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第一章 我的一家人 　　一、四世同堂 　　二、十五岁参加红军 　　三、全家受到迫害 　　四、解放后回家，只见一个个坟墓 　第二章 在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一、 参加到赣东独立团 　　二、 第一次打仗 　　三、 打“AB团” 　　四、向广昌进发 　　五、 师长叛变 　　六、 参加青年团“一大”和在团校学习 　　七、 参加第四次反“围剿” 　　八、 滕田整编 　　九、 硝石战斗 　　十、 任警通连指导员 　　十一、 乌江战斗和温坊战斗 　　十二、 请假回家未被批准 　　十三、 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 　第三章 艰难的长征 　　一、 首渡于都河 　　二、 突破四道封锁线 　　三、 红军进入贵州 　　四、 突破乌江 　　五、 遵义休整 　　六、 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 　　七、 四渡赤水 　　八、 再渡乌江 　　九、 与滇军的遭遇战 　　十、 掩护部队过湘黔公路 　　十一、 巧渡金沙江 　　十二、 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十三、 在会理休整 　　十四、 穿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 　　十五、 二郎山和铁索桥 　　十六、 翻越雪山——夹金山 　　十七、 进入藏民区 　　十八、 到毛儿盖 　　十九、 过草地 　　二十、 向腊子口进发 　　二十一、 哈达铺缩编 　　二十二、 到二团任俱乐部文任 　　二十三、 继续北上 　　二十四、 部队进入宁夏 　　二十五、 到达陕北根据地 　第四章 战斗在陕甘宁边区 　　一、直罗镇战斗 　　二、秋林镇整训 　　三、东渡黄河 　　四、兑九峪战斗 　　五、回师陕北 　　六、西征甘肃、宁夏，迎接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 　　七、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 　　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 　　九、西安事变 　　十、宁县整训——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一）建设苏北根据地 　　一、三原改编 　　二、首战平型关 　　三、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四、苏鲁支队挺进山东 　　五、东进湖西 　　六、南下陇海路，番号改为苏鲁豫支队 　　七、挺进皖东北 　　八、湖西“肃托”事件 　　九、南下苏北 　　十、参加苏北抗敌和平会议 　　十一、新四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 　　十二、断桥事件 　　十三、曹甸战斗 　　十四、盐城会议 　第六章 抗日战争（二）新四军三师 　　一、建设新四军三师政治部 　　二、盐城高干会议 　　三、第一次反“扫荡” 　　四、相对稳定时期 　　五、陈道口战斗 　　六、单家港会议 　　七、淮海军民反“扫荡” 　　八、整风运动 　　九、第二次反“扫荡” 　　十、“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十一、彭雄、田守尧的牺牲 　　十二、陈绥圻重返上海 　　十三、再战韩德勤 　　十四、屡立战功的第七旅 　　十五、攻克阜宁城 　　十六、两淮战役 　第七章 解放战争（一）激战东北 　　一、进军东北 　　二、初到东北 　　三、到东北以后的第一仗 　　四、明确东北的作战方针 　　五、秀水河子战斗 　　六、建立西满领导机构 　　七、四平保卫战 　　八、建设根据地和整顿部队 　　九、新开岭战斗 　　十、“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十一、东北军事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 　　十二、夏季攻势 　　十三、秋季攻势 　　十四、冬季攻势 　　十五、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 　　十六、辽沈战役 　　十七、准备入关 　第八章 解放战争（二）挥师南下 　　一、入关 　　二、平津战役 　　三、南下途中，打猎负伤 　　四、进军广西 　　五、重建广西 　第九章 建设空军 　　一、到空军工作 　　二、空军初建 　　三、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空军 　　四、“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 　　五、抗美援朝 　　六、一九五五年授衔 　　七、“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 　　八、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空中防线 　　九、空军、防空军合并 　　十、组建空降兵 　　十一、金门空战 　　十二、国土防空 　　十三、立空军为标兵 　　十四、刘亚楼去世 　　十五、对空军工作的简单回顾 　第十章 “文革”的前奏 　　一、庐山斗争彭德怀 　　二、军委扩大会议批斗彭德怀和黄克诚 　　三、庐山会议后的新军委 　　四、“七千人大会” 　　五、太仓“四清” 　　六、罗瑞卿大将的下台 　第十一章 风风雨雨闹“文革” 　　一、牵连到彭真 　　二、空军党委第十一次会议 　　三、接林彪回北京 　　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五、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 　　六、中央工作会议 　　七、八次接见红卫兵 　　八、红卫兵的兴衰 　　九、军队院校的“文革” 　　十、十万人大会 　　十一、改组全军文革小组 　　十二、对民航军管 　　十三、“一月风暴”和“全面夺权” 　　十四、全面夺权变成了全国武斗 　　十五、“可以炮轰、火烧，但不要打倒” 　　十六、一九六七年军委扩大会议 　　十七、林彪痛斥江青 　　十八、中央文革检讨 　　十九、“二月逆流” 　　二十、青海事件与内蒙事件 　　二十一、“五一三演出” 　　二十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二十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 　　二十四、武汉“七二O事件” 　　二十五、逮捕王、关、戚 　　二十六、中央专案组 　　二十七、“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二十八、到上海带人 　　二十九、林立果到空军 　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 　　一、“杨、余、傅事件” 　　二、中央文革碰头会进一步分裂 　　三、八届十二中 　　四、九大 　　五、与江青等人的分歧公开化 　　六、珍宝岛战斗 　　七、“第一号命令” 　　八、林立果的任职和“讲用报告” 　第十三章 九届二中全会 　　一、汪东兴传回的声音 　　二、宪法修改小组 　　三、林彪的意见 　　四、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冲突 　　五、“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 　　六、开个神仙会 　　七、全会开幕，林彪讲话 　　八、改变全会的三项章程 　　九、称“天才”的几条语录 　　十、华北组“起哄” 　　十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求救了 　　十二、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十三、首当其冲的陈伯达 　　十四、追查 　　十五、周恩来要我写检讨 　　十六、黄永胜上庐山 　　十七、《我的一点意见》 　　十八、“陈伯达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 　　十九、周恩来坐镇西南组 　　二十、九月一日的常委会和公报 　　二十一、林彪要我们见江青 　　二十二、下山 　第十四章 “庐山会议没有完” 　　一、继续审查 　　二、林彪要见毛主席 　　三、检讨过不了关 　　四、毛主席“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五、“不要学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 　　六、周恩来带领我们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八、中美关系的改善 　　九、管不了的林立果 　　十、庐山会议以后的江青 　　十一、和叶群的最后一面 　　十二、毛泽东南巡 　　十三、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 　第十五章 阶下囚 　　一、人民大会堂被逮捕 　　二、一觉醒来，窗户上都焊上了铁条 　　三、五次提审 　　四、囚徒生活 　　五、唐山地震 　　六、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七、反而进了秦城监狱 　　八、切除胆囊 　　九、孩子们的探视 　　十、公审 　第十六章 “保外就医”到济南 　　一、连话都不会说了 　　二、出狱 　　三、闲居在济南，全家团圆 　　四、我的妻子 　　五、女儿们 ÁÁÁÁÁÁÁÁÁÁ：doosho.com　2，3，4，5 ББББББББББ：doosho.com　 ĆĆĆĆĆĆĆĆĆĆ：doosho.com　 ĎĎĎĎĎĎĎĎĎĎ：doosho.com　 ÊÊÊÊÊÊÊÊÊÊ：doosho.com　 ♀♀♀♀♀♀♀♀♀♀：doosho.com　 ĞĞĞĞĞĞĞĞĞĞ：doosho.com　 ĤĤĤĤĤĤĤĤĤĤ：doosho.com　 ĨĨĨĨĨĨĨĨĨĨ：doosho.com　 ĴĴĴĴĴĴĴĴĴĴ：doosho.com　 ЌЌЌЌЌЌЌЌЌЌ：doosho.com　 ĹĹĹĹĹĹĹĹĹĹ：doosho.com　 ♂♂♂♂♂♂♂♂♂♂：doosho.com　 ŃŃŃŃŃŃŃŃŃŃ：doosho.com　 ÓÓÓÓÓÓÓÓÓÓ：doosho.com　 φφφφφφφφφφ：doosho.com　 ℚℚℚℚℚℚℚℚℚℚ：doosho.com　 ŔŔŔŔŔŔŔŔŔŔ：doosho.com　 ŚŚŚŚŚŚŚŚŚŚ：doosho.com　 ŤŤŤŤŤŤŤŤŤŤ：doosho.com　 ÚÚÚÚÚÚÚÚÚÚ：doosho.com　 ≚≚≚≚≚≚≚≚≚≚：doosho.com　 ŴŴŴŴŴŴŴŴŴŴ：doosho.com　 ϰϰϰϰϰϰϰϰϰϰ：doosho.com　 ÝÝÝÝÝÝÝÝÝÝ：doosho.com　 ŹŹŹŹŹŹŹŹŹŹ：doosho.com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作者： 吴法宪 出版：香港北星出版社 发行：利源书报社有限公司 日期：2006年9月第一版 出版日期：2006/11 ISBN-10：9628643827 ISBN-13：9789628643820 吴法宪，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身为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副总参谋长﹑同时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他曾经跻身于中共领导的最高层。但不久，震撼中国大地的9。13事件将他和成千上万的军事将领卷向了政治的深渊。 吴法宪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里，同他的妻子陈绥圻一道，完成了他俩多年来的一个共同心愿─写出一本回忆录。这本书，是他们夫妇两人十年辛勤劳动的共同结晶。它如实地记录了吴法宪的坎坷一生﹕从少年参加红军，长征突破乌江，苏北抗日﹔到解放东北﹑华北﹑广西﹔再到新中国成立﹑组建人民空军。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了军委办事组﹑领导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周恩来一道筹备九大﹔九届二中全会和张春桥﹑姚文元争斗﹔在林彪事件后成为阶下囚﹔最后在审判之后保外就医，重新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全书史料之丰富，材料之生动，视角之独特，心态之超脱，在众多将帅回忆录中是少见的。 该书是作者用十年的时间，以过人的记忆力而着成。他用亲身经历的大量史料，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讲述了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很多精彩片段并揭示了其中的很多必然关联。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的指导下，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而文化大革命则使之一系列运动达到了顶点。做为当时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作者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在那一特殊时期，很多中共领导人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作者也因此大起大落，最终饱受十年铁窗之苦。正是如此的坎坷经历，才使其得以对政治和人生都另有领悟，并将其切身感受以及亲身经历详细记载于该回忆录当中。 序 我从十五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这支队伍里成长，至今已经六十多年了，在党的领导培养下，在人民的教育帮助下，扪心自问，为中国革命，为祖国和人民，我尽力做了一些事情，但贡献甚微；与此同时，那些漫长道路和艰难岁月中的酸甜苦辣，我也都一一尝过。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四周年的日子，国家公安部派人来到秦城监狱，向我宣布：考虑到我的身体的状况，安排我来济南保外就医。自那时起，至今已经十多年了。 这些年来，许多老同志、老朋友，以及一些年轻的朋友曾经向我建议，有的同志还主动提出要帮助我撰写回忆录，使我深受感动。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好意。 写回忆录，我早有此意。早在一九四五年在东北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妻子陈绥圻特别爱看书，老是到处找书看，我就对她说：“将来有机会，咱们俩一起写点东西。” 但撰写回忆录，实在是一件劳心费力的事情。我年迈体衰，深感力不从心，加之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写作条件（比如无法到有关部门查阅相关的原始档案和文献），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慢慢地，自己去回忆和思考；只能参考一些已经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所以其中的错误绝不会少，我的主观想法是实事求是，如实地去反映我所亲身经历的时间和情节，不虚构，不造假，不粉饰，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结论。既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也绝不违心的区成人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 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历史事件，是有很多的侧面来展现，完善的。在我的回忆录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事件，我所经历和反映的只是一个侧面，还需要其他的史料来印证，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来济南以后的十几年中，我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努力。很难，太缺乏基本的条件了。但是我努力了，只有这样了。尽量为读者和历史学家提供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东西，结论有读者和历史来做，这就是我的初衷。 既然是回忆录，必然要涉及到各个历史时期我的那些同志和战友，我的那些上级、下级和同级都会涉及到，因为我没有条件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有错误，自当由我负责。 