝鲜战争的经验来看，敌人无论在战争开始，或在每个战役开始的时候，都集中力量对我们的运输线，特别是对交通枢纽进行疯狂轰炸，使我们的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在今后的战争中，敌人破坏我们后方交通运输线的严重性会更大。因此，我们应该在各战略方向上建立后方基地。基地建好之后，即使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基地之间、战略后方与战役后方之间一时中断联系，也仍然能独立支持战争。 在战略后方基地的地域内必须包括军需工厂、仓库、修理工厂、医院、勤务部队等后勤保障机构。在战略基地之间、战略与战役基地之间以及战役与战役基地之间，都要形成交通与通讯网，这样，一旦有战事，就可以对前方实施不间断的补给。 建设现代化的后勤，需要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当前培养干部的重点是指挥干部、专业干部和技术干部，我们培养干部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就是院校培养与部队轮训并举。 在未来战争中，我军作战物资的消耗和损失必然比过去大大增加。这是由于战争的规模大、技术装备增加、火力加强造成的。所以，加强战备必须有计划地进行物资储备，当然，有些物资应该由国家统筹储备，有些东西就应该由军队自己储备了。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组建一批后勤部队，主要是运输部队，建筑工程部队，道路勤务部队，特种救护部队和修理部队。这些部队必须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现代化装备，平时打下基础，战时扩编，立即能担负起繁重的紧迫的供应、技术、救护任务。 为了落实我军后勤的建设方针，就要正确处理几个关系，搞好几个「结合」。 第一，依靠国家和军队自己动手相结合。国家经济力量是国防力量的基础，增强一分国家经济力量就等于增强一分国防力量。但我们绝不能单纯做伸手派，一定要鼓足干劲，充分挖掘潜力，办好军队能够办而且应当办好的事情。 第二，军队需要和人民利益相结合。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都很关心部队的建设，但是，我们做军队工作的同志，在考虑军队需要时，必须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我们管后勤的人一定要自觉，不要打着军队的招牌去向地方要这要那。 第三，专业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随着军队现代化的进展，后勤工作形成了许多专业问题。我们的工作必须依靠两条：一条是依靠党；另一条是依靠群众，发动全军办后勤。从后勤工作来说，依靠群众是为了群众，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军队的思想，不断地改进服务态度，改进工作方法，后勤工作才有可能符合部队的需要。 第四，坚守规章制度和解决具体问题相结合。后勤的规章制度可以解决后勤保障中大量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强调「特殊」是不对的，忽视特殊，只强调「一般」也是不对的，两者都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第五，平时和战时相结合。平时工作一定要为战时着想，切不可麻痹大意；但也不是说战争马上就打起来，把什么都搞得很齐全，摆大摊子，占用国家的大量资金而无效果。怎样才能「结合」得好，我们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研究和调整。 我发言之后，会议执行主席刘伯承元帅讲了几句鼓舞我的话。刘帅说：「好！话讲得好，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贺老总在主席台上直接就说：「讲得好！总后提出的问题，应特别重视。」 在广州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林总找我去谈了一次话，他说：「我赞成你的发言。后勤就是要从工作上来提高自己的地位。那种无所作为、总是埋怨别人、看不起自己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别人看得起的。今天，我只向你提一个问题：后勤的战略建设要纳入全军战备建设的范围之内，成为一台戏。军委决定杨成武管全军的作战和战备建设，你应当同他密切合作。」根据林总的指示，在具体工作上，我把杨副总长看成这项工作的直接的领导，我以总后勤部长的身份对杨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杨副总长对后勤的战备建设也是大力支持的；我们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支持，对加强全军的战备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全国的战略勘察 为了落实广州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在杨成武副总长的组织、领导下，总参谋部召开了四次作战会议和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略勘察。我参加了所有这些会议和勘察，我还勘察了几乎所有的后方基地，领导亲自干，这对于基地的正确布局，正确的定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次战略勘察是从一九六〇年五月开始的。在杨成武率领下，各总部的有关负责人和有关军区首长参加，首先勘察了山东半岛，从石岛开始，沿海到成山角、威海、烟台、蓬莱，再到内长山列岛。山东半岛的勘察结束后，渡海到辽东半岛的旅顺口。从旅顺口开始，依次是大连、外长山列岛，最后到达丹东。从丹东开始，依次到临江、长白自治县、天池、延边、珲春、张鼓峰，最后到延边结束了中朝边境地区的勘察。从延边开始，依次到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沈阳，结束了对东北腹地的勘察。 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开始，总参谋部又组织第二次战略勘察。这次是对我国华南、东南地区进行勘察。先从湖南省衡阳开始，依次到桂林、柳州、南宁、百色、友谊关，再折回南宁，经玉林到达湛江，渡琼州海峡到达海口，从海口沿中路（五指山）公路到达榆林港，然后沿海岛西岸回到海口，结束了对海南岛的勘察。从海口乘飞机到广州，然后即对港澳地区和粤东地区进行勘察。在粤东地区采取南北穿梭式的勘察，到了汕头就结束了对广东境内的勘察。对东南地区纵深勘察的起点是从潮安开始的，然后上杭、长汀、瑞金、赣州、井冈山、吉安、南昌、杭州、上海、苏州、无锡。这样，对纵深地区的勘察就结束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总参组织的第三次战略勘察，是对西北地区进行勘察。黄永胜也参加了这次勘察，中央和军委是怎么考虑他的，我不很清楚，虽然杨成武是领头人，但他对黄永胜特别尊敬。在新疆勘察时，新疆建设兵团准备了几辆吉普车，只有一辆是新产的「北京212」，其余都是苏制的「嘎斯69」。「北京212」是给杨成武准备的，但他执意要让黄永胜坐，杨动情地说：「你是井冈山上的，我是井冈山下的，你应当坐新车。」由此我也对杨成武肃然起敬。 这次勘察是从南疆开始的。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甘肃的酒泉东北的机场降落后，参观了导弹发射基地。然后乘飞机到南疆和田，再到的二十一基地，然后到达乌鲁木齐。稍事休息几天后，再到新疆以西等地勘察，对新疆地区的勘察就结束了。 从乌鲁木齐回程时，到兰州地区勘察，是由兰州飞银川，经内蒙包头西边的石拐子降落参观了空军洞库机场，原定经呼和浩特，二连地区，再到山西的大同地区，河北的张家口地区，直到北京的八达岭结束。但到石拐子机场后，军委领导给杨成武打电话：「你们结束勘察，立即回北京。」接到电话后，我们立即就启程回北京了。 参加了三次战略勘察，我感到收获不小。一是对全国许多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以及各地之间的关系，有了概略的了解，「脑子里有了一张地图」；二是对许多地方的地形地貌，在我的脑子里都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三是对那里的交通运输情况也有了初步的了解。我通过这三次勘察，加上自己过去南征北战到过的许多地方，对后方基地的布局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 后方基地的勘察和建设 遵照军委的指示，在全国建成后方基地网，实现后勤保障基地化，保障部队在作战时「开得动，打得准，供得上，救得下」，这是后勤工作的中心，也是后勤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广州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总后党委把战备建设列人了后勤工作的重心，我自己则用主要精力来抓这件事。林彪曾以在全国各地「开旅馆」来比喻建设后方基地网。 全国战略勘察，还不能解决后方基地布局定点的所有问题，为此，我还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对几乎所有的后方基地都进行过实地勘察。例如，在东北方向，我勘察过黑龙江的西北部，辽宁省的西部和河北省的承德地区。在华北方向，我勘察过内蒙的集宁地区，河北的张家口地区、保定和石家庄地区，山西的北部地区。在华东方向，我勘察过山东胶东和鲁南地区，江苏的徐州地区，皖南和浙南地区。在中南方向，我勘察过河南的豫西地区，湖北的鄂西地区，湖南的湘西地区。在西北方向，我勘察了陕西省关中地区的东部和西部，陕西省的南部。 由于我是带着问题去勘察的，所以才在勘察中特别注意布局、定点和交通三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是说，基地建在什么地方符合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的要求，点定在那里符合「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隐蔽能不能解决大量物资吞吐的要求。通过实地勘察，使我直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为进一步研究、确定后方基地的布局、定点做了极为重要的准备。 对后方基地的勘察是艰苦的。我们搞的建设，上山、进沟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因此，每次勘察都必须爬山涉水，甚至风餐露宿。为了了解边防部队的情况，我于一九六四年五月间到西藏去了一趟，由四川成都乘汽车沿川藏路进入西藏拉萨，然后由拉萨乘飞机经青海回北京，历时约一个月。我是约我的老战友余秋里一同去的，中途他有急事就先回去了。 总后根据军委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以及对战备勘察所得数据的认真研究分析，确定在全国建成五个战略后方基地，三十个战役后方基地，组成全国后方基地网。这个规划，经军委批准后，按照林总的意图，纳人了全军的战备规划。 根据军委的战略意图，战略后方基地建设由总后勤部负责组织实施；战役后方基地建设由各军区、军兵种负责组织实施。后勤的战备建设能够和全军的战备建设同步进行，相应地发展，是和杨成武同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建设后方基地到一九六五年就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五个战略后方基地已初步达到了规划提出的目标；三十多个战役后方基地的也初步完成了。这样，在全国各战略、战役方向上，就形成了互相衔接、互为依托、互相支持的后方基地网，战役后方基地的工程是浩大的，仅各种仓库的储备量就达×百万吨，其中地下库就占三分之一以上。一旦发生战争，就可以有效地支持部队作战。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要打仗就要创造战场，搞好战场准备，在未来的卫国战争中，我们更要搞好战场准备，而搞好后方基地建设则是战场准备的重要内容。 这里我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参加施工的广大指战员的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们劳动强度之大，工作环境之差，生活条件之苦，不亲临现场是想象不到的。有许多同志由于长年累月的工作积劳成疾，有许多同志在危险工作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建设后方基地工程量之大，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当时的世界还是很不安宁的，战争一旦打起来，后方基地对保障战争的胜利将发挥重大的作用，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就会小些，原来这些「浪费」就是很大的节约了。所以我们说，建设后方基地是关系国家安危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办的一件好事！ 军马生产 我军有史以来，除团以上领导干部有骑马和少数运载马匹之外，都是步行的「量地军」，完全是走路的。解放后军队装备是「机械化」还是「骡马化」，成了争论的问题。 为了统一认识，一九六〇年林总在广州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作战方针时，就提出了我军的装备应当以「骡马化」为主，少数部队定为「机械化」。同时还指出：「这不是现在我们装备不起机械化，而是完全机械化，不适合作战的需要。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认真研究。」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林总从我国的地形说起，一直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的战例和我军一九四九年湖南衡宝战役的战例。 林总说，我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版图都是山地，百分之三十的平地，逐步实行农业现代化之后，水利设施的发展也会改变地形的。当然，我们国家的公路是会大发展，但不管怎样发展也不可能每个山头都通公路。一九四九年进行衡宝战役时，只上去了两个骡马炮兵师，炮兵部队不仅一炮未发，还把道路堵塞，部队前进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最后只有炮兵让路，把炮翻到沟里去。这还是骡马炮兵，要是机械化炮兵，情况会更严重。 在全军编制装备会议上确定：军队运载工具以骡马运载为主，机械化为辅。实行骡马化，对我军后勤工作，不仅增加了马匹的管理工作，而且要担负军马的补充任务，从此，我军后勤系统，增编了军马部门。 根据我军的编制，全军运载马匹和乘马约需二十五至三十万匹，每年服役和补充约需三万匹。所需马匹，当时没有着落。从我国农村不可能采购更多的马匹；从外蒙可以进口1一部分，但数量有限，质量也不好。我军所需要马匹，要靠自己饲养，并且要在几年内解决问题，这也算是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雄心壮志吧。 林总对军马问题是经常过问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林总的发言讲到路线斗争的问题之外，也提到准备打仗和军队，还把办马场的问题提高到了国防建设的地位，也可看出办马场的重要了。 当时的农垦部长王震，对军队办马场是积极支持的。他亲自上林总的门，提出将地方管的内蒙东部呼和浩特一个大马场和黑龙江的逊克一个大马场交给军队。国务院发了正式文件，逊克马场很快就办理了交接手续。呼和马场办了三年也没有办妥。当时的内蒙区党委就是不交，我亲自找过他们三次也没有解决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总后成立军马部，确定军马场以养军马为主，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方针，并制定了军马生产发展规划。规划要求全军要建立约三十个马场。我们除了自繁自养以外，经周总理批准，从外蒙进口了几千匹幼母马，这样就解决了生产骡子的问题。到一九六八年军队马场存栏数达到十万多匹，年产驹两万一千二百匹，提前完成了军马生产发展规划。军马供应有了可靠的保障了。 一九六三年在南京灵谷塔。前排左一甘泗淇、左四李贞，二排左一萧望东，后排左四邱会作。 生产军马，是军队后勤工作一部创业史。一九六九年一月总后勤部向军委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报告全军军马生产的发展情况，补充部队的情况，军队生产的马匹，平时补充部队自给有余。周总理在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这对军马生产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促进，军队后勤部门，完成了我军有史以来一个新的任务。 战备物资储备 一九六二年，东南沿海战备会议结束之后，林总在军委常委会上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说：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世界大战有推迟的可能，局部战争则随时都可能打起来。我们要准备三百万人打一年仗的物资储备，这一任务要争取在三年之内完成。这是有关国家安危的大事，全军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打局部战争上。 储备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当时我们遇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三百万人打一年的物资需要多少；二是需要多少钱；三是钱和物都从哪里来。此外，还有战备物资的管理问题。 后来，几经研究，我们想了个计算方法，先概略地计算三百万人打一年的「正常消耗量」，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大计算系数，最后再计算出物资的总储备量。按照这个参考数，储备物资所需经费要二百五十亿元。这样大的数字，是一九六二年国家对国防费拨款的四倍多，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储备这些东西从那里来？军队自己现存的东西很少，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经济还没有彻底好转，国库空虚，银行无「银」。当时国家库存的物资，除了有点粮食、棉花、布匹之外，其余的东西就更少了。因此，要全部由国家解决物资储备是不可能的。那怎么解决呢？依靠国家调拨、各省市支持和自己动手结合，自己动手为主，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根据上述设想，我让总后司令部拟制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物资储备计划。我看了这个计划后，心中有了底，增加了三年内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储备任务的信心。为此，我主持召开了总后常委扩大会，专门讨论战备物资的储备问题。在讨论中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是可以在三年内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军委的决策，完成战备物资的储备任务的。但也有少数人是不赞成上述意见的，这种人说：国务院再三反对积压，我们号称储备，实际上是把东西积压起来……。说到这里，汤平同志插话说：战备储备不是积压，要说准备打仗是积压的话，要军队干什么，整个军队都是「积压」，何不等到打仗时再征兵，我们这些吃了饭不生产的人，也是「积压」。 关于物资储备问题，周总理要我在国务院会议上专门说了一次。我在会上主要讲了物资储备的问题。最后我提出：要完成三百万人打一年的物资储备，国家预拨款我们只要一百二十亿元就可以了。拨款以三年为期，如果在三年内不打仗，从第四年逐步从国防费里扣回来。总理听了我的发言后，带头鼓掌，表示赞成！ 最后周总理在讲话中说：「邱会作同志的讲话大约只有半小时，但讲得像连队司务长报账一样清楚，这种思想方法是值得提倡的，是搞经济工作的人值得学习的。国家虽然有困难，但至今还可以承担得起，政府可以承担战备储备所需要经费，至于物资你们上报调拨就可以了（李先念同志插话：卖掉裤子也要完成战备储备）。关于战备物资储备2问题，国务院各部委要同总后密切合作，满足军队的需要。他没有本位主义思想，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从这个意义来说，总后就是小国务院了。」此时总理笑了，在场的其他人也都笑了！ 总理说总后是「小国务院」的话，后来在总后也传开了。 关于三百万人打一年的物资储备计划，国务院会议讨论后，总后向军委写了个报告，军委批准了总后的报告，并上报中央，转发全军。为了落实战备物资储备计划，我们确定了几项办法。 第一，坚持军民储备相结合。许多物资是军民通用物资，例如粮食、布匹、煤炭、木材等，这些物资就由地方储备，只是由军队提出专门储备计划，由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储备，保障储备基数在就可以了。平时有些东西军民共享，虽然储备的数量不是很大，但是需要特殊的设备，例如血浆，军队没有这种保管条件，也只能请地方代为储备了，至于武器、弹药、油料等物资，军队自己储备便于管理和使用。 第二，整顿军需工厂。解放后，军需工厂一直由军队自己管理，为了完成储备任务，我们认真整顿了军需工厂。一是改变了管理体制，由各军区分管改为由总后统管；二是对一些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老厂进行了改造；三是确定了「优质高产，质量第一」的生产方针，经过整顿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了，更主要的是产品质量提高了。 同时，为了和仓库储存能力相适应，对工厂的生产计划进行了调整。军需产品的体积大，特别能占库房，储备三百万人打一年的东西，哪有那么多的仓库呢？为此，我们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出厂的正常供应量、工厂的在产产品和库存原材料三者衔接起来，形成依次「推陈出新」，不断流动，这既缓和了仓库的紧张，也能保证未来战争的需要。 第三，筹集储备物资所需经费。三百万人打一年的物资储备是需要很大一笔钱的。这些钱，在一九六三年以前国家是在每年国防费以外专项拨款解决，一九六四年以后改为在每年国防费中安排解决。不论在「外、内」安排，只靠国家拨款是不能满足需要的，还要靠军队自己想办法挤出一些钱来。多年来，我们主要采取了下面的一些措施，弥补了大量军费不足。 1、调整人员生活费用。例如，精简整编，降低全军的某些生活待遇指标和供给标准。仅一九六五年全军干部薪金改套国家行政级标准，再加上士兵降低薪金支出，每年就可减少支出一亿元。 2、冻结和清理银行存款。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和指示，总后财务部从一九六二年七月至一九六三年三月，对全军各大单位的经费情况进行了清理。经过审查清理以后，凡是资金来源不合符国家规定的，应当一律交回中央或地方财政。按照中央的这个规定，各单位上交总部近三十亿。这次上交的钱，几乎全部来弥补当年资金之不足。 3、清理、利用库存物资。从一九六二年三月开始，到一九六四年三月结束，清理各级库存物资共有二十八亿多元，同时对多余的库存物资进行处理和利用。一九六四年，利用各种多余物资计抵扣军队经费达一亿元。 4、审查军用物资订货价格。根据国务院的批准，从一九六二年起，总后财务部协同总后各业务部门，对订购的军品的价格有重点地进行了审查。一九六二年，经审查的部分军品的价格，就降了4.7%，减少军费开支近四千万元；一九六三年，经审查的部分军品的订购价格又降低了一些，这样，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两年又少支出军费两亿元。审定军品价格，既促进了工厂降低成本，又减少了军费支出，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5、组织账外收入。一九六二年又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精神，总后对经费的使用进行了调整，规定账外经费收入，均集中于总部和军区两级统一掌握使用，以弥补经费之不足。据总后财务部统计，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七年时间，只是总部一级就收进经费达三十多亿元。 6、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除了国防工程、后方基地工程和海边防部队的战备、生活设施外，其他基本建设一律从严控制，特别是严禁修建楼堂馆所。直到一九七一年我们倒台时，在北京除有个总后礼堂外，海军、空军连个礼堂都没有。部队各级领导干部的住房都严格控制，军一级干部也只有三间住房，那时的干部大都是四、五个孩子，都是挤着住，都毫无怨言。 7、修旧利旧，节约消耗。只是将每年收旧的服装经过修补后改做工作服，每年就可以少发几十万套新衣服，新衣服就可以储备起来。 采取上述一些办法，不仅节约了国防费用，而且每年还可以挤出不少钱用来购买战备物资。 第四，筹措储备物资。储备物资一要有钱，二要有东西。没有钱不行，有钱买不到东西也不行。当时，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家的分配是军队所需物资的主要来源。但是，需要的东西不一定能分到指标，有了分配指标不一定能到货，订到了货不一定能按时拿到货，这都是常有的事。虽然国家把军队作为重点保障对象，但国家也很困难啊！所以有许多东西，我们还要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广开门路，多方自筹，以补国家分配之不足，这更是不容易的事！所以，在那段日子里，我们总后和全军后勤业务部门，为筹措物资储备的事，真是费尽心机，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说到这里，不能不使我想起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那是一九六三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总后负责人×××没有经过我，就批准把储存在丰台仓库的一大批钢材、电机等战备物资，卖给了山西省。这无异是对战备物资储备的干扰，我发现了这件事，很气愤！首先直接命令丰台仓库不准出库这批物资，如有违抗以军纪制裁。同时，我又立即批评了当时的物资部长，当然干部之间也就有了怨恨。 有计划地大批储备物资，是从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指示以后开始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已基本上达到了计划的要求，到了一九六八年，三百万人打一年所需物资、弹药、油料全部入了仓。所有的储备库都符合「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 完成三百万人打一年的物资储备，这是后勤战备的一件大事！为此，得到了毛主席的很高评价。一九七〇年七月，我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上海参观访问，毛主席接见代表团后，和我谈了战备问题。毛主席说：「从你的报告来看，军队已经储备了三百万人打一年的物资，这样就主动了。我们既然三百万人可以打一年，就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仗都可以打下去。」 划区供应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部队就是实行后勤分部供应制。当时根据作战的方向，东北军区后勤部就设有东线（吉林以东）、西线（吉林以西，辽宁以北）、北线（吉林以北）三个后勤司令部，担任起各个地区部队的供应。辽沈战役前夕，三个后勤部整编为五个后勤分部，随军进关保障平津战役和部队南下。抗美援朝时期，对部队的后勤保障也是同四野一样实行分部制的。东北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都是大兵团作战，后勤保障工作都做得很好，这就说明了分区供应的优越性了。但我当时不在后勤工作的岗位上，对此没有多大的体会，不能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划区供应，除我军的历史情况对我有启示之外，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对我的启发更大。例如，汽车加油站就是分地区设置，供油部门是共享的。我们国家的商店、银行、邮政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全民共享的。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情况研究划区供应的。 一九六四年在越南。 实行基地化供应之后，经过一些小的战争考验，也证明了它的优越性。一九六二年十月的中印边境反击战，是一个不算规模很小的战役，西线由青藏兵站线担任供应任务；东线由川藏兵站线担任供给任务，总后只下一道后勤保障的命令就能顺利完成任务。总后勤部和西藏军区后勤部只需了解情况，检查督促就能把事情办好。 一九六二年六月，台湾蒋军妄图用比较大的兵力窜犯粤闽沿海地区，我们准备调动三十万以上的部队，歼灭来犯之敌。这是准备一次比较大的战役行动，为了实行对作战部队后勤保障，总后立即加强了浙赣线上的上饶地区、闽南的龙岩地区、粤东的汕头地区的后勤分部等五个分部和兵站线，各级后勤部门共筹措物资三十四万吨。由华北南下的六十三军先头师，开进到了福建的南平和龙岩一线，对后勤保障情况表示很满意。由于我军严阵以待，蒋匪放弃了它的冒险行动。 一九六五年六月，应越南政府的要求，我军开始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持部队，这是援外的战争，援越部队的总数达到三十多万人，在越境内部队最高年份达到十七万余人。援越部队，同过去的抗美援朝部队是一样的，一切都由国内供应。部队的蔬菜，做饭的燃料，牲口的草料，都是从国内运去的，我军真是没有动越南一草一木。部队说：「我们除了吸了越南的空气，一切都用自己的。」支持越南作战，对后勤保障我完全有决定权，于是，我就决定以划区供应的办法，统一实施对援越部队的保障。当时，北越并无地面战争，我国通向北越的运输有铁路、水路，运输距离并不很长。可以说，是平时战时兼而有之的情况，对划区供应能够进行比较好的试验，是接近实战的试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决心作好这篇文章。对援越部队的后勤保障，我们划了两条线： 第一条，所有进入越南作战的部队，一律由广州军区设在桂林和昆明军区设在开远的后勤分部担任供应。 第二条，进入越南的作战部队，师级后勤部和空海军的独立部队，一律到广西桂林和云南开远同二十、二十三分部办理供应手续。在越南作战期间，所有部队都由这两个分部供应，一切补给都由总后直接指挥。 我援越部队真正做到了不动越南一草一木。我军后勤提出的口号是：我援越部队除头顶越南的天，脚踏越南之地，渴饮越南的水和呼吸越南空气之外，其余一切都由国内供应，并保证满足需要。 我军援越部队的全部日用品、生活物品，包括主食、副食和做饭用的煤，引火的木柴等全部都是国内供应的。我援越部队没有越南货币，在越南一文钱的物品也没有买过。桂林分部和开远分部对援越部队的后勤保障是组织得很好的，这种保障方法，可以叫做划区供应，也可以叫做分部供应。这种供应方法具有如下的优越性： （一）便于部队机动。我援越工程部队和高炮部队，接到援越任务之后，只是按照命令向指定地点开进。不需要携带大量物资，也不需要顾虑接受任务后的后勤保障问题。如果不是实行划区供应，进入越南的高炮部队和工程兵部队，就需要各组建一个保障机构。 （二）能够保障部队及时供应。平时部队以师或以团为单位直接到仓库去领取，战时则展开兵站线，由后面直接供应到部队，这样，部队就无论平时或战时都能得到及时供应。对部队物资供应，在平时是生活问题，战时就是完成作战任务的重要问题。古今中外的战史中，打败仗或被迫撤出战斗，绝大多数都是物资供应问题。 （三）节省人力。划区供应平时只有仓库就可以了，不用建设一套供应机构，战时则依托仓库，根据任务加以扩大就可执行任务。 （四）方便部队。在区域化内供应的部队，在业务手续上是很简化的。部队在自己的上级机关拿到了凭证，到自己驻地附近就可以领到物品，如同凭票买商品是一样的，这对部队是非常方便的，特别对单独执行任务的小部队更为有利。 总之，划区供应在一个区域内的部队就有自己的「家」，过往部队有了「旅店」和领取物品的「商店」。划区供应有很大的优越性，但随着我军现代化的进程，三军走上统一的后勤联合供应是不可挡阻的必然趋势。 机关工作的整顿和建设 准备打仗，建设一个能干的后勤机关甚为重要。没有一个能干的后勤机关，就不可能完成对现代化战争的后勤保障任务。因此，对机关建设，我把它列人战备建设之内进行。经过比较长期的工作，总后机关建设是取得了重要成就的。 第一个问题，小题大做。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林总在军委会议上就提出了「要建设能干的统帅部」。他说：「准备打仗，同机关建设要结合起来。机关建设是战备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化的战争，没有能干的领率机关是不可想象的。」他又说：「机关建设不是加人，而是要精干，真正有工作能力。」 林总的指示对我有很好的启示，我下决心亲自抓机关的整顿工作，就在此时，我抓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九六一年的八月间，我由国务院开会回来，在进总后机关北门的时候，看到大门口有一个军人立正站着听传达室值班员的训斥：「你见天来找我们，是要我亲自带着你去办事不成！」我立即下车问个究竟，值班员向我报告说：「这是新疆军区某师后勤部的助理员郭丰，来北京办事已经两天了，每天都来找一次到两次，现在事情也没有办成。」我即告诉他：「我是总后邱部长，你要办的事我来帮你忙，你上车跟我一起走。」郭丰不敢上我的车，警卫员小马连拉带请拉了他上车，我直接把来人送到机关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我组织了一个三人小组，同郭丰一起，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记录，从材料上来看，我们机关真正成了冷酷无情寺庙了，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郭丰是第一次来北京和第一次进总后的大门的，可谓是一个「乡下佬」，他是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年青干部，生性胆子小，是要热情加以帮助的。 二、值班员作风很不好。客人是来办理一个有关油料仓库器材的事情。总后机关号称大院嘛，客人拿出介绍信给值班员看了，并问：「油料部在那里？」值班员只看了一眼就说：「油料部在七号楼。」值班员态度冷漠，郭丰也懵头懵脑的，无所适从，又不敢进去再问，竟走到宿舍区的七号楼去了，时间过得很快，中午下班的号音响了，于是他就出了机关大门，在马路旁坐在树下吃干粮。下午听到上班号音，郭丰又去传达室打听油料部在什么地方，进了北门传达室，但值班员不在岗位，门岗警卫不让他进机关大院去，于是他就在传达室外等，等到值班员回来了，郭丰只问了一句：「油料部在哪里？」值班员说：「现在快下班了，你明天上班时候再来。」郭丰不但没办成事，连招待所都没找到。 三人小组搞的材料题目为《机关怪事一桩》，我批示全文发到师后勤部以上，总后机关发到处以上，并指定为机关学习材料。新疆军区某师后勤部郭丰助理员在总后受的罪，成了总后整顿机关一个很好的材料。这件事在总后机关大多数人中震动很大，对机关改进工作作风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个问题，拆庙式的精简机关。 我军后勤机关原来并无固定编制，历来干部人员很少。红军长征开始，总供给部只有上十名业务干部，到达陕北后，业务干部也只有二十余人。当然，不是说人少就精干，但人少与精干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人多就容易人浮于事。 全国解放后，我军后勤机关的编制，是苏军那里搬过来的。它的基本特点是横宽纵短，并且还称之为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恰恰相反，业务分工过细，处理一个问题牵涉的面越宽，扯皮的事就多，文件旅行不止，办事的效率反而更低。 六〇年代初，总后机关总人数两千五百余人，经过几次精简，当时减少了一些人，但不要多久，人数又回升了甚至比原来还多。当时总政的干部部门，也常把老弱病残往总后塞，这是总后机关的特点。这样的机关像一部质量不良的机器一样，哪能很好地运转？例如，总后一级领导干部中，正副部长，正副政委十余人，开起会来只有一半人能到会就算好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老干部又无离退休的管理办法，只好增加人数就是了。 过去，机关精简几乎年年都在进行，但顶多也只能减少几个人，不能达到精干的作用。不拆庙，香炉一样多，我几次下决心拆庙，但那里拆得动。到了文革的「斗批改」时期，毛主席提出要「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总后的庙才真正拆了几个，我把原有的十三个部局，合并为九个部局，整编后，人数由原来的两千五百多人减到一千二百多人。这是很大的决心，没有这种决心是精简不下来的。 机关业务工作，大体上可以区分三种：一是属于出谋划策的脑力劳动，这是机关最主要的工作；二是各种专业工作，如财务，审计等，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三是抄抄写写，这部份人可以减掉不少。 在文革当中精简下来的干部，也是没有去处的，除少量转业以外多数人参加支左或上五七干校，这些人的怨气是很大的。因此「九一三」之后，精简问题带来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精简被当权者和造反派利用，说成了迫害。 原来是司令部门称参谋，政治部门称干事，后勤部门称助理员，这是那里搬来的，我不清楚。本来名称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称呼而已，我要求把司令部的助理员改名为参谋，只是表达我的一点复杂的心情。一九六二年在全军装备编制会议上定编制名称时，我提出，司令部是行政指挥部门，总后司令部的助理员也改称参谋。当时，主管编制装备的副总长张爱萍立即说：「这不是乱套了？」我冲口而出说：「乱了什么套？难道后勤的人叫个参谋也乱套，也有伤大雅吗？」他对我的话笑而不答。主持会议的罗瑞卿则结论式的说：「应当统一名称，可以统一起来。」这场争论就结束了。 原来司令部核心处叫计划处，我感到名不符实。我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作战勤务保障处」，简称为战勤处，我认为这个名称是合适的。关于总后司令部称参谋和司令部计划处改战勤处的问题，总参军务部向刘伯承元帅请示报告了，他点头同意了。刘帅说：「总后司令部称参谋，无可非议，既设了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名称就可统一起来。把计划处改为战勤处是合适的，比其他名称都好。你们想的这个名称不错，是动了脑子的。」 供应部这个名称是我起的，这是主管整个后勤的供应业务的部门。对这个部的名称，有人提议称供给部，我没有同意，因为我在延安当过军委供给部部长，不背这个「树碑」之嫌。 总后勤部直属部队工厂、农场、马场约三十多万人，生活艰苦，文化生活极其匮乏。当时不少人提议要建立一个文工团，我考虑此举并不为过，也就同意了。 妥善安排老干部 整顿与建设机关，最困难的是对老干部的安排。总后机关，二级部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一律「红一色」，都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二级部副部长一级的干部，也多数是老红军干部，甚至处长中有一部分是红军干部。这些干部，都是党的财富，这些干部有三种不同的情况：1、坚持不退位的干部，这是少数。这些人中除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之外，领导能力比较差，他们认为不工作，是最大的耻辱，对这种人最难安置。 2、要位、要职、要权的三要干部。这种人在老干部中不是多数，这些人不去想自己的领导水平如何，总是想到要有自己的位置。3、要汽车、要秘书、要警卫员的三要干部。这种干部也是少数，总后原副政委李耀就是这种干部的典型，我在位期间他什么都要，就是不工作。对总后的老干部，我是长期费尽心思，也没有处理得很好。当时还没有离职休养的制度，而总后的老干部又只有调进来，根本出不去。别处不好安排的同志，都强行安排到总后的就先后有好几人。 对老干部的安排，我们自己能办的就只有提拔一条路。但我坚持，二级部正部长不能以安插位置来任命干部，这是我在后勤工作的根本一条，二级部的一把手都是要干实事的，总后首长一级我反而同意作为安插位置来安排。于是，总后领导中的副部长，副政委就安了十余人之多。别人向我开玩笑说：「你这个部长，现在还是班长，但不要多久，就要升排长了。」 为了给老干部找到适当的出路，我还是给两位老干部，车管部原副部长刘显宜和船舶处长李佐荣以「带职休养」做了安排。这两位都是老红军干部，他们都是身体不好，很难继续工作，这两位干部思想很好，很听安排。本来我打算这条路打通之后，就继续安排老干部退出工作专心休养，但总政治部则向罗瑞卿告了我一状，指责我「独断专行，破坏干部工作制度」。罗算做了件好事，没有同意对我的指责，反而质问总政治部「不能工作的老干部，怎样处理，你们提出办法来。」总政不吭气了，我也就算免罪了。 对老干部经初步安排之后，二级部和处两级干部精干了，是真正的工作班子，这对机关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机关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 机关经过几年的建设，工作能力和战斗精神确实大大提高了。我上任总后部长的十几年，没有休过一次假，没有过好一个完整的星期天，每天都是晚睡，但工作还是办不完。这样也害得不少同志长期加班也得不到休息。 总后机关经过几年的整顿和建设，机关面貌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机关学习、工作、生活秩序都是比较好的。前面说的那位新疆某师后勤部郭丰助理员，一九六九年又来到了总后机关，他对机关也有新的看法。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没有见到那位助理员，他给我留下了一封信，我记得，他的信的主要内容是热情颂扬了机关的变化。 * * * 1 原文此处似多一「了」字。 2 原文此处多一「储」字。 第十七章 后勤业务改革 调整干部队伍 一九五九年，我上任总后部长之初，林总同我谈过一次话，林总说：「我同周总理不约而同选你当总后勤部部长，毛主席也很赞成。从高级干部的反映来看，对你抱有希望。」林总又说：「后勤工作很复杂，复杂性就是很多的矛盾，但在这些矛盾中，又必有一个主要矛盾，这就是干部问题。正确使用干部，是军队建设的核心问题。你现在就要抓住干部队伍建设这个中心，就算牵住了『牛鼻子』，这是你要抓住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林总同我的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对要抓住中心问题，给我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我上任之后，干部问题始终是我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总后新旧两种思想斗争的基本问题，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多心血，按照一般的工作程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当时，总后领导干部的基本情况，用两句概括性的语言来说，就是「满堂红」和「孙子多」。总后领导干部，二级部正副部长（包括一部分处长）都是红军老干部，各院校领导干部，除个别之外，也是红军老干部。另外在助理员中又极大部分都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参军参干的初中学生。如果以革命历史的时期来说，红军干部多，抗战干部少，解放后的干部多，「爷爷多，儿子少，孙子多」就是这样来的。 总后的干部状况是领导人造成的。一九四九年总后成立之初，杨立三部长把我军的一批老后勤工作干部都集中到总后来了。另外，总后成立之后，总政治部把一些不好安置的老干部都送到总后。有不少干部是总政治部专门「按位就坐」在总后的。当时，总后二级部以上的位置，不仅一个空位没有，而且「加坐」很多。而抗战时期的干部，当时在全军任军一级军政主要领导干部，兵团级的干部，已经很多了，在总后就少见了。 在干部问题上，我同总政是作过斗争的。这里，仅以彭嘉庆和陈念棣任职的问题为例。 彭嘉庆原是济南军区副政委，拟调任总后副政委兼后勤学院政治委员。在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干部任免名单时，萧华为防止我提意见以引起麻烦，就对着我说：「彭嘉庆是一个很老、很好的同志，到总后去工作是的合适的，对后勤学院的领导会起加强作用。」 我本来就不满意总政对于部的安排，听到萧华说的那番话，心里就有点气了。我毫不客气地说：「彭嘉庆是个好人，为何不放到总政当个副主任？放到总后不是委曲了他吗！」萧华看到我不高兴，就不说话了，罗瑞卿站在领导的角度立即说话了。他说：「老邱，对老干部的安排是个整体的问题，对彭嘉庆的安排就这样定了吧。」我听到罗的话之后，也不说话了。 又有一次，也是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讨论干部任免名单时，总后拟提陈念棣任总后科学研究所所长。甘泗淇看到名单时说：「啊！陈念棣搞业务？他是一个很好的干部。」我火冒三丈地对着甘说：「甘主任，照你这样说，搞后勤工作的都是坏干部？今天我才知道，总政把一些没有人要的干部都塞到总后，原来是总政的政策！」 甘泗淇自知说话不对，立即纠正自己的话说：「邱会作同志，我的话说得不妥，但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请不要误会，我正式纠正我的话，我对陈念棣任职没有意见。」罗瑞卿接着我们的争论说话了，他说：「以我所知道的，在干部问题上，邱部长对总政是有意见的，而他的意见又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工作的干部确实不要过多地安置在岗位上，否则对工作不利。对老干部的安置，由总政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来。」不久，总政就提出了对高级干部「离职保待遇」的安置方案，这就开辟了一条高级干部的去路。 我对总后老干部的情况做了这段回忆，毫无嫌弃老干部之意，何况，我自己也是一个老红军干部。老干部的优点这里不说了，其弱点是普遍的，是历史带来的。老干部的弱点是「老、粗、弱」，这个弱点在总后的老干部中显得特别突出。从年龄上来说，是「老中之老」，从文化上来，是「粗中之粗」，从身体上来说，是「弱中之弱」。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否则对事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总后对于部的调整提拔，主要是按照如下三条措施进行的。 第一条，调整干部。由于总后老干部过多，位置上是满满的，一个空余的也没有；不仅如此，常常是一个位置有若干人「共事」。在此情况下，不调整干部空出位置，就无法提拔干部。 抗美援朝结束后，志愿军后勤部有一批比较优秀的干部到了总后，这是加强总后机关建设的一大力量，但由于种种原因，志愿军的干部在总后顶多是二级部副部长，没有当部长的。根据调整干部的原则，现任二级部的老正副部长哪里去？出去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消化，总后只有多设副职来安排。为了把二级部的位置空出来，就先后提拔了一批总后的副部长、副政委张池明、张天云、汤平、韩振纪，上述位置空出来之后，才有可能考虑二级部正副部长的提拔。 调整干部是一场尖锐的斗争。有极个别的人竟在我的头上加上一条什么「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罪状。他们说：「调整干部就是调出自己不喜欢的干部，调进自己喜欢的干部。」那些不实之词，当然没有什么多大影响。从总后确实先后调出三名、调进三名高级领导干部，调进的有张池明、张天云、张汝光等三人；调出的有胥光义（贺帅指名调去国家地质部任副部长），汪易（杨勇指名调去北京军区后勤部任部长），傅家选（杨得志提名调他任济南军区后勤部长）。调进和调出的干部，都是由总后干部部向总政干部部办理正式手续的，决不是由任何个人调动的。 第二条，加强二级部的领导。调整提拔干部的重点是加强二级部的领导，经先后调整提拔后的二级部部长为：司令部副参谋长（一九六五年提参谋长）杨恬（抗战时期干部），政治部主任卢南樵（红军时期干部），卫生部部长孙仪之（红军时期干部），军械部部长张明远（红军时期干部），财务部长范惠（抗战时期干部），军需部部长王希克（抗战时期干部），油料部部长伊文（抗战时期干部），营房部部长苏焕清（红军时期干部），物资部部长喻缦云（红军时期干部），第二物资部部长范子瑜（红军时期干部），运输部部长罗文（抗战时期干部），军需生产部部长张和（红军时期干部）。以上十二名二级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七名，抗战时期干部五名。红军时期老干部虽然还占绝对多数，但已经有五名抗战时期的干部当了二级部部长，这是总后勤部空前未有的。二级部的领导干部调整后，领导加强了，对机关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后调整提拔干部出现的基本情况是：凡是老干部上去的意见都不大，凡是提拔起来的阻力都不小。在常委内部，我只有充分做说服工作，万一说不服，就只有以「少数服从多数」解决问题，杨恬任参谋长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定下来的。 第三条，控制机关处长的选拔。机关处一级干部，是进入领导层的「海关」。因此，对处一级干部的选拔培养就成为特别重要的问题，也是机关建设的重点。有了好处长就不愁没有好部长。 对处长、副处长的选择，我们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一定要选拔优秀分子任正副处长。处一级干部不准「安位子」，应当注意政治质量、文化水平和身体条件。控制处一级干部的选拔是打破论资排辈的有效办法。提拔干部以德才为标准，就可以克服以资格为标准的现象了。我是提倡在革命道路上赛跑，谁走到前面的就当官，不应当像在隘路上行军一样，只能按照先后一个一个地跟着走。 控制处长的选拔，我们干部部开始还不十分理解我的意图，后来，他们向总政干部部汇报了，并得到了徐立清的赞扬。据总后干部部对我说，控制选拔处长的做法，徐立清副主任是很赞扬的，徐说：「邱部长亲自控制处长选拔的措施，是得力的。其目的就是把住干部进入领导干部这个圈子的『进口』。全军很多领导干部还不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拔干部很乱，从一般干部提到团以上干部，数量大，质量差。」 学校整编和学制调整 总后原有1高等院校五所：后勤学院、三所军医大学、一所兽医大学，另外，还有六所中级学校。学校的数量和能招收的学员名额，从数量上来说是够用的，从质量上来说，除军医大学之外，其余的不少是不合用的。总后的学校，没有起到造就建军人才的作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要使学校成为造就建军人才的场所，就必须整编学校和调整学制。 后勤学院原来只是对现有干部的轮训，没有培养新干部的任务，这种学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高现职干部质量的作用，不能起到增加干部数量的作用。按照当时的制度，团级以上职务的干部，每提拔一级都要到后勤学院轮训一次，有的干部轮训三次以上，干部对轮训不感兴趣，担心学习后提拔不成又丢了位子。 我兼任后勤学院院长时，对后勤学院提出了改变学制的方案。我主张全院改为三个系：轮训系、基本系、初级系。轮训系招收团级以上干部，学制三年，课程安排为文化课、业务课各二分之一。老干部多学点文化，比学「前送后运」的专业课好得多。老干部只要文化提高了，很多业务课都可以自学。基本系招收营级以下干部，学制三年，除了补习必要的文化之外，基本上学业务。初级系招收高中毕业，至少也要有高中水平文化程度的学员，军内、军外招生均可，学制五年。 我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后勤系统一致同意。但不久，我自己也被送到高级党校学习去了，方案也就进了「冷宫」。一九五九年，我当了总后部长之后，硬在后勤学院开设了一个参谋系，招收高中学生，从此，培养出来了一批有文化知识的后勤干部。 军医大学的学制、课程没有什么改变，只在招收学员（国家统一招生）上注意了政治条件，否则毕业就复员了。兽医大学除了开设了一个轮训班之外，一律在地方上招收高中毕业生，其余没有什么变化。 新成立后勤工程学院，这同成立后勤装备研究院一样，又是做了一篇最困难的文章。 前面提到了后勤有六所专业中级学校，招收的学员多数是文化程度很低，毕业出来的学员不少人很快要复员，这对后勤建设没有什么作用，这要从办学方向上来解决问题。我主张把军械维修管理、汽车维修管理、油料供应等学校合并成立后勤工程学院，在地方上招收高中毕业学生，学制五年。我的主张一提出，在总后内部和总政干部部门都是「爆炸性」的反对。我则硬着头皮，为成立后勤工程学院奋斗到底。 关于成立后勤工程学院的问题，我在总后党委一提出，就遭到某主要领导人坚决反对。他说：「取消几所学校，成立一所什么工程学院得不偿失，还是少搞一点新花招为好。几所学校换一所学校，从后勤业务上来说只会减弱不会加强，何况取消那样多的专业学校对各部的业务建设也不利。」事情也凑巧，一天在聂帅家里谈国防科委的问题，我顺便同张爱萍副总长谈了后勤要成立后勤工程学院的事，出乎我预料之外，他说的后勤要培养工程干部，比我说的还多还深刻，最后他说：「在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时，我会积极支持你。」 为了统一认识，我召集总后各有关部的二级部长商谈成立后勤工程学院的问题。参加商谈的部长们以高兴的心情发表了意见，他们说： 「成立后勤工程学院和成立后勤装备研究院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不仅支持，还要学习邱部长抓大事的思想和作风。」 总后向军委上报了成立后勤工程学院的报告，在军委办公会上讨论时，却遭到了总政副主任徐立清的非议，他以发问的口气对着我说：「邱部长，后勤也有工程问题吗？」我要反驳时，张爱萍替我说了几句很有力量的话，他说：「徐主任一定知道后勤是干什么的。后勤的工程问题，用很多的话都难于说完。我看抓培养后勤工程干部，是对现代化后勤建设入了门，我赞成成立后勤工程学院。」我听了张副总长的一席话感到很开心，如果总后的报告能获得通过，我就不准备说话了。此时，徐立清赶紧表示了态度，他说：「我失言，失言，请邱部长不要在意。我同意张副总长的意见，我赞成后勤成立工程学院。」总后成立工程学院的报告顺利通过了，在后勤建设史上，空前未有的「工程学院」诞生了。 后勤工程学院是一所中等规模的学院。学员千余人，学制五年，由国家统一在社会上招收高中毕业生，院址在重庆。学院分设军械、油料、化工、运输、建筑等五个系，学员毕业后，全部分配在后勤系统。 加强与建设科研机构 后勤的科学技术是在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总的指导思想之下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军队的建设，离不开现代化后勤的保障，建设现代后勤，就必须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我在一九六〇年广州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军的装备将日益现代化，后勤如果不加强科学研究，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大量的科学技术干部，将寸步难行。」我在主持总后的工作期间，一直把后勤系统的科学技术研究，提到工作日程上。应当说我对后勤科学技术是抓很紧的，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总后领导中大多数人的文化程度是比较低的。他们是很少懂得科学技术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有些人，自己不懂又根本不去学习，长期安于现状，闭眼不看客观发展的需要，故步自封，以外行自居，他们的根据是「外行能领导内行」，因此，在发展科技这个问题上，在总后常委内部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而且这种争论和分歧，又常常和人事关系、「团结」问题搅在一起，搞得十分复杂，令人头痛！ 当时总后有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当时还留在「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他们说：「后勤是管柴米油盐的，除了看病需要点技术之外，还有什么科技！」他们还认为，在后勤提倡发展科技就是「矮子蹬板凳，自己提高自己」，这是在后勤系统发展科技的一大思想障碍。 在总后，发展科技，还有一大障碍，就是在干部使用上的论资排辈思想。你要提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他就说是打击排斥老干部！你要提拔一些知识分子，他就问你要靠什么人管后勤？他们说：教授未必会做饭，而大老粗倒是内行。对于发展科技的问题，在总后领导层内长期思想不统一。 一九六三年秋，贺龙元帅在三〇一医院住院，我同李聚奎、张令彬等同志去看望他，他在和我们谈话中谈到了科技问题。他说：「这几年你们总后的工作搞得不错，走在几个总部的前面去了，这是在历史上少有的，过去骂后勤娘的比较多，说好话的很少。今后，你们除了继续搞好工作之外，就是要抓紧学习，现代化军队的后勤，没有文化，没有科学知识是搞不好的。」他说：「有一种说法，什么后勤是管油盐酱醋的，土包子比洋包子管得好，这是偏见，是保守思想的表现。」贺帅的这番话，使在座的人听了面红耳赤，好不是滋味！后来，我让张令彬同志在常委会上传达了贺帅的谈话，对总后领导干部提高对科技的认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在主持总后工作后，在加强与建设科研机构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加强军事医学研究机构。 军事医学科学的研究，我们算是起步较早的。解放不久，我们就在国民党国防部的一个研究机构（在上海）的基础上组建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当时全院有教授级的研究人员8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全国知名的专家，学科研究的带头人，例如蔡翘教授等，他们在抗美援朝时期就开始了研究工作。一九五八年新院址在北京建成后，军事医学科学院全部迁来了北京，当时扩编为放射医学、军事劳动生理、部队卫生营养、微生物流行病、药理毒理五个研究所。这样就成了一所人才、机构各方面都比较强的研究机构了。 由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主要是研究「三防」，研究成果不是一下子能够拿出来的，因而许多当前战备急需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因此，我提议把各军区卫生防疫研究所改编为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所，主要任务是研究本地区的部队作战的卫生保障问题，例如，沈阳研究寒带卫生保障，广州研究热带卫生保障，兰州研究高原卫生保障等等。后来的实践证明，明确这些研究机构的任务是非常必要的，他们的研究工作也是最见成效的。 （二）组建五三研究院。（略） （三）组建营房工程设计院。 总后营房部的设计力量是比较强的，在五十年代，就设计过军事博物馆、京西宾馆和其它一些要求很高的大型的工程。但过去是把设计和建筑业务混在一起的，设计人员要用很多的时间去搞业务管理工作，这对发挥工程设计人员的专长是很不利的。 在加强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的「三防」思想指导下，对军队的营房工程，特别防护工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加强设计力量，于是就将营房部分散在各业务部门的设计人员集中起来，成立营房工程设计院。该院编为特种工程、营房工程、仓库工程三个设计所。 军队的仓库工程设计任务很大，营房部设计院的力量不够用，需要把各军区的力量统一使用。先后将北京、南京、福州、广州、昆明等七个军区的设计室扩编为设计所，由总后营房部设计院统一使用。军队的营房设计院除了担负军队的设计任务之外，还担负过地方上不少工程设计，一般的都能做到用方满意。 （四）组建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 过去，后勤系统只有分散在各业务部门很少的研究人员研究有关后勤装备，但力量很有限，极不适应现代化后勤建设的需要。为此，我提议把一些分散的后勤科研人员集中起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以加强后勤技术装备的研究。 组建后勤装备研究院，我真是受到了内外攻击。总后有人攻击我是「好大喜功」，总参军务部攻击我是「利用战备扩大编制」，这些对组建装备研究院都极为不利。此事我本来可以不顾干扰，自己干就是了，但我还是注意做通各方面的工作之后，才做正式决定。总后内部的思想统一是主要的，总参军务部的工作容易做，他们对我是放在眼里的。 为了使大家重视后勤装备的研究工作，我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成立后勤装备研究院的必要性。我同大家说，后勤装备虽然不是武器，但它是合成战斗力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保障发挥战斗力的作用的。拿鞋子、袜子的质量来说吧，它的好坏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战斗节骨眼上就可能成了大事情。大家都打过仗，如果你在冲锋，正在追击敌人，鞋带突然断了，对战斗不能没有影响。还有单兵的负荷质量，解放战争的那个时候，一个战士身上只有背包、挂包、枪支、米袋、水壶等五大件，走起路来不感到负担太重。建国后，战士的个人装备逐渐多起来了，现在要背五十多斤，太重了。毛主席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战士背那么重，怎走得了呢？这就要求我们减轻负荷量，但又不能减得影响战士的生活和战斗。这不仅要减轻重量，还要缩小体积，我们要求装备战士的东西要一物多用，件数要少，但有多种用途，体积要小，但用起来非常顺手，各种东西要做得精巧美观，非常结实耐用。再如吃饭问题，怎样把饭做快、做熟、做好，这不但需要适合部队野战条件下的炊具，还要有适合各种地区需要的炊具，例如高原的、海岛的、热带的、寒带的、坑道内的、海军船上的等等。为保护部队有生力量，后勤要做许多事情，无论在什么时候保障战士吃得饱、吃得好始终是一个大事情。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部队要靠两条腿走路，东西要靠人背肩挑马车运，没有什么摩托化装备。随着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机械化装备增多了，油料保障成为后勤保障当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不但有陆军用油，还有海、空军的用油，不但有普通的油料，还要有特种燃料。对这些油料怎么储存，怎样运输，在野战条件下怎样加油等等，无一不是一项专门的课题，都要加以研究解决。我们要建设战略后方基地，战役后方基地，要建设一批仓库，要储备大量的战略物资，弹药、油料、药材、被装、食品等等种类繁多，而且各有储存条件的要求，温湿度问题，防腐蚀问题，安全问题以及海岛、边防等地区特点的问题等等，都要进行精细的研究。还有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三防」装备的研究，高空深潜等特种作业装备的研究，都提到日程上来了，都迫切地需要我们拿出研究成果来，否则谈何保障军队现代化建设？ 老天不负苦心人，我苦口婆心地宣传，总算说服了总后内部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争取到了总参管编制的同志的同意。后来，经军委批准，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成立了，从此，我军有了第一所后勤技术装备的专门研究机构。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下编军需装备、军械维修、卫生装备、车辆装备、车船油料、被装化工、物资贮存等九个研究所和两个附属实验工厂。 从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成立时起，我们就非常注意掌握他们的发展方向，研究工作的任务和重点，使他们能够很快地拿出部队急需的科研成果来，为此，我曾多次和该院的领导干部、科研人员交换意见，大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是科学研究中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和革命战争时期不一样了，建国后，我军后勤系统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院校和科研部门更是知识分子成堆。建设现代化后勤需要知识，必须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在现实中，你会遇到许多问题，如不正确处理，就会挫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从一九五四年来到总后工作后，就接触到了知识分子问题，不能说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完全正确，但从总体上来说，没有出大的偏差。 一是批判「白专道路」问题。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提出又红又专的号召。毛主席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我们当时认为，「红」与「白」都是属于政治范畴的，而「专」与「不专」则是属于业务范畴的，这两方面的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情形是：一个政治上「红」了的人，他可能有专业知识，也可能没有专业知识，一个在政治还没有解决「红」的问题的人，他也可能有点专业知识，也可能没有专业知识「白专道路」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是违背毛主席提出的「红与专统一」的意愿的，批判「白专道路」不是通往「红专道路」的途径，而往往是适得其反。我们在总后系统，没有布置和发动批「白专道路」的政治运动，历史证明，我们当时的认识和做法基本上是对的。 二是对知识分子大胆使用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知识分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这样那样的个人历史问题，这是客观存在。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应该是重在表现，给他们创造发挥一技之长的条件。但有些单位的领导，对知识分子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管得太严，轻则挨批，重则挨斗，结果是留不住人才，甚至连自己军医大学培养的医生，都做转业处理了。 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我多次向聂荣臻元帅提出过我的看法，他对此有同感，他说：这不完全是军队政治机关的问题，而是党的政策问题。他又说：「你对知识分子政策和使用上的看法是对的，在我们职责范围内应当把知识分子工作做好。」他还说：「没有知识分子参加，老干部不大力提高知识，我军的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聂帅还说：「目前要彻底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机尚未成熟，但军队中注意保留知识分子和大胆一点使用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今天几个人（我记得在座有的张爱萍等人）谈一谈，待我向军委写个报告，用军委的名义发个指示，估计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不久，军委发出了注意使用知识分子的指示，其中特别提到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要着眼才能，对个人出身不要过于苛求。我们总后系统坚决执行了军委的指示，大批知识分子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了，这对科研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是在政治运动中保护知识分子问题。 建国以来，政治运动不少，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我认为，开展政治运动有些是必要的，但有些政治运动出现偏差，把知识分子当作了运动的重点，这是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我主持总后工作以后，遇到了两次大的政治运动（反右时我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次是四清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冲击都很厉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更为突出，在当时我都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力所能及的范围，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采取了保护措施。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总政治部李曼村等人带领工作组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二所搞四清，总后政治部主任卢南樵也带工作组配合其工作。他们以抓「两条道路斗争」为名，给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带上了「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新兴资产阶级」等大帽子，一时搞得人心惶惶。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在总后常委会上提出了严肃的批评，采取了坚决的纠正措施，李曼村为此与我结下大仇。随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五三研究院全体干部大会上，我严肃批评四清运动的极「左」的做法，我说：「十多年来『内战』不少，伤了不少人。动不动就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动不动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新兴资产阶级』，那就只会挫伤人的积极性，自己挖自己的墙脚。」我的讲话，受到了广大科研人员的赞同，他们认为我说出了心里话！ 为了保护知识分子，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我还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二所给在四清运动中被整过的知识分子开座谈会。我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即使在文化革命中重提过去的问题也不要害怕，共产党是正确的，个别办事的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要与共产党混为一谈。不久，该院的病理学家兼三〇一总医院的病理科主任吴在东自杀身亡，我立即告诉总医院，对吴按照一般死亡处理，不要去追究他的自杀问题，这对保护知识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整个文化革命中，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总医院对知识分子都没有大的伤害。当然，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确有个别很坏的人。例如，三〇一总医院有个心脏科专家，就是一个很坏的知识分子，政治上、道德上、作风上都很坏，但这是个别的，并不能代表整个的知识分子队伍。 改革军服质量和颜色 军队的军服质量很低、颜色难看成了我军上下共同关心，共同议论，共同骂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解决又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一九五三年，我还在中南军区政治部工作时，经常下部队，我爱看爱问战士的吃、穿、住等生活问题。有一次看到一个团的部队集合一起看文艺节日，大家穿的衣服很难看很破旧，此事成了我的心病，久久不能忘怀。时隔六年之后，我当了总后部长，有一次我去北京卫戍区，看到部队穿着的情况仍然很差，我心里想：「对部队的穿着不好，过去是心里难过，现在应当是责任难逃了」。从此，我就认真考虑部队的穿着问题了。 军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布料不耐穿，染料不保色。军装的质量反映了我们国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水平，两方面都有问题。前者是主要的，后者也有主观努力的问题，但尽力而为，还是有解决好问题的希望。我决心花大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后勤部长不为部队办好事，就是「饭桶」部长了。 军装的布料，长时期都是用的十六磅棉布。这种布料很不耐穿。战士每人每年发两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套棉衣不够穿。战士的单衣，有的穿上两三个月之后，就打补丁了。 棉衣的质量同单衣一样。北方部队一年有半年穿棉衣的时间，穿上好衣服的时间不足三个月，其余的时间都是破烂不堪的。闹衣服不够穿的问题，成为当时的主要问题。部队对军装的意见，有善意的，有叫苦的，谩骂的，无所不有。 六二年三月有驻山东部队直接给周总理邮寄去一条棉裤。这条棉裤是用麻绳子串起来的，破烂的程度无法形容，棉花剩了不到四两，补丁不计其数，各种颜色皆有。周总理把这条裤子挂在他的会议室墙上，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拿着战士破烂不堪衣服，曾去国务院拍过周总理的办公桌。周总理对着这条裤子，不知说了多少次「对不起解放军！」 军队军装的供应制度是发新收旧。收回的单衣百分之七十以上破烂不堪，裤子根本收不上来。棉衣收回来的情况，比单衣略为好些。但在修补棉衣时，也要三件以上才能拼凑修理成一件旧棉衣。 军服的染料是土黄色，据说这种染料还是从苏联来的。用这种料染出的衣服，洗一次变一次颜色。而且在一件衣服之上，背上、胸前、腋下的颜色又不一样，同在一件衣服之内颜色都是「五花八门」的。 有的部队为了保持好的军容，单衣总有一套「管制衣服」，这就是有一套单衣要统一穿着和下水的时间，这样才能保持颜色大体一样。这套衣服一般是要有一定意义的时候才能穿的，例如开军民联欢会、欢迎首长来到，或举行什么庆典，战士们把这套衣服称为「礼服」。 对服装问题经过再三研究之后，下决心提高质量，稳定颜色。 第一次改革失败了。我们的改革方案，国家纺织部不仅大力支持，而且当作自己的任务接受下来了。纺织部向我们提供了样品：人字呢式布料和草绿染料。 「人字呢」布料不同于平布的纺织方法。布比较厚，在布的表面上有「人」字样式的纹路。故称「人字呢」。染料比原来绿色多一些，颜色比原来的好看一些。我们感到高兴。但部队试穿半年之后，暴露出来好多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布料不结实，颜料不保色。同原来的相比好不了多少。 在我们工作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又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去向总理报告了。周总理听了我的简要报告之后，不仅没有责怪我，反面高兴地说：「你把解决服装的问题提出来了就是好事。现在没有搞成，明天就可能成功。我们三个人（李先念在座）共同努力，一定在最短时间之内，解决军服问题。现在已经走出的这一步，不要后退，继续搞下去。」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把这次搞的改革坚持下来了。 第二次改革不尽人意。为了服装改革我请总参谋部二部利用他们的业务关系找国外数据。他们积极行动找到了国外各种资料。我在翻阅香港一本杂志看到了日本有关石油化工的报导。这一发现，向我们提出了一线希望，日本生产的高级衣料「的确良」就是石油化工纤维加其它材料纺织而成。 为了研究化学纤维，成立了专门小组对日本的石油化工进行研究。专门小组拿着数据去大连石油化工研究所，这算是找到门路了。我当即拨款一万元（当时的一万元啊！）作为研究费用，三个月之后，石化所研究成功了可以抽出□纶2石化纤维。对此，我们同石化所的同志们是一样的高兴！ 我们立即进行试织，是两股化纤线，一股棉线合在一起织布。用这种方法织出来的布，十分令人满意。这种布比进口的布的确稍微厚一点，但非常软柔，着色之后很漂亮。经过不多长的时间，几十套衣服缝制出来了。这次试穿在全训部队进行。 试穿的衣服，经过洗水十次水之后，毛病就出来了：三股线，由于成分不同，对颜料的汲取程度也不同，衣服有了相当明显的花纹，很像麻布，但布的质量性能很好。这次改革虽然不算完全失败，但也不算成功。不过我们也大胆地向部队宣布：两年以后部队就会穿上这种军装。 第三次改革全军满意。第二次改革出了「麻布」之后，我没有放弃的念头，指示继续研究，这也是我们搞改革研究多数人的精神状态。有两名老工人和一名搞技术的同志，共三个人，他们常说：「多做试验不犯罪。」于是他们三个人共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两种不同成份（□纶3、棉花）的纤维混纺成纱，就像原来织平布一样的纺织方法，进行试验纺织。他们说干就干，不久「混纺」布就出来了。这种布同原来的三股线织成的布，似乎更软柔了。 他们接着很快上颜色制成衣服，并发给工厂的搬运工人穿着，每天洗一次。经过一个月劳动的烈日暴晒，下水洗过三十次，颜色的变化不大。三人小组带着试穿过的十套衣服和布匹，专程来北京汇报。我们听了他们的汇报，再看实物，我们大家心里高兴的程度，真是无法形容。我除了赞扬和感谢三人小组的工作外，当即决定召集专门会议讨论定案。 为了鉴定「混纺布」的质量，我们召集了各种专家三十余人，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发言的人除了赞扬军队的工作精神之外，从各种技术角度证明了「混纺布」是一个创举，开辟了我们国家纺织史上的新篇章。大家一致同意，把混纺布定下来。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并拍板定案，还将这种布取名为「三元布」。 「三元布」的问题解决了，我带着试穿过的衣服和原布料专程去向周总理汇报。总理听了我的简单汇报和看了实物，他除了高兴和频频点头之外，立即拿来了茅台酒向我祝贺。总理说：「三元布很好，我向你祝贺！」总理又说：「我们原来定的是，我们三人共同努力，解决军服的问题。现在你替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我向你们搞研究的全体人员祝贺。当年彭德怀拿着志愿军穿的破烂不堪的军衣，就在这里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当时只有忍受，别无什么可说的。今天，我们也是在这里在这个桌子上，看到了新军服布料问题解决了，我感谢军队对国务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三元布成功了，不要多久部队就可以穿着改革后的新军装了。我的心情，当然是很高兴的，总后党委个别领导人总是攻击我「好大喜功」，这回我真要好好喜功一下了。想到部队今后能吃得好、穿得好，我也不怕戴修正主义的帽子了。 三元布在部队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起到了改变总后形象的作用。从一九六七年冬开始，在不长的时间内，部队师级以上干部极大部分都穿上了三元布料的衣服。大家确实是很喜爱的。 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穿起了三元布的军装，毛主席、周总理都看到了。毛主席称赞说：「这是总后勤部鼓足干劲鼓出来的。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没有几分劲头能办得好吗？」周总理对军装改革很清楚，当然是很称赞的。李先念说：「军队的服装改得好，邱会作为部队办了这样一件好事，值得学习、发扬。」周总理说：「邱会作很年青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是一个很能办事的人。他确有股子牛劲。他不轻易说话，办不到的事，从来不说；办得到的事，是非办到不可。」 总起来说，三元布的搞成，从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对军队来说是一件大事。军队上至统帅，下至战士，都是称赞和高兴的。从供应工作来说，也是提高了质量，减少了数量，又不增加经费开支。 改革物资供应 我军的实物供应，是根据国家高度的计划而来的，我们国家从建国以来除日用品是国家专营的商品经济之外，其他的都是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全部由国家统一调拨，军队所需用品全部要列人国家计划，就是普通用品，如睡觉的凉席和草垫也要列入国家计划才能解决问题。边防和一些特殊地区的所需物资，包括香烟，甚至火柴、食油等，都是国家统一调拨的。 军队所需物资都是由总后各部向国务院有关部门交涉，各部门对军队也是很照顾的，大体上都可以解决问题。但如果不是国家的计划指标，有时也就不能解决问题。为了确保对军队的物资供应，一九六〇年一月成了总后物资计划部，同年九月物资部一分为二，增设第二物资计划部，专管国防科委的物资供应。从此，军队的物资就统一管起来了，军队所需物资都列人了国家计划，年度或季度都能得到计划指标通知书。有了指标通知书，所需物资就如同凭票供应买日用品一样的，除特殊情况都能取到实物。 组织实物供应是比较繁杂的。为此，在物资部之下又在各大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成立了物资局和若干供应站。军队的物资管理机构，对外一律称「〇五」单位。从此，军队物资供应的组织工作就完成了。 军队物资管理系统建立起来之后，解决了如下问题： 第一，同国家计委挂上了钩，军队成为国家计划部门的固定户头。军队的物资部门可以参加国家经济部门有关的业务活动，可以了解全国的经济情况，对工作和学习都是有利的。 第二，军队所需物资列入了国家计划，一般的是有保证的，这样对军队的物资供应就可按计划进行，对军队的供应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军队的物资部门，经常要同各省市政府经济部门打交道，这不仅增进了军民关系，也能得到地方上的支持，我军的战备物资贮备，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各省市支持的。从实践中可以证明，在国家高度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军队必须适应这种形势，才能保证供应。 军队物资供应的第二个问题是组织生产问题。 军队的军需品和汽车零配件都是自己组织生产的。大型装备，如飞机、船只、坦克所需零配件，除部分小零件军队可以生产之外，其余的都由国防工厂担任生产。军队自己有几百个军需工厂和修理工厂，工人几十万，军队的生产工厂比当时国务院一个中型工业部所管的工厂还要多一点。 为了统一管理工厂，一九六五年总后原有的军需生产部改为工厂管理部，统一管理军需工厂和修理工厂，这对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军队的工厂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厂管理部直接管理工作，面过大，不利于对工厂的管理，为此，总后设在各地的工厂管理局，除对工厂实施领导之外，还要向省市办理地方供应生产物资。 部队的团、师和军直属队，根据部队的不同装备，分别设有军械、汽车修理和军需修理所，这三种修理所，是直接为部队装备和生活服务的。这些修理所的生产所需的物资供应，当时还没有统一的渠道，多数是由各业务部门用临时的办法供应的。 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在六十年代中期，部队的汽车实行小修、中修不「出门」，即由部队汽车修理所自行修理，这对保证汽车完好事起到重要作用。一九六五年东南沿海战备和后来援越部队的汽车都是部队自行修理的，在实践中证明了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对部队的装备修理一定要实行平战结合的办法。过去，所有装备修理都一律送工厂，平时不经济，战时不可能，部队如果没有一定的修理能力，就等于部队没有「医生」是一样的。在战时，部队装备一律送工厂，实际上等于减少了装备。 我军的营房、仓库、机场、军港，是最大的不动产。对这些不动产，每年的维修费用是很大的。营房、机场、军港，过去都是归所驻部队管理，管理机构属部队的编制，即部队驻在那里，那里的不动产就归部队使用和管理，部队调动时，管理机构随部队调走。这种管理制度很不合理，不仅不利于营房、机场、军港的建设，而且部队调动时容易发生破坏，无人修理，造成很大的浪费，这种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从一九六〇年以后，营房、仓库实行基地化管理，即管理机构固定化，不随部队调动，部队住营房就如同住旅馆，对营房只有使用权，没有别的权利。这种管理制度很好，是既省又好的办法。营房实行基地化管理，又实行企业化，企业化的基本要求是管好营房、建好营区，以林业、农业、修理业为主开展生产运动。在一年至三年之内，做到营房维修部分或全部自给，这个要求有不少营区一年之内就实现了。对营房维修和营区生产所需物资，由物资部系统按计划供应。营房管理改革后，对营房的管理加强了，比较好地解决了不动产的管理问题。 军队物资供应的第三个问题是发挥仓库的作用问题。 军队的数以百计的仓库，库容量数百万吨。但我们的仓库过去仅仅是起到了贮备物资的作用，没有起到供应的作用。仓库的干部和警卫分队人数不少，但也是像老和尚看寺庙一样的，只是把仓库的物资和库房看住了而已，这种情况必须改革。军队的仓库应当改为兵站仓库，是物资的「兵站」，主要任务是三条：收集物资，保管物资，供应物资，这三项任务是统一的。 第一，起到了兵站的作用。平时对部队的物资供应仓库能够直接送到师、团，甚至分队。一九六二年后，对中印边境反作战，东南沿海战备，援越部队的供应都起到了这种作用，部队的反映也很好。 第二，对物资保管进行了科学技术研究。仓库防潮、防锈、防腐烂是保管物资的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都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我们的仓库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海岛储备为例，大米、饼干等物资都能储备相当长的时间，解决了好大的问题。 第三、各类仓库都建立了修理所。储备物资需要修理的，能够及时修理，收回来的旧品，能够翻修，或拼凑修理都能再用。例如全军一年单衣棉衣两种工作服，大约需要二百万套，极大部分都是从收回来的旧军服修理再用的。 此外，仓库的植树造林，农副业生产也搞得很好，不少仓库都成了花园，从生产收益中也改善了干部战士的生活。总之，把仓库改革为兵站勤务分队，除原有的任务之外增加了供应勤务，这对战备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我军平时有几百座仓库，战时就成了分布全国各地几百个兵站，这是最为实际的战备建设。 改革医疗卫生 我军的医疗卫生工作是后勤工作一个重要战线，担负着保障全军指战员健康的重要任务，我军的卫生工作历史悠久，并有历史连续性，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一）坚持医疗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大方向。我军的卫生工作人员，长期以来都坚持了为部队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大方向，并得到了战士和群众的喜爱和尊敬。 我军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关系。卫生工作也常常起到了建立这种关系的重要作用，卫生工作在一定的条件下，常常成为联系群众的工作。在战争年代，我军新到之地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可以说有三件见面礼，这就是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助民劳动和给群众治疗疾病。在我国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能够为群众治病，特别是治好了病，群众就把军队看成救命恩人了，这种情况，在我军历史上是很多的。 全国解放后，我军的卫生工作保持了自己的光荣传统，不少部队派出医疗队深入农村，驻军也注意了为群众治病，这就出现了好多的动人故事，例如三十八军的模范卫生科等等。边防、海岛部队对群众的卫生工作，比内地部队是做得更好的，也是应当这样做的。我军卫生工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应当继续发挥，代代相传下去。 （二）坚持面向连队，面向基层，面向海岛，面向边防的工作重点。军队卫生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哪里，是放在医院，还是放在部队，曾经有过不同的看法。这两种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统一起来了。我们说办好医院和为部队服务都是重点，但服务的内容是不同的。办好医院是为病人服务，而面向部队是为部队服务，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为部队服务，也都是卫生工作的重点。 面向基层，并非把技术力量摆到连队去，这样理解也是不对的。面向连队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加强部队的卫生工作，做到部队少发病；另一方面就是组织医疗力量轮流到部队去为部队解决更多的问题。各军区组织的海上医疗队、边防医疗队的做法都是很好的，为部队解决了不少问题，受到了基层的欢迎，我们应当这样坚持下去。 （三）加强医院建设问题。我军有几百所医院，对完成医疗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我军医院的工作，如果以上，中、下来区分的话，就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是很好的是少数，处下等地位的也是少数，居中间地位的是多数。根据历史的经验，对医院建设要抓住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一个医院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思想、政治工作方针，更要有实干精神，发扬「有头脑的事务主义」在医院是最为合适的。此外是技术力量问题，医院是治病的，没有一定的技术是不行的。当然，技术的高低是相对的，但不管怎么样，要注意技术力量的建设是肯定的，不注意技术力量建设，就是对自己的事业不负责任。 第二是反对空头政治。曾经有一种很不正确的提法就是在知识分子中批判「白专道路」；在一般的技术人员中批判「单纯技术观点」。这两种提法都是错误的，应当彻底纠正的，技术人员应当政治挂帅，但技术人员的帅旗应当挂在会治病上，除此之外的帅旗都是空头政治。我这个人参加革命以后一半时间是搞政治工作的，我主张政治挂帅，但我又坚决反对空头政治，空头政治是害人误事的。我主张技术人员要认真学习技术，现在我们部队的卫生人员中有各种各样的小专家，在治病方面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这是非常好的，应当发扬推广。 第三是护士问题。一个医院管理得好坏，护士是起重要作用的。我的看法：在治疗方面护士是「战士」，在医院管理方面是「卫士」，护士在医院是有重要作用的。在护士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应当继续解决那些问题。 总起来说，卫生工作成功的经验就是：加强领导，预防为主，大搞群众运动。我们应当把我军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更好的为部队服务。 改革财务管理 全国解放后，我军进入现代化建设新的阶段之后，在后勤中突出的矛盾就是财务管理问题。这个问题与我军的历史有关，我军历来都过的穷生活，所以领导干部对钱对物都看得很重的，在战争年代，我军皆大喜欢的是两件大事：打胜仗，有缴获。 过去，我军上下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后勤工作中就是调钱、调物。上面调东西，下面必须服从，否则就是本位主义。在解放前，我军都是在不同的范围之内自筹自给解决自己的供应，部队的生活情况根本不一样，苦乐不均是经常的现象，部队搞本位主义，「打埋伏」早就有之，是历史的产物。在我军的历史上对本位主义似乎不在乎，挂在嘴上经常检讨总也改不了，可以说，我军没有本位主义的领导干部是少有的。这种本位主义是为了本单位的工作着想的本位主义，我自己也犯过不少本位主义。 全国解放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财务法规各种经费开支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可机动的。各大军区和军兵种，领导干部能够批条子也就是为数很少的预备费。军区、军兵种首长，过去对花钱都是「说话算数，批条子有效」的，现在不行了，他们能舒服吗？这是不可能的。新的矛盾就是一个财权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秋天，军委举行扩大会议的期间，一天下午散会后，几个军区领导把我拉去共进晚餐，他们半真半假半开玩笑地把我围攻了一顿。他们说：「你是老政治委员，现在当了总后部长，能政治多点，制度少点吗？」我说，「要政治也要制度。你们也知道，没有规矩能成方圆吗？」他们说：「方圆！我们只有兵权，没有财权，你知道吗？」我说：「你们不是都有自己后勤部，怎么没有财权？」「我们的后勤部，是你们总后派来的大使馆，我们怎能管得了。我们今天是向你提意见，你听不进去，我们为了要开支就给你发电报，一个不行就天天发一个，这样的权利总有吧？」我是初上任的总后部长，那天大家提出的那些问题是给我上了一堂很生动、很实际的大课，我认为他们向我提的那些意见，是反映了我军的历史情况的。 总后部长难当，我感到最头痛的就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各军区首长一见到我，不是讽刺就是挨骂，一句好话也没有。另一方面，天天电报很多，都是用钱、吃饭、穿衣服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之后，我感到自己不是当总后部长，是在为军区军兵种首长当管理员，大事小事都得办。这种情况，是管理制度造成的，让大家牵着鼻子走，我想应该把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不仅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还要手执鞭子把别人赶着走。这就是我考虑财务改革的直接原因。 在财务管理上，我总是感到有问题，但病症在哪里？出路就是调查研究，向实际学习。对总后具体业务，我是「半瓶子醋」都不够，总后机关干部对我的反映是「讲道理可以，掐手指、算细账还要学」。为了得到真正的知识，我决心向军区军兵种首长学习，向部队后勤部长、处长学习。在了解到一定情况之后，再向财务干部学习，并展开调查研究。部队的领导同志说：「部队是执行财务制度的机器，没有办法，有困难就写报告。并不能发扬大家的积极性。要是把钱交给我们管，也并不一定就管不好。」部队的后勤干部说：「我军的后勤财务、物资管理存在的共同问题，都是从苏军进口的。要改变就不是修修补补的问题，是要开刀的问题。」 我也阅读了一些有关财务管理方面的文件、数据。我得出的初步看法是：我军财务工作最大的问题是财权和军政首长的领导权分离，党委和首长对后勤工作有职有权是根本问题，后勤财务工作也应符合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分责制。总后的鼻子上安了很多的绳子，让别人牵着走。部队除了牵鼻子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确实把业务工作管死了。 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我军财务制度的一些具体情况： （一）财务管理制度，基本上是定额开支。从小定额到大定额都有，这些定额都不是根据消耗得出来的定额，而是习惯性的。 （二）只有大定额没有小定额的开支。 （三）小定额无约束力的定额开支。例如旅差费就是这种开支。旅差费如同办公费也是按照机关等级规定定额的。规定了出差人的坐车等级，伙食补助标准等，这种标准并非是计算定额开支的根据。例如一个团可以是十人次出差，也可以是五十人次出差，出差人数之多少，并不一定影响定额规定。为什么旅差费是超支最多的费用？这也是从财务管理制度而来的。这种费用只规定了出差人员的待遇，并没有规定出差人数，各单位只是考虑工作上的需要派人出差，并不考虑开支的问题。但是，如果既规定出差人员的待遇，又规定旅差费定额，同时还要规定旅差费节省归单位转为下年度使用，这样，就可基本不超支，甚至还可以有节余。 （四）在年终为什么会出现突击花钱，这也是从财务管理制度而来的。在制度规定上，行政费年终节余要上交，在这种情况下，上交和花了都一样，但与单位的利益联系起来，还是花了为好。如果在制度规定上，节余可以归单位所有，转为下年度使用，极大可能就不会突击花了。 根据对上面分析，财务制度存在的问题，是从「科学」管理而来的，但科学的进程总是有时代性的，超前的科学是行不通的，后勤工作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最科学的制度就是「马虎」（实行包干，大钱严管，具体不要抠的太细）。 实行财务包干制。经费是分配的基础，制度是分配的方法。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越实行过细的制度越感到不够，实行包干的「切块」制度反而可以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实行大家有权大家负责，全军办后勤，不会把困难集中在总后勤部这一点上。 实行包干制的办法很简单，主要是三个问题。 （一）把经费分为实报实销和包干报销两大类。人员生活费，牲口饲养费，战备费为一类；各种行政、专业费为一类。第二类，科目繁多，但可以归并为三大项：行政费，事业费，临时费。这些费用，除临时费没有定额规定之外，其余都有规定，规定本身就是报销的依据。 （二）由总后勤部到团一级，实行层层包干。机关和院校怎样包干法，由各大单位自行规定，但绝对不许可把经费按人头分配到科处室和个人手上。 （三）实行包千的经费，节余归单位转为下年开支，绝对不许可把节省费用分给个人。在一个单位之内，各种经费可以调剂使用。在一般情况下，超支经费不予报销。 包干制是财务管理的一种方法，与供应标准不可混为一谈。例如，人员旅差的乘车标准和旅差费都要按标准执行，不可因为旅差费包干了，就任意随便开支。如果因为经费包干了就随便开支，是违犯财经纪律的，是要受到法纪处罚的。 包干制是一九六四年从旅差费开始的，然后才普及到其他各种费用。包干制的优点，我在这里不再多说，但我记得一点是：大大地节约了开支。我还记得一九六四年沈阳军区节约的数字是可观的。 实行包干制以后的报销方法，很多费用都可以改为以领代报。一九六一年林总去广东汕头视察工作，回程到惠阳四十二军军部，同军的首长谈到要减少连队的繁琐工作时，专门谈到了减轻司务长的工作。他随即用给笔划了一张连队司务长「以领代报」的报销表。我看到过那张表，是铅笔划的，线条很粗。林总是我军唯一从排长、连长逐级提拔起来的元帅。他是很熟悉连队的。他能划出一张这样的表，正是对基层工作的总结。 经过前后将近半年的时间，对改革财务管理制度心里有了一些底。我把财务改革的问题准备就绪之后，最初接触的就是当时的财务部长汤平。他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我们的谈话，使他震惊不小。我们连续谈了三个晚上，第一个晚上，他不说话，表现心情沉重。第二个晚上，他向我问了好多问题我都一一给了答复。第三个晚上，他面带笑容说话了。汤平说了三点。一、他很惭愧，过去我批评财务部就是「数字部」，今天才真正接受；二、他对我提出的财务改革，全部佩服，并称赞我是管钱的高手；三、他完全站在我一边，并承担改革的全部具体工作。我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了。经过他向财务部进行动员，大家认识一致了，领导财务改革的力量加强了。 我把财务战线上的工作做好之后，就向总后的领导干部做工作了。对财务改革的问题，遇到了一些人的强烈抵制，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我军从来没有实行过什么包干制：现行的财务管理制度，是他们制定的，不能改；要是搞财务包干，他们就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了。对财务改革的问题，在总后机关闹得很热闹，正确的东西，总是越辩越清楚，经过各种方式做工作之后，特别是汤平同志以当事者的身份发言，各方面的思想都基本统一了，财务包干制定下来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全军后勤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讨论财务包干制。这个制度一出台，就得到了各军区各军兵种后勤部长的热烈拥护，大家一致赞同财务包干制。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财务包干制，不仅解决了财务管理本身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后勤工作同各方面的关系问题，特别解决了各级后勤同同级党委和首长的关系问题。这个制度适应我军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军政首长对财务包干制是喜多忧少。他们说：财务包干制，是把责任交给我们了，我们要把事办好。过去，没有钱可以写报告，今后写报告也难办了。」有的也说：「财务包干就是把困难下放，我们当然只有把困难承担起来。比较起来，这样办比过去办法还好些，我们主动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总的说起来，财务包干制是成功的。我对后勤工作得出了三条主要经验，第一条要有党委的真正领导；第二条要有全军领导干部的热情支持；第三条要把改善战士生活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点。这三条归结到一点就是：全军办后勤。 * * * 1 原文此处多一「有」字。 2 原文如此。 3 原文如此。 第十八章 军队农副业生产 三年灾害对军队的影响 一九五九年开始，全国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对灾情可能给部队带来的危害和影响我是特别警惕，力求防止军队饿肚子，发生浮肿病，在困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军队搞农副业生产，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我参加过全国救灾的领导工作，对这次遍及全国的自然灾害，从局部到全国的情况，都有所了解。农村是天灾人祸都有，两者是夹在一起的，自然灾害是基本的，由于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及时有效救灾，以至发生灾上加灾。 这里，我不去说灾害的一般情况，只说周总理要我处理的有关灾情的几件事，就可见一斑了，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广西饿死人的情况。一九四九年我是率领四十五军参加解放广西的，在广西剿匪的整个战役中，我又同他们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一九六〇年五月间广西横县的驻军给我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几万斤，我特将电报呈周总理批示，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总理让我亲自秘密去看一下。 我是直接到广西贵县由驻军派车到横县去的，在随行卡车上带有数千斤粮食。我到达横县时，正是群众做晚饭的时候，但所看到的情况是有些凄凉，家里冒烟的都很少。我见到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只是有气无力地向我作揖流泪，他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有吃饭了。我立即要人去车上搬下粮食，熬了两三锅稀饭，并端给他们每人一碗。多数人喝了稀饭之后不久，就能坐起来说话了。 由于周总理交代，我是秘密去的，不同自治区党委联系，也不公开露面，只是亲眼看一下情况。第二天，县委书记的身体继续好转，我同驻军的师政委和县委书记三人到城外附近的各村庄看了一下。几乎村村都有饿死人的，每家每户家里都有病人，大家吃的多数都是青菜叶、树叶，一粒米也看不到。我问：「你们家的粮食哪里去了？」他们回答说：「我们家里就没有放过粮食，收到的粮食都交给食堂，大家早都吃完了。」我们又问：「现在食堂还管饭吗？」回答说：「要有人管饭，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当天的晚上，县委书记和其他几个干部同我们谈了全县的灾荒情况。他们说：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全县饿死的人，大约在一千人左右，但是每天都还在死人，数字很难掌握得准确。我问县委书记，你们为什么不报告，不想办法搞粮救灾，连党政机关都饿死人了！县委书记以沉重的心情说，我们县是一九五八年的「卫星县」，宣布粮食增产一倍，一年产的粮食够三年吃，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另外在食堂集体吃饭，无计划、无节制，今年的春节期间就把粮食吃完了，食堂也垮掉了。上面不准我们报灾情，说是要保护「卫星县」的名誉：全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生产队确实是丰产了，丰收的生产队现在都戒备森严，不准向外运粮食，为了粮食的问题，已经有些生产队之间进行械斗，根本不会互救。 我们向县委书记提出：应当立即向地委如实报告灾情，不要再保留「卫星县」的虚名了，否则就要犯大罪了。由于我的目的是了解情况，第三天就回北京去了。 第二个例子，一九六一年冬，空军作为一个社情，报告了甘肃河西走廊玉门地区的灾情很严重。周总理又叫我立即去看一下，并当面交代由军粮拨出五万斤，调几台汽车，把粮食直接送到村子里去。总理说：「争取时间，实行紧急救灾，把口粮早一天送到，就要少死好多人。」我把周总理的命令直接下到兵站去了，并要他们星夜兼程把粮食送到安西敦煌去，由汽车团派副团长带队，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就到达了指定地区。对此，周总理非常满意。 玉门、酒泉地区发生了这样严重的灾情，死人估计上万。对此，甘肃省委一个字的报告也没有，周总理追问也回答不出一个所以然。总理是不爱生气的人也生气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周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比较详细的报告，毛主席立即调省委书记到北京，向中央报告全省的灾情，为了此事，张仲良也就下台了。 第三个例子，国务院直接发放锄草粮。一九六二年吉林省进入夏锄的时候，只锄完了第一遍草，第二遍就不能进行了。因为农民没有口粮，必须自己上山下河采野食，度过灾荒。在周总理的办公室，吉林就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给一千万斤粮食，全省主要产粮区，锄第二遍草，有的锄第三遍，今年可增产粮食十亿斤以上，这是一个公私都有利的大事。 对吉林提出的问题，在会上周总理沉思没有轻易表态。过了一会儿总理对着我说：「会作呀，怎么办？有办法吗？」我了解总理处理问题方法，如果他对我不是胸有成竹，就不会向军队开口的。我对总理的问话立即回答说：「军队借出一千万斤粮食，但在秋后要归还，这样就完全不影响军队的供应。」 我的几句话，周总理立即转忧为喜，并连说：「好，好！总后对国务院是很大的支持。」吉林的同志听到我的话，尤其听到总理同意向军队借粮的话高兴的简直要跳起来！问题解决了。周总理指示给到会的人，每人上了一包饼干，一碗汤面条，大家都吃了夜餐才散会。 黑龙江知道吉林经周总理批准，向军队借到了粮食，他们也找到国务院去了。周总理批准，也借给该省部分粮食，两省的夏锄没有吃的问题都解决了。 在三年灾害的时候，我参加周总理主持的救灾工作只是部分的。我认为用举例的办法来说明情况，比抽像的总结能够比较好的说明问题。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人祸天灾，是全国性的，总的情况是北方严重些，南方稍微好些。灾情并非全国一律「赤地千里」，那为什么抗灾能力这样差？主要是由两股风造成的，一股是浮夸风，一股是本位风，除这两股风之外，也还有工作上的问题。 浮夸风害死人。一九五八年，我们国家农业确实是丰收了，是解放以来最好的年成。那么粮食又哪里去了？去路主要是三条：一是没有收起来，地里粮食长得好，但是颗粒还家之类的口号连说都没有人说了，头脑发热，认为粮食吃不了，据事后推算，全国掉在地里的粮食平均在四分之一以上；二是敞开吃吃掉了，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吃食堂，都放开肚皮吃饭，一般的要比在家多吃二分之一以上；三是饲料粮过多，用粮食喂猪，喂大牲口是普遍现象，家禽则根本不愁没有吃的，这三条都是「人祸」问题了。 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产量究竟多少，这是神仙也说不清楚的问题。从中央到公社的会计都是「丰收」二字。一九五九年全国粮食就减产了，但究竟减到什么程度，也是神仙都说不清楚的问题，浮夸风、假话风害死人。 本位主义害死人。在一个省，一个县之内，对于缺粮情况，如果能及时调剂，近水可救火，可以解决很大问题。但在「恐粮病」的情况，要调剂粮食实在是太难了，极大多数地方则根本不可能办到。 除「两股风」之外，还有工作上的问题，例如存粮情况究竟怎样？很难搞得清楚。又如运输条件也是很大的问题，农村有粮要运到铁路线是很困难的。当时，不少农村连公路都没有，人力运输往返消耗的数量就很大，北方有粮运不出来，南方可调剂一些粮食也存在运输困难的问题。 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从一九六〇年春起，部队生活开始紧张了。凭证领不到东西，已经习惯按供应标准过日子，突然来个不能保证供给，对我军是个致命的问题。这就是自然灾害对军队影响的实质问题。 三年灾害对我军的影响，由杂粮代替细粮，凭票买不到东西，有钱买不到蔬菜成了普遍的问题。部队报告很多例子，但谁也提不出怎样解决问题。这里我回忆三个例子，来说明当时部队生活的紧张程度。 地瓜干。一九六一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个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这种地瓜干又是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苦得难以下咽。胶东还是山东比较好的地方，部队都得不到粮食供应，驻该省其他地方的部队就更困难了。 杂质面。一九六一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三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河南周口是比较好的地方，对部队供应的粮食都是如此之差，驻其他地方部队吃的粮食就可想而知了。 砂子米。一九六一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驻在天府之国的部队都吃这样的粮食，真是令人不可想象的事。 这里回忆的三个例子，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天每人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 部队除了干巴巴地吃一斤多粮食之外，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多数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自己没有生产，凭票证领不到东西，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军队困难，国家也困难，看到总理那忧虑、疲惫的面孔，向国家要粮我是张不开口的，为了不「自取灭亡」，必须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生产渡荒 自然灾害对军队的影响确是严重的。怎样办？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军队自己动手搞农副业生产渡过灾荒。军队现在搞生产，同一九四二年延安的军队搞大生产，时代背景是不同的，但也有共同点，都是逼出来的。延安搞生产是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没有饭吃逼出来的，现在搞生产是自然灾害逼出来，不管愿意不愿意，搞生产这座「梁山」是非上不可的。 对军队一定要走生产渡荒的道路，多数领导干部的认识过程是比较长。因此，军队搞生产的阻力是很大的。以我的记忆，军队对搞生产是经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两年的时间才逐渐统一起来的。 阻力之一是军队搞生产会冲击突出政治。一九六〇年冬，快要过元旦的时候，军委举行常委会，罗瑞卿向常委汇报了全国的灾情和经济形势。最后，罗瑞卿说：「灾情对军队供应影响不小，请邱会作同志说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我非常珍视这一发言机会，不夸大也不缩小，如实地把军队的供应情况，发表了意见。我说：「军队还是按照标准供应，但地方并不能保证供应。有的地方供应的粮食，一半以上是地瓜干，有的地方粮食很不好，个别地方无粮供应，凭证买不到肉食和食油，蔬菜也很难买到。全国的供应情况都不好，部队生活比较紧张。」 贺龙元帅主持会议，他对着我说：「邱部长，怎么办呀？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你说说这方面的问题。」我立即回答说：「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我的话音一落，主管军队政治教育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说：「历史上的教训值得注意。林总提出的突出政治的建军路线在部队刚形成势头，又要去搞生产？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军队的供应，当然是重要的，这就不能向国务院提出来解决问题吗？军队搞生产是牵动建军方针的问题。」对刘志坚的意见，我只说了一句：「战士的肚皮最重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刘的意见是很吃得开的，会场上，对我和刘的意见都无人表态，我心里想：这可给军委出了一个难题。这时罗瑞卿用请示的语气向贺帅说：「我的意见，由邱部长起草用军委名义向总理写个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贺点头同意罗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我有意不把问题提的过于尖锐，否则阻力会越来越大，不利于解决问题。因此，这次的军委常委会上，对部队搞生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阻力之二是军队搞生产会妨碍军事训练。一九六〇年夏天，驻胶东部队要搞一个月的游泳训练，要求每人每天补助训练粮一斤，看到这个报告之后，我认为这是解决军队搞生产会冲击军事训练的突破口。 针对济南军区的报告，我起草了一份复电：「同意给游泳训练部队每人每天补助训练粮一斤，由总后发给粮票。希望你们同山东省特别交涉，以求得到供应现粮」。电报是用总参、总后的名义起草的，我把来电和复电一起送给罗总长了。罗批示：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第二天军委办公会议开会，罗总长一进门尚未坐下就对主管军事训练的副总长张宗逊说：「宗逊，全国到处都饿死人，游泳训练还要增定量呀？」张宗逊说：「可以考虑不训了！」罗总长对着我说：「老邱，有办法吧？」我说：「我没办法。请总长决定！」罗瑞卿：「你是没办法的人吗？周总理说你是最有办法的人之一。你不是向总理提议，全国基本建设，不分大小，一律『剃光头』？」 接着罗总长用一种比较温和的语气说：我国的灾情确实是预料之外的严重。在平常的时候，补助训练粮的问题，邱部长早就处理了，不会送到我这里来的。我看训练照样进行，可以改每天训练半天，以保持体力，另外，用多余的时间，部队自己动手搞代食品，以补助粮食不足。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最好的处理办法。我心里感到高兴，部队生产会妨碍军事训练的阻力，事实上就冲破了！ 阻力之三是部队不愿意搞生产。一九四九年我军南下时，中央曾经提出：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但对生产队的问题，我军从来也没有进行过教育，其实，我军只有不愿意搞生产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有不愿意搞生产的部队。部队不愿意搞生产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教育，把生产同部队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解决问题，这样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对怎样解决部队渡过灾荒的问题，我认为从自己这个总后勤部长的职责来说，不仅要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积极办法来。我自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称职的总后勤部长，要认真解决部队的生活，要拿出魄力来进行斗争。 于是，一九六一年一月间，我在河北、辽宁西部、冀东、天津地区走了好多的部队，并在天津的一个团蹲下来了。经过调查研究，向军委写了简要报告，并代军委起草了一个文件，于二月间，春节除夕之夜回到北京，并在当晚就把文件送给罗总长了。向军委的报告，我主要写了部队供应的严重情况和部队一定要自己动手搞生产的建议。在报告中指出：我亲自看了一下驻石家庄、锦州、冀东、天津部队的供应情况，一、粮食还可以按标准供应，但杂粮多：二、肉食和食油停止了供应的时间至少在三个月以上；三、蔬菜根本买不到。这次我在河北，辽宁都同地方政府商量过对部队供应的问题，也亲自去各地粮库看了一下，粮库基本上都是空的。用钱买不到任何东西是普遍的问题，省、地、县的干部都说：军民是一家人，我们从良心上、责任上都要负责军队的供应，但又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代军委起草的电文之中指出：部队的供应出现严重的问题情况，政府对部队按照标准供应都不能保证。在全国灾情严重的情况下，军队也绝对不能向地方政府提任何额外要求，军队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来保证自己的供应，我们一定要用生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以保证部队的战斗力。今年开春在即，各部队要立即布置搞生产，把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农副业生产三者都安排好。各部队的农副业生产，从自己当地的条件出发，以种菜、养猪，小规模种粮开始。全军各级党委要从思想上、工作上真正认识到军队搞生产的重大意义。 我的调查报告和代军委起草的电文送上去之后，我预料到在春节四天假期之内是不可能开会讨论的，这样大的问题，罗一个人也不会批发的。但到了春节后第五天、第六天还没有讨论，我着急了。我在电话上询问萧向荣，他说：「值班秘书作为急件，放在急办的夹子之内，已经一个星期了，罗总长还没有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春节后的第七天，我派人搭乘空军的飞机把文件送到广州林总那里去了，林彪当时在广州。当天晚上，林总直接同我通了电话，他在电话上对我说：「送来的文件收到，你的报告和起草的电文都很好。你抓住了大问题。军委明天开常委会，你的报告会批准的。」这下我心中有数了、我心里十分高兴！ 春节后的第八天，军委举行常委会专门讨论军队搞生产问题，即讨论我提出的报告和建议。罗总长走进会场特意看了我一眼，我即想到可能是我把文件报到林总那里去，引起了他的不高兴。会议开始时，各位元帅在发言中都一致同意我的报告和起草的电文，发言的多数人也说到了，军队自己搞生产是唯一的出路，邱会作同志很好地抓住了大问题。罗总长并没有问到会的人还有什么意见，就宣布：「邱会作起草的报告和电文压在我这里好几天了，耽误了时间，由我负责。」同时就宣布散会。 会议之后，罗把我留下来谈了两个问题。首先，罗问：「你同林总打电话，还谈到什么问题吗？」我回答说：「没有。林总只是说，要我不要过于着急，我的报告会得到批准的。」接着我又说，林总在电话上说：「我的报告和代军委起草的电文都是很好的，所提办法也很好，抓住了解决困难的大问题。」此时，罗的表情有些喜悦了。罗接着又说：「林总在电话上，同你说过的话，也同我说了。此外，林总还同我说了一句可能没有同你说的话，要我重视你的意见。这几个月来，我们合作得很好嘛。」我只回答了一句话：「我坚决服从罗总长的领导！」 罗又问：「你发了一个什么通报？杨勇打电话说，你提出了人吃稻草的办法。」我回答说：「吃稻草，言过其实，我发了通报，可以在稻草上提取淀粉。」今年一月初，我在天津一个团里同他们交谈搞代食品时，有人提出了在稻草提取淀粉的意见。首先，将稻草用械具砸碎，泡到水里两天草粉就可以分离出来。每百斤稻草可以出七斤粗粉。我说：「这个方法可以。长征路上我们也从草里提取过淀粉。」说完我叫人把提取的淀粉煮成糊糊，我带头吃了几大口。 接着我就简单说了一下，我去天津观看稻草提取淀粉的情况。听后罗总长笑了起来，并说：「大家一起努力，就是对我的工作最大支持。应当告诉全军部队都要因地制宜注意搞代食品，做到能吃饱肚子。当然，在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防止中毒。」我把罗的指示转发了全军。 军委关于搞农副业生产的电文发出之后，对搞生产就算「立法」了，我们的工作也「注册」了，这解决了一个好大的问题，可以说是救了几百万军队的大问题。各军区，各军兵种接到军队搞生产的电文之后，都向军委发了拥护搞生产的表态性报告。 对军队搞生产，我的指导思想是：搞生产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之一，这不是课余的副业，应当是军队的任务，是堂堂正正的正业。后勤机关应当做好搞生产的组织工作，更多做实事，力争做出成绩来。 军队生产以「副」业起家 纵观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的历史，全军的生产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的时间里，军队生产是搞农副业生产，可以称之为以「副」业起家。这是生产的第一阶段。一九六一年，军委发出了电文指示，全军都要执行农副业生产，生产时间由部队自己安排，但主要的是在操课之外的时间进行。生产项目以种菜、养猪为主，以求得迅速解决部队的副食供应，切实解决长期不见「油水」的生活。 军队搞生产，对后勤工作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后勤工作成了国家经济工作的一部分，要以经济工作的方法来管理后勤工作。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全体后勤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学会做经济工作，在当前我们就要通过领导组织全军生产的实践，来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和办事能力。军队搞生产，后勤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就是当好参谋，负起责任。这就是说军队生产是部队的行动，其决定权是属于各部队党委和首长，但决定之后，主办是后勤，责任也落到后勤了。 当时，我向全军后勤人员提出：鼓足干劲，负起责任，深入实际，总结经验，把生产搞好。我们一定要发扬我军后勤工作的光荣传统，贡献我们聪明才智，为全军渡过灾荒努力奋斗。在军委搞生产的统一号令之下，全军都行动起来了。同长征过草地一样的，千军万马自己动手搞饭吃。第一，全军大搞代食品，以解决迫切的不够吃的问题。搞代食品，是动手即可获益的劳动，对这种比较容易搞，可以解决迫切问题的劳动，部队是喜欢搞的，如搞木耳和蘑菇。第二，全军大搞种菜养猪。第三，部队的农场生产。全军除了业余生产之外，也注意到了农场的生产问题，当时，部队都称之为大生产。 连队业余生产搞起来之后，从一九六一年夏季开始部队填饱肚子就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特别是秋收之后，基本上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不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也解决了继续生产的积极性问题。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各种问题也出来了，主要对搞生产有临时观点。 对军队的生产有两个前途：稳步发展起来，成为军队的财富；逐步下降，慢慢取消了。我们争取第一个前途。这主要靠军委决策的力量，减少空头政治阻碍的力量，加强后勤部门组织领导的力量。军委内部对搞生产都是支持的，但当时空喊「突出政治」的口号喊得也很响。「突出政治」和「空头政治」完全是两回事，减少空头政治的阻力，是最严重的问题，搞空头政治在我军是不可估计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由人的因素决定的，有些人把「突出政治」提高到了建军路线的高度，突出空头政治也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因此突出空头政治是整人的手段。我军的政治工作，有提高人的思想觉悟的好传统，也有整人的坏传统，有的人对突出空头政治只要眨个眼，摇个头，都有大祸临头，甚至灭顶之灾的可能，这是极大多数人不敢碰的禁区。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空头政治压倒生产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另外，部队对搞空头政治并不感兴趣，相比之下愿意搞生产。 至于我个人，对搞生产是决心负责到底的，在搞生产的问题上，同空头政治斗争，不怕挨整。军队搞生产之后，专讲空话的空气有些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情况是，突出政治要落到实处的讲法多起来了。这里，我不泛泛的谈论这个问题，只谈还记得起来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某军举行军生产会议，请军政治部主任去讲话。军政治部主任说：搞生产是两条建军路线的尖锐斗争，搞生产比单纯军事观点还严重，优裕的物质生活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大家当场反击了军政治部主任的讲话，指出他的讲话不仅是反对生产的问题，而且是把矛头向上的问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某主任当面下不了台。 第二个例子，步兵某团有四个连的部队在西南边境农场搞生产。团政治处主任公开号召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搞好生产上，生产开始之时，他在动员会上说：「生产部队要坚持突出政治，这是根本问题。突出政治的目的就是为了落实到完成生产任务上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突出政治就没有目的了。」这个政治处主任被别人打了小报告，接着也就以「深造」为由调去上学了。 总政治部某些人，创造的空头政治特点是：为政治而政治，会讲空话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他们极力回避政治的真实含义。他们从来不会说，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战斗、工作、生产中去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搞空头政治的人，正是举着这面大旗做虎皮，在装腔作势吓唬人。 军队生产以「自」业传家 军队的农副业生产，从一九六四年以后就转为搞生产基本建设为主了。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只要把这些家产建设得好，就可以代代相传。 军队有大量的农场。这些大小不等的农场，有数以千计，耕地面积可能有五百万亩。凡是比较大型的农场，都是自己新建的，例如广东汕头牛田洋农场是围海的。 军队凡是条件比较好的农场，都建设得比较好。第一，对农场都下了大功夫搞农田基本建设。土地平整，道路和收割场地等都配套齐全，基本上实现了田园化。第二，水利灌漑条件比较好。第三，基本上实行了机械化。这种农场，一年只有播种（插秧），锄草，收割三个季节需要比较多的劳动力，平时只需少数人管理就行了。建设好了的农场所需劳动力是越来越少了。 连队的生产建设是以保证自己的生活进行建设的。全军极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一个作坊。这里简要回忆我自己亲自去看过的几个连队，就可以看到全军的一般情况了。 （一）辽宁南部的一个连队。一九六四年十月间，我们进到连队之后，我就信步走进了连队的伙房。进去之后，真是使我大吃一惊！伙房的贮藏室，不仅米面满缸，食油满桶，鸡蛋一大筐子，猪肉一大盆，各种蔬菜应有尽有。不到一个小时，就给我们开饭了，那天是周末，连队改善伙食，主食是烙饼和面条，副食有一大盆猪肉炒辣子，一大盆炒鸡蛋，一大盆炒蔬菜，一大盆豆腐炖西红柿，我们根本吃不完。他们还想挖一个小鱼塘，养上鱼生活就更丰富了。 （二）海南岛一个海防连队。这个岛离榆林港大约只有十海里，驻在岛上的部队是以任务定编的，全连不足百人。部队因地制宜搞生产，鸡、羊完全各自吃野食，自生自长，要吃鸡蛋，上山随便拾就是了，石岩里、路旁边随地都是鸡蛋。想吃鸡等晚上，拿着手电筒去捉，用手电一照鸡就不动了，要大要小随便挑选就是了。羊群更有意思，战士们只要发出一种哨子音，全岛的羊都全自动「集合点名」，到时候，该判谁「死刑」都是可以的。连队给我们表演了一次，战士出去发出哨音，约半小时左右，连部门口就集合了黑呼呼的活蹦乱跳一群山羊。 为了在岛上种菜，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了一小块不足一亩的菜地。这块菜地是先造出一块平地出来，然后就向平地上填土，岛上自身的土不够，就由大陆上运来，干部、战士探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从陆地上带一包土回到岛上，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把菜地里的土填有一尺多厚。由于淡水不够，又自己动手造了一口大蓄水池，这样就自己种菜了。这个守岛连队，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搞好了生产建设，自己的生活就完全有保障了。 （三）云南边防一个连队。这个连队是西盟佤山中部边境一个以任务定编的大连队。全连有一百六十余人。这个连队所处的生产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土地多，气候好，一年可种两季粮食，常年都可种菜。该连养了一群羊，可能有近百只，该连还有一个大猪圈，存栏猪经常有三十头左右。驻在西盟佤山上的这个连队是个老连队，在那里多年了，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是，该连也是害过「恐饿病」的。难道过去他们就不知道地里可以长庄稼吗？当然不是的，而是种庄稼要受批判，过去他们随便种点蔬菜，或几个南瓜都是不许可的。上面政治机关来的工作组，经常批判连队搞生产，说不注意思想纯洁，只注意物质生活，前途就是修正主义。搞空头政治的人是一伙蠢猪，连什么是修正主义都不懂，真可怜！ 我军所有连队都有自己规模不同的生产建设，全军又有数以千计的农场，这是我军一项很大的财富，也是我军后勤工作注重生产的主要依据。古今中外军队的后勤工作都是懒懒散散，吃吃喝喝的，平庸形象很普遍，在士兵和群众中的影响并不好。但是我军自己搞生产，参加经济建设，把后勤工作与国家的经济工作结合在一起之后，后勤工作的社会地位提高了。 在这里还可以顺便讲一下，我军创造四好连队时，「四好」的形成过程。四好连队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这是经过反复研究才形成的。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过若干个好，就是没有提出过连队生活问题。在军委办公会议谈论这个问题时，我提出过要把有关连队生活的问题上也加去。萧华说了一句：「把做饭好也写上？」刘志坚补了一句：「炒菜好也加上？」很显然，他们的话对我有讽刺之意，我没有多加思考立即反击就说：「两位主任的指示十分精彩，应当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出去。」接着，正式讨论时，我又提出：创造四好连队，要有生活方面的内容。罗总长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在四好连队「四好」中，有「生活管理好」就是这样来的。后来，林总说：在创造四好连队中，生活管理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把连队的「生活管理好」纳入四好之内了，连队工作也就全面了。 全军农副业发展起来了，自己是消耗不完的，必须找到出路。另外，当时国家的食品工业还很不发达，各种副食品加工工业销路都很好，因此，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是利军利民的事业。 军队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很快，各种大小的加工工厂已经发展到数以千计，各种粮食和副食都可以加工成成品。我记得粮食加工品、肉食加工品、鲜菜加工品，多数部队都可进行生产，例如压缩干粮，脱水菜，过去要专门工厂进行加工，现在部队自己就可以加工了，而且质量都很好。 部队的农副产品加工的同时，还因地制宜地发展了一些出口产品和特种产品的生产。 第一个例子，种香茅草。在南方特别在海南岛可以种植香茅草，这是做高级香水的最好原料，这也是一种出口的高价原料。这种原料很容易生产，在路边地头都可以种植。 第二个例子，种木薯。在两广多数地区可以生长的高产木薯，房屋前后，路旁地角都可以种植。这种薯类除了可以做淀粉之外，还可以做猪饲料，也可以代人口粮，连队只要种上就有收成。 第三个例子，种蓖麻。这是一种全国到处都可以种的作物，路旁、田边、地角都可以种，是一种高产植物。其用途主要是用来做机器润滑油，也可以用来做肥皂，当时是一种用途很广的原料。 部队所需物品是多种多样的，不少也是自己动手可以解决问题，这里只说部队自己动手解决了的几个问题。 第一，做草垫子。部队过冬每人都需要一个草垫子，特别是北方部队是不可少的。这种物品，过去需要通过国家计委下达计划到各省统一收购，并由总后军需部统一供应。草垫子的收购费加上运输费，在当时每个就不是几毛钱可以购到。为了鼓励部队搞生产，在供应标准上，由供应实物，改为供应费用。这样部队获利，总后则可减少了工作量，也减少了开支。 第二，打马草。部队所需马草数量很大，驻有团级部队单位以上的地方都有牲口，都需要马草，部队所需饲草都由部队在当地购用，少数不出草的地方，还要调运。后来，由部队打马草，解决自己的问题。每年到了秋收打草季节，部队都要用一定的时间打三草：垫草，马草，猪草。 第三，维修营房营具。营房和营具经常有小的维修，一定时间之内还有大的维修。过去，所有维修业务都请各种工匠进行，要花费很大的费用。后来改为部队自己维修，费用改为部队的生产费，这样对营房和各种营具的维修能及时进行。 第四，修理生活用品。部队的生活用品很多，如炊事用品，还有一些公用品等。过去，对这些用品的修理都要拿到市镇去修理才能解决问题，后来改为自己修理，既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又增加了生产自给这项劳动，不少单位都是组织随军家属担任的。 部队的生产，当时限制在种和养两个方面，商业是禁区。种和养都是「生财」，对部队生活有直接的利益，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商业是「分财」，这对部队经济收入有利，但对部队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商业是最容易毒害干部和部队的，同时，军队经营商业对国家是极为不利的。为了部队生活上的方便，在当地商业部门的支持下，部队建立过自己的军人服务社，这是为了服务，并不是商业，我是始终反对部队经营商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我的主张和做法是对的。 全军历次农副业生产会议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我在第一次全军农副业生产会议上报告了全军农副业生产的情况。 像这样专门的农副业生产会议，解放以后还是第一次。这次会是根据林总对全军明年任务的安排而开的。军委和林总下了很大决心，把军队搞农副业生产定为一九六二年中心任务之一，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军委对全军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根据不同任务，将部队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全训部队，训练是主要的，这就是值班部队：二类是施工部队；第三类是全生产部队，搞生产是主要的，训练是附带的。农副业生产在全军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军队主要任务之一。 为什么林总和军委下这么大的决心？照我的理解，还是一句老话，就是需要与可能。从国家整个情况来看需要这样做，从军队生产供应来看需要这样做。我们国家连续几年遭到了灾荒，农业受到了破坏，有些东西供应不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几年之内主要是靠自己大搞农副业生产，这是需要。另一方面，军队搞生产有了前两年的生产基础，部队现在也可以担负这个任务，这是因为我们有了值班部队，它什么都不干，就是准备打仗，一旦有事情，它可以顶一阵，所以其他部队就可以搞生产了，这是可能。当然搞生产的部队也不是放下武器解甲归田，而是成建制的组织生产，也进行一定的训练。我们知道，古今中外军队的统帅，他们都是只抓训练这一条，而我们就不是这样。林总是既重视部队的训练，同时又把军队农副业生产的位置摆得很高，军委和林总这个决心，对我们管后勤工作的人来说，是个可喜的好事，因为拿那么多部队来搞生产，对搞好部队的生活是很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是给了我们一个很重的担子。 我的心情是既高兴又发愁，很多天总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打电话请驻京的一些同志到总后来，和他们研究商量这个问题。林总下这样大的决心，拿出这样大的力量，再搞不好生产，就很不应该了。当然部队还有各级党委的领导，但是具体组织这件事情的担子，是要由我们后勤部门担起来的。 军队前两年搞农副业生产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就现有的统计材料来看，在粮食产量方面，全军平均每人合五百斤左右，这是很大的数字。在养猪方面，现在全军平均每四至五人有一头猪，各单位还养了一些其他畜类，据我了解，新疆差不多每一个人平均有一头牲畜。再就是蔬菜生产，全军几乎是自给的，买的很少。还有一个成绩，这就是土地，现在全军平均一个人有一亩地。这些大部分是靠战士们开荒来的，是一锄一锄挖出来的。 首次全军农副业生产会议提出了「大量生产粮食，大量养猪」的方针。十一月十四日，军委批转了这次会议纪要，提出农副业生产是一九六二年全军中心任务之一。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争取一九六二年农副业生产丰收。部队解决农副业生产所需土地的办法，应以开荒为主。一切农副业生产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得与民争利。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军委办公会议指出，军队搞生产是一个长期方针。并指示总后要抓紧研究生产中的问题，切实加强领导；全军生产会议要提前开，对生产中的内部关系、和地方的关系、和自然的关系，都要有政策规定；在分配问题上，参加生产的部队可以多劳多得，但不能自由支配，要定出一套分配的原则。同年七月，总后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军农副业生产会议，主要是讨论研究产品分配与生产管理问题，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副业产品分配暂行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生产管理办法（试行草案）》等，军委随后批转了会议的报告和产品分配暂行规定。 一九六三年十月，总后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军农副业生产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结几年来农副业生产的经验，研究农副业生产远景设想。我在会议上作了讲话，讲话中说：「这几年，农副业生产的成绩很大，这是大家共同的看法。军委的领导同志这样看。主席、中央的领导同志，对我们搞生产也是很高兴的。这几年大搞农副业生产，在军队内部解决了很大问题，对人民群众影响很好。在国外，影响也很大。像阿尔巴尼亚、古巴、阿尔及利亚，他们的军队也在学我们的样子搞农副业生产。」「当然，我们部队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发展较快，有的发展得慢一些，今年的生产情况也是如此。今年全军的生产情况与去年比较，大体上也出现三种情况。有好几个军区发展，有几个军区只保持了去年的水平，有的军区还不如去年。对发展得慢的，我们希望他们尽量发展得快一些。」 在讲话中，我还着重讲了如何解决部队生产与训练、施工的矛盾问题：「军队平时除了担负战备、海边防和值班任务之外，主要有三件大事，这就是：训练、生产、施工。在这三项任务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我们的看法是，矛盾是肯定存在的，但矛盾又是可以统一的。不少部队训练，生产双丰收的经验，说明我们这个看法不仅在在理论上讲得通的，在实践当中也是办得到的。……一个领导者，怎样看他领导水平的高低呢？我们说，归根到底，就看他是否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六〇年冬天和一九六一年春天的情况，……如果让那种情况持续下去，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很显然，如果这几年不搞生产，生产和训练的矛盾固然不会出现，但那就必然会出现另外一种新矛盾，新的局面，而那种局面是更加不好办的。在那种情况下，部队的体力受到削弱，思想问题很多，那还能够搞好训练呢？因此，我们绝不应该说生产妨碍了训练，而应该反过来说，生产促进了训练，我们这样说，当然也不是主张要过分地强调生产。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限度，所谓『物极必反』，如果强调得过份，事物就会走向它相反的方向，同样会变成不正确的了。」 军队的生产效益 军队生产的效益怎样？简要的回答是：1、渡过了灾荒，保证了部队指战员的体质，部队的连队基本上没有一个浮肿病：2、军队建立了相当大的家底；3、发扬了军队建设社会主义生产队的作用。这是一部划时代的经济账，也是政治账。 我国的灾荒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的形势下突然而来的。人民没有想到，国家没有准备。我是在高等军事学院渡过「大跃进」的，我进学院的第一课就是学的「大跃进」。为了理论联系实际，学院领导学员向社会学习，请地方负责同志作报告和去河南参观。 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向学院做过一次报告。他以十分兴奋的心情说了很多的话，对「大跃进」描写的相当美丽动听。我记得彭真在报告中最后说的是「过去，我们总是嫌吃不饱，最少也嫌吃不好，这个时代过去了！今后就是怎么样吃好的问题了，你们在学院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但决不要担心吃的问题。你们同市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好，尽管吃就是了。」我们听了彭真的话，感到很兴奋。 我们去河南参观时，先到新乡七里营，我们在那里呆了两天，吃了不要钱的饭，参加摘棉花的劳动。我们看到的人民的精神面貌确实很好，也看到过粮仓和面粉厂，确实是「粮满仓」。在七里营得到的印象，同彭真给我们说的几乎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感到，对大跃进有了感性认识，对自己的思想提高了一大步。 在郑州，我们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关于人民公社运动的长篇报告。他在讲到「大跃进」时，同彭真讲的精神也差不多。我记得，吴芝圃说：「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吃食堂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必然的。……」对吴的报告，我们信以为真，没有多想其他的问题。 我是离开工作岗位去学习的。我不仅对全国情况不了解，对军队的情况，甚至对总后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一九五九年我上任之后，在不短的时间内，我都是以了解情况为主，全国灾情对军队供应的影响，我是在一九六〇年冬天才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一九六一年初，我才提出「军队自己搞生产渡过灾荒」的建议。 从实际情况来说，军队搞生产不仅发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也发挥了很好的财政效益，节省了难于计数的财政开支。军队在全国解放后，即战争结束之后，实行全军统一供应标准以来，供需就存在很大的矛盾。战士吃不饱，要求各种补助（野外训练、各种劳作、开庆功会、来队家属口粮等都要补助）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部队关于这方面的报告、提意见、发牢骚，甚至骂人也是普遍的。这些问题，自始至终也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更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有些非要解决的问题，也只是临时批示报销，整个问题依然存在。 关于供应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举两个例子就可看出其严重性了。 一九六〇年叶剑英元帅在青岛休息，就有当地驻军军长拿着超支万余斤粮食的单子，请示批准报销，叶帅当时很难处理，但还是硬着头皮批准报销了。叶帅回到北京之后，同我说了这个问题，并提醒我要注意研究解决部队吃饱肚子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间，我上任总后部长不久，济南军区要开办一期轮训班，分期轮训老战士，需要五千斤补助粮。所需粮食数目不大，但是从批准到领到粮食往返手续两三次，并且还经过当地领导机关特别打通关系才领到现粮。当时，国家还很穷，物资不丰富，领导干部自觉遵守财经纪律。但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是，各军区的确很穷，这对部队建设是很不利的。 一九六一年秋收之后，部队存在的三大问题成为历史的过去：1、战士吃得饱了。2、长期以来部队要搞一件什么事，如野外训练，开各种会议，没有不需要补助的，要求补助粮的问题，现在提都没人提了。3、来队家属口粮等都逐渐解决了。军队临时来队家属吃、住问题，向来是头痛的问题。全国灾荒之后，来队家属猛增。来队家属极大多数是专门到军队吃的，而且大多数也是不打算再走的。他们说：「横直是饿死，死在家里，还不如在部队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一九六一年秋收之后，家属的吃饭问题就算基本解决了。随着国家度过灾荒的好转，家属来队也就越来越少了。临时来队家属吃饭问题，也是军队搞生产才算彻底解决了。 一九六〇年，有一次罗瑞卿总参谋长同我说：「老邱，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部队要粮食的问题，我一律不管都由你管。到开会的时候，我总得承认一次我犯官僚主义。」我回答说：「同意订这个协议，我完全承担责任。但我承担了也没有粮食呀。」后来罗又把话说回来：「不管也不成，这总是我一块心病，战士吃不饱我心里着急，我们应当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未搞生产之前，这个问题始终也没有解决。 军队搞生产之后，拿不出补助粮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了。一年之后，即一九六一年秋收之后，罗总长又同我说：「老邱，一年前我们的君子协定，可以废约了。现在部队是不是几乎没有请示要粮食的了？」我回答说：「部队自己有了，就不会再伸手向上要了。」罗又问：「今年部队生产的情况怎样？」我回答说：「多数部队可以做到填饱肚子了。」 罗总长说：「看来，军队搞生产是对的，不搞生产是没有出路的。这不仅渡过灾荒要这样，不发生灾荒也是要这样的，我们军队在自己动手，这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方针。」 军队搞生产改变了后勤工作的格局，从单纯向国家伸手，转为国家供应同自己动手相结合，这是我军后勤工作思想、作风、方针的转变。周总理对军队后勤的转变，给了很大的评价。一九六二年冬，周总理要我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讲一下军队生产渡荒的情况。总理在我的发言之后，对军队后勤工作讲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林总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军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队把毛主席建军路线更加具体化了。这就是：突出政治，加强战备，积极搞生产。军队的后勤工作是军队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不把后勤工作提高到建军路线相适应的高度，只搞些事务性的工作，后勤工作就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我军的后勤工作，是在建军路线的指引下，生机勃勃的向前迈进。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平时期的后勤工作的方向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同意邱会作同志提出的「依靠国家供应为主，自己动手为辅」的方针。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财富还是不丰富的时期，国家对军队的物资生活是不能完全满足的，永远都有自己动手的问题。因此，邱会作同志提出，军队后勤工作，要把国家供应的物资管好和军队自己生产紧密结合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军队后勤部门，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部门，其任务是特殊的。国家的经济部门是执行政府的生产计划，产品由政府分配，收入交国家；军队后勤部门的生产是列入政府计划之内，产品不归政府所有，主要是保证军队生活之用。军队生产是补充政府供应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队后勤部门具有国家和军队经济部门的双重作用，因此，支持军队后勤部门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政府经济部门的战备工作。 周总理最后说：「我对军队后勤工作是过问比较多的。过去的过问，主要的是解决军队的问题，现在过问的情况变了，是军队支持政府。刚才，邱会作同志的发言中提到两个重要问题：军队可以吃饱肚子了，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一个浮肿病，这就是对政府的最大支持。全国发生这样大的灾荒，政府无力解决军队的问题，一切困难都是军队自己战胜的。在战胜困难的斗争中，军队后勤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一大奇迹！」 军队的生产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军队搞生产的阻力那样大，为什么生产又搞起来了，并且成为全军的大事？这是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 （一）逼出来的。在全国大灾荒的情况下，军队的出路只有两条：自己动手找活路；等着挨饿。灾荒就是最有权威的「找出路令」，没有这个「找出路令」，军队的统帅也不会轻易下决心的，特别是对生产存在不小的阻力的情况上，更是不易下这个决心的。 （二）军委和林总的正确决心。在当时，林总的决心，对全军能够搞生产，是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林总提倡「突出政治」与「空头政治」是有原则区别的，前者是联系实际，后者是脱离实际。他提出的「四个第一」，始终是把抓人的因素放在首位，人的因素就是最大的实际。另外，林总治军原则，关心战士生活，始终是放在重要位置上的。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好的统帅是不关心战士生活的。林总过去、现在正是这样一个统帅。 （三）全军后勤部门组织生产的作用。这也是一种重要作用，事实上，任何工作都有组织实施问题，全军的生产就是后勤部门组织实施的。我们做了应做的工作，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遭到过打击，这都是历史事实。我们用自己的思想、智慧、勤劳，帮助全军度过了灾荒，但不应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功劳，而是总后部长和总后党委及广大后勤战线的指战员应做的份内之事。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一九六六年四月间，总后向林总写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他把报告转送给毛主席了。五月七日，毛主席就是在那个报告上做了批示，《五七指示》即从此而来。 我们写给林总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全军农副业生产情况的简要报告。报告的内容，除了略谈了全军农副业生产的概括情况之外，主要讲了海南岛和云南西蒙山驻军的生产情况。对上述两地驻军的生产情况：海南岛在解放前是基本上不种菜的。人民解放军进驻海岛之初，各种蔬菜都是由大陆运去的，并且主要是干菜。因为部队长年吃不到新鲜蔬菜，就自己开始种菜。使人预料之外的是，种的各种蔬菜都长得很好。在军队的影响下，当地群众也种菜吃菜了。种菜是一件小事，但通过种菜，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群众有史以来的生产习惯。 云南西蒙山在边境地区，该处土地多，土地也肥沃，气候很好。过去，驻军按上级的命令不准种菜，部队所需蔬菜都购买。自然灾害开始时，部队没有蔬菜就吃咸菜，甚至盐水就饭。从一九六一年，部队开始种菜了，也种了粮食和养了猪。现在不少部队都有十余亩粮食地，庄稼长的绿油油的，菜园子长势都好。养猪十余头，还有几十头羊的羊群，部队的伙食很好。西蒙山是云南少数民族所在地，解放前后都还是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更不种菜不吃菜。在驻军的带动和帮助下，现在群众也种菜吃菜了。由于生产发展，同海南岛一样，群众的生活习惯都改变了。 对毛主席五月七目的批示，我是知道比较早的。当时，杨成武同康生乘专机去杭州两次，参加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五月中旬，杨第二次回京后，我就看到了批示全文。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其中内容之一是传达毛主席的批示。杨成武读了批示全文。各位副主席都以兴奋的心情说了话，但总政有一群主任，一个讲话的也没有。我也当了闭口道士，一句话都未说。最后，叶剑英说了话。 叶副主席说：「毛主席的批示是对军队最重要的指示，这是对军队极大的鼓励。我们军队应当很好传达，认真学习，继续创造出更大的成绩来。」稍停了一下，叶帅对着萧华说：「怎么办？」萧华只「嗯」了一声，反而接着对着我说：「邱部长，你替军委起草一个指示，文件发到全军，要全军很好学习，并提出贯彻执行方案来。」 我带着微笑的声音说：「我起草指示？这是不分油盐柴米，总后不能办。」 接着聂帅说：「这是中央军委的事，还是由办公厅办为好。」军委办公厅承担了这一任务。 散会时，萧华走到我面前，竟拍着我肩膀说：「恭喜你得了大奖！」在中央军委开会的当天晚上，我就以总后勤部的名义向全军后勤部门发了指示。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果，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对《五七指示》做了连续的报导。一九六六年夏季，《人民日报》以「共产主义宏图」为题，对《五七指示》发表了社论。据说，那篇社论是中宣部起草的，陈伯达修改后，经毛主席审阅定稿的。那篇社论的内容记不起了，主要精神是提出了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是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这同总政治部的态度，就无法比了。《五七指示》在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后来总政认识到这并不是对我的批示，宣传《五七指示》的工作很快就跟了上来。 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全民动手，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五七指示》正是解决全民动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人民日报》「共产主义宏图」的社论也正是着力宣传了这个问题。正确的思想变为广大群众的行动就是伟大的物质力量，这是真理。「五七」道路就是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 毛主席去世之后，《五七指示》同毛主席的无数光辉著作一样，都成了他的殉葬品。 附：《五七指示》 毛泽东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同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报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发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道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得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业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了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第十九章 后勤工作的天职 正确认识后勤工作的地位 在我军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轻视后勤工作的问题，过去的说法「能打能冲的当指挥官，能写会道的当政治官，什么也不会的当粮食官」。在解放后的一个时期内，轻视后勤工作的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加严重了，从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甚至开会坐位置等等，都可看出后勤干部低人一等的现象。一九五九年，我上任总后部长之始，总后几个老领导对我说：「你又回来了，没有逃脱这个当孙子辈的地方。」我以带笑意的口气说：「别人轻视，我们自己要重视。我们团结起来，做好工作。」我知道总后的思想混乱是有历史原因的，总后存在的问题非「一日之寒」，解决问题也非「一日之功」，是要有个过程的，并且是要扎实做工作的。 我上任不久，两大任务就来了，一是战备准备打仗，二是渡过灾荒，搞农副业生产，两项是全军的中心任务，再加上一个业务改革，这样就三大任务交织进行。我们是抓得很紧的，不仅没有掉队，而且搞得相当出色。要完成好以上三大任务要解决思想问题，就要学习，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开始，开始有计划的学习，学习的方法主要是办短期轮训班，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老三篇」，学习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关于党委生活问题。总后党委内部的斗争是经常的，从一九五九年十月改组总后党委起就开始了斗争，后来无论搞战备，搞农副业生产，业务改革等等问题，都是经过斗争，甚至经过激烈斗争才解决问题。 这里，我想讲一件以小见大的小事，就可看出总后党委内部的思想状态了。一九六一年总后管理局生产了一些农副业产品，一天，我从外地回来，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张农副业产品分配方案。该方案规定分为四级：总后首长为一级；二级部正副部长为二级；处级干部为三级；其余的人为四级。我认为这样分配太不像话了，必须改变，从总后首长到炊事员平均分配，我还批了：「我的批示，为最后定案。即照此执行，不可更改。」 我的批示，表示了我对「分配方案」是气愤的，我下定决心：「宁可不同意的人反对，也不可让不正之风存在下去。」我的批示，管理局当然是执行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党委常委会上突然有负责人指责：「邱会作同志用平均主义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威信，是搞个人主义的手段。」他们所指的是农副业产品的分配问题。我心想，这虽是小事一桩，但对我的指责是提得很高的，有展开争论的必要，从这件事开始，也许可能解决一些思想认识问题。 于是，我就号召大家：「尽管对我提出批评，不仅对农副产品的分配可以批评，对其他问题也可以批评。」但一时没有人说话。在大家要说不说的时候，有的人为我抱不平，他说：「你们对邱部长的指责，毫无道理。什么平均主义根本不沾边，即使是平均主义，也比三六九等好多了。我提议，这个问题不要讨论了，如果有人主张一定要讨论，在军人大会上讨论。」接着还有人说话了，他说：指责邱部长平均主义毫无水平。看样子，斗争展不开了，我也没有急于求成，没有继续讨论下去。 任总后部长之初，党委常委有几个委员，我记不准确了。但当时有共同语言的，还有汤平、张贤约、饶正锡、张令彬、李雪三，其余的人，同我都很难一致。但在今天的常委会上，大家对不同的意见敢于反驳，是一种好现象，正气占上风了，在思想上，今后可能还会更健康。 总后勤部常委的思想统一，是经过一个过程的，而且是经过斗争，特别是经过取得工作上的重大成绩才逐渐统一起来的。这个统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上半年。这一阶段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认识，打下基础，在学习过程中，又与整顿机关不正之风结合进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过去，部队来办事的人，常常是进门难，办事更难，这些不好的作风，有很大改正，部队来人对机关反映很好，部队的反映是：「同过去相比，总后机关成了两个样」。作风是无形的力量，机关的作风好，人的精神状态、工作态度都好了起来。 第二阶段，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五年。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取得了很大的工作成绩。「做好工作，解放自己」基本上实现了。总后当时抓的三大工作：战备、农副业生产、业务改革从一九六二年起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同部队的工作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了，是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对部队影响之大是空前未有的。 一九六二年进行中印边境反击作战、东南沿海战备和后来的支持越南作战，总后对作战部队的保障完成地很好，部队可以不负重行动，走到那里，打到那里，后勤保障不仅跟上来了，而且在许多地方都预有准备，部队不发愁，不叫苦，更没有骂人的。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大的后勤机关，保障这样多的部队作战，本来就不应当有什么困难的，但同过去相比，又是变化极大的问题。西藏剿匪，参战部队最高到过九万人，后勤保障是费了大劲的，几乎动用了全军后勤机关的支持，也不能满足部队的最低需要，由于后勤保障困难，只有减少驻藏部队。 一九六二年，全军的农副业生产发展很快，形势很好，部队生活不仅有保障，而且有很大的改善。全国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城乡居民，都在闹灾荒，军队反而生活得较好。俗话说「吃饱了不想家」，部队的生活有了保障，精神状态好了，对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促进作用，部队消除了浮肿病，保持了体力。为此，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表扬，军委各元帅也很高兴，这对全党全军全国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军队后勤工作的地位提高了。 一九六二年，业务改革也有了很大进展，特别财务管理改革，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赞扬。总后同各军区军兵种的矛盾，部队各级后勤同同级党委首长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过去，依靠制度管业务，把业务管死了，现在，基本上依靠党委当家，全军办后勤，把业务管活了，后勤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九六二年冬，军委办公会议举行扩大会，各军区、各军兵种首长到会了。元帅们到会听取了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汇报发言。在会场上，聂帅即席插话说：「大家的发言都很好，你们对总后为什么不提批评呢？」贺帅接着说：「是呀，过去开会，没有不骂后勤的，现在反而说好话的多，为什么？」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接着发言说：「我们不是对总后不批评，而是没有什么可批评的。总后的工作做得好，全军区上下都是赞扬的。邱会作会办事，他是全军的总后勤部长，我们是他的后勤部长，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全场大笑）接着发言的，对总后都说了大同小异的好话，总后勤部在全军的威信提高了，是我们继续做好工作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三阶段，一九六五年以后。这一阶段，最主要是总结经验，有计划搞建设使后勤工作更提高一步。我们主要是抓各项建设工作。 第一是划区供应。这是后勤战备，平战结合的主要措施，只要这一措施落实了，准备打仗的工作就同平时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了，战备工作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落实了。 第二是搞农副业生产基本建设。全军的农副业生产，向田园化、机械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力争在两三年内，连队的生产实行业余生产，农场生产实行企业管理，除了农忙季节部队临时参加生产之外，平时不占用部队时间，全军的农场都力求能发挥比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是抓紧科学研究工作。后勤装备都要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军需装备要向「减轻数量，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还有业务工作的规章制度，要继续改革与完善，使业务工作能够走上制度化，这是业务建设的基本问题。 对上述各种规划已经制定，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也取得了新的成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林总先后发表了对后勤工作「四加强」的指示和「五七」指示，对后勤工作给予了极大鼓励和支持，对总后勤部的思想统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毛主席、林总的亲切关心下，总后机关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好形势：思想统一，团结一致，干劲十足。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全军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勤工作也随之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造反派对总后的正常工作破坏得很厉害，但总后机关上上下下大多数同志都能坚守岗位，坚持了正常工作，并保证了全军援越部队、军事外援繁重任务的完成。 充分发扬革命干劲 总后机关，经过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老三篇」之后，思想觉悟提高了，对后勤工作的认识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收到了新的效果。 这时我们提出：「勤恳办事，勤俭办事，勤巧办事」三勤的思想，目的就是更具体的为部队服务。我们总后机关深入部队的作风很好，蹲点、跑面，不辞辛苦。部队军、师、团后勤机关的工作做得更好，他们经常下基层，同战士打成一片，并开展送上门的活动，物资上门，财务结算上门，医疗上门，修理上门等等。例如，战士的衣服坏了，可以缝补好，部队的后勤人员把工作做到每个人的身上，也就是做到了每个人的心上。全军后勤系统出现了大批的四好单位和五好个人，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典型人物，这是做工作做出来的。 一九六三年一月间，我在总后勤部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会上讲的中心问题，是发挥革命干劲为部队服务，其中也讲到了政治思想同发挥革命干劲的关系。我讲到了「政治工作的任务同行政工作的任务是一致的，政治工作没有单独的任务。我们所以要加强政治工作，就是动员广大指战员很好完成任务。从政治上保证完成行政任务，就是传统的政治工作；离开行政任务，单独谈什么政治工作，就是空头政治。」我讲话之后，立即有人对我说：「你讲政治工作的问题，真是大胆，可能惹下麻烦了。」我回答说：「毫不在乎，真理总是真理，你们不要为我担心。」果然，第二天总后某领导人就把记录稿送给了总政治部萧华主任，萧看了之后，很恼火。 林彪元帅在论述军队培养三八作风时指出：我们要紧张，反对懒惰、散慢、疲惫、吊儿郎当，不要今天的事推到明天，明天的事推到后天。我们要有一股革命干劲，没有干劲什么事也办不好。我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完全正确的，我军的建设方向和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工作条件很好。我们的任务就是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鼓足干劲，胜利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没有干劲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不想干事，实际上已经不是干革命，只是凭老资格吃饭。一种是怕困难，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第三种人是办事不认真不讲质量，咋咋呼呼，他们每天上班，好像很「忙」，实则敷衍了事。这种人，把一个革命干部降低到一个旧职员办「差」的水平。 有干劲也有三种表现，这就是想干、快干和深干。 想干，就是不断革命的精神。这些同志一个是有很高的积极性，一个是有很大的主动性。很高的积极性就是不甘落后，成天想工作，总想把工作做好，精益求精，永不满足。很大的主动性必然就是具有一往直前的精神，毫不顾虑，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只要对革命有利的事，总是争着去干，坚决地力争干好。像林总论战斗作风时所谈到的那样：总想打仗，不是想休息，打仗一往直前，命令规定的战斗任务坚决完成，没有规定的，只要有仗打就坚决打，枪声就是命令。具有这种作风的人，在我们后勤系统是很多的。 快干，就是要抢时间。时间是不等人的，今天过去了就永远不会有今天了。时间就是力量，快是闻风而动，是政治责任和政治热情问题。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要快，要尽可能在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所以我们办事就要快，要和时间争取主动权，今天能办完的事，决不拖到明天。 深干，就是深入实际。什么是实际，客观事物就是实际，从部队来说，连队就是最主要的实际，从业务工作来说，一切具体事物都是实际。深入实际的目的，就是总结经验指导实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深入实际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指导工作。总的一句话，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以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深干。想干、快干和深干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想干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可能干的快，干的深。快和深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是多快好省的统一，只有干得快，才能争得深入下去的时间，而深入下去，抓住主要矛盾，不失时机的加以解决才能真正的快。工作干得快，干得深，获得了成绩，增长了才干，丰富了知识，必然会更加激励干工作的热情，增加想干信心，从而干得更快，更深。 当时，全军都在大张旗鼓地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精神。全军上下生气勃勃，热气腾腾，争先恐后，努力上进，各项工作闻风而动，你快人家比你还快。古话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种形势下，不要说不进则退就是进得慢也会落后，这就是全军后勤系统的精神面貌，我们后勤系统是一定不会掉队的，一定会跟着时代的步伐胜利前进的。 党委当家，全军办后勤 我军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应当是后勤业务建设的基本依据，决不能与之对立。我军后勤的规章制度，是适应我军的领导制度还是搞业务独立，这是业务建设的方向问题。应当承认，我军在解放后「不走样的学习苏联红军」之后，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我认为我军在学习苏军的问题上是所得不大损失不小，这应当是一个教训。 中国人民解放军同苏联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历史传统是截然不同的。苏联红军的历史传统是由俄国沙皇时代的旧军队而来的，虽然进行过改造，但保留下来的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苏联军队的领导制度是个人集权制，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等级森严。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传统，是由孙中山时期的国民革命军而来的，这支军队是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后来以农民为主体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农民革命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成了一支新式的军队。我军的领导制度、战略战术、内部生活都有自己的一套。我军除了可以研究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和军事技术之外，其余没有什么可学的，「不走样的学习苏军」是完全错误的。后勤部门与其说学习苏军，还不如说是把苏军的一本本条例都搬过来了，由于学习「成绩」很大，内部造成的矛盾就更大。这些矛盾成了我军后勤前进的主要障碍，我们必须大力克服矛盾，才能恢复我军后勤的传统并继续向前发展。 对业务改革，当时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后勤规章制度不能改，规章制度是后勤工作的准则，改了对整个后勤工作必定是大的破坏；另一种意见认为，后勤规章制度必须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妨碍后勤工作为部队服务，改得合理的规章制度对后勤工作必定是大的发展。反对改革的意见，从原则上是少数，从具体工作上是多数，因为业务改革常常会涉及到业务工作的职权问题。这就是业务改革的真实困难。 在理论上提高认识之后，大家一致认识到，后勤业务工作主要问题是两个字：一个字是「死」字，一个是「活」字。用辩证法的方法管业务，就一定管「活」；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管业务就一定管「死」。这里说的管活了，就是实行全军办后勤，依靠党委，依靠群众，依靠人的积极性，既为他们服务，又依靠他们工作；这里所说的管死了，就是实行业务「专政」，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用很多的框框去束缚别人，实际上也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我们过去处理许多问题，比如局部和整体，集权和分权，制度和实际等等，往往不是犯这样的片面性，就是犯那样的片面性，陷入了形而上学。对这些问题就其中几个关系来加以分析。 第一，制度和实际工作的关系。后勤的规章制度的构成，就一般情况来说是根据国家的经济情况，军队的传统和现实情况制定的。现在我们的规章制度，基本上也是符合上述情况的，但任何规章制度都不能解决一切实际，所有实际问题也不可能包括在规章制度之内。 这里举一个供应划线的例子。对冬季服装的供应，总后对北方地区划分了严寒区和亚寒区。严寒区每个连队供应皮大衣，亚寒区则供应棉大衣。北京军区一个师驻在河北宣化，大部分部队驻在宣化及其以北，按标准即供应皮大衣，驻在宣化以南三公里的小部分部队则供应棉大衣。对此，北京军区首长亲自出马，对总后进行了激烈的攻击。 一九六〇年，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当时的北京军区某首长以上述三公里之差两种待遇为题，对总后的规章制度攻击说：「我们现在的供应制度，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权威主义的产物。这种制度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引起了部队不团结。」他的发言，我认为他是同彭德怀划清界线，又是向林彪表态，具有政治性的发言，但所选材料是不适当的。 我对发言人说：「对总后的制度提出批评，我表示欢迎。但以三公里之差来攻击总后制度是不妥当的。宣化发生的问题，不是制度本身问题，是实际工作问题。供应棉衣、皮衣之分是根据气候不同划线。既然是划分了严寒区和亚寒区，能没有线吗？但驻宣化的部队是一个师，完全可以实行统一供应标准。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拍板定案：驻宣化的部队，今冬实行统一的供应标准发皮大衣。」 我说完话之后，发言人微笑点头表示同意我的意见。罗瑞卿则笑着说：「你们两个都是政论家，不要争论下去了。」 规章制度是必须的，是军队各方面的生活不可缺少的。对后勤工作来说，应当肯定需要规章制度，但还要肯定的是在执行规章制度的同时，必须解决实际问题，只有这样，规章制度才能行得通，才能为工作服务。 第二，统计和有「数」的关系。为了心中有「数」，我们要有必要的统计；但有了统计，并不等于心中有「数」。统计数字只是研究问题的一种资料，而不是全部根据。如果迷信统计，把报表看成是万能的工具，就会造成报表成灾。我主张少一点统计数字，多一点研究，可以做到心中更有「数」，统计过多，调查过少，反而会心中无「数」。后勤工作是需要有一定统计资料，否则就不可能掌握整个情况的。比如说：有多少钱，有多少物资，有多少运输工具等等，都是工作的依据，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数字不准确，也会耽误工作的。例如，平时在统计报表上看到，某部车辆完好率为百分之九十以上，可是接受任务之后汽车则开不动；又如，某部的卫生统计报告，发病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但缺勤率只有百分之二，以上两则统计可以相信吗？显然是不可以的。 第三，当家和管家的关系。党委当家，后勤管家，这是后勤工作干部必须遵守的原则。因为各级后勤部门是党委领导下的一个部门，是局部而不是全局。 在这里我们讲的党委当家，后勤管家，是规章制度的问题。如果规章制度规定得不合理，党委当家就会成为有其名无其实，党委根本不能行使当家的权力。以财务法规来说，从军区起，各级党委只有权批准少量的预备费用开支，其余的则一律不能过问，这样的规章制度是必须改变的，后勤的规章制度应当与我军的领导制度相一致，才能体现党委当家的原则。当然党委当家，后勤工作也不能党委拉一拉就动一动，不拉就不动，后勤永远要保持「有头脑的事务主义」的作风，只有这样，后勤才能起到管家的作用。 党委当家，全军办后勤是我军后勤的基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但这个思想的基本含意是什么？党委当家也要在制度范围内当家，党委当家必须从规章制度中体现出来，但又不能离开规章制度自行决定一切，这两种偏向都必须克服的，才能真正实现党委当家。 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国家是整体，军队是局部，这是决不可颠倒的关系。我军的后勤工作似乎有个「天生」的缺点就是本位主义，这是必须彻底克服的。 在军队后勤工作中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也就是本位主义的问题，是有个历史过程的。在历史上的三个时期：红军游击战争时期、根据地时期、国家供应时期都有不同内容的。红军初建时期，这个时期军队既是局部也是整体，还不存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军队是局部与整体合一的。根据地建起来之后，军队始终是处于斗争中主体的地位，支持战争是党、政、军共同的任务，因此，局部与整体的矛盾并不很大。全国解放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进人了新的时期，国家的主战场是经济建设，对军队的供应，是国家计划的正常部分，摆正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 第一个问题，关于依靠国家供应与军队自己动手相结合的问题。 国家对军队不能保证供应吗？我们说能又不能。当时国家的经济力量是薄弱的，军队的需要即使有计划也常常不可能按计划供应，因此，军队自己动手搞辅助供应就十分必要了。 国家经济力量是国防力量的基础，国防事业的发展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力量为前提。毛主席说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今天增加一分经济建设力量也就等于增强一分国防力量，这是最大的政治。军队后勤工作干部，对这个问题须有清楚正确的认识，我们除了管好国家供应的经费物资之外，决不能做单纯依靠国家供应的伸手派，大力办军队能够而且又应当办的事，把依靠国家供应与军队自己动手很好结合起来。 第二个问题，支持国家建设问题。 支持国家建设是政治任务也是经济任务，在和平时期军队不仅要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也要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是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对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后勤部门一定要有积极的态度，凡是中央的号召，军委的指示，上级党委的决定，后勤部门都要积极的坚决的执行。特别是抢险救灾，要如同战斗任务一样坚决保障完成任务，从后勤部门来说是要出钱出物的，对这项开支是可以「先斩后奏」的。对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决不可以「先要钱，后办事」的商人作风去处理问题。 对支持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几个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应认真做好。 一是医疗队下农村的问题。军队经常派医疗队下农村是好事，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这样可以为缺医少药地区的农民治病，又可密切军民关系。这里主要是药费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可事后同当地政府卫生部门办理，能解决就协商处理，如果当地卫生部门无力解决，则由军队报销，决不能因为药费问题，而影响医疗队的工作质量。 这里附带说一下医科学校和军队医院的收费问题。各医科学校和医院，城市居民一律按照原有的法规收费，收不到了就欠张，对欠账可以催账，但不准到欠账人家里要账，因为到居民家里要账，容易发生预料不到的问题。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海岛上的驻军同岛上的居民真正是一家人，有的同饮一口井的水，甚至同用一个锅灶做饭，在这样情况下，军民只有共同生活了，军队应当把居民的治疗包下来。 还有边防，特别是新疆、西藏、内蒙，有些很远的边防口岸，交通很不便，一年之内大部分时间都积雪，不能行走。军队对这些口岸居民的治病和其它生活上的问题，同海岛上的居民同一个原则办理。 少数民族地区对驻军的依赖性更大，他们认为部队给他们看病和解决生活上的某些问题是「应该」的，是一家人的事。这是好现象，我们不应当视为经济上的负担，而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 总起来说，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军队除了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军队支持国家建设，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之一，后勤部门应当以很高的政治热情来完成这一任务。 认真管理业务 任何工作都不是抽象的，都有具体的业务。后勤工作是军队的「管家」工作，管好业务，是后勤工作的政治任务。一些后勤干部和部队后勤部门的领导管业务不懂业务，「当和尚不会念经」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不爱学习，尤其不爱学习业务，是后勤部门的老毛病，对此必须大力克服。 根据后勤的特点，对业务学习我们提出了三个相结合作为应当遵守的学风。 （一）学习知识与学习管理相结合。对业务要有一定的知识，才能认识这个事物，但同时也要懂得它的规律，才能驾驭它，这也就是经常说的学与用结合起来。如果说学政治理论要防止脱离实际，那么学业务就更是如此。在业务工作中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半瓶子醋」，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误事，在我们已往的工作中，由于无知而发生事故的例子是多得不胜枚举的。 （二）学习业务与学习文化相结合。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的干部文化水平是比较低的，而后勤工作干部，又是低中之低，这是提高业务水平主要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个困难，才能达到提高业务水平的目的。 业务的专业知识各有不同，但文化知识是共同的基础，没有文化是学不到专业知识的。现在我们的学习条件比过去更好了，我们不仅可以听讲课，而且在我们的队伍中有很多的教师。学习的方法有多种多样，我说有一种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耻下问」，我们说，不仅「三人行必有我师」，应当说，随时随地都有我们的教师，而且是很好的教师。我们只要问就没有得不到回答的，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好条件。 学习文化，学习业务知识，是为了管好业务。管好业务首先要熟记后勤各项业务工作的规章制度，我们必须首先肯定规章制度是必要的，没有规章制度会使工作杂乱无章，同时，也必须肯定，后勤工作的规章制度必须适合我军的情况。因此，我们现行的规章制度必须切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必须为指战员服务，为建设现代化后勤服务。 （三）平战结合。平战结合的着眼点，应当是战时，而不是平时，这是必须明确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个思想，我们在具体工作上必须有个大转变，例如，战略后方基地建设，岛螟边防和调整部署后的营房建设等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否则就有可能既不适合战时的要求，平时又无多大用处，会造成很大的浪费。除了某些个别问题，战时有特别要求之外，绝大多数都是通用的。 树典型的问题。在业务工作中树起好的样板，对业务工作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全国有三个响当当的样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这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各级后勤都要学会树样板这种领导方法。 后勤工作是军队的管家工作，可以看到有形的东西很多。所以树样板，对我们后勤工作来说，既有利的条件，又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最适合我们后勤工作的特点了。后勤工作中有好多事情，像服务典型，节约典型，技术革新成果等，光靠嘴说，往往很难说清楚，而有了样板，就一目了然，什么马蹄形回风灶，还有什么双眼回风灶，就很难说清楚，也不容易说服人，有了实物样板，演示一下效果，一下就推广开了。 树样板掌握方向非常重要。该提倡的就提倡，该反对的就反对，起促进派的作用，如果方向错了，问题就来了。我们总医院有个病室，在搞医务工作革命化的时候，有的休养员提出倡议，要休养员「放下架子」，参加劳动，自己服药等，意思是反对休养中的「特殊化」。休养员的精神是好的，但医院提倡就不好了，这样做，把医院的服务对像置于何地？事情幸而发现得早，制止得早，不然推广出去就很不好了，这说明了掌握方向的重要性。 反对空头政治 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是一个基本而又普通的问题。我当了总后部长之后，由于我坚决反对空头政治，竟成了我的「罪恶」，可见，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政治和业务是哲理问题，从实际斗争中来说是个普通常识问题。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没有单纯的政治，也没有单纯的业务。政治和业务永远是对立统一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总后勤部党委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1、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错误；2、关于解决部队生活，特别是海防部队生活存在的严重问题。怎样解决部队生活问题我提出了具体意见，过了几天，萧华以军委副秘书长的身份，叫我去谈过一次话。他首先说：「军委改组已经完毕，军委办公会议已经成立了，现在的军委是以林总为首的新班子，也可以叫做新军委，我们都是在林总领导下工作，加强政治工作是首要任务。」 我接着说：「林总在军委扩大会上总结时指示，要总后勤部抓紧解决部队生活问题。对此我们已经上报了方案，待军委批准后，大体上可以解决问题。我们学习林总指示时，认为抓紧解决部队生活问题是全军后勤战线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问题。」我对萧华孤立地提加强政治工作是有意不予理踩，萧华很不高兴，立即打断了我的话说：「部队生活是小问题，发几个钱就解决了。大问题是方向问题，没有政治就没有一切，你这个老政治委员，为什么这样就被人同化了，真危险！你今后抓政治领导是主要的。」我也回敬萧华几句：「后勤工作任务同政治工作的任务总有区别吧。后勤部门搞好业务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 又过了几天，军委举行常委会，在讨论的议题中有总后关于解决部队当前生活问题的报告。在审议时，各位元帅都点头说好，主持会议的贺龙元帅，以风趣的语言说了好话，贺帅说：「邱会作同志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过去是有钱不办事，现在是有钱会办事，总后勤部就是要有这种态度，才能解决问题。邱会作同志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希望不止三把，要继续烧下去，看来我们的后勤工作是有希望的。」贺帅的这一小段话，到会的多数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萧华立即说了话，他说：「我们各总部发言、讲话等都要注意政治内容，要有政治水平，这个报告（指总后报告）是这样的吗？」 我实在忍耐不住了，即夺口而出地说：「要是写上几句毫无意思的政治词汇，我的报告就十全十美了吗？」我的话有讽刺之意。我同萧向荣坐在一起，我的话音一落，他就在桌子下面，用手拉了我一下，并低声说：「不说话，比什么都好。」 罗瑞卿带有裁决的口气说：「对总后的报告不讨论了，按照贺帅的指示办。萧向荣同志在文字上过一下目，就立即发出。」 经过几次接触之后，我对总政态度就形成了一个看法。我认为他们是「打着加强政治领导的旗号，凭着自己的地位，在军委称王称霸」。会后，我走访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同志，我们的关系很好，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对萧说：「学习三年都学糊涂了，连话都听不懂了。」我把萧华以前同我说的话也对他说了。 萧向荣说：「我听了你昨天说的那几句话，就知道你心中有气，你说的那些话，别人一听就懂得是说不务实际的人。看起来你是真的不懂早晚时价了，现在有的人把政治强调得过头了，又非要别人跟着说一样的话，不然，轻则说你没有政治水平，重则就说你反对政治，对此只有不说话，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我又问：「林总对加强政治工作（当时还未提出突出政治）的基本精神怎样？」 萧向荣说：「林总是注意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但和他们说的不一样。林总的基调还是过去的提法，部队要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才能提高战斗力，干部才能做好工作。」 萧向荣同我的谈话，使我受益不浅，对政治同业务的关系这个问题就心中有数了。我心里想，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跟着说空话的人一起走，或者自己走自己的路。我既然不盲从，就要好好想想，把问题想通，才能有勇气去进行斗争。 我军的政治工作是什么？这是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搞空头政治的人认为，政治工作的任务是特殊的，同行政任务是不一样的。做政治工作干部，应该站在空中手舞足蹈的指挥一切，才能显示政治工作的威力，这是绝对错误的。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必然导致政治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政治工作的任务同行政工作业务工作的任务是一致的，政治工作没有单独的任务。这是早在四十年代初毛主席对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就是这样批示的。空头政治派，不愿承认这一点，标新立异另搞一套是没有出路的。 我军强调政治工作重要也是正确的。但这个重要正是为了完成任务的需要，并不是离开实际需要去空谈别的需要。例如打仗，政治工作就要保证完成战斗任务；农副业生产，政治工作就要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就要保证完成训练任务。离开了真正的需要，去搞别的什么花样，政治工作就不能成为保证作用，而会成为破坏完成任务的反作用。后勤工作是军队的管家，并且只要管上了的事，就应该管到底的。难道这就是我的单纯业务观点吗？后勤部长不管业务，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官僚」部长。 空头政治派使用了三根大棒打击我不突出政治的「罪行」。 第一根大棒是：单纯业务观点。 1、关于拍卖战备物资问题。 对这个问题，主要指责我对业务工作抓得很紧，致使别人「无事」可做，指责了我三件事。前文提到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军队要贮备三百万人打一年仗的物资。从一九六二年起，我们就有计划的用积少成多的办法，贮备战备物资，我们已经贮备了相当数量的物资。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冬，我向周总理简要汇报过军队的战备物资情况，总理听后说：「感谢你为我办好一个日夜担心的大事。」李先念说：「还要继续增加贮备，不怕多，只怕少。」我们遵照周总理、李先念（他是国务院管战备的当事人）的指示，继续积极增加物资贮备。 大约是一九六三年春，总后主要领导人把丰台仓库贮备的战备物资、钢材、机电物资等，同意卖给山西省政府数十万元的物资。对拍卖战备物资，仓库的领导干部感到不可理解，于是就直接向我打电话报告了。我立即命令，物资不准出库。此人很显然对我不满，但又不便提什么理由来，于是就向萧华告了我一状。他首先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卖给山西的是「积压」物资，然后即以愤怒的口气指责我：「个人说了算，别人什么都管不了，一点权力都没有。」为此，萧华找我去谈过一次话。我们谈得很不好。 萧：「总后领导人之中，现在对你有意见，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何止现在对我有意见，我还没有上任之前，就对我有意见，恨我占了他的位置。」萧：「对老资格要尊重，否则就团结不起来。」我说：「怎样尊重？我放弃自己的职责？军委如果有这个意图，我就立即离开，把位置让出来。」萧：「事情有这样严重吗？某人向我写了一个报告，他说是为了照顾同山西的地方关系，卖给了他们为数不很多的积压物资。（邱：积压物资？）为一个具体问题，你恐怕看得过重吧。」我说：「好吧。我回去即向军委写个检讨报告。中心内容是『我反对某人卖战备物资是不对的』。他也是首长，我反对他拍卖物资就更不对了。」萧：「这样写对吗？需要写检讨报告吗？」我说：「我尽职责不行，写检讨又不行。我该怎么办？」萧：「报告不要写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萧华是军委第一副秘书长，他是军委领导集团之内仅次于罗瑞卿的人物。我们之间的谈话，我是有意把问题摆到他面前，看他怎样处理，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萧似乎意识到了我是对的，但又不愿意表态，所以谈话就只好不了了之。 2、关于青藏线运输改革问题。 一九六三年夏天，总政、总后各一位领导人在兰州召开了表扬青藏兵站的运输革新会议。在座谈会快要结束时，总政领导人提出了问题。他说：「汽车运输可否像火车一样，即司机分段执勤，汽车不停。」对这个问题，当即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可以试行，一种是反对。由于有人拥护，又加上青藏办事处主任立即提出了「坚决执行首长指示」，于是有两个汽车团就担任起试验任务了。 担任试验任务的两个汽车团，约有汽车一千辆。因为汽车司机不足，只组织四百辆汽车参加试验，其结果是：由青海到达拉萨为六昼夜，缩短了一半的时间。汽车单程在途中抛锚约百分之二十五，回程空车在路上抛锚的约为百分之十五。一趟来回共抛锚汽车百分之四十，近一半汽车没有了。青藏办事处的试验报告，对缩短时间提高运输效力方面报告说得很生动，对损坏车辆方面，只提到「汽车也有小的损坏」。提出问题的人看到报告之后大喜，立即下令全线数千辆汽车全部实行「人歇车不停的运输革新」，并提出了号召：争取任务半年完成，部队开回内地整训。 「运输革新」对车辆会造成大破坏是常识问题，并且开始试验就看出来了，但办事处不向总后报告真实情况。九月间，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才察觉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三种措施：1、立即停止「运输革新」，突击抢修车辆；2、新调三个汽车团支持青藏的运输任务；3、派强有力的工作组检查青藏办事处的工作。 九月底，总政、总后搞「运输革新」的领导人高高兴兴地去向萧华汇报，他津津有味的说个不停，萧华听得高兴之余还说：「你们两个创造性地解决了总后勤部加强政治工作经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汇报会议正进行时，总政袁子钦秘书长急急忙忙给萧华送来了一份急电，电报是总后工作组的检查报告。报告内容：「运输革新，造成青藏线上汽车损失惨重，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汽车不能行驶了，沿途到处都是抛锚汽车」，萧华把电报给汇报人看，并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人的积极性是调动起了，办事处的领导干部没有组织好。」汇报草草结束了。 罗瑞卿总参谋长看到西藏军区「供应告急」的报告，又看到总后青藏检查组的检查报告之后，叫我去询问情况。我简要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和严重情况。罗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只向我说了两句话：「你已经把问题处理得很好。我们都要有必要的忍耐！」我懂得他讲话的意思，什么话也没有说了。在一次办公会议上，罗总长对萧华说：「青藏线上发生的事情够严重了。有的人可以不做任何工作，也不要去搞外行的瞎指挥。」萧华没有说话。 3、关于平调产品资金问题。 一九六五年夏天，总政、总后有两位领导人对中南地区的军需产品质量问题写了一个报告，并附上了几件实物。 他们认为对军需产品质量的要求过高了，他们的观点是：「军需品中的多数都有使用时间，质量不需过高」。他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军需产品不能以平时穿着的时间来论质量，而是要以作战要求来论质量标准，我们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后一种观点。 军委办公会议把这个报告列人了审议的议题之内，他们二人出席了办公会议。罗总长把报告放在讨论的最后面。办公会议将要结束时，罗总长宣布：「还有一个报告不讨论了，所提问题由邱部长处理。」他们两人坐在一起听到罗的宣布之后，立即起身就走了，他们对军需产品的报告，事实上是向军委告我的状的。我看到他们的报告，我没有考虑怎样对待他们，他们也没有料到罗总长会采取不理的态度。 从上面三个问题来看，我是在认真管理业务，还是「单纯业务观点」？事实完全回答了问题。 第二根大棒：单纯生产观点。 总后有很多的企业，工厂、农场、马场，同当时国务院的工业部门相比，总后是名符其实的一个生产部门。生产是总后的重要任务，我当然要用很大的精力来领导关心生产。 空头政治派是反对军队自己搞生产的，他们对工厂、马场的生产向来不闻不问。在这里主要是简要说一下，他们对军队搞农业生产的态度，他们总的目的是想抓到农业生产中的一些什么问题，以便给我致命的打击。 一九六一年军队农业生产，是在全国灾情到了严重时期，部队面临饿肚子的情况下开始的。军委各元帅对部队的生活是最为关心的，林总则不断过问部队的生活和农副业生产。但总政对部队生活根本看不上眼，从来不过问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军的政治机关是有权有势的。由于总政反对搞生产，部队政治机关同样有反对生产的，因此，不断发生指责刁难生产的事件。 一、人畜不分。这是北京军区首长在军委办公会议，指着我的鼻子说我同天津驻东局子的部队共同搞在稻草里取淀粉的事。 二、与民争利。这是福州军区首长的指责。这主要是指向地方要土地之事。军队除营房之内有些空地之外，别无寸土，要自己种菜和粮食就要有土地。为此国务院曾发出通知，要地方政府照顾军队用地的实际需要，经过协商办理，基本上解决了问题。个别地方确有与民争利的，当然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破坏资源。这是内蒙打黄羊的问题，内蒙打黄羊是存在严重问题，也是周总理很关心的，对内蒙打黄羊的问题，总理曾派我去处理了。 四、十个人杀一头猪。这是《解放军报》记者的指责，主要是指部队对改善生活感兴趣，记者反映：某连队杀一头猪，派了十个人帮忙，还有争着要去的，反之，助民劳动不愿去了，这是一个反常现象，部队正在向吃好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罗总长在该简报上批示：「部队生活好一点不好吗？但从来没有看到部队吃不饱的反映。」 五、流行菜肴经。《解放军报》记者写了一篇部队生活报导，其中有一段提到：某部一个连队在政治学习，炊事班长来叫人帮助下厨。班长说：「今天的伙食要改善改善。」三个做菜的能手同他一起走了，此时全场活跃，大家七嘴八舌地大谈菜肴经了，在两小时讨论时事政治的时间里，很多人都在谈与讨论题无关的内容，对怎样做菜谈得津津有味。总政治部在一份简报上把这一段摘录出来了，并加了一个标题：「部队向何处发展？」 六、食物中毒。某军区以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了一个通报，主要内容是防止中毒。防止食物中毒是部队的管理工作，但通报的内容则把中毒归罪于部队搞生产的后果。 七、会餐过多。部队生产发展起来了，生活确实好起来了，不少部队平时吃的一般化，每个星期天一定会餐。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加以管理就行了，但有的部队则指责生活好了「平时影响训练施工，战时会影响士气」，这是对生产毫无道理的指责。 八、干部生活特殊化。连队农副产品很多，有的干部下连队总喜欢「顺手牵羊」带些食物回家，这也归罪于生产搞好了的过错。 九、家属不愿回家。这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一九六三年秋冬以前，来队家属更多，部队对来队家属管吃饱饭，干部战士很满意。这不是搞生产之「罪」，而是一件好事，生产发展了，部队才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十、事故增多。部队搞生产确实出了不少事故，当然有值得教育批评的地方，但部队军事训练，国防施工出的事故还少吗？这又是什么问题？ 此外，还有许多指责。军队搞生产受到了这样大的压力，不是我顶住的，我可没有这样的能耐。军队的生产所以没有被压垮，主要原因是： 1、毛主席、军委支持军队搞生产，这是最大的力量；2、林总和各元帅不断亲自过问部队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关心部队不能发生浮肿病；3、形势所迫。在全国严重灾荒的情况下，军队只有生产自救的道路，才能解决问题，别的办法是没有的；4、军队生产代表了广大指战员的利益，从而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生产积极性，军队搞生产是一件流传千古的大好事。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军队搞生产决不是我的什么「单纯生产观点」可以办得到的，我只是在军委领导下，做了应当做的工作。也可以说，在搞生产的问题上，我是当了一名合格的总后勤部部长的。 第三根大棒：单纯财务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对我的指责不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是想加我大罪。这里只能举些例子来说明问题。 第一个问题，实行企业化单位的财务核算问题。在军队逐渐减少定额的情况下，有些单位要取消，不能继续存在，例如建筑部队、营房维修分队等等。对这些单位怎么办？这是大军区以上都存在的问题。一九六二年全国编制装备会议期间，总参军务部要我提出解决办法来，经过考虑我提出了「编外定编，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办法，这样既可保留必要的勤务分队，又不占军队编制。我的意见得到了罗总长和各大军区首长的赞同。 第二个问题，以高价买军需产品「使用时间」问题。我的观点是军需产品是一种特殊用品，质量是起决定作用的。有的产品因为质量好，使用时间长，反而更便宜。对此，在济南布鞋厂，我同工厂展开了讨论。该厂生产的布鞋一般的来说是比较好的，但只能穿一个多月。如果提高质量，能穿三个月，成本提高五角，前者便宜，还是后者便宜？他们同意了我的观点，后来生产的布鞋能多穿两个多月，但成本只增加五角。 第三个问题，组织家属搞服务性生产问题，部队来队家属，有不少生活很困难，来了就不回去。当时社会上还没有打临时工的工作，而部队组织家属生产，则可以有一定的收人。家属搞服务性的劳动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一定出路的，例如缝补、洗旧棉衣等都可得到少量的收入，这是后勤部队做的好事，受到了家属和部队亲属的欢迎。 第四个问题，部队出卖农副产品问题。部队搞生产之后，不少部队的农产品有多余的，自己消耗不了，怎样办？我向周总理报告了，总理立即回答：「向群众出卖，越多越好。」并要秘书通知商业部照办。 第五个问题，财务包干问题。前面专门提到了这是后勤业务改革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其它的改革都是空的。当时，主要是要办的事很多，但国家拨给的费用总是有限的，不能满足部队需要是主要矛盾。 勤恳办事，勤俭办事，勤巧办事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期间，大家在讨论后勤工作突出政治的总结时，一致认为「勤恳办事，勤俭办事，勤巧办事（以下称三勤），是后勤工作思想建设的方向」，是后勤战线的思想武器。一切工作都有自己的方向，后勤工作也应当有自己的方向，而三勤就是后勤工作必须遵循的总方向。 后勤工作是保障工作，保障作战、保障训练和保障部队生活。而这些保障工作，在形式上都是服务性工作，要完成这些工作就必须具有「三勤」思想，这也是要有服务思想，节约的精神和有办事的能力。我们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才能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用「三勤」指导我们的行动。 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就要做到三个认真，认真改造世界观，认真管理业务，认真总结经验。 一、认真改造世界观。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管自觉不自觉，都有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批评总后勤部，「不过问也不认真管理业务」。这是什么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当官做老爷的问题，也就是两种世界观的问题。在革命队伍中，有进步与不进步之分，这是什么问题，就是改造世界观的程度问题。凡是世界观改造得好的，进步就快，反之则不进步，或进步很慢。改造世界观不是一劳永逸的问题，而是每个人毕生的问题，应当是活到老，改造到老的问题。 二、认真管理业务。后勤工作是复杂的业务工作，管好业务是我们的职责，后勤工作不管业务或长期当「外行」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不能用任何理由去推脱自己的责任。后勤干部不会业务，就如同和尚不会念经是一样的，不会念经的和尚是假和尚，不会管业务的后勤干部是什么？那就是官僚主义。当然我们所说的会管业务是相对的，比如说，一个后勤部长要精通后勤的各种业务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也还是一个不懂业务的后勤部长，但我比过去懂得多一点了，比如说，我过去只懂汽油这个名称，现在知道汽油有多少种，我们只要学习是会多懂得一点的。 