我的写作水平，写作能力都很低，希望读者多予批评指正。 最后，谨以此书答谢五十多年来与我荣辱与共的老伴陈绥圻，以及我到济南后悉心照顾我的儿子吴新潮和采芹、仲秋、京秋、巴璀、梦璀几个女儿们。 一九九五年于济南 第一章 我的一家人 一、四世同堂 我们家是四世同堂，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我及弟妹们。曾祖父的名字叫吴遐渭，是个十分老实的农民，他的一生都是在劳苦之一中度过的。我八岁那年，曾祖父去世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曾祖父去世后，我们一家人及亲戚把他送到我们家后面一座小山上去埋葬的情景。那一年，曾祖父正好八十岁。这在当时已经称得上是相当高寿了。曾祖父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吴芳德，即我的祖父。次子即我的叔伯父，但叔伯父叫什么名字，我却不记得了。 曾祖父曾在一个姓李的地主家当长工二、三十年，积蓄了五、六十块钱才娶了我祖母陈氏。婚后，祖父租了这个姓李的地主家七、八亩地种，不再出去当长工。地租很贵，是倒四六开。每年的收成，六成要交给地主，我家只得四成，大约每年要交十二担的租谷。年景好的时候，自己还能剩下七、八担谷子，这点粮食也就够全家人吃半年，其余则要靠秋季种地瓜和豆类来补充，以瓜菜来过半年。年景稍差一点，就连半年的粮食都吃不上。祖父一个大字识，但是有点手艺，会用地瓜粉做粉皮，每年的秋后，他都靠做粉皮来挣回一点钱。 祖母陈氏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家里的房子很大，但是却破落不堪。由于家境败落，祖母娘家的生活也十分困难。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到祖母的娘家去玩，她娘家里都无法招待我，只好拿蕃薯给我吃。祖母会纳鞋底，鞋底纳得又结实又好看，因此有很多的人来找她纳鞋底。她当时给人纳一双鞋底，一般是收两个银毫子。这样每年也可以掐挣回一点钱。另外，为补贴家用，祖母还在家里养了一些鸡和兔子，同时还养了一、两口猪。 我家祖辈都居住在兴国县的南坑乡，那是山凹里的一个村子。以后祖父和叔祖父分了家，我们一家便迁居到离南坑乡约三十里的水丰县龙岗区君埠墟大安村。曾祖父也随祖父一起迁居大安村，同我们一起生活。 我父亲名叫吴功信，是个独子，小的时候念过几年书。十六岁时，父亲结了婚。母亲曾氏，是个家庭妇女，那年也是十六岁。 一九一五年，母亲在二十岁生下了我，家里已经有了好转，刚盖起了六间屋子，其中一间厅房，一间厨房，其余四间用来住人。另外，还建了三间用来装稻谷的两层楼仓库。以后，家里又逐渐买了三亩地，一头牛和一些农具。由于我正好是盖新房那一年生的，因此父亲给我起了个小名叫新福生，认为是我给家里带来的福气。 我出生一年半之后，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妹妹，接着又生下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到我参加红军那一年，母亲又生下了最小的一个妹妹。这样，我家一共有二男三女五个孩子。我弟弟叫吴臣洋，小名叫九生保。由于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三个妹妹都没有名字。当时可以说是我家的全盛时期。我们五个孩子，加上曾祖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一共十几口，真的是一大家子人。 由于我父亲读了几年书，识得几个字，能写对联，也会记帐，所以总希望我也能读书识字，将来能成为一个耕读之家。于是，我七岁那年，父亲送我上了学。我还记得那一天，天未亮，鸡刚刚叫时，父亲就拿了一盏灯笼，扛着一张桌子，叫我去"发蒙"(我们家乡把孩子第一次上学叫"发蒙")。那天，他把我送到了马古州张贤左先生家支读私塾。 张先生大约收了二十多个学生。他教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论语》、《中庸》、《幼学琼林》，以及孟子、曾文教界正公的书等，还学了珠算。在张先生家，我一共上了五年私塾。 上学之前我就在家里负责放牛，上学以后，每天清晨我依然出去放牛，放完牛后才去上学。由于家中的烧柴都归我负责，所以下午放学回家后，还要上山去砍柴。 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名叫铁炉下的村子。我十二岁时，铁炉下村的人在村内的胡家祠堂办了一个小学。学校办起来后，父亲就把我送了去。当时，铁炉下村小学只设甲、乙两个班，过去读过几年书的上甲班，没读过书的上乙班。这样，读过五年私塾的我就上了甲班。我在铁炉下村小学又学习了两年，学了一些简单语文和数学。 一九三0年五月，祖父因病去世，享年月才六十岁。祖父去世后，我们把他安葬在住屋后面的小山上，跟曾祖父葬在一起。 随着祖父的去世，我们家也开始日渐衰落。由于给祖父治病，我家欠了百余元的债，家境日渐衰落。家中仅靠父亲一人劳作已难以支撑，于是我不得不辍学参加农田劳动，逐渐学会了各种农活。 二、十五岁参加红军 一九三0年，我十五岁，就是在这一年里，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在红军的领导下，我们村里也闹起了革命。开始组织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少年儿童队、妇女会等。组织和动员劳苦民众积极起来参加革命。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我报名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并任队长。从此以后，我天天参加革命活动，无论是开会、斗土豪劣绅、游行示威，还是破除迷信、唱革命歌曲、写标语等，都非常积极。那年的六月，为配合红军的行动，我们还曾到离家一百二十里的永丰县荇田去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没想到，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国民党飞机轰炸，把队伍打散了。轰炸完了以后，我发现周围什么人都找不着了，只好自己一个走了百十里路回家。 不久，我们村又开始打“AB团”。什么是“AB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只看到一些乡苏维埃的干部和村苏维埃的干部被抓起来了，说他们"反水"，是"反革命"，弄得我稀里糊涂。我还看到一些人被杀，像我们小学校长胡风章、教员胡泽凡等都被杀了。这么些人的被抓和被杀，使我心里很害怕，不知所措。但是过了几个月，又把一些未被杀的人放了出来，说是搞错了。大家紧张的情绪才放松了下来。 打完“AB团”后，我们村就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村里的两个恶霸地主李祖千、李祖碑抓起来，召开全村大会进行斗争，当场把他们两个杀了。接着，就分田地。我家分到了八亩地和一座茶山。斗倒了地主，分了田地，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就更加高了。那年的村苏维埃选举，我们选举了村里的贫农许泰仁担任村苏维埃主席。 一九三0年十一月，蒋介石调动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许泰仁代表村苏维埃，动员全体村民同红军一起，参加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保卫家乡。经过动员，我们村里的全体村民都行动起来，准备支援战争。当时红军部队集中在于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我当时还是村里的儿童团长，我们被派去为红军带路、送信、站岗、放哨、抬护伤员和准备粮草。 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进到了离我们村仅二十里的地方，红军开始反击。战斗打响前，我们村的担架队被派到小别村，负责抬伤员。我便带领村里的儿童团，抬着三十副担架，跟着村长，准备收容伤员。 十二月三十日拂晓，战斗打响了。到上午十一点，伤员陆续下来了，我带着担架队赶紧抬着伤员回到村里。每家三、四人，一共住了一百多。伤员的医治是由红军医生负责的，他们到各家去救治。 就在那天晚上，上面传来消息，说红军打了大胜仗，将国民党十八师全部消灭，还活捉师长张辉瓒。我们村里的"老表"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连夜赶到龙岗一带的山上，帮助把红军伤员抢运到后方，并协助部队打扫战场。在龙岗，我们抢运伤员，为红军收集枪枝、子弹、炮弹和军用品，还掩埋死者，以及搬运一些国民党的伤病员。我们儿童团捡了成千上万的子弹壳交给红军。这次打扫战场的工作，一共进行了四、五天才结束。这是我首次参加战勤工作。 在协助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以后，我参加了共青团。从这时起，我就一直想参加革命。一九三0年十二月，村苏维埃主席许泰仁召开全村大会，动员村里的青年参加红军。在这次大会上，我和许泰仁的侄子许元怀等十七人一同报了名。 知道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红军，父亲倒是很开通，表示完全同意，而母亲却只是在一边给小妹妹喂奶，一句话都不说。只有祖母在听说我要参军后，哭得很厉害。在我离家参军时，祖母一直眼泪汪汪地站在家门口，默默望着我远去。我是由祖母一手带大的，所以她最疼我。 在离家去参军的路上，我遇到了弟弟。我告诉他，我要走了，家中的事情以后要靠他了，要他一定要放好牛，多砍柴，帮助父母多干一点活。当时他才十二岁。 三、全家受到迫害 我参军后，曾于一九三三年一月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不久，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并随信给我寄来了一双布鞋。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我们家乡，烧了我们的房子，抢光了我们的东西，全家被逼赶上山。由于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祖母、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都相继冻饿而死，一家七口人仅剩下父亲一个，住在他自己搭建的一个简陋草棚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山洪暴发，把父亲栖身的草棚也冲走了。无可奈何，他只能流落在君埠墟的街头，靠五块钱的本钱，以贩卖黄烟为生。 在这次通信以后许多年，由于我一直随部队行动，没有办法和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父亲通信，全然不知道他的消息，就更不用说去照顾他的生活了。 一九四一年秋，我在苏北地区担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淮海区的专员。当时我曾天真地认为，既然国共早已合作，我的淮海区专员身份也可算作"国民政府"的官员，给父亲写封信大概是没有问题了。于是，我从苏北的盐城向家里发了一封信，把我的情况告诉父亲。不料这封信落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手里，他们据此把我父亲抓进了监狱。事后幸亏邻里作保，凑了二十块钱，才把我父亲赎了出来，使他幸免于难。得知此事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给父亲写信了。 一九四九年春，我的家乡得到解放。家乡解放之时，我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一路南下到了南宁。在南宁，我还兼任了南宁军管会副主任，得知家乡解放的消息，我当即从南宁给父亲寄去了一封信，并寄去了我和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的合影照片。父亲收到了这封信，他老人家很高兴，并很快给我回了信。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他仍是孤一人，在君埠墟以肩挑货郎担贩卖黄烟为生。接到信后，我为父亲还活着而高兴，却又为他的孤苦而担忧。 一九五0年六月，我接到调令，中央军委命令我到北京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去北京之前，我打了个报告给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谭政，想请假绕道回一次江西老家，把父亲接出来，让他和我一起去北京安度晚年。谭政没有同意。他告诉我，组建空军任务紧急，需要人手，要我先去北京报到，然后再去接父亲。 我服从了命令，径直赶往北京赴任，打算在北京安定下来以后尽快把父亲接过来。不料想，我们于七月刚到北京，就接到我的一个远房堂弟吴臣贤的来信。他在信中沉痛地告诉我，父亲已经在日前因患痢疾去世了。他还在信里说，由于没有钱，买不起棺材，他们只能用一领草席草草地将我父亲埋藏了事。 我计算了一下日期，如果我从南宁出发赶去接他，还是可以把他接出来的，而且像痢疾这样的病，以部队当时的医疗水平，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真是事出意外，为我们始料不及。我后悔不已。但我当时也只能用以革命利益为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等道理来安慰自己。 由于当时国家还实行供给制，我手头没有钱，只好请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批准，由组织上给了我二百八十块钱的救济款。我将这笔钱转寄给了吴臣贤，要他代我给父亲买口棺材盛敛，并请他在重新埋藏我父亲后做个坟头，立一块墓碑。我还请他代我用这笔钱还清我父亲生前欠下的欠款。后来我听说在安葬父亲的那一天，乡政府还给老人家开了一个追悼会，对此，我从内心里深深表示感激。 四、解放后回家，只见一个个坟墓 一九六0年二月，我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军委请了个假，军委领导同意我回家去看看。我从空军在江西的新城机场要了一辆吉普车，让他们到广东韶关来接我。然后，我从韶关乘车经南雄，到新城机场住了一夜。第二天，抵达江西赣州。在赣州，行署的秘书长请我吃了一顿饭，在我到赣州之前，行署就我探家一事给兴国县打了电话，因此当我来到兴国时，县里已作了安排，我的远房堂弟吴臣贤到县城来接我。 第三天，我们先从县城坐吉普车到兴国县的良村。由于从良村到我家还有六十里路不通汽车，再往前就得走路了。为此，良村公社派人前来引路，并给我找了一头骡子代步。 我们接连翻越了几座大山到达南坑乡。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南坑住下了。南坑是我们家的祖居地，那里有我们吴家的祖宗祠堂。在我们到达南坑以后，村里姓吴的乡亲联合起来请我吃了一顿饭。我看到，乡亲们都很穷，生活很苦，就把身上的二十块钱和一枝钢笔都送给了他们。 从南坑到我家还有三十里路，要翻三座山，山高路滑。不巧天又下起了雨，使我们行路更加艰难。走不多远，我的全身就湿透了，还一连摔了几跤，弄得我又冷又累。走到双岭下，我遇到表哥曾远洪，他带着一把雨伞来接我。离别三十年，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了，他背驼了。因为山路狭窄，两人不能并行，于是他把雨伞给我用，自己淋着。快到大安村时，雨越下越大，打着雨伞也不管用，我索性和大家一起淋着。 到了大安村外的河边，我看到了离别三十年的家乡。原先架在河上的那座桥不见了。对那座木桥，我的印象非常深，从前一到夏天的夜晚，村里的人都来到那座桥下乘凉。没有了桥，大家现在只好涉水过河，记忆中的家乡全没有了:树林没有了，竹林没有了，我家的房子没有了，甚至连房基地都没有了，都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原先的三家邻居还有两家在，但每家都只剩下了一间半面墙的土屋，那屋顶全是用稻草盖着。 我的家没有了，我们一行只好在邻居许元茂房子里歇歇。许元茂的妻子和母亲都还在，但他的家里却空荡荡的，只有一条木凳和一张木桌，其它什么都没有。由此我还联想到，当天我们走了三十里路，沿途没看见一间新房，所看见的房子全是破垣残墙，顶无片瓦。建国十一年了，没有看到老苏区的家乡有任何变化，我心里十分难受。不久，另外一个邻居李文福也来看我。李文福的父亲七十岁了，我还认得他，他却不认识我了。 许元茂、李文福告诉我，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时，把我们村子烧光了，树林和竹林都被他们砍去修了工事。原先村外的那座木桥，也是当年被破坏的，以后一直都无力修复。由于森林被伐，水土流失，当年绿树成荫的青山全都变成了黄土岗。 这时，村里的一个老前辈特意从邻村赶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些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的情况，还对我说起父亲被抓起来后，全村邻居凑了二十个银元将其保出来的情况。