事业心是管好业务的根本问题。不可设想一个没有事业心的人，能够管好任何事业。这种人只能是当官混日子，反之，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是不会管不好事业的。事业心、责任心是一致的，一个人有事业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自己所管的事有高度责任心。总之，在我们后勤战线上是值得发扬事业心和责任心，没有广大干部的积极努力是做不好工作的。 规章制度是管好业务不可少的，我的观点是要有规章制度，但反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用规章制度束缚解决具体问题。规章制度是一般性的，实际情况是复杂的、现实的，在工作中应当很好结合起来。对现行的规章制度应很好总结、改革，使我军后勤的规章制度更加合理，更加切合实际，更能促进业务管理工作。 要管好业务，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学习业务。几年以前，我提出过「学知识，立规矩，鼓干劲」，提倡学习业务。我们要学习必要的业务知识，更要学习管理业务的知识，后者是学习的重点。业务是具体的，各有不同的特点，但从管理的意义上来说，有共同点，这就是领导干部学习的重点。 三、认真总结经验。近几年来，我们全军后勤部注意到了总结经验这个问题，有的军区做的还比较好，整体来说，发展趋势是好的。我们后勤战线上可歌颂的事情多得很，各种发明创造，各种典型多得很，但我们总结出来的东西则是很少的，总结好的则更少。 人们的认识总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少到多从分散到集中，从杂乱到系统。我们只有把零星的感性认识，集中起来上升到理论知识，其作用就更大了。现在我们后勤系统似乎有这种倾向：对好人好事只注意表扬，评上四好五好就行了，这样做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很好总结他们的经验，把分散的东西集中起来，系统起来，成为指导工作的经验。 总结经验是提高思想水平的主要途径。一个人不可能事事都实践，但学会总结经验，学会把别人的实践经验总结起来，成为自己的经验是决不可少的，总结经验是领导干部最为重要的实践活动，我们一定要学会总结经验。总结经验，不要贪心过大，华而不实，一鸣惊人，一般的来说，这是不现实的。最靠得住的办法是从个别问题开始，深入进行，逐渐扩大、提高。对事物的认识，不怕粗浅，质量不高，最怕的是不去实践。我希望全军后勤部门，改进作风，重视总结经验，把后勤建设再提局一步。 我们后勤工作突出政治，也有它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从后勤的共同性来说，有三个具体问题是学习的重点，这就是：勤恳办事，勤俭办事，勤巧办事。 勤恳办事，就是要有诚恳的服务态度。后勤的各项工作，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广大指战员服务的，都是属于服务性的工作。这是后勤工作的特点，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这个特点，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树立勤勤恳恳为部队服务，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的思想。 做到勤恳办事就要有实干精神，后勤工作是很具体的，都是要动手动脚才能做好的。我们做后勤工作的，都要当「有头脑的事务主义者」，一方面要有政治头脑，一方面要勤恳办事的作风。我们要反对那些动口不动手的官僚主义者。现在全军后勤都在大搞服务上门，物资下送，医院不少专家也到部队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要坚持下去。 勤俭办事，就是办一切事情都要讲究实效和节约的原则。我们后勤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管钱，管物。管得好，就叫管家，就叫红色管家人；管得不好，就叫败家，就是「败家子」。我们突出政治，就是要把我们革命业务管好。怎样才能管好革命的家务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树立高度的革命责任心，要管好革命家务，就必须对工作极端负责，时时刻刻想到把工作做好，责任心的强弱，是一个人政治觉悟高低的表现。 其次，要自己动手。想问题，办事情，要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点上，首先要看到自己的双手，相信自己的创造能力，不能大小事情总是眼睛向上。自力更生是革命精神，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这个方针运用到我们军队后勤工作上，就叫做自己动手。近年来，我们自己动手搞生产，搞科技革新，搞建设，以至每个战士一个针线包修修补补都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我们自己动手，不仅能解决自己许多问题，还能减少国家的负担，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也就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行动。 勤巧办事，这就是说要又红又专。管业务工作，一定要解决会办事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为部队服务的实际本领。如果我们不懂业务，不会办事，那就谈不上突出政治，我们反对空头政治，也要反对只会说话不会办事的空头业务。我们做业务工作的，如果不懂得实际，政治也就是空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熟练自己的业务技术，提高自己的办事本领。 第二十章 军队的风雨历程 林总推选罗瑞卿为总参谋长 一九五九年，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是林总推荐的。罗瑞卿并不是以战将的身份出任总参谋长的，但他是一位名将，是军队十员大将之一。可主席认为罗浑身都是「刺」，问林彪怕不怕刺到他身上？林彪说不怕。主席的言外之意是不太同意罗干；林总说「不怕」，是有点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还是总理给主席做了工作，总理对主席说（大意）：你让林管军队，他那个人的身体状况，也只能管大事，把握方向，具体工作要找个他熟悉且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人。毛主席最后批准了林的意见。 林和罗的关系，渊源是很深的。早在一九三〇年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是四军十一师政委；林任一军团军团长时，罗是军团保卫局长；在延安，林是红军大学的校长，罗是教育长。他们在战争年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在枪林弹雨之下，结成革命的情谊。 林的确是用人不疑的，对罗瑞卿是特别地委以重任。除总参谋长这个重要的职务外，罗还担任军委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召集人。林总身体不好，难以参加日常工作，为了给罗瑞卿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林总提议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要职，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历届总参谋长头上挂的职务，数罗最多，比如副总理一职，粟裕、黄克诚都不是。 林总选罗瑞卿当总长没有什么错，罗也是能胜任的。罗瑞卿是很有革命干劲的人，魄力大、干劲足、责任心也很强，工作是尽心尽力。罗确实也为林彪、叶群尽心办过很多事，对他们的子女豆豆、老虎的生活、学习都很关心。 不过，几年后主席关于罗浑身是「刺」的话言中了，罗的「刺」刺到了林彪身上，刺到了老帅身上，刺到了不少军队老干部身上。林彪不怕罗的「刺」，并不等于别人不怕。例如六四年的时候，供应比较紧张，叶帅的弟弟叶道英在华侨事务部门工作，他搞了一点自行车的票证，这件事属不属实且不说，就是有其事也与叶帅毫无关系，结果组织人在会上把叶帅围攻了一顿，败坏叶帅的名誉。罗垮台时，喝酒庆祝的，不乏其人。 一九六三年九月间，林总是太累了，身体情况极其不好，一下就病倒了。毛主席叫他休养，抓住大政方针就可以了，并指定军委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林总一只「猛虎」休息，「群龙」就涌动起来，关键人物是罗瑞卿。罗瑞卿像一个砝码，在毛主席对刘少奇、对党内一线工作有看法时，刘少奇、邓小平对毛主席有隔阂时，如果罗瑞卿坚持站在林彪这边，就等于站在毛主席这边，就等于站在主席一直倚重的「双一」（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这边，这样主席就放心，这也是毛主席、林彪及诸元帅推举罗瑞卿任总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罗瑞卿和贺龙搞在一起，疏远林总，不听林总的，那毛主席就认为问题相当严重了。贺龙和刘、邓，和一线的书记处是密切的，军队的事情，如能被这些人所左右，主席是不能容忍的，主席是必须防范的，必须采取措施的，毛主席历来对军权极为重视，不许他人染指的。从林总休息开始，军队的情况从有微妙的变化到逐渐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些问题是不能说出口的，林总只能批评罗，争取把罗拉回来。但罗瑞卿让毛、林都失望了。罗有了私心，他把宝押在「林总的身体不会好起来」上面，他这个砝码倒向了贺，再有就是几年的工作成绩让罗有些忘乎所以，没有刚上台那样谨慎了。 贺龙、罗瑞卿能够搞起一个与林彪对立的阵营，其基础与军队历史上的山头是有密切关系的。 一九五九年反彭德怀斗争的时候，陈毅专门介绍过林彪的历史。他说：林总在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的时候，在叶挺独立团担任排长职务。向广东转移的时候，我们在广东大埔三河坝，和敌人遭遇，林总担任连长的特务连向指挥部靠拢，我们得救了，后来林总带的队伍就成了我们继续战斗的主力了。在湘南暴动的时候，林总带的连队战斗力更强了，一直是整个部队的主力。从南昌暴动上了井冈山的部队就编为红军二十八团，林总就是二十八团的团长。林总带的二十八团是当时红军部队的主力，红一军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林总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当了师长，二十四岁当了红军第四军军长，后来长期担任一军团军团长。一军团出了许多优秀的高级干部，并一直为毛主席器重和依靠。林总对创建这支主力军团是有重大贡献的。 历史上，我军的三个大山头是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但其中有些人的归属则有不少变化。这三个大山头的特点是：1、一方面军的干部最多，并且有很多能人。其次是二方面军，干部也不少，但能人比较少。又次之是四方面军，干部数量不少。2、在党、政、军各界担任要职的情况，也是一、二、四方面军的顺序。3、三个山头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彭德怀、林彪，贺龙、徐向前。从个人的历史功绩、威望、能力来看，林彪当然属于第一位的；徐向前由于张国焘及四方面军的原因，他本人很谨慎；因此，能够和林彪的阵营相对立的，只有贺龙的山头。从搞山头的真正意义来说，贺龙这个山头甚过所有的山头，在全国解放后也始终是紧密团结的。不仅如此，贺龙还在彭德怀下台、徐海东得病后，把能够拉过来的三军团、十五军团的无「家」可归的人都收在自己门下了，贺龙把他们都团结得很好，他甚至说：「茅台酒胜过党性。」贺龙还同最高层一些人如邓，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因此，贺龙在党内斗争中是能起「砝码」作用的人物。贺龙能把好多人拉在一起，特别像罗瑞卿这样的人也在利用贺龙做事。罗瑞卿的问题是由林彪身体不好引起来的，如果林总身体好，还在岗位，罗是不会离开林总的。当时林彪的身体确实不好，有一段极其不好，毛主席对林彪的身体很担忧，专门为他书写了曹操的诗《龟虽寿》，并派汪东兴带上自己相当数量的稿费去看他。一九六三年，在林彪休养前，毛主席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并说：「军队的工作，今后就靠你了！」毛主席对贺龙说的这句话，就是林总后来说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最原始的来源。毛主席的这句话确实引起了贺龙、罗瑞卿的心事，从此开始，他们二人就在林总身体上做文章了。 罗瑞卿的变化 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后，我开始感到罗瑞卿同以往有极大不同，这就是罗对贺毕恭毕敬竟到了庸俗的程度。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罗瑞卿当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之后，以我的观察，除了对林总是五体投地的尊重之外，对刘帅也还可以，对其余的元帅都几乎不在其眼中。现在对贺的尊重，比对林的尊重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我还认为，因罗同贺历史上没有共事的关系，所以罗对贺这样做是顾全大局的，应当这样做的。后来，贺、罗对林总的身体同时「忧虑」起来，我就有了新的想法了。 贺龙、罗瑞卿在林总的身体上下赌注是有理由的，他们要大家听他们的，除了以「关心林总的心情」向大家说明林总的身体是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之外，用任何办法要在林总身上打主意，不仅不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林总的历史功绩，在群众中的威望和才干，是别的任何元帅都不能与之相比的，贺、罗的政策可谓是高明之极了。 罗瑞卿对林总身体的「关心」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罗瑞卿过去的讲话，三句话有两句都要带上林总如何说的，如何高明，以后的讲话则三句有两句都要带上要如何关心林总的身体。他甚至讲过「我们身上的血肉，如果对林总的身体有利的话，我相信大家和我都会慷慨的。」 罗瑞卿把大家与林总隔开是用了很多办法的。首先是，动员大家不要干扰（看望、汇报）林总，其次要军委办公厅萧向荣总把关，对「随便干扰了林总休息」的人，还要给予批评。他的这些办法，有效果但效果又不理想。于是，后来就把傅连暲抬出来了，傅在一次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上说：「我们对林总是尽量争取他多活些时间，别的办法是没有的。」他的话，给人的印象是「林彪是在熬时间了」，这席话，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有些人就开始找自己的出路了。 在两个阵营中，各有能起作用的主要人物二十多人。从数量上来说，几乎相等，但力量悬殊，最主要的是政治力量和能力不同。林彪阵营有一批能人，这是优于贺、罗阵营的，尤其是林彪同毛主席的关系特别密切，这也是特别的优势。贺、罗阵营虽然有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但他们同毛主席的关系就大大不如林彪了。这个不如，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作用。另外，在军委内部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这样，贺龙在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两个阵营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但斗争的办法大相径庭。林彪除了保护自己的人不受打击外，一般不挖别人的人。他认为把别人的人收来没有用，反而成了包袱。贺、罗不同了，他们除了保护自己的人外，还尽量收罗别人的人，他们认为人越多越好。像我这样在军内地位普通的人，在总医院住院时贺、罗都去看过我，罗还去过两次。贺龙请我到他家去吃饭，那就不止一次了。 军队内部两个阵营的形成 在军委内部，由于对军队建设的方针看法不同，就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 两个阵营斗争开始表现在对谭政下台问题上。林彪对谭政的工作能力向来是不满意的，四野进关时，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林彪特意调陶铸担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批评总政的工作「四平八稳」没有创造性。对林彪的批评，谭政没听进去，他就是个四平八稳的人，实在没有能力领率总政，他只是吞吞吐吐地说几句要「改正」之类的话，就没有下文了。在林彪不在场的军委常委会上，有的人还常说点带有挑拨性的话，例如，有人说：「你们总政治部那样多秀才，多写点『领导』呀，『第一』呀，『鼓劲』的文章有什么难啊！」有的人则消极地说：「做不好就到他那里（指邱会作）养马去。」他们之间这类话说多了，就传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就不能不考虑总政主任的人选了。 当林彪提出要另择总政主任的人选时，军委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斗争，提出了好几个人选。最后，林彪把提出来的人选都提到毛主席那里去了，请毛主席选定。毛主席最后决定，由罗荣桓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为第一副主任。萧华反对谭政是积极的，但收获不大，自然心里有想法，这也是后来罗瑞卿把他拉动了的原因之一。 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他们真正是战友加兄弟，情谊很好，相知很深。但罗有了「心思」之后，他就拉动了刘，林总是心知肚明的。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日在江西击落一有人驾驶的电子侦察机，十一月一日空军导弹在江西击落U－2侦察机一架。另，一九六四年二月军委在北京召开学习空军经验现场会。林彪听了汇报后说：「空军的建设有成就，对空军应当宣传一下。」这是学空军的直接由头，但还有它的深层原因，林彪知道刘亚楼和罗瑞卿混得过密，经过反复考虑提出向空军学习，从而拆散罗和刘的不健康的关系。罗瑞卿对林彪的这一举动感到突然，他说： 「我们真跟不上林总的思想，学空军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在表面上采取了拥护的态度，却又在办公会议上说：「学空军是有政治目的的。」 军委决定全军学习空军的第三天下午，杨成武约作战部长王尚荣和我一同去空军参观。刘亚楼、吴法宪、曹里怀等空军领导同志都在办公楼门前迎接我们，我们参观了空军的内务、卫生等后，刘亚楼等陪同我们在食堂吃了晚饭，整个接待搞得十分热情。饭后，我们在刘亚楼家里闲谈时，我问杨成武：「萧主任为什么没有来？」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说：「林总说，观其人先观其友，你懂吗？」杨的这句话引起了我许多复杂的想法。 学空军的时间不长就结束了。罗瑞卿对此一直是消极的，他除了在三座门主持了一次刘亚楼向驻京部队的汇报会外，其余没有参加什么活动。经过学习空军的活动，军委内部两个阵营站了一次队，谁站在那一边都清楚了。 全军大比武 从一九六四年六月开始，全军开展了大比武活动，这场大比武的规模，在我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海军在青岛举行了海军各兵种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实战演习，空军部队有少数单位进行过以师为单位的实兵演习，各大军区都进行过全区性的部队大比武，罗瑞卿等纷纷亲临现场观看比赛，其排场之大也是空前的。大比武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作用，但搞比武、搞演习中出现的弄虚作假、锦标主义、挥霍浪费比比皆是，也是空前未有的。由于大量的经费用于比武，军事训练等费用多开支五亿多元。 为了大比武，一九六四年底罗瑞卿在南京召开了全军陆军军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只有一个军长因病未到会，还受到了罗瑞卿的批评。会议开始之后，罗要秘书通知我也去参加会议，我也应当去参加，但我因为当时有事脱不了身未曾去，派了副部长张贤约去参加会议。南京大比武回到北京后，在一次军委办公会议上，杨勇向我开玩笑说：你怕花不起钱，南京开会都不去。我正要回答时，罗瑞卿以相当严重的神气补充说：「官大了，还能随便请得动？」对罗的话，我很惊讶，但由于我同罗并非「兄弟」班子，他是我的上级，现在又那样的严肃，我就一句话也不说了，但引起我心里好多的想法。为什么罗瑞卿会出现这样一种态度？在我的心里总是放不下。过了几天，我是在杨成武那里无意中搞清楚了这个问题。 一天，我到杨成武那里有事，听到他交代秘书说：「你同张宗逊副总长打个电话，明天总参党委会议，请他主持，我有别的事就不到会了。」他接着好像自言自语说：「会议除讨论大比武之外，没有别的内容。想用开党委会的办法，也把我套在大比武之中去，没有那样简单。」其实，他不是自言自语，是说给我听的。从上面两句话，我心中不解的问题有初步答案了。为了要搞清楚一点，我又问了杨成武一句话：「天津的大比武，听说盛况空前，你参加了吗？」杨成武笑着说：「比武也好，比文也好，好戏还在后头呢，我才不去。你也是办公会议成员，全军大比武，什么时候军委批准过？什么时候林总同意过？」当时，杨成武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林总的代言人，他对大比武的态度就是林总的态度。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当时还是不清楚的，但不管怎么样，从此我对大比武就慎重对待。果不其然，在一九六六年北京批罗时，罗瑞卿在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中承认「这次大比武是我个人擅自决定的。现在看来，重开一次那样兴师动众的南京现场会议，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把军委主管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大比武带来的严重恶果，刘志坚同志归纳了八条，张宗逊同志归纳了四条，全军比武资料上归纳了十条，邱会作同志特别讲了经费、物资、弹药的惊人浪费，在军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张宗逊副总长是主管军事训练的，曾数次要我组织一次全军后勤系统的大比武。张说：「现代化的战争后勤保障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现代化的后勤，也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战争。组织一次全军后勤的大比武，实属必要。」我半开玩笑的回答说：「后勤没有武可比，也没有文可比，比吃还可以。」我总是用些没有什么用的话，把比武的问题拖着不表示态度。 一天，军委常委开会，在会前张宗逊当着贺龙、罗瑞卿的面又问我说：「总后比武的问题定下来了吗？」贺、罗都主动说：「总后组织一次全军后勤大比武很好嘛！」要后勤搞比武的问题，权威人士都在向我加码，我就不好多说话了。我只能说：「待研究准备后，再向军委报告。」要组织后勤搞比武问题，总后内部不少人积极性更高，好多人都要我下决心，并且还得办得像个样子。所以，后勤不参加比武问题，我既要应付上面，又要应付自己内部，真是内外为难。总后在大比武的风里浪中没有太大的动作，不是我有多高的认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费问题，如果总后因比武多花了钱，其它单位都会因比武来问你要钱，全军花的钱就不得了，控制不住。 林总历来是重视部队的，他说：「政治同军事相比较，政治是属于第一位的。」据我当时的观察，有的人并不反对突出政治，林彪也不反对搞军事训练的，那为什么把大比武的问题提高到了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了呢？这里的奥妙是罗在自己的检讨里说的很清楚：「我为什么要这样干呢？除了自己喜欢独断专行，不讲民主的恶劣作风外，还有个人主义的好大喜功，想在军事训练上搞出一点突出的成绩来，以便向主席，向党，向军委，向林彪同志邀功报捷，动机是很不纯的。自己到处跑，到处看，跑了十三处之多，也证明了这一点。」 罗把大比武当作一种手段，他是借大比武突出自己，急于在林彪身体极其不好时，顺当的接班。当时，林彪一发觉贺、罗「联盟」，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由林彪掌管军队的初衷，不顾自己很弱的身体情况，就对罗开始批评了，但罗听不进去。林的举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毛主席，在当时来说为了毛主席就是为了党的大局。那时候唯一能拿到桌面上的说法，就是搞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林总进行这场批评的前线总指挥就是叶剑英、杨成武，这就是当时的军内的实际情况和实质问题。这场斗争使军委内部两个阵营斗争达到尖锐化、明朗化的程度。 全军大比武，在我的思想上，工作上都不占位置。这不是因为我在政治上就有什么考虑，而是总后的事太多了，确实没有时间「陪差」。我自己想：「跟着元帅、大将到处跑，出风头是够意思的，但是工作没有人管，就不够意思了」。除非公差派到我头上，我一般的都不参加与我工作无关的活动。 刘亚楼、杨成武、萧华的作用 刘、杨、萧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长期在红军一军团工作。刘、杨是福建人，都是由地方部队编入一军团的，萧是在江西兴国县直接参加一军团的。他们三人都有点文化，又肯学习，当时都算是有知识的人了。他们三人在当时的条件下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刘、萧在长征中和长征后期，就分别当了主力部队的师长、政委。这里不说他们的历史功绩，只说说他们在解放后，特别是在军委内部两个阵营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全国解放初，毛主席曾委托林彪提出组建海、空军和特种兵的方案。当时以四野十二兵团的领导机关为基础组建了海军，以四野十四兵团的领导机关为基础组建了空军，以四野特种兵纵队为基础组建了炮兵和装甲兵。林彪对海军的建设是既关心又不放心，而对刘亚楼任司令员的空军建设是既关心又放心。果然，在同时期、同样以陆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两个军种出现了很大的差距，空军发展很快，海军出现了落后状态。一九六二年，军委组织了一个检查团，以东海舰队潜水艇事故为突破口，检查了整个海军工作。检查团是以杨成武为首的，团员有刘志坚（总政副主任）、李作鹏（总参军训部长）、张秀川（总政组织部部长）。事后，李作鹏调任海军副司令，张秀川调任海军政治部主任，这是对加强海军建设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林彪对刘亚楼向来是器重的。刘在林彪阵营中处于很优越的地位，他们是同志加兄弟，林对他的重视是高于萧华、杨成武的。刘亚楼同罗瑞卿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罗在当公安部长时期就曾保护过刘的一些「什么」问题过关，特别是在一九五五年随同彭德怀出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前一天晚上，有某人服毒自杀，罗下命令紧急抢救，没有发生人命大事，刘也躲过了一场政治责任。所以，后来的罗、刘搞「四条」是有基础的，罗是发起者，刘是被利用的。一次，罗在办公会议散了以后，闲谈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现在中央领导中都让别人塞满了，林总这个人向来都不注意自己的地位，更不为别人去考虑。」刘接着说：「我也是同感，我看可以同一〇一谈谈心。」 林彪把刘亚楼拉了回来，是经过杨成武多次谈话之后，刘亚楼才觉悟的，刘亚楼在一九六五年春天最后说：「我把罗瑞卿这个野心家没有看清楚，真伤心！我认识林总以来，就只有这一次对不起他！有关向林总提建议的内容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了，我请你把这个本子交给林总，这就是我的交代。」毛主席看了刘亚楼的本子之后说：「刘亚楼是个好人。临动身之前（即死之前）把问题说清楚了，还是一个好人。这样他到马克思那里就有共同语言了。」 刘亚楼因患肝癌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初去世，去世前的四月十五日，他给罗写了一封信，对罗表示不满，因为病重，生前没有交出去。在一九六五年上海会议时，刘的这封信作为证明材料发给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刘的这封信比叶群的发言有力量得多，现在传言邓小平对此事说是「死无对证」，怎么死无对证？刘生前的信还在嘛！ 林彪对刘的死是很悲痛的。刘病危时，林在上海，一直等到刘去世后才回北京。刘的骨灰用专机送回北京时，林彪和各总部、军兵种、院校的指战员代表一千余人在西郊机场迎灵。刘亚楼的骨灰停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骨灰盒上是林总的题词「刘亚楼同志永垂不朽」，对他举行的追悼会的规格同罗荣桓元帅的规格是一样的。刘亚楼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可以说是荣耀的一生！ 杨成武在全国解放后，基本上就接替了聂荣臻在华北的地位。他不仅成了华北地区的领导人物，也成了全军的实权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杨的地位突然高了起来，他对华北地区的发言权高于聂荣臻，是能够掌握华北局势的人物，他对军队的发言权仅次于林彪。他对我军建设做了许多工作，他的贡献最大的有两个：一是国防建设；二是对稳定林彪阵营起了重要作用。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根据毛主席确定的战略方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而杨成武则是具体组织实施者。从一九五九年起，首先以总参第一副总长的身份总揽全军战备建设工作，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几年之内就改变了我国有国无防的状况。这项工作杨没有完成，一九六八年他下台之后还继续在搞。我们可以这样说：毛主席提出了战略方针，林彪是执行者，林彪提出了作战方针，杨成武是执行者。领导实施我军的战备建设，是杨成武一生中取得的最大成就。 杨成武同罗瑞卿的个人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但罗始终没有把他拉过去。杨成武不仅在思想上、工作上同林彪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就是在对待贺、罗的拉拢上，同样保持和林彪这个「病号」革命同志的关系。罗对杨的一举一动，杨都及时向林彪报告。例如，罗瑞卿把杨的爱人从地方上调来做杨的办公室主任，罗指定杨住元帅的房子，罗亲自交代为杨配备专用护士等等，杨都是先得到林彪的同意才办的。凡是与贺、罗阵营有关系的大问题，杨都设法回避。例如，对大比武，杨成武连总参党委会和军委办公会议都借故不参加。 萧华在全国解放不久就是总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去世后他就成了总政主任。论地位，萧华比刘亚楼、杨成武早参加军委领导工作，但萧华一直没有起大的作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所以对总政治部的工作，上到毛主席，下至基层干部都不满意。 萧华在军委两个阵营的斗争中是个动摇分子。他一九六二年被罗瑞卿拉过去了，后来又被林彪拉回来了。一九六三年，萧在天津养病，罗瑞卿专程去萧那里商量有关军委领导的人选问题。罗同萧说：「看来，林总的身体不能再坚持工作了，中央要贺老总主持工作不是暂时的措施。」萧说：「贺老总身体也不好，军委的领导责任早晚要落在罗总长头上！」罗很高兴地说：「我们合作吧！」像这样严重的问题，萧华没有向林总报告说过一个字，而是在罗瑞卿下台后萧华的秘书把这件事揭发了出来。林彪为了团结大多数，对萧华采取了往里面拉的政策，这是正确的政策。 萧华所以能够被罗拉过去，主要原因是对自己的地位不满意，谭政下台后，萧华已经准备上台了，但毛主席决定罗荣桓兼主任，萧华仍为第一副主任，萧表面上积极拥护，但心里面是不满的。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传达毛主席的决定时说：「主席说，萧华同志同罗荣桓同志一起主持总政工作很合适！罗出场有点古人味，这样很好，梅兰芳在台上，即使不唱戏，台下的人也不会说话的。」毛主席这番话，很显然是嫌萧华能力和干劲都不足。为了照顾萧华的面子，林总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说的。 刘亚楼、杨成武、萧华三人在林彪阵营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杨成武，其次是刘亚楼，萧华起的作用很小，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如果没有杨成武的积极活动，不仅斗争会发生困难，而且可能发生难于预料的混乱现象。 叶帅打招呼 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 我当时就想，叶、聂议论罗的问题决不是犯自由主义，叶、聂都是原则性很强、修养很深的人，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这也说明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给主席写信之前，早在主席召叶群去谈话之前，主席对罗瑞卿已有打算了。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对主席的意图早已心知肚明了。因为主席找叶、萧、杨他们谈话可以说是了解军队的情况，但叫谢富治去了解公安部的情况，就和军队的问题、林罗之间的关系问题毫不相干了，所以，叶、聂二帅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应当是主席安排的。而且，哪些人可以打招呼，哪些人不可以打招呼，可能都是主席决定的，比如不给贺龙打招呼，这么大的事，叶、聂是不敢定的。然而我却没有听说林彪给谁打过招呼，林也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讲罗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六月间，叶帅又把我叫到军事科学院他的家中，专门谈「长子」的问题。叶帅说：「我才从林总那里回来，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主席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今天就同你谈长子的问题。」 「长子问题？」我担心没有完全听清楚。 「是的！就是谈长子问题。你是办公会议的成员，要起好作用。我们过去信任你，现在信任你，将来也信任你。」 叶谈话的要点如下： 林总指出：长子这个人变了，可能是官大，权大，他一身从头到脚都是官。他当总参谋长之初，还注意总参谋长的身份，现在是独揽一切，他俨然是军队统帅了，把我和聂都不放在眼里，刘帅、徐帅和你（叶）就更不在话下。 林总接着指出：我从一九六一年就开始敲打罗，主席说我是甩袖掌柜，我就敲打罗，人是我推荐的嘛，总是要负责任嘛！毛主席对民兵工作有指示，徐帅管民兵工作，你罗长子要听嘛，徐帅按主席的指示讲，没有错嘛。你罗长子不能耍骄傲，你对人家不礼貌，人家说我用的人没教养，这不对嘛。 林总还说：罗这个人很会装自己的「腰包」。在南京军区着手总结的郭兴福军事训练方法，他开始不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批示，他就打主意了，把功劳硬抢过去了。 郭兴福教学法是叶帅发现、总结出来的，罗抢了过去，并以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为由，在南京召开了全军军长以上的会议，除一个军长因病未到会之外，所有军以上的军事干部都到会了。这是一次兴师动众的「抢功」大会，大会之后并非搞军事训练，而是搞全军大比武了。比武规模之大是空前的，但罗没有请示，更没有经过军委办公会议。各野战军、各军种、各兵种都比武，形式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叶帅说，林总还指出：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一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萧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的「争取」的对象了，有时还给他们穿小鞋。有的人不愿穿小鞋，有时还敢顶起来。 林总曾对他提了两点：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不要搞昏了头；二是，要多团结一点人，总是比不团结人好，你待人处事要把我（林彪）放进来，你看不上人家，人家会说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林总说：我看对罗还是批评教育，我尽到心了。怎么解决罗的问题，要主席来定。 叶帅继续说，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有的会越陷越深。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打招呼的名单。第一步有你一个，然后视情况的变化，打招呼的人还要扩大。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贺龙）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 叶帅最后说：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一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彪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帅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 林彪身体不好，出现了好大的政治问题。 毛主席的底牌 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五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再说，老帅的「状」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罗等于他自己也支持纵容了罗，这样会得罪一大批老资格，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 在毛主席面前，反映情况的自有人在，主席很早就知道了罗瑞卿的问题，主席自己对罗有所警惕了。对罗的问题，主席的确是有打算和安排的。 ——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毛主席任命杨成武为第一副总长，并指定李天佑副总长管作战部；六月十四日，又决定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毛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主席已经在吹风。所以，整罗，整杨尚昆，及以后整彭真、陆定一，毛主席都是通盘考虑的，把他们当成修正主义，把他们看成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来考虑的。并不是像外面所说的：林要整罗，主席要拉林一起搞文化大革命，违心地支持了林。 ——大概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下令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停职审查，由杨成武兼代主任，并兼国防部办公厅及总参办公厅代主任； ——大概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杨尚昆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主席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战备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的批示，批评折中主义就是指罗瑞卿的。毛主席多次找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等人谈话，叫他们收集材料，这些都是为开罗瑞卿的会做具体准备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毛主席招叶群去杭州谈话（不是如一些文章所说，是林叫叶群去杭州主席那里的），这是主席准备把罗的问题向林摊牌了，也是给林打招呼吧。为此，林给主席写了一封短信，林自然也是怕在罗的问题上，把自己牵连进去，成为黑后台。叶群带上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一份在整理刘亚楼遗物时刘的家人上交的刘亚楼临终前（四月十五日）给罗瑞卿的一封信，信中对罗大为不满（为什么不满，还不是因为「四条」的事刘当了炮灰，被林刮了鼻子）。这份材料才是上海会议十一份材料中份量最重的一份。 在文革中，有一次我和胡敏去毛家湾，叶群和我们吹牛皮时，拿着一双灰色皮鞋说「这双鞋跟太高了，你（指胡）拿到禄米仓（总后服装研究所）给我改成坡跟的吧。」接着叶群又笑着说：「这双鞋还是罗长子出国访问时给我带回来的。罗对我说：『叶群呀，这双鞋是我出国访问时攒的零花钱给你买的，不要让郝治平知道了，只给郝治平带了一条头巾。』一〇一对罗长子是很器重的，罗过去对豆豆、老虎也很关心。那些年，林对罗是出奇的耐心，一直在批评教育他，希望他改正并得到元帅们的原谅，同心协力搞好军队的工作。但罗的问题究竟怎么处理，林总一直在等毛主席的态度。有一次，叶帅来看望一〇一，一〇一像对不起人似的对叶帅讲，我要经常刮他（罗）的鼻子，不要目中无人。叶帅对一〇一讲了主席的决心，说主席让我告诉你，罗的事你不要管了，由中央来解决。我们知道主席对罗的态度后，我都慌了神。这边罗对林耍态度，可是别人以为罗是仗着我们在耍霸道。」 林彪给毛主席的信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中旬，毛主席下令免去了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的职务，由杨成武代理主任。萧向荣是一九五二年由林彪点名调到北京的。叶群后来对我们说，萧的事使他们「为之一震」。 林彪给主席写信是在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三十日，而且是在主席召叶群去汇报时，由叶群带去的一封仓促写就的短信。信中说： 主席： 有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的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有必要向你报告，为了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的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林彪 主席召叶群去，其实是摊底牌了。后来叶群对我们说，主席对罗的态度和决心，对「首长和我都是震惊和几乎是措手不及的。」 罗的问题不是一年两年了，「四条」的事也有一年了，且刘亚楼一九六五年五月就去世了，叶帅五月份都和我们打招呼了，可林对罗的问题还在考虑之中。林对罗的批评是有的，甚至是很严厉的，对罗的问题，林既没有向外散布，更没有向主席报告，在此之前，不少老同志向林反映罗的情况，林都压着，甚至「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的健康，而未报告。」现在，主席都找上门来了（召叶群去汇报），再不说，林就被动了，甚至随时也会被装进去，外面说，林如何处心积虑想干掉罗，真是乱说一顿。另外，为什么林彪不单说罗的问题，而是联系到「杨尚昆的情况」才向主席报告？可见，林认为主席也不是孤立地解决罗的问题，而是对刘少奇司令部的问题通盘考虑。为了爱护罗，「四条」的问题，林当时没有在信上说。「四条」是主席招叶群去杭州时叶当面向主席汇报的。公开说「四条」，是主席叫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小组会上说的。其实，杨成武他们早先于叶群把「四条」的大意说出去了，这样「四条」已经不只是罗对林的不尊敬的问题了，而是上升到罗有野心的问题了，我军的总长有野心还得了？！是毛主席和杨成武把罗瑞卿推到有野心的问题之中的。 为什么主席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条」呢？那就是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毛主席「倒罗」的战车上，其实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叶群讲的都是些个人关系的琐事，只是现在渲染过重罢了。后来下发中央文件，根本没有叶群的讲话，而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的发言作为中央批转关于罗瑞卿问题的报告的附件下发了！ 其实林、罗都有弥合裂痕的愿望，罗曾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总。」林也说过：「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叶群也说过：「他（林）是把你（罗）作为最亲密的人才给你发脾气的嘛。」 外面说（包括罗本人），罗是如何如何抵制林的错误，也是乱说一顿。在文革中罗瑞卿的确遭受了大苦大难，但他出狱以后曾对他女儿说：「一直到做了林彪的班房，我还认为是毛主席和林彪对我的误会。」这才是罗的真实思想。坐了班房还「执迷不悟」，过去怎么会有抵制呢？！ 第三篇 人民军队忠于党 小引 毛主席下决心搞文化大革命，过去都说主要有如下三个问题：斯大林逝世的影响；赫鲁晓夫上台的教训；刘少奇的问题。但这三个问题，是否就是毛主席下决心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从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有符合的地方，也有很多不符合的地方。 斯大林逝世对毛主席的影响是很大的。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把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这三件事，使毛主席对斯大林是敬重的。建国初期，我们决定向苏联学习，重点学习三个问题： 第一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学习苏联的核心问题。 第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 第三是，国防工业问题。苏联是把国防工业放在国家整体建设的首位，我们先后也成立了几个工业部，都是搞国防工业的。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这一举动，影响了中国的政局。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搞了对国内、国外影响很大的三手：对外和帝国主义搞和平主义，对内搞反斯大林运动，对中国搞大国主义和分裂活动。赫鲁晓夫背离了共产主义的轨道，打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路线。 由于苏联搞修正主义，改变了我们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方针，不得不把防修、反修的斗争放在重要的日程上。毛主席是坚决反对赫鲁晓夫路线的，毛主席不但亲自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会议，我党还以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方式，阐述了我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前后发表了九篇评论，这些做法在国际上起了重要作用。简单地说，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是：从学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开始，到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而告结束的。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反对修正主义是提得很高的。但时间不久，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就把「革命」的矛头公开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此，「反修防修」就成为口头禅了，打倒刘少奇就是目的之一了。 毛主席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这是一个其他人说不清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毛主席心里知道。八届十二全会，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真正相信的人并不多，但又都举手拥护毛主席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举手打倒刘少奇的，除林彪、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被列入另类外，其他的人不但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及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李富春、叶剑英、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蔡畅、邓颖超等，还有身后也冠名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粟裕、张云逸、萧劲光、徐海东、王树声、滕代远、王震等人，这样问题就不简单了。 五十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很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后来即提出高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主要的，但也不能没有缺点。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召开过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三面红旗，对搞人民公社、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对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进行讨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鼓起干劲。 在七千人大会期间，毛主席虽然也谈笑风生，但第一次感到了「政治压力」，幸有林彪的讲话压阵，坚决拥护毛主席，维护党的团结，扭转了会议的形势。毛主席对林彪是赞赏的，也是感激的。可以说，军队的干部大都是拥护毛主席的。 毛主席对刘少奇、彭真是不满的。毛、刘之间在路线问题上确实有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至少对毛主席是这样。后来，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中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七千人大会的账，毛是不会忘的。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罢免了彭德怀，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是统领和管理部队的能手。他提出在人民解放军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主张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林总提出要「复古」（按「古田会议」的革命精神建军），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军、治军方针，如「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苦练200米硬工夫」，「提倡勇敢不怕死，敢于刺刀见红」等等，把人民解放军造就成为一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对此，毛主席大为赞赏。毛主席指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后来，毛主席依靠解放军搞文化大革命，夺刘、邓司令部的权，这步棋毛主席是早就看准了的。 林彪号召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主要是为了部队的建设。林彪的想法和做法是健康的，是「无意」的；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却是有心的。几十年以后我才感觉和认识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主席早在发动文革以前就想扳倒刘少奇，不过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刘少奇那时掌握着党的领导实权，这种领导实权也已经运行了多年，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少拥护者和追随者。当时，毛主席不要说扳倒刘，就是对刘有批评，也未必能完全贯彻下去，因为中央和地方的很多领导，都是刘、邓的人，实权在刘、邓手上，邓倒向了刘。 毛主席要下决心搞掉刘少奇，拥护解放军、赞赏林彪是他长期的重要战略准备。这种准备，长期以来只有毛主席有数，其他人长期以来没有数，甚至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也未必有数。当然，毛主席还要做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六四年、六五年，毛主席决定解放军派出大量干部支持地方工作，中直机关、国务院各部委成立政治部，政治部的主要领导都是军队派来的干部担任的。 ——在六五年，毛主席让江青秘密组织班子，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击右倾翻案。 ——在六五年，毛主席亲自出马「打倒罗瑞卿」。 ——在六六年初，毛主席让江青去请林彪这个「尊神」支持，搞「部队文艺座谈会」，以此为武器，向文艺黑线开火。 ——文化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决定成立了有江青参加并掌实权的中央文革，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毛主席很快就把中央文革这些人演变成主持全国党、政、军日常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碰头会的主要成员，实行中央书记处的职能。 ——到六六年，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五一六通知》，「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以上这些都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战略准备，这些准备都是为了端掉刘、邓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雄才大略的准备。发出了《五一六通知》，两个司令部就真正开火了。 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情况我不了解。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和回到北京后，六六年三月又召开会议继续批罗，我是从头到尾参加了。 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情况我知道一些。这个座谈会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召开的，不是林彪委托江青而开的。《纪要》的名称中原来根本没有「林彪同志委托」这个冠名，江青那么傲气，谁敢加这样的抬头，「林彪同志委托」这个冠名，是毛主席定的，并亲自加上去的。至于林彪有奈也好，无奈也好，当时林彪没有反对毛主席这样做，也算是对毛主席的支持吧。 其实，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毛主席让江青去请林彪这个「尊神」，人民解放军这个「尊神」。也就是毛主席为了打刘、邓司令部这些「鬼」，借助林彪和人民解放军这个钟馗罢了。 平心而论，对文革来说，毛主席认为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是「革命」，而不是「运动」。毛主席自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革命就是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的调整、撤换干部。如果从「革命」二字出发，回过头来再看看文革，或许能想通一些过去想不通的问题。毛主席说文革「三七开」，文革就是「七三开」，就是再糟糕的文革，也是我们党历史的一部分。文革既然已经存在了，就要认真地总结教训，不能简单地用所谓「彻底否定」去了结，去鞭笞。文革有深刻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原因，有党内路线斗争的原因。具体地说，也有长期以来，首先是党内最高和较高层面上的领导同志把毛主席拥戴到党和国家之上，把党内生活的平台变成斜坡，使之失去平衡和制约，促使产生毛主席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局面，而且党内最高和较高层面上的领导同志自己也在起劲地拥护文革，因历史上的的恩恩怨怨在文革开始时打击同志，直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才对文革产生怨气。现在大家都把文革中的「不是」推到毛主席一个人头上（毛主席是要负主要责任），并推给林彪、江青以及黄、吴、李、邱去承担责任，没有多少人把文革作为「党的历史的一部分」自己去反思自己、去承担一些责任。不是栽赃他人，就是推得干干净净。 附：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估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一章 军队文革的序幕 上海紧急会议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由毛主席主持，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罗瑞卿，会后他就下台了。这次会议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他们主事的，军队是萧华、刘志坚在管会议的事。 参加上海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有军委常委、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军队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主要首长。中央机关少数人参加了会议，吴冷西就分在我们组。记得梁必业、王新亭是后补上来的，会议开始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才来的。 大会召开之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毛主席最后叫了叶群，林写信向毛主席报告罗的问题时，已经离上海会议没几天了。毛认为林都反感罗了，那么，倒罗的条件和时间已经成熟了。 上海会议很突然，很秘密。十二月六日晚上，空军司令部通知：「接中央通知，明天上午八时，请邱部长带秘书和警卫员，到西郊机场上飞机，去参加重要的会议。」过了一会，中央警卫局也来电话，对方在核实我带的秘书和警卫员的名字，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七日，我们同机飞上海的有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李作鹏等。贺龙不知道到上海开什么会，刘帅是知道的，在飞机上，刘帅故意逗贺龙说：「贺胡子，到上海开什么会呀？」贺龙说：「除了打仗的事，要我们去干什么？我把军用地图都带上了。」刘帅笑着说：「打仗，我们也没用了。我们都是黄忠的哥哥了！」大家只有互相一笑，就谈别的了。贺龙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连打倒总参谋长的会，毛主席都不给他事先打招呼，说明主席已经对贺老总另眼相看了。上海会议以后，叶帅就替代了贺。 罗瑞卿当时正在云南边境视察。罗外出都是带着电台和专业通讯人员随同的，他只要一停下来，各方面的电台就会立即开通。据说，罗给留守北京的彭真打了电话，彭真说都到上海开会去了，因此，罗干脆直接向上海的邓小平打电话。事情也巧，打电话之前不久，中央常委决定要让「长子」参加会议，因此，邓小平的电话就非常好打了。邓小平接到了长子的电话即向他说：「你去一趟边境不容易，故意让你晚到几天。会议还未开始，你现在可以来了。我要空军派专机去接你。」这几句话说得长子转忧为喜，第二天乘飞机直奔上海来了。邓小平亲自指示吴法宪派专机去「接」罗瑞卿，邓特别指示吴：告诉专机组的同志带上枪。 东道主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接罗。罗在机场看到陈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有劳大驾。」陈表情很平淡，不说话，打不起精神。罗就开玩笑地说：「大战通宵（指打麻将）没有精神了？」陈回答说：「上车慢慢说。总理、小平同志在等你。」罗没有到会场，而是被拉到建国路一个院子给软禁起来，警卫都是由北京带来的8341部队担任，整个会议罗都没有露面。 全议开始前，总理和邓小平召集全体人员开了预备会议，宣布了大会的纪律，强调会议保密，宣布编组名单及有关会议本身的其他问题。我编在西北组，组长刘澜涛。会上每人发了一个电话本和一本材料（后面订着白纸）。材料中有林总给主席的信（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封）；有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五日，信中刘对罗大为不满）；有海军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的材料，总参作战部雷英夫的揭发材料及林办的材料等。我当时心里比较紧张，因为我在军委办公会议，在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六年，几乎天天见面，但我当时还没有态度。我回来后把这本材料和电话本交给了秘书吕玉润，没想到第二天就出了麻烦，刘志坚召集部队的所有秘书开会，问谁看过了材料，结果只有刘志坚的夫人刘兰英和我的秘书吕玉润承认看了文件，会后他们两个人被责令不能出房间，怕消息传到罗耳朵里出意外。直到罗到了上海后，对吕玉润的「禁令」才解除。 会议主要方法是小组会。开会的时间是「九三学社」（上午九点、下午三点开会），开的是「马拉松」会议。在小组会议上，大家可以随便发言，没有长篇大论，大都是「交差式」的发言。这次会议比较特殊的是没有出简报。 我所在的西北小组，比较集中的是对长子的「干将」与「霸道」两个问题谈得比较多。大家异口同声地指出：他有才干，他霸道。吴冷西对他的霸道作风说得很好。他说：「长子的霸道作风有很多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手长、嘴尖』……。」还有就是萧劲光等人批判罗搞小圈子也说得比较好。 刘澜涛对大家的发言稍有异议。他说，大家批判长子的霸道作风和搞小圈子都是完全正确的，看来罗也在准备抢班。如果是前者就不需要任何准备，问题的实质是后者。他指出长子抢班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抢叶帅军事训练的成果，搞大比武，这事实上是捞政治资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政治上、组织上他都在准备。大家认为刘的发言对罗的问题提高认识很有启发帮助。 由于会议没有简报，又只是小组会，对各元帅的意见是听不到、看不见的。以我个人对各元帅的接触来看，他们都是站在毛主席和林总一边的。因为罗瑞卿问题的实质根本不是同林彪个人的关系问题。这里我想谈一下贺龙、叶剑英两帅的态度就可以说明很多的问题。贺龙在会上是最积极的，他见人就骂「长子」。他说：「他妈的，长子是婊子养的。他用公安部的办法，在党内、军内干私货，真卑鄙！」叶帅当着我们这些去看他的干部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他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 回想起来，上海会议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没有过火斗争。在会议期间，对「长子」都是背靠背地批判，他本人根本没有露过面。小组会议只传达过「长子」两点意见：一是承认大比武是不对的：二是不承认反对林副主席。他说：「我对林副主席向来都是拥护的，从来没有过二心。在林总领导下工作，我是最愉快的。」这样的传达也只有一次。 第二，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任何负担。在小组会上，可以说话，也可以不说话。 第三，没有结论。会议结束时，刘少奇、邓小平召集全体人员开了半小时的会议。刘少奇说的主要内容是：「这次会议开得好，大家都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没有搞斗争。回北京后，中央还要继续开会，也依照着上海会议的精神办理。」 上海会议是开了一个没有「火药味」的会议。但会议一结束，罗就被撤消了总长职务，由杨成武任代总长。 回北京后，开罗瑞卿的会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由邓小平、彭真他们牵头，成立中央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的。会议是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领导的，并不是以军委的名义领导的。但实际主持会议的又是实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林并没有主持会议。 我过了关 上海会议之后，我回到北京立即着手准备召开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一九六六年一月底，叶剑英副主席叫我去谈话。我看到叶的表情同以前不大一样，我很纳闷，叶帅问我：「在上海会议期间，你同别人谈到萧华同志什么问题吗？」我回答说：「没有。只是在陶铸同志那里听到过萧华不宜挂帅（任军委秘书长）的话，我也插不上嘴。」叶帅听到我说之后，好像稍微轻松了一些。 我问：「叶帅是怎么回事呀？」他回答说：「有些要紧的事。」此时夜餐送来了，我们坐下吃东西之后，他首先说：「没有挂上帅的人（指萧华没有当上秘书长）恐怕心里总会在想什么吧？」我回答说：「可能总想找张路条（指整别人以表现自己）回来吧。」叶帅带着惊奇的口气反问：「路条？」「嗯，到别人门下去了的人（指萧华同罗瑞卿搞在一起了），现在要回来，不拿『路条』表现一下自己就不好进门。」我这样回答。此时，叶帅面带笑容说：「真高见！你的话我懂得了」。 稍停，叶帅心情比较好地说：「他们已经提出了一个同罗瑞卿一起批判的名单，其中包括你在内。他说罗是单纯军事观点的主帅，你是单纯业务观点的代表人物，两人同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应当同时批判，他们已经指定人负责整理你的材料了。我已向苏州（林总在那里）打了一个电话。林总有三条指示：一、萧华这样做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二、此事暂不要查问萧本人，三、你可向邱略为谈一下，要他放心。军委会正确处理的。」对叶帅的谈话，我向他表示谢意。 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我要做总结报告，这个报告一九六六年一月中旬就定稿了。总结报告的题目是：《面向基层为部队服务——后勤工作突出政治总结》，主要内容是全军后勤战线为部队服务的十条经验。林总看到总结报告非常高兴，认为是突出政治联系实际很好的总结。林总一是把报告批送刘主席，请他考虑可否印发正在进行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参考；二是要叶帅对总结报告放出一点称赞的风。叶帅接到林总电话之后，提出了两点建议：（1）举行军委常委会，萧华要是向军委提出批判邱会作时，我就用提出讨论总后的总结报告来解决问题，这样也就制止了对邱会作批判的企图；（2）萧华要不提批判邱会作，由林总给邱会作打个电话，对他的总结加以赞扬，以资鼓励。林总完全同意叶帅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后勤工作会议同时在京西宾馆闭幕。两个会议结束的前两天，军委举行常委会，审议两个会议的文件。在会议上，所有到会的人都赞扬了总后的工作总结。聂帅平时对后勤工作是过问比较多，他首先以高兴的口气说「总后这个总结是很好的。从这个总结里即可看出后勤战线的实际工作，也可以看出突出政治的成绩，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总结。突出政治就是要像总后总结的那样，要结合实际才能见成效。」刘帅说：「业务工作不突出政治是错误的，也是办不出成绩来的；突出政治不结合实际也是错误的，出不了什么效果。总后的总结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忘了是谁说了一句：「总后有秀才」，亦即总结是秀才写的。刘帅又说：「这可能不是什么秀才可以搞得出来的，一定是他（指我）这个粗才搞出来的。」对总后的总结，萧华一字不提，只是说：「罗瑞卿的单纯军事观点影响整个军队建设，要结合实际深入地批判。」 在后勤工作会议进行期间，林总的秘书郭连凯在苏州给我直接打来了电话。电话内容是林总事先口述好的稿子，郭是照稿子念的，电话的内容是「过去历来军队后勤工作最大的毛病，是见物不见人，轻视思想工作。你们现在改变了这种情况，这是很好的，今后，你们应当继续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抓活思想，加强抓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后来我们称之为林总对后勤工作的「四个加强」的指示。对林总的指示，全军后勤工作会议立即发给了与会人员，同时还用电文发到了全军师级以上后勤部门。林总的指示对全军影响很大，对后勤工作的鼓励和积极作用是空前未有的。 叶帅看到了林总给总后的电话记录之后，又立即叫我去谈了一下。叶问：「你看林总的电话目的是什么？」我回答说：「我看一箭双雕，既接待了拿『路条』回来的人，也保护我不被打倒，这是林总的高明办法。」叶帅：「你这个人对问题的看法很深刻。总政出面点名对你的批判是不可能了，军委也不会同意。」 我说：「我遵照叶帅的指示办。」我对总政可能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我的批评是做好了准备的。我写好了一篇题为《政治和业务紧密结合，坚决反对空头政治》的发言稿交给叶帅。叶帅看了我的稿子之后说：「稿子的思想性很好，但问题也比较大，现在放下，以后再说。」在林总、叶帅和军委的保护下，我没有同罗瑞卿一起受批判，一起打倒。 中央工作小组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继上海会议之后，在北京召开了会议，称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开罗瑞卿的会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由邓小平、彭真他们牵头，成立中央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的，外面误称军委扩大会议，可能这个会议实际上主要是军队的同志参加的原因吧。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时间进行了一月有余，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大约有两周时间，主要是军队参加上海会议的领导同志，大概有四十多人，罗本人也参加了会议；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人，除军队参加上海会议的全部人员之外，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总共有近百人参加会议。 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书记处的领导，组织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开始的时候，总书记邓小平把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我记得总书记邓小平说了两句话，他说：「对会议怎样开，上海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已有交代，我就不说了。另外，我提议成立一个会议领导小组，具体领导会议的进行。」接着邓指定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苏振华组成领导小组并由叶剑英同志主持会议。 邓、彭也多次找罗谈话，邓小平叫他从「关系、工作、个人作风、思想意识、组织纪律」五个方面作检讨。 毛对罗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并不知底。林只知道罗给他丢了人，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不感冒，因此，林也有尴尬之处。上海会议，林彪没出面，回到北京开会，林既无参加，也无指示，更无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的任何指示，林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 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我从一九五九年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天天和罗在一起办公，罗对我有拉也有打，但对我的工作支持还是多的，我当然怕把我划在罗的一边，我也积极发了言。当时，积极发言批评罗是很风光的事，但是还轮不上我风光，比如三总部的发言，总参、总政都是由杨成武、萧华发言单列的，只有总后没有单独向中央的书面报告。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言，地方干部也发了言，我还没有听说参加了会议而没有发言的人。罗的秘书也在会上做了揭发。 因为林总有话在先，叶剑英说服了大家，整个会议没有直接涉及贺龙的问题。 这次大会同上海会议不同的是：有系统文件、有记录、有简报，每个人的发言都可以看到。两个阵营的人的发言，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特点。林彪阵营的人的发言是有事实、有批判，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叶帅、萧华、杨成武这些大将亲自上阵。「胡子」阵营的人的发言则恰相反，除了许光达的发言有份量，刺痛了罗，没有什么其他干将打先锋，不少人的发言除了讲了一点「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之外，没有涉及任何实质问题。但他们对罗的倒台又是幸灾乐祸的，只要不扯到贺就行。打倒罗瑞卿，二、四方面军的干部高兴。 我的发言，着重从形式主义和浪费相关的问题上，揭露了在大比武中经费、物资、弹药浪费的大量事实，并批判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发言时，罗本人在场恰好听到了。罗两次想插话，被叶帅制止了。三月十二号罗瑞卿检讨时说：「邱会作同志特别讲了经费，物资，弹药的惊人浪费，在军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大会对罗瑞卿的批判，叶帅有意把它形成两半段，前半段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半段则揭发批判小圈子。实质在后一个问题。 从上海会议起，林彪就注意做争取工作。总政梁必业副主任是争取的重点，因为他是罗瑞卿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但梁必业也是林喜欢的人物。林副主席分配李作鹏和我做他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做得很成功，经过几次谈话之后，把问题基本上摸清楚了。梁必业同我们谈话的情况大致如下： 梁说：一九六三年罗瑞卿同他谈林副主席的病情谈得最多，首先是以「关心」的口吻谈，后来就谈「后事」了。罗瑞卿说：「林总的身体是很少希望了。自然规律，无法抗拒。我们这些人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说：一九六四年开始，罗瑞卿定的方针是：「冷林、热贺」四个字。在日常工作中要很自然地扩大林彪的「病情」，宣扬胡子的「亲政」，要使大家信服林彪的身体只是「熬时间」了。 他说：罗瑞卿再三强调，突出政治就是突出人的作用，没有自己的人哪还有什么政治？在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各兵种都要搞「两套人马」（即拥林、拥贺两种人）只有这样才能「平衡」。罗端卿再三交代，对同我们合作的人要特别的关心，现在有很大的作用，将来的作用就大了。 梁必业自己在大会上也发了言，他的发言说得很详细，态度也很中肯。他自己再三说：「我的检讨还不深刻……」叶副主席也再三说：「你是发言，不是检讨，讲的很好。」检讨和发言只有两字之差，但可以看出军委的鲜明政策。林总对他的发言是满意的，已经下命令调他到南京军事学院任副政委（未到职），文革时，总政的领导人硬是不容他在北京呆下去，把他下放到安徽去了。一九七〇年准备召开的四届人大，军队要解放的一批高级干部中就有梁必业等人，黄永胜、李作鹏和我与梁的关系都很好，想把他先安排在安徽省军区任第二政委，因李德生没有同意而作罢，只安排了张宗逊为济南军区副司令。 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继承了上海会议的精神，刚开始罗瑞卿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负担似的，他只出席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听别人发言，一次是自己做检讨。他参加小组会是自由的，可以去，也可以不去。 关于「四条」的问题 「四条」的核心问题是「伸手」，即有「野心」的问题。罗自己在检讨中，已经触及到「伸手」的问题，罗瑞卿说「我对陶铸、萧华、杨成武、梁必业说的那些话，我都是说了的。类似的话，还同刘亚楼同志说过，这些都是绝大的错误。」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叶帅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萧华的揭发以及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都提到「伸手」问题，都确认有「四条」。翟云英也说有。如果说没有，首先是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他们几个人给全党开了大玩笑，有些人后来改了口，那也只是改了口嘛！ 其实，既然毛主席要拿掉罗，主要不是因为罗的质量问题，而是要拿掉罗的军权，防范刘、邓。那么，在毛主席倒罗的决心中，「四条」就并不是很重要了，没有「四条」，毛主席也要拿掉罗的。 林彪和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的关系是很好的，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一军团还有一批尖子，陈赓、罗瑞卿、刘亚楼、萧华、黄永胜、杨成武、杨得志、邓华、李天佑、赖传珠、吴法宪、梁必业、梁兴初、曾国华等等。刘亚楼和林总共事时间长，他们是「同志加兄弟」。罗靠上了贺龙，自己有了非分之想，他叫刘亚楼去和林总讲「四条」意见，这「四条」是叶群在上海开会时，在小组会上揭发的。开完上海会议回到北京后，在批罗的会议上萧华、杨成武有系统的发言，又讲到这「四条」意见。这就是让叶群告诉林总：（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林总将来也要退出历史舞台；（二）要认真爱护林总的身体，拜托叶群多费心；（三）林总把部队的方针都定好了，今后林总就不要多管军队的具体事了，由他们去管，主要是把林总的指示落实好；（四）林总要放心让罗去管，放手让罗去管。 刘亚楼去世以后，在整理遗物时，有一封刘六五年四月十五日写给罗瑞卿的信，信当时没有发出去，刘在信中对罗大为不满。这种不满总不会是凭空而来的吧，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这封信是上海会议的文件之一，此信对与会人员的震动是高于叶群发言的。因为毕竟是罗让刘上了「竿子」去和林讲，林又把刘训了一顿，碰了一鼻子灰嘛。一九六五年初，罗瑞卿到上海，去医院看刘，刘和罗大吵一架。刘的秘书何汝珍和照顾刘亚楼生活的空四军的管理员过全都听见他们在吵。这之后刘的身体状况下降很快，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他们还能吵什么呢？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 林总更伤罗与贺搞到一起去了的心，军队让谁掌管，毛主席心中有数，并非林彪能左右，罗瑞卿这样的意见，肯定被林顶了回去。罗昏了头，刘也昏了头，他们昏了头与当时贺的「兴旺」是有密切关系的。林彪生病期间，主席叫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虽然主席对贺龙也有亲近的话，但毛绝不会把军队交给贺。主席的底牌还是林，我们那时离上面还远，我们还能看清主席的底牌，罗是应该能看清的，但罗看走了眼，这就是利令智昏的道理吧。很快刘亚楼醒悟了，他痛哭流涕地揭发了罗。 现在，有的材料上说，在开上海会议的时候，邓小平说上面所讲的事情「死无对证」，我没有听到邓说过这样话，我更不相信邓当时有胆量说这样的话。邓小平、彭真都是批罗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若表示了相反的态度，不是把自己放到毛主席的对立面上去了吗？如果邓小平说了「死无对证」的话，杨成武、萧华又怎么可能在批罗的大会上，把这「四条」和罗的其他问题，又认认真真揭发呢？杨成武、萧华又不是傻瓜，我想他们只会说有根有据的话，不会说「死无对证」的话。中央工作小组给中央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也郑重地提到「四条」，这个报告都是要经邓的手把关的，如果邓说了这个话，他怎么还同意写上四条？！这只能说明罗的确钻到刘、邓司令部里面去了，邓小平说「死无对证」是教唆罗耍赖。想想看，罗都投降了刘、邓，毛主席怎么能放过他呢！？ 罗瑞卿的错误和林总的态度 说到罗瑞卿的错误，中央工作小组上报中央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叶剑英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以及萧华、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刘少奇对罗的严厉批评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罗瑞卿的错误总的来说有这么几方面： 一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包括大比武等等在内。但我认为能为党工作，并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去工作，比小病大养、养尊处优强得多。我们党内有个不好的毛病，叫做「墙倒众人推」。人一遭了殃，从头算账，缺点变成错误，小错变成大错，无限上纲。 二是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罗瑞卿的民主作风的确很差，相当盛气凌人，相当霸道。这样，他往往是费力不讨好，工作做了不少，还把不少人得罪了，甚至把老帅也得罪了，人家不可能不告你的状。罗瑞卿这个人「权贵」思想很重，他能看得上的人很少，严重脱离群众。对下级、对工作人员总是不可一世的样子。六四年在福州开会，午休时有几个秘书在打扑克，影响了他休息，他冲出房间对着几个秘书歇斯底里地骂，骂了个狗血喷头，很失领导水平。罗这个样子，这里面有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优越感，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林彪把他惯坏了，罗是毛、林都很器重的人物，个人关系也不错。 三是从有私心到伸手，最后变成了「野心」。六二年，林总生病，毛主席决定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六二年到六五年期间，罗在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期间，擅做主张的事情也不断增多，我是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几乎天天在一起开会，情况基本知道，罗是要负责任的。比如：搞大比武；对聂、叶、徐等各元帅都不够尊重，对他们分管的工作都不够支持；军委的总结报告，没有授权让他来搞，他自作主张地搞了。给几个老帅看一看，征求一下意见，他认为充其量是走过场，心里满不在乎。 尤其不应该的是，他认为林总的身体肯定不成了，竟开始嫌弃林总，说出「病号就是养病，要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的昏话来。林总生病时，毛主席都为林总写下曹操的《龟虽寿》来鼓励他，相比之下，罗的昏话实在不该说。由于刘少奇说过罗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罗认为新一届人大他应当国防部长。六五年林总身体有明显好转，在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会议上，林总又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罗有点意想不到，自己国防部长也没当上，还把林得罪了，心里有点慌，他让刘亚楼把他对林表忠心的话赶快告诉林总，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总。」这个话我们当时就听到过嘛，为什么说出这种话，说明以前开始走了，要改换门庭嘛！ 林总这个人是最不爱啰嗦的，但他对罗可以说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林从内心里还是想教育罗，对罗仍然抱着希望，罗毕竟是林提议当总长的。 当然，有时候林总严肃批评罗，甚至骂罗，但这和想要打倒罗是两回事，这就是林对罗的基本态度。林是很慎重，很沉得住气的人。「四条」的事发生后，林就认识到罗的「野心」，但林并没有向毛主席报告，叶帅、聂帅、杨成武等，早就在林总面前反映罗的问题，并希望林向毛主席报告，林并没有向毛主席报告，仍寄希望对罗的教育。如果不是毛主席叫叶帅给林通气打招呼并给不少老同志打招呼，如果不是毛主席决定召开上海会议解决罗的问题，林是不会同意叶群把「四条」讲出去的。林是个「不谙世事」的人，林总告诉罗要通气，因为元帅和其他人到林处反映罗的问题，林往往因不了解情况而无言以答，因为林不了解情况，很难为罗说话。对于林总的教育和苦心，罗的神经已经麻木了，他反而越走越远。林总不得不对罗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你一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还是你的上级吧，你的情况我一点不了解怎么办？军队的工作我是要对中央负责的。」 对林、罗这段关系的发展变化，我认为一开始罗未必存心是对林有什么封锁，罗认为自己和林总的关系好，林又不是管小事的人，事无巨细的汇报林反而嫌啰嗦。另外，林当时的确身体不好，罗也不愿意轻易打扰林。后来罗变了，以为林的身体不会再好起来，没希望了，罗瑞卿倒向了贺龙。贺龙当时「壮」得很，其实罗看走了眼。主席发现了罗倒向贺，贺又和刘、邓关系密切的严重情况，毛批评了林，嫌林是个「甩袖掌柜」。这时林再找罗谈话也认真了，罗也就开始有意封锁林，有意不主动向林汇报工作了。当时，罗也有挡箭牌：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决定的。对罗的做法我真有点想不通，这才叫利令智昏。 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有自己的工作作风，应该是无可厚非的。贺老总对工作也是抓得很紧的。可罗瑞卿倒向了贺龙，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军队是毛主席的命根子，军队应该掌握在毛最信任的人手里。最信任的人是谁呢？就是林彪嘛！林病了以后，就是罗瑞卿了。可罗瑞卿看军队这个「家」没看住，没看住的标准就是罗瑞卿与贺龙搞在一起，和刘、邓搞在一起。这样，在毛主席那里问题就严重了。罗是不折不扣的「擅离职守」。 在毛主席面前，反映情况的自有人在。我想这些人向毛主席汇报，是讲罗反毛吧！不会只讲罗反林吧？主席自己对罗有警惕了。毛主席信任林彪远胜于信任贺龙，罗瑞卿完全应该明白这些，但是他没有真正明白，他还来了个「冷林热贺」。罗瑞卿厄运的到来主要在此，也就是说在他自己。这种格局的形成，主要责任不在贺龙而在罗。林总身体确实不好，是罗「改换门庭」的主要因素。罗有了私心，这是关键。 罗瑞卿检讨与「自杀」 在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之后，他在三月十二日做了一次检讨。罗发言的那天下午，北京的一些「名义会员」（即有名单，平时不到会的人）也大都到会了。会场的布置有半圈沙发是主持人和元帅们坐的，对面的前几排也放着沙发，后面有几排桌椅。罗是穿着便服，后面还是跟着副官来的。他来到会场之后，叶帅招手要他到沙发上去坐，他只是笑了一下，并未去坐他过去应当坐的位置。 罗瑞卿检讨时，由叶帅主持会议。他宣布：现在请罗瑞卿同志发言。罗点了一下头就开始发言了。他的发言还是上海会议的基调，即承认大比武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冲击了政治，而且他强调大比武是他个人决定的。他说：「这次大比武是我个人擅自决定的。现在看来，重开一次那样兴师动众的南京现场会议，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把军委主管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我为什么要这样干呢？除了自己喜欢独断专行，不讲民主的恶劣作风外，还有个人主义的好大喜功，想在军事训练上搞出一点突出的成绩来，以便向主席，向党，向军委，向林彪同志邀请功报捷，动机是很不纯的。……大比武带来的严重恶果，刘志坚同志归纳了八条，张宗逊同志归纳了四条，全军比武资料上归纳了十条，邱会作同志特别讲了经费，物资，弹药的惊人浪费，在军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同时，罗还对一些具体事例做了检讨，如搞形式主义等等。另外，他还以真诚的口气说了，没有反对林副主席。他说，过去没有反对林副主席，今后也永远不会反的，罗还特别说了他对叶帅不尊重，对军委其他领导不尊重的话，并表示检讨，最后还说了几句对林副主席的身体关心不够的话。 叶帅、萧华、杨成武是有防范准备的，萧华、杨成武事先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一起议了议，叶帅也在座。萧华说：「如果罗态度不好，总政的同志上，他的问题多啦。」杨成武则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这个会开不好，别人会看笑话。」罗在检讨中虽然嫌有些帽子戴得太大，如「野心家」，「阴谋家」，「篡党、篡军」，但他给自己上的纲也不低，他说过：「我的错误是十万分严重的！有的同志说是犯罪，也不过份，党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最后，罗瑞卿还表示「请求党重新宣布撤销我有关军事工作的一切职务，撤销我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把我放到领导强的基层单位去改造我，考验我！……」 在揭发罗的时候，他有时并不在乎，如王树声发言的时候；他有时很生气地瞪着人家，如许光达发言时，揭了他不少过去的短处，罗气得想对质似的，叶帅没有同意。还有人揭发罗的霸道时，说了一件事：在抗大时罗瑞卿为教育长，说他作风霸道得很，为此主席到抗大去开座谈会，在学校工作的谭希林、张爱萍、王智涛、韩振纪等同志对他意见很大，说罗高高在上，他的马吃的马料比教员伙食还高，并说罗常往女生队跑，马掌都换了几副。会后有人提醒发言人说：「你老兄嘴上没站岗的，那时林总是校长，提议罗为教育长，你是不是说林总护短呀，你是不是借古讽今呀？！」其实林彪是两次为罗瑞卿护短了，一次是抗大当教育长，一次是当总参谋长，两次都是林提名，两次都被拉下马，到头来还说林整罗，这实为不公。 罗瑞卿讲话后，即退席了。大会继续开，并自由发言。有的人提出，要罗瑞卿到会，面对面的接受批判，有的人对罗的发言则加以赞扬。接着叶帅讲了话。他说：「罗的发言比在上海有进步，承认了错误，也有些自我批评。对罗的发言，要表示欢迎的态度。……对罗还是不搞面对面的批判，不到会也不妨碍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罗检讨发言后，即把大会揭发他搞小圈子的材料和梁必业副主任的记录稿，他的老婆给林总的信等都给他了。叶帅是很精细的人，给他的都是原始稿，罗看到材料的当天晚上，通宵未眠，坐卧不安，第二天早晨就自杀了。 罗瑞卿住南池子，在北京是属于一等的院落。他本人的宿舍是三层楼房。他「自杀」的方法是，在三楼两脚朝下溜下去，有如小孩在公园玩滑梯一样的。这样是不可能死的，除了一只脚伤了之外，其余地方并未受伤。罗为什么这样做，真不得其解。 罗在自杀前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给他老婆的，一封表示对批判他不满，甚至说他走到自杀这一步是被逼出来的。罗瑞卿为什么会「自杀」？从后来揭发的材料来看，主要是怕把小圈子的问题端出来。他自己在梁必业副主任的发言的记录稿上，写了两句话：「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集团」，可见他感到痛的是后一个问题。 罗瑞卿自杀未成后，对大会的影响很大，无论过去拥护罗的人或是对罗有意见的人都对罗产生了愤恨。因为罗在检讨中说过「同志们这次所揭发的大量材料，我如果还不觉悟，不在真理面前低头认罪，就太不像样子了」，他在检讨最后大声说：「请同志们继续批判我！揭发我！」按照罗在会上的态度是不应该自杀的。 中央工作小组对罗瑞卿的自杀向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做了报告。中央后来下发文件，明确指出了：「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罗是以「自杀」来抵抗对他的批判，对罗瑞卿的「自杀」，叶帅传达毛主席的话是这样说的：「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阎王老子办事是有原则的，没有叫他去自己去是不会接受的。」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会上也在批判罗瑞卿，据说大家的发言惊心动魄。罗瑞卿自杀的报告到杭州，连刘少奇、邓小平都对罗的自杀十分不满，刘少奇说：（大意）「罗长子平时盛气凌人，锋芒毕露，他对老帅都打击。自己不认真检讨，过不了关就自杀，没出息。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他是坚决向党对抗。」「跳冰棍」的挖苦话就是邓小平说的，说得很形象，大家很快就传开了。罗的自杀不仅给自己抹了黑，而且给毛主席这边，刘邓那边都抹了黑。 罗瑞卿、杨成武等人，在文革中都属于胜骄败馁的人，得志时不可一世，颐指气使；失势时经不起考验，结果问题越搞越复杂，对党对个人都造成很大损失。 罗瑞卿炫耀自己 罗工作是能干的，整人也是能干的。毛主席去世之后，他得到了重新上台的条件，利用自己的保护人重新得到了权力，当了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把自己吹到天上去了。罗吹嘘自己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历来就是反对林彪的。罗当一军团保卫局长（负有直接保卫林彪安全的责任），他就是反对林彪的。他还特别指出了林彪是不会打仗的，另外，就是用全力宣扬他当总参谋长时，搞大比武的「盛况」和空前的成绩，过去发表过的大比武的文章，又重新发表。例如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参观过十三陵大比武的文章。另外，他把他垮台的原因全部推给林彪，好像他倒台的原因是因为他和林彪的个人关系不好造成的，他以偏盖全，其实等于他否认自己有错误。 罗瑞卿炫耀自己的另一个手段是镇压。后来，他对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一个不拉地都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对他自己权力范围内能够镇压的人则进行惨无人道的镇压。例如，他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他的伤脚，为他出过力的院领导干部、专家、医生、护士都进行了镇压，连给他送饭的护理员也未曾幸免。院长靳来川、副院长曹根慧逮捕法办，靳来川被关进秦城监狱十年，曹根慧被关在总政白庙监狱，判了重刑，在狱中做了胃切除手术，都不让保外就医，仍然关在监狱，吃着猪狗食，到了令人发指、毛骨耸然的程度。对黄、吴、李、邱的四位夫人，中央决定要从监狱放出来，参加劳动学习，罗瑞卿下令全部押送农场劳动改造。在文革的党内斗争中，罗瑞卿和自己的家庭、妻子、儿女都饱受了苦难，他应当有所感悟，应当更有高风亮节，但他重新上台以后，没有做到。黄克诚同志受的苦更多更长，他有博大的胸怀，能正确评价毛主席，还正确评价了林彪，对黄、吴、李、邱的四位夫人也落实了政策，如果没有军内「造反派」的破坏捣乱，会落实的更好。罗瑞卿实行这样残酷的镇压，一则是他的报复，二则是借此来提高自己的威风，实际上降低了自己。 叶帅的总结 上海会议之后，叶剑英元帅代替罗瑞卿主持办理军委的日常工作，叶帅领导和主持的对罗瑞卿批判的会议是成功的。会议遵照上海会议的精神，完全是党内生活，根本没有过火的斗争，这是大家的共同看法。 叶帅说：「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有九十五人，除了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 在批罗时，系统发言的有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谢富治。会议结束时，叶帅代表军委做了长篇的总结讲话。叶帅的总结分为三个部分，大意是：一、罗的错误：1、反对毛主席，是反党的；2、反对林彪同志，是要篡夺军权的。二、罗历史上的错误，抗战时与彭德怀勾得很紧，当公安部长时一上台就大抓个人兵权，大搞「十无运动」，到处大抓大捕。三、到会的高级干部，应从罗的一生取得深刻的教训。在总结中，叶帅对罗瑞卿的批判很精彩，对大家的教育很深刻。叶帅说：要有私心，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没有公心，发展为野心，罗瑞卿这样的人也不例外。罗是利令智昏，错误的估计形势而垮台的。 叶帅在谈到罗反对林总时说：「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此外还亲自出马，当作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说：『病号嘛，要像个病号样子嘛！要让贤嘛！』『不要挡路！』最后还想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气死、逼死、折磨死。其实林彪同志的身体，据医生多次检查的结果，内脏各部都是很好的，只是负伤以后神经功能有点毛病，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是全党全军一个喜报。而罗瑞卿同志却说想不到这个人还能东山再起！使罗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这个人还能算是我们的同志吗？！」 叶帅还说：「他拼命反对林彪同志，绝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法，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友，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好，跟得最紧。他对党忠诚，对同志和善，几十年刻苦自厉，好学不倦，带病不休，一生以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为准则。他是我们全党最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林彪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主持军委的工作，在罗瑞卿同志看来，不反掉林彪同志，就不可能实现他篡军的野心，我看这就是罗瑞卿同志拼死反对林彪同志的根本原因。」 在谈到罗三月十八日自杀时，叶帅说，「『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 叶帅还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古人说的话。看来这句话对罗说来，不恰当。罗跳楼前，写了两封没有签名没有月日的遗书，都印发给同志们看了。他说『自杀是可耻的』。但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他竟恶毒地说是会议把他逼死的，说他的可耻行动是被迫的。这简直是对会议的诬蔑，是垂死的反扑。证明罗对自己的错误是想抵赖，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东西，想把错误带进棺材去。」其实，毛主席对罗的问题早有察觉。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的问题时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过去打仗本质上都是政治仗；你们说罗封锁林彪同志，他罗长子长期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老帅，这和彭德怀的错误是一样的；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又专横跋扈，别人还不反他？！ 叶、萧、杨、谢的发言，在中央下发《中央工作小组报告》时作为附件也同时下发了。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见他们的发言份量之重，对毛主席向刘、邓司令部开火是多么重要。当时，自己的发言能上简报，甚至上文件，是很风光的事情，这样风光的事当时还轮不到我们。后来「两案」公审的时候，整罗的大干将们对此只字不提，我们这些跑龙套的人却成了犯有大罪，天下岂有此理？！ 当时，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谁接替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上海会议结束时中央原则上已定：萧华任秘书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反罗是积极的、坚定的，过去萧华已被罗拉去半个身子有余，因此，杨成武对萧当军委秘书长很有气。对秘书长人选，杨成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问题提得很尖锐，他说：「这样的人事安排（指萧当军委秘书长），我们军队今后能够清除罗瑞卿的影响吗？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说穿了，杨认为萧是和罗沾了边的人。林总完全理解提意见人的意思，一九六六年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同时决定由叶兼任军委秘书长。 叶帅出任军委秘书长，除了毛主席信任、他自己众望所归和德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林总的建议。以我所知林总与叶帅向来关系都很密切，互相很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林总对叶帅是大力保护的，支持的，叶帅对林总是钦佩和拥护的。 杨成武是反罗的干将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杨成武的确是我军优秀的领导骨干之一，军政水平都很好。他对我也很好，不像有些人爱摆架子，我对他也是敬重的。林总都说，在罗长子的问题上，杨成武是最干净的。杨是批罗的第一干将和先锋，直到他一九六八年被打倒之前都在批罗。一九六六年在批罗的会上，杨有《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发言，他是中央工作小组的成员，与叶帅他们一起向中央写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七年三月，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杨成武发表了长篇讲话，系统地批判了罗瑞卿；十一月，他又发表著名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该文的副标题就是「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该文声称：「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罗瑞卿，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恶，就是长期以来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恶毒诽谤毛主席，攻击和歪曲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反对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妄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代理人罗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 杨成武是罗瑞卿项目组的负责人，他对项目抓的很紧，工作既神秘又对自己管项目有优越感。有一次办事组开完会，他对我说：「老邱呀，我带你去看看热闹。」原来，杨是带我去看军队项目关押人员。杨对项目关押对象的地方很熟悉，他指给我说这是谁，那是谁，然后掀开小窗口让我看，我们第一个看的就是罗瑞卿。 杨成武和罗瑞卿的斗争一直是很坚决的，大的方面他自己的几次发言说了很多，小的方面他也不放过。文革前，在一次在军委办公会议上，研究一些干部的调级问题，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在会上一个一个提名字，一个一个研究通过。研究完了以后，罗瑞卿就准备宣布散会了。这时杨成武突然说：「你们拉下了大事！太不公道了，太不公道了。像薛明、叶群（他故意把薛明说在前）也是『三八』式嘛，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无名英雄，级别和军衔都很低嘛，调了这么多人，我认为她们也应该调。」罗听后忙说：「哎哟哟，疏忽了，疏忽了」，接着又研究通过了薛明、叶群调整级别和军衔的事。 「九一三」以后，毛主席解放了杨成武，这也是对的，但毛主席把「杨、余、傅」事件推给林彪是不对的。杨倒台后不久，毛主席就说过：「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九一三」之后，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毛主席也说过一些不实的话，这是我在心灵上第一次感到震撼。 毛主席在工作上甚至方针上有错误，我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主席煞有介事地说不实的话，我是意想不到的。比如毛主席说在罗瑞卿的问题上「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我太不理解了。其实，对罗的问题的决定权在毛主席而不在林彪。林也不得不跟着毛主席走，而绝不是毛听了林的。 毛主席逝世以后，杨成武就开始说假话了，而且越说越厉害。他甚至说他在总参传达罗瑞卿问题的会上，竟在主席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这真是天大的谎话。 现在一些报刊上，甚至公审的时候，说我们迫害了罗瑞卿，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要说打倒罗瑞卿是对的，这个功劳还轮不上我们抢；如果说打倒罗瑞卿是错的，这个主要责任也不该我们担。如果在上海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和北京的中央工作小组的会议上发言的都是错误的，那人人有份。 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党中央、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党中央、毛主席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会后，党中央指定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对他进行了多次耐心的教育和帮助，罗瑞卿同志不但没有老老实实检讨错误，反而表示受了委曲，多方为自己辩解。在传达了党中央上海会议情况以后，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又揭发了罗瑞卿同志大量的严重的错误事实。为了彻底弄清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同志问题的小组会议。会议本着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次小组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同志本人，共四十二人。三月二十二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由于三月十八日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第二阶段的会议，只好又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同志的主要错误事实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罗瑞卿同志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同志却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同志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人敢再提个人天才了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同志却反对向外国人宣传和介绍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载《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同志却嫌搞多了。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军委的文件，编成教材，作为干部、战士的必修课，罗瑞卿同志却借口发到连队的东西太多了，不准印发。林彪同志指示，要在民兵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罗瑞卿同志却胡说，「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罗瑞卿同志还指责歌舞剧《水兵的光荣》中，唱「敬爱的毛主席」太多了，说要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不要单独地唱。 罗瑞卿同志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主席一再教导，人民内部也有阶级矛盾，罗瑞卿同志却胡说，「农民有一部分自发势力，想搞单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同志指示，军队内部也有阶级斗争，罗瑞卿同志却胡说，「我们军队本身不存在阶级矛盾，但是存在立场要坚定，阶级觉悟要提高，要抵抗资产阶级、封建思想的侵蚀，以及对政治问题要有辩证的分析方法等问题。」 罗瑞卿同志当公安部长的时候，就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刚刚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罗瑞卿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却大搞什么「十无运动」，限期做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火灾、无车祸，等等。并且把苏修的东西搬来作论据，鼓吹什么苏联内部已经没有阶级了，那里的犯罪问题，主要是外部原因了。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这种搞法虽然受到党中央多次批评，但是他仍然坚持错误。他不仅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接着又放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他就公然说过，「现在基层政权在开始消亡，专政的工具也是如此。」「现在反革命更少了，我们的基层政权主要的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搞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就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在开始消亡。」党中央、毛主席反复强调公安工作一定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罗瑞卿同志却强调垂直领导，搞神秘主义、孤立主义，搞苏联「格伯乌」那一套。 罗瑞卿同志在新疆地区反对苏修颠覆活动的斗争问题上，违背和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和指示。他诬蔑我们在中苏边境上「制造人为的紧张」，对中苏边境的纠纷为苏修开脱罪责，说什么「不能说多数是他们挑起的，要作具体分析」。一九六二年五月，新疆伊犁自治州的暴乱事件，明明是苏修策划和组织的，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但他却极力为苏修开脱，只轻描淡写地说，「我看与他们的领事馆有点关系」，接着他又别有用心地说，「不晓得这笔历史怎么写法」。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擅自宣布边境地区的五类分子不要内迁，责备新疆军区在中苏边境「制造无人区」。他还胡说，「现代修正主义攻击我们在进行民族迫害，搞得不好就是迫害嘛」！ 罗瑞卿同志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罗瑞卿同志却阻挠和反对建设地方武装，忽视民兵工作。 罗瑞卿同志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的指示。毛主席早在一九六〇年就明确指示，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罗瑞卿同志对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指示，既不传达，也不布置执行，竟然拖了近五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连续两次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拨出××个师给沿海各省，并且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罗瑞卿同志这时才被迫布置。但是，他在布置时却提出，「究竟抽调完整的建制师，还是抽调一部分建制部队补充一部分新兵，或者是补充新兵和原来的地方武装合并组建，还可以研究」。结果，毛主席的指示，还是被他打了折扣。 毛主席指示，搞四清要把民兵工作搞好。林彪、贺龙、徐向前同志也都指出，在四清运动中要自始至终地抓民兵工作，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要做民兵工作。罗瑞卿同志却一再反对，说四清运动中的民兵工作「只在建设阶段抓一下就行了」，并且规定，「军队干部下去参加社教工作不要外赋予搞民兵的任务」。 罗瑞卿同志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也和毛主席唱反调。近几年来，毛主席多次指示，民兵工作的三落实，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罗瑞卿同志却狂妄地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他反复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落实，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实」，「如果政治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一点，越落实，被坏人夺去了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那个越落实就越会干坏事。」「要把关系搞清楚」。罗瑞卿同志在这里好像是很强调政治，实际上是用诡辩论否定毛主席首先要把民兵组织起来的重要指示。同时，罗瑞卿同志搞民兵大比武，也就把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统统给冲垮了。 罗瑞卿同志还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毛主席历来教导，文艺第一是政治标准，第二是艺术标准，首先要解决文艺的政治方向问题。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批评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上」。刘少奇同志也说，文艺战线的问题「是文艺方向、性质问题。是搞封建的资产阶级的1修正主义文艺？还是搞社会主义的文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罗瑞卿同志却在部队文艺队伍中多次强调，部队的文艺方向问题解决了，要突出艺术。他胡说什么，「光搞政治性、战斗性很强的东西，就会显得太单调、太枯燥」，「我们军队有些文艺作品，比较生硬，艺术加工很不讲究，使人看了很枯燥。我不主张这样。不然还有什么艺术？光读毛选就行了」。 罗瑞卿同志公然修正毛主席关于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状态的理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说什么「我们部队不要提先进、后进，不要提后进战士」，「后进战士这种概念可以取消」，「我们军队中，只要有党员、团员、五好战士、英雄模范、革命军人这些名称就行了」。 罗瑞卿同志还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他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散布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还向别人说，毛主席不信任他，会整他，他想到上海当市长，早点离开毛主席。以后因为上天安门毛主席没有要他陪同，到成都开会毛主席没有让他一道坐飞机去，他又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这证明他对毛主席怀恨在心是由来已久的。 罗瑞卿同志这样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实际上就是反对、敌视和攻击无产阶级的政治，力图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罗瑞卿同志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是他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大暴露，是他力图把我们的军队，拉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轨道的阴谋的大暴露，是他力图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阴谋的大暴露。 一九六四年一月，罗瑞卿同志没有经过军委办公会议和军委训练研究委员会，也没有请示林彪、贺龙、聂荣臻同志和军委常委，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一月至十月，他还先后十三次到各地督战。各省、市民兵比武也是他个人擅自决定的。 大比武是比军事，比技术，是提倡军事第一，技术第一。一搞大比武，就否定了四个第一，否定了军委决定的一九六四年全军工作的方针。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削弱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大比武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为了在比武中争第一，拼凑尖子、弄虚作假的现象非常普遍，单纯军事观点、锦标主义的倾向大为发展，严重地败坏了部队的作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严重地影响了内部的团结。由于大比武，部队中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歪风邪气上升，四好连队大幅度下降。为了比武，不少单位选拨干部和发展党、团员重技术、轻政治，有些单位排挤工农干部，把政治思想质量好但技术稍差的干部撤换了不少，完全达背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指示。大比武也冲击了正常的军事训练，练为看，不是练为战，搞了一套形式主义、花架子，根本不符合实战要求。比武中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训练事故也大量增加。民兵大比武，冲击了民兵工作三落实，影响了生产，脱离了群众，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发生了许多事故。 一九六四年底，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一贯的建军思想、我军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当时部队反映的大量材料，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大比武的错误。对于这个指示，罗瑞卿同志不仅不执行，反而千方百计地反对、篡改和歪曲。十天之内，他对林彪同志指示的内容反复篡改了八次之多，竭力阉割其革命精神，塞进了许多私货。一九六五年初，他在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和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以及后来多次到部队、院校的讲话中，他都意图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并且恶毒地进行煽动。例如，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罗瑞卿同志在高等军事学院军以上干部读书班结束时的讲话中，公然煽动大家说，对于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你们赞成不赞成？可以讨论一下。你们今天就要走了吧！不赞成的回去以后写信来。」他到处别有用心地讲，对于林彪同志的指示要有「正确的」、「全面的」、「辩证的」理解。他还说一九六四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大比武的成续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不要泼冷水。他到处散布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谬论，极端反对毛主席关于政治领导军事的基本论点，而强调单纯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应该并重，反对所谓「空头政治家」。说什么「政治搞不好别的就搞不好。但是，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一定要正确理解林总的指示，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来向后跑。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我们训练就是为了打仗，打得不准，一打人家扑过来，你说向不向后跑？」「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等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之后，马上又遭到罗瑞卿同志的反对和歪曲。罗瑞卿同志反对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还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这一条，说成是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活思想等主要的几条放到次要的位置。军委已经决定把五项原则作为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的方针，他却别有用心地强调主要是解决方法问题，说什么「不解决方法问题再好的方针也要落空」，影射林彪同志的五项原则是「瞎说一通」。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前面说过的罗瑞卿同志个人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公安部搞「十无运动」等等，不但在政治上是严重的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都是严重的错误。 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曾多次明确指示，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因此，对蒋匪采取的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考虑，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掌握决定，未经党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张，轻举妄动。罗瑞卿同志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竟然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私自指示福州军区，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为了不失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 一九六一年一月，昆明军区部队进剿蒋残匪的作战没有打好。战役结束后，根据周恩来同志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军委决定由张爱萍、王尚荣同志组织检查组去昆明军区进行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王尚荣同志路过重庆，特地把周恩来同志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向罗瑞卿同志汇报并请他指示。他还没有听完就大发脾气，暴跳如雷，说什么「总理他们不了解情况，他们所了解的与实际情况距离很大，这次打仗的部署是我确定的，部署上没有什么不周密的地方，我回去向他们说一下。」还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最后，他交代检查组不准把周恩来同志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向正在昆明的张爱萍同志和昆明军区领导同志传达。后来，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同他谈话时，罗瑞卿同志又扯谎抵赖。 罗瑞卿同志对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往往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有时军委常委开了会，作了决定，只要不合他的意，他就发脾气，顶回去。如一九六四年拟制的××协同作战计划，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两次军事自卫行动，罗瑞卿同志都没有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又如一九六二年五月，军委常委开会讨论了中印边境斗争和军工生产两个问题，大家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最好调一个部队到中印边境西段去，同时军事工业对常规武器的生产应该加强，使常规武器、弹药，能增加一些储备。会议上常委同志要雷英夫同志向罗瑞卿同志报告一下常委的意见，请他考虑决定。他听了汇报后就大发雷霆，当着很多人的面，连着说，「不要迷失战略方向」，「请问什么地方影响了军工生产？」 关于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等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都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但是，罗瑞卿同志不但不贯彻执行，反而任意篡改和取消。一九六二年底，他在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竟狂妄宣布，「新军委成立后，中央、军委、林总对国防工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贺总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总结的十七条经验教训，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坚持；部分或大部分正确的，加以修改；不正确的，取消。」他否定聂荣臻同志直接领导的国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我们的原子弹、导弹出来以后，还狂妄地攻击国防科研工作是「从数据到数据，从设计到设计，一事无成」。 林彪、邓小平、聂荣臻同志，不同意罗瑞卿同志提出的在国防工业中马上取消军代表制度的主张，多次指出，「军代表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不动。」罗瑞卿同志却狂妄地说，「军代表制度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的表现」，「有人说取消军代表制度是彭、黄思想，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罗瑞卿同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就有很多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即擅自决定，将军队系统警卫北京的两个师和一个团，改为公安部直属的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归公安部建制。受到了毛主席和军委的批评。以后，他又积极地扩大公安部队，并且企图建立公安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垂直领导系统，竭力扩展自己的权力。 罗瑞卿同志还利用各种机会，当着下级干部的面，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军委领导同志的威信。他对林彪、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同志和已故的罗荣桓同志，都曾妄加言论和攻击诽谤。 罗瑞卿同志身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但是他很少认真地系统地向干部传达党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但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和他个人的话搅在一起，使干部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哪些是他自己的东西。罗瑞卿同志还对党中央，对军委，特别是对林彪同志，实行封锁。林彪同志自一九六一年以来，曾对他多次进行批评教育，希望他通气。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明确指示，今后军队六级（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同志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党中央。罗瑞卿同志还经常以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各位同志身体不好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诉、打击。 罗瑞卿同志是个典型的「一言堂」，极端不民主，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许多重大问题，他不经过军委常委，不经过军委办公会议，不经过总参、总政，常常是个人批示决定。即使是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上决定了的事情，他也可以随便推翻，任意改变。军委办公会议经常是他一个人讲话，别人发言，常常被他拦腰打断顶回去，不让人家把话说完，甚至讽刺挖苦，恶语伤人。军委常委开会，也是他讲的多，军委各位副主席的讲话也常常被他插断。他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听不得半句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谁要给他提了意见，他就长期怀恨在心，寻机打击报复。 第四，质量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罗瑞卿同志个人突出，飞扬跋扈，锋芒毕露，称王称霸。他想尽一切办法争名誉，争地位，出风头，不择手段地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他特别热衷于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极力为自己争版面，争头条，争画面，争镜头。在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上，他常常抢先发言表态，把自己打扮成党和国家的权威发言人的样子。 罗瑞卿同志是最会投机取巧的。例如，一九六四年叶剑英同志亲自抓了郭兴福教学法，召开了现场会议，并向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同意这一建议，并表示很赞扬。罗瑞卿同志一看这里面大有油水，便把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兴师动众，亲自召开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现场会议，把功劳据为己有，并乘机搞起全军大比武，推行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再如，罗瑞卿同志还把自己装扮成反彭、黄的英雄，到处说自己是受害者，说延安整风时他批评了彭德怀，彭恨死了他。实际上，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野政2工作时，跟彭德怀是跟得很紧的。延安整风时，他看到彭德怀受到批判，就转过来批判彭德怀。解放战争时期打太原时，他看到彭德怀又担负了重要职务，到太原前线来了，于是又靠上去。当时，彭表示对延安整风受批判不满，罗接着向彭说，「我也觉得对你的批判是过火了。」一九五三年彭、高、饶联盟反党时，他又陷了进去。这说明罗瑞卿同志是个很典型的投机分子。 罗瑞卿同志在军委工作这几年，一直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从来没有到基层去作过调查研究，也不愿意听取人家汇报。他在工作上极端不负责任，严重失职。他却装成最忙的样子，并且到处吹嘘自己忙得不得了。其实，他忙的是捞取政治资本，搞阴谋活动，忙的是吃喝玩乐，甚至在作战或备战最紧张的时候，他还照常去看戏、跳舞、钓鱼、游山玩水。他在生活上也是挥霍无度，糜烂透顶的。 罗瑞卿同志虽然入党已经几十年，但是他的剥削阶级立场并没有改变。 罗瑞卿同志对于培养和教育了他几十年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对于革命的同志和战友，毫无革命的阶级感情，冷酷无情视若仇敌。 罗瑞卿同志对待他的公务员段光富同志和自己的地主亲属的态度，完全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段光富同志是苦大仇深、雇农出身的烈士子弟，他在罗处工作十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照顾罗的生活，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坏了，但罗对他百般虐待，有如奴隶。相反，罗对于他的地主家庭是很有感情，甚至把有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岳父，窝藏供养起来，成为反动地主的「防空洞」。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同志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当敌人看待，常常制造谣言，诬蔑和打击林彪同志。并且探取种种阴谋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地处理问题，不需要经常向林总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就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就要靠罗瑞卿同志指挥了。这件事情经过查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篡军反党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之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罗瑞卿同志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同志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日，即人大会后，罗瑞卿同志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同志对刘亚楼同志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二十二日罗瑞卿同志又到上海，先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同志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的话，批评了他。罗瑞卿同志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同志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还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刘亚楼同志提出后，叶群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向林彪同志讲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说要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同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都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九日下午，罗瑞卿同志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同志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党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他发言后，就要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瑞卿同志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党中央常委其它同志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同志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瑞卿同志是非常清楚的。罗瑞卿同志在这里是玩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个军区同志的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起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同志曾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汪东兴同志证明，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这些话，汪东兴同志也没有对罗讲过这些话。林彪同志所提出的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这正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几年来曾多次称赞。罗瑞卿同志还造谣说，罗荣桓同志病危的时候，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罗荣桓同志的妻子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都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诬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即在××会议期间，林彪同志连续批评了罗瑞卿同志之后，罗瑞卿同志还和梁必业同志私下密谈，挑拨林彪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诬蔑和攻击林彪同志。 罗瑞卿同志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受到林彪同志的批评后，虽然他表面上也作过一点检讨，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对林彪同志恶毒地进行造谣、诬蔑和攻击。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谁若通气，他就打击、训斥。有时他也搞一点假通气，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进行挑拨和诽谤。 罗瑞卿同志不仅阴谋篡夺军队的大权，他还从中央到地方，到处伸手。本来他是管军事工作的，但是他越权越位，常常以个人名义，以命令口气，向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国务院的副总理、各中央局、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批过大量文件，许多事情他不经调查研究，乱加批评职责和瞎指挥。这种事例很多。 罗瑞卿同志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同志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同志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到会的同志一致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他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用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林彪同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是打着红旗造反，是一颗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这次小组会议，大家根据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并且一再说明允许他申辩，允许他保留不同意见，竭力想把他挽救过来。但是，他不但毫无悔罪认错之意，反而一再向党进行欺骗、抗拒和威胁。他在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中，虽然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戴了几项空帽子，但是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千方百计进行狡辩和抵赖，并且安下许多「钉子」，进行反扑和准备日后翻案。他的检讨引起到会同志极大愤慨，当场受到许多同志批驳。之后，他又以来不及作检讨为借口，要求先行散会，大家回去工作，待他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开会。此计不成，三月十八日，他竟以跳楼「自杀」向党进行要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走上了叛党的道路。他在跳楼前写下的「遗书」，是向党进攻、向会议反扑的毒箭。在「遗书」中他连前几天承认了的一点点错误也全部推翻了。 会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有其深刻的阶级、历史和思想根源的。罗瑞卿同志出身于地主家庭，入党三十多年来，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他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虽然走过来了，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同党的距离越来越大，终于以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面目站了出来，进行篡军反党活动，作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充当了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在各个革命时期，罗瑞卿同志曾犯过许多错误。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跟着王明路线跑的。在一、三军团的关系和对待四方面军的干部问题上，搞宗派主义，破坏团结。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搞百团大战、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是积极支持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彭德怀达背党中央的政策，擅自发布「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训令，也是他起草的，建国以后，彭、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他也是陷进去了的。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对他做过多次批评教育。一九六一年以来，林彪同志以最大的耐心，对他的错误反复多次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向他提出严肃的警告。但是，他还是阳奉阴达，拒不改正错误，终于在近两年恶性发作，来了个大暴露。罗瑞卿同志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为了追逐个人的名利权位，他不择手段，做了各种坏事，直到公开向党伸手。结果就全部剥落了自己的伪装，暴露了自己的原形。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及时地察觉了罗瑞卿同志的菓军反党阴谋，断然地探取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措施，是非常英明的。继中央上海会议之后，又召开了这次小组会议，彻底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同志的错误，粉碎了他的篡军反党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证明了我们的军队是党的无比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几年来，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的领导下，军队的工作成绩是伟大的，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有抵制的。出了一个反党分子罗瑞卿，丝毫也无损于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到会同志一致深信，在粉碎了罗瑞卿同志的篡军反党阴谋之后，坏事将变为好事，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会议根据罗瑞卿同志的严重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实，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撤销罗瑞卿同志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第二，撤消罗瑞卿同志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第三，撤销罗瑞卿同志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第四，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第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主要发言，以及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传达到适当的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同志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探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同志待机翻案作种种准备。彭真同志实际上是同罗瑞卿同志站在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一个立场上。有关事实，由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批示。 中央工作小组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 * * * 1 原文此处为「地」。 2 原文如此。 第二十二章 炮打司令部 端掉彭、罗、陆、杨 批罗的会还没有结束，就传来彭真「出事」的消息。听杨成武说：「彭真包庇罗瑞卿，破坏中央工作小组对罗瑞卿问题的处理，他们告到主席那里去了，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当时，全国工作的重点，一是搞「四清」，二是搞「战备」。因此，主席批判《海瑞罢官》，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我们认为是地方上的事，对军队干部影响不大。彭德怀是「死老虎」了，虽然，又一次被毛主席点名，没感到有什么大问题。后来，主席批评了由彭真主持搞的「二月提纲」，开始搞到彭真头上了，说彭真「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时，我思想上才开始重视起来。彭真在中央是个不简单的人物，除了七个常委之外，就数他是老大了。他都有问题了，可能中央内部有了较大的意见分歧。 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点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撤消了彭真负责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有江青参加，这个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就是大家所叫的中央文革。会议发出了中共中央《通知》，大家都叫《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里的话就比较厉害了，《通知》里说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通知》还说到「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两段话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份量很重。 中央撤消了彭、罗、陆、杨的职务，重点在彭、罗。这对全党、全军的震动是很大的。罗瑞卿在军队霸道，彭真在党内张狂，打倒他们，当时在全党、全军的确拥护的人不少。七大以后，有毛的提携，刘的重用，彭真的地位越来越高，可彭真在东北，在华北，都没有搞好。八大以后，彭真又得到刘少奇的重用，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是刘、邓司令部的重要干将。毛主席批判彭真搞的「汇报提纲」，又撤消了他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后来又进一步深入，不久就指向刘少奇，刘少奇成为革命对象了。 打倒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核心问题，其余的问题都是由此扩展的。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按照常规，用举行中央会议的办法是可以解决的。其实，人民解放军是支持毛主席的，高级干部的大多数，只要不是刘、邓圈子里的人，也是支持毛主席的，就是刘、邓圈子里的人，只要主席还要用他们，他们也会支持毛主席的。因此，打倒刘少奇并不一定要把刘少奇说得一无是处，更不用把他说成反革命，或「叛徒、内奸、工贼」。正像两口子离婚一样，不必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实在合不来就分开，降低职务或撤消职务就可以了。主席为什么要对刘少奇这么做，不清楚。因为，当时我所处的地位，离中央高层还远。但我从五九年秋天开始，就是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之一，九大以后，又参加了政治局的领导工作，对打倒刘少奇的问题，还是有接触的。我尽量把自己接触过的有关打倒刘少奇的问题，在这里回忆一下。 如果搞清楚了毛主席为什么要自下而上地搞「四大」来打刘少奇，那么对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也就清楚了，或基本清楚了。 要进行反击战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杨成武打电话叫我到他家去看一个文件。我到之时，李天焕等好几个人早在他家里的一楼客厅闲谈，谈得很热闹。 我刚坐下，杨就说：「老邱，要进行反击战了。另外，还要祝贺你得了大奖！」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问题。」 杨笑着说：「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大家哄堂大笑起来了。 李天焕插话：「刚才，杨总长（李称呼杨的职务向来不加『代』字）说，反击战就是毛主席决定，要反击他们正在领导进行的文化革命。杨总长还带回来毛主席对你的报告的指示。」（指毛主席在林总转送的《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后来称「五七指示」。） 我正在看「五七指示」时，杨成武以高兴的心情谈了他参加杭州会议的情况与讨论的内容。 杨成武说：「前几天，我同康生乘专机去杭州参加中央常委扩大会，怎么把我也扩大进去了，我开始也不知道。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去，我去请示林总，他说你去吧，我是代替林副主席去的。会上把罗又批了一通，我向主席报告说要发言，主席说你听听别人的发言。会上大家群情激愤，毛主席在会上还做了重要指示，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 对毛主席指示，杨说了三点： 第一点，毛主席说：「他们（指彭真等）迫不及待地搞一个《汇报提纲》，是没有什么事可做吗？不是的，我交代的好多事都没有人办，连怎样做的意见，都没有提出来。是我官僚主义太多吗？并不完全是，我官僚主义也有就是了。我们应当仔细观察。我不同意整左派。」 第二点，毛主席说：「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没有说要两个中央。我离开北京到外地时，常委议了两条，中央的工作以一线为主，我有什么意见会向北京提出来，我不在外地发指示；同时，也希望北京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向我打个招呼。他们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做决议，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 第三点，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总要有个办法吧。跟着他们走，也是办法，但大家又不愿意，就只好唱对台戏了。」 另外，杨成武还说了杭州会议一些细节。例如，文化革命的名称都议论了好久，才定下来的。陈伯达提出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席说伯达提得好，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杨谈话至此，我也吹了杨几句：「杨代总长是中央要人了，可以同毛主席一起议事了。『反击战』一词用到政治斗争上来，也合适，表达力很强。」 李天焕说：「总长同统帅的关系，早就是同桌办公了。在我军高级干部的心目中，早已明确：杨总长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 杨成武面带笑容，声音很大地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兵嘛。百年之后，林副主席的事业，总要有人继承的！」 很显然，杨成武内心是高兴地承认了他自己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这里顺便说一句：杨这个人不爱说笑话，嘴巴里脏字很少，但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他在同人们的接触中，特别是同高级干部的接触，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自我介绍，毛主席、林副主席怎样器重、培养、信任自己，常常委以重任。「泸定桥」、「腊子口」经常挂在嘴上。 我们正在谈得热闹时，叶群来了。她是来看望杨成武和来取「五七指示」的。 叶群来到之后，首先亲热地拉住杨成武的手说：「我来时，『一〇一』交代，要告诉成武：他这个时候做了很多大工作，很累，要好好休息两三天。我感激他，代我到杭州去参加中央常委会。我得到了休息，他倒是很累的。」 杨成武接着说：「我一定听『一〇一』的话，我感到能够为『一〇一』办事，是非常非常光荣的。我等一会就去看林副主席。」 杨、叶互相间的谈话，使我感到，林、杨、叶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亲密无间，而且有很温暖的人情味。 叶群看完毛主席的批示全文之后，接着说了一段很长的话，她说：「我看了毛主席的批示，不敢用任何字眼来评价，只有认真学习。主席对一个部门的报告做这样的批示，以我知道，解放以来是第一个。主席的批示，对军队，特别是对总后，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们邱部长的工作做得好，向你祝贺！」 我立即说：「林总领导得好。军委领导得好！」 这次在杨成武家谈话，受益不小。大约谈了三个小时，大家才高兴地散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在京西宾馆黄永胜的住房里，两人有不短时间的谈话，我是去看黄永胜，然后在那里静听的。 陶铸以自己特有的风度，直接了当地说：「现在，我们党内不是一个中央……，毛主席说过几次，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前一段，主席还谈到两头蛇的问题。主席说：顾名思义，两头蛇是一条蛇有两个头，一头向东，一头向西，总是走不到一个方向，这有好受的吗？……」陶铸临走时，同黄永胜说：「要带口罩，不要感冒了。感冒了，闻不出气味，就会上错了门。」 六六年罗瑞卿的会结束后，有一次叶帅在京西宾馆他的宿舍闲谈的时候，叶帅也转述了毛主席说的两头蛇的问题。 刘少奇谈彭、罗、陆、杨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大家「阶级斗争」这根弦一下就绷紧了。全党立即在党内高级干部中进行传达，传达的主持人都是后来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都坚决拥护毛主席，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拥护中央撤销「彭、罗、陆、杨」职务的决定。军委的传达会议是叶帅和萧华主持和张罗的，叶帅讲他传达「彭、罗、陆、杨」问题主要是根据「少奇和小平的讲话」。 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副总书记，他还是北京市的市长、市委第一书记，……他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参加常委会议。 书记处分工由他管人大常委、公安、政法方面的事务。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地进行了宗派活动；他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历史上他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晋察冀犯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两次王明路线错误，他都有份：在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他也犯过错误；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对彭真，我们批评过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评过他，我们是要把他培养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与陆定一也有密切的联系，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与毛主席对抗，就是和陆定一共同搞的。彭真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反对的、抵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当前伟大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彭真是坚决反对的，他极力把运动拉向右边去，拉到与毛主席思想相反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对城乡四清运动，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实际上也都是反对的。这是这几个人的共同点……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阶级斗争深入到当前阶段，他就不能不站出来，反对毛主席思想，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刘少奇说： 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但林彪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的，可是他还是不满足。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他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出来（作者注：其实这就是「四条」的核心）；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探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他还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 刘少奇说： 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暴露的。……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哪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刘少奇还说： 杨尚昆是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当了二十多年，掌握全党的机密文件，各种重要的事情。近来发现他把党内重要机密、核心机密文件，让不少人抄走了，有几万件，不请示中央就让人家抄走了，到底抄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是否出国了，很难讲。现在还查不清楚。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鉴于苏联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多次决定：不论党内、党外、对中国人、对外国人都一律禁用窃听器。搞这些东西党内紧张，党外也紧张，外国人也紧张。我们到外国去，在室内就讲相反的话，真正的话是不在那里讲的。历来党内是禁止用窃听器的，杨尚昆在一九五八年以前，中央开会杨是公开安装录音机录音，后来禁止了，他就秘密的搞窃听器。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发现了，再一次加以禁止，他还是不听，仍然背着主席搞，我们常委开会、谈话，甚至毛主席坐的火车上他都装了窃听器，我们常委几个人的谈话他都知道。一九六一年又给毛主席发现了。这时杨尚昆就把机要室的主任、副主任推出来承担责任，说他自己不知道。最近发现在毛主席办公室安装的窃听器就是杨尚昆指示的，这事就不简单了，就成为政治问题了。这不是一般的纪律问题，是严重违反党纪和国家纲纪的。最近让杨尚昆隔离反省，要他交代这个问题，杨尚昆是犯了罪的。今后有些会议，要公开录音的，都要经过请示、批准；安窃听器是绝对不允许的，任何情况下也一律禁止。 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正在进行审查。他们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他们的企图不是个人要点什么东西，而是企图根本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要按照他们的路线办事，要按他们的面貌改造党，改造全中国，企图在中国实现修正主义政策，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如果他们的企图得逞，就可能实现政变。 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这次事件的揭露是党和国家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后，各单位都在揭盖子，中央各部委的领导是这样，各省市的书记也是这样，不少人都在抨击党内自己的战友，说人家反对毛主席，说人家是修正主义。如谭震林把邓子恢骂得狗血淋头。当时革别人的命都是起劲的，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又怨声载道，气馁惧怕，不断地「检讨」、「请罪」，甚至表示「永不翻案」。可是，文革过去了，这些人都说自己是反对文革的，当年说过的话都是违心的。我认为这么说是对党不忠诚的，政治上是不负责任的，文过饰非并不能总结文革的教训。如果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在党内斗争中都说的是违心的话（违心的话客观上就是假话），那我们共产党不就成了一个说瞎话的党了吗！？ 严慰冰事件 严慰冰是陆定一的老婆。大约从一九六〇年起，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五年多的时间里，她给林彪一家写了几十封侮辱人格的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从挑拨豆豆同她母亲叶群的关系起，直到乱编乱骂。例如，说豆豆不是叶群生的，说豆豆长得像刘少奇。严慰冰更卑鄙的是在信中竟署名「王光×」，地址写成王光美母亲办的托儿所所在的西城区按院胡同，这是明目张胆诬陷我党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刘少奇，恶毒攻击我军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应该是大罪。陆定一在延安追求过叶群，这是很正常的事，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谩骂叶群，给叶群造谣，总之，信的内容恶毒下流。 严慰冰的做法，当时是触及刑律的犯罪行为，现在看仍然是触及刑律的犯罪行为。豆豆闹，叶群到处找证人，老警卫员、马夫等等，搞得林总一家不得安宁。这件事对林彪的伤害很大。 党中央很重视此案，公安部门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侦破。我记得当时中央指定驻京各大单位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破案。刘主席、周总理、彭真等中央领导都亲自指导过破案。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就破案了。陆定一为了包庇严慰冰竟逼迫中央保健局长史书翰同志作严慰冰有神经病的伪证，结果史书翰同志为此含冤而死。对此案，周总理的态度是严肃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会上对陆定一，不仅批评、痛骂，还激动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了。总理这样发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 总理批评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应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陆定一、严慰冰是夫妻关系，但他们并非同案。对严慰冰应当依法处理。陆定一即使有一定的责任，也还是党内问题。后来，把陆定一也关进监狱，是错误的，至少是用感情代替政策了。凡是用感情代替政策，也就没有政策了。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汪东兴向我直接打了一次电话。他说：「我们这里有两个人，现在到你们那里去拿严昭的东西（严是陆定一的小姨子，总后副部长韩振纪的老婆）。你先告诉韩，把东西交给来人就行了，不要问任何事情，你自己也不要去打听那些事。现在的事，当你能听到的，不用问也可以听到；要是你听不到的事，问也问不到，不仅如此，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陆定一坏的出奇，严慰冰已经被抓起来了。」汪东兴的口气很大，我除了听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 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在会议进行期间，一天下午我这里有一件急事，必须立即向叶剑英副主席请示报告。在没法可想的情况下，我打电话到怀仁堂仁政厅。 仁政厅旁边小房子有保密专用电话。接通电话之后，值班的警卫首先问：「你是邱部长吗？」他对我要找叶帅接电话有些为难，但又不好拒绝，于是他去找叶帅去了。 一会儿值班警卫回来带着歉意的口气对我说：「不行啊，不能叫，叶帅在发言呢。」没有办法，我只有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值班室去等候叶帅散会了。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 叶帅答复了我的问题，叫我不要走，说一会杨成武要来。杨来了以后，只讲了几句工作上的事，话题又转到开会的情况。杨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对陆定一讲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边讲边站起来走到陆定一跟前，把拳头伸到他眼皮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杨成武边说边打手势，同时把拳头也伸到我的眼皮底下，说得活灵活现。 首都工作小组 政治局五月扩大会议期间，对首都安全问题，提高到了重要的日程上来了。中央指定叶剑英副主席担任首都工作小组组长。小组办事机构开始时设在京西宾馆八楼，后搬到三座门。我虽然不是首都工作小组的成员，但参加了工作组的部分工作。 对首都安全，主要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 第一是加强卫戍区，也可以说是建立了有实力的卫戍区。文化大革命前，北京有三个警卫部队：首都警卫师、公安总队、中央警卫团。这三个部队分别隶属总参谋部、公安部和中央办公厅建制。另外，还有一个管理人民武装的卫戍区。 卫戍区改组后，除原有的首都警卫师改为警卫一师，公安总队改为警卫二师之外，又从野战部队增调了两个主力师，一个是二十四军的七十四师，这是我军当时的两个机械化师之一；一个是驻石家庄六十三军一八九师。 据杨成武说，在选调首都警卫部队的时候，林总曾向他说：「选卫戍部队的条件是要同你（指杨成武）有浓厚感情的部队，能够指挥自如，十分踏实的部队。」林能向杨说这种话，也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的程度了。从六十三军调来的一八九师，是杨成武在抗战时期创建的部队；从二十四军调来的七十四师，在抗美援朝回国后就驻在北京地区。这两个师对杨成武都是十分忠诚的。 第二是确定首都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这项工作是十分复杂的，准备花费很大的人力和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中央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叶剑英副主席抓总，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杨成武组织实施。周总理指定我总管经费开支、物资调拨等。 对首都安全的任务暂定了两项：（一）制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 为了具体进行工作，在首都工作小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小组成员有杨成武、邱会作、汪东兴、万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李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杨成武为主持人。勘察小组对北京城进行一个多月的实地勘察。 对远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南口、紫金关两个中央首脑指挥工程；房山、长辛店的广播发射台和劳改农场、秦城监狱等。对近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玉泉山（毛主席住地，中央战时指挥所），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所），西山（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还勘察过密云、顺义、通县、长辛店等处卫戍区部队的外围部署地区。对城内曾经勘察过的有：电视大楼、电讯大楼、地下污水道和中南海周围的高层建筑。电讯大楼屋顶上，距离中南海毛主席住房直径只有几百米，肉眼看得很清楚。我们就在楼顶开会，研究过对中南海的保卫和安全问题。 六月三日，叶帅在首都卫戍部队营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 在今天的会议上，将由杨代总长向到会同志，并通过你们，向首都卫戍部队全体指战员，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军委给予你们的保卫首都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是领导全世界人民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的总司令部的所在地。现在，全世界都注视着北京。一切革命人民把北京看作是他们的希望，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则把北京视作眼中钉。我们保卫首都，就是保卫世界人民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是保卫伟大的革命旗帜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的导师。保卫首都不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破坏和颠覆，就给世界革命人民以最大的鼓舞和信心。 首都卫戍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是光荣的，同时也是艰巨的。你们要完成任务，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擦亮眼睛，提高嗅觉，团结一致，不断前进。在完成保卫首都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把我们的部队锻炼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的部队，使全体指战员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担任首都卫戍任务的部队，同野战部队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小分队执勤和一两个人分散执勤的情况比较多，接触的环境比较复杂，会遇到资产阶级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攻击。所以，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把工作做到基层，做到每个战士的心上。林彪同志提出，在战斗中要发扬孤胆精神。今天在城市里执行警卫任务，我们要提倡孤忠执勤。在任何情况下，要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要成为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忠心耿耿地愉快地完成任务。 毛泽东点火 六五年上海会议解决了罗瑞卿的问题，六六年间三、四月间，毛主席在杭州两次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罗瑞卿，这是继上海会议以后，在最高层次的会议上评判罗瑞卿。会上，主席提出「现在有些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批评了彭真搞的《二月提纲》。 六六年四月，中央组成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为领导的工作小组（实际上叶帅主持会议），又对罗瑞卿批判了一个多月。 中央五月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批判了彭、罗、陆、杨等人，会后立即在党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在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刘、邓本人也把彭、罗、陆、杨骂的狗血喷头。这次会议事实上就是刘、邓「司令部」的垮台，可悲的是由他们自己「宣布」的。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宣布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刘、邓、彭的老文革小组，从此就不复存在了。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造反。 五月到七月，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北京市委都先后改组了。刘、邓赖以搞文化革命的机构，宣传工具，舆论阵地都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占领了。六月间，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的大字报，由毛主席批准，由新华社广播了，《人民日报》社刊载了。大字报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刘、邓司令部。 六月初，刘、邓决定中央各部委往北京的高校派工作组，全国各省市，解放军的高校也派了工作组。学校的群众，尤其是激进的，和工作组屡屡发生矛盾。 此间，毛主席一直没有回北京，主席在背后看。「镇压学生运动」的把柄被抓到了主席手上后，七月八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开中央全会倒刘的条件就有了。其实，刘少奇的问题并不在于派不派工作组，在于毛要不要刘少奇，毛决意不要刘少奇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到十二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由毛主席主持。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一人，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了会议。十一中全会是分两段进行的。前一段在北京饭店举行，后一段在京西宾馆举行。两段之间，大约有个把星期。按照后来毛主席所说，全会是宣布了刘少奇、邓小平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破产，毛主席与刘、邓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全会在文化大革命1的进程中2是一次重要会议。要说《五一六通知》是指向刘、邓司令部的干将「彭罗陆杨」，十一中全会就是向刘少奇直接开火了。 会议开始时，由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一、通过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中央在十中全会以来的工作；三、确认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一些同志任命的决定；四、通过全会公报。接下来是刘少奇讲话，按照常规他向全会汇报了十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并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会议开得「不痛不痒」，毛主席不高兴，刘少奇讲话时，主席常打断刘少奇的话，说派工作组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了把火点起来，八月四日，毛主席举行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有几段讲话，话说得很坦率、很直接：「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主席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对刘少奇下手。 十一中全会，是因为形势的变化临时决定召开的。林总当时在大连休养，原定不出席中央全会，并向中央请了假。全会进行了几天之后，毛主席突然决定要林总回京参加会议，林总是几经催促才回京的。 当时，林总毛家湾的住房正在维修，林总回京之后立即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他是上午回到北京的，按时间计算毛主席才睡觉不久。 于是，他想先休息后才去见毛主席。不料，毛主席还没有睡觉，在专门等候林总回来，他们很快会面了。 后来林总见到我们时说，毛主席见到林总时，向他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快，群众起来了，这是出乎预料之外的。出了这样大的问题，你现在是非回来开会不可了！」 林总说：「主席在家坐镇就好，一切都好办。对当前出现的问题，令人担忧；但在主席领导下，是完全可以对付的。我所担忧的是，主席的身体要紧。现在主席是进入了『战时』指挥所，希望主席睡好觉，才能更好地指挥作战。」 在全会中间，林总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向出席会议的军队代表讲过一次选拔干部的标准问题。我参加了听讲。 林总说：「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是不是高。要看到主流和支流。」「干部政策就是不要和事佬。所谓人缘很好，就是工作中怕得罪人，我们不要选这种干部。我们要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有革命干劲的好干部。这是方向性的问题，我们的军队按照这样作是一种面貌，否则就是另一种面貌。」「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反对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两种政策，两种路线。一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一种是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技术观点，谨小慎微。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萎靡不振的军队。对犯错误的干部，能教育的要教育，能争取的要争取，不可救药的罢官。」「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干部，该升级的要升级，该罢官的要罢。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现反对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耻辱。」 陶铸在小组会上，对林总的讲话，同样发挥得很精彩。他说：林总的讲话是有目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怎样保护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接着说，搞文化大革命，有三条是绝对不可少的。这就是：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党委领导和广大干部上第一线；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这三条少一条都不行。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并不是陶铸所讲的那样，都在所有老干部预料之外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党委垮台了，「造反派」夺了权。 十一中全会的特点 十一中全会，可能与以前的全会都不同。中央文革后来解释，十一中全会是「造反」会议，这种解释是有根据的。 全会的特点之一：毛主席号召造反。对全会震动的最大的是，八月五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党内生活出现的新事物。从大字报的内容看，完全可以看出是针对刘少奇的，但为什么要「炮打」就不理解了。当时，会内会外，都认为要打倒刘少奇了。会议中间的一个晚上，总理把参加会议的不少军队的同志叫去，给我们吹风，我是跟杨成武一起去的。总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作用比林彪大多了。总理把主席的大字报念了一遍，直截了当地说：刘少奇不成了，辜负了主席；林彪同志几十年来一直是拥护主席的，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 接着，总理又说：可能大家没听清（总理念毛主席的大字报），我再念一遍，不过今天的会议内容不要外传，听安排，今后要把会开好。说完总理又念了一遍主席的大字报。开会前，大家都在那兴高采烈、东拉西扯地乱谈一气，散了会大家的话就少多了，不过也没有什么紧张的，各自上车回家了。 毛主席除了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外，在两个月以前还批准发表了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八月一日写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从上述一系列活动表明：毛主席依靠「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明朗化了，要拉解放军来为他保驾护航。过去的运动主要是依靠党委领导，依靠老干部，依靠群众的大多数，即使有些偏差运动后期也能纠正过来，关键就是有各级有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就不同了，依靠力量变了，依靠的是中央文革，依靠了少数造反派为骨干，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遭到最严重的损失和最终的失败。 全会的特点之二：「革命师生」参政。过去，有过领导干部列席中央全会，一般干部列席全会的听都没有听说过，这次是别开生面，有「革命师生」（包括聂元梓）列席会议。 全会特点之三：刘少奇泰然自若。刘少奇是比较成熟的政治家，在十一中全会上表现出老练、沉着的风度。 刘少奇我并不熟悉。一九四〇年二月间，在河南洛阳才第一次同他谈话。当时，刘少奇（化名胡服）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秘密住在洛阳。我由延安带中央财经工作团到山东，路过洛阳。我临离开延安时，毛主席同我谈过两次中原的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要我路过洛阳时，一定要向刘少奇转达清楚，因为有些话，电报上还不好说，同时也难于说透彻。我到达洛阳时把毛主席的话向刘少奇详细转达了。刘听后说：「你的话转达得很清楚，对中原今后的斗争是一个根本问题。」由于工作的关系，以后同刘少奇就没有直接接触了。 十一中全会斗争的对象是刘少奇，我总以为他会很紧张。但他竟同平常一样的！刘少奇是一个不善言谈，更不说笑话的人，也不多说话。以我看到的他在全会的表现，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胸怀宽广，若无其事。二是，一切照常，毫不计较。三是，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刘少奇在小组会上，他总是平心静气说，在工作上有错误和有过不同意见，同反对毛主席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在全会开幕和闭幕进场，他也是坚持原则的，开幕时，刘少奇走在毛主席的后面；闭幕时，他走在康生的后面。 当时，我对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严重分歧和斗争了解不多，我认为刘少奇有错误，但决不是反革命。毛主席打倒刘少奇，是他一生中政治上、组织上最大的错误。这一错误，给国家造成了灾难，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本人的形象。毛泽东去世后，给刘少奇平反是完全正确的，但措施又不适当。这样，给刘少奇的平反，在宣传上又打击了毛主席。 全会的特点之四：王光美的活跃。王光美当时是刘少奇的秘书，她在全会上露面的时候特别多。她的一切做法，似乎都向大家表示什么。 我是一九四六年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时认识王光美的。一九五五年，我到北京之后，看到她的机会并不多。现在她的打扮变了，穿的很朴素。在全会期间，王光美对人的态度很谦虚，见到任何人都是客客气气的。这使我想到她介绍桃园四清运动经验的报告，我去听过。她不肯在台上讲话，一定要到台下同听众在一起。一次在人大会堂河北厅讲话时，她无论如何不肯坐在台上去，一定要到台下才讲。 我认为在文革中王光美如果有错误，批评她是可以的，运动来了一些过火行为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把王光美打成反革命则是完全错误的。 全会的特点之五：会议期间，出席十一中全会的人员，到清华看大字报，参观文化大革命，自由参加，我也参加了。 全会的特点之六：刘少奇下台，林彪成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据叶帅在京西宾馆讲过：在十一中全会的后期，即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之前，中央常委开过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对中央的决策和党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林彪接见革命群众。 当时参加常委会的，除常委：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外，还吸收了陈伯达、康生、陶铸、叶剑英参加。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但实际上是批判刘少奇。在叶帅那里闲谈的有好几人。其实叶帅并非闲谈，而是在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叶帅还说：十一中全会的最后阶段突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根据毛主席的提名，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是新当选，刘少奇、朱德、陈云的位置明显拉后了，林总引人注目地排到了被看作为接班人位置的第二位。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历史的教训 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往事历历在目，党在这段历史上有深刻的教训。毛主席去世后，后来的中央领导人把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看为是他的「最大罪行」，并做为反毛主席的主要根据。事实上，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与刘邓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而来的。也就是说没有刘邓的文化大革命在前，毛主席就不一定会有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当然，主席打倒刘少奇，是下了决心的。 说来也是，毛主席不反对刘邓的搞法，刘邓的文化大革命就会继续下去的，其后果也是不可设想的，这种搞法也是不成的。每个大学都派了工作组，都搞几十个、上百个三类学生（即反动学生），全国就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如同第二次反右斗争，也是后患无穷的。当然，按照毛主席的搞法，事实证明灾难更大，因为反工作组，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抓他的辫子，而十六条就直接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群众的矛头就对着各级领导干部来了，结果全国的党政军都乱了。我所在的总后系统，院校特别多，总后党委也按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组，结果总后党委和我本人都付出了沉重地代价，我几乎被造反派打死。文革后我们的党并没有认真的反思，不少人重新上台以后，就忙着打击报复、整别人，什么教训也没接受。其实，应当说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时，反对文革的人并没有多少，包括刘邓在内；文革后痛恨文革的大有人在。他们痛恨的也只是文革使他们受冲击下了台。他们重新上台以后，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个人站在党之上，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 附：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 * * 1 原文此处缺「命」字。 2 原文此处缺「中」字。 第二十三章 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和三个阶段 军队的文化革命对全国的文化革命是举足轻重的。稳定军队，还是搞乱军队，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六六年五月间，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总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是：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从元帅到军委常委及参加会议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负责人，都完全拥护这条方针。 军队当时的三大任务是：战备、国防施工、农副业生产。文化革命初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各项工作都搞得很好，军队的战备一直是常备不懈的。 在六六年十月以前，对军队的文化革命，都是中央军委常委直接领导的，从批判罗瑞卿开始的。各级党委通过批罗，使军队进一步团结起来了。六六年十月以前，即军委《紧急指示》发布以前，各级党委的精神状态很好，认真抓各项工作，一点害怕和顾虑都没有，甚至觉得文化革命是学生的事情、地方的事情，军队是不介入的。地方上的不少领导干部，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状况是十分羡慕的，他们在军队都有老战友，不少人还在军队避过难。 当时的军队文化革命小组，是在总政领导下的，组长是刘志坚。工作人员都是总政的，同时，也从各军区选调一些人来协助工作，以记者的身份做联络工作和调查研究。这期间，叶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每个星期至少开一次常委会，而且多数都是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文化革命。全军文革的正、副组长以上都列席会议。在军队还没有出现造反派之前，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讨论都是很热烈的，发言踊跃，大家说话也随意。 当时，全军文革提出的主要方针是：彻底进行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罗瑞卿的流毒；彻底转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彻底进行革命大批判，全军文革提出来的任务是：参加批判、出大字报的人数，要达到各单位、各部门总人数的95%以上，出大字报的数量按人头计算要达到200%以上。即每个人要写两张以上的大字报。此外，对牵涉机密的意见，重要的意见，还可写小字报，按系统上送。 记得在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许光达说：「我就可以写十张。」王树声说：「你写十张算什么，一百张也可以。」有的人说：只要有纸、有笔墨，要写多少有多少。刘志坚看大家漫不经心，又有讽刺的意味，便解释说：中央文革提出数量的要求，就是要造成一种革命形势。我们的意见是，只要是拥护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行了。 聂帅说：「这样做，什么用也没有，只有糟蹋纸就是了。」 接着，也有人说：我看事情也不是那样简单，还是不要随便说为好。今天说了，明天怎么样？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想不到的问题。 总之，大家七嘴八舌还说了很多。大家的发言都不着边际，事实上也就等于没有讨论了。 叶帅笑着说：「会议开得活跃。大家发言时，可以将今天全军文革提出的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然后，叶帅要全军文革刘志坚组长把准备展开讨论的问题向大家简要说一下。刘志坚看大家的思想离他要讲的距离太大，就简单说了一下也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这样，叶帅就以插话的方式，把刘的话打断了，他接着说了话。 叶帅说：「当前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学习，像过去打仗一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文革是一个大关卡，大家必须过的。毛主席最近指示说，我们的同志，对文化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这三个『不』，不是正是指的大家没有学好嘛！所以学习是主要问题。」 叶帅接着说：「昨天下午，我去向林总请示今天开会的问题。林总有三点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上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上面三点就是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 叶帅最后说：「今天会议开的很好。当前工作就以全军文革提出的三个问题，认真去做并力争做出成绩来。」接着，叶帅调转话题，讲了向地方学习的问题。 叶帅说：「我们向地方学习，只学习好的革命精神。在文化革命中，我们的任务是稳定军队，搞好战备。我们对稳定的看法，主要就是看领导干部站在那一边。大家都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林副主席和中央军委一边，我们就稳坐钓鱼台。军队虽然不搞『四大』，但也决不会是一点风波都没有的，大家在思想上要有准备。现在有人正在组织什么『造反突击团』，并公开说：『主席表扬了聂元梓，军队为什么不可以出聂元梓？』这种想法要不得呀。」 聂帅插话：「军队的干部不许造反，什么人要造反，我们同他要『泾渭分明』（热烈鼓掌）。」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总政治部由萧华主持，制定了军队文化革命十二条，对机关、院校、部队的文化革命分别作了规定，提出了要求。这是对军队文化革命「正面教育」的具体化。当时，总政治部的规定是正确的。 军队的文化革命，经过了复杂、曲折的过程，但主要的三个阶段又是很清楚的。六六年五月到十月初《紧急指示》公布是第一阶段；六六年十月到六七年上半年是第二阶段；六七年五月「五一三」开始，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为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之内，全军基本上是稳定的，全军的文化革命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主要是「抓革命、促战备」。在转发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问题的报告时，叶帅、萧华、杨成武、谢富治批罗的发言，作为附件下发全党了，各级党委主要是传达批判罗瑞卿的文件。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之后，毛主席也没有回京，林总不知主席下一步是什么打算，就到大连去了。去前他指示全军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因为社论是毛主席批准的，使北京的政治空气变的非常紧张，大家开始闻到了火药味。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毛主席代《人民日报》写的评论员的文章。这样，北京的高等院校沸腾起来，全国的高等院校反响也很强烈，开始乱了。学校的党组织立即瘫痪，并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为此，毛主席非常高兴，说这是革命师生「造修正主义的反！」「群众发动起来了！」 这时军队的高级干部，甚至军委的领导，感到有些紧张，这种紧张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紧张，而是害怕地方的风吹到军队来。林总说「不介入就不紧张！」林总是高明的。 八月一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不断催促林彪回京参加会议，林一拖再拖终于在八月六日回到北京，周总理亲自到西郊机场接林彪（后来林总说，总理在机场就跟他摊了刘少奇的牌）。林彪这个人考虑问题是很缜密的，在大的问题上一般不会轻易「骑」上去，林总这回被主席召回北京，赶着「骑」上去了，这一「骑」上去，下来就难了。此时，林一方面颂扬毛主席，颂扬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强调军队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林总对部队是非常爱惜的。对林总的指示，叶、聂、杨都执行的很坚决。 六六年六月以前，机关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七月到十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 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二医大成立了造反组织「红纵」，就违反军纪跑到北京，钻进总后机关里来了。他们在礼堂、饭堂到处帖大字报，矛头主要指向我和副部长饶正锡同志，但机关则秩序井然，一点也不乱。各领率机关是不怕「造反派」的。「造反派」妄图搞乱机关，反而把机关巩固起来了。机关本身的「造反」分子，多数是在群众监督和包围之中。反对「造反派」成为机关绝大多数人一致的行动。 军以下的野战部队，一直不准搞任何形式的「四大」。 当时萧华、刘志坚他们是总政的主要领导又是全军文革的领导，是主管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不断叫理解，叫跟上，江青和中央文革又不断给军队施加压力，这样，再不跟上，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了，态度问题就是立场问题。我想萧华、刘志坚他们有以公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但也有以私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支持在军内造反，就是以私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当时军队乱了他们是有责任的。李曼村、谢钟忠和他们手下一大群《解放军报》记者，这些人就不同了，他们是军内张春桥、王、关、戚式的人物，他们非常「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想在军内培养聂元梓式的人物，同时自己也能在文革中飞黄腾达，搞乱军队他们是有「力」的。 六六年十月到六七年上半年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部队最复杂、最混乱、最黑暗的阶段，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同意部队搞「四大」。《紧急指示》是「放」的指示，这一放不要紧，整个局面乱的不可收拾。六六年国庆节后，参加国庆活动的军队院校学生大部分都没有回去，脱离了学校的领导在北京和地方院校搞串联，接着就开始在军内造反，矛头直指各总部，各军、兵种领率1机关，而后又到各大军区造反。当时，省军区以上的领导机关和院校都乱了。有的机关，如总后、南京军区则乱透了。 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布《紧急指示》，是完全错误的，使军队文化大革命180度大转弯，这是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人把军委往邪路上引的结果。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极「左」的东西出来，也是挡不住的，「挡不住」和「往邪路上引」，在思想深处是不一样的。萧华、杨成武没挡住，叶帅、聂帅没挡住，林总也没挡住。这道命令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总方针，允许院校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 这样一来，原来按中央军委的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得很厉害，军队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动，大家怨声载道。叶帅、聂帅、林总很生气又很无奈。当时，我们还看不清毛主席的总意图，但叶帅、林总他们似乎已经体会到了。因此，毛主席对部队的问题给军队发出各种指示时，林彪、叶帅、聂帅就只有服从了。军队内部搞四大，军队机关搞乱了；军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地方搞支左，结果又大都支了保2，支错了。叶帅、聂帅终于忍不住了，结果爱护部队却成了「二月逆流」。 这一阶段是军队各领率机关的大乱时期，尤其是六七年一月，徐向前当全军文革组长（经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和江青搞在一起，把军队就彻底搞乱了。造反派冲击机关，残酷揪斗各领帅机关的领导干部，尤其是我，几乎被打死。 经林总、叶帅、聂帅、杨成武（杨成武虽然大力巴结江青，但对稳定部队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等人的努力，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林总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军委《八条命令》对稳定大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六七年一月底军委《八条命令》颁布和三月全军高干会后，中央军委决定对部队的「造反」分子一律实行军纪制裁，这对部队的稳定，保持战斗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七年初，在全军文革的示意下，《解放军报》社少数造反分子，企图撰文煽动全军搞「四大」。《解放军报》的社论都排上版面了，中央军委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及时发觉了他们的阴谋，命令立即撤版，果断制止了。 由于地方造反风潮对军队的影响，内蒙古军区警卫营三百余人，不经领导批准，集体跑到了北京，要求搞「四大」。叶副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命令北京卫戍区用了相当的兵力，采取了最为严厉的措施，将跑到北京的内蒙古军区警卫营全部捉拿并送到六十三军训练改造。尔后，大部分遣散回家去了。在文化革命初期，昆明军区某炮兵团就成立了昆明军区「造反突击团」，造反派依靠这个造反组织进行武斗。 虽然军委《八条命令》是毛主席同意签发的，但军委《八条命令》执行后，中央文革又是不满的，生怕压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也说过说：仗着八条，抓人太多。叶帅听到后气的不能自已。听叶群说，有一次在毛家湾，叶帅坐在会客室不说话也不走，林总一直陪叶帅坐着，谁也不说话。军委《八条命令》出台以后，军队各级党委、各级领导的确当成了法宝，打击了「造反派」，有的甚至开了枪，如赵永夫。因为元帅们有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又使他们发火有了本钱，这样「二月逆流」的发生势在必然，军委《八条命令》本身对毛主席的路线就是最大的「逆流」。毛主席把老一辈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大都给扣上「二月逆流」的帽子，进行批判。「二月逆流」的本质不在于这些老同志说了什么话，而在于毛主席要压住这股反文革的「潮流」，所以叫「逆流」嘛。 当时，为了顾全毛主席的大局，林总和叶帅、聂帅商量，又于六七年四月六日发出《中央军委命令》，即十条。十条是对八条的否定，毛主席有所满意。 当时，部队各机关已经乱的不可收拾，叶帅、聂帅戴着「二月逆流」的帽子，领导已经无力，萧华摇摇欲坠；杨成武陪毛主席在外，部队基本上群龙无首，这时看守小组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 军队大乱的主要责任是江青、中央文革直接插手了军队的文化革命，直接责任就是当时的全军文革刘志坚、萧华、徐向前。江青和全军文革相勾结，把军队搞乱了，最后他们自己也没保住，反而先行下台了。现在说萧华、刘志坚的倒台是因为他们抵制了江青、中央文革而获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尤其刘志坚的倒台是在「二月逆流」之前，当时叶帅、聂帅还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叶帅有相当的决定权。 按照总政的规定，院校、科研单位、文艺团体等单位是文化革命的重点部门。六六年国庆节以前，在校内可以出大字报，但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到地方串连，也不准地方的造反派到军队内来。另外，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初期，按照中央（刘、邓主持工作）的部署，总政指示各单位「摸底排队」，把「革命对像」的重点分子找出来，这种做法，成了院校的大灾难，称为「黑材料」。「摸底排队」准备整人是全军文革布置的，这是执行刘邓时期的决定。刘邓垮了以后，他们看到上面的风头，鼓动军内造反也是他们干的。运动来了，他们想整人，想发「政治财」。六六年九月下旬，军队文革提出：军队院校的学生想念毛主席，他们又不能串联，希望批准军队院校的师生到北京参加国庆节。其实是全军文革是打着「军队院校师生想念毛主席的」幌子，实际上是打算利用军队院校来京串连，搞乱军队。中央军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许多人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主持会议的叶帅，开始倾向大多数人的意见，后来由于刘志坚点到了要害处，即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叶帅也有很大压力，就只有同意全军文革了。这个历史性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全军文革。叶帅负有决策上的重大领导责任。 十月《紧急指示》发布以后，军队院校就照地方学校一样搞「四大」了，大约在一个月时间内，军队一百多所院校的领导班子，一个不剩的全部垮台了。毛主席高兴地说：「军队院校吆吆吆（111所院校），的确有妖」。这样就助长了军队院校学生造反的气势和揪人的风头。毫无例外，所有军队院校的造反学生都冲到他们的上级机关。军队机关大乱就是从此开始的。 《紧急指示》发布后，中央文革非常满意。全军院校的学生来京参加国庆节之后，本应回到各自的学校去，但根本就做不到了。在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纵容3和支持下，学生们就在北京立即纷纷成立战斗队，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击机关，闹的各机关都鸡犬不宁，全军文革的意愿实现了。不仅如此，全军文革还鼓动叶帅等军委领导，接见来京的军队院校师生。4叶帅对军队造反派的破坏力是估计不足的，他同意了。 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的领导在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全军院校的师生员工。参加接见的有：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各总部、军种、兵种的首长。接见开始时，由叶帅领头，在广场绕游一周。我记得，此后，聂帅、杨成武则退席了，未曾上主席台参加大会。 接见之后，即举行了大会。萧华主持大会，叶帅发表了适合学生心意的长篇讲话。叶帅讲，热烈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叶帅还专门讴歌了林副主席，他说：经医生检查，林副主席的身体非常好，可以活一百岁，这是我们革命事业的重要保证！我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叶帅的讲话，赢得了学生最为热烈的喝彩，学生鼓掌的时间比他讲话的时间还长。叶帅也表现了元帅的「风度」，不时站起来向学生挥手致意！ 参加接见的领导干部，有不少人对中央军委接见学生就很不满意，对叶帅的讲话更不满意。我同许光达、萧劲光等人坐在一起，一直心情沉重。我们在谈论：「今天叶帅的高兴，就是我们明天的灾难，也许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是要受难的！」 六六年十月前后，北京各总部、军种、兵种、院校的首长，由于特别痛恨「造反派」，经常地三三两两「自由结合」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去诉苦。叶帅开始时都是听别人说话，自己不说话，也不摇头或点头。后来，叶帅的态度变了，痛恨造反派。叶帅很快就「醒」了，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虽然他也「马失前蹄」，却也实属无奈，因为搞不好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随时有被打倒，被冲跨的可能。叶帅为了保卫人民解放军，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的领导，又在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全军院校的师生。叶帅和陈老总都发表了较长的讲话，对军队院校师生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揪斗领导干部和其他胡作非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军队院校师生回到学校就地闹革命。 会后，叶帅亲自带着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深入到前门大磨场的小巷子里，那里是空军的招待所，空军一高专的教员彭谦是军队造反派的总头头，叶帅为了保卫军队的大局屈就上门与彭谦谈话。彭谦这个混账反而趾高气扬，不听叶帅规劝，口口声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口口声声敬爱的江青同志，叶帅震怒之下，立即叫随从的卫戍区部队把彭谦给抓了，叶帅深深感到保卫部队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在叶帅的精神鼓舞和支持下，各大单位对造反派更加不满，并开始整顿纪律了。总参、空军、海军、总后都抓人。总后拘留钱信莎，把另一个头子王香谷抓了起来，对造反派管得更严了。只要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不借用造反派的名义整人，各单位管好造反派，是一件最为平常的工作。 在动乱中，林总、叶帅对军队干部是爱护的。军委通知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到北京京西宾馆来「躲反」、「避难」，宣布京西宾馆不许冲击，并由卫戍区严加把守，在形势稳定下来才陆续回去。这和地方干部相比是天壤之别了。 在全军文革领导下，军队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始终都是积极的。当时造反派还成立了「斗罗（瑞卿）筹备处」，这是一个凝聚全军造反派的核心组织，干尽了坏事。我就被二医大「红纵」押去参加过他们三次批判大会，以「杀鸡给猴看」。 一次是在总后大操场，这次到会五万余人，批判大会由院校「造反派」联合主持。批判的对象有：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谭政等十余人。罗瑞卿因为腿伤是用一个筐子抬到会场上的。坐在那个筐子里受批斗长达三小时之久，是十分痛苦的。一次是在军事博物馆门前的广场。这次到会的人数可能两万多人，批判会同样由军队院校造反派联合主持。这次主要是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那天的会，只押着我到广场看了一下「盛况」，没有要我参加大会，可能因为我不是叛徒之故吧。还有一次是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晚，在后勤学院礼堂。这次到会的人数有近两千人，「红纵」头子钱信莎主持的批判大会，参加大会的是以「红纵」为主的造反派，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数百人到会，哈军工的造反派头戴柳条帽，手持短棒，活像要吃人的豺狼一样。会议开始时，钱信莎命令饶正锡做「检讨」，饶只讲了几句，就有人把稿子抢走了，并停止了他的讲话，很显然，饶正锡做检讨是陪衬的。接着，钱信莎命令我做检讨。我的讲稿很短，讲了不到十分钟。针对我的检讨，「红纵」即进行批判。我和钱信莎的父亲钱益民很熟悉，但她完全不把你当作领导和长辈，整个会场上杀气腾腾。 其实，在文革中军队搞打砸抢的造反派，不论是揪斗罗瑞卿的，批判「彭黄贺罗」，对我及军队老干部残酷武斗的，还是六七年「五一三」后，被我们整肃的，都是一伙人。但奇怪的是，「九一三」后，罗瑞卿重新上台，他反而把残酷迫害他的这些家伙，包括「斗罗筹备处」的造反派豢养成了他的红人，用这些造反派又替他去整林彪「死党」。更有甚者，公审的时候，这些家伙又坐在公审的主席台上，煞有介事地装成「正义」的化身。 六七年初，新的全军文革成立，徐帅为组长，江青为顾问。新的军委文革的主导思想是「不要怕乱」，这样，军队省军区以上的机关在军队院校造反派的重新冲击下，大乱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多数是受自己所属学校和文艺团体的造反派冲击而大乱的，有的也受到了地方造反派的冲击。 总后勤部是全军文革直接调遣来的造反派二医大「红纵」搞乱的。徐向前是元帅，是军委副主席，我应该尊敬他，可是在他任全军文革组长时，真是左的很，对待军队老干部和叶帅、聂帅、刘帅完全是两样。这期间，只要徐帅接见群众，必先大骂刘志坚是坏蛋，这明显是向江青和中央文革示好，因为刘志坚得罪了江青。徐帅直接点杨勇、廖汉生的名，让批倒、批臭；也多次点苏振华的名，说他是彭黄漏网分子，并批准把苏振华抓起来。更有甚者，徐帅竟说贺龙要让许光达当总长，据我所知，这只是一个笑话，贺老总不会许过这种愿。……这样，军队乱了，叶帅火了。他在京西宾馆的会上给徐帅拍了桌子，把手指都拍断了。官方的书上说，叶帅是对中央文革拍桌子断了手指，这不是事实。 文化大革命是在混乱中进行的，这种混乱，后来发展到毛主席自己也难控制的程度。当时，省、市以上的机关，几乎都让造反派取代了。 当时，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整无损，军队保持了稳定，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对我们的党和国家起着脊梁骨的作用。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军队也乱了，就会超出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问题。其结果也就不是大乱的问题，而是党和国家及人民军队的存亡问题了。 造反派的出现，并能兴风作浪，毛主席的支持是起决定作用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全国造反派的司令部。六六年十月军委《紧急指示》发布以后，全军文革小组也就成了军队造反派司令部。造反派很快就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在这样的情况，军队要制止「造反派」的破坏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对「造反派」也要做阶级分析，其中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毛主席号召造反，一哄而起。但在造反的队伍中一些对共产党有仇恨的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的特嫌分子、旧军警分子等趁着文化大革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幌子，残酷揪斗老干部，煽动派性，挑动武斗，搞打砸抢，对文化大革命本身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而这种以「造反有理」为幌子的破坏活动，都得到了5全军文革的纵容和支持。 究竟怎样制止造反派的破坏？这里仅以军委炮兵机关文化大革命为例。军队大军区以上的领导机关，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并成立革委会的，军委炮兵是唯一的一个。即使像总后机关成了大乱的典型，造反派也并未敢夺取领导权。 六七年一月间，炮兵司令吴克华，仿照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方法亲自起来造反，组织了「造反突击团」，一举夺取了领导权，把炮兵政委陈仁麒，副司令吴信泉、匡裕民，参谋长丁本淳打成「反党集团」并处罚到农场劳改。 中央军委对炮兵的「造反夺权」是十分关注的，但处理起来也是棘手的问题。从文化革命总的形势来说，对造反派不能公开反对，从制止造反派对军队的破坏来说，对造反派应当坚决反对和取缔，这就是尖锐的矛盾。怎么办？「只做不说，心中有数，决不手软」就是办法。 从六六年底，到六七年三、四月间，我记得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对炮兵的文化大革命讨论过三个问题，对每个问题都得到了「处理」。 （1）关于批准炮兵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叶帅一看到报告的题目就说：「对这个问题，由全军文革按照规定办理。」 全军文革刘志坚说：「按规定，就是要中央军委批准呀。」叶帅根本没有再理睬，就说其他问题，这样，也就算「处理」了问题。 （2）关于接见炮兵造反派问题。炮兵造反突击团成立后，全军文革提议中央军委接见一次，以鼓励军队机关的文化革命，并列为军委办公会议的一个议题。会议开始大概只有五分钟，聂帅就大声说：「叶帅，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要抓紧时间。」叶帅会意，就连声说：「是的，是的。」在讨论完其他问题后，叶帅就宣布散会了，把全军文革关于接见炮兵造反派的报告放在一边了，也就算「处理」了。 （3）关于批准成立全军科技战线造反团的问题。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叶帅只看到全军文革报告的题目，连内容都未看，就大声同聂帅说：「这个问题怎么办？」聂回答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战线！」叶帅说：「由全军文革办理。」这也就高明地「处理」了。 从处理上面三个问题完全可以看出，中央军委对「造反派」的立场、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了。当时，公开反对是不成的，公开反对立即就会变成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六六年底，北京医院已经不「安全」了，总理叫我把住在北京医院的几个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以及著名的民主人士转到三〇一医院高干病房，并嘱咐我只能让院长靳来川知道，再就是告诉叶帅。叶帅非常负责，以军委的名义下命令：三〇一高干病房人不许冲击，医务人员不许在病区搞四大。刘志坚、李曼村这些全军文革的头子，非常不满。刘志坚的老婆刘兰英（刘志坚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打电话给我，问三〇一高干病房藏着什么人，我就是不告诉他，只说军委有命令。我越不告诉他们，他们越来劲，不但向江青汇报了，而且由李曼村亲自出面，叫医院政委白崇友发动三〇一护校的造反派冲击三〇一高干病房，由于卫戍区严防死守，没有得逞。邓颖超住三〇一医院，医院的造反派走漏风声，二医大「红纵」为了打击周总理的养女龙书霞（龙飞虎的女儿，她是反对二医大「红纵」残酷揪斗老干部，到处搞打砸抢的），闯到邓颖超的病房去要挟。总理知道这些人的行径后很生气。 上海「一月革命」之后，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对全国各地，对军队的影响很大。 上海夺权之后，全军文革一帮人和军队的造反派更加手痒的不可忍耐了。二医大的造反派头头如钱信莎等人，都特别想当军队的聂元梓，李曼村、谢镗忠这些人就想当军队的张春桥。而且，他们望着的「用武之地」是整个的军队。他们给徐帅出了很多坏主意。 六七年一月初，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和我同在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躲反」。当时，能够到西山躲反的，都是经过叶帅或林总批准的。赵尔陆是林彪要他到西山躲起来的。但徐帅以不要怕群众为由，把我们都赶下山去，当时是最乱的时候，我们都遭到残酷武斗，我几乎被打死，赵尔陆在同造反派的斗争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临下山前几天，我们两人在赵的住处，从晚饭后一直谈到快拂晓才散的。赵说：「罗瑞卿倒了，贺龙也不成了，他们把我整的厉害呀。本应把工作好好抓一下，现在又躲在这里。谁怕群众？徐向前在说风凉话」。几天后赵人命就没有了。林总知道赵尔陆死后，竟然不信，他反复说：「不是在西山吗，怎么就死了？」 赵尔陆是不怕造反派，而又死在造反派手里的。谁愿意戴上怕造反派的帽子？！赵一回到机关就被造反派抓起来了，并用极其恶毒的手段，对赵搞长时间的批斗。赵患有严重心脏病，身体终究是支持不住的。造反派把赵关进了他自己的办公室，同外面不能联系，甚至连一口水也喝不上。他死的时候，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之同，还夹着一支燃着的纸烟，手指的肉都被烧焦了。开赵尔陆同志的追悼会，大家都伤心地流了泪的！ 六七年五月「五一三」开始，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为第三阶段。在将近四年半的时间里，军队极大多数都是稳定的。军队的稳定，是中央军委、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副主席的功劳。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杨成武、黄永胜两个时期的军委办事组对稳定军队都是有很大贡献的，尤其是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贡献更大。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不但很好稳定了军队，还支持周总理、和老同志一道支撑着党和国家，同时，还在极其复杂和艰苦的环境下和中央文革、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是有大功的。军委办事组坚决抵制了江青插手军队，也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没有江青一伙插手军队破坏捣乱，军队才能稳定。 这个时期，军队整治、处理了造反派，和后来整治「三种人」是一样的。治理了他们对军队的严重破坏，健全了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战备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六九年三月，我军取得了珍宝岛边防战斗的胜利，是对军队的文化革命和战备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附：「一〇五」紧急指示 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总后党委、政治部：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出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军委、总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 中央军委命令 中央军委命令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展开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数据，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十条） 中央军委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 * * 1 原文此处为「帅」。 2 此处疑为「右」。 3 原文为「纵恿」，下文依次改正。 4 原文此处缺少句号。 5 原文此处仅有一「倒」字。 第二十四章 全军文革支持造反 总政李曼村与总后结「冤家」 从六四年开始，中央布置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般也称「四清」。总后是一个在京直属单位很多的领导机关。由于历史的原因，总后又是一个在编制上「矮人半头」的单位，所以政治运动一来，总政往往在总后直属单位做试点。 五九年，林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三八作风」等一系列建军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全军上下一致叫好，总后也是坚决贯彻，坚决紧跟的。但是，总政长期高高在上，他们在工作中往往不是说服而是压服，这样「突出政治」便是压服别人最好的大棒，实际上他们搞的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空头政治」。总后是一个干具体工作的后勤保障部门，一切工作都是实的，来不得半点「空头政治」。这样，总政和总后形成的对立情绪是很大的。 军事医学科学院（后字二三六部队）是一九五一年在上海成立的，后迁来北京。这说明中央及中央军委对军事医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视的，杨立三、黄克诚、洪学智对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工作都是很重视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医学科研机构，当时好像设有放射医学、基础医学、微生物流行病、药理毒理、部队卫生营养等研究所。主要从事平、战时特殊环境、特殊损伤医学防护和卫生防疫技术、装备及相应基础研究。这里汇集了一批专家和优秀的科研人员，但他们中间的不少人来自旧社会，因而阶级成分和社会关系不可避免有些问题，这是客观事实，关键是我们做领导的要正确对待。 总后系统文化革命开始于军事医学科学院六五年的四清。总政直接领导「四清」的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是点，三〇一医院是面，以点代面。总政派出了以宣传部长李曼村为组长的工作组，总后政治部主任卢南樵为副组长。李曼村是个「三八式」干部，山东大汉，有点文化，参加革命后进步较快，解放战争时期就当了师级干部。李曼村应该说是有工作能力的，就是思想左得要命，文化革命开始后更左，害了总后，也害了他自己。 军事医学科学院是全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而且不少骨干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总政工作组没有注意到这一特点，他们不是对知识分子「搞社会主义教育」，而是对知识分子「搞阶级斗争」。总政工作组一进驻军事医学科学院，就把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从院里到科室对专家、教授搞清查，甚至进行围攻批判，不少科室的科研工作都被迫停止下来，并且牵动了三〇一（解放军总医院）的知识分子，弄得人心惶惶。比如说，有个专家工作表现是不错的，但他信天主教，就去整人家；再比如，有个专家参加搞原子弹，他说：「我热爱和平，反对搞原子弹」。可是他说归说，工作照样在做，为了这句话就去整人家。 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李曼村怕总后党委和他们对立，特意请总政主任萧华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去讲话，李曼村向萧华汇报谈到知识分子时说：「都是蒋介石丢下不要的，邱会作当宝贝，每年春节邱会作都要去给专家拜年，送东西，红军干部都捞不上，专家却都有，专家的工资比红军干部高。邱会作对知识分子太右了。」萧华的讲话受李曼村影响很大，当他在讲话中说到「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时，有人递条子问什么是当权派？萧华说：「室主任以上就是当权派」。这一下全院哗然！因为室主任都是专家知识分子，而且都是由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一下全被吓住了，有几个人立即表示「不配当」室主任这个当权派，大大影响了工作。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对总政工作组很有气，立即由我口授，由司令部数据处秘书科长刘明璞记录搞了个讲话稿，并拿去给卢南樵征求意见，卢南樵说：「邱部长讲的道理很对，但肯定会被扣上和总政闹对立，对抗工作组的罪名。」我并没有在乎这些，对卢南樵开玩笑说：「你要会搞科研就去当室主任，我们不会嘛。历史会证明谁对谁错，现在不去管它。」然后，我亲自到「二三六」去讲了话。 我首先说军科的「四清」搞左了，矛头对准知识分子是不对的。我讲到有些专家想「撂挑子」也是不对的，要振作起来，敢于担责任；我也讲到科研任务不能停。在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我说了这样的话：「你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社会就是国民党的天下嘛，不为国民党做事为谁做事呀。知识分子不论是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要报效国家，但也首先要搞到饭吃，你们为国民党政府服务过，这有什么关系！这不算历史的污点。……你们现在是在新社会、新中国为人民服务，不少人说，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还是新社会好，还是共产党好，这就不错嘛。你们只要认认真真工作，搞出成绩或一时没有搞出成绩都是报效国家，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拥护共产党。有的人认为我太右了，我看他们是太左了，不符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还讲到了红与专的关系，我说：「又红又专很好，……『红』不一定就等于『专』了，『专』了不一定就不能『红』……」我的讲话知识分子是欢迎的，对稳定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作用，对稳定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工作有作用。我认为我的讲话和总后党委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正确的，文革当中，全国不少知识分子都吃了苦头，而军事医学科学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的知识分子是在比较平安的环境下度过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为我国的尖端科学研究做出了贡献；解放军总医院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尊重老干部、尽心为老干部治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我的讲话也得罪了总政。 文革开始后，总后党委往军事医学科学院派了工作组，总后政治部副主任新斧为组长，两个二级部长罗文、王希克为辅，他们是贯彻总后党委方针的。但文革的极左思潮刮起来后，全军文革神气了，李曼村这些人更神气了，他们抓住机会对总后党委进行报复。军事医学科学院是全军文革李曼村这些人直接搞乱的，他们采取了如下三种手段，一是派全军文革的「记者」去该院，以采访的名义煽动搞「四大」，发动机关行政工作人员与科研人员对立。例如，记者说：「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根本问题是知识分子领导了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领导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你们邱部长重用知识分子造成的。不久前，他在你们这里讲话，把知识分子宠上天了！对『军科』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四大」来解决」；二是，通过后勤学院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把该院政治部副主任郑洪泰拉过去了（郑原是后勤学院的干部）。去的人说：「我们后勤学院文化大革命原来也很落后，现在全军文革直接管，盖子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要靠全军文革，靠总后是没有用的」；三是，通过二医大「红纵」派人去该院串联，把少数「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了。但上面三种办法效果不大，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是乱不起来。 但是，全军文革下了决心要搞乱「军科」的。六六年十月间，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军文革从政治学院调了五十余人的工作组进驻「军科」，「帮助」搞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院后，采取了搞四清的办法，把一切权力都夺过去了，院党委成了他们的办事机构。 工作组进院不久，全军文革把他们在防化兵学院搞的「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经验总结」用通报形式印发全军，并要求立即传达。我知道后命令该院暂不传达，我说「这不是经验，是一桶汽油」。全军文革知道我的态度很生气，他们强行通过工作组传达了。在传达之后，「军科」立即乱了，郑洪泰等人在混乱中夺取了院里的领导权。把院长、政委关了起来，后来还强迫他们劳动。在工作组支持下，郑洪泰还当上了「军科」革命委员会主任，统一掌握全院的领导权力。「军科」乱了，使人十分担心。为了立即解决「军科」的问题，我向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写了正式报告，提出了两点建议：一，「军科」的文化大革命由全军文革直接领导，不和总后搞双重领导；二，仍由总后领导该院的运动，并立即停止搞「四大」，郑洪泰停职反省；三，如果上面一、二两条不能实行的话，对「军科」这样特殊科研单位，由卫戍区派部队「看管」。聂副主席很了解该院的情况，他在我的报告上的批示是：「对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文化革命，同意总后党委的第二条。」叶副主席完全同意聂的批示。 全军文革对聂、叶副主席的指示不表态。在急得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我上聂副主席的门求援。我向他提出现在急不可缓的就是要派部队对「军科」这样特殊科研的单位先「看管」起来。因为「军科」有防原子的科研任务，正在聂帅所管辖的工作门下，聂帅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二人共同向秘书口述起草看管命令，直接送给林总签发了。卫戍区很快执行了命令，我可放下了一个大包袱。 六七年四月间，我回总后重新主持工作后，向中央军委提议，对「军科」实行军管，军委批准了。军管组进院后一个星期，提出把郑洪泰离职反省，总后党委在两小时内就批准了。军管约一个月就结束了，工作和生活秩序也恢复正常了，被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构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恢复了党委领导。 二医大「红纵」发难 一九六六年的全军文革，只是总政领导的一个办事机构，主管军队文化革命的具体工作，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为组长，他同时也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刘志坚毕竟是个老同志，办事还有原则，李曼村、谢镗忠这些人就不同了，特别能接受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因为总后和总政关系一直不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曼村搞总后的劲头大得很。当时，全军文革还专门下了文件说：三总部不许冲击（不包括总后）。叶帅对此很生气，他对刘志坚说：「你们说三总部不许冲击，括号不包括总后。总后不是三总部吗？是三总部就不许冲。现在战备任务很紧，总后冲垮了怎么搞战备。」全军文革这一条没有得逞，又决定总后是全军文化革命三大试点单位之一。叶帅关心地对我说：「你的问题是从你反对空头政治来的，但你不必担心。林总说过，看他们（指全军文革）怎样来，我们就怎样去，这就是斗争。」对叶帅的话，我完全理解。林总对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都是不感冒的，因为他不愿意这些人打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牵着他的鼻子走。 从文化革命开始，毛主席支持造反派，全军文革就特别注意发展造反派，从而代替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原来也只搞正面教育，不准搞四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二医大少数文化革命的「先进分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二医大成立了造反组织「红纵」，从后来审查钱信莎得知，她通过潘国平同张春桥联系上了。 二医大的文化革命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关心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春桥为了便于插手和控制上海驻军的文化革命，对二医大「红纵」表示了特殊的宠爱。二医大「红纵」也特别卖劲，一直支持张春桥。张春桥第一次接见钱信莎等人时，钱信莎就向张春桥提出请求：「在我们学校有全军文革派来的记者，他们希望我们派人去北京到总后上访，但学校不让走。请春桥同志批准我们去北京！」经过潘国平的活动，以钱信莎为领队的「上访队」终于组成了，并在张春桥的帮助下与全军文革取得了联系。 钱信莎等人在全军文革暗中支持下，跑到北京来上访。这个上访队是未经总后党委批准来搞造反的，也违反军委的有关规定，总后文办不予接待，但还是安排他们住到总后大院外的前门招待所去。全军文革得知后指示总后文办，让上访队要住在总后机关大院之内的招待所，我当时没有在意。这样，全军文革就在总后机关内为造反派安下了一个「白色堡垒」。总后机关的灾难也就从此开始了。总后机关成为全军大乱的典型，是中央文革支持全军文革指挥军内造反派搞乱的。 上访队住进总后大院后，机关干部根本没有人理睬他们。因此，上访队力争做三件事：一是能生活下去；二是与机关的造反分子秘密联系；三是要用肇事的办法，「让邱部长犯错误」。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前，经军委批准各地军队院校的师生来京参加国庆活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军委对来京的军事院校有严格的纪律和规定，并要求先行到京的「伞兵」（散兵）统一归建。二医大参加国庆活动的大队伍到京之后，住在后勤学院，学校通知住在总后大院内的招待所的上访队归队时，他们竟拒绝归队，总后文办再三动员都无效。原来全军文革的记者早就跟上访队串通好了，要他们一定要在机关站住脚，以便起到院校和机关串联的作用。我们「先礼后兵」的工作是做到了，我就向总后文办交待三条：第一强行归队；第二严格管理；第三学校实行集体活动。 「强行归队」就是上访队非回学校住地不可。九月二十六日我下令给学校，限他们在中午十二时前一定要把上访队带回去，学校坚决执行命令。最后上访队只剩下五人，他们逃窜到招待所附近的油料化验室闭门固守。我立即批准破门抓人。但是由于警惕性不高，学校队伍回营时，全军文革三名记者混入队伍同钱信莎等人联系上了，引起了后来更复杂的斗争。 「严格管理」就是所有人外出一定要有学校的假条，否则一律不准外出，这一条就把上访队管住了。他们的反抗力也很大，上访队的学生王香谷（号称「军师」）公开昂首挺胸向外走了，我立即依军纪下命令把他关起来了。钱信莎外出很晚归队远远超出请假时间，我同样立即下令把她禁闭起来了，上访队不敢动了。 「集体活动」就是学生一律不准单独外出活动。在国庆节前不准访友，外出参观则集体行动，这一规定，限制了全军文革在学生中煽动造反肇事。 经过上述工作之后，二医大基本平静下来了。除了少数造反派之外，师生都高兴。全军文革活动的余地小了，他们必须另想办法。 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全军文革派了五名记者拿着正式介绍信到二医大师生住地去「采访」。当时学校领导并不知道这是个阴谋，按照工作关系接待了他们，并提供了工作上的方便。新去的五名「记者」同原来混进去的三名「记者」汇合后，与学校的「红纵」头目通宵策划后，于二十八日上午，向学校提出晚上要举行全校辩论会，主要内容是：国庆节军队院校在首都怎样做好样子。学校未向我请示报告，就举行了大会，结果学校上当受骗了。 全军文革派去的「记者」，对「辩论会」计划得很周到，辩论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像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样，把造反派的牌子亮出来，逼我公开表态承认造反派的革命性和合法性。辩论会分三步走：第一步要把会场冲乱到校领导无法控制的程度；第二步要厮打，打伤得越多越好；第三步造反派冲到图书馆的楼上集中在一起固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的造反派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接到通知后即可前来支持。 由于学校极大多数学生都反对造反派，学校的军事生活又严格，因而辩论会开始后，全校几千人的会场秩序井然。造反派分散在自己班级的队列中不能随便活动。在一小时多的时间里，发言的都是正面意见，造反派一个发言的也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得不到发言权。「记者」到底是书生，他们的计划基本上没有实现，「记者」急得没有办法。 此时，几个「记者」在一起嘀咕了几句后，其中一人立即走到扩音机前，向主持会议的人说：「我以全军文革记者的身份说几句话」，然后记者大声说：「今天的会议不是辩论会，是说教会。我们要民主，要说话，要造反！不怕挨打受伤的人冲破束缚就是胜利！」记者说话之后，钱信莎所在的地方乱起来了，此时八个「记者」装着给学生送水，一起冲到骚乱的地方与钱信莎等会合，他们一起向外冲，而学院队干部和学生干部则往里拉他们，互相打起来了。学校立即命令：散会！队伍回宿舍，不准在院子里活动。学校用了两个学员队把闹事的地方包围起来了。此时，「记者」示意，钱信莎等人是女同学，要求进室内整理衣服。不久，钱信莎等人把自己动手撕破的衣服拿出来了，还有带血印的，作为她们遭受围攻被打伤的证据。「记者」拿着「证据」，带着钱信莎到全军文革控诉总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了！全军文革策划的阴谋得逞了。 九月二十九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拿着二医大学生被围攻、武斗的「证据」到中央文革去开会。江青看了证据之后说：「一个跟着毛主席长大的人（指我）今天也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革命造反派，真是不可想象的事。这是全军活生生的典型！军队的文化革命，不能不使人担心呀！」 但是，国庆节之前，总后机关一直没有乱，工作井然有序，干部上下团结。 军队院校进京 八届十一中全后，地方的大学都在批斗工作组，勒令工作组交出整学生的「黑材料」，当时把学生分成一、二、三，三个等级。三等的学生就是反动的学生了，运动后期是要处理的，就像反右时处理右派一样，每个学校搞上几百个反动学生，全国就是几十万，后果也很严重。不言而喻，当时按照刘邓的搞法也是不成的。 按照总政的指示，总后也在一些大学派了工作组，也把学生划了等级，学生提出「黑材料」问题，也无可厚非。但部队是组织纪律严格的，总后就这个问题请示了总政，总政答复是：「等通知。」自然，总后对下面的答复也是：「等通知。」这就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和对立情绪，想上北京告状的学生大有人在，学校不稳定的因素急剧上升。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全军文革于六六年九月借机向军委报告说：军队院校的学生们也想念毛主席，前几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没有参加上，国庆节的时候希望能批准他们来北京，总压制下去会产生不良结果。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大家意见不一，全军文革的态度很坚决，我们反对这个报告，并认为这是真心支持和爱护叶帅，全军文革坚持这个报告也说是真心爱护叶帅，叶帅最后同意了这个报告，但心里有些犹豫，我记得散会时，叶帅还重复说「会产生不良结果，会产生不良结果」，然后边走边自言自语开玩笑地说：「现在做事怎么防贼似的」。军委虽然同意了这个报告，但要求军队院校来北京要由校长、政委亲自挂帅，各队大队长、政委亲自负责，严格管理，严格遵守纪律。全军各院校到北京参加国庆节，这是全军文革搞乱院校的一种手段，他们利用全军各院校都在北京的机会，逼着中央军委批准全军院校搞四大。 为了院校参加国庆纪念，总后党委常委做了认真的讨论和具体布置的。对二医大参加国庆节则做了周密的安排，力争做到不出事；万一出了事也能立即处理。 二医大校党委，对参加国庆节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他们的意见是「红纵」骨干分子一律不许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活动。总后常委讨论了二医大的报告，认为他们对防止造反派在天安门闹事的精神是好的，但具体政策上有欠妥之处，总后常委的决定是：所有来京参加国庆的学校师生员工，一律参加国庆，但必须是严密组织，严格纪律，严格管理。总后党委常委、副部长张贤约为总后勤部参加国庆活动的总指挥，亲临现场指挥，而且二医大还组织一支有能力的纠察队，由张贤约直接指挥。 天安门上被告了一状 十月一日国庆节，我一登上天安门，就有一位老战友大声叫唤我说： 「老兄！你人还没有上来，城楼下就有你的光荣榜了。」我顺着那位战友的手向下一看，原来是造反派两张斗大字的标语，铺在金水桥北面的地下。左边一张是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造反派写的：「强烈要求李天佑停职反省」。右边一张是上海二医大「红纵」写的：「强烈要求邱会作停职反省」。后来，我同李天佑两人一起看了那两张大标语。在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下，我们俩人，当然都有思想负担。 天安门广场开始群众游行的时候，我看到毛主席手指城楼下，向着总理在说话。由于我站的比较远，他们说什么，我不可能听到。但看毛主席的表情，同平时谈笑风生的态度是一样的。 不久，邓颖超大姐走到我跟前来，对我说：「你看标语会有压力吧？不要去管那些事，那是小孩子的事。总理对你都是很了解的。红小鬼什么风浪都经过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在天安门上，他看见毛主席进了休息室，就跑进去向毛主席告我的状，陶斯亮说邱会作「镇压群众运动」，他以军队有纪律为借口「定了很多条条框框」，不许我们到北京串联，赶我们回去，我们「在总后大院连饭都吃不上」。陶铸看见女儿跑到毛主席身边去说话，怕她影响毛主席休息，就去叫她，毛主席说：「我想听听，做调查研究嘛。」陶铸和和我甚好，他出来后走到我跟前，搂着我的肩膀说：「嘿，亮亮在主席那里告你的状，你对亮亮管教不严，她是你的兵。」我不服气地说：「我前几天就给她写了一个条子叫秘书送去，我写的是『亮亮你不要跟着闹，要退出，否则我告诉你爸爸了』，她不但不听，还在大会上念了我的条子，表示要坚决和革命群众在一起。」陶铸说：「她怕曾志。」他边说边刮了我一下鼻子就走了。事后曾志批评了陶斯亮，陶斯亮很快就退出了。在这里我想特别说几句：陶铸是我的老领导，我对他是很佩服的。他思想水平很高，工作魄力很大，能力强、办法多、充满革命激情，对同志非常热情、关心。陶铸在文革中不幸去世后，我是很揪心、很难过的。亮亮是他和曾志唯一的女儿，她只是在文革初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运动，但很快就退出了。亮亮毕业分配去了艰苦的地方，我是不知道的。我当时是完全有权力、有条件关照这件事的，但我没放在心上。现在想起来有些对不起陶铸和曾志。 大约在十二时许，总参谋部临时设在城楼上的值班参谋来同我说：「总理指示，游行结束后要您稍等一下。」在下午一时左右的时候，总理在天安门上同我和李天佑作了简单的谈话。他说：「从最近全军文革的材料上来看，你们的日子不很好过。不过，也不要想得过多了。刚才，主席还指着城楼下的两条标语在说，好人受点冲击是难免的，这是群众运动的特点。你要找李、邱谈一下，要他们两人不要有什么负担。」 在天安门城楼上发生的事，我的思想当然是不平静的，我始终就认为造反派本身是乌合之众，并不可怕。当时造反派还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把大标语搞到天安门，没有人背后支持是办不到的。只有当权派利用造反派来兴风作浪，造反派是会吃人的！ 十月四日，中央军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院校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除办公会议成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首长都到会了，会议由叶帅主持。 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在京西宾馆叶帅的房子里闲谈，叶帅断断续续讲了很多的话，他以诗人的风度，着重讲了「势头」的问题，他说：「形势和势头两者有关系，但又不是一回事。如果把形势理解成是客观存在，那么，左右这个形势的力量就是势头了。我的看法，现在是造反的力量比革命的力量大得多，造反和革命有联系也有区别，大家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我劝你们对这个问题，应当做必要的分析，这也可以说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问题。」对叶帅的话，我们只是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几个人走出叶帅的房间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有悲叹的情绪，但没有说什么就各自走了。 在四日的会上，对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即：一律搞四大；一律搞正面教育；或者在两者之间闯出一条新路子来。第一种意见，即搞四大，这是全军文革独一家的意见：第二种意见是极大多数人的要求；第三种意见是叶帅考虑的意见。有几个坚持正面教育的热心人，我记得有许光达、李天佑和我等。 由于有叶帅头一天的谈话，我在四号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一言未发。在会议上，李曼村对军队院校在国庆期间，对机关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主题，做了长篇发言。接着文革组长刘志坚对文化大革命就提出了搞四大的方案。到会的人，对他们的发言，也一言未发，叶帅知道大家的情绪，并没有要大家发表意见。当时有些冷场，过了一会叶帅请聂帅讲活，聂帅在没有精神准备和情绪不高的情况下讲了话，聂帅说：「我这几天到各机关去走了走，看了一些单位的大字报。我看那些大字报的内容，有的写得很不错。对工作上的缺点和领导干部提出了批评，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在此同时，大家也都在坚守岗位，工作进行得很正常，这些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我看各级党委既能搞『武化』革命，也能搞『文化』革命。」聂帅当然是反对搞四大的，但他没有说出来就是了。 李曼村在聂帅发言之后，绘声绘色地讲了陶斯亮国庆节在天门上向毛主席告我状的情况，他强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痛恨镇压群众。」然后他宣读了一个学生给全军文革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要求搞「四大」的，我记得信的内容的大意是：「现在不少领导干部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还不能做出本质的区别。其实它的区别就是照『我』的意见搞文化大革命，还是照毛主席和革命群众的意见搞文化大革命。前者就是反动路线，后者就是革命路线……」李曼村宣读这封信，是因为全军文革对聂帅讲话的不满。当时李曼村这些人挺猖狂的，不愧是军内造反派的最好后台。他这样猖狂的目的，就是也想在军队搞一个什么「风暴」，以便自己成为「文革英雄」。 全军文革把叶帅、聂帅推到大风大浪的浪尖上，暴风雨的风口上，叶帅终于同意全军文革对今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拿出一个具体意见来。这个意见就是军委「一〇五」紧急指示。 「一〇五」紧急指示 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紧急指示》，批准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一律搞四大。 过去，军内都称十月五日军委《紧急指示》为「一〇五」命令。造反派把命令称之为「救命令」。从命令的错误性质来说，确实是救了造反派，害了极大多数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我自始至终都认为，「一〇五」命令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错误，但这个错误也是不得不犯的错误，因为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是首位的，毛主席是支持四大的，大家明明知道这种态度要产生极大的恶果，也要支持这种态度，至于产生的恶果，只有在用加倍的努力工作去挽回、去弥补。林总也只能同意了这个命令，道理也是一样的。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一〇五」命令不是林彪搞的，是全军文革搞的。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叶帅、聂帅没挡住，林总也没挡住，谁也挡不住罢了。 十月四日深夜，即「一〇五」命令发表的头一天晚上，当时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还亲自同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兴高采烈并带着讽刺的味道同我说：「学校搞四大的命令，明天就要见报了。我特意同你打一个电话，尽量争取一点主动，又要有精神准备。估计二医大造反派对你会有些意见，叶帅指示，要我打电话告诉你，先召集小型会议，做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样可以争取主动。我的意见供参考。」不一会，叶帅又来电话，他说：「要说的话，刘志坚都同你说了。我知道你对军委的决定是有意见的。邱老弟同志，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但不这么搞就是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了得起呀！现在有意见和无意见都要照命令行事。下决心多做点工作，对你可能会有好处的。」由于叶帅同我打了电话，我得立即行动，我分别召集两派各四、五十人在总后开了两次会议。我做了简短的自我批评。「红纵」的人，听了我的讲话之后，报以热烈的掌声。临退席时，不少人还同我争着握手。接着「红旗」也是四、五十人来开会。我同他们讲话之后，没有一个人鼓掌。退出会场时，有的人同我握手说：「邱部长保重！」有的则哭泣而走，当时，我内心里也是十分难受的，特别想到总后的干部群不可避免地会受我的牵连而遭受一场大的灾难，心里就更难受！ 「一〇五」命令发表后，军队院校的学生在北京有组织的活动就散摊了。我记得除了大同的汽车学校，还是由学校带队回去了之外，其余的学校都在北京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溃散了，学校的领导职权立刻崩溃瓦解，不少人领导当时就做了造反派的「俘虏」。 由于全军文革的李曼村给「红纵」透了信，在五日清晨，「红纵」打着旗子在总后大院进行了游行，庆祝搞「四大」。接着「红纵」有三百余人，高举「红纵」的旗子，整队步行去三座门全军文革庆贺「一〇五」命令的颁布。此时，全军文革的工作人员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一〇五」命令的颁布，二医大红纵就捷足先登了。 同时「红纵」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红纵」领导，学校的一切权利由「红纵」行使，学校的原有领导干部由「红纵」集中办学习班。踢开党委闹革命，一切权力归造反派。二医大的极大多数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干部，积极分子，对学校搞四大都没有思想准备，也根本接受不了。他们保持沉默的态度对待「一〇五」命令。学校有几个学生，联名向叶帅写了一封最简单的信。信上大意说：「叶副主席，我们对您十分尊敬！我们认为『一〇五』命令是错误的。我们对命令不公开反对，但我们也决不执行。」 中央军委「一〇五」命令，在当时就是错误的，从它的后果来看，也证明了完全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源头，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林、叶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步了。直接的罪魁祸首是全军文革。第一，院校搞「四大」，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打开了一个乱军大的突破口。军队院校人数众多当时约在二十万人左右。院校是军队的组成部分，同机关有密切的关系，同部队也有一定的关系。院校搞「四大」，直接影响领率机关的正常工作，对部队甚至作战部队也有极大的不良影响。按照原定的方针，军队搞正面教育是非常正确的。第二，院校搞「四大」，是给了造反派一个阵地，他们有了这个阵地就可以上冲下连。大军区以上所有的机关都是院校造反派冲乱的。有些部队也是造反派冲垮的。第三，许多院校被造反派搞垮了。不能成为培养部队干部的机构。后来对院校进行整顿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江青接见「红纵」头目 军委「一〇五」《紧急指示》后，北京的军队各领率机关就乱了，全军文革操纵、支持的军队造反派真是扬眉吐气了。在李曼村纵容、支持下「二医大红纵」串通后勤学院「星火燎原」和总后机关的「造反派」在总后礼堂、各饭堂到处贴大字报，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这主要指我和副部长饶正锡。说来也奇怪，总后机关很奇怪并没有乱起来，学习和工作井然有序，「造反派」妄图搞乱总后机关，反而把总后机关巩固起来了。机关本身的「造反」分子，多数是在群众监督和包围之中，反对「造反派」成为机关绝大多数人一致的行动。全军文革很着急，他们竟然请到江青来接见二医大「红纵」。这里的内幕我一直没有搞清楚。 十月八日，在全军文革的陪同下，江青在军事博物馆学习馆，接见了二医大「红纵」勤务组全体成员，这是江青第一次接见军队的造反派，这次接见的「壮观」是空前未有的。全军文革的全部工作人员和军事博物馆的全体人员，在博物馆的广场上，排成了很长的欢迎队伍，全军文革负责人站在队伍的最前头。当江青的车来到时，迎上前去给江青开车门，并搀扶她下车。江青下车之后，「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致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响彻全场，直到江青进到室内，口号还没有停止。 江青进到接见室时，「红纵」勤务组、全军文革的记者等人，又在呼同样的口号。当江青同被接见的人见面时，钱信莎等人则哭成一团，「泣不成声」。主持接见的李曼村再三说：「我们要高高兴兴地听敬爱的江青同志指示」。这时，江青说：「造反派是英雄，不怕流血，也不要流泪！」江青的话音一落，这些人哭得更厉害了。这下可把江青感动了。她站起来，掏出自己的手帕去给钱信莎擦眼泪，并连说：「英雄不哭！英雄不哭！」江青的举动令全场沸腾起来，江青坐下之后说：「我首先祝贺军队也有了革命造反派！你们在北京敢反大人物，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造你们上司（均指我）的反，这是了不起的。这就叫做造反派的革命精神！军队过去把你们压得死死的，中央批准军队院校搞『四大』，把你们解放了，希望你们大力发扬造反派的革命精神！」 这时李曼村站起来举臂高呼：「向敬爱的江青同志致敬！」之后又说：「我们全军文革接受江青同志的批评，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应由我们负主要责任。过去，江青同志就批评我们没有到文化大革命第一线去，我诚恳接受批评！」 在接见的当场，全军文革院校组向江青递交了一份「红纵」在京「闹革命」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邱会作打击造反派的罪状，其内容大致如下： 一、拒绝接见「红纵」上访队，致使来访人员吃不上，喝不上，更没有休息的地方。机关人员把造反派视为眼中钉。 二、「红纵」的负责人如钱信莎、王香谷等人被抓起来关押过，这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 三、总后对「红纵」的活动有严密的监视，「红纵」的小将遭到了学校组织的围攻，这是群众斗群众的典型。 四、「红纵」搞的学校领导干部镇压学生的材料，全部被总后文办没收了。 五、总后文办整理了「红纵」在京活动的黑材料。 六、总后对二医大自行离京人员，一律不发路费和粮票。 江青看了报告之后，即发表了讲话：「一，我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今天是第一次接见军队的第一个造反派。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都是支持革命左派的。二，『红纵』在北京的革命精神，我们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敢于批判大人物（指我）。三，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今后可能遭到比现在更大的困难，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正在接见的时候，二医大「红纵」的对立面「红旗」派出五人代表去要求参加接见。在外面担任警卫的卫戍区一个副司令员，把条子递进去了。江青看到条子后说：「我只接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江青拒不接见拥护中央军委、拥护总后党委的「红旗」。江青接见之后，「红纵」印了上万份传单。除了在北京、上海大量散发之外，他们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散发，造成的舆论之大，在当时是罕见的。这次接见，对搞乱军队起到了极坏的作用：（一）鼓励军队也搞「造反派」，起来大造反。（二）「红纵」的地位提高了。全军文革院校组的会议，「红纵」是经常列席的。在全军文革那里，钱信莎比我的地位高多了，当时「红纵」就有人向我勒令：「邱会作的吉姆车应当交给钱信莎使用」。（三）从十月五日之后，军队院校在一个星期之内全部乱了，党委垮了，造反派夺去了领导权。 国庆节之后，军委决定军队院校都要回校闹革命。迫于形势，二医大也要回去，为了搞乱总后，全军文革还是背着军委特别批准「红纵」在京设了留守处，全军文革特别批准「红纵」可以留守五十人。 全军文革把江青接见「红纵」的指示奉为圣旨，他们要求叶帅立即召开有三总部、军兵种首长参加的会议，传达江青讲话精神。在当时的形势下，叶帅同意并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全军文革建议传达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江青的指示；二是以全军文革的名义发出了坚决贯彻江青讲话的指示；三是以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名义向江青发了致敬信。「红纵」有三个人列席了全军文革的会议。 全军文革在会上主持讨论江青的指示，引起了高级干部思想的分化，搞乱了部分干部的思想。当时有位司令员就是倒向造反派，他在发言中说：「今天，全军文革的会议开得好，使我学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同志的指示，完全表达了毛主席的思想。今后我们是反对造反派呢，还是站在造反派一边，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问题。」 全军文革的领导人对这位司令员的发言大加赞赏。但此人发言的时候，叶帅向他瞪了两三次眼，暗示他为什么要说这样无原则的话，此人则毫无反映。在会议结束时，全军文革再三要求叶帅做指示，他一句话没有说，只是打手势，表示没有什么话可说。 当天晚上，我记得有王树声、许光达、陈锡联和我等几个人去京西宾馆叶帅住处打听消息。今天同往常有些不同，我们一进门，叶帅手上拿着一份什么文件自言自语地在说：「拍马屁也要找个好对像呀！」接着，他把文件递给秘书手上，并说：「你附个条子，说这个文件我不看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我好奇地挨到秘书跟前去看那个文件的标题，原来是一份向江青的致敬信。大家都知道了叶帅不高兴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们几个就在叶帅那里随便谈了一会，叶帅对别人谈的问题，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他最后说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他说：「共产党的事要共产党领导，这是常识，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我想文化大革命只要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就什么都不怕。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有人说我们确实不怕文化大革命，就怕不让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有同感，……」 十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发表社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军文革直截了当的提出了，邱会作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之一。此外，李天佑等人也是在批判之内的。在中央军委常委讨论时，叶剑英副主席不同意把我们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来批判。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不可免的，不少人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我也犯过错误。我不同意公开批判这几个同志，如果在军队一定要批判反动路线的典型，我自己愿意当典型，我代表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接受批判。」在当时的情况下，叶帅和中央军委常委还是有一定的权威的，挡住了全军文革企图批判一批高级干部的恶浪！中央军委始终没有同意对我进行公开批判。 第一次昏倒在批斗场上 在江青接见之后，二医大「红纵」真是疯狂到了极点。他们被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封为「革命造反派」，这在当时是最高的「荣誉」了。紧接着，「红纵」把矛头指向了三个方面，这就是：打垮二医大「红旗」：在总后机关组织同盟军；打倒邱会作。这三者又是互相联系，齐头并进，但以打倒我为主要目标。「红纵」打砸抢的能量真是不可一世的！ 「红纵」在江青接见他们的第二天，即从十月九日开始，到十一月十七日，在全军文革纵容、支持下，对我连续批斗了四十多天，经常都是晚上八时开始，到次日六时结束，名为要我解答问题，事实上是对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当时，我既要参加军委办公会议的日常工作，又要主持总后的工作，对我的身体和精力来说，早已是满载超轴了。他们说：「邱会作是铁人，也能把他烧软了。」 全军文革还指使钱信莎组织了「全军院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观摩大会」，实际上是对我的批斗会。从十一月十六日晚八时开始，先在机关食堂进行批斗「预演」，到十七日上午转到总后礼堂批斗，下午三时我自己就感到头晕，支持不下去，只有硬顶，六时左右就一下昏倒在批斗场上了。总后门诊部立即把我送三〇一医院抢救。 我到医院两小时以后，叶帅就给三〇一医院下了命令：（1）要全力抢救邱部长；（2）要保护邱部长的安全；（3）不准任何人干扰邱部长的治疗。 造反派除了执行全军文革打击老干部的指示外，其余任何人的话都不听的。为了确保安全，二十日晚上，叶帅就派军委办公厅科长杜海舟把我接到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绝对禁区）养病去了。当时，叶帅是有条件保护我的，也是真心保护我的。十一月十三日，叶帅等人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时就说：「二医大那些同志，搞过了头就错了。」 二医大「红纵」在总后机关闹了几个月，除了批斗了我几十次之外，其余什么也没有捞到，由于军委一再催促军队院校的师生要回到学校去闹革命，十二月底他们灰溜溜地回上海去了。他们是被迫回去的，当然是心里不服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立即接见了红纵的勤务组，张春桥说：「你们在北京得到了锻炼，学到了造反本领，也出了名。特别重要的是得到了江青同志的接见。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搞好学校的文化革命，随时接受新的任务。文化革命才开始嘛，英雄还能无用武之地！现在上海的形势很好，在学校你们是没有多少事可做了，你们还是要准备上北京的。你们那位部长是又臭又硬的，现在躲在山上同元帅住在一起享起清福来了。这就是他们这些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红纵」很理解张春桥的指示，果然一个多月以后「红纵」奉全军文革的命令，又杀回总后机关来了。 「红纵」把总后变成鬼蜮世界 造反派利用「四大」的武器是搞打砸抢的能手。他们反对党委领导，打倒老干部，打击革命群众，搞得天下大乱。造反派的兴起，大都是从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开始的。最初起来造反的人，最大特点就是被刘邓镇压过的「冤者」，他们誓死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看来，按刘、邓搞运动的方法也伤害了大量的群众。当然，文革中的乱，毛主席支持造反是决定性的因素，毛主席支持「群众」反刘、邓，「群众」中的一些坏蛋就借着毛主席支持造反，却去反对共产党。形势越搞越乱。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二医大「红纵」按照全军文革的旨意第二次进到总后机关，到三月中旬，大约闹了两个月，他们的主要行径是： 一、勒令总后党委不准「擅自」开会（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并要监督党委会议的召开，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在总后政治部造反派的点拨下，和后勤学院「星火燎原」去抢保密室，企图抢走党委常委会记录。 二、宣布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死不改悔。大肆造舆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过去对邱会作是器重的，现在不保了，并把他交给了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处理。 三、占领邱会作的家和办公室，并数次抄家抢劫。 四、大肆抓人。总后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的大部分、处长级的一部分和邱会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了。对抓起来的人，成天进行批斗、游斗、陪斗，到处都是打砸抢的声音。 五、以总后政治部造反分子为主成立了「红色造反总部」，妄图统一领导总后的文化大革命。 六、开支大量公款满足造反派的需要。 七、对机关实行管制。机关工作人员白天不准外出，晚上不准出门。 八、机关内所有房子的墙上，大马路上都写满了大字报、大标语。整个机关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同垃圾场无异。 九、大肆破坏。党委办公室、俱乐部、大礼堂休息室，招待所的电话和用具极大部分都砸坏了，连招待所的被单子上都写上大标语。 经过造反派的糟蹋，总后机关狼藉不堪，成了鬼蜮世界。 后勤学院的造反派「星火燎原」，是二医大「红纵」一手搞起来的。就其本质来说，「星火燎原」、「红纵」是一样的。「星火燎原」的特点以顽固著称，是一部分教员和勤杂人员聚集在一起的。在一九六七年的「五一三」之后，一直负隅顽抗到十月才解体的。当时，军队的这种造反派，在北京只有测绘学院、军事博物馆和后勤学院等三个。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后勤学院就没有学生了，学院的教职员工不足千人。学院的政治质量很好，向来的政治运动都是很平稳的。文化革命开始不久，我还去学校看过大字报，在院长戴金川、政委阎捷三等陪同下，我同指挥系的干部还开过座谈会。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学院还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二医大「红纵」在学院礼堂对我进行批判时，学院的干部也参加了，他们还处处保护我，虽然「红纵」的批判会对我很凶狠，在台上也放了高帽子，但始终没有敢给我戴上。学院的政治质量很好，那为什么「星火燎原」会成为全军院校的八大左派之一呢？这个问题非常简单，那就是全军文革直接豢养的结果。「星火燎原」开成立会的时候，只有七、八个人，二医大「红纵」是受全军文革的委托，主持「星火燎原」成立会议的，并立即得到全军文革院校组的支持。 「星火燎原」成立后，在「红纵」的控制下，立即加入了「打砸抢」的行列。当时，在造反派流传着这样的话：「星火燎原」是大胆打了三棒成为军队造反派的后起之秀。 第一棒是对总后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方针性的意见。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全军文革机关组在后勤学院俱乐部楼上召集二医大「红纵」，后院「星火燎原」和机关的「造反」分子开了一个会，讨论了总后机关文化大革命怎样办的问题。这是动员造反派搞乱总后机关的会议。 全军文革机关组组长谢镗忠首先在会上说：「总后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在九、十月间的形势是较好的，江青和全军文革都有评价，也很满意，但现在发生了变化，形势反而变坏了，已经起来的造反力量也有被扑灭的可能。今天在座的造反派对怎样帮助机关搞好文化革命负有重任，要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星火燎原」说：「总后文化大革命能否搞起来，最主要的是上级对邱会作的态度问题，要是把邱会作的威风打下来，总后的文化大革命就成功一半。」全军文革机关组完全同意「星火燎原」的意见，同时，谢镗忠还赞扬他们是：「有思想，有见解，有能力的造反派。」 「星火燎原」成立之后，学院政委阎捷三，教育长李汛山，政治部主任王瀑声就倒向他们了。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他们还登门对我「劝降」。他们说：「学院『星火燎原』是新生力量，并且得到了全军文革的信任和重用。我们特来请求邱部长支持『星火燎原』，这是对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我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挖苦说：「我要是支持你们学院的『星火燎原』，他们就会立即垮台的。因为他们的后台是二医大『红纵』，而我是『红纵』要打倒的领导干部中的主要对象。」为了教育造反的干部群众不要陷得太深、少犯错误，我派总后文办的王永久去找「星火燎原」的头头谈话，告诉他们：「你们大都是教员，应比学生的水平高。现在总后的领导病的病，休息的休息，只有邱、张（池明）、饶（正锡）在主持工作。你们可以贴大字报，可以开批判会，但不能剥夺他们的行动自由，影响他们的履行职责。现在战备任务这么紧，影响他们对全军后勤的指挥，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这本是一番好心的话，「星火灿原」的头头向全军文革汇报了，第二天全军文革的简报上就刊载：「邱会作同志派总后文办干部威胁革命造反派，用战备之名压制群众。」可见，全军文革和造反派是什么关系了。 第二棒是帮助高等军事学院造反派没有被吃掉。一九六六年冬，高等军事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干部发动起来的。一派（革命派）是院务部长刘忠为首；一派（造反派）是政治部主任为头目。两派进行了长时间的武斗。双方都建立了战场、营地、堡垒、工事和路障等。全军文革院校组要后勤学院「星火燎原」去支援高院造反派的斗争。他们积极完成了任务。高院造反派是一个小派，很有可能被吃掉。但在全军文革的支持下，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支持该院造反派不仅没有被吃掉，反而发展起来了。全军文革很满意，并对他们大加奖赏。 第三棒是对总后机关核心要害处，如党委办公室、机要保密室、打字室和我的家等处进行打砸抢，企图抢走档案，党委常委会议记录本和总后的大印。「星火燎原」的头子王述臣解放前当过伪宪兵队长，搞这些勾当是行家，比二医大「红纵」这些青年学生高明多了。当时总后急需给军委打一个报告，聂帅收到报告非常诧异，他生气地对我说：「你真是乱弹琴，给军委的报告，怎么是手写的？！」我说：「聂帅呀，打字室都被造反派抢占了，实在没办法呀。」这样聂帅才消了气。 五大部长 部队的政治部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些人有文化，政治上比较敏感。在文化革命中，除了院校、文艺团体、科研单位外，政治机关一般是先乱起来的。 二医大「红纵」是通过总后政治部「五大部长」把机关「红色造反总部」组织起来的。「五大部长」是总后机关造反派的核心人物。他们对搞乱机关，批斗领导干部，夺取领导权，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一九六〇年以后，林彪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总政治部打着林彪的旗号，搞的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空头政治，并把空头政治提高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巩固空头政治的权威，总政用「空头政治的大棒」整人是很凶的，人们都说：突出空头政治，就是突出整人。总后是一个必须务实的机关，所以和总政的关系一直不好，总政想利用文化革命打击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知道「红纵」的后台是全军文革（班底就是总政）。于是他们就站在「红纵」一边坚决反对我，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这就是「五大部长」的本质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五大部长」通过各种渠道，同全军文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搞乱机关起到了真正的核心作用。 第一，在搞乱总后的问题上，「五大部长」是同二医大「红纵」紧密勾结。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共同把总后机关搞成了全军大乱的典型。「五大部长」、「红纵」是互相依存的。没有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支持，「红纵」就不能打开总后机关的大门，把造反派引到内部来，起到冲击机关的作用，但同时，没有「五大部长」在内部「造反」，机关就乱不起来，这就是他们起的不同的作用。 第二，兴风作浪。总后机关文化大革命，从开始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给邱会作下一命令之前，都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得很正常的。这段时间，虽然全军文革直接指挥，二医大「红纵」冲击了机关，但都没有乱起来。徐向前不下命令把我送给「红纵」关押起来，总后干部的思想就不会发生混乱，总后机关是乱不起来的。这当然是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在党委领导下，经过干部群众坚决斗争取得的。 一是粉碎了秘密组织造反派的阴谋活动。六六年八月「红纵」进驻机关之后，「五大部长」就同「红纵」秘密接触，准备组织造反派。但当时全军都不准搞四大，而且机关的政治思想工作、行政管理都很坚强，造反派根本无法活动。政治部少数造反派分子，一有活动都立即就被发现，如公安部立案监控的国民党特嫌分子陈政就被抓两次。 二是拒绝造反派进入文办。参加文办工作的人，都是对党的事业忠实可靠的同志，但政治部参加文办工作的人很少，他们对此恨之入骨。「五大部长」控制的政治部与总后文办一开始就处于对立状态。总后文办「忍事」。后来，我批评文办说：「光怕引起事端并不能解决问题，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不斗争。闹事的人会越来越凶！」有一次，政治部对一份总后文办的简报提出了书面抗议，经过据理斗争，他们把抗议书收回去了，从而嚣张的气焰也被打下去了。 三是不准在机关庆祝《紧急指示》。六六年十月五日军委发布了军队院校搞四大的《紧急指示》。总后政治部的造反派高兴极了，为了在机关发动造反，「五大部长」策划以政治部的名义召开庆祝会，总后文办不同意政治部举行庆祝会，在开会前还相持不下，我亲自出面制止。我说：「机关同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不一样，对《紧急指示》总后机关无须庆祝！」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话还是很有效的，庆祝会果然没有举行。「五大部长」事先已与「红纵」串通好了，「红纵」以庆贺《紧急指示》为名，在机关游行，宣传「造反有理」，并准备了大量的大字报。 四是禁止与「记者组」联系。全军文革派出「记者组」到总后机关，是搞乱总后机关的侦察队。他们的任务与「五大部长」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记者组要来，他们真是高兴极了！但事与愿违，总后党委规定：作为纪律不准任何人单独与记者接触。陈政秘密与记者接触过一次，不到十分钟就被抓走了，记者在总后机关活动期间，造反分子根本无法同他们接触。机关管理之严密，是记者预料之外的，也是「五大部长」没有预料到的。 五是不准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典型。六六年十一月间，全军文革提出了树立军队院校八大造反派为革命左派，其中包括二医大「红纵」和后勤学院「星火燎原」。同时，全军文革也提出了要在全军广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定邱会作为全军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典型。对上面两个问题，叶剑英副主席不同意。但要批判我的资反路线典型，「五大部长」指使总后政治部的造反派对我所谓镇压学生的「罪行」秘密印了一本很厚的材料并急于要开批判会，但军委当时有指示：「要点名批判总后领导人，则一定要有中央军委的指示。」「五大部长」无可奈何，只好泛泛地批判一番就算了事。 总之，徐向前不下命令把我送给「红纵」关押起来，总后干部的思想就不会发生混乱，总后机关是乱不起来的。 第三，控制政治部为独立王国。总后政治部，由于跟着总政搞空头政治，在群众中「有威无信」。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政治部「五大部长」的成员之一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网破就是鱼死，别的出路是没有的。」陈政则说：「死也好，活也好，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政治部不要被『零卖』（意思是把他们这些人拆散，调动工作）。」控制政治部为独立王国就是由这种思想而来的。他们控制政治部的主要措施是三条：自己闹革命，保护卢南樵，打倒周长庚。 政治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举足轻重，对这点我是有充分认识和思想准备的。但怎样加强对政治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我则始终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权衡利弊还是决定由他们自己管比较妥当。我曾经这样想过：通过文化大革命，争取政治部大部份同志站到正确方面来是有可能的。 政治部成立文革办公室之前，他们采取了一个特别的行动，政治部党委集体向我请示汇报文办的人选。在汇报会上，我指定陈静为政治部的文革办公室主任。我的决定完全符合政治部多数干部的心愿。这一决定虽是平常问题，但对政治部则起到了争取、分化的作用，以宣传部长、副秘书长为首的很大一部分同志逐渐站到党委一边来了。 凶恶的武斗昏天黑地 「红纵」二次来京的当天晚上，就在总后机关俱乐部楼上（「红纵」的办公地点）与总后机关的「五大部长」，后勤学院的「星火燎原」开了一个决策会议，他们经过分析说：「现在的形势很好，主要是全军文革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打倒邱会作的条件是成熟的。现在的中心问题是把邱会作弄到手，我们把他控制起来就好办了。」 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一是在机关大抓拥护党委、拥护我的「老保」，一共抓了四百多人，办公楼全部成了临时监狱。二是到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地围攻纠缠徐帅，逼着他把我交出来。三是大造舆论。造反派在群众中对我大造舆论，主要内容是：邱部长变了，他变成「反革命」了；敬爱的江青同志定邱会作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全军文革准备把邱会作交给「红纵」，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现在不保护邱会作了，交给「革命群众批判斗争」。这些谣言，对不明真像的群众起到了很大欺骗作用。 在造反派横行的时候，破坏是由乱而来的。造反派把机关搞得到处狼藉不堪，其中党委办公室，招待食堂，院内招待所被破坏的最为严重。上述三个地方，我都亲自看过现场。房内各种设备没有一件是完好的，党委办公室的几部电话都砸烂了，连喝水的杯子也全部打烂了，院内招待所的被褥大部分被撕烂了，暖水壶全部砸烂了，食堂的桌凳都砸了。上面三个地方所有墙壁上都写上密密麻麻的骂人的所谓大字报。更使人难于理解的是，招待所的不少被褥上用墨汁写上了「大字报」。 造反派的另一种破坏，就是对广大干部群众的人身摧残。在造反派横行的时期，机关被抓的干部几百人，占机关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多，死在造反派屠刀下的，仅机关就有十余人。这里只说工厂部部长张和，电工李为和礼堂公务员刘其三个人之死，就可见造反派残忍到何等程度了。 工厂部部长张和，湖南平江人。一九三〇年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暴动参加红军。他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战争年间失去了右腿。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做过旅一级的职务，一九五五年评定军衔时，授了少将军衔。 自从我当了总后部长之时起，对于军需生产就存在两条方针的斗争。原军需生产方针是：「低耗，高产，完成计划」。我则反对这个方针，因为没有质量要求，不符合军需品的需要的。我提出的方针是：「优质，高产，质量第一」，这是从军需品特点提出来的。有的人坚决反对我提出的方针，张和（当时军需生产部副政委）则坚决拥护我提出的方针，大大改变了军需生产的面貌。 正是因为张和是支持总后党委的，支持我的，造反派就把他定为「邱会作的死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张和了，并且对他进行了残酷斗争，直到把他逼得无路可走，死了才了事。首先是对张和戴高帽子游斗。他是一个残疾人，一条腿是假肢，平时走路就要用手杖，但对他进行游斗时，造反派就要他把铜锣挂在手杖上，要边走边打锣喊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造反派是在对领导干部进行人身污辱，也是对残废军人，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污辱。因为他只有一条腿，站不住，经不住造反派的体罚，多次趺倒在批斗场上。 张和受到造反派的打击之后，我和张令彬还去他家去看过他一次，当时我们也毫无办法，因为总后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军文革直接插手搞乱的，他们打着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招牌揪斗老干部。张和想来想去认为没有前途了，自己又是残废，实在受不了造反派的磨难，于是就一死了之。在此，我向张和部长致以沉痛的哀悼！ 电工李为之死的情节很简单也很残忍。在文化大革命之初，造反派去变电所鼓动造反，工人们把去鼓动造反的人关起来了，造反派怀恨在心。他们把总后搞乱之后，被关的那个人带了一群人去变电所算老账，搞报复，造反派气汹汹地说：「以前关我们的保皇分子是谁？」李为毫无惧色地站出来说「是我！」于是，造反派就把李为关到原来关造反派的那间房子里，由于关人的房子在变电所的后面，又没有向变电所任何人说过，大家都不知道李为被关起来了。三天之后，家里人去找变电所问情况，橇开后面的房子一看，李为成了僵尸了！李为死时才二十一岁，是部队的复员军人。他工作非常好，大家都很喜爱他。 刘其是礼堂的服务员，志愿军的复员战士。一九六七年一月中，礼堂有五人值班，其中两女，三男，造反派知道这一情况之后，有两个晚上闯进礼堂去企图奸淫那两个女工作人员。但造反派不知道楼上还有三个男工作人员，闯进去的那两个人正要发泄兽行时，男同志闻声从楼上跑下来，两人溜走了。不久造反派来了十余人并手持凶器，把刘其围起来毒打致死，连刘其的尸首都找不到了。 第二十五章 零点得救 大人物上任全军文革组长 江青是下决心要利用文化大革命抓住军队的。但她知道，自己抓只能抓到虚的。只有在军队找到适当的代理人，才能抓到实权。对军队有些人，她认为他们还不够「成色」。她经过认真考虑之后，突然向林彪提出了对徐向前的使用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江青连续上林彪的门。最后一次，江青直接了当地说：「要搞好军队的文化革命非有元帅升帐不可。我提议徐帅任总政治部主任，并任全军文革组长。」对此，林彪感到非常突然，围绕徐的任职，林彪向江青进行了巧妙的斗争。 林总说：「徐帅是一个指挥打仗的人，搞政治工作恐怕不合适吧。同时，他身体不好，也不能胜任这样繁重的日常工作。」 江青说：「很合适。政治工作、文化大革命都是领导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日常工作可以让别人去做。他身体不好，对任职毫无妨碍。」 林总看到江青的意见很坚决，江青走后，立即亲自向毛主席报告了。他向毛主席提出：「在当前的情况下，徐向前同志任全军文革组长是可以的，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叶剑英同志负责。」毛主席完全同意林总的意见。 新任全军文革组长的任职已经批准，传阅件已经到了林彪手里。林彪即派叶群去向江青报告，叶群说：「林彪同志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军委徐副主席兼任全军文革组长。」 徐帅对上任全军文革组长，开始有点受宠若惊，一方面新官上任三把火，另一方面也很动心计，他提议江青任全军文革顾问。他认为江青是主席夫人，消息来得快，同时有事一起担当，这样，江青插手全军文革的局面就「落实」了，军队的大灾难开始了！不过，徐帅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徐帅刚当全军文革组长时，我以为分了叶帅的权，去安慰了叶帅几句，没想到叶帅哈哈大笑，说：「这是主席、林副主席关心我，让我好好掌握部队，让他去当文革组长，挨炮轰。」徐帅积极了一阵子，开始明白了一些，就开始「有病」了，后来也给他戴了一顶「二月逆流」的帽子，再后来全军文革也倒台了。 在徐帅上任文革组长的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三条方针：一是不要怕乱；二是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是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这三条核心的就是要正确看待一个「乱」字。全军文革热烈地拥护这条方针，并且提出了：「在徐帅指挥下，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军队的造反派对徐帅的方针如获至宝。 一九六七年一月间，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到会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各大军区在京的首长，会议由叶帅主持。 会议开始时，徐帅讲了话。他除了讲了他的三条方针之外，并对向地方造反派学习做了充分的发挥。他说：「现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徐帅特别点到萧华是胆小鬼。大家对徐帅的讲话气愤极了！ 这次会议很特别的是，没有人讲话，大家只是喝茶、上厕所。在冷场很久之后，陈老总用调侃的语言说了两句话：「徐帅今天说不要怕群众的话，我们是理解的。过去你也同我们害一样的病吧？现在你的病好了。」聂老总说：「我确有病，但我决不怕死！」他们两人说了几句话之后，还是一个讲话的也没有。叶帅只说了一句话：「今天的会到此结束。」他说了这句话，起身就走了。 那天的会开的空前的短，大约只有一小时。会议冷场情况，是对徐帅最好的讽刺！ 新的全军文革成立后，即向江青汇报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军队的造反派没有发挥作用。新的全军文革立即建议，调几个造反派来帮助军队机关搞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立即批准了。不出两三天各路的造反派都到了北京。 各路造反派到了北京之后，徐帅在全军文革欢迎各造反派头目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我们执行江青同志的指示，请大家来帮助机关搞文化大革命。现在的革命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不怕乱的路线，一条是怕乱的路线。一个「不」字之差就代表了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新的全军文革执行毛主席不怕乱的路线，由大乱到大治，文化大革命也就搞好了。 造反派对徐的讲话，快要捧到天上去了！会后造反派通宵游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徐帅致敬！」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城。全军文革就成了江青在军队不折不扣的最得力的代理人！ 在新的全军文革领导下，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确实出现了「新的局面」。全军院校，从乱到彻底垮掉了；省军区以上的机关，除总参机关没有乱之外，其余的都乱了，有的乱透了：作战部队也有部分乱了；高等军事学院两派对垒，战火不息；三座门持久静座；总后机关成了全军大乱的典型；测绘学院造反派杀进叶剑英元帅的住处。 全军文革组长同江青确实没有什么历史关系，江青选中这位组长为军队的得力代理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问题。江青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头面人物之后，她要搞乱军队、趁乱插手军队唯一的障碍就是林彪，她对林彪才确实是当面说好话，背后却根本不听。江青在军队是毫无地位的，她要直接插手军队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找代理人的办法。从当时军队的实际情况来看，叶帅、聂帅都不会买她的账的。在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徐帅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他的情绪变了，江青也注意到他了。 江青批准「红纵」杀回北京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主席、林总出席了在人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几十个人，各大军区、各省市在京西宾馆「躲反」的领导干部，如宋任穷、陈锡联、李井泉、黄永胜、韩先楚等都到会了，当时，我在北京西山养病亦得到了通知，也到会了。到会的有几十个人，在会场上的人们如同过去开干部会一样的谈笑风生，尤其部队的干部，老粗多，见面就开玩笑。 会议开始时，毛主席对着李天焕说：「给你戴高帽子是错误的，我是反对这样搞的。但是，大家不要怕到群众中去，顶多就是戴高帽子。经过较量，好人、坏人就会清楚的，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就在这里。」毛主席这些话，中心意思是告诉大家都不要怕文化大革命，都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的讲话是以一种随便谈的方式讲的，总理、林总、陈伯达、康生等都插了不少的话。林总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现在还要加上一条，要正确对待高帽子。」周总理还特别讲了黑龙江哈尔滨市商业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戴上了高帽子，还画了花脸。他不和群众搞对立索性戴着高帽子上下班。 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总参作战部的值班参谋来向江青报告说：「上海二医大有个叫钱信莎的学员，要求同江青同志通话。」 我听到值班参谋的话之后心里很纳闷，为什么钱信莎能够直接给江青打电话，她又敢同江青打电话？其中的奥妙，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江青接完电话，回来后对着徐帅说：「你们全军文革建议，要调造反派来京帮助机关搞文化大革命，这个建议很好。上海二医大『红纵』要求尽快到北京来，春桥要钱信莎直接向我请示报告。」徐立即表态：「感谢江青同志关心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江青接着又说了一句：「老将怕小将是没有理由的！」 「红纵」为什么又来北京，至此情况就算清楚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军队院校来参加国庆活动，在机关闹了一阵子，但没有闹出大名堂来。学生回校之后，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得很正常。不仅如此，各机关对造反分子都进行了打击，例如空军一高专的造反派头子彭谦（是一个教员），带一些人造空军党委的反，并在驻京各单位到处煽动造反，彭谦是军队造反派的总头目。因为彭谦闹得太凶，引起了军委的高度重视，叶帅亲自和吴法宪、余立金到前门打磨厂空军招待所找彭谦谈话，彭谦依仗有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的支持，竟扬言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支持我决不回头。叶帅大为动怒，当即下令把他抓了起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主席接见军队高级干部。前排左起：江青、李富春、聂荣臻、康生、陈伯达、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徐向前、李先念、叶剑英。二排：左一陈明义、左二叶群、左三粟裕，左四谢富治、左六杜平、左七陈再道，左心袁升平、左九皮定均、左十一丁盛。三排：左一杨成武，左二萧华、左五李成芳、左八曾思玉、左十王恩茂、左十一李作鹏。四排：左三王新亭、左六黄永胜、左七杨得志。五排：左一汪东兴、左二吴克华、左三张震、左四李天佑、左五李天焕、左六江文、左八张池明。后排：左二许世友、左三王力、左四戚本禹、左五关锋、左六吴法宪、左八韩先楚。邱会作因在西山养伤未有出席。 中央文革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有批评，全军文革很着急，全军文革组长提出，搞文化大革命要是怕乱则一事无成，建议中央文革批准调几个军队院校造反派来带动北京各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质是依靠造反派炮轰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和主要领导干部！「红纵」是全军文革培养起来的主力军之一，自然是必定来京的。 二医大「红纵」由上海乘火车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到达北京总后大院，他们一进总后大院就把机关的办公室、俱乐部、礼堂都控制起来了，并且占领了院内的招待所。在「红纵」到达的当天晚上，全军文革副组长李曼村向「红纵」交代任务时说：「总后的问题就是邱会作的问题，你们只要解决了邱会作的问题，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见调「红纵」来北京，并非「帮助」总后机关搞文化大革命，而是来打倒我的。 为了打倒我，二医大「红纵」于一月十八日凌晨在总后系统造反派的会议上宣布了三条方针：一要认定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二要打破群众对邱会作的信任；三要发动群众和干部同邱会作划清界线。 一月十九日，「红纵」发表了很长的造反宣言。其中心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让我们走上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我们要就是打倒邱会作，要就是被邱会作镇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 中央军委同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直接指挥的造反派在搞乱总后的问题上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全军文革要揪邱会作，中央军委要保护邱会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全军文革为院校造反派树立了八个左派组织和提出了要批判四个高级领导干部（邱会作、李天佑、李天焕、杜义德），邱会作是要受批判的头一名，军委未予理踩。叶帅在军委常委会上说：「文化革命是新鲜事物，很难不犯错误，我是军委秘书长，比他们四个人犯的错误还多，如果要批判典型的话，应当对我进行批判，才是公正的。」 全军文革碰了钉子，一肚子的气。《紧急指示》下达时，全军文革鼓动叶帅出来讲话，由于军队造反派闹得太不像话，叶帅对造反派彻底转变了态度，叶帅两次在工人体育场讲话，对造反派非常不满，还对总后的造反派发了火，这之后全军文革又鼓动造反派纠缠叶帅，叶帅是很聪明的，当时既不能冒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要把学生搞回学校，叶帅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京西宾馆小礼堂进行了约二十分钟的自我批评。此后，军队院校的学生就基本上回校闹革命去了。 全军文革亡我之心不死，积极策划，搞乱总后机关，对我要下更大的毒手。 徐帅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红纵」在张春桥的建议下，江青批准他们卷土重来。这次他们来，如同受了伤的老虎，特别的凶残，他们到总后大院之后，首先是搞白色恐怖，当然，主要目标是对准我的，也把总后机关彻底搞乱了。 「红纵」是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的旗子进入总后的。在队伍的前面有十几个标语牌，其中写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同总后革命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邱会作解放全总后」等等。 「红纵」到处煽动游说，中央已经决定把邱会作打倒，不能回总后了（当时我还在西山养病）」，「中央文革定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副主席把邱会作一脚踢开了」，「毛主席，周总理再也不保邱会作了」等等。这些谣言，既狂妄又恶毒。 「红纵」在总后机关把大字报贴满了各个角落，抓了数十名各级领导干部关在办公楼里，设了临时监狱，被关的人受尽百般折磨。凡是不同意「红纵」观点的干部都被抓起来批斗。被抓的人中，极大多数都是坚决与之斗争到底的。 「红纵」卷土重来之后，虽然用尽了各种毒辣手段制造白色恐怖，但机关还是乱不起来，这时「红纵」很着急，全军文革更着急。全军文革院校组召集「红纵」的头头开了一个会，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把邱会作抓出来示众，总后的文化大革命就搞不起来。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他们策划了徐向前对我下命令的事件。他们的步骤是李曼村先向徐帅汇报，然后「红纵」立即要求徐帅接见，围攻、纠缠徐帅不放，直至把邱会作交给「红纵」为止。 全军文革院校组组长李曼村向徐向前汇报了总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情况时说：「江青同志调造反派来，帮助部队机关搞革命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二医大『红纵』对总后的局面已经打开了，但机关还很稳固，大家再看上面对邱会作的态度。邱会作住在西山，对总后的保守派进行遥控。」 徐向前发问：「你们说，对邱会作应当怎样办？」 李曼村即说：「要邱会作到『红纵』去三同（同吃，同住，同搞革命）是最好的办法。」 「林副主席、叶副主席以军委的名义安排他在西山养病，现在要他出来，还要报告军委批准。」 「你也是军委副主席，可以下命令嘛，领导干部到群众中，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是中央文革再三强调的。」 徐向前回答说：「我同江青同志商量一下。她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又是全军文革的顾问，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很关心。」 徐向前和李曼村谈话以后，「红纵」就闯进了徐帅的接见室，纠缠徐帅不放。 以上这些话是李曼村被关起来之后交待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五时，我在西山接到了徐向前亲自打来的电话，我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他对我的身体情况如何连一个字都没有问，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还住在西山是很不合适的，总后系统的革命群众对你的意见很大，你应立即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关于你的问题，江青同志都认为你的问题不简单，你是顽固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在你立即下山，回总后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现在不是以全军文革组长的名义和你谈话，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你下命令，你必须坚决执行命令，立即回总后去！」我一听也就起火了，只回答了一句：「坚决执行命令。」既然徐向前是对我下命令，我也没有说话的余地了。 我接了电话之后，立即向秘书说：「晚饭后，回总后！」晚饭后我即步行下山，去军事科学院叶帅的家中辞行。我原以为叶帅知道我要回去，便对他说：「我这就回去了，看叶帅还有什么指示。」 「你到什么地方去？」 「回总后去！」 「『红纵』在总后闹得很厉害，你现在不要回去。过几天看情况再说》」 「不行呀叶帅，徐向前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我下了命令，我只有坚决执行命令。我不怕造反派！」 「啊！有这回事吗？我根本不知道！」我把徐帅命令的全部内容说了一遍。 此时，从来不说脏话的叶帅脱口而出一句「他妈的！」他皱了一下头眉并叹了一口大气说：「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一会，叶帅从内间出来向我说：「你说的情况属实。现在就这样办吧，其中的微妙你是会想得到的。你回去之后的事就由我来管了，我就叫傅崇碧做具体的布置。」接着叶帅就要他的秘书通知西山管理科长杜海舟把我的秘书、警卫员、司机等带到叶帅家里来。叶帅说：「我要向他们交代几句话。」我的工作人员到了后，叶帅对大家说：「邱部长回机关去领导文化革命，你们随他回去，对这个问题，你们要正确对待。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还有我们几个对邱部长是心中有数的。如果造反派搞到你们头上，你们要站稳立场。」 同叶帅分别的时候，我紧紧握着叶帅的手说：「我什么都不怕，请叶帅放心！要是我被『红纵』打死了。也算革命到底了！不过，徐向前给我下命令的实质问题，并非命令我个人，是发出了一个信号，林总、叶帅叫各大军区的领导到北京『躲反』，徐帅做的相反，是把大家往虎口里赶，我看军队要乱了。请叶副主席要十分注意自己的处境。」叶帅心情沉重，一句话没有说，只是眼眶湿润地站在门口，看着我走去。 在回总后的途中，我向秘书吕玉润、警卫员蒋平安、司机张自贵说：「你们回去，要做遭殃的准备。运动来了，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有缺点错误你们可以揭发，没有关系。文化大革命之后，对有意整我的人，我一个也不要。」我的话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到了五棵松的时候，总后文办派司令部战勤处长鲁智在那里等候，拦阻我不要回去。我向鲁智说：「不要紧，我要回去！我要让徐向前看看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兵是啥样子？我不能给他们丢人，更不能做胆小鬼。」 鲁智劝我说「部长，不是胆不胆小的问题。你回去有生命危险！另外，总后日常工作量这么大，任务这么重，机关一乱，你再出意外，那总后就全完了！」 「你说得对嘛。徐向前他对我负不负责是小事，对总后不负责是大事！不过，我就要看看徐向前究竟能把我怎么样？不要怕。走！」 在五棵松，鲁智还说：「你现在不能回去了，徐帅的命令一传开，机关大乱了，机关二级部长、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很多都被『红纵』抓起来了。」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的部下都被抓起来了，我更要回去。」我同鲁智开玩笑说：「造反派只打我，就不打他们？我的肉打了就痛，他们的肉打了就不痛？刀山火海，我去闯一下嘛！」 正在这时，叶帅的秘书带着卫戍区的几个干部战士，赶到五棵松堵住了我，说叶帅还是叫我马上回西山，全军文革也要听军委的，请部长不要意气用事。我很冷静地说：「请转告叶帅，我谢谢他。我不是感情用事，我是顾全大局，已经牵涉到元帅们的关系了，我必须顾全大局。」那时的情景，真是含泪而别。 我要鲁智先回去，告诉文革办公室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转达三点：「一，我们要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大家不要为我担心；二，大家要团结起来，同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斗争到底，三，黑暗是暂时的，别有用心的人是打不倒我的。」到了机关之后，我有意绕到东门（生活区）进机关大院，车开得很慢，我看到礼堂门口到处都是戴着袖章的造反派，这时我干脆下了车，走路回家，机关的干部看见我回来了，并徒步往家走，都大吃一惊……到了我的家附近，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手持棍棒「恭候」我并跟着进了我家中，我刚坐下，造反派就说：「现在请你去同我们一起搞文化大革命。」我还未见到家里任何人，就被带走了。「红纵」预备好了一辆大卡车，把我拉到卫生部办公室三楼关起来了。我通过办公区时，看到各个办公楼灯火通明，里面吵叫声很厉害，原来各个办公楼都关了不少干部。 在我的房间里，有六个人同我「同住」。大约是十九日晚上九时，即把我关起来之后不到一小时「红纵」的高音喇叭就播送了他们的战报，内容是：「在徐向前副主席的命令和全军文革的支持下，邱会作被捉拿归案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总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我关起来之后，心里非常坦然。第二天下午起，就让我观看「红纵」和机关的造反派押着干部戴高帽子在游行，我记得起来的有饶正锡、罗文、傅连暲，陈庞，王用久等人。造反派要傅连暲边敲锣边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这样做，既是在糟踏干部，也是在做给我看的。看管我的人问我说：「你对他们受到应有的惩处有什么看法？」我回答了一句话：「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造反，才算有理。」从第二天晚上起，造反派每天晚上都要对我审讯一次，每次的时间都在四小时以上。他们的审讯，除了谩骂什么内容也没有。 一月二十一日晚上，「红纵」押我去工人体育馆「观看」了一次批斗大会。那次主要是批斗刘震、刘志坚、廖汉生、成钧等人。刘志坚自己「左」了一番，现在也成了造反派的阶下囚。我亲眼看到了造反派的法西斯暴行，造反派对革命干部的残酷真是空前未有的。批斗大会（实为武斗大会）由「红纵」的副手汪志杰主持，在批斗开始时他指着我说：「邱会作你老实一点，他们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同我一起陪斗的有还有黄志勇。批斗开始不久，有人断了电，批斗就被迫停止了。 一月二十二日，我的孩子承光，以为我换衣服为名闯到我的房间里来了。孩子进来之后，看到我真像个囚徒一样，只是流泪，说不出话来。他在手掌上写好了几个字：「上头态度好，很快解决。」他伸开巴掌给我看，但我花眼，看不到。我即要孩子给我剪手指甲，孩子理会我的意思，再次伸开手掌，也就看清楚了。孩子知道我看清他手中的字，他也就走了。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看管我的学生想请假出去，他们的小头目没有同意，他问：「不是二十八号再开批斗大会吗？」小头目说：「听李部长说，上面要保，我们要争取主动，提前开会，连续作战。」 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在总后礼堂和二十四日上午在总后机关大操场，二医大「红纵」分别对我搞了各达四小时的残酷批斗。 批斗大会开始之前，即把我由卫生部办公楼押进了会场。会场没有搞什么布置，只是在舞台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大会」。会议将要开始时，全军文革副组长谢钟忠带着两三个工作人员来到会场，坐在人群之中观看批斗。 批斗大会开始时，「红纵」主要头目钱信莎在台上大喊一声：「把邱会作押上台来！」顿时，两个凶手要把我拉上台去，我挣脱了他们的挟持，毫无畏倶地走上台去了。此时，台下的人鸦雀无声，都在睁大眼睛看我的行动。 我上台之后，钱信莎走到我跟前，一手把我的领章、帽徽扒掉了。同时一个高大个子的人用劲搧了我一个耳光子，我不由随即侧身倒下去，脸部恰好磕在台前的梗子上，当时我只觉得头上嗡的一声，就不省人事了。他们用一杯水泼在我的脸上，我醒来之后，爬不起来，还是那个打我的大个子把我像提东西一样1地提起来，我站起来之后，感到头晕、半边胸部疼痛，口腔也很痛，嘴里往外流血，此时，全场还是鸦雀无声，恐怖气氛笼罩着会场。钱信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声宣布：「批斗开始！」 造反派的刑法 几个刽子手凶狠狠地来到了我的跟前，他们是来执行法西斯的八大刑法的。 （1）向毛主席请罪。这要两腿并拢，两手垂直下伸。用细铁丝在脖子上挂一块二十多公斤的铁牌子，铁丝嵌入肉里，疼得难以忍受。这还不算，刽子手还要把铁丝左右拉动，每三、五分钟拉一次，铁丝嵌到肉里鲜血直流。开始拉铁丝的时候，疼得难忍，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知道痛了。 （2）向「造反派」认罪。这要双脚跪下，两个人将我双手反撑，头低下，挂在脖子上挂的那块大铁牌子，下端还不准挨地（因为铁牌子挨地重量就轻了）。在难以忍受时铁牌子自动落到地上，他们就会把我的头发向后一揪，牌子也就离地了。 （3）向「造反派」致敬（喷气式）。这一刑法要六个人协同动作，四个人把我的四肢各持一肢，抬到空中起来，前面站一个人揪着我的头发，后面一个人推着屁股，揪头发的人叫出口令：放！六个人协同一致地把我向前一抛，整个人猛地悬空落在地上。 向「造反派」致敬不容易做好，指挥官是总后政治部文化部俱乐部主任申茂功，他们为了达到应有的效果，在武斗之前曾经领着打手练习过多次。 其他的刑罚还有： （4）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 （5）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6）打倒「反革命分子」。 （7）「造反派万岁」。 （8）向「革命」群众请罪。 这次武斗，从开始到结束在四小时以上。「红纵」对我执行每种刑法之后，刽子手们都要对着我喊三句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三、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 在对我搞了三次喷气式之后，我也就昏厥过去了。他们把我拖到后台，我醒来后，他们叫来事先在后台值班的三〇一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宛给我做检查，黄摸了我的脉搏和听了我的心脏，我当时眼睛直盯住黄宛，向他示意：不管我的心脏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面对残酷的武斗，你只要说声「有问题」，我也得救了。我毕竟是你的部长呀，你们这些专家是我费了多大的劲，才要到总医院来的。但我的想法落空了，黄宛竟说了两个字：「无妨」。这样，我又被拉上台，继续向我进行武斗，我很快就又不知人事了，待我清醒之后，是躺在地板上的。我不能动了，「红纵」的三、四个人把我抬上一个三轮板车，拉到总后卫生部办公室三楼。 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是我遭受最大灾难的日子。 二十四日上午在总后大操场的武斗，基本上同头天下午在礼堂上是一样的。刽子手给我剃了一个阴阳头。这一刑法，除了丑化人之外，没有增加疼痛。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看管我的人，又在用上海话在互通情报，我能听懂一些。一个人从门外气冲冲地进来说：「李部长批评我们只是打人，不注意扩大政治影响。今天连夜要把广场上的舞台加大，要斗得像个样子。」从他们的话里，可以知道一场更凶残的武斗明天就要来了。 本来，我对生死根本就无所谓了。但二十四日下午一个人躺在地板上，思绪万千，我突然悟到了：「我现在死了就是做了野心家的牺牲品。我要争取活着，只有活下去才能同他们斗争到底！」为了活着，当即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向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求救；二是争取晚上回家一趟，设法搞点防身的用品。 当时，我是由总后保卫队的战士看管的，看管我的造反派从外面回来时，看管我的战士回去吃饭了，他看到只有我一个在房子里，以为保卫队把人撤了。于是，他们立即打电话到总后保卫队，要派人来值班。保卫队的人真是聪明，他们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卫员蒋平安，我告诉小蒋，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小蒋很机灵，他在楼道里转了一会，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动弹了，左手还勉强可以动一点，于是，我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信的内容大意是：「每天对我武斗。明天死活难测，请救我一命，我会同过去一样，跟毛主席革命到底！」信写好之后，小蒋立即把信藏到棉帽的夹层里，他回去换班时，跑到我家里把信交给我的炊事员刘玉胜。刘在解放战争中就是我的炊事员，我们有几十年的革命友谊，他立即把信交给我的两个小儿子光光和毛毛并叮嘱他们把信转送到通信兵部胡敏那里去了。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并被霸占，成了「全军批判彭、黄、贺、罗造反联络站」的办公室。胡敏被赶到通信兵去了，她当时是通信兵卫生处处长。通信兵与总后是一墙一路之隔，总后武斗现场的大喇叭不断传出揪斗我的情况，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当时通信兵主任江文同志，通信兵后勤的郭政委，军委一号台的同志们，还有胡敏的两个助理员，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胡敏。 胡敏首先打电话到杨成武处，他知道我和杨关系很好，但赵志珍接了电话给推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杨还没有听到毛、林、周的声音，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导致自己的垮台。胡敏只得把电话打到叶帅处，值班秘书很负责、很着急，叫胡敏不要放电话，立即用另一部电话找叶帅，但一时联系不上。胡敏又打电话到京西宾馆的黄永胜处，警卫员说：「首长在上厕所，请等一会再打。」黄听到后，没有上完厕所就跑出来接电话，胡敏说：「能不能请黄司令给徐帅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往死里斗。」黄说：「徐那里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讲通。你不要急，我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并亲自到叶帅那里去。」黄果然找到了叶帅，叶帅当机立断，一方面命令卫戍区准备抢人，同时火速到毛家湾向林总报告。此时，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说来也巧，我的信到时，胡敏刚好要通了林办的电话，林办秘书郭连凯一面安慰胡敏，一面说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这样我的信送给林彪办公室了。 叶帅到了毛家湾向林彪一报告，林大为震怒，立即说：「备车，我要去接邱会作！」叶帅和叶群一听就急了，好生相劝。叶群马上要通了总理，总理甚为着急，他说：「我正在大会堂接见群众，等到会完了就误事了。我让伯达同志立即赶到毛家湾。」周总理在大会堂就立即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我是保邱会作的！」总理心里就更有底了。 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对陈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陈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陈伯达。」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叶群正在途中，叶帅派去救我的卫戍区指战员早就赶到了总后机关侦察情况，准备抢人。 零点得救 为了应对更大的武斗，我要求回家去了一趟，擦擦有血迹的身子。晚上警卫员扶我回到家里，令我惨不忍睹的是，我的家已被造反派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全家的东西被抢劫一空，房子被造反派霸占了。全家的人，两个小男孩光光和毛毛由老坎事员带着躲在灶房，小女儿被老战友接走了。我看到家里这种情况，更加鼓起了我的斗争勇气，我决心争取活下去。为此，我要阿姨用小孩的旧棉裤给我做了两个厚的护膝，还增穿了棉衣。这是为了保护心脏和膝盖骨所采取的措施。我临走时，两个小男孩躲在灶房里跑出来，叫我爸爸，造反派挡住不让我们父子相见，我也只有忍心走了。 我回到卫生部三楼之后，尽量控制自己的思想活动，争取睡好，以应付明天的苦难。在我睡得尚好的时候，有人用急促的声音把我叫醒了，并说：「快起来，有急事。」 「到哪里去？现在就去批斗场吗？」 「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接你来了！」 当我听到毛主席、林总派人来接我这句话时，十分惊喜。我当时走路已经很困难了，是卫戍区两三个战士把我由三楼背下去的。当时，在一边扶着我下楼的战士很激动地对我说：「我们奉叶副主席的命令，在这里几天了，是在这里保护你的。」我只有向他们点头致谢！我上了汽车之后，先是顺着太平路一直向西走，兜了个圈子，再向东把我送到翠微路五号院去了。 到了五号院之后，叶群已经在那里等候，叶群向我宣布：「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组长、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抢救你的。现在，我完成了光荣的任务！」叶群又说：「这是杨代总长暂时住的地方，你现在就在这里休息。你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叶副主席已有安排。」我只有点头致谢，心里感激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不久，卫戍区的干部和总参管理局严俊政委的夫人丁超到通信兵把胡敏和我的大儿子路光接来了；紧接着路光又带着卫戍区的干部及几个战士偷偷摸到总后保卫队把冒着危险给我送信的警卫员小蒋也接了出来。 二十五日上午，杨成武夫妇到我的住处来看我。杨成武在楼下就「老邱呀！老邱呀！」喊我的名字，我身子动不了，我躺在床上也激动的喊：「老杨呀，我在这里。」他们上楼后，杨扑到我的面前，抱着我边哭边说：「老邱呀，我们来晚了，你受了大罪。」我向杨指着我的伤，并指着我被剃的阴阳头，杨气愤地说：「一群暴徒，一群暴徒！！」他们为我流下了满腔的热泪，向我表示了真实的感情，我是永远感激的，永远不会忘记的！ 晚上，叶副主席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杜海舟科长带了三辆汽车来把我接回西山去了，我住在21号。我们的车还没有到，叶副主席、聂副主席和西山的工作人员，已在我住的房子等候我。当把我由车上抬下来之后，有的工作人员哇哇地哭起来。叶帅摸着我的手（伤势过重，不敢拉手）向我慰问，一直把我送到床边。聂帅一个劲骂造反派：「法西斯！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这是革命家庭的温暖，这是首长对下级的爱护！这也是长者对晚辈的关心。 二十六日下午，刘伯承副主席、汪大姐来看我。刘帅的眼睛不好使了，只能听我讲和用手摸我的全身。当摸到我身上的受伤处我有反应时，他把手势放轻，并边摸边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毛主席察觉到了问题，断然派人去抢救你。这既是对你的关心，也是对部队干部的关心。」接着，萧华、刘志坚、黄永胜、陈锡联和正在叶副主席处开会的各军区、各军兵种首长都来看我了。 二十七日，叶帅亲自叫来了军事科学院门诊部主任、医生、护士给我治病并亲自主持议定对我的治疗方案。叶副主席自己用的一点人参、三七药也给我用了。以后，叶帅几乎每天早晚都要来看我一次，有时来几次。我被打得伤残，是在叶副主席的关心之下，得到了及时治疗的。 更为可贵的是，叶帅每天都会向我传达中央的一些时政消息，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叶帅救了我一命，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救命之恩的！ 全军文革支持三座门静坐 一九六七年年一月二十五日凌晨我被接走，对造反派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打击。如果说，一月十九日下午，全军文革给我下命令，是用突然袭击的手段给革命群众一个严重的打击，那么，时隔不到一个星期我被抢救走，也是用突然袭击给造反派以及支持他们的全军文革一个严重的打击。全军文革组长下命令，天塌了；邱会作被抢救，天睛了。在新的形势下，这帮造反派恐慌万丈，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我被救出后，李曼村吓唬钱信莎说：「你们把邱会作几乎打死，他要是保下来，你们就真正犯了大法。」「红纵」认为李曼村言之有理，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再一次拼命把我拉下马。 一月二十七日起，二医大「红纵」在三座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静坐」事件。这是一次同毛主席、党中央相对抗的事件！把文化革命丑化到了不能再丑化的程度！ 一月二十五日凌晨，把我抢救出去的当天晚上，徐向前在京西宾馆礼堂一楼会议室，接见了「红纵」召集来的总后系统各路造反派代表五百人。这次接见，全军文革再次不惜牺牲老干部，倒向造反派一边去了。 钱信莎：「徐帅，你不是支持批斗邱会作吗，为什么又要保邱会作？」 徐向前不说话。 钱信莎：「请你说一下，保邱会作的理由是什么？」 徐向前：「我不保他，有人保他就是了。」 钱信莎：「我们要求徐帅再次下命令把邱会作交回给我们继续批斗。」 徐向前：「你们不是有『四大』的权力吗？要批判谁都是可以的，至于我再次下命令就没有人执行啰！」他不久就借故身体不舒服，就宣布接见结束了。 造反派正在惶惶不安，不知所措的时候，一月二十五日晚，全军文革派人同机关「造反总部」、二医大「红纵」、后勤学院「星火燎原」，在总后礼堂化妆室开了一个秘密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问题是：毛主席保了邱会作，造反派怎样办？李曼村首先说：「徐帅是支持你们的，这点你们听懂了。现在你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达到你们的目的。」 钱信莎说：「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保邱会作，这就难办了。」李曼村说：「办法还是有的，你们可以在机关搞签名运动，在三座门全军文革门口组织静坐。这些办法，都是表示群众的意愿和力量。毛主席是最相信群众的。」「红纵」完全接受指示，立即照办。 三座门静坐是全军文革一手策划的，参加静坐的人数多达几千余人。静坐「前线」的总头目是二医大「红纵」钱信莎等人，后勤学院「星火燎原」管对外联络，机关「造反总部」负责全部的支持保障工作。历时二十多天的静坐，耗费了大量的资财。造反派从上至下对静坐是全力以赴的，机关造反总部成了支持静坐的「后勤部」，在领导干部中，李耀副政委对静坐的造反派给了极大的精神支持，他们每天要去慰问一次前线的「战士」。 三座门是在一个三岔路口上，静坐的造反派就在路边安营扎寨，严重妨害了交通，造反派还把大标语刷在故宫的墙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群众都说「解放军闹起来比老百姓厉害多了，还让我们学习解放军呢！」钱信莎他们静坐的目的就是让徐帅再一次把我交给「红纵」。 周总理、叶帅密切注意三座门静坐。在静坐四、五天之后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叶帅提出了用卫戍区部队强行解决，陈伯达不同意。毛主席最后说：「让他们闹去吧，三座门闹跨了，再盖一座就是了。」 在实在闹得不像话的时候，徐帅和陈伯达再次接见造反派时，都不同意他们的做法。陈伯达的话当时是管用的，造反派由三座门灰溜溜地撤走了。回来之后，就转入地下活动，垂死挣扎。 周总理送我回总后 我被抢救出来后一直在西山养伤，我的肋骨被踢断了，肝部被踢肿了，牙被打松了三颗，两臂的韧带都被撕裂了，鼻青脸肿、被剃阴阳头就更不在话下了。由于总后的具体事情多，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不少事情其他领导不敢做主，如总理办公室问到的一些外援情况他们也不太了解，很多事情又转到我这里，我是躺在床上处理的。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能下床了，但双臂还抬不起来，有时总理来电话都是警卫员拿着话筒，我对着话筒讲。 有一天，叶帅对我讲：「主席非常重视外援工作，很多情况都在你脑子里，你再休养一段时间能不能坚持工作？」我毫不含糊地说：「现在让我回去，我也坚决执行命令。」叶帅听了很高兴。不久，由叶帅主持，总后团以上干部在京西宾馆开会，为我回总后工作创造条件，聂帅、萧华、杨成武、叶群等人都参加了，他们都发表了讲话，表明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对我的看法。聂帅说得更具体，他要求「科级干部要找两个人谈话，处以上干部要找三个人谈话，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保护邱会作同志的指示认真落实，确保邱会作同志能顺利回总后主持工作。」林总、叶帅、聂帅对我的关心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我当时虽然伤势还较重，胳膊还吊着绷带，但因工作需要，我即奉命回总后主持工作。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总理打电话让我先到钓鱼台集合，到了钓鱼台，江青在那里，那时我还没有和江青面对面说过话，总理看见我的手，忙对江青说：「邱会作同志手还抬不起来，没有办法给你敬礼呀，你能参加今天的大会，大家都很高兴！」说完周总理一行就前往总后礼堂。 周恩来、叶剑英、江青、萧华、杨成武等出席了大会。总理在后台休息室对大家说：「总后像个小国务院，邱会作同志帮我做了不少事情。」临开会前，总理看见我还吊着绷带，就对我说：「会作同志，您能不能把身上的吊带取下来，我们也要展现革命者的风采嘛！」总理说完，我立即叫警卫员把挂在脖子上的吊带取了下来。大会一开始是叶帅主持的，然后叶帅突然对我说，这个大会还是由邱会作同志来主持，这时总理带头鼓掌，全场也鼓掌。我非常激动，没有讲什么，就即请总理讲话。周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感人肺腑的讲话。总理说： 同志们！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 因为今天是你们的部长邱会作同志身体的健康在开始恢复的时候，回来主持工作，我们借这个机会讲几句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浪中，任何人，都是如同我们林彪同志所指示的，在这场大风浪中，要学会斗争。当然，我们的矛头是对准我们党政领导机关和其他的单位中间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是要彻底批判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执行过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人，这样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进行这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解放军中进行这个斗争当中，我们每个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都要如同林副主席所指示的，我们既要参加这个斗争，成为革命的一分子，同时又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就是要去掉我们思想中的一些私字。……实际上在大风浪中，有时我们这些负责同志，即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就是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免不了要经过一些风浪，这也是考验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你们的部长，我们的战友邱会作同志，是经住了这次考验的。 我们要识别干部嘛，不仅要看干部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个历史。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嘛！究竟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执行了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或者是其他的严重错误，要区别这个矛盾嘛。同时，要看我们干部的整个历史，不要看一个时候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革命的小将，在中央和中央军委十月五号紧急指示的号召下，起来在解放军内部来闹革命，特别是军事院校，后勤工厂，医院，以至文艺队伍，实行大串连，允许他们到北京来，除了接受我们伟大的领袖接见以外，自然他们也要到我们解放军各个地方看看。后勤所管的军事学院、医院、工厂、文艺部队，他们也要到后勤大院来看一看嘛。所以你们这里住满了人，就闹了一场大的风波。……这样，当然你们后勤大院最高的负责同志——邱会作同志，他就要首先变成了一个斗争的目标了。……这些小将们他也不清楚整个历史，也没有辨别两类矛盾，有的就做得有些过了。但是呢，我们负责的人、指导全军的人，应该站出来给他们解释。……现在，许多院校回去了，他们自己整风，就会把两类矛盾，一个领导的整个全面地来观察，他们就会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毛主席号召每个人要独立思考嘛，在斗争中是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是挺身而出，敢于指出别人的错误，也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敢于向小将们讲清道理，帮助他们，还是不管是非，就那么随便地煽风点火？那么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煽风点火的，比如说，煽社会主义之风嘛，点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这是必要的，也是对的，但是，也不要在有些时候去煽阴风，点阴火，那就不许可了。这都是考验，这场斗争考验每一个人。……这就要求我们总后系统的后勤部门工作人员要继续学习，继续参加这个斗争。我相信，邱会作同志健康开始恢复，重新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他有了经验嘛！ 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就参加了后方的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几乎每天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我们共事最密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有为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证实，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没有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老战士。这是他整个历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没有缺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所以，毛主席的学生，林副主席的战友，不可能在我们一生中不犯错误，我就是一个嘛，也犯过多次错误嘛！但是我有决心，有了错误，敢于正视错误，而且决心改正错误。不但是中年嘛，现在到了老年，我还是这样想嘛。……不是说紧跟毛主席吗？按照林彪同志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我相信我们后勤的战士，要学会这个精神，希望你们学会这个精神。同时，也希望邱会作同志现在又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我们长期的后勤工作，远的不说了，就是我们解放以后，和平的十七年，后勤工作可以说，有三个时期，初期是刚开国，首先就遇到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虽然做政府工作，几乎也是大部分时间用在抗美援朝上，特别在后勤支持方面管得多。那个时候，一道共事的就是杨立三同志，恐怕是你们第一任的后勤部长，解放后不久，这位老战友是病故了，他管后勤工作的那一段时期，在抗美援朝上是尽了很大力的，今天在座的还有跟他同事的嘛，道是我相当熟的那个三年多。后来，彭德怀从朝鲜回来了，他管国防部、军委，那时任何人都不能过问的，主席的话他都不听嘛，所以我们就没接触了。这个时期，先是黄克诚，后是洪学智，那时他们就是开口向政府要款子，要钱，要东西就是了。那是一个长时期。第四任恐怕就是邱会作同志。林彪同志主持军委，那么我们的关系又密切了，又协作了，可以说，凡是需要部队支持的，只要党啊，政府啊一要求，他总是支持的，你们做后勤工作，都会感觉到，都会想的到嘛，支持了许多，所以这点，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所以，在工作上也有个比较嘛。因为鉴定一个同志的全面工作，也还得跟别的比较，跟好的比较，跟坏的比较。对立面有个黄克诚，洪学智。那么一样好的，有杨立三同志，但是他超过杨立三同志，因为他时间长，杨立三同志时间短，成绩也超过他，因为现在管的方面大，现在管的不仅仅是我们解放军嘛，我们解放军现在扩大的，己经包括许多工程部队都进来了。现在，目前在夺权的阶段，我们伟大领袖给我们解放军的伟大任务，要我们支持革命的左派，支持农业，支持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等，实行军管，实行军训，不仅对大、中学校实行军训，小学的高年级，乃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最后乃至机关都要实行。这个五大任务，非常的繁重，光荣，既光荣而又繁重，在这个上头，后勤就要起更大的作用了。……后勤工作在邱会作同志领导下，学主席的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是高的嘛！去年主席的《五七指示》，给林彪同志的回信，就是因为后勤提出来的报告得到称赞的嘛，得到推广的嘛！现在的五大任务，确确实实是要使我们的军队从各方面去接触人民，更进一步地跟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解放军来说是光荣的，对后勤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现在可以说，应该是我们后勤工作的新的一章的开始。我的话完了。 正确对待造反派 总理讲话之后，总后的形势很快就转过来了，治理整顿成了很重要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总后党委始终是坚决反对造反派，尤其是全军文革御用的造反派，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取得了一个一个的胜利，由于文化革命的复杂情况，在斗争中也有失误的地方。在当时极「左」的思潮影响下，有些人和事搞过了，对于领导责任，我全部担当。再有，例如对造反派借刀杀人这个问题，我就发现的晚了，上了造反派的当。 我们对造反派的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把多数人都争取过来了。总后机关乱的程度是全军的典型，但造反派受到处理的人数并不多。出现这种好的情况，最基本的就是执行了党的政策，为了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执行政策提出了有力的措施。例如，在机关我钉了四个不能打倒的「界桩」。这就是：丁力（大同办事处政委），罗文（运输部部长），保卫部一个干事（机关造反总部一号头子），卫生部一个统计员（造反派骨干，专门喊口号的），这四个人很有代表性。丁力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同大家一样，有某些错误，但后来转变了，并且一直工作很好。罗文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站在党委的一边，我对他一直很欣赏，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很好，并成为二医大「红纵」要打倒的十个人之一（这十个人：邱会作，张池明，饶正锡，杨恬、王希克，罗文，陈庞，陈念棣，王用久，王佐邦），但在关键时刻，即在全军文革组长下命令之后，说了一些错话，干部群众对他有意见，我也没有把握住，没有再重用他，现在看来是很遗憾的事。其余两个人都是「五大部长」利用的人了。军事医学科学院造反派头子（该院三所一个技术员），也是因我保护而没有被打倒。用具体的政策指导斗争，产生了极好的效果，造反派的大多数转变了。 汤平是总后副部长，是红军老干部，我们在长征中就见过面，在延安就熟悉了，相互关系一直比较好。五九年，我当了总后部长，汤平当时是财务部长。他对我当部长很高兴，对我寄予希望也很尊敬。他对我说：「你老兄当我们的部长，很合适，后勤建设大有希望！中央军委真正用人唯贤，希望你大展宏图，取得成功！」在十多年的工作中，汤平对我是很合作很支持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汤平主动提出：「我是地主出身，解放后我回家时又犯过立场的错误，我的错误总政还未给我做结论（现在看来也不算什么问题）。今后讨论文化大革命的常委会，我就不参加了吧。」常委同意了汤平的意见。二医大「红纵」在总后闹事时，全军文革组长对我下了命令，他的秘书张彬建议他立即向造反派表态，这样，汤平就被迫对造反派表态了。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保了我，总后的形势又变了。汤平很懊悔，我也确定要保他，因为他一直是一个业务干部，思想水平比较高，虽然在总后领导干部中年纪是最大的，但工作始终很积极。那个时候，站队的问题看得很重，很难摆平，我自己也没有坚持。 六七年下半年总后机关开展大批判，财务部对汤平进行重点批判。批判进行了几个月都很正常，汤自己也做了检讨。在批判将要结束时，汤平的秘书张彬起来「反戈一击」，揭发了汤平的三反言行。张彬把他们平时谈话的内容，如毛主席整三军团和彭德怀、整刘少奇等都用大字报贴出来了，这在当时对汤平来说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当我知道此事时，曾立即交代文办要注意张彬是否有什么「奥妙」。文办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作，汤平就先看到了张彬的大字报，一回到办公室就跳楼自杀了。事后，我已经指出了，汤平是死在张彬之手的，他是借刀杀人的。不过，一个老干部和自己的秘书扯乱谈，应该是凶多吉少的。正好张彬要反戈一击找出路。对于汤平的死，我一直很难过，因为我当时是有能力有条件保他的。但这和加在我头上的罪行完全是两回事。 六七年冬，毛主席发出了：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和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又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这「三个」正确对待，事实上就是怎样对待造反派的方针。 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就军队来说，造反派又是在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直接指挥下搞起来的。造反派骨干分子是少数，极大多数是跟着赶时髦的，也有不少是受蒙蔽的。总后是在全军文革直接指挥下，由二医大「红纵」，机关「造反总部」，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搞乱的，是全军大乱的典型。这三个造反派合起来有千余人，对他们总的是教育问题，不是打击的问题。人们似乎会这样想：既然三个造反派把总后搞的成为全军大乱的典型，那么，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的。其实，对他们处理，受到了纪律处分的，包括处理错了的，为数是不多的。后来公审时的起诉书真是造了无数的谣言，邓小平这些人为了政治需要，是需要谣言的。他们一方面整肃反对过他们的「三种人」，同时又捞起反对我们的「三种人」作为工具来打击我们。 钱信莎、陈政、王述臣、申茂兴等人是总后系统十分典型的造反分子。 一、钱信莎。她是军队第一个造反派头子。她的罪行不仅搞乱了总后机关，二医大，后勤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单位，而且也是「斗罗筹备处」的头子，武斗罗瑞卿、彭德怀、黄克诚、廖汉生、刘震、成钧、刘志坚、李聚奎等人的凶手。她是军队造反派罪行最大的头子之一。 对钱信莎这样罪大恶极的造反派头子，我们对她一直是进行教育改造，在一九六九年以前，两三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对她进行处理，在学校学生分配时，并没有让她脱军装，钱信莎是正常分配的并且是分到总后直属的青藏办事处工作的。 钱信莎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搞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他对自己的罪行认识态度不好，她说是按照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干的，是按照全军文革的指示办的。在全国在清查「五一六」时，才对她隔离审查。 二、陈政。他是东北辽宁南部金县人。日本投降前，他在医学院学医，后来分配在总后系统工作，长期任总后政治部干部部干事。 东北解放后，发现日本投降的时候在辽南地区潜伏了一个很大的特务网，公安部认定陈政是该特务系统的中层骨干分子。公安部将该案件列为重点案件，陈政即定为重点监察对象。一九五九年，我当总后部长之后不久，保卫部向我汇报工作时，他们详细汇报了军事医学科学院、总医院、干部部三个特殊的侦察案件。后来，我考虑到在总后机关内部留下一个大的侦察案件，是很不妥当的，最容易泄露军事机密，我提出了要调动陈政工作。保卫部又向我报告说：「陈政是一个大的重点案件中的重点监察对象，公安部要求对涉案人员，原来在哪里工作就在那里工作，动一个就容易牵动整个案子」。因此，对陈政不能提拔，也不能调动，只有长期在干部部工作，并且是总后机关内参谋、干事、助理员中唯一的团级干事。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陈政就同二医大「红纵」秘密勾结上了，成为总后机关最早的造反分子。后来，又是「五大部长」的主要「军师」，他对搞乱总后机关，是犯了严重罪行的。这样的老特嫌分子，新造反分子，是坚决反对共产党反对新中国的，他们趁文革之乱搞翻天的勾当，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一九六七年四月间由总后常委提出报告，经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批准，并由卫戍区执行逮捕法办了。陈政逮捕法办是应该的。 三、张锦昌。张锦昌是总后营房部的助理员，是个「不平凡」的小人物，因为他是总后造反派的核心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参加过营房部一次学习会，听到他在会上发过一次言。他说：「从各地的情况来看，这次文化大革命同过去的政治运动基本不同的就是：过去是上面整下面，现在是下面整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是革修正主义的命，而修正主义又是发生在上面，不在下面。我们掌握矛头对上的大方向就行了。」 张锦昌是言行一致的。二医大「红纵」一开始在总后闹事，就发现了张是可靠的盟友，他们就密切合作了，后来并成为「五大部长」的「张军师」。砸总后党委办公室，抢总后保密室，抄我的家，张锦昌都是先锋。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我被林总、叶帅抢救出来以后，张锦昌积极参加组织三座门静坐，到全军文革接待站要挟中央军委。在三座门名为静坐，实为耍赖，当时，全军文革接待站从部队调来了一批工作人员，观点已经全部变了，他们根本不正式接待所谓「静坐」的人，并且还用讽刺的语言进行了批评。张锦昌等人在三座门接待站，前后大概混了二十多天，熬不下去了就自己散伙了。 三座门静坐失败之后，张锦昌在造反派的骨干会议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看来三座门静坐是盲目的行动注定要失败的。形势变了，我们的斗争方式却没有变，我们过去对邱的认识太不够了，全军文革亲自出马都没有打倒邱会作。现在看清楚了，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元帅们确保的人物。我们对邱的斗争不能就此结束，反而要在斗争中求生存。我们的政策可归结为四个字：『明拥暗斗』。这就是说，明的不要再去惹邱会作了，但暗的还要斗，否则我们就会被全部『吃掉』。」现在，我还能记得张锦昌带着几个残余的造反派干得几件事。 第一，冲击会场。六七年五月初，陆海空三军在总后大院广场举行大会，参加会议的群众三万余人，各总部、各军种、兵种、院校的领导干部出席了大会。 大会临要开始时，由于大会工作人员很忙，工作有疏忽，致使张景昌带着总后机关的造反派一共十几人，打着一面旗帜混进了会场才被发现的。文办向我请示处理办法我即命令：「收缴大旗，人员听便。」为了防止造反派借机捣乱会场，大会工作人员强行收走了旗子，并宣布参加会议可以随便。造反派是不识时务的，他们在退出会场之前企图闹一场。总后文办是预先有准备的，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拉到会场外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接着就有一半的人觉悟了，公开声明退出「造反总部」，并反戈一击。 第二，抵制发毛主席像章。六七年冬，人民解放军制作了一枚全军统一的毛主席像章，并规定在发放的时候，各单位都要举行简单的仪式，借此在全军进行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育。营房部发像章时，本来进行得很好，但在佩戴像章时，没有举行集体向毛主席致敬的仪式，张锦昌立即在现场发动了一场捣乱。他说：「在佩戴像章之前，不向毛主席致敬，就失去了仪式的意义。在我们这里拥护毛主席的口号喊的很响，事实上不是那回事。今天应当停止发像章，改天重新举行仪式。」他的意见虽然没有得到什么人的响应，但会场上起哄了一阵。 营房部主持会议的人是有水平的。他立即宣传：「张批评在佩戴像章之前，没有举行向毛主席致敬，是礼节不周到。现在，大家都不许动，我们来补上这一课。」张景昌等人看到搞乱是不成了，就灰溜溜地走了。 张锦昌等人正在溜走的时候，主持会议的人又立即宣传：「张锦昌等人拒绝接受像章，现在随随便便走了，至少是无组织无纪律。他们口头上喊着拥护毛主席，事实上连像章都不要，这是什么问题，大家都应当看清楚的。」造反派又吃了一次败仗。 第三、抵制夜间巡逻。为了保障军队各机关的正常工作，军委命令各机关都要组织纠察巡逻，确保机关安全，限制造反派的活动，各机关还加强了夜间巡逻制度，杨成武还专门指出总后要特别加强力量。造反派对此十分恼火，极力进行抵制和破坏。张锦昌等人发动营房部很少几个人在司令部门口静坐，抗议夜巡。我们还是做说服工作，等到只剩下张景昌一个光杆司令时，吓得他也跑掉了。 公审时，张锦昌还去控诉我，公审的实质也就昭然若揭了。 四、王述臣。王述臣是后勤学院油料教研室的教员。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当过敌伪警长，有民愤，与血债案有牵连。王对共产党充满仇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坚决造反分子并决心要夺取后勤学院的领导权。王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后勤学院「星火燎原」的头目之一。当时中央有个《公安六条》，王述臣这样的人属于「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阶级异己分子。但王述臣按捺不住对共产党的仇恨，趁文革混乱之际，大干反革命勾当，这和青年学生造反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全军文革组织造反派帮助搜捕内蒙古军区来京溃散的警卫营时，王述臣借机毒打警卫营战士多人，并且还参与打死过人，王述臣又有了新的血债。 六七年一月下旬，「红纵」正在总后礼堂对我进行残酷武斗的同时，「星火燎原」在该院东院的小山（党委会议室）召开了「形势分析」会议，「星火燎原」的主要骨干分子十五人到了会，会议主要内容是通过决议，同意二医大「红纵」提出打倒邱会作的提议。在讨论中他们发表了大量的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按照中央的《公安六条》，属现行反革命行为。六七年冬「星火燎原」内部把会议全部内容揭露了，并交出了会议纪录。为了把责任全部推到王述臣身上，「星火」的「高参」小组，策划了致死王述臣的阴谋，王述臣在隔离审查时，自知罪责难逃，他给老婆写条子，让他老婆在饭里放毒药，两人同时自杀，他老婆照办了，毒死了王述臣，但他老婆没有吃。王述臣不是自杀的，是他的同伙，经过他老婆毒死的。事发后，我的秘书到了三〇一医院现场，解剖时看见王的肠胃已经烧烂了。公审之后当时的军委还追认王述臣为烈士，这也是奇迹。 为了搞清王述臣的问题，对他进行隔离审查是必要的。定为坏分子也是正确的。但对王的处理中涉及的面过宽了，搞了一个五人的反革命集团，这就扩大化了。七〇年秋在复查后勤学院的案件时，我发觉了问题，应予纠正，但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个问题，我就倒台了。 五、申茂兴。申茂兴是总后政治部文化部俱乐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是造反的积极分子。二医大「红纵」上访队住在总后机关内时，申就是最先与「红纵」秘密联系的人之一，自始至终都是坚决主张造反的。 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之后，「五大部长」把准备武斗邱会作及其「一伙」的任务交给了申茂兴。六八年初，申被隔离审查时，政治部的造反派对申茂兴连续毒打，并逼他自杀，名为反戈一击，实为杀人灭口。申就是在毒打之后绝望而自杀死去的。 此外，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的工作都是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总后的工作也是这样。如三支两军、进「五七」干校和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等等，这些工作必然涉及到干部调动和处理。这些工作，不是对造反派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所有人的问题。公审时说成是迫害，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是「有责无罪」的。这就是说，从领导责任来说，在总后死了人，不管是怎样死的，我都负有领导责任。当然，我不仅没有直接害死过任何人，也没有授意过要整死任何人。比如说，我对李曼村是很痛恨的，但他是一个领导干部，又没有叛徒问题，也只能一般处理了。现在想起来，死人问题有当时文革混乱的实际情况，但从领导的责任来说，这样看是很不够的，如果我当时清楚地发觉了造反派新的破坏手段，我是有条件，有能力保护任何人不致被整死的。 去「五七」干校锻炼，当时是干部教育制度，每个干部都必须执行的。总后在宁夏贺兰山建立了一座干校，在校锻炼的干部千余人。去干校学习的有两种办法：离职学习和在职轮训。在机关整编之后，干部多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些干部，除了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之外，只有到干校学习。无论哪一派的人都要去学习，只有先后不同之分。从比例上来说，造反派去学习的人当然多一些的。我们不能把拥护总后党委和领导干部的人都搞到干校去，把反对总后党委和领导干部的人留在机关工作吧。当时，各单位都办了干校，中央办公厅都办了干校，总后不可能不办干校。毛主席的女儿都上了干校，其他人没有理由不上干校。对于上干校，谁去谁有意见，上干校离开北京，到了基层生活条件苦多了，尤其是家属的工作难安排，子女上学有不少困难，这都是事实，但这不是总后一家子的问题，是整个中央的决策问题，这也说成迫害不是实事求是的。上干校比后来邓小平清理「三种人」应该是好多了。复员转业也是全军一致的行动，并非专门整造反派的。犯了错误作复转处理的干部当然有，部队历来也是这样。 对投降造反派的老干部问题，我向来最痛恨三种人：党内斗争的两面派，对敌斗争的叛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投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领导班子和老干部队伍中发生分化，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痛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一定要犯错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总后一批投降造反派的领导干部的处理持慎重态度。对他们的处理也是宽大的。这里我只着重说一下对饶正锡的处理。 一九五九年我担任总后部长，饶是总后副部长。他对我的工作，是支持的，我们的工作关系是比较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提议他为总后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我们两个都是二医大在「红纵」反对的对象。一九六六年冬天，全军文革通过「红纵」向他传达了什么人的「意图」之后，他的态度变了，投到「红纵」一边去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谈贺龙的问题时，顺便点了「李聚奎，饶正锡是彭、黄漏网分子」。军委常委会是在人大会堂四川厅举行的，记录是萧华的办公室主任郑汉涛、军委办公厅秘书处长陈某（名字记不起了）。会议开始时，由林彪自己主持，并传达了毛主席对贺龙问题的指示，后来由叶剑英主持进行了讨论。元帅们发言一致拥护毛主席的决策。 对李聚奎，饶正锡的问题，我在总后党委会上并没有正式传达，只是向常委们分别谈了一下，我也同饶个别谈了。并向他出了一些点子，一是要他写一个表态的报告，通过叶帅转给林彪；二是自己不要盲目去做检讨；三是要他辞去文革小组组长，省得惹事。我的意见他都同意了，并且照办了。当时，饶正锡对自己的问题，表现得很紧张，我给他出的点子，他也表示感谢。 饶正锡写给叶转林的信，是我修改的，由当时的秘书科长刘明璞（饶原来的秘书）抄写，他自己签名上送的。叶帅收到信之后，曾经同我说过「饶的态度是好的。你对他的保护和帮助是同志式的。他的信，现在压在我这，等适当的时候，我带着他的信去向林当面说一下。现在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转告饶不要过于紧张……」叶的指示，我原原本本向饶说了。 * * * 1 原书为「提像东西」。 第二十六章 军委办事组成立前后 「五一三」事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上，后勤学院「星火燎原」以「向邱部长提问」为题，向我提出了「十四问」，大喇叭连续广播了十余次，他们所问的中心内容是问我为什么要打击造反派。他们说：我们造反派是坚决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是革命的大方向，你为什么不支持？这难道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造反派，在该院政治部副主任郑洪泰的策划下纠集了军队科技战线造反联络站的千余人，冲进了总后机关，以辩论为名，把总后勤部政委张池明抓走了。张池明被抓走后，我去向萧华报告了情况并求救。萧华回答说：「我是泥菩萨正在过河，你是金菩萨，香得很，自己去办吧。」 总后营房部和该部设计院的造反派，在助理员张景昌的策划下，纠集了一百余人，在总后司令部门口静坐，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营房部发毛主席像章时，没有唱《东方红》歌曲，也没有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整个仪式都不庄重，要求营房部领导作出公开检讨。 军委《八条命令》颁布后，军内形势有所好转。对于军队造反派造反夺权、打砸抢，各领率机关的广大干部群众是坚决反对的，为了各领率机关的正常有序地工作，也纷纷组织起来和造反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到了一九六七年年初，空军、海军、总参、总后勤部及所属的驻京机关、院校、文艺团体中的群众组织，已经形成了旗帜鲜明的革命派，各领率机关的的领导干部，前一阶段那种「造反派」动不动就要揪斗，并非常凶残地强迫低头弯腰、揪头发、挂牌子的日子也熬过去了。 但是，「二月逆流」以后，军队的造反派又闹腾起来了，造反派最嚣张的是炮兵、军艺，后勤学院，海军、空军、北京军区文工团、二炮的文工团。他们几乎同时对各单位的领导干部搞揪斗，对反对和制止他们破坏机关正常工作的同志搞武斗，打伤了很多人。 虽然，这次与一九六六年十月后到一九六七年初有所不同，各机关的党委多数都有人管事了，但在毛主席号召造反的大势下不是很坚强；机关的革命派对造反派也有了反击的力量，但整个解放军应该怎么对待文化大革命并不明确，又要拥护毛主席，又要稳定军队，事情很难办。总政的萧华，全军文革的徐帅都明显支持造反派，同时全军文革对造反派的行动也不像以前那样指挥有力了，造反派在自己找出路，所以更具有破坏性。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务，该团的演员刘素媛，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在京的部队各文工团想联合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这件事叶群报告了林总，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什么机会呢？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率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 叶群马上答应约见刘素媛等人。刘素媛说起她们想搞庆祝《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文艺演出，并表示要联合各派共同演出。叶群明确表示不要联合军队内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可以联合北京军区、海军、二炮等其它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共同演出。叶群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乱冲击。」叶群的话等于林总已经对军队的大局亮相了。 吴法宪、李作鹏和其他驻京机关的领导得知这次演出得到了林彪的支持，非常振奋。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和各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称「三军党委」）除了炮兵外均表示支持，并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总后没有文工团，因此「五一三」没有参加进来。但我的态度和他们是一样的。 造反派得知这一消息也不示弱，认为这是「老保翻天」，他们联络清华「井冈山」等地方造反派发表声明：如果对方胆敢单方面搞演出，就要冲击演出会场，砸烂会场。武斗一触即发，这一派以后被称之为「冲派」。 萧华听说以后，感到问题严重，分别给两派群众组组织做工作。避免激化矛盾。现在看来，也不能说萧华就是错，但林总的决心是军队不能存在造反派！萧华抓了芝麻，林彪要的是西瓜。 演出的时间是五月十三日晚上，地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海军党委事先开了会，决心一定要打胜这一仗，李作鹏、萧劲光、张秀川还到了现场，空军的余立金也到了现场，卫戍区的傅崇碧带部队也到了现场。造反派也不示弱，他们请来了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地方造反派，决心要与「老保」血战到底。 演出开始不久，造反派就闹事了，造反派冲击会场，但全场秩序井然，根本无人理睬，台上也还是照样演出。待造反派冲进会场有上千人时，李作鹏才下命令实行反击。反击一开始，造反派就被革命派分割起来了，他们也无能力反抗了。革命派预先规定的政策界限是对被包围起来的造反派，只准文斗，不准武斗，更不许打人。革命派严格执行了政策。 造反派乘混乱的时候，有少数人钻空出去了，叫来了千余人的支持武斗队，造反派一来就乱打乱冲，但造反派到底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都被革命派击退了。革命派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双方受伤有几十人，整个战斗经过了几小时才结束。革命派胜利了！ 当时，毛主席还是支持造反派的，还是相信造反派有力量的。展览馆「激战」时，刘淑媛在毛主席处，她告诉主席说革命派胜利了，主席说：「你高兴个屁！过一会造反派还会翻过来。」但毛主席是支持刘淑媛的，幸好刘淑媛是个革命派，是拥护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如果刘淑媛是个造反派，毛主席也会支持她，那军队的情况就会更复杂、更恶化了。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确是一步险棋。 总理、陈伯达、萧华、张秀川他们都在大会堂，当时他们同意两派联合演出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萧华当时也是这个态度，现在看来，这个态度也是无可厚非的，萧华担心的是无论哪一派演出，另一派被拒之门外，发生武斗是难免的。总理当时不知道主席的态度，也不知道林总的态度和林总要打击军队造反派的用意，他还是根据萧华的意见以联合演出的态度，在大会堂给两派头头做工作，造反派不依不饶一直在纠缠总理。当张秀川知道了林总的态度后，转告了总理，总理很快就明白了，尤其是刘淑媛赶到人大会堂，告诉总理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情况后，立即严厉制止造反派不要冲演出会场了。但大会堂乱哄哄的，总理的讲话没有什么效果，总理立即站在椅子上，高喊：「不许冲演出会场，再冲就冲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造反派听到这么严重的话，除少数顽固分子外很快就散了。总理还立即叫陈伯达、萧华赶往现场处理，走前总理对陈、萧点拨地说：「这不是演出，是斗争。今后的工作反而好做了」。总理是太智慧了，他知道了主席和林总的态度后就立即转向了，陈伯达和萧华并没有所悟，仍然批评三军革命派不应演出，这样就引起了三军革命派的不满。恰恰杨成武又抓到了萧华这一点，萧华的厄运很快就来到了。 五月十四日凌晨，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萧华等分别在人大会堂和北京展览馆剧场接见了两派代表，对「冲派」进行了严厉批评。以海军「红联总」为中心的三军革命派，十四日拂晓之前在北京全城张贴了无数的大字报，散发了大量的传单。通过大字报、传单等，对造反派冲击演出的事实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十四日早上，三军革命派数千人，以新北京（公主坟地区）为中心，在军队各机关进行游行示威。接着又组织了规模浩大的摩托化游行，走遍了全城。造反派在强大的攻势面前，一点应对的办法没有。其实，军队的造反派只要没有全军文革的支持，是不堪一击的。 五月十六日，杨成武、叶群、吴法宪等人深入海、空军总医院、三〇四医院慰问被造反派打伤的伤员，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等于公开表明了态度。五月二十日以后，三军演出队在天安门前搭起了临时舞台，进行了长时间的演出，每天观众很多。同时，演出队还分别在各机关进行了演出。 六月九日晚，三军演出队，在人大会堂小礼堂演出。林总、周总理、中央碰头会议成员、驻京三军负责人都看了演出并上台与演员合影。新华社发表了新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登载了首长接见的照片。这次演出，实际上成了三军演出队的祝捷大会！ 从「五一三」事件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除军事博物馆的造反派和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两个「白色保垒」之外，各机关的造反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纷纷瓦解。造反派除了少数骨干分子转入地下活动以外，公开的活动基本上不存在了。各级党委对文化大革命能够实施领导了。 军博、后勤学院两个造反派是垮台最晚的。军博造反派百余人，据守展览馆大楼为中心搞了坚固的设防，革命派要给予摧毁，我代表军委办事组没有同意。我认为他们不会长期存在下去。一九六八年五月间，军博造反派自己宣布垮台。然后，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小礼堂接见了军博两派全体人员，黄永胜还向他们发表了讲话，对军博造反派，包括馆长在内，一个人也没有抓，而是在对等的条件下使两派联合起来了。 后勤学院「星火燎原」几十人据守学员宿舍楼，苟延残喘的时间就更长，到一九六八年的九月才垮台。这是因为军博有部队守卫，各院校、机关的造反派分子同他们的联系受到限制。后勤学院「星火燎原」占据的宿舍楼则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外面同他们联系的人多得很。总后文办对搞掉「星火燎原」提过各种方案，我都没有同意。我认为他们大势已去，灭亡是必然的。 在文革中，每一步大的行动都是在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下进行的，「五一三」却不是。毛主席对「五一三」的态度，并不是作为党的指示由总理下达的，而是通过一个能与主席接近的文工团员刘淑媛传到了总理和林彪的耳朵里。即便主席的声音不到，「五一三」也发生了，军队造反派被摧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这些地方造反派去支持也无济于事。「五一三」事件是海、空军机关和三总部、各军兵种广大干部群众站出来反对打砸抢，反对造反夺权的结果，当然从本质上也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结果，但这又是有悖当时毛主席「造反有理」路线的。 在「五一三」事件中，林彪对造反派的态度也亮相了，林彪是支持这一行动的，因为「五一三」是打击军队造反派的，打击了军队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军队才能稳定下来。 在「五一三」事件后，军队广大高级干部对造反派的态度也明朗了。换句话说，在地方上领导干部支持造反派，毛主席认为是支持他，可是在军队，广大高级干部认为，打击造反派、稳定军队才是拥护毛主席。军队和军队造反派谁重要，毛主席心里清楚，但「五一三」事件又和他「造反有理」的路线格格不入，「五一三」事件后也使江青不能带着「造反有理」的「路条」插手军队。两个月后，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毛主席本人也对造反派有了新的看法。 三年以后，也就是七〇年五月十三日，那天天气很好，叶群建议到居庸关长城走一走。黄吴李邱是从西山坐了一辆面包车去的，我们先到叶群后到。然后我们就在长城上面走，那时长城的游人很少，可以说没有游人。我们边走边闲聊，只走了一个烽火台，照了些像就往下走了。我们走到下面的一间平房休息，林办秘书郭连凯他们在桌上铺了绿军毯，桌上放了一点水果。这时叶群叫人拿来几本字帖，分别签了名送给我们。接着我们又闲谈了一会，叶群笑着说：「你们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五一三』，两年前如果军队内部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不压下去，军队也会像地方一样乱的不可收拾。现在好了，军队稳住了，才能保住全国的局势。」记得李作鹏接着叶群的话说了几句：「三年前的今天，要不是叶主任支持我们，军队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得了逞，军队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叶群很聪明，李的话音刚落，叶群就说：「这要感谢毛主席，是主席叫我支持你们的。我们要共同高呼毛主席万岁！」 从到长城到离开，整个过程都不到一个小时，临走前，叶群又说他的字写得不好，把给我们的字帖又收了回去，她说：「我写的字不好，你们要笑话。我重写后再分送给你们。」我记得叶群后来却没有再送。 就这么一件事，「九一三」后，专案组说这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听到这话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材料，因为这是一次最普通的一次郊游。 「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是文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 「七二〇」事件之前，武汉的两大派是：「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当时武汉的形势，和其他几个比较乱的省份，如江西、湖南、四川也差不多。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全国的形势有些乱，到处在夺权，幸有军委的《八条命令》，军队顶住了造反派的冲击。武汉军区对执行军委的《八条命令》是坚决的，对造反派下手也是快的，解散了武汉的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并抓了工总的头头。 军队反对造反，得罪了当时的中央文革，毛主席也是不满意的。林总及军委不得已，又向后退了一步，于四月间又发布了军委的《十条命令》，《十条命令》中，特别强调「不准随便捕人」，「不准任意把1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这样，各地的造反派又来了一个大反攻。在武汉地区，对武汉军区和陈再道来说是很被动的，街上有「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造反派对立面的群众成立了「百万雄师」，武汉军区是支持「百万雄师」的，尤其是省军区独立师中的不少干部和「百万雄师」搞在一起。 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毛主席坐火车由北京到了武汉，总理在这一天凌晨坐飞机先到了武汉，总理主要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因为主席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前回到北京后，一直没有出去视察过，这次出去，全国的形势和一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乱。同时总理也想了解一些情况，好向主席汇报。杨成武、李作鹏、汪东兴陪同毛主席住在了一起，记得郑维山也去了。 陈再道反对造反派，反对打砸抢，我都是拥护的。可是主席、总理到了武汉，尤其是主席在武汉这个事实，问题就发生了变化，主席、总理他们可不是一般的领导呀，他们是党和国家的领袖呀！因此，武汉军区当时在处理任何问题时，听主席、总理的指示是第一位的了，主席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陈没有把这个大前提摆好，总理那么难，总理那么苦口婆心做工作，陈再道听不进去，反而跟总理顶撞说：「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早在总理来武汉之前，军区内部就统一口径说「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总理叫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帮助他们解脱，他们顶着不干。总理批评他，总理最后命令式地提出要陈再道遵守纪律！他竟然跟总理拍桌子，并顶撞总理。陈再道不执行命令，我认为他的错误就在这里。陈再道是军区司令，犯了不服从指挥、不执行命令、违犯纪律的严重错误。尤其是情绪激动的群众，为了揪王力他们，冲进了毛主席的住地东湖宾馆，主席的安全毫无保障时，武汉军区又是束手无策的。 七月二十日中午，吴法宪同我说：毛主席，杨代总长他们都在武汉。武汉形势很紧张，除了空军的有线电话之外，其他的有线电话都难通话。林副主席要派一个得力干部到武汉去一趟，准备应急措施。林总考虑，黄永胜（当时在北京）、吴法宪、邱会作三人之中去一个，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黄永胜在武汉有许多人认识他，容易暴露，不宜去。吴法宪要指挥空军，离不开，也不能去。林副主席决定要你去一趟，各方面的条件都合适。林总还交代，要我带一个内、外科水平都比较高的医疗小组去。 二十日下午四时，我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去见林总。李文普先带我去见叶群，叶群和我谈了一阵子。叶群说，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军区独立师警卫不力，二十号凌晨反革命分子己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上午总理来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已经又回武汉了。叶群还说：江青哭哭啼啼也来找林总，要死要活求林彪、叶群亲自去武汉保证毛的安全。江青已写了一封短信，劝毛速离武汉，林总决定派你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武汉。 过了一会叶群带我去见林总。林总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二十九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临走时，叶群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叮嘱我带好。 当天晚六时左右，我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〇一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吴法宪还为我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任和两名护士，我们乘伊尔十八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达到了武汉王家墩机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到场部的竟是一辆帆布篷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二十一日的凌晨三点多点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江青的信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心他老人家的话都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在商量主席去哪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这时，我即向林办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并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 大约七点半左右，停机坪上有三架伊尔十八同时发动，接着主席坐杨成武的伏尔加来了，到了停机坪，主席下车和我们握手，也和工作人员握手，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余立金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杨成武搂着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当时也很激动，我对他说：「你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要向你学习！」说完他又拉着我上机去看主席。实话说，杨成武对我是很关心的，他让我能多见到毛主席。我一下飞机，飞机就起飞了，警卫部队上了另外的飞机。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谁开主席专机的问题，本来执行任务的是飞行团的团长王进忠，余立金不放心，最后他选中副团长潘景寅，团长王进忠改为副驾驶。这个潘景寅就是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为林彪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飞行员。 我于二十一日晚八时乘原机回到了北京，临走前我向总理联系，但联系不上，经向北京请示，决定我马上回京汇报。我的飞机已经发动了，指挥塔又通知飞机熄火。过了一会舱门打开，一个干部开车来向我报告：东湖首长（总理）来电话问邱部长走了没有？想让您和他一起走。我们报告飞机已经发动，东湖首长就说，请您先走吧。我听了以后有些生气，但一想下面的干部不知道东湖首长是谁，气也消了。总理是二十二号下午才回来的。 我二十一日回来后，即向叶群报告了。同时我也向吴法宪（张秀川也在场）说了武汉的问题。我说：「我的看法，倒是革命派反击造反派的。陈再道不听周总理的话是纪律问题。」吴法宪回答说：「不管什么派，我们倒要真的按照李文忠所说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话办事，否则是会犯错误的！」 七月下旬，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对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进行了批斗。那天开会的阵势是很大的，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坐轮椅进场的）、吴法宪等到了会，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到会了，到会的还有在京西宾馆住的各大军区在京解决问题的负责人。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近百人。我和张池明、张令彬等三人到了会。那天总理的表情非常严肃，开场白也非常严厉。我记得总理有两句话说得非常重，一句是总理宣布这次会议是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一句是对陈再道讲的，总理说：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总理的话对全场震动很大。 陈再道被押上台之前，一些在主席台后面的中央首长的秘书和京西宾馆的工作人员给陈再道和钟汉华「教练」了一番并做了「喷气式」，总理和在台上的中央首长并没有制止。陈再道等人站在会场的西面，面朝东站着接受批判。 陈再道一听到总理的话吓得立即瘫倒在地上，身后的两个卫兵又把他拉起来。因为总理讲了「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吴法宪气愤地给了陈再道一耳光。会议进行了一小时多的时候（他们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了），陈再道自言自语地嘟囔：「我也是六十岁的人了，站不住了。」我坐的位置同陈再道站的位置离的不远，他的话我听得很清楚。我是经受过武斗的人，对体罚的滋味完全懂得。恰好这时我看到总理起身去上厕所，我也立即起身去到厕所门口等总理。我在厕所门口对总理说：「陈再道有些站不住了，要求坐下！」总理有些不高兴，可能嫌我多嘴，瞪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总理回到座位，他自己还没有坐下，就用命令的口气说：「陈再道坐下！」总理这句话，同样对会场震动很大。 毛主席离开武汉实际是不情愿的，他知道他在武汉是最大的败家，什么「无限忠于毛主席」，什么「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被踩在脚下。陈再道不听他的，部队不听他的，两派群众都不听他的，个人的利益，派别的利益才是高于一切的。当时，不仅陈再道他们知道主席在武汉，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也知道，可是竟发生了冲进主席住处的严重事件，根本视主席的安危于不顾。在文革中，中央文革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的，可是谢富治、王力在武汉遭到不信任甚至非难，毛主席关于支持造反派的指示根本没有人听。这种对中央文革的不信任，本质上就是对毛主席路线的不信任。毛主席心中能不有所思吗？心中能不苦涩吗？但是从主席后来的态度来看，他除了对造反派改变了看法，对军队甚至林彪也有了看法（尤其是其他军区关于支左问题给中央的检讨报告，主席并不信以为真），但是他对文革的根本路线并没有改变，主席九月下旬从上海经杭州、武汉、郑州回北京过国庆节，不久中央发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主席的话表面上好像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实际上，老干部又多了一份担心。这样乱下去，好像看不到头似的，总之一九六七年是文革最难过的一年。事后证明，主席在军队和造反派（江青一伙）的抉择上，还是倾向了造反派。军队固然忠于他，但不能理解文革的真谛，造反派虽然令人怨恨，但他们和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血肉相连。同时，主席在「七二〇」事件后反而想到了武装左派，这样既助长了邪气（尤其是上海帮的邪气），又制造了新的混乱，此后，全国武斗又形成高潮，很多造反派是对着解放军的，并开始抢军火库及军工厂。 林彪必须对陈再道严厉，林彪是管军队的，武汉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出了问题，武汉军区（主要是陈再道）出了问题，能不严厉吗？但实际上，林彪除了参加天安门的大会和对曾思玉、刘丰有个「八九」讲话外，他并没有参加对陈再道的具体处理工作。 毛主席冷静下来以后，对陈再道所犯错误的处理是正确的，是领袖式的，是胸怀博大的。陈再道的福气在于他是四方面军的干部，主席对陈再道的处理已经超过对他本人错误的处理，是针对四方面军的政策来的，如果陈再道是一方面军的干部，政治生命早就掉了。萧华、杨成武，以至后来我们几个人在文革中的命运就是很好的证明。「七二〇」事件后，社会舆论错误地指向徐向前、徐海东，说他们是支持陈再道的后台，这是造谣，这是没有的事。 这里正好联想到杨成武这段时间的态度。主席和林总对杨成武是非常信任，非常器重的。但这一段也是杨成武由大红，走向大红大紫的时期，一直到「杨、余、傅」事件垮台。他自己没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一段杨是从「忠于」主席、林总，到「忠于」主席、江青。杨多次在军委办事组的会上吹捧江青，甚至几次叫萧力来参加办事组的会。不过那时办事组直接管军报的事情，萧力来开会也正常，但杨对萧力的态度就不够正常，而是有些阿谀。杨对「七二〇」事件后政策也没有吃透，比如说对待徐向前和徐海东的问题。造反派抄了徐帅的家，杨没有极力制止，他对徐海东的态度也很有错。「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不久，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曾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说「徐海东是陈再道的后台」，「打倒徐海东」等，叫开会的人照抄下来，回去以后在各自机关贴大标语，并让军委办公厅对徐家进行监视，好像能捞到什么油水似的。杨成武还在军委办事组的会上研究批判徐海东的问题，由于徐的身体不好决定由办公厅组织开小型批斗会。尤其是一九六八年初，在总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杨成武说：「徐海东就不是好东西。」还让大家揭发，划清界限。在这次会议期间，杨成武还特别安排斗了萧华。 毛主席完全清楚部队一直是他的命根子，在文革中当然更是这样。九月份主席回到北京，一次总理在京西宾馆给团以上干部学习班讲话，主席只和护士小吴（旭君）两人来到后台，随便坐在一把藤椅上，后台的工作人员看见了主席，立即抬了个沙发给主席坐下，我坐在主席台边上看见了主席，主席摇摇手示意我不要声张，我认为不妥，就告诉了杨成武，杨成武立即去见主席，然后回来给正在讲话的总理写了一个条子。正好总理的话也快讲完了，总理说：「在我讲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来了！」顿时，全场群情激奋，主席走到主席台前向大家招手，全场不断地喊口号。然后主席又和台上的人一一握手，主席走到我面前时说：「这个是姓邱的。」主席刚要往前走，又退回半步，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指着我说：「娃娃都有白头发了。」我当时也非常激动，因为在这种场合，主席和谁多说几句话都是莫大的荣幸。我看主席这次接见军队干部，心里似乎好受多了，军队还是他的，军队干部也还是他的。 对于「七二〇」事件，中央决定北京要大力支持武汉的造反派，武汉造反派要派代表团来北京做报告，并指示要军队接待他们。我们知道这是中央文革的主意，我们实际上没有接受，我们商量的原则是：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办理。 当时「五一三」刚过不久，「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刚起来，这次让北京军队的革命派要和武汉的造反派打交道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头不愿意，做通他们的工作也是很困难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和张秀川召集军队各大单位的革命派主事的人开了一个会，「申明大义」，我强调，军队各单位的党委是不可能和武汉的造反派打交道的，上面又有任务，只能由各单位「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出面。在会上我除了讲武汉事件的情况之外，对武汉造反派来北京，我们特别提出了三条：第一条，站稳立场，热情办事；第二条，提高警惕，不准各单位的造反派插手；第三条，借机扫荡军队造反派残余。因为武汉来的造反派到军队各机关去，这对北京的军队造反派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转入地下的造反派骨干分子一定会出来活动，与武汉造反派联系，甚至通过武汉造反派与中央文革沟通。只要我们事先有准备，一定能取得意外的收获。对武汉造反派要接待好，并乘机对军队的造反派残余进行扫荡，取得了一举两得的成绩，这样他们的积极性很高了。果然如此，武汉的造反派来了之后，各单位对跳出来的造反派又给了毁灭性的打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新的军队日常办公机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军委《紧急指示》以后，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都被造反派冲乱了，领导干部大都遭到不断地围攻和揪斗，揪斗成风。当时，萧华、刘志坚领导的以总政为主体的文革小组垮掉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成立了以徐向前为组长，江青为顾问的全军文革小组，但很快也不了了之地垮掉了，部队一时几乎无人管，十分混乱。「五一三」以后，部队的三军革命派打垮了造反派，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也就应运而生，军委办事组是向全军文革夺回文化革命领导权的产物。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吴法宪打电话来说：「总理让我通知你，经主席批准，成立一个军委看守小组，有你一个，要做好准备。」 我问：「谁牵头？还有谁人呀？」 吴说：「让我牵头，可能因为杨代总长不在吧。还有叶群和张秀川同志。」 这样看守小组就成立了，在京西宾馆八楼办公，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军委办公厅的同志，没有全军文革的那些人。 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陪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回京。在中央碰头会上周总理亲自宣布把原军队四人小组正式改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为杨成武、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杨成武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杨、吴同时又是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不久李天焕（杨成武倒台以后，李吃了安眠药，后被抢救过来）、刘锦平也参加了办事组。军委办事组就是在这样的时期组建的，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有权威、有能力的领导指挥机构。军委办事组第二天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正式宣布成立。军委办事组的成立使军队的文化革命开始了新的时期。对于办事组的成立，我没有听到林彪有任何插手安排办事组成员的意见，林彪也没有召集办事组开过什么会研究工作。一切听毛主席的，在总理领导下工作。 我参加军委办事组，和在军委办公会议比较，我所负的责任也大为不同了。在军委办公会议期间，我只管总后的工作，也具体办了一些林总、贺总、罗总长交办的事，军委办公会议开会，除总后的事外，我基本不发言，也轮不到我发言。在军委办事组五年，我分管一大块工作，天天工作满载超轴。军委办事组（包括四人小组，即看守小组）成立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垮台于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历时五个年头。军委办事组对军队的文化革命、战备、三支两军等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军委办事组成立的时候，全军文革早已垮台了，总政治部也「瘫痪」了。军委办事组把全军文革、总政治部的工作集于一身。看守小组时期，其主要任务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的前期权力有所加强，九大以后，军委办事组的权力确实不一般了。纵观军委办事组工作的全过程，主要干了以下工作：1、领导军队的文化革命。这是当时最中心的任务。2、加强战备；领导军队的日常工作。这是最主要的任务。3、组织全军三支两军的工作。这是当时最繁重的任务。 「三支两军」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奉毛泽东之命，支持左派群众、支持农业生产、支持工业生产、实行军事管制、训练院校师生的简称。从一九六七年二月开始，解放军先后派出近三百万人，分赴全国各条战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任务之巨，是我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后来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三支两军」，其实「三支两军」对于稳定文化大革命的局势，稳定全党、全军、全国的局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解放军在文革中是有大功的。 在「三支两军」中，重点是「支左」。但谁是左派，就很难搞清楚，在毛主席和江青的眼里夺权的「造反派」就是左派，在各地军队看来，不搞造反夺权，不搞打砸抢的、坚持生产的就是左派，这样主席又说支错了，要转弯子，要检讨，工作相当难做，因为有左派就有对立的一派，两派群众均争相说自己是革命派，不支则已，部队一介入就势必造成军队支一派、压一派。直到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主席又开始讲大联合。 「三支两军」工作一直在主席手上，具体工作一直在总理手上，林彪没有具体管过「三支两军」工作。军队支持地方的干部，不论是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派往国务院各部委，都是办事组从全军挑选的，这些人的工作都得到过主席、总理的好评。 我在办事组负责支左干部的选派工作，工作相当难做。部队干部一般文化比较低，而且从参加革命开始就在部队工作，多数人方法简单，很难适应地方的工作，但总理一个劲的要人，只有在部队选来选去。我曾对总理说过实在选不到合适的，总理不太高兴，有一次总理到京西宾馆来开会，会前我和吴法宪在礼堂前厅打羽毛球，总理来时，我背对总理没有看见他，他悄悄走到我身后揪着我的耳朵，开玩笑地说：「你给不给我派人来？」我忙说：「给给给，一会开会，把名单给你，你看中谁就给谁！」，燃化部就是总后副部长伊文去的，国务院直属口的军代表就是总后营房部的副部长丁江同志，总理很满意。可是，「九一三」之后，总后造反派把伊文、丁江同志也整得厉害。当时总理要给新疆配一把手，这么重要的位子真是选不到合适的人，黄永胜提出龙书金去，我不太同意。因为龙书金是一员战将，做地方工作未必合适，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总理说黄选得好，也就派去了。龙书金同志去了以后，工作很努力，也很吃力。「九一三」之后，他受到牵连和打击，竟被搞到郑州工厂里去劳动，龙书金同志身有枪伤，手臂是残废，老伴受株连的迫害患上精神病，儿子也受到迫害患下重病，困难程度难以想象。当时贵州很乱，工作很难做，总理叫我一定选一个好的干部去支左，他还调侃说：「强中自有强中手！」亦即选个最好的去。蓝亦农是昆明军区副政委，是一个优秀的军政干部，我把他推荐给总理。总理很满意，让他当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多次表扬过贵州的工作。可是，「九一三」之后，蓝亦农也受到牵连和打击，在批判他的会上当面和江青顶撞，而后被搞到邯郸钢铁厂里去劳动，一搞就是近十年。国务院和各省市支左的广大干部「九一三」后，尤其是文革结束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要说广大支左干部有什么「不是」的话，并不是他们的「不是」，而是由毛主席的在文革中的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决定的，打击、虐待是错误的。在文革混乱和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广大支左干部的支撑，党和国家的命运也是难以想象的。 加强战备和领导军队的日常工作，这是最主要的任务。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主席就提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并提出了战备的要求是：精神准备是主要的，物质准备也是重要的。当时，苏联修正主义对中国确实存在野心。杨成武时期的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对战备工作抓的都是紧的，抓的都是好的。在黄永胜时期，一九六九年发生的东边（东北）黑龙江上的珍宝岛和西边（新疆）克利铁奇战斗，都是苏修对我们试探性的进攻，这就完全证明了准备打仗的重要性。 杨成武时期的军委办事组 杨成武领导军委办事组时期，在对待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方面，还是按林彪、叶剑英、聂荣臻领导军委具体工作时期的方针进行的，由于有了「五一三」革命派和造反派的较量，以及四人看守小组的工作，在京的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领率机关很快就稳定下来。杨成武虽然和江青个人关系很好，但军队不能乱这一条，杨还是做得好的。这和萧华、刘志坚、徐向前领导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当然萧、刘、徐他们当时也确有难处，完全可以理解。 杨成武时期的军委办事组是短命的，只存在半年多点的时间。时间虽短，但除作了繁重的日常工作之外，还做了不少影响全国的大事。这里只能记述几件主要的。 第一，组织、开办中央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的任务。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毛主席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全国各省、市造反派的骨干分子都分期分批到北京集训。学习班的行政管理工作，包括住房、吃饭、组织接见等等，一切实际工作都要军委办事组当作任务完成。当时，北京的几个大一点的军队院校如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空军学院，都担负了接待学习班的任务。每期学员都在三、五千人，有时近万人。造反派到北京来办学习班，还是一直搞派性斗争。这些问题中央文革根本不管，军委办事组又管不了，结果是谁也不管。学习班也只好有三门课程：打派仗、参观景点、毛主席接见。这三门课程完了，也就「毕业」了。 为了扩大学习班的影响，军委办事组请毛主席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了第一期学习班的代表。被接见的代表中还有「七二〇」事件的当事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毛主席在台上同台下坐在前排的陈再道说了话。主席首先问：「陈再道同志来了吗？」陈再道在台下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回答说：「报告主席，我来了！」毛主席很高兴地同陈再道说：「你学习一个时期很好！」毛主席接见完了之后，杨成武发表了长篇讲话。杨的讲话没有见报。 第二，组织毛主席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搞得劳民伤财。但这里的政治油水满大，杨成武是看到这一点的。杨向林总报告，说部队干部很想念毛主席，林把这个意思报告了主席，主要是说给在场的杨成武听的，没想到主席说，「我也很想念同志们。」这样，军队团以上干部，分期分批进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为毛主席接见）就开始了。这个大规模的接见活动，一是对主席的神化在军队又大大提升一步；二是浪费了不少经费。 第三，领导《解放军报》的出版工作。当时，军报直接归军委办事组领导，主席和江青的女儿萧力（李讷）当时是军报的主要负责人，杨成武常常拉着萧力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一些重要话动。只要杨成武在场，他对萧力都是毕恭毕敬的，一定要拉她同桌共坐，只要萧力答应到会而未到之前，杨总是要等她来了才开会。杨成武倒台之后，江青用很气愤的语言指责杨在政治上「引诱」青年。她说：「在会场上一个小孩子不习惯同他坐在一起，还亲自硬拉着去！」 对军报繁重的日常工作，如审查重要社论大样等就不说了，这里只说一下组织发表杨成武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统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一事。 一九六七年冬，杨成武发表了《大树特树》的署名文章，一是颂杨毛主席，二是批判罗瑞卿。这篇文章原是总参大批判组的稿件，是杨硬抢过来的，当时据杨说话的口气，说那篇文章是准备了好久的，易稿不计其数，陈伯达等还参与了指导和修改文稿。杨很得意地说（口气很大），发表那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可是「九一三」以后，杨却说《大树特树》是林彪那里搞的文章，硬逼着杨成武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太不够实事求是了。为了文章的发表，杨成武在办事组会议上提出要下发文件，通知全军组织学习，大家认为这篇文章是以杨成武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下文件不太合适，吴法宪直接提出反对意见，吴法宪说下文件大家都要签字，搞不好难负责任，其实吴的意见是对的，也是为杨好，但杨成武很生气，我就出来做和事佬，我说下发文件慢，不如开电话会议下达通知快，杨、吴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文章发表时，军委办事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由军报召开过新闻界的会，通告杨的重要文章要发表；办事组对全军召开过电话会议，在电话会议上，讲了杨成武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组织收听、阅读、收集反映等事宜。对发表一篇文章事先做这样的准备工作，我见到的是第一次，是空前未有的。文章大概是十一月间发表的。文章发表后，宣传得很厉害，标语刷了很多。 文章发表的时候《人民日报》登在第二版一小段就转到第三版，军报则登在第二版为全文的主体，新华社也以重要新闻播发了。杨成武对《人民日报》登的版面位置很不满意。为了此事，当时在中央文革管宣传的戚本禹还专门上杨的门道歉。 杨成武的文章发表也就一两天，黄永胜到北京来，他约我去看望杨代总长，我和张秀川陪他一起去了。我们到了杨成武家，一见到杨成武，他就气愤地说：「戚本禹刚刚走掉，这个戚本禹真是乱弹琴，太可气了，这么重要的文章（指《大树特树》），他在《人民日报》上登在第二版。你们知道这篇文章多重要吗？罗瑞卿在卫戍区看了我的文章以后，立即给毛主席写了《认罪书》，说自己是一个假党员。」当时，杨成武手里正拿着罗的《认罪书》，他如获至宝似地手持罗的《认罪书》向上一挥，说：「我说同志们呀，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喜形于色，溢于言表。杨成武给我们看了罗的《认罪书》。罗瑞卿向毛主席检讨说，他根本没有入过党，他当时和党取得联系心切，要求入党心切，没有入过党就谎称自己在武汉入了党，后来与党失去联系。罗瑞卿在上海用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方法和党取得了联系并得到同意。 大概又过了几天，主席批评了杨的文章，主席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紧接着主席又作了批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看到主席批示后，张秀川对我说：「邱部长你真是高人，幸亏只有电话通知，我们下了文件就更麻烦了。」杨成武知道主席的意见后，开始有些紧张，后来就推卸责任，结果越描越黑，他在京西宾馆讲了一次话，在京西宾馆「躲反」的各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北京的军队领导干部也参加了。杨的讲话有些推脱责任，结果把陈伯达、姚文元得罪了，把林彪和办事组的同志也得罪了，把为他修改稿子的人也得罪了。所以主席后来叫林彪在「三二四」大会上讲两面派的问题，林彪在会上还特别讲杨的品质不好。 杨真是祸不单行，福州军区有个战士，对文章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他说：「权威和威信是树不起来的，这是唯心主义世界观。」那位战士的意见，姑且不管它正确与否，他的胆量是令人钦佩的。可是杨成武发了火，要福州军区对那位战士进行严肃批判和严格审查。后来把那位战士处理复员了，杨成武倒台之后，军委办事组又要福州军区把那位战士找回来，继续在部队服役了。 我对杨成武是尊敬的，我向来把他当作良师益友看待。但对他某些做法我向来也是不欣赏的。特别是对他的虚荣、爱表现自己的作风更不敢恭维。 第四、组织编写《党史纲要》。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间，杨成武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组织和主持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即编写《党史纲要》的工作。 对编写《党史纲要》（即《两条路线斗争史》）的事，杨成武有些神秘的表现。为什么要办这样的大的事，他没有作过任何说明。以我的想法，编写《党史纲要》的工作，军委办事组既不能完成，也没有资格和权威担任这样大的工作。我们没有这样大的头，哪能戴这样大的帽？我曾将自己的想法，善意地向杨表示过，但他避而不答。 为了编写《党史纲要》，军委办事组调集了几十个笔杆子在京西宾馆专门从事这件事。