我听后内心十分感激，想到我这几十年在外，不仅无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也没有报答过乡邻的帮助，不由得双眼模糊起来。 这时，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走了一天没吃饭怎么办?许元茂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供不起我们一行人的饭菜。好在吴臣贤他们对此早有准备，已经从南坑带来了大米、猪肉和一些罗卜，我们的这一顿晚饭才有了着落。我便邀请村里的几个老人、许元茂一家及县里陪同前来的人一起吃了顿饭。饭后，我向吴臣贤借了十块钱送给许元茂的母亲，表示我的感谢。对其他邻居，我就只好说抱歉了。 刚刚吃完饭，就碰到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这也是巧合。一九三一年初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许元怀也回家探亲，就住在邻村妹妹家，听说我回来了，他立刻跑来看我，尽管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但一见面就相互把对方认了出来。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放牛、砍柴，后来又一同参军编入赣东游击队。只是在赣东游击队编入红军赣东独立团时，我由于身材较矮被独立团拒绝接收，而他身村高大被留下。从此便同他分别，以后就一直没有音讯，今日意外重逢，真是让我们悲喜交集，感概万千。 许元怀告诉我，他也参加了长征，在到达贵阳附近当了排长，后因生病掉队落伍，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生计，他先到一个地主家当了三年长工，以后到贵阳学成木匠，并成了家，有了三个孩子。这次，他带着十岁的大孩子来探家，正好遇见我也在探家。和我相遇真是太巧了! 与许元怀见过以后，我决定到后面山上去看看我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的墓，我的表哥、表侄、吴臣贤、许元茂也同我一起去。我们去的时候，天仍然在下着雨。到了墓地，我十几岁的表侄用随身带的镰刀，先把我祖父母和父母坟上的草割了，然后我在每一个坟前鞠了三躬，就算我给亲人们尽的一次孝，请亲人们原谅我吧! 回到村里，已是该休息的时候，可住处却成了问题。区政府的人在附近的铁炉下村，找了大队的一个仓库。这样，我们一行又走了两里路，过了一条河，到了铁园大队的这个新修仓库里，里面还比较干净。没有床，他们又去找了很多稻草来铺在地下，我们十几个人就睡在上面。这时，君埠墟镇的党委书记知道了，冒着大雨，带着一些人给我们拿来了七、八床被子和一些大米、蔬菜和猪肉。他们在野地里架起了一口大锅，又给我们做了一顿饭。 当晚，我向"老表'们询问了家乡的生活情况。那位党委书记说，"大跃进"时由于政令不统一，搞得很乱，导致人民群众不听指挥，思想混乱，造成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很困难。尤其是农民群众，不仅手里没有钱、衣、被，不少老乡家里连吃饭都很困难。因为集体生产搞得不好，很多人就不愿出工参加集体干活，而是跑到山上去种自己的自留地。 我听了这些情况以后不好表态，只好向"老表"们说，要听从区委的领导，努力搞好集体生产。可"老表"们却一定要我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区、公社干部瞎指挥的情况，说区、社领导的生产指令一年变几次，老乡们无所适从。 翌日上午，我离开家乡回良村。走了三十里路。途经中州墟时，看到这个从前很大的镇子，现在剩下不到十户人家，感触很多。 在中州墟，公社党委留我住了一晚，并热情招待了我们一行。附近的"老表"知道我来了，纷纷来看我，向我反映意见，我要良村区党委的同志也一起听一听。但是，对他们说的许多问题，我都无法表态，只有含糊其词。 第三天，回到了良村，区政府专门杀了猪来招待我们。我对良村区、公社的热情照顾和接待表示了感谢，并答应他们要尽力支援家乡建设。 回到北京后，我向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写了一个报告，经他批准送给良村区政府一台退役的解放牌大汽车。当时解放军有支援地主克服困难的任务，良村又是中央苏区老根据地，仅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就在这里打了两个大胜仗，应该说，良村的乡亲们是为红军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牺牲和贡献的。我认为支援一台退役的汽车是理所应当。 那些年里，我也就为家乡做了这么一件事。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有很多事情让我无法去做、无力去做。眼见乡亲们生活得那样艰苦，我却无力为他们做些什么，至今想起来，我的心中仍然感到十分惭愧。 那天下午我告别了良村，由空军的一辆吉普车把我接到兴国县。在兴国，我把家乡的一些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就离开兴国，经秦和、吉安、漳树到南昌，然后从南昌剩飞机返回了北京。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 第二章 在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一、 参加到赣东独立团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中央苏区迅速发展，红军先出闽西到福建，再经兴国、宜都、永丰、宁都、瑞金、瑞昌，向赣东北发展。那时红军发展势如破竹，天前进数百里，不久就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兴国、黎川、泰宁等二十多个县的中央苏区根据地。 就在这一时期，"朱、毛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一个村、一个村地发动大家起来闹革命，很快就掀起了一个革命高潮。就是在这次革命风暴中，我先是参加了村儿童团，以后又用吴文玉我名字参加了红军。 我是一九三0年十二月参军离开的家乡。参军的第一天，我们先到君埠墟，第二天再走六十里路到宁都的黄陂集中。当时来报到的，共有二百多人，住在一个祠堂里。 不久，把我们这二百多人编成红军赣东游击队，编为一连和二连两个连。我被分配到了一连。连队的干部都是红军部队以前的伤员，伤好了以后，就被留下来任职。一开始，既没有给我们发枪，也没有给我们发服装，我们整个连没有一支真正的枪。我们每人依然是身着从家里带来的便服，脚穿草鞋，手持一杆红缨枪。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基本的军事训练，天天出操跑步。 训练了一个月以后，组织上决定将赣东游击队编入赣东独产团，部队开始发枪。发下来的枪大多是土造枪，其中有"单响"的，也有"五响"到"九响"的。可没想到，在编入部队时，独立团把我和另一个名李文福的小青年给刷了下来，说我俩年纪小、个子矮，人还没有枪高，不要我们。我们不愿意回家，就吵闹着要留在部队。这时，有一个区队长过来告诉我们，红十二军在瑞金办了个青年学校，学一、二年后，就可以当兵，他叫我们跟他走。 没想到，我们刚走到宁都，就听说红十二军的那个学校已经解散了。我们十分着急，还是那位区队长想了一个办法，把我们送到宁都地区的宁都独立团，让宁都独立团收下了我们两人。我被编到三连一班当战士，李文福在连里当了司号员。这样，我们才总算是当上了兵。正式参军以后，团里发给我一枝"湖北造"，枪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班长是一个湖北人，三十来岁，把我们看成是孩子。他对我非常关心，总是耐心地教我们下操打枪。我从部队的起居作息到各项基本军事训练，一一开始从头学起。 二、 第一次打仗 当时宁都独立团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维持宁都县城的秩序，二是负责围困离宁都十五里地的一个寨子，名叫翠微峰。寨子里面驻了国民党的一个靖卫团。这是当地的一支地主武装，共有二百多人。这一围困，前后就是半年多。 我们在宁都县城驻扎期间，有一天队伍操练行军，由宁都出发到石城，住在石城县城北面的一条街上。第二天早上，全团会操，团长正下达会操命令时，突然听到东面山上响起了枪声。当时只知道来了一支国民党的部队，但来了多少不知道。听到枪声，团长当即下达命令，全团停止会操，立即出发，跑步向东面山上打枪的地方前进。 我们一口气跑了三十里，来到了东面的高山底下。这样的跑路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一路急奔，我跑得累得要死，几乎连山都上不去了，可就在我拼命往山上爬时，前面传来消息，说敌人已经跑了。 我当时有一支套筒枪和三排共十五发子弹。可没想到仗打下来，我一枪没放。这一仗打得稀里糊涂，回来后我就对班长说:"仗就这样打法呀!"班长说:"我也没有放一枪，因为前面的队伍已经把敌人打跑了。"我听说是前面的队伍把敌人打跑的，就问他:"怎么没有听见枪声呢?"班长有点惊讶，说:"怎么没有枪声，你是太紧张了吧?" 我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生怕掉队，跑得太紧张了，竟然连枪声都没有听见。我又问班长:"你看见敌人了吗?"班长回答:看见了，你真是一个孩子，打仗连敌人都没看见!"接着，他又安慰我说:"你不要着急，慢慢学，我会教给你的。" 我们是早上六、七点钟出去，中午十二点左右回到城里，来到原来会操的操场上。团长宣布说，这一次我们打了一个小胜仗，消灭了国民党靖卫团的两个连，俘虏了八十多人，打死、打伤了四十多个，缴枪七十多枝，其中最大的胜利是缴了一挺轻机枪，团长还告诉我们，要提高警惕，驻地附近要加紧修筑工事，准备坚决打退来犯之敌，保卫苏维埃政府。 后来才知道，来的那股敌人是石城县的靖卫团，在我们来到石城以后，他们为了躲避红军，一直躲在了大山之中。那天，他们以为红军主力已经撤离了石城，就想过来占领县城。走到东面山上时，他们先打了一阵枪，想进行一下火力侦察，看看城里还有没有红军队伍，没想到我们很块就赶到了，一下子消灭了他们两个连。 这就是我打的第一仗，是即没看见敌人，也没听见枪声的第一仗。 我们在石城县里住了大概一个星期，就返回了宁都，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负责围困翠微峰的地主武装。 翠微峰在宁都城西面，整个山峰像一块大石头，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弯曲的石梯小路可以通到上边。山上有三百多户人家和几百亩地，但是缺水和烧柴。这个寨子易守难攻，由于只有一条石梯小路可以通往峰上，只要用一条枪封锁那条小路，下面的人就很难攻上去。 红军打下宁都之后，国民党宁都靖卫团的三百多人也跑到了翠微峰上，凭借着这易守难攻的山势来同红军进行对抗。在我们之前，其它红军部队曾多次前往攻打，但由于没有机枪、大炮等重武器，更没有飞机，多次攻打都没有把寨子攻下来。有一次，山上的敌人还趁红军没在城里的时候，下山大抢了一通，把附近几个村子里的东西都抢光了。 翠微峰上的这伙地主武装是插在苏维埃根据地里的一颗钉子。上级领导决定用我们宁都独立团五个连的兵力来包围翠微峰，不让山上的敌人下山，等他们弹尽粮绝以后，再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来瓦解他们。我们三连的任务，就是负责把守那条上下山的唯一小路。 翠微峰下有一条河，过河就是一个村庄。山上的敌人不仅经常趁黑夜派人下山来挑水、打柴，并且还不时过河到村子里来抓猪、捉鸡、打狗、抢粮食。一天下半夜，敌人一个连大约七、八十个人慢慢摸下山，想到河这边的村子里来抢粮食。我们连长很有经验，事先叫我们在河这边利用田坎挖了一些工事，然后全连散开成一线，隐蔽在河边准备迎敌。那时天虽然还没有亮，但有月光。虽然看不见敌人的脸和手脚，但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黑影子。 班长说:"注意，吴文玉，你看见了吗?"我回答说:"看见了。"班长说:"准备好，我叫你放枪你就放枪。"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紧张地注视着敌人。眼看着敌人下了河，正慢慢地向着河这边走来。当敌人离岸大约还有三十多米时，班长下令开枪。我们便很快放了一排枪，有六、七个敌人被打倒在河里。其他敌人一见，立即回头就跑。 这时，连长命令追击。但我不知道怎么个追法。班长就叫我跟在他的后面。我见他一会儿利用树，一会儿又利用石头来隐蔽自己，就学着他的样子，紧紧地跟在他后面，他隐蔽在哪里，我也隐蔽在哪里。就这样，我们不断向前追击。眼看跑在最后面的敌人也快要上山了，连长叫我们斑从左面快速迂回到敌人的前面去，截住敌人的退路，并使前面的敌人不能回来增援。就这样，两面一包围，抓到了六、七个敌兵，其中包括两个伤兵，还缴获了六、七条枪。就这样我们连打胜仗回来了。我们班也得到了表扬。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参加打仗。 这次战斗以后我问班长，怎么才能杀伤敌人、保存自己。班长告诉我几条原则:要学着他的样子，一是利用地形地物;二是前进时要分散，要哈腰，在平地上要匍伏前进;三是要隐蔽，要想法迂回到敌人后面去;四是要有进攻的，还要有掩护的，用火力载断敌人;五是要挖工事，要有自己的窝。最后班长还告诉我，前进时一定要快。 打守这一仗，别的连队就接替了我们的任务，我们连则撤回到了宁都城里。集合后，团长、政委都来讲了话，表扬了我们班。我们团长是个朝鲜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政委的名字我还记得，叫封正吾。 三、 打“AB团” 再说一下打“AB团”。 没有参军以前，在家乡时就看见打“AB团”。到了部队以后，又赶上"肃反"、杀“AB团”。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AB团”，连"A""B"两个字都不认识。后来领导才告诉我们，“AB团”就是国民党，是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那时各部队抓的“AB团”很多，都关在老乡家里。这些被抓的“AB团”分子，很多都被杀掉了。别的部队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部队内杀的人就不少。 在这次"肃反"过程中，我们连负责押解"犯人"。那些被打成“AB团”的人一个一个受审，我们就在外面放哨，等审讯完，再把他们送回到关押地点。负责审问的人都很凶，"犯人"经常挨打、受刑。有时他们还把"犯人"的两个手指捆在一起，中间再加上一块木头，往下用力一压，痛得"犯人"哇哇乱叫，哭喊不已。这些人究竟是真“AB团”还是假“AB团”，我不知道，反正连长、排长抓了一大堆，最后连我们的团政委封正吾自己也成了“AB团”。不过，班长以下的被抓还不多。 最后，团里派我们班押送五名"犯人"从宁都去黄陂。"犯人"被绳子绑着，由战士拉着绳子跟在他们后面，两个战士押一个"犯人"，专门走小路。到了黄陂以后，我们班依然还是担任押送"犯人"去受审和放哨任务。 不少"犯人"是在夜里被处决的，不过夜里杀人没有派到过我们班。派去的都是连里最勇敢的人，大个子，用的是梭标。有时候，一个人连着被捅了十几下甚至二十多下都没有死，真惨。后来知道这些被杀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AB团”。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肃反"和打“AB团”，一共搞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各部队都是一面打仗，一面打“AB团”。这就样，队伍还是不乱，还能打仗，大家还是听共产党的话，听"朱"、"毛"的话，这实在是不容易。红军真是好队伍! 四、向广昌进发 完成押送“AB团”的任务以后，我们班就回到黄陂到宁都之间的安福镇归队。在安福镇，全团接到命令向广昌进发。我们团的番号改成广南独立团，驻在广昌、甘竹地区。自从当兵以来，我一共到过三个县城:宁都、广昌和石城。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到过县城。 在广昌以南就有敌人。从广昌向前再走一百二十里，就是南丰。南丰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据点。我们到了广昌以后，一直没有打仗，因为那时形势好。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还没有开始。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在收缩，而苏维埃地区在延伸。我们发展了，队伍也得以进行军政训练，当然主要是军事训练。 队伍到了广昌以后，团里把我调到了一连当通讯员。一连的连长姓李，是兴国人。我除了送信、晚上送口令以外，行军时还负责扛红旗。我还记得，那是一面绣着镰刀和斧头的大红旗。 当了三个月的通讯员，连长看我识得几个字，会写毛笔字，就叫我当连里的文书。我不懂当文书是怎么回事，连长就告诉我，第一是造连里的花名册，把全连的名字写下来，供连长早晚点名用;第二是帮司务长计算伙食帐;第三是代战士写请假条，送连长批准;第四是帮连长向上面打报告，将全连每天行军、宿营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写下来，等连长盖章以后呈报上级。 