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总政等单位的「文人」都调来了。负责给杨成武写文章的秘书和他的大女儿杨毅参加了写作班子，金敬迈都参加了写作班子。对此工作，由杨亲自挂帅，别人不能过问。写作班子的具体管理事宜，由张秀川负责办理。大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初稿就出来了。写党史是必要涉及到我党我军的一些领导人物，当时点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等这样一些人的名是无须顾虑的，但是要点朱德这样一些人的名，还是拿不准的，虽然在一九六六年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老同志都把朱德狠批了一顿，但还是慎重为好。杨成武让张秀川起草一个报告，张秀川来和我商量，其实我也拿不准，我对张秀川说：「杨代总长知道上面的事比我们多得多，问题的关键不是《党史纲要》点不点朱德的名，而是杨成武想不想点朱德的名，他想点你们就打报告，他不想点，你们既不写，也不必打报告。」事后他们还是打了报告，其中报告提到「如写到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时，点不点朱徳、陈毅的名？我们的意见要点。」杨成武果然摸准了毛主席的脉搏，对于点朱德的名，主席同意了。 《党史纲要》的初稿，当时我手头有一本，也看过。我记得，从共产党有史以来，到文化革命都写上了。在纲要中，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林总的接班人也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旗手」也得到了肯定。江青没有什么历史可写，也被放在「第三号」的位置上了。周恩来的名字在文稿上出现过，但不占重要地位，更不占创始人之一位置，其余人就「榜上无名」了。 大约在一九六八年二月间，杨成武下令把《党史纲要》初稿一律销毁，一份也不准留下。谁让他这样做的，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是谁监督烧的。参加编写的人员，则在杨成武倒台之后，由黄永胜亲自开过会，都回原单位去了。 第五、《红太阳展览》。在编写《党史纲要》的同时，军委办事组还办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组织了《红太阳展览》。这两件事，杨成武是放在同样重要位置上的。以我的想法，「展览」这样重大的问题，同样不是军委办事组应当办和可以办的事。 《红太阳》展览在军事博物馆展出了，大约有图片三百余张。《红太阳展览》和《党史纲要》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也是从有共产党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党的历史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林总、江青三个人在《红太阳展览》中的地位，同《党史纲要》也是一样的。突出了毛主席和肯定了林总，江青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样，江青没有什么历史性的照片，只有把生活照片当作历史照片了。我记的有几张照片是毛主席、江青、李纳在一起照的。李纳在毛主席肩上，江青在一边，这种不折不扣的生活照，也作为政治照片展出来了。周恩来只有陪衬别人的集体照片，没有单独照片。 《红太阳展览》同样是杨成武亲自组织领导，张秀川协助办具体工作。江青去看过两次，据说都表示满意。张秀川陪我去看过一次。我看后向张秀川说了：「这个展览，是有杨代总长特色的，总觉得以后会有些麻烦。」张秀川对我的话没有表态。 《党史纲要》、《红太阳展览》是名正言不顺，把江青的政治地位提到党的第三位是错误的。对编《党史纲要》和办《红太阳展览》，杨成武只是个别和我说过一次。杨说：「今后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办很多的事。我们现在办的这些事（指搞党史、办展览）都是为召开九大作的重要的准备工作。我们的眼光要放大一点，远一点。」杨的谈话，很像是因我对编写《党史纲要》提过某些意见的回答。另外，在一次军委办事组会议上杨成武还无头无脑地说了三点意见。一是军委办事组除办军队的事之外，还要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等交给的各种事情，其中有的是最为重要的大事情！二是军委办事组同罗瑞卿的军委办公会议是不同的。办公会议是在军委常委领导下的办事结构，办事组则是代表军委常委工作的；三是我们军委办事组不要把自己的各种范围搞窄了，我们应当立脚军队，面对全党、全国。杨成武这些话，当然是有所指的，但他究竟指什么，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杨成武倒台之后，我们知道他同江青的关系特别密切，对杨以前说话也就可以理解了。比如，江青告诉杨成武，叶剑英是「二月逆流」，不要再往他那里跑，杨成武当时也是给我们吹了风的，是好心。 第六、参加中央项目组二办的工作。我们认为主席最信任的人才能参加中央项目组，因此我们当时对杨是很敬重的。中央项目组的工作，是党的工作，不是私事，我认为党给定的杠杠谁都要执行，只要没有超过党的杠杠，都不为大过。其实文革以前，也有不少项目性质的工作，如胡风的，潘汉年的、扬帆的，反右的等等，伤害的人也很多，这些项目都掌握在中央要人手上。 一九六七年初，我被造反派打成重伤，在西山休养，有一天叶帅来看我，叶帅刚坐下不久，杨成武就来了，接着就是他来讲新闻了。杨说：「彭德怀太反动了，卫戍区给我汇报说，他们从彭的收音机后盖里捜出一封信，信是写给主席的，彭在信中问主席，我的账已经算清了，这次又把我押到北京，要算我什么账呢？彭这个家伙太反动了，总理请示主席同意把彭交给红卫兵斗，北航红旗从卫戍区把他拉出去斗，彭回来后只在牢房里哎吆、哎吆叫，但不肯认罪……」。杨接着说「彭真这家伙过去盛气凌人，现在窝囊到家了。他关在卫戍区，对谁都低三下四2。彭真是假牙，过去把他搞出去，他忘了戴假牙，很难受。后来，只要牢房门一开，他立即到窗台上拿牙缸，牙缸里有假牙嘛，项目人员说，今天不出去就在这里问你几个问题，他还是紧紧抓住牙缸不放（杨说到此处大笑）……」杨还说：「在华北彭真自己干的事不认账，往聂帅身上推，我和聂帅在华北就抵制他。」 这里还要说几句萧华、杨成武的关系问题。他们两个关系一直不好，历史的原因我不清楚，从一九五九年以后在军委办公会议，他俩的不和是常见到的。杨对总政的空头政治也是不感冒的，另外，在对罗瑞卿的斗争中，杨成武是最坚决的，萧华一时和罗瑞卿扯不清，林总把他拉回来了。在文革中，杨成武的地位更突出了，萧华则因管军队文革的事，按照左的一套来，引起大家不少怨恨，现在想起来萧华不左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号召造反嘛。萧华倒台后，杨有两点做得不好，一是抓住萧华的生活问题不放，亲自布置所谓受害的女服务员写细节并签字划押，把萧华往死路上推，唯恐萧华打不倒3。而且还在碰头会上向江青汇报，萧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萧华的倒台，杨起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还有就是批准斗萧华，萧华被批斗多次，有一次是总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专门叫来一个很会讲话的四川口音的人在大会发言，把萧华糟蹋一通，而且还把总政副主任徐立清、袁子钦等人搞来陪斗，让人看来不舒服，对萧有幸灾乐祸的感觉。 * * * 1 原文此处多一「把」字。 2 原书为「底三下四」。 3 原文为「打不到」。 第二十七章 杨成武倒台 杨成武倒台的自身原因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驻京军事机关、部队、院校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万人大会。「三二四」大会是杨成武下台的代名词。 杨成武的倒台有他自身的原因。毛主席、林总对杨成武都是很器重的，杨成武的确是一个军政双全的人，也能团结同志。但是自六七年「二月逆流」以后他自己就过于往主席、江青个人身上靠，没有分清哪些是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在关心他，哪些是主席个人在拉他。但更重要的是，江青拉他，把他拉得意了，其实是拉糊涂了。杨自己踩在林总、江青两只船上，最后翻船落水。 杨在办事组常炫耀他和江青的关系，有一次他故意问我和吴法宪：「江青同志找你们单独谈过话没有？」我们都说没有。这时杨来劲了，他说：「江青同志对我太关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里谈了几次话。江青同志说：『不是最亲近的同志，我不在家里谈话；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别人讲我自己的苦难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艰辛贫苦，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流泪，我一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泪。」 另外，杨成武这段时间也接连有事，《红太阳》停展，《党史纲要》收回销毁，主席对他的文章《大树特树》不满意，他的女儿也出了个人问题。林总对杨有所批评，但杨自以为有江青的青睐，有些忘乎所以，在有些问题上他直截了当地打出江青的牌子对付林总，林总伤心地说：「人一失去革命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他的女儿出了个人问题是个导火索，但这样就把杨成武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了，摆到主席和林总面前，摆到中央面前。事情发生后，最极力主张打倒杨成武的是江青，江青认为从上海搞回来她过去的材料封存在京西宾馆不及时销毁，是杨成武有意而为，是有目的的（在这个问题上，杨是冤枉的。江青交待杨办一些无原则的事，杨不好当面顶回去，只好拖着不办，江青有气。江青是个很难伺候的人。江青是很重视她在上海的「材料」的。因此抓「杨、余、傅」的时候，江青一定要抓余立金的老婆陆力行，因为陆力行的姐姐在上海档案馆，曾管理过江青的材料）；江青还认为，搞掉「王、关、戚」可能与杨成武有关（其实无关），是挖她的墙角。同时，毛主席不愿意其他人知道他和江青「关心」杨成武这层关系，更不愿让林彪知道这层关系，终于决定打倒杨成武，「杀」了爱将。杨成武的确是作为军队的接班人来培养的，杨的问题端出来，毛主席召集了四次会议，很重视杨的问题，因为杨到处讲主席和江青对他如何之好，这样，搞不好毛、江与林之间可能产生误会。与杨成武相比，毛主席当时肯定更信任、更需要林彪。 杨成武也是林总的爱将，林这边也摸不准毛对杨的根本态度，一直比较慎重，主席召集解决杨成武问题的会议，林没有参加，是叶群去参加的。杨成武虽然与江青走得过近，一时也醒不过来，但他毕竟是林的爱将，林想把杨的问题先挂起来，有机会再分配适当的工作，在杨成武离京时，林说杨还是副总长，并同意他带老婆孩子走。可是情况马上又变了，最终杨还是被撤销了职务，也就是说被打倒了，事后中央发了文件。林在「三二四」大会的讲话有些言不由衷，总理也很紧张，组织工作很仓促。 杨成武是军队的台柱子 全国解放后，林总的老部下中，著名的有十大上将：刘亚楼、萧华、杨成武、黄永胜、邓华、赖传珠、李天佑、杨得志、韩先楚、赵尔陆。在京工作的前面两个在文革前后都发生了不同的问题，只剩下杨成武一个人，杨成武已经成为林总当然的接班人。杨成武在军队中有相当的威信，林总和元帅们都很器重他，大将也不会反对他，余下的将军们对他都很尊重。杨成武在华北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华北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前的人事安排，几乎事先都要同身在碰头会的杨成武商量。 在文化革命中，杨成武是领导军队文化革命的主将。军队高级干部在文化革命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的，杨成武算一个。贺龙办公室及总参有少数人曾经冲击过总参党委，也就是为了冲击杨成武，但那是军队内部的问题，并且很快就反击下去了。反击贺办冲击的力量是很大的，总参内部各部门、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北京军区各部门支持杨成武的大字报比冲击他的大字报至少多十倍以上。贺办的冲击，对杨成武帮了一个大忙。 一九六五年底，中央上海会议之后，罗瑞卿下台，杨成武上台就成了军队的要人。从此之后，他几乎参加了中央的所有的政治活动，一九六七年九月底，把军队原来的四人小组改为军委办事组之后，杨成武就从组织上接过了军队的全盘领导工作。军队一度出现的无政府状态的历史结束了，以杨成武为首的「新政府」出现了。军队工作，开始了新的阶段。 当时，我还不知道林彪、江青之间早已有矛盾。文革初期，我从表面上看到，林、江之间的关系挺好的。杨成武在做林、江之间的「政治红娘」。对于杨成武时期的军队工作，尤其是三总部和驻京各机关，由萧华、刘志坚、徐向前领导的混乱时期稳定下来，杨是出了力的，也是令人满意的。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的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说：「军队多灾多难的历史过去了，太平盛世又出现了。」全军上下都为这一好的形势出现感到由衷的高兴！ 军委办事组成立后，在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党中央、国务院的很多行政事务工作，都落到军委办事组身上了。军委办事组有「临时军政府」的派头。除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发挥了军委办事组的作用外，江青也企图把军委办事组抓在自己的手上。事实上，当时中央只有军委办事组是能办事的机构，中央的许多事都是军委办事组办的。 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正干得红火之际，突然不见杨成武到军委办事组视事了（一般的情况下，几乎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他）。接着又听说他贵体欠安，但规定不准任何人探望。三、五天之后，吴法宪也突然「失踪」了。军委办事组成了群龙无首，只有我和张秀川两个同桌「组员」，每天下午三点，到次日清晨三点，照常上班。我们只能处理一些小事，凡大一点的事都无权处理。对大事，只能写上「呈批」二字也就算处理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稍有不慎，就会给你扣上大帽子，甚至立即被打倒。我曾对张说：「『山雨欲来』了吧？」他会意，但不多说。总之，我们总是感到有事，并且还不是小事。但什么事，根本不知道。当时我们也有些紧张，因为杨成武一般人是搬不动的。 过了几天，零点左右，吴法宪到军委办事组来了。他对我和张说：「这几天空军有些要处理的急事，没有来一起办公了。」除此之外，他「滴水未漏」。我和张秀川，同杨成武、吴法宪的关系，好像像是「在野」同「当政」人的关系一样。我们什么也不问，他们同我们说什么就听什么，即使没有听明白的事也不多问。黄永胜刚来时也是这样，我和李不是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黄和吴从上面开会回来嘴也是很严的。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黄永胜、吴法宪对我和李作鹏实行「开放」，我们就一同议事了，叶群还专门解释说：「以前不敢跟你们说，主要是怕我们反江青他们的情况扩散太大。」黄永胜在九大以后，就几乎没有一天不议论江青这些人的事了。 又过了几天，可能是三月中旬吧，吴法宪又到军委办事组来了。吴说：「林副主席指示，要我把杨代总长和我之间发生的一点问题，同你们三个人（李作鹏也来了）说一下。我说的问题，现在绝不能外传，所说的内容也由我自己负责。将来上面怎么说，就以上面的为准。」 杨成武问题的内幕 吴法宪说，杨成武的问题，以前的你们都知道，搞《红太阳》展览，搞《党史纲要》都是不妥的，但事情总算过去了，前些日子主席对他的《大树特树》不满意。接着吴又说：「杨同我过说，今后我的主要精力应当协助他，总政瘫痪了，还我要多管，总参的日常工作要以我为主。这样我对空军的工作是时间和精力都照顾不过来了，杨考虑空军的工作主要由余立金负责，余也是老空军，工作能力又不错，这样对空军的工作是有好处的。问我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如果我没有意见，他就去向林总和江青同志去汇报。这是他要免去我空军司令员的职务嘛！」 吴接着说：「当时我以为杨代总长上面说的话只是一种设想，不过同我商量而已。于是我就同他说：『对杨代总长的考虑，我没有什么意见，把我放在哪里都是协助你作具体工作。请杨代总长把你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林总考虑就是了。组织上怎么样决定，我都服从。』其实他也根本没有向林总汇报。这样大的事，我当然要报告林副主席。」 吴法宪说他很快就把杨成武的话报告了林总。林听了之后，有些吃惊，杨的这种话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但林不知道杨这一考虑的来头，因为杨与主席那里是通着的，究竟是主席的打算，让杨先对吴吹风，还是杨自己的考虑，林一时摸不清，因此林说话很谨慎。林想，如情况属实，对这样大的问题，杨是会同林商量的，怎么就一声不吭先给吴讲起来了？！何况林、杨之间，有史以来也没有过打哑迷的事。林总只对吴说了一句：「杨的考虑不妥，一切要由主席来定。」其余就没有多说了。后来才知道，杨成武上面说的话是为了女儿杨毅的事，给余立金许了愿，杨耍了小聪明。 杨成武一言既出也是「驷马难追」呀。空军司令易人的事根本不是杨能事先定的事，再加上杨毅的事正是和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发生的，这种许愿，一旦吴不上杆子，吴肯定会向林报告的，吴也应该向林报告：另外，一旦余立金清醒过来，报告出去，问题就更严重了。他只有以称病为名，在家不出门静观事态。 杨的大女儿杨毅在空军报社工作，她看上了余立金的已婚秘书单世充，单自己也愿意。但好景不长，单世充的老婆发现后向组织揭发汇报了。但杨成武如日中天，杨毅有恃无恐。后来，杨成武为了「疼爱」自己的女儿，亲自向吴法宪、余立金说单世充的好话，要保单世充。 吴法宪一开始就明确表态，对杨毅可以保护，但这件事不能这样处理，单世充是已婚的干部，党纪国法不容嘛。后来，杨成武不知退，不听劝，反而态度强硬，吴也明确表示不同意杨的要求，千千万万的干部盯着呢！实际上，吴拒绝了杨的无理要求。吴在杨毅的问题上一点错也没有。 单世充本是个鼠狗之辈，没想到有杨的支持，也忘乎所以起来，吴身为空军司令，找他谈话，他都竟敢不去。单扬言：没有杨代总长的指示，我不和任何人谈话。这样问题也就越来越复杂了。当时的情况是，杨成武耍横，杨毅也耍横，单世充也跟着耍横。杨所有的本钱是他自认为他的后面有江青，杨的致命点就在这里。杨也是祸不单行，此间，许世友要北京派专机，说他们从敌伪档案里发现余立金是叛徒，要亲自给主席送材料。余立金的身价一落千丈，杨成武很沮丧。 大约在三月中旬，林总对杨的问题就重视起来了。林总找吴去商量了，对解决杨的问题总的原则是：「争取息事」。具体办法是，杨的身体不佳，不管病情如何，都要关心他的病。但是杨一点错也不认，把自己顶在死角了。 林总在不可能说服杨成武的情况下，才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主席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在汇报杨成武问题的时候，江青发现了杨耍横的本钱在于她，江青对杨的拉拢，有些毛是知道的，有些是江青的私货。当然，江青认为她在主席面前的形象最重要，杨成武在她眼里算个屁，江青是个极其自私自利、反复无常的人，她一反常态，在主席面前，在大家面前，坚决要求打倒杨。然后，毛主席、林总、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共同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林对杨的倒台是挺无奈的。杨自己也太不争气，自己打倒了自己。如果杨留下就等于把江青在军队的代理人留下了。 江青要把邱会作、杨成武同罪 江青知道杨成武要下台之后，立即上林总的家门，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杨成武品质很坏，应当下台！（二）邱会作同杨成武关系密切，同叶剑英的关系也不干净，应当与杨成武「同处共论」！江青的两点意见都是向林彪讨好的，林总肯定地回答说：「邱会作同杨成武现在发生的问题毫无关系！」总之，江青坚决不同意我进办事组，说我同杨成武关系密切，总理说：「要全面考虑问题。」黄永胜说：「办事组一定要有总后这一块。这一块只能邱担当，别人担当不了。去年邱被造反派打伤，伤还没有好，主席就让他回去主持工作。这是为什么，就是说总后的工作还是邱来主持。」总理说：「永胜同志讲得好。」 三月中旬，吴法宪特意到军委办事组来，同我做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他说：「你对杨成武的问题，赶快表态，越快越好。这对你有好处。我是来向你传话的，具体的以后再说。有点事，估计可以调整好，你也不用紧张。我对吴说「对杨成武现在发生的问题，我没有什么态可表呀！」 「你只是说过去的事就是了。在表态的报告上，对江青可以多说几句好听的话。」 吴法宪同我谈了之后，我做了认真的考虑。首先考虑的是，杨成武下台可能成为定论。二是，江青可能要在我身上做文章了，如果林总看重他和江青的关系，我很可能成为牺牲品。我想只要上面有人要打倒我，就不是表态的问题。即使今天表了态，过了关，明天又怎样？该死还是会死的，何况，我对杨没有什么态可表的。对杨成武的问题，是否表态，我考虑了两天都没有定下来。 我正在为难，吴法宪又急急忙忙来催我要报告了。这次来，吴法宪的表情不紧张了，还有些高兴，我估计杨成武的问题已成定论，并且对吴有利。 「报告写好了吗？」 「还没有下决心呢！」 吴法宪看到我不在乎的样子，就坐下来同我认真说了一顿。他说：「前几天的事，不是别的什么问题，就是江青一个人的问题。江青说你同杨成武的关系密切，同叶剑英也界限不清。她要把你撵出军委办事组，同杨成武一起打倒。」吴还说：「主席说，杨成武这个『障碍兵』可以搬开，以便更多的人抬起头来。」 至此，我把问题的真相基本弄清楚了，我把对杨成武问题的表态报告很快写好了，正巧周总理给我打来电话说：「你要写个报告来，把你和杨成武的关系讲清楚。你要特别注意，在写抬头的时候，把江青同志的名字往前写，写在我前头都可以。」总理的话引起我对写报告的重视，心里也有些紧张，我想只是毛主席、林总、总理相信我还不够，如果江青坚持打倒我，他们又迁就了江青，我被打倒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我对杨成武的表态报告，是先送林总的。林总在我的报告上批了几句话：「邱会作同志同杨成武只有工作关系，不需要有任何处理。」林总又把报告直接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在他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圈，并划了一个箭头到林总对我的批语上，表示同意林对我的看法。文件送到周总理处，他也在我的报告上批了一句话：「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我的问题通了天，一点事也没有了，反而也让我参加了处理杨成武问题的一些工作。 二十三日上午，吴法宪要我同他一起去西郊机场接黄永胜。在车上，吴法宪同我谈了决定黄永胜来当总参谋长的过程。他说：「黄永胜来当总长，林副主席提的还是代总长，主席说，黄永胜够资格，就当总参谋长，不要代字了，是毛主席把『代』字去掉的。」听了以后我很高兴。 黄永胜下飞机后，即由吴法宪陪同从机场直接去人民大会堂同周总理共商大事了。我即领着黄的夫人项辉方、秘书等住到京西宾馆。吴法宪要我向黄的夫人宣布三条：「（一）黄的任职未公布前，不准同任何人透露；（二）要绝对保密；（三）在北京不准同别人议论政治问题。」 抄杨成武的家 三月二十三日晚中央碰头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专门讨论处理杨成武的问题。我和李作鹏列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一）先把杨成武从他家搞出来；（二）在中等城市安置，对外保密；家属由总参管理，不准受歧视。这些事都布置好了之后，周总理决定把杨成武搞到大会堂来，他先派王新亭带中央警卫团的人去把杨成武家的警卫部队换掉，把杨的家全部控制起来，杨成武家原来是由北京卫戍区警卫的。王新亭和杨成武的关系不错，可以说他平时对杨毕恭毕敬，此时他有些唯唯诺诺，表示很为难的样子。总理看了王新亭一眼，叹了一口气对着王说：「你怎么搞的？」我同李作鹏离总理不远，我们靠在柱子上闲谈，总理看到我立即招手把我叫过去，总理对我说：「你们两个人去，把杨成武带来，你过去和杨成武关系融洽，就说我让他到大会堂来开会。让他（指王新亭）先把警卫部队换掉，你去带杨成武。」我跟杨成武关系很好，我同样也有些为难，我对总理说：「我叫他，他能来吗？他都『歇工』一二十天了。总理给我打个条子，我把人给你领来。」总理看了我一眼说：「你去吧，就说我通知他到大会堂开会。对杨成武只字不留。」我只好从命了。这时李作鹏也凑过来，他报告总理说，「杨成武那里有大量的机密资料，要搞丢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总理：「对呀。」他想了一下对李作鹏说：「你也去，要负责保护杨成武不发生意外，也要保护文件，先封存，现在就去办理。」 杨成武家住在后海，从什刹海郭老（郭沬若）家那个路口进去直上去就是了。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先我们十五分钟到杨家，他们越墙进了杨成武的家，整个院子都控制起来了，杨的警卫参谋（平时我叫他「×胖子」）这时才知道有事了。我叫警卫员小蒋去叫门，门没有关，一推就开了。我和李作鹏进了院子，看见王新亭正带人在院子里调换警卫部队。「×胖子」一边给我们敬礼，一边说：「邱部长，邱部长。」王新亭和我们一起上了二楼，赵志珍已在楼梯口上等我们，对我一个劲地说：「邱部长，邱部长。」我当时也不便说话，没有和她搭话，这时她又说：「邱部长，我们老杨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知道啊。」我这时只是说：「总理请老杨到大会堂开会。」进了杨成武的套间（外间是办公室，里面是卧室），我和李坐在办公室的南端，等了不短时间杨成武才出来，杨路过卫生间时，看见他的儿子东胜在里面，就走进卫生间，我身边的警卫员小蒋，见此情景，要去阻拦，我一把抓住小蒋，示意他不要干涉，这种时候做的点善事也不为过，我看了一眼李作鹏，他也没有吭声。杨大概在卫生间磨蹭了有十多分钟才出来的，并同我们相对坐下。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几米远。我和李作鹏主要是把杨留在他办公室，以便王新亭好査封他的家里文件。杨的胡茬很长，头发既长又露出白头发茬（文革前的老同志中只有个别人染发），很像久病之人一样的。杨平时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今天同半个月以前的杨成武判若两人了。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禁心酸起来了。 杨成武坐下之后，用很低的很沉重近于悲惨地声音说了一句：「你们要把我搞到哪里去？」 我回答说：「总理请你到大会堂去。一切事情总理都会同你说的。」 杨成武坐在一个长沙发上，头向下低得几乎要同膝盖相连了。至少有五分钟以上，我们互相连一句话也没有说，房间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杨住的房子是元帅宿舍，质量非常好，只要不开门，外面的一点声音也听不到。静静的房子里好像空气一点都不流通，杨成武一直没有说话，但突然拿起电话要打，电话早被王新亭他们掐了，他把电话一摔，杨成武突然大声说了一句：「你邱会作对我也要有良心呀！」 此时，我和李作鹏坐在那里都没有说话，对杨成武说的那句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心想，今天真是不该来。过去，杨对我的工作很支持，个人关系的确是很好的，对他的问题，我应当不沾边就好了。我当即暗下决心，今后对杨的问题，在自己可能做到的范围内，一定做好一点，以向他表示我邱会作是对得起他的！ 王新亭把杨成武的全部家属：母亲、妻子、儿女等都集中在楼下会客厅里后，就来通知我们。临走之前，杨要去看一下家属，我们同警卫团的一个副团长商量之后，同意了他的要求。杨离开家的时候，他的二女儿在家属群中站在一个凳子上，大声地向她爸爸说：「爸爸！你要吃好饭、睡好觉，不要惦记我们。家里的事，我们可以管好的。」杨成武的二女儿，很泼辣，很坚强，我看到之后，甚为感动！ 杨坐在我的车上，我和李作鹏把他夹在中间，不知是为了表示什么，我偷偷握着杨的手，压在我的屁股底下，怕李作鹏看见不高兴，就时握时松。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绕着道走，在路过定阜街的卫戍区时，杨一下激动起来，呜咽地说：「老邱呀，你们要把我关到哪里呀？不要关到卫戍区去嘛。」我立即说：「不是。为了安全，我们在绕着圈子走，是总理请你到大会堂开会。」 我们到了大会堂，从北门进去，带着杨成武坐在河北厅等总理。总理从里间出来，带着中央警卫局的武建华同志，杨成武见总理来了，立即起来叫总理，总理在十几米远就伸出胳膊，手掌对着杨成武，着急地大声说：「你什么都不要说，不要说。」武建华走过去带着杨成武，跟在总理后面，又进到小房子里面去了。 第二天晚上，杨成武离开北京之前，林总、周总理、陈伯达、江青、黄永胜、吴法宪等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杨成武，我和李作鹏也参加了。林总对杨说：「你现在到外地去住一个时期，对自己的错误，要认真反省：还保留你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你现在就走，可以带家属孩子一起走，同你住在一起。」杨成武说：「我有错误，我永远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革命到底。」杨起身走时，林总、周总理、陈伯达等还同杨握手道别。 杨成武先被带到武汉，可是不到几天，就被人发现了，总理又决定用军用飞机把杨送到洛阳。住的地方是龙门附近原来蒋介石临时住过的地方。 杨成武离开北京后，有关杨成武的一切具体问题，军委办事组指定我管，具体工作由总参办。 首先是安排生活。我要河南省军区给杨配备了一个管理生活的管理员、一个医生、一个炊事员。杨的生活费用由本人自理，但亦可适当补助。个人以外的费用一律由公家报销，决不要克扣杨成武分文。对杨的生活一定要有保证。 其次是，遵照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指示，把杨的家属全部送去洛阳同他住在一起。路费及有关费用一律由公家报销。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由总参管理局照规定供应。 总参管理局对杨的妻子和他本人都按原来的制度供应，没有改变。杨有什么困难，总参有关部门都能及时派人到洛阳去了解情况和与河南省军区共同处理。 杨成武有七个子女，并且都长大了。这些孩子长期闲住在一起，问题很多，困难也不少。在征得杨本人同意之后，所有大一些的孩子都回原单位工作，小的即在当地上学。对有关单位，总参都派人与之联系，办妥孩子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如有特殊情况，涉及到孩子的处理问题，一定要事先得到总参谋部的同意。 我对杨成武生活上、家务上问题的处理，是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按人道主义精神办事的。如果没有偏见，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会认为是办得好的。当然，有的事他会认为是不近人情的。例如，杨的母亲死在洛阳城里的某医院，杨要求去送终，周总理没有批准，这虽然是小事，但不是我能决定的问题。 在文革中打倒的高级干部，都受了不少苦难。毛主席安排了邓，林彪安排了杨，不但免受皮肉之苦，还可以和家人在一起，有精神寄托，可他们还不认为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三二四」大会 当要公布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的时候，毛主席指示，要召开驻京军事单位团以上干部大会，把问题说清楚。 毛主席说：「杨成武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了台的人，现在下台了，不能销声匿迹，要大喊大叫。要召开驻京军事单位团级以上干部大会，由林彪同志去作报告，把问题讲清楚。」 大会的组织工作，总理指定我代表军委办事组一手办理，从发出开会的通知，到组织会务工作。下午三时半，周总理来到人大会堂，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都走了一遍。总理在检查台上坐位的时候，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把握，心里有些紧张，我向总理说：「好像没有通知几个元帅到会。」总理听后恍然大悟，他立即急步走出去，打电话向毛主席请示，是否要元帅们出席大会，主席同意了。总理又立即要秘书打电话通知各元帅来参加会议。大会开始的预备铃都响了，叶剑英、徐向前、陈毅（似乎还有刘伯承）等几个元帅来到了。此时，总理最为难的是，老帅坐在哪里。坐在台上嘛，要同江青商量排位的问题，同时还要惊动已经入座的各位。此时，总理灵机一动，对着我说：「通知晚了，大会就要开始了，会作你陪着老帅到台下前排就座。」各位元帅都随我到台下就座，李作鹏走在元帅们的最后面。我们都挨着坐在第一排。 今天参加大会的人，都是军队的干部，有些人看到元帅坐在台下，有些不平。在会议进行中就有人向总理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元帅何罪？连坐在台上的资格都没有了？！」散会后，我把条子交给了总理，周总理说：「群众的意见是对的。这些问题，我承担全部责任！」我说是我这个组织会务的人，没有做好。总理说：「好，好。我们都来负责。」 会后，叶群同我和李作鹏说：「他们（指元帅）是临时通知他们来的。要是安排他们在台上就座，她（指江青）又会不高兴。总理也左右为难呀！原来准备在台上加偏座，让你们两位就座，看到他们来了，连你们都到台下就座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上九时半至次日凌晨一时半，驻京军事单位团以上干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礼堂举行。林总、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碰头会议所有成员都出席了大会。林总在大会上讲了话，周、陈、康、江，这些中央碰头会议的人都讲了话。 林总对在大会上讲话，事先没有准备。开会前一天，主席倒先发话了，主席提出要林在大会上讲话，讲三个问题，一是山头主义问题，二是反对两面派，三是讲一点辩证法。 林彪说： 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 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兼北京的卫戍司令。 林总批评了杨成武的山头主义，他说： 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他只用他那一伙子，而其他的就采取排挤的态度。如果照他这一套，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拿掉，把谢富治拿掉，把许世友拿掉，把韩先楚拿掉。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把他打倒的做法。……这种山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膨胀了的个人主义。表面上是顾他那一伙，实际上是个人主义，利用那一伙。 林总特别批评了杨成武的品质，他说： 杨成武是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就是这种人。……大家知道的，以为他是反罗瑞卿的，实际上他是一个罗瑞卿分子，是紧跟罗瑞卿的，他当面好像是反对罗瑞卿的，但实际上不是反对罗瑞卿的；他参加了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所以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 最后林总讲了辩证法，他真是把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哲学思想学透了。 林总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了江青，他说： 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体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周总理在随后的讲话中也赞扬了江青：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萧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一九六四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总理讲完话还领着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林总和总理的讲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有意地、过分地吹捧了江青，这不但是说给江青听的，更重要的是向主席表的态，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直到现在也搞不太清楚。 江青在讲话中指责杨成武指使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驻在地：「又例如，杨成武去年写了一篇什么叫做《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他想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才是一个『一言堂』呢。发展到今年不得我们的允许，冲到中央文革的住在地区，不得组长、副组长的同意，当时组长请示我们的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他就冲进去了。身为司令，卫戍司令，破坏人民解放军的纪律，目中没有党中央、没有中央文革。昨天我才知道是杨成武三次指示他进去的，两部车子，当时我就赶过去，我说：『你，卫戍司令，不得我们的批准，是不是来捉人呀？！』我现在才知道，他果然是去捉人去了。这样的事情能够允许吗？！就从那一天我坚决抵制了他以后，傅崇碧就赖账，杨成武就突然间『病了』，一个『病人』天天会客，天天去那儿干两面派的勾当，进而进行夺吴法宪司令员的权，这就是夺空军的权。同时他支持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小将来想打倒谢富治同志。」 陈伯达的讲话，主要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五个回合的胜利，陈说：「这几次大胜利可以讲一下的，从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起，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关于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起，到现在恰好两年。在这开始以后，我们就取得了第一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揭发了彭、罗、陆、杨斗争的伟大胜利。第二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打倒刘、邓、陶。第三次胜利，我们就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把『二月逆流』击溃了。第四次，我们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几个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当时，陈伯达是文革组长，讲话是有份量的，我们那时与他还不熟悉，他讲打倒「杨、余，傅」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我当时就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杨的问题，是军队的问题，主要是上层干部的关系问题造成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没有多大关系。 康生的讲话是表态性的。姚文元同康生坐在一起，姚文元讲起话来爱看左右的人，如果心急又容易唾沬四溅。他讲话的时候，看着康生，边看边讲，结果喷了康生一脸的唾沫，康生只好掏出手巾擦脸。 这些人讲完话后，台子上的幕布拉上了，事隔不久，幕布又拉开了，毛主席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其他人又跟随而来，主席的出现是来表态支持大会的。顿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九一三」以后，主席说，处理杨的问题是他听信了林彪的话，这是不实事求是的，主席亲自召集了四次会，是林彪听从主席对杨成武的处理决定，按毛主席的要求在大会上讲了话。 「三二四」大会之后，杨成武的问题算告一段落了。但江青对杨成武的问题，好像才开始似的，她对杨成武的处理，先后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是，不能隐居，至少要监禁起来；第二是，要公布杨成武的罪行；第三是，要搞到北京来组织批斗，而且要开大会。对这些问题江青不向毛主席、林总提出，也不在中央碰头会议上提出，而是专门向黄永胜、吴法宪提出来。这真使他们两位做难了。办事组商量以后，立即向总理汇报了，总理都作了妥善处理。 弃杨留吴的问题 为什么杨成武下台，吴法宪留在台上？ 「弃杨留吴」的内幕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果简单说来就是：杨成武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或者说杨成武是江青害倒的。杨成武如果不公开表示投靠了江青，是无论如何不会下台的。即使问题再严重一点，也不会下台。林总说过：「杨成武下台，是不得已的事。」事实上是，林总为了不让「上海帮」破坏军队，决心放弃杨，他虽然没有参加主席主持召开的会，但林也没有给杨求情。杨成武为什么投到江青那里去了呢？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主席对江青的评价是高的，是信任的，主席实际上是让江青在中央文革主事的，杨是看在眼里的。二是他认为自己同林彪的关系是不需要多考虑的，稳如泰山；如果同江青也能密切起来，那就是「双保险」了。关键的问题是林和江不是一路人，这种「双保险」在政治生活中是做不到的，「双保险」变成脚踩两只船，结果翻了船。 如果只从林、杨之间的关系来说，确实可以认为杨下台是预料之外的！因为自从罗瑞卿下台，杨成武就是林最心腹的人了。历史上的事不去说了，就是处理贺龙、罗瑞卿的事件中，一批干部下台，没有一个同杨成武没有关系的，也没有一个不是杨成武具体处理的。在杨成武原来的想象中，提出让余立金多担当空军工作，不可能惹这么大的祸上身。退一步说，如果余立金的问题，杨要事先同林商量好了，不要用江青压林彪，我看十个余立金的问题也办成了，根本不会有什么困难。 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 在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杨成武、吴法宪在林彪同江青的关系上，都办了一些事。他们两个人的作法则根本不同。吴法宪是在忠于林彪的前提下，去同江青打交道，吴法宪只能做一个忠实的「传话筒」。杨成武就不同了，在多数问题上，他和吴是一样的，但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杨是夹带自己的意见和打算的，林也万万没有料到，杨对他也是两面派。林总更没有料到的是，杨成武竟敢以江青压林！林总是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的，这样杨成武根本不可能继续成为军队统帅的实际副手了！ 杨成武是个聪明人，但他在林总同江青的关系上是个糊涂人！他对林、江之间的关系是没有看准的。江青这个人不能成大局，杨成武也是没有看透的。这是杨成武的最大悲剧！ 杨成武是个有才干的人，但在林彪、江青之间的关系上，杨的大才干就少了一点，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没有才干了！ 杨成武已经是林总的代理人了，是他中途把自己给抛弃了。可能有人会说，杨成武早反林彪是有远见的。对这种看法，当然就只能一笑置之了！「九一三」之后，在报刊上看到杨成武的不少文章，虽然他对林总和他自己都很不实事求是，但是没有看到他写反毛主席的文章。 可是「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杨、余、傅」搞错了，是林彪搞的。实事求是地说，「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连手搞高级干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连手搞陶铸后又一次连手搞掉自己阵营的重要高级干部。 第二十八章 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 军委办事组改组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杨成武倒台，军委办事组立即进行了改组。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了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经毛主席、林总同意，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仍任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成员。年内，又先后增补了刘贤权、谢富治、温玉成为成员。 杨成武下台之时，江青要把我同杨一起打倒，因为在对待二医大造反派的问题上，江青和我结下了怨。在三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是黄永胜提一个，陈伯达写一个名字，江青点头才算过。当黄永胜提到我的名字时，江青不同意我参加军委办事组，就没有把我的名字写上，接着写上了李作鹏的名字。会后，周总理把江青不同意我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情况向毛主席、林总报告了。毛主席说：「照过去一样，不能变。」林总说：「邱会作要留在军委办事组。」这样，江青就不能再说话了。我的名字被补在后面。 四月一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召开了成立会议。办事组成员及全体工作人员到会了。在会上，办事组的全体人员都以「要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中心内容发表了讲话。当时讲这样的话并不是空话，是有所指的，我们当时误认为毛主席和江青有本质区别，言语间表示只忠于毛主席、林总。我还说了：「凡是拍马屁的人，总有一天会挨蹄子的！」叶群接着讲了要「通气」的问题（即是互相通情况），她说：「通气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广州军区和空军通气是好的。」整个会议的气氛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好的。 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由于时间长，又是军队在文化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时期，做了很多工作。办事组的几个同志，个个身负重担，天天工作满载超轴。黄永胜、李作鹏身体都不好，李作鹏因心脏病发作，抢救了几次；黄永胜肝病一直不好，总是在坚持工作，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他几次都是发高烧还参加会议。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的领头人，他跟江青是讲原则的，他并不因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而迁就她，而是在原则问题上和江青常有争论和斗争。总理当时对黄永胜很器重也很赞赏，因为对江青的问题，总理看得很清楚，而总理顾全主席，常要迁就江青，叫做敢怒不敢言吧。有些同志怒都不敢怒，更不敢言了。这样，大家想说的话，都由黄说出来了。黄永胜的正气是很可贵的。抵制江青对政治局工作的干扰，黄是有大功的。比如说，杨成武对萧力是很好的，甚至很恭敬，军报的事萧力说了算。黄永胜来了后，认为军报是很重要的部门，让李作鹏亲自抓，黄永胜认为军报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当权派，因此不要搞垮那么多人，尽量多一些人工作。黄还特别提到对萧力有不同意见，不能说目的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这样别人还怎么开展工作。谁料得到，江青马上就知道了，跑到办事组来发黄永胜的脾气，黄永胜不怕江青，他拿起电话就对总理说：「一会开会我要晚到了，江青同志在这里发火。」过了不久总理竟然到了京西宾馆，劝了江青很久，等江青消了一点气，就和江青、黄永胜、吴法宪一起去开碰头会了。不久主席也知道了这件事，不但没有批评黄永胜，反而把萧力从军报调走了。 黄永胜在不许江青插手军队，不许中央文革的人插手军队，不允许江青的代理人插手军队方面做得是很好的，这样军队一直是稳定的。在总理领导的政治局的工作中，军委办事组是中流砥柱。我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有多大本事，而是说，党给了你这个位子，你就为党的根本利益在努力工作。有些人号称和「四人帮」作了斗争，其实，他们和「四人帮」的所谓「斗争」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是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后，那算什么斗争呢？！我们和「四人帮」（那时还不这么叫）的斗争，是毛主席健在的时候，是江青他们在台上是领导人的时候，是肯定文革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些自诩和江青斗争的人，正含着热泪向主席请罪呢。 批判军队「二月逆流」 黄永胜上台之后，对他的前任杨成武的工作，没有做太多的清理就接过去了。黄永胜是不爱整人的，但却从杨的手中接过了在军队批判「二月逆流」的棘手问题，说穿了就是在军队批元帅，这个问题，也留下了把柄，被人利用了。其实黄永胜和我，还有吴法宪、李作鹏和叶帅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天安门城楼上。 一九六八年四月初，黄永胜、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议回来，向军委办事组传达说：「康生说：主席对我说，叶剑英的问题不少，让搞个材料来看看，由办事组来办。江青说：从杨成武的问题可以看出，军队对『二月逆流』的批判是不得力的，现在要补上这一课。叶剑英这个人，从文化革命以来，表演不少，但我们注意不够，你们组织人把他的材料搞出来，我们要很好研究这个人的问题。」江青说的当然不对，她恨谁就无端攻击谁。譬如对杨成武，她从拼命拉杨到一脚踢开杨，对杨下手很狠。黄永胜接着说：「我在会上看总理没有反对他们的意见，但总理的态度我还不清楚。一散会我就问总理，总理说：『康老，江青交待的事还是要办的。』」 批判「二月逆流」，是毛主席、中央布置的事，是公事，全党全军都要动的，其实杨成武早就和叶剑英划清界限了。一九六七年五月，我的老伴到西山去，碰到叶帅在院子里晒太阳，在闲谈时，叶帅特别说到：「我们出了点问题（指「二月逆流」），现在，我有事给杨成武打电话，他都不接，说病了，可晚上看电视他在接见外宾，这个人，变得真快。」 我听了黄、吴传达之后，立即提出了疑问。我说：「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以搞叶帅的材料吗？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一个坐了冷板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啊，对我们几位也是情长谊深嘛！我看，这样的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当时，对中央文革的「权威」，黄、吴在脑子里是有抵触的。但要他们违抗指示还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当时总理对老帅的态度也不够好，有一天他到京西宾馆来吃夜餐，然后和我们几个闲谈，他把几个元帅挨个挖苦了一顿。因此，他们当然对我提的问题就敢听不敢进耳朵里去了，而且他们还会认为我提这样的问题也未免有点不懂事。对我的意见，他们只好不理睬，并且没有经过什么讨论就定下来了。在会上定了三条：一是，材料组，由海军派一个得力干部任组长，名称就叫「一号材料组」：二是，保密，不许外传；三是，由李作鹏具体组织领导这一工作。事有凑巧，会后只有两，三天，李就病了，黄、吴指定我代替他临时管理该事。 我代管之后办了一些具体事。首先是把材料组建起来。海军保卫部一个处长韦建功任组长。其次是批准过材料组可以调阅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有关档案材料。第三是，为了保密，我要总后司令部陈庞副参谋长为材料组借用了总后的房子。第四是，我批准打印了材料初稿。材料初稿打印之后不久，李作鹏的病就好了，我也就宣布不管材料组的事了。李看了初稿后，指示把稿子做了很大的修改，并拉成十几条。后来黄又去向林汇报，林发话不让搞。这样，办事组还未正式讨论，黄就下令把材料全部烧了，一份不准留，连零星草稿也烧了，黄只说了一句： 「这件事过去了就阿弥陀佛了。」材料组解散了，各回原单位去了。这件事根本没有扩散。 批判「二月逆流」的问题，中央通知全国都搞了，军队的驻京各单位也搞了，总后机关也搞了批「二月逆流」，并出了一期简报。简报的标题就是：批判「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简报的内容我作了修改，指名批判叶剑英的提法都删去了。但简报标题忽略了修改，仍保持原样。一九八〇年中央审查小组还对此作为一个问题，对我专门进行了审查，我作了如实的说明。其实，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二月逆流」的问题元帅们自己都认了，几个元帅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比我们讲的调子还高得多，给自己戴的帽子大得很。 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时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黄永胜从杨成武的手上接过来的另一个烫手的东西，就是「二办」，中央项目第二办公室。属于部队的项目放在「二办」，「二办」的工作是绝对保密的，不论是杨成武时期，还是黄永胜时期，我和李作鹏都没有参加，只有叶向真项目组的几件具体事交给我办过。关于「二办」的事杨成武有时还露一点风，主要是为了表示主席、中央对他的信任，他也带我去看过一次在押的罗瑞卿等人。「二办」的定案工作在杨成武时期就基本完成了，黄永胜只是接了「二办」主任这个官位，决策工作在杨成武出事后，都收回在总理、江青、康生手上。我认为不论是杨成武时期，还是黄永胜时期，他们管「二办」都是在为党做工作，为毛主席、为中央做工作，发生的对与错问题，是与非问题，恩与怨问题，都应由中央负责。不能说黄管「二办」时的工作就是犯罪，杨成武就没事。你们看看黄克诚的回忆录，黄老说黄永胜时期比以前（杨成武时期）日子好过多了。 办事组的主要工作 第一件，加强战备工作。 加强战备是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一直放在主要议事日程上，始终没有放松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战备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九五九年秋，林总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加强战备是中心工作之一，制定了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国防建设和军队本身的战备建设，整个战备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在文化革命中，军委办事组对战备工作，主要抓了如下几个问题： 加强了对三北（东北、华北、西北）的战备工作。为了落实战备，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以后，先后开过三次三北战备会议。一九六九年冬，毛主席派汪东兴去东北检查过战备，这对军委办事组是很实际的督促。接着，黄永胜也亲自到华北（张家口至宁夏）和东北（哈尔滨、齐齐哈尔）实地检査战备。到华北是我陪黄去的，那次视察，对边防部队，第二线的野战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国防工事、通信联络、后勤保障等等存在的问题，都逐一进行了解决。特别是从张北到二连地区，改造地形的建设进一步落实了。这次地形的改造，对抵御苏修机械化部队进攻，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对北京的安全也会起很大的作用。 在形势逐渐紧张的情况下，对全国部队进行了调整，在太行山周围，包括西安、洛阳、郑州在内，集中了全军野战部队约五分之一，作为统帅部总预备队。对苏修的作战方针是：既实行边境防御，又实行诱敌深入的两手准备。 物资准备是战备工作的重要问题，在周总理的具体指导下，我军的物资储备是相当可观的。在三北各个战役方向都储备了必要数量和品种的物资。三百万人打一年的物资基本上准备起来了，对部队物资保障能力大大提高了。为了防敌突袭，大部分物资都上了山沟，并有相当数量的物资进了洞库。 第二件，三支两军工作。 关于三支两军前面已经说过了。当时全国很多地区和单位都军管和支左了，军队参加军管的干部、战士，不仅现在，就是当时也是难以统计的。可以这样说，当时军队的战备、农副业生产、三支两军是交错进行的。军队参加三支两军的情况，概括起来也可以这样说：军队除值班的陆军、飞行部队、水上部队没有整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外，其余的一律参加了。军队的干部约百分之九十参加过三支两军工作。 总理对军队支左和办事组对他的支持一直是感激的。他常说这样的话：人民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的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吃了苦头，但受到了锻炼，过去我们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不但讲三大纪律，而且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甚至打死了也不开枪，执行任务不带枪，解放军战士在被围，被困、挨打的时候还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 第三件，管理国防工业。 我国的国防工业，不仅是同国家的工业一起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向来都占领先地位。在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关怀下，我国建设起了比较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国防工业对我军的装备和支持世界革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国防工业向来都是周总理具体组织实施的，赵尔陆是建设和管理国防工业的创始人，一九六〇年以后，贺龙、罗瑞卿把赵尔陆「赶下台」了，成立了以贺龙挂帅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以后又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罗瑞卿兼主任，赵尔陆副之，我也搞了个副主任。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具体工作，自己把这个官帽子给搞忘了，后来中央决定我管国防工业，我对总理说我不熟悉，王秉璋他们在行，总理叫人拿来一张任命书说：「你看，这是我给你下的委任状。」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九六二年总理签署的让我当国防工办副主任的任命。 一九七〇年周总理参观我军新研制的69式40火箭筒打坦克表演。 文化革命开始后，中央、国务院派粟裕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一九六八年开始实行国防工业生产、科研、使用相结合的方针。九大以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了常规兵器工业等四个领导小组：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邱会作任组长；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吴法宪任组长；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李作鹏任组长；电讯工业领导小组，李作鹏任组长。经总理建议，毛主席决定将国务院系统的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交部队管，撤销国防工业办公室，在军委办事组之下，成立了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邱会作任组长，统一管理整个国防工业的生产、基本建设和科学研究。当时，五机部是我管，我借机把邱创成同志「捞」出来，安排在总后当副部长，总后的老同志都欢迎他。 军队自己管理国防工业，在国防工业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庞大的国防工业，工作量很大，在军委办事组领导下，成了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国防工业无论在恢复生产还是科学研究、企业管理方面，在工业行业中都是处于领先地位。 第四件，机关整编。 一九六九年中，根据毛主席「斗批改」，「精简结构，下放科室人员」的指示，全军大军区以上的机关都进行整编。这次整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涉及到了复杂的问题。 整编精减机关是十分必要的。全军大军区以上的机关业务部门进行了合并，精减和撤消三个方面的工作。精简机关工作人员百分之三十左右。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经毛主席批准，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参、总后机关进行精简整编。 总参原编十五个部、局，精简整编为十三个部、局。即：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三部、军训部、军务动员部、防化学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外事局、气象局、管理局。 总后原编十三个部、局，精简整编为九个部、局。即：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装备部、军事运输部、企业部、营房部、管理局。 年底，军委办事组公布总政治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政机关由原编的十三个部、院，缩编为六个部、室。即：办公室、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群众工作部。 此前，总政机关于一九六七年中期就陷于瘫痪状态。一九六八年十月，毛主席下令总政军事管制，我们派了王宏坤、刘江亭，总政的干部都集中到高等军事学院去办学习班了。一九六九年十月，黄志勇、田维新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十二月，总政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主任。李的任命，是林总向主席报告得到同意的，目的是为了挡住江青要将张春桥放在总政主任这个位置的企图。林总说过：「李现在同江青还没有更密切的关系，在同他们的斗争中，他至少可以保持中立。将来如果有变化，可以立即撤下来。」「九一三」以后，李德生深受毛主席信任，在十大当选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李德生却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据说毛主席说他自己「瞎了眼」，毛主席的话是什么意思，不得而知。 精简下来的干部，用三种办法进行安置，一是进「五七」干校；二是到国防工业战线和参加三支两军；三是，转业、复员。这三条出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可非议的。总后当然也要执行中央的部署，关键是谁走的问题，我总不能让反对总后党委，反对我的人留在机关工作，把拥护总后党委，拥护我的人去上干校，转业复员吧。总之精简势在必行，谁去支左谁不高兴，谁上干校谁有意见，谁转业复员谁闹情绪，公审时又被当权者利用了，把按中央部署的正常工作说成了迫害。 第五件，节约闹革命。 文革中，不论是大串连，还是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不论是农村、工厂打派仗，工厂停产半停产，还是铁路、航运交通中断，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但是军队一直坚持勤俭治军。军队三支两军任务很重，但坚持训练从不间断，克服困难、自制训练器材，不能实弹训练，就模拟训练。部队指战员的军装、被服、用品也相当节约，每人几乎只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大家都在打补丁，但革命精神非常高涨。我看到总后编辑的一本书说「九一三」之后的一九七二年，总后向国家上缴节余军费32亿元，这就是我们省下来的。一九七四年总后又向国家上交结余国防费30亿元。这都是我们节省下来的。 军委办事组，除担任军队本身的工作之外，还担任了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很多任务。文化革命开始不久，除了中央文革这个十足的老爷机构之外，其余的机构都不起作用了。当时，唯有军委办事组是赫赫有名的实权机构。党政及大部份的日常工作总理都交到军委办事组身上了，很多具体工作都是军委办事组组织办理的。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对军委办事组的办事能力是十分欣赏的。周总理说：「中央一级应当有几个像军委办事组这样的办事机构！」林总对军委办事组有过很高的评价：「机构小，力量大；人员少，干劲大：作风好，办事快。」军委办事组的历史经过新生、兴盛和末日三个时期。从四人小组到杨成武时期的军委办事组为新生时期；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九大前后为兴盛时期，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即到了末日。事物本来有生有灭，但军委办事组的灭亡并非「寿终」，而是「夭折」。 九届二中全会后，军委办事组的处境很困难。（一）毛主席说：「要给军委办事组『掺砂子』」。意思是说，军委办事组过于「纯洁」，像一块土壤一样板结了，要掺砂子才能通气；（二）毛主席指示说：「要恢复中央军委的名义。军委是多数的，办事组是少数。」 军委办事组历时五年，它是文化革命时期军队的统帅部。在党的九大之前，中央文革单独霸占了中央碰头会的领导大权时期，军队都没有被搞乱，这是军委办事组最大的功劳。在既要稳定军队，又要搞好军队文化革命的总方针指导下，军委办事组和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起，和擅权欺人、胡作非为的江青进行坚决的斗争，和中央文革的各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是完成了历史任务的。这是军委办事组的重大贡献。「九一三」之后，加在军委办事组头上的罪名就不知有多少。军委办事组在历史上是功还是过，天下一切公道人，甚至可以包括许多不公道的人在内，都是不糊涂的！ 从四人小组到两届军委办事组，历时五年。为什么用这样一个组织机构来领导和统帅军队？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林总同黄永胜的谈话（吴法宪、邱会作在座）就可说明问题的真相。林总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军委办事组圆满完成了任务。 「反江青俱乐部」 党的领导人之中夫人作风不好的有之，但像江青这样在全党耍霸道的，还是我党有史以来第一个。江青的耍霸道在文革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林总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是坚决反对江青的，也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这是保卫人民解放军决定性的斗争，在文革中保卫解放军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卫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历史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在文化革命中，军委办事组是反对江青的英雄！反对江青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康生把我们的活动称之为「反江青倶乐部」。 过去有些事情看不清，现在就逐渐明白了。当毛主席为反修防修搞文化大革命，林总都是支持毛主席的。毛主席搞的是「造反有理」，不怕乱；相信群众，依靠造反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林彪希望文化革命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因此林彪从在上面的中央文革、江青一伙，到下面的造反派，都不感冒。另外，林彪看得清楚，毛主席在文革这个「公事」之外，还有些「私虑」。他要按他的「理想」行事，让人民解放军为其服务时，林总就消极了怠工了。因为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看，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背离了原来反修防修的宗旨。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现在想起来真是惊心动魄的问题，就是人民解放军要尽力做好工作，从崇敬、爱护毛主席的感情出发，在具体工作中纠偏。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是抵制江青的错误，一心一意为主席补台，但客观上、实际上就是抵制了毛主席利用解放军办「私虑」。但江青和毛主席在政治上的「根本」又是一致的，这样在客观上又妨碍了主席的「私虑」，主席内心是不高兴的。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问题十分复杂。黄永胜身为军委办事组的头人，他热爱毛主席，却憎恨江青，挖苦、谩骂江青毫无顾忌，别人提醒他，他却不以为然，再加上汪东兴一个劲的误导（汪总是说毛和江是两回事），黄有一次竟说：「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我们还是毛主席的兵呢！」，自以为和毛主席感情深。殊不知你就是跟毛主席南征北战一辈子，得罪了江青也是面目全非。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造反派也就同时出现了。从军队来说，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空对空」，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对江青的造反路线的斗争就不同了，这个斗争是「实打实」的，是为了军队不受破坏而斗争的。我们对江青一伙的斗争是坚决的、认真的、积极的，当然这种斗争又是十分复杂的，因为毛主席对造反派是支持的态度。 限制江青为代表的造反势力影响到军队，是斗争的中心问题。对江青和造反派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再加上毛主席和江青的特殊关系，斗争又是复杂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江青除了一个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头衔之外之外，什么还都不是，但她已经是以党内第三号人物自居了，把总理根本不放在眼里。对这个问题，她在公开场合所占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一些。凡是有毛主席出场的场面，江青的位置总是同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数情况下，江青与林彪并肩出场，至少也是跟在林彪之后；凡是周总理领头的场面，江青至少也是同总理并排出场；凡是中央文革单独出场，江青当然就是「霸主」的位置，总是走在前头，后面跟随的人还要同她保持一段距离。当然，这只是表面。关键是在当时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总想「夺」总理的主位，总理对江青常常又很迁就，因此，在文革中整体的工作环境是很困难的，事情是很难办的。 一九七〇年三月到四月间，毛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去东北检查战备时，来回都在北京小住。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汪东兴家长谈过两次，每次谈的时间都在五小时以上，在三座门也长谈过。所谈的内容当时是天南地北的，但中心的是谈毛主席与江青关系问题，据汪东兴说，江青同毛主席的夫妻生活，早在一九六四年就结束了。从汪谈话中，他让我们确信毛主席早和江青在生活上并无特殊关系，当时我们信了，所以抵制江青就无顾虑了。现在看来，上了汪东兴的当，也可能是汪出于对江青的不满，借助我们反对江青；也可能是毛主席授意汪，耍我们一顿，欲擒故纵吧。 江青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从她的举动就可以知道她的喜怒。凡进场见人先笑后说话，并同大家一一握手就是心里很高兴的表现。凡进场不说话，也不同大家握手，气冲冲地坐在那里，就是心里很不高兴的表现，对她必须提防，否则谁都可能遭灾。凡是坐下之后噘着嘴，摔茶杯，摔擦手的小手巾，心中就有火了，很快就要骂人了。 一九六八年夏的一天晚上，中央碰头会议在钓鱼台16楼开会。因为要讨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问题，周总理通知我也去参加会议。我到会场不久，江青来了。她入场的时候，全体的人员包括周恩来、康生在内，都要起立以示迎接。周、江、康为序的座位是固定的。坐下不久，护士给她端来一杯开水和送来一包药。江青随手端起开水喝了一口，水可能热了，她随手把杯子向地下扔去并大声说：「唉呀！不得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死我！你汪东兴，这样大的事你也不管一下呀！你心里还有没有毛主席呀？」我坐得比较远，也被扔茶杯的响声吓了一跳。在此情况下，汪东兴只好出到外间，叫护士给江青重端来了一杯开水。开水送来之后，总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并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江青这下才息怒，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说话了。 一九六八年冬，江青病了。大概有些天，除了张春桥、姚文元去看过她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去看她，她的心里很不舒服，要找机会出气。一天，江青对着她的秘书、护士和总医院去为她看病的医生凶狠狠地问：「中央碰头会议的那些人是都病了，还是都死了？！」工作人员都知道他问话的意思。事后，她的护士同我和叶群在电话上说了，叶就要黄、吴去看她。后来，护士同江青说：「黄总长、吴副总长来看江青同志，并问江青同志好！」江青还是凶狠狠地说：「他们现在不用我保护了，有权有势了，还来看我？我才不稀罕！」 江青为了掩盖自己的丑事，一九六七年秋天总理和杨成武派人到上海、杭州、南京抓了一批人。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公安厅、局长，抓了不少人，连她在三十年代的保姆也抓起来了，并一律用飞机运送到北京关进了秦城监狱。 江青不仅抓了自己的仇人，也提出要为别人抓人。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暲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 江青的劣迹是很多的，黄永胜抵制江青是坚决的。黄的这种坚决有坚持原则的一面，也有不知毛、江深层次关系的一面；而总理常常对江青是「顾全大局」的，这种「顾全大局」有总理相忍为安的一面，也有他知道毛、江深层次关系的一面。江青闹事常常搞得大家不得安宁，有一次江青为军委办事组的事对总理发了火，总理深更半夜就把黄永胜、吴法宪叫去。黄永胜的安眠药正在起作用，为了给黄提提神，总理给他倒了一杯咖啡，黄没拿住，撒了总理一腿，总理忙说：「没事，没事。」（事后黄永胜在办事组说起这事，还为总理的处境而难过。）总理接着说了江青发脾气的事，并说：「我明天带上你们几个去看江青同志，任他发火，你们一句话也不要说。」第二天，总理带上黄、吴、李、邱去看江青，到了江青的住处，等了很久江青才傲里傲气地从楼上往下走，总理赶忙上去扶江青，其实江青哪里需要扶嘛！我们都看不过眼。 反江青的两个不同时期 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是有个发展过程的。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杨成武时期；黄永胜时期。这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合作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毛主席对江青的任何动向，汪东兴会立即传到叶群那里去，叶又转手传到黄永胜、吴法宪那里去：林彪对江青的任何动向，叶群会立即传到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那里去。汪东兴、叶群、黄永胜、吴法宪四个人，是运转这种动向的中心人物。以前说过，杨成武是林总最亲信的人物之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后他实际上成为林总的接班人了。林总的任何活动，杨成武都是了如指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也是一句不说，一字不漏的。从文化革命开始，到杨成武下台，我和李作鹏、张秀川同杨成武的关系算是最亲近的了，但对林总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从一九六八年三月黄永胜上台之初，他同杨成武的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也是滴水不漏的。黄、吴、李、邱都是同一个桌子办公的，黄、吴两个人挨着坐在一起，他们要是有什么事，总是交头接耳，或者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商量。有时干脆要李、邱离开。究竟是什么事要这样办，我们二人同他们二人相互之间，大体上是「心照不宣」的，江青的事1还是范围越小越好。因此之故，我们之间也就不会发生什么工作上的「误会」。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吴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在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我们听到黄、吴正在说话，我把李作鹏拉了一下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从此以后，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黄、吴对我们的态度确实有些变了。首先是对一些重大问题，黄、吴对李、邱就会透露一些了，其次，对李、邱有关的问题，他们也会分别同我们「个别谈话」，提醒我们不要撞到江青的枪口上。 九大之后、黄、吴、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可以同桌共议了。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问题，我们四人之间无话不说了，我们四个人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黄说：「过去有些事没有同你们说，有过去的情况。现在就会一切都同你们说的，毫无保留了。不仅如此，过去没有同你们说过的事，也会同你们说的，补上这一课。因为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过去的事不同你们说清楚，就不能为你们了解今天。我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出了什么事，我们一个也跑不了的。你们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 黄、吴关于林总和江青之间的问题，确实同我和李作鹏「补了一课」，而且是内容非常丰富的一课。在九大期间，有一天，黄、吴、李、邱四人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从晚上八时谈到第二天早上六时，一共谈了十个小时，我们是边谈边议的！ 我们对江青一伙的问题确实谈得很多的。如有重要问题，不管是三更半夜，只要一叫，就会风雨无阻地聚集在一起的。我们自己也开玩笑说：「我们这样经常谈论别人（指江青）的长短，若是她知道了，非得把我们五马分尸不可！」 为了好谈论问题，我们为上海帮几个人都编了「代号」。康生叫「8楼」（住钓鱼台8号楼）或「两撇」（八字胡之意）：江青叫「11楼」（住钓鱼台11号楼）；张春桥「眼镜」；姚文元叫「小的」。这样，我们打电话和见面都使用代号，有时只要打个手势就行了。例如，嘴巴上摸一下就是指康生，伸出两个手指（11）就是指江青。 黄、吴、李、邱同康、江、张、姚之间，好像很自然地成了「人以群分」。我们之间，如果不是有意同他们凑合凑合的话，那么，无论休息、走路，吃饭、政治局开会坐位置等等都分得清清楚楚，真是「楚河汉界」了。 黄、吴、李、邱每人都有一本反上海帮的老账。从数量上来说，我的账最多。这是因为江青支持二医大整我和调「红纵」来对我搞武斗，我实在太伤心了！因此，我就装着一付「老憨」的样子，什么都敢说。江青就向叶群说过：「邱会作这个人，为什么那样不讲礼貌！」 在反对江青的问题上，林彪的支持是一条，但最重要的是总理心中的支持和其他老同志心中的支持。在当时的政治局中，总理，黄、吴、李、邱，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等都是一派，只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一伙。其他不参加政治局办公的人，如朱德、叶帅、董老、刘帅，在大的问题上，和大家也是一致的。在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中，总理看得清，但他怕主席、不敢得罪江青，他总以过去有账，怕主席挖伤疤；黄、吴、李、邱都是红小鬼出身，一直在军队工作，没有历史问题，政治上一身清，又是「双一」（一军团、一方面军），毛主席、林彪、总理都信任我们，所以我们敢顶碰江青2。 尤其是我们反江青对总理领导的蔑视，反对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讨论重要问题的破坏。总理是非常智慧的人，他事事心知肚明，总理又是十分顾全大局的人。总理虽然不敢出面冒犯江青，但在后面支持我们，有时在会上还故意「和稀泥」。只要是总理和了稀泥，会后他会我们说明，并教育我们有些非原则的事，不要搞得太冲突。譬如，大会堂有一个提供冰激凌的地方，每次开会休息时，吴法宪和姚文元都去抢这个地方，吴法宪虽胖，速度远比姚文元快，我们抢到了这个地方，江青、张春桥他们就不去了，然后我们几个再过去，其他同志也过去吃冰激凌；如果姚文元抢到这个地方，也只有江青、张春桥过去，其他人都不过去，起来伸伸懒腰就原地休息。 这个「反」不简单呀，是拥护毛主席，反对江青，庐山会议之前汪东兴和我们又是一致的，这样就扼制了江青一伙不少对中央正常工作的扰乱。九大以后，有一段形势不错，就是通过抵制江青一伙，扼制了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路线，被江青一伙搬弄得往更「左」的方向发展、蔓延。 我抵制江青的事例，还记得一些，例举如下若干条： 1、同邱国光的谈话。一九六八年七月间，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邱国光调任中央卫生部军管小组组长。到任之前，黄永胜和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直截了当地向邱国光说了不要上江青的当，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不要他插手北京医院「三一〇」项目。我同他说，北京医院的项目是江青亲自设立的，任何人不能插手。别人要是插了手，自己就会被变为项目对象的，你要是插了手也会变转为项目对象的。二是，中央卫生部的文化革命，不要陷入派性。北京的派性就像你们广州的「广交会」一样的，你只要不注意，别人就会同你做交易的。我说了之后，黄永胜还接着说了：「你们一家子（都姓邱）说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又要特别保密。如果传出去了，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2、不投江青的票。选举前的一天，办事组的在京西宾馆开会，黄永胜在会上专门讲了毛主席强调要自主选举，不要受制于他人，散会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不会投11楼的票。」黄永胜胆子好大，因为温玉成、刘贤权等也在场，甚至记录的秘书也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我没有投江青的票，但我是自主选举的。选举之后，江青少了若干张票，叶群则少的不多。这个问题，对一般人来说，简直不是问题，对江青则是大得了不起的问题。在唱票时，江青听到她自己少了票立即退席了，这个结果是出乎江青预料之外的。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提出要査选票，他说：「江青少了若干张票，不是「小」代表不投票，而是「大」代表搞的，这不是得票多少的问题，是政治斗争。」毛主席知道后，可能嫌江青他们太嚣张，主席说：「你们要违背刚刚通过的党章，你们就去查，我是不参加你们的大合唱的。」这样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但双方结成大仇。 3、劝丁盛不投江青的票。九届一中全会就要开会之时，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外面，我同丁盛一边喝水，一边闲谈。我说：「等一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如果候选人名单上有江青的名字，就不要投她的票。她是一个反军派，也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健将！」丁盛回答我说：「江青是这样一个人啊！谁反对林副主席，反对解放军，我们不答应！谁还投她的票？！」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江青一伙都少了好几张票，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意外，没有想到的问题。 4、拒绝为江青选调护士。一九七〇年秋，汪东兴当着江青的面，要我为她选换一个护士。汪东兴说：「江青同志现在的护士，是我们俩人共同在总后系统选的。她快要生孩子，请你还是在总后系统选换一个为好。」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你自己直接找曹根慧（三〇一医院副院长）办吧，我再不造孽了（指江青对护士太厉害了）！」江青听到我说话之后，她睁大两只眼瞪着我，一时没有说出话来。正在这时，叶群插上话来了。她说：「为江青选调护士的事，由我来办。」这样江青的火才没有发出来。 5、拒绝陪江青上井冈山。一九七一年七月，江青自言自语地说：「我准备上井冈山去接受历史教育，要有一个适当的人陪我一起去。」接着，江青对着我说：「吴法宪陪我去过海南岛，李作鹏陪我去过一次青岛，下次上井冈山该你陪我去了。」我调侃地拒绝说：「我没有上过井冈山。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我脱了开裆裤子还不久呢。」江青外出，为什么一定要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陪同？我认为这也是她恶霸作风的一种表现。首先她认为自己是毛主席夫人，外出应当受到特殊的保护。其次，她认为自己是中央的「要人」，解放军有保护自己的责任。第三，她认为只有解放军、公安、卫生部门保驾外出，才够出风头的。总之，毛主席、林总、周总理能够享受的待遇，江青都要争着享受。 6、拒绝为江青的样板团做演出服。江青有意把她的样板团打扮打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此事非找我就不能解决问题。江青对着我说：「你们部队的毛料子的确良很好，适宜做演出服。样板团的演出服需要解决。」江青有意没有把话说完，她的意思是要我主动提出来。但我就是不说那句话，她当场就感到有点难受。当时，总理正在会场上吃饭，他知道我不会主动为江青办事的。总理怕江青为此事发我脾气，就一边吃饭一边说：「样板团演出服，由我来同邱会作同志商量。」江青听到总理的话，就面上带有笑容地说：「我们大家都要学习总理办事的精神。」 7、拒绝管电影、电视工业。从一九六九年起，我是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统管国防工业。几年来国防工业管得不错，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表扬我。当时的电影、电视工业厂子虽然不多，但问题很多，总理也正在考虑「两电」工业划归国防工业系统管理，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总理说：「总理交代我办的事，除了执行之外我不会有任何考虑的。我不想管『两电』不是怕工作多，就怕吃冤枉！」总理同意了我的意见。江青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她直截了当地同我说：「电影电视工业由你来管，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办好这一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我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国防工业就够我管的了，我管不了电影电视工业。」江青立即向我大发脾气说：「国防工业的工厂数以百计，你都管得了，就管不了电影电视几个工厂，真是岂有此理！」黄永胜看到我不好下台了，他插话说：「电影电视工业怎么样管，要由总理来考虑决定，因为还有与国务院各部门的关系问题。」周总理接着说：「对！由我召集一次专门会议研究一下，再决定管理办法。」江青听到黄永胜和总理的话之后，没有再发火了，但撅着一个嘴巴，一句话也不说了。我也坐在那里不吭气就是了。 8、要丁盛防范江青。一九七一年五月间，我陪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去广州参观访问时，我同丁盛说：「江青最近接连来过广州两次，从她的嘴里可以听到她对广州很感兴趣，对你这个司令也很感兴趣。她还会来的，她可能给你什么好处，可最终会是你的灾难，你可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就要吃亏、上当的。」我接着还说了：「江青这个人是靠不住的，她要是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到九宵还嫌低，她要是不用你，则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还嫌浅呢。」我最后还说了：「防范她的办法很多，不要单独接近她，不要向她请示汇报什么问题。」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我不了解江青，没有个别接触过她，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对她敬而远之。在文革中，看她那样飞扬跋扈，我不理解；她3乱点老干部的名，我开始厌恶她，后来我知道她整我之后，我就开始反对她。我是不怕江青的，敢于对她顶撞。我认为江青不过是一只镀了金的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黄、吴、李、邱反江青是众所周知的，这方面的事例多得很，我是无法回忆全面的。 对江青一伙的问题，无论在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之内，或是在更大的范围之内，行动是统一的。例如前面提到的许多问题就是这样的。当然，这个问题更多的事例是在九大之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之后，张春桥就说过：「过去中央政治局开会，有大会也有小会，大会常常搞不过小会。」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抵制某些问题的统一行动。张春桥又说：「过去在福建厅（政治局会场）开会，每次开会吴法宪至少要打三次电话。」林彪、江青之间，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存在矛盾。这种矛盾，随着形势的进展，一直在斗争，并且逐渐尖锐化了。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明朗化了，九大之后就尖锐化了，九届二中全会在特定的条件下，斗争的结果是林彪失败了，江青胜利了。这就是林彪、江青之间的真正历史。 话又说回来，江青遭人恨是事实，但江青的问题主要还是思想意识和思想质量问题，这里面有江青的责任，这是主要的；也有毛主席的迁就，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但总起来说，军委办事组和江青一伙的斗争仍是党内问题，和公审搞的是两回事。公审是通过搞江青否定文革，搞臭毛主席罢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间，中央项目组李震、郭玉峰、吴忠在对我审査时，就指出了我们反对江青的三个问题：（一）「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问题就是反对江青，反对江青就是反对党；（二）你们反对江青是经常的，可以说达到了无事不反的程度了；（三）九大时有组织地减少江青的选票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对他们说的，我除了没有同意「反对江青就是反对党」之外，其余的我都同意了。 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事件是发生在九届一中全会将要举行的时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准备过程中。 李必达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李是个大学生，在文化革命前参军到41军，各方面表现还不错。他所在的团领导是黄永胜的老秘书，经推荐及保卫部门审查后，调到军区不久就当了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初到黄办任秘书，干的不错，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也很关爱，曾几次亲自出马为他找对象。 文革中有一句话倒是很对的，那就是说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李必达的灵魂也被腐蚀烂了。李必达家境贫寒，甚至家里因贫寒把他卖掉。在文革中，李必达名利熏心，想当出人头地的风云人物，干惊天动地的大事，捞取政治资本。 黄永胜无疑是拥护毛主席的，但他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下有序进行。文革一乱，那么多老干部受冲击，黄永胜看不惯，六七年初在京西宾馆开会，他当着江青的面就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那时他们就结下了仇。黄到中央以后，和江青同桌办公了，他对江青就了解更多了，江青那种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狗仗人势的劲头，她对总理那种放肆的样子，实在让人难忍。黄毕竟是秋收起义的老资格，他敢于和江青斗争，总理也乐得他和江青斗，因为江青对党的正常工作干扰太大了。黄除了抵制江青，和她斗争，背后也骂她「武则天」、「慈禧」、「恶霸」、「对老干部草菅人命」等等。李必达偶尔听到黄永胜骂江青的一言半语，开始感到吃惊和好奇，后来竟发展到偷听黄永胜与总理、与叶群等人电话的地步，他认为黄永胜这些说出去要杀头的话，总会派上用场。果不其然，他的恶作剧终于发生了。 当时，中央安排黄永胜在北京针织总厂蹲点，黄派李必达在厂里盯守，但他常跑出去办私事，不能忠于职守。同时，李必达因工作中的其他错误受到批评，他不能正确对待，以至发展到了说是鬼迷心窍也成，说是鬼使神差也成的地步，他竟然想当大英雄，终于决定铤而走险，把他平时听到的黄永胜、叶群等人及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坏话和不恭，以及把偷听到黄永胜在军委首长之间的电话内容记下来，向江青告状，想扳倒黄永胜。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至少有两三封，他甚至利用职务之便，严重违反军纪，假借黄永胜办公室的名义，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即黄办）的公章，从总参谋部机要局发出一封给江青的信，随后又通过电话查问，确知他的信已经发出才放下心来。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发文件、信件，是要由保密员马元刚登记才能以机要通信发出。李必达私走机要通信的行为，不论从当时看，从现在看，都是极其严重的违反党纪国法的犯罪行为。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黄永胜是谁？是我军的总参谋长；叶群是谁？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的夫人。写这样的信，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 还有一封信是通过温玉成转的。李必达从北京针织总厂跑到温玉成那里向温玉成做了汇报，并把信交给了温。李耍赖说，温不答应他就不走。温虽然收下信，但并没有如李必达的愿，李必达太卑鄙太龌龊了，温玉成经过考虑把李必达的这封信转到了叶群手上，因为叶群是林副统帅的夫人。温玉成这样处理，这是李必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大概是四月二十五、六日，凌晨三时多，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派人到针织总厂没找到，说两天没来了；又到京西宾馆找，偶而发现了他的问题。李必达的房子里，在未烧尽的纸灰里发现了一张烧残的纸片，上面写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这样简单的两行字，完全可以说明问题。黄大吃一惊，马上派了几路人马找李必达，终于在住京西宾馆的总后九大代表王瑞华（他的未婚妻）的房间内找到了。但李究竟写了什么具体东西，送到哪里去了，则拒不交代，他把希望寄托在江青身上。 由于李的未婚妻是总后三〇一医院的，想从她嘴里了解一些情况，于是黄把我叫去了。我到了京西宾馆会议楼一层东厅，黄、吴、叶坐在那里，有些木讷，一句话也不说。还是叶群开始同我说话，她说：「黄总长的后院起火了！」接着叶群就同我说了事情的前后经过。我听后也有些紧张，毕竟搞到了江青头上。叶群急切地说：「你这一个4精明人，提点解决的办法吧！」我回答说：「大家一起想，刀山火海也要过呀！」此时，黄也精神起来了，我们就一起谈起了解决的办法。 毛主席对此事的态度黄、吴、叶也不知道，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但大家分析，信肯定不只写了一封，灾难绝没有过去。我说：「根据李必达的态度，不是很快可以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的，目前应做做三件事：1、找小王（瑞华）谈话，看看是能否找到材料的底稿；2、要立即向总理报告，以防被动。此外还要考虑「闯江青」一下。」 黄永胜说：其他的都好办，唯有闯江青难办？ 叶群说：这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江青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个大概来。现在就要给江青那里发一个电话记录稿过去，内容就写：「十时整，黄总长要向江青同志汇报一些情况。」他们同意了，电话记录立即发出去了。 十点多一点，江青向黄永胜直接来了一个电话。她开口就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只说了一句，电话就挂了。 根据江青在电话上的态度可以得出如下的判断：李必达给江青写的信，已经送到了江青的手中。但信的内容是无法知道的。这时黄、吴、叶就更忧虑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大祸将要临头了。 我们几个共同商量1、要找小王谈话，看李是否在她家存有什么东西（李同王的母亲很熟悉）；2、立即把李必达看管起来：3、今天就要去向总理汇报。 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黄永胜对警卫参谋李学金说：「我命令你把李必达抓起来！」抓了李必达即派飞机把他送到广州军区关押。事后，黄办的人到北京针织总厂收拾李必达的东西，在纸篓里捜到李必达给江青、张春桥写信的碎纸片。 我亲自找小王谈过话，所得情况非常重要。她说李必达直接同江青写了材料，其内容都是黄总长、吴副总长、叶主任骂江青的一些具体记录。材料有二十多页，材料写好后，李亲自送走的。她不知道材料是否有存底。随后，我和一名工作人员带着王到她家去一无所得。 「五一」节后的一个晚上，约九点多钟，我去向总理汇报了李必达的事。总理听了我所讲的情况之后，说了两点：1、江青曾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可能要遭到暗害！」只说了这一句，她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到了是同你们（指军委办事组）有什么争论：2、对李必达暂可以这样处理，我知道就行了，现在还不必写报告。 此后，黄、吴、叶、邱又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里共商对李必达事件的处理。 大家认为，第一，对情况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李必达向江青直接写了材料，所写内容就是有关我们反江青的问题。 第二，江青收到材料之后，估计会送给毛主席一阅的。主席会表什么态，现在还不知道。但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毛主席是早就知道一些的。 第三，周总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很好的。 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开会之前，江青怒气冲冲、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天天骂我，打电话都在骂我，他们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九大』开过了，我看会骂的更厉害的！」她说了一顿之后，就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摆在总理面前的茶几上，并说：「信的内容，现在不能看。」总理拿着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江青一眼，继续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说：「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后，也多一个见证人嘛。」她说完话，把小手巾往桌子上一摔，这是她在心中有气的时候惯用的做法。黄、吴、叶、李、邱和大家一样，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黄永胜一看就是李必达的字。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划了一个圈，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是退回江青之意。我们看了一下之后，一句话没有说，也没有什么表情，但心中高兴！在这里得到了三点证明：一是，李必达写的材料毛主席看过了；二是，江青承认了材料是骂人的材料；三是主席没有写为江青做主的话，江青收到退回来的信之后，没有看到毛主席有任何批示。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留下吴、叶、邱一起向总理谈了李必达的问题。总理说：「事情的发生与处理我都知道了。你们有意见，我也是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李必达的品质太坏了，一个小小的秘书，竟想借江青之手搞倒总参谋长！而且用的手段是偷听，这属于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和秘书的职责。当秘书是受首长信任的，利用首长的信任干陷害首长的事，这真是天理不容。李必达想出大彩，「造反精神」太强了，李必达是因为造反、投机害了自己的。对李必达要处理是没有什么非议的，这种人任何时候也是被唾弃的一类。办事组用飞机把李必达押送回广州军区，但他心不死，在飞机上，他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了「谁拾到语录本，请交中央文革转江青同志救我」几个字，故意把《毛主席语录》丢在飞机上，幻想乘务人员收到后会交给江青。乘务人员的确在打扫卫生时拾到了，最后交给了吴法宪转到办事组。事后，我要三〇一医院把王瑞华送到军医大学学习了。这样既离开了北京，又没有伤害王本人，我认为对王的处理是正确的。 反江青并不等于反毛主席，我看当时主席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主席心里肯定也不高兴。后来主席就不这么看了，他把反江青反张春桥和反对文化革命连在一起，也和反对毛主席连在一起了。 文革往事 对文革这个时期的回忆，不能不想起我的大儿子路光当年的婚事。路光的婚事得到了周总理最为诚挚的关怀，也得到林彪、黄永胜、叶群的关心和帮助。 路光和克非是大学时期的同学，而克非的父亲张霖之是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一直在极其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副政委，解放后任三机部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八大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煤炭工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是极为重要的，那时称「钢煤粮棉」。张霖之对我国煤炭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于这样一个老革命，江青等人在文革中没有把他放过，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她在大会上公开点名诬陷张霖之，张霖之随即遭到凶残的揪斗、毒打、抄家。 张霖之在文革中遭到了灭绝人性、罄竹难书的摧残。当张霖之反抗造反派的法西斯暴行时，这些穷凶极恶的家伙竟用烧锅炉的通条直刺他的头部，头骨戳穿，鲜血从头部流到脖子，再流到背上。张霖之饱尝了人间最大的苦难，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凌晨，被江青、戚本禹一伙支持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张霖之是文革中唯一被活活打死的共和国部长。一九六八年，中共中央下了红头文件，定张霖之为走资派。 路光和克非大学毕业后，天各一方了。克非被分到江西劳改农场，一家在文革中是受了大难的，在困难无告之时，克非向我们写了信。我和克非的父母可以说是素不相识，除了在中央的会议上见过外，没有来往。在文革那么混乱的情况下，政治气氛又那么严峻，一有不慎就会惹来大祸。但我认为克非是个好孩子，就算大人有问题，帮助孩子不算什么吧？！我们把克非接到上海，调入总后华东物资局，进而又调到西安的总后装备研究院，入伍穿上了军装。不过我也叮嘱我老伴：「办这些事要特别小心，走一步三回头，没有问题再前进。」因为让江青、张春桥一伙抓到辫子，他们会借此兴风作浪的。我们和江青一伙是死对头。 七〇年春节后，总后在北京举办全军科技成果展览，地点设在后勤学院。克非也做为工作人员来京参加会务工作。克非是个很勤奋努力的人，当时工作条件很差，打地铺睡在大教室，再加上工作劳累，她肺部出血，常有鲜血从口中吐出。我老伴知道后立即派人把她送往三〇一医院。 当时，路光也快28岁了，他坚持这份婚姻，正好也有了机会。在国务院体制改革时，煤炭部、化工部等合并成燃化部，由总后副部长伊文去当革委会主任。我借此机会让伊文深入了解一下张霖之的情况。经调查后，伊文向我汇报说：「张霖之没有什么问题，与彭真属工作关系，没有什么更深的个人关系。张霖之历史清白，在煤炭部威信较高，我国的煤炭产量在世界上的名次不断提升，张霖之是有一定贡献的。究竟江青为什么要点名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还搞不清楚。」 我听了伊文的汇报，心里有数了，决心摸一摸总理的态度。在一次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大会上，我向我老伴「面授机宜」，叫她在大会中间休息时，找总理汇报一下路光的婚事。她对总理说：「总理呀，我不得已打扰您一下，我要向您汇报一件事。」 在总理的同意下，我的老伴接着说：「我们的大儿子，就是路光，这孩子不懂事，她和张霖之的女儿是大学里的同学，两人很要好。」 总理听到「张霖之的女儿」，楞了一下，打断她的话说：「张霖之同志的女儿？」 胡敏说：「就是呀，张霖之的问题这么严重，我们都不同意他们的事，可路光还在坚持。」 胡敏心里没底，她「战战兢兢」刚说完，没想到总理竟说：「坚持好嘛！应当坚持。现在，×××和××散了，×××和×××也散了，台上、台下几乎都散了，这一对要保住，要保住嘛！」 胡敏对总理说：「会作说，我们孩子的事情况比较特殊，要经过您批准才成。」 总理说：「可以呀。」接着总理又说：「你去找叶群，叶群同意了，我就批准他们结婚。这是好事情。」 经我同意，我老伴向叶群细细讲了路光和克非的事，没想到这件事打动了她，叶群还掉了眼泪。她说：「这一家可真够惨的，点一个名就要人家一条命。凭什么打倒人家？这么多老干部都打倒了，不成。张霖之哪叫打倒呀，这叫草菅人命。我坚决支持这门子婚事，我去跟总理讲。」 叶群接着又讲：「很多事我都不敢给首长讲，一讲他就发火。前几年，首长知道赵尔陆死了，气得他不吃饭，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边走一边骂。叫我把郭子瑞（赵尔陆的夫人）接来好几次。他知道王秉璋经常遭武斗，他骂造反派是法西斯，他非要见王秉璋。我说王秉璋在七机部，是国务院管，你见他不好，他说为什么见不好？你懂个屁，我们是战友，是战友！我负伤从马上掉下来，是他和苏静把我搞回去的。」 我把叶群的态度告诉了周总理，同时我也把燃化部革委会主任伊文了解张霖之的情况，向总理做了汇报，接着我又跟总理说：「我压力很大，得罪了江青可了不得呀，张霖之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我不清楚，但搭上一条命，也很不幸。现在克非家很困难，这个时候我们拆散他们，也不讲良心。如果总理认为可以，能不能给张下个内部结论，有了总理的支持，我就准备把路光和克非的事办了。」 总理是个非常精明又精细的人，他自言自语道：「内部结论……内部结论，这个提法好。」总理对我说：「你能否叫燃化部革委会，打个报告上来。」 燃化部革委会的报告很快就上来了。 周总理在一次国务院业务组的会议前，让纪登奎提出研究燃化部革委会的报告，并让纪提出要给张霖之做个简单结论为好。在会上，纪提出这个问题后，大家都感到有些诧异，提出给张霖之做结论，也只有由总理来主持办理了，总理在会上就答应了。会后总理还专门交代大家，这件事是国务院业务组的具体工作，就不必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起。 国务院业务组的会，稍微重要的，或者和军队有关的，我几乎是每次必到的，这次开会，总理有意识不让我参加。会后总理告诉我，国务院业务组同意给张霖之做个内部结论，并对我说：「你先提出个意见给我。」 我说，我不太了解张霖之的情况。总理笑着说：「嘿，你还是『高见』勒，你把你的要求提出来嘛！」我顿时才有所领悟。 我回去以后就叫秘书起个草，也让克非提出了几点意见，最后主要提出两条，一是说张霖之是被毒打致死的；二是说张霖之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属子女按革命干部家属对待。 总理接到稿子后又做了认真的修改。总理没有同意「被毒打致死」这个提法，因为当时的上报材料中，关于张的死因不够明确，造反派为了掩盖罪行，编了不少假话，做了假证，总理怕有人告状，捅到江青那里，引起事端，事情「搁浅」，反而因小失大。最后，总理用了一句很高明的话「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按人民内部矛盾」总理没改，同意了。这个结论现在收入了《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82页：「会议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张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矿业学院时在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威胁和煽动的语言，张因连续受批斗和迫害，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 「根据当时情况，矿院项目组的报告只涉及各项经过的表面现象，还需要依据煤炭工业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认真地予以澄清」。「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的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对待。」 这个结论文件只印了为数不多的份数，而且存档的份数较多，以防江青知道后闹事。总理还特地给我个人一份，在文件的左上角上用铅笔写上，「会作同志存。周恩来。」同时，总理还给我打了电话说：「会作呀，事情我给你办了。」 我也说了不少感激的话。然后我又「得寸进尺」地说：「总理，这些都是讲张霖之同志的，路光和克非结婚的问题，还请总理做个批示吧。」总理同意了，亲笔做了批示「同意邱路光和张克菲（非）结婚。愿你们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周恩来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路光的婚事简简单单地办了。 有一天，总理到京西宾馆来开会，会后他要见一见路光和克非。因为克非要上班没有来成，只路光一人来了。总理伸出手来与路光握手时说：「还有一位呢？」 我忙说：「克非上班去了，接到她再来，怕耽误总理的时间。」 总理握着路光的手，摇了几摇，深情地说：「青年人！」 我知道总理很忙，立即对路光说：「好了，你回去吧。」 路光又给总理敬礼，就离开了。 我非常感谢总理对我极大的关心和帮助，没想到总理却深情地笑着说：「会作呀，你满足了我一个心愿。」总理是一个体察用心的人，也绝不会在江青面前惹麻烦。毛泽东和江青都点过张霖之的名，总理一清二楚，他这么「胆大妄为」，原因何在？总理的用意是很深的，他支持了路光的婚事，也等于在「乱世」中暗暗帮助了张霖之的家人。 记得是临近年底时，叶群知道路光回京参加全军马列学习班，她告诉我说，林总要见见我们一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到了毛家湾，叶群把我们一家人带去见林总，林总正在会客室里等，我们依次给林敬礼。大家坐下以后，林总说：「张霖之是好同志，他为什么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接着叶群说：「我想请克非妈妈也来坐坐。」 林彪说：「好嘛！」 张霖之的老伴李蕴华是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是北京的大学生，接受革命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没想到最后革了个家破人亡。到了毛家湾，她激动的很，叶群拉着她的手说：「这几年你吃苦了。」 接着叶群提出照相。她的话音一落，林彪竟高声说：「把黄总长请来。」大家都没想到林彪今天兴致这么高，这么给面子。黄来了以后，林大概是受到张霖之问题的触动，他对黄说：「军队的干部能解放的尽快解放，能解脱的尽快解脱。」 黄说：「我们已经列了一个名单，有几十人呢！在会上（指政治局会议）那些人（指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凶得很呐，一个劲往下拿。」林彪看上去很生气，没有说话。 黄接着说：「我们还要努力。借着要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争取多解放、早解放一些人出来。」 我插了一句话：「军队各单位也有阻力，他同意这个，不同意那个，我们正在深入做工作。」 遗憾的是，由于四届人大的推迟，由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军队解放干部的工作，都已走上日程，却没有来得及实现。当时，经过军委办事组的努力，已经解放的和解脱的干部有张震、王必成、林维先、谢胜坤、江文、张宗逊……已经安排走上日程的有杨勇、梁必业、吴克华、张贤约、李雪三……还有不少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 接下来就是照相。叶群忙着安排座位，她先让林彪坐下，再安排其他人。大家刚坐定，林彪突然站起来，让克非妈妈坐在中间，林彪和黄永胜在其左右，李蕴华简直不知所措，极力推让，叶群知道，林决定的事是不能变的，她劝李蕴华说：「快坐下吧。」 这张鲜为人知、意义深远、令人惊叹的照片，是林彪的绝唱。一个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党章上确定的接班人，竟然和毛泽东点了名，江青点了名的「走资派」、「彭真死党」、「三反分子」、「黑帮」张霖之的夫人一起照相！称张霖之为好同志！ * * * 1 原书「的事」重复两次。 2 原文缺「我」。 3 原文为「他」。 4 原文「一」和「个」颠倒。 第二十九章 八届十二中全会 总理的开场白 一九六八年十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会议，林总在会议结束前，做了长篇讲话。我认为这次会议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比九大还重要。九大是在通过准备好的结果，而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主席力争拿到他想要的结果。因此为开好这个会，总理为主席作了精心的准备和组织，当然首先是组织准备。 总理在开幕式上，对会议的组织准备做了详细的说明。从总理的态度来看，他是坚决支持主席的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政策的，坚决支持主席对刘少奇的斗争的。没有总理的精心组织，十二中全会是开不好的，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也未必能那么顺利。 总理说：「今天开的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数商定的是一百三十三人。这次出席的中央委员，原有能到会的为四十位（十一中全会时参加会议的中委是七十四人），要补选十位，因为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已死去十人。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商定，提出下述十位同志补为中央委员：黄永胜同志、许世友同志、陈锡联同志、张达志同志、韩先楚同志、潘复生同志、刘建勋同志、李大章同志、吴德同志、刘子厚同志。他们原来是候补中央委员，今天在十二中全会上补为正式中央委员。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中央委员原来定额是九十七人，现有五十人出席，过半数了。其他能出席的还有九位候补中央委员。这次出席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共五十九人。」 这次会议要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从七大以来就立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且从八大以来，一直在第一线领导全党的全面工作，因此，处理刘少奇这项工作要万无一失。最起码在组织程序上是这样。 参加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列席，从事后看，基本上都是九大准备安排的中央委员。对列席的与会人员，总理宣布说：「其次，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中央文革是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两年前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肯定了的。那个时候，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下，中央文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前线发动群众的机构。经过这两年工作，逐步地扩大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今天出席的五位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都是中央文革成员。五位以外，参加成为碰头会成员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这七位同志，一共十二人。」「再次，在军委处理日常工作的，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成立了军委办事组，得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了的有六位同志，就是：黄永胜同志、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李作鹏同志、邱会作同志、刘贤权同志。」「这次出席会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现在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除了与上面重复的以外，每省出席两位，共五十二人。各省、市革委会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力量。他们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下的地方的革命权力机构。」「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各出席一个人。有的大军区同志在前面已兼有别的任务，也就没再来人。举例来说，福州军区韩先楚同志、皮定均同志就是福建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那个大军区就再没来人了。这样例子别区也有。所以，全国十二个大军区只出席九位同志。」「最后一项，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出席了四位同志：郭沫若同志、李天佑同志、曹轶欧同志、郭玉峰同志。」「总人数合在一起，重复的不算，共为一百三十三位同志，这是出席会议的全体成员。」 全会的任务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毛主席对刘少奇司令部的决战，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比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是有所好转，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的猖狂破坏，受到了不小的限制，学生造反派也逐渐被主席所抛弃；军队的造反派在一九六七年「五一三」之后，基本上被打垮，整个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比较稳定的阶段。毛主席已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过去了，今后是有领导的进行深入的「斗批改」，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因此，筹备召开党的九次代表大会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十二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深入发展；通过对刘少奇的结论；深入批判「二月逆流」；审议为九大起草的新党章；决定召开九大的有关事项。大会的目的都达到了。 十二中全会，是在十一中全会后两年多的时间召开的。但以我的感受来说，两次全会的政治空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十一中全会是：紧张、恐惧；十二中全会是：轻松、踏实。这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是与会的大多数人都有的，像我这样的人也不例外。在十一中全会的时候，我在精神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全军文革不摸底。我把全军文革看成与一九三〇年中央苏区的「肃反委员会」一样，我当时已经准备随时被全军文革关起来！我考虑到的问题都成了现实。但到了十二中全会的时候，我的疑虑基本上都消除了。在十二中全会上，我是以受害者、被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 十二中全会涉及到的问题很多，这里主要说三个问题。（一）对刘少奇的结论；（二）批判「二月逆流」；（三）林彪、江青的矛盾公开化。 （一）对刘少奇的结论。在十二中全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在思想和路线方面的问题已经肯定，不存在什么新的问题了。全会开幕的时候，毛主席用简短的讲话再次肯定了文革，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因此，全会的时间主要就放在批判刘少奇和「二月逆流」的问题上了。 给刘少奇定罪的材料一大本子，定他为「叛徒、内奸、工贼」。关于刘少奇在沈阳被捕的问题，解放初期主席就叫高岗去调查，结果给高岗惹下了致命的麻烦。现在，把叛徒的帽子给刘少奇直接戴上了，在讨论的时候，大家也未必都相信这三顶帽子，但表态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是义愤填膺的样子。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只有五十名中央委员有表决权，那就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萧劲光、张云逸、王树声、李雪峰、王震等。当时，会议表决是一致通过的（陈少敏的投票情况没有什么印象了，事后才知道她不同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在五十名中央委员中，后来只有林彪、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六人被打入另册，还有四十四人（占近90％）同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其中，近半数以上的人去世后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说是江青迫害了刘少奇，理由有些不足；各有各的账，大账是党的全会通过了开关少奇党籍的决议。 对于刘少奇的材料，我看主要问题是现在对材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对材料可以部分推翻，或全部推翻，但不论怎样，总不能说成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捏造的。这样说，不能令人信服。对刘少奇的批判，材料之多，时间之长，在群众中之深入，在我们党内都是空前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的斗争是最主要的。我认为刘少奇是有错误的，应当批判，也可以下台，但打倒是万万不应该的。一个政党内部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不可能没有斗争。斗争可能基本正确，或正确错误皆有，或基本不正确。不正确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也是不可免的，但打倒一个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其实，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毛主席都讲到邓小平，为邓小平说过好话。譬如在闭幕式上，毛主席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保留。……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为什么毛主席对刘少奇「激进」，对邓小平「保守」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从最后结果来看，对刘少奇「激进」，对邓小平「保守」对毛主席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结果。 平心而论，文革按毛主席的搞法，伤害了不少人；但回过头来说，文革若按刘、邓的搞法，也很不可取，也会伤害更多的人，文革中高级干部受冲击，毛、林、周和中央，主要是毛主席，是要负责的。下面的干部主要是群众的冲击，这种冲击也是毛主席的路线决定的。按刘邓的搞法，是工作组代表党组织划定反动学生、反动干部。以学校为例，当时每所高校都划了几十名反动干部和学生，全国就是几十万，和反右差不多。所以，总结党历史上的教训，不要只盯着毛主席，也要反省自己。 毛主席去世后，有人诋毁八届十二中全会，其实会议的议程是按组织原则办的。虽然，对刘少奇同志做了错误的结论，但也是按组织原则办的。毛泽东、周恩来在这些方面是不会出差错的。 会议有三点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首先，是坚持组织原则。会议的各项决议都是中央委员的法定人数通过的。因为有些中央委员靠边站了，会议还从中央候补委员中增补了十位中央委员，会议通过组织决议时，列席代表均未参加表决。 其次，是认真发扬民主。在会上，真是畅所欲言，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如叶剑英对朱德就发表了系统的批评意见。胡耀邦对刘少奇做了长篇的批判和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自我批评，王震批刘少奇也相当厉害。还有不少人，对刘少奇和「二月逆流」都提出了系统的批判，特别是对刘少奇运用职权打击老干部表示出极大的愤恨！ 第三，是对刘少奇的结论。全会对刘少奇进行了认真的批判，印发了大量审查材料。周总理对刘少奇也说了很重的话。那些材料，极大多数有时间、地点、事实真相，并有旁证材料和实物照片。当时，对材料本身是没有不信的理由的，后人对那些材料的否定，从政治上讲也是正常的，刘少奇受了极大的冤枉，现在平反完全应该。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冤枉刘少奇的问题上责任不能乱推，不负责任地推给林彪、江青，使别人对我们党的公信程度有质疑。 （二）批判「二月逆流」。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是重点。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其实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时候，大家发言都很积极，被批判的人也是什么都承认，自己骂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尤其几个元帅，他们批判自己甚至比批判他们的人调子还高。 总理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也是重头戏，他挨个批判了这些老同志，尤其是几个元帅，总理批的很厉害，也很具体。在我的记忆里，总理对聂帅特别不满意，说他把国防科委系统搞得乱七八糟，甚至说他把赵尔陆给逼死了。对于总理的讲话，我当时就有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我认为在坚持部队不能乱，在保护军队老干部方面，叶帅、聂帅和徐帅的态度和做法是有区别的。 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十二中全会主要的时间是开小组会。小组是以原来的大区划分的，我分在西北小组。黄永胜、姚文元是中央碰头会议成员，是出席西北小组的领导人。 在小组会上，我以亲身经受造反派的摧残，揭露了全军文革镇压老干部的错误。我的发言分为三个问题： （1）全军文革怎样对待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打砸抢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凶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残酷揪斗老干部。 一九六七年初，江青与全军文革相勾结宣布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不要怕乱，怕乱就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依靠造反派就是大方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军文革在十多天之内，向造反派发了六支「令箭」。 第一支令箭，发给总参测绘学院「红色造反团」。他们得令后，立即到军事科学院内，闯进了叶剑英的院内（七机部「九一六」造反派也去了）。由于受到了警卫部队的抵制，造反派只在院内闹了一通，未曾闯到住所里去。院内的墙上和庭院马路上写满了「打倒叶剑英」的大标语。聂帅住在军科上面的西山，「九一六」要揪斗聂帅，但未得逞。虽然两个造反派的目的均未达到，但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全军文革通过造反派之手，是敢抓解放军元帅的！ 第二支令箭，发给国防工业办公室造反派。他们得令后立即揪斗赵尔陆。他们把赵连续斗了几天几夜，赵因心脏病发作，身边无人照顾，死在自己的办公室。 第三支令箭，发给高等军事学院的造反派。他们得令后，对该院副院长杨至成进行围攻。杨因长期患心脏病，被揪斗而死于非命。 第四支令箭，发给海军机关的造反派。他们得令后，对苏振华、李作鹏、杜义德等批斗起来。李因患严重的心脏病，被斗得晕倒在地上，因机关抢救及时而脱险。 第五支令箭，发给空军二高专的造反派。他们得令后，把吴法宪围斗起来了。由于这一天打下来了一架美制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吴以指挥作战重要为理由，要求暂停批斗，以后「补斗」。 第六支令箭，发给上海二医大「红纵」。他们得令后，把我关起来，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批斗，把我打斗的满身伤残。 这是由全军文革直接操纵造反派搞的批斗。至于在全军文革「不怕乱」的方针指导下，军内各个造反派自己搞起来的大小武斗就无法计数了。当时，北京的军队机关真是成了鬼域世界。军队无数干部惨遭摧残，灾难是空前未有的。这就是全军文革打击老干部的「伟大战绩！」 （2）全军文革的命令。上级运用职权，命令下级到造反派里去受批判，受武斗，甚至去断送生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全军、全国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徐向前命令我到第二军医大学「红纵」去「同革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军队院校搞四大后，二医大「红纵」连续批判了我四十多天，被造反派斗昏在地上，心脏病发作，经抢救后林总、叶帅命令我在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养病。当时正同时住在一起的还有：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萧华、刘志坚、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林月琴等人。六七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后二医大「红纵」奉命卷土重来，是专门来打倒我的，就是全军文革指使干的。当时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叶帅、聂帅、刘帅对我都是保护的，大家也是很清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军文革为什么还要借造反派之手打倒我？很显然，这就不是对我个人的问题了，而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了。 （3）全军文革镇压老干部主要手段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本来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得很好，军队党委也如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完全能够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全军文革则一脚把党委踢开了，坚决依靠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全军文革从来没有召集过各单位常委负责人的会议，我就根本没有进过全军文革的门。相反，全军文革对造反派则亲热得很，成天开会，接见，直接布置任务。 各单位的造反派都是人数很少，能量很大的。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流氓成性，打、砸、抢成性、凶残成性的品性所决定，对文化大革命的破环就特别厉害了。对造反派的行径，本来是应当坚决制止和批评的，但却得到了全军文革的宠爱。依靠这样的造反派就必然会打击广大干部群众，干部群众就一定遭殃。 为了搞乱机关，全军文革特别调来了几个造反派到北京「帮助」机关搞文化大革命。所谓「帮助」就是打倒老干部的代名词。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党委，就是打倒老干部。因为极大多数老干部同造反派是势不两立的。不打倒老干部，造反派是不能称王称霸的。军队所以大乱，并非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现象，是全军文革指挥造反派搞乱的。全军文革是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军队的文化革命引导到了搞乱军队的道路上去了。 在会上，徐帅发言时承认：他上台主持全军文革工作，部队就乱了。 主席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十月三十一日，在闭幕那天的会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 主席认为这次全会开得好，他说：「我就没有什么话讲了。林彪同志讲了那么多，同志们也都讲了很多。这一次会呀，我看是开得还可以。特别是有些同志，特别是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就不大了解。像高级干部都不大清楚，我们过去也没有通风。在这个全会上，由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主席前一段在全会上对「二月逆流」讲了很多话，讲得老帅们灰溜溜的。等到把这些人批得够呛后，主席在闭幕时又以他特有的语言方式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因为他们有意见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党内生活也是许可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嘛。他这个大闹嘛，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不过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倒是细节无须乎多过问，还是大纲节目要紧。那些细节呀，比如讲往来多少次呀，倒是不需要那么看重。如果党内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而把大问题反倒不大注意了。但是说是那样天就会跌下来呀，或者地球就不转了呀，我看也不一定。地球还是照样转。你那六、七个人反对，这个地球让它不转吗？」 关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主席说：「对于这一批人呀，请你们注意，在清理阶级队伍里头，对于学者，这个学者，无非是比较好的、中间派，比较右的这么三种。我现在着重讲的就是这个比较右的，我们怎么对待他们？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嘛，你没有右，你这个左那儿来的呀？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你比如就讲九大嘛，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了他的讲话，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就是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 最后，主席说：「我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就是一个讲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一个「准」字。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还有三看嘛。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嘛，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嘛，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改，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我看，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地球照样转的。」 依我看，主席在十二中全会上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批「二月逆流」，也是为九大做组织上的准备的，用批「二月逆流」方法扫了那些老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等的威信，九大他们虽然还进中央委员会，但大都进不了政治局，进不了中央领导层了。 毛主席在会上还讲到邓小平和刘少奇有区别，说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不得而知，但我这个听者也没有更多的在意，认为主席是一般性的讲政策。散会后回到京西宾馆，张秀川也和黄永胜一同来了，黄永胜刚坐下就面对张秀川说：「总理刚才问我，主席讲邓小平和刘少奇有区别听到没有？我说听到了。」黄接着对张说：「原来有些对邓揭发材料，总理交代是放在贺龙项目组一起的，你先把他撤出来，全部材料发到总理处，总理收了就好。如总理退回来，不许开包，放到你那封存。」我们几个在一边听，没有说话。 林总的长篇讲话 十二中全会期间，林总发表了长篇讲话。林总的讲话印有记录稿，只发给了中央碰头会成员。后来，毛主席指示，把林总的讲话录音给各省市、各大军区都发一盘，并在群众中播放。 林总在讲话中说： 现在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革命的胜利、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第三个，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线、做法的问题：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林总在讲到： 我要说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革命中间的历史地位。要讲一讲，才能看出我们这次的文化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最广泛的最有深远意义的革命。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看得出它是最广泛，是最深入，是最能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影响中国今后的命运的。 林总说： 在我看，世界上的历史，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可以有四大次，有四次。 第一次，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公元以前五世纪、四世纪，希腊的奴隶制度是处于繁盛的时代，希腊的古典文化，也处于这种那个时候出现了影响全世界上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那时出现了德莫克里特、赫拉克里德、亚里士多德、伯拉图、苏格拉底、伊壁鸠鲁，他们是影响整个欧洲的文化，也影响后来中国的思想。但是，那种文化是为奴隶主辩护的文化。这个是奴隶制度的文化，同我们的文化革命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小巫见大巫吧。看到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才知道是大巫，知道它那个是小巫。而没有这个比较的时候，我们脑子觉得，它那个了不得，但实际上同我们的一比，它那个没有什么了不得。 后来，世界第二次的文化运动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资产阶级出现，就出现了以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到了十六世纪上半期，文艺复兴进入繁荣的时代。这个时候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性，他不敢声明他是什么阶级的人性。他提倡自由，也不敢说是谁的自由。这个意大利的运动，以后传到英国，传到法国，传到德国。这一次文化运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一次文化运动，文化的革命。当然在意大利之后，法国的启蒙运动，传到英国是英国的样子，传到德国是德国的样子，而到法国，就是法国形成一个启蒙运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孟德斯鸠、卢梭这么一些人。还有其他什么费尔巴哈，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人。他们是主张唯物论，但是也有主张唯心论的。后来这种思想，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来源之一，社会主义思想是来自于法国的，就是圣西门、傅立叶，也来自于英国的欧文。更早一点，还有英国的乌托邦。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 第三次是什么呢？……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十九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西欧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国发生了起义，英国发生了宪章运动、法国就是里昂工人起义，德国也发生了纺织工人的罢工。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的经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批判地改造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思想上的大革命。是一个代表新的阶级的新的思想体系，是为新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是为新的阶级指明任务，指明前途的，是新的阶级的革命的科学。而列宁的思想是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人类第三次文化革命运动。可是马恩列他们的思想没有像毛主席的思想这样子能传播到七亿人口当中去，他们合共起来只有那样多人口，而中国这次文化革命，是在七亿人口中广泛地传播。不仅如此，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广泛地传播。 这三次世界性的，一个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如果同中国这一次的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那末，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这种文化革命，是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不仅仅是七亿人口中广泛流传，而且是几十亿的地球上的人口、劳动人民乐于流传，乐于接受。 林总说： 现在，我们可以高瞻远瞩地看到全世界上的远景，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能够空前地影响全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推动世界向前进的，促进世界革命的影响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的，那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它超过西班牙，超过英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革命的国家，最影响人类历史命运的国家。所以，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很光荣的，很伟大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革命路线，坚持毛主席的路线，坚持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一切工作，坚持文化革命的这种精神，坚决地不断地来批判、打击反动的思潮，不断地普及代表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变色，一切反动派，无论是内部的颠覆和外部的武装进攻和这种和平的颠覆，都会遭受失败的。我们国家有两个前途，一个，变成对使劳动人民受二遍苦，重新复辟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这次文化革命这个方向，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方向，把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下来，把社会主义坚持下来，把对世界革命的援助坚持下来。 林彪的讲话拿文革与文艺复兴媲美，旨在赞扬文化革命，毛确认为贬低了他，主席是不高兴的。江青同样是不高兴的，江青认为文化文艺的「版图」是她的，林彪的讲话事先没有与她商量。 林彪、江青的矛盾 林彪讲话的时候，不仅没有稿子，提纲也是东一张、西一张。他的讲话近四个小时，毛主席坐在林总旁边一直听到底，他听得很入神。全场鸦雀无声，都在用心听讲。唯有江青听得不耐烦，她一直吊着一张脸子，很显然是心里有气。因为林彪讲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问题占了她的「地盘」。江青是在向林彪出气的。 听完林彪讲话之后，我们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黄、吴、李、邱等）回到京西宾馆吃晚饭，准备晚上还要集体办公。我们没有料到，江青在后面也跟着到京西宾馆来了，江青进门坐下之后即说：「这样大的事（指林彪的讲话）也不事先商量一下。根本不是那样一回事嘛。」 黄、吴大体上知道江青发的什么火，但他们有意装作不知道，不把事情挑明。为了防止江青找黄、吴谈林总讲话的问题，吃了晚饭之后，还特意请她看电影。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没有得到林总许可之前，黄、吴也是不敢向江青表态的。 江青对林彪早就有意见了。据事后黄说：十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对林彪主要有三个意见。一是，陈伯达当着江青、叶群的面说过两三次，他要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是林总采取不理政策，根本不表态也从来不提及这个问题。二是，江青已经下了决心要搞掉杨成武，林彪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这样的问题只有毛主席才有决定权。」把江青当面顶回去了，让她好不恼火。三是，在十二中全会前，江青直接向林彪提过：「十二中全会要考虑补选中央委员和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林彪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大事都要毛主席定，我们不议。」江青提这样的问题，很显然她是想在九大之前就当上中央委员。江青跟各地说：「八届五中全会就补过中央委员。」江青在十二中全会之后不几天，对着黄永胜、吴法宪、叶群三人发了一次很大的火。她说：「轿夫并不是好当的，今后不当了！」她说当轿夫的意思，就是过去吹捧过林彪，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今后就不吹了。其实，江青是完全不识时务的，林彪根本不需要江青抬什么轿子。 当林彪知道江青对他的讲话（关于文艺复兴问题）有意见时，林彪就讲过：「我就是要她有意见的。要不然，她总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后来，江青看到对林彪的讲话做不出什么文章，她又向林彪讨好说：「文艺是专门问题，不容易讲好。」 林彪、江青的矛盾，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但当时都处于「心照不宣」的心态。当面都是客客气气的，背后各自都有主意。江青能够难为到林彪的事不多，顶多她能控制一个上海。林彪本来很喜欢上海，过去经常在上海休息。文化大革命后就不到上海去了，宁愿在苏州，在北戴河休养也不到上海去。林彪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全国都在放录音，江青则下令上海播放样板戏，不准放林彪的讲话录音。有一次我同王洪文开玩笑说：「你们上海人不喜欢听汉戏吧？」（指湖北人、林彪讲话之意），他当时没有听懂。以后他就听懂了，为了此事，王专门向我解释说：「对放林副主席讲话录音之事，我们在干部中放了，没有在群众中放。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我们是存在困难的。」 从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以后又说：「他们几个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一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主义是很必要的。」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插话说：「他们几个是上海帮。」从此之后，我们在背后根本不叫他们的名字了，都叫上海帮。可悲的是，宗派的帽子，林彪没有给江青一伙扣上，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反被主席给我们扣上了。 林彪同江青的矛盾，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知道的人的圈子很小，严格局限在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几个人之内，其余的人是绝对不能知道的。以后，除了上述人之外，陈伯达、谢富治、李作鹏、邱会作也参加进去了。我还担任了向周总理汇报的「联络员」。九大以后的中央政治局，康、江，张、姚等是上海派之外，其余的都站在林彪一边，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不参加政治局办公，但有发表意见的机会，都是说话公道的。毛主席以前高高在上，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真正知道毛是支持江青一伙，维护文革，打击林彪。毛主席实在是公心不够。 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九大之后，防止上海帮插手军队真如同防止盗贼一样的严格。军队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也同总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总理，由他转送主席之后，再在政治局传阅。看起来这是小事情，其实是大事，这样可以减少江青一伙的干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军队同中央文革就有一定的矛盾，黄永胜当总参谋长后，这个矛盾就突出来了。不少人知道中央内部存在的矛盾，实质上就是林彪、江青的矛盾，总理和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林彪。 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的独立王国就形成了。江青一伙死死霸住上海不放不让别人沾手，国务院各部门对上海都畏惧三分，就连我分管的国防工业，在处理上海国防工业的事情时，也感有几分棘手。例如，中央部门有事只能同上海的有关部门打交道，不能同工厂直接打交道。上海三个师的警备部队，都是上海自己掌控的，南京军区很难插手，真正实现了张春桥的指示「上海的事，上海自己办」的方针。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林彪讲话之后，张春桥吓得差点尿裤子，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见到军委办事组的人就说：「我们同军队的关系，上海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张春桥说的一句老实话。 由于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周恩来对她又有抬举，加上江青自己的霸道作风等，她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造反派中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确实到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至少是可以同周恩来平起平坐了。以我的看法，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由于她和主席的特殊关系，就没有不尊敬江青，不买江青账的。即便是假的，也要买账的。江青也特别需要别人看到她同毛主席的亲密关系。在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她想尽办法要走的同毛主席近一点。发表照片时，总是选择她与毛主席的特殊镜头。在文艺晚会上，江青总想要同毛主席坐在一起，不能如愿，她有时就去用毛巾给毛主席擦鼻涕，整整衣服等。江青这些做法都是迷惑别人的手段。 十二中全会时，有一次会间休息，我和黄永胜在闲谈，胡耀邦同志走过来，他和我们都很熟悉。他对黄永胜说，能不能搭个桥，他想向江青同志汇报一下自己的情况。黄这个人说话很直，说我帮你给总理搭桥可以，江青这个桥我搭不上。胡听后有些尴尬，我这时倒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江青同志天天大摇大摆地走，你就迎上去和她说话，她现在很『联系群众』。」耀邦说：「对，迎迎她。」后来他见到了江青，说很高兴很激动。所以说，面对江青，不论真假，当时是要买她账的，因为江青的后面有毛主席。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温玉成副总长投向江青的问题。温玉成本来是黄永胜的器重的人，他能到总参任副总长，也是黄永胜建议，林彪点头，否则是决不会有如此「官运」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江青还能迷惑他，确实是不简单。 他到北京后不久，就以副总参谋长的资格在北京市「支左」。并且也就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里拿着两张通向江青的「通行证」，一张是支持造反派，一张打小报告。前一张通行证起的作用不很大，因为北京的造反派早就是在中央文革直接控制之下的御林军。后一张起到特别好的作用，他向江青打小报告特别多。例如，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对中央文革和对造反派不满的问题；他无中生有的向江青报告了叶剑英汽车上装有特别电话，并有侦听作用；报告聂荣臻在西山大兴土木扩建自己的宿舍；报告邱会作支持清华「四一四」派反对中央文革等等（我的儿子在清华读书，但「四一四」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江青看到他有特殊的作用，于是，就直接向毛主席建议：温玉成为中央碰头会议成员。这样，温玉成的官运也到了「宝塔尖上」。温玉成的问题出来以后，为了割断温玉成和江青一伙的联系，连他的家人在北京住都不行，全家都送到成都去了。 林彪敢反江青也是很为难的事情，毕竟有主席的关系在那里，对江青的错误，小事情也忍了，但原则问题林彪就不让。林、江之间矛盾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保卫军队不乱的问题。其他问题，林总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总起来的说，林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触怒了江青，引起了很多的问题。林彪、江青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问题，在后面还会多次说到。 第三十章 九大纵观（一） 关于起草文件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文化革命的大风浪之后召开的，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想要独霸对大会的领导。为此以林彪、周恩来为首，以军委办事组为骨干，以及当时在前台工作的同志们和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斗争的中心问题，就转为在九大为保卫党的领导权和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了。 按照常规，党的代表大会之前必须起草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谁作政治报告没有什么可争的，毛主席早就指定林彪代表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按照惯例，修改党章也要向大会作正式报告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但关于修改党章的问题是否还需要在大会上作报告没有定下来，谁作报告没有谈过，一切都要主席来定。 关于修改党章的问题，早在六八年三月间中央碰头会议就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为修改党章的起草小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上海帮一手包办的。六八年九月间，我代表军委办事组参加了一次张春桥主持的新党章的座谈会。在会上，张春桥首先说：「今天大家看到的新党章草稿，是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集体创作。完稿后，又在群众中广泛地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赞成这个稿子。大家可以提意见，可以局部推翻，也可以全部推翻。」稍后，张春桥带有得意的神态说：「新起草的党章只有三千多字，恐怕是我们党有史以来最短的党章吧。大家还可以增加与减少。增加容易，减少就有困难了。」他讲完后就起身走了，由一般工作人员收集座谈意见。结果是座谈会变成了「无言会」，一个发言的也没有，「座谈会」也就结束了。 我看到的新党章第一稿就有「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字句。林总看到之后，甚为吃惊！六八年九月间，新党章在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之前，林总主持了一次中央会议进行讨论。这次讨论，到会的人比较多，除了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之外，还有各单位的一部分负责人到了会，我也代表军委办事组参加了会议。林总在会上提出：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但是会场上关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呼声是一边倒的，对新党章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会议开了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 新党章经过中央文革建议、中央碰头会议讨论之后，将新党章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毛主席同意了。这样，毛主席就算正式承认林总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了。但林总自己还没有接受，在九大开幕之前，即新党章将要提交大会审议通过之前，林总再次向毛主席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从新党章上删去。对此，毛主席没有从正面回答问题，但在会上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这很显然，主席就是要林总不要再提出在党章上删去「接班人」的字句了。从此以后，林总就再不提意见了。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例如，提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江青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连党章初稿都未上，就被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得一干二净。」因为康生是他们的灵魂，他们也就不得不同意康生的意见了。江青的名字没有上党章，她是很不满意的。 起草政治报告的斗争，同样是复杂而又尖锐的，陈伯达向我们靠近后，讲过这方面的事情。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不久，陈伯达就向毛主席请示了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毛主席的具体指示，起草时间就拖到六九年春节之后了。主席叫陈伯达去谈了一次起草报告的问题。主席说：对这个问题，现在就得做准备了，凡事赶早不赶晚嘛。主席指示，由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张春桥、姚文元辅助。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陈伯达同林总去商量。其实主席决定由林总做政治报告后，林总自己就开始拉条子，并告办公室的同志们他已有了一个基本构思，陈伯达来了可助一臂之力，这个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很快就定下来，标题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提出这样的思想，对经过几年暴风骤雨的文化革命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林总「克己复礼」的思想就很重了，毛主席把「刘、邓」和「彭、罗、陆、杨」这些人打倒了，应该满意了，文化革命这几年确实搞得很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全国上上下下搞夺权、搞武斗、搞派性，经济形势不好，应该「复礼」了，全国应走上正常秩序，注重生产，发展经济。陈伯达也注意到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现在看来，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陈伯达初稿的第一部分就出来了。 对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讨论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看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标题，应该是同意的，但总理深知，这样的主题，在主席那里是通不过的。他明明知道陈伯达是对的，但他还是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并且只拿出第一部分为借口，否定了陈伯达。总理的确是智慧超人的。 这样，江青一伙来劲了，他们明明知道是主席指定林彪做政治报告，也知道林、陈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但江青装着不知道，指着陈伯达的鼻子大发脾气，把他大骂了一通。 江青说：「中央文革向来是集体领导，为什么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江青还说：「稿子上的观点1是完全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江青讲了之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像放连珠炮一样地指责陈伯达。 主席同意了江青的说法。现在看来，是不是主席本来就对陈伯达失去兴趣，青睐张春桥、姚文元，从而对陈伯达来了个「欲擒故纵」就不得而知了。但从事情的结果来看，是这样的。尔后，主席又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重新起草，从此，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权力，上海帮就夺到手了。 其实，张春桥、姚文元早就在上海组织人起草好了政治报告。三两天之后，稿子就拿出来，直接送毛主席了。毛主席对稿子做了很多的修改。江青看到他们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毛主席都看过了，也就是「过关」了，她高兴极了，在一次会上，江青对陈伯达用「商量」的语气挖苦说：「对我们起草的政治报告，请你在毛主席修改的稿子上再修改吧！」 陈伯达还老实巴交地说：「我拥护毛主席的修改！」他的用词也很有意思：不说同意稿子，只说拥护修改！ 林总知道江青把他和陈伯达共同起草的报告「枪毙」了之后，对报告的问题，就当「闭口道士」了，此后有关报告的全过程，林总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也没有写过，政治报告是上海帮包办的。 开幕式 九大开幕之前，九大代表都来了不短的日子了，可是会议还没有召开，总理解释其原因是汪东兴病了。其实，九大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总理、黄永胜、张春桥和吴法宪他们几个，汪东兴作用并不大，汪主要是联系主席那里。汪东兴病了是不是会议延迟的主要原因，我不太清楚，但他确实病了。叶群带我们去看过汪，之后叶群还叮嘱我们再去看汪。记得我们去看汪时，他不但很感谢，而且很激动，说着说着又哭又骂，什么「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不要我了」……，江青没去看他，也没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没派人去看他，汪东兴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那个时候一切都敏感得很哪！汪东兴在我们面前敢对主席不敬，我们是很吃惊的，看来主席和汪东兴也有很深的私密关系，这在庐山会议上，得到了切实证明。汪东兴在「杨、余、傅」事件以后就和我们走近了，九大以后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实际上，汪东兴也是脚踩两只船，其他人屡屡翻了船，汪东兴确实踩稳了，真是技高一筹。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九大开幕式上。 我参加过党的三次代表大会。这就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延安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举行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在文化革命中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我参加过三次代表大会，感受是不同的。参加七大感到很光荣；参加八大军队干部就感到很平淡；参加九大的印象最深刻。在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十四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经过四十年的革命斗争，我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并成为党的最高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之一。 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召集了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那次会议事实上是决定九大的方针。到会的除了中央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之外，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也参加了。毛主席在会议上讲了话。当汇报到珍宝岛地区敌人炮击到我纵深七公里时，毛主席说：「打进七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七十公里、七百公里……。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它也需要动员，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纪律不好，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女人，他们同国民党一样，他们的军队很穷，发一套衣服还要家里出钱。我们的衣服是国家发的，也是人民的。这次会议要动员一下，请总理讲一讲，请总长也讲一讲，动员大家。」 主席说：「日本人打败了，就是国家小，没有根据地。另一方面，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掉了，下面要照常打。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我们有的人说：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应当改为我必自卫。人家犯我，我为什么不能犯人？无非是东西，坛坛罐罐打烂，把人消灭一半，地球还是照样转。」 主席又说：「一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二是负责人要抓点，心中有数。」「报告上（指九大政治报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一肚子气。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现在与那个时候不同了，那时他们是公开发表的。」「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裴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次会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成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这些，主要是落实政策问题。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胜利的。」 四月一日下午五时，毛主席主持了九大开幕式。 毛主席站起来宣布：「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此时，台上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接着说：「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大会主席团的名单，在预备会上已经通过了，现在请主席团各位就座。」主席扭头向后一看，笑着说：「大家赶早不赶晚，都坐下了丨」 在主席台的前排，毛主席右边是党内的老同志：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左边是林彪及中央碰头会的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这样的坐法，总理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如果不这样坐，江青的位置就很难安排了。那时主席基本上还公允，但要对江青安排适当，他也是记在心上的。当时的座位，刘伯承排在朱德前面，主席是有用意的，部队的老干部都看得分明。 然后，毛主席说：「现在，我们还要选举大会主席团主席。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总立即说：「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主席还是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林总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紧接着，林彪自己说：「全体一致通过。」 这时主席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代表们一致举手。 主席：「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大家鼓掌通过。 在选举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之后，毛主席发表讲话。 主席说：「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接着，主席简单回顾了党的历史代表大会，说明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对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个代表，主席说：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董老站起来，向大家致意），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四个：陈公博、周佛海、刘仁静。还有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两年去世了。 主席特别讲到七大，认为七大开得是好的。主席说：七大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说服大家选了他们，团结他们。结果呢，有几个人表现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总理插话说，还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他们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从八大以来，现在搞清楚了。他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九大会议期间，毛主席特别强调大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以后则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定为九大的政治路线。这个口号无疑是对的，但主席正是在大大破坏了党的团结的情况下提出团结的口号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中央委员不过半数，这个情况主席当然知道，但主席并没有把大多数同志团结起来。 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我们党是遭受过三次严重打击的，这就是：王明的左倾宗派、文化大革命打击一大片和毛主席去世后对毛主席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彻底否定。这三次打击，一次比一次厉害。三次打击的共同点是党的肌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主席讲完以后宣布：「现在请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作政治报告也是一种象征，七大是主席作政治报告，八大是刘少奇，九大是林彪。 前面说过了，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林总对张春桥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无论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字。林总原来打算提议，把《政治报告》印发大会，他在讲话时对《政治报告》说几句相关的话就行了，林总同我们提及此事时，黄、吴、李和我建议一定不能这样做，林总经过考虑之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下决心承担宣读报告的任务。 在大会上，林总与其说是作报告，还不如说是读报告，完全是照稿子念的。因为，林总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彪说我就是要念得磕磕巴巴的，这是林总极为难得的调侃。 林彪讲话时，毛主席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亲眼看到毛主席在七大、八大、九大的神态。在这三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的神态是不同的。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基本是自己动手。主席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讲稿是主席亲自写的，甚至会场的布置都要亲自过问，会议期间，毛主席不仅深入到各代表团去听取发言，而且还深入到各小组与代表谈话。王稼祥、王明在正式选举落选之后，毛主席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再次补选才选上的。 毛主席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后来主席说过，他在八大基本是一个闲人。像对《政治报告》这样的文件，我们看见毛主席是在主席台上修改的。文件上原来写的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毛主席不同意这种提法，毛主席修改之后，先给坐在右边的周总理看了，再给坐在左边的刘少奇看的。周总理还在那个文件上做了批注。文化大革命时，印发了周总理的那个批注。 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的基本表现是放得下心。周总理都能注意到各方面的问题，许多具体的问题，周总理在夜以继日地处理。毛主席在九大期间的精神是很好的。 江青一伙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表演是充分的，中心意思是：我们是毛主席的亲信，未来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了为拉选票，他们的做法，对不明真相的人，有很大的欺骗性。 首先是出场、退场的问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主席台的时候都俨然是一副中央主要领导的神态，他们跟随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一起出入场，江青有几次是跟周总理并排入会场的。元老派则是跟在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之后出入会场。「左」〃右」两派划分得很严格。不仅如此，在江青一伙控制的新闻报道上，还特别发表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会场的大幅照片。 其次是江青搞政治投机，在江青的预先策划下，她抓住机会在主席台上同毛主席照了一张合影。后来据江青自己说是二楼的摄影师用望远镜头为他们两人拍下了「非常好的一张照片」。在九大开幕式的新闻报道的清样里，附有这张照片。发表这样的照片，周总理没有把握，但又不敢去掉，只好把《人民日报》的清样送给毛主席审批，毛主席看到清样后，用笔在照片自己的头上打了一个大叉，主席没有同意发表这张照片。 大会讨论和发言 开幕式之后就转入小组讨论，四月十四日下午又开大会。 毛主席主持了大会，他宣布：「今天的议事日程有三项：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第二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在十四号大会上发言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人，他们分别代表军队、工人、农民、战斗英雄、革命干部发言。每个人的发言都比较短。周恩来总理首先在大会上发言，总理的发言主要就是两点：拥护毛主席，赞扬林彪。 总理说：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毛主席在讲话中要我们回顾党的四十八年历史，我们应谈经常回顾党的历史，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回顾党在四十八年所积累的胜利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回顾党在国际关系中的斗争经验，回顾我们为什么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二十年后的今天，又面临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只有懂得了这些，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精辟地閛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学说，论证和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学说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并且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中证明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以后，在一九六一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全国解放后，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的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重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倡把我军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有力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套作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目前国内外形势是大有利于人民的，而不利于敌人的，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牢牢团结起来，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落实政策，奋勇前进，就一定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总理发言以后，林彪有些坐不住，因为总理都是赞扬他的话，因此他即席发言。林总原来没有准备讲话，是为回答周总理的讲话而发言的，林总说：「总理的讲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党的胜利都是毛主席领导的胜利；任何人只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拥护毛主席的领导，都能够取得成功的。在这里，还要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学贺龙。如果贺龙还在的话，我的脑袋早掉了。在党的领导下，贺龙在湘西搞起了一点武装，就据为已有，对部队实行『军阀主义』的统治。如果没有毛主席早就没有我林彪了。我们全党要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 陈伯达的发言最有水平，提到「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在当时全党都头脑发热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容易的。 康生的发言主要是说修改党章的问题，其内容等于是做了修改党章报告的摘要。张春桥他们在完成了政治报告的稿子之后，就以康生挂帅准备修改党章的报告。他们想争取康生担任修改党章的报告人。江青一伙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九大会议中更多的东西的都揽到自己的名下来。九大没有安排人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九大周恩来做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合适的，但大会却安排康生做这样的发言，这样的安排，肯定跟主席的考虑有关。 孙玉国的发言受到了大会的热烈欢迎，大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当时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中苏边境可能会发生冲突，但在珍宝岛发生战斗则是突然的。我边防部队是被迫应战的。 孙玉国把珍宝岛的战斗经过，生动地在大会上讲了一遍。他的发言常常被代表们的掌声打断，会场上出现了非常热烈的景象。珍宝岛战斗的胜利，为大会增添了很多光彩。 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林彪、周总理带头鼓掌，他讲完话，毛主席当场问了孙玉国的年龄、籍贯、家庭等情况。 毛主席指着孙玉国说：「他叫孙玉国，是赵钱孙李的孙，玉字上加一点的玉，国是国家的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指挥车，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的战士除了一个副营长，都是没有打过仗的。这次破除了一个迷信，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苏修他们开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乌龟壳把人的勇敢降低了。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靠林副主席的二百米硬功夫。三月十五日来了许多辆乌龟壳，五百米我们不打，一百米还不打。五十米来了，我们一开火，他们的乌龟壳就翻了。我们过去打仗没有乌龟壳，打胜了，还得靠人，靠步兵。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不靠他们。装甲兵司令来了没有？（林彪说：『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来了，在下面。』黄站起来。）我不是说不要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了，也不是说不要吴法宪的空军了。是说还要靠步兵，靠二百米。要准备打仗。我们不打出去，边境上小打。可以放进来，给他些甜头，放进来后再打。」 大会发言之后，会议通过了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报告》，《政治报告》通过后，毛主席很高兴，说：「都赞成，有希望了，通过。」大会审议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得到通过。 毛主席谈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这期间，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的召集人、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虽然主席的开场白都是惯有的、满不在乎的调侃，但讲着讲着就讲到路线问题上，中心意思就是，从陈独秀开始，历届党的领导人都是不成的，都是错误路线。当时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认为主席是无比正确的，主席是伟大的。主席的谈话距今已经三十年了，有些情景还历历在目。下面我不是按主席谈话的时间，而是按内容加以回忆。 第一次谈话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主席说：「会议已经开始了几天了。大家对大会有什么看法，这样开下去行不行？」 许世友说：「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在小组会谈得可热闹了！参加会议的人，心情都很舒畅。」 毛主席又问：「今天在坐的同志有多少参加过七大的？」 周总理插话：「参加过举手。」 毛主席说：「啊，人很少，除了当时就在中央工作的人之外，只有许世友、陈锡联、黄永胜、杨得志、邱会作等人（毛主席一个一个点名的）。当时是战争环境，很多人都在前方，打仗第一。参加过七大的人可以对比回忆一下，看看两个大会有什么主要的不同？」 我说：「最主要的不同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威望更加深入人心！」 黄永胜、陈锡联先后说：「我们大家都感到，我们的党所以能够这样有力量，同人民群众关系那样密切，党内上下那样团结，最主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威望深入人心！」 周总理说：「领袖的力量是无穷的！」 陈伯达说：「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的，所有力量就是从这里来的。过去没有好好宣传这个问题，我们做宣传工作的感到很惭愧！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应当归功于林副主席。」 许世友楞头楞脑的说：「好的要说够，坏的也不要隐瞒。我们党内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干部对造反派不满，有苦难言！所有老干部都吃了造反派的苦头的。对这个问题，没有闹起来，就是所有老干部都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老干部并不反对文化革命，但都反对造反派！」 对许世友提的这个问题，没有人敢附和。 接着，主席像往常一样，都是扳着手指，把党在历史上的各次路线斗争，一口气讲下来，把每次路线斗争的主要问题，主要负责人和党受到的主要损失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毛主席这样的讲话，我已经多次了，因此，我听得很熟悉，也能理解。 主席说：「我们犯路线错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只是照书本行事，或者搬用别人的经验。例如，在中央苏区反敌人第五次「围剿」，提出保卫每一寸土地。好不好呢？但哪里保得住啊！所以路线问题，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 主席说：「我看党内最危险的主要有三次，一次是陈独秀的右倾，二次是王明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三次是刘少奇。其他都是局部的错误，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张国焘是局部的，在军队自搞一套，张国焘以势力大小为依据，这是标准的军阀主义，他看四方面军的力量大，一方面军力量小，所以另立中央。搞两个中央就是分裂党，其实一方面军出发时力量也大。我们是为了党不分裂，团结张国焘，最后也只是他一个人跑了。罗章龙、张国焘都另立过中央，他们都没有搞几天。」 主席在谈话时提到党内三次「左倾」的问题，主席说：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还在世，他们和我们有一条口号是一样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又和国民党斗争。我们在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王明反李立三，说是三中全会搞得还不够，王明不是反他们的「左」而是反他们的右。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李立三没有搞几天，主要是王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发生在党的创建时期。这时期党员不多，我们也没有军队。但造成了思想混乱，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界限模糊了，妨碍了党的发展；「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错误，以后主要是「左」倾了。中间党派有些可以联合的但没有联合，城市小作坊主，不该没收的也没收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有另外的作用，就是逼着一部分党员，在大城市呆不下去了，要「上山下乡」才能活命，才能发展。 王明的「左」倾，损失就大了。当时，我们有了大小不同的好多块根据地，有了几支相当大的军队；白区的党也发展起来了。 这些都让王明送掉了。道叫做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红军被迫长征。他们都是用「左」的面目去纠正别人的右倾，所以越反越「左」。六届四中全会后更「左」了。王明的「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就是为反李立三的「左」倾而写的。当时，红军总数十万，王明在莫斯科一指挥就剩下三万了，他也舒服了。 一九三八年王明由莫斯科回国后，就由「左」变为右倾机会主义了。当时党内有一种思潮，就是国共合作就不要独立自主了。什么「抗战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就成了道种思潮的头子。国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盖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搞根据地。延安整风时，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 我觉得这次大会，总结道几年的经验，总之，没有刘少奇这伙人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存在着一个全党变修的问题。其前途就是亡党、亡国。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我们早有察觉，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得更清楚了。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舆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但总打过些仗。 在主席的谈话中，他对刘少奇是不满意的。主席说f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大革命时，刘少奇搞总工会，让工人纠察队向敌人交了枪。一九三七年三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请我们去谈判，开头是我去，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他们去了。刘少奇在延安党校作了报告，说抗战胜利是『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并向各地发了电报。我们按照七大团结胜利的路线，进城以后，把刘、邓团结起来了。」看来毛主席对刘少奇的问题，是了如指掌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了，我本以为九大时要追认一下，毕竟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呀，但九大没有这个议程。 主席说： 朱（德）、陈（毅）是经历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现在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困难，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有时也不反。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但心里不踏实。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受到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我不是又「复辟」了嘛！项英夺了军权，不会指挥，要请外国人指挥。至于王明没有搞过一个根据地，没有打过仗，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那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吃得开，我们这些人都是右派。项英一个时期没有转过来，直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才接受教训。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不能不利用他们，不能不限制他们，也不能不改造他们。对待富农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学会历史地看问题。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是个复杂的问题。只联合不要斗争是右倾；只斗争，不要联合是左倾。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刘少奇、向忠发、项英、利瓦伊汉就只讲同国民党联合，国民党的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汪精卫。蒋汪叛变了就不要联合了，打倒一切！ 第二天继续谈路线问题，毛主席说： 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是开成了团结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之后，确实团结起来了，比中央苏区，内战时期更加团结了。七大时还有几个人联名写信，不选王明他们，我说要选他们。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我们不在大会上批评他们，事先把他们的问题给大家讲清楚。他们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丄但在苏区吃过苦的，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其实他们在苏区与朱德、陈毅差不多。七次大会，王稼祥，王明都落选，是经过做工作第二次选举才选上的，这种团结，是在正确路线之上的团结。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时，还在打仗，没有机会同大家讲，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刘少奇他们还是讲利用，不讲限制和改造。 主席在会上讲：要把朱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等老同志选进去。这当然是很好的，当时我就认为团结的人还不够，那个时候主席说什么就是什么，主席说到邓华，邓华就是中央候补委员，再能多团结一点人就好了。如李志民、胡耀邦等人都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选进来应该是可以的：再如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人，主席也挂在嘴上好几次，最终还是没有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其实他们在党内早已没有太大的影响了，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也都是继续革命努力奋斗的。选进来主席威信会更高，这的确是一种遗憾。 毛主席谈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 毛主席说： 文化大革命同四清运动的不同点是：四清运动主要是搞基层，搞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是搞上层建筑，搞反修，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现在基层怎么搞，只提出了「斗批改」，但是还没有落实。 搞社会主义，比打仗困难多了。搞建设实在不容易。社会这个东西，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是达背不得的，它老大得很，不管什么「主义」管它，一概不理。要是违背了它的发展规律，是要受惩罚的。我们把制度和方法，总死死捆在一起。比如，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坚持，这是对的。但我们共产党办事很蠢，把老百姓的百分之八十都包起来，只让他们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结果是包而办不好。我看要把它倒过来。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办了。 到九大的时候，「天下大乱」的时期基本过去，「天下大治」的阶段应该到来。主席还是反复讲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斗批改」中，要注意防止扩大化的问题。主席说： 「斗批改」是中央提出来的，下面一搞就扩大化了，这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个倾向，我在碰头会上谈过好几次了，清理阶级队伍是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找出来，要搞这样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引起重视。 主席说： 我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的时候，就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要「稳、准、狠」。「准」是最主要的。有些项目组的材料不一定准确，这个问题要注意，搞项目的人总想多搞几个才好。好像过去我们行军，没事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项目组好像捉虱子，要超出一点好说话。一个大学捉了九百多人，怎么得了？人关起来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个理由。至于关在牛棚里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苏联人讲我们整知识分子，王明在莫斯科发表文章说我们不要知识分子。秦始皇杀了四百几十个人，我们比秦始皇好一点，没有杀，搞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扫厕所。喷气式也不要搞，我们不主张戴高帽子。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十二中全会上讲了：我在一九二七年的文章上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既然给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给牛鬼蛇神戴？我们几十年没有搞了，这次红卫兵就翻出来了，搞这一套。抓人还是大部不抓，抓了怎么办？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现在扩大化了，许多同志要注意。想到我们党的历史，总是在主要倾向掩盖之下，另外一种倾向就忽略了。 主席讲到文革时特别强调说： 文化大革命是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叫文化革命也可以，因为是从文化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触及上层建筑，中央机关，到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这次文化大革命，由历史作结论。 各个时期都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使同志们了解我们党的历史，以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就是，不仅没有预见，事情来了不考虑，总是屎急了挖厕所，没有不出事的。北京有个单位九千多人，抓了九百多人，十分之一。把人抓起来，不容易放，要放就得讲个理由，为什么抓我，又为什么放我。抓人容易，放人难啊！对有的人，关在『牛棚』里，长时间无人过问。知识分子，打扫厕所是可以的，但长期无人过问就不好了。我们现在搞的『三支两军』又使军队与群众融合了。2 主席在谈话中提到很多同志及这些同志主管的部门和地区，如李雪峰、谢富治、韦国清、杨勇、郑维山、陈先瑞、许世友等很多同志。我感到毛主席是认认真真在搞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像邓小平他们把毛主席在文革中说得一无是处，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是处。主席说： 这场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有人乘机破坏，打倒一切。我看这都无关大局。武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几万人武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人认为军队稳不住了，其实没有那回事，军队很巩固，文化大革命稳坐钓鱼船。军队本身也有派性，野战军，地方军各支一派，如保定、四川、贵州、云南都是如此。对这些同志，过去搞了武斗，现在应联合。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必记仇。 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萧华是有问题的，他在山束的问题现在是红卫兵搞出来的，原来中央知道的不是那回事，叛徒是肯定的。杨成武也有问题，不过他没有历史问题。余立金不仅是皖南事变本身的问题，主要是到了上海自首的问题。 杨、余、傅，杨、余大一些，不过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 对清队问题，主要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把政策落实，要干一年左右，大家都要亲自抓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机关。工人宣传队，军队宣传队都不能压群众。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压倒一切。反对军代表，就说别人反解放军，反工宣队就说别人反工人阶级领导，这是不对的。对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扣帽子，对提意见的人可以做工作。现在有些谣传很厉害，只要在街上看到贴了谁的大字报，就说某某人打倒了。去年有人要打倒张春桥、张国华、打了半天，他们还在这里开会。 毛主席谈关于准备打仗的问题 毛主席说：「几年来，林彪同志抓战备抓出成绩来了。有人说，现在不是『有国无防』，而是有防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对准备打仗一点也不能放松。」 毛主席接着说：「准备打仗，思想准备是主要的，物质准备是重要的。我们不能没有思想准备，也不能一点东西都不存起来。准备好了，仗打不起来怎么办？这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有准备没有仗打，这是经常的。苏美搞那么多的原子弹，花的钱不计其数。他们的原子弹并非为了展览的，将来打不起核战争怎么办？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找到出路。 「过去就提出了『大办民兵师』，这个问题还是要抓紧，这是战备的重要问题。我们说，只要有人就可以办大事。我们国家有千千万万孙玉国，一个年青人可以指挥打仗，这是苏修最难对付的。他们可以在边界上打仗，也可以到任何地方打仗。总之我们不怕打仗，要有准备就是了。」 林副主席插话说：「除了物质条件不如苏修之外，我们都比他们好。特别是毛主席的威望更是强大的战斗力。」 周总理插话说：「我们的生产，包括军工生产在内，比起抗美援朝时期，还是好多了。只要一打仗，毛主席一号召，生产可以很快上去，满足作战部队的需要不是很难的。同时，我们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物质储备，现在邱会作手里的东西，够三百万人打一年。」 毛主席对着我说：「啊，你这个后勤部长不简单，懂得准备打仗就好！我们总的战略还是积极防御的，这条不能变。有一条原则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要慌张，要搞清情况才打。解放战争在陕北的仗就是这样打的。胡宗南初来的时候，如入无人之地，一个兵也见不着。待敌人走来走去，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的时候，我们才打的。这就是说，敌人主动进攻，势头汹汹的时候，我们不打：等待敌人被动，我们主动的时候，我就打。无论全局，局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是作战指挥员不可忘记的。」 毛主席谈关于选举的问题 毛主席说：「我建议有几个同志都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徐向前、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王明大家不会选他了。王稼祥犯过大错误，他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积极支持者，但也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的。这些人选进去，多他们不多；如果留在外面，少他们就会显得少了，我是赞成选他们的。」 毛主席指着一份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单说： 这个名单很难排。有的同志参加了会议就榜上有名了，没有参加会议的就名落孙山，例如，北京军区有六个军，来了一个军长参加会议，名单上排上了，有的参加了省革命委员会，也排上了。没有排上的也不一定比排上的差。排上的也不一定个个都那么好。人们都说，办事要公道。什么是公道，只有天知道！在名单上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为什么要这样分，我讲不出来一个道理来。 从工厂、农村来的人，选上了中央委员的，也要回原单位去，不要脱离劳动。有人提出，新走上政治舞台的人，不要在中央，就要在基层。基层是马列主义大学。 张闻天、王稼祥没有排上，值得考虑。在名单上排上的人，也有人提议要拿下来，我看还是要选他们。（许世友插话：他们反毛主席几十年还选他们？）反几十年难说，有时反有时不反。比如彭德怀是反对我的，但反张国焘和我是一致的。陈昌浩拉彭德怀没有拉过去，这应是他的一功。当时，如果彭被拉过去了，就剩一个一军团了。我们北上是肯定的，只剩一个军囿，也是会北上的。这里还提一下叶剑英这个人。叶在历史上有二功：广州暴动和张国鮝分裂红军。在草地，如果没有叶剑英把张国鮝的密令搞出来，我们大家当了俘虏，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呢。 那些反过我的人，要选他是困难的，要你许世友投他们的票也是困难的。那些人，资格很老，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有的还犯过大错。他们的检讨也有，但群众不通过。我看以后就不要捡讨了，主要看行动。我们看他们的行动，他们也看我们的行动。（许世友插话：毛主席下命令，我们就选他们）那不行，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党的七大时，我们要选王明，王稼祥，他们不信，我们真的选他们了。我们选了王明，后来他又跑到莫斯科去反我们，这并不是选错了。我们要不先选他们，可能早就反了。他们继续反，是为自己做了结论，大家都看清楚了。选一些反对过我们的人，不要紧，只要大多数是好的就行了。党内总会有矛盾的，中央委员会也有矛盾，没有矛盾的事是不存在的。 上海帮批判陈毅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曾说过：「你搞别人的材料，别人也可以搞你的材料」，这句话让张春桥自己给说中了。上海解放军二医大革命组织「红旗」搞到了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好像也有张春桥的老婆历史问题的材料；同时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材料。我拿到这些材料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处理不好，小则给自己造成被动，大则要犯政治错误，甚至被打倒。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不仅是江青的红人，也是毛主席器重的人。 有一次我利用开会的机会，给总理嘀咕了几句，总理很慎重地说：「这个材料你不要转给我。」稍等片刻总理又说：「群众来信我是可以收到的。」总理的话提醒了我，二医大革命组织，把张春桥叛徒的材料，直接寄给了总理。但事后一点动静也没有。 在九大期间，好像是进入选举程序的时候，黄永胜悄悄告诉我：「告诉你，眼镜（指张春桥）是个叛徒，材料转到主席那里去了。」主席好像并不重视这些材料，因为在选举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时，张春桥仍然榜上有名。 早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有一次黄永胜在办事组说：「……搞不清张春桥、姚文元是怎么回事，说多了主席肯定不高兴。但抓住『眼镜』（指张春桥）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李作鹏好像知道什么内情，立即提醒黄说：「我看我们少提『眼镜』，是香是臭我们说了不算。」黄永胜本是个较严谨的人，但提起江青一伙又没有顾忌，甚至挖苦完江青，别人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就哈哈大笑。他听了李的话就说：「不说了，不说了。反正我们没当过叛徒。」其实他对李的话还是漫不经心，这些话也不避秘书，为他的秘书李必达给江青写告状信创造了条件。 在大会期间，上海代表团对陈老总进行了多次批判，大会选举的头一天晚上，还进行了通宵达旦的批判，这与毛主席批「二月逆流」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陈老总错误的批评，是有密切关系的。文革中批判「二月逆流」，主席对陈毅批判的话也确是说得过重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挖苦陈毅是右的代表也是十分错误的批评，九大没有把陈毅留在中央政治局里也是十分不妥当的。陈老总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灾难，主要是由毛主席对陈总的态度所决定，几十年前的恩怨，主席嘴上说不计较，实际上心里还是没忘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行将结束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时，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等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审查通过九大代表名单时，胡克实和陈老总、陈云等人，都在席位上做了表态性的发言，胡克实说：「在文化革命中，我是犯错的……不应当当九大代表。」胡的话音刚落，毛主席就面带微笑很风趣地说：「啊，你这个胡克实，为什么『实』都克了呢？！」接着陈老总发言：「我犯过几次反对毛主席的大错误，我是没有资格当九大代表的。保证今后再不反毛主席了！」当时毛主席虽然没有发怒，但很严肃地说：「你陈毅有资格当代表，你是右的代表！」毛主席讲话后，全场一片静默，鸦雀无声。毛主席讲了陈老总一通之后，陈云可能有所思，也讲了一句话：「我今生永世不反毛主席！」对陈云的话，毛主席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海代表小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一会议室开小组会，会议从晚九点开到凌晨五点。我看到陈总的随行医生，才知道陈总在开会，我先后进去了两次，都向他们提出过：「陈老总是个病号，三〇一总医院是要对病号负责的。」王洪文还同我开玩笑说：「我们也会照顾病号。」 上海代表小组的会已经开到凌晨四点多了，我只好向总理报告了，总理接到我的电话，感到很惊奇，并说：「真有那样的事吗？你去给王洪文同志打个招呼，做点工作，我马上就去。」 这样我即进去向王洪文说：「我受周总理的委托，对陈老总的健康是负有责任的。你们的会已经开了快八个小时，一个病号能受得了吗？会出事的。」我向王洪文谈这番话时，陈老总看着我几乎要流出泪来。 王洪文把我拉到会议室外边说：「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指示，陈毅这个人很顽固，对自己的错误基本上不承认，更使人气愤的是他发言名为自我批评，实为教训人。明天就要选举了，他选上了中央委员，又会尾巴翘起来的，这点事就不要干扰总理了。」他回会议室继续开会。 不久，周总理来到会议楼休息室，我向他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总理对我说：「我们不要指责他们，只设法把陈总送回去休息就是了。事情很复杂，一句话说得不好，都可能出事的。」 周总理同我说了几句之后，就把王洪文、陈老总都叫来了。周总理当着王、陈的面若无其事地对我说：「邱副总长呀，我肚子饿了，想吃东西，还有他们两个（指陈、王）也一起吃一点，搞点东西吃。」 陈老总一只手捂着肚子，向总理说：「我不必吃什么东西了，我这就回医院，好吗？」总理只是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把陈老总送上电梯去了。 陈老总走后，王洪文要向总理说明为什么这样开会，总理都用别的话堵住了他的嘴，没让他说下去。王洪文不理解总理的意思，还要嘟嘟哝哝地讲。我就直截了当地向王洪文说：「你不要说了，总理是到这里想吃点东西，并休息片刻，总理的脑子早就装满了，你再说也没有地方放了。」我说了之后，三人一起笑了起来。此时，夜餐送来了，王洪文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江青要当接班人 大会将要进入选举之前，江青向林彪进行了一场「艺术性」很高的战斗。一天，大会秘书处通知，江青要在京西宾馆举行一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选，姚文元早巳布置好了：每个大组派五个人参加。姚文元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因为军委办事组承担了会务工作，我断断续续地进入会场听到了一些讲话和发言。 座谈会开始时，姚文元首先讲了话。他说：「今天江青同志召集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江青同志时刻都关心革命造反派的进步和成长。现在请敬爱的江青同志讲话。」这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会场上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在掌声中，江青开始谈话了。 江青说： 我是一个不宣传自己的人，我也不同意别人宣传我。大家很清楚，对我的宣传就使人把我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所以就不能随便说。今天在座的都是我的战友，我有责任向你们筒略地讲一下我的历史，除此之外，我今天准备向战友们讲三个问题（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三）要有一个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的问题。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全会把刘邓的问题端出来了，刘、邓是不可能再担任当时的职务了。林副主席接班，毛主席是有个考虑过程的。一天，毛主席对我说，谁来接替刘少奇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我一时不敢回话。在毛主席再三问起之后，我才敢大胆回答毛主席的问题。我向毛主席说：范围不超出现在的中央常委，但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历史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人；二是一贯同毛主席亲密合作的人；三是要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的人。我说了之后，毛主席笑着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人了。我有意让主席散散心，即说：「那好，现在我们把考虑的人各自写在条子上面。」我们都各写了一张条子，互相看了条子之后都笑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我当年同毛主席一起提出来的。 关于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在十二中全会上，担任主要讲话的人（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对文艺复兴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对这样的问题，我是顾全大局，维护中央领导同志的崇高威信的。我不想出来公开反驳那些不正确的观点，只是想经过一定的工作，使讲话的人懂的错在什么地方，并自己出来纠正，我的态度是善意的。这里，我还要指出的是，我的讲话引起了军委办事组对我不公正的看法，对他们我同样是不做公开申明的。对这个问题，我把所采取的态度向毛主席报告了，主席对我是很赞扬的。 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我们的大会很快就要进行选举了。我的愿望是能选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这就是说，这个司令部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是在毛主席指挥下，能够进行战斗的司令部，这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大问题。 什么人可以到道样的司令部里呢？我看最关健的就是对文化革命的贡献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开创了这条路，就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把对文化大革命有功的人都要选到中央委员会去，选到中央政治局和党的核心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去。我们的江山是革命造反派从修正主义的手里夺回来的，保卫我们的江山就历史地落到革命造反派身上了。 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止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在文化革命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 江青讲话之后，姚文元接着讲了话。他直接了当地提出，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他说，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的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 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记录留下来，再没有转手。但记录以后怎样处理的就不知道了。后来在简报上看到「江青同志召开部分代表座谈会，对到会代表鼓舞很大」。 * * * 1 原文为「稿上子观点」。 2 原文此处多一引号。 第三十一章 九大纵观（二） 军委办事组退选举名额 在九大期间，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对选举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文革要控制选举，军委办事组则坚决反对。 毛主席对选举问题的指示，前前后后所说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历史的必然问题。 毛主席说：我看凡是正式党员都可以当选。当然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是优秀的，但没有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也有很多优秀的同志。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肯定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也是一个历史必然的问题。 第二，老中青相结合的问题。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一定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各级领导班子也要实行这个原则。老中青三种人，在中央委员中大体上要各占三分之一，老的不能不要，像我们这些人就算老的了。中年的在党员中占主要成份，青年人是在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对这些人好好培养出来就是未来的希望。对青年的培养主要是在基层。那些人要是离开了基层，也就可能成废物了。 上次我们在各组召集座谈会上，谈到的那几个人还是要考虑的。比如朱德、陈毅，他们两人是不分上下的，南昌失败后，从广东到井冈山，能够把剩下的人带上山，只有朱德是不够的，陈毅出了很大的力量。在历史上，朱、陈是分不开的。现在我们要朱德，也就不能不要陈毅了。 第三，选举自由的问题。 没有自由权就不叫选举，而是奉命行事。我们不能搞那一套。拉选票，这是古来有之。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靠金钱。我们共产党不搞这套，也搞不起呀！谁能用钱买选票？我主张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要多讨论几次，让代表有充分的发言机会。但我们的民主，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 毛主席对选举问题，从原则到具体都说得清清楚楚的。本来是照着执行就是了，但江青一伙还是另搞了一套的。在下列问题上，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江青一伙的所谓选举方针。江青在中央碰头会上，以「学习」毛主席对选举问题的指示为名，对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肆意的歪曲。江青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就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革命造反派当权是根本问题。没有革命造反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成功，也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指示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肯定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地位。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因此，在九大的选举的问题上，如何对待革命造反派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就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江青他们看到候选名单上还是老同志占优势，大为不满。她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是朝气蓬勃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把基础打好了。 对这个问题还是康生比他们高明，康说，中央委员会应当有许多老同志参加，要是没有那些人就不是中央委员会，关键是权力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争中央委员的名额是只图虚名。康生这一席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江青一伙最后还提出了别人说不出口的问题。江青说，在选举中保证中央文革成员有足够的票数，所以做好预选工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威望问题。我提议中央碰头会议应召集主席团开大会，说清楚这个问题。 周总理「啊」了一声说：「中央碰头会议还能召集主席团开会？」但总理马上又缓和下来说：「我们应当开一个主席团大会，专门说下有关选举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代表中央办事的就是「中央文革」，代表中央军委办事的就是「军委办事组」。这两个「小组」的意见常常是对立的，当时，还没有另外的任何中央一级机构可以与中央文革对立。国务院的业务组，名符其实，只管「业务」。从一九六八年三月杨成武下台之后，黄永胜上台，军委办事组同中央文革就「貌合神离」了。对九大选举问题，军委办事组对江青一伙提出的谬论，都进行了抵制与斗争，我们对待中央文革的办法是很多的。其方法有的是直来直去，有的就照我们「自己的办法」行事。在代表的总数中，军队代表占三分之一以上，如加上各省市的军管干部，数字就更大了。军委办事组提出的选举条件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老中青三结合，坚决反对把造反派作为选举条件的观点，对大会震动很大，对整个选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坚决主张多一些老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老党员不仅过去有功，也是我们今天的需要。中央委员会没有部分老同志参加，就不能反映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对老同志有些不公正的看法，必须澄清。老同志中，对造反派搞打砸抢，揪斗老干部是反对的，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也是反对的，但这决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反对毛主席。 军队安排中央委员的原则是三条，一是现任职务。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各兵种的军政首长，都是考虑的「当然」委员；二是资历。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的副职和军事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在被考虑之列；三是才能。除上面所指的正副职干部之外，有些比较有才能，有发展前途的干部也是被考虑的。为了慎重起见，军委办事组召集各大军区，海军、空军，各总部的有关首长，进行了数次会议，除了一致同意上面所提三条原则之外，对所提名单也是逐个通过的。 周总理在各大组的会议上，让军委办事组首先介绍了他们在部队系统推选候选人的做法，各省市负责人也一致同意军委办事组的做法。最后，周总理肯定了军委办事组的做法是正确的。各省市的负责人也提出各省市的候选人由自己提名的要求。这样就打消了江青一伙企图垄断提出候选人的特权。 江青一伙对军委办事组提出的产生候选人的做法很恼火，她问周总理说：「难道对各省市革命造反派优秀人员的名单也由军委办事组提出吗？」周总理直截了当回答说：「这个仍由中央文革提出来。」江青一伙得到了满足，他们也就不说话了。 中央碰头会议，对中央委员的总定额，经过反复考虑定为二百多人不到三百人，对总定额又进行了具体分配。军队的定额不到九十人。但不包括担任各省市第一把手的军队干部。这样实际上就超过了三分之一以上。军队占有这样大比例的中央委员数额是空前未有的，各省市根据大小不同，分为三等（具体数字记不起了）。各省市除了干部之外，都要有工人、农民参加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批准了这个分配原则。 军队中央委员的总额在安排上进行了多次反复研究安排，但按上面所定原则名额用不完。各军区，各军兵种首长也再三表示，完全满足了要求，不能再安排了，他们说：如果再多安排一个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互相攀比，影响一串。经过反复考虑，有的军区只是多安排了一两名，有几个人的名额和四名战斗英雄（陆军两名，空、海军各一名）就是在这种精神之下打破常规安排的，但名额还有多。在军委办事组的会议上，有人提议，把名额退回中央碰头会议，我向黄永胜挤了挤眼睛说：「名额先不退回去，还是我们自己掌握为好，不然冒出来需要安排的人，我们就被动了。」当时如果把名额退回去了，江青他们就会把名额抢走，中央委员会中的造反派就会增多。黄永胜完全领会了我的用意，他说：「不够格的不能往里塞。先把名额按住，等到这个工作结束时，我们再把名额退回去。你（邱）去同总理说一下。」我去同总理悄悄讲时，总理笑了，他说：「好呀。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预选是以各大代表组为单位进行的。西南大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一层东厅举行。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分别参加各大组的预选，周总理，江青参加西南大组的选举。周总理、江青得了全票，西南大组的预选是我主持的，江青得了全票非常高兴，选举结束时，再三向我说：「今天的预选工作组织得很好，你的组织工作能力很强。」 西南大组的预选前后只有一个半小时，江青在这段时间内，演了三出小「戏」。一是进场时同全体代表每人握手、问好；二是选举开始前发表了简单的讲话；她说，我很忙，没有时间来看望大家。今天利用这个预选的机会，我代表中央文革向大家问好；三是选举结束时又去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她说，从今天的预选结果来看，我们代表的思想觉悟是很高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大家一致把中央文革成员选到中央委员会的深厚阶级感情，我是很感动的。 温玉成在中南大组，得到略超过半数的「保证票」。他在选举后连家都没有回，跑到京西宾馆向黄永胜告状。他说：「今天在中南组预选，李作鹏压了我八十票！」黄永胜若无其事地说：「他顶多能压你一票，为什么能压你八十张？」温又说：「我要求把我的名字，从预选名单上删去！」黄又说：「删去不好，你不能意气用事，江青同志不会同意的。她对你是非常欣赏的。」 温又说：「啊！是这样一回事呀！她越欣赏，我的票越少。」 黄开怀大笑说：「辩证法，辩证法。」 大会选举 主席在九大的时候，将党内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得很重，已经离开政治舞台的且不说，就是参加会议的朱德、陈毅等老同志，主席也是口没遮拦，年轻人（多数是造反派）听了很新鲜、很激愤。我们这些人，尤其部队的同志听了，往往不知所措。但是，主席又强调要把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根据毛主席既要保证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徐向前、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这些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批归批，选归选，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总理分头找人谈话，也贯彻这个精神，告诉各大组的负责人，工作一定要过细，哪些人投同意票，哪些人投不同意的票，都要落实到「人头」，预选时这十位老同志都过了关。但是总理还是不放心，二十四日下午正式选举，上午总理专门召集了主席团扩大会议，特地讲老同志要当选的问题。总理说：老同志有错误，不论是文革中的还是历史上的，都应批判，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教导也要把握好，特别是这次大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首先要在党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些老同志，可能对自己的错误有个认识过程，我们就一批、二保、三看、四帮吧。 散会后，总理把我们几个留下，心事还是很重，自己轻轻拍着脑门，沉思很久才说：「下午就要正式选举了，有把握吧（指老同志当选）？」我们说预选通过了呀。总理说：「不见得稳固！青年人不懂得党的历史，不懂得大局观念，吹一股小风就垮了。你们都是老同志，军队的同志原则性强，办事组的同志威信高，你们马上给部队和你们熟悉的老同志再打打招呼，要投那几个人的票，不然时间来就来不及了。」 吃午饭时，黄、吴、李和我不仅给总参、总后、海军、空军、广州军区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我们也给自己的老战友打了招呼。黄永胜专门叫了袁升平，谈完以后，袁升平开玩笑说：「哦，原来不是给自己拉选票呀。」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选举。 全场设有五个票箱，台上一个，台下四个，投票开始了，毛主席第一个在台上的票箱投票，按照排列，第二个，第三个应当是林总，周总理。但江青在投票的时候，又借机出一个小小风头，江青看到毛主席起身投票时，她也站起来了，江青待林总走到自己跟前时，她迈出一步就跟在林总后面了。周总理完全知道江青的习性，还是让她在林副主席的后面投票了。 投票结束之后，大会休息了约二十分钟。接着在大会工作人员监督下宣布选举结果：一、大会主席团提出的候选名单，全部超过半数以上的票数都当选了；二、毛主席以全票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三、按照以姓氏笔划的顺序，每人得票多少都公布了。 毛泽东以全票当选。林总少两票，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少一票。前面提到的十位老同志全部当选了。从文革开始，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再到九大，主席把这些人的脸皮扫尽了。主席认为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他们会感谢主席的，其实正相反，彼此结下很大的怨恨，主席去世以后，邓小平等人否定毛主席的时候，这些人谁也没有站出来为主席说话。 公布选举结果的时候，江青一直在比较注意听，当宣布到她自己的票数时，她停了一小会即退席了，以后再也没有出场，因为中央文革的人得票情况并不佳。江青可能少了八票，张春桥，姚文元各少十余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江青知道后大为震怒，说谁在她的名字上打叉谁是现行反革命。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得票的情况比他们好，温玉成可能是少了几十票。 选举结果宣布完之后，林总站起来宣布，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在文化大革命中期举行的这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国际歌声中闭幕了。 九大闭幕时给我留下三点难忘的记忆。 一，上海帮的愤怒。散会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温玉成等人都是低着头跟着向外走，他们不像往常那样，昂首到处张望。在九大选举时，江青一伙全部当选为中央委员了，但没有一个得全票的，特别是江青没有得到全票，他们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二，高级干部的议论。九大期间，主席团成员进出大会会场，都由人大会堂东门出入。大会闭幕后，我同萧劲光、粟裕等一起缓步向东门走去，我们几个人，边走边闲谈起来。我说：选举的中心问题是当选与落选的问题，多几票少几票毫无意思。粟裕说：对一般人毫无意思的，对特殊人意思就大了。 三，代表的热情。九大的代表，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饱满的热情。会场总是表现的热气腾腾的景象，对毛主席，几乎每个举动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散会时，不少代表走到会场的主席台前面，要仔细看看毛主席的容颜。毛主席也站起来，数次向大家致意才离开。 在大会闭幕的当天晚上，中央碰头会议照常进行。四月二十五日凌晨黄、吴回到京西宾馆。黄永胜把中央碰头会议的详细情况都向我们说了，他说，对选举问题的最后解决就要看毛主席的态度，我们同他们（指江青一伙）又多结了一个疙瘩。但一反常态的是，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张春桥，帮凶是谢富治，江青反而情绪和悦，基本没有说话。 张春桥说：「选举中，有人捣鬼。要彻底查个水落石出！不选江青的人，决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这不是少选票的问题，而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 温玉成在张春桥提出问题之后，唱了很高的高调。他说：「不投江青同志的票的人，数量虽然不多，但看出了严重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是新的修正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从大会的选举可以看出，同修正主义斗争是长期的斗争！」 姚文元说：「同意彻底查清选举中的问题，在中央碰头会议也可以来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 周总理向坐在他旁边的江青说了一句话：「你说几句吗？」 江青：「我是受害者，不说话！」 康生接着说了话，他说：「要查选举中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毛主席指示，选举自由。另外，我们实行的是无记名投票，无法调查，这个问题，要向毛主席报告，经主席批准的才能查。这里还要顺便说一个句，什么新修正主义？这是美国共产党加在我们头上的，我们不要去搭理，更不要引用。」 陈伯达：「康老说得好，我们不懂的问题不要自以为是地信口开河。」温玉成本来是要唱高调来效忠江青的，江青又不说话这就够他难受的，又遭到陈、康两位理论家的批评，心里就更难受了。 周总理：「我完全同意康老的意见。不要斤斤计较票数的多少。此事，由汪东兴先报告毛主席。在必要时，我还会向毛主席汇报。」 江青一伙对选举问题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使黄永胜略有不安，他对着李和我说：「可能惹祸了，你们看出来了没有？」 吴法宪补上一句说：「本来就不应当去搞那些事。」 李作鹏一下生气了，用一种很粗鲁的语言说：「在暗角里说话，嘴巴邦邦硬，现在又屁股稀松松！」 我也说：「别人少了选票。我们担忧干什么？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的话是有意给黄永胜壮胆。 黄永胜说：「不要埋怨人，也不要讽刺人。好汉做事好汉当！」 江青一伙提出要査选票的事，周总理还是向毛主席汇报了，并得到了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查选举中的问题，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人违犯党章的大合唱。」这样，事情算是最后了结了。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因工作的机会同周总理见面，总理对我说：「你回去同黄、吴说一下，选举中的问题，主席有指示，已经解决了，不要有什么担心。原则问题你们要坚持，在些小的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辫子，要吃大亏的。军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的，这次关于的选举问题就有人同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但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我将总理上面说的情况，同黄、吴说了，并建议他们两人在顺便的时候，向总理说一下在选举中的问题，他们同意我的建议。 江青这个人也不是处处胡闹，对选举问题，她不仅不表态，还在知道了毛主席的态度之后，反转来对张春桥，姚文元不指名地进行了批评。她在二十五日晚上的中央碰头会议说：「在选举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有人过于重视了，这有什么必要。至于有的人提出，不投我的票是大代表所为，这事是毫无根据的。」 张春桥指的不投江青的票是大代表所为，就是指的军委办事组。江青对选举问题似乎是「公道」的。这是为什么？原来是康生早就同她说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康的意思是：一中全会的选举才是大问题。江青对康生，基本上能做到「言听计从」，对大会选举问题，虽然痛恨在心，但也忍耐下去了。 三人小组 四月二十五日晚，军委办事组正在开会，汪东兴来电话通知：主席要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主席召集周、康、黄开会，并不新奇，但九大刚闭幕，一中全会还没有开，新的政治局尚未产生，这样的会就不是一般的会了。黄去开会之前，黄、吴、李和我在一起议论了一会，我们各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我们正在谈得热闹的时候，叶群来了。她一进门就笑笑地对着黄永胜说：「你要去参加组阁了。」她又说：「今天你们要开的会，十一楼根本不知道。怕她干扰组阁工作。今天的会议主要谈准备一中全会的问题。可能把政治局的名单初步定下来。」 叶群接着说：「林总说，这届政治局的组成，比以前都困难。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 黄永胜刚要出门，林办来电话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要到京西宾馆去。」叶群为了回避江青，她从后门走了，黄说：「我也走。」 江青来了之后，一看黄、叶都不在，就有点心不在焉了，除了问黄永胜、叶群的去向之外，就谈了几句，她说：「现在大家都是中央委员，这是革命的成果。一中全会就要开了，要产生中央政治局，也就是要产生一个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组织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原则问题，毛主席已同我商量过，具体情况，现在就不谈了。」 黄永胜开会回来，详细给我们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林、康、周、黄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了话，他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了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提名单的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 林总说：「对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毛主席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五人独裁吧！」 周恩来说：「一中全会，大约在什么时候举行？」 毛主席说：「这个月底之前吧。『五一』好上台。」 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 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二十五至三十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的三人小组，这样就算是正式成立了。这个小组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执行一中全会的筹备工作。 黄永胜坚决不当常委 三人小组接受毛主席的委托后，立即开始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同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一中全会之后，我同黄有过一次闲谈： 邱：「周、康、黄三人受命组阁也即是党政军联合办公吧？」 黄：「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是参与毛主席决定的问题。四月二十四日大会闭幕后，毛主席决定：由周、康、黄组成三人小组，先拉出一个政治局委员、常委的名单。」 邱：「你这个军委办事组长参加了，为什么中央文革没有人参加呢？」 黄：「康生事实上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邱：「你参加了『组阁』工作后，我们曾经议论过，你将是中央常委之一。」 黄：「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曾经定了七个人的名单：毛、林、周、陈、康、黄，还有江青或张春桥等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点生气，忙问：「为什么呀？」 黄爽快地说：「那么多老资格，人家会戳你后背。另外，我当了江青也会闹着当，因此，我不当也不能让江青当。」 黄说，政治局委员名单的产生是有个过程的，每走一步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步，号称工作名单。这个名单不怕大，对需要考虑的人力求一个不落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当然的啦，其他人，一是上届中央政治局没有倒台的老人：陈伯达、康生、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徐向前、聂荣臻、李雪峰等人。二是中央文革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三人。三是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温玉成等六人。四是各大军区和军种，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可以考虑的人：萧劲光、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等。 第一次上报时就没有温玉成，总理和康生对他印象都不好，我没有吭声。康生提了王效禹，总理和我也没有吭声。我提了汪东兴，总理和康生也没有吭声。这个上报的名单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等二十三人。这是一个比较主动的名单，这个名单同毛主席提出的定额二十五至三十人相比较，还有比较大的变动余地。 黄还说：我开始一点不摸底，我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我的话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我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就看到了上报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后来主席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总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划了一个大叉，但林总没有加上江青，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总理指删去的名字是江青、叶群。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 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 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 林总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主要是谈论江青、叶群两人的问题。 周总理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主席：「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总家里去了。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 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 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 林总：「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九届中央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定下来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等二十五人。 主席说：「今天下午谈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二是政治局常委名单。」主席接着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个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 接着，毛主席、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五人，在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上签了字。 毛主席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林总、周总理带头，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则。 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后也说：「我也同意！」临走时，主席对黄永胜没头没脑说了一句：「你也能统管三军。」 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半，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由京西宾馆一起出发去出席一中全会。临起身之前，黄永胜笑着说了两句话：「等一会就真相大白了，榜上有名的人，可以自己选自己。」在选举之前，我同李作鹏也都没有想到自己也是政治局委员候选人。 九届一中全会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的，会议议程就是选举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只有主席和林总二人，总理当时按照笔划排列坐在下面，这时主席叫总理上台时，大家才发现这个问题，大家对总理热烈鼓掌，肃然起敬，总理这才走上台去。主席说，九届一中全会就是选举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可以选自己。 不一会，就发选票了，我这时才看到自己名字在候选人之中。选举很快就结束了，总理宣布选举结果：我们主席，当党中央主席；林副主席当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主席、林总、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一共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四名候补委员。所有候选人全部当选。这次选举江青少好几票，张春桥、姚文元各少十多张票。由于自己可以选自己，得全票的不少。江青没有想到自己会少几张票，心里很不舒服，但没有发火也没有退席，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块木头那样连动也不动一下。 选举结束后，就在主席台前召开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陈伯达、康生也坐到台上去了。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坐台下前排。江青迈着慢悠悠的步子，是最后一个到达台前的。 主席说：「下面是什么议程呀？军委怎么组成？」 总理说：「下面是政治局第一次开会，我们对军委的组成有个建议名单，四十九人。军委主席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副主席，根据毛主席建议原来五位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还任新军委副主席，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由十人组成，办事组增加李天佑、李德生、刘贤权。」 总理刚说完，林总就说：「赞成。」 此时，黄永胜就抓紧时间发放军委办事组准备的关于中央军委委员名单，军委主席、副主席名单，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政治局会议以鼓掌形式通过了上述名单。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人事任命名单，固然在全党提高军委办事组的威信有重要作用，最主要的是向中央文革宣布：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下的独立机构，根本不受中央文革的管辖。在九大之前，中央文革是否存在，没有正式议论过，江青一伙是力争中央文革继续存在。一中全会之后，中央虽未明文取消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则从未向他们作过任何请示报告，都在政治局日常办公会议上解决，军队本身的工作，按军委系统呈办。 议事日程完后，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又进来开会。主席说：「我没有话讲了。叫别人讲嘛。董老，你讲几句，老资格嘛。」 董老招招手表示不讲。 主席接着说：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主席说：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抢、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人家打来，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主席又说：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褢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 主席最后说：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一中全会散会的时候，会场上的情绪总的来说，是相当热烈的！会场起立，久经不息地鼓掌，毛主席向左向右数次招手。 主席究竟对九大满意不满意？对林彪接班满意不满意？从九大当时的情况来看，主席好像是满意的，但从九大以后主席的一系列做法来看，主席是不满意的，他可能还是信了苏修「军事官僚专政」的说法，认为军队上了台，掌了权。主席通过文革打倒了刘少奇，搞掉了刘邓的司令部「彭罗陆杨」，及在各地的「代理人」，刘少奇的权力夺回来了，怎么又送给了林彪？！其实权力还是百分之百地在主席手上，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第一把手，都由军队干部出任，这是毛主席自己的决定，这是「三支两军」的自然结果，这是主席打倒刘少奇在各地的「代理人」必然结果。而且，虽然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第一把手都由军队干部出任，但他们并不听命于军队，从不向林彪和办事组请示工作，而是听毛主席、总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的。但九大以后江青并没有得到多大实际权力也是事实，这和毛主席的初衷相不相符也难说。现在看来，九大以后，对主席是一个机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立即「克己复礼」，落实党的政策，认真甄别干部，大搞经济建设。但是主席并没有这样做，不知是主席没闹够，还是江青没闹够，他们又开始闹林彪，闹军队了。 九大以后，碰头会没有了，中央文革没有了，政治局在总理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张春桥一个时期回上海工作了，江青没有具体分配重要工作，中央的日常工作是顺利的。但好景不长，张春桥回来了，又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对政治局的通盘工作影响很大。这时主席开始挖苦林彪（四个伟大讨嫌啦，缔造不能指挥啦，三个副词啦，等等）——然后是国家主席问题——然后是九届二中全会问题——然后是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然后是华北会议——然后是中央工作会议（批陈整风汇报会）给黄、吴、李、邱下结论，戴上紧箍咒——然后是南巡，点了林的名，准备在九届三中全会拿下林彪——然后是「九一三」。「九一三」以后，主席又轻信邓小平的「永不翻案」，重用邓小平，继而批判投降派（实为批总理），等等。主席去世后，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继而毛泽东思想没了，共产党没了，社会主义没了。主席一生干的两件大事，只剩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一件事了。 江青进入政治局的影响 江青从九大选举到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心里都很不痛快。整天吊着一张脸，好像别人挖了她的祖坟一样。为什么？主要有三件伤心事。一是没有委托她参加中央的「组阁」工作；二是没有当上政治局常委；三是没有在一中全会明确宣布中央文革的存在。 四月三十日晚上，江青通知中央碰头会议照常开，新选的政治局委员也通知参加，我们是列席碰头会的「常客」，也如往常一样，规规矩矩都去开会了。黄永胜原来就是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但黄永胜不想去，又不请假，黄永胜说：「现在还开这样的会，算什么？」我们劝他说，这样不好，容易引起毫无意思的纠纷，小媳妇的地位快结束了，多当几天没关系。黄永胜这个人，是容易听人劝说的，他还是开会去了。 今天的碰头会议，比以前略有不同。江青到会最早，并且是坐在总理常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会议。她说：「今天的会是我让召开的。我要向大家说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有人在搞阴谋，一切事情都不告诉我，连电话也不打一个，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在坐的人都知道，她指的「搞阴谋」，就是周、康、黄筹备一中全会的问题。对她的话，没有人理睬。 江青看到没人理睬，她接着又说：「你们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子里，有种的，我们就来较量一下吧！」江青放了上面两段狂言之后，就走了。江青出去不久，汪东兴就得到报告：「来人了！」这是江青进中南海的代号，汪东兴立即回到主席那去了。 在场的人知道江青不回来，情绪就变了。喝水，抽烟，说话的都有。周总理完全知道碰头会已经毫无意义了，他略为考虑了一下，就对着陈伯达、康生说：「散了吧？」他们两个点头同意，大家起来陆续都走了。周总理还没有吃晚饭，就同黄永胜先后到京西宾馆来了。 周总理对着黄永胜说：「永胜呀！今天晚上发生的事，还仅仅是开始，后面的文章还不知有多少！」总理在同黄说话时，吴、李和我想走，总理打个手势：「不要走，一起谈谈，」我们就坐着听了。 黄永胜说：「怕倒没有什么可怕的，就是缠着总理不好办事。我的意见，要报告主席宣布取消中央碰头会议，改变中央的工作方法。」 五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人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林总的指示说：「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毛主席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先念、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这样，九大政治局集体领导就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 在九大，林总同江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林总胜利了，江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种胜利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正是因为这样，九大后的斗争就更为激烈了，进入了白热化的斗争。 党的九次代表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召开的，政治局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特点是必然的。但人们对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是有议论的。对其余的人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对其余的人的意见，都容易说得清楚，唯有江青、叶群两人进入政治局影响很大。人们也知道，叶群是江青的陪衬，论影响，也就是江青进入政治局影响大。 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对党的团结不利，也是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尤其对老同志来说，主席的威望相当有损。 那么，江青进入政治局应当作何解释比较合符历史情况？虽然在组成政治局的过程中，负责组织工作的三人小组，自始自终都是建议江青进入政治局的，但这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毛主席，不管毛主席愿意不愿意，没有毛主席的点头，江青是绝对进不了政治局的。但是有人认为，毛主席是因为个人因素把江青塞进政治局，这也不对。毛主席不会这样做，我认为他点头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还是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也有主席对今后政治格局的考虑。至于叶群进入政治局，无须多说，她是江青进入政治局的「陪衬」。江青不进入政治局，叶群连边也沾不上。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谋私利。但九次大会的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老婆都同时进入政治局就是大问题了。当然，这个责任在主席，总理也很迁就主席，林彪是没有什么责任的。 对江青进入政治局，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说好话，当然也没有听到说坏话的。对军委办事组的赞誉倒是不少的。九届一中全会闭会后，我同王树声、粟裕、萧劲光等好几个人同时从人大会堂河北厅向北门走去。他们热情洋溢地向我说：「军委办事组几个有才干又年轻的人都进入了政治局是大好事，很好。」他们的话，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是承认，同时对我们也寄予更大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伤害了广大干部，高级干部除少数之外，几乎没有不受冲击、不受伤害的。但大多数受伤害的老干部仍顾全大局，对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偏激和过火斗争的错误采取原谅的态度，对毛主席还是诚心拥护的，这是我们党团结的象征。但是把一些应当进入政治局的人排斥在外，如陈毅、李富春、陈云、聂帅、徐帅等，反而把自己的老婆塞进政治局，这是不能不使人反感的大事。「老革命吐故了，老婆纳新了」。这与七大相比有些相形见绌了。七大时连王明这样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失的人，是与毛泽东极其对立的人，毛主席还极力做工作，甚至用补选的方法，把王明和王家祥选入中央委员会，如果九大能把陈老总等人当成「右」的代表选入政治局也是好的呀。还有富春同志，他一直是拥护毛主席的。他是八大的政治局委员，文革开始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把富春同志「划掉」，也是遗憾。没有把富春同志和陈云等人选入政治局，说明毛主席对九大以后，大力抓经济建设是认识不够的。当然，林彪、陈伯达起草的关于九大以后应大力抓经济建设的政治报告被毛主席否定，也就不足为怪了。 进入政治局的人，大多数都得到全党的拥护。这里说几句心里话，我对自己进入政治局有两比：与不如我的人或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我心安理得；与应当进入政治局而没有进入的人相比，我心中惭愧。一中全会之后，我有机会同周总理谈到自己进入政治局的感想，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当政治局委员对加强中央领导不会有什么作用。」周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历史的必然。」总理没有作任何解释，也不让我说下去，我也就不好继续说下去了。 九大过后不久，林总思想还是有些压抑，有一次他对我们说（当着叶群的面）：「叶群当个中央委员就足矣，足矣了。她在军委办事组也只是我的一个联络员。你（指着叶群）在外面要谨慎。」林彪讲完，我们都没说话，叶群也没有说话。在军委办事组的实际工作中，虽然叶群的排名在李作鹏和我之前，但叶群很少参加办事组的会，九大以后几乎没参加过。对叶群的安排，还是主席的决定，总理的用心罢了。 从九大的结果来看，毛主席革刘少奇的命成功了，权力却给了解放军（林彪）很大一块，无形成为了「军政府」，这是毛主席是始料不及的。外电也是这样评价和攻击的，毛主席嘴上在调侃，其实主席心有疑虑。 以后的事是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形成「军政府」的结果，是毛主席倚靠解放军搞文革，「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结果，另外解放军在全国搞三支两军，并三结合到地方的领导班子中去了，不少军队干部九大时是以地方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身份当选中央委员，这个结果是水到渠成的，并不是军队要如何如何，三支两军工作，在主席和总理手上，在碰头会，林彪根本没具体管过。九大以前主席几次讲过要取消中央文革，同时要保留和加强军委办事组并代替军委常委的工作，况且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九大是写进党章的，形成这种局面，毛主席应该是高兴的。主席的不高兴，说明他内心并没有想把班交给林彪。九大以后本应「消停、消停」，但人们的思想反而越搞越混乱，「设国家主席」就是典型一例。尤其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现林彪实际上并不支持文革，大部分中央委员实际上并不支持文革，真正支持文革的只有江青一伙和造反派。这样林彪的麻烦就来了，党和国家的麻烦和也来了。 附：《加强后勤工作的战斗化》 ——邱会作同志在参加全军战备会议的各军区、军种后勤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 今天随便和大家谈一点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多了，我们一直没有开后勤部长会，还是一九六五年开过会，直到现在。同志们对于今后怎么办？也提出了意见，已经发给大家看了。海军、空军提的一些问题，有的还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我们以后再研究。关于战备方面的一些大问题，昨天黄总长已经说过了。我今天主要讲讲加强后勤工作战斗化的问题。 当前，我们全军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我们后勤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加强后勤工作的战斗化。 为什么要这样提呢？这是根据我们后勤工作战时担负的任务提出来的。我们后勤工作在战时担负的任务，首先是保障任务，就是要保障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有直接的战斗任务。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打起来就不分前方后方，也可能先从前方打起来，也可能先从后方打起来，还可能前方后方一起打起来。我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首先要考虑是先从后方打起来。因为敌人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很可能首先袭击后方的城市、交通枢纽。这样，我们后勤战线就要担负直接的战斗任务了。但我们担负直接的战斗任务还是为了实现保障任务，对于我们来说，担负保障任务还是主要的。我们考虑问题要把这个主次关系搞清楚。这就是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保障任务，同时也有直接的战斗任务；直接的战斗任务还是为了实现保障任务。简单地说，我们的战斗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保障任务，另一方面是直接的战斗任务。为了完成我们的战斗任务，就必须加强后勤工作的战斗化。 在现代战争中，后勤的保障任务是很繁重、很复杂的，工作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三方面：一个就是保护部队的有生力量，保证我们的部队能够战斗，不至于非战斗减员太大。过去在朝鲜战埸上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吗，华东有的部队一上去，还没有打仗就减员一大批，大大减弱了战斗力。保护有生力量，不仅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问题，也还有其它方面的工作。第二方面的任务就是保障部队供应。在战时，不管是前方后方，特别是前方，要保障部队的吃、穿、用、打。第三方面的任务就是保障部队「开得动，打得准」。我想，我们战时的保障任务虽然是很繁重的，是很复杂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无非就是这三方面的问题。 从我们后勤的直接战斗任务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反空降、防空袭。现代战争，打击对方的后方是进行战争的主要手段之一。美国对越南就是这样，它打越南的运输线、仓库、机埸，等等。所以，一旦打起来，我们后勤战线必然要直接担负战斗任务。 根据我们的战斗任务，遵照林副主席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捡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来看我们的工作，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我们大家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沈阳部队更先造、做得更好，但是从战备的要求来说，我们的工作还差得很远。我看这里面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工作要从平时状态转到战时状态需要有一个转变过程。全国解放二十年了，道二十年中，有个抗美援朝战争，有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还有一个东南沿海的紧急战备。抗美援朝战争是全国性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局部的，东南沿海备战虽然华北的部队、沈阳的部队都动了，但也还是局部的。所以解放二十年来，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现在要把全部工作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适应打仗的需要，这就有一个转变过程。如果我们抓得紧，这个转变的时间就会短一点，如果抓得不紧，转变的时间就会拖长。你们的座谈我没有参加，我从材料上看到，现在有的地方感到束手无策，个别地区的同志还有点愁眉不展。这说明什么问题呢？遣说明要从平时转入战时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昨天黄总长讲的八个问题，基本精神就是一切工作都要转入战时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切不可把它看轻了。第二个原因，我们后勤战线在全国解放以后，从苏联搬来不少资产阶级教条，中毒比较深，后来虽然改了不少，但是余毒未尽。本来我军后勤工作是有自己的光荣传统的，可是有些同志学了苏联的那一套以后，把我们自己的那一套好的东西丢得差不多了，而且现在习以为常了，你要把它改过来阻力很大。因为习惯了，对那些不好的东西看不清楚了，习惯成自然嘛！我们一定要看到道个问题。有许多的事情办起来有阻力，大家的看法不那么一致，道里面有思想问题，也有习惯势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求按照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组织供应的办法去办，现在就有点阻力。对于道件事，我们在一九六三年春福州岛屿战备会议时就提出来了。再就是支持越南的组织供应的形式，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实践来总结一些经验。因为我们的经验总结得还不够好，所以大家对遣个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支持越南的办法就是过去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组织供应的办法。支持越南是两条供应线，也是两条运输线，一条是从广西进去的，一条是从云南进去的。我们在越南的部队最多时到过××万到××万人，主要担负工程任务、防空任务。这虽然和打仗不完全一样，但组织供应的形式打仗时是可以探用的。这两条运输线的后勤人员，充其量估出国部队的百分之十。我希望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后勤部很好总结一下支持越南的经验，要搞一个比较完整的材料。我们应当承认，支持越南同将来的战争情况不会一样，因为支持越南还是在和平环境，还不是直接的在战埸上，但组织供应的办法将来还是可以用的。我们现在考虑将来战时供应的办法，组织供应的形式，大体上就是采取支持越南的办法和形式。第三个原因，我们有不少的干部缺乏战争经验，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生活，对战争还没有感性认识，缺乏经验。这就要靠总结我们的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解放战争几大战役后勤保障的经验，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东南沿海紧急战备、支持越南道些方面后勤保障的经验，都值得好好总结。用这些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很实际，容易启发大家把问题考虑得比较周到些。总之，我们当前战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一个是从平时状态转到战时状态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是没有用我军后勤的传统做法，来组织我们的工作。再一个就是干部缺乏战争经验。是不是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供同志们参考。 应该说，经过几年的建设，后勤战备工作现在也有一定基础了。一九六〇年广州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我们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开始考虑战备问题，特别是沿海的几个军区，过去抓的是比较紧的。华北方面，过去主要是对海了，面向东了；面向北的问题没有考虑，大家都没有考虑。东北过去是对朝鲜了，也是面对海洋的，对西面的问题，大家同样没有考虑到。兰州、新疆，过去都是大后方，现在变成了前线。这当然是情况的变化了。 下面我就讲一讲，怎样从平时状态转变到战时状态，也就是怎样加强后勤工作的战斗化，使后勤工作适应战争的需要的问题。 （一）首先一个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用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思想来考虑我们的一切问题。 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是全国、全军的中心任务，当然，也是我们后勤战线的任务。我们要把准备打仗的思想贯彻到我们整个工作中去，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政治挂帅。我们全军后勤战线的同志，都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林副主席指示。学习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学活用。要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后勤，把毛泽东思想和后勤工作的实际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导、林副主席指示在我们后勤战线发挥威力。学习理论如果不同自己的实际联系起来，那就学不通，也学不到手，这个道理我想同志们是知道的，都很清楚的。积极分子代表的名额，后勤战线估的人不少，后勤战线的好人好事很多。应该说，全军后勤战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做得不错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就是对后勤工作厌恶的情绪比较少了。过去，提到后勤，有的人总是摇头，不大感兴趣。现在这种情绪是不是大大减少了？在我看来，这几年有很大的转变，很大的变化。现在，后勤工作在部队的地位提高了，就是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好了一点，突出政治，为部队服务，做出的成续大一点的结果。不然为什么过去讨厌你，现在不太讨厌了呢？为什么有好多部队，对后勤的同志很欢迎呢？ 我们后勤工作本来就是为部队服务的。可是，有一个时候，特别是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搬了别人的好多条条框框。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归结到一点，就是不为部队服务，把部队卡的很死，管的很死，没有群众观点。现在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为部队服务，关心部队广大指战员的生活、工作，为他们服务。过去和现在的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这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对不对。 我到总后整十年了，头几年听到的总是后勤和人家对立的比较多，就是同党委对立，同部队对立，党委不欢迎，部队不欢迎，搞的很孤立。为什么呢？原因很复杂，但从思想上考虑，从方向上来考虑，就是为部队服务不够，或者服务得太少。我们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做得好了一点，就受部队欢迎嘛！所以，要转变我们的工作，首先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用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后勤。当前，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后勤，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准备打仗，为战争服务，为部队服务，我们要在这个总的思想指导之下，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林副主席对后勤工作「四个加强」的指示办事。这两个指示，是我们后勤建设的方向，什么时候都不能丢。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有两条具体方针：一条就是「党委当家，全军办后勤」，第二条就是「军民结合，全民办后勤」。抓住道两个指示做为我们的思想武器，用这两条具体方针贯彻这两个指示，就能使我们的后勤工作更好地为部队服务、为战争服务。同志们考虑，道样个说法对不对？ 执行「党委当家，全军办后勤」这个方针，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同党委对立、同群众对立这样一种情况。从我们后勤工作来说，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掌握为部队服务、为战争服务这个方向。从我们为部队服务的具体思想来说，就是过去我们提过的，要勤恳办事，勤俭办事，勤巧办事。 「军民结合，全民办后勤。」这是沈阳的同志创造的。这个方针提的很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人民战争。打人民战争当然有前方的问题，但是从数量上来说，很大一部分是一个支持战争的问题。解放战争中有多少支前委员会啊！我们后勤工作，无论在物质上，运输上，救护伤病员上，技术保障上，都要依靠人民。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考虑的不够清楚，这个观点不鲜明，沈阳的同志提的好。 这是我提的第一点意见：就是在我们后勤工作中，首先要实行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挂帅。 （二）物质准备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准备战争，一个是精神准备，一个是物质准备。精神准备是主要的，物质准备是重要的。从我们后勤工作来说，搞好物质准备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的物质准备就是为了能够保证前线部队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我们的物质准备要建立在国家的经济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国家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国家没有东西，我们自己这一点东西算什么呢？所以我们考虑问题一定要有全局观念，不可以只从局部利益出发。如果我们的战备工作舆整个国家经济建设发生矛盾了，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要为国家经济建设让路。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当然我们搞战备有问题是当前急需解决的。这个问题就要看需要与可能，需要是需要，但是国家不可能，或者满足了你今天的需要，明天他就没有了，那我们是考虑今天的问题，还是考虑明天的问题？当然主要还是考虑明天的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个国家的经济也是为战争服务的。比如，明年的国家计划提出了三个第一：首先是国防生产第一，第二是三线建设第一，第三是工业生产配套第一。这就说明国家对整个国防建设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具体考虑问题的时候，就要从长逮来考虑。这就是我们要有全局观念。昨天晚上我讲国防工业问题时，就讲了一个洛阳机械厂的例子，它是矿山机械厂，要他那个厂子明年生产××门三七高炮，如果这××门高炮一起加进去，那不仅这××门高炮没有了，矿山机械也没有了，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就应当让这××门高炮让路，让矿山机械上去。没有矿山机械，基础工业怎么上来呢？高炮固然要紧，那你多××门、少××门总还是个小事吧，无非是多少的问题嘛。我们应当有全局观念、国家观念。不仅要顾今年，更主要的是要顾明年。有了国家的经济基础，我们的国防力量就加强了，就有保障了。我们考虑问题要有个前提，一句话，我们总不要因为眼前利益而妨碍了国家经济建设，我们要顾大局，有了大局就有了我们的小局。大河里涨水小河里满嘛丨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点，就是在国家物质基础许可的条件下，我们要尽可能多地储备一点东西。这里面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要用最大的努力来建设仓库。当然，这里有投资的问题和材料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很大，一般的可以满足，没有材料可以先打洞嘛。还有一个劳力的问题，主要还是依靠群众，依靠民兵，不要老打部队的主意。现在有好多民兵工程团技术是很高明的，现在国防工业有很大一批是民工建设的。在湖北有一个五一三三工厂，规模相当大，建设速度很快，就是民工建的，今年「七一」开工，明年「七一」就试产，所以同志们不要老打部队主意，主要还是民工。建设仓库主要要考虑防空袭，当然也要防空降。 第三点，就是「藏粮于民、藏富于民。」也就是「军民结合，全民办后勤」的问题。这个问题要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首先是要军民结合，把军用民用结合起来。目前，大多数地方不能光搞军用，离开民用。比如粮食，大部分都送到山沟里去了，你要不用，又怎么运出来呀！所以还是从军民结合这个问题来考虑。当然」三北」地区有些地方首先储备一些物资，无非是粮食吧，弹药吧，盐、蔬菜吧。有重点地区，根据作战方案要坚守的那些地方，重点地储备必要的东西。现在全国总不能把粮食都送到山里去呀，都送到山沟不打仗怎么出来？所以，要从军民结合这样一个思想出发，按照作战方案，有计划地重点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加强全民办后勤的问题。为了实现全民办后勤，特别是按照我们的作战方案预定的一些战场，那些地方是将来部队集结的地方，那些地方是部队要坚持的地方，对这些地方从现在起就要有计划的加强。比如说，派医疗队下乡，就可以下到那些地方去，把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搞起来，帮助地方培养一些医生，培养一些护士。比如说，加强那些地方的加工能力，机械加工，粮食加工。比如说，加强那些地方的农业生产，支持农业。一句话，要依靠群众，首先我们要帮助群众。前些时候，我看了六十四军一个材料，他们在本溪的一个地方搞「军民公路」、「军民大寨」，就是帮助当地群众搞起来的。 （三）加强后勤部队建设的问题 遣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无论在平时，在战时，后勤部队都相当大的。后勤部队都是专业性的，无非是医院、仓库、汽车部队、工程部队、修理部队吧。对这些部队的建设，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要适应战时的需要。就是要用保障战争胜利这样一个观点来建设部队。举个例子来说，医院，现在全军都讲医院少，都要建医院。那么我们建医院的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我考虑应当放在部队。应当适当扩大师的医院，其次就是野战医院。这样才能平战结合，平时自己能够解决问题，战时能跟着部队走。我们再也不要去搞又是野战医院，又是驻军医院，又是中心医院，又是总医院那一套了。现在有好多地方提出来总医院怎么办？我说，到了打仗的时候上前线，这就是办法。医院过去分这个科，那个科，结果又都不行，分什么科呢？过去解放战争期间，一个俘虏来的医生，带上几个文工团员，几个炊事员，这就是个医院，就是个收容所。那个时候可怜得很，一个师、一个军也不过一两个医生。又比如说，修理机构，是建修理工厂，还是建修理分队？修理工厂是要的，像海军、空军要一点，不然解决不了问题。但大量的，还是靠部队的修理机构。那天我听了海军十一支队的发言，那个材料很好，很能够说服人。像海军还是建十一支队那样的修理机构，还是统统都建大船坞，这是个方向问题。至于军械修理厂，汽车修理厂，照我的观点，关了门是最好了。你还建修理厂，打仗的时候，把坦克、汽车拉到后方来修？修好了再去打仗，根本没有这个可能。这都是和平环境下搞起来的。我们应当重点建设修理分队，他能跟着部队走，他自己能修理。我们现在有的修理工厂，主要的任务要成为修理分队的后方，要供应部队零配件。再说我们的仓库，应当成为供应部队的勤务分队，它应当既能收，又能存，又能担任部队的供应。仓库这支部队，在我们后勤量很大，×百个仓库，×万人，应当说是×万供应部队。我们要这样考虑，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 我们建立勤务部队是很需要的，是很大量的。抗美援朝时，入朝部队是×百万，后勤部队就有××万。这样大的后勤部队，就是要担任战斗任务，不然，要后勤部队干什么呢？它应适应战争的需要，这就是个转变。过去我们仓库，好像老和尚看庙一样的，那就不对。其他的部队，工程部队，汽车部队，都有个适应作战需要的问题。 其次，要搞好勤务部队的训练，使之熟练业务。什么都不懂，怎样执行任务呢？昨天黄总长说了，要加强军事训练。他讲的军事训练当然是广义的，包括战术、技术、业务，都要训练。 再一个就是培养干部的：问题。勤务部队的干部要培养，总的方针，黄总长都说了，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开办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各种内容的学习班，I你们自己办；其次，总后还有六个学校，四个医人的，一个医马：的，一个工程技术，就这六个。我们考虑，大部分学校明年下半年招生。招生采取两个办法，一是都招部队的，二是代训，你们送什么样的人就训什么，将来都回去。当然，总得留一点吧，一百个人留一、二、三个，不然学校就办不下去了，无非是百分之一、二、三嘛！至于还有什么学制、教材问题，主要是我们来办，也要同志们一起来办。道是第三点。 （四）加强装备管理问题 武器装备和军需装备两方面都有向题。我们武器装备的状况怎样呢？一个是很杂，一个是很老，一个是很少。「杂、老、少」。现在我们的装备，除了步兵武器比较规格化以外，其它的装备还是比较杂的。拿汽车来说，几朝元老都有，苏式的、美式的、我们自己的。再一个就是很少，少得可怜。这褢特别要讲讲汽车的问题。现在运输车还需要××辆，我们仓库有多少？只有××辆车。就那么个家当。明年国家准备生产××辆运输车。××辆，我们得个四分之一就了不起了，要是战斗紧张点，就给一半，××辆，明年也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牵引车我们还少××辆。这××辆怎么解决呢？准备进口一部分，现在订了合同的是××辆，但交货时间还很长，有的是明年，有的是后年。还准备再订一部分，准备进口××辆，这个周期也不会短，卖不卖给我们还是一个问题。明年我们生产××辆，少得可怜，主要是给我们的，还给厂矿一些。再一个就是小车，现在要补足缺额××辆，国家明年出产××辆，准备给我们一半，这个明年就有希望了。军需生产，情况比较好一点。当然还有规格的问题，质量的问题，我们还要努力。军需生产今年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五，比去年超产百分之五十二。同一九六六年比，几乎超产一倍，生产是不错的。看起来，很有希望，军需生产战线的革命职工。经过文化大革命，精神面貌是比较好的。 解决装备问题，第一，还是要重点解决问题，不要「撒胡椒面」。要集中力量，重点解决一个部队的问题，两个部队的问题。办事情总是要分先后，分轻重缓急。这个问题，黄总长昨天晚上都讲了。第二，要解决零配件。军队一定要担任零配件的生产任务。现在的修理工厂，一定要转过来。这是个全局的问题。因为国防工业工厂要大量生产零配件，就要减少生产成品。所以部队自己要以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零配件问题。第三，解决修理分队的装备问题。按我们企业部提的计划，明年可以多解决一点问题，可以装备得更好一点，主要的东西基本上可以装备起来。再一点，要教育我们的部队爱护装备，一抢、一弹、一双鞋、一双袜子都要爱护。 （五）战时的交通运输问题 这是保障部队供应、保障部队开得动的关键性问题。从全军的战备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现在我提一提，我们各个军区，自己能够考虑的问题，一定要考虑。大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比如说，战时如何保证铁路通车，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朝鲜战场有多少公里铁路，用了×个师，才勉强保证通车。将来打起仗来，国家铁路怎么保护，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各区要做的有那么几件事：第一，要掌握各种运输条件，要搞清情沉，铁路、公路、水路等都要掌握资料。同志们要重视水运，水运是最保险的，打不烂，炸不断，比公路、铁路都保险。第二，要考虑整顿交通运输的组织，使之适应指挥战时运输。过去军事运输是属于司令部掌握的，现在属于后勤部系统了。应当研究一不同后勤分部、办事处怎样结合起来。交通运输指挥是个好大的问题，弄得不好就瘫痪了。我们后勤没有交通运输系统，那还有什么戏唱呢？那什么也没有了。军事运输部门的工作搞得是不错的。今年的运输量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来最大的一年，任务完成得很好，这与全军都有份。但里面还有点问题，主要是指挥系统要加以整顿，加以改进，使它更加适应战时的需要。你们各军区也有这个问题。第三，就是战时怎么掩护交通运输的问题。这个问题后勤本身解决不了，但我们应当考虑。总之，就是管后勤的同志决不要忘记：交通运输是我们保障供应、前后联系的中心环节。打起仗来，总有个前方后方，后面的东西要上去，前边的伤病员要下来，通过什么东西呢？就要靠交通运输这个环节。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人说我们搞「礼拜攻势」，只能打一个礼拜的仗。这还不是当时没有运输条件，东西送不上去！ （六）科学研究，技术革新问题。 应当说，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是提高我们的保障能力，提高业务工作的质量，提高生产力，提高为战争服务、为部队服务的水平，很关键的一个问题。第一，同志们要看到道个问题的重要性。第二，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去解决我们当前存在的问题。比如从地区来说，北方主要解决防寒问题。南方无非是解决防暑问题，高原地带要解决能够生存的问题。从各行各业来说，既有共同性的东西，又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专业技术人员一定要同部队广大指战员相结合，一定要同生产相结合，不然就搞不出名堂，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第四，对技术革新要有计割地稳步地推广。你们参观了技术革新展览，那里面有很多好东西，但是怎样用于部队，怎样推广，还是个很大的问题。一定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七）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部队本身的，一个是同国家有关的。军队本身的问题，我们应当有计割有步骤地改，因为它不合理，束缚我们的业务、束縳生产力嘛。像军队的在编职工，在定额之内，就可以逐渐改为战士。部队的伙食标准，对国家影响不大，在不降低部队现有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我同意像沈阳军区那样自己先改。凡是军队本身的问题，对国家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改。国家有关系的，那应当是国家统一改的问题，我们不能马虎。比如工资改革，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等国家统一改革，我们就不能改。职工家厉的医疗问题，也是同国家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解决职工家属的医疗包干问题，就是鼓励农村人口入城市，所以我们考虑问题不能那么简单。总之，对于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我是赞成改的，不要让它把我们的手脚捆得死死的。但是在改的时候，一要考虑国家的情况，二要考虑我们军队的历史，三要不降低部队的生活水平。在这样的前提下，你们尽量想办法改，改的越彻底越好。 （八）农副业生产和军办工业的问题 黄总长昨天讲了，明年的生产不得少于今年，有条件的还要提高，由各军区自己办。军队搞农副业生产，不单纯是一个生产问题，而是贯彻《五七指示》的一个方面，是办好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课程之一。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不然，就成了消极的束西。应当承认，搞生产与战备有一定的矛盾，但是组织得好，就不会有多大的矛盾，就可以统一起来，这个问题由各军区自己安排。大家提的指标，我看还是积极的。但是，要抓紧，如果搞得不好，那就是《五七指示》不能落实的问题，是有责任的。当然《五七指示》不仅是生产问题。今年增加兵员，就已经考虑到部队调防，考虑到生产问题，我们再搞不好，就有问题了。 发展农副业生产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我们现有土地来看，不应当产那么一点粮食。全军有×百×十万亩耕地，其中水稻地×百×十多万亩，好的旱地×百万亩左右，比较差的只有××万亩。如果亩产能提高到四百斤，那就是××亿斤，可是现在只有××亿斤。如果提高到五百斤，就更多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昨天报纸报道石家庄有一个大队，平均亩产一千斤。昔阳县是平均亩产八百斤。这都是土地较差的地方。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就要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加强管理，希望同志们好好考虑。 关于军办工业的问题，首先是要办，但是，它应该是为部队的农副业生产服务，为部队的生活服务，为保障部队供应服务。这是主要的。同志们还提到军队的工厂、农埸可不可以招职工的问题。我看招少数专业人员未尝不可，但这不是方向。军队兼农、兼工嘛！如果都搞成职工，那不就改变性质了，变成国家工厂、民办工厂了，何必要军办工厂呢？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军队本身的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部队生产的粮食、节余的粮食，大部分要交给国家，进国家的粮库，或者干脆顶口粮。有的边防部队，或运输不方便的地方，就可以自己搞点加工机械，自己种自己吃。现在我们一年生产××亿斤粮食，可是交给国家的并不多。现在，又创造了「中曲」发酵饲料，用粮食当饲料的就少了。如果生产的粮食不入国家的仓库，就必然造成很大的浪费。 （九）节约闹革命的问题。 节约闹革命，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什么时候都要注意，不能丢。特别是搞战备，更要注意，不能大手大脚，像旧军队一样，「抢炮一响，黄金万两」。 现在各军区、军种、兵种共有节余款××亿元，这个钱我们一个也不要。我们早就有这个观点，希望你们有点钱，有点钱好办事，你们不会浪费。你们管好，还是我们管好？还是你们管好。广州军区发个电报要上交二千万，他自己的存款是九千万到一亿。我们还是不要，你们管着好。我当了十年后勤部长，大概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搞备战，一九六o年开始；第二件是搞吃的，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第三件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后勤，包括改革规章制度。过去把你们管的死死的，左一个制度，右一个预算，你们没有就向我们伸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六三年后勤工作会议，同志们都说那次会开得好。究竟好在那里？我想来想去，就是给了二千万预备费。过去，要出差费可真了不起，一下就是多少百万，多少千万。以后包干了，少了不增加，多了不上交，就是那么多钱，都分给你们管，把责任、权力都交给你们，就管好了。到一九六五年就大有节余。这几年你们都不向我们要钱了。你们管，浪费不了。如果浪费，就不是钱的问题了，就是政治问题。 节约的问题，首先还是个政治挂帅的问题。从业务上说，主要是抓好四件事情：一是要抓重点。经费物资是有限的，那个该办，那个不该办，那个先办，那个后办，应该有个统筹安排，抓住重点。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有限的钱和物资的作用，办更多的事。二是要有计划。后勤工作，要钱要物的工作，不能没有计割。没有计划就会造成浪费。三是要有制度。经济工作要有制度，国家有国家的制度，军队有军队的制度。四是要勤于检查，要不断发现问题。 （十）工作作风问题。 工作作风很重要。工作作风是工作方法，也是思想方法，是个世界观的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林副主席有许多的精辟论述，同志们应当好好地有针对性地带着问题学。特别是在战备情况下，更要注意工作方法，更要改进工作作风。这个问题我着重提三点意见： 一是工作要统筹安排，抓住重点。不要顾此失彼，也不要平均对待，一个时候要着重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这是要首先考虑的，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二是要注意总结经验，以点带面这个问题，有些军区是很注意的，开了许多现场会议。各个军区，各个军种、兵种都要注意遣个问题。群众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你就要注意总结，注意推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就十分注意典型经验，重视以点带面。我们要学习好毛泽东思想，学好林副主席指示，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就是要通过总结经验。不通过总结自己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我们脑子。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真正发挥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作用，就要联系实际；联系实际，就要通过总结经验。所以总结典型经验，我们要特别引起注意。 三是要深入实际，实行面对面的领导。上面的同志要下去发现问题，帮助下面解决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你不到下面去，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接触不到新鲜事物，脑子就空了。经常到下面去，有了实际，看问题就比较深刻，指导工作就比较有力，讲问题就比较有道理。今天我说的道些意见就比较一般化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三年多了，基本上没有和同志们接触过。近两年管后勤业务也很少，许多事情不如过去那样熟悉了，就说不太清楚。 刚才张令彬同志提到，有的军区的同志对工厂管得还不够好，希望你们下点本钱，下点力量，把它管好。有的同志问军需工厂将来怎么布局，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更多的考虑，整个国家的大工业，国防工业的布局，都还在考虑。所以军需工厂的布局怎样适应战时需要，我们把它放到以后考虑，同志们也不要催。同时，军需工厂疏散也比较容易，反正机子搬到那里都可以生产。现在还是先拣大的事情办。 第三十二章 庐山战火 不设国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早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事件发生以后，汪东兴就和我们走近了，过去他还摆点「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后他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我说的站在一起，是指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而言的。 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其主要内容是听取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汪是专程从武汉（主席当时在武汉）赶回来的。汪说：「毛主席考虑要开四届人大了，请总理和政治局的同志们研究一下，九大召开一年了，『斗批改』正在进行，有些政府机构可以考虑边整改边恢复。主席还说，战备问题也要研究一下。……」 接着汪东兴还是说主席的指示，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可以成立一个修改宪法的小组。这里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的问题，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主席要改变国家体制，而且是和全世界都不同的国家体制，这么大的事先没有和林彪、周总理商量，更没有让政治局拿出几个方案，供他决断。 我清楚地记得，在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的时候，总理有点愕然，他抬头看了一下汪；当汪说到「只有林彪同志来当」的时候，总理看上去有些欣慰的样子。我当时的认识是：主席对林彪这个接班人很关心，很周到。其实，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散会时，汪还真有些余兴未尽的样子，对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走走走，时间还早，到我那里再坐坐。」我们都欣然同意了。 在汪东兴家里，大家开始也是扯乱谈。后来，吴法宪又请汪去核实刚才在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不当，要林彪来当」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要起身走时，汪说：「不要着急，搞点东西来吃。」不一会，工作人员端上两盘子红薯，吴胖子和叶群吃了，我没有吃。我说：「我一看见红薯胃里就反酸水，给我们吃碗面条也好。」汪说：「你尝尝就知道了，甜得很。」 三月八号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立即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负责修改宪法，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一个小组负责组织会议的工作，由总理、黄永胜、张春桥、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由总理抓总。因为我当时主管援越、援阿（尔巴尼亚）、援罗（马尼亚）的具体工作，任务很重，两个小组的工作我都没有参加。 三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主要是确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同时也讨论了修改宪法工作小组请示的几个问题。讨论的都是一般性的问题，比如新的宪法要比一九五四年的宪法大大压缩，要短。并且要求修改宪法工作小组月底要拿出草稿来。会上没有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没有要讨论谁当国家主席。 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我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让秘书给毛主席那里打了电话，但主席并没有正面表态，只让秘书打电话问候林彪。四月十一日，由林彪口述，秘书记录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条意见：1、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 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 三月八日，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一致同意了，这种同意是拥护毛主席的惯性，大家并没有深想。现在林彪的意见来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念了，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设国家主席并由主席来担任的意见，包括江青在内。我现在都认为，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中肯的，是维护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于提出自己不同意见的，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是毛、林之间有什么分歧，而是毛和大家的意见相左，林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现在想看来，林彪很快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是他知道毛提出让他当国家主席未必是真心，就像开九大时主席让林当大会主席团主席是一个样的，林考虑问题是深思熟虑的，他不愿让主席牵着鼻子走，更何况林的身体根本当不了国家主席。 主席很快就对林的建议（政治局同意林彪意见的报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是设国家主席这个体制不妥呢，还是让他当国家主席的建议不妥，主席自己也没讲清楚。 叶群告诉我们，林提出三条意见后，大概是四月二十五号，主席在路过苏州时，林和叶还到专列上去看了主席，让主席住下，并给主席腾出了林住的南园宾馆的房子，主席说不住了。他们交谈得很好，主席还对林说起黄、吴、李、邱，并大加赞扬说：我就是信任这几个跟我南征北战的红小鬼。那天正好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叶群让主席听了人造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录音，毛主席很高兴。他们之间没有再提起有关国家主席的事，既然毛不同意林的意见，当面却不说。 可是，时隔不久，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主席还讲了一个典故，大意是：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主席讲完以后大家都笑了，我当时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谦虚，二是主席虽然又上了一线，但他还是不想当国家主席，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原因是不愿管具体事务，愿意多考虑重大问题，具体工作由林彪和总理担起来，一个当国家主席，一个当总理。现在想起来，我的意见真是幼稚可笑。其实主席讲的这个典故，还是说他不当国家主席，并没有说不设国家主席。我清楚地记得，主席虽然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但后来主席也说过，叫董老当，叫陈永贵当，叫工农兵当等等。不设怎么当呢？！总之，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主席的态度也是多次反复的。 五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当扯到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说得非常中肯，他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但只能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顺嘛。」我们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林彪立即说：「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我不能当这个主席，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我身体不好，出个门都要下好大的决心，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 当时我们几个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根本没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虽然，此期间主席也提出过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但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主席的心思，汪东兴三月八号的话给我们印象很深，谁当国家主席也没感到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毛主席当很正常，毛主席不当也没少了什么；毛主席不当，由林彪来当也很正常，也没觉得林多了什么，因此主席怎么说都认为是他的谦虚。林彪则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让林彪当，不设国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总理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是费了苦心的。七月上旬，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主要是准备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事。会后中央发出《通知》，在七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议期间，主席说过「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因此总理也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怕言之有误，他还是反复强调新宪法主要是突出「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这等于政治局的意见又被否定了，又顺从了主席个人的意见。总理的心真累。 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看得最清楚，他只提了一次建议，以后再也没有发表意见。关于建议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几次都是来自下面，如三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如在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如七月中旬的宪法修改小组全体会议。我认为总理和康生也看清了，但他们为了国家体制不要搞得太扭曲，因此在庐山，八月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还是又一次提出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只是附和他们，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可以看出，后来扣在我们头上的「设国家主席是反动的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林彪四个常委都拥护。 毛主席在会上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主席最后的结论，还是不当国家主席，对不设国家主席没有定论，不过主席不愿意要国家主席，谁还敢要。林彪并没有出来劝几个常委来维护主席的意见，因此主席早就不高兴了。即便是这样，在当晚传达常委会精神的时候，总理仍没有传达主席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康生是更能揣摩主席的，但他在开幕式上，又提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主席当主席，他竟然还说：「如果毛主席不当，请林彪当国家主席。」 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国基层同意设国家主席，几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党全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从国家体制去考虑，建议设国家主席。只有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虽然他说是为改变国家体制，实际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林彪当。也许毛主席把「国家主席问题」和接班人问题连在一起去考虑了。毛主席从七大开始就考虑接班人，立了刘少奇，几年后毛主席就对刘不满，因高岗问题，刘少奇躲过一劫，文革重新算账，给刘戴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死于非命；林彪跟随毛主席几十年，九大刚立为接班人，只一年工夫，主席又不放心，又不满意。其实，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立林为接班人，林彪不想当，打了报告，主席硬是让他当。林不会觊觎国家主席这个虚职，去抢一张空头支票干什么？！如果国家主席是有实权的职务，毛主席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可是，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南巡时却说，「有人看我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九一三」以后，主席又说，「设国家主席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毛主席不实事求是了。 至于「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句话本来是汪东兴说的，这本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为了「说明」林彪有野心，就去搞吴法宪，结果吴胖子被迫把「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说成是叶群说的了。吴法宪乱说一顿，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也给林、叶栽了赃。「九一三」之后，毛主席就是利用吴的这句假话，发出多个中央文件。庐山会议本来是几乎全体的中央委员对江青一伙的不满，由此引发出对文革的不满。结果毛主席却说成林彪有野心，想当国家主席，黄、吴、李、邱和军队干部就是为了林彪的野心，才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其实，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没提国家主席。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根本没有提「国家主席」，毛主席对我们的「政治纲领」都不批判，不是没有批到点子上吗！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们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几个人都做了检讨。在我们的检讨中，根本没有检讨「设国家主席」问题。试想，如果「设国家主席」是我们的「政治纲领」，我们不针对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写检讨，能行吗？！主席那里能过关吗？对于我们的检讨，主席批示「很好」，有了批示，都过了关，主席还接见了我们并风趣地谈了话。「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我们是「反党集团」，「称天才」是我们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我们的「政治纲领」，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关于国家主席问题，过去是以主席的错误为正确的标杆，现在国家主席早恢复了，杨尚昆、李先念几任国家主席都当了，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还是误导入们去想：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提议设，因此林反对毛主席，林错了，甚至是有野心。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毛为了不让林当国家主席，竟提出不设，破坏国家原有的体制，也不让林当。其实，林并不想要国家主席这个虚职，但林希望维护国家体制。 主席通过江青拉我们 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六七年我被抢救出来回到西山时，一次叶帅对我说：「总理很顾全大局，又很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他说：『叶参座，委曲求全不是贬义词。关键是把军队院校的人劝回去，把军队再搞乱了，我的工作就更难了。』」 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 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连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 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我们这些人从心眼里认为林总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因为毛主席和林总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非常亲密的，林总为毛主席打江山，战功显赫，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毛主席向林总「起事」时，我们就搞不清毛主席是什么用意，也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毛主席的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说出来的的话，向左向右都可以理解，而且主席每次说完也在等着看，对他有利则前进，否则就当成说了点雅谑，所以毛主席九大以后说了很多对林总的话，我们并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庐山会议才如梦初醒（或半醒）。诸如毛主席说「四个伟大讨嫌」，去掉「三个副词」，去掉大会堂的语录，「缔造的不能指挥呀」，等等。我们没有往毛主席和林总之间有隙处想，反而认为是毛主席谦虚。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当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我们也没有看清楚。 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一些了，但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懂也没有用了。 从一九六九年底以来，江青找黄、吴、李和我谈了几次话，前几次谈话都是骂陈伯达的，而且把陈伯达骂得一无是处。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说：「她这个人，叫你去如果不去麻烦更大。你们去只带着耳朵就是了。」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又叫我们去钓鱼台十一楼，这次可大不一样了，江青主要是攻击总理。这次去，除了黄、吴、李和我之外，还有谢富治、李德生、姚文元。江青上来就说：「总理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江青就这样说了一串一串的事情。 当时，黄永胜越听越激动，他突然对江青说：「总理辛辛苦苦领导我们工作，你怎么这样说他？！我们对过去的问题不了解。」黄永胜说完就提着皮包往外走，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搞得江青愕然。我和李作鹏坐得靠后一点，我们当然是支持黄永胜的，我们也附议了黄的话，也就站起来走了。吴法宪坐得靠前一点，他也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叫我们来就是搞这个？！」说完也站起来走了。 黄永胜走到门口，江青就向黄永胜大声说：「哎，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事！」黄没有理她。有关《解放军报》的事是这样的，郭沫若给江青写了一首颂扬样板戏的诗，准备明天在《解放军报》发表，李德生把校样都拿来了。这时李德生也急了，他说：「黄总长，不行呀，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问题。」黄永胜说：「你是总政主任，这个问题你决定，你自己处理。」 我们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向林总作了汇报。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 这时吴法宪就给汪东兴打了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要向毛主席汇报，并简单向汪说了一下，汪一听是对着江青的，立即去报告主席，主席同意了，并叫马上来。本来是黄、吴、李、邱一起去，叶群说都去不好，不要兴师动众，最后林总说黄、吴一起去。黄、吴走了以后，我和李作鹏、叶群到三座门去等。 不久，黄、吴就回到三座门来了。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对他们说的几句话，当黄永胜向主席汇报了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情后，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这几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话，黄永胜的热脸蛋贴到主席的凉屁股上，主席对江青攻击总理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总理告诫的中央政治，我们还没有入门。 这时我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两个应当去找总理说说这个问题。如果总理先知道了，咱们还没说，总理会伤心的。」黄永胜认为我说得对，但他考虑了一下说：「老邱还是你去，我不是不想去，你们想想，我刚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找总理有些不妥。」大家都认为黄说得对。黄有点中央政治了。 大概七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里也是很激动的。 不久，李先念跑来找总理，总理还有事，我就没有和总理一起去大会堂开会，我先走了。 过去我总是把这件事孤立地看，并总以为是江青目中无人，口出狂言。现在看来，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则江青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另外，这也是主席通过江青在拉我们，主席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意图来进行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主席不是没有拉动我们，而是我们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根弦。 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 我看到过汪东兴写的一本书，叫做《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主要是讲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直到「九一三」这段时间的事情，可以说汪嘴里吐出来的东西，在关键的问题上都是假话。其实，毛、林交恶造成的悲剧，汪东兴是要负重要责任的；在当时恶劣、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总理、黄永胜、李先念和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也包括汪东兴在内，这些当时在台上工作的同志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那些人的斗争，很多是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些斗争在思想基础上，和所谓的「二月逆流」是一个样子的，那就是：拥护毛主席，不理解文革，厌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家伙。而且这些斗争和矛盾，很多缘由都和汪东兴有直接关系，汪东兴不能实事求是地讲清事情的本来面目，口口声声是维护毛主席，实际上是用假话保护他自己。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在讨论宪法的时候，吴法宪与张春桥确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吴法宪在办事组讲得清清楚楚。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叶群、李作鹏和我都坚决支持吴法宪，林彪也支持他。 张春桥在会上提出，把宪法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等词句删掉。张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连赫鲁晓夫都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吴法宪一听就火了，张春桥那个傲慢和阴阳怪气的劲头实在可憎，吴坚决反对张春桥。他告诉张春桥「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同时，吴认为三个副词是冲着林彪来的，张春桥和吴法宪都动了气。 陈伯达也是修改宪法小组的，他表示支持吴法宪。陈是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者，修改宪法本应由他牵头，但主席没让他干，而让康生、张春桥主办。因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他起草的稿子提出发展生产的意见（林彪支持了陈的意见），没有突出继续革命的思想，毛主席没有用陈伯达的稿子，此后毛主席就更冷落陈，而对康生、张春桥表示青睐。 会后，吴法宪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听后对吴法宪的意见表示支持，周总理明确地说：他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讽刺」的话。周总理还说他同意设国家主席。 周总理关于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不止和我们说过一次。有一次汪东兴也在，总理说主席当国家主席是肯定的，副帅当国家副主席也是肯定的。但主席不愿意参加一般的国务活动，副帅身体不好，也不能多参加活动，那可以设几个副主席，出国访问也好，接待人家的国家元首也好，都由副主席来出面。汪东兴说：总理想得很周到，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难解决，主席愿意见外宾，主要的来宾主席也都见了，主席见外宾都很高兴。我们也认为总理和汪东兴说得很好。 关于这次会上的争论，吴法宪也报告了叶群，叶群很快就传回了林彪的话：吴胖子说得好，他立了功，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当然，张春桥会后立即报告了江青，江青又详报了毛主席。 两天之后，八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对宪法修改草案最后定稿。会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召回了在外地检查工作的李作鹏，以加强战斗力量。叶群没有参加会议，她从北戴河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等人，让他们准备好，在会上跟张春桥斗。周总理估计会上要争斗起来，他也做了思想准备。周恩来是支持林彪，支持军委办事组，支持吴法宪的。周总理的思想是，这些评价是正确的，写就写上嘛，张春桥又在人为添乱。周恩来最讨厌人为添乱，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 周总理在会上是很小心的，他拿着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念一条讨论通过一条，念下面一条时，总理总是提醒大家「听好啊！」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当总理念到「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时，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根本没有争起来，他们表示同意，总理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很恭敬地问江青，「江青同志的意见呢？」没想到从来是颐指气使的江青，竟很和气地说，「大家讨论」。这样带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些词句的宪法修改草案被顺利通过了。 周恩来如释重负，终于松了一口气。 林彪知道会议的情况后却紧抽了一口气，林彪太了解毛泽东了，会议出现这样的结果，肯定有人点拨张春桥、江青等人。他认为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更大的斗争。 历史证明，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毛泽东主席以虚掩实的战术所致，他搞不清林彪在想什么？毛说不设国家主席，林主张设；毛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推举毛当；连同一九七〇年七月下旬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的争论，这是第一次毛主席和林彪把不同意见放在了大家面前。再加上大家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中央文革一班人的怨气，毛泽东不能没有更深的考虑……谁对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利呢？谁对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有利呢？毛主席对张春桥表示青睐。林彪也一直想抓住机会给文革降温。虽然，林是被毛主席拖进文革的，但林毕竟在文革初期说了拥护毛、拥护文革的话，现在文革搞成这个样子，林是不愿意的。降温关键在于削弱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这样才有条件给文革降温，党内有了思想基础，林就好在适当的时机建议毛泽东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 但是，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虽然认识到了这场斗争，并没有把握好怎么斗争，他为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垮台了，这是大家和林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毛主席却抓住这次机会，削弱了林彪，也彻底改变了林彪的命运。 高高兴兴上山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省庐山举行，故称庐山会议。一九五九年也有一次庐山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罢了彭德怀元帅的官，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七〇年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也是一次出奇的会议，引起了党内一场重大斗争，并导致后来重写党内历史。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成为毛泽东的死敌：「接班人」成为「叛徒卖国贼」；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浴血奋战、一身枪伤的林彪成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首领。我的冤案，也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 这次会议所要审议的几个报告，在会前都形成了文件，并经中央政治局审定通过了。会议无非是要举手通过这几个文件，因此，大家称这次会议是「盖橡皮图章」的会议，还有人说是「读书休息」的会议。会议期间能有休息的机会，我内心很高兴，文革以来，工作十分繁忙，精神紧张，又十分劳累，一直得不到休息。 在会前的半个月左右，我就知道毛主席的决定，全会在庐山举行。对此，心里很高兴，只待会期的到来！但临要上庐山的前三天，即八月十八日，黄永胜通知我说：「周总理决定，全会初期你带阎仲川留守北京。纪登奎也留在北京。待全会讨论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时，由李作鹏下山来换你上山。」对周总理的决定，我没有什么意见。这一决定，到二十日又变了。毛主席是八月十九日到庐山的，林彪和周总理是二十号到的，毛主席听了总理的汇报后指示说：「邱会作不留北京，黄永胜留守北京。」 我对这个变化感到很高兴！ 我同李作鹏及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人员，于八月二十一日一起上庐山了。在盛暑的夏季，北京虽然不很热，但也并不舒服。经过六小时的航程就可到达江西庐山这样的避暑胜地，自然心中很高兴！同时，我也知道，在参加会议期间，不会有繁重的工作，有时间可以游玩游玩庐山了。我虽然去过两次庐山，但并不熟悉，这次大概可以了解庐山的「真面目」了。因此，从北京出发时，心里什么想法也没有，身上什么负担也没有，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北京。 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留京「看家」了，吴法宪八月十九日已陪江青上山，办事组剩下的主要成员就是李作鹏和我两个人。江青外出，总要找个军队的负责人陪着，搞不清她是什么意思，总理每次都给我们做工作，让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早饭后，我从家里从容地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李作鹏也几乎同时到达。由于九江机场停不了大飞机，我们乘坐的专机是伊尔18型大飞机，由北京先到达安庆机场，由安庆换乘安24小飞机。到九江之后，换乘汽车上山。在安庆、九江我们都受到了当地部队的热情接待。当时的军委办事组在军队的威信很高，我们出门，愁的是部队同志迎接的礼遇太高了！ 在九江机场看到吴法宪，他不是来迎接我们的，他是陪江青上庐山后，又回到九江机场指挥空中运输的。参加全会的各路人马都是乘飞机来的，他今天亲自来指挥，吴这个人对工作一向是很负责任的。 在九江，我和李作鹏分乘汽车上山。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住在国务院的住区）和叶、陈、聂、徐四个元帅住在福州军区疗养院，我们住得很近，相距最多不过百米，来了以后，我和李作鹏就一一看望了四位老帅，他们都很高兴。在叶帅那里坐的时间稍长一点，他说他也刚到，对我们的拜访，叶帅很高兴。他特别说到：「一九六七年我们出了点问题（指「二月逆流」），我有事给杨成武打电话，他不接，说病了，可晚上看电视他在接见外宾，这个人，变得真快。」 我们在山上住下之后，各方面都感到很舒适，江西省军区，省革委会对招待工作组织得很好。军委办事组的人除了黄永胜、李德生之外，都是江西人。我们看到家乡的工作做得很好，心里很高兴！ 晚上无事，我和李作鹏来到吴法宪的住处吹牛皮，吴说：「差点见不到你们了。」我们忙问是怎么回事？吴说：「翻了车。」吴站着边说边比试。他接着说：「主席是八月十九日乘专列到达九江的，我和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当日主席即换乘汽车上了庐山。汪东兴是随从毛主席到的，当他见到我和程二人后，只做了简单寒暄，就很高兴地说：『在讨论宪法时，要提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呢？』」（意即林的位置已在周总理之前了，再担任副总理，显然不合适了。） 我们三人吹了一会，就一起散步去看林总。我们是九点以后才去的。因为林总早休息了，就没有去打扰，叶群接待了我们。这次是礼节性拜访，我们在那里闲谈到次日一时左右回来的。 叶群同我们一起，在一个不大的客厅里谈起来了。她说：我们二十日从北戴河来，比你们早一天到。从准备好的文件来看，这次会议是没有什么重要工作要做的。我们大家都要好好休息一下，要利用这个好机会，看一下庐山怎样？我可以当个导游。我们当场还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四点一起游仙人洞。 临走时，在叶群的会客室里，叶、吴、李、邱挤在一个长沙发上，照了一张相。 政治局常委会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休息，没有办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人来走动。由于没有事，昨晚本想睡早一点，但没有这种福气，睡不着，二十二日这天比在北京起得还早。 午休之后，吴、李和我一起出动游玩仙人洞。我们到了仙人洞就同叶群会合在一起了，照了几张像。我们去游仙人洞的时间晚了一些，到达的时候就暮色来临了。本来准备多照几张相片，但光线不够用了，叶、吴、李和我只在仙人洞合照了几张相片（这张相片，后来也成为罪证）。 大家在仙人洞休息了一会儿，招待我们的人，还上了庐山的云雾茶。我们坐下之后，很自然就谈起中央文革这些人来了，这都是我们的习惯了。这次谈的主要是吴法宪做了「女皇副官」，即他陪江青上庐山的一些笑话。 我们说：「吴胖子真有福气，已经做了女皇副官，不知道是否加了赏金。」 叶群笑着说：「你们不要把胖子气死了。他也是没有办法呀！」 我们说：对这样的人（指江青）就是要口是心非。如表面上对她不好，是要挨骂的，划不来；装着对她恭恭敬敬的，她会说你好话。江青不是很喜欢吴胖子吗？ 吴法宪说：「我当空军司令倒了霉！」 大家哄笑一阵就算完了。天黑了，虽然游兴未尽，也只好回家了。 八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毛主席和各常委碰碰头，并确认一下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还专门讨论了有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本次常委会最重要的内容。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之首、国家主席。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毛主席自己提出来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都是按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实现了党的省委书记都兼任省革委会主任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也是一元化的领导吧。毛绝对没想到在全会还没有召开，四个常委的就一致提议设国家主席，与林副主席的提议是一致的。因此他刚一上山，就气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甚为倚重的康生，也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说：「……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毛泽东还警告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失败的会。毛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你们不听我的意见就是破坏党的团结。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在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可是，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毛一直没有讲，一直没有给大家最高指示和「谆谆教导」。 晚上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精神。我记得总理只是说了会议怎样开的问题，并没有说什么大的问题。会议的议程早已定了，会上当然不用再说这个问题，总理在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传达常委会上，主席和四常委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的态度。但是可以看出，后来扣在我们头上的「设国家主席是反动的政治纲领」，而这个「政治纲领」，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林彪四个常委都拥护，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拥护。 总理说：「今天下午，在主席那里开了常委会。确定全会明天下午三时开幕。主席同林副主席说，他以前说过的那些问题（没有点明什么问题。后来汪东兴补充发言时给点出来了），这次好好说一下，这次中央全会除议程之外，应当谈点实质的问题。明天下午三点是开幕式，会议从二十四日开始，主要是小组会。我们大家都要参加小组会议，身体不好的，还是以休息为主，其他人也不要放弃这次休息的好机会。」 吴、李和我同时提出：「我们最希望总理能休息一下。」 总理讲完后，对汪东兴说：「你来做补充。」 汪东兴接着发了言，他说：「我首先声明，我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在会上谈的问题，我做点补充传达。主席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指五月十七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的事）。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主席还说：『最好再讲讲形势，套话人家不爱听。』并且对林副主席、周总理说：『你们谁来讲一讲？』总理立即谦让的推举：『请林副主席来讲吧。』主席又说：『可以把问题讲得宽一点。』」 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今天的确比较随意，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出江青的洋相。他在补充中说的内容，总理都没有讲到，汪东兴竟然敢「补充」出来。当时康生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我看当时汪东兴样子，有些不以为然。后来，陈伯达下台之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兴。 汪东兴这个人过去黄、吴、李都不了解他。我跟他打交道较多，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对他也不很了解，我认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 一是装腔作势；二是肚子里事不少。至于他的办事能力，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还是有能力的。 晚上政治局会议散得很早，这在北京是没有过的。我回宿舍后，没有什么事可干，也没有什么地方可走。吴法宪房子人来人往，我不愿去。李作鹏因身体不好在输液，不便讲话。我信步走到聂老总房子里去了。他住的地方离我约二十米远，我把刚才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都同聂帅说了，他很高兴。九大以后，我仍然上叶、聂两帅的门，他们两人对我的做法都很满意。他们说：「我们现在都是闲人，你主动来同我们唠叨唠叨很好。」叶帅有时还主动叫我去「闲谈」。实话说，因为「二月逆流」的原因，我并不大情愿，但一般地我仍然照办了。 庐山会议就人数来说，是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人数，连工作人员在内也不过三、四百人。会议的主要分工是：会务工作，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招待工作，由江西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空中运输等，由军委办事组负责•；庐山周围的外部警卫工作，由江西省军区一个独立师担任•，庐山内部的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团担任。另外，由空军在庐山开设一个防空指挥所，并准备两架直升飞机，以备必要时专用。除此以外，庐山及其周围没有任何部队。 开幕式上林彪的讲话 据陈伯达讲，八月二十二日晚，他到了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能在会上讲话。陈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国家长期处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极为不利的，会承受不起。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林彪没有对陈伯达表态。林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一下。实际上，我认为陈伯达还是把林彪说动了。事前，吴法宪向林报告了他与张春桥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争论，也是促使林要讲话的原因。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全会在小礼堂开幕。但常委们一直没有出来，大约等了四十分钟，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才走出来在台上就座。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坐在台下前排。 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 全会由毛主席主持。主席宣布：「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幕！」然后，毛主席左看右看地看了一下林彪、周恩来，之后即说：「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总对毛主席笑笑地说：「好，我说几句。」 毛主席又接着说了一句：「现在，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平心而论，林彪的话讲得很一般，问题也不是讲得很清楚，但事后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真是意料之外。他讲话的内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宪法修改稿的特点；第二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第三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林总对宪法修改稿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 全会这次的三个题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这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的这种领导的地位是在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来比较出来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大量的铁一般地证明了的事情。可以说我们的工作的前造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是不巩固。……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必须，特别是年老的这些同志，要把这些思想向下传播，传下去。…… 胜利以后这二十年，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毛主席的威信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对于毛主席著作比较肯学一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来的就是物质的强大变化。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的这种革命的精神，具体的政策、具体的指示，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 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另外还有其它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几十年嘛！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水平高，是有创造的。……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林彪说： 第二点，就是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也是体现了毛主席的国家学说这种发展。没有一个宪法，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权不是阶级性的。如果真正到了没有阶级的时候，就没有国家了，也没有政权了，也没有党了，也没有宪法。那么有宪法，有政权，有党，有国家，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阶级不可调和的表现，不是阶级相互妥协的表现。不是什么联合政府，总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总是阶级对阶级专政。……我们这个宪法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体现了阶级性，是阶级专政。 林彪讲第三点时说： 这次宪法，还有一点，就是突出了群众的路线，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主席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历来如此。大家是知道的，到处街上都有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一句言简意深，概括了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之一。所以，主席一再地强调把这个宪法交给人民讨论呀，修改呀，这都是相信工农兵和教育工农兵的一种表现。反复征求群众的意见，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宪法是他们提了意见的，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这个是有很大的好处。主席要求宪法简单扼要、通俗易懂，使群众容易掌握，这也是考虑群众的需要。从一〇六条压缩到三十条，一万多字压缩到四千多字，这都是适合群众需要的。这次我们的草案经过我们这里全会讨论了以后，还要经过群众再去讨论和人大讨论。所以这次宪法可能成为全国人民夺取一个新的胜利的一个战斗的纲领。 林彪的讲话没有稿子，一口气能讲这样长的话，是不容易的。我听过很多林总讲话，他基本上不用稿子。 林彪结束的话声刚落，全场爆发热烈的掌声。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许世友、陈锡联竟跑上前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这时叶帅和陈老总也起身和林彪握手，林为了表示尊重，蹲在台子上和两个老帅说了几句话。 毛主席对林彪的讲话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话之后，康生讲了修改宪法的问题，尤其讲了对设国家主席的态度。康生在发言中表示对林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康生指出，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汪东兴在他的书里说周总理和康生听着林彪的讲话「表现出着急的神态」，你说汪东兴是不是说谎，康生比谁的调子都高，他着急个屁。 接着，周总理讲了开会的问题。因为时间晚了，总理讲话比较短，他说，关于《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已印发了材料，就不具体讲了。总理也对林彪的讲话表示拥护。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了两个字：「散会」 其实，我认为林彪的讲话比较一般，话讲得也含含糊糊，但林彪讲完话以后受欢迎的情况并不一般，好像有一种「势J，毛主席看到此景，肯定心里别有滋味。 山上的热闹 今天开会的座位，张春桥坐在我的左边，我们紧挨着。林总评论宪法时，他总是张开口，无声笑着，一个字也没有记录。当林总讲到「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时，张春桥有些敏感，立即紧张起来。他越听越不是滋味，沉默起来，拼命做记录。林总讲完话之后，他掏出香烟，自己没有抽，第一支先给了我，他的手都有点发抖，拿着烟对我说：「老邱抽烟」。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递给我香烟，我有点好笑。这虽是小小的举动，但也可以看出张春桥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做贼心虚」。我和张春桥是「老死不相往来J的，六七年一月，他支持上海二医大「红纵」，造我的反，我对张春桥是憎恨的。 会场的台上有个后门，由台上回我们的住处比出大门近多了。散会时，大家陆续退场，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汪东兴和我不约而同地走在最后面，并往主席台的后门方向走，陈伯达在台上等着没走。此时，我们后面的几个人，有的已经上台去了，我还在阶梯上，汪东兴就讲开了，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会前林彪报告毛主席要求讲话的情况，及林彪报告后主席说不要点名的情况，这时，叶群忙提醒大家「会上发言不要点名啊，林总讲话里指的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不点名。」叶群还讲：「林总说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太丰富了，主席比马克思、列宁还懂的多。我就是坚持天才的观点。」 其实，「不点名的点名」我们听得懂，林总讲话是指张春桥的。当然，叶群、汪东兴一开始就是唱主角的，他们通报这些消息并非多余，他们一讲，起到了联络感情的作用。临走前，叶群又提醒大家：「会上发言不要点名啊」。林总的讲话，是批评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我们是完全拥护的，但这次林总讲话，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我和李作鹏担心的是陈伯达、吴法宪、叶群三人把林总「推」上台的。如果真如此，是没有不坏事的。我又想，林总是一个非常缜密的人，他的讲话一定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支持才讲的。我和李作鹏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李问：「老邱怎么样呀？（指林总的讲话）」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李：「是呀！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 晚饭后八时许，我同北京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拿起话筒就问：「山上的热闹，你知道了吗？」 黄说：「刚才，吴胖子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说了，真高兴啊！晚上还多吃了一碗饭。」 我们在电话上谈笑了一阵，就挂电话了。 晚上九时许，召开政治局会议。今天会场的空气与往常不一样了。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后面了，不是同往常一样总是坐在前面，并要同周总理并排坐下；江青和康生虽然坐在前面，但江青也总是吊着一张脸不说话；康生翘着小胡子，不断地抽烟。陈伯达、吴法宪并没有什么具体事，他们却在会场上来回走动。两种不同心情的人，表现出两种情绪，显得格外分明。我与李作鹏同往常一样，其余的人情绪略有不同，但不是很明显。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明天开小组会的问题，没有别的议程。吴法宪提出：「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各小组应当好好学习讨论。」李德生、许世友、陈锡联等人随声附议。总理说：「这个意见很好，请汪东兴同志报告主席。」我想，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也在情理之中。 汪东兴接着提出：「各组反映，对林副主席的讲话，不少地方没有听清楚，他的口音重，要求重放录音。」总理同样简单地对汪东兴说：「此事，也请报告主席。」 总理对着张春桥说：「宪法草稿，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 张春桥急忙回答说：「现成的，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没有更多的内容，自然散得很早。 散会后，我和李作鹏示意吴法宪到叶群那里了解一下情况。吴回来后，对我们说：叶群讲，林总本来在开幕式上不准备讲长话，开会前，主席和林总交谈了很久，林总向主席反映一些问题，主要是我（吴）和张春桥吵架的事，主席说：「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主席对林总说可以在会上讲一讲，但不要点名。 然后，吴法宪又说请「老夫子」（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不久，陈到了吴的住处。我们听陈、吴谈话，主要是陈谈的，一直谈到二十四日凌晨三时才散伙。 从陈伯达谈话的内容、口气来说，陈伯达对张春桥不仅是贬低，简直是到了鄙视的地步。可见他对张春桥的仇恨是很深的。 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文章也不行。自己不行，还好表现自己。如果他写了一篇什么东西，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一通。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在上海请人搞的，在上海那个地方搞文字吃饭的人有的是。陈伯达说，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都是北京直接指挥的，安亭事件发生后，是他派张春桥去处理的，连张春桥在上海的讲话都是他在北京写好，用电话传过去的。群众起来了，张春桥当时并不敢去，是他写了几条要张去宣布的，并由上海警备区派部队保护张春桥才去了。然后上海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张春桥也是不敢出去见群众的，又没有什么主张，还是他同张春桥直接打电话告诉他的办法（似乎也说告诉了几条），结果大会开成了，夺权成功了。张春桥还吹什么他创造了「上海革命」，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陈还说：「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张春桥吹的那样好。是在毛主席同意的情况下，把张春桥的对立面镇压下去的。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花了很大代价的。中央支持，又允许镇压，哪有搞不好之理！」另外，陈伯达还谈了张春桥参加「九大」修改党章就到处吹嘘自己，我写的文章很多，我从来都不说。 此外，陈伯达还讲了张春桥的许多坏话，有的我就记不起来了。 我们大家在一起听陈伯达讲到二十四日早上三时，吃了夜餐。 我回到宿舍之后，刘秘书同我说：「张池明政委、张令彬副部长，今天下午来看部长了。」我即想到要给他们回个电话，否则，他们会有意见的。但说什么呢？我稍微想了一下，就向他们回电话说：「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可能还要组织听录音，这样便于小组会上发言。」这是个极其一般的电话，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是搞什么「阴谋」，只是想到给他们一点可以谈的「内情」，但后来追个不停，大家都知道，两张在政治斗争中，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 整个庐山都狂热起来 二十四日上午九时许，在庐山小礼堂听林总讲话的录音，毛主席昨天晚上就同意听林彪讲话录音。除毛主席、林总之外，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全部到场了，元帅们也来了。江青这个向来「自由自在」活动的人也来了，坐在第一排中央。从她的行动就可看出林总讲话对江青的震动有多么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使出轿子抬也是抬不来她的。录音放了一遍以后，总理说再放一遍。中央委员们听了林彪三次讲话（上午听了两遍录音），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大家仅从听录音这件事，就知道要发言表态和怎么表态了。于是大家纷纷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汪东兴和陈伯达在华北组都发了言，尤其是汪东兴的发言牵动了整个全会，汪东兴在发言中提出揪人是发言的要害之处。随着汪东兴和陈伯达的发言及随后出的华北组的六号简报，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下午五时，整个庐山都狂热起来了。这是毛、林、周都没有想到的。 听完录音之后，叶群在昨天同样的地点，向同样的人说：「昨天晚上，总理交代张春桥，在宪法草稿中准备好国家主席的章节，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 散会时，我看见陈伯达塞给汪东兴几页纸，说是搞了几条马列「语录」，打出来请常委审査，可是，下午我去开会前，刘秘书已经交给我这份「语录」，我就带在身上去开小组会了。 我下午去参加西北组的小组会。开会前，吴法宪打来电话说：「姓汪的来电话说，他已经发言了，叫我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他军队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今天发言很重要。要尽快发言。」我说：「姓汪的都指挥到我们头上了。」吴说：「人家也是好心嘛！『语录』你拿到了吧，这是汪主任亲自给我的，让军委办事组『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睹为快了。」我说：「对对对，知道了。」 西北组的简况（二十四日下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小组会上，我是第四个发言。我记得在西北组，冼恒汉、张达志、康生、邓颖超、董必武、粟裕、张秀川、李瑞山都发了言。 我的发言主要是三个内容：一是，热烈拥护林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二是，严厉谴责反毛主席的人。我指出，在九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会内部还有人反毛主席，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提高警惕。三是，宣读了陈伯达搞的马列论「天才」的「语录」。 我发言的具体内容并不很多，时间也不长。我的发言主要是讲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我说「林副主席说过『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取得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在这次会上林副主席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谬论，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 小组会上对我的发言，反响不很大。大家对我的发言有三点评论。第一，认为我是知情人，对我的发言十分重视，即使一句半句也是有用的。第二，认为我也是文革初期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毒打的重要受害者。他们说：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解放军是三位一体的。他们这样反，当然也就把矛头指向军队了。邱会作同志也是被反的一个。第三，认为我的发言，内容虽然不多，但讲得实在，没有「哗众取宠」之意。大家对我宣读的论「天才」「语录」不特别感兴趣，但一致提议要将「语录」印出来。 我发言之后，康生、董必武、粟裕、邓颖超等都做了发言。 康生说：「我同意邱副总长（他叫我的职务）的发言，他用的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态度。这是很好的态度，对问题应当有研究的精神！我看他马列主义学得比较好。」他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三种人，一种是学习好、用得好，林副主席是榜样；一种是学习还可以，但用不好，我就属于这种人；一种是不好好学习的，这种人不是个别人，但也不是多数人。康生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 董必武说：「我很熟悉邱会作同志，他从年青时期就爱学习，他的文化不是老师专门教的，主要是自己努力学来的，他今天的发言还是学习的精神，很好！」董老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 邓颖超说：「我同邱会作同志长征就在一起，他是一个很使人喜爱的干部。很多同志就很喜爱他。他刚才的发言，是很能启发人的。」邓颖超在发言中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她还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争功似的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 大家差不多都发了言后，由邓颖超、粟裕牵头集体通过了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意见。邓颖超说：「我们都发言了。现在我们再用全组通过的办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小组的态度就更加鲜明了。」邓提议后，立即一致通过，我因知道一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情况，调子不是很高。全组通过之后，粟裕还对我说：「邱副总长！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你好像是弃权了。怎么样？不会有两本账吧！」我忙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我是不会脱离群众的。」 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同志是西北组的召集人，会上没有机会发言。「风云突变」之后，大家在检讨时，冼恒汉同志还坦诚地展示了他灵魂深处的思想，他说：「我是在小组会上没有机会发言，如果我发言，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晚饭后，政治局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我在会场的电话室门口与总理相遇，总理笑着对我说，「你下午很有力量！」「你怎么知道？」我问。 「跟你一组的人（指邓颖超）同我说的。她还问我说，邱的发言，很显然是话中还有话的，话并没有说完，是怎么一回事？我叫她独立思考。」我说：「我的发言，还只是一个开头，我准备清算造反派对我的摧残！」 总理说：「不要心血来潮，要考虑成熟再说。」 我说：「这次林总的讲话，我事先确实不知道。因此没有向总理汇报，我要有什么打算，肯定会事先向总理报告，并得到总理的指示！」总理说：「这次发生的问题，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这点，我不会有任何怀疑的！现在事情才开始。」 我说：「我一定听总理的话！」 晚上，我继续去参加小组会。会议还没有开始之前，张秀川同我咬耳朵说：陆定一式人物就是指张春桥吧？我回答说：「独立思考！」张碰了我的钉子。事后我感到对不起他，小组会正式开始时，我用纸烟盒子给张写了一个条子。大意是：「你指对人了，但不能点名，可以表示愤怒！」张看到我的条子后表示满意。 小组会的中间，我在厕所里碰到曹里怀。我问他发言没有？并鼓励他对林总的讲话要赶快表态。曹回答说：「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一定会表示自己的态度！」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在小组会上是比较活跃的。造反派把我整得太惨了，我对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是不满的，这也是我能够活跃起来的思想基础。我是坚决反对造反派的，这点是众所周知的。但对林彪的讲话，我确实是不知原委的。在会前，连林彪要在全会上讲话，我也是不知道的。至于林总同江青的斗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我知道的不多。 汪东兴、陈伯达在华北组（八月二十四日）。在华北组，陈伯达到会参加讨论，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认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汪东兴在陈伯达发言之后也发言了。汪东兴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根据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在会上，汪东兴很严肃地说：「我们再也不要糊里糊涂的。这里面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是他对问题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不然问题可就严重了。」 当有人问汪东兴：「你说有人反对主席当主席，这样讲，主席知道吗？」 汪东兴说：「当然知道，就是不让点名。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 汪东兴发言后，从华北组出来就碰到了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汪说：「王主任，要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晚上，萧劲光同志来了个电话，他说：「你那里怎么样？」 我对萧劲光的电话有点奇怪，心想怎么问到我这来了。萧劲光是我的老上级，关系一直很好，我随便回答说：「马马虎虎。」 他不满意地说：「什么叫马马虎虎？今天汪东兴来到我这个组，大讲了一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我记得以前不是传达过不设国家主席吗？现在他又主张设，这是怎么回事？汪东兴口气很大，他说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能糊涂。我可真糊涂了。」 我不太愿意回答他的问题，我就说：「你问李瞎子（李作鹏）就行了。」萧说：「问他问得出来我还找你！？」 我看他有些动气，就立即说：「两种说法都有，就看自己的阶级感情了。常委都说设，主席没有同意。主席是太谦虚了。」 过去，汪东兴给我们通气，一般是给吴法宪打电话，由吴转告我们。可二十四日晚上，汪东兴逐个给吴、李和我打电话，询问我们发言的情况，汪很亢奋。汪东兴的发言是全会发言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建议设国家主席」，并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笔杆子压枪杆子」，总之他提出揪人。这刺痛了毛主席的心，后面毛主席的做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大会秘书处印发了各个小组的简报，华北组的简报（八月二十四日小组讨论的情况），编为大会的第六号简报提前印发了。简报写到：「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东北组，陈锡联、曾绍山、周恩来、尉风英、李素文、汪家道发言。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周恩来总理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的观点。周恩来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周恩来还就党的历史发展经验说：「要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要夹着尾巴做人，知错就改，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此前（七月十八日），关于修改宪法，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提出修改后的宪法要「突出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党是全国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林副主席是副统帅。」在开幕式前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上周总理同其他三个常委再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在华东组，许世友、杜平、韩先楚、杨得志、王震、陈云、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陈励耘、韦祖珍、彭冲、王洪文、王秀珍发言。在华东组的发言中，许世友义愤填膺地抨击了张春桥：「造反、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党和国家都被你们搞乱了！……」。陈励耘在发言中指责中央文革迫害老干部，反对解放军。陈还没讲完，许世友又插话说「老陈，你讲的对！我同意你的意见」。连江青、张春桥的亲信王洪文、王秀珍等人也在会上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天才」的观点。王洪文说：「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华东组发言非常热烈，几乎人人抢着发言。抢不上话筒的人就站起来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要求「揪出来示众」，「斗倒批臭」，「千刀万剐！」……张春桥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低头抽烟，一声不吭，都不敢抬头看一下是谁在发言，谁在喊口号。 在中南组，刘兴元、丁盛、叶群、叶剑英、李作鹏、孔石泉、任思忠、曾思玉、刘丰，华国锋、李震、于桑发言。叶群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鹏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人想往下吹。」公安部长李震和副部长于桑为了争先发言，争先对林彪的发言表忠心，竟然抢起话筒来。 在西南组，张国华、梁兴初、周兴、蓝亦农、张绖秀、陈康发言。吴法宪参加了西南组的讨论，吴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陈老总在华北组发了言，他的言辞是激烈的，因为他对江青、张春桥一伙反党乱军、祸国殃民是痛恨的，他说：「谁反对毛主席就同他斗！我虽然身体患重病，也要手扶肚子站起来同他们斗争。九大之后，我是被打在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除了陈老总外，老资格的中委，如聂荣臻、陈云、李先念都发了言，虽然他们不是很激动，但也都表了态，表示对江青、张春桥一伙的行径不满。 在二十四日那天的下午开始，庐山的战火确实是烧得很旺盛的，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实行了讨伐！在二中全会上，并不只是陈伯达、汪东兴、吴、叶、李和我等反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要员，而是极大多数中央委员共同的思想和行动。大多数人对中央文革是痛恨的！今天有林总带头反对中央文革，极大多数人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太多，他们是众矢之的，真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尤其是汪东兴和陈伯达的表现，使毛主席不能接受。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是在毛主席身前身后办事的人；陈伯达是党内理论家，是「最能准确表达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都是毛的人。他们却站在林彪一边，带头发江青、张春桥的难，发中央文革的难，毛主席是不会答应的。 第三十三章 风云突变 晴天霹雳 会议正在进行时，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突然发生了变化。会议由「盖橡皮图章」变为「盖冤案图章」了。后来，竟捏造事实说，什么庐山会议期间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林彪搞了什么未遂的「阴谋政变」。我亦被列入该集团成员之一。但我参加了什么政变？过去十几年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因为这是捏造出来的，除了捏造者本人知道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 二十五日下午，我继续去参加小组会。临走时，秘书对我说：「皮包里，放有华北组的简报，到会场上可以先看一下。」 到了会场之后，我就把包里的华北组简报拿出来了。我边看，内心边发笑。华北组的简报写得实在好！他们的小组会，真是「炮火连天」。原来反对中央文革的竟大有人在，这是我过去所不十分知道的。 这时，各小组的发言已经远远超出讨论林彪的讲话，整个会议已经形成一种势，即反对江青这些人，甚至不满文化大革命的「势」，情绪相当大，这种「势」触痛了毛主席。虽然在大家的心目中有一个共识：毛主席搞文革是继续革命，只因为江青一伙的破坏，对老干部无情打击，才使众多老干部遭殃，文革才乱成这个样子。事实证明这种看法也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主席的方针，江青是执行主席方针的。 我准备提议，在小组会宣读华北组的简报。但我抬头一看，康生没有来，小组召集人冼恒汉也没有来。我立即想到，毛主席那里是不是开什么会？因此，我多了一个心，到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来了。「祸从口出」的谚语，这次对我真起了作用。 各小组的讨论情况，毛主席肯定是知道的。当时，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个大军区司令员也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信，坚决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许世友还直接了当地点了张春桥的名，并提议要把他们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三年。尤其是华北组的六号简报，火药味十足，并以汪东兴的讲话为主。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时间早于许世友等人，他在发言中，不仅坚决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提出要揪人。汪东兴还说：「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对问题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大家都明白了，「不点名」点的是谁了。汪东兴的话实在是太露骨太有份量了。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毛主席在山上的住处召开了中央常委会（各组有一个召集人列席会议）。会上毛主席决定，收回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的简报），各小组停止开会。毛主席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庐山会议的转折点，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一伙的熊熊战火开始被毛主席熄灭。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西北小组的召集人冼恒汉，参加了中央常委会回来说：「毛主席决定小组会暂停，以后怎么开会，待通知。」 下午五时，各组都宣布暂停开小组会。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大家都不清楚。这对全会的极大多数人是一瓢凉水，浇得大家昏头转向；可中央文革这些人兴奋极了！参加会议的人在林总讲话之后的情绪和停止开小组会时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一种情绪，多数人兴高采烈，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惶恐不安，忧虑重重：后一种情绪，多数人垂头丧气，中央文革少数几个人兴高采烈。 下午五时，我从西北小组会场回来后，对庐山会议二十多个小时（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起）以来，发生两次突然变化完全想不通。我同李作鹏商量，必须再次严肃问一下吴胖子，问他究竟知不知道林总要在开幕式上讲话。如果他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讲话，又不同我们打个招呼就可能有什么新的内幕，那样，叶群、汪东兴、吴法宪他们就是一伙了，我们就不是林总最信任的人了，汪东兴在会上讲话那么露骨，究竟原因何在？如果吴真的不知道，就是过去斗争的继续。 晚上，我们一起到吴法宪住处去了。对上述问题，我们直截了当地问了吴法宪，他有点莫名其妙。吴法宪说：「我真不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提出张春桥的问题。如果我知道，以前不跟你们说，现在再不讲实话就不行了吧。要是我知道林总要反张春桥不跟你们说，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我可以给你们立个字据，连我的人格、老婆孩子都列入担保之内。」他说得很诚恳。 我们认为吴法宪的话是诚实的，我们相信了他的话，也就放心了。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回忆准备开二中全会以来的一些主要问题。 我们经过仔细回忆，想起的主要问题就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关于在宪法上写毛主席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问题，关于搞「天才」论的语录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即使有错误也是思想认识问题，完全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经过回忆之后，我们自己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也没有担心的必要！ 我们一致认为，当前还看不出毛主席对林总的讲话采取什么态度，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们担心的是，今后江青、康生、张春桥这些人，在中央政治局会更神气，甚至可能从九大以后的政治局集体办公退步到中央文革时期那样的程度；这些人不懂又爱管，把该办的事搞得一塌糊涂，总理又那么「顾全大局」。如果庐山这样转向的话，林总讲话权威性会不如过去，甚至有针对江青的话也会不便说出来，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充分的认识，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江青不把总理放在眼里，今后也不会把林总放在眼里，对我们就更不在话下了。 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们当时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这时，汪东兴，叶群前后来了电话。 汪东兴这个人，九大以后经常给办事组打电话，有机会就往办事组跑，跟叶群就更紧密了。上了庐山以后，他天天给吴法宪打电话，甚至一天不止一次，一般情况下由吴再转告我们。汪东兴说：「看到全会上各组的气氛，他们真害怕了。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了毛主席的住处。江青并不知道下午三时中央开常委会，她是带着张、姚去向毛主席告状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了她的车。江青说：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他们表面上是对着春桥和我，实际上是对着你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汪东兴接着幸灾乐祸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毛主席对他们说：『对开会的事，中央就要开常委会讨论了。』」汪东兴还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开会也是主席让大家给他们一条生路。」汪东兴还专门说：「主席已采取措施，今后我们暂停电话联系，你们之间也少打电话，有话当面说。」汪东兴还说：「许世友来开会时，主席说：『我不能当国家主席，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担任国家主席。我的手都是冰冷的（伸出手去给许摸），我每天能睡着觉的时间很少。我不能担任国家主席那个职务。国家主席由老年人、年轻人担任都可以。你许世友也可以，你许世友担任国家主席就足足有余。』许世友说：『我听毛主席的话，我再不提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了。』主席笑着说：有希望！只要对你许世友的工作做通了，其余的人就没有不通的。」 但是，毛泽东听进了江青告状和求援的话，听信了江青的话！主席是反对「天才论」的，还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评陈伯达。毛主席还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九一三」以后，项目组从吴法宪嘴里压出了「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假话，毛主席又把「设国家主席」杜撰为我们反党的政治纲领，「天才论」是我们的理论纲领，事情越搞越假，越搞越乱。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主席真正的心病在哪里呢？一个是林彪因不满中央文革在会上不指名地点了张春桥，那么多人都拥护林彪的讲话，林在会上的威信，使毛主席难以接受；另一个就是除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外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会上提出揪人揪张春桥。主席很自然会把反对张春桥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和毛泽东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主席后来不是讲过，他一生干过两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一件。因此，反对文化大革命，对主席来说是一件要命的大事。这样，林彪在大会上不点名地点了张春桥一事，就显得严重了。 接着，叶群也来了电话，她说：下午三时，林总去开常委会。她想到林总去开常委会，必须追上林总去叮嘱几句。叶群在毛主席住所门口不远的地方追上了林彪的车。叶群向林总说：「今天，如果有什么很麻烦的事，一定要保汪东兴！」叶群驱车赶林总时几乎翻了车，但她赶上了林总，对发生过的惊险也就不在意了。不过，叶群下车下得急，一下车腿一软就坐了一个「屁股蹲」，受了伤，以后几天开会，她都垫个小游泳圈在屁股下面。 二十五日晚上，政治局开会，扩大到各小组的召集人，会议由总理主持，这时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劲头又来了，因为主席的决心还不知道，尤其是主席对林彪的态度还不知道，总理看到他们那个样子也不高兴。我当时就隐隐感觉到，主席的屁股可能坐到江青那边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主席在山上和下山后的一切都是对着林彪来的。总理在会上说：「会议的日程做一些调整，根据主席的指示，休会两天，大家休息休息，很多人还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去游一游，换换空气。」 散会以后，吴法宪要到林总那去，我们劝他不要去，他还是坚持要去，为了等消息方便，我们就坐在吴胖子住处等，不久他就回来了，吴说：「我去时林总刚从主席那里回来，主席召集开常委会，各大组的负责人也到了，林总说主席对会议不高兴，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起哄，并说以后不要再提天才了，国家主席他不当。林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我回到住处，总理给我来了电话，他同我说：「主席说庐山问题还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这就是说，在陈伯达身上发生的一般的问题，也必须严肃对待。你没有什么大事，但要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你究竟有没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总理的话，都说到这种程度，我仍然没感到自己会有什么事，只是我感到陈伯达可能要倒霉了，可是为什么要搞到陈伯达头上，我真是搞不清楚。 毛主席宣布停止小组会后，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大家可以自由活动，有的人在家里看会议相关的文件，有的去游庐山，晚上还安排看电影。实际上，主席自己忙乎得很，天天找人谈话；江青他们也忙乎得很，而且打着主席的旗号，拉拢人心。我们几个则没有给任何干部谈过话。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吴法宪通知我到总理的住处开会，这个会除吴、李和我之外，还有康生、汪东兴参加。总理说：「按主席指示，召集你们来谈一谈，把有些情况搞搞清楚。」 总理的话音一落，康生就气势汹汹得对汪东兴说：「你汪东兴所在的华北组六号简报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简报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1你汪东兴戴上，你敢做不敢当，不但推卸责任，还陷害别人。在华北组起哄！」汪东兴没有看康生，没有吭声，也没有低头折服的样子。这下康生更火了，扯着嗓门说：「你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跟着你起哄！吴法宪撒谎。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也跳出来了！你们想干什么？！」康生讲话时，总理一直看着他，没有倾向性的表情，也没有说一句话。因此，我们心里也有些底，李作鹏是个有胆识的人，他首先顶了康生一句：「康老呀，总理说，按主席指示找我们来，是把情况搞搞清楚，你怎么上来就下结论呢？！」康生一下就哑火了，吴法宪见到此情景，立即跟着说：「康生同志，你是代表中央下结论吗？这个结论有点早吧。」康生老到得很，他自知话说过了头，一句话也不回答。总理趁势说：「今天就到这里，明天上午接着谈。」总理又强调：「主要是把情况搞搞清楚。」在会上我也没说话。 第二天（八月二十七号）上午继续在总理那里开会。吴法宪拿着一本《党章》对我和李作鹏说：「这是林总给我的党章，党章上明明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我才不怕康生呢！毛主席说我错了我才承认。」在会上康生把我们当被告一样，又是追又是训，大放厥词。康生竟说：「你们也是『军事倶乐部』！你们要交待这个倶乐部都有谁？怎么成立的？为什么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也跟你们在一起？陈伯达起哄很得意呀，他把林副主席也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了！」 我听康生简直在胡说八道，况且我昨天也没有发言，我应有个态度，便反击康生说：「我在西北组发言时，你康老也在场嘛，你同意我的发言，你还表扬我马列主义学得比较好，我还受宠若惊呢，你自己说的话都忘了吗？党的会议，大家都可以发言嘛。设国家主席，只是传达过不同意见，究竟是哪种意见，也没有定嘛，就是让大家在会上提嘛。你自己也同意设国家主席嘛！」听了我的发言，康生气得满脸通红，但我说的话比较平和，康生想发作也发不起来，他傲慢地扬着头，胡子翘老高。吴法宪紧接着说：「你今天又说陈毅是反革命，而且和我们搞在一起了，这是中央定的吗？你是常委，说话要负责呀！我们没有『军事倶乐部』，没有！我们只有军委办事组，这是毛主席定的！」吴胖子说着说着激动地站起来了。总理一直没有发言，这时总理立即说：「康老的话说过了。」总理就说了这么几个字，又让大家说。李作鹏对付康生是有办法的，以前的政治局会议上，一有机会李作鹏就挖苦康生。李作鹏说：「康老呀，我记得在九大时，主席说陈毅是右的代表，现在怎么成了反革命了？这是创造性的，还是讽刺呀？」我们三个人把康生收拾了一顿，康生那个嚣张劲头才下来，不过我们也只是嘴上痛快，因为康生不是代表他自己来的，他是代表毛主席来的，我们这些人不谙世故。总理说话一直没有倾向性，总是说：「平心静气，平心静气，主要是把情况搞清楚。」下午四点左右，陈伯达叫吴、李和我到他住处去谈了一次话，时间约一小时。对此我们有点犹豫，吴法宪说，陈伯达告诉他是主席叫他找我们的。 我们到他住处时，我们看到陈伯达精神十分紧张，很沮丧。大家坐下之后，喝了一点热茶，他精神的紧张程度稍微好缓一点。他说：「我叫你们来是经过主席批准的。主席叫我去谈了一下，对我有批评，对你们也有批评，主席要我找你们几位谈一下。」 陈伯达颠三倒四地说了不少话。我记得，主要内容是谈的毛主席批评天才论，说陈伯达给我们语录，把我们骗了。在谈话的时候，吴法宪拼命记录，我也帮他记了一些要点。整个谈话的内容都是重要的，但如下几句话，我认为特别重要。 陈伯达说：「毛主席指责我参加了『军事倶乐部』！说我背叛了中央文革，要我到江青、康生那里去承认错误，争取他们的原谅，搞好团结。」陈伯达说：「毛泽东一出此言，我脑子就懵了。『军事倶乐部』是一九五九年毛泽东讲彭德怀的话，怎么在十年以后又拿同样的话讲起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来了？我是罪孽呀，怎么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线了。」 陈伯达说：「康生指责我把林副主席绑上了战车，甘愿当叛徒，投靠了军委办事组，我准备你陈伯达杀我的头！」 临走时，陈伯达向吴法宪宣布：「我犯了错误，从此中断电话联系！」这几句话，把当时发生的问题的性质都点明了。例如：「军事俱乐部」一词，是上次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用语，康生的话是再明显不过了，我们问题的性质和彭德怀是一样的。 我们三人都认为，问题一下就严重了。就决定到林彪那里去一下，准备走时，吴说给叶群打个电话，陈伯达听见后像吓丢了魂似的，恳求吴胖子千万不要在他那里打电话，我们就离开陈的住处。吴说我们就直接去林彪的住处，如林不肯见就回来，李说如果不见，那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到了林彪的住处，叶群依旧很热情，说：「快来，快来。」林彪也亲自出来了，我们把陈伯达的话讲了一遍，林彪还是很镇静，好像对这些是是非非的话有反感，林总只说了一句：「那是讲陈伯达。」 对于毛主席同陈伯达的谈话，我又专门打电话向总理汇报。他听到后也非常吃惊，他认为主席把问题搞严重了。 周总理真是不辞辛苦，立即找吴、李和我谈话，总理说：「话的份量是相当严重的，要超过『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对陈伯达说的，与对你们说，是有区别的。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向你们打招呼的。但你们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 我们对总理都存有感激之心。因为在最高层搞这些名堂，我们的确一窍不通。 不管怎么样，从陈伯达这次谈话起，我们才真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对我震动很大！从此，我就比较认真考虑问题了。我考虑来考虑去，脑子里「翻箱倒柜」，各方面的问题都认真想过了，在庐山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外，大家对林彪讲话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开始也包括康生在内。因此，不是谁有错误的问题，而是主席说谁有错误的问题。我认为不管庐山的问题有多大，对我们都是「提起千斤重，放下无四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毛主席「提起」还是「放下」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毛主席把我们和汪东兴分开，把我们和全体中央委员分开，把我们孤立起来，其实也就是把林彪孤立起来，再扣上几顶帽子，进行打击。 林彪的态度 总理宣布暂时休会以后，林在等主席表态，也没有主动要求去见主席，因为不知道谈什么，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主席反而天天找人谈话，主席还想了一个方法，叫林彪给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说我们犯了错误，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林彪是不愿意出面开这个会的，他认为主席不够诚恳，但主席发了话，林也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从八月二十八日开始，林彪就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他的住处开过三次会。每次会九时开始，十一时结束，每次会约两小时。第一次会议开始时，林总说：「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我们的会要开两三次，每次会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口头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报告了。」林总当面批评了陈伯达：「你的书生气太重了，考虑得太多。主席批评我能不能再看张春桥两年，主席说得对。我们部队的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就是这些嘛。」对于让林主持这样的会，后来林彪说主席在「耍」他，他也只有应付差事。 到会的人都说了话，说的内容都是有关团结的问题。当时，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还没有印发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有批判天才论的问题。大家的话都说得很简单，都是属于表态的话，实质性的话一句也没有。这种会是纯粹做样子的。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林彪有些调侃地说（我从没有见到过林彪开玩笑，林说话向来认认真真）：「你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你们为什么在同一时间，讲了同样的话？」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 叶群对我们说林总的态度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理。」从此他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叶群还说：「林总说，吴法宪提出检讨，这是他的权利。如果他要问我（林），我就说检讨是因为有错误，你吴法宪没有错，你检讨什么？！」从我们比较知道内情的人来说，林彪在庐山的确没有单独进行过任何活动。他的心情总是坦然的。他说过：「一个人搞鬼还是没有搞鬼，自己说的不算数，要别人说的才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就没有什么顾虑，也不给别人制造紧张局势的话柄。」在庐山，吴、李和我等人，除了在公开的场合同林彪见面说过话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单独同林总讲过话。事后我想了一下，林总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好像是军事上的「火力袭击」。林总的「火力袭击」的目的，不是对准整个中央文革，而是对准他们的干将——张春桥。这一仗如果成功了，对中央文革以后的文章就好做了。但林总的火力袭击还没有完，战斗就宣告失败了。 林总在庐山反对中央文革是未遂政变吗？这完全是鬼话。那么林总为什么失败了？毛主席支持江青，支持中央文革是林总失败的根本原因。林总的命运就抓在毛主席手里。 毛主席支持张春桥，是为了江青吗？这也不全对。其实，毛主席支持张春桥，这是关系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也关系到文化革命中搞造反的一批干部。上海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比较好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又是从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代表人物，这就是说，如果张春桥被打倒了，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一批人的问题。林总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既得利益者，除了在毛主席决定后，他对打倒贺龙在九大说过几句话之外，在文化革命中没有欠下什么需要还的账。 吴法宪检讨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总理给我来电话说：「我已通知吴法宪写个检讨，这样争取主动，主席对于肯做检讨的人，一般是原谅的。我看吴法宪的精神有些紧张，恐怕他写不好，你和李作鹏都去帮他起草一个稿子，拿给我看看。」我说：「我马上照办。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吴法宪写检讨一事，是否要报告林副主席？吴一检讨，势必影响到叶群，也就等于影响到林副主席。」总理说：「你考虑得周到。但检讨还是要写的，不然主席那里不好交待，两边都要兼顾到。关键是检讨怎么个写法，所以我才叫你和李作鹏去嘛。」 我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讲明情况，吴表示感谢，说自己先搞。吴的思想压力大，自己搞不深透，秘书搞，吴又不满意，主要是怎么说林，拿不定主意。晚上我和李作鹏到了吴的住处，共同商量检讨稿怎么写，大家商量了一个框架，吴当时精力消耗太大，有些力不从心，我就执笔给他写了一个稿子，吴认可了，又拿给李去看（李身体不好，先回去休息了）。吴法宪向总理交了卷后，总理又把我们三个人叫去亲自谈、亲自动笔修改后才定稿的。总理还说：「你们几个人政治上一直都很顺利嘛，要经得起挫折。」吴的检讨稿很简单，一是说对林的讲话，自己理解上有偏差，因此在发言中有错误，自己发言中的错误自己承担。总理说：「这个提法好，要自己承担，保护副帅（指林彪。这是总理的专用语）」。 一是说讨论林彪的讲话是吴提出来的，吴说他的提议干扰了大会的议程。这个提法就等于替总理开脱了，因为此事江青抓住不放，讨论林彪的讲话和听录音毕竟是总理同意的。总理对这一条特别满意。 总理这个人，对人还是很诚恳的，而且精力特别充沛，对大局的事，对有利于团结的事，他都会尽力去做，他对党内的团结有美好的愿望，从不好胜。比如说，叶群二十五日下车时坐了个「屁股蹲」，开会时很不方便，她2想请假，总理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请假，不然别人会有很多想法。」叶群听了总理的话，开会时搞个小救生圈垫在屁股下面。当然，只要主席的态度已明确，对总理来说，上面那些就不算数了，他是无条件听毛主席的，总理知道主席是太好胜了。 