我只念过几年书，从当时的文化水平说，这些报告究竟怎么写，我也不知道。为此，连里专门送我到团里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团里一个以前曾当过师爷的书记官，教我怎样写呈子，都是老一套，我很快就学会了。 一九三一年六、七月，蒋介石又集中了三十万人，而且调集了嫡系的部队，对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指挥，住在南昌，聘请了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加策划。敌人兵分四路，长驱直入，向永丰，宁都进攻。第二次"反围剿"以后，红军主力正在分散休整，扩大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没有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当时红军只有三万人，要对付蒋介石的三十万人。七月十日前后，军委将红军主力相继集中，绕道瑞金，宁都到了兴国的高兴墟一带，准备诱敌深入，待机歼灭敌人。我们独立团担任了北线诱敌深入和牵制敌人的任务。我们采取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袭击敌人，打一下就跑，将敌人引诱到兴国、永丰、宁都等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整个红军经过莲塘战斗、良村战斗、黄陂战斗、方石岭战斗等几次苦战，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共消灭敌人三万余人。这样将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宣告失败。 一九三二年春，我在一连大约当了有半年文书以后，队伍整编，把红十二军的一0五团、广南独立团和石城独立团三个团合编为广昌独立师(也叫赣南独立师，后称江西军区独立第四师)，主力部队一0五团编为十团，广南独立团编为十一团，石城独立团编为十二团，其中只有十团是老部队。正好十团办了一个文书训练班，就派我到训练班去学习。说是训练班，其实连我在内才两个学员。教员是十团的一个书记官，由他来专门教我们俩。 我到十团学习后不久，十团就向乐安进发，去那里剿匪和打土豪、分田地。我在团部学习期间，经常被派出去搞调查，要搞清楚哪些人在当地有钱有势，专门欺压鱼肉百姓。同时，我们还要研究拥有多少土地算是地主、土豪，拥有多少土地算是富农、中农，哪些人算是贫农，没有土地靠给地主做长工的雇农。做好了调查研究，了解清楚当地情况后，写出报告上报团政治处，由团里派人抓土豪来罚款。罚款的钱数，三百、五百大洋不等，也有罚一千、两千大洋的。我们在甘竹这一个镇子，就搞到了十来箱子的银洋，派人送到了广昌师部。 当时部队经常利用晚饭以后的时间开展体育活动，练练跳高，跳远什么的。有时正式操课时间也搞，还规定了必须跳多高、跳多远。我们就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坑，再在坑里加上沙子练习跳远，再弄几根树枝当横杆练习跳高。 我那时年轻，喜欢活动。一天中午，我们两个训练班的小文书利用午睡时间，偷偷跑出去练跳高。第一次我跳过去了，第二次横杆升到了一米多，我一跳就摔在那里，昏了过去。到下午四点我醒过来以后，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门板上。那个小文书就问我:"刚才你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他这才告诉我，当时我摔得人事不醒，他们把我抬回来。团长、政委都很着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去跳高了。 十团的团长叫戴福胜，是湖南人，政委叫李纯安，是个知识分子。李政委看我在十团当文书当得还可以，就想把我留下。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们已经研究好了，我不再回十一团，就留在十团政治处当青年干事，管青年团的工作。 我虽然早已加入了共青团，但究竟怎样搞青年工作我还是不太懂。反正是在政治处挂个名就是了，很少真正做青年工作。我成天跟着团政治处主任赖际发跑来跑去，部队天天都有战斗准备，经常行军打仗。有时政委就叫我在后面收容掉队落伍人员，找老百姓搞担架抬伤员。 一次，从南丰县出来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占领了甘竹镇，师部下令要我们去把那个团搞掉。我们一跑就是三十里。可当我们赶到甘竹镇时，敌人已经跑掉了。我们占领了甘竹镇，在那里驻了大约一个星期。 过了几天，团长、政委又奉命带领我们向驿前开进。因为那里的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地主武装搞了一个大刀会，他们个个手持大刀，头上缠着红布，赤臂，穿短裤。他们喝鸡血为盟，说是枪打不进、刀砍不入。 到了驿前，我们刚刚摆开阵势，大刀会呼啦呼啦地上来了。他们一支枪都没有，都是清一色的大马刀，个个都是一副不怕死的样子，很威武。我们走在前面的部队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有点害怕，就不够沉着，枪也打不准了，一连放了几排枪也没打到敌人。于是，有的战士真以为他们是刀枪不入呢，就往后跑。 我们团长打仗有经验。他把散乱的队伍重新集中起来，排成前后两排。前面的一排跪着，后面的一排站着。由团长统一口令，一，二，三，两排队伍一起放排枪。结果大刀会的人一片一片地往下倒，剩下的没命往回跑。他们跑我们就追。这一仗，我们一个伤亡也没有。虽然没有缴到枪，但是缴获了一堆大马刀。战斗结束后，团长集合部队讲话。他说:"什么刀枪不入，你们看，这到底是入还是不入呢?"从此以后，我们再打大刀会就很沉着，也很有把握。大刀会再也不敢向我们挑衅了。 打完这一仗，我们全团又回到甘竹镇，继续负责警戒南丰方向的敌人。 一天团政委李纯安把我叫了去，说师部来了电话，叫我到师部去，师长有话要和我谈。我说:"我连师长的面都没见过，都谈什么呀?"政委马上安慰我说:"你别害怕，我派一个人带你到师部。"说完，他当即派了团里的书记官和我一起，赶到驻在广昌的师部，见到了师长龙普霖。 龙普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黄埔学生，当时担任我们广昌独立师的师长兼政委。我们师里没有副师长，也没有参谋长，只有几个参谋，可以说师部领导就他一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官，心里很害怕，但师长对我挺和气，我紧张的心也就慢慢松弛了下来。 他先问了我几个问题，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岁数，什么时候参的军，什么时候入的团等等。接着，他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对此，我都一一做了回答。然后，他开始考我，问我列宁是谁，我说听过列宁这个名字，但列宁是哪里人，我不知道。听我这一说，他高兴了，说:"你还知道列宁呀，真不简单!"接着他又问我:"你会唱《国际歌》吗?" 我回答说，两年前我就会了，在村苏维埃的时候，每次开大会我们都要唱《国际歌》。他让我唱了一遍，又问我为什么要参加红军。我说红军来了以后，我们家乡解放了，除了给我们家分了地，还分了茶山，每年可以收到几百斤油茶子。再就是，我看到有的同乡，只比我先参军几个月，就当了班长，我看红军当官很容易，我想当官。 龙普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挺老实的，是想当官才参的军呀!"笑过之后，他又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我说:"共产党我知道，我是青年团员嘛，青年团就是共产党的助手。"他再问:"什么叫助手?"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有点难，于是回答说我也说不清。师长就耐心地给我解释说，助手就是帮帮忙的意思。 师长看我很忠厚、肯讲实话，就很高兴，还叫勤务兵给我倒茶。最后，他告诉我，中央准备在瑞金办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校，不久就要开学，要我们师选派一个人去学习，师里准备派我去。 我说我还是愿意留在部队，因为我担心自己去了后学不到什么东西。师长叫我不要再多说什么了，说他已经给我们团里打了招呼，事情就这样定了。学完了再回师部。言外之意，就是回来以后，就留在师里做青年工作。 可是从师部回到团里以后，大约两、三个月都没消息，我还在十团当我的青年干事。 五、 师长叛变 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四、五月间，有一天，我们全师突然向国民党驻扎的南丰开进，而且是大白天开进。在过去是极少这样做的。我们也不知道部队是去干什么，只是跟着部队前进。走了一天多，到太阳刚刚下山时，我们来到了南丰城的北边，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南丰的城墙了。这时，师里下令，让部队在一个离城只有二十多里的山上休息。 当天晚上，突然发现国民党的队伍包抄过来。正在大家准备迎敌的时候，早就对这次行动存有疑心的三个团的领导聚在了一起。三个团政委，包括十一团政委胡楚夫、十团政委李纯安、十二团政委赖际发，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三个团的领导认定:这次突然的行动是师长龙普霖想要带领队伍投敌。他们决定先带着一部分人跑到师部把龙普霖抓了起来，然后带着部队快速向北撤退。敌人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我们后面急赶紧追，但我们还是安全地撤退了。那天，一直跑到十团的原驻地才停下来休息。最后，队伍回到了广昌。 回到广昌县城，全师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十一团政委胡楚夫向大家宣布，龙普霖是反革命，这次他带我们广昌独立师南下，是企图向国民党投降。他准备在南丰附近等国民党军上来，把我们一包围、他就宣布投降。胡楚夫还说，龙普霖同国民党勾结大概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国民党还派来一个奸细到龙普霖那里当副官，由这个副官沟通龙普霖同南丰城里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并最后策划这次妄图带领队伍投敌的反革命罪行。 当时我们部队没有电台，广昌离瑞金有二、三百里，胡楚夫和赖际发带了一个连，把龙普霖押送到瑞金，当面向中央局领导报告龙普霖叛变情况。以后经临时中央苏维埃最高法院审判，将龙普霖和国民党派来的那个奸细一起枪毙了。 胡楚夫和赖际发回到广昌独立师以后，全师又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他们报告了审判龙普霖前后情况。同时，他们还向大家介绍了中央新派来的师长和政委。新师长叫张世杰，是一个朝鲜人，会讲中国话，他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的党员。政委叫史犹生，曾是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是一个久经锻炼的地下党员，到红军以后就一直做政治工作。 张世杰、史犹生来到师里以后，就着手整顿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底，史政委把我调到了师政治部任青年科长。当时师政治部的编制有组织、宣传、保卫、民运、青年等科。几个科长都是小青年，也都是小学毕业生。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一起行军打仗，相互之间关系很好。史政委还经常给我们讲课，讲马克思，讲《共产党宣言》，讲列宁，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毛泽东、朱德，讲红军、苏维埃、共青团。他还告诉我们，共产党现在还处在秘密状态，不能公开党员、团员的身分，要严守秘密，服从组织，牺牲个人。通过史政委的讲课，我慢慢地开了一点窍，对照土地革命的实践，我认为史政委讲的都是正确的。就这样，我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史政委的工作深入细致，不断地和我们谈心，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我们每次召集各团的青年干事开会，他总是亲自主持讲话。史政委对我很好，经常同我开玩笑，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萝卜"。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外号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我，"萝卜"是洁白的，是纯洁的意思。 六、 参加青年团“一大”和在团校学习 一九三二年八月底，史政委通知我，师里决定派我作为全师共青团员的唯一代表，参加将于九月一日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当即动身到瑞金。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当时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会议也开得十分隆重。在会上，除团中央书记顾作霖作了报告之外，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张爱萍、团中央组织部长王盛荣、红四军青年部长萧华等，也都在会上讲了话。在会上，我还见到了江西军区青年部长康尔柱。算起来，他应该是我的顶头上司，因为广南独立师归江西军区管。当时，江西军区的司令员陈毅，省委书记是李富春。 开完会往回走了三天，我回到了广昌师部。见我回来，史政委便召集了全师干部和团员大会，要我在会上传达共青团“一大”的会议精神。当时我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大胆地在台上讲了一通。后来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和团中央刊物《青年实话》，还登了我们师的这次会议的情况。 到了九月底，江西军区又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我又去军区驻地兴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江西军区的司令部和政治部都住在兴国城外的一个大教堂里。军区司令员陈毅来会上讲了话。他讲了青年团的任务，还讲了列宁和第三国际。讲完了话，他还同我们一个个地谈话。当问到我的时候，军区青年部长康尔柱在一旁介绍，说我们师的青年工作搞得还不错。其实我那时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康尔柱这样说只是对我们的鼓励罢了。 十月底，中央苏区在瑞金开办了第一期团校，抽调各师负责青年工作的干部去学习。我又被调到团校学习。团校开学时，团中央书记顾作霖作了报告。团校的编制和连队一样，由班、排、连组成。早上要出操，晚上做游戏。我当时被任命为三班班长，我们班共十一个人。 团校的课程包括政治课和军事课两类。政治课学习中国革命运动史、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的组织、任务等等。记得给我们讲课的除了团中央的领导人以外，还有一个理论家，叫张知心。军事课则由红军大学派来的教员负责，课程从稍息、立正等姿式开始，以后有队列训练、战术训练、班排连进攻战、游击战等。 到了十一月份，红军大学搞野外演习。我们团校八十多个人被编为红军大学的一个连，与参加演习的红军大学队伍一起，从瑞金出发，一路上演习行军打仗到了会昌。红军大学的康克清来到我们连当指导员，以帮助我们工作。她天天找我们开会，早上出发前布置工作，晚上到了宿营地又召集大家听取汇报。队伍在广昌驻了两天，听了县委、县政府介绍当地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演习结束后，回到瑞金进行总结，并召开了庆祝演习胜利大会。在会上还给我们团校发了一个奖杯。演习结束后，康克清就离开了团校，回到红军大学。 第三次反"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央红军乘势展开了全面的攻势，先后进行了赣州、漳州等战役。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的带领下，不仅曾攻占过漳州，并且还到过厦门附近。红军筹集了不少粮饷，并弄回不少的布匹和盐。上级还给我们团校每人一身戴红领章的新军装。 我在团校学习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集中了五十万的兵力，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起了第四次“围剿”。