当时，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把前一段在北京讨论宪法时，做记录的人（也是这次会议会务组的）找来写了一个材料，说「在宪法修改小组的讨论会上，吴法宪和张春桥确有争论，但这个争论，不是原则上的争论，而是文字上的争论」，这个材料是他们为张春桥找退路的。二十五日以后，形势变了，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又把这个材料，捅到主席那里去了，并大肆宣扬说吴法宪造谣说假话。吴法宪当时已经「溃不成军」了，他没有和我们商量竟承认自己说了假话。这件事引起了林总、周总理的极大注意，我和李作鹏对吴则极为不满。林总在吴困难的时候，真是帮他，林认为吴法宪不会说假话，并为他专门说了一段话。林总还叫把他的话传出去。 林总说：「吴法宪没有说假话的问题。吴跟我几十年，我就没有听过他说过假话，也没有听别人说过吴法宪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吴法宪对毛主席、对党都是忠诚老实的，是不会说假话的人。」 林总还说：「在宪法小组，对运用毛泽东思想编写宪法，确实有过争论，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我们决不能说，提出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假话。这样就不是以理服人。」 同时，总理在东北小组也做了文章。虽然，总理没有像林总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吴法宪是不会说假话的人。」但说的话是很有份量的。总理说：「吴法宪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对争论的不同意见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说假话。」懂得内幕的人，对总理的话是完全理解的。吴法宪说假话风波到此就平息下去了。 黄永胜上山 二十九日上午，李作鹏和我在吴宿舍闲谈，叶群也来了，叶群说她拾到了三个「险球」。这三个「险球」是指周总理转给叶群的三封信，并附有条子说：「此件存你处不必再呈、转了。」 信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写给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转去的还有其他省、市中央委员的信）。信的内容是打击张春桥的。许世友提出，要把张春桥下放农村改造三年。杨得志、浙江的南萍、熊应堂提出要公开批判张春桥，韩先楚原来没有写信，听许世友一讲，他立即响应，他说：「我也给这个鳝鱼眼（指张春桥）补一枪。」叶群对我们说：「与此事不搭杠的老同志，我一定要保他们。」 这样的信不转到毛主席那里去，不去火上加油，只有周总理能够做到，同时也只有总理能够把事情向着好的方向解决处理。 晚上，李和我建议吴求见毛主席。吴立即向毛主席秘书打了电话。不久，秘书回了电话说：「主席说，现在不要谈话，以后主席会找你谈话的。主席交代了三条：一，不要紧张；二，要犯得起错误；三，我们要以孔夫子打牌『和为贵』的办法处理问题。」 八月三十日，黄永胜到庐山，李德生回到北京值班。黄永胜一上山就被叫到毛主席住处，我们一直在吴法宪的住处等他。黄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看林彪，半夜了黄才回来，而且是和叶群一起来的。黄只简单地讲了一下毛主席和他谈话的情况，有些情况尤其是主席拉他和批评吴法宪的话没有多讲。 黄永胜说毛主席估计山上的情况他已经知道一些，因此谈话一开始主席就问：「到庐山来紧张吗？」 黄永胜：「我刚到，就来主席这里。」 毛主席：「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一听说的是张春桥，也直言回答道：「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他特别倚重江青同志，我认为有些事是给主席脸上抹黑。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总理一直在努力做工作，担子很重，很吃力。过去，没有向主席报告清楚，我应当负责！」 毛主席：「你当然要负责，你是一个头。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有什么用？」 黄永胜说：「江青自以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张牌嘛！她总认为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她总认为自己会赢。」 毛泽东：「大王出过了，小王就当家了。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嘛！人不多喽。为什么连你都不向我报告江青的情况？」 黄永胜是个政治上挺成熟的人，究竟毛主席怎么看江青，他还没摸透，因此他没有顺着毛的思路往下说，黄说：「我们不想干扰主席。」 毛泽东：「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我是在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来的枪林弹雨，艰苦岁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为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毛泽东：「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 毛主席说：「现在问题都解决了，不把问题带下山去。今后主要是学习、提高认识问题。大家都要执行九大路线，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黄永胜：「我听主席的话，在主席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搞好团结！」 不过，黄永胜的态度，也决定了事后毛对林彪，黄、吴、李、邱的取舍。毛当时已经很清楚了：要林彪、黄、吴、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们骨子里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拿掉林彪！有没有以后的「九一三」事件都是一样。 黄永胜到庐山之初，因为毛主席同他谈了话，开始他有点「局外人」的态度，他不主动向别人打听情况，别人同他说话，他也不太感兴趣。同时他负担也并不重，因为毛主席已经说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观察到这一情况之后，除了有事之外就很少到他那里去了。只是三十日晚上，黄、吴、叶、李和我在一起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叶群把庐山问题，向黄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从林副主席对庐山问题的态度说起。 黄永胜与总理的联系比较多，受总理的教育和点拨比较多。黄对庐山的问题了解多一些了，也渐渐找我们谈话，并且在对待中央文革一帮人的态度上，黄比我们还坚决，对维护大局，他和总理作了不少工作。黄强调：一个是保护副帅；一个是叫吴法宪在检讨时只说自己，不要扯别人；一个是要保护陈伯达和汪东兴，问到自己头上就实事求是地说。黄强调说，老夫子（陈伯达）也是手无寸铁；一个是强调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在庐山我们和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不承认我们是一伙；一个是和张春桥有斗争而且是原则性的斗争，批评张春桥没有错，不是只有我们几个人对张春桥有意见，政治局很多人对张春桥都有意见。我现在想起这些往事，仍然认为黄永胜的思想水平是高的，人品是很可贵的，如果他被毛主席拉过去，问题就复杂了，毛主席就可能提前把林彪端出来。 《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个文件是八月三十一日下发的，政治局进行了学习讨论。 《我的一点意见》是毛主席看到华北小组的简报而写的。在原稿上，除了关于搞语录的问题，还有陈伯达、吴法宪的名字。后来，周总理说：「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毛主席又把吴法宪的名字删去。 《我的一点意见》，我记得文字并不长，主要内容有：对庐山发生的问题，提高到「炸平庐山」的说法。在天才论的问题上，讽刺了陈伯达，保护了林彪。文中关于天才论的问题，有一句「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一致认为……」整篇文章，初读起来好像学术味还是相当浓的。但细细一看，就是对陈伯达的宣判书了。 在政治局讨论《我的一点意见》时，江、康，张、姚高兴得不得了，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暗指林彪），我们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我们要以批判『天才论』为中心，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建议文元连夜写出个大纲来。」 吴、李和我除了表态拥护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带着讽刺口吻说了一句：「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我也说了一句：「表态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态度！」周总理怕吵起来，就用其他的话把问题引开了。 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对《我的一点意见》如获至宝！江、康、张、姚召集华东地区的造反派中央委员，如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等十余人，在张春桥的住处举行了庆祝会，光茅台酒就喝了几瓶。 小组会恢复后，姚文元在他所在的东北组发言，讲了几小时，主要是批判天才论。消息传了出去后，其他小组造反派出身的中央委员也不守纪律，竟然脱离自己的小组，都跑到东北组去听姚文元发言了，中央文革在造反派中的威望是不可低估的。 毛主席派张春桥到华北组，有人请他批判天才论。他只说了两句话：「唯心主义大师是冯友兰（北大教授），党内的蹩脚理论家是陈伯达。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有资格讲天才论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擅自参加了各个小组的会议。他的举动没有别的，就是要大家看看，「副统帅亲自上阵也没有把我张春桥打倒。还有什么人可以把我打倒吗？」周恩来知道会场被他们搞乱了，非常生气。他告诉张春桥：「回到华东组去。」张对总理不屑一顾。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哈哈大笑。 江青的表演就更使人恶心了！她每天上午都到一个小组（不固定）的会场上去。她到西北组的时候，一进门就笑起来，表示非常高兴的样子。坐下之后，她说：「我来晚了，是有原因的。我要协助毛主席处理会务的许多问题之后，才能出门。我是来看看大家的。毛主席睡觉很好！」我在小组会上也做了简短的发言。我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了自己学习差、理论水平低，识别不了真假马克思主义，今后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爱护党的团结。我的话音一落，康生就对着我面带冷笑地讲话了：「善于观察时势的人，应当多说一点嘛。上一次在小组会上，不是说得很好吗？」 「把时间留给理论家康老用。听说，康老已经准备了长篇发言稿。」我是以平常的态度回敬康生的。 大家对我们俩个人的几句对话，报以哄堂大笑。 康生在西北组除了把我讽刺了一顿之外，还以「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为题讲了大约两小时。 会议的最后几天 九月一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吴法宪、陈伯达做检讨，会议由林彪主持。林彪能主持会议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以为他会称病，但他却来主持了会议。 陈伯达发言时，张春桥做「翻译」，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件大喜事。他们在展示：「你陈伯达打不倒我们，你今天怎样了？」 九月二日，继续昨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伯达、吴法宪检讨后，还有几个人发了言。 张春桥发言，除了尽情谩骂陈伯达之外，还说了：「以吴法宪为戒，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林彪在会议结束时，对陈伯达说了两句话。他说：「陈伯达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对这样的人应当与之彻底划清界限……」 会议至此，「庐山战火」就暂时平息了。会议转为全会原来的议题了。 九月三日，总理回北京了，会议似乎没有人管，各小组名为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实际上都在乱扯谈，大部分人拿着审议文件当闭口道士。 九月四日，总理回来了。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主席说不要搞得太紧，会议再延长两天，然后对到会的陈伯达说：「闭幕式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如果参加，别人会把你从主席台上撵下来。」主席说完话，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他低着头坐在那里不动，这时总理走过去，给陈伯达咬了咬耳朵，陈伯达站起来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了。陈走了以后，主席又接着说：「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我在这里向中央揭发陈伯达，陈伯达是个托派、叛徒……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伯达有变节行为，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一贯追随王明反共。……」主席还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 毛泽东的讲话，大家听了很不是滋味。过去，陈伯达号称马列主义理论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三十多年，周恩来也说过：「伯达同志最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思想。」前几天，陈伯达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怎么又是「托派」，又是「变节」，又是「叛徒」，又是「反共」，有错误可以检讨嘛，怎么一得罪，就搞成这个样子？张春桥也是叛徒，为什么一字不提！？林彪揪张春桥就是分裂党，毛主席揪陈伯达就是团结胜利的大会？大会讨论林彪的讲话就是改变大会的议事日程，大会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不也是改变大会议事日程嘛。听了毛讲完话后，人人面面相觑。不过主席讲到：「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时，叶帅突然发言。他说：「我看陈伯达的事不能这样就完了！」毛主席听进了叶帅的话，遂决定对陈伯达审查，并由叶帅具体负责。 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气，表现得淋漓至尽。毛主席已经站在党和国家之上了。这是毛泽东主席晚年所犯错误根本原因之所在。 最后总理又征求大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的意见，这个时候大家哪有心思讨论这些，都说没有意见就散会了。 九月五日，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 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由林副主席主持。 这是毛主席特意要林总主持会议的。毛主席说：「你要不主持会议，大家会有很多想法的。」 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关于加强战备的工作报告》。会上也通过了全会的公报。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暗指陈伯达是黑秀才，大家上了黑秀才的当。暗指张春桥是红秀才，在会上公开给张春桥撑腰打气。接着主席说：「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事实上，谁也没说过「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大家提议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了健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 但在闭幕式结束前，周恩来讲话时说他代表毛泽东主席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全会闭幕了，服务员在打扫会场的卫生时，竟然从地上拾到「打倒张春桥——几个中央委员」的条子。周恩来看到条子后，非常感慨。我想主席看到条子后，一定也非常吃惊。 九月六日晚，中央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简短会议，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庐山的问题不下山，传达会议精神要控制范围。回到北京后，政治局举行一次学习生活会，各自做自我批评。『孔夫子打拳，和为贵』」。康生则提出：「庐山的问题并没完，要追査到底，落实到人头，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应照主席指示办。」就散会了。 与会者陆续下山了。 九月七日，林彪下山了。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握双手，面面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下到九江机场向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留念。林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从此以后林彪就很少和我们联系了。 周总理九月九日上午下山。 毛泽东九月九日下午下山，毛泽东走在所有中央委员之后。 九月六日晚，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叫黄、吴、李和我也去看望一下江青。吴说，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叶群说去做做样子嘛。 黄、吴、李和我几个到了江青住处，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江青才从楼上下来，而且穿着睡衣，我们几个真窝火。江青像女皇一样，边走边说：「我向来是反对陈伯达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舒服了吧，过去你们不听我的话，犯了错误，今后听主席的话就是了。主席和我对你们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的。你们主要是上了陈伯达的当。」从江青家出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戏子，戏子！真他妈窝囊。」 毛泽东的苦涩 我认为主席内心是苦涩的，主席对高级干部的情况，心里都清清楚楚，文革中应不应该打倒这么多老干部，他心里最清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团结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一道工作」，这是毛主席经常教导的，可是，在文革中这些他都不要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否要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解决党内问题？党内搞这么大一场革命，是不是应该由江青掌重权来做领导文革的工作？主席心里都清清楚楚。现在，他又以否定林彪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四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正确意见为代价，换取了江青、张春桥的「安全」，这种代价也未免太大了。为了一个造反派张春桥（林彪称之为小记者），竟然打击了跟随他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身战功、一身枪伤的林彪，究竟是为了什么？ 林彪讲「天才」是不是就是说毛泽东是生而知之，主席心里很清楚。林彪讲天才是对毛主席的歌颂和称道，是崇敬！在大家都在说刘少奇好话的时候，毛主席多么希望有人赞扬他，希望「要一点个人崇拜」。林彪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并且举起来以后，他又说「讨嫌」，令人无所适从，只有认为主席是谦虚，而且是伟大的谦虚。毛主席在庐山把「天才」和唯心论的先验论搞在一起，纯粹就是为政治服务了，有意把水搅浑了。 究竟国家主席有多重的份量，毛泽东清楚，林彪也清楚。如果国家主席是一个要职，在毛主席退居二线的时候，是决不会把这个职务让给刘少奇的。林彪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清楚，他这个人一天保持健康地生活，正常地饮食起居都很困难，哪有精神去考虑非分的事。他非常清楚，虽然给他戴上了「接班人」的帽子，就他的身体状况来说，也是接不上班的，林彪对国家主席这样的虚职，根本就不感兴趣。 庐山会议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林总为了扼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后，仍然坚持搞极「左」的一套，就以张春桥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实行了火力袭击，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从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在二十多小时之内，庐山烧起了熊熊烈火！出席二中全会极大多数的人，都兴高采烈，沉浸在欢乐之中。但好景不长，毛主席于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就把战火扑灭了。出席会议的极大多数人，从兴高采烈变为脸无喜色了。主席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牺牲了陈伯达，暂时扑灭了战火。 九大以后，形势好多了，如果能够开一个比较成功的四届人大，情况就会更好一些。没想到毛主席又提出在四届人大上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主席不顾国家体制，一个人说了算，大家又为因人废事而忙乎。林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要毛当国家主席，正是「克己复礼」的建议，毛主席不但没有采纳，反而给林彪扣上「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的大帽子。 「闹来闹去，把帽子给我们扣上了，可宪法草案上还是写上毛泽东主席『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 其实，毛泽东主席在文革的问题上，在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上「有病态」，他才造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理论」。召开四届人大，必定要涉及到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必定要涉及到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必定要涉及到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必定要涉及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等。可刘少奇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已经死了，朱德委员长不能在人代会上当家，副委员长、副总理多数已打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找都找不到了……我看毛主席想开一个马马虎虎的人大，不要开一个认认真真的人大，不然上面这些问题不好交待。这就是毛主席的苦衷，设不设国家主席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 毛主席还有一个苦衷，就是文革的问题。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讲张春桥的话是含含糊糊的，并没有什么更重的味道，而且也没有点名。所以听林彪讲话的录音，讨论林彪的讲话，毛主席都同意了，总理也非常积极，而且总理、康生还整理了林彪的讲话。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在讨论林彪讲话的时候，对张春桥形成的讨伐，实际上就是对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的讨伐。而且，几乎全体中央委员都拥护林彪的讲话，几乎是一呼百应。这种号召力毛主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江青说得对，表面上是对着张春桥来的，实际上是对着江青来的，也就等于是对着文化大革命来的。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讲，搞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否定了文革基本上等于否定了他。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打击的是林彪和我们。从道理上讲这是不对的，从政治打击来说毛主席是早有考虑的。在小组会上，我们只是念了马列称天才的「语录」，拥护了林彪在开幕式上称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拥护天才的观点，这既无什么大错，也不比别人调子高。为什么我们同意称天才，一个是林彪在开幕式上讲他「坚持天才的观点」，一个是「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林彪讲的，张春桥反对，我们是反对张春桥的。在小组会上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我们只是一般的提及。 从庐山会议上各小组的发言来看，汪东兴、许世友、陈伯达等人是最积极的，汪东兴、许世友提出了「揪人」。毛主席为什么要翻脸，就是因为「揪人」！揪谁呢？揪张春桥。毛主席认为对着张春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着文化革命来的。在庐山汪东兴、许世友、陈伯达等人跳得最高，毛主席为什么却搞黄、吴、李、邱呢？因为毛主席不是按谁跳得高打分的，而是按人划圈子。毛主席借「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为由头，把林彪和黄、吴、李、邱划在一个圈子里，先扣上帽子然后进行削弱和打击。这种削弱和打击不是在庐山偶然形成的，而是九大以后毛主席对林彪就不感冒了，他是要找机会削弱和打击林彪的，在庐山正是机会。 汪东兴与华北组六号简报 我跟汪东兴的关系一直都是工作关系，平时接触也不多。一九六八年「杨、余、傅」事件以后，汪东兴和军委办事组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九大以后汪东兴就主动向军委办事组靠拢，经常和我们一起吹牛皮，有关主席和江青的关系，都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吴法宪经常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主席和江青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汪东兴和江青关系不好，他每次都说：「完全是两回事！」其实，主席和江青关系很深，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批评过江青，更没有想过要打倒江青。留心历史的人就会发现，毛泽东每次讲批判江青的「坏话」，都未必是动真格的，「二月逆流」如此，林彪如此，后来对邓小平也如此。 汪的目的是想让我们冲在前面和江青斗。 汪还多次以透露毛，江之间隐私的第一手材料来巴结黄、吴、李和我。有一次，汪东兴从东北出差回来，还没有休息，就把黄、吴、李和我请到汪东兴家里来「吹牛」、「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汪东兴说：江青做了妇科手术后就很少和主席在一起，后来就根本不在一起了。江青经常气主席，主席几次外出都是掉着眼泪离开北京的。不过主席也有不方便之处，其实就是有短处，所以江青有些要求、有些提议，主席有些是反对的，有些也只好默认了。比如，江青要反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这本是江青的私心，但主席还是同意了。江青又在主席面前提出要批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席未置可否。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汪东兴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既滑头胆子又小。张想在上海搞什么卫星中心，主席没有同意。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局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是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靠边站了，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汪东兴在庐山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1、开幕式后他就告诉吴、叶、李和我以及陈伯达，主席说对张春桥「可以讲，但不要点名」。这样，使大家增强了对张春桥、江青一伙斗争的决心。 2、为陈伯达印马列称天才的语录，陈叫他印五份给常委做参考，汪自行印了二十份，首先发给了吴、叶、李和我，并沾沾自喜地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3、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是全会调门最高的。一，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二，在华北组的会上，汪东兴很严肃地说：「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他对问题发觉得早，挺身而出捍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然问题可就严重了，我们再也不能糊里糊涂的了。」汪东兴的话等于告诉大家，有人在反对毛主席，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不是泛泛地在讲有人反对毛主席，而是有所指的，挑动大家起来斗争。三，当有人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主席，这个情况毛主席知道吗？汪东兴说：「当然知道，不过主席不让点名。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压得很厉害呀！」汪东兴说是不点名，实际上已经等于点了名，大家都知道「笔杆子」指什么，指谁！中央全会就那么二百多人，汪的讲话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难怪毛主席说华北组的简报是反革命的简报，把大家都煽动起来了。 4、汪东兴开会前，就给吴法宪打电话，叫吴、李和我发言，还叫吴、李和我鼓动各自所在单位的中委发言，汪还强调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是旗帜鲜明，明天就是随大流了。」二十四日晚上，汪东兴还亲自给我和李作鹏打了电话，汪几乎逢熟人便如此鼓动。 5、抢先出华北组简报。 6、「风云突变」以后，汪东兴欺上瞒下，推卸责任，陷害别人，对陈伯达尤甚。 汪东兴的表现真正是「汪东兴一声炮响，给全会送来了假毛泽东思想」。真正起到了轰动效应！！也把大家害得很苦。凭良心说，庐山会议，汪东兴、叶群关系最密切，在会上态度最积极，调子最高。吴、李和我及部队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调子也高，但与叶群、汪东兴相比有差距。是主席自己没搞清问题，上了汪东兴的当，把事情搞乱了。主席在处理庐山问题时，把吴、李和我装进去，把汪东兴拉出来，名义上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实际上指向林彪。结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东兴给「漏」掉了，汪东兴和叶群的关系也没有搞清楚，叶群和林彪的关系也没搞正确。 这里也要指出，六号简报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简报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汪东兴戴上，汪东兴敢做不敢当，不但推卸责任，还陷害别人。关于六号简报，毛主席也在帮汪东兴贼喊捉贼。 我放出来以后，一九八九年到北京，我的一个知己来看我，他说听吴旭君同志说：王良恩被逼死后，汪东兴去给毛主席报告，汪离开时，主席指着汪的背影说：「这家伙又要了人家一条人命！」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那样积极，把我们引入「泥潭」。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还是汪自己所为，我就百思不解了。也就是说，没有「设国家主席」，没有林彪坚持「天才」的观点，没有陈伯达搞的称「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吗！？ 会议一结束，林彪就下山了。他对前来送行的黄吴李邱说：「你们照常吃饭，照常睡觉。顶多做个彭德怀第二。」 * * * 1 原文有一「年」字。 2 原文为「他」。 第三十四章 「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关于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方针问题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在庐山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首先说：这次庐山发生的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处理得很好。主席再三说对庐山会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要搞好读书学习，应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总理接着说：我现在传达主席的两点指示：一、主席决定回北京之后，中央政治局举行学习生活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政治局本身首先要好好读书学习，开好生活会，进行整风。二、要领导好全党，全军、全国的批修整风。 另外，周总理在会上还说，为了工作的便利，主席已经决定张春桥主要在上海主持工作，有事即来北京；江青到上海休养一段。这句话好像是专门说给黄、吴、李、邱听的，因为主席在庐山帮了江青一伙，反了多数中央委员的「潮流」，扭转了形势，但人心未必服气，江青又是个锋芒毕露的人，主席这么说主要是要她避避风头。其实我们心里明白，这项决定是办不到的，江青是决不会到上海去闲居的。 对政治局生活会议，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江青一伙一直抵制召开中央政治局学习生活会，因为他们并不满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去解决问题，他们不愿意把套在林彪脖子上的「套索」拿下来，这根「套索」对江青一伙是无价之宝！。由于康生「抱病」不出门，政治局生活会议一直开不成。这也是他们抵制会议的最好方法。如果江青一伙认为会议对他们有利的话，即使康生有病，他也会「抱病」与会的！ 这期间，黄、吴、李、邱对主席的指示都是竖着耳朵听的。主席再三指出，庐山的问题不下山，叫我们「想通了再检讨」。其实主席在观察我们，我们却以为主席是给我们吃「定心丸」，这是因我们政治上幼稚而产生的幻想。老实说，对庐山的问题，我从没有害怕过，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又不能不怕。一是怕江青一伙像猪一样不停地拱来拱去，不知什么时候总会拱出事来：二是怕叶群这位「高明夫人」耍小聪明惹事，因为无论出什么样的事，黄、吴、叶、李、邱都是绑在一起的，哪一个都很难逃脱。 军委办事组希望在政治局生活会上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让江青一伙牵着鼻子走，实在难受！鉴于庐山会议的教训，对准备开政治局生活会议，黄、吴、李、邱几个人的思想，也是经多次研究才基本统一起来的。对会议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四个人存在三种思想：黄永胜对主席感情很深，虽然他十分痛恨江青，但他对主席会偏袒江青认识不足，因而思想重视不够，也比较急燥。他的基本思想是五个字：不理与反击。黄永胜说：「对即将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议，不需要有什么准备。先不理睬，必要时就反击。好来好之，坏来坏之，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和主席也是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呀。」吴法宪的思想是悲观的，他说：「人家胜利了，并且得到了『上帝』保佑！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同李作鹏的思想是三个字：「自卫战」。只要过得去，我们就当「闭口道士」；要是他们欺人太甚就坚决反击。 李作鹏对黄、吴的想法不满，并使用了激烈的言词，他说：「你们两位组长，一个是左倾，一个是右倾，你们要把军委办事组引到哪里去？」李还一针见血地说：「她（指江青）和主席不是个人关系，主席搞文革，她是旗手，怎么是个人关系？！我们的思想能统一就统一，不能统一就各打各的！」我也特别注意研究了斗争方针的问题，并向黄永胜提出了建议。 一九七〇年，陪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朝鲜军事代表团。前排右三黄永胜、右一邱会作 黄永胜听了我和李作鹏的意见之后，思想震动很大。他感到对会议确实需要准备，毫无保留地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他说：我急躁是不对，吴法宪没有出路的思想也不对。我们就以李、邱二人的意见为准，对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这样，我们的思想基本上统一起来了。 但是政治局生活会一直没有开成。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陪同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前排右三邱会作。 吴法宪、叶群向毛主席写检讨报告 在林总同江青的斗争中，汪东兴一开始就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的。如果说，林彪有什么「集团」的话，汪东兴就是那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汪东兴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叶群、黄永胜、吴法宪传递情况。正因此故，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主席变脸之后，汪东兴就立即告叶群、吴法宪「暂时停止联系」。汪东兴过去总以为毛和江是两回事，这次庐山会议，在关键时刻，汪才看清毛和江其实是一回事。因此，他不再反江青了，更顺从主席，听从主席摆布。当时他的主要做法，就是要从「林彪集团」里逃出去。 庐山会议之后，大概在九月中旬，汪东兴又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他的报告很短，内容也很简单，只说了上了陈伯达的当，受了骗。主席对汪的检讨报告除批了「政治局传阅」外，还授意总理和康生拿着汪的检讨到毛家湾给林彪看，并提议黄、吴、李、邱「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写检讨」。总理已经把话说开了：虽然主席说等你们想通了再写检讨，实际上主席希望看到你们的检讨，这也是我们亲自登门的目的。林总也只能同意周、康的意见，并顺手推给总理和康生跟我们几个谈。 周总理和康生按照毛主席的交待给我们几个谈话，总理说（大意）：汪东兴做了两次检讨，这很好。你们几个应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个检讨，副帅认为这样很好，希望你们尽快拿出行动来。总理的谈话是诚恳的，但黄永胜坚决不检讨，他认为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而没有犯错误。更重要的是黄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会因我们检讨而幸灾乐祸，为此更不能检讨。我和李心里也不服气，认为我们在庐山不是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在发言，而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发言，我们的调子并不算高，至少比汪东兴、许世友等低多了，我们也没有表示要写检讨报告。李还说：「这不是检讨，是给别人送把柄。」总理和康生把我们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几个人没有想通，也不急于写检讨，他们与陈伯达的问题性质不同。」听到主席的话我们很高兴（事后主席是言行不一的），我们一无所悟，思想很麻痹大意。 但吴法宪在汪东兴得到「解放」的启示下，九月底也向毛主席写了个检讨报告，这是他的权利，如果我们阻止他写检讨报告的话传到主席那里，问题就了不得了。吴法宪写检讨之前并未同大家商量过，写好之后也没有给大家看过就送上去了。吴法宪的报告，送上去有十多天都不见批回来。他很着急，又去鼓动叶群给主席写检讨报告，以起到提醒毛主席注意吴法宪报告的作用。叶群回京参加国庆节，在天安门她找主席谈话，因为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所以她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叶群给毛主席的检讨报告，确实起到了「提醒毛主席批示」的作用。十月十四、十五日，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的报告同时批下来了，毛主席对他们两个人的检讨报告批得很严厉，劈头盖脑地打下来。例如，毛主席在吴法宪报告上的批语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在叶群的报告上，毛主席批语是：「『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主席对两个检讨报告的批示，同在庐山他说的「问题不下山」的精神完全不一样了，严厉多了。 吴、叶的检讨报告，毛主席都批给政治局阅。江青他们看到了毛主席对吴、叶报告的批示，如同在庐山看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是一样的高兴，对他们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张春桥在会上就叫服务员给他拿茅台酒喝，十分嚣张；姚文元也举杯向江青说：「我们向江青同志祝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 从毛主席对吴、叶的检讨报告批示来看，实际上已经向江青、张春桥一边倒了，开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团结，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毛主席支持他们的调子已经明朗化了。 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检讨报告的批示，尤其对叶群检讨报告的批示不给面子，实际上就是不给林彪面子，这对黄永胜震动很大，对黄、吴、李、邱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批示的内容，同在庐山下山时讲的并不一样，在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并没有减轻「份量」，而是加重「份量」。当时我们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自欺欺人地告慰自己：毛主席整个批示，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还没有提到敌我问题。想起来当时我们也太天真了，毛主席连林彪都不想要了，我们还有什么举足轻重之处呢！ 全军批陈整风 庐山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对庐山会议怎样传达，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为当时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打算，主席是按照自己的主意一步一步走，中央政治局也只有跟着主席一步一步走，主席指示什么，中央就贯彻什么。军委办事组对军队怎样传达，同样没有发过文字的东西和做过布置。当时我们想的与主席的打算是不合拍的。我们认为，如果说林彪在庐山的讲话不适合，甚至讲错了，希望毛、林之间谈一谈，消除误会就成了，当然还是「亲密战友」。至于我们，当然是维护林彪了，有事自己担，不往上推。 主席则不然，主席内心已经不想要林彪了，因为林彪并不拥护文化大革命。从庐山下来以后，主席就精心搞他的「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全力削弱林彪，然后看全党的反应，再视情况处理林彪。九大才开了一年多，就从「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到处理林彪，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我想，林彪心里是明白的，总理也很快明白了。那时候，我们哪里能想这么深，只觉得无所适从。 军委办事组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问题上，也是不顺利的。当时，黄永胜情绪很大，对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批判陈伯达也结合自己进行自我批评有抵触，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他说：「怎样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双方的（指江青一伙），只叫我们做自我批评很困难！」 对传达庐山会议的问题，兰州军区党委，向军委办事组提出了传达庐山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们军区对庐山会议，还没有正式传达。军委办事组是否发传达提纲或发传达指示？以便我们遵照执行。对这个问题，因为主席和政治局没有定大的原则，总理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这个问题，军委办事组很无奈，军委办事组的回电是：「庐山会议的问题，由各大军区自己传达。」 在政治局会议上，姚文元把兰州军区的来电和军委办事组的复电都提出来了，姚说：「庐山会议几个月了，军委办事组还没有发出传达指示，真是难于想象！」张春桥以讽刺的口气对着吴法宪补了一句：「怕引火烧身吧？是不是，老吴！」吴法宪说：「不是。」 我立即脱口而出：「中央组织宣传组不怕引火烧身，你们对传达的问题讲过一个字吗？」对我的话，他们无法反驳，只好两眼一瞪一句话也不说了。 江青突然说：「在庐山，我们没有参加陈伯达搞的突然袭击。」 张春桥说：「陈伯达是政治骗子，也是小丑。这种人一见太阳就原形毕露了。」 此时，全场一点声音也没有，气氛略有紧张，周总理不断地喝茶没有讲话。军委办事组只有黄、吴、邱三个人在会场。黄永胜情绪不好，不愿意同江青一伙多费口舌，最难得的是吴法宪没有说话。 我略为思考了一下，说了两句话：「今天的会是庐山会议的继续，还是政治局开会？要是庐山会议的继续，我们就不发表意见了，因为这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如果今天再提庐山的问题就是同毛主席唱反调了。」 江青听到我的话后，火冒三丈，她说：「就是你们拥护毛主席，我们不拥护？！你们参加长征，打过仗，拥护毛主席有特权？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文化革命是谁革的？没有文化革命的胜利，我今天还能在这里开会？早就被刘、邓关起来了。」 周总理看到气氛越来越紧张，就以比较温和的口气说：「互相之间一些不同的看法，今天就不说了，待以后政治局进行生活会议再说。」总理说完之后，大家也就没有继续争下去。事隔几日，全党批陈整风就正式开始了。 军委办事组提出了全军以批判「天才」论为中心，进行批陈整风的学习运动，并向全军发出了指示。 在指导全军的学习运动中，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政治气氛一定要浓；结合实际一定要紧；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一定要出典型。军委办事组在全军的威望是相当高的，号召力是相当大的。军队的学习运动很快就搞起来了，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大单位的报告相当多。尽管报告都是抄书抄报的居多，但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军队学习运动的声势是很大的。虽然毛主席对吴、叶检讨的严厉批示，给我们又是一次打击，但我们还经得起。毛主席说我们不批陈，就批吧；毛主席说我们不懂马列，那就学习马列吧。 关于军队的学习运动，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写过两次报告，并附了典型材料。毛主席赞扬了军队的学习运动，并表扬军委办事组开始抓住了大问题。军委办事组决定举办全军宣传处长参加的马列学习班，学习马列的六本书。办事组对学习抓得很紧，黄永胜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学习，我的大儿子也参加了学习。我也很注重这次学习，叫秘书把讲课的内容录了音，每天后半夜散会回来都要听一段，有时间就看看书。 我在总后党委和国防工办联合的党委扩大会上传达，采取了说「真话」和说「假话」相结合的办法。主要是把陈伯达的政治骗子和自己上当受骗结合在一起说的。陈伯达骗人则放开说，自己怎样上当受骗说得很轻，且只说自己的事不涉及别人，这样也就有了一定内容的自我批评。 周总理问：「你的传达写成了稿子吗？」 我回答说：「记录稿，我已经送给您一份呀。」 周总理从皮包里取出了我的「记录稿」，很快就看完。总理看文件的习惯是爱用红笔边看边划上杠杠，对我讲话的「记录稿」也是这样的。 周总理问：「你的稿子上报中央了吗？」 我回答说：「请总理过目后，再正式上报。」 周总理说：「大家对陈伯达都不了解，批判是比较困难的，但只要多研究，还是可说出一些道理来的。你的稿子不错，比周兴（云南省委书记）的无论在内容或思想性方面都好多了。你看过周兴的稿子吗？」 我回答说：「看过。」 周总理说：「中央要转发周兴的稿子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看一下你的稿子？」 我回答说：「我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间，毛主席找黄永胜去谈过一次军队的学习问题。黄永胜向毛主席报告说：「军队批陈整风的学习运动确实搞起来了，现在我们正在总结经验，把学习运动提高一步。」 毛主席说：「从现在来说，军队的学习成绩是好的。但成绩总是相对的。」主席说成绩是相对的，主要指我们没有检讨在庐山的错误，主席处理问题是要先把你握在手上再处理解决，我们没写检讨主席是抓住不放的。 毛泽东「甩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 军委办事组对中央的部署是紧跟的，但主席心里还是不满意，因为我们没有给他写检讨。我们没写检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怕在检讨中，要涉及到汪东兴主席不愿听，因为主席已经放过了汪；要揭发陈伯达和涉及到叶群，又势必牵连到林彪，这是我们不会干的。主席耐不住了，用三十八军揭批陈伯达的报告作为石头甩过来，想震醒我们。 三十八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该支部队及其前身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都有很多战功。在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曾称该军为万岁军。三十八军是杨成武时期的军委办事组从东北调到华北来的，是经林总提议，毛主席批准的，把三十八军调驻保定，也符合当时要在中原地区集中相当数量的战略预备队的安排，并负有直接保卫首都的任务。 在文化革命初，三十八军在支左问题上与沈阳军区有矛盾。林总很重视这个问题，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同志是四方面军的干部，三十八军是林总的老部队，关系处理不好有林支持之嫌。但三十八军进驻保定之后，他们又一头栽进了派性之中，原来河北省军区和当地驻军六十九军对群众组织的观点是一致的，三十八军来了以后，和河北省军区有矛盾，杨成武时期就给三十八军做工作，但几乎没有效果，这给河北，甚至华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增加了极大的麻烦。该军同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处于对立状态；对北京军区、河北省领导机关和军委办事组的指示执行不力，他们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为了纠正三十八军的派性，六七年下半年陈伯达巡视河北时，对该军有夸奖有批评，但无效果；军委办事组曾派任过该军军长的刘贤权去专门解决支左的问题，也毫无效果。军委办事组召集该军的党委到北京开过数次会议，请他们的老军长李天佑做工作都没有解决问题。总之，三十八军的派性是根深蒂固的，在军委办事组倒台之前没能根本解决问题。 庐山会议之后，主席看到三十八军对批判陈伯达和搞掉北京军区都有很大作用，于是，秘密把三十八军的领导叫到北京，由江青亲自组织三十八军写报告，江青说这是主席的指示，所以三十八军的人特别卖力气。报告写好以后，毛主席又以三十八军主动写报告的形式，对报告做了批示，作为石头向军委办事组打了过来。毛主席和江青的这些做法，我们看在眼里，对主席的做法感到震惊，疑惑。但那时根本不敢想主席的不是，而是对江青、张春桥之流更加痛恨。 三十八军向中央写了长篇报告，对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所谓「派性」进行了大量揭发。报告写得有声有色，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吃过几次饭都有统计。为了批判陈伯达的需要，毛主席批发了报告，并定为全党、全军的学习材料。他们的报告对华北会议和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下台起了重要作用。 周总理向军委办事组传达了毛主席要「全军学习三十八军」的指示。总理说：「毛主席要我向各位说一下，军委办事组和全军都要好好学习三十八军的报告，办事组要首先学好，在全军做模范。毛主席说，军委办事组的几位不砸烂枷锁就不能解放自己。军委办事组的人，同陈伯达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认识问题。」主席说的「枷锁」是什么？就是林彪。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和庐山会议之中，林彪从来就没有让我们「坚持设国家主席」，也没有让我们「坚持天才的观点」。我们是很难的。主席也是在其后的南巡中才点了林彪的名，而且还不让我们知道。 三十八军的报告就其立场观点来，是代表造反派的，是不能支持的。对这一点，我们心里很明确。学习三十八军的报告又不能支持他们的派性情绪，但陈伯达也要狠批，这是一个矛盾。总理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二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总理说：「下边一些地区和部队领导人的骄傲自满和对一派群众的歧视可能还有所滋长，这要不断提醒他们；而其他地方，特别是内蒙、山西、河北、天津的反复会大些，已要北京军区注意这一情况。」 军委办事组在学习三十八军报告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学习重点：消除派性和批判政治骗子，对这个问题大家同李德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生说：「批判陈伯达的派性应当是学习重点，陈伯达是支一派，压一派的典型。」意即陈伯达压制了造反派。 我说：「我是坚决反对李的观点的。按照主席的指示，陈伯达主要是政治骗子问题。你不要把造反派的观点带到军委办事组来。」 李德生说：「难道你就是革命派的后台了？」 我说：「对不起！不仅我是革命派的后台，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都是革命派，这点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黄永胜看到我们的争论很激烈，就说：「军队是决不允许造反派存在的，这一点不能含糊。批判的内容还是对准陈伯达和『上当受骗』的问题。如果超出这个界线就要把叶群也拉到里面来的，要漏底。这样就引起问题的复杂化。」 李作鹏说：「底是要漏的。不漏底别人总以为我们有见不得人的事，就是在坐的两位（指李德生、刘贤权）也不会相信我们是清白无辜吧？」 我说：「我同意老李的意见。我还主张应当『翻箱倒柜』让大家看个清楚。比如说，我是反对造反派的，反对某些人（指江青、张春桥）支持造反派整我的。这就是我的主要的底。至于在庐山叶群说的那些话，也要漏底，否则别人真会怀疑我们搞了『炸平庐山』的什么事。现在，大家都还活着，这个底必须漏，而且要漏的连一点渣子也不留。」 黄永胜说：「请李德生、刘贤权也向我们提些意见，揭发更好。」他们两个人都摇头说：「没有什么意见。」李德生还补了一句：「你们的职务、水平都比我高，我是相信你们的。」 李作鹏说：「你们不要搞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黄永胜最后说了两句话：「要有自我批评，要说自己的问题。」 毛主席「挖墙脚」（华北会议） 华北会议是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毛主席称之为「挖墙脚」。会议表面上是解决庐山问题的主要当事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是对着林彪的。其实，北京军区并不是林总的「地盘」，他也从没有「安插」过干部。主席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主要是为了北京的「安全」，也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这个「安全」是高过一切的，为此李雪峰、郑维山和不少干部受到了冤枉。 为了搞陈伯达，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中旬，中央下发《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毛主席批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的指示。其内容大致是：对庐山发生的问题，现在看的更清楚了，是陈伯达兴风作浪捣的鬼。他不仅是一个政治骗子，在历史上也还有不清楚的问题。陈伯达的问题讲清楚，这样，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就有出路了。 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政治局会议的会场上，立即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绪。军委办事组几个人一句话不说；张春桥只说了一句话：遵照主席的指示办。这时江青来劲了，她说：「以牙还牙，过去他们怎样整我的，我就怎么还击，我是不管他姓什么。一，陈伯达的老底我是清楚的；二，陈伯达在庐山那样的表现是仗势欺人，他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批判陈伯达的幕后人和轿夫。」江青的话很显然是指批判林总和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等人。 周总理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立即带有情绪的口吻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黄永胜毫不含糊地立即表态说：「我们拥护毛主席批判陈伯达的指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则。」他说话的音量相当大，也略有点神气。 周总理看到会议难以继续开下去，于是就采取老办法：「今天的会到此为止。」一边说一边起身就走了。 过了两天，周总理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指示，要召开华北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会议。」这就是华北会议的由来。 华北会议表面上是解决陈伯达对华北的影响，实际上是为了夺北京军区的权。人们都称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是华北三巨头，主席对他们不信任不放心了，换上主席信任的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去掌管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他们，经过华北会议之后都下台了。 庐山会议以后，北京军区决定召开党委扩大会，因不少军队干部支左后在地方任职，因此会议定为华北会议，参加的范围是华北地区三省两市（河北、山西、内蒙、北京、天津）地方地（市）委书记，军队师级以上党委负责人，约四百多人，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主席对召开华北会议的批示是「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这是开始公开重用李德生、纪登奎的决定。可能主席又觉不妥，批示「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会议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到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 会议对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都进行了充分的揭发。所揭发的问题也无非是文化革命中出现的那些问题。整个揭发的材料，与三十八军的报告中的内容差不多，并无多少新的问题。要揭发的问题也不能实事求是，如庐山会议华北组六号简报的问题，明明是汪东兴的责任，一帮人却贼喊捉贼地追李雪峰和他的秘书。 对李雪峰、郑维山的下台，黄永胜、李作鹏同李德生、纪登奎持不同态度。前二者认为会议没有揭发出李雪峰、郑维山和陈伯达有什么非组织活动，错误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作上的一般错误，因此他们主张只批判不作人事变动；后二者则主张坚决搬掉，否则华北问题难于解决。李德生、纪登奎这么大的决心其实也并非他们自己的意见。 刘子厚是揭发李雪峰最得力的人物，华北会议之后，李雪峰被撤销职务，刘子厚即代替他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郑维山也被撤销职务，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华北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做了总结，并宣布了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毛主席称赞华北会议开得好，解决了主要问题。按照主席的要求，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华北会议，江青在会议上表现得非常不像话，动辄训人，甚至骂人。揭发的问题也无非是一些是是非非的问题，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的问题也要撤销职务，是不妥的。现在看来，华北会议不能说开得好。当然，毛主席是要把北京军区和北京地区握在自己手中，冤枉李雪峰、郑维山就不重要了。 毛主席一直掌握着华北会议。在华北会议期间，毛主席找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纪登奎汇报过数次，毛主席每次都有指示。对毛主席的指示，黄永胜都在办事组传达了，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的大意有如下几点： 关于领导方法问题。毛主席说，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很多，但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只有进行调查研究了。学会调查研究，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走出去；二是脑子能起「加工厂」的作用。比如，你们几个人参加了华北会议，这本身就是调查研究。你们的皮包里可能装满了材料，有无用处呢就看你们的脑子这个加工厂的作用了。 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干部，除林彪同志等少数人抓大问题之外，其余的人都不善于抓大问题。我看你黄永胜这个总参谋长就不善于抓大问题。 在过去战争年代，差不多都由我自己当总参谋长。整个解放战争，我就是总参谋长，总理就是总后勤部长。中央军委除了情报、通信、机要等专业工作人员之外，机关工作人员很少。几年的解放战争就是这样打下来的。在战争时期，我了解军队，现在当然就不如过去了解了。 关于团结多数人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原则是团结的人数越多越好，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 毛主席讲到这里一时没有说话，然后不知为什么突然说：「你们的政治，又多又凶，在庐山海陆空军都出来了，搞突然袭击。你黄永胜虽然没参加前期会议，但你的责任是跑不了的。你是军队的头子。」 毛主席这番话，把黄永胜打得昏头转向，一时不知所措。接着毛主席又补了一句，•「当然，庐山发生的问题，还是思想认识问题。」这样，才又把谈话的气氛转过来了。主席又说，宗派这个问题，难于完全搞掉。比如说，我同你黄永胜熟悉，从井冈山到现在几十年了。总不能否认我从井冈山就认识你，总不能说我们从井冈山认识就是宗派嘛？但我们要是搞宗派主义就错了。郑维山只喜欢华北的干部，对外来部队另眼看待，这就不对了，不注意就会成为宗派主义，这就危险了。 关于批陈整风问题。毛主席说：批陈整风是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九大路线就实现不了。 毛主席最后对着李德生说：军委办事组几个人（黄、是、李、邱），他们有思想问题。你是总政治部主任，要多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思想、路线觉悟。这样军队的工作是会有希望的。 李德生说：他们现在的思想觉悟都提高了。我们互相学习。 此外，毛主席还说了批判「天才」论的问题，军委办事组要「掺沙子」的问题。四月初，纪登奎、张才千参加了军委办事组。主席后来还说李先念要参加军委办事组。 军委座谈会 毛主席对三十八军批示没几天，华北会议就召开了。这样，军委座谈会也仓促上阵了。 庐山会议之后，军队要召开一次适当的会议来解决庐山发生的问题，是势在必行的。但在一个什么时机开会就大有「学问」了。我认为庐山的问题主席有了基本调子后再开为好，现在开等于白开。因为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出现了信任危机。 对庐山会议的问题，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之前，我始终是两笔账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有什么问题，自己是最清楚不过的；「提起千斤重，放下无四两」，但就整个的问题来说，我始终是心情沉重的。因为庐山的问题，是不能简单了事的。这是为什么？是由下列三个问题决定的。 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军队反江青一伙的斗争，由于林总不点名的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对庐山问题的处理，关键是毛主席对林总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样说一句话的问题，林总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里提着的，这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毛主席在陈伯达身上开刀，是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保护林彪：满足江青一伙的需要。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杀鸡给猴看」。如果江青一伙再搞点风浪，我们几个人就可能同陈伯达同罪论处了，至少吴法宪可能是这样的，对这一点，我的估计总是比较坏的。 对主席解决庐山问题的打算，黄、吴、李、邱是非常关心的，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政治命运的问题。但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是，如问题升级到涉及林总，就是党内的大局问题，也涉及到九大路线问题。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结局，可不可能出现？ 我对庐山问题的前途是两点论，既要看到当前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可能向坏的方向变化。（一）庐山的问题，可能随批陈整风结束而结束，我想这是主要的可能性：（二）在江青一伙兴风作浪之下，对我们这些人，即使不是全部，也可能对某些人，做出不利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李雪峰不是庐山问题主要当事人，现在不是也下台了，但他与林彪没有什么关系。 我是坚决反对仓促开会的，我曾对黄永胜直言不讳地说：「军委座谈会要开失败了，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们会错上加错，他们（江青一伙）会喜上加喜，这一错一喜加在一块，就有埋葬我们的可能。」我认为如果随便召开一次影响全军的高干会，就有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的危险。对庐山会议的问题，主席那里没有相对明朗的态度之前，召开全军高干会是不适当的。现在继续抓紧全军的批陈整风比什么都好。要是军委办事组能够在全军批陈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加上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写出一个有份量的检讨，大家都有做「汪东兴」（解脱）的可能。 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都是庐山问题的当事人，毛主席现在究竟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军高干会能行吗？说话能有人听吗？ 黄、吴基本上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说：「你对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对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估计得太多了。这样也未必能正确处理问题。」由于军委办事组多数人都同意召开军委座谈会，开会的问题就定下来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至二月十四日，军委座谈会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为：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军区的首长和业务部门负责人，近一百五十人参加。军委办事组讨论决定会议的任务是「批陈整风，布置七一年度工作」。但会议一开始主席就决定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人全部参加华北会议。 军委座谈会开幕的前一天，军委办事组召集各组负责人讨论黄永胜在开幕会上讲什么话的问题，又是一场争论。 我说：「黄总长明天说什么好办，关键是会议怎么开，我看这是大问题。我主张，在庐山会议犯了错误的人，要首先做检讨，我的理由如下： 一、军委座谈会，提出了批陈整风的方针。我们批评陈伯达就是包含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没有自我批评就不算批判陈伯达。其实，我们和陈伯达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们和陈伯达只是非议过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犯过自由主义，为此江青不满，毛主席也不满。现在是毛主席把我们算成陈伯达『一伙』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我批评才能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二、会议对我们的批评能否搞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我们的自我批评了。只要我们有自我批评，到会的人自然就会对我们进行批评了。只要出现了这种局面，批判陈伯达就是成功的。 三、以我的看法，这次军委座谈会开的成功或失败，唯一的标准就是我们要以陈伯达为对象，有自我批评，从而引起到会的人对我们几个人的批评。对我们进行批评甚至过火的批评，会议就成功了。反之，如果到会的人对我们没有批评，会议就失败了。」 我的意见讲了后，大家对我的意见提不出反对的意见，但也没有什么热劲。有人说：「庐山的问题，大家看得见的，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我的这种提法，有的人根本不同意，他们说：「什么看得见看不见？对军委办事组采取怀疑态度，是毫无根据的。」这些说法，对会议进行和开展批评都起了很大障碍。在会上不少人给军委办事组评功摆好，就是有点批判，在批评的话之后，又补充一些好话。比如冼恒汉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威信高，军委办事组犯了错误，但我们对军委办事组还是完全信任的。」事实上，庐山会议之后，对军委办事组同中央文革的斗争，有不少人对主席的态度内心持有不同看法。总之，大家就是这么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下，怎么能按照毛主席的心愿开好军委座谈会呢？ 黄永胜对我的意见，则用另一种说法以表示他不同意。他说：「我们几个人做检讨是大局，需要请示报告。」我对黄的话是明白的。他说的「大局」就是指林总反对江青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是同意黄的观点的，不应该把林总同江青的矛盾摆到毛主席面前去，这样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黄还说：「自我批评只能说自己，不能涉及别人。」他的意思我也明白。 过了几天，黄永胜召开了小组长联席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黄说：「关于我们做检讨问题，我请汪东兴向毛主席请示了。主席指示说：『在这样的会议上，不要做检讨。』」黄说了后面这五个字之后，还稍停了一下，并且略有点「神气」。我对黄的性格是熟悉的，对他也是很相信的，他是绝不会假传「圣旨」的。但我又很难信服，我当时如同在头上浇了一盆凉水，对「不要做检讨」的问题，我感觉这不是毛主席的真心话。我虽不敢再说话了，但想法依然如故。 在会议进行到中期的时候，黄永胜又召集小组长联席会议，传达毛主席指示。黄说：「毛主席指示说：『整风还可以，但批陈不够。』」接着黄提出，会议从明天起，专门用两天批陈，军委办公厅要把简报办好。针对黄的传达和提出的措施，我发表了一点意见。我说：「完全同意增加批陈的时间，但在批陈的同时，军委办事组不做检讨，能够叫做批陈吗？」我说出这句话后，大家都瞪着我。发言后，我自己很后悔，但又觉得自己的话是应该说的。 以后的两三天会议中，对批陈确实「搞起来了」。尽管简报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简报的数量确实如同雪片一样的满天飞。有的人一天发三次言，就上三次简报。我在一个小组会上发表了简单的自我批评。我向小组长冼恒汉首先提出：「你们应当像三十八军批判陈伯达那样，批判军委办事组犯了错误的同志，这才是真正批判陈伯达。陈伯达是政治骗子，但我们在不少问题不是受骗，而是同流。陈伯达是大骗子，我们起码当了小骗子。例如，陈伯达搞的「天才」论的「语录」，我在西北小组就全部宣读了。为了保护陈伯达大骗子，我还声明「语录」是自己査书搞出来的，这不就是小骗子嘛。再如，庐山会议开始头两天，有人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人物不点名的点名，对这些话，我又去对别人讲，让他们也这样说。」我的发言虽然很简单，但受到了小组热烈的欢迎。 我的发言也登在简报上了。周总理看到之后很高兴，并且把那份简报留在自己的皮包里。后来，总理同军委办事组谈话时，还谈到我的发言的问题。黄永胜看到我的发言，只奖给了我一个「先进分子」的称号。 加强了对陈伯达的批判之后，黄、吴认为太平无事了。军委座谈会二月十五日就结束了。会后，黄永胜还是不肯检讨，他的主要理由是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此没有错误。公道地说黄永胜说得对，但主席那里不这么认为。总理叫我给他做工作，我也没有做通。我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就把问题的实质给点穿了，总理对我说：「什么会上没有发言，发言不发言，在主席那里都是一样的，主席要打你们的宗派主义！」我一字一句地把总理的话传达给黄永胜，黄永胜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检讨吧。我不检讨你和李瞎子也不便检讨，把你们憋得够呛吧？」接着黄又说：「我们不是宗派主义，他们才是宗派主义呢！」看来黄永胜还是没有想通。不过，这时黄永胜肯写检讨了，我和李作鹏也前后写了检讨。 江青一伙的威风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总理有关计划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个批示像晴天霹雳一样，把军委办事组多数人的脑袋都打昏了。写下这样的批示，究竟为了什么？当时我是不清楚也不理解的。毛主席说的和做的不一样，而且经常变。 黄永胜在会上念了唐朝诗人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然后一个劲地埋怨军委办公厅没有把简报办好，其实他心里是着急的。我用较温和的语气说了一句：「不是这样的问题。简报也许没有办好，但问题不在那里。」黄永胜急得嘴唇也抖动了，他说：「你说问题在哪里？」 我说：「散会再说。」 散会后，我到了黄的房子里，黄很沮丧地坐在沙发里。我说：「我来犯点自由主义。我们的会开了这么久，都是按照中央提供的陈伯达的材料批判陈伯达，我们自己没有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揭发陈伯达，也没有检讨自己。主席是天天看简报的。我想在主席看来，军委办事组是否批判了陈伯达，唯一的标准是我们这些人是否有自我批评。我们犯了错误的人不进行自我批评就是不批判陈伯达，我们的座谈会，是开了一个太失败的会。」黄说：「军委座谈会，主席有几次指示都还不错嘛。」我说：「那是你老兄的理解。」 主席的批示对大家震动很大，我们给主席写检讨，不但势在必行，而且要加快步伐了，二月二十日，我们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毛主席当天就做了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毛主席在批示中，强调让我们作检讨，又表示让我们过关，毛主席还批道： 「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由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我们当时的思想是：有抵触情绪又认真作检讨；想不通又对毛主席感激万分。 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不批陈」的批评，是庐山会议以后最严厉的批评。这一批评对军委办事组极为不利，对江青一伙是非常有利的。毛主席的批示使江青一伙对庐山会议问题的态度有了新的发言权，也有了一定的操纵权。江青一伙的斗争方针是力争把卢山会议的问题重新提出来，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全国计划会议的问题没有提几个字，主要是对黄、吴、李、邱的批斗。从后来主席南巡的谈话完全可以看出，原定的「开政治局生活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的方针原来就是一个泡影，而庐山会议以后再把「庐山会议的问题重新提出来」，则是势在必行的，可我们一点认识也没有。 当时军委座谈会已经结束，大多数的人还没有走，参加了「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经我们商量后，军委办公厅又通知各地军队领导干部来开会，因为我们对主席的批示要做检讨，没有人听也不行呀。军委办事组成员，按排名顺序做了「检讨」。我们几个说的大意是：陈伯达是个政治骗子。我们上当受骗了。现在我们也还没有认识到他对我们的危害性，因而在军委座谈会上没有做自我批评。主席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完全正确，完全拥护。会后黄又报告总理，请总理安排我们几个人在一定的范围作检讨。总理考虑后说：「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检讨吧。」 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于一九七一年二月间在人大会堂举行。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总之，要给军委办事组一个下马威。总理在会上说：「在庐山会议时，林副主席指示，每年的全国经济计划会议在结束前，要各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到会共同对国民经济计划『拍板定案』。今天的会议，就是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办的。这是今晚第一个内容。今晚的会议，同时还要传达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问题的指示，这是今晚会议的第二个内容。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有批评的批示。我看现在请黄永胜同志先发言。」 黄永胜事先有准备，他代表军委办事组首先发言。他的发言是经过军委办事组讨论的。由于黄、吴、李、邱，尤其是黄对毛主席的批评，是口服心不服的。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要写好一个高质量的稿子是有困难的。因此之故，黄永胜的发言不管好坏都会成为上海帮批判的靶子。 在黄永胜发言之后，以江青一伙为主对黄、吴、李、邱进行了猛烈攻击。总之，要给军委办事组一个下马威。要是意志软弱一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被吓倒的。 张春桥发言说：「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当他知道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后，表示非常关心。他要我为他带三句话到今晚会议上来。这三句话是：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谅；陈伯达同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对军队往何处去不能等闲视之。」张春桥接着说：「我认为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为什么对陈伯达连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我看就是向你们提出了希望。你们同陈伯达不一样，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们自己不要硬往陈伯达那里钻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庐山会议之后，江青一伙选了几个当选了中央委员的「文艺战士」经常参加党的高级会议。今天他们带进会场的打手是于会咏、刘庆棠、浩亮三人，由浩亮代表他们三人联合发言：「一、军队少数人把陈伯达当成国宝，不批评，我们表示愤怒；二，军队少数人，同陈伯达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在庐山搞的什么名堂？应当无保留地交代清楚；三，军队是保卫毛主席的，还是保卫陈伯达的？对这个问题，军队几个掌握大权的人一定要表明态度，否则我们是睡不着觉的。」 接着，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发言，他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可能是不伤同类吧！现在来看庐山的问题就更清楚不过了。庐山没有被炸平，是陈伯达动手太早了，你们内部也协调不好。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把刘、邓司令部打垮了。那么，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像对待刘、邓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我劝你们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于一切的。」 毛远新的发言，影响是很大的。他似乎等于是毛主席的代言人，我认为毛远新的重头话是不敢乱说的。 再下来是列席会议的马天水的发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黄永胜即席做了很简短的发言。从总理的眼神看有些吃惊和担心，我真是手心里捏出汗来，黄说：「今天的会议活像造反派的斗争会，连说话的语言都是造反派惯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挂脾子了。现在，我要问的倒是：毛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我是坚定不移的拥护毛主席的，有错误我们会诚恳向毛主席检讨。所以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关键时刻黄永胜还真扛得住。 最后，周总理说了几句话，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也不能有任何改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即最高指示为准。」 军委办事组整风 在「拍板定案」的小型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受到了庐山会议以后最为严重的打击。在会后清晨四时回到京西宾馆，我们几个人议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将情况向林总汇报（叶群未参加会）；二是，我们无论如何，要从被动争取主动。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发表意见说，应当向林总汇报，但决不能请示解决办法。因为，当前即使请林总出来讲话，对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利，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提议请周总理同我们谈次话，主要是接受总理对我们的批评。这个提议，大家同意了。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商定，军委办事组一面进行整风学习，同时要尽快向毛主席写检讨。另外，还是要树立斗争的信心，不斗是永远受欺负的。我们的信心和争取主动是一回事，只要争取到了主动，信心就来了。我们争取主动的唯一办法就是「自我批评」。只要有比较好的自我批评，并获得了毛主席的基本同意，我们就主动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上海帮越横行，对我们越有利。经过讨论之后，大家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了。 军委办事组整风会议，开得是比较成功的。在会上以自我批评为主，也有批评。大家对吴法宪提了不少意见。对黄永胜主要批评他「对庐山问题，以局外人处之，领导和处理问题，很不得力。」对我和李作鹏也有若干批评。 李德生的发言还是比较好的，一是说对庐山的问题没有信心不对；二是说对原中央文革的领导人，有不尊重的态度是不应该的。 黄永胜根据大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讲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陈伯达是什么问题，有待中央对他的结论，可以肯定我们同陈伯达没有反党、反毛主席的关系，但我们同陈伯达又有一些关系，即对一些人犯自由主义的关系。至于说我们同陈伯达的政治瓜葛，最主要的是拥护「天才」论，陈伯达是党内的理论家，我们对他有一定的迷信。 第二、我们同陈伯达不是怕不怕受牵连的问题，而是早就牵连进去了。虽然我们的交往并不多，但我们相互之间也有互相支持的地方。例如在庐山会议开始的当天晚上，陈、吴、李、邱一起就在吴的房子里，长时期谈论过张春桥的问题、中央文革的问题和上海的文化革命问题。开幕式散会后，叶群谈的「陆定一式人物」的问题，陈伯达也是在一起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第三，我们怎样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的问题。我们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的唯一方法，就是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和进行自我检讨。这两者是统一的。只有彻底的揭发，深刻的自我批评，界线才能划得清楚。 这是庐山会议之后，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比较有思想水平的一次讲话。记录稿很快整理出来，并立即送给周总理了。总理看到记录之后，很高兴。 在我们整风的基础之上，周总理同军委办事组（包括李、刘）谈了一次话。 总理首先说：「我看到永胜同志发言的记录稿，这是一篇很好的讲话。在这个记录稿的基础上，可以写一篇较好的检讨报告。你们应立即向毛主席写个报告。」接着总理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毛主席对我们几个人的态度问题：二是，自我批评问题。 总理说：「毛主席对你们仍然是很关心的。我刚才就是从主席那里来。主席交代我说，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了，这就很好。你告诉他们，要犯得起错误，要做得起检讨。有了这两条，你们还有什么顾虑？」 总理说：「你们的问题，当然不仅同陈伯达有关，同政治局其他人（指汪东兴）也有关。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处理的难度。」 总理接着说：「大家对自己的问题要心中有数，有信心。自我批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毛主席最恨结伙整人。对你们整人是如此，别人整你们也是如此。不过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要有自我批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没有这条，主席的心是放不下的。你们应当看到，主席对你们抓得很紧，你们应当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主席的精神。」但事实证明，不抬出林彪，主席是不会罢手的。 根据周总理的谈话精神，我们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是由我同李作鹏起草，办事组集体审查、修改，再经总理审查修改之后上报的。紧接着，我们几个就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 我们的检讨报告 对于要我们几个人写检讨报告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旗帜鲜明。一定要站在毛主席一边同陈伯达作斗争；二要观点和材料统一；三要有自我批评。你们一定要掌握住写检讨报告的精神，没有自我批评是写不出检讨报告的。」 江青在会场上，表现得特别「和蔼」。她首先说：「毛主席的话，我早就向你们传达过，你们同陈伯达的关系，没有什么包袱可背的，放下包袱才能写好。毛主席了解你们。」她还说：「写检讨主要是注意思想性，那些啰啰嗦嗦的事，多一件少一件关系都不大。」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开了数次会议，从谈思想开始，到要自我批评和互相帮助都说到了。黄永胜说了不少话，但中心是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三个统一。对三个统一的前两个，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对统一口径意见就不一致了。黄、吴、李、邱几个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庐山会议以来办事组第一次这样激烈的争论。 李作鹏说：「统一口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黄永胜说：「只说自己，不涉及别人。」 李作鹏说：「不涉及别人，我同老邱就不需要写报告。我们的事是从你们正、副组长那里来的。」 吴法宪说：「过去，我同你说的事，也没有听你说过什么不同意的话。」 李作鹏说：「要是你都同我们说，也许不会有今天的事。宪法小组争论的问题，我在场你也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就向各方报告了。难道你做得对吗？」 黄永胜说：「我说的不涉及别人的意思，你们会理解的。除了林总这个大局之外，其余的人无论怎么说都可以。」 我说：「我同意黄总长的意见，我们一定要顾全林总这个大局。除此之外，自己负责。因为这是个人的检讨，个人可以尽情写自己要写的事。」 我说了话之后，黄永胜怕吵起来，就说：「今天不谈了。」 过了几天，大家又在一块谈。这次主要是谈吴法宪新写的检讨稿。他自己向大家读了一遍，然后黄让我们发言。 我说：「稿子写得很『文气』。」 李作鹏很生气地说：「什么『文气』，应当是『憋气』，这是什么检讨稿？」 黄永胜赶紧说好话，他说：「我们好好商量，互相帮助。老吴的稿子是一定会写好的。」 吴法宪听了李作鹏的话，手拿着他的稿子，抱着一个皮包，起来就走了。他边走边说：「我的稿子好坏，我自己负责。你们不要为我操心了。」吴法宪走了，我们也就没有谈下去了。 黄永胜最后说：「看来在一起要谈得好，是不可能的。在一起不仅谈不好，还容易伤和气。」从此以后我们四人就没有再在一起谈检讨报告的事了。 黄永胜、李作鹏和我三月中下旬都分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 关于我自己的检讨报告问题，在军委座谈会的时候，我就写好了一个发言稿，准备在会上发言用的。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要我们写检讨报告的指示之后，我立即把发言稿加以修改就成检讨报告了。我的报告主要写了两个问题。一是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我同陈伯达根本没有历史和工作关系，六七年夏天才同他面对面第一次谈话。我为什么能同他搞在一起呢？最主要是迷信他是「大理论家」，还有就是对张春桥不满有共同犯自由主义的关系，陈伯达是大骗子，他骗了我这样的人，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上宣读，我既是上当者，又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二是和张春桥的关系问题。我同张春桥虽然没有争吵过，但不来往，不接近。陈伯达就把我当作他反对张春桥的同盟军了。 我的报告写好后，于七一年三月中旬就送给周总理。总理看到报告之后，认为写得不错，他很高兴。他转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 毛主席收到黄永胜、李作鹏和我的检讨报告，很快就批了下来，主席的批示是：「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很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检讨写得一般，但满足了毛主席的心愿。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和周总理、康生接见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 毛主席是在他的卧室接见我们六个人的，主席坐在沙发上，向我们进去的人微笑招手。我们进去的人都先向主席敬礼、握手，然后在两旁坐下。我们坐好之后，毛主席说：「早就要请你们几位来谈谈，今天才实现。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礼多人不怪，有礼不怕迟。」毛主席总是带着笑容说话的。正在谈话时，毛主席忽然想到：「为什么不叫汪东兴来呀？」一回儿，汪东兴来到了。 毛主席说：「中央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讲批陈整风问题，你们之中的一些同志也发言做点自我批评，名义上讨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给你们做点自我批评创造条件。这样做好不好？」 黄永胜立即说：「我们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我们犯了错误，应该进行自我批评。」 毛主席说：「进行自我批评，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对犯有错误的人采取不公平的办法，结伙整人，硬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我是坚决反对的。」 周总理说：「我们要发扬延安整风精神，用自我批评和批评的武器来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延安整风精神很好，但现在是否还有效，就值得考虑了。」 周总理说：「这是毛主席创造的马列主义的精华，是永远有效的。」 毛主席说：「我们党快五十年的历史了，但对待犯错误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的队伍内，作为犯错误的来源，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贪生怕死，贪污公款等，为个人利益犯错误；另一个是思想问题，为革命犯错误。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每个人犯的错误都有当时的具体环境，有对立面，只一面是不会犯错误的。 「我是赞成不怕犯错误的。一个人要工作就要不怕犯错误，怕这怕那还做什么工作？当年，我们上井冈山，黄永胜也是跟着上去的一个，就没有事先考虑错误与正确的问题，是逼上山的。如果事先去考虑会犯错误，还能上井冈山？ 「我是赞成犯得起错误的。每个人的经验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只有一面，不能成为经验。反面的经验，常常比正面的经验用处还大。当然，我也不是说，犯错误越多越好。但犯一点错，又能认识错误，也没有什么不好。其实改正错误，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 「刚才你们说，延安整风经验很好。但是，对犯错误的人没有正确看法，不是热心去团结他们，整风经验就没有什么用处。大家知道，我们讲的整风经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确总结经验和与人为善。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目的而不是总结经验和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改正错误，还有什么整风精神？ 「延安整风并非一帆风顺，是经过严肃斗争的。首先是领导人不能整人，其次是动员全党不能整人。我们没有整王明，是做了艰苦工作的。比如，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这场生动的党内斗争，今天在坐的多数人都在场吧。（周恩来插话：除了两三个人外，其余都参加了七大）对庐山几个犯错误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他们很简单，要他们退出中央委员会，退出政治局也不难，但这就不是党的政策了。党的政策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利益问题。不要他们几个人，是违背人民利益的。 「我们将要开的会，要开成像延安整风会议一样。只准做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准搞别的什么名堂。总之，是要实事求是，不准搞歪门邪道的东西。共产党应当是光明磊落的。」 周总理说：「主席今天的指示，也就是我们政治局领导开会的基本思想。谁要是离开主席的指示，去另搞别的什么东西，他就是我们的对立面了。」 康生说：「任何人想背离毛主席的指示，都是没有出路的。」康生坐在那里没有多说话。 接着，毛主席手持报告，对着我说：「这个报告（指我的检讨报告）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我自己写的。」我立即回答。 对我的回答，毛主席既不认可，也不否定，好像还要说别的什么似的。 周总理接着说：「是他自己写的，他是可以写一些东西的。这次他的检讨报告就概括为三个问题，概括得很好。把陈伯达视为大骗子，自己是小骗子；自己是受骗者，又是害人者。文字不长但把问题比较生动地说清楚了。」 毛主席说：「是呀，此人的文化是背识字牌背出来的。他还很年青的时候，在长征的路上我们就熟悉了。」 周总理说：「我是在瑞金就同他熟悉的。在长征的路上，他是我们的青年小科长。」 毛主席说：「啊，不简单，报告写得不错，你的字也写得不错嘛。我死后你可以来这里当中央委员会主席！」 主席的突而其来之语，全场都震惊了，我反应还算快，立即站起来大喊一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周总理对我非常满意，大家也发出了笑声，全场的气氛很活跃。毛主席说：「我提议，恩来同志带你们几个人（黄、吴、李、邱、纪、李、汪）到北戴河去一趟，去同林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的问题。林彪同志这个人，想问题常常比我们想得都深刻，对开会的问题，先征求他的意见再做决定，是很必要的。」 毛主席的话音一落，汪东兴就说：「我就不去了吧？」 毛主席说：「你不是也沾了边吗？好，不去也可以。但自我批评还是有好处的。」 北戴河之行 为了筹备召开一次最后解决庐山会议问题的中央会议，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准备工作。北戴河之行是准备工作的重要行动。 在上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就提出了要召集一次专门会议，最后解决庐山会议的问题。江青、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立即赞成张的意见。其余的人不表态。黄永胜说了一句：「开什么样的会议，由总理考虑决定。」 由于周总理对开会的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故对张春桥的提议未加理睬。后来，总理认真考虑了开会的问题，并同黄、吴、李、邱通气之后，才正式提到政治局讨论召开会议的问题。 周总理提出：「同意上次大家的意见，召集一次中央会议最后解决庐山会议的问题。可以提出两种会议形式：政治局扩大会议或小型中央工作会议。究竟开什么会议好，请示主席后最后决定。」黄、吴、李、邱及先念同志立即拥护周总理的意见。 总理向主席请示后，向我们传达说：「毛主席说开会的问题，暂还不要定下来，要做必要的工作以后再定。第一是，由周带黄、吴、李、邱等到北戴河去同林彪同志商量，并要得到他的同意，开会的问题，等总理去北戴河回来后再定；第二是，黄、吴、李、邱等各人要写好一个检讨报告，中央对他们的报告要有批示；第三是，政治局开会要约法三章，主要内容是只能搞大动作，不能搞小动作。」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周总理领黄、吴、李、邱、纪、李等六人，由北京乘专列火车到北戴河去了。 在火车上，周总理同大家说：「我们去北戴河，是去向林副主席集体汇报、请示，特别是向林副主席请示中央开会的问题。同时，也是去看望林副主席的，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到北戴河，得到最为热情的接待。叶群亲自到北戴河车站去迎接周总理，生活也安排得很好。周总理、黄永胜各单独住一栋楼，吴、李、邱、李、纪等五人，住在空军疗养院。晚上，黄、吴同叶群谈话去了，其余的人都同总理一起，在他的住处看电影。 四月一日下午三时，林总主持了在他的住处举行的汇报会议。那天的天气还是相当的冷，但我们到达时，林总皆叶群在门口等待周总理。总理到了之后，林、周进房子，还互让了一会。林要周总理走前，总理让林走前。正在相让时，还是叶群说：「我走前面给总理引路。」在叶群引导之下，林、周才并排走进去，互相之间十分亲切。 林总主持了汇报会，他简单干脆地说：「欢迎总理讲话。」会议开始时，叶群还在走来走去，林副主席用严肃的口吻说：「叶群，你坐下来听总理讲话。」 周总理说：「毛主席要我领他们几位，到这里来向林副主席汇报和请示中央要召集一次会议的问题。主席说，庐山会议的问题到现在都有半年多了。本来问题已经处理了，但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还需要做一次处理。」另外，总理还谈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周总理说完之后，他要黄永胜简要说一下战备工作方面的问题。 黄永胜说完之后，李德生和纪登奎也作了汇报。周总理又要我简要说一下国防工业的问题。 最后，林总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庐山会议后半年多来，批陈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完全赞同。国内的工作很有成绩，国际活动打开了新的局面，都是很好的，战备工作有成绩，国防工业生产情况良好，都是好事。全党、全国、全军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可以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前进。」林总还说：「同意毛主席对黄、李、邱的批示。对三人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局面检讨。他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还说绝没有想到陈伯达的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 在林总住处开完会之后，我们即上原来的专列火车回北京。叶群到车站欢送周总理。 毛主席派中央常委、政府总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去外地向自己的副主席汇报和商量问题，这即便不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非常罕有的。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 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里，又一次接见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汪东兴。这是周总理领黄永胜等到北戴河去同林彪商谈后的接见，陪同接见的有周总理、康生。 我们被接见的人走进毛主席住处时，主席正坐在沙发上看黄、吴、叶、李、邱写的报告。我们坐好之后，静候毛主席说话。 毛主席首先说：「在北戴河挨骂了吧？」（指在北戴河受到了林总批评之意） 黄永胜很聪明，脑子反应很快，按主席的思路，为取悦主席，黄立即回答说：「受了批评舒服。」总理如释重负地向他点头。 毛主席说：「批评也是武器，同枪炮是一样的。前者用来打错误的东西，是思想武器；后者用来打敌人，是战斗武器。枪炮可以打敌人，也可以打伤自己的人；批评也是一样的，可以用来打错误的东西，也可以伤自己人。」 周总理说：「在历史上的王明路线，就是打着批评的武器，伤害很多的好同志。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受害者。」 康生说：「谁不接受历史上的教训，谁就不能接受毛主席的思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接着毛主席的谈话进入了正题。主席一口气说了三个问题。 第一点说的是路线问题。主席说：「我们党从第一次路线斗争，到粉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已经有九次路线斗争（毛主席扳着手指，从第一次讲到第九次路线斗争）。历史证明只要路线正确就能取得胜利，革命是失败不了的，只要路线正确就不怕失败。路线正确，没有根据地会有根据地，没有枪杆子也会有的。王明上台，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最后我们解放了全中国。张国焘搞分裂，最后还是团结起来了。刘少奇搞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胜利了。」 第二点说的是批陈整风问题。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五年了，我们最主要的是批判修正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了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立起来。批陈整风一定要搞好，我说的搞好就是既要搞清楚问题，又要团结同志，不讲团结的人就一定搞分裂。在庐山有的同志犯了错误，现在问题都清楚了，就是团结。如果现在抓住别人某些错误不放，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要换位置了。」 第三点说的是陈伯达问题。主席说：「陈伯达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老反共分子，托派分子。我对他的问题写了几句话，写在黄永胜的报告上的。」 「此外，你们几个人的报告（黄、吴、叶、李、邱）我都看了。报告写得都好。我在黄永胜的报告上批了几句话，也是对你们大家的报告批的。我批的是（手拿黄的报告，照念的）：报告写得都好，我都同意。今后就是实践自己的申明了。」 毛主席念完批示之后，又说：「他们几个人（指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 周总理说：「完全拥护主席对黄永胜等五位同志的报告的批示，这是毛主席的重大决策。毛主席的批示，对全党团结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康生说：「完全拥护主席的批示，我们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毛主席的批示就是我们行动的准则。」 周总理说：「大致方针定下来了，现在，向主席请示有关开会的几个问题。」 接着，周总理说：「第一个问题，会议的名称问题。这个问题在北戴河没有多说，我考虑可以称为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简称为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批陈整风的问题，在计划会议上已经布置了，现在称为『汇报』会议是比较合适的。」 毛主席说：「可以同意用这个名称。」 「第二个问题，会议规模问题。这个问题，我同军委办事组和政治局一些同志人商量过，会议规模以小为宜，大约不超过百人的会议。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约党委正副书记（每省两人），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北京中央党政机关部分中央委员，包括一些老同志，做好老同志的工作，对全党团结有重要作用。」 毛主席说：「同意这样一个规模的会议。总理提到做好老同志的工作。对老同志的工作，不要要求过高，但中央对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则要尽量满足需要。当然，这样做还会有少数人不满意的，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 「第三个问题，对会议的领导。周总理说：我们考虑，中央工作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集体领导，不另设什么会议班子。在会议进行中，如果有重要问题，及时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请示。」 毛主席说：「这样好！」 「第四个问题，会议编组。会议同庐山中央全会编组的方法一样，以原来的大区为单位，编为六个小组。党政军参加会议的人员编到各个小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编入各个小组，但可以自由参加各小组的会议。」 毛主席说：「同意这样办。」 「第五个问题，会务工作。会务工作全部由宪法小组承担。张春桥同志提出，这次会议与宪法小组有密切关系，我考虑可以同意这样办。」 毛主席：「好嘛。」 此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会议开多久时间，周总理都提出来了。毛主席也都点头同意了。为什么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周总理这样细致地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就因为这是庐山会议的继续，这其中的奥妙关系很多。周总理是有意这样做的。 我们正要起身起时，毛主席又开口说话了：「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总理还说几句话。你向大家宣布：中央对他们报告的批示，可以同意也可以推翻，受批评的人，可以接受批评也可以不接受；对党的团结可以维护，也可以破坏。」 周总理：「在毛主席关心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开成团结的会议。」 我们临走时，毛主席坐在沙发上，向大家招手致意。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黄、吴、李、邱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可以说是真正放下了思想包袱。从庐山会议，到「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已经八个月了，在此期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坐卧不安，矮人一等」。今天毛主席同我们谈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哪有不高兴之理。 晚上九时，中央政治局照常进行会议，周总理向大家传达了下午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传达得很详细。当周总理说完，并要黄永胜、纪登奎等人补充时，江青发火了。 江青大发雷霆地说：「你们把毛主席牵制起来作为镇压我的工具，你们少数人都把问题决定了，还要开会干什么？」 周总理对江青的怒气，根本没有理睬。还好，那天晚上的会算是平安无事地开下去了。对「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一系列的问题都定下来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定在四月十五日正式开始。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央工作会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军队各总部、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参加了会议。周总理代表中央对军委办事组几个犯「错误」的人做了政治和组织结论。 会场上的交锋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我们之后，可以说是「一锤定音」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主席的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思想，基本上是乐观的，但也有肓目乐观的成分。 黄永胜是我的老战友，是兄长一样的老战友。我认为他身上担子太重，我心里是很愿意支持他的。对开会的事，我经过认真考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也就是「战前」的三件大事，黄永胜同意了我的意见。（一）我们几个人要恪守毛主席批示的口径，不要超过原有报告而承认新的问题。对别人的提问，即使追问也不能回答。（二）军委办事组应先做思想工作。对这个问题，大家很同意，但又怕惹起麻烦。主要是怕江青一伙指责军委办事组搞小动作。经过研究之后，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军委办事组以召开检讨会为名做思想工作。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开始的前两天，军委办事组召集了出席会议的军队全体人员开会。这次会议，黄永胜以检讨为名，详细传达了毛主席两次接见军委办事组所做的指示，使大家心中有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三）向周总理建议，应当在会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总理完全同意了黄永胜的建议，于四月十四日在会议的预备会上，用他自己的话，比较详细和有力量地传达了毛主席两次接见军委办事组的指示。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得很详细，发挥得也很好，极大多数人都完全拥护总理的传达，对会议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认识到毛主席的批示是斗争的「武器」并不是过关的「通行证」。只有拿起武器坚决斗争，才能过得去这一关。 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召集与会人员的会上说：「今年二月间军委座谈会，我们应当向大家做检讨，但没有这样做。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代表军委办事组在庐山犯了错误的同志，向大家承认错误！今天，我向大家做检讨，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在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连续接见了军委办事组两次。参加接见的有：黄、吴、李、邱、纪、李等六人。我的传达，如有遗漏的，他们可以补充。」黄永胜对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得很详细。据到会的人后来说，这次传达，对统一思想真正起到了重要作用。 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思想准备是很充分的，江青一伙的抵制力量也是很顽强的。这也就是说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军委办事组「恪守批示」，江青一伙「先露锋芒」。 这次中央的会议，名义上是批陈整风，实际上是和江青一伙的较量。到会人数不足百人，就其政治情况来说，拥护军委办事组的人约三分之二；拥护江青一伙的三分之一不到。由于会议是「结束庐山会议」的会议，因此整个会议过程都斗争得很激烈。斗争的主要问题是对会议的方向、对小组会的控制和对吴法宪的追击三个问题。 会议开始讨论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是会议的方向。四月十四日晚上，政治局会议检査中央工作会的准备情况时，发现已经印发的文件，只有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报告，批陈整风的文件一份也没有印发。这样，会议很自然就会从批「黄」（黄、吴、叶、李、邱）开始，而不会从批「陈」（陈伯达）开始了。会议批判的目标变了，从而也就会影响会议的方向。 周总理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着急了，总理问张春桥说：「为什么不先印发批陈的文件，而只印发他们的检讨报告？现在立即赶印批陈文件，并通知各小组照原定计划办。各小组只能批陈，不能随便批判别的什么人。」 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主要形式是小组会，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都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因此控制小组会的导向成了主要斗争场所。由于军委办事组和周总理对毛主席指示的传达，大多数人对江青一伙的一举一动都是眼明心亮的。 第二天的小组会上，出现了一个异常情况。江青一伙的姚文元、毛远新、徐景贤等人，窜到各小组发言，他们说：「这次会议不是『批准』检讨，而是『听取』检讨。要是前者就不用开会了，印发他们的检讨就行了。」他们一个劲煽动，要大家逼着黄、吴、叶，李、邱在大会上做检讨。他们认为陈伯达已经打倒了，继续批判毫无意思。 姚文元到我所在的西北组来游说了半天。他在西北小组主要说了三个问题。一是他说九大以后的路线斗争，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斗争更加尖锐了，特别是文艺方面，简直是寸步难行。例如，去年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通知，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受到压制。二是庐山会议的问题。今天在坐的人都参加了庐山会议，事情的发生发展大家都还记忆犹新。问题是谁挑起来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应当搞清楚。第三个是，这次会议是把路线问题搞清楚，还是把路线问题锁到保险柜里去，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经过斗争，去达到新的团结，这才是真正的团结。 姚文元讲话之后，胡伟等热烈响应他的讲话。 然后，粟裕、邓颖超先后发言：「主席的批示（对黄等人的检讨报告批示）就是我们会议的指导思想，另外提出任何问题都是不合适的。」 姚文元说：「从实际出发，是理解执行主席批示最根本的问题。」 胡玮说：「在小组会发言，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的话。每个人都说一样的话是不可能的。」 粟裕说：「我们的小组会，可以与毛主席的指示对立起来吗？这是不可想象的。我是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 邓颖超说：「我们不应当接受与毛主席批示相违背的任何东西！」 气氛紧张了，小组会开不下去了。小组召集人冼恒汉只好宣布：停会看文件。 我把小组会情况，特别把姚、粟、邓、胡等人的发言的情况，立即向周总理报告了。 四月十七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明确了如下两点：（一）会议只能提批陈。当然，在小组会上有对其他人批评的自由；（二）从庐山会议以来，毛主席和中央没有说过的话，不要说。谁要想提谁报告毛主席批准。 各小组会的形势，第四天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所在的西北小组，在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后，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极大多数人都同意总理的指示，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总理的指示。 在小组会上姚文元向我挑战说：「邱副总长，你是不是也像在庐山会议开始时那样，同我们说点内情嘛。」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抽烟、喝茶。我在小组会上「泰然自若」。姚文元又逼着我发言，我就是不开口，会议已形成了僵局。这时邓颖超走出会场去叫总理，总理来后，简明扼要地说：「我们要批陈，这是首要的！会上可以进行同志式的批评，不是批判。」总理说完就走了。姚文元看总理动真格的了，他也不说话了。 针对小组会情况，我们几个研究的方针是坚决斗争，具体措施：一是，坚守检讨报告界限，多一个字不说；二是，建议叶群立即回北京参加会议：三是，对一些错误的言论，除在各小组斗争之外，要立即上报总理。我们的斗争方针，每人都做到了。 追击吴法宪的问题。江青一伙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吴法宪猛打、猛追，争取「战场缴械」。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会议的第三天上午，毛远新、徐景贤等人就到西南小组围攻吴法宪。徐景贤对吴法宪的下马威是：「你要把你肚里的脏东西都亮出来见见太阳。你不要装糊涂，我们是决心同你斗争下去的。」 吴法宪由于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在徐景贤等人逼迫追击之下，由于过于紧张，心脏病发作了，当时就倒在小组会场上，并实行紧急抢救。下午三时，周总理赶到会场坐镇，小组会上才基本停止了对吴法宪的追击。 江青一伙除在小组会上追击吴法宪之外，还派人追到吴法宪家里去了，看看他是不是装病。可见，江青一伙对军委办事组是绝不手软的。林总得知吴法宪被迫害的消息，于当天晚上八时就由北戴河回到北京了。叶群由西郊机场直接到了人大会堂，并且游走了两三个小组。她在各小组都说：「毛主席要林彪同志回来加强对会议的领导。我们都回来了。」林总回京后，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周总理知道林总回到北京，很高兴。他很希望主席、林彪能在会议期间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使会议开成一个真正的团结——批评——团结的会，说穿了就是调节好主席和林彪的关系。为此，二十四日，总理将会议情况报告送呈主席、林彪。但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林总也表示不参加会议。这样，总理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他也只有按毛主席的心愿了结这次会议。 会议给我们下结论 本来，批陈整风汇报会对黄吴李邱不需要有什么结论，只是给黄、吴、李、邱一个检讨的机会。毛主席向周总理交代说：会议结束时，说点批陈整风的问题就行了，不要专门对军队几个人搞什么结论。毛主席还提出了：「要结论和不要结论都可以。请恩来同志代表中央讲几句话，也就是结论嘛。」 总理是深知主席的，他很慎重，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决定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纪登奎六人成立了起草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大纲的小组。说是「讲话大纲」，其实，关键内容就是给黄、吴、李、邱下个结论。「讲话大纲」实际上就是江青、张春桥起草的，是按照毛主席的意愿起草的。但这个结论毕竟是很难下的，说轻了，毛主席那里交待不过去，江青一伙也要闹；说重了，虽然是打在黄、吴、李、邱身上，实际上是刺在林彪心上，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庐山会议，心里也不服。所以，总理事事都是向主席报告的，主席同意才算数。对我们的结论是毛主席同意后，总理才讲的。我看总理是违心的。总理就是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主持了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全体会议。周总理代表中央宣读了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政治和组织结论。结论的内容，还能记起的有：「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时间前后不到一小时，除了周总理讲话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讲话。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到此正式结束了。 会后总理来到京西宾馆，深情地对我们说：「还是要振作精神。我还指望你们一起工作呢！没有你们我是寸步难行呀！」因为我同总理熟悉，我就更熟悉一点，我说：「他们在会上的做法，比庐山厉害得多，我们反他们的宗派没反成，反而把宗派的帽子扣倒我们头上，我们今后怎么工作！？」我说了「我们今后怎么工作」时，黄永胜坐在沙发里伤心得落了泪（他这天还正好发烧，带病去挨「板子」）。总理看着我没有说话，他也不便把话头展开。他看见黄永胜那么难过，就过去拉黄永胜说：「开饭的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其实，总理是眼见肚明的。中央正式公布了对黄、吴、叶、李、邱的结论。时过境迁，到现在就是我们反江青一伙的历史证据，我们上了反江青一伙，后称「四人帮」的光荣榜。 毛主席去世之后，邓小平、彭真有他们特别的政治目的，硬是人为地树起了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根本违背历史事实的。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反对江青一伙的祸国殃民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军队抵制江青一伙，就没有军队的稳定，没有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就要夺取更大的权力，这不是危言耸听。党的十大，上海帮夺取了中央很大部分权力，不就是事实吗？但奇怪的是，毛主席去世后，对我们过去反江青一伙的历史事实不仅不承认，反而要把江青一伙同我们捆在一起，实行公审，这连江青都不承认。他们硬要把林彪与江青绑在一起进行审判，实际上就是要审判毛主席的九大政治局，从而把我们做了这些反毛主席「英雄们」的垫脚石，这就我们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 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 批陈整风汇报会，对黄、吴、李、邱作了结论，我们只有组织服从，但在思想上想不通。对主席的言行不一，想都不敢想。会后怎样传达会议精神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政治局经过研究，对传达定下了三条： 一是，只限于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种、各总部党委常委，各兵种只传达到司令、政委。传达时只照文宣读文件，不得随意发挥。 二是，今后在报刊上一律不得透露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和批评的问题。 三是，在传达文件之后一律清退，由印发机关清点销毁，不准存档。 军队驻京各总部的传达，由军委办事组统一组织实施，在三座门统一听传达。李德生宣读了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的结论，然后以各总部、海空军为小组分开讨论。各兵种司令、政委参加总政小组的讨论。 在传达的前一天晚上，总后小组（即党委常委会）就听了我的检讨，向常委做了简要的自我批评。各常委都发了言。大家的发言，不外是两点意思：拥护毛主席对黄、吴、叶、李，邱检讨的批示；拥护周总理代表中央做的结论；同意邱会作同志的检讨。常委会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听后大家有些懵头懵脑的，似乎很不理解中央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九七一年「五一」节，邱会作（中）、纪登查（右）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传达之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强调保密的问题。当时，对保密要求如此严格，主要不是为了黄、吴、李、邱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为了人民解放军，为了林彪的问题。因为只要知道了我们几个人的问题，就同林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是不利的。 在传达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种、各总部党委都向毛主席、林总写了两个拥护的报告，一致拥护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几个领导同志的报告的批示，拥护周总理代表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的结论；同意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不少单位在报告中都提出了：我们一定要如过去一样，尊重军委办事组几位领导同志的领导。奇怪的是上海市委的报告，还特别强调了军委办事组做了好的「自我批评」，真是虚伪至极。所有报告都表现出团结的气氛，不利团结的字眼，在报告中是看不到的。据王洪文后来在秦城对我说，这点也得到了主席的教导。主席说：「下了结论以后，就要讲团结。」 五月初，我和耿飙（当时为中央联络部长）陪同越南的总书记黎笋去南方参观。我们住在韶山时，一天早晨我同耿飙、卜占亚（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从宿舍信步去食堂吃早餐，我对卜占亚说：「我已经看到你们省委常委对传达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报告。你们对军委办事组几个犯了错误的人，采取了原谅的态度，说了很多好话。」 卜占亚说：「事实就是那样嘛，我们只能实事求是。你们毕竟是上当受骗，才犯了错误呀！」 我问：「华国锋书记本人有什么意见没有？」 「没有。常委会都是他主持的，他的意见包括在报告之中。」 「你们看到或听到什么意见，都能及时告诉我就好了。同志的帮助，对一个人防微杜渐会有很大作用的。」 「我对敬仰的老首长不会有什么保留的。」 耿飙说：「老邱呀，千万不要背包袱啊！我们都团结起来努力把工作做好，少让他们挑刺。我们不挑起担子，总理就更难办了。」 在广州，我一直忙于陪同外宾参观，除听取省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时间不多。我离开广州回北京时，刘兴元、丁盛送我去机场，我们在车上简单说了几句有关批陈整风汇报会的问题。 我说：「在庐山我们犯了错误，影响很不好。对你们这些老战友，也不能说一点牵连都没有。看起来，我们几个人在政治斗争中，还是很不成熟的。」 刘兴元说：「现在好了，问题解决了。不论是按什么水平解决，也算解决了。这次中央的会议，斗争是尖锐的，但在广州军区不会留下任何影响的。在人们的眼光中，现在的林副主席，现在的军委办事组的形象更高大了。但在少数人心中就和过去不一样了，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对谁是泥鳅，是很清楚的。」 这些老战友的话，我心里都明白，但当时是绝对不能交流，大家也不会交流的，多说一句就犯自由主义了。 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庐山会议，经过批陈整风汇报会就结束了。斗争的结果，我们失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关键的问题都是毛主席决定的。具体来说，有如下三个问题。（一）在庐山主席已经把黄、吴、叶、李、邱同陈伯达捆绑在一起了，林总的威望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二）江青一伙操纵了会务工作。他们是做了「合法」的坏事，造成既成事实。（三）主席内心支持江青一伙。其实我们并无宗派，我们和很多老干部对文革的看法，对江青一伙的看法都是一样的，反而被打成宗派；江青一伙是文革中最大的宗派，却得到不断的放纵。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我的思想确实起了很大的变化。会议之后，确实有个包状了。我的包袱主要是「想不通」。兴师动众地处罚了我们，这是「大局」服从了「小局」。这也就是说，以牺牲林总为首的军队的威望，去服从江青一伙的利益，这就本末倒置了。不过，我的这个包袱是装在我的「公文」包里的，我认为为江青一伙背上一个包袱是完全不值得的。我一直还是在努力工作。 我自己也认真想了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毛主席和林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一切问题核心的核心。只要这里不存在什么问题，其余一切问题都不必考虑。毛主席同林总的过去，我是知道的。从过去看现在就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考虑了。但现在要想的是今后的问题，这是当时还不可能想清楚的问题。 我想过，一九六六年八届H中全会，林总上台，是因为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把他「黄牛当马骑」，还是真正的「亲密战友」？我考虑的结果是后者，是历史必然。林总确实是党内的排头兵，无论打仗、执政都能胜任的。在上述的思想基础上，对毛、林之间今后的问题，就没有更多的考虑了。我也确实没有想到还有什么需要疑虑的问题。这不是我观察的问题深度不够，而是从历史事实得出来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自己的学习和工作问题。我向来都有这样的思想「做官靠运气，吃饭靠本领」。当然，这里说的做官，是做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大官。因为有史以来，任何大官都离不开「运气」这个基本条件。要是没有运气，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吃饭靠本领，这是我一贯的思想。在全国解放前的革命时期，吃饭靠「两条腿」，只要跟着党干革命就有饭吃。解放后的建设时期，吃饭就靠「一双手」了。在建设时期，我从没在「有我不多，无我不少」的那群人之中混过。我是靠努力学习和工作挣饭吃的，过去，我的这个思想起过积极作用。 第三个问题，「改邪归正」的问题。过去，我参加议论江青一伙，反对江青一伙的事不少，自己爱说别人（江青一伙）的闲话总是不好的。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对毛主席还是情深得很，因为我从十五岁参加革命，一直都奋斗在他老人家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中，我们永远都是主席的兵。 总之，历史总归是历史了。 第三十五章毛主席南巡 不在乎，又在乎 林对主席是深知的，不但对主席的思想、意志了解，对主席的个性也了解。我们则一无所知，总把主席当成神圣的领袖。庐山的事，林对主席远了，其实对我们也远了。林总深知只要把问题摊开了，在毛和林之间，不论谁是谁非，我们肯定会选择毛。所以林对我们也不说话，不向我们提任何建议。 在卢山会议之后，我们感到林总同毛主席的关系，不比以前了，因为林总触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根神经。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过建议，林总采纳了。 一是，注意上毛主席的门。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八日，林总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从机场就到毛主席住处去了。这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他们第一次见面。 二是，林总很注意向毛主席选送材料。这种办法是林总向来同毛主席保持密切关系的一种好办法。林总选送了贵州军区政治部关于「三支两军」的一个报告，毛主席对那个报告做了批示。 三是，有关战备问题，林总向毛主席的报告就更多了。关于战略预备队的组成，三北（东北、华北、西北）的战略方针，三北各省市要建立自己的后方基地等问题，都分别向毛主席写过专题报告。毛主席对那些报告都有批示。 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林总之间的来往关系，都向总理及时报告。为了稳定人心，七一年一月间，毛主席找叶群和周总理分别谈过一次话。 黄、吴、李、邱对庐山会议发生的问题总的态度是：不在乎，又在乎：或者是口里在乎，心里不在乎。这就是说，除反了江青一伙之外，其余问心无愧，毛主席若以我们反了江青一伙「定罪」，则愿意吃冤案，这就是我们的共同心愿。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思想，所以对问题的复杂性想得不多，更想得不深。我们在精神上，还是希望到林总「平安」就好。大树不倒，矮的总是压不死的，毛主席对林总的态度是我们注意的中心问题。在这方面只要有一点什么情况，对我们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因为庐山问题的实质问题就是毛主席对林总的态度问题。江青一伙的「胜利」不是他们自己取得的，同样的，军队的「失败」也不是自己无能的结果，这些都是毛主席决定的。 我们的心情实在不好，我们的思想情况，我都及时向总理汇报了。周总理对我们是非常关心的，除了经常向我们做工作之外，一九七一年二月（春节的第二天）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周总理同黄、吴、李，邱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从晚上九时起，一直说到天亮。 总理说：庐山会议到现在几个月了，政治局生活会议也还没有开，你们的情况，会作都同我断续谈过。今天就同你们再谈一次。总理谈话的要点如下： 1、你们提出了「自卫战」的方针是正确的。庐山的教训是可贵的。对张春桥的问题，没有想到更严重的后果就是失误。你们紧跟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但怎样跟法，过去你们不清楚，现在清楚了就很好了。毛主席对你们几个不仅无恶感，而且是关心的。 2、关于江青的问题。对待她这样的特殊的人，是要费点脑子的。我的经验就是。「忍耐」两个字，其余的办法是没有用的。这样做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很特殊，就不谈了。 3、关于批判「天才」论的问题。你们认识了这点很好。这个问题全部核心是涉及到副帅，不是「天才」论本身的问题。因此，不管你们对「天才」论的问题懂得不懂得都要批判，不批这个问题是交代不了的。而毛主席对陈伯达的问题不仅仅是「天才」论。 4、关于批判陈伯达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们应当抓紧。吴法宪更要准备做比较深刻的批判与自我批评。你们是可以写出比较好的东西来的。如果有必要，我还愿意帮点忙。 毛主席说打扑克最主要的是要有不怕抠底的精神。你要是怕对方抠底，顾虑就多了，那还能赢别人吗？这如同一个人心里有事是一样的。 你总怕别人知道你的心里的事，想讲又不想讲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这还有能讲清问题之理？ 毛主席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我把问题彻底讲清楚，也只有讲彻底才能讲清楚。我就是照着毛主席不怕「挖底」的精神才把问题讲清楚的。我想你们掌握这个精神也一定能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的。 5、关于军委办事组要「掺沙子」的问题。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要「掺沙子」的意思是从军队的历史来考虑的。考虑过别的方面军的人参加军委办事组。主席的考虑也是为了军队的团结问题。 周总理接着说：你们在想什么？对这些问题有没有系统交换过意见？今天，我们可以互相谈一下。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几个人主要有三点共同想法。第一，有怨气。我们认为在庐山并没有做坏事，只是说了几句话，虽有不妥也没有大错。第二，他们几个人（江青一伙）太霸道。现在更趾高气扬了。第三，我们都认为很难用自己的口说清楚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 黄永胜又说：军委办事组是军队的统帅部，这是一条大船，驾驶得好坏，是一件大事，我们感到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有信任的问题，不是能力问题，因此我们压力很大。 周总理说：你的想法是不对的。毛主席、中央对军委办事组根本不存在不信任的问题。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毛主席早就会采取断然措施的。 周总理最后说：「我同军委办事组是心心相印的，我也感激各位对我的信任！」 叶群、吴法宪听到总理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突然哭起来。他们表示非常痛心，不仅一把鼻涕，一把泪，还哇哇叫的哭出声来了。当时的情景非常凄惨！总理走了以后，黄永胜也很伤心，他说：「叶群在这里我也要说，我们不怕抠底，但要告诉我们抠谁的底，又要讲团结，又要抠底，怎么个搞法？！我宁愿再过一次草地，也不愿意这样走不到头。」叶群只说了一句：「不要倒苦水了。」说完她就走了。 林总的态度 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林总在全会开幕式上讲话的时候，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毛主席在各小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突然决定：停止讨论林总的讲话，这是急转直下的变化。 林总对庐山会议总的态度是：听毛主席决定。 泰然自若。林总对各小组停止讨论他的讲话，以我所观察到他的表现是泰然自若。除了拥护毛主席的决定之外，其余什么话也没有说。从此他的态度就是：「不说话，不干扰，不自责。」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都是这种态度，一直没有变化。林总采取这种态度，是真正执行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路线。 林总确定自己的态度，是有坚实思想基础的。（一）林总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在主要论点和组织观念上都没有错误。据叶群说：八月二十三日全会开幕前，在小礼堂休息室主席和林总议论过讲话的问题。毛主席对林总说：「不要讲稿，放开说。照稿子念都是讲不好的。」这些情况，在八月二十三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证实。周总理传达了小礼堂常委会的情况后，汪东兴接着作了补充，他说：「我是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列席了二十二日的中央常委会。林总今天的讲话讲得好，是主席要林总讲的。主席还交代要放开讲，才能把话讲好。主席还让在会上讲讲形势。」汪讲了这段话之后，康生表示好不高兴。八月二十五日晚，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康生就不客气批评汪东兴说：「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还是像个警卫员一样的水平，对中央常委会的问题也随便说。」由此看来，林总讲话的论点是先得到毛主席点头的。二十三日开幕式前，林在后台对主席说，要讲一讲，是对主席二十二日要他讲话的再确认，林对主席是尊重的，是守规矩的；（二）林总对我们党要有自己的领袖的思想很早就有了，他坚决拥护毛主席为党的领袖。一九五九年，林总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学到手」提到了建军路线的高度。从军队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全国人民重要的政治生活内容。当时，从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彭真、康生、陆定一、陶铸等等都是经常称赞：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思想，林总是立了大功劳。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毛主席反对过林总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林总确实认为，毛主席是马列主义的「天才」，他这种思想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林总用很大的精力宣传毛主席是「天才」，是历史的发展，党的利益的需要。对这些问题的提法，即使有些不妥之处，也只是适当纠正提法的问题，决不是反党问题，更不是政变纲领。（三）林总说：「我在全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在场都听了。」二十四日上午重放录音，也是毛主席批准的。各小组经过两天多的讨论，没有听到毛主席说一句什么话。为什么二十五日下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闯进了毛主席的住处之后，就发生了新的问题？这里的新问题，其实也是老问题，就是「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总没有提及，我们在发言中也没有提及。 不说话。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常委会后，林总就没有参加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等于「一边站」了。毛主席后来对林总下的「狠心」也是源于这里。 以我的记忆，从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二日与全会有关的话，林总只说过四次话，每次也只有几句。 八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要林总召集：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等开个会，作思想工作，提高认识。林总照办了，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三天连续开过三次会，每次会议九时开始到十一时结束，林总在会议开始时，只说：「毛主席要我召集各位开个会，提高认识。」每次会议结束时，林总也只说：「开会的情况，由汪东兴向毛主席口头报告，我就不写书面报告了。」会议中间，林总一句话也没有说。 八月三十一日，林总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陈伯达、吴法宪作检讨，会议开始时，林总只说了一句话：「政治局会议开始。」会议结束时，林总也只说：「陈伯达这个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应当同他划清界线。」其余什么话也没有说。 另外，毛主席指责陈伯达的话，康生攻击陈伯达的话，都直接指向了林总。大约是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叫陈伯达去谈过一次话，他指责陈伯达：「你参加了军事倶乐部。」可能是同一天，陈伯达去看望康生等人，遭到了一顿大骂。康生愤怒地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说：「你把林副主席绑上你的战车，我准备你陈伯达杀我的头。你给我滚出去。」还有，毛远新、徐景贤指责：「庐山出现的问题，是未遂政变。」上面这些话的份量够重了吧，但是林总听到仍若无其事，不理睬、不吭气。 林总对毛主席的性格和为人是很清楚的。只要毛主席认定的问题，而自己又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别人提任何意见是听不进去的。况且，随便提意见还可能出现料想不到问题。林总从来不随便多提意见，更不会轻易进行争论。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常委会是否照常开会我不知道，但周总理、康生则每天晚饭后都要到毛主席的住处去。以我所知，林总一次也没有去过。事实上林总就被排除在中央常委领导之外了。 不干扰。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晚，在庐山举行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一、庐山的问题已经在山上处理完了，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带到山下去处理；二、回到北京后，政治局开一次学习生活会议，大家就都照常工作。这里指的学习生活会议，意思是黄、吴、叶、李、邱作检讨，通过批判，达到团结。但这次会议未曾开成。 回到北京后，康生装病，会议开不成。据王洪文后来说，康生对上海帮说：「政治局的生活会议不能开，在山上对他们都没有搞到什么东西，回北京就能搞到？会一开，他们脖子上的套索就拿下来了。」康生在文革中的行为比陈伯达更甚，陈伯达出了事，他装病避「风头」。「九一三」之后不几天病就好了，就神气十足地露面了。 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七一年四月十五日「批陈整风会议」之前，林总一直住在北戴河，只回过北京两次，一次七〇年的国庆节，一次七一年的五一节。林总国庆节回京时，从西郊机场直接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去了。他对毛主席说：「这次在庐山，如同擦了一根火柴，差点把房子都烧着了。」毛主席只简单说了一句话：「没有那么严重，擦火柴的目的不是烧房子。」我认为林总向毛主席说的那句话，是试着做自我批评的，可是没有得到毛主席的反响，于是就没有说下去了。 批陈整风会议中期，毛远新、徐景贤等「追剿」吴法宪很厉害，吴犯心脏病倒在会场上。江青一伙派人从会场上追到吴法宪家里去。此时，林总带着叶群从北戴河突然回到北京。他们回来的当天晚上，叶群接连在三个小组露面，并宣布：「林副主席和我回来参加会议，向大家学习。」林总回来后，江青一伙原定「抓住吴法宪，战场上缴械」的企图就没实现。 七一年五月一日之夜，毛主席、林总在黄永胜陪同之下，同时登上了天安门。放了一轮烟火之后，林总指着自己的头向毛主席说：「我头痛，早点退场。」毛主席同答说：「好。今天没有什么题目了。」此时，毛主席也进休息室去了。 叶群很机灵，她抓住这个机会，跟着毛主席进休息室去了。毛主席同叶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叶群出来之后，非常高兴地同我们说：「主席同我谈得很好，谈笑风生地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和对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 庐山会议结束，到七一年四月的批陈整风会议，北京发生了好多的事。其中毛主席的口头指示或批示，有的都直接指向林总，政治份量相当严重，但林总都没有说话。例如： （一）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两人报告的批示，批的内容都很严厉。 （二）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主席、江青授意的，在形式上指向陈伯达，事实上是指向军委办事组和林总的。对该军的报告，军委办事组是两本账，对外向他们学习，对内根本不予理睬。 （三）对军委座谈会批示。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批示，起了强力爆炸的作用。对军委办事组打了一记闷棍，给了「上方宝剑」。这是庐山会议以来军委办事组受到的最大打击。 （四）政治局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拍板会上对军委办事组批判、攻击。出席会议的一小部份人，对军委办事组当做敌人般进行了严厉打击。正是因为有他们对军委办事组的打击，毛主席就决定召集另一次中央会议来解决问题，「批陈整风汇报会」就是从此而来的。当然，现在看来，也可能是主席安排的。 （五）北戴河会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批陈整风会议之后，毛主席决定要周总理带部分政治局委员黄、吴、李、邱、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去北戴河向林总汇报，并对批陈整风会议进行研究和决定有关事宜。林总对周总理的汇报，基本上只说了四个字的话：「同意，拥护。」其余就没有说什么话。 批陈整风会议结束时，中央常委讨论对黄、吴、叶、李、邱五人的结论。林总只说了一句话：「凡是不需要留档案的问题，以不留为好。」很清楚，林是不赞成做结论的。对这个问题，毛主席没有考虑林总的意见，周总理代表中央对黄、吴、李、邱、叶还是做了结论：「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对上面这些问题，林总基本上没有说话，更没有提出过什么建议性的意见。 不自责。从庐山回到北京后，政治局会议久久未能召开，但对黄、吴、李、邱的责难，则不断发生。针对当时的情况，我同黄永胜交换过一次意见。 邱：你好受吗？ 黄：不好受，又有什么办法。 邱：我看现在的温度（指毛主席的指责）比山上还高了，「山上的问题不下山」，可能是空话。 黄：完全是空话，现在还看不出来。但对我们抓住不放，同在山上是差不多的。 邱：以你的看法，毛主席在抓什么？ 黄：要我们做自我批评。 邱：我们的自我批评是需要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主要是要有副帅的态度。我看，林总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黄：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谁能开这个口呢？ 邱：我看你就可开口。为慎重起见，可以先向叶说，如果说得下去，再向林本人说。 黄当时情绪还好，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过了大约三天，黄主动对我说：「北戴河回话了。」 叶群传达了林总对黄永胜建议的回答。林说：「（一）自我批评本来是我们党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点，有错误就应当进行批评。但对庐山的问题我是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全会开幕上我的讲话，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讲话的要点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才会说：『不要奉命讲话，要讲自己的话，才能讲好。』我就是本着这个精神讲话的。（二）他们妄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在庐山兴师动众闹了几天，还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前者是老得掉牙的问题，我是提过坚持天才的观点，难道我连提个人观点的权利都没有了？（三）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问题。」 最后，林总还说了几句：「告诉他们，要是晚上睡不着，可以加点安眠药。」 黄永胜要我去把林总的话，向周总理汇报。我把黄永胜的建议和林总回答，都向总理汇报了。周总理只说了一句话：「林总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其余什么也没有说。 从后来的事态的发展看，林总坚持不做检讨是有理由的。事情本来是一般性的问题，即使话是从林总口里出来的，问题的本身也还是一般性的问题。以我的看法，毛主席对庐山问题的处理是不计后果的，毛主席一定要占上风，林彪就是不说话；林越不说话，主席就越要干到底，这样事情就越搞越重、越搞越乱。可以说对庐山问题的处理，等于又进行了—次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后，又对着林彪。 毛主席为什么南巡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在汪东兴陪同下，由北京出发，在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进行了巡视，史称毛主席南巡。 毛主席外出巡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是常事。那个时候，毛主席为了不让江青跟着走，多数都在毛主席离开北京之后，总理才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同时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总参谋部、空军、海军主要负责首长都是知道的，因为军队对毛主席负有相应的保证安全的责任。这次则很特别，毛主席外出后，周总理只说过一句话：「毛主席外出了，现在在武昌，要华国锋到武昌去。」毛主席离开北京时，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过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谈话，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都是及时传达的，这次则没有做一个字的传达，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毛主席常说，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毛主席这次南巡大家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看法。 毛主席南巡，是决定党的命运的问题，也就是决定党是团结还是分裂的问题，同时也是决定许多老干部的政治生命问题。我和一批人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打击，是同毛主席的南巡密切相联的。因此，搞清楚毛主席南巡，对研究这段历史很重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周总理带黄、吴、李、邱、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去北戴河向林总汇报回来之后，在四月一日，毛主席接见了去北戴河的人，并做了重要讲话，对庐山问题拍板定案了，当时认为是解决了问题。从四月底到八月下旬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中央太平无事，大家都在做自己分工负责的工作，军委办事组主要是抓战备。四月下旬「批陈整风」会议之后，我向黄永胜提过一次意见：「我们应当放下包袱，认真工作，不然别人（指江青一伙）在工作上抓住我们什么辫子就不好办了。」黄同意了我的意见。至于周总理，他对军队的关系还是同过去一样的密切。 这时，关于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也在正常进行。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吴、李、邱都有所安排，黄为第一副总理，李、邱为副总理，吴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且，在总理给主席的报告中，还专门讲了「请林副主席在国庆节和四届人大上讲话」，「因为两个会日期比较近，讲一次长话，讲一次短话，避免内容重复。长话、短话怎样安排，请主席指示。」看来一切都很正常。 八月下旬，当我知道毛主席南巡以后，觉得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但九月六日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访问了韶山之后，从武汉回到北京，讲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同他讲的有关主席在武汉与他和汪东兴等人的谈话内容之后，思想上有很大的震动。但我同李是一样的想法：「心中有数」，在思想上并无太大的负担。 毛主席为什么南巡，目的是什么？南巡的导火线是什么，我当时和现在都不清楚。但从他在各地的讲话来看也就很清楚了。南巡就是发动「群众」，要大家站在他一边，在三中全会上开始重新处理林彪的问题，三中全会临近，主席也走得匆忙。一九七〇年毛主席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讲话时说：「山上的问题不下山，回北京后政治局开一次学习生活会就行了。」七一年四月一日又讲：「他们几个人（指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事（即批陈整风会议）请总理去办。」毛主席说的那些话，都不算数了，自己全部推翻了。 林彪是同毛主席一起在战壕里成长的，不论是艰苦岁月还是枪林弹雨，不论是挫折还是胜利。林彪一生中功绩很大，没有什么「污点」。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台」，毛主席对这样一个人，是不能不慎之又慎的，想把林总拉下来，在党内是要有基础的，尤其是军队。因此出去游说是必要的。 以我的看法，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林彪问题」。在毛主席看来，「林彪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最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林彪的威望很高，而江青一伙不得人心。庐山闹了这样久，对林彪没有大的影响，林本人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另一方面就是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问题，林彪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把矛头对准张春桥，毛在江青的提醒下，也认为对着张春桥就是指向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命根子。在毛主席的思想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和搞文化大革命是一生最大的事业，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要在这两个方面有所指责，必定是轻则路线错误，重则反革命。 根据上述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毛主席对「林彪问题」，是经过庐山（山上），北京（山下）和南巡三次不同办法处理的。 庐山会议的问题，在山上基本上已处理了。毛主席是牺牲陈伯达，支持和保护了江青一伙，批评和压制了军委办事组，在当时的情况下，江青一伙得到了满足。 主席南巡时，批陈整风会议已结束将近三个月，即对「林彪问题」进行了第二次处理。这次处理是在对军委办事组进行了广泛彻底批判之下，又召开了「批陈整风」会议，给军委办事组戴上了帽子，即做了犯有「宗派主义错误」的组织结论。这次处理，江青一伙得到了预料之外的大满足，军委办事组则抬不起头。而且，当时政治局对三中全会、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只待开会了，主席视这些党和国家的大事于不顾，执意要走。 毛主席南巡，在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处的谈话，直接指出了林彪的问题，这就是说，毛主席借南巡对庐山问题要进行更高级的处理了。毛主席南巡，无须多说就是对「林彪问题」的处理不满足也不满意，因为林彪经过庐山会议的折磨，并没无什么损失，地位和威望并无损失反而提高了。大家本来就对江青、张春桥十分怨恨，庐山上的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心里也明白，主席心里也明白，以陈伯达换张春桥本来就有些不值，保护张春桥伤害林彪就更不值。事情往往物极必反，庐山会议以后，主席不停地张罗，收效甚微，大家口服心不服，反而同情林彪。搞张春桥和拥护文化大革命本来是可以分开的，搞「王、关、戚」就是这样。这次因为有江青的问题，主席非说反张春桥就是反文化大革命，就是对着他自己。毛没有绕出这个怪圈，非要叫林彪从他的胯下爬过去，林就是不从。主席会想：这样的林彪能够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吗？这是毛主席南巡要重新处理林彪的主要原因。 在武昌的谈话 毛主席在各地的谈话，在「九一三」之前或以后都没有听到过传达，应不算光明正大。我所知道的主席南巡讲话，除了李作鹏讲的在武昌的谈话内容外，其余的都不知道。真正了解毛主席南巡讲话是近二十年以后，我已经被扒了几层皮，下了地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才知道的，是保外就医后听刘丰、卜占亚告诉我的。 一九九〇年，我和老伴到武汉去看女儿，见到刘丰。刘丰的境况非常糟糕，他的老伴又得了不治之症，生活上很困难。刘丰提起往事说：「我们对主席真是无限热爱和忠诚，最后还闹了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我望着劫难二十年以后又重逢的刘丰同志，心里很难过，他那么困难、那么落魄、那么无助。刘丰是我的老战友，我在延安当军委供给部长时，他是处长。刘丰同志对党忠诚，对革命忠诚，工作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 刘丰说，八月十六日、十七日毛主席两次找他们谈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刘丰和汪东兴，还有刘建勋、王新。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当时不在武汉。 毛主席讲了一大段党的历史，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庐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个问题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大人物。在三中全会对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你们不讲，我来讲，总是要把问题讲清楚的。我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又说：「军队的几个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卢山跟着起哄，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看到我老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实际上是想夺权，分裂党。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三个办法。批发三十八军的报告是甩石头，叫纪登奎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军委座谈会开了那么长时间，根本不批陈。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做了检讨，但吞吞吐吐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因为庐山会议以来，有的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大人物不开口，其他的人即使讲，也是讲无关重要的问题。」 毛主席还说：「我就不相信军队会跟他们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军队来，他们会听吗？……庐山的问题，林彪同志要负一些责任的，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什么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我不是天才。……从去年下山到今天，一年多了，我一直都睡不好，很难休息好。但你们要保护林彪同志。」 毛主席还说到：「反对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毛主席最后说：「今天我们的谈话，你们要进行座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你们讨论之后，写个简要的报告给我，我们还要谈一次。」 刘丰说，主席还叫汪东兴把华国锋从北京叫到武汉来。主席也和华国锋进行了长谈。 刘丰说，二十七日，他去看望主席，刘丰对主席说：「我们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认为，如果因林副主席的讲话影响了主席的健康，我建议林副主席在适当的小范围内，向主席做个检讨。」 听了刘丰的讲话，毛主席立即兴奋起来，拍着自己的大腿说：「你说得好！这个意见在北京是没有人提的，黄永胜是不会提的！你的态度很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你实践自己的申明，表里一致应当是一切共产党员的态度，但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贯做到。」 毛主席还让刘丰他们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刘丰说到这里非常激动，他说「我是在劫难逃啊。如果没有『九一三』，我也自身难保。想想看，主席让我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的问题提出来，这不是找死吗！？我提吧，林不会放过我；我不提吧，主席更不会放过我。」 在长沙的谈话 毛主席是八月二十七日到长沙的。在长沙和当地的军政主要领导人谈了话，参加谈话的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广西自治区书记韦国清、还有任思忠、华国锋、卜占亚等人。从主席的谈话来看，矛头已明显指向林，指向黄永胜，指向军委办事组。主席离开长沙后，在南昌、杭州，上海、丰台都和当地的军政主要领导人谈了话。这些情况我当时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到西安以后，卜占亚同志给我讲过毛主席在长沙谈话的情况。主席谈话总的精神就是「处理林彪问题的动员令」。不管以后有没有「九一三」，主席南巡的讲话，都使党分裂了。毛主席反刘少奇时，分裂了党；这次反林彪，又一次分裂了党。 其实，主席在各地谈的和在武汉谈的也差不多，基本上还是那些问题。 第一，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大家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还没完，还没有解决。 第二，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第三，点名说了黄永胜。毛主席说：「黄永胜调动军队造反，各军区都听你的？我就不相信」。主席还对着丁盛说：「黄永胜要是打倒了，你们怎样办？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好，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啊？」 第四，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第五，毛主席希望把钟赤兵调到广州军区当副司令。刘兴元说我们马上报告军委办事组。汪东兴听到后立即说，你们不要报告了，我去和军委办事组说（汪东兴是怕刘兴元漏了风声）。 第六，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常委之间吹吹风。 卜占亚说：「主席谈完话，大家回到宾馆，我问丁盛：『主席问你黄永胜打倒了怎么办，你就说跟着主席干革命嘛，怎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丁盛说：『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主席对我们是进行路线教育，怎么突然说打倒黄永胜？』我对丁盛说：『黄永胜只是个代名词，你自己去琢磨吧。』」 卜占亚还说：「接下来我们几个就开会，研究主席的谈话。主席说：『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常委之间吹吹风。』主席究竟是希望我们传达，还是不希望传达呢？大家一致认为主席是希望传达的，我们应该传达。于是广州军区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主席跟我们谈话的内容。」 对于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在庐山我就有这种想法：庐山的问题看起来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毛主席对林彪的态度问题。如果毛主席对林彪态度未变，什么事也没有；如果毛主席对林彪态度变了，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连根本不敢想的问题都会出来的，在庐山，毛主席终于发现林彪原来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是否定的态度（姚文元称庐山会议是「八月逆流」），主席对林彪的态度就彻底变了。总之，提起来千斤重，放下来仅四两。 林彪是冤鬼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到十五日晚以前，我没有听到周总理传达毛主席对林彪问题的任何说法，政治局会议照常进行，照常处理各种问题，照常是凌晨三点以后才能散会。从十五日晚起就变了，当得到我驻外蒙使馆关于林彪等人全部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报告，毛主席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也就是对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处理了。从十七日开始什么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轰炸机、高射炮、火箭筒等都逐渐出来了。林彪是顽凶，是「现行反革命」的头目了，不知有多少人要做殉葬品了。 对林彪是先定为武装政变的现行反革命头目才处理的，不先给林彪定下罪名就无法处理，也没有什么可处理的，所以，当时搞清林彪的问题毫无意义；如同八届十二中全会处理刘少奇一样，不先在他头上扣上「叛徒、工贼、内奸」三顶反革命性质的帽子，也是无法处理，道理是一样的。先「杀」后示众，是对刘少奇、林彪处理的主要手段。 林彪确实帮了主席一个很大的忙！接着「二月逆流」，「贺龙问题」，「杨、余、傅」问题，等等等等，都由林彪担当了。 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大功臣，中、外有名的军事家惨死了，这就是林彪的下场。 毛主席在各地直指林彪的谈话，叶群是能及时知道的，但叶对林彪有封锁所有消息的可能，一切都由她作决定了，这就使问题越搞越乱。叶群进入了紧张的阶段，林立果瞎张罗，林彪则照常生活。在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挟持外逃了，这是我对林彪外逃大致的看法，我始终认为林彪是决不可能外逃的。 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像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 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像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 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 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那么，为什么都说林彪是搞武装政变失败而外逃的？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来处理「林彪问题」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为反革命集团搞政变的头目，才有处理的根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晚八时，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说「九一三」是林彪搞政变，对毛主席是饮鸩止渴，并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准备了炮弹。 然而历史是不能改写的，林彪对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贡献终究还会永远记录在史册上。 第四篇 我的晚年 第三十六章「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了 十三日凌晨的政治局紧急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是星期六，我住在总后的家中。十三日凌晨三时许，公务员张军到卧室来叫醒我说：「刘秘书来电话说，总理通知，在人大会堂四川厅开政治局会议，要你立即去。刘秘书一会儿就会送公文包来，小朱（警卫员）也起来了。」 文革当中，各种事情繁多，无论什么时候开政治局会议都是常事，我也没多想什么，马上就起来了。当时，我被总后造反派打伤的胳臂和左腿都还没有完全恢复，为此，张军即协助我穿衣服。我因刚吃了安眠药，脑袋晕晕忽忽的。 到了人大会堂四川厅，江青、姚文元等人已经先到了。先到的人同平常一样，有的抽烟，有的像一尊菩萨一样，静坐在那里。我看到人还没有到齐，估计一下子还开不成会，即就到四川厅外面去活动了一下，回来后又坐在原位置上。 四川厅是人大会堂一个比较大的厅，在大厅东南角摆了一圈沙发，成椭圆型。我到了不久，张春桥也到了。同时，李作鹏才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进入会场，他也服了安眠药，他站不稳，在警卫员的搀扶之下还晃晃悠悠的。纪登奎，李德生也是后到的。在这个时候，政治局究竟开会干什么？谁也不知道。李作鹏清醒一些之后，他还问了邻座的江青：「江青同志，今天开会是什么事呀？」 江青的回答是：「等一会就知道了。」她的回答是很妙的。这种说法，既不能说她知道开什么会，也不能说她不知道。但江青肯定是不知道的。她要是知道了，早就会同先到场的人说了，以表示自己知道的事多。 我们大概等了近三小时，于十三日早六时，可以看到窗外的光线，天都快大亮了的时候，政治局的会议才开始的。周总理随即进入大厅，叶剑英，黄永胜，李先念，吴法宪等人也跟在总理后面进来了。总理坐在南面的正中间。他坐的位置是可以眼观「全场」的。周，叶、黄、张、李等原来就在人大会堂河北厅修改《政府工作报告》。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就在那里集体办公。 周总理刚进来时，我观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别，他看起来不光是疲劳的问题。但我万万没想到，竟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总理坐下之后，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全场，就特意对着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凌晨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江青当时不可能理解总理的话，因此她没有回答总理的问话。总理看他的话毫无反应，又补充了一句：「林彪坐飞机走掉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 当时全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真的肃静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的地步。大家的面部表情都凝固了，有的张着嘴巴，有的竖起耳朵，但每个人的双眼都盯着总理。我自己也和大家一样，思想上震动极大。我的脑子都麻木了。 江青对总理特意向她问的话，不仅不搭理，连看也没有看总理一眼，她半天连身子没有动一下。江青为什么会对周总理持这样的态度呢？她可能想到的是：发生了林彪出走这样的大事，你周总理为什么不早告诉呢？我为什么和大家吃一样的「饭」呢？ 周总理宣布了林彪的事后，眼皮就几乎打不开了，他合眼有两分钟，然后就拿起茶杯喝茶。此时，江青大声说：「有什么事就讲吧，不要让大家跟着受洋罪。」周总理仍采取不惹她的办法，对江青的话，总理连理也不理。 更使人气愤的是，政治局会议进行到后半段的时候，周总理正在断断续续讲林彪走的经过，江青听得不耐烦，就和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竟三缺一地打起扑克牌来了。周总理看到此情此景心里很难受，但也没有予以制止。这说明江青不把总理放在眼里，这也说明，因林彪的出走情况，还没有落定，因而还没有定性。 这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但大家的心情又是不一样的。江青一伙内心很高兴，江青、张春桥两人不断地交头接耳说什么事，他们连说带打手势，并且脸上常出现笑容，有时姚文元也凑到江青那里小声说上几句。其余的人都很规矩，没有一个随便说闲话的。这次四川厅的政治局会议，是江青一伙走上了「宏发」道路的会议；是军委办事组走上了下「地狱」道路的会议，是党内重写历史的会议。这在事后看是很清楚的。 紧急善后处理 四川厅政治局会议，分前后两段，前段是宣布「九一三」的问题，后半段是紧急处理一些应急的事情。「九一三」之后，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这里讲的仅是一些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林彪座机出走的经过。 周总理说：「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在事件发生之前，不仅没有人想到，也是根本没有人敢想。」 周总理接着说：「十二日晚上十一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一〇一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 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 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 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三叉戟才进口，驾驶员还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飞机。」 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 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总理接着说：「十一点半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林彪随身带的警卫部队）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总理说：「接到豆豆第三次电话，也是十一点半多了。」 总理说：「这个人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准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周总理继续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林彪上了飞机之后，机组的人并没有到齐，飞机就发动了，林彪乘坐的飞机，是在没有机场放行命令的情况下，强行起飞的，起飞的时候可能是十三日零时三十分左右。 周总理说：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之后，是在京山航线飞行的，空军的雷达看得很清楚。但到了接近承德时飞机徐徐下降，到了承德上空雷达捜索到一次，飞机调头向北去了。 总理最后说：「十三日零时左右，还得到住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林彪的老警卫员，现在的保卫处长李文普，从北戴河到山海关的途中被打伤了，又据林豆豆的报告，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药，在北戴河上汽车都是两个人扶着上去的。这些情况都还有待查清楚。」 总理说：「他们上车后，不久李文普跳下车来，受了伤。」 总理最后说：「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飞机是强行起飞的。」总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较远，因此，他既没有说他和吴法宪、李作鹏想办法阻止飞机起飞的情况，也没有说主席讲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话。总理有政治态度的话，都是在九月十四日确认林彪摔死之后。 周总理刚讲完话，江青以他惯用的手法，把小毛巾向茶几上一摔就起身上厕所去了。她边起身边说「林彪历来都是镇压我的。」对她的话，当时没有一个人呼应。 第二个问题：关于发表声明与战备问题。 周总理讲完话之后，工作人员就进来送中午饭了。 在吃午饭之后，叶剑英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林彪不会去蒙古，有可能到苏联去了。我们要发表一个声明，在军事上后发制人，但在政治上要先发制人，我们的公开声明，主要是给苏联人看的。」对叶的提议，周总理表示同意。 周总理说：「可以发表一个声明，只有几句话就行了。」叶剑英、黄永胜等都同意总理提的原则。叶剑英当时很积极，他一边说政治局作记录的秘书一边记，声明很快就写好了，稿子很短，只有百把十个字，周总理认真看后，派人去打电话，问毛主席睡了没有？很快得到报告说，主席没有睡觉。 声明稿送到主席那里不久，周总理就去接主席的电话去了，他回来后传达说：「主席指示，声明现在不要发，看看情况再说，林彪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主席说，即便到苏联去了，他就能当他们的国防部长？就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大家听了之后，没有一个说话的。 接着会上就谈到防止苏联乘机从空中和地面突然进攻的问题。这个问题别人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主要是黄永胜讲的。他讲了三点： 一、三北（东北、华北、西北）进入战备状态。三北的国境线上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二、各战略方向的二梯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统帅部的总预备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三北的空军部队的战备请总理亲自部署。 三、北京要对空进行战备。 黄永胜说完，总理要黄永胜赶紧搞一个全军的应急作战部署。紧急战备文件就是我们搞的，这真是可笑，我们搞「政变」，我们又对我们自己搞战备。 第三个问题：中央领导人的防空问题。 总理要求中央所有领导人都要住在有防空设施的地方，以防苏修用原子弹突然袭击，周总理规定如下： 一、周恩来、叶剑英、江青、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等人住人民大会堂，这里亦为中央和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指挥所，阎仲川为战备值班室的总负责人。 二、李先念、李作鹏、邱会作、华国锋、余秋里住京西宾馆。 三、纪登奎住北京军区机关。 四、李德生住空军机关。 五、康生仍住玉泉山，暂时不要回钓鱼台。 最后，周总理还说，毛主席的防空问题，由他向主席请示后再定。 防空问题，包含着总理的智慧和复杂的政治问题，一是把对军队有指挥权的黄永胜、吴法宪（包括阎仲川）都控制起来了。二是向江青一伙示好。因为江、张、姚同周总理一起，住在人大会堂是毫无必要的。三是把华国锋、余秋里提到了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样的待遇。总之，中央的政治情况开始改变了。 第四个问题：对山海关未能走成的人的审查问题。 凡是到了山海关没有走的人，集中管理，这批人一律由海军李作鹏负责组织专门人进行审查，然后再处理。 第五个问题：撤消三中全会的工作班子问题。 这个问题由我负责处理。一，通知王良恩全会推迟进行，把工作班子一律撤消。二，把京西宾馆通往空军办公大楼地下室的防护门打开。一旦需要时，住京西宾馆的人可以进入地下室，经过空军地下室向外疏散。三，通知铁道兵在空军地下室通往地下铁的出口处停一列火车。 周总理对大小问题都做了具体的布置。 周总理把所有紧急的问题都处理完了，最后郑重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来了，并已进住中南海。」但总理并未宣布毛主席什么时候进住中南海的。 江青无头无脑地说：「昨天下午，我已经到中南海把主席卧室的窗户打开了，换了空气。室内也做了卫生消毒处理。」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她也根本不会知道毛主席的行踪，她是有意吹牛皮，抬高自己的身价。 周总理用带有调整的语调说：「啊！我是主席回到丰台以后，才知道这一情况的。」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之后，不仅不脸红，而且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 从十三日凌晨三时，到下午五时半，历时十五个小时的政治局紧急会议到此结束。 九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略记 九月十三日 下午六时，我去京西宾馆处理周总理交代的几件具体工作。一，撤消三中全会的工作班子，是交代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办的。二，安排李先念、李作鹏、华国锋、余秋里等人的住宿，是交代总参管理局副政委办的。三、打开京西宾馆地下室通往空军地下室的大门。我亲自走了一遍，我是京西宾馆的防空总指挥，必须亲自预先察看路线。 晚上九时，我又由总后大院去了京西宾馆一趟，检查了李先念等人的住宿，他们都睡下了，我只在每人房门口同他们说了一句话。我敲李作鹏门时，他还没有睡，我就约他到会议厅的休息室聊天，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三时。他的精神状态同我一样：有思无虑。我们天南地北、过去现在等，杂七杂八谈了很多。现在还能回忆起来的，有如下一些。 关于事实真相问题。 我说：「林彪真的叛国投敌了吗？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呀！」 李说：「从现来看，走掉了已经是事实了！今后在这件事上的性质，也是要看怎么说了，是方是圆都由人说了。」 我说：「同意你的看法。如果他自己决心要走，临走的时侯，下几道命令，在短时间之内也会大乱的呀！林彪走的原因，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以我的估计，还是高明夫人脑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的，真是糊涂透顶了。」 李说：「这个问题，我也这样想过，但现在还无法自圆其说。」 我说：「是夫人的事，问题可能就在这里，现场还有好多人，特别是豆豆了解的事会比别人更多，更确切。我想事情很快就可以搞清楚，现在怕的就是以权说话。」 我说：「关于林彪的问题，我们是否要向主席、中央写个报告？」 李说：「报告是要写的，但写什么就是难题了，我们什么事也没有。要说有事，也就是得罪了江青。这样写，别人会相信吗？看看再写吧。」我说：「江青他们几个的鼻子要长到脑门上了，他们真神气！看来很难有什么党的政策可讲了。」 李说：「事实上，他们不光对我们神气，对总理和其他人照样神气。」我说：「他们神气，我们受气。」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凌晨三点了。我们之间的闲谈就此结束。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很好。我已知道了。」 九月十四日 今天上午八时就起来了，一个人坐在家中办公室苦思。脑子里好像装满了杂货的箱子一样，好像什么都有，但又好像是一个空箱子，里面什么也没有，真的不是滋味。下午，我把林彪出逃事，同胡敏和路光说了一下。他们听了之后，除了震惊之外，要说的话很少。 我同住常一样在家里的办公室一一翻阅文件，我在《三部要报》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报，昨凌晨一时许，中国一架大型运输机入侵，——在肯特省温都尔汗坠毁……」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很好。我已知道了。」 今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没有开会。晚上开会时，周总理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毁1了，机毁人亡，飞机上九个人都死了。 张春桥听到周总理宣布林彪死了之后，亲自到外间服务台拿出一瓶茅台酒和数个杯子。他手拿着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说：「今天，我自己花钱请大家干一杯！」他给每人斟了一杯酒，并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好工作。」当他走到吴法宪面前时，还特别说：「我们诚心共事合作！」他走到总理跟前时，也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我没有听清楚，总理没有站起来同张春桥碰杯。张走到我跟前要碰杯，我说了一句双关语：「我要再喝酒就更迷糊了。」我没有同张碰杯，张也没有再去和黄、李及其他人碰杯。总理宣布完林彪的死讯后，就叫汪东兴立即到中南海去。不久，汪又回来了，他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了『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此时，张春桥自己哈哈大笑了好一阵子。 散会后，我又到京西宾馆去同李作鹏闲谈。刚说话不久，李的秘书送来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发回来他们对扣押在山海关机场人员的审问记录。李一页一页地看，并一页一页的递给我看，记录稿很长。在一张记录稿上有两点：一是被审查的人要求不要把他们交回空军，以免被杀人灭口：二是，被审的人交待：他们听林立果说，在空军学院开过一次会，会上决定李作鹏、邱会作的任务是解决钓鱼台，要抓住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务。我看完那页记录之后，李作鹏问：「你害怕不？」 我说：「说得越邪乎就越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现在不是害怕的问题，是主席怎样对待我们的问题了。」 我说：「我们现在是在下地狱的口子上，可以下去，也可以不下去。以我的估计是非下去不可的！我们军委办事组已经垮了。中央军委已经由叶帅接管了，空军由李德生接管了，北京军区由纪登奎控制了，黄、吴、李、邱都成了闲人了。」 九月十五日 在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先是传达了毛主席对当前情况要做分析的指示，毛主席说：「过去也不知道，现在的材料像雪片一样的飞来了。你说信吧，天下哪会有那么多的怪事？你说不信吧，这些材料又自己飞来了。张国焘逃跑后，就是没有注意分析情况，结果打击面过宽，伤害干部太多了。这是历史的教训，现在对我们很有用处。」 接着，总理叫公安部长李震，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十余人来到福建厅，继续开会。会场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搪瓷盘子，里面放着一个大黑本子，本子上有两页白纸，贴着很多碎纸片拼起来的有数行红字的一张条子。这就是号称林彪写给黄永胜的那封信，信上写道：「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上文是我按材料抄在这里的，我现在能记得起来的不完全。信是用红铅笔写的，信的形式像林彪写的，但疑点一看就能看出来。当时就有人（不是黄、吴、李、邱）提出：「这是手迹吗？」我也走近桌子去看了一下，我看后，摇了摇头，表示怀疑。看完我一抬头，看见周总理就在我旁边，他用眼瞪了我一下，但没有说话。老实说，这封信是不是林的手迹，我当时是持怀疑态度的。黄永胜气得坐在那里不说话。 会上吴忠介绍了这封信是动用了大量民兵，经过一天才收集起来的。 然后，由周总理主持，吴法宪介绍了一直升飞机企图出逃和迫降的经过。直升飞机由沙河起飞，到了张家口「迷航」了，又折回北京。到了密云上空，才被迫降落的。 李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直升飞机上的情况，直升飞机迫降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了，唯一还活着的是李伟信。究竟这件事与我们有没有关系，李伟信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活证据。 九月十六日 在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上，主要是讨论张春桥代中央起草的，关于林彪事件的通知。通知里称：「林彪叛党叛国」，「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并把林彪问题上升为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把林彪说到这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也难以接受。但我们都没有发言，总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主要是讲和林彪划清界限的政策。文件通过以后，报毛主席批准，是十八号发出的。 九月十七日 从昨天开始，我在总后的家中向毛主席、中央写报告。写了一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写报告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写些什么。除了工作上的事以外，我与林彪、叶群的私交并不多。在目前这种严峻的情况下，自己间接知道的更不能乱说，其实也无法说清楚。关于「庐山会议」一事的检讨，主席那里已经通过，这之后我只在周总理带领下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过工作，没有单独谈话；「五一」在天安门上向林彪敬了个礼，也没有和林彪单独谈话。除此我与林彪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电话，我和林彪之间没有新的问题。因此，报告没能很快写成，怎样写报告成了我当时一个大难题。 下午四时，周总理给我打电话。总理说：「刚才，我同黄总长打电话，他理发去了。现在，我把要同他说的话，先同你说一下，等会儿你到山上去同他说一下，我现在就去睡觉了。」 周总理说：「现在有好多迹象表明，三北边防是有些情况的，值得重视，你告诉黄总长今晚召开一次各总部、军兵种首长会议，把三北情况很好研究一下，并要尽快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具体化，战备工作还是由黄总长负责。告诉黄总长可不许撂挑子呀！」 我回答说：「总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黄总长报告。」 周总理又问：「你现在干什么？」 「我在想问题，准备写报告。」 总理说：「想问题就很好。对历史上的事，不想是回忆不起来的。会作呀，你的水平怎么这么低呀。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我说：「总理呀，我不只是水平低，我的觉悟也很低。对现在发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说不清楚，更是写不请楚。」说完，我的眼泪就随之流下来了。因为，总理都说出「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这样的话，可见总理的态度在变化，他是在林的问题上自己在找退路，总理太不容易，能退出去最好。那我们这些人只能坐以待毙。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我不和他搞在一起，还能和谁搞在一起？！ 「啊！」总理叫了一声，有些吃惊地说：「你还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你的事没有多少，黄，吴麻烦一点，黄总长是横竖看不起江青。你过去同我说过的那些问题，现在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对那些问题，我是不会忘记的（总理说到这里我的心里很感谢他）。最近两、三天内，我会抽时间来找你谈，你的情况我还会同毛主席谈。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保你的。一会你见到黄，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 我说：「这个时候做黄的工作有难度。总理呀，你可要把握住江青。江青要耍霸道，有意挑衅，黄肯定不干了，也干不下去了，黄是个很硬的人，他不怕江青。」 总理说：「你去做工作嘛！批陈整风会上，黄不肯检讨，说他在庐山没有发言，还跟我们讲党性原则。后来，你做了工作，他才肯检讨，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好，照总理的指示办。」 接完总理的电话，我一时感到轻松多了，我对在场的胡敏和路光说：「这下好了，总理保我了。快搞饭吃，我们上山。」 我在总后的家中吃完晚饭，就和胡敏、路光上西山了。我的刚出生的小孙女在山上，也想去看一看。到了山上，我叫路光先到黄家看看他理发回来没有，黄住在西山最高处的9号，9号下面是庞大的地下工事，是军委前指的所在地。过了一会，路光回来说：「黄伯伯回来了，请你去呢。」 我问路光：「你黄伯伯在干什么？」 路光说：「他在批文件，并对我说，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他放下笔，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相框给我看。他说，路光呀，这是我在我在井冈山当排长时照的，像不像我？」 提起井冈山，我对黄永胜的敬意油然而生，路光还没有讲完，我就起身去黄处了。 约六点半钟的样子，我到9号同黄永胜见面谈了话。这次谈话是「九一三」之后，我们第一次谈话，也是此生我们最后一次谈话。 两人坐下来之后，反而没有立即说话，这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最后还是黄开了口。 黄说：「老邱啊，我们以后谈话的机会不会多了。」 当我讲了周总理的态度后，黄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总理做不了这个主，江青不会罢休的。我们过去上了汪（指汪东兴）的当，他利用我们看不惯江青的霸道啊，看不惯江青对老干部没有感情，她到处出口伤人啊，看不惯江青在政治局颐指气使，为难总理啊，汪东兴老鼓动我们去反江青，说主席讨厌江青。那次（指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我和胖子去反映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才知道主席对江青根本不是汪说的那么回事，其实主席很在意江青。」 黄接着说：「我看最多把我和胖子抓起来，总不能都抓起来，难道都不要了吗？党有政策嘛。你放心，把我抓起来，我什么都不会说。江青会算老账，要算老账也还是那些，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说：「就是没有什么可怕，才难办呢！问题就难在这里。」 黄说：「我们也有嘴嘛！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不顶住文革小组那一套，不行嘛！况且，张春桥还是个板上钉钉子的叛徒。不让她插手军队，是怕军队乱了，这也不对吗！？支持总理工作有什么不对！？过去主席是不会出面管这些的，现在不同了，他们会骑在我们头上做林彪是『反革命』的文章。」 当时黄永胜对林彪是十分有气的，他说到这里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图的墙前，大声疾呼：「你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黄喊完坐下来后又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还没有吃够苦头？我看，林彪的下场就是反江青的结果，现在该轮到我们头上了。」 黄永胜说着说着有些不耐烦了，突然说：「说这些王八蛋干什么，算了，不说这些了。」 过了一会，黄又换了一个话题，黄说：「老邱呀，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说：「我在江西苏区就知道你，我刚参军时，你就当团长了。」 黄说：「打张辉瓒时，我就当师长喽。」 黄问我：「你们家穷不穷呀？」 我说：「穷的就差光屁股了。我们家穷是穷，不过，从辛亥革命时就是老根子了，革命党人常逃到我家歇脚，江西苏维埃时期，我爷爷，我父亲，母亲都一齐上阵搞革命。红军撤离苏区后，敌人把我们家的房子都烧了，全家躲在山洞里。四九年方强他们南下时，一个团部指挥所就设在我们家。」 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从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延安、热河、东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西剿匪、十五兵团、华南军区、中南军区……，说着说着，我们都开始流泪，边说边流，黄则大哭起来，当谈到我们在敌人的炮火下生死与共的情景时，两人泪眼相望，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心里痛快极了。 后来，参加战备会议的人陆续来了，我们的谈话也就结束了。 黄是湖北咸宁人，我是江西兴国人，我们都是不同地方的穷苦人，我们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在几十年的烽火硝烟、枪林弹雨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黄是威风凛凛，有大将风范；有长者胸怀，一副热心肠，对人特别好。黄会打仗，判断准确，能下决心，总是打胜仗。我给他当政委，心情特别舒畅。 晚上散会后，我住在西山3号。 九月十八日 下午三时，总理又给我打电话，问昨天晚上战备会议的问题。在电话上，我向总理简要报告了一下，他表示满意，没有多问什么。总理就转为问黄永胜的精神状态了。总理问：「黄总长的情绪怎样？」 我说：「怎么好得起来，总的来说是悲观的，还做了最坏的打算。」 「主要是什么问题？」总理问。 我说：「最主要的是，他说只知道难受，不知道『病』在哪里。林彪给他的那封信，也是他负担很重的问题。」 「你同黄总长再谈一下：一，光难受不行，还是要好好想想；二，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三，林彪给他的信，是林写给他的，并且又未收到。这些问题，我早就注意到了。你还要告诉他，过去你和他同我谈过的问题（指江青攻击总理），我是不会忘记的！」 晚上，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生了姚文元欺负叶剑英的事。在会上张春桥提出：「有的省、市对林彪事件的传达，认为范围太小了，各地的中委和候补中央委员应当听传达。」对此，张春桥也没有提出自己究竟是什么主张。 叶剑英提出：「为了保密，目前还只能传达到省、市自治区的常委，不能扩大。」叶帅谈话的口气，当然有点像主持会议者的态度，江青一伙自然不会买账的，他们现在神气得不得了。 姚文元立即反击说：「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跑了，为什么不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传达？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有责任提出这样的问题。」 姚文元的「高论」发表之后，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人，都同意他的意见。叶帅坐在那里半张着嘴，一句话也不说了。黄、吴、李、邱坐在那里，一个字也没有说，心里想我们斗了几年，你叶帅接着干吧。今天，叶帅吃了姚文元一记闷棍，不知有何感想？叶帅是江青一伙打击的对象，但当面受姚文元的闷棍还是第一次。 最后，周总理也只有同意姚文元的意见。 九月十九日，总后党委常委会于晚上七时开始。会议由我主持。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之外，还增加了装备部长苑化冰和国防工办副主任李如洪列席会议。 总后党委常委会是边开会边写简报，会议完了简报也就出来了。我们的第一次简报，印在中央办公厅印发的简报上了。 我原来打算通过总后党委常委会议，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常委多数人不同意。他们说：「你在总后没有什么林彪的问题，在中央是否有问题，我们不知道。你的问题不要在总后讲，中央需要你讲就到中央去讲。」于是，我在总后就没有机会讲清楚自己的问题。 总后副部长、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邱创成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政治学习。 九月二十日，晚上，人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 今晚的会议我看没有什么主题。周总理说了一下对「批林整风」要抓紧的问题。凌晨二时左右周总理宣布：「大家要是没有什么事就散了。」接着又说：「李德生、纪登奎留一下。」 我记得，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 九月二十一、二十二、二＋三日 这几天，我就开始成为闲人了。昔日我是因忙的不可开交而难受；今日闲的无聊，实在使人更难受。我告诉胡敏和路光把桌子上玻璃板下面的有关林彪、叶群的照片都取出来，烧掉。我也叫秘书们把办公室的资料、材料，有关林彪的也整理出来烧掉，文件登记本上有登记的，对我有影响、无影响都不要动。我还对胡敏说，你没有什么事，给豆豆介绍对象的事今后肯定要问到你头上，你要有思想准备。我还对路光说，我练字写的那些东西，整一下都烧掉。 过了一会路光拿来两件东西，问烧不烧？一件是陈伯达送我的字「天地驰驱客，英雄清净身。留心千古事，不厌一寐尘。」还有一件是叶群的诗「繁霜冷雨仍从容，晚节尤能爱此功。宁愿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我是个不懂诗的人，过去对这些东西也不太在意，今天看到后反而对我刺激很大。懂也罢不懂也罢已经过去。我告诉路光统统烧掉。 从「九一三」到九月二十三日十天的时间，对林的问题怎样处理，毛主席、周总理、叶剑英等人是费了脑筋的，因为在党的历史上，林的把柄是很少的。我考虑当时处理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暂缓」处理：二是以「反革命」处理。结果是采取了后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就是抓住林彪「外逃」二字做文章。这在当时是最简单、最顺手的办法，但又是极端错误的办法，我说的错误并不是完全针对我们几个人，而是说主席为了他的文革，为了江青一伙，政治上完全失去平衡，从而为他自己变成孤家寡人创造了条件。虽然，抓我们的时候，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没有来，可是中央文件发布的「林彪反革命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等等，有大量的谣言都是出自这几个家伙之手。 林彪决不可能是反革命，但又「外逃」了，怎样解释？这不仅是后来，就是现在很难说清楚的。林彪为什么会「外逃」？我认为是叶群、林立果不惜牺牲林彪的一切，为了自己的私利造成的。一是，对林彪封锁一切消息，林彪本人什么也不知道；二是，叶群把林彪控制起来了，他的女儿和工作人员都不能接近林彪；三是，叶群采取恶劣手段把林彪作政治「礼品」送给苏联。与其说林彪是外逃的，还不如说林彪是叶群的玩偶，被她架走的。我的看法以后会得到证明。 * * * 1 原文此处为「堕毁」。 第三十七章 泪别周总理 北门解迷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到九月二十四日，整整十天的时间了。在这十几天时间，我的脑子整天都是嗡嗡响的，像做梦一样。但不管怎么想，把我关起来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待到二十四日约八时半进了人民大会堂的北门，我的迷梦才醒过来。 二十三日晚上，我还在给主席写检讨报告，刘秘书就来向我报告了第二天的外事和内事活动。笫一件是：早六时去东郊机场送李先念出访越南；第二件是：下午有外事活动，主要是谈军事援助问题；第三件是：早八点福建厅政治局会议。对早八时福建厅的会议，我倒稍微愣了一下，按惯例政治局会议都是晚上开，为什么改在早上开？但我又想，这是非常时期，可能有紧急事要处理，也就没有多去想了。 对周总理安排的活动，我向来是一不请假，二不误时，二十四日我早早就起来了。我如同过去一样，带上警卫员小朱坐车按时向东郊机场去了。虽然没有睡好觉还有困意，但在北京秋高气爽、凉风宜人的季节，很快也就精神了。 我到东郊机场贵宾厅之后，来的人还不多。因为今天有外宾，我还是选择了一个适当的位置坐下。为什么要坐在适当的地方呢？这是吃过苦头的。大约是六八年的什么时候，也是在东郊机场贵宾厅的外事活动。那天我去得稍晚了一点，除了挨着主宾席还有两个空座位之外，其余都坐满了。我看着主宾席就不敢去坐，另外找了一张凳子坐在别人的后面。周总理来了，他看到还有一个空位子，两眼一扫看见了我。他走到我跟前，二话不说，把我拉去同他坐在一起，并且还说：「我又不是老虎！」我只好推托说：「我是抽烟的。」总理说：「你尽管抽就是了。」此时，全厅的人都笑起来了，我真难为情。 我坐下之后，服务员照样送茶来，烟就在茶几上可以随便抽。我一边喝茶，一边抽烟，所看到的一切，都同过去是一样的。不久，李德生来了，他挨着我坐下了。李德生是一个开始红得发紫的人，我当然不会主动问他任何问题。但他还是主动问起我来了。 「你们总后的常委会开得很好嘛，中央的第一号简报就登的你们的会议情况。」李德生首先这样说。 「第一号，第几号还不一样，号数不起任何作用！」我的回答，其中略有意思。 李又说：「这也可以看出你对毛主席、中央的态度嘛！」 我只「嗯」了一声。没有同他细说下去。接着，我补了一句：「我准备发动总后的常委对我搞揭发。」李德生对我说的「揭发」一词没有做正面回答，他只说：「能搞起来吗？」又说：「即使搞起来了，也只能说些柴米油盐的事，这有什么用？」谈话稍停片刻，李又问：「你们总后常委是怎样分工的？你哪有多少时间管总后的事，日常工作是谁管？」 「家里的工作由张池明政委抓总。」 此时，周总理来到了。我们的谈话也就没有系统谈下去。从事后来看，李德生同我谈话是有目的的，他在做调查工作，我是一点也没有在意。 总理来了之后，不久起飞时间就到了。临去机坪时，李先念忧虑地跟总理说：「我很担心主席和总理的安全。」因为我坐在旁边，总理听到这个话，有些尴尬，他顺手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一边拍着我的手，一边对李说：「你放心去，一会政治局要开会，研究今后的工作。」 在停机坪上，我和总理并排站在一起，记者拍了不少的镜头。送走李先念后，总理主动对我说：「八点钟福建厅有会，知道吗？传达主席的指示。」我回答说：「知道。」 总理又说：「我就直接去大会堂了，你还回家不回家？」 我回答说：「那我也不回家了。」 总理说：「你不回家，还不给胡敏打个电话。」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把我们抓起来，随即笑着对总理说：「给她打电话干什么，不用。」 总理说：「那好吧，到大会堂，我们先谈一谈。」 上了汽车之后，我又抽起了烟。小朱劝我不要再抽了。车开出机场不远的地方，司机告诉我说：「后面有随车。」我说：「让开，让他先走。」过了一会，司机又说：「停了，不走。」我们边走边停了三次，随车都跟着走。中央办公厅规定，政治局委员都要有随车，我也没有起怀疑，其实，大祸已经临头，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相反，我还想过总理说的「向你们传达主席指示」，很可能是福音，给我们卸包袱的！ 人大会堂北门有内外两重门，门与门之间有个短过道（其他门也一样）。我一进外面的一道门，在过道上就有警卫干部一把把我拉到旁边的小房子里去了。我以为是有紧急电话呢，一进小房子就搜摸我全身，我来不及说话，搜摸我身上的人就说，今天要检查一下。我进到里面的二道门时，看到警卫员小朱的后影，有两个人把他连拉带拽地向西走去。至此，我一切都明白了，解谜了！然后两个人把我押进了福建厅。（我九二年从西安到北京，跟随我多年的老司机张自贵来看我。在回忆往事时，他说：「当时也把我扣押在人大会堂地下室，我又气又纳闷地对小朱说：『还敢扣押我们，准是反革命政变了！』」我看着忠厚、老实的张自贵，笑得肚皮都痛了。） 一踏进福建厅，就可以看出一切都变了。 福建厅是昔日的中央政治局办公地，今天可成了法场了。厅内过去的布置是东西一圈椭圆形布置的沙发，对着门是敞口，离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扇屏风。今天的布置是：东边只有两张单人的沙发，南边四张沙发，北边还有两排若干张沙发。厅内沙发后面有若干警卫人员像西安临潼兵马俑的泥人一样，面无表情地站立在那里，每个人手扶着腰上的手枪。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张才千、刘贤权在北面的沙发外站着。他们对我视而不见，我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还有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走来走去。这种场面我有生以来还是笫一次看到，我是一个没有被敌人俘虏过的人，今天倒被自己的人「俘虏」了，这种场面就是让我们「见识见识」。 我被押进福建厅被指定坐在南面的四张沙发靠东面的最后一个位置上。刚坐下，总理的警卫员小高进来对我说：「总理叫邱副总长到河北厅去谈话。」我刚起身，杨德中立即对小高说：「现在不谈了，等会一起谈。我给总理解释。」过了一会，小高又来喊我。杨德中有些不高兴地说：「告诉你不谈了，怎么又来喊？一会我跟总理解释！」小高边走边嘟囔说：「是总理叫我来的。」 我是第一个到福建厅的，不久，吴、黄、李先后到了，他们进来时，同我的神情几乎一样。 周总理的谈话 大约九时，总理在杨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厅。看上去，总理心情沉重，很疲劳，步伐也不十分稳健。杨德中有意坐在总理和我们之间，这种坐法就是为了「安全」，把总理和我们分开。他是中央警卫团的副政委，专门负责总理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德中这种做法，在我们来看是多余的，在他来看是必要的。 总理坐下之后，首先喝了一口茶，并扫了我们（黄、吴、李、邱）一眼，即开口说：「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这几天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电报，你们都看了。上海、陕西、天津的意见很尖锐，政治局内部的意见也很尖锐（指江青一伙），这样就只好先对你们采取一些措施了。党内发生过许多重大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处理得很好。这次对你们的问题会处理得更好。」总理的讲话很平静、很客气。 总理说到这里又喝了一口茶，并略微思考了一下，说话时前后并不很连贯。总理主要指责我们不该跟着林彪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九一三」之后，又久久不表态。总理说：「出事都十天了，你们几个人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的岗位，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林彪叛国，造成很大的被动，上了党章嘛，几乎要毁掉我们的党。」此时，吴法宪支吾地说：「我昨天晚上向主席、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凌晨五时送出去的。」总理对吴法宪的话没有做任何表示。 总理接着说：「不知你们在想什么？九大时该照顾的都照顾到了（指都是政治局委员了），还有什么想法嘛！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力量（指江青一伙），是好事，这有什么不好嘛！？」接着，总理又补充了一句：「政治局的产生，你黄永胜是参与其事的。」 总理歇了一会又说：「过去有人（指江青）在病中说了几句话，（你们）就怀恨在心，那些问题都可以说清楚嘛！」总理的话是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九大之前，江青有一次对林彪发脾气说：「蒋介石搞了一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这是江青反林彪的核心问题。江青的意思就是文化大革命胜利之后，林彪不能独吞果实，中央文革是出了力的。总理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以后都不同意江青这样提问题。因为主席没有批评过江青这个问题，江青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很傲慢。但不知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之后，在我们走背字的时候，江青反而自己在政治局会议上主动说：「我在患病的时候，说过一些话，可能欠妥，但那是病人说的话呀。」总理当时就批评她：「话不能这样说，不能把说了不适当的话都推到病的问题上去。」现在总理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又变了，有些袒护江青，这完全可以想得通。 总理说：「主席说过，出事之前，什么都听不到，现在情况像雪片一样飞来了。有的雪片可以打死人。你不信吧，人家又说得出来；完全听吧，又实在触目惊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让你们几个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专门反省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你们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总理接着又重复说：「主席说等了你们十天，不能再等了。十天的时间，你们怎么一个字都没有给主席写？」 我们都默默无语。写什么呢？难啊。关于庐山会议的检讨，在主席那里已经过关了，主席还跟我们开玩笑。在主席那里检讨过关以后，我们没有犯新的错误，「九一三」的事，的确一无所知。写什么呢？总不能说我们也搞「政变」吧！？实际上，我们被关起来以后，主要挖我们的就是「政变」问题。 至此，总理停了好久没有说话。他至少三次拿起茶缸子喝水，一边喝水，一边在想什么。他对着叶帅和其他在座的军委办事组的人说：「大家都说说嘛，只我一个人说？」叶剑英张了一下嘴，但一句话也没有说。纪登奎即说：「今天总理多说一点，我们以后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有呢！」然后，总理先问了黄永胜几件事，主要问的还是前几天辩认的那封林彪给黄的信，黄完全否认，态度很强硬。总理又问起李必达的事，黄此时有些激动，黄气愤地大声说：「总理啊，我们对江青同志是有自由主义，但是你清楚，在座的也清楚，这是因工作中和江青同志有矛盾给逼出来的。如果是主席批评我，我接受批评。总理您想想，一个秘书有意偷听首长的电话，这样的人能要吗？你们在座的能容忍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总理不好再往下说，从座位上起来，一边说：「你先走吧。」一边走上来和黄握手，并叫吴忠跟黄走。黄快走到门口时，总理又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自己的胸脯拍了一下。其实，没过几天我们几个人的老婆、孩子、亲属和秘书、司机、警卫员都抓起来了。总理已经不能控制局面了。 接下来，总理问吴法宪：「林立果大学没有毕业，就当了什么副部长，林彪的子女都在你们空军工作。空军搞得很乱，你吴法宪是有责任的。你把空军搞得一塌糊涂！」 总理刚问完，吴就站起来说：「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们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 因为吴提到了军委办事组反江青的事，李作鹏突然大声说：「吴法宪胡说八道！是他自己讨好林彪、叶群。」李心里认为，反江青算什么错！事情发展到今天，可以说与反江青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今天，不但有一肚子苦水和冤屈倒不出来，反而马上就要被抓了，李激动得不能自已。 总理没有顾及李，马上对吴说：「你也走吧。」并与吴握手。由杨俊生跟吴走了。 总理又坐下来对李说：「不要急，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考虑问题。」 总理接着说：「张学思是怎么死的呀？」 李是一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有板有眼地讲了张学思的情况，说是中央项目组直接搞的，办案子和海军没有关系，也没有插手。一听中央项目组，总理就没有往下问了。总理又问李：「听说海军层层站队搞得很厉害？」 李说：「总理的批评是正确的。海军不团结，基本上就是派性问题，是有些扩大化，没有控制住。我有责任，我检讨。」 我同李作鹏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的，相当真诚。但我听到他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可见我们是多背吧。 总理先后问他们三个人的话，问到的都是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和「鸡毛蒜皮」的事，我听着听着突然脑子里「嗡」的一响，好像开了壳似的。我这时才想到主席早就决定抓我们了，所谓等了十天，不是胸怀大度，而是在收集我们的「罪状」，以此来降服我们。 李作鹏走时，总理也上去与李握手。 总理有些生气地问我：「你怎么也搞进去了？」我没有吭声，也没有正视总理。接着，我有些醒悟似的，把胡敏给豆豆、林立果找对象的事讲了一下。 总理又问：「盛玉华怎么搞到总后去了？什么忙都乱帮一气。」 我向总理做了检讨。 总理接着说：「你们抓了李必达，连李必达的未婚妻都搞得不知下落了。王瑞华同志搞到哪里去了嘛？」 王瑞华是三〇一医院高干病房的护士长，工作表现很好，她是李必达的未婚妻。李必达事件发生后，我没有叫三〇一医院处理她，因为她是九大代表，要慎重一点，就把她送到四医大学习去了。总理几次都问李必达的事，我知道我们要倒大霉了，因为李必达的事是和反江青直接有关的。 我走前总理和我握手，我含着泪对总理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总理那双很有神的眼睛看了我很久说：「好。」我就要离开福建厅了，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双手握住总理的手，从肺腑里吐出一句话：「希望再见到总理！」总理又盯住我看了一眼，用很低沉的口气说：「到那里去，好好住下！」 我从十六岁就认识总理，党把我从一个红小鬼培养成一个高级干部，转眼四十年过去了。在文革中，我被造反派多次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伤还没有好又投入到夜以继日的工作中去了，忙得有时身体都难以支撑，但还是咬着牙干。真没有想到最后反而成了反革命。不过，我向来都有这样的思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相信党是不变的，今天同样不变！一个老共产党员，如果连党都不相信，也就不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人了。而相信党不只在一般情况下要这样，特别是自己处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严重受冤屈的情况下，在党不相信你的时候，更是要相信党。只有这样，自己活着才有信念。 三相信 十时多一点，也是由中央警卫局的人把我押走，由福建厅到地下室，在地下室有预备好的汽车，车门对着电梯口，下了电梯就上车了。 与我同车的有中央警卫团的大队长，我不认识，他坐在前面驾驶室里。我坐在后面，两旁各一个警卫人员把我的手压在座垫上。车出正阳门往东走，拐向北，再向东，走在去东郊机场的路上。因为警卫战士对我的手越压越紧，我向大队长提出：「应该压得松一点。」大队长即下命令：「放松一些。」我们一共三部汽车，徐徐开进了部队的营房，把我关起来了，我的政治生命，从此宣告完结。 这里是北京的顺义县卫戍区警卫三师师部，我被安置在二连营房中间的一间房子里。房子里有单人木板床一张，小木凳子一张，小桌子一张，旧搪瓷脸盆一个，一个饭盒子和一双筷子，一只搪瓷饭碗，这就是房间的全部设备了。 进了房间之后，因为太疲劳了，便躺在床上。我眼睛一闭，过去的事活生生地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使劲不想那些，但怎么样也撵不出去。 不久，看管的人给我打来了饭。一个三层的饭盒子，一层是大米饭，一层是白菜，再一层就是汤了。一菜一汤。可是大米饭里，稗子和砂子很多。我的牙不好，我最忌讳饭里有砂子，只要吃上一粒砂子，整个牙都酸了，根本不能嚼东西。于是，我就把开水倒进饭里，用筷子一搅，砂子沉底，吃上面的就是了。这是我在卫戍区的第一顿饭。 可能是下午五时多一点，又打来了晚饭。除了米饭换成馒头之外，菜同上顿是一样的，打饭的人对我说：「这是招待所打的饭。伙食不很好，你忍着吧。」我只看了一下盒子里的饭，一点也没有吃，就放到桌子上去了。一天没有进几粒米，看管的几个人有些着急了。站在我旁边的人说：「你不要过于焦急，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会解决的，还是要吃饭，要注意身体。」我抬头一看，同我说这番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送我来的中央警卫团的大队长。接着，他这乘机又悄悄说：「我们快要回去了。总理都把话给你说清楚了，你不要忘记总理说的话，时间不会长。你还是要吃饭，不然总理是不会放心的。你还有什么话要我带回去？」我向那位大队长表示感谢之后，请他回去后向总理转报三点。第一点，请总理放心，我不会胡想，也不会胡为。我决不会做那种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周总理的事（指自杀）。第二点，我对自己的问题心中有数。第三点，我很惦念我的妻子、儿女。我永远不会忘记总理在福建厅对我们的家属问题所说的肺腑之言。在我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就认识了总理，以后又多次长期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能够经常得到总理的教导，真是三生有幸。我在大会堂对总理说过：「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我坚信到底，也请总理记住我的话。 永远怀念周总理 押送我到顺义的那位中央警卫团的大队长走了之后，我就上床躺下了。大约到了七时多一点，我就向看管的人要了安眠药。过去，服「速可眠」很管用，吃了之后至少可以睡六小时，可是今天服了安眠药一点作用也没有，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睡。 由于睡不着，我就要来纸和笔，向总理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回忆我同总理的关系。我同总理的关系确实是不寻常的。信写好之后，我看表已经早上六时了，我第二次要来了安眠药，这次睡了五小时以上才醒来。我脑子比较清醒之后，把写好的信又看了一遍，我立即醒悟到，目前写这样的信完全没有必要，有可能给周总理造成困难，便立即把信撕了。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一九三〇年冬，在福建的泰宁。我们红五军团部队开大会，周总理当时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总政委，他来给部队讲话。我只有十六岁，个子还矮，又在队列之内，离讲话的地方可能有几十米远。除了看到周副主席的大胡子之外，其余什么也没有看到，讲的什么内容也听不太清，即使听到一些也不太懂。例如，周总理说的两条战线斗争我就不懂。 一九三二年，我被选送去瑞金红军学校特科团学习。由于我的成份好，是党员，学习成绩又好，毕业时，被选送去总部供给部做机要统计员，管理全军的实力统计。这是绝对秘密的工作，因为要掌握全军的人数、马匹、枪支等数字。总供给部有我这样一个人，周副主席早知道，但没有见过。一九三四年三月间，一天早饭后，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突然告诉我说：「等一会，我们一起到总司令部去。」在路上，叶部长才告诉我是到周副主席那里去开会。我心里很高兴，但也有些紧张。我们到了周副主席的办公室，不一会，一个大胡子从内间出来了，叶部长向周副主席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机要统计员邱会作。」 总理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啊，是个小年轻。」接着周副主席把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个人也叫来了，然后就开始向我们交代任务。 周副主席说：「你们两个人带一个保卫班，由邱会作总负责，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兵工厂、卫生材料厂、纺织厂和七个仓库一律炸毁。有些东西沉到河底。这个工作要做得彻底，要采取夜间行动，要绝对守秘密。」我们接受任务后，做了必要的准备就出发了。我当时只有十九岁，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大约是一九三四年八月间，我随同叶季壮部长去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周副主席见到我就说：「我已经看到了你们的书面报告。小人办大事，任务完成得很好。」 三四年十月，长征出发前的一天黄昏，政治保卫执行局长张炎和到总供给部来，要把我抓去处死。因为我办了与长征有关的重要的事情。可是叶季壮不在，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但真是凑巧，在押我执行的路上，正好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个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看见我大吃一惊，立即问周副主席是怎么回事，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我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又给我松了绑。周副主席把我的命保下来了，并指定要带我长征。这些事，我当时不可能知道，长征到了陕北之后，周副主席、叶部长才对我说的。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长征到了江西、广东交界，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的水口地区。中央纵队五千多人的运输部队，大部分垮了，军委纵队由我管的一千多人的运输部队大部分未垮。周副主席就在这紧张的情况下，把这两支运输部队合并成立运输指挥部，并任命我负责（没有正式职务），统一指挥三千多人的运输部队。这支部队到贵州还有一千五百余人，并不比战斗部队减员更多，周副主席非常满意。 三四年十二月，在贵州南部，周副主席亲自授权我组织向五军团运输银元、烟土的护送队，并任命我为队长。为了防止万一发生情况，还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给了我一张游击司令委任证书。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周副主席亲自选调我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物资分配处工作。我去工作的时候，周副主席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依我看，你这个小青年会管得好的！」 三五年五月间，在四川的天全县，周副主席亲自任命我为军委第四局三科科长，主管行政、军务和供应等业务。从此，我同周副主席就在一个单位生活了，朝夕可见。在一个时期，周副主席有时就叫我「小青年科长」。 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期间，周副主席任陕北后方办事处主任，我是总供给部驻办事处的代办处长。在不短的时间内，我同周副主席除了工作关系之外，都是同住一个院，共同生活，有时一起娱乐，在生活上非常密切。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周副主席在南京电告毛主席，对叶季壮、杨立三、邱会作三个人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叶季壮主要搞统战，任十八集团军军需处长，杨立三以第十八兵站分监的名义到前方总部任供给部长；邱会作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 一九五四年，由黄永胜建议，周总理批准，调我任总后方勤务部副部长兼副政委（黄克诚是部长兼政委）。 一九五六年，周总理亲自要我到国家经委任第一副主任。后来，我要求先学习后到职，总理批准了。我和武竞天等人到苏联溜了一大圈，回国后彭、林、黄都不放我走，未曾到职。 一九五九年，周总理先后同林彪、罗荣桓商量，建议我任总后勤部长，总理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对我做了赞扬性的介绍。我任总后勤部长后，虽然在国务院没有职务，但我是固定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在国务院会议上，我能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的许多指示。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初期，造反派在全军文革纵容下对我进行了严重摧残，总理对我是大力保护的。从六六年十二月到六七年一月底，周总理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发表过多次对我保护性的讲话。由于造反派根本不听总理的话，对我的保护未曾免去我的灾难。 周总理曾经派人让上海的造反派向二医大「红纵」做工作，要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对我进行武斗，并对我作了肯定性的讲话。但全军文革没有执行总理的指示，同样没有解除我的灾难。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叶帅的关心下，才把我从造反派的手中抢救出来。 从六六年十一月开始，到六七年三月，我被造反派多次打伤。我伤愈之后，总后党委举行两千多人的干部大会，欢迎我回总后主持工作。毛主席派周总理送我回去，总理并在大会上对我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和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特别是到了陕北……。那时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工作，那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几乎每天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所以那阵子共事最密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有为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觉得我的看法是没有看错的……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总理的讲话，对我本人，对总后的工作，对全军后勤工作都是很大的！ 一九六八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开始了激烈的斗争。我从军委办事组的角度，经常向总理个别汇报林彪、江青之间的斗争情况，直到我下台为止。总理是完全站在林彪一边的。 一九六九年周总理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建议，要我主持国防工业的工作。我开始任常规兵器小组组长，后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主管全国的国防工业。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在钓鱼台召集黄、吴、李、邱、李德生、姚文元谈话反总理。两小时后我就把情况向总理报告了（江青以前的三次谈话，我都及时向总理汇报了）。总理拉着我的手说：「感谢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 九大以后到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表面上对江青一伙和我们是「公正」的，但实际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有一次总理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今天晚上，你有什么话要同我说的吗？」我懂得总理说话的意思，把我知道的事（总理不知道的）全部对总理说了。总理很高兴，说：「你帮助我做了心中有数的事。」从此以后，总理对我们的支持直到「九一三」基本上都没有变。 从庐山会议以后，到一九七一年四月批陈整风会议之前的半年时间里，总理曾经同我个别谈话两次。一次是询问我在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庐山会议的情况：一次是询问我在军委座谈会上对主张对有关庐山的问题要做自我批评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总理嫌我没有及时向他报告，失掉了向毛主席提出建议的机会。总理还对我说：「你要同过去一样，有什么事及时对我说，为我争取工作上的主动。」 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的当天下午，总理有意分配我做与我的工作关系不大的工作。例如，收拾三中全会的会务工作摊子，组织京西宾馆的防空等等。 九月十七日，周总理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下，还借故给我打电话，主要是对我做鼓励工作，表示是保我的。 九月二十四日，我就要隔离审查之前两三小时，周总理还想到要同我个别先谈谈，但受到了杨德中的阻拦，未曾谈成。 从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起我在卫戍区隔离受审査期间，总理对我依然是很关心的。例如，要卫戍区给我送蚊帐、凉席、电风扇等用品。据卫戍区看管的人同我说：「总理除了没有批准你喝酒之外，一切事都办到了。」 七二年五月间，当时的江青一伙控制的项目组，对我的审查告一段落时，总理还要项目组向我传达了三条：一，你交代的那些问题，不要有什么负担，中央主要负责人对你是了解的；二，利用机会多读几本书；三，注意身体。从此之后，江青一伙控制的项目组，对我的审查就基本结束了，我也就安心在卫戍区警卫三师等待处理。 我一九三〇年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到一九七一年同周总理最后分别，将近半个世纪。我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一位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干部，同总理同桌办公，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但又是历史事实。周总理是我的领导人，是我的长辈，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的救命恩人！ 一九三四年周总理救了我一命，时至今日，使我多活了五十二年。一九七一年我被隔离审查之后，周总理陪外宾去广州，曾召见当时还在广州军区工作的我的二儿子承光。他除了鼓励我的孩子之外，还当着我的孩子的面，向军区首长交代：「对孩子要一视同仁！」一九七三年我的女儿直接向总理写了报告，总理有批示，当时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总理对我的家属是关心的，我根本不相信总理对我们会下狠心。我同总理的关系是诚挚深切的，总理对我是关心和器重的。我永远怀念周恩来总理！ 在卫戍区经过不几天，我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我想到的是：在这里不是「住几天」的问题，而是长期受审査的问题了。 第三十八章 在顺义的日子里 改天换地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从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把我押送到顺义县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师部关起来了，在警卫三师，我度过了五年又三个月，于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离开，押送到了秦城监狱。 七〇年庐山会议之后，主席是很信任江青，很信任江青一伙的。林彪不吃香了，我们也不会太吃香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但要我们下台，还没有想到。因为我们不仅是林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是毛的人，是党的人。我想到的也顶多是政治上慢慢淘汰「文明」下台，根本没有想过会把我抓起来。对我的审查，七二年五月底就基本结束了，以后再也没有找我系统地交代过什么问题。毛主席在世时，出现了林彪那么大的问题，可毛主席也没有把我们送进秦城监狱，江青一伙也没有在把我们关进秦城的问题上兴风作浪。现在倒好，「四人帮」打倒了，我们正在高兴时，却把我们关进了秦城监狱，这就错上加错了，想来想去不得其解。 八九年在北京见到李作鹏和吴法宪，得知他们的情况也和我差不多。可见，毛主席、周总理健在时，主要是清査我们与林彪有没有「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之类的反革命关系，因为我们和林彪根本没有两谋的关系，审査多久也不会审查出来的（退一步说，林彪知不知道、有没有参与林立果搞的「两谋」问题，直到现在也是没有证据说清楚的）。毛主席是下决心不要我们了，但还没有要彻底打倒我们，对我们还是审查。当时，可能解脱我们的「火候」还不到，也有江青一伙的阻力，也只能「挂」着了，到七六年底进秦城前，几年内我们一直闲住着。 刚进卫戍区那几天，我心里还有点「吊着」，因为说我们要跟林彪搞政变，但过了国庆节，全国是稳定的，没有什么「大新闻」，我的心就放下了。我从那时起，从来没有相信林彪要搞什么政变，这完全是为了搞倒林彪，搞臭林彪，给他戴的一顶大帽子。 在卫戍区，我一天能接触到的客观事物就是吃饭，看报纸，在房子里走步，这是见天如此的「三三」制。吃三顿饭要不了多少时间；读每张报纸，即使从头到尾一字不拉地读，也要不了多少时间；一栋空房子，走上一小时就走腻了。每天都是度日如年，精神上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不管怎么样去想，都没有想通，这是最痛苦的。在顺义五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只有在书本子上找出路，我读了厚薄不同的书上百本，马列的书，中国历史书，文艺书，三种书都读。例如，毛主席提出的三十本马列主义书，外加马恩选集、列宁选集等；还有能找到的中国历史书；文学著作，有《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外加《东周列国志》，现代文艺作品中，浩然的《金光大道》我都读了。读书时，越是难读的，则更喜欢读。一天到晚，只要读通了一页书，或搞通了一个什么问题，时间就过去了，心里也感到很高兴！读书成为我「度日」最好的方法了。我用读书的办法，解决了时间之「多」。 家属情况怎样？这是我不能不关心的问题。当时，我一家四代九口人，老的是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文革初期，我受到造反派的残酷武斗，说我顽固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母亲在家听说后，又气又急，疯掉了。「九一三」时，小孙女只有十几天，小女儿也刚刚十三岁，他们怎样活下去？这是我不可能不想的问题，现在虽然还不知道他们的处境，但家属不受株连也是不可能的，「家破人散」是肯定的。 我明明知道自己事实上成了一个阶下囚，那里还顾得上家！只有让他们听天由命了！可我越控制不想，他们可越「来」的勤快。只要一闭眼睛，家里的亲人就会浮现在我的脑际。 我住的房子外面的树上，有一窝老鸦，它们好像在故意逗弄我，每到黄昏的时候，都吱吱喳喳在叫唤，直到把它们「家里人」都叫回来了。鸟都知道「全家福」，这对我钩起了好多念家的心思。 为了试探胡敏是否在家，我用让看管人员从家里拿东西的办法去试探。七一年十月六日，从我家里第一次拿来了日用品，都是普通的物品，里面还有口罩、手帕等，说明胡敏还在家，其他任何人都不会这么细致。后来我指定要拿《王云五字典》，这种字典非胡敏或路光在家里是找不出来的。他们连续去过几次人，都没有把我要的东西拿来，我就断定胡敏不在家了，连老婆也抓起来了，我是没有想到的。 一九七二年三月间，项目组对我的「阎王气」就比较少了，我们之间虽然不可能有共同语言，但见面之后闲话就比过去说的多些了。因为我与林彪没有「两谋」关系，查来查去也无用。有一次，我硬着头皮问项目组：「胡敏，现在什么地方？」专案组说：「可以告诉你，胡敏另外给她安排了住处。你母亲还住在三〇一医院。你的小女儿还在上学，小女儿很有礼貌。」对项目组说的话，我确实是信以为真的，因为他们说的好像真有那回事一样的。这段时间我对总理讲的「三相信」，对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特殊首长」 在顺义看管我的几个人称「四组」，我估计是按黄、吴、李、邱排下来的。七二年元旦过后不久，在闲聊中我才知道他们称呼我「特殊首长」。我说：「你们十多人，辛辛苦苦为了我一个人！」他们有人脱口而出地说：「这有什么辛苦，你是特殊首长！」我又说：「你们年青人，很会说开心话。」接着，他们的负责人就比较慎重地同我说：「我们自己说话时，称你特殊首长，这并非恶意，是我们师长同我们开会做指示时这样说的，后来我们就照着说开了。」 在卫戍区的五年多，我一直同看管人员的关系很好，特别是后四年「住闲」之中，同他们的关系更好，他们几次同我讲了一些周总理对我们的指示。 他们说，总理对看管工作经常有指示，七二年过春节的头一天，总理召集看管黄、吴、李、邱的全部人员和有关的师团首长开过一次会，总理在会上做了重要指示，把看管工作提高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还讲得很具体。 总理说：「对黄、吴、李、邱的看管工作，可以概括为三条方针：第一条，保证安全；第二条，保证身体；第三条，保证生活。」 总理说：「我是看管工作的第一组长，李震是第二组长，你们的吴忠司令是第三组长，你们各个工作小组就是第四组长了。我们一致努力就可把这件事办好。这件事是不能办坏的，如果让我们看管的人都病了或者死了，我是无法向毛主席交代的。这里，我要同你们交个底，毛主席对他们几个人都是很了解的，他们是路线问题嘛。你们了解了这个底，就会更好办事了。」 我初来这里的时候，师长每天的多数时间都同看管组一起度过。我的一切情况，从吃饭、睡觉、拉尿、散步、抽烟、喝茶等等师长都要亲自过问。凡遇到困难，如烧煤，建厕所、搞火墙等都能立即解决，都是师长现场指挥的。 我的看管组变更过二次。第一次一律是师部的科长以上的干部，政治部主任是现场的带班人。这个组的时间不长；第二次一律是连以上干部，这个组持续有一年多的时间；第三次是干部和老战土各一半，这个组直到把我送进秦城都是这样的。 看管组对我的态度，从开始到最后都是很好的。尤其是七三年秋天之后，我基本上是闲住了，生活的「花样」多了一些。例如，他们同我一起打羽毛球，他们打乒乓球，我给他们当「裁判」。他们打扑克，我给他们当记分员。 警卫三师师长是华东野战军的干部，同我一样都操客家话，客家人是很讲义气的，我们互相交谈都很高兴。因此，我关在警卫三师之后，他从他的工作出发，对我是很关心的。他多次到我的房间来看我，在话语中有安慰之意。例如，他第一次到我房间来就同我说：「现在就要管自己了！我规定，你每天上、下午要走廊里散步两次，多活动对身体好。」他说完之后，拉着我就往房外走，并同我一起散步。师长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生活问题之一。我对生活需求很简单，只是要求能吃得饱，睡得着，拉得出。这三件事在进卫戊区之初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从刚到卫戍区直到十一月底前伙食是非常不好的。每天在战士食堂打饭，除了洋葱、老白菜之外，最好的菜就是煮土豆。饭食坏无所谓，只是米饭里的砂子多，我都不敢下嘴，咯一次牙要难受好几天。我每天早上，只好只喝一碗稀饭，留一个馒头中午吃。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体重由掉了二十多斤。当时的政治气氛非常严肃，他们明知我吃不好也没有办法，上面没有指示他们也无可奈何。如对我稍有照顾，很可能被扣上阶级立场不稳的帽子。 有一天，吃猪肉烧土豆，这是很好吃的莱。如果换上牛肉土豆，就是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了。晚上，把饭打来之后，香味使我高兴极了！我把几块瘦肉吃了之后，还不解馋。于是，我就把几块肥肉也吃了，香得我几乎把碗都吞到肚子里去了，我的馋劲，连自己都不相信。可是我的肠胃享不了「大福」，把肚子吃坏了，拉肚子拉了一个星期才好。 这样，在几十天之后，我瘦的不像样子了。就在此时，周总理派专人来到我的住处秘密察看我的身体情况，来的人是认识我的，一看吓了一大跳，恰在这个时候，黄永胜向毛主席写了信，要求改善伙食，毛主席批准了。看管的人同我说了，毛主席讲：「他们几个人应当吃好，有资格吃好。」从此以后，伙食就大为改善了。 从七一年十二月一日起，我的伙食就是新的标准了。当时，中央规定的是每天伙食费一元。师首长让我在师小灶打饭吃，每天晚饭还为我加一个菜。从此以后，我就不是吃不饱了，而是吃不了了。每天打饭的时候，我总是交代少打一点。为了我的吃饭问题，师长经常在我吃饭的时候就来到我住处亲自察看。要是不满意，就立即采取措施。中央项目组的人也经常问到我的生活情况；有时也要亲自看我的饮食情况。总理对他们说过：「今后他们要再掉磅，项目组要负责！」此外，总理还规定，搞项目的要管三条：管审查，管思想教育，还要关心生活。在总理的关心下，我的伙食一直很好，直到离开卫戍区都是很好的。 住房问题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冬天取暖问题。房子没有暖气，烧炉子容易中煤气，师长决定用做火墙的「土」办法了，并限期三天内要办好，人要能住进去。由工兵营设计施工，限期办好了，经过实验，效果很好，取暖问题解决了。 师长还派车到山西省阳泉拉运一种好煤，每年冬天都是烧的好煤并派了个锅炉工专烧炉子，取暖问题，解决得非常好。按照气侯变化的需要，有的年份，十月初就烧火墙；有的年份春天一直烧到四月才停止。 在卫戍区我穿的还是按军队的供应标准发衣服的。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七一年冬天给我发过一套新棉衣。七二年春天，还为我做过两件麻的确良衬衣。对穿衣没有发生过困难，日常用品也没有发生过困难。看管组的人，看到我需要了什么东西，总是主动同我买来了，他们对我的生活考虑得很周到。 七三年的国庆期间，师长来到我的住处问我：「你为什么脸色也不够好。是否营养不够？」其实我对生活是满意的。 可是，第二天中午不到，看管组的人提回来了一笼子活鸡。晚饭就打来了一碗鸡汤和适量的鸡肉。打饭的人关心地说：「好好吃吧，多吃一点，长胖一点。」以后就接连几天晚上都有一碗鸡汤。 一天，我问对我特别同情的防化连H副连长说：「现在伙食已经改善了，为什么每天都有鸡肉吃？」他很惊奇的回答说：「啊，你还不知道呀！这是我们师长特别为你改善伙食的，要把你的身体搞好……。」我说：「现在我不是好好的吗？总理还会有什么批评吗？」H副连长说：「我们师长最近到中央去开过一次会，主要是讨论你们出路的问题。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侯出去都还没有定下来。周总理有指示，要注意你们的生活，不要搞得很难看。这就是给你加强营养的原因。你只要能吃下去就放开吃。我们师里农场东西也多得很……。」 生活问题之二。医疗问题，师长也是很关心的问题。 为我看病的医生是师属医院门诊部主任。开始的时候，他的工作岗位是专门招呼我的并同我住在一起，对我非常好。我这个曾经的总后勤部长对全军基层的医务力量不足是了解的，我个人的病情毕竟是不多的。于是，我对师长说把他的工作方法改变了一下，白天仍到门诊所去上班，晚上同我住在一起，白天对我则随叫随到，师长同意了。 为了治病，我用药是非常方便的，几乎要什么药都有，后来我才知道，中央保健小组同那位主任有直接的工作关系。贵重的药品随时可以要来，高明的医生随时可以请来。七二年初，在澡塘洗澡我不慎在室内跌了一下，当时很疼，两小时内北京医院的外科专家就来到我的住处，为我看病。医生对我的健康也非常注意，每月至多三个月要给检査一次身体，还注射过胎盘球蛋白。卫戍区对我的医疗，我同样是十分满意的。由于卫戍区对我的生活照顾得很好，在几年之内，除了患过轻微的感冒病之外，其余没有患过什么病。 师长指示，要看管组特别注意我的室外活动，要运动，要晒大阳。对这个问题，看管的人抓得很紧。师里还将师直托儿所的小院子全部腾出来了，我搬进去后，晴天都可以在院子里活动。 洗澡是每个星期一次，我都是在师首长的塘盆里洗澡。我同师长一起就洗过若干次澡。我的住处到澡塘，距离只有二百米。要是天下雨、下雪，非让我坐汽车去。 理发是指定的专门理发员给我理。半月一理，到时候还非理不可。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个小问题，在我的房子里摆了一张质量很好的小沙发。这个问题，可谓小吧，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师长对我的关心了。 我的穿著也是按照「规定」办的，每个星期一定要换一次内衣，半个月一定要换一次外衣。内衣我在洗澡时自己就洗了，无论如何不要看管组的人同我洗。外衣他们是非洗不可。有一次，我自己在洗外衣，他们看见后立即端走了，并且说：「你又要我们挨嗑了吧！」 我用的被褥一个月换一次，是师部招待所管理的。我垫的和盖的都足足有余。我的房间，他们每天给我打扫一次，每月至少要消毒一次。桌子等处要擦一次，并且都做的很仔细。 我在卫戍区期间，正赶上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为了我的安全，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从师长到四组的全体人员对我的安全都是十分关注的。 七六年七月中旬早晨，我已经穿好了衣服正在下床，突然感到房子有些动，就在这时，值班的人猛推开我的房门，连拉带拖地把我搞到院子里。此时，值班的人才喘了一口大气说：「地震！」我刚要问什么地方发生地震时，师长就站在我跟前，并用紧张的声调说：「安全就好！」他还向值班的人交代了暂不要进房子等注意事项。 值班的人员说：今天早晨的地震是突然而来的。在此之前由于没有比较具体的消息，又怕妨碍你的睡觉，所以师长指示不要同你说有关防震的问题。他们说：师长还没有起床，地震就发生了。他从床上滚下来，衣服都没有穿好就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一进门就看到你站在院子里，心里很高兴！师长先亲自了解了你的情况之后，才到作战室去指挥全师的防震。在发生地震的当天中，师参谋长就来到四组开会，讨论研究我的防震措施。会后，他们同我说：「今天早饭后，参谋长专程去中央项目组请示对你的防震问题。总理去世了，现在没有人管事了，根本没有人解决问题，我们师长指示，按照中央的原定精神办事，一定要保证我的安全。」经过讨论，研究决定采取如下办法： 第一是，在我住的院子内安装警报器。 第二是，在院子里住宿。从地震的当天晚上，我同四组的人，一起都住在院子里。 第三是，防震车。师长批准拨给四组大卡车一辆，在大卡车内架有行军床，晚上在车上睡觉。 第四是，住防震棚。从十月底开始，在外面露天睡觉就吃不消了，但防震又末结束。师长派了一个工兵排，一天之内就为我和四组的人搭好一个防震棚。我们在防震棚一直住到十一月中旬才搬回房子里。 我们在防震棚过得很好，四组的人成天都是扑克和象棋，我除了当观众之外，就是当义务记分员了。在住防震棚期间，师长，副师长、师参谋等都不止一次地来看过我，我对他们的好意，总是表示感激之情！ 第五是，准备转移到无震区。四组的人向我透露过，师党委已经写了报告将黄、吴、李、邱四个人都转移到无震区去。上面对这个问题总是不表态，所以一直没有走成。 四组同我的关系 前面说过了，四组大变过三次，人员调整的小变就更多了。他们虽然变动很大，但对我的态度，除了个别人有时态度稍微生硬之外，绝大多数人，对我的态度都是很好的。卫戍区对我是认真执行政策的。 为了说明四组对我的态度，这里只说三个典型事例就可见一般了。一个是防化连H副连长，一个是老战士小G，一个警卫连J副连长。 第一「好友」是防化连H副连长。他同我一起的时间四年还多一点，对我的帮助特别大。一九八四年他到西安出差还到我的住处来看过我。 H副连长是在防化学校毕业的优秀生，分配到警三师担任副连长的。他很聪明，对政治有自己的见解。他来了之后不久就同我谈过一次，他对我说：「我看你内心负担还相当重，这完全没有必要。你的问题毛主席、周总理清楚，你自己清楚。我来的时候，师长向我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们师长对你的看法是没有偏见的……。」 H副连长对我的真诚，对我的心灵是莫大的安慰，也使我了解一些我不可能知道的情况。 第一件，周总理对李德生的批评。我关起来之后，李德生在总后大院我的家里办了一个「展览」，他们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对我的丑化。展览之后，总理派王洪文、华国锋去看过之后，立即下令停止展览，并对李德生进行了批评。 总理说，在邱会作家办展览，这种搞法，过去是没有过的。这样大的事我事先并不知道，也没有报告毛主席批准。尤其是把公家的东西搬进去展览，说成修正主义更是不对的。对黄、吴、李、邱的问题，我是要对毛主席负责的。 第二件，对我的安置问题。「十大」以后，虽然把我们都开除了，具体的内幕我不知道，但H副连长说：「中央决定对党的历届犯了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作了安置，都是每月二百元养起来。中央定的二百元，纯粹是生活费用，其余一切费用，如水电费等等都由公家包下来。现在你住在这里，就是每月二百元的费用。你每月只花五十元左右，多余的存起来了。……」 「这次安置的共有六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李雪峰。一九七四年二月间，春节前四天，看房子的回来了。本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你就要离开这里到新的地方去，我们二十九日就回家，每人放假一个月。但江青这些人反对周总理的意见，你们的事，也就没人管了。在此之前，我们曾经得到过两次通知，准备要你走都没有走成。」 第三件，李震之死。李震死了对你们的审査也就停下来了。对你们几个人怎么办？有人提出，黄、吴、李、邱就是那些问题，可以处理了。对这个提案毛主席、周总理都同意了，但中央项目组的汪东兴提出李震之死可能与「四大金刚」有关，要待李震的问题搞清之后再处理他们四个人，这样就拖下来了。可见汪东兴之坏，他为了和我们划清界限，落井下石，无所不用其极。 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人提出：黄、吴、李、邱是反「四人帮」的，问题应予以解决。军队的当权派坚决反对解放黄、吴、李、邱。汪东兴则提出，现在主要是集中精力搞「四人帮」，把他们先搞到秦城「放」起来。 H副连长说：「从我知道的情况来看，几年以来你都是处于多灾多难之中的。毛主席逝世之前，本来对你们做了安置，但「四人帮」坚决反对，没有实现；粉碎「四人帮」之后，本来可以得到更好的安置，又未得到实现。我们都是同情你的。」 第二个好友，师直工兵营战士小G。他是河北省井陉县人。他同我相住的时间约三年，他是使我知道女儿一些情况唯一的一个人。 小G很老实，很勤快，很爱学习，对我的帮助就等于是我的「警卫员」一样的。只要他在值班的时候，对我的一切事情都包揽了，连我的裤叉、袜子都是他同我洗的。他的时间是不虚度的，每次值班都要向我学习一点什么东西。从文化知识，到哲学知识等都是他学习之列的，有时他问到我毛主席的诗词，我也同他说上几句。只有我们两人一起时，他也总是称呼我「老师」。 七四年，我帮小G办了一件好事。小G探家临走之前就同我谈了我的女儿在井陉3502厂所知道的情况。小G说：「你的女儿七四年春节前就被总后从北京搞到3502厂。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孤身一人在那里生活，困难加上歧视，惨状可想而知，我过去不同你说，是怕你会伤心的。」 二十天之后，小G从家回来了，他对我女儿在工厂的情况讲得非常清楚。但他对我女儿受罪的情况还是一带而过，不肯吐露真情。我听了之后真是悲喜交集。 第三个好友，师直警卫连J副连长。他给师长当过警卫员，J副连长也同我相处约三年的时间，从他口里我知道了许多师长对我关心的一些具体问题。由于师长对我的态度好，他对我特别好。 我在卫戍区的五年又三个月里，在卫戍区，从师长、政委、副师长、参谋长和全体看管人员，以及同我有关的工作人员对我都是很好的，我对他们对我关心的话是说不完的，也没有恰当的言语来表示我的感情，我只从肺腑里发出一句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是一支好部队！ 从关在卫戌区的几年来看，毛主席不管多么对不起我们，还把我们当人看，我们的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但还是有余地的。毛主席说过：「死党可以不死。」汪东兴最对不起我们，九届二中全会后及会后，叶群及军委办事组都极力保汪，他和我们的密切关系，我们一个字都没说过。毛主席、周总理去世了，江青一伙打倒了，解决我们的问题有了条件，可汪东兴却极力对我们下毒手，把我们「升级」关进了秦城，真正是下了人间地狱。 第三十九章 中央项目组的审查 沙河机场的两次审问 从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把我关起来之后，对我进行过各种不同的审査，这就是：「江青一伙」控制的中央项目组的审查；「四人帮」倒台后，中央审查小组的审査；彭真控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的审査。这三种审査的时间、目的、手段都各不相同。我从中央项目组的审查开始，来分别说明三种不同的审查。 一九七二年年初到四月间，在三个多月时间内，公安部部长李震、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北京卫戍司令员吴忠对我进行过四次审问。四次审问的前三次地点在北京沙河机场里的所谓「林立果公馆」，第四次是在通县到顺义的张家湾进行。前三次审问是卫戍区警卫三师师长陪同我一起去，后一次是师的参谋长陪我一起去。每次出去都是三辆小汽车，前面一辆是师长的车，中间一辆是我坐的车，后面一辆是警卫车。 李震部长的四次审问，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目的。前三次主要审问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在叶群家「搞阴谋政变」的问题，第四次审问的是在庐山许世友等向中央写的三封信问题。 沙河机场的第一次审问。这次开始的时间比较晚，寒暄的时间比较长。对我吃饭、睡觉、治病、散步、洗澡等问题都问到了，还问得比较详细。然后才问到案情的问题。 李震说：「你写的材料，我们都看过了，其实那些材料是多余的。那些问题你不写我们也知道。虽然问题是很复杂的，但不管再复杂也会有主要问题核心问题，你只要把主要的说清楚了，一切问题也就了结了。……」 郭玉峰说：「中央对你是寄予希望的，这是对你的审查的有利条件。」 李、郭、吴三人对我审问的时间并不久，就开始吃饭了。我一个人单独吃饭，吃了饭之后，李、郭、吴三人和我说了一阵子闲话，然后我们才回顺义的。当时，警三师师长、看管我的组长、医生也在场。 第二天上午，中央项目组两三个工作人员，又到顺义来了。他们说：「昨天谈话的精神，你是一听就懂了，你需要向中央交代清楚的是主要问题。」 「什么是主要问题？我还想不到。你们要认为可以的话，希望你们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他们笑着说：「嗯，你会想得到的。老实说，吴法宪聪明不如你，但他早就说清楚了。」 我有意对他们的提问表示冷淡，我不知道他们究竟要什么。至于他们后来说的主要问题就是所谓「八八」问题，我是根本没有想到的。他们怕同我搞僵了，没有多问，哑谜也没有打开，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沙河机场的第二次审问。这次同上次谈话的时间，大概隔了一个星期的样子。这次见面时虽然还有寒暄，但又有一些「火药味」了。李震说：「黄永胜、李作鹏是死硬反革命……中央领导对你是很了解、很关心的。你的许多事情，中央领导同志说得清清楚楚。你只要把主要问题说清楚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会妥当处理的。不是你的问题我们决不会放在你的名下。同黄、吴比较起来，你的问题是很少的。任何问题都不会孤立的，你的问题，即使你不说，我们也知道。」 「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你同吴法宪在叶群家谈的话是一个重大问题，你只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其余就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了。这样的重大问题，我们是要专门向中央报告的。因为你在场，报告里要没有你的态度（实为口供）是不行的，这些道理你是完全懂得的。」 「吴法宪争取了主动，把问题早就说清楚了。他曾再三说，那天晚上到毛家湾去是他叫你去的，你没有多说什么话。中央考虑对吴法宪从轻处理，把他的生活安排好。你把问题讲清楚会得到更好的处理的。」 郭玉峰说：「『八八』问题，吴法宪是说清楚了，也说得很好，几句话话就把核心问题说清楚了。」 李震说：「吴法宪不会害你的，他写的材料把与你有关的问题都说清楚了。老实说，中央领导同志对你是心中有数的。」 吴忠说：「『八八』那天晚上，你们四个人在叶群家谈话，现在活着的还有三个，至于你们周围有关的工作人员那就还有不少。现在，我们要你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与其说为了向我们说清楚问题，还不如说是为了你自己和你全家。你说得越清楚，对你越有利。你这个大明白人应该完全懂得。」 他们说完之后，我即说：「你们说的『八八』问题，我当然不能理解，因为那天的谈话都是很平常的谈话，但根据你们说的意思，我可以猜到几分。我猜想你们说的意思是两点：一是『八八』问题是属于搞阴谋，搞政变，搞谋杀之类的问题。吴法宪已经承认并且交代了，中央准备对他宽大处理，将得到很好的安置；二是我要是同吴法宪一样，也承认自己的『罪行』，你们会给我说好话，中央会对我更宽大更好的处理，对我的安置也会更好。可是从叶群回京治病到她离开北京，我参加的事，我可以给你们写一份详细的材料。我相信，我是可以回忆得起来，也会写清楚的。」 李震说：「你猜的有……（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立即转口）你再好好想想吧。你只要愿意写，什么问题都可以写清楚的。我们几个人认识你都多年了，对你的才能是很清楚的，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 第二天，项目工作人员又到顺义来了，关于「八八」问题，我用了不长的时间，已经把材料写出来了。他们看到我的材料之后，只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没有实质问题。」我也动了气：「实质问题是什么？我不清楚，你们可否干脆给我点出来？！」 「我们点出来好？还是你自己交代好？你看怎样好？」 「你们说吧？」 「我们认为还是你自己交代好，这样可以看出你的态度来。」 「我写的材料就表示了我的态度，我写的材料对毛主席负责，对党中央负责，对你们项目组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 「老实说，你写的材料嘛，虽然把过程交代清楚了，但没有用！吴法宪是直截了当的交代了，八月八日在毛家湾叶群和你、吴法宪策划阴谋政变！」 我当时虽然脑子里有潜意识的思想准备，但听到「阴谋政变」几个字，头还是「轰」的响了一下。吴法宪为了得到「良好的安置」，把大家都送上「阴谋政变」的台阶上，再加上「九一三」的突发事件，林彪又摔死在外蒙温都尔汗，你说毛主席和中央是信还是不信呢？信是有理由的，但吴说的是假话：不信是没有道理的，毕竟是吴的亲自交代。问题既然见了底，我心里就不怕什么了。 我说：「吴法宪怎么交代的，我不管，但我决不向你们说假话！违背事实，违背党的政策，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我是决不会干的！」 「中央领导同志（指李、郭、吴）对你抓得那样紧，还能让你违背原则吗？对吴法宪的交代，中央领导同志向他问过数次都没有推翻，我们对吴法宪没有逼供信，你看这是吴的补充交代，没人逼他呀，是他主动补充的（他们按住正文，只让我看了吴主动交代的标题），对吴法宪这样一个人物的话，我们能不相信吗？对你们这个案子很快就要了结了，现在主要是等你对这个问题的交代了。」 听了项目人员的话，我心想：吴的假交待害了黄、李、邱，甚至害了林彪，其实也害了他自己。因为吴的假话，毛主席和中央很容易把林立果的「谋杀」和吴法宪说的「政变」联系到一起了，把林立果和林彪扯到一起，又把林彪和黄、吴、李、邱扯到一起，江青一伙再煽动去闹，问题就复杂了。如果没有吴的假交待，这个根本没有的问题就不能成为问题，只要讲清我们和林彪的政治关系，我们的案子就基本会了结了，总理也好帮我们说话。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就会给我们一个结论。 此时，我又气又无奈地说：「你们要我交代的实质问题，我已经明白了。」 项目人员说：「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复杂，你写三点就可以了。第一点是，叶群策划你们必要时准备到广州去另立中央；第二点，叶群动员你们准备在三中全会上继续反党；第三点，你对吴法宪的交代可以写『同意』，或者写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什么，都可以。」 我按照他们提出的三点，只用了半小时就把交代材料写出来了。第一点，在吴法宪转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很想念林彪时，叶群回答说：「我们也很想念他们，今年冬天准备到广州去过冬」；第二点，叶群说了：「在三中全会上，他们（指江青一伙）要是把庐山会议的问题再端出来，我们以端对端，决不要怕他们。」我们同意叶群的意见；第三点，吃了夜餐之后，我再三提议要散，因为我对他们继续谈下去有点不耐烦，几次到走廊里转了转，吴法宪、叶群说的话，有的我没有听到。」 项目组看到我的材料，没说什么，就收场了。 沙河机场的第三次审问 这次审问的时间，同第一次相隔一个多月了。一见面，他们就说：「我们去接张国华（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骨灰去了，来得晚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在叶家谈话的问题，是决定我的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也是决定黄、吴、李、邱，军委办事组，甚至关系到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但问题又是那样简单，因为「八八」去毛家湾见叶群，没有谈任何问题。 李震等对我的审问集中的是「八八」问题，其余的问题，有时也顺便提到，但没有专门问过。后来，李震部长的项目组把问题理成三个问题：一是「八八」问题；二是「九六」问题；三是「九一二」问题。这三个问题也就是审查我的反革命问题。在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上旬，到四月中旬，中央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对我进行审问。 在一个多月中，专案小组对我的审查就是直接了当的使用「压供、诱供」。我当时只要说一句话：「同意吴法宪的交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我自始至终在原则问题上都没有说假话，没有做自己害自己的蠢事。这段时间，每天对我审査的内容，甚至说的话都差不多。现在，我就综合写在这里。 李震和专案组说：「吴法宪已经把主要问题交代清楚了，中央领导同志很赞赏。吴法宪有出路，正在给他找房子，安排他一家人住在一起。你本来是排第四位的，为什么要向前挤？这对你毫无好处嘛。对你的问题，中央领导人（指李震等人）已经向你交了底，在你的名下不会放什么东西的。我们考虑到『八八』问题，吴法宪已经说清楚了，你只是证明一下就是了，这有什么难于办到的呢？」 李震说：「周总理对你是很了解的。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他们几个人之中，邱会作虽是跟着走的，但他并不是盲目的，不会主动办什么坏事。吴法宪交代『八八』问题之后，周总理大吃一惊，老实说，他对你也有了新的看法，我又一次找你亲自谈话，就是总理要我来的。我们认为对搞清你的问题是很有利的。」 李震和专案组说：「你不是说过八月八日晚上，吃了夜餐之后，常出到外厅去，有时还在电影室门口看一看嘛，你说的情况我们是得到了证据的。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吴、叶说了什么，你没有听到。你也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下。」 项目组说的上面三点意思，我是完全理解的。他们把周总理也抬出来了，作为对我诱供的手段。我当然决不能上当。 接着我就提出了我交代的办法：「专案组提问，我回答；或是项目组提具体要求，我自己写。」他们听了我的意见后，立即说：「稍休息一下。」不久，又继续谈。他们说：「你提的办法，可以商量。我们的具体要求就是，你把当时的问题如实说清楚就行了。」 「我以前写的就很清楚了。」 「以前写的不能解决问题。」 谈话到此就僵持了好一会，互相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忍耐不住了，即向我提出了具体问题。他们说：「在毛家湾，你们吃夜宵之前，不是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吗？」「话是吴法宪提出来的。」 「我在以前的材料上，写了当时的情况。吴法宪说了什么根本办法，我确实没有听见。」 对我的话，他们久不表态。我知道他们在「诱供」，我即故意主动开口说了一句他们爱听的话：「对吴法宪的话，我没有听到，不等于他没有说。」他们对我的话很感兴趣，又提议「休息一会儿再谈吧。」 不一会儿，又继续谈话。他们说：「你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写个材料。」我立即回自己的房间写材料。我把吃夜宵前的情况写了一下：「当时，只有吴法宪、叶群（胡敏在沙发上睡着了）和我在场。我不愿意听他们谈一些无关重要的问题，我经常出到外厅去有时也去电影室看一会电影。我只听到叶群说：『不要怕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开三中全会时，他们怎么来，我们就怎么去！』」 他们看到我的材料之后，没有反感之意，但也没有什么高兴的表示。当天谈话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项目组又来了。他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坐下。」他们接着把我以前写的材料和昨天写的材料都拿出来了，并要我把两个材料合在一起，凑成一个材料。我拿着材料回我自己的房间去了，大约半小时我就交稿了。他们看了我的材料之后，说了「可以了」，就让我回房间去了。 中央项目组对「八八」问题，以后再也没有提了。 我以为「八八」问题就算过去了，没想到他们又对我搞了一次大围攻。大概是七二年四月下旬，中央项目组在我的住处，项目组来了十二人，除原来同我接触过的四人之外，新来八个人，主持审问的也是一个新来的瘦高个子，我没有见过。那次审问真是杀气腾腾，我一进门主持审问的人就大声说：「坐下！」我从容不迫地坐下了。他们的恐吓，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 「邱会作，你要老实交代！八月八日你们在叶群家谈的和九月六日李作鹏同你说的都是反革命活动！」「我们掌握了材料，你赖不掉！」主持审问的人，气势汹汹地这样说。 「那肯定有人胡说八道！」 「你耍无赖！」 「你们也不要太威风！」 他们没有奏效，接着有三个人对我进行批判，像红卫兵一样的气势，有的还用拳击桌子，表示他们的愤怒！我则照样喝水、抽烟，根本不予理睬！ 另一个人用比较缓和的口吻说话了，以似乎「关心」我的态度，向我交代政策，他说：「你还是写了材料吧？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把没有交代的问题写出来！」 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新的问题可写了。」我说了之后，先后两个主持审问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宣布：「今天到此结束。」 不过使我难于理解的是，自那次以后，中央项目组再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了。 在审问中出了什么「名堂」，我早已猜到了几分，特别是「八八」问题，他们追得如此之紧，话又说得如此之明显，例如，李震，郭玉峰说：「吴法宪是不会害你的！」对此，我就从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基本判断他们得到了假材料，这个假材料很合他们的口味，也帮助毛主席把林彪打成反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他们舍不得撒手，当然也不会轻易撒手。其实，吴的假交待，不仅害了我，害了黄、吴、李、邱，害了解放军，从而也害了搞项目这些人他们自己。不出所料，一九八一年七月吴、邱、王、江在秦城合监之后，吴法宪首先哭着向我说了真话。他说「八八」问题，一九七一年就说了假话，直到一九八〇年「公审」之前才作了纠正。 当然这不仅是害苦了我们的问题，同时也干扰了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对「黄、吴、李、邱」的判断，给江青一伙钻了空子，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没有政变的证据，但按「政变」对待我们乃是必然的。 第四次审问时间大约是一九七二年四月下旬，地点北京以东通县到顺义县之间的张家湾，警卫三师的一个团部。 这次审问陪同我去的负责人是警卫三师的参谋长。大约晚上七时我被押送到张家湾，同我去的看管人员陪着我一直等到次日凌晨五时多，李震才派来的两个工作人员才同我谈话。谈话开始前，只听到李震频繁打电话的声音。他们说：「李震部长要你把在庐山看到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南萍、熊应堂等人，向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写信的情况和内容写个交代材料，现在就在这里写。」 我只有按项目组的吩咐办，约半小时就写好了。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个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信，是周总理交给叶群，叶群让吴法宪、李作鹏和我看了。叶群有一次同吴、李、邱三个说：「这三封信是周总理转过来的，并交代信就放在我这里，不要再转手了。」叶群又说：「这是三个险球，如果落在『最高』手里，特别是落在江青手里，还不知道要起什么风波呢？」我了解了这一情况后，自己内心想：「周总理是在做党内团结的大好事，总理真是一个好总理！」 我记得他们信的总的精神是：热烈拥护林总在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并提出了要坚决斗争下去。许世友还提出要把张春桥下放劳动（实际上要求罢张春桥的官）。杨得志、韩先楚基本是照许的口气写的。中央项目工作人员看到我写的材料之后说：「同过去写的差不多。」 我回答说：「历史事实只有一个，只要不说假话，写十次也只能是一样。」交了材料之后，已经天亮了，我们也就原路回顺义警三师师部去了。 一九七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项目组原来的那四个人一起来了。他们用平和的态度对我说：「今天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只是向你传达三条：一中央认为你是交代了问题的，你所交代的问题说得比较清楚，对自己交代的问题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二要注意身体：三要利用这个机会多读几本书。谁能说这样的话你是会想得到的。」 然后，他们就把带来的尼龙蚊帐，凉席，电扇给我了，并且还说：「这些东西，谁让我们给你送来的，你也应该想得到。」从此之后，中央项目组对我的审问就停止了。 从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七二年五月初，审查我的问题，共花了七个多月的时间。即使林彪有「两谋」问题，我们也没有；林彪没有「两谋」问题，我们就更没有了。即使吴说了假话，他其实也没有「两谋」问题，吴不说假话，他就更没有「两谋」问题。中央项目组第一线的总负责人是纪登奎，经过严格的反复审査，纪登奎代表中央项目组向政治局报告说：「经审查，黄吴李邱没有『两谋』（发动政变，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问题」。主席、总理都是超人，这里面的真实情况我想他们会做出判断，为什么不解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从七二年五月到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关进秦城，共四年半的时间，无人过问。再到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审查小组来，又是三年时间，共七年半时间无人过问，我都快不会说话了。 关于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对军委办事组是支持和大胆使用的，对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更是大力支持，非常信任，非常倚重的。七一年四月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之后，周总理向黄永胜说过：「『中央政治』彻底解决了，军委办事组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后，邱会作的主要工作时间，应放到国务院方面来。」从此，到「九一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国务院的工作占了我的不少时间，例如，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国防工业系统的整顿和领导机关的改组，陕西省委在京举行常委会等事。这些工作在「九一三」之后都成了我的「罪证」。 建国初期，我军在学习苏联军队时，就有了军队「在编职工」。例如，机关炊事员、汽车司机、维修工人等等都是。部队存在「在编职工」，一是不好管理；二是工作效率太低。针对这种情况，改革就是出路。 把军队职工改为穿军装的小分队，这样的「工改兵」先在后勤系统试行，经过试点之后，效果良好。六二年全军的编制装备会议肯定了这种办法，军队的「工改兵」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全军上下一致赞同。罗瑞卿也当着我的面对大家说：「老邱！你这个人鬼点子真多，就是会办事。你算为军队解决了一个长久以来未解决的问题。」 周总理知道我搞「工改兵」，很感兴趣，先后找我谈过两次，详细询问了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有一次还要我带上专业干部去汇报工改兵的问题。 周总理说：「现在全国的基本建设队伍上百万，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工效低，二是家属多，三是调动不自如。用军队搞工改兵的办法，如果把上百万基本建设队伍，改建为基本建设工程兵，可以说会有如下的优点：一，可以提高工效，并且可以解决劳动力更新的问题；二、家属按规定随军可以控制队伍中随队家属数量；三、可以调动自如：四、便于组织施工，并可以为战时做好准备。」周总理最后说：「工改兵是一个大问题，等于增加了几十万部队，应当向毛主席报告，得到原则批准之后，再研究实施。」过了不久，大约是在一九六四年秋冬的时候，周总理领李先念、我等人向毛主席专门汇报了「工改兵」的问题。 毛主席肯定了「工改兵」的问题，周总理指定我搞试点组织领导工作。具体事情，由建委机关做。我们初建三个支队，共计三十多个团及一些附属分队，约二十万人，经过不到一年时间试点工作结束。这支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转战东南西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周总理即决定：全国基本建设队伍要逐步改建为基建工程兵。进行的步骤则先中央，后各省市。周总理说：「我向毛主席提出，要找一个得力的人来管『工改兵』的工作。主席说，『谁发明这个办法就让谁来管，邱会作抓总不是很得力的吗！』」 六九年冬周总理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工改兵」的方案，并指定我负责组织实施。为此，我指定国家建委军管会主任李良汉等连我自己七人组成规划小组，进行规划工作。经讨反复研究，规划做出来。 周总理看到规划之后，很高兴并大加称赞。由于发生了庐山会议的问题，「工改兵」的问题也就压下来了。 七一年「九一三」之后，中央项目组为网织罪名，对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的问题，对我进行打击并对我进行了反复审问。 「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是林彪以全国皆兵为幌子，搞阴谋的组成部分，以便实现你们的军国论。」 「全民皆兵的口号不是林彪提的，是毛主席提的。至于组织基本建设工程兵是毛主席、周总理批准、支持的，林彪当然知道，但林彪根本没有过问过这个问题。『军党、军国』是六八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江青提出的，林彪是坚决反对江青这一提法的，这与组建基建工程兵毫无关系。」这是我的回答。 「你邱会作篡夺了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的规划领导权。这是搞武装暴动的力量之一。你就是企图凭籍这支力量来控制全国的大后方。」 「我是受周总理的委托，搞组建基建工程兵规划的，我每次受托总理都是在正式会议上交代任务的。有很多的问题，我也是同李先念、余秋里一起处理的。在规划初稿上，起草小组提出了基建工程兵的隶属关系归总后或军委工程兵。我修改时，明确提出了归国家建委。」 「你表面上拥护总理，事实上是反对总理的。你曾逼过总理，批准你搞的组建基建工程兵的规划，企图把总理拉到林彪的圈子里去。你指示过李良汉要解放原中央基建政治部主任谢友法，这也是反周总理的。」 「你们提的这些问题，真是无稽之谈。你们要想从我口里搞周总理的什么东西，即使你们解剖了我的尸体也找不到。」 现在看来，「工改兵」不能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但也不能说是错误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当时的作用，而绝不是什么「政治阴谋」。 关于国防工业问题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周总理、林彪、贺龙、聂荣臻等就注意建设国防工业，并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防工业系统是造反派冲击的主要战线之一，整个国防工业乱得难以收拾。当时，战备工作紧张，而国防工业的工厂几乎都在打派仗，很多工厂停产了。为了扭转局面，周总理建议派粟裕为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并由军队派了数万名干部担任军管工作。六八年下半年开始，周总理提出了新的国防工业的领导方针，即将使用、生产、科研以使用为主，分别管理国防工业的方针。周总理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为了实施新的方针，中央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由总部和海、空军分管；第二步由中央军委统管。 第一步先成立四个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以邱会作为主成立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具体办事机构仍为五机部）；以吴法宪为主成立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具体办事机构仍为三机部）；以李作鹏为主成立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具体办事机构仍为六机部）：以李作鹏兼管（周世忠主管）成立电讯工业领导小组（具体办事机构仍为四机部）。四个工业领导小组名义仍属国防工办，但事实上各自为政了。这种办法是过渡办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第二步，国防工业归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为了加强对国防工业的具体领导，经毛主席、林彪批准，决定在军委办事组之下，成立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并决定由我任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从此，国防工办军管会宣告结束，原来的国防工办一分为二。一部分由陈华堂带到国家计委（陈任计委副主任）成立专管国防工业的机构：一部分由李如洪带到军队（李任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并任中央军委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从六八年下半年开始，到七一年秋我倒台为止，我搞了三年多国防工业的领导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工作的。 第一恢复生产。从六九年开始，国防工业战线的生产就大部分恢复了，绝大部分工厂都能正式生产了。以七〇年上半年为例，国防工业完成全年生产计划百分之四十八点五，在整个国家工业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当时，国防工业生产恢复得那样快，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第二健全领导机构。从中央到各大军区、各省市都建立了以军队为主的国防工业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国防工业（包括小三线）。为了加强各大军区对国防工业的领导，各大军区成立了国防工业领导小组。 第三制定了发展规划。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生产的可能性和战备的需要，提出了「四五」期间国防工业的发展规划。当时的计划今天看来是高了，但当时在主席经常告戒「要准备打仗」的决策下，这样的计划恐怕还是低了呢。 第四整顿了国防工业的科研机构。航空、舰艇、通讯的研究院进行了整顿，调整了科研项目。常规兵器的研究机构，把分散的研究所集中组建了兵器研究院，并制定了科研计划，这对兵器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七一年九月「九一三」之后，江青一伙控制的项目组对我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主要审问了我「夺取国防工业的领导权」等三个问题。 关于夺取国防工业领导权的问题。专案组说：「你要交代是怎样取得了国防工业的领导权的？」 「我是服从中央的决定，担负起领导国防工业的重大责任的！你们要是认为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去问周总理。」 「你为什么要用国防工业来搞垮国家的整个工业？你必须交代你的阴谋诡计！」 「对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国防工业生产、基建、科研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条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周总理亲自抓国防工业的结果。难道周总理只要国防工业不要地方工业吗？」国防工业由军委办事组管，军委办事组是完全支持周总理工作的，抓好国防工业就是支持周总理，为周总理分忧。国防工业也是国家工业的一部分。国防工业有成绩，黄永胜也是有份的，因为他是军委办事组组长，他大力支持我们抓好国防工业。但军委办事组抓国防工业，首先要清除国防工业系统的打、砸、抢分子，清除坚持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子，这是抓国防工业关键的关键。不是吹嘘什么工作成绩，但成绩又是存在的，军队的装备改善了，战备库存增多了，工厂能够正常生产总是事实吧。国防工业的一切成就都与周总理亲自过问分不开的。其他工业系统为什么落后，就是造反派在作怪。总理又受到有些人（指江青一伙）的牵制，所以生产恢复是有些慢。 陕西省委常委在京举行扩大会议问题 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是在「九一三」发生前夕召开的，由于会议是由我代表中央政治局主持的，因此「九一三」之后，就当做重大问题之一，对我进行审查。 七一年八月间，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国国防工业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国防工业「四五」期间的发展规划问题。西安地区是全国国防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陕西国防工业存在的问题必须争取尽快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全国国防工业的生产和整个发展规划的实施。 陕西国防工业存在的问题我向周总理做了简要汇报，引起了总理的重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了陕西的问题，并要我先说了一下国防工业的问题。之后，纪登奎补充说了两个另外的问题：一是延安地区没有饭吃，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二是供应西安燃料的铜川煤矿停产，西安整个城市将成为「寒窑」。讨论中大家一致指出：陕西的问题非常严重，是九大之后全国最落后的省份了。 听了纪登奎的话，周总理掉着眼泪说：「在战争时期，陕西人民宁可自己不吃小米、酸菜，让给军队吃了。现在他们连饭都没有吃，我这个总理真是对不起他们呀！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陕西问题一定要立即有效地解决。」周总理的话，感动不少人，使黄永胜这个很重感情的人也流了泪！大家一致拥护周总理的讲话，会上立即决定三条： 一、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解决延安地区的粮食问题，绝对保证不能再饿死人。粮食调动由国务院业务组负责，具体的由纪登奎办。运输问题，由军委办事组负责，具体的由邱会作办。 二、陕西省委全体常委到北京来举行常委会，集体汇报和讨论陕西的工作。 三、由邱会作、纪登奎两人领导陕西省委在京的常委会。这就是陕西省委在北京召开常委会的来由。 七一年八月中旬，陕西省委在北京举行了常委会，中央指定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参加。常委会开了几天之后，揭露的问题很多，他们自己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们就提出了要扩大到会的人员，改为常委扩大会，中央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陕西的会议经过了三个阶段。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省委常委会，他们感到压力很大。我同纪登奎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经过反复的思想工作和认真交换意见之后，一致认识到主要问题就是三个。 一是农村吃饭的问题。延安附近的几个村子都有饿死人的问题。全省其他山区，也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二是，全省相当多工厂停工、停产。其主要的原因又是原料、动力、交通三个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反派还在公开破坏生产，甚至举行武斗拦截生产车辆。三是全省城乡人民生活都很困难。 对以上三个问题，除了胡玮说「不要看成漆黑一团」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异议。陕西省的工作为什么会落后，大家的思想基本上统一起来，综合起来有三点：一是派性干扰破坏：二是工作重点没有转到抓生产上去，特别是农业生产没有很好抓；三是省委软弱无力，等于没有政府。 对上面的问题，大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派性问题，造反派专了共产党的政。这个问题不解决，要想转变全省的工作面貌是不可能的。再一种意见是胡玮的意见，他说陕西的问题不是派性问题。 纪登奎、洗恒汉同意陕西的主要问题是派性问题，但只同意一半，即同意派性的干扰，但对造反派专政的问题则从来不表态。我向纪、冼再三表示：「我对陕西的主要问题就是造反派的问题的看法不变，但在措词，即表态的语气上可以斟酌。」我们之间的看法显然不一致。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省委常委扩大会。当时，国防工业工作会议还没有结束，我忙不过来，周总理派李先念参加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此后，对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李先念负主要责任。 常委扩大会议开始时，李瑞山首先传达了常委会的精神。他说：我们工作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派性的干扰，由于派性干扰，全省基本上还是处于混乱之中。由于派性干扰，全省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情况都很不好。生产不好就影响了人民生活。由于派性干扰，迫使我们工作没有重点，每天都忙忙碌碌穷于应付，根本不能集中精力和时间抓主要问题。 李瑞山说：对派性的问题我们省委常委存在认识不一致，我们常委多数人对造反派基本上是害怕的，不敢管，更不敢碰。从我个人的思想来说，害怕碰了造反派，会影咱省委常委内部的团结，影响军政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省委就表现软弱无力。 李先念听了李端山的讲话后，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对我说：「老邱呀，对造反派的问题能这样提吗？怕有问题吧？」纪登奎也说：「我同老邱说过，对造反派的问题，我保留意见。」我对他们两个人说：「我认为造反派的破坏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我们军委办事组两年以前就是这样说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不讲，有什么可怕的？陕西的派性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次会议就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他们对我的意见没有表态。 会议的第三阶段是讨论今后的工作方针问题。 在会议开始之前，李先念、邱会作、纪登奎三人向周总理和黄永胜做了汇报。我们提出了，以胡玮为首的造反派对李端山提出消除派性的问题，心里接受不了，这样省委的思想还是统一不起来。 李先念说：「对造反派的问题怎样提法请总理考虑。」 黄永胜说：「陕西的要害问题就是造反派捣乱，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来自其他人（指江青一伙）的阻力。」 周总理说：「邱会作在国防工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李瑞山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纪录稿我都看过。对造反派的问题，李的讲话是根据邱的讲话的精神而来的。邱对陕西工作的要害确实是抓住了。但又要防止阻力太大反而妨碍了陕西问题的解决。可以考虑这样办：（1）邱的讲话稿暂不印发；（2）对派性和造反派的问题，由李瑞山自己提出来；（3）对省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要做好，力求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一致。」对总理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周总理又提出：为了很好解决陕西的问题，我们几个人分头同他们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谈一次话，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常委扩大会议对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怎样贯彻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根据会议的讨论，李瑞山做了总结发言，他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四条方针。 七一年九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接见了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李瑞山代表省委做了全面的汇报。李讲完之后，胡玮接着发言。他发言的基本精神都偏向为造反派叫苦了。这时张春桥插话：造反派是革命派。干革命不能没有错误！胡玮听到张春桥的插话之后，他听出了中央政治局对造反派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就停止了发言。 张春桥发现了他的两句插话的影响，他即兴火上加油地发表了很激烈的讲话。他讲话的重点是与李瑞山的汇报针锋相对的，他不同意提造反派的破坏作用。他说：「革命造反派在斗争中发生某些错误，同省委书记在工作发生某些错误，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造反派就不能犯错误？今天对造反派的错误不是指责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 此后会场反倒无人发言了，周总理对着我说：「你讲几句话。」 七一年四月底，批陈整风汇报会时给我们下了结论，说我们在庐山「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江青、张春桥他们神气了。我当时思想肯定也有顾虑，但为了工作我也没服软，我说：「陕西存在问题的要害是『派性干扰，造反派的破坏』，这两句话是我讲的。我的讲话并不是凭空说的，我们派了以装甲兵副司令员林彬同志为组长的调查组，在西安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材料是确实的。」没想到这时总理态度突然变了，他插话说：「所谓的材料！林彬来了没有？」林彬坐在比较远的地方大声说：「邱副总长讲话的材料是我提供的，由我负责。我的材料是确实的。」黄永胜坐在我的旁边，他看出我了还要讲话的样子，于是，他咬我的耳朵说：「不要再说话了。」我也只好忍下去了。陕西的会议这下给张春桥搅黄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我拉着黄永胜一起同周总理说话。我对总理说：「陕西的问题，我认为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并无惹祸之心。总理对我的间接批评我是不会在意的。我担心的是，这次会议之后，陕西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反复，我建议总理注意陕西事态的发展。」周总理说：「我没有否定你对陕西问题的看法，你的看法是对的，只是不要把造反派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那样越搞越被动。林彬同志也是对的，你给他讲清楚，我心中是有数的。对陕西的问题，我们都要注意。该省的问题同战备关系比较大，军委办事组还要同过去一样，多注意一点。」 黄永胜说：「我们也很困难啊，搞了半天让别人两句话就吹了！」 周总理说：「这是暂时现象，三中全会以后你们就会更好工作了。」七二年五月间，中央项目组把陕西省委在北京举行常委会的问题，对我进行了难以想象的诬陷。 「企图夺取陕西省的领导权，是你搞的陕西省委在北京举行常委会的主要目的。」 「陕西省委在京举行常委会，是周总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家一致同意的。有的人还赞扬说，这种办法也是解决地方问题的一种方法。」 「你为什么要坚持陕西问题的要害就是派性问题，就是造反派的破坏。」 「事实就是这样。我当然要坚持我的看法。」 「黄、吴、李、邱你们几个人都有分工，你是负责巩固后方的。你的计划是首先占据陕西，进而占领整个西北和向西南进军。」 「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还有这个说法。你们这么搞，我就没有什么可回答的。」 「还有，你打击胡玮就是打击西安的造反派，你的罪责是逃不脱的。」「你说过，西安地区的造反派是胡玮一手搞起来的。陕西工作落后了，胡玮要负主要责任。」 「我说过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办事组对胡玮是重用的。九大安排了他为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后来又当了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按照军队的干部情况，对胡玮的使用，不仅不低还略为高一些。他毕竟是个抗战时期的干部。」 「胡玮在庐山会议是反对你们的。你们对他怀恨在心。」 「我是参加西北小组的。我只知道胡玮旗帜鲜明地拥护林彪的讲话，他在小组会上第一个提出要点名批判反对毛主席的人。」 关于「九六」问题 七一年四月底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中央的政治情况是比较「太平」的。周总理除了不断传达毛主席对国际问题（主要是对美国）的指示之外，没有发生什么新的问题。 毛主席在七一年五月以后到八月中旬以前，都在中南海没有外出，也没有发表过重要指示。主席还是很关心战备的，七月底曾叫黄永胜去谈过战备问题。 林总在北戴河也不外出，不说话。几个月来，林总连军队的具体工作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指示。我同北戴河除了半月二十天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之外，其余就没有过什么联系。 最能看出问题的是江青一伙的活动了，江青两次去海南岛休养，然后去青岛，还计划要去井冈山，张春桥也回上海住了不短的日子。 周总理是一个老练的领导人，他是中央政治的「寒暑表」，中央内部只要有事，我们是能够从各种不同的侧面观察出来的。即使不能搞个清楚，也会知道一个大概。 周总理对林总同江青的斗争，在「九一三」之前是一贯站在林总一边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周总理对军委办事组态度同过去完全一样，军委办事组对总理的工作依然如故地支持，在生活上也是很关心的。 周总理没有休息时间，这是众人皆知的。在文化大革命紧张的时候，我们也曾考虑过要设法拉着总理略为休息一下，这种打算曾经实现过，但多数时候都实现不了。我们每个月总有三两次，拉着总理一起休息，在一起吃饭、看电影。每次总理都可以休息两三小时。对我们关心周总理的生活，邓颖超很清楚也很感激。她有一次对我说：「你能拉着总理休息，你们能办到的事，我们都办不到。」 周总理能够「顺从」同我们一起休息，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如总理早就知道毛主席的打算，即使他不说，也会同我们疏远一些的，能够同我们在一起休息，可以说明总理同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另外，从工作上的问题也可以观察到政治情况，我们同周总理的工作关系依然很密切。 第一件是国防工业会议。在会议开始之前，即八月上旬周总理到军委办事组来听取汇报，在汇报开始的时候，我说：「总理今天来听取国防工业工作的汇报，对我们的工作是很大的鼓舞，我们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向总理致谢！」总理笑着说：「你不要谢我，我倒是要谢你的。你为我挑起了三个担子；一是，总后的工作不用我管了，特别是供应上不找我的麻烦了。二是军事外援的日常工作全部担起来了，我很放心！第三是国防工业问题，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是十分关心国防工业问题，这个问题过去占我的时间很多，现在邱会作同志管起来了，并且管得很好。」周总理最后说：「军队对政府工作是大力支持的，我向军委办事组表示谢意。」 黄永胜说：「总理对军委办事组，对军队的工作鼓励很大，我向总理表示感谢！今后我们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领导下，努力学习，改正缺点错误，争取把工作做得更好！」 周总理情绪很好，心情愉快，对国防工业工作会议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询问。然后对一些主要问题，如工业布局的问题，铁路支线建设等问题都当场拍板定案了。 第二件是听取了阎仲川对「三北」战备的汇报。这次汇报由黄永胜主持，对修筑工事等三个问题，总理当场拍板定案了。这对战备工作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第三件是对四届人大政府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总理提出来的四届人大政府人事安排，黄、吴、李，邱都在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领导人的名单之中，对这样的问题，如果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有什么戒心的话，周总理是不会向毛主席提出这样的人事名单的。事后，有人说这是毛主席的烟雾弹，这我就搞不懂了。 毛主席八月下旬南巡期间，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去武汉、湖南参观，是九月五日下午回到北京的。九月六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各总部、军兵种的有关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朝鲜军事代表团，然后即随周总理一起去朝鲜使馆参加代表团举行的答谢宴会，我下午不到三时就到了北京厅。 我走进北京厅就看到黄永胜、李作鹏两人在西南角上谈话，我本也想去凑热闹，但怕影响他们谈话，就没有去。我想他们肯定是谈毛主席南巡有关的问题，因为李作鹏才由南面回来，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外宾将要来之前，黄、李各自归位了，李作鹏同我挨着坐在一起。我问李他们刚才在谈什么？李说：「你要知道了，准会把你吓死！」 「你知道了都没有吓死，为什么我知道了就要吓死？！」 「我可以同你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同北戴河（指叶群）打电话：二是，不准同胖子（吴法宪）说，要不遵守这两条，我一句也不讲。」 「可以！」我说。 在去朝鲜使馆的路上，我上了李作鹏的车，在车上他同我谈了在武汉刘丰同他谈的毛主席谈话的内容。毛主席在武汉找到刘丰、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主要是说「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反对自己的老婆当办公室主任，……」，并让刘丰在三中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等等。 我完全遵守李作鹏提出的「条件」。他同我说的话，我不仅没有同北戴河打电话，也没有同吴法宪说，更没有同别的任何人说。但是，我心里的感觉是沉重的，我的心里沉重倒并不是自己怕什么，只是感觉主席这种做法欠妥，有什么问题，如果在会上谈，当面谈，什么问题都好解决，这样在背后搞，越搞越乱。当然，这也是我模模糊糊的想法，是不敢深想的。一句话：听毛主席的就是了。 第四十章 在秦城的日子里 押进秦城监狱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八时，由卫戍区警卫三师把我送进了秦城监狱；八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八时，我被「保外就医」离开了监狱。我在秦城监狱关了四年九个月又十天，加上从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起到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卫戍区关押的五年三个月的时间，到我出狱时，已经同社会隔离了整整十年了。 我出狱时是六十六岁。这六十六年我是这样度过的：在家乡，穷苦农民的孩子十四年；在革命队伍里，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打败蒋家王朝，创立新中国，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工作、努力奋斗，四十二年；在「自己」班房里，忍辱为党、含辛茹苦，十年。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饭后，我正在院子里散步，突然从有线广播里，发出了紧急通知：四组的全体人员，除留一名值班的之外，其余人一律到司令部办公室开会。 过了好一会，H副连长回来了。他支开值班战士后，他就同我一起在院子转圈子。 稍过片刻，他对我说：「你八点钟要离开这里！」 「到哪里去？」我问。 「没有想到，是到秦城去！」他看了我一眼，又说：「要有远不如这里的思想准备，但也不要太悲观。」 我听后的确很震惊。但我故意若无其事地说：「我到哪去都可以，我们相处四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他妈的，有什么了不起！」 「正因为如此，我才敢跟你说。今天我郑重叫你老首长，我相信党，也相信老首长！对你们几个人（黄、吴、李、邱）的问题，我们卫戍区的人不管接触过你们没有，都对你们表示同情。粉碎『四人帮』之后，你们是应该解放的！」 他接着说：「周总理去世后，你们就由叶帅管了。周总理管得很具体，总理去世后，实际上就等于无人管了。我们曾接到过通知，一九七四年『五一』节就决定要把你解脱，安置到外地去，后来没信了。七五年春节前，又决定把你们送到外地去安置，后来也没信了。总之，对你们几个人，毛主席、周总理生前还是当作大事来抓的。我说这些是让你有信心。」 H副连长担着风险和我说这些话，实在难能可贵！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之后，我的心情是难于形容的。我用最大的毅力克制自己，仍然镇定自如。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我进了人大会堂北门，才知道灾难临头了。但毛主席、周总理在审查我们时，不论给我们戴上什么「帽子」，把我们还是当成党内问题审査和对待，生活上一点不虐待。而且，七三年以后因为没有查出什么名堂，审查也就停止了，一直闲呆着。就是这样，主席也没有说把我们关进秦城呀。 大约晚上七时半，师政委和四组的几个人来了。除此之外，还来了两个不认识的人，他们戴着口罩向我宣布说：「你今天晚上离开这里，到另外的地方去。日常生活用品带上，学习的东西一律不带。」他的话音一落，由外间进来两、三个人，清査我的东西，那两个新来的人一直盯着。我的东西分两部分，一是书籍，二是写的材料的底稿。把我的东西收拾好以后，新来的人指着炉子下面残存的纸灰说：「有用的东西都没有了！警惕性不高呀！」新来的人对四组表示不满是很显然的。临走前四组的人给我送来了最后一顿晚饭。其饭堪称丰美，有烧鸡、蒸腊肉等几个莱。新来的人一看，又不高兴。我知道到秦城是要吃苦的，管你妈的高兴不高兴，先吃了再说。 大约晚上八时整，师政委发出命令说：「上车，出发！」在院子门口的路上排了一串汽车和摩托车。我坐在一辆吉普车里，车前面坐着常给我看病的师医院的老所长，我和两个看管干部坐在后面，他们一边各一个。大约走了一个小时之后，能看见监狱的大门的时候，我就感到有些熟悉了，我们在离监狱大门几十米远的地方，司机加大了油门，汽车加速前进，连续进了三道大门，等进到监房区之后，汽车慢了下来，车停在二十一号监楼，因怕人看见，秦城的监管人员，把我连拉带推地推进了监楼院子内，从监狱的楼门，一直推到楼内三层的监房里。 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约十时，进入秦城监狱五道铁门之后，才知道自己成了囚徒。这是自己无知吧？不是！最主要的是自己对党忠诚。我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自己，无论过去和现在，在什么时候都是相信的。因此，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变为共产党的「敌人」，我相信我的信念是正确的。我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不会是共产党的敌人！也不会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敌人！ 老干部的归宿 由卫戍区把我押进了秦城监狱。从此，我进入了最黑暗的地方！ 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考虑也想不通。如果打倒「四人帮「之前，把我关进监狱，我是决不会想不通的；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真是比谁都高兴，认为起死回生的机会来了！怎么还把我关进秦城监狱？真是毫无理由。因为我同华国锋、叶剑英既无公仇，更无私愤。我甚至梦见叶帅通知我重新工作，鼓励我放下包袱好好干。现在我对他们完全失望了！ 不久，监狱一个穿便衣的人，开始査点物品。对我带去的物品，凡是带有带子的物品都把带子绞断。在交接完物品后，他们要摘掉我军衣上的领章和帽子上的帽徽，这些本来对我毫无意义的东西，但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劲，向狱方进行了顽强的反抗！我从小参加红军穿上军装，从来没有离开过军队，从来没有脱过军装，现在要扒我的领章、帽徽，真跟要我的命一样！监狱的人凶狠狠地指着我身上的领章和帽徽说：「这些东西你自己扒下来！」 「办不到。我的领章、帽徽国民党没有扒下来过，因为我没有当过俘虏！」 「这是什么地方？！所有命令你都得执行、服从！」 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们年轻力壮训练有素，我虽然扭不过他们，但他们也没有扒下我的领章帽徽。正在争执得激烈的时候，外面进来了一个人说：「不要搞那些事了，以后不穿就是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就停止了。 卫戍区押送的人，临走时都站在我的牢房门口看了我一眼。他们的眼里都充满困惑，我望着他们每个都很熟悉面孔，都充满感激之情。H副连长站在人群的后面，一直在向我递送友好的眼神。师政委站在大家的前面真诚而又无奈地看着我，他对我说：「我们走了。希望你像过去一样，一定要相信党，有信心！」我听到师政委的话，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因为他们待我还像同志，有亲切的感觉。卫戍区和监狱的人都走了，但还有一位军官在我的牢房踱小方步，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你精神很不好，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过去常要别人正视现实，你的话是对的，现在就轮到对自己了。希望如同过去一样，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你到这里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你想不到的困难。」 由于房子太冷，怎么也不想躺下，我就到走廊上去小跑步。快天亮了，实在支持不住才睡下。我躺下之后，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那位军官进到牢房站在我床跟前，自言自语地说：「房子确实太冷，暖气管子不好使，温度上不来。」他出去一会就抱来了一床被子，并提来一个电炉子。牢房里没有插销，电线是从外面拉进来的，电炉子接通后，那位军官对我说：「电炉子由值班的管着，这点你要遵守！」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牢房只有几平方米宽，电炉子插上后，房子立即暖和了。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当权者是匆匆忙忙决定把我们关进秦城的，秦城方面几乎毫无准备，暖气都是坏的。没有准备好就把我们关到秦城，可见这帮当权的家伙多狠心。把我们关进秦城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错误，完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既然已经把我们放到斜坡上往下推，那就收拾不住了，后来邓小平、彭真等人又借势踹上一脚，一踹到底了。 现代黑店 「秦城」这个地方，位于北京以北的沙河镇，离城里约四十五公里，大概是六〇年苏联援建而成。在毛主席生前，主要是关国民党高级战犯；从文革开始，国民党高级战犯，一个个释放、优待；共产党高级干部一个个关押、严惩，共产党的老干部去秦城「接防」了。八一年我离开秦城时，监狱长和我谈话时开玩笑说：「想开一点，就当这里是高干疗养院。」我当时心里一怔，我们的党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在台上，他去秦城「疗养」；他在台上，你又去秦城「疗养」。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之后，以叶剑英元帅为首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由杨成武牵头，对首都的要地进行实地勘察，我参加了这一工作。城里的许多高层建筑物，如邮电大楼、电视大楼、中南海周围的建筑物、城外的玉泉山、西山、秦城等地都查看过。参加勘察的有：杨成武、王尚荣、李静（作战部副部长）、万里（北京副市长）和我等人。我们去秦城是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因为时间晚了，对整个监狱就没有全面观察过，只在办公室听监狱的负责人汇报情况。我还同王尚荣两人到监区的门口去望了一眼，我同王尚荣开玩笑说：「你看这么仔细干什么？是不是来为自己看房子的！」王尚荣说：「我这辈子是不会来住的，这点是肯定有把握的！」他说得对，名副其实的老革命，身上又无半个反革命「细胞」，哪里会去想要进「自己」的监狱呢？没想到跟着共产党打了一辈子反革命，最后自己竟成了共产党的「反革命」，关进了「自己」的监狱，真是千古奇闻！ 监狱区一律是按一个图纸建造的三层楼房。楼房的结构都是「冂」型的。北、东、西三面是楼房，南面是敞口。监房都是一面走廊，一面是牢房。每一层监楼之内，有十一个监房，每个监房约有九平方米，其中，不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安装了一个抽水马桶和一个小水池；不到四分之三的地方放了一张地铺一样的单人矮床，其余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即使有也没有空间了。房子要比一般房子高很多，窗户是毛玻璃，窗台很高。里面看不到外面。我在监狱期间转过几十个监房，大体都是一样的。 我关进监狱之初是「三九」天。室内的暖气几乎没有，冻得全身疼痛，只有钻在被子里过日子。关进监狱的第三天下午，那位军官来问我说：「你怕不怕冷？」我回答说：「又怕又不怕。落到这个地步，就什么也不怕！」他没有再说话，就领我走到楼底下的院子去散步。这是我进监狱后第一次见天地。在整个院子里，除了看到很高的围墙和电网之外，就看到了一排一排没有屋顶的房子。对那种「房子」，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干什么用的，一年半之后，我光顾那「房子」时，才知道是囚徒的放风场。所谓放风，就是让你从牢房里出来透透气，时间半小时。每个放风圈约有十米见方，囚徒在里面活动。监狱对放风的规矩很多，刮大风、下雨不放，天太冷不放，监管人员有事不放，星期天照例不放，监管人员不高兴不放。总之一个月平均能放十次风就很好了。有一次，我有二十多天没有放过风，走出监楼的时候，立即感到眼睛被阳光照得很难受。放风是囚徒的享受之一，囚徒在放风场里放风，彼此可以听到咳嗽的声音，但见不到人。放风场围墙上面有警卫走动，只要看到你不「规矩」，就会马上被制止。 在秦城度过了将近五年的时间，过的是真正的饥寒交迫的囚徒生活。所谓囚徒生活，就是同猪狗无异。吃什么、吃多少在狱方看来都是监狱「施舍」的。在卫戍区是愁吃不了，在秦城是愁吃不饱，而且吃得太差。在战争年代，我得了严重肠胃病；在文化革命期间，我被造反派打成重伤，因此，我是很怕吃冷食的，受凉就浑身痛。我并不讲究吃什么，穿什么，中心问题是保护肚子，不至于天天拉肚子，但恰恰相反，我在监狱里住的是寒室，吃的是冷食、粗食，这对我的身体是严重的伤害。 每次饭来了，我用手一摸，只要冷的我就不吃了，吃了就拉肚子。这样持续了有三、四个月。大约是七七年四月间，监管员突然问我：「打来的饭，你为什么不吃？」「太凉了，我不能吃冷的，我进监狱之初，卫戍区的医生不是向你们介绍过，我吃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吃冷的。因为我在战争年代得的肠胃病，一直没治好。」「这里就是这样的伙食，要别的没有！」听到监管员的话，我就冒火了！我大声地说：「给我吃什么，是你们的权力。我决不吃冷的猪狗食！这是我的权利。」囚徒的死活，监狱是根本不在乎的。 为了解决不吃冷食的问题，每天早晨送饭时，我有时就要两个馒头，吃一个，留到中午吃一个，泡点开水就可以吃下去。有一次，我放风去了，回来一看，我被子里的馒头给没收了。这下我可愤怒了！当天，晚饭我也没有吃。这样，他们心里倒有些着急，晚上，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提来了一饭盒热气腾腾的面条。他一进门就说：「饭很热，快吃点吧！」我也很「知趣」，一句话没说就吃开了，因为我的肚子已经饿得相当难受了！对我们这些人，政治上压迫我们，生活上总不该受虐待吧！？但上面态度恶劣，不把我们当人看，下面就胡作非为。 从关进监狱起，到七七年的九月，饭食是直接送到我的牢房里的小桌上，后来突然把房门关了。监房门的下端有一个约二十公分见方的小洞，和我的家乡狗进出的洞一样。监管员送饭来的时候，一定要我自己把碗从洞里送出去，这是新的送饭方式。第一次是一个女监管员，她在外面叫唤：「拿碗来打饭。」我根本置之不理。她提着饭盒就走了。不久，换来一个男的又把饭送来，在外面照样叫唤，我还是不理。后来，他打开门把饭送到我的桌子上，并且说：「监狱就是这个规矩……」我当时很气，即说：「我永远不从狗洞里要饭吃！」此后，他们送饭照样送到我的桌子上。自从进了监狱，伙食总是一个样。主食就是馒头、窝头、米饭，米饭里沙子还特别多，副食就是水煮白菜、水煮土豆，有时里面有几片肥肉。 十月一日的晚饭，监管员送来了两饭盒饺子，提进牢房来时还冒热气，心里当然有几分欢喜。不过，我高兴得太早了，饺子是羊肉馅。我向来不吃羊肉，可是馋得很，就决心勉强吃下去，但事不由人，吃了两三个之后，就反胃了，全都吐了。不久，监管员来了，他一看没有吃就不高兴地说：「为什么不吃？」「我不吃羊肉。」他提着饭盒就走，过了一回儿，监管员送来两个冷冷的窝窝头，我把冷窝窝头用开水泡了一个，由于吃了冷窝窝头，引起肠胃病，上吐下泻。但国庆放假，没有医生，这就是我的国庆节。回想起四九年开国大典时，在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我们正在进行衡宝战役，并取得了歼灭白崇禧钢七军的决定性胜利，我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向新中国献礼》。江山都打下来了，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的国庆节是在秦城监狱这样过的。 公审以后，从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起，我的伙食标准更囚徒化了。监狱对我有三条明显的变化：一是伙食变得更糟了。主食，每顿早饭是稀饭和馒头，中午是窝窝头，晚上是粗米饭。副食，就是大白菜帮子加白水，别的什么也没有。这种伙食，实在是苦呀；二是无论如何不给安眠药了；三是房子更冷了。冻得实在睡不着，我就起来在房子里踱步，走累了又睡。 关进秦城近五年时间，起初我的衣服和用品还是够用的，到七八年底，我的用品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了还有一套破棉衣、破罩衣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连背心、裤头等都没有了。从七七年秋天起，我就想到了冬天的穿著问题，我曾经无数次提出要衣物。监管员从来也不说给或不给，就是不予解决。 「为什么我自己存在监狱的衣服都不给我穿？」我直截了当问他。 「自己的？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你是糊涂了？」他也是直截了当地回答。 「又没有宣布没收我的用品，为什么不是我自己的？你们也太残忍了吧？」 「残忍！对你们几个比对别人还好十倍呢！」 天快冷了，为了解决肚子受冻的问题，我把所有破烂共有大、小十余块从床头柜里拿了出来，试图做条「围巾」，能够围在肚子上护着肚子就行了。我向监管员借来针、线，连续好几天才拼缝在一起。我有生以来从没用过针线，在缝制的过程中，多次刺破指头，鲜血直流，并且还常把破烂和褥子缝在一起，缝了又拆，拆了又缝，自己既心酸，又苦笑。但经过艰苦劳动，终于把「围巾」缝成了，我感到很满意，护肚子的问题解决了。围巾缝好后狱方知道了，他们认为有长度的物品是危险品，就向我严厉指出：「把你的长布条交出来！」我坚决拒绝。就在争执、互相扯起来的时候，布条被扯断了。那天晚上，我把床单子撕下来了一半，睡觉时围在肚子上。第二天上午，来了两个监管员气势汹汹地向我耍起威风来了。 「你把床单撕下来干什么？」 「我有胃病，你们连个背心都不给我穿，肚子着凉就得病。围在肚子上就好多了。」 「你这是破坏公物。」 「什么破坏公物！？你们是迫害！」 七八年的十一月底，监狱让我出去放风，我赤着脚就走了。因为我从卫戍区穿去的一双棉鞋穿透底了，袜子根本没有。我走到监楼门，监管员看到我赤着脚就一把我拉回去。那位监管员看了一下我的棉鞋破得实在不像样子，就给我拿来了一双旧鞋垫，我就靠着那双鞋垫子过了一个冬天。七九年冬天，监狱待我似乎稍微为好了一点，给我发了一双旧棉鞋和一双线袜子，解决了冻脚的问题。 在监狱得病是最苦的，我的肠胃病和腰痛病根本得不到治疗，我是长期服用安眠药的，但狱方根本拒绝提供安眠药。睡不着觉的苦楚，不失眠的人是根本不理解的。有个男医生，对我要安眠药，总用侮辱的语言给予拒绝。例如他说：「安眠药不治病，是高贵人图舒服的！我们监狱供不起安眠药。」 我的腰和肩胛骨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成重伤，一直未好，一着凉或不小心，就发作，疼痛难忍。我要求治疗，狱方理都不理。我的肠胃病也经常发作，黄连素对我的病效果比较好。关进监狱之初，还给过几次黄连素，以后不给了。如果我要的次数多了，医生就会说：「这种药不便宜……」其实黄连素是最便宜、最普通的药。 监狱每半月洗一次澡，但有几次都是下午洗操，水是冷的，我只好不洗穿起衣服又回来了。一次值班的问我：「为什么那么快就洗完了？」，我回答说：「水冷了，没有洗。」他对我说：「是监管员先洗之后，才叫你洗的。水当然冷了。」我听到他的话，真是火冒三丈，我心想，囚徒的「福利」本来就很有限，现在连仅有的一点福利都被剥夺了。 监狱里的斗争 在近五年的时间里，从我接触到的监狱工作人员来说，大换有三批。首先接触的是军人，一个穿便衣的也没有。其次是监狱的老工作人员，他们年龄比较大，同囚徒打交道很有经验。第三批是卫戍部队的复员战士。从我的实际接触来看，最后这一批人最好，我在监狱里的斗争，主要是第二批人，即「老监狱」居多。 一是关监房门。监房有两重门，里面还有一层铁栅门。铁门很重，开关都很费劲。一次放风回来，我在前面进了监房，监管员在后面说：「进去自己把门关上。」进了门之后，我即坐在床上，不予理睬，监管员站在外面一个劲叫唤：「全监狱只有你不听管理！」我对监管员说：「你让我自己关自己，这办不到！」 二是擦地板。监房每周要擦一次地板，并且要同监管员一起进行。这点劳动，为了自己卫生一点，是可以办的。但有一次，一个监管员脑子里不知发了什么「热」，他不给拖把，只给一块破布，硬要我弯着腰跪着擦地板。我不干，连破布也不接。于是，我们就对着干开了。 「你为什么不擦地板？」他神气十足地问。 「把拖把拿来，我就擦。」 「今天要用布擦。」 「那我坚决不擦。」 事有凑巧，我们正争执得热闹时，有三个人一起来查监了。那个监管员，不知为了什么，转身就走，不同我吵了，我的灾难也就免除了。 三是理发。囚徒是监管员给理发的。理发时，要是遇到了比较好的人就少受罪，否则就遭大罪。「心狠手毒」的人借理发整人。他把脑袋理得狗咬一般，还有意从脖子向衣服里弄进去好多短头发，理发之后，不仅没有热水洗澡，即使弄点热水擦一擦身也难。理一次发就是受一次大罪。为了理发少受罪，我坚决要求剃光头。 四是放风。如果遇到恶毒的监管员，他可以晚放风，早收回；冬天可以把你放到背阳的放风场去，夏天则相反。 五是扒在地上写字。七九年十二月，中纪委审査小组对我重新审查以后，写数据的时间很多。我的房子只有一张矮桌子，写字时几乎要弯成九十度。我的腰痛得难忍，我只好扒在地上写资料。事情真巧，有一天中纪委审査小组的刘宝庆、祖连坤（可能是正副组长）到监房来看我，恰好我正扒在地上写字。姓刘的进门看到此情此景「啊」了一声，扭身就走了。但坏事变成了好事，一小时后，监狱就给我送来了一张高桌子和一把椅子。从此，我就可以坐在凳子上写字了，直到审查完毕都是这样的。 六是同小法西斯的斗争。七八年夏秋之交时，一个年龄不大的监管员领我出去放风。他让我进到一个长久无人去过、杂草丛生的放风圈里，并恶狠狠地向我说：「你把圈里的草给老子拔了，要不我就不客气了！」说话时还把拳头伸了出来。 我进到放风场后，就坐在小凳子上连动也没有动一下。不久我把马扎的木条拆下来，准备自卫！站在放风圈墙梁上的值班警察看见了，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很懂政策，可能报告了。就在一触即发之际，两三个人赶来了。他们到了之后二话不说，就把那个监管员拉走了。然后，另一个监管员把我拆掉的马扎凳子及两根横档收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昨天那个风圈里放风，风圈里的草已经拔干净，卫生也打扫好了。在风圈上面值班的还是昨天的那位警察。他乐呵呵地向我说：「今天不需要准备战斗了。如果再有昨天那样的事，大指挥官就要亲临战场了！」他说的「大指挥官」就是监狱的领导。 到关我们的时候，秦城关的人可以说都是共产党自己的「囚徒」了，受到屈辱大家一般都忍耐着，如果发生了冲突，那的的确确是忍无可忍了。 有一次在我的监楼内，发生过持续时间不短的争吵声，争吵是因吃不饱引起的。 「多打一点。」 「粮食有定量！」 「为什么不让吃饱？你们所谓的定量，就是饿不死吃不饱吧！」说完有人就把碗砸在地上，并高喊「你们是吃人的法西斯！」很清楚，争吵是由于囚徒吃不饱引起的。这个问题，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可得到解释。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宣判后，每天早饭是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中午是一个玉米窝窝头。 囚徒吃不饱饭，是古今中外的老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囚徒也吃不饱饭，尤其是对我们这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也不给吃饱饭，就不是平常的问题了，应当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七九年，我搬回二十一楼北楼，在西楼和东楼都各有一个女囚徒，她们几乎每天都要唱歌。那两位女囚徒似乎有「预约」，差不多每天都是同时唱歌。她们唱的歌大都是延安时期的歌曲和抗战时期的歌曲，虽然我不太会唱歌，但这些歌曲毕竟伴随过我的青春，那个戎马生涯的时代，因此我听了是又气愤又酸楚。 除了女囚的声音之外，还听到男的歌声，他唱的好像是京剧《红灯记》。 另外，还有一个能显示囚徒精神的是春节之夜，特别是女囚徒的精神，更使人敬佩。我在秦城监狱渡过了五个春节，但七九年的春节令我印象最深刻。 七九年春节，除夕之夜的晚饭后，监狱的有线广播放播了音乐节目，女囚徒跟着音乐都唱起来了。不久，监狱给我发了两个苹果，三、五块糖和一小把花生。发食物后，女囚徒还是在唱，但是不久女囚徒的歌声就变成哭声了。她们都以念及自己的父母、丈夫、孩子作为哭的内容，例如，她们自言自语地说，「爸爸没有被关押吧，姥姥还抱着你吧？」等等，并反复念说，其凄惨的程度，连我都被深深感动了！我也同样的想念我的母亲、妻子、儿女。监管员对女囚徒痛哭的态度，开始是不理，然后就是咒骂了。监管员不理她们的时候，那两女囚徒哭得还不那么厉害。监管员鄙视她们的时候，她们就哭得更厉害了。监管员凶相十足叫嚷着说：「哭什么，哭也不顶用！哭得再凶也出不去！」秦城监狱这种情况比国民党、比帝国主义的监狱，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我都不得而知，但监狱对我们之狠，我是有亲身体会的。 这里要说的是，囚徒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精神？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比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十四岁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一心一意为革命，身上连一个反革命的「细胞」也没有，哪里会是反革命！路线问题、政治问题都是党内问题，党内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而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搞「一阵子」是可以理解的，如关卫戍区。但关到秦城这个情况就变了，双方的性质都变了。后来又用玩弄所谓的「法律」的办法，搞公审来解决路线问题和政治问题，事情就越搞越糟。我们几个人吃了苦，固然很悲哀，但对党的事业就更悲哀。路线问题，政治问题，这些党内问题和犯罪都混为一谈了，而且，可以用权力来随意改变它。 黑暗中的星光 在监狱近五年时间，我接触过的监管人员，总有几十人之多，就他们对囚徒的态度来说，对囚徒极坏的是个别的，对囚徒好的也是少数。即使这样，我也确实看到不少好的工作人员。他们对囚徒抱什么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是能够表现出来的。从监狱生活来说，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大事，个别监管人员整囚徒，少数工作人员帮助囚徒，都只能通过小事才能表现出来。 第一是，吃饭问题。这个问题他们可以做很多有声有色的文章。例如，打饭的时侯，主食、副食的量是否打够了；偶尔吃肉的时候，是给瘦的，还是给肥的；给馒头是大的，还是小的；送来的饭食是热的还是冷的等等，都是问题。例如，吃肉的时候，有的监管员给我打一碗较瘦的肉，然后向我微微一笑，我也只有还以一笑向他致谢！ 为了解决我冬天不吃冷的食物的问题，监狱设有电炉子给我加热食物。但这样差别还是很大的。有的送来的饭虽然加过热，但并未热就送来了；有的不仅加得很热，并且还是跑步送来的，饭放在我的桌子上，还是热气腾腾的。这种差别是显示出监管人员的不同态度。 第二是看病问题。前面提到过，对囚徒要安眠药，监狱向来是不重视的，很难办得到。在监狱我见过的护士有两、三个，其中有一个对我的态度特别好。年龄不算大，人很精明，作风也泼辣。一天，她给我送药来，值班的监管员同她说：「他晚上总睡不着，你给他要点安眠药吧！」那位护士笑着回答说：「晚上包给！」晚饭后，她果然把安眠药送来了，这真是雪中送炭，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我有生之日都不会忘记那位护士对我的帮助！ 七八年冬初，我的肩胛骨痛得难忍，腰椎骨也很痛。在我要求之下，医生给开了一个疗程的理疗单，但只限于肩胛骨一个部位。第一次给我做理疗是一个年轻的女护士，她问：「肩胛骨是怎么伤的？别处没有受伤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打的。受伤的还有腰椎骨！」她给我做过肩胛骨治疗之后，立即主动把理疗仪器移到我的腰的部位，说「把腰也做一下。」我高兴地向她表示谢意。当我做完一个疗程后，护士说：「休息三天继续做。」我说：「医生没有开理疗单。」「我去叫你就是理疗单！」我连续做了三个疗程，很解决问题。在做理疗的过程中，我们相互熟悉了，她就同我谈了自己的情况。她说：「我是由三〇四医院调到这里来的。我听过你两次报告，我们大家对你的印象是很好的。你是我的老部长，现在能为你尽点力，心里特别高兴！」 第三是理发、洗澡等问题。这是一些小得不能上口，但又有必要简单说一下。理发重要的不是理得好坏的问题，而是对我们的态度和什么时候理发的问题。监管员以他的时间为主来安排囚徒的理发。每人理发的时间顶多十分钟，剪短了就行了。对我态度好的监管员，除理得仔细之外，还特别选择在洗澡前给我理发，理发后立即洗澡，这真是囚徒的幸福！要卫生纸也值得一提。有时要卫生纸几乎要不来，都没有办法揩屁股。遇到好的监管员，一要就要来了，并且还拿得特多。 八一年九月十一日，我由秦城到西安时，送我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位男医生。他说：「在没有公审之前，我对你的确是仇恨的，以为你真同林彪搞反革命活动。公审之后，我们就清楚了。我会真正认为你是个好人。」 送我的三个人都这样表示：「我们是在专政的第一线，但我们专了什么人的政，是在公审以后才清楚的。」对他们的谈话，我感到很受教益！ 子女探监 七九年九月间，狱方就向我提出：「让你的子女来看看你，如何？」听到这样的话，我真是激动了一阵子。家破人散已经八年多了，老伴和孩子们都毫无音信，哪有不想之理！可当时是又想又怕，想是主要的；怕是不愿意增加孩子们的痛苦和受到牵连。我的孩子都是共产党员，在当时严峻的政治情况下，如果他们来看我，政治上势必对他们有很大影响，违心地划清界限，那个年代人人都会。 「不需要。」我断然拒绝了。 「为什么？」 「他们来对我毫无作用，反而会增加孩子们的痛苦！你看我这个样子，这么冷的天连双袜子都没有，他们有嘴巴会说，说出去会给党抹黑的。」 「也许见一见有互相鼓励作用。对你的问题会有新的认识。」 「什么新认识？！我的子女什么时候也不会认为我是反革命！反革命是强加在我头上的。孩子们见到我，是会痛苦不止的！」 他们知道我不让子女来探监的态度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也不提这个问题了。快到年底了，不管我愿不愿意，我的子女真的来探监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多，两个监管员突然走进我的监房来。他略有喜色地对我说：「走，出去一下，有事。」开始我跟着监管员走，后来监管员索性拉着我的一只手，急速地走出三道监门。待到监楼外的大路上，他才同我说：「你的子女来看你了！」我听到他说这句话时，立即兴奋到头晕眼花的程度，两条腿突然软了下来，两个监管员就架着我走，当时这个大的，那个小的都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但我突然想到自己穿得太破烂了，脚上连袜子也没有，每只布鞋上都有两个大洞，脚趾头都露在外面。我立即对监管员说：「我穿得太破烂了，孩子们看到会很伤心，对党的形象也不利。」监管员说：「顾不上这么多了，八年了，见一次亲人多不容易呀。」边说又边架着我走。不一会儿，监管员把我带到了探监室。事后才知道，监狱接受了黄永胜不愿见的教训，监管员怕我不见，才采用这种办法。当我踏进探监室的门，首先看到一屋大大小小的人。转眼之间，京京、光光、毛毛、新平、路光就出现在我的眼前，除了承光因路远没赶上之外都来了。大儿子路光我还认识，其余的真是都不认识了。 京京喊出一声爸爸，就扑到我怀里来了，我听到后面叫爸爸的声音，一个接一个而来。当时，我的心情是难于形容的，简单一句话就是：「苦中之喜！」但我忍着泪水，同每个孩子都抱着亲吻了一下。我和路光拥抱时，我在他的耳边问：「你妈还活着吗？」路光本来很坚强，他要求弟弟、妹妹不许哭，听到我这样的问话，他立即感到很辛酸和悲怆，他骗我说：「妈妈很好。」其实，自「九一三」之后，路光至今还没有见到他妈妈，我的老伴在经过了中央项目组的关押审査后，当时正在陕西大荔农场监督劳动。几年后，路光回想起这件事对我说：「你在秦城时问我，『妈妈还活着吗？』我感到非常伤心，这个国家是你们打下来的，你们是国家的主人，你们最应该幸福愉快地生活，你却问『你妈还活着吗？』这样的话，真叫人不可思议！」 是京京扶着我坐下的，我从一进门就拉着京京的手没有放开过，八年了没和任何人握过手。「九一三」时，京京是一个只有十三岁的瘦小的女孩，现在长到一米七多的青年人了，我只有一个女儿，她无疑就是京京了。我坐下之后，路光向我介绍：京京的爱人新平，毛毛、光光的爱人和躺在篮子里只有三个月的小孙女——小爱。这时我重新看了一下所有的儿女们，八年了，把我搞得家破人散！ 我指着光光、毛毛问路光：「这两个是谁呀？」 「我是光光」，「我是毛毛」。 女儿的心真细，她一边流着泪，一边解开我棉衣上的扣子，用手一直往里摸，发现我没有毛衣，也没有棉毛衫，身上有臭味，还问了我是否有虱子？女儿边问边泪流不止，她说：「爸爸你怎么只穿一件棉衣壳呀？」我是一个十足的「囚徒」，胡茬很长，身体又瘦弱。身上穿的衣服是补了又补，各种颜色都有。黑颜色是我的烂裤叉上扯下来的，黄的是原来军衣上的口袋撕下来的。我浑身褴褛，孩子们是想不到的，这时大家忍不住内心的痛苦，竟放声哭开了！我也跟着哭了，真想哭个痛快。 这时路光解开衣服脱下自己的毛衣和衬衣一定要给我穿上。路光是个敢说话的人，面对着监管员说：「也怎么穿得这么破呀？！光着身子穿棉衣，大冬天袜子也没有，穿一双单布鞋，还有两个洞，大街上捡垃圾的比我爸爸都穿得好！我也被关过监狱，也没到这种程度呀！能不能送衣服来？」两个监管员都不说话。 孩子们带来很多的食品，他们都希望我多吃点。由于我患有肠胃病，又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只好每样都吃一点，以了孩子们的心愿。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零零星星地谈起分别八年的事来了。孩子们来探监，对家人受株连的情况，他们是「滴水」不漏的。对家属受株连的情况，我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保外就医」到了西安后才知道的。孩子们为了使我宽心，还特别同我介绍了他们结婚的情况。 好景不长，监管员提醒我们注意：「大约还有半小时，还有什么话要说的，现在就说吧。」顿时，整个房子没有声音。我打起精神向大家说：「你们都不要悲伤，我不是还活着吗？现在，我应当向你们说几句话。首先，对你们妈妈说，要她注意三点：一是，好好活下去，活得长一点，也许还有见面的机会，要是活得短，在八年前就算最后分别了；二是，要把天下的大事都想开了，我们所遇到的事也就想通了；三是，不要挂念我，我会活下去的。对你们也说三点：一是，要老老实实地生活，不要同别人比；二是，要扎扎实实地学本事，本事就是饭碗；三是，要遵纪守法。对我自己也说三点：一是，我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二是，我永远相信党，相信我自己；三是，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儿女的事。」 我说了之后，也情不自禁地忍不住泪水。孩子们反转来安慰我。他们说：「爸爸不要难过了。我们看到爸爸还活着，就非常满足了！爸爸遇到的那些事，我们早就懂了。两个月之后，我们又会来看爸爸的。」 监管员已经催了两三次。我只好忍着痛苦，同每个孩子再亲吻了一下，就离开他们了。我提不起脚步，只好一步一步地向前挪，慢慢走进监管区。我不愿回头，不敢向监狱区的大门外面看一眼。出来时，孩子们成为我最大的吸引力，把我吸引得一切都顾不上了。返回时，孩子们成了我最大的拉力，把我拉得连脚步都拖不动了。我回到监房后，没有吃晚饭，只喝了一口水，什么也不想吃。第二天早晨和中午什么都没有吃，心想这场灾难怎么是这个样子！？直到第二天晚上，才用开水泡了一点馒头吃。此时，由于中纪委审查小组已经开始审査，监狱对我的态度，同以前相比是好多了。狱方注意到我的痛苦，他们除了劝说之外，晚上还主动发给我安眠药，第三天的中午，还特地给我做了一碗鸡蛋汤。 第二天晚上，一个监管员值班时到我房间来，同我说了一席话，我懂得其意，对我启发很大。他说：「不要因孩子来看你而过份伤感。要看东方，久雨也许有晴的可能；当然这只是可能，现实还是看不到的。你不要因我的职业同我格格不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对问题都会有看法。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同我说，可能对你精神上会有一定的帮助……」探监对有的孩子却造成了灾难。我的女婿是部队干部，他就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总政治部对他进行了通报批评。指出：「这种行动是敌我不分、丧失立场的错误。」 过了两个月，孩子们又来了，承光夫妇也来了。「九一三」之前，承光和雪巾只是一般的朋友，一共才见过几次面，承光在广东部队里工作，部队在惠阳罗浮山深处，雪巾在重庆四医大上学，可以说他们天各一方，雪巾连我是干什么的都不太清楚。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他们自己的信念，也有项目组「帮了大忙」！「九一三」之后雪巾竟然也被关起来，一关就是六、七年，而且比承光关得还久。项目组故意给雪巾戴上「邱会作儿媳妇」的大帽子，她不嫁给承光嫁给谁？我不感谢专案组又感谢谁？！ 这次探监后预审工作就开始了，第二次探监时，我拿大便纸给路光写了一个条：「可能要进行审判，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的态度是：不惧怕也不抱幻想。他们是什么货色，我非常清楚，可难就难在他们是打着党的牌子，怎么对他们是小事，但怎么对党就是大事了。」 第四十一章 中纪委的审查 审査的重点 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时许，监管员走进监牢来对我说：「中纪委来人找你谈话。」他还把「谈话」二字的声音说得特别大。很显然，他们是有意不用「审查」二字的。 听了监管员的话，我当时心里一楞！我心想：「从七二年夏天到现在，由卫戊区警三师到了秦城监狱，七年多的时间对我无人过问。现在还有什么人找活着的死人谈话？」当我来到审问室，审査组的人就正式向我说：「我们是中央派出的审查小组，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你进行审查，处理你的问题。我们对中央负责，也对你邱会作本人负责。」 审査组问我：「你最近想些什么？」 「不想什么，我进了监狱后，即进了『三无世界』，一无人问，二无人审，三无人管。」 他们听了之后说：「何必这样悲观嘛！」 「事实就是这样嘛。我遭受到的摧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吗？这些你们比我还清楚！」 「所以我们要对你重新进行审査。例如，错误与罪行。错误与罪行是有界线的，但又常常分不开。」 「我对自己的问题，用四个字就可以说清楚，那就是，『有错无罪』，错也是有当时条件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是拥护毛主席的，但我们思想上与毛主席的一些政策有不一致之处，比如我们反对造反派，反对打砸抢，反对踢开党委闹革命。毛主席也批评江青，可实质上又是支持、维护江青的，现在看来我们反江青一伙并没有错。但毛主席健在时，以他的文革路线为是非标准，我们就叫有错。现在，毛主席去世了，中央也认为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路线、政策有错误，那扣在我们头上的『反对毛主席』的错又在哪里呢？请你们审查，应该给个结论。林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我们在林彪领导下工作，但我们与『九一三』的任何事情毫无关系，这就叫做无罪。关于『九一三』问题，我希望中央再审查，我不怕再审查，怕的就是审查清楚了，也不给结论，这才真正叫做没有政策了。」 接着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 「你对江青有什么看法？」 「过去我看不太清楚她和主席的关系，又有人（我没有说出汪东兴的名字）在中间煽动，犯了反江青一伙的错误，也就是犯了反『四人帮』的错误，这多么可笑。现在，主席去世了，江青也垮台了，谈谈也无妨。从思想作风上来说，江青是个恶霸，有些狗仗人势。现在想起来她的『本事』，就是靠两条，一是她与主席特殊的关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受到了不少人的吹捧，甚至林彪、总理对她也有过抬举，其实这种抬举是说给主席听的；二是她自己也有质量不好的思想基础，作风很霸道。她把这两条运用得很好。」 「说得不错嘛。你再说说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本来是建议，应不为过。当时的中央常委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同意设国家主席，五个常委四个同意。林本人并不想当国家主席，我们心里很有底，徒有虚名的东西他并不想要。当时大家都同意设国家主席，我们这些人也拥护设国家主席，但那是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根本没有想到让林当，在这个问题上汪东兴是最大的积极分子。后来编造的谎话很多。」 「你再说说，你反徐向前的问题。」 「徐向前的事你们竟然也作为问题提出来？因为徐是元帅吧？而不是因为是非曲直。我没有在徐帅领导下工作过，我过去对他印象很好，也很尊重。在六七年文化革命最混乱的时候，徐帅他自己顶不住造反派的纠缠，就利用职权下命令把我送到二医大『红纵』老虎口上去，他不是以全军文革组长的名义指示我回总后参加运动，他特别强调他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命令我回到准备把我往死里斗的造反派手里，叶帅、聂帅是坚决不同意他的。结果助长了造反派的气焰把总后搞得大乱，把我也几乎打死，徐帅是有很大责任的。既然事实如此，我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他的错误？徐向前整我在先，我的反击在后，事情是由徐向前引起的，他应当承担后果！我过去对徐帅有意见是公开的，没搞什么阴谋。徐帅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作了检讨，把自己骂得一场糊涂，并向我道歉。他特别说：他当全军文革组长时，军队乱了。」 第一次审查到此结束。 中纪委审查小组对我的审查，一反李震时期中央项目组的方法，是从文化大革命问题开始的，而不是只追「九一三」的问题。这说明了他们不是孤立的抓什么「罪行」，而是通过调查研究，力求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对我的审査，他们分为三个单元，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庐山的问题，林彪集团的问题。在整个审查过程中没有提过「两谋」问题，可能他们认为，这顶反革命的大帽子是扣不到我们头上的。 审査组从一九八〇年一月开始，到七月间谈完了文化大革命问题之后，即转为揭发「四人帮」的问题。 审査组说：「庐山及以后的问题，你写了很多的材料，也写得比较清楚，我们对庐山问题，了解得也比较多，就不问你了。现在，你即对『四人帮』的问题进行揭发。有多少说多少，相信你也不会保留的。从材料上来看，你们很早就同『四人帮』对立，现在就不要怕犯反『四人帮』的错误了。」 我已经向他们谈了三、四次反「四人帮」的问题，他们听得也很感兴趣，但又突然停止了，转为谈庐山问题。 关于庐山会议的问题 审査组说：「对庐山的问题，我们毕竟是局外人，现在，还需要把庐山问题，从头到尾谈一下。」 对庐山的问题，我写了三份比较厚的材料，他们基本满意。但有两点，他们不太相信——这就是：一、对林彪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他们感到，林彪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事先不仅没有同黄、吴、李、邱商量过，而且林彪讲话事前我们都不知道。二、九月七日，在九江机场送林彪走，只挤在机舱里和林彪照了一张合影，林彪没有给我们交代什么任务。对这两点他们不相信，又提不出任何证据。 对我写的材料，审查组重视过的似乎有：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在钓鱼台十一楼向黄、吴、李、邱、姚文元、李德生等攻击周总理的问题；七〇年四月间和六月间，汪东兴在他中南海的家里向黄、吴、李、邱先后谈过设国家主席和江青的问题；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庐山林彪去毛主席住处开中央常委会，叶群驱车追上林彪要他保护汪东兴的问题；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周总理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宣布对黄、吴、李、邱隔离审査时的讲话等等。对其中的两个问题，即「江青攻击周总理的问题」和「九二四」周总理的讲话，他们还要我分别口头再讲一次，并搞了录音。他们听了之后说：「对这两个问题，你还要讲两次，我们要请我们的上级也来听听。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为你创造一些条件，争取宽大处理减少阻力。你可以放开讲，时间不限。」 第一次讲的时候，听的人不少。除了审查组的人之外，其余的都没见过。听的人很感兴趣，有人边听还不时点头。听完之后，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说：「你的揭发材料写得很好，今天讲得更好。注意身体。这对我们争取对你的宽大处理极为有利。」但我对此除没有抱幻想之外，总感到他们「好的态度」是一个不解之迷。 第二次讲的时候，除审査组的人之外，还有穿军装的人在听。听的人的兴趣比上次的人小多了。当我讲到：「江青攻击周总理时，她的话音一落，黄永胜就表了态说：历史上的问题我们不清楚，总理领着我们辛辛苦苦工作，我对总理没有意见。吴、李和我也跟着表示同意黄的讲话。」我的话音一落，那位穿军装的人站起来说：「你们有这种觉悟吗？」他说完就走了。我心里想：「你这个小兔崽子！除了当刽子手之外，不会有什么用。」我对他十分鄙视！ 审查的第一遍，也就是「过滤」性的审査，到此告一段落。以后就转为重点问题审查了。 关于攻击朱德的问题 五九年十月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林彪批判朱德。他说：「朱德能力不大，可是还想当领袖。人大委员长不愿当，要当国家主席。什么总司令，是假的，我军的总司令向来都是毛主席。……」林彪对朱老总的批判，我当时并不以为然，但感到其中必有问题。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人都批判朱德，他们的调子都比林彪高。 六八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叶剑英对朱老总作了长篇批判发言，批判的主要内容与九年前林彪讲的基本相同，而且还大有过之。从简报上看。批判朱老总的人就多了，发言的调子也高，不少老同志都批判了朱德。现在看来，批判朱德应当是来自毛主席，所以大家讲的是否是实话也难说，我看主要是讲给主席听的。 我还清楚的记得，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搞《党史纲要》时，其中提到朱德的错误，但点不点名杨成武拿不准，就给毛主席打了报告，毛主席在批示中同意点名，而后以中央文件下发。 六八年十二月，我在总后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朱老总的「问题」。我讲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叶剑英在会上的发言为依据的。我对朱老总的批判是完全不必要的，是带有赶「潮流」、赶「时髦」的性质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唯独总后不传达，恐怕也是不成的。总之，对朱德的批判是工作性质，不是我一人批他。好在我当时还远远没有面对面批判朱德的资格，朱老总也听不到我的讲话。 关于搞叶帅材料问题 六八年四月初，黄永胜上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不几天，康生在中央碰头会上就要黄搞叶剑英的材料，康生说：「主席对我说，叶剑英的问题不少，对他的问题，搞个材料来看看。」 对搞叶的材料，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传达后，我发表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表示的态度。我说：「叶是政治局委员，虽然是坐冷板凳的，但搞他的材料应由主席或总理交代才好。」对我的意见大家都不表态，黄永胜说：「从感情上讲我和叶帅不错，从工作上讲整材料费力费时费人，但康老何许人也？他在会上讲是主席让搞的，当时总理也在场，康老给我们搞阳谋。」 黄永胜还说，他会后问过总理，总理说：「会上布置了的工作是要办的。」 这样，对搞叶的材料，黄永胜决定：先搭架子搞起来再说，但不要太牵扯我们的精力，要绝对保密，由军委办事组直接管。谁负责抓这件事，吴法宪提议由我来抓，我不接受这个任务。我说：「我以前跟叶帅关系很好，甚至有人说我是叶剑英死党，我怕涉嫌，对工作不利。」黄永胜即决定：「老邱可以不管，由老李来管，由李在海军调选主要办事的人。」我记得，李作鹏指定海军政治部一个处长管这件事。 搞叶帅的材料组成立后李作鹏恰好病了，黄、吴要我临时管一下。我不能推托，就办了如下几件事：第一，除组长之外，由空军、总参、总后选调的工作人员是我审定的，并由我召集全体人员开了第一次会议。第二，我批准材料组的办公地点设在总后机关大院之内。第三，我批准材料组调阅过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的有关档案材料。第四，我批准印发了材料组第一稿材料，我一个字也未改，即批：「印发军委办事组审议」。在我办了上面四件事之后，李作鹏病好了，从此对搞叶帅材料之事，我也就「移交」了，再没有过问。后来对叶帅搞成了一个素材稿——基本上都是空话。黄永胜和叶帅关系也很好，他多了一个心眼，把这件事向林总汇报了，林总坚决不让搞，黄永胜立即下令把材料全都烧了，一份不准留，搞叶帅材料的事也就结束了。 关于反击徐向前的问题 六七年初，我在西山养病，因为我被总后系统的造反派批斗得很厉害，心脏病发作，昏厥在批斗现场，经抢救后，叶帅叫我到西山休养，这个情况徐向前是完全清楚的。 一月十九日下午五时许，徐向前突然给我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我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命令你回到总后去参加运动。」这个时候，徐帅要我回已被造反派搞得大乱的总后机关接受群众批判，实际上是让我去送死。对徐向前的命令，我感到很震惊、很突然，这个时候到群众中去，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很清楚，但他毕竟是军委副主席，我还是很认真地回答：「坚决执行命令」几个字，其他什么也没说就下了山。上海二医大「红纵」是唯一支持上海「一月风暴」向上海市委夺权的军内单位，是江青、张春桥勾结起来，把造反派势力引向军内的祸水，他们来京是专门冲击总后党委，专门整我的。这些徐向前是很清楚的。徐帅身为军委副主席、军委文革组长，顶不住造反派的压力和纠缠，又向江青示好，他竟利用自己的权力，把我送到「虎口」上去，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在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中央军委的支持下，在总后党委的领导下，打垮了总后系统打、砸、抢的造反派以后，清查祸根，势必涉及到徐向前。我要总后文办搞了徐向前的材料也是事实，材料搞好了，但没有散发。为什么没有发？是黄永胜劝阻了。 八〇年，中央审査组对我的审查将要结束之前，审查组全体同我做过一次政策交底。他们说，「对你的问题的复杂性，你应该想得到，对徐副主席的问题，你说的情况是事实，但这样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也不能这样向上报告。我们提议，你对这个问题做个简单的检讨，这对整个审查是有利的。」 审査组谈话的精神我完全理解。我即表态说：「对徐向前的观点，我是不能改变的，但为了支持审査组的工作和顾全大局，我可以向军委，向徐副主席进行自我批评！」审查组对我说：「可以！」对这个问题的审查也就结束了。 平心而论，徐向前是害了总后不少干部的，这和「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类似的。中央决定批邓，不批是不成的；邓东山再起，不处理批邓积极分子也是不成的。当时，总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拥护总后党委，拥护我的，在混乱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坚守岗位，认真工作的。徐帅的命令一下，把我推进造反派的虎口里，不少干部误认为中央对我的态度变了，甚至认为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对我的态度变了，这样，干部队伍发生了动摇，一些人倒向造反派。其实，毛主席、中央是保我的、肯定我的，并派周总理亲自送我回总后主持工作，这样，把一些干部装进反总后党委、领导的圈子里，审查和清理造反的干部也就势在必行了。 关于总政的一些问题 从五九年秋我当总后勤部长以来，总政某些人就一直反对我。由于军委对我的器重与支持，他们没有能达到目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总政把我列入罗瑞卿的圈子内一起打倒，也未能得逞。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政某些人就策划利用造反派之手把我打倒。 审查组：「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你要同我们谈清如下问题：一是搞总政的材料问题；二是看总政的档案问题。」 根据上面的问题，我分别简要做了如下交代。 关于搞总政治部的材料问题。我指示搞了总政一份长篇材料，并分发到了各大军区、军兵种、院校后勤机关。搞这个材料的目的，主要的是揭露总政的空头政治，使后勤机关的工作能够更好地实行政治统帅业务的方针。 六七年三月底，总理在总后开大会送我回总后主持工作，四月间，在总后机关，把由全军文革支持的，对总后党委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被打垮了。为了总后机关能够尽快投入正常工作，认识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危害性，对于部群众进行路线教育，我亲自布置要搞材料：一是总政、全军文革迫害总后的问题：二是二医大「红纵」的罪行；三是总后的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现在看来，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的材料难免有不够切合实际的地方，甚至错误的地方。 接下来我还说，你们提出看总政档案的问题，我认为是来自总后造反派的，好像抓到了我的辫子。我实事求是地说，如果真抓到了辫子也不要紧，有错我就承认。但请你们注意，我当时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又管干部工作，我不仅是同意了总后文办派少数人去总政看档案，我还有权调阅总政有关档案的，比如调军队支左干部的档案进行审核，我完全不必要偷看。有件具体事是这样的：六七年秋，总政文办的同志为了支持总后的文化大革命就把总政有关迫害总后的现有存档材料同总后文办说了，并同意总后派人去看档案。总后文办向我汇报了上述情况之后，我就同意了文办派少数人去总政看档案。总后文办把全军文革有关总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记录本拿来给我看了，我还交代：文办拿回来的所有档案看后立即退回，要做到一份不能少。 文化大革命中，我并没有害怕全军文革（班底还是总政）支持造反派整人，是同他们公开干的。六九年十月间，军队整编机关的时候，军委决定：总参装备计划部、军事交通部拨归总后建制。在总后欢迎两部到总后的会议上，我讲到机关作风时，确实讲过「机关要有好的作风，但决不能学总政的坏作风」，「总政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的话。这句话，虽然是我一时的气话，但这是不该说的，对此，我应承担责任。但把我说的某些错话，作为我的「反革命」罪证，我是永远不会接受的。至于「砸烂总政阎王店」的事，与我毫无关系。 在我说完之后，审査组的人说：「对总政的问题，我们搞清楚了。你只把看总政档案一事写个材料。」对这个问题的审查就结束了。 关于医疗保健问题 对这个问题，主持审査的人要求我交代的有：徐海东、罗瑞卿、陈毅、贺龙、傅连暲等五人的问题。我当时情绪也比较大，这是上面为了打倒我们故意让总后造反派丑化我。但他们抓我的辫子没抓到，反而披露出文革时搞项目的一些情况。 其实，老帅的治病问题，都是由总理专管，我没管，我也没资格、没权力管。在贺龙、罗瑞卿等人治病的问题上都是中央项目组报总理直接管，总后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听的。三〇一的领导也不向我汇报，这是党的工作纪律。在这个问题上，三〇一医院仅是总后的直属单位而已。这如同你租用了我的房子，但房子里死了人，并不能算到我头上。另外，这个问题我也是很难启齿的，因为这些事是由中央项目组办的，一说就扯出主席、总理，我当时真不知怎么说好。我绕了一个弯子说：「为了便于说明这些问题，要先将当时医疗管理的情况简要加以说明。」 对军队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卫生部规定：军队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上将以上的医疗保健由中央卫生部保健局统一管理，并由北京医院承担医疗任务。后来，军队干部提出在北京医院看病诸多不便，于是不少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则转为以军队为主，总医院承担医疗任务。 在文化大革命前，军队的医疗保健工作，有些不成文的规定。对元帅配有保健护士，外出时派保健医生，并定期供应保健药品；大将按需要也能享受元帅级的待遇；上将以上在三〇一医院住院时，可以住南楼三层的套间大病房，看病可以在南楼高干病房就诊；对中将以下的则没有什么规定，由各单位的医疗机构负责。多年来大家都能自觉遵守那些不成文的规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医院的医疗保健机构被造反派砸烂了。此后，不仅军队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完全由三〇一医院负责，中央党政机关的高级干部，也经过不同的渠道转到三〇一医院来了。但原来整个医疗保健的管理制度，则尚未改变。 一九六七年五月间，周总理召集我、汪东兴、以及搞保健工作的医务干部吴阶平、蒲荣钦（三〇一医院副院长）李晋（三〇一医院南楼医务主任）等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过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医疗保健工作。在会上，周总理同大家一起商定了五条。 一、成立中央医疗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的医疗保健工作。为了保证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需要，在中央警卫局三〇五医院内设立特别小型药房。周总理还宣布：「中央医疗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邱会作、汪东兴、吴阶平统一负责。」 二、军队所有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由周恩来、邱会作、汪东兴负责，以三〇一医院为主，北京医院、协和医院量力而行，担负医疗任务。取消纯粹保健药品的供应，需要者可以代办，自己照价付款。中央举行会议时的医务工作，列入保健工作范围之内，统一领导管理。 三、对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干部，正在受审查的人员，涉外事项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律归周总理批准，由三〇一医院，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公安医院，按照总理批示执行任务。对上述人员的医疗保健，没有总理的批示各医院不得自行办理。 四、对外的医疗工作，由外交部承办，经总理批准，委托有关人员办。例如，一九六八年派去阿尔巴尼亚为霍查治病的医疗小组，就是周总理委托我一手承办的。 五、从国外进口医疗器材和药品，一律经周总理批准，交由外贸部承办。 六九年，三〇一医院在深入「斗、批、改」之后，对军队领导下部的医疗保健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措施。在报告中，对个别人的特殊化提出了批评。总医院提出的改进措施，包括彻底取消纯粹的保健药品，私人不得占用总医院过多的医疗人员，总后党委批准了总医院的报告，并报告军委办事组审批。军委办事组郑重其事地讨论了总医院的报告，并原则上予以批准。其中还特别指出：对老帅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定要做好，但对不够合理的要求，要做耐心的工作。还指出对新调任中央领导工作的干部医疗保健工作，要认真做好。 以上对医疗保健历史情况的简要叙述，目的是便于说明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医疗保健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贺老总的治病问题，及罗瑞卿，陈老总，陶铸的治病问题，三〇一医院都尽了全力，他们的不幸是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政治情况造成的，不是三〇一的医疗造成的。这里要说有责任应该在毛主席、周总理和林彪，与总后无关，与三〇一医院的专家教授及医护人员更无关。靳来川、曹根慧及三〇一医院的其他领导同志，都是我军优秀的医务工作者，靳来川是宁都暴动的红军干部，长征过来的。远的不说，在文革中，他们给老帅治病，给总理批准送来的中央领导治病，给军队的高级干部治病是有功的。他们忠诚党的事业，品德好，工作任劳任怨，每天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三〇一医院的专家、教授、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爱护，有人甚至说文革中知识分子在三〇一真是在天堂一样，因为他们的老同学、老同行，在文革中大部分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牛棚」之苦。 在文革中，中央卫生部被冠名为「老爷卫生部」，卫生部直属的大医院如北京医院，协和医院，造反很厉害，老干部住院很困难，住进去也不得安宁。记得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总理把中央的医疗保健任务交到了三〇一医院，这是为什么，就是三〇一医院信得过嘛！因此三〇一医院收治老干部的任务很重，为了更好的给老干部治病，在医院南楼（高干病房），又设了专门及时抢救老干部的「门诊」，要求随时做到实施抢救任务，医院南楼还专门设立了药检室，药品经检验室检验后才能给病人服用，尤其为主席进口的药都要经过严格化验才给主席服用，有一次为主席在香港进口治支气管炎的药，曹根慧坐飞机昼夜兼程，不辞辛苦顺利完成了任务。为了老干部治病，他们还专门搞了一个全国、全军专家联络名单，当时，地方的专家、教授、知识分子，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很多，蹲「牛棚」的也很多，为了解决医院领导的顾虑和困难，我说：「管他是不是牛鬼蛇神，能认真治病就成。」这句话也成了我的罪状。黄永胜总参谋长对老干部很关心，对三〇一医院的工作很支持，他对给他出诊的医院领导说：「你们不要管外面收进来的人是怎么回事，总理叫收进来就是病人，你们只管认真治病，不能出任何问题，一出问题就要『通天』。病好了也不要催人家出院，要听安排。」三〇一医院对所有住进来的病人都进行了认真的医治。 但是，「九一三」之后，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冤屈和灾难。 关于罗瑞卿的治疗问题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罗瑞卿在家中跳楼「自杀」，人未死摔伤了脚。罗瑞卿属于总理亲自管的中央项目，具体事情由杨成武管事，他的去向我根本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罗瑞卿先是送到北京医院抢救治疗的，并在那里做了第一次腿部的手术。 六七年四月初，罗瑞卿才到三〇一医院住院，住在十四病室，项目组给他起名叫「郝少平」，中央警卫团派来的警卫人员，日夜不断地看守。十四病室是南楼高干病房盖好前的高干病房。 大约六七年六月间，我去总医院看望住院干部和医护人员时，第一次知道罗瑞卿在外科病楼十四病室住院。靳来川院长对我说：「周总理叫我们去，亲自交代说：『这是特殊病人，到了医院之后，除了向管他的人报告和向我这里报告之外，其他的地方不必报告。对他的治疗，要经我批准，才能执行。』遵照总理指示，我们没有向邱部长报告。」 我说：「总理有交代，我就不管不问了，你们做的对。对这些人的医疗，应当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对这种特殊病人，应当特别经心。」根据周总理对总医院的指示，我对罗在总医院治疗就根本不能过问了。罗什么时候开刀，什么时候开的第二次刀，什么时候出院，出院后到什么地方去了等等，我都不知道，也没有听人说过。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罗瑞卿在三〇一医院的治疗，是好是坏都同我毫无关系。不能因为我是总后勤部长，是三〇一医院的领导，就在我的头上加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应当肯定，罗瑞卿在三〇一医院是得到了好的治疗的，因为医院是坚持执行总理指示的。罗瑞卿自己都说过：「要不是三〇一医院给我做了手术，恐怕我连命都保不住了。」 当时，军队造反派成立了一个「斗罗筹备处」对罗瑞卿进行了多次残酷的批斗，在住院期间也把罗瑞卿搞出去批斗，为此，罗瑞卿的治疗常常中断，伤口不能愈合，形成股骨头坏死和骨髓炎等病症。罗瑞卿自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做截肢手术。同时三〇一医院非常负责地组织专家会诊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周总理看了三〇一医院的报告，看了X光片和特别画的手术示意图，周总理批准了这个手术报告。 六九年初，给罗瑞卿做了手术，手术前三〇一医院又给周总理打了报告，总理批示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和安全。主管医疗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长主持手术，由骨科副主任党广博和主治医生王一德主刀，主治医生宋运琴负责麻醉，著名专家外科主任陆惟善在手术室指导，虽然罗瑞卿患有心脏病，由于组织周密，认真负责，手术很成功。若干年后他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去做手术，却死在那里。 可是，连命都差点保不住的却是为他认认真真做手术的这些医务人员。罗瑞卿重新上台后，把这些做手术的医务人员几乎全部抓进监狱，并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当场扒掉他们的领章帽徽。靳来川院长关进秦城，曹根慧副院长关在白庙监狱，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在监押期间做了胃切除手术，还要吃监狱的窝窝头和白菜帮，我现在想起来都很寒心。其他的医务人员有的判了刑，有的被开除党籍，著名外科专家陆维善也被整治，撵出军队。 后来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聂帅拯救他们，才最后落实了政策。 关于陈老总的治疗问题 陈老总是我尊敬的老首长。他是一个在革命战争年代英勇战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人。在工作中，他批评了你，你都心里舒服。 陈老总得病是积劳成疾的结果。七〇年陈老总在石家庄，因身体不适总理批准他回京治病，是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直接给三〇一医院管首长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长打的电话，曹根慧立即答应并做了准备。陈老总是十月二十六号去住院的，住在南楼三层的套间，这是三〇一医院当时最好的病房了。陈老总住院后，我到医院去看望过他，因为陈老总没有带警卫员和秘书，南楼的医护人员对他照顾得很好，这下把陈老总感动了，他对我说：「我说一句倚老卖老的话，这些医护人员，比我孩子对我都关心周到。」当时陈老总还说了一句貌似玩笑的话，他说：「总理这个人呀，别人把他当驴使，他还尾巴翘得高高的往前跑。」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现在看来陈老总的话是对的。 叶帅和吴法宪也看去过陈老总，黄永胜知道陈老总住院后，叫我替他去看一下陈老总，我也照办了。因为黄永胜也病了，刚刚出院，经检査排除了胃癌，是肝硬化。黄永胜就是带着这样一个身体，「九一三」前在夜以继日的为党工作，全力协助总理，并在第一线和江青的错误对着干，「九一三」后也是拖着这副身子蹲了共产党自己的十年监狱。 经过专家会诊和肠胃钡餐透视等检査，并请北京的放射科专家对陈老总的光片进行了会诊、讨论鉴定，认为「不显示肠癌迹象」。这不是三〇一医院一家鉴定的，是和北京的专家共同鉴定的。 一个多月后，即十二月二十二日，因没查出病因，陈老总要求出院，曹根慧副院长希望他多住一段时间，再继续观察和检査，陈老总不从，他说：「毛主席快过生日了，我要去为毛主席祝寿。」曹根慧从病房一直把陈老总送到车上。 陈老总出院后情况不太好，他感到腹部很痛，二十天后，也就是七一年一月十六日他来南楼要求做理疗，幸亏理疗科的医生让他先检査一下，如果做了就坏了，这样会加速癌细胞的扩散。经南楼值班的陶医生检查，立即决定陈老总住院，医生都很热爱陈老总，先收留住院再说，并立即报告了曹根慧，曹根慧立即让著名的腹外科专家陆惟善给陈老总会诊，同时请了北京医院的周光裕主任。专家们摸到陈老总腹部有块状物，但X光片没有发现问题，拍片才不到一个月，即便有肿瘤也不会长得如此之快，大家分析，根据疼痛的情况急性阑尾炎的可能比较大，应立即进行手术。为了抢时间，简便请示手续，三〇一医院直接给总理打了报告，并直接送往中南海，总理立即批准了手术，并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一同去医院为陈老总手术做准备，卞志强也是专家，他是中南海的保健办主任。陈老总和张茜都同意做手术，靳来川院长，曹根慧院长，卞志强医生都亲自督阵。打开陈老总的腹部一看，不是阑尾炎，块状物是因肠梗阻积聚的粪便，病灶没有找到，找到病灶是必须的。但原来是为阑尾炎手术开的是一条竖的小口，现在要在腹部扩大探察必须再开一条横的刀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T」字形刀口，陆惟善和周光裕都同意这个方案，为了加强力量，靳来川院长又调来心肾科主任黄宛，外科副主任周明礼，病理科主治医生游联壁参加手术，同时让卞志强立即给总理报告，周总理同意了专家们的方案。 在进一步手术中，在陈老总结肠部位发现肿块，并与肝脏粘连，经快速病理检查确定为结肠癌。这时总理又打电话来指示：「组织全力抢救，需要哪个医院的医生马上去请！」陈老总的手术做得非常细心，做了五个小时后顺利完成。 手术后，总理对陈老总很关心，亲自安排到日坛医院做放疗，每次都是吴桓兴院长亲自给陈老总做，每次三〇一医院都有专人陪同。经过几个月的治疗陈老总身体有好转，体重增加，「五一」节上天安门还见到了毛主席。夏天陈老总从北戴河休养回来，特地把北戴河院子里的苹果带回来给南楼的医护人员，以表示感谢，是张茜亲自送去的，并且送给王锦联护士长一张陈老总和张茜的合影。陈老总在北戴河时，总理去看过他。在专家医疗组给陈老总检查时，发现癌细胞开始扩散，回到北京陈老总又做了第二次手术，但陈老总得的毕竟是癌症，于七二年一月六日去世。不过，那时我已因「九一三」事件被关起来了。 事后看来对陈老总的病有「不到」之处，但根本不存在「迫害陈老总」这个主观故意，这跟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设备的条件有关。发现不是阑尾炎后，采取措施得当，有人指责开了「T」字形刀口，试想，如把开阑尾的口子缝上再横开腹部，这样会耽误更多的时间。事后第二天，三〇一医院就以曹根慧副院长的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先送到我这里，我想了很久做了批示：「暂不要写报告，以后需要写时，再研究。」我做这样的批示有两层意思，对上保护总理，对下保护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因为一写报告就要在政治局传阅，江青他们就会攻击总理，别看他们对陈老总那么恶劣，但有辫子可抓时，他们也不会放过。陈老总住院时江青去看过陈老总，但总理到医院看王进喜时，本打算去看陈老总，由于时间紧得实在来不及就走了。这样江青会借此说她是多关心陈老总等等，而且江青他们特别会做戏，一定会追査医院的责任，在文革的环境中，医院领导和专家、教授有的是做不完的检讨，很耽误工作，靳来川、曹根慧这些人经常忙的饭都吃不上。事后我向总理说明了情况，并以我的名义向总理检讨了，总理表示满意。 这里还要附带说一个问题，就是陈老总搬病房的问题。这确有其事，但被传的沸沸扬扬的所谓对陈老总「不恭」，则完全是造谣，总后造反派利用此事为「由头」，搞派性打击别人是实质，对医院的具体工作人员都进行了处理是不当的，也肯定是陈老总不愿意的。事情是这样的，陈总在总医院南楼三层北病室住院，他住在进门的头一个病室，因为陈老总住院没有带服务人员，安排这个病房离护士站近，便于照顾。后来李作鹏也住院了，同陈总住在同一病室，并且住在最里面的一个病房。李作鹏住在医院还要工作，一天到晚去送文件的人很多，都要经过陈总病室门口。总医院从陈老总能安静养病考虑，同我报告了这个情况。我当即回答：「把陈老总搬到南病室去。」陈老总理解了搬病室的意思，很高兴地同意搬了。 关于贺龙的抢救问题 六五年十二月，解决罗瑞卿的会议以后，贺龙就不主持工作了，改为叶帅主持，但军委的事，贺老总还在管，那时主席对贺龙还是很好的。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变化很大。记得是六六年九月初（肯定是十一前），林总在大会堂召集军委常委会，除贺龙外的元帅都来了，我也列席了会议。林总说这个会是毛主席让给军队的高级干部打招呼。在会上，元帅都发了言，拥护毛主席的决定，拥护林总的讲话。这个会是萧华在具体张罗，会后萧华对我说：「贺老总（萧还是这样称呼贺龙）经常表扬你，但你也不要背包袱。」我没有搞清萧华这样无头无脑的话，我没有吭声。贺老总对我的工作的确是很支持的，文革初期造反派也抓了我这一条，他们把我和贺老总的照片拿去示众，我心里还是有些紧张。为此我去杨成武那里探探底，没想到杨成武大笑起来，杨说：「他（萧华）在吓唬你。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贺龙的事跟你毫无关系。」 大概在六六年秋天，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集合，各自坐各自的车到京西宾馆后由萧华，杨成武带队换乘两辆大轿车到叶帅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上车后还拉上窗帘，萧、杨在车上说，临走前总理特别打电话交代，到叶帅家看材料重点是看通敌问题。我想总理的话也是在贺龙的问题上给大家一个态度，毕竟总理和贺龙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并把贺龙引上革命道路。关于所谓贺龙的「通敌问题」，总理是认真的，这个认真想必是来自毛主席的认真。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央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指出「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当时毛主席、周总理还健在——这个「中央当时认为」肯定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了。如果不是这样，而如毛主席说的，是林彪搞的，那就直接点林彪名字了。 到了叶帅的会客室，叶帅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不少人揭发了他的问题。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来看一看。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萧华、杨成武提到投敌问题，叶帅又强调，大家都争着去看这份材料。萧华忙说：「不要乱，不要多拿，每人只拿一份，然后交换看。」会客室的桌子上放着十几份材料，这些材料都是贺老总比较亲密的部下说了一些事事非非、捕风捉影的事。只有一件是总理提供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贺老总写给国民政府里任职的旧交的，信里也没有太实质性的问题，这可能就是总理所谓的「通敌」问题吧。 贺老总的项目问题我是一点不知道的，中央项目组是极其严格和保密的。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只听到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总理叫把胡子放到象鼻子沟去了」。象鼻子沟和西山是一个山坡之隔，是国务院系统的战时指挥部所在地。在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也只听到黄永胜说过一句「彭德怀和贺龙的案子杨成武的时候就基本定下来了」。 贺老总的夫人薛明说了我一些不好的话，是她不了解情况，看在贺老总在天的冤灵，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我保外就医后在北京见到了当时三〇一医院的负责同志，他专门给我讲了贺老总的治疗、抢救和死亡问题。 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〇一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说：「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曹副院长立即进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给贺老总看过病的主治医生黄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到了贺龙的住处。黄秀琴诊病时，薛明和项目人员都在场。黄医生经过诊断立即向曹副院长汇报，因为曹副院长根本不知道贺老总的住处，他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黄医生认为贺老总的住处不具备抢救条件，这里去三〇一的路途不远路况又好，请示送三〇一抢救，曹副院长立即决定「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长又立即向靳来川院长汇报，靳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 贺老总到三〇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墩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X光机也由萧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是5%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〇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世。 贺老总去世后，黄永胜指示一定要薛明去见一见，并指示一定要找到在京的子女也去见一见。黄永胜是冒了一点风险的，因为让子女去见面，他没有向政治局报告，是不是向总理报告了，我就不知道了。薛明和他的儿子、女儿都见到了贺老总的遗体。贺老总去世的当天，三〇一医院就向中央写了报告，贺老总的后事都是按中央的指示办的。 「九一三」以后的七三年底，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贺龙问题时说：「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整错了贺龙」。整错了贺龙是事实，但是林彪听了主席的一面之词，还是主席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在六六年九月，林总关于贺龙问题的打招呼会议之前，我从来没有听到林总讲过贺龙的话，只是在九大时，我才第一次听到林总讲贺龙的不是，虽然只是几句话，林总说话还有些呜咽，看来是主席给林总打过什么招呼，说过什么「小话」，把林总给说伤心了。 但是，毛主席说贺龙就多了，例如，六八年杨、余、傅到台前后，毛主席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时说（大意）：我原先是保贺龙的，后来我知道他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尤其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主席又专门讲了贺龙，主席说：「过去我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不能保了，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人的揭发看，他是有反党篡军企图的，但没来得及。……」 现在，在贺龙等老同志的治病问题上，说林彪（也包括我）是诬陷，是犯罪，而毛主席是犯了错误，周总理是做了违心的事、说了违心的话，这是对历史的编造。 关于徐海东的医疗问题 徐海东是多年以来的老病人，他离不了医疗条件，也离不开氧气：对他的病情，我早就知道。五九年，我当总后部长后，徐海东的老部下、总后营房部部长苏焕清陪我去过他家，我对他的病情就更清楚了。我向来主张对徐海东应有很好的护理、医疗和生活条件。 我曾经当着徐海东和夫人周东屏的面向苏焕清交代过：「今后除总参管理局门诊部常规管理外，需要有什么特殊办理的事，可以直接同总医院办，也可以告诉苏焕清办。」徐对我的交代很感激。 徐海东的医疗保健，五九年以前由北京医院直接管理，具体的医疗工作由总参管理局一门诊管理，同总医院没有发生过医疗关系。徐海东需的药品和氧气，总参一诊部可以向北京医院直接办理；需住院可以直接住北京医院。这种关系已经行使多年了。六四年我批准给徐海东的家重新修理房子，翻修好之后，我又看他时，曾问过他对医疗和生活还有什么问题。他的回答是很好，表示很满意。在闲谈中，徐海东还对彭德怀表示了极大的气愤，对林彪进行热情歌颂。 徐海东在文革中的不幸首先是在于他的秘书陈玉炳，文革初期陈玉炳就写信诬告徐海东，对徐海东的精神和身体造成极大伤害。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杨成武对徐海东是不感冒的，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后，杨成武召集会议，布置军队各单位刷徐海东的大标语，其内容能回忆起来的有「打倒徐海东」，「徐海东是陈再道的黑后台」，等等。杨成武还在军委办事组的会议上布置开徐海东的批判会，杨在会上说：「徐海东不是好东西，你们谁和徐海东有关系，赶快划清界限。」杨成武还布置军委办公厅金涛、路阳对徐海东家进行监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海东的医疗工作势必受到影响。六七年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对医疗保健工作进行整顿，徐海东的医疗保健工作一直在北京医院，这时就转到三〇一医院管理了。总医院南楼的医务主任李晋几次走访徐海东的家，对他的医疗工作有检查，本人也感到满意，并未提出过什么要求。可是徐海东的秘书陈玉炳又写信诬告三〇一医院，说三〇一医院对徐海东太热情，这里面可能有阴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对总医院报告的批示是：「徐海东的医疗由他们本单位（总参）自己管，今后三〇一不管了。」事后，我专门对靳来川院长说：「我那个批示是给杨代总长看的，徐在杨的手上，不要因这件事得罪杨。对徐的医疗保健由总医院管理，由总参门诊部执行。你去和徐本人和周东屏讲一讲。」 后来徐海东的家属不准总参门诊部的医生护士进门，一定要总医院的人才能给徐做医护工作，徐海东的家属同总参门诊部严重对立，徐的护理确实受到过影响，但这后面的政治问题，徐海东的家属并不清楚。杨成武倒台后，周东屏给叶群写信说（大意）：「总参门诊部不管徐海东的医护工作了，连氧气都不供应。」徐海东的子女也给江青写信反映情况，黄永胜还见了徐大将的儿子徐文伯，黄表示会很好照顾好徐的生活。黄永胜还叫总参政治部、管理局派人检查，但当时双方情绪比较对立，检查的结果报告是：「家属报告的情况不实」。对此，总参门诊部的群众对徐海东的老婆写了大字报。经过检查之后，黄总长的指示是：「徐海东的医疗保健工作仍由总参门诊部负责，并要把工作做好：在医疗中有什么困难，立即请总医院解决。」我的指示是：「对徐海东的医疗保健工作，按照总参首长的指示办理。并要同总参门诊部一起把工作做好。」 这就是对徐海东医疗保健工作的简要情况。 关于傅连暲的问题 傅连暲是总后卫生部原挂名副部长（一九六四年己免职），他住在香山。文化革命开始后，卫生部主要批判傅的「养尊处优」，「修正主义」。后来在他家抄出一个箱子，傅把他死后的碑文都拟好了，并亲笔以他十几岁儿子的名义写了一篇悼念自己的文章，引起了卫生部干部群众的不满，在文革那种「革命」的年代这是可以理解的，总后党委和我都批评了傅，这也是正常的。我和傅连暲关系很好，长征路上天天走在一起，我更知道他是一个闲人，而且主席前不久在傅连暲给他的信上做了「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以保护」的批示。党委和我没有一个人要动他。但傅这个人和不少人有过节，如在延安时，卫生部买了十个热水袋，因为工作疏忽忘了给主席分一个，因为傅连暲告诉了主席，主席发了姜齐贤的火，并调动了姜的工作。 六八年初，总理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卫戍区去人马上要带走傅连暲，卫戍区的来人，竟带着总理写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有了总理的指示，事情是必须办的，我让秘书告诉卫戍区的人去找陈庞，陈庞在总后是管专案的。陈带着卫戍区的人到了香山，由干休所长带路，翻墙进了傅的院子把他带走。过了几天（那时我不在碰头会，不是天天见总理）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暲？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暲就死在秦城。 傅连暲被中央项目组关进秦城后，总理向叶群透了气，叶群为了顺应中央对傅连暲的严厉态度，特地从外地调来当年的林办原秘书赵川写过一份傅对林彪治病情况的材料。因为林办没有打字机，叶群便叫胡敏和我的秘书吴瑞云去把材料拿回总后打印几份。胡因为初到总后不久，不懂得办事规则，便把材料交给吴瑞云去办。这仅仅是一件具体差事，胡敏根本不知道叶群要他们办这件事的底细。关于傅连暲的问题曾对我多次审问，我都如实说清楚了，但我没有提起总理。 听完我的话，审査小组当即就说：傅连暲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暲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项目混为一谈。 所谓迫害干部和群众的问题 中央审査组，对所谓我在总后机关迫害干部和群众的问题的进行了反复审查。本来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经过总后造反派的捣乱，破坏，颠倒黑白，把事情的本来面目搞乱了。 总后机关是全军文革支持造反派的发源地，全军文革学着中央文革所谓「相信群众，支持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调子，纵容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的造反派「红纵」，在六六年八月底就到北京进住了总后机关大院。全军文革依靠这支队伍，把总后机关搞乱了，成了全军大乱的典型。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军委发布的《八条命令》，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打击了造反派的反动气焰。六七年五月十三日，驻京各机关的革命派站出来了，把反党乱军、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打垮了。总后党委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对造反派进行了坚决的打击。中央发出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后，造反派的首恶和骨干分子受到审查和处理。 第一，总后党委决定，对二医大「红纵」，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机关造反派三个造反派，实行彻底搞垮的方针。当时对造反派的打击，同文革结束以后清理三种人是一样的。 第二，动员广大群众，对上述三个造反派的罪行，实行彻底揭发批判，对造反派头子进行了整肃。 第三，对造反派后台进行了坚决批判。总后政治部充当造反派后台的领导干部停职反省，历史反革命分子陈政由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元帅批准，由卫戍区逮捕法办。充当各大单位造反派后台的领导干部也受到了应有批判。我们对造反派的斗争是坚决的，否则，造反派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直到六九年机关整编才基本告一段落。总后机关打击造反派，对总后机关正常工作和机关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中，整过头，甚至整错了的情况肯定会有的，这在运动后期会甄别和纠错的。但我们在运动中就被打倒了，很多工作并没有来得及做。 总后死人的问题是重点审查的主要内容。审查组问：「总后死人不少，以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有的人与你有直接关系。」 我回答说：「总后死了多少人，我的确不知道。虽然文化大革命是特殊的政治运动，但我是总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我有领导责任。人命关天，死了人总是大事，要深刻汲取教训。」 「不完全是这样。有的人之死你有直接的责任！」 我说：「总后死的人，除后勤学院的王述臣是他老婆利用送饭的机会，用药毒死的，属他杀，周长庚是病故之外，其余的人都是自杀的。这总是事实吧！如果说有直接责任的话，全军文革比我的责任大得多，全军文革不把总后搞乱，那些自杀的人不造总后党委的反，不搞打、砸、抢，事后也不会被审查，自然也不会自杀了。」中央审査小组的人把话题一转说：「这样谈不解决问题。我们谈具体的人吧？」。 审查小组提出，有八个人之死与我有直接关系。这八个人就是：汤平（总后副部长），周长庚（后政副主任），杨树声（后政保卫科长），申茂功（后政文化部俱乐部主任），王述臣（后勤学院教员），顾子庄（营房部设计院工程师），毕迪平（军械部助理员），张凌斗（工程学院秘书）。他们提出八个人的名单，我感到有些突然，因为这八个人，我认识的人只有汤平、周长庚、申茂功。王述臣只知道其名，没有见过面，其余的我根本不认识。 关于周长庚之死。周长庚是六九年冬战备疏散到四川广元总后仓库的，因心脏病突然发作，送到成都军区总医院，抢救无效而病故的。 周长庚是红二方面军老医务干部之一。原为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后调总后政治部任副主任。五九年我当总后部长之后，才认识他，他对我当总后部长真诚拥护，在工作中合作很好，周长庚在总后的工作中，始终都是站在党委一边的。六三年，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反对总后副部长饶正锡，我和李聚奎找贺诚、周长庚谈过一次话，周坚决站在总后常委一边，对贺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周长庚即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徐向前给我下命令把我送到二医大「红纵」的虎口上的第四天，即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晚，周长庚找了少数几个人研究过「总后文化大革命的前途问题」。他们认为我肯定要被打倒，他准备对造反派表态支持；但他们的大字报还没有公布出去，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就派叶群把我抢救出去了，周长庚等人的态度又变过来了。后来，政治部的干部群众就抓住周长庚的这个问题不放，一直过不了关。 六九年冬，中央决定实行战备疏散，「闲人」一律送到北京以外地区。在军委办事组的战备疏散计划之下，总后也搞了一个战备疏散名单，我在该名单上划了一个圈，周长庚就是这样被送到外地去了。 周长庚死后开了追悼会，《解放军报》发了消息。在文革的情况下，我和总后党委算是尽到力了。我在疏散的文件上划了一个圈就要抵偿一个人的命，我认为是不适当的。后来的总后王平政委，依从了造反派不符合事实的意见，不仅把周长庚的病死算我的罪行，还对政治部关广发、周子健等同志进行了严惩。 关于申茂兴之死。总后政治部文化部俱乐部主任申茂兴是在六九年自杀死的。申茂兴我是认识的。六十年代初，正在困难时期，我对俱乐部经常搞舞会曾经提出过批评。当时，总后政治部的领导，在批评申时也话里有话地说：「邱部长不会跳舞，你们搞这么多舞会干什么？」俱乐部对我的批评不满，他们认为，我是不会跳舞不参加舞会，才批评他们的。 六七年八月间，上海二医大「红纵」进驻总后机关之后，申茂兴就是造反分子之一，他秘密同二医大「红纵」联系，曾经被保卫部门抓过。当时，总后政治部要把申茂兴下放基层去锻炼，我没有同意。 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徐向前给我下命令之后，总后政治部立即成立了机关造反总部，申茂兴是造反派的武斗队长。为了对我进行批斗，申茂兴领着武斗队进行了三次演练，并多次用活人做道具演练「喷气式」，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二医大「红纵」在总后礼堂斗我，申茂兴担任武斗总指挥，并亲自上阵对我搞「喷气式」，几次指使人揪我的头发，他叫嚣「要揪掉才是对三反分子的阶级感情」，并叫人穿上大头鞋踢我的肝部和腰部。造反派垮台之后，他自知罪过太大，认为检讨也过不了关，精神高度紧张。当时，毛主席正好有「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批示，我认为申茂兴的问题不是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叛徒、特务那样的历史问题，因此，我在总后政治部一份简报上批示：「对申茂兴实行群众专政。」 总后俱乐部是造反派武斗队的主力，他们见申茂兴被专政了，怕申茂兴把他们都供出去，为掩盖他们自己的劣迹而过关，纷纷起来揭发申茂兴，把罪过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这些「群众」贼喊捉贼地毒打申茂兴，申茂兴深知这些「群众」的意图，他感到无望，又忍受不了毒打，就自杀了。 关于王述臣之死。王述臣是后勤学院的教员，在文革中是后勤学院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的主要头子之一，是第一勤务员。六九年冬或七〇年春，组织上查出王述臣解放前当过伪警长，根据当时的中央《公安六条》，他属于不准参加群众组织，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阶级异己分子，再加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对他实行隔离审查。 王述臣是个不折不扣的阶级异己分子。他趁文革之机，坚决反对总后党委，坚决反对后勤学院党委。他带领「星火燎原」干尽了当时所有的坏事，如冲击国防部，参加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与外交部造反派一起造陈毅的反，自称反了九个元帅（除林彪），更严重的是他带人砸了总后保密室。 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林总在总后召开干部大会，总理对我发表长篇鼓励的话。「星火燎原」感到末日来临了，为了把罪行推到王述臣的身上，他们就决定对王述臣下毒手，实行杀人灭口。王述臣自己也认为在劫难逃，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叫他老婆利用给他送饭的机会在饭里放了毒药，共同自杀，王述臣自己吃了，中毒而死。 星火燎原的「高参组」、「勤务组」在后勤学院小山会议室开过一次会，那次会是疯狂攻击毛主席的。这样的恶毒攻击，我看到的还没几个。对这样的问题，我不仅当时站在党的立场上，现在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也还会站在同样的立场上的。对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相信，除了反革命分子之外，都会站在党的立场上的！ 过了几天，审查组说：「对死人的具体情况就不再说了，今天着重谈认识问题。对死人的问题，希望你在认识上能提高一步。」 根据审查组提出的问题，我讲了自己的看法，我坚持如下三点： 第一，总后死了人，是由于造反派把总后搞乱了，被揪斗的各级领导干部太多了的后果。造反派不把总后搞乱，就不会发生治乱的问题，广大干部群众对造反派仇恨太深，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另外，如果全军文革不下命令，不要说一个造反派组织，十个造反派组织也搞不乱总后的。所以把死人的责任加到全军文革头上，是合适的，因为是全军文革下命令把总后搞乱的。 第二，总后死了人，不管出自什么原因，我都承担责任，因为我是总后主要负责人。清理阶级队伍，虽然当时有分工，但我决不把领导责任推给别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的指示，当时，说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国都按中央的指示搞，总后不可能不搞。 第三，总后死人，除王述臣是他杀，周长庚是病故的之外，其他的都是自杀的。其中有的是造反派借刀杀人，把人整死。死了人是当时执行党的政策中出现的问题，总后死了人我负责，全国死了人主席负责，这是对的，但这不涉及到法律问题。如果有人企图用法律手段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死人的问题，这是否定毛主席的恶毒手段。 万毅的谈话 八〇年四月下旬，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常委万毅到秦城监狱来同我谈过一次话。地点在二十一监楼预审室，时间三小时以上。 一天早饭后，一位监管员走进监房来，笑着同我说：「走，中央来人找你谈话。」对此，我并不惊讶，中央审查小组早就告诉了我中纪委会来人同我谈话。我走进预审室倒惊讶了，因为摆设的格局都变了。原来长条形的预审桌，变为方形的谈话式的桌子，桌上还摆了一瓶花，原来我是坐矮椅子，今天同他们一样都是坐软椅子，原来我喝水的杯子不一样，今天也一样了。在约二十平方米的预审室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就算了不起的大事。 今天同我谈话的是三个人，万毅和随员二人。其中一个随员还是后来的法官。我在万毅对面坐下。有一位随员首先说：「今天万毅同志代表中央来同你谈话。」 「啊，还认识吗？」万毅首先说话。 「嗯，不敢认了。」我回答说。 「不用客气，今天我们在一起谈话。我们都在四野嘛，你在八纵我在一纵。」 「啊，想起来了。你是万毅司令员。过去我们在一起打仗。打天津时我们还在一起吃过饭。」 「对呀！过去我们在一个战场上打仗。今天又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看到你了。」 「事情常会有变化的。」 「你穿得那样破烂，这是为什么？」 「没有穿的呀。冬天更难过，现在天气暖和了，好过一些了。」 「唉，事情使人难以想象。可否让你的孩子搞点衣服来穿，这是比较方便的办法。其余的办法都要费很多周折的。」 「孩子恐怕自身难保，他们都还在受株连，不会有什么办法的。」「听说，你想要读点书都很困难，我们设法给你搞点书来。在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吗？」 「谢谢你。此一时，彼一时，想不到有什么困难。」 「好。我们就开始谈正题吧。中央审查小组给你搞逼、供、信了吗？」 「没有。」 「我们先谈林彪问题。林彪的问题，牵扯到很多人，但牵连其中的人和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正是因为有这些差别，中央处理问题时就要分别对待了。我说的意思；你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我准备了：活着当囚徒，死了当野鬼。」 「开了十一大之后，还是这种想法吗？」 「我对十一大不了解。」 「中央的政策，现在也在变化。对党总该有信心嘛？」 「我永远相信党。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宣布对我审査时，我当即向总理表了态。我说：拥护中央对我的审查措施。我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同时也相信我自己。」 「啊，三个相信很好嘛！现在也还要有这个信心才好！」 接着，万毅谈了我交代的问题。 「你已经关了八年多了。现在是你的关键时刻了。现在对你的审査，与其说是对你的改造，还不如说是对你的挽救。你的问题很快会得到处理的。这点你还是要有信心！」 「你写的材料，我看了不少。总后死了人，从领导责任上来说，个个都可以追到你的头上，从法律上来说，你没有杀一个人。何况，你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立场转过来了，决定不追究刑事责任（还念了我的交代材料的一大段）。你相信中央的政策吗？应当相信。」 「你跟着林彪，不能说没有干一点坏事。但全案摊开之后，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你的问题同别人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差别。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这就是现在中央的方针。」 「任何人都会相信真理！」 「你的问题，很快会得到处理，总不再需要两三年了，这点你有预感吗？」 「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我相信我的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的。打倒『四人帮』后，我想立即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现在，我就不再想这些问题了，因为想也无用。我可以直率地说：把我们关进秦城本身就不符合党的政策。」 「中央对你的问题，会处理得很好的。对你的宽大，连你自己都不会想到。通过你的问题的处理，要使大家看到，实事求是是中央的基本方针。最后，希望你对自己的前途不要失掉信心。你不是抱怨看不到什么报纸吗？过不了多久，你什么报纸都可以看了。……」 「好。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 自从中央审查小组对我开始审査后，狱方对我的态度就大大变化了。对我好的更好了，不大好的人都改变了态度，要安眠药，不仅不困难，而且每天都送上门来；对我态度最冷淡的监管员，打好饭之后都要问一句：「够了吗？」夏天放风的时候都要为我选个最阴凉的地方；监狱当官的进到监房来同我谈话等等。 八〇年大约是四月底，或五月初，监狱一个负责人来到我的监房，谈笑风生约两小时。