在国民党军五十万重兵的压迫之下，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三军不得不于十月分别撤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向川陕边和湘鄂川黔地区转移。蒋介石随即又开始集中四十万的兵力，准备进攻中央苏区。眼看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即将打响，形势发展需要干部，第一期团校提前结束了。临毕业时，红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青年部共同找我谈话。当时萧华已是总政青年部部长了，他告诉我，广昌独立师已经改编，与独立第四师及红军十二军三十六师共同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广昌独立师编为第六十四师，江西军区独立第五师编为第六十五师，红十二军三十六师编为第六十六师，红二十二军长罗炳辉，政委旷朱权，政治部主任谭政。萧华要我直接去福建邵武找红二十二军报到，由二十二军分配我的工作。他发给我一些路费和书，还有路条，当时在苏区拿张路条就可以随便通行。 我到了建宁时，遇到了宁都起义的红五军团十三军政委朱瑞。红军都是阶级兄弟，朱政委对我十分热情，招待我吃了饭，住宿了一晚，他还告诉我到邵武怎么走。 七、 参加第四次反“围剿” 到了福建邵武，我找到了红二十二军政治部，邵武县城没有城墙，只有一条大街，军政治部住在一个中学里。我找到了谭政主任，他表示欢迎我回来工作，还让青年部为我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后，谭政和青年部长冯功竹找我谈话，要我回六十四师工作。 我第二天就动身回到我们师的驻地。见到我回来，师长张世杰、政委史犹生非常高兴，欢迎我回来。接着，他们下了一个命令，任命我为六十四师政治部青年科长。我又见到了吴茂和等几个科长，政治部还为我开了一个欢迎会。这时，已经是一九三二年年底了。 我离开部队的时间很短，但部队的变化却很大。一九三三年一月，我刚到职不久，部队就接到上级通知，说蒋介石又调集三十多个师，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对我们进行第四次“围剿”，其先头部队已经向我新苏维埃区域的建(建宁)、黎(黎川)、泰(泰宁)地区发动了攻击，企图截断红军的退路，消灭红军主力。部队便开始进行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动员、准备工作。我听了非常高兴。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赶上的大兵团作战，而且我还听说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政委将亲临前线指挥，我更感到兴奋。我们用了三、五天的时间，征集资财粮食、动员民众和准备战场，战争很快就来到了。 这次是大规模作战，战斗是在一个宽约二百里的广阔正面战场上进行。敌人分三路纵队向我们逼近。第一纵队，纵队长罗卓英，率国民党军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由宜黄、乐安向宁都、广昌进攻;第二纵队，纵队长吴奇伟，率国民党军第十师、第十四师、第九十师向我建、黎、泰地区进攻;第三纵队，纵队长赵观涛，率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六师、第九师、第七二九师向金溪、黎川方向进攻。中央红军当时参加战斗的有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我所在的红二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参加打的是吴奇伟所率领的第二纵队。 战役开始后，全军包括军部和第六十四、第六十六两个师，在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的指挥下，从金溪、贵溪出发，跟随主力红一军团，直接摸向敌人的阵地。由于敌人旅途疲劳，刚到达宿营地，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对我们的到来一点都没有准备，因此战斗一打响，我军就势如破竹，蒋军全线崩溃。当时，在我红一军团和配合作战的我红二十二军的宽达七、八十里的下面战场上，到处都是枪炮声。我们由金溪沿着通往抚州的公路两侧攻击前进，吴奇伟率领的几个师则边打边退。从拂晓打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便占领了浒弯。我们一路收缴枪支，一路捉俘虏。吴奇伟的部队，号称"铁四军"，被认为是国民党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他们丢下的斗笠上面，都写着"铁军"的字样。可是这一仗，"铁四军"都成了大软蛋。 攻占了浒弯以后，史政委指定我带领一部分人负责收容俘虏。我把各单位的俘虏约五百余人，集中到一个村子里，将他们编成班、排、连、营，对他们讲俘虏政策，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然后把他们移交给了红二十二军政治部。 俘虏移交后，我却找不到自己部队的去向了。我是一个普通政治工作干部，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战斗，一上战场，到处都是枪声，许多部队混杂在一起战斗，到处都是友邻部队，队伍的建制完全打乱了。一时弄得我晕头转向。后来我循着枪声前进，看哪里有送伤员、送俘虏下来的，我就往哪里去找。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浒弯南面的一座高山脚下，找到了六十四师，才归上了队。 浒弯是抚州南面的重镇，镇子很大，红二十二军占领浒弯后，继续向前追击。黄昏时，追到了抚河边。河面很宽，水也很深，敌人逃过河时淹死了不少人。吴奇伟的部队大部分被我们消灭。只有少部分逃进了河对岸的抚州城。我们也就此停止追击，战斗至此告一段落。我们师在抚河南岸向抚州城警戒，并在浒弯及其周围地区打土豪筹款，搜集盐和布匹。搞到的银洋和物资，都送到了军部。 接着，主力红军准备集中力量消灭罗卓英的第一纵队，由我们红二十二军配合作战。我们全军，于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从浒弯南撤，星夜兼程赶往宜黄县以南的黄陂、东陂一带。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我们到达黄陂附近。当主力红军正在黄陂南面的高山上同国民党军进行激战的时候，我们赶到了，部队立即跑步前进，准备前去参加这一战斗。但我们快跑到山顶时，上面来了通报，说黄陂、霍源、摩罗嶂、登仙桥一带的敌人，已全部被我主力消灭，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击毙，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活捉。 由于我们到晚了一步，没有参加上这一重要战役。事后听说，这一仗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前线统一指挥的伏击战。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一个大胜仗! 至此，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已被撤底粉碎。我们红二十二军奉命转向永丰、乐安、新干、清江方向，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活动，继续扩大苏维埃区域。不久，我们攻占了新干县城，缴获了大批资财，扩大了红军队伍，开阔了新的区域。 八、 滕田整编 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后，一九三三年五月，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二军在永丰县的藤田进行整编。红二十二军被编入红一军团，将红一军团所属的三军、四军和红二十二军的两个师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团。红三军的九师、五师被编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的一团、二团，红二十二军的六十六师被编为第三团;红四军的十师、十一师被编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的四团、五团，红二十二军的六十四师被编为第六团，原几个师下属的团就缩编为营，每个营下编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师师部由红二十二军军部编成，二师师部则由红四军军部编成。三军军部分散做了安置。原来的师部均改编为团部，师政治部也就成了团政治处，取消了原来的编制，只高设干事若干人。经过整编，机构大大缩减了，非战斗人员减少了，部队也得到了充实。 我原来所在的红二十二军和六十四师的建制均被撤销，不复存在。整编后的红一军团军团长仍为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先后为扬宁、左权，政治部主任先后为李卓然、朱瑞。下属的两个师，一师师长先后为罗炳辉、李聚奎，政委为蔡书彬，参谋长毕占云，政治部主任谭政;二师师长先后为吴皋群、陈光，政委先后为胡阿林、刘亚楼，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先后为刘亚楼、史犹生等。 我们原六十四师师长张世杰被任命为六团团长，师政委史犹生为六团政委(后来升任为二师政治部主任)，团政治处主任则为赖际发。我仍然留在六团政治处，由青年科长改为青年干事。 藤田整编对我个人也有着特殊意义。正是在这次整编中，我由六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罗泽中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藤田整编，使我所在的红二十二军，成为了红一军团这个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一部分。从此，我就开始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和战斗。 整编后，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便分散活动。我们红一军团转向宜黄、南丰方向，准备迎击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又集中一百万兵力，兵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五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还总结了前几次“围剿”失败的经验，决定采用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集中兵力、步步为营、稳扎稳进。每前进一步都要修筑坚固堡垒，再凭借着堡垒的支援逐步向前推进。敌军每一路都集中了三至六个师的兵力，并配置山炮和野炮，空中还有飞机配合。他们每天至多前进是二十里，一般是十五里左右、就停下来修筑坚固的堡垒，等队伍集中了，碉堡做好了，再利用飞机掩护向前推进。然后，再筑堡垒，再前进。 这次国民党军采用的进攻方法也与以前大不相同。首先是以大批飞机整天轮番轰炸，摧毁我们的工事，用大炮摧毁我们的防线，再以坦克开路，集中两、三个师的兵力，两、三万人齐头并进，一起向我们发起进攻，叫你一时消灭不了他们。这种打法，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敌人的军事策略变了，我们的也在变，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因受王明路线的排挤，离开了红军的指挥岗位，原来红军的那套战略战术丢掉了，代之以李德的那一套。李德是个德国人，由第三国际派来指导中国革命，但他根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硬性搬来了苏联红军过去打仗的那一套。当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完全听从、采用李德的一套错误做法，先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作冒险主义进攻。进攻失败后，又主张分兵把守，实行单纯防御，搞"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陷于完全被动的局面。 九、 硝石战斗 我参军以后打的第一个败仗就是硝石战斗。这实际上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序战。 在硝石战斗之前，红一军团在藤田整编后，就在李德等人的命令下，与红三、红五军团分开活动，分兵把口，广设防御阵地，以致红军不能在运动战中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从而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例如大雄关和草?岗两次战斗，皆因敌强我弱，致使红军在阵地战中伤亡过大而被迫撤出战斗。 一九三三年夏，红三军团转入闽西作战，占领了清流、归化、将乐、顺昌、沙县五座县城和闽北的一个重镇洋口，缴获物资甚多。随后，我们红一军团也沿着红三军团的路线向闽西转移，以求巩固和扩大红三军团的战果。当部队行进至将乐县城时，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改变方向，去阻击从抚州向我建(宁)、黎(川)、泰(宁)地区进攻的敌人。当时国民党军以四个师的兵力进攻黎川，而守卫的红军只有五、六百人的一个独立团，待我们赶到时，敌人早已占领了黎川城。 按照常情，我们这时是不应当进攻黎川的，但临时中央的军事决策者却命令我们向黎川、南城之间的硝石进攻，并要求我们消灭敌人，占领硝石。而此时的硝石已成了敌人坚固设防的阵地。我们在一个拂晓，开始向硝石的堡垒群发起突击。然而，连续几次冲锋，都被敌人打了下来。这一天，我们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十二点，毫无进展，一个碉堡都没有打下来，而我们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二师六团连续冲锋六次，均未奏效，全团伤亡近六百人，团长张世杰牺牲，三个营长中有两个负伤。但上面还命令我们继续发起冲锋，要我们在黄昏前拿下硝石城。 当天下午三点，当团政委宋成泉(长征以后听说此人已叛变投敌)正在动员和整顿队伍，准备再次组织进攻时，突然传来命令，要我们停止进攻，立即撤退，而且越快越好。结果除留少数人负责撤退伤员外，其余部队匆忙跑步撤出战斗，一口气就跑了四、五十里。后来才告诉我们，如果当时不这样做，进攻硝石的部队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因为我们已钻到敌人包围圈中去了。当时国民党军在黎川的四个师、南丰的三个师和南城的三个师，共十个师的兵力，正分三路向硝石合围过来，离硝石仅有三、四十里路。我们当时正处在敌人堡垒群的纵深之中，几乎要被敌人全部消灭。 在接到撤退的命令后，团政委宋成泉在组织撤退时，命令我和政治处的其他几个同志留下负责撤退伤员，但却没有留下任何掩护部队。部队说走就走，在当时那样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只来得及找两副担架，把两个负伤的营长抬出来，还带出来一部分轻伤能走的同志。 回到团部，政委要追究我的责任。我说:"你们部队一撤退就跑，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些掩护的人员，弄出来两个营长和一部分能走的伤员就算不错了，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无法把全部伤员弄出来。"这一情况后来反映到了师部，师政委刘亚楼、师政治部主任史犹生都认为不能责怪我，不能给我任何处分。他们说，这是一次错误的战斗，打了败仗，丢了伤兵，怎么能怪吴文玉呢?这才免予追究我的责任。 十、 任警通连指导员 硝石战斗后，红一军团自江西开往福建，一天，我们六团当前卫，我在后面负责收容工作，正好走在师直属机关的前面。师政委刘亚楼看到我们六团掉队的人太多，就很不高兴地问我:"你们六团怎么搞的，队伍怎么这样不行，掉队落伍的人这样多?"我解释说，天气太热，又是这样的长途急行军，好多人都受不了，所以掉队的就多了一些。听了我的解释，刘亚楼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部队到达建宁附近的一个地主宿营后，团里突然通知我，说师首长要找我谈话。我心里想，找我干什么，一定是刘亚楼要批评我收容工作搞得不好。我刚行了一天军，很累，但还是不得不往返十几里路去师部。 来到师部，师政委刘亚楼和师政治部主任史犹生两个找我谈话。他们告诉我，要把我的工作变一变，调我到师部警通连当指导员。这个决定大出我的意外，我说:"我从来没有当过指导员，怎么当法?" 刘亚楼说:"吴文玉，你别嫌官小。不要以为只是个连指导员，这个官比你当青年干事可大得多。警通连有一百八十多人，共四个排，包括警卫排、通讯排、侦察排、电话排在内，你可以指挥一百八十多人，实权比青年干事大得多。