据说，他是监狱第一把手（我称他为光头主任），以后还同我接触过三、四次。 这位监狱负责人来监房时，一行三人，进来之后，我用唯一的一张小马扎请他坐下，我同他的随员都坐在床上。他坐下后即说：「今天来看看你。这里并不是个好地方，也很不平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公安部的坏人经常在这里挑起武斗。这里也有造反派，被他们搞得乱七八糟。你认识的傅连暲，这里的造反派不给他饭吃，活活饿死了。公安部的杨奇清副部长关在这里，斗了他半个多月，打得非常厉害，后来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总后那里的造反派打你，我们都听说了。」 「你没衣服穿，我们知道，也向上面报告了不知道多少次，但都没有人管。我们也看到了你穿的破烂得不成样子，但就解决不了。我们这里，是别人来不了的地方，但也是有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地方。」 「你们吃的伙食，只要抓得不紧，问题也就出来了。可能你已经感觉到，伙食是时好时坏。」 对那位「光头主任」的话，我只是听，别的话一句也没有说过。 八〇年五月底，或六月初，监狱的另一位负责人，又同我谈过一次话，他同我谈话的时间有一小时多，从他对我谈话的态度来看，似乎是有「送行」之意，可是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又不是那回事。 中纪委审查小组最后的话 审査一开始是对我严格执行政策的，他们对我审查的基本方针是：搞清问题，争取对我宽大处理，这和李震时期的中央项目组的审查成了鲜明的对照。李震时期的中央项目组主要是抓「两谋」的「反革命」的材料，中央审查小组是落实真凭实据的材料。 他们说：中央对你的审查是很重视的，我们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对你的案情做了反复研究。 他们说：「我们这样做，是从『事』求是、而不是倒过来从『是』求事。」 他们说：对我这样的人物，要以搞清问题就要先搞清楚事实，并用党的政策界限去分析事实，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以搞到什么材料为满足，就必然走上逼供信。因为对被审查的人，要抓住一点半点材料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把问题搞清楚就不很容易了。 中央审查小组基本上坚持了回到当时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去考虑，放到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考虑，把我放进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在内的领导集体之中去考虑，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他们注意到了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我的问题，对我的问题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忘记就是忘记了。对问题宁可交代不完全，也不可以想当然凑「完满」。 八〇年七月上旬，中央审查小组的审查就宣布结束了。 中纪委审查小组对我的审查结束的时候，全组人同我做了一次比较长的谈话。主要说了如下两点。 他们说：我们接触已经八个多月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对你的问题已经搞清了，其问题的性质同我们预料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搞清楚了你的问题，也认识了你这个人。前不久，万毅同志代表中央又同你谈过话，我们相信你是心中有数的。对你的问题，目前是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认为，你的问题已经清楚了，无论用什么形式审査也是变不了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完全负责，你尽管放心。我们很欣赏你过去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决相信党，特别当党不信任自己的时候，更要相信党。对这个问题，你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点是根本的。过去，我们同你说过多次，能够为你争取到宽大处理，我们感到高兴，对党也是一个贡献。对你的审査，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你邱会作本人！我们的工作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但对你的处理终究是要服从组织决定，要遵守纪律的。这个道理你也是很清楚的。 他们还说：我们接触之初，你同我们说过的两句话：「心中无愧，不怕见阎王。」这是你的态度。这句话我们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送你一句话，那就是：「不要为自己帮倒忙！」我们的话对你会有用的。另外，记录问题你是很不注意的，你存在记录无用」的思想。你要知道，是有用的，用处很大，可以作为处理问题的根据，并不是一张废纸。 当然，这段历史的内幕我是不知道的，如果说这只是为了捉弄我一番也大可不必，但他们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愿望毕竟没有实现，有些人还参加了公审。回想起这些，我的心情很沉重。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所在，是党的光荣传统。可是这个根本，这个传统，往往被自己破坏。广大干部群众是能坚持实事求是的，但无济于事。职务越高的人，甚至是很高的领导人，往往不能实事求是，他们习惯用个人意见代替政策，用权力代替实事求是。 对于公审，我自己认为我没有什么罪行，中央审查小组也认为我没有什么罪行，双方都应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可是公审自己吃了大亏，发生在文革中这样一个特殊的、复杂的环境下发生的事，而且这些事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部署相关，为了顾全大局，自己当错误来认，结果法庭当罪来办。实事求是到底在哪里！？「大局」「态度」一直困扰自己，自己本质还是幼稚，我坚信党而不是某些人，而某些人却能左右党，这就是悲哀。 第四十二章 移交高检与预审 补办逮捕手续 中纪委审查组的审查刚结束，我对中纪委审査小组「美好的话」还没有来得及深想，仅隔十几天，就宣布对我补办逮捕手续，这也是我没想到的。可见上面斗争是激烈的，实事求是地解决党内问题、路线问题是很艰难的。 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在秦城监狱以总政治部保卫部的名义，为我补办了逮捕手续。我在卫戍区关了五年又三个月，在秦城监狱关了近四年，关押快十年了，才办逮捕手续，真是古今中外的大奇闻。毛主席和周总理只把我送进了卫戍区，隔离反省。毛主席、周总理不在了，我又被关进了监狱，现在又进一步要把我公审了。这说明邓小平这些人是不愿意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们从法律上抓辫子，利用军队原来的造反派为骨干，来打击我们，他们并没有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法中走出来，而是「现在轮到老子了」。 宣布补办逮捕手续的人好像天生只会板着面孔，特别凶。在补办的逮捕证上，我签了一个名，并写上「服从中央决定」几个字。他们不愿意我写这几个字，我坚持要写。另外，非要给我照一张相。对我逮捕的「法律」手续就算完成了。我对逮捕不逮捕是无所谓的，关着就是实质，其他都是花活。 过了两三天，在预审组长陪同下，来了六七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来人的面部表情，严肃到了使人害怕的程度。组长对我说：「今天专门谈『八八』问题。」 我从口袋里，把过去写交代的底稿拿出来了。他们打开录音机，我就一字不漏地念开了。我大约念了二十分钟就念完了。此时，他们说：「你的稿子还是过去的，一点新内容都没有！」 我回答说：「过去我就把情况全部交代完了，当然不会有新内容的！」 「不尽然吧！何必同我们对立，把问题搞清了对你有好处。」 「要是有好处的话，早就该有了。这个问题在八年以前，即七二年三月间，我就向当时的中央项目组交代清楚了。」 「不要过早封口。吴法宪交代了过硬的材料。你是在场的人之一，能与你无关吗？」 「我希望你们有过硬的材料，完全可以定罪的材料，这样，我就可以不受罪了。因为这个材料我已经写了几十次了。我同吴法宪是两个人，这总该是事实吧！」 「我不知道他交代的内容。」 「根据你们提供的情况，我认为不排除两点，一是，吴法宪、叶群可能利用我不在的时候说了什么。二是，也不排除吴法宪说假话的可能。」他们听了我上述意见之后，一句话没有说，就宣布：「谈话到此为止。」 又过了两三天，预审组又同我谈了一次话，他们首先说：「你前几天对『八八』问题对我们有启发。」以后他们就没有再问了。 由于总政保卫部的预审就要结束了，他们又郑重其事地同我谈了一次话。他们要我谈谈补办逮捕手续之后的感想。我说了两点： 第一，屈从中央的决定。前几天，狱方就向我宣布了七三年十大的决议：邱会作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不是说要光明正大吗？怎么对我们的决定七年后才通知我。 第二，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我毫不害怕。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一定坚持：永远不反对毛主席，永远不反对党，永远不说假话，我对自己心中有数。 又过了十多天，即到了九月初，预审组负责人刘宝庆，监狱一个工作人员，在秦城监狱二十一楼预审室向我宣布：「现已査明，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移交检察机关。」这次宣布，前后只有五分钟，并且只是口头的，并未立记录，我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签名。 「反革命主犯」问题 八〇年九月上旬，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在秦城监狱开始对我进行了连续十多天的预审。 预审组由三个组员、一个记录，共四个人组成。我一见到组长王瀑声，即大吃一惊。 王瀑声原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几易其主的人，文革开始的时候曾经多次表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远学林副主席，近学邱部长，坚决跟着邱部长一起闹革命。但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后，他又投降了造反派，当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派叶群把我从武斗场上抢救出去之后，王瀑声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来。「九一三」之后，王瀑声又转回造反派一边去了，这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组长王瀑声的本来面目。组员孟恩庆，从他对我的凶恶态度来看，很可能是军队政法部门的。 看到这样的阵容，我真是一肚子气，但对邓小平、彭真的路数也就清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的目的是两个：（一）为确定我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二）为确定我的反革命找「证据」。 其实，搞来搞去，内容还是那些东西，不过，不同名义和目的的审査，各取所需，各有各的利用角度就是了。 高检预审组主要的是企图抓到我在文化革命中同林彪有「反革命」关系和参与「南逃另立中央，谋害毛主席」的「两谋」问题。 高检预审组对我审査一开始就说：「现在我们对你的审査，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问题的审查。你是这个集团的主犯，也应当受到国法制裁。你必须如实回答我们向你提出的问题。」 我说：「江青是什么样的反革命集团，我不清楚。有没有林彪反革命集团，我很清楚。」 「你不认为林彪搞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你说说你的理由吧。」 我说：「现在，我就借你们对我审査的机会，说说我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看法并希望你们记在记录上。 「第一，我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总会有纲领，有活动和有罪行。对这个问题你们能指出事实吗？第二，林彪反革命集团成立于何时？第三，我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根据是什么？我的罪行又是什么？我在林彪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很长，哪些是工作关系，哪些是反革命关系？对这个问题，请你们指出来。」 「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还有什么疑问吗？」，「亲信就是反革命集团关系了？我是不能同意的。什么叫亲信，希望你们有个明确的概念。」 「亲信就是结帮、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这样对你的吗！」 「我知道你们所谓亲信的概念了。九大之后，周总理同我谈过一次。我说我参加政治局是黄牛当马骑，总理回答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我现在也只能用总理的话来回答你们。」 「你是政治局委员就决定了你的问题的性质！这点你总不能否定吧！」 「现在我又多明白了一点你们的逻辑了。政治局委员就等于反革命，这就是你们决定问题的根据。」 根据他们提出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一致」的问题，我说：「根据历史事实，林彪、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维护毛主席，有过工作的关系，但主要是斗争。这里，我不讲林彪同江青斗争的全部问题，只简要说四点。 「第一点，不准造反派夺权。林彪对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是没有表过态的。正是因为如此，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还有人指责林彪是后台，这点你们可能不清楚。 「第二点，不准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林彪防止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是像防贼一样的。不准他们进来；也不准军队有中央文革的代理人。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就是为了挡住中央文革的张春桥进军队的。 「第三点，不准军队搞四大。六六年五月间，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央军委立即决定，军队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三月间，中央军委又召开了全军军级干部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对稳定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六年十月，林彪确实同意了军队院校搞四大的《紧急指示》，这当然是错误的，给军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文件是谁起草的？是全军文革起草的，用来将老帅军的，林彪、叶帅、聂帅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四点，不准江青一伙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没有夺去军队更多的权力和军队没有乱，林彪是有功的，军委办事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九一三』之后，江青一伙大发横财的主要『资本』就是他们抓住了『林彪反党集团』反江青一伙的事实。」 「你说的那些，不在我们审问的范围之内。根据你同林彪的关系，我们认为你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确定我为「反革命」的证据 高检预审组在先给我戴上「主犯」帽子的前提下，进一步就要找到我的「反革命」证据。他们指出如下五个问题，其实都是捞稻草。 第一，关于烧毁材料的问题。 「为了掩盖你同林彪的反革命关系，『九一三』之后，你烧了很多的材料。你应当老实交代！」 「九一三」之后，我的老伴和大儿子确实烧过一些和林彪、叶群合影照片，叶群、陈伯达写的诗词等无关重要的东西，有些东西也是我交代秘书办的，烧了什么，在秘书的工作日记上有记录。要是反革命材料，我还能让秘书经手去办吗？我的工作文件、数据，有关工作方面的档案，不会少一件的！」 「既然你烧的是不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又要烧？」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烧了一些东西，主要目的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和林彪、叶群关系密切。现在想起来，毫无必要。李作鹏就没有烧，难道他就不是你们所说的主犯了吗？」 第二，关于反对徐向前的问题。 「你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恶毒攻击徐帅。你反对徐帅就是犯罪！」 「徐向前利用职权，把我推到二医大『红纵』的虎口上送死，我就不能反对他的错误？况且，徐帅不止一次向我道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徐帅也向我道了歉，当时很多人都在听。如果是犯了罪，我根本不推脱。可是，我的犯罪是从徐向前那里来的。他利用军委副主席的职权，把我推到二医大『红纵』虎口上去，当时正是造反派搞武斗最厉害的时候，『红纵』是要把人往死里整的，这是什么问题？难道我就不是老干部，就可以让人任意宰割，而且，当时陪斗的还有很多总后的其他领导呢！当时叶帅、聂帅对徐向前极不负责的做法是很气愤的。这个问题，如果我同徐向前的关系打个颠倒，我要是有权力把徐帅推到二医大『红纵』的虎口里去挨斗挨打，今天扣到我头上的帽子就是不折不扣的谋杀徐帅了！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我和徐帅的疙瘩早就没有了，徐帅在历史上是有大功的。我看你们未必是为徐帅『伸冤』，徐帅也未必同意你们这样做。你们只不过是借着徐帅的牌子打击我就是了。」 第三，关于「砸烂总政阎王店」问题。 高检预审组指控我：「你是参与砸烂阎王店的积极参与者」。 「这是毫无根据的。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说了『砸烂总政阎王店』的话，这句话当时是气话，当然也是错话。后来总政军管了，这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我倒没有看到林彪有什么批示。」 第四，关于「看总政档案」问题。 「你派人偷看总政的档案，要老实交代！」 「不是我派人，是我同意了总后文办的建议。况且，也不是偷看，档案还能偷看得到？档案保留下来就是给人看的。关键的问题是我当时的职务有没有批准看总政档案的权力，如果有就是正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看档案的不计其数，比如说，不看档案，群众怎么知道不少老干部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呢？我看那些砸军队机关档案室，抢走机密档案的造反派才是违法犯罪呢！他们抢档案干什么？就是为了看嘛！」 「看总政的档案就是为了砸烂总政。」 「这说不上，我没有看总政档案之前，总政早已被『砸烂』了。总政若是不烂了，也看不到总政的档案。」 高检预审组最后严厉地说：「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被审问的人拒不承认，也可以定罪。」 第五，关于总后「死人」的向题。 「死了人总是错误的，但这个责任怎么负？由谁来负？作为总结教训，我这个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是要负责的，但把死人问题别有用心地作为『犯罪的证据』，我是不能接受的。在文革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陶铸，彭德怀、贺龙两个元帅都死了，死人的教训是很大的。」 因为除了总后死了人之外，不仅找不到我的「反革命」证据，也找不到我的触犯刑律的证据，所以在总后死人问题上，他们特别卖劲。高检预审组对汤平、周长庚、张树声、申茂兴、华迪平、顾子庄、张凌斗、王述臣等八人的情况都问了。但对上面的情况，我早就向中央审査小组交代清楚了，他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新的问题。 高检预审组，关于总后造反派的问题也对我进行了审问。 他们说：「革命造反派要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总后的代理人邱会作，总是事实吧。」 「造反派要坚决打倒我是事实。但他们打倒我的理由是先在我头上扣上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资反路线的帽子，然后又定我为中国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义分子。在文革中，造反派从来没有指责我是林彪的什么分子，也没有消灭一个什么林彪反革命集团。但造反派在文化革命中搞乱了总后机关，对领导干部进行了凶残的批斗，是全军大乱的典型，这些是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反对你就是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做斗争！」 「『九一三』之后，这么说可以。『九一三』之前这么说是不对的。」 可以说，他们的审查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他们是不会罢休，即使是搞清楚了的问题，他们在起诉书中也会照样作为所谓「罪行」起诉的。 在公审之前，不知是证据不足，还是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在秦城监狱对我进行了两天的突击审讯。对我的审讯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进行的，他们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原来见过。唱主角的是新来的，他们说：「今天是谈话，不是预审，不做记录。」他们首先说：「文化大革命对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难于估量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政策及个人的罪行都到了需要彻底清算的时候了。对这些问题，应当用法律肯定下来。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和看法，都可以说。」他们对问题的提法，可以说是十分尖锐的。 我说：「我首先提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吗？」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中央将会正式做出决定的。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肯定的。」 「对我的审査，除了江青一伙在位时期的项目组和高检预审组逼问我，搞我的反革命证据之外，中央纪委审査小组并未向我提出什么反革命问题。因此，我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清楚。」「林彪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叛国投敌；江青搞阴谋夺权，不是反革命吗？」 「现在是公审，不是给林彪下政治结论，每一句话都要有证据。林彪即使有这个阴谋，那个谋害，我是没有的，我对自己心中有数。那么，为什么还要扣在我头上一顶反革命帽子，对我的反革命能够举出事实来吗？」 说到这里，那两个生面人一个突然站起来说：「这是我们审问你！」那个主持审问的也严肃地说：「我们问到哪里，你就回答到哪里。现在你说自己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说来很复杂，但又很简单。在文化革命中，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我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调子攻击过朱老总：二是，反对过全军文革极左的一套和组长徐向前；三是，在总后清理阶级队伍中，造反派死了人，对有些人我负有执行政策上的领导责任。」 「这些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 「六七年初，在全军文革指挥下，把全军省军区以上的机关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都搞乱了。有很多干部被造反派打伤、打残，也打死不少人，这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那是群众运动！」 「现在，我已经知道你们的观点了。凡是你们决定划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不管大、小错误都是反革命罪行；反之，造反派不管犯了多大罪行，都是群众运动而了之。」 下午开始审问时，他们说：「今天下午，我们把谈话的方式改一下。先由我们向你提出问题，你只能按照我们提的问题回答。」 他们接着问了我如下问题。 第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他们说：「林彪、江青两反革命集团，必须用法律制裁，否则就不能割除祸根，全党就不能团结，社会就不能稳定。」 我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教训，有错误，但根本不存在一个『林彪反党集团』。」 「江青的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能够把全国和全军许多单位搞得乱七八糟，就是依靠你们所说的群众组织，依靠这些造反派搞乱的。造反派这样的群众组织是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利用毛主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有理』的提法搞出来的。这些造反派组织被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所利用，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老干部，搞垮党委，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革命派也就在同造反派的斗争中产生了，因为大多数干部群众反对打倒老干部，反对搞垮党委嘛！机关干部要正常上班嘛！革命派是拥护毛主席的，是拥护党委领导，拥护抓革命促生产。没有革命派与造反派对立，造反派就更无法无天了。」 第二，全国全军大乱的问题。 他们说：「搞乱全国全军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对这个问题，你要有足够的认识，否则就不能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就出现了。造反派自称自己是什么『左』派，其实就是打砸抢派，这是历史事实。造反派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搞起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造反派的著名头目，他们都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又是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他们是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指挥搞乱全国、全军的。而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是拥护毛主席的，但对文革不理解，对江青一伙的中央文革做了斗争。军队是反对乱的，反对打砸抢的，是坚持在党委领导下搞文化革命的。」 第二天上午，他们集中审问了我关于「迫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审问，同高检预审组审问的内容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同我「有关」的八个死人都扼要问了一遍。 下午继续审问来的是两个新面孔的人，我走进预审室后，足足等了几分钟，那两个人才吞吞吐吐地说：「总政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开除黄、吴、李、邱的军籍，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时间过去很久了，报告可能没有带来（还假装摸了摸皮包），要不可以给你看一下。」说完我鄙视地看着他们，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也就起身就走了。 整个审查也就这么结束了。在将近十年时间里，我经过了江青一伙在位时的中央项目组的审查，中纪委审査小组的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这三种审査，出现了两种鲜明的对照。中纪委审查小组（包括侦察预审）的审査基本上是执行党的政策的，真正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了。江青一伙在位时期的中央项目组和高检预审组的审査，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要把我审成反革命。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手段，搞的是讹诈，并且是挂着中央牌子和穿着法律外衣的讹诈。预审组的孟庆恩几次把烟灰缸子用劲在桌子上一敲（如同惊堂木）并说：「我们现在是在审问你！你必须老实！」 搞到这般地步，我心里就越来越明白了。说我的罪行就是三条： 一、说我们和林彪搞政变。这种话，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在「四人帮」擅权的时候，扣个政治帽子也可以，但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他老人家并没有下定论（他心里明白，哪里有什么政变），这个问题更没有和我们见面，从七三年起，我们就被挂起来了。但政变问题，现在作为法律问题提出来，就不简单了，要有证据嘛！结果什么证据也没有，唯一的证据就是吴法宪的假话，在公审前，官方自己也否定了。不过大帽子并没有拿下来。 二、说我们是反革命。因为我们攻击了老帅，用医疗手段整老帅。其实呢？我们攻击老帅都是在党委会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主席、林彪、总理、叶帅的讲话精神而已，而且是按中央的部署办的。在老帅治病的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总理亲自领导的中央项目组办的，根本不经过总后，也不经过我。 三、说我们迫害干部群众。这个问题的确教训是很深的，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一直是在左的思想下进行的。全党、全国都乱了，幸亏军队相对保持了稳定，为了部队的稳定，必须清理整治反对党委，搞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和后来清理三种人是一样的。当然，在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整过的、整错的肯定会有的，如果我们仍在工作，我们也会在运动后期进行甄别。在这里我也坦率地说，我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这个账记在我头上，我承担责任，我向整错的人道歉。对邓小平来说，反对他们的人是「三种人」——的确也是「三种人」。可邓小平却借着公审的牌子，利用反对我们的「三种人」为自己服务。他们为了打击我们，说我们跟着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了打击毛主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说我们跟着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毛主席晚年有什么错误的话，他最大的错误就是看错了邓小平。邓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势后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祖坟」。 递交起诉书 为了公审所谓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递交起诉书是公审的第一步，特别检察厅向特别法庭递交了起诉书。 八〇年十一月十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秦城监狱办公区，向我递交了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的副本。 早饭后，监狱的工作人员手持镜子和刮胡刀，到监房来向我说：「今天上午，特别检察厅向你递交起诉书，你把胡子刮一下，把衣服换一下，做点准备。」 「刮了胡子，换了衣服就不像囚徒了？」我故意说了两句。 「什么囚徒囚徒的？上面有交代，你们到底同一般反革命有所不同，还要发新闻照片。我们要使中、外人士都看到，对你们的生活总还是照顾的！」 「最虚伪！」 「不管虚也好，实也好，我们是要按上面的指示做的。为了管理好对你们的公审，上面派来了工作组。」 上午九时半，一个监管员，两个穿着制服的武装警察，来到我的监房。警察向我宣布：「今天向你递交起诉书，现在就走！」 我们出了监楼的院子大门就上小汽车。从监楼到递交起诉书的地方，距离不到五百米——这样近也要坐汽车，不知道是什么「规矩」。 递交起诉书的地方，就在监狱区大门外的左边。我们到了那里之后，先在一个房子稍微停一会儿，就由前后各一个警察把我押出场。进场的时候，一个警察向一个官长模样的人报告说：「被告邱会作带来了！」这时就有不少摄影机对着我，闪光灯一个接着一个，卡嚓卡嚓响个不停。 法院的工作人员说话了：「你是邱会作吗？我们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记录员，今天向你递交起诉书。」 在宣读什么文件的时候，我心里涌起一股特别反感的心绪。我不知道起诉书是什么一回事，它的作用是什么？可以说，我是个法盲。我的心绪是怎样来的呢？是我对我们党真实的感情而来的。我心想：「我们好端端的共产党，现在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了？共产党的法庭审判自己人，难道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民主法治』吗？这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吗？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什么都不是。这是当权者开创的用法律手段解决党内问题、镇压共产党老干部的先例。审判我一个人是小事，但在我后面不知有多少人要遭到残酷镇压了。」 宣读完文件之后，他们问：「你听清楚了吗？要没有听清楚，可以发问。」 我只摇了一下头，什么也没有说。 此时，监狱的工作人员把起诉书副本给了我。要我在一张印好的什么证件上签上名字。 「你要辩护律师吗？你的律师，可以由你自己聘请，也可以由法院给你指定。」 律师是怎样一回事？我只从字面上了解一点，具体的根本不了解。在当时的高压政治下，律师怎么可能为我说话？！ 我摇了一下头。 此时，法院的工作人员好像很为难。他们不知道怎样继续说下去好。他们稍微想了一下，又说：「法院的新制度，被告可以有律师的。」「我要说的话，连我自己说都不够，何必还要律师代劳？」 「律师说的同你自己说的，其作用是不同的。」 至此，我就根本不说话了。法院两个记录员相对看了一下，他们就宣布：「对邱会作递交起诉书到此结束。把被告带下去。」此时，摄影记者的拍摄又开始了，跟我进场时一样。 我回到监房后，本来想把起诉书看一下，但怎么也看不下去。监房门上的窥镜总是不断发亮，外面不断有人在观察我的情绪。我心里难受极了，但什么办法也没有，只好在房子里反复踱起步来。这样一则可以解闷，同时也使他们看不清楚我的面部的表情。 递交起诉书后的当天下午三时，有两个人到监房来同我谈话。「今天怎样，感觉如何？」监管员先说话。 「大姑娘上轿，头一次。我心中无愧，不怕见阎王，何况今天见的还是小鬼。」 「你可以谈谈你的真实的思想。」 「我对起诉书总的印象是，写起诉书的人不是实事求是的。」 「中央是会有正确决策的！」 「现在世道不同了，一切都变了！毛主席、周总理要是健在，根本不可能发生公审的事。当然，现在自己要面对公审了，我还是要向毛主席请教的。我想起了毛主席长期教育我的两句话，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今天对我特别有用处。我就以这两句话去对待公审！」 「我只粗略翻了一下。我对起诉书本身的感觉就是乱说一顿，起诉书开头就写的什么『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这样的帽子扣在任何人头上都必死无疑！说也奇怪，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在台上工作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真的很痛心。出毛主席的气，方法多得很，怎么非要这么搞呢？」 递交起诉书后的第五天，最高法院来的三个人，主持谈话的人，曾经陪同万毅来同我谈过话，后来是公审的法官。另一个是许宗琪，原总后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公审时的法官。另一个人别人称他吴老。谈话时间，从上午八时开始到晚上十时才结束。 他们首先确认了我不要律师后，主持人接着说：「现在谈谈一个与公审有关的问题。」 「七一年九月六日，李作鹏从武汉回来，同你谈了毛主席南巡的问题。所谈内容，你以前已经交代了，若没有新的内容就不必说了。现在主要说一下，他同你谈的背景是什么？」 我说：「你们说的背景指的是什么？我不理解其意。」 「我们问的是李作鹏同你说的目的是什么？」 「毛主席的指示谁都想了解，更想了解毛主席对庐山问题有无新的指示。」 「你们听到毛主席南巡的指示紧张吗？」 「这只能说我自己。我是一点也不紧张，因为我有什么问题，自己心中有数。」 他们看到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问的了，就说：「在公审时李作鹏同你谈话的问题，你准备出庭作证。」 下午继续谈。他们说：「今天下午主要听你对起诉书的意见。你大胆说，我们会如实汇报的。」「首先感谢你们准备听我的声音。过去是林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不可避免会遭秧；现在是毛主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同样，我们不可避免会遭殃。我知道我讲的你们是不会认同的，即使你们心里认为我说得道理，你们也不会认同的，我就过过嘴瘾吧。下面就是我的意见： 「第一点，对我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在我的头上扣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但在我名下的具体内容，则一条反革命事实也没有。 「起诉书上首先指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罪行。他们有也好，没有也好，都与我毫无关系。因为关了十年，事出有因是『九一三』事件，但审来审去我没有『两谋』问题，我没有『两谋』问题剩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台上工作的问题了。可是，你们拿一顶『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公用的大帽子，也扣到我的头上来了，这也就是问题的关键。这顶帽子，如果能扣到我的头上，那也可以扣到当时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人头上，这样就不是什么十个主犯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起诉书在表面上好像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起诉（我没有提是对毛主席的起诉），是用法律手段判处文化大革命『死刑』，这就是起诉书的核心问题。但是你们对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责任人则避而不谈，那你们还大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对法律的不恭了。在文革中打倒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还有贺龙、彭德怀等等，只算犯错误，我们跟着中央的调子对朱德等不恭的话，就是攻击，就是犯罪，我想不通。法律就是准绳，你们对同一件事用两个准绳。用人为的办法确立了两个『反革命集团』。说句不该说的话，其实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就是毛主席的代名词。 「第二点，主犯的问题。起诉书上定我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这是奇怪得不可思议的问题。一个人成为反革命，一定会有反革命纲领，反革命活动和反革命事实。这些为什么在起诉书上不写出来。既然我是『主犯』，我在反革命集团中是什么位置？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对这些任务我干了哪些？公审毕竟不是扣政治帽子，而是要有根据，你们也该给我做个定论。你们定我『主犯』的唯一根据，就因为我是党的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你们又不敢写出来。这就是起诉书的虚伪。你们能说不是吗？！ 「再次，我是反对江青和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后来叫『四人帮』的，也是反对造反派的。我是受过造反派的严重摧残的，这些你们未必不知道！从起诉书上来看，你们恰好把当时革命派和造反派的位置对调了一下，用权力能改变历史事实吗？就总后的具体情况来说，你许宗琪（同我对面坐着）也不会忘记六七年一，二月间的具体情况的。造反派为什么要把我往死里整？就是因为我是共产党的总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受审的不是你们几个人，是一批人。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议成员都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周总理也是中央碰头会议成员！」 「周总理是违心的！」 「我怎么就不是违心的呢？」 「你后来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现在我懂得了。你们把我定为反革命的根据就是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 「第三点，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运用职权命令我到二医大『红纵』虎口上去送死，把我打成重伤，几乎打死，这是什么问题？这就不是犯罪？我是总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我就不是老干部？我就不是受迫害？上级对下级怎么做都是应该的吗？何况，我只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过徐，通过党组织搞过他的材料，这就是罪大恶极？这里还需要说一点是，徐向前的材料，并未公开。当时，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不同意公开徐向前的材料。同时，我考虑到徐向前为党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当时还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元帅。我对徐帅当时是顾全大局的。我承认有个别问题的提法，有失之过重的地方。但徐向前对我打击的手段，也不是我们党的政策吧？ 「第四点，对迫害干部和群众的问题，过去对这个问题，我说的很多，今天只简单说些问题。起诉书上指控我迫害了462人。对这个问题，不知你们是怎么计算的。如果我反对造反派就算『迫害』那就大大超过上面的数字。对造反派，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和是同他们同流合污，一条是严肃治乱。我是坚决同造反派斗争的，在治乱中，我也『伤』了一些人，这是损失，我承担责任。但你们说当时该不该治乱？你们说为了机关能正常工作，应该怎么办？」 许宗琪说：「你迫害群众的数字只算你点过名，有批示和划过圈的。」「好，这里我说三点：一是，上级对下面报告的批示，即使有批错的，是工作上的错误，还是触犯刑律？二是，如果批错了就是犯罪，那么你们就加到比我职务高得多的人头上了。例如，陈政逮捕法办就是徐向前批准，由卫戍区执行的。三是，那些经我批示的人，我能认识几个？你们能说清楚点吧。」 「总起来说，我不是反革命，更不是什么主犯。」 这次谈话，他们主要是要我态度，拼命记录。 从此以后，我对公审一点信心也没有了，他们完全是在做戏，我不能陪着他们演戏。我想到了彭老总当年的一句话：「要什么给什么。」我只想赶快走完每一个过场，生死都不在乎了。 第四十三章 「公审」闹剧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审，就是公审文化大革命，更确切一点说就是公审毛主席。正是因为如此，审判的法庭才挂上一个「特别法庭」的大牌子。 宣读起诉书 十一月十七日晚，我在监房内接受了受审的传票。什么叫传票？过去连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看来，越虚伪的行为，其表面做法还越周到。 晚上八时许，一位特别法庭的工作人员到我监房来了。由于腰痛，我躺在床上，那位官员一进门，我就挣扎着起来，但起来得稍微慢了一点。就在此时，那个家伙怒火万丈地向我命令说：「你给我站起来！」他离我很近，说话的唾沫都喷到我脸上来了。 我也是怒不可遏，索性不起来了，立即回答了一句：「老子就躺在这里怎么样？」我想，你要想用凶恶的办法来对付我，连门也没有。 为了便于公审，八月十九日晚八时，就把我送到公安部院内去了。这是我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关到秦城以来，第一次出监狱的大门。 下午三时多，监管员一手拿着镜子，一手拿着刮胡子刀来到监房里，对我说：「今晚上，可能要到出庭的地方去，提早把胡子刮一下，做点准备。」 我的衣服里外都烂得不像样子了，监管员看到我穿得那样破烂说道：「这样还能出庭吗？」 「为什么不能？又不是走亲戚！」 公审两天以前发给了我一套蓝色的罩衣。 我对监管员说：「我真想穿着一身破烂去，这么多年都在吃苦，快公审了才给件衣服，不是替他们贴金吗？况且，衣服也没有扣子，怎么穿？」这下，来了两三个监管员，忙了一阵子。有的给我缝扣子，有的赶紧去给我找鞋子。我的棉衣烂得不成了，一个多月以前，我自己把它稍微缝补了一下，结果是两边长短不一。穿上罩衣露出一块很长的破布，接着监管员又立即把我的棉衣修补了一下。我心里想，公审「很好」，几年未解决的穿衣困难问题在两小时之内就解决了。 晚上八时半，把我押出去了。上汽车之后，由秦城到沙河有一处大转弯的地方，可以看到车队的灯光照的像一条长龙，我在车上看，前后都看不到头。一路上，除建国门立交桥没有见过外，其余的都似曾相识，对依稀听到的和看到的都觉得很新鲜。在「井底」下生活将近十年了，现在第一次到「井面」上来了，哪有不新鲜之理！ 当汽车驶过长安街后，不到几分钟，就从公安部大院的东门进去了。五五年镇反运动时，我来公安部开过若干次会议。那时我是镇压反革命的领导干部，今天我自己倒成了「反革命」了，这是当权者制造的大冤案！现在的中国，什么事都可以发生，想不到的怪事，还在后面呢！ 我在公安部住的地方是一个筒子楼，卫生间是公用的。好像住得很挤，我在房子里听到过陈伯达、吴法宪的说话声，但我没有见到过他们。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三时整，在公安部礼堂正式开始审判十名「主犯」了。这十名主犯，除了江腾蛟之外，其余八名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是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是我们国家空前的「创举」。 在开庭的几小时前，法院有两个工作人员，到房子里来同我说过话。他说了很多个「不准」，例如，不准说话，不准东张西望，一切行动都要听法警指挥等。他还说：「在法庭上，法警对被告有权按法律行事！」对他们的话，我不仅没有回答，连听也不愿听。我这个人最讨厌煞有介事，装洋蒜。 我住的地方离公安部礼堂只有一门之隔。我由三个法警押着，到了礼堂门口稍为站了一会儿，从扩音器里传出江华的声音：「传被告邱会作到庭。」两个法警左右押着，我泰然自若地走进了法庭。一进门，我看到礼堂坐无虚席，黑压压的一大片都是观审的。法庭里，对着我的摄影记者，多得不计其数。 在法庭里，被告一字形坐在台下。陈伯达是用手推车推进法庭的。陈伯达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立过大功。他一生最大的业绩就是花了很大心血整理好了毛泽东选集一到五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对陈伯达，人们都称之为老夫子（有学问之意），现在也上了法庭。 被告全都到齐后不久，台下的法警向台上报告说：「报告庭长，被告李作鹏心脏病发了！」江华一句话都没说，只稍微挥了下手，意思是推出去就是了。 当听到李作鹏心脏病发时，我不顾法庭有多少个「不准」，扭过头去看他，一直看到他被三轮板车推走为止。李作鹏心脏病发作的惨状实在令人惨不忍赌！他痛得坐不住了，身体缩成一团，连眼镜也掉了下来。他用手抓住胸前的衣服，头靠在地上抬不起来了，简直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我亲眼看到两个法警，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重手重脚地把他抬上三轮板车。 公审开庭，江华院长主持，黄火青、史进前一前一后，宣读了起诉书，史是照本宣读，看起来精神很紧张。黄比史更紧张，黄宣读时满头大汗，用湿毛巾在脑门上擦了多次。黄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他很可能由于职务的关系，不得不执行命令。史就不同了，从他宣读的表情来看，对被告仇恨极大。江华、黄火青、伍修权都是我们的老战友，我们之间无怨无恨，他们在文革中受了苦，不是我们造成的。邓小平让他们来出文化大革命的气，出毛主席的气，没有胆量，就拿我们出气。台上坐着还有不少军队的反党乱军、打砸抢的代表人物，文革中为了稳定军队，为了清理他们这些「三种人」，他们受到了党纪军纪的制裁，现在反过来说成受了我们的迫害，这是最让人气愤的！也使我对当局失去信心。 今天开庭就是宣读起诉书。宣读完起诉书之后，江华即发出命令：「被告退下。」江青退下时，有人要扶着她走。她神气十足地说：「我自己能走！」我向后一看，她昂首挺胸地走出去了。接着，我听到黄永胜的咳嗽声音，扭头一看，真把我吓一跳，黄穿了一件长短、大小都很不合身的军装，腰弯得像个月牙，比过去好像矮了一截。他有气无力地拖着双脚，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去。从他走路的神态来看，迈出每一步都十分困难。我当时心里很难受。 黄永胜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著名的战将，今日竟成了「自己」法庭的囚徒。这真是天翻地覆呀！早在江西苏区时期，由于他作战有功，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获得「红星」奖章。当时，获得奖章的人不多。大家都在传告，谁得了「红星」奖章，谁就永远拿到了免死牌，可见「红星」奖章含金量之高。解放后，他又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三枚勋章说明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征程中，黄永胜是顶级的英雄！但这一切并没有为他消除奇冤大辱。 七一年「九一三」以后，除査我们的「两谋」问题外，还说我们反对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江青一伙。十年后的公审，又说我们和「四人帮」是一伙的，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可见他们的思想是多么混乱！ 十一月二十一日晚，由公安部返回秦城。为什么没有受审就回秦城，当时是不得而知的。 第二审判庭 第二审判庭设在空军学院，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进行审判。 大约是十一月下旬我们就住到了空军学院，我没有手表，也没有报纸，是无法知道日子和时间的。每天的白天、黑夜之分，也只能是以窗户透进的光线为准。这种黑暗生活的滋味，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对空军学院我是比较熟悉的，从建院开始我就参与其事。特别是该院要建个礼堂，是空军司令刘亚楼同我具体商办的。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周总理处理西北问题的助手。我还陪同周总理，在学院礼堂接见过新疆、陕西、宁夏等省区的来京代表。我同空军学院礼堂是有历史缘份的，但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竟成为审判我的法庭所在地。 在空军学院，我住的好像是图书馆，我睡在一个大房间里，用木板给我隔了一个「房中之房」的小间，我就睡在里面。 在空军学院的物质生活，比秦城好多了，除了被褥是军用品之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新的。特别使我感到久违的是，有吃饭的筷子、磁碗、勺子等，这些在秦城都是禁用的。伙食虽然一般，但与秦城也有天壤之别。特别是使人难于忘记的是，在学院期间，还吃过两次囚徒不能吃到的水果，看到水果我都感到稀奇！ 我是晚上到空军学院的，第二天早饭后，有两个监管员到我的房间来，其中一个就是原来中纪委审查小组的负责人刘宝庆（不知是否真名，也不知他的职务）。姓刘的说：「我现在负责对你的监管工作。中央对你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包括万毅同志代表中央向你说的政策性（宽大处理）的话，都不会变的。对你的处理，还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形式就是了。」从此之后，刘宝庆几乎每天至少都要到我的房间来一次。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他们还在忽悠我，但也不排除他真心希望我有个好结果。因为自从七月二十三日对我补办了逮捕手续之后，我的一切想法都变了。他们所说的所谓宽大，也只是多判几天，或少判几天徒刑之别罢了，这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事，与我过去对此事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了。 当时，我只有一条裤衩子，一条破烂不堪的长衬裤和一双袜子，有时洗了裤衩子，光着屁股睡觉。一天在澡塘洗澡，我先洗长衬裤，放在暖气片上烤干，再洗澡。警卫战士看我的破烂衬裤后，十分惊奇地说：「你的裤子不能穿了！」在场的两三个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况，对我表示了同情。他们说：「真是不可想象呀！」过了一两天，他们给我拿来了两条军用裤衩，一件化纤衬衣，一双袜子，这下算解决了大问题。我对他们表示了谢意！ 为我看病的医生、护士都是解放军总医院派来的。他们是认识我的。一位年青的医生，在看病的时候，同我主动说话：「我是二医大毕业的，我当然认识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遭受的灾难，我看到了很多，真残酷呀！我亲眼看到你的身上都是地上的尘土，还有血淋淋的斑痕。现在我也做不了什么，趁这个机会，我们能做到的，保证做到。」 在空军学院的警卫部队，是卫戍区警一师派出的。他们的领导干部多数都认识我，对我的态度、作风、礼貌，同秦城的警察实在是不可相比。警卫战士在值班的时候，他们不仅不会为难我，还尽量给我方便。 即使遇到一时不便办之事，也会给我说明。像秦城那样管囚徒的恶劣做法，在他们身上是难于找到的。 我的洗脸水和洗脚水都要从外面打来，每次都是值班战士给我打的。我洗澡换下来的衣服，战士们就在澡塘给我洗好，放在暖气上烤干，并且还叠得整整齐齐。我每次都诚恳地向他们点头表示感谢！他们几乎都立正站着回答说：「我们的心情，你不一定完全理解。我们能为你做点小事，感到很高兴！」然后他又悄悄对我说：「是指导员交待我们尽力做好工作。大家都同情老首长。」 在空军学院，只要不刮风下雨，我每天上下午都到室外散步，在院子里晒太阳，除值班战士之外，没有监管人员陪同。 五次出庭 在我的记忆里，到空军学院之后，差不多有二十天都没有出庭。我每天也就是吃饭、睡觉、散步三件大事。事不凑巧，我在要出庭的头天，在室外散步时跌倒，磕坏了牙和脸部，略有轻伤。 第一次出庭时，警卫师的干部同法警办了移交手续，并在一个本子上签了字。以后出庭也是这样。 我走路有两手后操的习惯，进了法庭没走两步，左边的法警在我两手后操交叉处，猛的击了一拳，并说：「把手放下！」我回头怒视警察，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再敢动手，我就要拼老命与他们对打一顿，可是他们推了一下之后再也没有动手了，我仍然两手操后走路。 第二审判庭的布置，同公安部礼堂的布置是一样的。左边是检察官，右边是法官，左右两排中间的头一名，左边是史进前，右边是伍修权。舞台的下面临时拆去了若干排椅子，显示出了一块很大的「空地」。对被告还特别做了一个框架式的笼子，里面放了一张凳子，被告人就坐在里面，框架外面还左右站了一个法警。 我进入被告人的笼子坐定之后，副庭长黄玉昆就宣布：「对被告人邱会作的法庭调查，现在开始。」黄玉昆是我的老乡，不仅我们之间熟悉，连我的母亲、弟弟都认识他，因为他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到我家里去。我们之间毫无恩怨，他肯定是奉命行事的。 在整个法庭审讯中，我共出庭五次，每次多则两小时。在法庭上就是捉弄你，如同猫捉到老鼠，在吃之前，一定要戏弄够了才吃掉是一样的。我们根本没有讲理的条件，所谓法庭调査就是陪着台上的人走过场，我已经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这就是所谓的法庭「调査」的实质。回想起我的态度，认罪不是认罪，自弃也不是自弃，我之所以基本上都认了，因为你认不认都是那么回事，我不愿意和他们共同演这个蹩脚的戏，让他们耍弄我。他们别有用心一问，我心里就有火，真是懒得回答，不回答又不成，那就认吧，快点结束吧。因为谁判几年早就定好了，还调查什么？就是调查清楚了，他们就敢采纳？他们就不判你的刑？可能吗？！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在公审时就是很小的事都要请示中央批准。 第一次出庭主要审问我在「九一三」之后，烧材料的问题。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对我的用心是十分恶毒的。「九一三」之后，我确实烧过一些相片之类的东西，根本没烧什么材料。烧东西也只是避林彪这个嫌罢了。对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一系列审查中，我都做了交代，都是十分清楚的。 那么，法庭上为什么又这样虚张声势地做呢？因为「烧材料」可以迷惑一点人，好像我们烧了什么「罪证」，从而可以同「反革命」挂上钩，因此，起诉书上写的是：「邱会作为了掩盖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九一三』之后烧了大量的材料。」这完全是以假乱真，虚张声势！ 有口难辩，在一九八一年「公审」中 在这次出庭中还提到我送给叶群的一个砚台，叶群很喜欢这个砚台，她让我书写了一首她自己写的诗，刻在了这个砚台上。诗文是：「繁霜冷雨独从容，晚节尤能爱此功。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我以前并没有注意这首诗，现在看起来，这首诗写得不错。 第二次出庭主要是审问我「诽谤」朱德的讲话和搞徐向前材料的问题。 法庭向我提问：「在六八年十二月总后党委扩大会上，你诽谤过朱德委员长，是事实吗？」 我一听心里就火得很，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讲朱德的问题是在党委扩大会议上讲的，即使有错误，能算犯罪吗？而且我讲朱德的问题，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按中央的布置讲的，而且都是鹦鹉学舌的。法庭不是实事求是，而是把事情孤立起来，然后套法律条文。 但一想对着干也没用，我说：「我诽谤了朱德是犯罪。我的确在总后党委扩大会上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时讲过，朱德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总』过，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 接着，法庭向我提问：「是不是指使总后文办主任王希克整过徐向前的材料？」 关于搞徐向前的材料问题，从开始审查我就说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材料是普遍问题。实话说，这个问题的确是徐帅错了，总后大乱是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下命令要我去二医大『红纵』那里送死，才大乱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徐帅向我道了歉。对这个问题我想未必是徐帅的意思，而是总后造反派向法庭提供的炮弹而已。 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不少，当我还要讲下去时，法官立即粗暴地用很大的声音说：「你不要讲了！」并同时用手一挥，示意关掉扩音器，顿时法庭似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晚上，我很激动，也很气愤。我早就说清的问题，法庭还当成罪名来审我。 第三次出庭，法庭主要是审问所谓迫害总后领导干部的问题。 第四次出庭，法庭主要是审问所谓「镇压」群众的问题。 法官首先说了一些煽动人心的讲话。他说：「邱会作和总后副部长陈庞在文化大革命中私设监狱，搞刑讯逼供，迫害了总后四百五十七名干部和群众……」。 听了法官的话，我气就来了。文革中整人，有整对的也有整错的，整对整错都是按照中央的部署来的，都是在文革中复杂混乱的环境中造成的，都是在党委常委会上研究的，都是当时的工作，法庭拿出来的证据都是各种会议上我的讲话。在文革中就是按照中央清理阶级队伍的部署办事，现在否定了文革，就是承认错误、总结教训。当然整错了人，整过头了，整死了人，我这个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是要负责任的，负责是为了接受教训，但法庭是作为炮弹向我们打来。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究竟怎么个专法？「九一三」以后把我关起来是不是私设监狱？把我关到秦城近十年才宣布逮捕，又算什么？但心里想的这些话又不能说出来，一说出来就上了当，引到反毛主席上面去了。所以快认快结束算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 然后，法官就把总后常委会的记录，我的讲话，给林办的电话记录，我在总后布置工作的讲话等等，让我辨认。这些当然都是真的，我只能认下来，关键是这些东西怎么对待，怎么用。是孤立的用法律条文卡住，还是根据文革中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的分析。 提到「迫害」，不提缘由，不提「受害者」当时的所作所为，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比如庭控诉我迫害总后政治部干事陈政，他解放初期就是公安部的内控对象，文革中又反总后党委，搞造反，究竟应不应该对他审查？！况且逮捕陈政是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批准的。还有到庭控诉我的总后营房部助理员张锦昌，他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头子，反党委，揪斗老干部，打砸抢。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应该清理的「三种人」，只不过当时为了军队的稳定我早就把他们清理了而已。 法庭上指出的总后死了八个人，我有一半不认识，当然不认识并不等于我没有责任，关键是怎么对待这些问题。从中央来说，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死于文革中，应该说责任在毛主席，但不能说毛主席犯了罪。文革的问题对我们不能搞两个标准，尤其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发明者彭真，在领导公审时更不应搞两个标准。 法庭提到汤平的死，我是感到非常痛心和追悔莫及的。汤平的老婆刘伯音上庭控诉，话不算很长，有些话也不够真实，但过头话也不多，主要说的是汤平死的经过情况，对汤平怎样死的却避而不谈。汤平是我的老战友，对我的工作一直很支持，因此，刘伯英的话音一落，我立即说：「汤平部长之死，在执行政策上我负有责任和没有保护他过关。我是有能力保护他的，但我没有及时做到。我现在向同我在一起工作的老战友汤平的妻子请罪。」 对于法庭指控的事，你不认法庭也不会罢手的，所有问到的事，记得起来记不起来的我都认了，认了也不能说就是事实，法庭不是我说话的地方。晚上，刘宝庆等来我房子「闲谈」。我说：「运用职权，又穿上法律外衣整人，是政治上最卑鄙的！像郑洪泰、陈政、张锦昌这样的反军渣滓，都拿到法庭上来做为真枪实弹使用，真是无聊到了极点！他们的本领太低劣了。」 第五次出庭的审问是结束式的。提到的问题很多，没有什么主题，时间只有一小时多一点。今天法庭的特点是：法警川流不息的传什么「证据」给我看。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法庭开庭进行了所谓的公开「辩论」。辩论时间共四十五分钟，检察官王瀑声，用什么「公诉人」的身份对我「公诉」的时间占去约三分之二。我的发言和伍修权的问话一共才十五分钟。 王瀑声对我的「公诉」共分四部分：（一）积极投靠林彪，参与林彪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二）积极参与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三）积极追随林彪「砸烂总政」的活动；（四）迫害干部独霸总后领导大权。 在王瀑声「公诉」之后，法官即要求我做最后的陈述。我知道法庭的什么所谓「辩论」是虚伪的，故不参与辩论。我只简单的说了几句话： 我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我的一生看到了我的上两代和下两代，连我自己五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恩。今天，我还是相信共产党，并且永远相信共产党。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法庭上，我从肺腑里发出我的声音，高呼：我们伟大的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审判后，我这样想：公审是中央决定的，虽然是邓小平错误的决定，但也毕竟挂着中央的牌子。自从「九一三」之后，无论把我送进卫戍区、关进秦城监狱、公审，我都是服从中央决定的。我根本不会与中央对抗。因为，文化革命的整个路线及文革中的具体方针部署，毛主席要负很大责任的，这是很明显的。在法庭上，你一辩论，很容易就被他们利用去做一个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的小丑，这点我是绝不会做的。 判决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在北京公安部礼堂，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布判决。震惊中外的「公审」到此结束了！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黄永胜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吴法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李作鹏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邱会作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所有人判决前的关押期间，均抵押刑期。 一月二十四日晚，由秦城监狱去公安部礼堂接受判决的情况，同两个多月以前去受审的情景是一样的。不仅大的方面一样，小的方面也几乎是一样的。例如，事前监管员照样给我拿来刮胡子刀和镜子，要我把胡子刮一下，去受判决也要「打扮」一番。到了公安部，一切都同上次受审时也一样。睡觉、拉尿都在原地方。不过，宣判那天早上那顿早饭还是不同的，吃的好大米干饭，有一个很大的红烧丸子和一块酱豆腐。从空军学院受审回秦城之后，伙食就太差了，后来才知道公审时吃得好一点，是为了让我们公审期间身体别出事，是为了他们，不是为了我们。 在宣判的四小时内，我看见李作鹏两次服用过硝酸甘油，他身体不好，真可怜。 宣判大会由江华主持，一开始就是宣读判决书，判决书从头至尾一字不漏都读完了。江华宣读判决书的前部分，伍修权宣读中间部分，最后判决部分又是江华宣读的，宣读判决部分，他头上一直是冒大汗，整个脸部都是通红的，他不断用毛巾擦汗，江华把昔日的战友，变成今日的专政对象，可能有些想法。 宣判的第一名就是江青。江华宣布：「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话音一落，江青立即站起来，用最大的音量并拉长嗓音说：「革命无罪！打倒以邓小平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此时，江华有点措手不及。坐在他旁边的副庭长伍修权，同样涨红着脸，他也大声说：「江青胡说！住口，把她拉下去！」江青是坏人－但江青是硬骨头。 江青是镇压过我的，我也是坚决反对她的。但我认为判处江青死刑是给她树碑立传。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自己的错误之外，主要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在个人作风上虽然也令人讨厌，但这些仍然是党内路线问题和个人品德问题。我认为，要坚决制止把路线问题当作反革命问题来处理，这在党内是重要的大问题，一个党的主要领导者，要具备的条件很多，但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只能有公敌，不能有私敌。一个人无权的时候，受到别人镇压，这是别人的问题；但当自己又有权的时候，就用职权进行报复，这是十分恶劣的行为，万万使不得，而且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这样做也是党内和社会长期不能安定的主要因素。 对我的判决是大错特错的，是空前的大冤案。因为用「公审」这样的办法来解决党内路线问题，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批评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从根本上就错了。在我的判决书上除了前面的大帽子外，对我的「罪行」满打满算不到三百字，而且一条反革命的事实也没有，一条触犯刑律的事实也没有。 宣判结束后，我立即被押回秦城。我记得，我由空军学院回秦城监狱是十二月十九日还是二十二日。 这次就不是坐小轿车，和我同车的有王洪文、姚文元、江腾蛟等。在车上，有三、四个警察，有一个手持一根黑警棍，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我当时并不知道。 回到秦城监狱，我还是住在原来的监房，我进了监房就看到桌子上有一小碗白菜帮，两个窝窝头：当时，我还以为是谁在这里临时住过，吃过饭剩下的食物。我坐在床上，大约有半小时，一个监管员进来同我说：「你吃饭啊，这就是你的饭！」此时，我才知道，伙食变了，变得更差了。我没有吃就睡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经六十六岁，我十四岁参加革命，到判决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二年的革命历史，这样一个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就无辜地死在自己人手下。 难友合监生活 公审后，监狱似乎有许多的变化。其中可以使人感觉得到、看得见的有如下几点： 一是，工作人员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几个「凶恶」监管员没有再露面。过去对我的态度好的，现在也同样很好，所有工作人员的态度都好了起来。 二是，从六月三日中午起，伙食变了。中午开饭的时候，送饭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同时推来了三辆车子。吃的两菜一汤，并还有小菜（酱菜、豆腐乳、辣子）。菜的数量可以随便要，主食是大米、白面，没有粗粮了。每隔一天的晚饭，不是包子，便是饺子。 三是，注意囚徒的卫生防疫。我住的房子，每个星期都要用药水喷洒一次。医生每天都到牢房来一次，需要什么药，可以立即开处方。此外，还督促帮助洗衣服和晒被子。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这几年里，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监狱不是没有条件对我们「好」，而是愿不愿意对我们「好」。当然愿不愿意的权力在上面，这些人，被别人打成反革命时，天天喊冤；可是，他们把别人打反革命时，一点不客气，心狠手毒。这还算共产党吗？！ 公审之后，八一年七月十五日中午起，王洪文、吴法宪、江腾蛟和我四人，合监住在二十二楼。那天上午约十时许，监管员突然叫我：「你到这里来一下。」我跟着他，走进一个房间就看到他们三个人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对吴法宪，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对其他人怎么也想不起来。 监管员说：「从今天起，你们四个人就住在这栋楼。你们相互间可以来往，可以谈话，可以在一起活动……」我们四个人共同生活就开始了。二十二楼的监管员很快送来了象棋、扑克，还搬来了一张小桌子放在走廊里。狱方不断来人督促我们在一起玩。但我们四个人，刚开始对监管员说的几个「可以」，一个人也没有可以一下。大家都呆在自己的监房里，不出门，不来往，不说话。 合监后第二天下午，我们称他为光头主任的监狱的负责人，在两三个工作人员陪同下，到我们监楼来了。他在走廊里大声说：「你们怎么都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什么不出来走一走，大家在一起玩玩？」听到他的说话，我们都先后到走廊里来了，光头主任很自然的同我们大家坐在一起闲谈起来。 光头主任好像很有感慨地说：「把你们几个搬在一起，就是要改变一下你们的环境。几年了，说话的机会都很少，这些我们哪能想不到呢？不能这样了，大家若不在一起说说，将来到外面去都不会说话了。」对他那句「将来……」的话，我倒真的楞了一下，认为是一句有用的话。 光头主任走后，我们还是各自回自己的房子里去，根本无心走在一起。人人心有余悸，「共产党」的脸说变就变，大家怕上当。 只要天气好，每天上、下午都放风。监管员几乎每天晚饭后都来叫唤：「出来走走呀！」有一两个监管员干脆到各人房子里去把人拉出来，并且还陪着我们一起玩扑克，下象棋，说闲话。除了刮风下雨外，天天都是如此。我们这种生活待遇好像上升到同沈醉写的《我这三十年》的监狱生活差不多了。从沈醉的书上来看，他在监狱比起我们来，还自由多了，待遇高多了。例如，他可以抽烟，还有什么文艺生活等等。可见共产党的监狱，对国民党、共产党有区别的。对国民党战犯、特务宽得很，对共产党的老干部严得很！ 我记得，在八月什么时候就开始允许看电视了。开始是黑白的，后来就是北京出产的十四寸彩电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自己国家产的彩电。开始，每个星期看一次，后来每隔一天，或两天看一次。我们曾要求多看点电视，监狱的人直接了当地回答说：「轮不过来。你们又不都能在一起看。」这句话说明，关在二十二楼的不止我们四个人，还有别的人。 我们住在一起之后，江腾蛟好像成了「组长」，监狱里有些什么小事都找他办。监狱让学习，我感到很好，因为在此之前很久没有看报纸了，什么也不知道。一天，监狱让宣读《解放军报》一篇文章，其内容说邓小平是学习毛主席的榜样。宣读之后，进行了讨论，但没有人发言。 八一年八月一日，我同王、吴、江和好几个监管员及护士等人在马路上拔草，这是我在监狱唯一的一次劳动。这次可以说是劳动，也可以说是游戏。拔草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那天还适逢空军表演，吴法宪看得津津有味，一个空军司令看飞行表演，不是在主席台上，而是在监狱的放风场上。 合监以后，在生活上确实有些变化。从自己的小牢房能够自由自在地踱到走廊里，对囚徒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解放」，从形影相吊改为多人相见。当然，这种改变只是生活环境的变化，对个人思想来说是毫无作用的。对我公审就是最大的冤案，在我有生之日是改变不了我的观点的！王洪文、吴法宪、江腾蛟和我四人合监的时间不到两个月。我们除了在一起「玩玩」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互相了解各人不同的境况，有些这些问题，我是有生以来闻所未闻的。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主要谈了吴法宪的「假交代」，王洪文的「痛苦难忍」和江腾蛟的「有苦难言」三个方面的问题。我则说了生活上暗无天日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中央项目部门对老干部打击之残忍是前所末闻的！ 这里首先说吴法宪的「假交代」。吴法宪是一个容易被引诱上钩的人，在交代自己的问题上也是这样的。他对我们三人（吴法宪、叶群、邱会作）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在毛家湾叶群家里一起谈话之事就做了假交代。 七一年八月八日，周总理要吴法宪到叶群家去拿毛主席写给林彪的「龟虽寿」手迹，想送给「病」中的康生看一看，吴法宪叫我同他一起去了。对这个问题，我没想到吴法宪竟会说假话，而且他把假话说成是我们商量策划阴谋政变的反革命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江青一伙在位时期的中央项目组和公审前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对我都是作为重大问题，决定我「反革命」的关键问题进行审问的，追得特别紧。他们为什么对这样一个普通问题追得那么紧？我怀疑过其中必有什么原因，但没想到是吴法宪说假话引起来的。 一天，我们在一起闲谈，我说起了「八月八日」在叶群家谈话的问题。吴立宪立即紧张起来，并一下拥到我的肩上流着眼泪说：「老邱！对不起你，我说了假话，可能对你有连累。我交代过，八月八日，在毛家湾，叶群和我们说的主要是『要准备政变的问题』。」 「为什么要说这样天大的假话？你不只是连累我，你还连起累了黄李，连累了解放军！你给江青（没敢说主席）帮了大忙。他们找不到定我们参与『政变』的台阶，你把大家送上了这个台阶。你的假话，对我不能没有影响。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得起对不起都没用了。我心里很明白，对我们的公审决不是仅根据你的假交代决定的，没有你的交待他们照样干。我不怪你，你放心好了！」 我这么说后，吴哭的更伤心，他说「是他们逼我说的。他们说这是给我提出了找出路的方法。我就是照着他们的需要说的和写的。结果什么也没搞到，还是关到现在。」 王洪文说：「我想起了，一次李震、郭玉峰、吴忠三人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曾经说到你们在叶群家谈话的问题。总理最后是这样说的，八月八日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在叶群家议论的问题，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最重大的问题，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吴、邱的口供不一致，对他们处理问题，今天就不讨论了，待把『八八』问题搞清楚后再讨论处理。我记得对你们的问题也就拖下来了。」 吴法宪说假话当然不对，但说明他们很需要吴的假话，想把我们往「两谋」、「政变」上连。如果他们有了林彪「两谋」、「政变」的确凿证据，也不会无数次地追问这个『八八』问题了。 王洪文被捕后，所经受的痛苦是骇人听闻的！我们合监之时，王洪文因脑子受创伤还不能做系统的谈话。他说的常常是东拉西扯，词不达意。 我们的谈话是从谈粉碎「四人帮」开始的。江腾蛟同王洪文比较熟悉，江对着王说：「现在你房子里铺着地毯，还有专门值班的警察，把饭送到你房子去。你还是副主席待遇嘛！」 王洪文苦笑着说：「你怎么挖苦都可以！其实，我能够自己走路，时间还不长，我每天都会跌倒在房子里，这些日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起来。」 王洪文接着说：「毛主席去世后，我们考虑会被排挤出去，没有想过会被抓起来。七一年『九一三』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大之后，我们特别相信毛主席的威望，我们把自己的命运同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联系在一起。其实，康生去世后张春桥比较沉闷，江青过份相信自己的夫人『尊严』，在毛主席去世前，我们已经是比较松散的了。」 「我现在的身体为什么那样坏？要详细说，话就长了。他们给我上的刑具是现代化的，那种手铐一动就会自动紧固。你不挣扎还罢了，要是用力挣扎就会随之加紧，手紧箍得肿胀，疼痛难忍。我开始是关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在我睡觉的房子内装有一个可以定时自响的仪器，声音不算很大，但有钻心的感觉，对人的精神刺激特别厉害。听了这种声音之后，无法入睡。这样无论昼夜都不能睡觉，我瞌睡的程度，别人是难于想象的。有一次我在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接着就『啪』的一声响，我睁开眼睛，开水还是温的。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 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这时吴法宪突然说：「妈的，也给我打过针哟！」很快吴好像发现自己「失言」，起身就走了，边走边说：「我不参加你们扯乱谈。」 对我们几个的问题，他前前后后，同我讲了不少。 王洪文说：「七一年『九一三』后，很长时间我还在上海，把你们关起来的情况，我是不了解的。我能想到的，多数是后来李德生同我说的。」 「据说，毛主席对林彪的问题是既重视又慎重。毛主席说：『林彪的问题，比历史上任何一问题，其影响都大』。毛主席还说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对你们。对你们的问题，要急于处理，除张春桥、江青以外，最积极的是汪东兴。」 王洪文说：「对你们四个人的组织处理，总理提过两个方案。处理吴法宪一个人；处理黄，吴二人。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席也总是在考虑区别对待。主席开始基本同意只处理吴法宪，保护黄、李、邱。主席还风趣地说：『以少换多，值得！』康生及江青他们始终同总理持不同意见。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等也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在对你们的处理问题上我也讲了不少不实之词，也起到了不小作用，我对不起你们，其实，黄、吴、李、邱的事，大家心里都明白。」 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 走出秦城 八一年九月十一日，我终于离开了关押了四年又九个月的秦城监狱。当我走出二十一监楼西楼时，吴法宪、江腾蛟两人站在走廊的出口处，他们只是微笑，点头示意，不敢同我握手。我倒没什么怕的，很大方地伸出手去同他们分别握手，并说：「不要难过，你们也很快就会离开这里的！」走出监楼，监管员、警察、护土都在门口送我，我向他们点头致意。 从监房起，到离开监楼要走过四道铁门，离开监狱区共有三道铁门。从监房到离开秦城监狱，共计七道铁门。当我们的车子驶到监狱区的大门口时，我自言自语地说：「愿这里今后关押的是真正的反革命！」 秦城的高个子副主任，一直送我到火车上，并在我的车厢里坐了不短的时间，临开车才走的。狱方派两个监管员，一个医生，把我直接「护送」到西安。应当说，监狱的「礼节」是周到的。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八时，我乘北京经太原的火车，到达陕西西安。恰好，这天是中秋节。我和大儿子路光在一起过的中秋节，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 第四十四章 空前的大冤案 公审是大倒退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八时，我由北京抵达西安。到了西安，我从十八层地狱底层升到首层，但还是地狱。 与社会隔绝十年有余了，当时我就好像初懂事的孩子一样，一切都似懂非懂。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对过去的事情都逐渐回忆起来了。 我从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到一九八一年的五十二年中，我经过了党内五次大的「自己打自己」的运动。一次是一九三〇年江西苏区捉AB团；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延安的抢救运动；一次是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肃清林彪反党集团；一次是一九八〇年的公审。这五次运动，无论叫做肃反也好，整人也好，总之是自己歼灭自已的大战。这是我们党内最悲惨的苦难历史，对党造成过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又看了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这是一份绝好的审判文化大革命，用法律手段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指责周总理的文件。《起诉书》人为地把老干部分成「黑榜」、「红榜」，这种用法律的形式制造派别，是我们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创造」。凡当局需要的人，不管是当权的、在野的、活着的、死了的领导干部，也不管是什么时候下台，为什么事下台的领导干部，都一律放在「红榜」之内，一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样就把一个反毛主席的同盟建立起来了。通过《起诉书》，完成了把共产党分为拥护毛主席和反对毛主席的两大派。「黑榜」刊出名单，也就是所谓的敌我矛盾，是由当权者圈定的。这次审判在形式上是法律，主宰者却是当权的领导人。黑白、曲直、是非依循的根本不是法律，而是当权领导人的指示，这在我们党内开创了借法律手段解决党内问题公开审判党内高层领导人的先河。事后才知道，公审的一切事情，包括很细小甚至很琐碎的事情都要通过当权的领导人的批示才能实施。 很可悲的是，公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否定文革，但公审的主导思想方法又和文革中的思想方法是一样的。与其说是公审，不如说是「现在轮上我们上台了」罢了。先定罪后收集证据，用诬陷的方法审判别人诬陷。所以公审的思想体系和文革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审是文革的一部分。喊一句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有什么用，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党还没有真正地、实事求是地总结文化革命的教训。公审只能叫「闹剧」。 公审的思想脉络相当混乱。为了打击我们，他们延续并利用了毛主席对我们的错误，把莫须有的所谓「政变」仍扣在我们头上，好像我们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不惜谋杀毛主席；但他们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需要，又说我们拥护文化大革命，说我们在文革中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 公审并不是审判什么「反革命」，而是审判共产党在文革这个时期的工作，审判毛主席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列入主犯名单的，除江腾蛟外（把江腾蛟列为主犯的目的，是为了穿凿林彪和小舰队及「两谋」的关系），都是党的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把这些人作为毛主席的替身。从审判的阵势来看，军队系统参加「两案」的人员多是造反派登场，当权者利用他们的怨气或仇恨，把军队的是非界限搞颠倒了。因此，对待公审我有原则性的两点考虑：一是决不反毛主席，事情不往主席身上推；二是决不反党，事情不往中央身上推。上面两条如果有一条做不好，都会被利用，把我做为反毛主席的工具。今天当局能够把我拿去公审，与毛主席生前对我的错误处理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他们利用了过去在「四人帮」极大干扰下的错误结论。即使这样，我也决不反对毛主席。不反毛主席和纠正毛主席生前所犯的错误是两回事。 另外，在正常的党内斗争中，打击「四人帮」我双手赞成，「四人帮」的确错误很多、很严重，但他们毕竟还是党内问题、路线问题。因此是不是要公审他们，我持否定态度。 我认为，公审决不是为了所谓的「加强民主与法治」，而恰恰是大倒退，本来打倒「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重整山河，司法工作有一定的恢复和前进，一搞公审，这些都毁于一旦。法律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相对的规则，但公审事事听党的领导人的指示，甚至判多少年都由有党的领导人来确定，这难道不是倒退吗？这难道是进步吗？ 对公审来说，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把死人（毛主席）作为活人的垫脚石。像我这样的人算什么主犯，我们只不过是政治上的小石子，但不管再小的东西，放在他们脚下，也会有垫高作用的。 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 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共产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内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但确实存在一支以林彪为首的、在文化革命的混乱形势中奋力支撑党和国家的人民军队，确实存在一个保卫人民解放军不受破坏、坚决抵制中央文革江青一伙的军委办事组。 应该说，我这一生都是坚决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但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确实是不理解的，主要是对踢开党委闹革命不理解，对依靠造反派不理解，对受毛主席重用的江青、张春桥一伙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看不惯，我想部队大多数干部也都是这个看法。对于林总和军委决定部队的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全军都是拥护的。但主席让介入，让搞「四大」，怎么办？林总和叶帅、聂帅及军委，把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放在首位，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意旨，现在看来也有迁就老人家的因素。六六年国庆节后，军委发布了《紧急指示》，军队的军以上单位搞「四大」，这样部队从上到下一个时期也乱了。我一直认为《紧急指示》的发布是错误的，但不发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毛主席那里是过不去的。但这么快就搞出「紧急指示」，内容也很左，这和全军文革李曼村、谢镗忠这些全军文革的人，一心一意搞极左是密切相关的。《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造反派在全军文革的纵容、操纵和支持下，砸遍全军！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委，海军，空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干部都被揪斗，全军正常工作难以进行。在这样危机的时刻，林总一方面把各大军区领导搞到北京来「躲反」，又在六七年一月底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有力抑制了军队的混乱。但是军内造反派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由于主席支持造反还是当时大的形势，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也是支持军队造反派的，李曼村、谢镗忠这些全军文革的人就在暗地里煽动和支持他们的乱军行径：同时，军队在执行军委《八条命令》时，也有过火的地方，对造反派打击面过大，「辫子」被江青一伙抓住，在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文革大势下，军委不得已又让了一步，军委《十条命令》出台了，军队造反派又闹起来了。当时，中央机关乱了，国务院各部委乱了，各省市乱了，军队这时也乱了，总之，全国都乱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林彪通过「五一三」事件坚决支持了军队拥护党委、维护领导干部军队的革命派，反对打砸抢的造反派，「五一三」事件后，军队反党乱军、打砸抢的造反派被彻底打下去了，军队的工作很快就恢复正常，军委办事组，也应运而生。不论是杨成武时期的军委办事组，还是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都是保持军队稳定的，黄永胜则做得最坚决！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许江青一伙插手军队搞破坏，也不许江青一伙的代理人在军队搞破坏，黄永胜和黄永胜领导的军委办事组同江青一伙做了坚决的斗争。军委办事组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稳定了军队；（二）反对和抗衡了江青一伙（中央文革）；（三）承担了三支两军的艰巨繁重的任务；（四）在总理领导下及政治局大多数老同志努力支撑着党和国家。这些使命的完成，和林彪的支持、总理的具体领导是分不开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军队的稳定，全国不仅会更乱，而且以江青一伙为中心的造反派，会夺取更多的权力，会给党和人民造成更大更多的灾难。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下真正的人民军队，当时掌握军队大权的军委办事组，是坚定维护党的根本利益的革命派，在文革中是有大功的！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更不是什么「林彪反革命集团」！邓小平审判我们，真是天理不容。 很多人说自己和「四人帮」进行了斗争，试问你们是怎么斗的？！黄永胜和黄永胜领导的军委办事组和江青一伙的斗争，是在毛主席健在时，是在高度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是在江青一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时；你们和江青的斗争是在毛主席去世后，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是在江青一伙成为阶下囚后。 我们的「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样带上的呢？ 「九一三」事件的确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这样的事，毛主席把我们抓起来隔离审查，我们虽然有想法，但还可理解。命运也就一步步演变下来了。 第一，停职反省。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宣布：黄、吴、李、邱四人停职反省，并关进了卫戍区。这是毛主席决定的，并没有宣布什么反革命。 第二，反党集团。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对黄、吴、李、邱定为反党集团，撤消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做出永远开除党籍的政治和组织结论，虽然这个结论和处理是错误的，但并未定为反革命，仍然在党内问题的范围内。因为审查了几年，并没有查出黄、吴、李、邱与「两谋」有任何关系。 第三，投进秦城监狱。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黄、吴、李、邱四人从卫戍区关进了秦城监狱。我到秦城之后，监狱当局的宣布是：「奉华主席的命令，你到秦城来是集中学习，继续审查」，仍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宣布为反革命。但关进秦城是一步致命的错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把我们「圈」起来以后再说，先集中力量去对付「四人帮」。结果把我们搞了个有去无回，并给邓小平事后钻了大空子。这一步对我们的命运是关键的，华、叶及汪东兴要负历史的责任。 第四，补办逮捕手续。关在秦城期间，中纪委审查小组对我们的问题进行了「不带框框」的重新审査，并有实事求是的结论，因为对我们的问题来说，只要我们没有「两谋」，就是文化革命特殊而复杂情况下的路线问题。邓小平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八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在秦城监狱以总政治部保卫部的名义，对我补办了逮捕手续。从此就把「反革命」的帽子给戴上了。这也就是说，从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到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从卫戍区到秦城，关了将近十年，才把我们变成「反革命」的。 只有把我们变成「反革命」，才能审判，而且硬要煞费苦心地把江腾蛟这个小舰队的人和我们扯到一起，从而要把我们和「两谋」扯到一起，他们的用心太险恶了。 第五，起诉与判决。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和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除了把我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和给我戴上「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罪行的「大帽子」之外，其余各个地方，特别是在我个人的「罪行」名下，连半点「反革命」的事实和一个「反革命」的字眼也没有找到。 起诉和判决又是文不对题的！起诉书中起诉我们是「反革命」，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结果审来审去，什么也没有审出来，就连吴法宪说的假话他们自己也给否认了。判决的问题都是文革中一些具体事情，用诬陷的手段来起诉，用两个标准来对待文革中发生的死人问题。比如说，总后死了八个人，起诉我负有责任，但负的是什么责任？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负责？如果大家在严肃认真地总结文革的教训，我一定会承担这个责任，死人总是不好的，应当总结教训，我做为总后勤部长是要负责任。但是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为了打倒我，而利用所谓的法律让我负刑事责任，这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在文革中我处理这些问题的具体手段就是对审查人做过批示，这种手段和毛主席，和周总理处理问题的手段也一样的，也和邓小平、彭真在文革前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的手段也是一样的，即以领导的身份做批示。我们「迫害」的人都是教员，文化干事，俱乐部主任这些小人物；你们「迫害」的都是元帅、大将，省部级以上的干部，以及文化界、知识界、文艺界，民主党派中最负名望的人物，还是他们的谱大呀！ 为什么要人为的决定一个「林彪反革命集团」？这是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大家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搞了一个「刘、邓司令部」，搞了一个「彭、罗、陆，杨」，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对此，邓小平是怀恨在心的。而林彪事件又发生在文革之中，在毛主席并没有最后处理就去世了，林彪的问题就成了毛主席生前遗留下的问题。因此，邓小平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需要，先编造出一个「林彪反革命集团」，再利用这个「林彪反革命集团」作为毛主席的替身，或作为他们反毛主席的靶子，是很方便的。这样就把一切问题都可推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身上去了。公审是一个「政治垃圾坑」，无论什么样的东西，不论是历史的，现实的都往里倒就是了。 「两谋」问题指的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一伙人，要谋害毛主席，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这个「两谋」问题，「九一三」以后的中央文件材料之一、之二、之三根本没有给我们传达过，我是保外就医到西安后才知道的。「两谋」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问题，「手令」问题，究竟有没有？如果有，和林彪是个什么关系？多少年来也没有搞清楚。不过，有一个问题是肯定的：如果林彪和「两谋」问题、「五七一」问题没关系，我们与之就更没关系了：如林彪和「两谋」问题、「五七一」问题有关系，我们仍然与之没关系！ 既然没有关系，我们的问题就是文革中的党内路线问题，我们在文革中的历史地位和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杨得志等是一样的。可悲又可恨的是，没关系仍按有关系整我们。 造反派消灭革命派 六六年十月，军委《紧急指示》后，军队各领率机关就大乱了，总后是大乱的典型。造反派住进总后大院后，和机关造反派一起，天天揪斗各级领导干部，搞打砸抢，党办被占，各部办公楼被占，保密室被抢，造反派中午就到食堂抢饭吃。 六六年底，二医大「红纵」开始对我揪斗。军队其他领导干部，如张池明、饶正锡、吴法宪、余立金、李天佑、苏振华、李作鹏、杜义德、赵尔陆、崔天民、陈仁麒、黄志勇等等都被揪斗得很厉害，各大军区的领导也被揪斗。解放军广大干部是反对造反夺权、反对打砸抢的，在这种混乱的时期，他们组织起来，和造反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派！这种斗争不是像地方那样，是两个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而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是保卫人民解放军的斗争，也是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之时的斗争，试想，全党全国都乱了，解放军再乱了，将是个什么结果？！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林总坚决支持了革命派，「五一三」之后，军内造反派就败阵下来。军队要不要稳定？当然要稳定。军队各机关要不要恢复正常工作？当然要恢复正常工作。反党乱军、打砸抢的造反派要不要清理？清理势在必行！这和邓小平们上台以后清理「三种人」是一个道理。当时的清理是在文革的环境之中，事事要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办，当时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是「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五七」干校，三支两军，等等。全国都在清理阶级队伍，有历史问题的同志都要清查，总后一家不清不成；全国都办干校，毛主席的女儿都上干校，总后一家不办干校不成；全国都在精简机构，总后不精简不成。关键是谁去？我总不能把反对党委、反对我，搞打砸抢的人留在机关工作，把拥护党委和我的人搞到干校去吧！当然，客观情况也是谁下去谁吃苦，生活条件差，要参加劳动，子女上学困难等等，这都是事实，但这是文革时期的总的政策决定的，不是我个人决定的。反党乱军、打砸抢的造反派首要人物要不要清理，当然要清理，比如总后政治部干部陈政，是个不折不扣的阶级异己分子，文革以前就是公安部的内控对象，他造反很厉害，上串下跳，煽风点火，完全是借文革之机解对共产党的仇恨。这样的人，公审时竟让他到法庭去控诉我对他的迫害，岂不怪哉！再比如总后死的八个人中，有一个后勤学院教员王述臣是造反派的头子（第一把手），此人当过国民党的警长，他主持造反组织「星火燎原」开黑会攻击毛主席被举报了，我能不批示吗？我不对反毛主席的人批示，我成了什么立场？当时有《公安六条》，总后能不抓他吗？《公安六条》有明确规定，他这种人根本不许参加群众组织，更何况当第一把手搞反党委，搞打砸抢，完全是对革命政权进行报复。他被抓起来后，他的同谋把他当过为警长的情况调查出来了，自知问题严重，怕王述臣把大家供出来，就把他当过为警长的情况通过他老婆告诉了王述臣，实际上是威胁。王述臣自知罪恶重大没有活路，他让他老婆在饭盒里放了毒药，他老婆送饭时，王吃后身亡。此人后来竟被邓小平追认为烈士。他是谁家的「烈士」！？ 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一伙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和报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继承了江青一伙的衣钵，他不惜违背历史事实，硬把军队造反派与革命派的位置颠倒过来了，从而把革命派变成打击对象，把错误严重甚至罪恶萦系的造反派变成革命力量。邓小平是旗帜鲜明地依靠军队打砸抢、反党乱军的造反派的。在所谓清理「三种人」中，他们以人划线，把革命派当成「三种人」清掉了，总后150余名军师级干部全部下台，隔离审查、开除党籍、判刑劳改、清出军队；降级、降职、给予处分的就是「宽大」了。这么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结果全给「割了韭菜」，总后机关及其所属各单位成了清一色的造反派。那些反党乱军、打砸抢的造反分子又被作为反对我们的生力军重用起来，邓小平利用这个怨气，根本不讲党性原则。邓小平并不了解军队在文革中的情况，他也不愿意认真了解这些情况，由于邓小平骨子里对毛主席有怨恨，他不分是非，把文革中在台上工作的人统统搞掉，使我们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失去了起死回生的机会，他反以我们作为毛主席的替身，搞公审，反对毛主席。 一想起这么多军队干部因为受我的株连，蒙受冤屈，家破人亡，我就感到万分痛苦。如果我一人坐了牢，杀了头，能免除广大干部的灾难，我是心甘情愿的！我们这个党冤冤相报太厉害，很多人没有死在敌人的刀枪下，没有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上，却成了党内斗争的祭品。这是多么大的教训啊！ 毛主席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伟大贡献是任何人也磨灭不了的。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也确实犯了不少错误。我们说，对文化大革命是应当很好总结的，这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来反对毛主席、否定共产党就是错误的，也是别有用心的。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反对共产党，也是毛主席身后某些领导人的一大「创造」。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党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毛泽东个人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尽管毛泽东个人对文化大革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文化大革命还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 恶毒株连是冤案的一大特点 恶毒株连是冤案的一大特点。在军队中总后勤部干部受株连的情况是最为广泛的。「九一三」前总后正副部级首长十三名，没有受到大的牵连的有张天云（当时患癌症）、封永顺（整编时总参过来的）、张令彬（秋收起义的老同志）等；关进秦城监狱的有邱会作、王希克、戴金川、陈庞，还有三〇一医院的正副院长靳来川、曹根慧等人；被赶下台以后处理的有：张池明、邱创成、张明远、严俊、伊文、丁先国等人。 各二级部和军级以上各大单位的约有三十多个，军政首长受株连的占三分之二之多。师一级领导干部受到株连的也很多，机关处一级干部亦有不少人受到株连。我和其他领导干部的家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包括：秘书、保密员、警卫员、司机、炊事员、护士等一律都受到株连。 他们进行株连，首先扣上「邱会作死党」的大帽子，然后进行政治迫害。「邱会作死党」的真实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是以人划线的借口罢了。以人划线的实质问题就是：凡是同邱会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工作的都是反革命；凡是反对过邱会作的人都是依靠力量，对邱会作搞武斗、砸烂总后机关的造反分子都是「革命」的领导骨干。这样一划分，就阵线分明了，也是造反派株连革命派的政策依据，革命派的灾难也就不可避免。 划了这条线，总后的干部受到株连的数以千计。对受株连人的处理：有的逮捕法办；有的开除党籍、军籍，撤消职务；有的劳动改造；有的连降三级；有的以转业、复员的办法处理。不少应转业的干部强行按复员处理，削职为民。 以我的秘书吴瑞云为例。吴瑞云是五八年入伍的青年同志，表现一直很好，六八年选调给我当秘书。「九一三」后，林彪办公室和黄，吴、李的秘书都进了中央项目组。总理原有把我分化出来的想法，因此我的四个秘书没有进中央项目组，由总后代为审查，这样总后的造反派就钻了大空子，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迫害。林彪办公室和黄、吴、李的秘书七五年经毛主席批示就解放了出来，分配工作，我的秘书反而被关到八〇年公审以后。吴瑞云本应转业，却让他复员，他爱人在北京工作，却让他回老家在屠宰场当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屠宰场认为吴瑞云是个不错的同志，有点文才，就调到科室工作。总后知道这一情况后，派专人到屠宰场批评。屠宰场愤怒了，反问总后来人：「吴瑞云是你们的人你们带走，是我们的人，我们有权决定他的工作岗位！」 我们的冤案是个人作用造成的，他们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决定与处理都不是根据事实和政策办理的，而是以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办的。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政策问题。邓小平为了政治需要，要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定成死案，这就是说，在他没有死之前，不要说平反，连松动一下也是不可能的。比如说，黄永胜的死就很能说明问题。 黄永胜是大革命时代参加革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代名将，中外著名的战将。我得知他去世之后，立即提笔写了一篇悼文，现在把悼文记录在这里。 哭老战友黄永胜总长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路光从北京发来电报说：「冬父四月十六日在青岛逝世。」噩耗传来，令人心碎，老英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黄永胜同志关了十年，患了肝癌，他留在人世的时间不会很长了，这我是能想得到。我异想天开地想过：希望在他去世之前，我们还能见一面！对黄永胜同志之死，只有泪水为悼了！ 我同黄永胜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当然，我们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我们的政治生命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同刻而「死」的。从政治生命来说，历史上刘、关、张希望同时而死，未曾实现，我们可实现了！这样的战友，确实是少有的。四人帮认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的「四大金刚」，后来邓小平又决定，黄、吴、李、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主犯」。不管是金刚也好，主犯也好，苦难兄弟也好，革命战友也好，黄永胜都是处于「大哥」地位的。 我同黄永胜同志是一九四五年二月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在延安偶尔认识的。我们都是七大代表，都住在中央党校一部。但我们不是一个代表团，原来并不认识。一天，我的小孩患痢疾，我和杨梅生到友人张令彬家里问有什么药没有？正好黄永胜也在那里，黄听到之后，好像对待很熟的老朋友一样对我说：「我可能还有几粒痢特灵，是治痢疾的特效药。」他马上叫人拿药去了。 因为我同黄永胜同志是第一次谈话，根本不好意思回答他的话，当时也还不习惯说什么道谢的话。我正在不知怎么样是好的时候，拿药的人就把药取来了。黄永胜手拿着药对我说：「这是痢特灵，治痢疾病很有效，但只有三粒了，估计可以治好你孩子的病。」他就把药给我了。我只是回答说：「好、好。」别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黄永胜自己有小孩，在延安这样的条件下，能够把特效药赠给别人是了不起的，而慷慨赠送我这个初相识的人就更了不起了！我接过药来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心想；黄旅长（他当时是教二旅旅长）是一个能诚恳帮助别人的人。他具有我军高级干部典型的优良作风，是值得学习的。黄永胜同志的这种好作风，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在延安同黄永胜同志一面之交之后，四六年六月间我们在热河承德又见面了。我当时由军调部北平执行部回到承德，黄永胜任热辽纵队司令员。当时冀热辽分局决定把热辽纵队改为热辽军区，黄永胜任司令。他建议我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我们就第一次共事了。此后热辽纵队改为热辽军区，下属十六、十七、十八三个旅和热中、热东、热北，辽西四个分区。这是准备国民党军队占领承德后的作战部署，此后，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同黄永胜先后七次共事。我们之间，从共事开始，到同时关起来，同时投进监狱，同时受审，同时在鬼蜮世界度日都是亲密战友。现在，黄永胜同志成了一个冤鬼，我还是一个活着的冤犯。我应该留下一篇哪怕是很蹩脚的文字，也要来悼念我亲爱的战友，以表我的哀思！ 黄永胜同志是一个有很多优点的领导干部。择其要者来说，他就是一个有领导能力，军事指挥才能很高的高级指挥员，是一个军政双全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这里，我对他不能做全面的评述，只能谈几个主要几点。 自愿参加革命，英勇奋斗。黄永胜同志一九二七年六月就到武昌中央国民革命政府警卫团当兵。警卫团内有很多共产党人。他去当兵是为了谋生，但从当兵开始就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到警卫团就成了革命战士。一九二七年秋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上了井冈山，成了中国工红军最早的部队之一。警卫团出了一批红军高级干部，黄永胜也是「井冈山的同志们」之中的高级领导干部之一。 上井冈山的时候，黄永胜还是一个班长。后来在中央苏区几年的斗争中，他由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步不缺地当到了师长。黄永胜在江西瑞金，还当过军委特务营营长保卫中央，日夜与毛主席相处，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教导。 黄永胜总参谋长。 中央苏区的部队并不很大，当过师长的也不多。黄永胜当然是红军中最为先进，最有能力的人物之一了，否则就不能成为年青的师长的。 黄永胜上井冈山的时侯，武昌的形势是比较混乱的。他是湖北咸宁人，离家不远，地理人情都很熟悉。如果没有自愿革命，自愿上井冈山，自愿当红军的决心，他是很容易溜回家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够走上革命道路是十分可贵的。他革命的世界观，在年轻的时候就确立了。 在革命队伍里，黄永胜是努力学习的。他参加革命后，能够得到党的器重，固然有时势造英雄的一面，但与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六十年代初，罗荣桓元帅在谈到高级干部的优缺点时，其中就说到黄永胜。罗说：「黄永胜是武昌警卫团的，我们一起上井冈山。这个人有很多优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工作很努力，不甘落后，打仗勇敢，同群众关系很密切。当然他也有缺点，没有缺点不是更好吗？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罗对黄永胜的评价是正确的。 一九三三年，在江西中央苏区，黄永胜当团长时，他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为此黄永胜被授予红星奖章一枚。当时，能得到这种奖章的人是很少的，这是黄永胜历史上的重大光荣。据说这种奖章不仅荣誉很高，而且还可能「保命」，当时有不成文的规定：获奖人如果犯了杀头之罪可以降罪一等。一九五五年黄永胜授上将军衔，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是党和人民给他的最高荣誉。可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冤案中，黄永胜所得到的是重刑，即十八年有期徒刑！ 「讨饭」过草地，艰苦奋斗。黄永胜同志吃过的苦，同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抗美援朝志愿军是一样的多，一样的苦。他一生的经历，主要是艰苦奋斗。 在共同的艰苦奋斗中，黄永胜同志还吃过特殊的苦，长征过草地就是一例。差几天就要走过草地时，发生了预料之外的情况，他的坐骑陷到草地里去了，粮食、行李全部完了。当时，要得到补充供应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只好将警卫员、饲养员两人的口粮三人吃。道是无论如何不够吃的。由于黄永胜人缘好，他的许多战友都宁愿自己少吃一口「救济」他。就这样他没有饿死在草地里。 黄永胜在中央苏区，从当团长起就骑马。长征开始后不久，他当时在一军团，部队减员很大，只有缩编了，补充一匹牲口并非不可能，他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从「骑马」变为自己走了。黄永胜同志过草地，基本上是步行的。后来一军团的部队打敌人骑兵，缴获了一部分牲口，黄永胜才又有乘马。 杰出的军事指挥员，我军的名将 黄永胜同志是真正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在他一生的战斗生活中，打过的大小仗数以千计。他的指挥才能是全军闻名的，熟悉他的人都称他「黄忠老将」。这里仅记述他在解放战争中的三个典型战例。 第一个战例，一九四七年九月在东北锦州以西的第二次杨家杖子战斗，是运动战的典型。 当时，国民党四十九军，刚从江苏北部增援到东北来。敌军在葫芦岛登陆后即奉命扫荡锦州以西地区，确保北宁路运输线。我纵开始得到的情报是敌军只有两个团出来那扫荡，军长王铁汉率军主力在锦西未动（战斗打响了两个小时东北军区才更正为敌人是两个师各欠一个团）。我纵决心消灭出面之敌，战斗在杨仗子西南打响，经过七小时的战斗根本打不动。敌人不进也不退。我纵在数量上占优势，但火力很弱。当时，除本纵队三个师外，还指挥冀察热辽军区一个独立师。部队的装备，除了少量的迫击炮和六〇炮之外，就是步枪和手榴弹了。我们对敌人的阵地多次攻击也攻不动。我军决心在黄昏时，撤出战斗，班师向北撤退，再寻找战机。撤退命令下达后，黄永胜和我及参谋长黄鹤显在指挥阵地上戏耍，抢香烟抽。就在此时，敌军猛烈的炮火向我指挥所射击，在我们跟前不到两三米的地方就落了一发炮弹，但我们命大，那发炮弹是瞎火，我们三个人，都只落得一身灰，并未受伤。黄永胜还没有拍干净身上的灰尘，点燃一支香烟就哈哈大笑地说：「我们都没有见马克思。」但他对此时敌人炮火猛烈射击，又有所思。此时四个师的指挥所同时报告：「敌人的小分队向我出击。」根据上述情况，黄永胜立即判断：「敌人要撤退，是假进攻。我军要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黄永胜对敌情的判断和决心，完全正确。一小时左右敌人果然开始撤退了，但我纵各作战部队已经奉令撤出战斗，电台拆线了，电话收线了，现在又要部队调回头去追击敌人，遇到难于解决的通信困难。黄永胜陷入了沉思，就在此时，我说：「现在立即集合司令部、政治部的科长，每人手拿纵队首长的亲笔命令，分头出去传达，所有部队都要执行追击歼敌的任务，我现在立即到先头师去。」黄永胜听到我的话之后，把手上正抽的香烟向地上一摔说：「老邱，你的意见好极了，立即照办。」这一招做对了。很快全纵所有部队都转为追击了。我们纵队部警卫连，除留下两个班外，也参加了追击。在追击战中取得了重大战果，敌军两个师（各欠一个团）、一个军部，全部被歼灭，共歼敌两万余人，敌军长王铁汉只带几百人逃跑了。这是东野歼敌过万人的第一仗。 第二个战例，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中，沈阳以西新民的车家窝棚战斗，是阻击战的典型。 东北军区决定攻打锦州之后，全军区主力向辽西开进。长春到沈阳之间只留下一个主力纵队（六纵队）和一个新编起来的纵队（十二纵队），准备歼灭长春可能向沈阳逃跑之敌。我军开始攻打锦州时，沈阳之敌廖耀湘主力兵团（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向西出击援敌锦州。锦州被我军攻占后，四野总部决心在沈阳以西，锦州东北地区，歼灭廖耀湘兵团。 这一战斗的关键问题是阻止敌人西撤龟缩沈阳。为此，总部命令六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并指挥十二纵队，急行军星夜兼程南下，担任阻击廖耀湘兵团西撤的任务。 黄永胜向来执行命令是坚决的。他率部按命令规定的时间还提早一点到了指定的新民地区后，侦察员报告拒流河以西敌人有占领铁桥的企图，他立即想到敌人有东撤沈阳的企图，现在关键问题是抢占拒流河铁桥，于是就命令纵队先头师，即该纵主力师第十六师立即抢占拒流河西岸，并炸铁桥。六纵副司令员兼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同黄永胜的看法一致，他带领先头部队猛插拒流河以西铁桥附近的车家窝棚。我军是一边作战一边构筑野战防护工事，在我军还立脚末稳的情况下，廖耀湘兵团东撤的先头部队就到了新民以东地区，都是主力对主力的战斗，都是成功或失败的战斗，敌人抢占不到铁桥，退不回沈阳就必遭歼灭；我军不能阻住敌人东撤就不能歼灭敌人。因此，铁桥的争夺战和反争夺战的就开始了，战斗打了将近两天两夜。在我军的历史上，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和伤亡之大，都是空前的。 六纵队的阻击战是辽沈大会战全部歼灭廖耀湘兵团的关键。由于阻住了敌人，争取了时间，打锦州的部队极大部分都赶上了。车家窝棚阻击战的胜利，首先是战场指挥的决心完全正确，其次是部队英勇作战，不怕伤亡，再就是部队各级指挥员高超的指挥。黄永胜，李作鹏的指挥，阻住了廖耀湘兵团东撤沈阳，对辽西会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个战例，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战役，这是攻坚战的典型。 天津战役是「瓮中捉鳖」，没有敌情顾虑，照着上级的命令打就行了。指挥员的组织指挥才能，最主要的是减少自己的伤亡。黄永胜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战经验，对战役进行了细致的组织指挥。天津城外都是开阔地，没有任何可利用的地形地物，因此，在战役准备阶段，最主要的是改造地形。黄永胜命令部队从东向西挖战壕，并且要挖「之」字形的战壕。这样就能够接近敌人城墙，进行突破。在战壕挖好后，还要进行适当的训练，使部队能比较熟练地进行各种战斗。 天津战役，我们八纵队与七纵队在东面的东局子、民权门并肩攻击。二月十五日早上八时发起攻击之后，我军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但发展很慢。就在此时，黄下决心，将总部配属我军的三辆坦克用于扩大突破口作战。结果发现敌人的防护工事是双层的，就像旧城市的墙有内外两层一样，内层是主要防护阵地，这种防御工事，过去是没有见过的。查清情况后，黄永胜立即命令攻击部队转为阵地防护，并立即使用预备队另开突破口。因为除了民权门之外，其余的地方可能都是单层防护，我们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向纵深顺利发展。黄永胜解释说：「民权门的防护，不仅工事坚固，地段也比较宽，另开突破口，地段比较窄，工事也可能不会那样的坚固，容易突破。」这样我纵队三分钟就突破了民权门，黄永胜的判断和决心都是正确的，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减少了伤亡。有经验的指挥员，才能起到这种作用。 黄永胜同志除了是一个好的指挥员之外，也是个好的领导干部。例如，他组织观念很强，特别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感情很深，对人诚恳热情，坚持原则，不怕打击。 黄永胜同志在历史上受过不应有的打击。五二年的「三反」运动就是一次。在那次运动开始时，中南军区（中南、华南军区尚未合并之前）领导中就有举足轻重的人，主张把黄永胜搞倒，抓住他「大手大脚」「爱花钱」的问题不放，华南军区不同意，一直顶住。爱花钱属于浪费，并非贪污。遵照中央的政策，浪费是属于批评教育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黄永胜这个浪费，其实也是为别人而「浪费」，解放了，大量干部回家探亲，当时机关有规定，师级干部每人发60元，这些干部不够就去找黄永胜求情，黄认为这些干部离家二十多年了，第一次探家要有点革命胜利光荣回家的味道，帮家里修修房子，添些农具都在情理之中，他出于对下级的关心，来者不拒，总是多批些路费，这样机关对他有意见。当时华南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叶剑英在外地休养，整个三反就是我负责。我顶了两个多月，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来到了广州。陶完全支持我的意见，我就对中南的意见顶得更紧了。不久，中央派公安部长罗瑞卿来华南检查三反运动。我单独向罗汇报了中南军区准备打倒黄永胜时，罗当即回答说：「完全是胡来，我相信陶铸同志也会同意我的意见。我马上就向毛主席请示报告。」第三天上午罗就告诉我，毛主席批准了，「确保黄永胜同志过关」。当天晚上，华南军区召开干部大会，罗瑞卿以中央检查团团长的身份，陶铸以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干部大会上讲了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黄永胜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同志坚持原则，坚持斗争，顶住了江青一伙一次又一次恶流。黄永胜刚来北京不久，江青就说总长选错了。他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期间和在总参谋长的尚位上，根本不吃江青那一套，中央文革江青一伙企图插手军队，搞乱军队根本不能得手，黄对稳定军队、加强战备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过去夺取政权的「武战」他是英雄、战将，立了很大的战功；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战」，又立了新功。在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他是一个立下很大功劳的高级领导干部！ 在反毛主席的恶浪中，少数别人有用心的人把黄永胜推上了反毛主席的审判台。他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头脑是清醒的，看透了问题的本质，没有被法庭利用为反毛主席的工具，宁愿自己认，也不往毛主席、周总理身上推。他在法庭上做了很好的斗争，我对他甚为佩服和尊敬！ 胡敏拜见黄永胜陵墓。 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公安部礼堂，在受审判退场结束时，我们有机会互相看了一眼。我看到了黄永胜同志走路都很困难，背是驼的，小步向前走，真是可怜极了，可是他精神很好，没有被压倒。当我们两个人的视线相交时，他的表情还是同当年一样：先微笑后说话。不过这次我们互相「说」的话，没有声音就是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我们是在「自己」的法庭上永别的！ 老战友，亲爱的黄永胜同志，你是带着伤疤，又是光着「身子」去见阎王的。 半个多世纪革命的光荣历史一笔勾消了，什么也没有了，连勋章也被剥夺了。但历史是任何人都勾消不了的，人民会永远纪念你的！ 老战友，亲爱的黄永胜同志，你死是默默无闻的。老革命，老干部，老功臣为革命而死了，什么也没有得着，不仅在报纸上没有得到立锥之地，连花圈也没得到一个。但人民在赞颂你一生的功绩。 老战友，亲爱的黄永胜同志，你是自己走路去见马克思的，没有人给你送行，也没有人给你发一个钱的「路费」。这不要紧，你所经过的地方，人民会热情欢迎你，很好招待你的。你到「家」时，你的老战友，老同志，老上级会热烈欢迎你的。毛主席、周总理、林副主席一定会同过去一样，立即接见你的！ 安息吧！亲爱的黄永胜同志。我会永远悼念我的老战友黄永胜同志！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晚于西安 胡敏看望老首长李作鹏。 说几句闲话 实事求是地说，刚刚发生「九一三」事件时，我心里是非常震惊的，意想不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坐飞机到蒙古摔死了？！正因为我们当时知道毛主席和林总对文化革命，对江青、张春桥有不同看法。我们既是林彪的部下又是反对江青的，所以，「九一三」之后，毛主席给林彪扣上什么样的帽子，编造什么样不实的话，我们当时没有多想，更何况我们很快就被关起来了，也没有条件和权力去争辩什么。 现在，「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于主席、对于林彪、对于总理、对于文化革命，我心里是清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党的政治生活中还是不愿意清楚的。其实，历史已经让「九一三」事件基本清楚了，再捂、再盖、再说假话也就没有太大意义了。人民解放军广大干部，尤其是数以十万计以上受冤枉、受株连的人，是希望党能对「九一三」事件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的结论，对他们落实一点政策，使他们不要再过着家破人亡、极度困难的生活。何况，众多受冤枉的人也快死光了。 有几点看法留给后人，我想是有益的。 一、说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谋害毛主席，一直没有证据，仍坚持原结论，这是不合法理。事实已经证明，黄、吴、李、邱是没有搞政变的，即没有参与「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所谓的公审，也只是在起诉书中给我们戴上「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帽子，审判时根本就没有审这个问题。另外，林彪究竟和谁在搞政变呢？！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待命或紧急战备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一艘军舰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待命或紧急战备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军舰，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况且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的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把自己搞死的儿戏。目前还坚持这个说法，这就是不合情理。 二、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就是叛国，这种结论是不对的。叛国有其定义和内容，并不是大人物说什么就是什么》批彭德怀的时候也说彭总「里通外国」，其实也是乱说一顿，可是那些骨干分子硬是坚持说彭总「里通外国」。这些骨干分子都是当时职务、地位比我们高很多的人。 三、林彪有政变或没政变，林彪叛国或没有叛国，都不能说文革中产生的错误，发生的问题都是林彪造成的。也就是说，那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讲的，文革是好人毛主席发动的，被坏人林彪利用了，坏事都是林彪干的，是犯罪；毛主席在文革中是犯错误；周总理是不得已做了违心的事，而不是犯罪。比如毛主席说，「二月逆流」、「杨、余、傅」事件、贺龙的问题等等都是林彪搞的，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过来的人嘛，这些事情都是毛主席做主搞的。 四、根本不存在所谓「林彪反党集团」（后又称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不要说林彪领导我们搞「反党」，搞「反革命」，其实，林彪几乎都没有领导军委办事组干过什么具体工作，林彪对所有文件的批示，无论是中央的、地方的、军队的都是在毛主席批示后他才划圈或批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这样无作为的话；而军委办事组也从来没有给林彪单独打过报告，军委办事组所有的报告，不论是作战的、训练的、部队调动的、干部任免的等等，都是报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的。在这里我要说林彪，说毛主席一些「难听」的话。对林彪来说：林彪在文革开始是不想介入的，他知道毛主席要搞刘少奇，也深知毛的谋略，因此，他不想从大连回来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硬是被主席几次电话叫了回来。文革初期林也说过颂扬毛主席，颂扬文化革命的话，但随着文革的发展，混乱加剧，党和国家严重受损，对毛主席的搞文革的一系列做法，对毛主席重用江青一伙，林彪有了看法。但他不说，对我们也从未说过毛主席半句不是（他心里明白，我们是因为林拥护毛主席才拥护他的），他用「主席划圈我划圈」的办法来应付，对我们也就是说「照主席指示办」，「要坚决支持总理工作」这样的话。实际上，林已经对文革「开小差了」。比如说，像三支两军这样的工作，林彪从来也没有像打仗那样，指示什么什么部队到哪里执行什么任务，什么什么干部到哪里完成什么使命，林彪这个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根本没有具体管过三支两军工作，三支两军工作一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手上，对军委办事组只是操办他们的决定而已。毛主席军权在握，调动一个排都要毛主席批准，任命一个军级干部也必须毛主席批准，毛主席还对军队「缔造的还不能指挥呀？」耿耿于怀，真是搞不明白。对主席来说，当时我们对主席是无限热爱的，热爱毛主席和热爱党是一体的，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指示，主席在我们心中最崇高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在主席处理的一些具体人和事中，尤其从主席对江青的态度中，我感到主席也有私虑、私为，这是非常痛苦的事，但当时想都不敢深想，更不要说去找谁倾诉了。比如说。主席是很看重看好军委办事组的，但主席又有他很大的私心，他想把军委办事组拉在他的手上，并希望我们去迁就江青、维护江青、支持江青，为此主席多次拉黄永胜，可黄永胜不为所动，这不是说黄永胜不愿意离开林彪，而是没认识到主席的用意，毫无「悟性」。黄永胜把毛主席、林彪、总理，看成是党中央这个集体的领袖，而军委办事组是为党中央工作的，为党的事业工作的。再有黄永胜对江青的人品特别反感，根本不可能搞到一起的。尤其是汪东兴多次向我们讲「毛和江完全是两回事……顶她怕什么！」因此，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一伙的错误是很坚决的，支持总理的工作也是很坚决的。试想，如果毛主席拉动了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并和江青一伙结合起来，那党和国家的历史就要改写了。林彪、总理在主席那里就是蚂蚁一样了，轻易就可以捏死。这一步难以实现，林彪是障碍，黄永胜是障碍，军委办事组是障碍。「九一三」之后，林彪死了，军委办事组倒了，主席就随心所欲了，批林批孔就是证明，批周公就是证明，把第二号走资派拿出来就是证明，十大王洪文、张春桥、李德生都当了常委就是证明。 我想，以上这四个问题解决了，林彪的问题也就基本迎刃而解了。 第四十五章 全家株连 母亲饿死在医院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关起来之后，全家人先后都受到了严重株连，甚至连出生未满月的孙女都无一幸免。我的母亲活活饿死了，十三岁的女儿无家可归，最后赶出北京。 七二年三月八日八十高龄的老母亲活活饿死在解放军总医院。我的母亲是我国农村贫苦劳动妇女的典型，勤劳一生。一九二八年，我们家乡就开始了苏维埃革命，当时，我爷爷是高兴区长径乡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我父亲是墩丘村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我哥是赤卫队长，我自己是村儿童团副团长，我母亲是妇女运输连的排长，是苏区土地革命时期，最早参加农村革命的基层干部。我的家庭是革命之家，三代同堂干革命！ 一九三四年，红军撤离江西长征，国民党军队立即进攻江西苏区。国民党军队用了很大力量修建公路，公路修到我的家乡时，随国民党军队回来的地主还乡团，指定要拆我家的房子取木料修碉堡。我的母亲性格很刚毅，同拆房的敌人展开了斗争，被打得全身是伤，晕倒在地上。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家当时三代老小五口人只能栖身在山洞里。我的父母一直在苦难中受煎熬。 全国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母亲时，望着她清瘦的脸，我非常难过，她却笑着说：「我相信红军一定会胜利。」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因执行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了多次揪斗，上海二医大「红纵」并不就此罢休，竟然跑到我的老家和当地造反派勾结在一起去残害我的母亲。 造反派在我老家，从室内到室外的所有墙壁上，院子里都贴满了大字报，甚至树上都挂满大标语，然后，即向我母亲宣布了三条： 一、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由造反派实行革命专政。 二、这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的老巢，应当彻底摧毁。 三、造反派有权处理邱会作老家的一切问题。 我的老家自有革命历史以来就是军属、烈属之家。乡亲们、邻居们对我的家向来都极为尊敬。除了国民党和还乡团捣毁过我家外，去我家的都是乡亲们和回乡探家的老革命。他们路过我家时，都到我家去看看我的老母亲，就连公审时审判我的副厅长黄玉昆也去看过我母亲。造反派捣毁和抄家真是祸从天降！ 邱会作的母亲。 我的老母亲跑到院子里和造反派论理，老母亲话音未落，一个个子高大的造反派一脚把她踢倒在地，母亲即不省人事了。母亲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成了一个疯癫病人。一九六八年秋天，组织上把母亲送到北京来治病。 「九一三」之后，总后的造反派同总医院的造反派共同对我母亲下毒手，他们首先把我母亲搬出病房，搞到一个简陋的小房子中，在房门上还特别张贴了什么「通告」之类的东西：「对黑帮家属，自即日起取消特殊护理。不准家属探亲」，停医、停药，停食，「九一三」之后不到半年，母亲于七二年三月十八日离开了人间。 周总理知道我母亲去世后，派人来了解过情况。总理对李德生还说过：「邱会作母亲是红军的老根子，整死她干什么啊！？」 老伴受到残酷至极的迫害 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们被抓起来时，总理专门对我们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自己的胸脯拍了一下。其实，没过几天，我们几个人的老婆、孩子、亲属和秘书、司机、警卫员都抓起来了。总理已经不能控制局面了。 从七一年的「九一三」到八一年，我的老伴胡敏受到关押、管制、监督劳动，历时十年有余，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又受到总后掌权的造反派的严重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十多年胡敏都是在苦难和残忍的折磨中苟延下来的。 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对我采取停职审查措施后，九月二十五日，我的家被卫戍区的部队接管了。九月二十六日，我的炊事员被调走。国庆节前，中央办公厅赖奎等人对我家和我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査。九月二十七日，胡敏的管制组住进了我的家，胡敏同外界完全隔绝了，从此就失去了自由。十月六日，我的大儿子路光从家里被抓走。接着，胡敏被押送到丰台仓库附近关起来了，对胡敏立即采取了突击审讯的措施。 「九一三」之后，周总理指定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兼管总后的工作、国防工业和军事外援。正是因为这种关系，余秋里就参与了审问胡敏。余秋里、李震、郭玉峰三人代表中央项目组曾经多次审问胡敏和诱供。比如，余秋里说：「我和邱会作的关系是很好的，过去我们是革命的关系，但他现在要杀毛主席呀！你必须揭发他，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你只要很好交代，是一定会有出路的。」 项目组逼供、诱供，完全采用了造反派那一套「土办法」对待胡敏。无非是「车轮战」，有时一天二十四小时，胡敏滴水不进。 在胡敏心中，毛主席和党是远远高于我的，但她肚子里的确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问题，她一九六八年十月才调总后司令部工作，对我工作上的事，她确实知道不多。她所知道的事，即使是我同她个别讲的事，她也都交代了。但千说万说也说不到「两谋」问题上。 一九七二年十月到一九七八年八月，胡敏被关押在中央项目组设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亚非学生疗养院的临时监狱。在那里度过了七个年头的监狱生活。 进了监狱，胡敏就编为第六号，从来不叫她姓名。监狱生话是很残酷也很单调的，有战士日夜严格监管。完全与外界隔绝。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吃不饱。监狱规定：饭食多了，不准退回，不准留下，一定要吃掉，即使吃不了也硬要吃掉。为了遵守规定，有时主食要多了一点反而误事，吃不下也有人看着，硬要往肚子里塞。为了不受胀肚恶心之苦，胡敏领饭食的时候，就宁可要少点也不敢多要。这样又常常吃不饱，就只有喝开水充饥。 「准时」睡觉起床。监狱规定：每天六时起床，晚上九时睡觉。在规定的时间内，迟早几分钟都不行，要是违犯规矩，都得重来。例如，早睡五分钟，看管的人要逼着起来，把衣服穿好，可刚刚穿好衣服，甚至还没有穿好，睡觉铃响了，看守人员又叫立即脱衣服躺下。同样，早起几分钟也是不行的，必须脱了衣服上床再睡下，刚一上床，起床铃响了，又必须立即起来。这并不是严格按时作息，而是不把囚徒看成人，随心所欲耍弄人就是了。除睡觉、起床要按时之外，拉窗帘的「规矩」也是特别严格。晚上睡觉，一定要先拉窗帘后开灯，早上一定要先关灯后拉窗帘。如果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做，除了重来之外，还要受严厉的训斥。 黄、吴、李、邱的夫人，都遭到同样的迫害，没有起码做人的尊严。 中央项目组的审查，多得难以想象，审查的范围也是无边无际的。凡是同邱会作和胡敏有过关系的事和人，凡是去过我们家的人，都在审査之列。 一九七八年八月，匆匆忙忙给胡敏下了一个三开除（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开除公职）的结论，赶出北京，押送到陕西大荔县农场监督劳动。作为一个自小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对党组织无限忠诚和信任，她含辛茹苦地等待组织的结论，却闹了一个三开除和监督劳动的下场。不仅如此，关了七年，家破人散，连家人和子女的音信都没有。 一九七八年八月，胡敏被押送到陕西渭南地区大荔县农建师六连劳动改造，在那里劳动改造将近四年。胡敏幼年参加革命，她自己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受我的株连，从囚徒又变为劳改犯。 胡敏在农场管制劳动，分给她一个约六平方米的房子，房子是土地太潮湿，虫子、老鼠太多，晚上，蜘蛛和虫子常在面部及被子上爬，整夜无法入睡。 胡敏到大荔的头一年，每月只给生活费四十元，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胡敏是一个极为坚强的人，也是一个克勤克俭的人，她自己养了鸡，把鸡蛋留起来等待子女们来看望时吃，也攒了几斤大米留给子女，可是子女去时，鸡蛋早变臭了，装米的袋里有一只胀死的老鼠。 由于长期的关押，精神上巨大的压力，再加上恶劣艰苦的生活环境，使胡敏心脏病、腿肿、哮喘常有发作，最重要的是，免疫力急剧下降，她全身各处得了白癜风病，本是一个白白净净的人，竟被摧残到如此地步。 在农场一段时间之后，连队的基层领导干部和工人，对胡敏给予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得到了大家的帮助和照顾，生活上的困难和痛苦也就减少了一些。胡敏对六连的干部和工人是很感激的！ 一九八〇年冬，当时的中纪委书记黄克诚就向中央提出了报告，认为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老婆的处理是错误的，要进行复査，重新处理。中央批准了中纪委的报告。 一九八一年七月间，胡敏回到了北京。在公安部招待所，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当着总后的干部和胡敏本人宣布：从现在起，胡敏就不归公安部管理了，还是总后的干部。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胡敏政治上的问题由总后复查处理。本来，重新复查是一线希望，可又落入总后的「虎口」，反而使胡敏更加灾难深重，当时总后操纵复査的是副政委李耀，一九八三年，总后党委对胡敏的「复查」结束，结论是：开除党籍，撤消职务，降为地方十五级，安置到西安市与邱会作一起生活。这个结论比「四人帮」时期下的结论还有过之。我还在服刑期间，胡敏怎么能和我生活在一起？而且总后并没有安排具体单位管理胡敏，那时的供应是以「票证」为主的时代，胡敏没有任何副食票证和补贴，没有烤火费，没有公费医疗等等，一切都没有，只是在北京的儿子在总后按地方十五级每月领一百多元的工资。发放工资的人都感慨地说：「胡敏还没有办理离开军队的手续，她还应该享受军队的待遇。胡敏按军人吧，没有军人的证件，按地方吧，没有地方的户口。」八一年起胡敏就等于是流浪在西安，变为无人过问的「黑人」了，她从一个强制劳动的「劳改犯」，变为无人管理的「流浪者」了。 胡敏为什么会受到那样残酷的株连？对这个问题从党的政策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也不能得到回答的。因为株连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也是根本违犯党的政策的。 关于胡敏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总后司令部常委： （82）司党字28号《关于对胡敏同志结论和处理的报告》，军纪委1983年5月19日，（1983）军纪委复字第60号批复：同意对胡敏所错误的审查结论，决定开除其党藉。撤消原中央项目组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关于胡敏的审查结论》，其它处理，根据审批权限，由总后决定。 对胡敏的其它处理，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总后党委决定，给予撤消总后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职务的处分；定为行政十五级（自结论批准日起按地方行政十五级发给工资，以前工资不再补发）。退出现役办理退休，安置到西安市与邱会作一起生话，其政治生活按县团级待遇。 中共总后勤部党委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胡敏真正的错误是为叶群家「选美」跑了不少腿。「选美」是极坏的风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应当诚恳承认错误，接受教训。当时，为叶群家「选美」的高级干部老婆不乏其人。正因为这是一种坏风气，中央纪委黄老就说过：「选美是工作关系，不是搞政治阴谋。」尽管如此，对「选美」胡敏从来也没有推脱过自己的责任，早已向中纪委、军纪委做过检讨，承认错误，并且认识到「选美」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总之，胡敏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选美」有错误之外，其他方面根本没有什么错误。因「选美」问题对胡敏进行批评教育，甚至给予党纪处分是可以的，但对胡敏给予「三开除」的处理，就是典型的株连！ 其实，总后对胡敏的结论，与对我的「公诉」除文字上多少有些不同之外，纲目、基调、内容都是一样的。几乎每件事，都是从我的头上搬过去，即是把对我的问题的帽子，戴到胡敏头上去的。加到我头上很多都是不折不扣的冤案，又加到胡敏头上就是双重冤案了。 从八一年下半年开始，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总后司令部办案人员只装模作样地对胡敏做过两次很短的谈话，每次谈话之后，胡敏都有很多意见要说，但都被拒绝了，胡敏根本就没有申明的机会。只要对审查稍微提一点异议，就会立即被指责为「态度」不好、「对抗」、「翻案」等等，总后司令部有一个姓阎的参谋，是胡敏的审查人员，经常是谩骂，吹胡子瞪眼训胡敏。每次谈话之后，即向胡敏宣布：「没有通知不准到北京来，即使来了也不接待。」八二年在西安又向胡敏宣布：「结论就这样了，你不接受是你的态度问题，不是结论本身的问题。你不接受，照样可以给你做结论。没有命令，你不准到北京去。」在「结论」中，还指出胡敏「态度」不好，因而加重了处罚。 总起来说，对胡敏的审査和处理不是把她当做一个老干部，把问题搞清楚，实事求是地做出正确的结论，而是把胡敏当做「反革命主犯的老婆」，任意进行株连。 胡敏早在三六年就参加了西安地下党领导的革命工作，三七年即由地下党送上前线参加了八路军。胡敏是抗日战争之初，有名的西北抗日医疗队上前线参加八路军的队员之一。她三九年入党，一直从事医务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积极工作，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对胡敏的处理，对黄、吴、李、邱四位夫人的处理，对黄、吴、李、邱老战友、老部下，甚至秘书、工作人员的处理，由于造反派在军队三总部、海空军掌了权，偏离党的政策是很远的，大部分同志仍然是开除党籍，降级降职，转业复员。为此，中央再一次指示复査，落实政策。军委张震副主席、国防大学段苏权政委等老战友对胡敏的复查问题进行了真诚的帮助。为了复查的公正性，不少单位都换了人，可总后还是原班人马。好在总后党委已经换了班子，在审査中，决定恢复党籍，对胡敏的不实之词也有所纠正，总后党委也将结论上报总政。由于胡敏对某些问题坚持自己的意见，让项目审查人员找到了借口，说胡敏态度恶劣，拒不认错，他们又闹到总政。在黄、吴、李、邱四位夫人中，相对来说胡敏事最少，错最轻，最后反而对她的处分最严厉。 五个子女无一幸免 我有四个男孩，一个女儿，五个孩子无一不受到株连。我的大儿子一九六七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二儿子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们都分到部队锻炼去了。两个小儿子分别于六七年、六八年参军，在基层也都提拔为干部。他们在部队，思想、工作等各方面都表现很好。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之后不久，四个孩子都被先后被关押，株连，最后一律清除出部队了！ 我的大儿子路光，在文化革命中是学校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等人的骨干。路光毕业以后，原北京工业学院军宣队收集到路光大批反江青、反中央文革的「黑材料」寄往部队，被部队顶住。「九一三」之后，军宣队又将路光告到江青那里，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批示，将路光抓回北京关押，由总后负责审查，一关就是三年。而后又以「闯进钓鱼台，欲谋杀江青」的罪名，关进北京第一监狱，在那里上了刑具，留下伤残，经受了非人的生活，一关又是三年。 一九八〇年，经过十年的磨难，兄、弟、妹五人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共同寄住在向朋友借的仅十平方米的平房内。 一九七六年，路光被武装战士押送到甘肃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山丹军马场监督劳动。总后的造反派指令军马场成立了一个对路光六人监督小组。路光是强制劳动，常常是超负荷的。例如，搬运青稞麦麻袋，每袋160斤，从踏板装上汽车。他每月只有9元钱的伙食费，他又不能吃牛羊肉，严重的营养不足，身体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路光在军马场劳改了三年，真正成了一个劳改犯。 在中央项目组审查的人如林办的秘书，黄吴李的秘书，及黄的子女，七五年在毛主席的批示下都解除审查，重新分配了工作，而由总后代管的路光，从七一年到七八年，总后对路光审査了将近八年，那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他们认为：「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江青，不予追究，但仍有攻击社会主义的严重问题，送回原部队处理」。把人关押劳改折磨了八年，就送回部队处理了之，这真是草菅人命的典型。 一九八一年，部队决定路光转业。他是从北京入伍的，按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理所当然转业到北京市工作。但军队转业办公室不准路光回北京，硬要他「回到」我的老家江西兴国县去，这是毫无道理的。路光只能复员回到北京，后来在万里副总理、北京市副市长叶子龙和商业部副部长张永励、赵发生及邱国光副司令等老战友的关心下，才把路光安排在北京商学院工作。由于路光是复员回来的，到了商学院不能承认他原来的行政十九级的级别，给他定行政二十二级（降了三级），每月60元工资，生活极为困难。路光在商学院已经工作四年，但转业手续都没有恢复。由于白天要上班，对自己的事只有在工作之余奔波，不幸遭车祸，骨折八处，几乎丧生。在困难无告之时，一九八八年赵紫阳总书记对路光的来信作了批示，恢复了行政十九级，并分配了住房。「做一善事如造七级浮屠」，我永远感谢赵紫阳总书记对路光的关心。 和京京、新平一家合影 温玉成是我的老战友，又是兴国老俵，关系一直很好。但温玉成到北京后，不知为了什么，一头栽向江青。在文革打小报告盛行的时候，他向中央文革告了我三状，其中之一就是有关承光1在清华参加文化革命的问题。温给江青打的报告说：「清华两派之所以闹得很厉害，邱会作的儿子邱承光是该派的重要成员，邱本人是414派的后台。」这是纯粹捏造事实的报告，承光哪一派都没介入。幸好这个报告江青转给黄永胜了。黄永胜知道底细，当天他就要我一起去向周总理把问题说清楚。周总理当即定了两条：一，对温的报告，如果有人追査就直接了当地指报告是诬告，根本不是事实。二，邱承光立即离开北京，到部队锻炼去。承光到广州军区去当兵，是周总理亲自决定。 「九一三」之后，在十月底，周总理陪埃塞俄比亚皇帝去广州访问时，还有意专门召见承光等干部子弟。但总理突然有急事回北京走了，特委托李先念谈。李先念当着广州军区首长和承光等人说：「你的父亲现正在接受审查，他的问题会得到很好解决的，你要如同过去一样相信毛主席，不要失去信心，在部队很好学习锻炼。」李先念又对军区首长说：「现在就把孩子交给你们了，要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得歧视。我们共同把孩子管好。」军区首长当着李先念的面承诺了。由于周总理委托李先念有指示，承光本人也下决心坚决执行总理「在部队很好学习锻炼」的指示争取在部队呆下去。但承光后来得到的就不是「一视同仁」而是「另眼看待」了。承光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和严重的打击，但他非常坚强，没有向整人的家伙屈服。 路光一家合影。 和承光一家合影。 一九七八年，承光请假去北京打听父母、兄弟、妹妹的情况，他已经八年没有假期。他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天各一方弟弟和妹妹。由于时间不够，承光就发电报和写信续假。但部队以超假为由，使承光遭到了开除党籍的没顶之灾。并强行以转业处理到苏北的小县城当教员了。 承光女朋友陈雪巾，「九一三」前只见过一两面，她六九年参军，在解放军总医院做药剂护士。由于工作好，军医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总医院送她去第四军医大学学习。陈雪巾学习成绩很好，「九一三」事件之后，她已经学习期满，可以正式毕业了，但学校不仅没有发给毕业证书，总后还把她抓去审查。一个女孩子，和承光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也要关押，七六年承光都可以探亲了，雪巾还在关押之中。她同样是无家可归的人，「九一三」后，仅因为女儿是承光的朋友，雪巾的父母竟被从无锡市赶到农村去了。 和光光一家合影。 后来承光经百般周折来到雪巾的家乡无锡。他们夫妻都是共产党员，两人都如同过去一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在工作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承光在无锡采煤机械厂将近十年时间，他和他的小组自己查数据，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主要部件，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成功设计出薄煤层采煤机，这种机器填补了我国采煤机械的空白，机器的质量也相当好。为此，一九八七年春，国务院煤炭部授予承光科技进步三等奖，江苏省授予二等奖。承光这个孩子天资较高，初中、高中、大学，他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因为受我的株连，耽误了孩子，一想起来，我心里就很难过。 三儿子光光，于一九六七年当兵，当时只有十五岁；四儿子小光于一九六八年当兵，当时也只有十五岁。两个小儿子在军队的大学校里学到了知识，得到了锻炼，他俩都被提拔为基层干部，光光任师司令部参谋，小光在连队任排长。他们两个人本来就出生在军旅之家，是适合在部队工作的。但他们当兵的权力被剥夺了，「九一三」后就以办「学习班」的借口关了起来，后来又下放农场五年。部队不是按党和国家的政策安排他们转业，而是叫他们复员，于一九七八年五月被撵出军队了。 和小光一家合影。 他们在北京是无家可归，举目无亲，真是痛苦难言。他们借住在同学只有九平米的小平房里，常常睡五六个人。他们在办理就业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三儿子光光最后在工厂干了几年的装卸工，小儿子在工厂干修理工。 我唯一的女儿京京，一九五八年出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只有八岁，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时，还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但总后造反派对她的株连是十分残忍的，女儿是我们全家最可怜的人！ 「九一三」以前，京京住在西单小酱坊胡同，「九一三」之后，就被迫离开了。离开那天下着小雪，京京小小年纪，畏缩在卡车上，不知所措，因为去哪里，她也不知道。我的全家都被抓起来了，总后的人把京京搬到一间放杂物的小房子，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开始了独立的人生道路。京京在总后五号院受尽了屈辱，房门上贴满恐吓和谩骂的大字报并声称「胆敢撕掉就采取革命行动」，京京上厕所时，调皮的男孩子经常装神弄鬼，在广场看电影也不得安生，经常有人向京京扔脏东西，甚至遭到小石块和土疙瘩的袭击，京京很少能够看到一场完整的电影。 京京在精神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一天晚饭后，由她嫂子的娘家无目的地出走。当时已经是寒冬腊月，她身上穿得很单薄。她由住处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转来转去，然后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了。当时想了很多的事，但主要是想妈妈，为什么不让看妈妈，根本想不通。她想来想去，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天安门广场换早班的战士，把她叫醒了，才知道自己在这里睡了一夜。 七四年二月七日，总后竟然把京京撵出了北京，只身到河北省井陉县3502工厂继续「上学」，每月给20元生活费，这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京京遭到的第二次严重打击。 京京高中毕业了，不予安排工作，在困难无告的情况下，京京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信，胡做了批示：「对子女的问题不能再不管了，要确切解决邱会作的女儿上学或就业的问题。」这个批件到了总后，在总后政委王平那里就压下来了，但终究要解决问题，最后不让京京回北京，硬性分配到了石家庄军械学校实习工厂当学徒工。 1981年9月12日，我被送到西安，到现在已经十年有余。我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到西安的，但是我在西安不仅没把身体保护好，反而几乎「保外送命」了。我对生活要求很低，能过得去就行了。就是这样低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 1981年8月22日秦城监狱的副主任（我称之高个子主任）就开始同我谈「保外就医」的问题，连续谈了两三次，我记得最后一次谈话是9月6日。 高个子主任说：「保外就医的问题，中央已经定了。你是安排到西安，房子也准备好了。你如果没有什么意见，过几天就走了。」 我回答说：「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不过刚公审完我们，马上又搞保外，不知是为了什么！对于保外后的生活，我只有一条要求：有暖气，有卫生间，能在家里洗澡。因为战争年间我有伤有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造反派打得一身伤残，一受凉就全身痛。」 高个子主任笑着说：「你的要求不高，是合理的，这些你就不要顾虑了。」 9月12日早8时我到了西安。陕西省公安厅郝副厅长和公安厅八处张科长到车站来接我。我进到我的住房时，心就完全凉了。我在北京提出的住房要求一条也没有落实，心里很难过。 房子里一共有四张木凳子，一张木板床，我们坐下之后，郝副厅长开口对我说：「房子不算好，但也费了劲才买到手的。今后你就同这位张科长打交道，他是专门负责你的事务的。」因为当时还正是深秋期间，没有暖气的房子究竟是个什么滋味，还没有实际感觉，只能这样住下了。我到西安后同公安厅的关系就是：每月100元钱（扣去七元房租，只剩93元），30斤粮票，半斤食油。另外，还可以报销药费。 光光、小光同在一个部队、一个城市。「九一三」时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也被隔离审查，下放农场，五年后才让相见。 * * * 1 原文为「程光」。下文按此改正，不注。 第四十六章 在西安的日子 安置西安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我被送到西安，到现在已经十年有余。我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到西安的，但是我在西安不仅没把身体保护好，反而几乎「保外送命」了。我对生活要求很低，能过得去就行了。就是这样低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 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秦城监狱的副主任（我称之高个子主任）就开始同我谈「保外就医」的问题，连续谈了两三次，我记得最后一次谈话是九月六日。 高个子主任说：「保外就医的问题，中央已经定了。你是安排到西安，房子也准备好了。你如果没有什么意见，过几天就走了。」 我回答说：「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不过刚公审完我们，马上又搞保外，不知是为了什么！对于保外后的生活，我只有一条要求：有暖气，有卫生间，能在家里洗澡。因为战争年间我有伤有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造反派打得一身伤残，一受凉就全身痛。」 高个子主任笑着说：「你的要求不高，是合理的，这些你就不要顾虑了。」 九月十二日早八时我到了西安。陕西省公安厅郝副厅长和公安厅八处张科长到车站来接我。我进到我的住房时，心就完全凉了。我在北京提出的住房要求一条也没有落实，心里很难过。 房子里一共有四张木凳子，一张木板床，我们坐下之后，郝副厅长开口对我说：「房子不算好，但也费了劲才买到手的。今后你就同这位张科长打交道，他是专门负责你的事务的。」因为当时还正是深秋期间，没有暖气的房子究竟是个什么滋味，还没有实际感觉，只能这样住下了。 我到西安后同公安厅的关系就是：每月一百元钱（扣去七元房租，只剩九十三元），三十斤粮票，半斤食油。另外，还可以报销药费。 八一年十月间，中央公安部来了检查组，检查组的组长就是秦城监狱的主任（即光头主任），据说他也是公安部八局局长。一天，公安部检查组，陕西公安厅郝副厅长和张科长等六、七人都到我的住处来了。 光头主任首先说话：「我们是经过济南、青岛到这里来的，然后到太原去。我们看到的三个地方，房子的质量、设备、面积都差不多，都可以住下去……」 我说：「住下去，当然是可以的，比这再差的也可以住下去的。我在秦城监狱曾经向你们提过，住房要有暖气和一般的卫生设备要求，一条都没有做到！」我说得很激烈。 光头主任避开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他说了一段解释的话：「房子条件不是很好，但也来之不易呀！这个房子是由中央拨款专门买给你住的，取暖问题会解决的，保证你冬天不挨冻。至于洗澡和马桶的问题，更好解决。你要有信心，情况会越来越好的」 我说：「你们的话能不能落实，我不知道。趁你现在着这里，我现在只提一个要求：要求回秦城去。在秦城有暖气，可以洗澡……。」 一九九五年，胡敏和老战友项辉方在西安家中。 胡敏和林立衡（豆豆）在一起。 此时，光头主任看到情况并不妙，他只说一句话：「你不要多想那些不可能的事。」说完他起身就走了。临走时，光头主任还交代我的大孩子路光说：「你要同你父亲好好谈谈，不要失去信心。」 从公安部检査组在我住处谈话的态度可以看出：检查组是例行公事，不是来解决问题的。不出我的预料，检査组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一九八二年春节，我们家是大团圆之日。全家除了大孙女未到之外，其余五个孩子每家三口共计十五人全部到齐了。加上我们老两口和女儿带来的保姆共计十八口人。我们的住房没有取暖设备，大家都是挨冻过春节。除此之外，我们过的真正是穷人节。当时，我只有一百元生活费，孩子们的工资也很低，除了勉强度日之外，也是身无分文了。 生活问题 在生活上，我们经历过的辛酸事是多得难于计算的。 取暖问题。八一年冬，公安厅八处在我的住房厨房内，安装了一个小锅炉，有两个房间可以取暖。白天不停地烧着房间还暖和，晚上不烧就一点热度都没有了。由于烧的是烟煤，不仅厨房内墙壁熏得黑不溜秋，而且整个室内烟灰很大，对人的身体伤害更大。我的邻居，尤其住在楼上的邻居，对我们烧烟煤也提出了意见。小锅炉对自己对邻居都不利，于是我就坚决不同意再用了。 从八四年冬起，他们把小锅炉改为烧炉子（又名土暖气）。但仍然只能给两个房子供暖，温度稍高一点，可以烧到19度，而且烧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可是这种炉子只能烧无烟煤，因为没有烟筒，中煤气的危险很大，一次我们全家都中了煤气，小阿姨爬到门口喊人才转危为安。邻居都很关心我们，第二天早晨就有不少人来看我们。派出所也知道我们中了煤气并报告了公安厅八处，过了两天张科长才来了，他看到我躺在床上还没有死，心里也就「放心」了。 我说：「人中煤气不好，但『中人气』更难受。这次是你们公安给我的『福份』。你们常说，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现在算是兑现了。如果多中点煤气，我就享天福去了。」 改变烧炉子后，供应无烟煤就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因为陕西不产无烟煤，加上八五年起，我的生活费用，是由中央拨款包干的，他们对我舍不得，供煤就更困难了。 八四年进入冬天之后，八处送过两次煤。大约有两个月了，煤也快烧完了，还不见煤来，我就向八处张科长写信报告，但一直没有见送煤来，我着急了。八五年一月一日一早在大雪纷纷的情况下，我到派出所去给八处打电话，向他们报告没有煤了。接电话的人只回答一句话：「我们这里没有煤。」电话就卡嚓一声挂断了。 不供应无烟煤，停了两三天没有烧炉子。当时正是寒冷天气，冻得实在难于忍受，我的外孙女在我这里，小孩冻得整天都哭。没有办法，我只好去派出所，董所长即说：「这样吧，我们给煤场写个条子，要他们在煤票之外供应你们二百斤烽窝煤，以应急需。他们会办的。」 我当时很感动！用劲先说出「谢谢」二字，接着我又说：「公安八处不会报销的，我自己是无力负担这笔开支的，去年的煤钱公安厅还没有报销。」「这真是怪事！」董所长是带有浓厚感情说这句话的。他又说：「这次买煤，我们会给你报销。你放心去办就是了。」煤场离我的住处很近，很快就把事情办妥了。当晚又烧起炉子来了，全家老小都高兴。 由于公安厅八处对我的生活太不经心，八五年的秋天，我就向张科长提出：「今年冬天的无烟煤，由我自己找人采购。」他很干脆地答应了。从此，连续几年都是我自己找人买煤。给我帮忙的人很多，我对热心的邻居表示由衷的感谢。 冬天烧炉子，因为不会烧经常熄火，熄火之后要重烧，就要用柴火才能烧着。公安厅八处不给我们引火柴的费用，自己买又不起，只好自己动手找出路。当时，我们小区里就是建筑工地，有不少木材下角料是上好的引火柴。我硬着头皮向木工师傅说：「我的炉子灭了，你给我一点无用的木柴下角料，好吗？」工人对我很客气，他说：「随时可以来拾嘛。」工地的负责人知道了我的「身份」后，特地为我预备了一堆劈柴，都是五、六寸长，并且还劈得好好的，这样就解决了我很大的困难。 烧炉子取暖的时候，每半小时要向炉子里加一次煤，是很劳力费神的，我家有个小阿姨，她要做饭搞卫生，还要带我的外孙女，一天忙得不可开交，不能再让她搞炉子了。我曾向公安厅八处提出要给我们配一个烧锅炉的工人，他们听到后只冷笑了一声，根本不理踩。我和老伴就自己动手，每天用破脸盆把煤一盆盆从一楼端到二楼，再把炉灰一盆一盆端下去，我们用自制的小铁耙，把未烧尽的煤扒出来，西安人称为拾烂炭，搞得我们老两口满身是灰，而且腰酸背痛。但每天拾十几斤烂炭，对我的生活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我当时处境的困难了。 洗澡问题。洗澡这个问题，对一般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对我来说，却是大问题。我初到西安时，公安厅八处每个星期用汽车送我到城里澡塘去洗一次澡。只有一个月，他们就不来车了。不来也罢，因为我自己对坐汽车去洗澡心里也不是滋味，总觉得这是一种浪费。 初到西安时，路光请了半年假，继而我的女儿京京请了一年假来照顾我们。他们就用自行车带我去洗澡，或者是借别人的三轮车，全家同去洗澡。孩子回去后是我老战友的儿子邱炜用自行车带我去洗澡。邱玮工作实在忙，我不忍心总麻烦他，我就提出不要他来接我去洗澡了。我自己每十天或半个月，背上一个包，带上衣服就去洗澡。我总是洗大池子，因为穷，要多花一角钱都是困难的。洗澡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挤不上公共汽车；二是洗澡之后必感冒。 西安公共汽车之拥挤是难于形容的。我每次去洗澡都要用很长的时间等公共汽车，常常因为挤不上去就回来，第二天再去。邻居护着我上公共汽车的次数也不少，因为小伙子力气大，我只要跟着在他的屁股后头，就没有上不了公共汽车的。等公共汽车是件烦恼的事，但也有好处，可以听到很多的新闻、怪话、笑话。 我是最容易因洗澡而得感冒的，几乎每洗一次澡回来都要头痛，咳嗽甚至发烧。这些情况张科长很清楚，但他就是不说话。八六年的冬天，我就直截了当向他说：「冬天，我半个月去洗一次澡，用你们的汽车可以吗？」张科长回答说：「用油限制很紧，恐怕困难，我回去汇报一下。」实际上没有答应。 我是偶尔遇到第四军医大学政治部一个姓周的干部才真正解决了洗澡问题。那位周同志原是总后政治部的，文化革命中还是反我的造反派，现在他对我很关心。周同志为我办了一个四医大的临时入门证，进去洗澡就非常方便了。 四医大管澡塘的是一个姓李的年轻人，他知道我的「身份」后，不仅不要我买票，而且每次去洗澡，他事先把澡盆、房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小李只读过小学二年级，还写不了信。小李每次回信都是我给他起草的，我们成了好朋友。 票证问题。八十年代是票证年代，当时的票证是数不清楚的，如粮票、油票、肉票、粉丝票等等。我没有户口，自然是「无证居民」，什么票也没有，连冬天贮大白菜的票也没有。公安厅应该知道这个情况，但他们根本不管。我们吃的副食品就是靠邻居、朋友、亲戚给我们送点副食票过日子。除了票证之外，还有什么补助，我们也是从来没有享受过。例如，从七十年代开始，由于提高了粮价，吃商品粮的居民，每人每月都补助五元。关于五元粮食补助费之事，我向张科长提出过，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只反问了我一句：「在秦城有吧？」他这是对我的挖苦，我也不客气地说：「你们西安的公安机关什么都是先进的，连地狱都是十九层，比别的地方深了一层。」 八三年十一月开始冬贮白菜了。我们没有冬贮白菜的票证，一天，我同老伴在菜场看到卖菜的时候，掉在地里的叶子很多，老伴随手拾了一些，拾白菜就是这样想起来的。卖菜的工人师傅也很同情我们，有时把大片的好菜叶扒下来给我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我的孩子对我们非常孝敬，当时路光还在部队，他也就请假不归了，在西安照顾我们半年，忙里忙外。我的女儿也请长假从武汉来照顾我们，虽然困难，大家心心相依，给了我们很多温暖和安慰。 邻居如亲人。我在长乐路安仁坊住久了，群众中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官家百姓都认识我，邻居碰到我几乎都说：「注意身体，有健康的身体度过晚年是最幸福的事。」有些人在大街上相遇，不便多说，也要在我的耳边小声说：「不要想那些事，要注意身体。」我也总是点点头，向他们致谢。 八十年代初，副食品还是国家统销为主，当时采购副食品并不容易，买不到东西是常事。我要是在排队买副食，人们总是让我到前面去是很受优待的，我则坚持不搞任何特殊化，前面的人前进一步，我也跟着前进一步。每次买菜的师傅和买菜的邻居非要我不排队，我也就领情了。商店经理还决定一次卖给我两包火柴。事情虽然很小，但从这里还是看到了人民对我的照顾和帮助。 刷房子。由于烧了两年的土炉子，我们房间的四面墙上都熏得黑黑的，尤其是厨房。我向八处提出来粉刷一下，他们没拒绝但也不办。 一天，邻居三个小伙子，偶然看到我的房子黑得很难看，他们当时就合计要帮我们粉刷一下，并预定下个星期天上午九时动工。但到星期天那天，我忘记了这件事，出去散步去了，待我回来时房子已经刷好，小伙子们准备走了。当时我感动得不知怎样是好，我说：「在我这里做点饭吃了之后再走。」他们回答说：「我们不吃饭，我们三个人吃一顿够你吃一个星期的，我们知道你招待不起。」 我又说：「你们为我刷了房子，不付工钱，料钱总要付吧。」他们回答说：「既不要付工钱，也不要付料钱。因为这点钱，你同样负担不起。我们为你做点事，心里很高兴。我们这些工人子弟永远不会忘记为我们打江山的老革命，这就是我们的心意。」 几个小伙子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坐在房子想了很多，真是思绪万千，只有人民才会叫我老革命，知道我为人民打过江山。我想来想去想出来一个真理：人民万岁！ 有期等于无期 我的十六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就期满了。我和我的家人也都盼望到期之后生活条件能够得到改善。我自己对到期之后，也不是一点想法都没有。刑期到了，苦难也应该受尽了。革命本来就是自愿受罪的，甚至自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其目的就是为了广大的穷苦人民的解放，包括自己在内也得到解放。为革命而受罪是应该的，是光荣的，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是非常正确的，不管受过多少苦，永不后悔！但是除了革命的苦之外，我现在还受了另一种苦，一种更难于忍受之苦，是共产党「自己人」给我的人为之苦。这种苦是不应该的。我们党对党内干部处理的传统向来都是思想从严，组织从宽，在生活上从来也没有把人搞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现在虽然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在世了，但党的传统总还是应该存在的。何况我的问题究竟有多大，中央知道，我自己知道，我的战友都知道。 我希望我们的党，能够从对我们的错误处理中取得教训，纠正错误，能够使后人再不受「自己人」之苦，这是我的唯一希望。 到期释放。八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是我十六年刑满到期的日子，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件大事。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许，陕西省公安厅突然到我家来了三个人。领头的是公安厅马顾问，他们三人坐下后说：「明天是九月二十四日，你的刑期到了。今天我们还未向你宣布，就犯法了。今天我们正式向你宣布两条：一、按中央公安部的命令，你的刑期到期了，决定对你释放。二，刑期到期后，对你的安置中央尚无决定，待后再宣布。」上面的内容，他们照原来写好的稿子，一字一句说的。 宣布上面那两条之后，他们接着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 「这样就叫做释放吗？判决的时候，兴师动众，现在释放是不伦不类，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这个样子吗？！」 对我提出的问题，他们不说话。 我说：「十六年来，无论关进卫戍区，押进秦城监狱，公审等，我都是服从中央决定的，并没有多说过话。因为我不是反革命，我是老革命。现在刑期到了，相信中央会按照政策，对我的生活给予安置的，但怎样安置，我还是服从中央决定的。过去，我没有多说话，其实，我有很多话要说，现在没有人听我说话，只要有一天有人听我说话，我会说得清清楚楚的。」我的话音一落，马顾问连忙站起来说：我们走吧。其态度真是冷若冰霜。宣布对我释放的「仪式」就结束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公安部八局处长姜耀山到西安来，在陕西省公安厅八处会议室找我和胡敏谈话。 姜耀山处长是个年轻人，他的谈话要点如下： 邱会作十六年徒刑已经满期，九月二十三日公安部委托陕西省公安厅对邱会作宣布正式释放，这是完全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办的。对你的安置，中央政法委有批示。按照批示的精神，现就有关安置的问题，向你宣布如下： 一、安置的地点，原则上在保外就医的地点，邱会作期满后，即在西安安置。除京、津、沪和沿海地区、沿边境城市之外，其余的地方有亲朋可投，可以去。要是自己自愿，可以回原藉。 对邱会作在西安的安置，我们已经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了，由省政府负责安置。对要求住有暖气的房子，并有卫生洗澡等设施，公安厅已经向省政府提出来了。政府的态度是好的，用积极的办法把问题解决好。 二、生活费二百元不增加。国家的经济改革虽然已见成效，但干部生活水平还是不高的。你每月二百元，包括物价上涨因素在内，不仅可以过得去，还绰绰有余。当然，生活好坏是相对而言的。 三、按照判决，从释放之日起，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按照刑法有关条文执行。 姜耀山处长讲话之后，我说：「对姜处长的宣布，我不发表意见，只提三点要求： 「第一点，要求回北京。回北京不是什么政治权利，是投靠子女，我们老两口只身在西安，生活的确是困难的。你们可以关我，可以公审我，现在刑期到了，不让投靠子女，这是什么法律？ 「第二点，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我现在每月二百元生活费，除了雇个人做饭，房租、水电、书报等费用占去了一大部分，真正能落到生活上的就不多了。刚才，姜处长说了，『生活好坏是相对而言的。』这个道理我懂得，但我同谁相比就不清楚了。我相信，我的生活同你姜处长就不能相比。 「我现在住的房子条件很差，要求能搬到有暖气、卫生间能洗澡的房子去住。 「你们知道，我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时间快六十年了。我是以革命为职业的，除了依靠共产党之外，其余什么办法也没有。对我这样一个人的处理，比你们对真正反革命的处理严厉多了，对老革命和对老反革命的处理，你们真正做到了旗帜鲜明。例如，你们对沈醉的处理就宽宏大量，仁至义尽，对我的处理，你们就残酷得不可复加了。 「第三点，要求解决家属株连的问题。我的全家老至八十岁的母亲，小至十三岁的小女儿都受到了株连，无一幸免。株连是空前未有的，但现在无人过问，很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我们真正叫天叫地也解决不了问题。」 姜处长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百感交集 我的刑期到后，没什么动静就算过去了。判决我的时候，当局是大张旗鼓的，全部招数都用上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释放我，我同楼洞的邻居都不知道。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我认真回顾了历史，在将近半个世纪内，我所知道的中央对其他人的处理包括对高级干部的处理，我一个一个都想过了，以我的经历来看，对我们这样狠毒的先例一个也没有。对我的处理，肯定是我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 我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维护党的利益。因此，我始终都把自己置于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的位置之上考虑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我就能正确对待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所遇到的一切苦难。而我能忍受一切苦难，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相信党、相信中央、相信自己。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自己对要下台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的。但怎么个下法？顶多也只考虑过，与我的前任洪学智下台大致差不多，其余的都在预料之外。 进了卫成区之后，我想到：发生了林彪这样大的问题，在事情不清楚的情况下，把平时同林彪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人进行审查是需要的。 一九九九年，和老战友李作鹏在一起。战友难友情意深重，市井布衣荣辱不惊。 即使对我采取了过激的审查措施，我还是可以想得通。于是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对自己的前途并未失望。 真正意料之外是关进秦城监狱，我进监狱的牢房之后，自己也还是半信半疑的状态。毛主席去世之后，华国锋、叶剑英上台，他们全力去对付「四人帮」，对黄、吴、李、邱的事撂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就把我们投进监狱关进了「仓库」。后来即使他们想管也管不了了，因为他们自己也被邓小平拱倒了。 更可悲的是公审。这个问题除了专权的人能够想到之外，任何人都绝对想不到，我自己也是没有想到的。 刑满释放，就是「放」了而已，一切根本无人过问。释放后同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发了一张释放证书，领了一个身份证，上了户口，其余一切都没有变。 公安厅八处要把我推出公安，这当然也势在必行，为了把我移交给民政厅，八九年二月间，公安厅八处、民政厅复员转业处，双方都来人到我的住处谈移交的问题。 公安厅八处说：「不管有什么困难，公安厅是不能再管了，这是原则问题。」他说的中心意思是，我的徒刑期满已经两年多了，再由公安管就要违反法律了。 由于民政厅对我的移交毫无准备，也不了解中央以往的政策，他们只能按一般政策对我。民政厅复转处长张百发说：「由民政厅管，住房和生活费用不变，医疗费不能实报实销，只能补助。」他解释说：「中央对老干部的医疗费有规定：一种是实报实销，一种是酌情补助，你只能享受第二种。」 我听到张的话之后，立即火冒三丈冲口而出说：「我们的党中央对我决不会对我有这种规定，这是你们的『中央』的规定吧？这点药费，对我这种受过大难的人也卡，实在没良心。公审时凶得很，大张旗鼓，现在对我的生活安置就像打发一条狗一样！对我的生活，在没有解决我生活的问题之前，我不同意公安厅马马虎虎就把我交给民政厅。我坚持说，主要是解决有暖气的房子、治病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只要解决了，把我交到任何地方都没有意见。我并非喜欢由公安管，而是要求解决问题。」后来他们经请示决定「药费还是实报报销」。 这次谈得很不好，无结果而散。这次谈话之后就没有再谈话了，公安厅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也就把我交给民政厅了。 当时我的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附加刑尚未期满，什么权利和权益都没有。从八七年到九二年四年多的时间，我看病太难了，看病要自己先垫钱，报销时既艰难又麻烦。在省公安厅移交到民政厅之前，我生了一场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使我的身体越来越坏。到了年底，我又病了，由于发烧一直不退，老伴陪同我去四医大门诊部看病。医生根据我的病情收留我住院。但在没有单位介绍的情况下，只能住普通病房。普通病房，一个房子住十多人。吃饭好办，但睡不着觉就是大问题，上厕所也困难，我根本蹲不下去。医院院长对我治病的问题很同情，但受制度所限，还是只能住普通病房。 还有一次我发高烧到39℃，天气连续下雨，因为没钱花了，我去八处报销，但竟然没人管，回来的路上还掉到沟里去了，成了个落汤鸡，幸好一个路过的工人师傅把我救起来，用三轮板车把我送回家，结果烧到40℃，接着又看病打针，真是受尽折磨。 省公安厅把我交给民政厅管，但他们之间没有协调好，九〇年冬天取暖煤就无人管了。我去找公安厅，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早把你的关系转到民政厅去了。」我去找民政厅，他们的回答是：「公安厅没有向我们移交取暖的费用。」无奈之下，我向中央赵紫阳总书记发电报，要求解决取暖煤的问题。内容大致如下：「现在已经进入严寒，我的取暖煤还没有解决，也无人过问。特向中央求救。」电报发出去之后第二天，民政厅就来告诉我说：「买煤的钱已经解决了。」十二月三十日，就开始生炉子了。 由民政厅管理之后，他们对我的态度一般的还是好的，像公安厅八处的「阎王神气」没有了。正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比较好，我就抓紧请他们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固定一家医院看病并发一个医疗证，一是要调换一个有供暖的房子。这两个问题后来都得到基本解决。看病固定在四医大了，四医大特诊室对我很好，对我甚为尊重，我每次去看病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二〇〇七年，胡敏看望老首长李作鸥。 调换房子的问题，费了很大的劲，差不多经过三年的时间才解决。对我要调换有暖气的房子，民政厅是采取积极同情的态度的，他们认为我的要求完全合理。 省委办公厅一位姓温的处长首先去山西、山东考察过李作鹏，吴法宪的住房情况，对解决我的住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李作鹏在山西从开始就是住的省政府干部宿舍，房子条件尚好；吴法宪住的是省政府给他新建的独门独院一栋小楼，条件也好。根据山西、山东的情况，对我的住房省委办公厅召集会议进行了讨论。公安厅八处的意见是只能调换普通住房，不能给较好的住房；办公厅的意见是住房条件要同山西，山东大体相等。公安厅八处把我推出去很积极，现在又来多管闲事。 经过了五年含辛茹苦的生活，到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我剥压政治权利五年的附加刑也到期了，开始公安厅没有动静，我向他们写了信后，陕西省公安厅发了一个文字通知。 通知全文抄录如下： 陕公预发﹝1992﹞12号 陕西省公安厅关于恢复邱会作政治权利的通知 邱会作： 你因系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于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87年9月23日服刑期满，已办理了释放手续。其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87年9月23日起至1992年9月22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对你的剥夺政治权利已执行期满，从今年9月23日起恢复其政治权利。特此通知。 陕西省公安厅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接到此通知后，我做了批注：此件，九二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半，由陕西省公安厅两人送来的。这个通知可以说增加了我的附加刑十多天。 当省委批准我搬到朱雀路省政府省级干部宿舍时，八处极力反对，甚至还提出要撒掉宿舍内原有的电话机。省委办公厅对八处不合理的意见，甚为不满。省委办公厅说，你们都下了文件宣布邱会作恢复政治权利，为什么电话都都不让用？他年纪大了，快八十岁了，子女都不在身边，没电话不成，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便管理，犯了病我们都不知道，总不能天天往他家跑吧。 陕西省公安厅欠我的冤枉账太多了。现在我身上有三个大毛病，心脏病和肠胃病是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国民党给我的；一身伤残、关节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毒打造成的；常年自己捅炉子得了肺气肿是在西安「保外就医」期间，陕西公安厅给我的。 落难中的情谊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我到西安是居住在长乐西路安仁街21楼。为了「保密」，公安部门要我改名为邱季龙。在八二年之前，邻居知道我「身世」的人很少，但不到两年时间，知道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了，大家都称我邱老。 战友子弟 西安有不少干部子弟，他们都想认识我，也想见见我。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桂绍忠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军医科学院的造反派郑洪泰，夺了军医科学院的领导权，把院长桂绍忠、政委程坤源都打倒了，并强迫他们劳动改造。六七年五月底，我向军委报告，经请示叶帅、聂帅批准，立即决定对军医科学院进行军事管制，郑洪泰停职反省，院长桂绍忠，政委程坤源立即解放，并恢复工作。 小桂是四医大的研究生，八二年回北京过春节，把我在西安的情况向他父亲说了，他父亲说了一句话：「有机会可以看看他。」在当时严酷的政治情况下，这句话也是值千金的。 八三年六月一个下午，我外出散步后往家走时，小桂在我的后面一个箭步走上来对我说：「我是桂绍忠的儿子，现在四医大读研究生，我来看看您。」小桂自从上了我的门之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我家一次，他常买些东西，自己动手做饭给大家一起吃，实际上是在帮助我。 小桂给我做了很多事。例如，我读的书就是他从学校的图书馆一次一次带来的。我在西安进过两次电影院，有一次就是小桂硬拉着我去的。小桂一直把我当成尊敬的长辈，当成老革命看待，这给我的精神世界有很大支持。 小桂说：「您倒台了但您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这是您的最大成功。全军特别是后勤系统对你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对你不怀恶意的人都说，你在主持后勤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工作，后勤战线在全军的威望最高。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周总理在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指出：『邱会作同志是我军最好的后勤部长』，总理的话，代表了全军共同的看法。总后机关除造反派之外，真正反对邱部长的并不多。」 小桂说，我们研究生中，有不少人认识邱部长，大家在闲谈中一致表示：「希望邱部长保重，长寿！」 意外来客 一天晚上约七点钟，有人敲我的门，进来一个红光满面的「老头」，坐下后他反复问我认不认识他？然后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可能认识我啦，我是平津战役时你的俘虏呀！平津战役时，我们去收容所之前，你给我们讲了话，有一句话对我终生受益。那就是『不要悲观，努力就有前途』。我听说你现在很困难，我也没有什么思想水平，只想用你过去教育我的这句话来回赠给你。」我除了谢谢他也无言以对，临走前他拿出五盒蜂王浆送给我。客人走了以后，我坐在椅子上突然不能动了，可能这件事对我刺激太大了，激起了难忘的征战岁月。平津战役，炮火连天，我四野八纵三分钟突破民权门，第一个冲占金汤桥……。我作为纵队政委给敌人俘虏讲话……可我现在却在困难中求生……，一切都颠倒了。 催人泪下 胡敏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在陕西省立医院做工。医院有一对老夫妇都是医生，但他们没有孩子。这对夫妇看到胡敏（原名胡秀英）勤劳乖巧，就收养了她。这对胡敏来说是天大的喜事，胡敏就此有了温饱。老两口还教她识字，介绍她去当护士。三六年胡敏在医院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掩护过省委书记崔廷儒。三七年抗战爆发后，胡敏参加了抗日医疗队上了前线。临走前并没有给老两口讲，是偷偷跑掉的。事后老两口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刁难。人生沧桑，几十年后胡敏又回到了西安，她是从这里参加革命，反而作为反革命回到家乡。他一生都惦记老两口，解放初期有过联系，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有见过面，文革中又断线了。到西安后经多方打听老两口还健在，而且都是教授一级的专家。胡敏去拜谢时，进门就给老两口跪下了。胡敏说：「我是感谢你们的恩情今天来拜恩，同样，出于感谢你们的恩情，今后不能再来了。」老两口爱怜地拉起胡敏，三个人都在落泪，临走前他们留下了电话并送给胡敏500元钱。胡敏哭着到了邮局把钱寄回并留言道：知恩不能报，全做无此人。 战友情谊 我的一生，除了公敌之外并无私敌。在革命队伍内部，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坚决反对造反派之外并无仇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同上级、同级、下级都结下了友谊。我流放到西安后，来看我的人很多，凡老战友到西安来，都要到我的住处来看我。 原中央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是我的同乡。我们在长征的途中相识，到了陕北之后，见面的时间多些，解放之后在业务上的联系很多。我们是老战友，他对我很尊重，很关心。 赵来西安是搞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粮供应资料，准备写一本军粮供应的专著。他只知道我在西安，但并不知道住址。为了要见我一面，他一到西安就打听我的住址，但市粮食局也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为了搞清楚我住的具体地方，市粮食局派专人到省公安厅才搞清楚，并到长乐西路派出所问清了我住的楼号和门牌号数。 一天下午，赵副部长在粮食局的工作人员和他的秘书陪同下，突然来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真是不知所措了。赵怕我激动，一进门就说起笑话来。他观察到我还平静，我们才开始谈话。 赵说：「我到西安来搞点资料。既然到西安来了，一定要来看看你。有一次开会后胡耀邦同志把我和张永励留下说，你们有机会见到姓邱的，告诉他：『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要向前看。我认为我们的党不应把圈子搞得很小，要把圈子搞这么大（两臂张开），多团结一些人总是好的。这个意思你可告诉他本人。』耀邦同志还说：『有些人别人打他反革命，吃了苦，他委屈得很，可他上了台，打别人反革命有下手很重，搞怨怨相报。其实，很想发他们几个的财（即给我们落实政策，在干部群众中赢得更好影响）。』」赵说：「今天，就把话当面向你转达了。」 孔瑞云是原山东省军区司令员，是福建的老革命。整个解放战争我们都战斗在一起，他是东野八纵的后勤部长，我们的革命情谊是很深的。他路过西安，决心一定要看到我。但不知道具体地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就干脆到长乐西路派出所去问我的住处。 派出所的人听他的口音和派头就知道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孔说：「邱是老革命，也是我的老领导，除了看看他之外，还要看看他有什么困难可以帮助他。我们是一起出生入死打败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人啊！」 派出所长说，我心里想的也和你一样。所长不到五分钟，就把老孔领到我的住处来了。 孔瑞云一进门就给我敬了个礼，然后紧紧抱住我不肯松开，我激动得也掉了眼泪，他说：「我们来看看你。今天我来看你同过去看你，在我们心里是一样的，你永远是我的老首长！你不要难过，要高兴！你要是难过，我们就更难过，你的许许多多老战友，老部下，都很关心你！」 我听了老孔的话，心里有很多的话，都说不出来了。由于老孔找我花的时间过长，上火车的时间快到了，我们谈的时间不很长他就要走了，临走时，他给我留下几百块钱和粮票，我们互相热泪盈眶地分手，我心里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老战友任思忠到西安，是卜占亚带他来看我的。他一进门也是紧紧地抱住我，他说：「你过去是我的老首长，现在还是我的老首长！」我们谈到了很多，从战争年代一直谈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也常常激动地双双落泪。老战友的真情和友谊对我在困难时期支撑下去是巨大的力量。 我在北京郊区顺义县卫戍区警卫三师师部关了五年又三个月，防化H副连长同我相处了三年多，整个警三师对我都是关心和敬重的，同样，H副连长对我也是关心和敬重的，这给我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力量。他能到西安来看我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一个看管你的人，还能来看我，而且是在公审之后，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相识是因为我被打倒了，被他看管了，他从我身上得不到一点「油水」，他能关心我，这是为什么？ 真情实意。 我想了很久，就是我们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人民解放军。我对H副连长是感激的，佩服的。 九二年我来到北京，张震和段苏权知道后都看过我还请我吃了饭，之后段苏权还多次看我。张震在国防大学请我吃了饭，他自己带了一瓶茅台酒，并对管理人员说：「我请我的老同学吃饭。」为什么是老同学，我真是不得其解，张震说：「我们是抗大的同学嘛！我们是一个队，一个支部。」我笑了起来，他这个理由想得好。席间，张震对胡敏落实政策很关心，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很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反对搞株连。他们对我的老伴落实政策都尽了很大的力，使我非常感动。胡敏的战友经常来看她，很多人都问寒问暖并给胡敏钱和粮票，给胡敏买衣服，胡敏每次都热泪盈眶。段苏权对我的关心，使我非常感动。我当时住在大儿子家里，他几次驱车来到寒舍看望我，说了很多关心和鼓励的话，他还把我接到他家里去叙旧，我对段苏权同样是感激的。 这一生使我永远感激的是我的老战友张文。张文同志是三七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生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平津战役以后，解放军大举南下，她爱人就牺牲了。她这一生是很不幸的，一生都很艰辛，日子过得很清苦。文化革命以前，我们两家常有来往，但在那个年代，都是依靠组织，互相并没有多少关照。「九一三」以后，我是家破人散，我的儿女无处可归，尤其是我的小女儿，更是无人照顾。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她收养了我的女儿京京，我的几个儿子到北京，没有落脚之处，都是住在张文同志在家里，她自己并不宽裕，但是她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给我的孩子吃，对他们问寒问暖，非常关心，使我的孩子得到很多温暖和慰藉。她的身体不好，不幸走到我的前头，我和胡敏及全家都很悲痛，我永远都感谢和怀念老战友张文同志。 九二年我搬进了省委干休所，并由省老干局管我，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费也有所增加。九九年，干休所还给我买了一辆红旗车用。干休所李所长，还有老干局的文处长对我的生活十分关心，几乎是有求必应，我们不吭声他们也主动关心我们。我几次住院都是安排很好的病房。干休所的医生、财务、司机及所有工作人员都对我尊敬和关心。干休所还专门安排我和老伴回延安看一看，胡敏还找到了当年在半山坡上住的窑洞，我们站窑洞门口，望着熟悉的宝塔山和远处延绵起伏的一道道黄土高坡，真是心潮起伏，热泪夺眶而出。我想到在江西瑞金的日子，两万五千里到延安，想到抗大，想到七大，想到大生产……。我对老伴说：「我们参加革命是对的。我是江西人，你是陕西人，不参加革命我们怎么能认识呢？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患难，为革命献出了毕生，有这一点就够了。荣辱都置之度外吧！」 邱会作将军铜像。 邱会作将军铜像揭幕。 邱氏宗亲联谊会会长邱家儒先生讲话。 在邱会作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 在邱会作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左起：吴新潮、李亚宁、邱家儒、陈友西、黄春光、刘卫兵、邱建军。 在邱会作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胡敏和来宾合影。 路光（长子）、光光（三子）、京京（女儿）、胡敏、毛毛（四子）在邱会作将军铜像前。 怀念父亲（女儿京京）。 胡敏和老管理科长汪波（左）、警卫员蒋平安（中）在邱会作将军铜像前。 京京、新平一家在父亲铜像前。 胡敏一家和家乡的亲人在一起。 人民总理周恩来的评价。 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特别到了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工作，那个时侯邱会作同志就参加后方的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几乎每天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我们共事最密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有为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证实，觉得我的看法是没有看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老战士。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代后记 家人在邱会作将军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贵宾、各位老俵乡亲： 谢谢您们的光临。 今天我们的母亲带着全家，把我们父亲的骨灰送回故乡安葬，魂归故里。 八十年前，我们的父亲不到十五岁，就从这个小山沟参加了红军。在共产党、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伟大的，是艰苦卓绝的，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许许多多革命前辈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支伟大队伍中的一员。 中国革命是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我们的父亲生前说过：他只是灿烂群星中的一颗小星。但是，他从参加革命一开始，一直就是积极工作、努力奋斗的，并贡献了他的全部力量。 愿我们的父亲安息在故乡，安息在生他养他的青山之中。 胡敏率子孙： 邱路光、萧潇、邱承光、陈雪巾、邱光光、李卓雁 邱小光、庞淑凡、邱小京、吴新平 邱燕恒、邱小宜、程晓愫、胡晓爱、萧楠、吴丹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邱会作将军生平简历 1928年6月 参加儿童团 1929年11月 参加红军，在地方部队「兴泰警卫连」当战士 1930年1月 在「兴泰警卫连」当文书，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12月 参加第一次反「围剿」腿部负伤 1931年5月 参加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7月 参加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11月 五军团宣传队长 1932年10月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习参加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2月 军委总供给部会计、机要统计员 1933年6月 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机关党支部书记 1934年8月 兼任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1935年5月 军委四局三科科长 1936年1月 中央军委供给部粮秣处处长 1936年6月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供应局长 1937年1月 抗大二期学习 1937年8月 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 1938年5月 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 1940年1月 中央财经工作团团长 1941年3月 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四师供给部政委 1944年2月 中央党校二部学习 1945年4月 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12月 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 北平军调执行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人事组组长 1946年8月 赤峰地委地委书记兼二十二分区政治委员 1947年8月 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8年3月 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政委 1949年3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5军政委 1949年12月 广西省桂东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1950年12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1年5月 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2年7月 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54年10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 1957年9月 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1959年10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962年4月 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 1967年8月 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 1968年10月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1969年4月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