至于工作嘛，慢慢就会熟悉的。" 我说:"那我服从命令，我主要是怕当不好这个指导员，至于官大官小我不在乎。我是队伍在藤田编队前，才由青年团员转为党员的，现在入党才几个月，就怕当不好这个指导员。当不好你们可别怪我。" 这次谈话后不久，我就到警通连任了职。警通连的连长懂业务，架设电话、搞侦察都有一套。我当指导员，主要任务就是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 我天天跟着连队行军。各个排的业务不一样，做思想工作太笼统了不行，都得要具体布置。早晨连队集合时要讲话，要提出当天的注意事项;行军时要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收容掉队落伍的人员;晚上一到宿营地，还得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布置工作，工作确实是难搞。为此我找史犹生诉苦，说这个警通连比一个营的人还多，又没有副指导员，我又是支部书记，什么事情都得我自己干，实在是搞不了。 几个月后，我对指导员的工作慢慢熟悉了。但突然来了调令，要我到红一师政治部任青年干事，重操青年工作。刘亚楼看到调令后，就问我是否向上面写了报告。我十分委曲地说:"我没有写报告，我向哪里去写呀!"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军团政治部组织部的青年干事周冠南从中做的工作，他认为一师的青年工作需要加强，于是通过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我从二师调到了一师。 就这样，我离开了红二师来到了红一师，又见到了谭政，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当时红一师政治部的组织科长是谭甫仁，宣传科长是彭加伦，地方科长是方国华。政治部共约七、八十人，我们相互之间相处得很好。我这时对青年工作也比以前熟悉了一些。 十一、 乌江战斗和温坊战斗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李德等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我们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下，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各条战线，包括南线、北线、东线、西线，都不得不一步步地向根据地中心区域退却。就我所知，我们红一军团在这期间一共只打了两次胜仗，即乌江战斗和温坊战斗。 第一次胜仗是乌江战斗。当时，红一军团由东线转向南线。经过连续几天的急行军，部队来到永丰地区一条也叫乌江的河流附近。这时正好蒋介石的八十一师从永丰县城出来，到了离永丰县城约五、六十里路的乌江附近，敌人的另一个师也从吉水往兴国前进，但与八十一师相距较远。当八十一师的队伍正在向前行进时，我红一军团的两个师突然赶到，切断了敌人向永丰的退路，全部包围了八十一师。战斗从上午十一点开始打响，到下午四点全部结束。把国民党军第八十一师全部歼灭在乌江地区。这是红一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头打的第一个胜仗。 当时我仍在红一师政治部任青年干事。谭政派我去一师三团参加战斗。三团的团长为黄永胜，政委是邓华。在黄永胜、邓华的指挥下，三团的队伍全部展开，像赶鸭子一样，很快就把敌人赶到一个山头上，全歼了敌人一个营。 乌江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打得最痛快的一仗。当时中央苏区的各种报刊都发表文章赞扬红一军团，特别是把红一团和红五团大大宣传了一番。 乌江战斗本来是一场运动战，我们是远道奔袭，八十一师离开堡垒群已五十多里，来不及修筑工事，敌人另一个师在后头又赶不上来，等他们赶到，我们已全部消灭了八十一师。后来却硬把这场战斗说成是"短促突击"的胜利，这就有点牵强附会、强词夺理了。 红一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的另一次胜仗，是温坊战斗。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红一军团没有担任防守任务，只是作为一个机动力量。一九三四年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一个旅，在旅长区寿年的率领下，以堡垒战术由建宁向广昌步步挺进。在占领了建宁以西的一个镇温坊后，在那里修筑了三个月的碉堡。 在这一年的二月，我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及左权的指挥下转入这一地区，准备在建宁以西集结待机。在集结待机期间，部队十分注意隐蔽保密，采取了各种严密措施来封锁消息。我们在大、小路口都设有哨兵，不准任何人往敌人方向去，从敌人方向来的人也一律扣押不放。 从二月初一直到五月上旬，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部队每天都是半夜起床，经过十里的行军，天不亮这就到达预定歼灭敌人的地点，然后进入阵地，隐蔽在高山森林里。森林里非常潮湿和阴暗，很少见到阳光，但部队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操课。白天不准点火做饭，饿了只能吃带去的冷饭团，渴了就喝山上的山泉水。一直到黄昏撤回驻地。 当时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部队大都缺盐少油，有时连青菜都吃不上，更见不到肉味。很多时候，每天只能将干笋泡开后煮一煮，稍稍放点油和盐就吃。每天要早出晚归，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还要行军几十里。拂晓吃完早饭，到晚上返回原驻地才能再吃上饭。这样两、三个月下来，把干部、战士个个都弄得面黄肌瘦，全身无力，疲惫不堪。 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还是不见敌人出来，根本打不上仗。指战员的埋怨情绪很大，都说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干受罪。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不得不硬着头皮向部队讲，说什么要耐心，不要心急呀!要相信短促出击能打胜仗呀!要保守秘密不要暴露目标呀等等。 好不容易等到五月四日上午，敌军在几经侦察，甚至包括飞机侦察以后，始终没有发现我们的踪迹，这才终于出动了。区寿年旅的三个团，除一个团留守温坊外，其他两个团由区寿年率领，从温坊出来，准备进到我们每天隐蔽的高山上来修筑工事。我们在山上看到敌人浩浩荡荡从乌龟壳里出来，慢慢前进时，心里都非常高兴，认为这一下可有打仗的希望了。 下午二点，国民党军开始进入我们预定歼敌的伏击地区，军团首长当即命令二师从北山出击，一师从南山出击，并截断敌人返回温坊的退路。接到命令，我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谭政命令一团、三团担任主攻。因为二团的隐蔽地点离温坊大约只有七、八里路，所以决定由二团下去切断敌人的退路。 战斗由二师首先打响，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山下。我们一师一团、三团的攻势也十分猛烈。不到一个小时，敌人就全线溃退。遗憾的是二团没有坚决执行命令，没能及时赶到路口堵截住敌人，本来可以打得很漂亮的一场歼灭战，打成了个击溃战，眼睁睁地看着大部分敌人跑掉了。 战后，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受到表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谭政则受到军团领导的严厉批评。二团团长李苗保、政委刘发科因没有坚决执行军团命令，怕被敌人两面夹击而不敢指挥部队进入阵地，指挥失职而被撤职。当时一师的很多同志都为没有完成战斗任务而难受，我见到李聚奎、谭政都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尽管这样，温坊战斗是个胜仗。这一仗共消灭敌人两千多，俘虏千人，可能还多一些，并缴获各种枪枝两、三千，取得了当时一次难得的胜利。 这一仗打完之后，临时中央负责人就大吹特吹这是"短促突击"胜利的典范。林彪还奉命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次"短促突击"的经验，在中央《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在总政的《红星报》上也发表了。为了宣传温坊战斗的胜利，一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还写了一首歌，歌词中有"去年的乌江，今年的温坊，打胜仗。。。。。。"等词句。当时我们都下到团里教唱这首歌。 事实证明，搞"短促出击"，即乘敌人离开碉堡十到十五公里，尚未站稳脚跟时，两翼包围，断其退路，聚而歼之，不让他们缩回乌龟壳的这种机会是极少的，非常难打。况且敌人堡垒阵地上的炮火火力可以相互联系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太可能截断敌人退路的。 除了乌江战斗和温坊战斗外，红一师在福建省三岬嶂还打了一次恶仗，也取得了一次胜利。那一仗，是一团打得最好，三团在黄永胜、林龙发的指挥下，也打得很好。因为一团能顺利攻下山头，就说明三团已迂回到敌人的后方去了，从侧面牵制了敌人，为一团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十二、 请假回家未被批准 温坊战斗不久，部队在经龙岗到良村的途径中，在离我家只十五里路的中州宿营。我问谭政，能否让我回家看一看。谭政不同意，说是敌人正向兴国前进，离中州不远了，很可能我家那边已经有了敌人，他不准我回去。 在此之前，我们部队住在广昌时，我曾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说是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曾进到宁都，占领了我家乡，抢光了我家的东西，烧光了我家的房子，把家里的人都赶到了山上，使祖母、母亲和几个妹妹、弟弟冻饿而死，只剩下父亲一人在艰苦度日。同时还给我寄来一双布鞋。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想家，想回去见父亲一面，好给他老人家一点心灵上的安慰。 谭政有个小秘书，叫周振华，原是地主的儿子，是我们在吉安打土豪时抓来的。谭政看他人很聪明，是个小学生，字也写得很好，就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后来又让他给自己当了秘书，刻钢版印发命令、批示什么的，都是他的事。我和他的私人感情很好，他很了解我的心事，就鼓励我说:"回去一下吧，怕什么，去看看嘛!"我奶犹豫，怕弄不好，被敌人抓去了怎么办。他对此不以为然，跟我说:"抓不走的，去吧!" 我又有些动心，让他同我一起再去找谭政委说说。谭政还是不同意，对我说:"不行，无论如何不行。不是不让你回去，是敌人已经进你到你家，在那里修筑工事了，你回去就会有危险，我们要对你负责。再说，你是共产党员、青年科长，到现在还想家，政治影响也不好吧?" 我自从参军以后，就再没有回过家，也没怎么想过家。但那几天里却特别想见父亲一面。不准我回家，我心里特别难过，但是没有办法，也只好从此对家里的事不想也不问了。只是把父亲给我寄来的一双布鞋一直背在身上，舍不得穿，算是家里给我的一点纪念品吧! 十三、 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 温坊战斗结束，我们一师稍事休整后，即向赣西南转移，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初到达兴国高兴圩、师子林一带担任防御任务，堵截敌人的“围剿”队伍。高兴圩、师子林的两边是高山，中间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这个丘陵地带就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一师的几个团就守在这一线。 八月下旬，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部队进入阵地后，我们白天休息，天一黑就忙于构筑工事，一直干到天亮，为了构筑工事，我们拆除了周围的民房，砍掉了山上的树。除部队外，地方的赤卫队和群众也参加了构筑工事。就这样，我们整整忙了十多天，在修好的工事内，我们准备了粮食和水，还准备了大量的石头，以补充子弹和手榴弹的不足。 敌人以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推进到了离阵地只有十公里的地方。我们除留少数部队在后面外，各团的主力都进入了阵地。敌人每天只前进两公里，每前进两公里即停下来构筑工事。因此，虽然只相距十公里路，但五天后才进到我们工事前。 九月初，在步兵掩护下，敌人的一个炮兵旅开始构筑炮兵工地，开始零星炮击，同时还用飞机向我们的阵地投掷炸弹。每天持续不断。由于我们的工事比较坚固，损失不大。不过，敌人炸毁了一些村庄，使群众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由于当时我们在苏区实行"坚壁清野"，敌人所到之处找不到群众，得不到我们的消息，弄不清我们的实力和兵力部署。九月十日，国民党军约五个师再加一个炮兵旅，采用纵深配置，开始向我们实行侦察性的攻击，力图摸清我们主力究竟在什么地方。到九月二十日左右，敌人终于摸清了我们的工事情况，便开始向我们发起进攻。 第一次攻击，敌人正面两个师、左右各一个师，再加一个炮兵旅，主要攻击我一师一团的阵地。从早晨起，敌人便连续向一团阵地发起攻击。在团长扬得志、政委符竹庭的指挥下，一团奋勇反击，敌人死伤成堆，第一次攻击失败了。我们白天不能出去，因为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我们就晚上出去到阵地前去搜集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搞到了不少，甚至还有机关枪。 敌人经过三天的准备，又向我们发起了第二次攻击。先是用飞机轰炸，然后用大量的炮火轰击我们的阵地，最后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以步兵向我们发起进攻。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敌人又被我们击退了。那天晚上，我们又出去搜集了不少枪支弹药。 三天后，国民党军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这次他们集中力量打一点，还是主要攻击我们一团的阵地。一团最后靠同敌人拼起刺刀，才终于打垮了他们的这次进攻。 第四次，敌人集中力量向我左翼的二团发动攻击。虽然敌人的飞机、大炮把二团的工事摧毁得很厉害，但在二团的奋勇反击下，敌人的这次进攻还是被打退了。连续四次进攻均被我们击退，国民党军伤忘较大，不得不休整一个星期。我们抓紧这段时间，修复工事，补充粮食给养和弹药。 到十月上旬，敌人又集中了六个师的兵力，在两个炮兵旅的火力掩护下，向我们阵地压来。那天从拂晓开始，先是大批飞机轰炸、侦察、继而以排炮射击。打到上午十点左右，我们的工事大部分被摧毁，部队伤亡很大，营长、连、排长大多阵亡。虽然我们全力和敌人拼杀，但他们还是由两翼攻了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军团部命令我一师迅速后撤，以免全师覆灭。我们全线撤退，连饭也没有来得及吃，就一口气跑了三十里。敌人只敢以飞机、炮火跟踪射击。接着，我们一路急行军到达于都附近，在那里暂休整，学习上级发下来的博古的一篇叫作《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但谁也弄不清究竟怎样保卫苏维埃。 这就是我们在中央根据地的最后一仗，完全是分兵把口，同敌人拼消耗的单纯防御作战。 第三章 艰难的长征 一、 首渡于都河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我白天还在一师三团宣讲博古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傍晚回到师部后，谭政告诉我，部队将有新的行动，今晚就要出发，要我跟师政治部一起走，不要再下团里去了。开始出发时，天已全黑，我们也没有向老乡们告别。就这样，我们静静地离开了驻地。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于都河，河上早已架起了浮桥，过桥时只看见一些模糊的影子。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艰苦卓绝的长征就在我们踏上浮桥的那一刻开始了。 以后才知道，几天前，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已从瑞金出发，率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二、红五、红八、红九五个军团，正式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于都河，又叫贡江，河面并不很宽，当时已是深秋，河流也不湍急。前面的工兵营已在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可需要过河的人多，桥面狭窄，组织得又不好，部队过桥速度很慢，等我们全师通过于都河时，已是接近午夜了。 渡过于都河后不久，部队就地隐蔽做饭休息。十月十七日晚，又继续前进八、九十里路，就进入了国民党统治的白区。我们从此离开了几年来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央苏维埃区域。 由于当时的中央领导强调保密，不仅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这就是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战略撤退－长征的开始，就是一些高级干部，包括师长、师政委以至军团首长，也不完全清楚红军究竟要往哪里去，要走到哪里才是尽头。只有博古、周恩来、李德等少数几个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做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率领五个军团和中央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长征。事后才知道，当时的计划是向湘、鄂、川、黔边界地区转移，寻机与任弼时、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但这个计划，一开始就被蒋介石察觉了。他一方面派出自己的嫡系部队穷追不舍，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刘建绪、周浑元、李元杰等为下属各路”追剿军”司令，率十六个师尾随追击，另一方面，命令陈济棠、白崇禧率五个师在粤北、桂北和湘黔边堵截，同时指令粤、湘、桂、黔各省的军阀和地方民团，在红军行军途中处处设防，节节阻拦，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长征刚一开始，红军就被迫接连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二、 突破四道封锁线 湘粤、湘桂边的安远、信丰一线，是蒋介石部署的第一道封锁线。国民党中央军及广东军阀陈济棠、桂系军阀白崇禧的部队，在这里构筑了许多碉堡和工事，防范极其严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我所在的红一师三个团，奉命袭占新田。我们猛攻了一个下午，把敌人赶跑了，但自己伤亡也不少。与此同时，红二师和红三军团也都相继取得了胜利，并且缴获了敌人的大批精良武器和弹药，成功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胜利的消息传来，大家奔走相告，都非常高兴。我们师政治部的同志还连夜分散到各团、营里传达胜利消息，以鼓斗志。 十一月二日，谭政向我们传达说，红三军团已在湘粤边界的汝城和城口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我们行经汝城时没有停留，继续前进，大方向是湖南道县、江华、嘉禾和兰山，准备前进到湘江以西地区。 不久，红军到了广东韶关北的昌乐地区，昌乐是一个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地区，九峰山和大王山高耸入云。这里多雨，山高路窄，黄土路泥泞难行，一脚踩下去，几乎让人抬不起脚，挪不动步。部队行军的速度明显减慢，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 在部队进入山区小道后，拥挤不堪，而湖南、广东的敌军则乘机从两侧向我军夹击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尾追迫近。由于敌人三面紧逼，全军和中央纵队都挤在一路来了，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我所在的红一师正在湖南南部粤汉路以东与广东敌人进行战斗。师长李聚奎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他带领三团绕道兼程前进，火速赶到全军的最前面，为全军开路，掩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而一团、二团则交由政委赖传珠和政治部主任谭政、参谋长耿彪指挥，继续留在原地抗击敌人。 命令下来以后，谭政见三团有重要任务，就派我去三团帮助工作。我随即带了两个干事来到三团，见到了团长黄永胜、政委林龙发、参谋长彭明治、总支书记易秀湘，向他们说明是谭政主任派我来帮助工作的。黄永胜他们表示欢迎，要我们三人和易秀湘在一起行动。 之后，我们三人马上分散去各营，向部队说明，我们这次打到”白色区域”的目的，是要以此粉碎敌人的”围剿”，更好地保卫苏区、保卫家乡。也就是说，还是围绕《一切保卫苏维埃》这篇文章进行工作。但实际上，那时部队已经离中央苏区越来越远，根本不可能再回去了。 红三团接到开路任务后，火速赶往最前面。此时已是深秋季节，深山老林，天气阴冷，加上绝大部分同志穿的是单衣单裤， 更觉天气阴冷异常。另外，中央纵队机关队伍庞大，工厂、医院、印刷、出版机关等，甚至连机器设备都一起搬了出来，非战斗人员众多，车辆、骡马、担架挤在一起走不动，敌人飞机一来轰炸就散了。为了尽快给中央纵队打开通路，减少损失，我们战斗部队有时甚至不能停下来做饭，只好饿着肚子前进。在这种又冻又饿、艰苦异常的情况下，死亡、掉队、失散的人员甚多。 为配合我们执行任务，红二师四团占领了九峰山制高点－红三军团攻占了良田，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中央纵队，使我们顺利完成了开路和掩护的任务，并为随后攻占宜章城创造了条件。 十一月十五日，我们红三团占领了粤汉铁路上的两个点，宜章和白石渡，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紧接着，红一师师部率一团、二团相继赶到，全师会合，继续向嘉禾、兰山、道县、江华前进。我回到师部，向政委赖传珠、政治部主任谭政汇报了随三团行动的情况。赖传珠政委就让我归队了。 第四道封锁线就在湘江以西的全州地区，是国民党桂系军阀白崇禧控制的地盘。红军即已踏上征途，就无法隐蔽自己想同湘西贺龙、肖克所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师的愿望。蒋介石了解到红军的动向之后，就命令何键、薛岳、周浑元等部约七十多个团，二十多万人的兵力，会同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三十多个团十多万人的兵力，想把中央红军拦截和消灭在全州、兴安和灌县地区的三角地带。 我回到师部后不久，部队就按照上级的部署，来到了湖南的潇水和湘江地区，几乎是以直线向湘江挺进。国民党军有三、四个师在和我们赛跑，要争夺湘江岸边的全州市。全州位于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是一座四周建有城墙的古城。控制了这个城，就可以控制周边渡口。但当先头部队的侦察兵接近全州城时，发现国民党的何键部队已经占领了全州城。 不过在此之前，红一军团二师的部队已经夺取全州以南的潇水西岸，占领了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道县和渡口，并在湘江上架起浮桥，顺利渡过了湘江。我所在的一师部队接到军团林彪、聂荣臻的命令后，不顾一切，兼程西进，也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过了湘江。 这时，何键的二十多万部队已赶到湘南堵截我们，防止我们转向湘西;广西军阀部队约十多万人也在全州、桂林一带集结，阻止我们进广西。敌人的部队差不多都已赶到了湘江附近。虽说我们红一军团已经先一步顺利渡过了湘江，但后续部队已经没有时间渡江了，处境极为险恶，不得不在湘江边上与敌人展开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直到中央纵队和中央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三日，在湘江两岸我们血战了一个星期，打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仗，我们所有的部队，差不多全都投入了战斗。一军团在最后掩护。别的军团的情况我不清楚，一军团，首先是二师，在进到全州东南三十里路的一个山镇时，遭到敌人十六个团的攻击，我们一师部队在渡过湘江浮桥以后，立即上去和二师一起猛攻敌人的阵地。当时，在湘江西岸的这个狭隘地区内，到处都是枪炮声，战斗全面展开了。我红一师仍是三团在最前面。赖传珠、谭政又派我跟随三团行动。一上去，黄永胜就指挥全团从敌人的侧翼打过去，连续猛攻了六次。最后一次，敌人连续出击，三团几乎快顶不住了，伤亡很大。 十二月一日，战斗更加激烈，红一军团全力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大约正午时分，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机关终于渡过了湘江，但他们所带的一些电台设备、发电机、医疗器械、印刷机等，通通都扔进了湘江，一些较重的枪、炮也都扔进了湘江。当时的湘江边上，到处都是撕得粉碎的文件、书稿，银元和钞票也都丢了一地。不过这样一来，辎重队伍减轻了负荷，部队的机动能力增强了。 十二月三日，我们接到队伍后撤的命令。我们三团负责掩护。于是，在黄永胜、林龙发的指挥下，红三团一直坚守在陂田附近，掩护一师、二师撤退。但最后，敌人从四面包围了上来。黄永胜指挥很灵活，一看形势不妙，就放少数部队在前面抵御敌人，大部分部队撤退了。除了没有来得及掩埋牺牲的同志外，部队大都安全地撤了下来。 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根据我看到的现有资料，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时，大约是八万六千余人。在长征开始后仅仅一个半月，人员就折损过半，其中以突破湘江防线时的损失最为严重。一军团本身损失也很严重。长征开始时，我一师三团有二千八百人，过了湘江后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人了。 三、 红军进入贵州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以后，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攻占了贵州边境上的通道县城，并在通道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被撤了职的毛泽东被请回来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原先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两广的军阀部队确信红军无意进入他们的地盘，就都掉头回去了，只有薛岳率领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继续在红军后面穷追不舍。这样一来，红军的军事压力减轻了不少。 进入贵州后，部队就开始了政常行军。部队改为白天行军，晚上宿营。红一军团以二师为前导，我们一师则跟在军团后面作为后卫。 从江西出发以来，在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由于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因此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特别是经过湘江两岸残酷激烈的战斗之后，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更加混乱，情绪十分低落。在进入贵州以后，谭政就组织师政治部的干部，天天下到团里、营里、连里，去做工作。当时，我带一个小组到三团，彭加伦带一个小组到一团，谭甫仁带一个小组到二团。我们每天要跟着部队行军七、八十里，还要利用休息时间，向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的确是相当劳累。好在当时年轻，都支撑下来了。 下到团里之后，干部、战士提出了很多问题。回忆在湘江战斗中，误入敌人所设的陷阱，部队伤亡重大，掉队落伍减员极多，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只要负了伤，就只能将他们留在老百姓的家中，因为找不到那么多担架，也抬不走，对牺牲的同志也来不及掩埋，更没有办法去通知他们的家属，甚至连开个追悼会的机会都找不到。因为部队整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这些对部队指战员的情绪影响极大，干部、战士问我们究竟还要走多远、要到什么地方去、向哪里前进等等，我们都解释不了，还是老一套，什么”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什么”反攻到’白色区域’是为了更好地保卫苏维埃”等等，其实，中央苏区早已不存在了，苏区首府瑞金也已落入敌手，我们已不可能再回江西去了。 我们把这种情况向谭政作了汇报，当时通道会议尚未传达下来，谭政告诉我们，他也不清楚部队究竟要往哪里去。但在他看来现在要到湘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蒋介石已调集了大量军队驻守在湘、鄂边的城步、绥宁、会同、武冈一带，准备拦截我们。尽管红二、红六军团在桃源、常德一带全力发动攻势，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但蒋介石的大部队已经把我们同他们隔断了。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再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十分困难的。他要我们相信中央、相信军委的指挥，并要我们把这个情况向各团的干部、战士讲清楚。 随后，我跟着三团走了一个星期，同三团的总支书记易秀湘一起，分别到各个连队，利用行军休息的时间，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三团政委林龙发也亲自集合部队讲话，进行宣传工作。 十二月十五日，红一军团二师攻占了黎平。黎平原由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团把守着，见红军一到，就不战而逃了。贵州军阀队伍不经打的消息，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接着，军团命令我们一师部队迅速向剑河县前进。又过了几天，就听说前面的部队已占领了贵州的黄平、施秉、余庆三个县，初步打开了局面。 我们到达黄平后，在那里休息了一天。我们政治机关就忙着在当地打土豪，征集粮食和资财，解决部队生活问题。同时把带不走的粮食分给当地的穷人，以扩大红军在当地的影响。黄平、施秉这个地方出橘子，几乎家家都有橘子，地主家里更是橘子成堆。部队的干部、战士人人都吃上了橘子。 经过这段工作，部队情绪比较好，也比较安心了，就在当天晚上，谭政召集师政治部的科长、干部们开会，向我们传达说，中央已在黎平召开了一个会议，毛泽东已重新出来领导红军行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川黔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不去湘西了，就在川、黔边创建根据地。这些情况可以向各团的团、营、连干部传达。 谭政还向我们介绍了贵州的政治、军事形势。他说，现在掌握着贵州省军政大权的是王家烈，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贵州省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只有王家烈手下的四个旅约十万余人。由于内部矛盾多，王家烈火甚至连这四个旅都指挥不动，战斗力很弱，武器也不好，一打就垮。贵州地区盛产鸦片，军队就靠贩卖鸦片来维持军饷。军官、士兵都公开抽鸦片，每个士兵都有两根枪。 说到这里大家庭都笑了，说:”一个人还能打两根枪呀?”谭政让大家别笑，并解释说，他们一根是步枪，一根是烟枪。接着他又说，贵州的百姓很穷，地主、恶霸集中，剥削统治很厉害，他们都和王家烈一个鼻孔出气。实际上，我们一路上都看到了，许多穷人都靠肩挑背驮，靠驮点盐巴来卖点钱，种点稻子、包谷、地瓜度日，缺粮少衣，人民生活十分艰苦。不过，由于蒋介石没有队伍在贵州，国民党在这里的影响也不大，可以说贵州是个薄弱环节，估计红军很快就可以打开局面，特别是可以首先打开黔北的局面。 谭政接着向我们传达了部队下一阶段的作战任务:乘机扩大战果，继续向余庆、湄潭前进，迅速强渡乌江，打下遵义城，然后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突破乌江。最后，他要我们迅速向部队传达这些内容，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 按照谭政的意见，我们分别回到各团向团、营、连干部作了传达。由于部队行军没有可能开会，我们都是利用行军边走边谈，休息时再向各营的营、连干部集体传达。当时，我们师政治部的人下到部队很受欢迎，国为我们向他们传达消息，讲形势，这些人人都爱听。 四、 突破乌江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红一军团的部队全部逼进了乌江，准备强渡乌江，拿下遵义。 乌江，是贵州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两岸都是坚硬的山岩所组成的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乌江的江水即深又急，沿江的渡口很少，更没有桥梁。沿江的渡船都已被王家烈的部队控制了，我们找不到渡船。但也有一个有利条件，乌江的江面比较窄，从这一边打枪就可以控制江的那一边。在火力的掩护下，就有可能进行强渡。 我们一师各部队在两、三天内加紧准备，搜集来一切可以用来渡河的工具，主要是搞一些竹排和木排。同时，师里还组织各团干部侦察渡口，摸清水流缓急、江面宽窄等情况，组织好火力掩护点。 这时，敌人已经开始逐渐向我们靠了过来，国民党的吴奇伟、周浑元率领的十多万人即将进入贵州。他们从江西就开始尾追我们，后来又从湖南追到贵州，队伍早已精疲力竭，所以我们对后面的追兵顾虑不大，但也必须尽力抓紧时间，迅速渡过乌江，然后利用乌江天险来阻挡追上来的国民党军队。 马上就要过新年了，可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没有安排过年，也没有开会庆祝，都在全心全意地准备着渡江战斗。我们也都随团进行政治动员。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红二师在江界附近经过激烈的战斗，渡过了乌江。一月三日，我们一师一团在回龙场渡口开始强渡。战斗开始的两个小时后，就渡过去了一个营，把对岸的敌人打跑了。二团、三团当即跟进，红一师全部渡过了乌江。 五、 遵义休整 渡江后，谭政用电话告诉我们，二师已接近遵义城，很快就可以占领遵义城，要我们协助动员部队火速前进，支援二师打下遵义。部队加速前进，一天行军一百多里，直奔遵义。但等到我们一鼓作气赶到遵义城下时，遵义已于一月五日被二师攻下来了。 我们没有进遵义城，而是在遵义到桐梓及四川沪州的这条公路两旁住了下来休息几天。我们回到师部政治部，向谭政汇报这一阶段随团行动的情况。师政委赖传珠也赶来听取了汇报。他听了很高兴，在最后讲话时表扬了政治部。他说:”谭甫仁、彭加伦、吴文玉、方国华，你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好。你们不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宣传解释形势任务，传达上级批示，在保证行军作战、巩固部队、改善给养生活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希望今后继续这样做。” 这时，少共国际师编入了红一军团，原少共国际师政委萧华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任组织部长。部队有了增长。同时连日来，我们一边行军、一边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连、排干部在沿途开展扩军工作，鼓动和吸收穷人参加自己的队伍。对被俘的王家烈的士兵，抽鸦片烟的放他们回去，不抽的就动员他们参加红军。不少连队都补充到了新兵。 这时，部队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吃得饱，吃得好，也有了肉吃。进入贵州后，师里把司令部的管理科、政治部的地方工作科和供给部三个部门联合在一起，由地方工作科长方国华带领，每天行军都跟着前卫部队走。一到宿营地，他们就立即进行调查，查清哪些人是地主、恶霸，然后由地方工作科宣布抓地主，供给部紧跟着就清查物资、没收东西和罚款，把地主、恶霸的粮食、布匹，以及猪、牛、羊、盐等都弄回来，除留下部队需要的以外，其余的都分给穷人。 当时，每到一地，我们都带着由十五个人组成的师政治部宣传队，向当地的人民群众做宣传工作。我们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政策，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红军在贵州扎根建立根据地的意义，还大写标语，贴布告，造成声势，以扩大红军的影响。我们着重向群众说明红军是”乾人”的队伍(贵州老百姓叫穷人为”乾人”)。 在遵义休整期间，中央军委决定对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首先，是撤销了红八军团番号，将其人员分别编入红三、红五军团。撤销番号的还有红一军团的十五师(即原少共国际师)。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红一师和红二师。在撤销红八军团和红十五师番号的同时，军委还决定除红一军团外，全部取消师的编制。这样，经过这次整编，除红一军团还保留有师一级的编制外，红三、红五、红九军团都取消了师的编制，将部队分别缩编为四个或三个大团。另外中央教导师也被撤销番号，编入了军委纵队。编者注 六、 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 部队进入贵州后，一天，我们红一师政治部的干部、战士约七、八十人正在行军途中休息，突然从山那边飞来几架国民党军的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当它们发现部队时，就对着我们投下了五枚炸弹，一下子炸死炸伤了我们二十多人，师直属队的总支部书记被炸死了。还炸死了其他七、八个干事。幸好那天谭政在司令部和师长、政委一起行军，没和我们在一起。敌机飞走以后，我们赶紧就地掩埋好牺牲的同志，把负伤的同志送到了卫生队包扎好，跟着卫生队走，重伤的同志安置到老百姓家养伤，给几块银元，那天谭政的小秘书周振华也负了轻伤，我给他包扎好了之后，就扶着他一步一步找到了队伍，归了队。 见到政治部遭到这样大的损失，谭政难过地说:”我们当时在前面走，不知道炸了这么多人，要是早知道，我也就留下了。你们在后面处理得很好，我很感谢你们，为你们的阶级感情而感动。” 师直属队总支书记牺牲后，谭政曾指定龙福才为师直总支书记。不久，他又命令我去接替总支书记的工作。下午交待任务，晚上龙福才就来向我交代。几天后，龙福才被调到红二团作总支书记去了。全师的青年工作交给整编时由十五师来的青年干事赖远超。 龙福才走后，我找谭政说，直属队单位多，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还有卫生队、警卫连等等一大堆，最好能在政治部指定一、两个人帮帮我，要不然我一个人跑来跑去的，实在忙不过来。谭政先不同意，说我年轻，有干劲，问题不大，但最后还是指定了自己的小秘书周振华和敌工干事胡保善两个人帮助我，从这以后，我和周振华白天在一起行军，一起下到各单位开展工作，晚上一起宿营，吃、住都在一起。谭政要找周振华办点什么事情，如下个通知、找个东西、写个报告什么的，都到我那里去找他。 担任直属队的总支书记后，担子比以前要重多了。我得天天把各个单位的指导员找来开会，布置、检查各项工作。在这之前，我虽然也经常下到团里，但团里有政委、总支书记在，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在从江西出发到遵义这段时间里，我总结了一条重要的政治工作经验，就是要及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用权全体指战员都能明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以及自己行动的目的，这样就能自觉地进行战斗，自觉地遵守纪律，遵守规定，才能稳定住部队的情绪。因此，每做一件事，都要在事前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做这件事有什么好处，以及应该如何去做这件事，怎样完成自己的任务等等。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政治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我们在渡乌江时，为适应行军作战的环境，曾大规模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沿途设立了宣传鼓动棚，向部队说明这次行动的目的，为后来顺利突破乌江起了一些作用。 另外，所谓的”政治动员”不要多，有时一、两句话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例如战斗激烈时，喊几句”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讲究战术、发扬火力”，”同心协力、消灭敌人”等口号，就很实际，行得通。还有，打仗时情况千变万化，有时伤的伤、亡的亡，要战士各自为战;班长牺牲了，要战士自动出来代理班长;排长牺牲了，班长自动代理排长;连长牺牲了，班长、排长自动出来代理连长等等。这些口号都能在战斗中变成实际的行动。 一天下午晚饭后，谭政和我一起沿着公路散步。我们一边走，我一边向他汇报自己的这些想法。谭政说:”你的思想很对头，很好，讲得很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因此我每次都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向你们这些科长、干事们讲一讲、说一说。” 我说:”这很重要，你不讲，不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做政治工作的，就凭嘴巴子，不了解情况，到部队讲话就没有本钱。你一讲，我们就有本钱了，下到部队以后，团长、政委、总支书记、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等干部、战士都很欢迎我们，有时忘了带饭，战士们就把自己带的饭给我们吃。我们同他们一起走，一起聊天，一起谈问题，等部队休息时，就给他们讲话，因此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到连队去。” 谭政说:”你把这一段写一写好不好，写好了交给我，我向军团政治部写一个报告。” 总支书记是红军时期一个特殊的职务称谓，实际上就是团一级部位的政治处主任 编者注 七、 四渡赤水 当我们在遵义附近休整时，蒋介石已来到四川重庆坐镇，调集了自己嫡系部队和湖南、四川、云南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共四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包围，准备在红军向北移动接近长江时来个迎头阻击。此时，集结在遵义地区的红一方面军，虽仍有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四个军团的编制，但实际上已不足四万人，与敌人的兵力之比是一比十。红八军团是从中央苏区最后出来的一支部队，一直担任着中央红军的后卫。前面走不动，敌人上来了，这就非打不可，它一路打仗，一路抵抗，一天走不多远。到湘江战役结束时，整个军团只剩下还不到一半的人，以后被编入一军团。还有一个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政委萧华，从江西出发时，约有六、七千人，等过了湘江后，就只剩下了千把人，以后被编入了红一军团。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四渡赤水的行动。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左右，我们刚刚在遵义休整了五天，就接到命令，要部队继续北上，向赤水县方向前进。一月十七日，我们攻占了桐梓城。桐梓城不大，但却是众多贵州军阀的栖身之地。他们仓促逃跑前金银财宝没来得及都带走，我们在那里没收了大量的黄金和银元，好好地充实了一下我们的财库。 就在桐梓，谭政向我们简单传达了这次行动的任务: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到什么地方去会合，他没有向我们再作详细的交代。 一月十九日，红一师部队从桐梓出发，经松坎向东皇殿前进。然后绕道土城，向旺隆场方向急进，任务是为整个中央红军打开通路。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了离赤水县城只有三十里的黄坡洞，虽然连日来队伍一直在日夜兼程，走得很急，人也很辛苦，但大家情绪很高。正当大家情绪高涨地准备去赤水县城宿营时，突然与国民党川军章安平旅遭遇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旅是来增援土城的。土城原是王家烈队伍的集中地，当时已被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三军团的队伍包围了。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被击溃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川军的郭勋祺旅和潘佐旅赶到了，就在青松坡一带，与我军展开了一场恶战。由于形势危急，军委毛泽东、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都亲临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军委命令我们一师部队无论如何要抗击住章安平旅，阻止他们增援土城。四川军阀的队伍比贵州军阀的队伍能打，战斗力强得多。我们一师的三个团在黄坡洞摆开战场，抗击了三天，但由于敌人已先于我们占领了两面的高山，三面包围了我们，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只得在坚持到第三天黄昏时，撤出了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久战显然对我不利。中央军委当机立断，决定放弃进占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转而向西渡过赤水河。一月二十九日天亮前，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向四川的古蔺前进。经过这一仗，中央红军到达扎西时，根据现有资料，大约只剩下了三万人。 我们是最后一批渡过赤水河的部队。那天我一师部队接到后撤命令，立即返回土城场和元厚场，然后向西来到赤水河边。待整个中央红军全部过河后，我们也开始了渡河。渡河的顺序是，一团、二团在前面，师直属队和三团在一起。这时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都离开了部队，队伍交由参谋长耿彪带领。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找他们谈话去了。待三团一过河，浮桥就被拉上岸毁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过河以后，我们师直属队跟着三团向古蔺前进。这天下午，下起了毛毛雨，山路又窄又滑，很不好走。刚刚走到大坝，国民党的四川地方军就对我们发起了突然袭击。我当时正跟着供给部、卫生部的骡马担子走。仗一打起来，三团就拼命向着战场跑步前进，而我们师直属队则慢吞吞地走不动。我心想，这下可糟了，前面已经没有了部队，敌人一上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看到敌人已经快上来了，就催着大家拼命往前赶。我还想把一些铜锅都扔掉，但伙房的同志不愿丢，硬是把锅抬了过来。好在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没有敢追。眼看着天黑了下来，就找了个地方宿营了。 第二天，三团团长黄永胜、政委林龙发回头来找到我们，连声说:”头天晚上没有把你们掩护好，要是把你们丢了，我们真还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说没关系，敌人没有上来。不过，接着我又说:”你们的队伍打仗走得那么快，我们挑着行李担子走不动，实在没有办法，如果敌人上来，我们全得当俘虏。” 黄永胜、林龙发再一次表示歉意，并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他们打土豪时搞了许多腊肉，要送给我们一点。我谢了他们，说:”我们吃包谷，把你们这些腊肉转送给师首长吧!” 我们与师部会合后，李聚奎、赖传珠、谭政、耿彪都很高兴，说没想到我把直属队都带过来了，他们还以为直属队被搞掉了呢。我说:”差一点就过不来了，我都看到了敌人上来了。”接着，我把那天的事详细汇报了一遍。 这场虚惊之后，我们继续随着大部队前进，不久到了四川的叙永县。叙永这个地方较为富裕，遍地都是橘子树。我们在这里打土豪、杀猪，改善生活。这段时间内，部队生活普遍的都比较好。 由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会穿过贵州西部而北渡长江，他于二月上旬又调动云南地方军的三个旅到镇雄，以防止我们西进。同时又令川军十多个旅由北向南压过来，令中央军周浑元部向云南扎西猛进。可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在他将军队部署就绪时，中央红军却在向相反的方向运动。二月十九日，我们一师部队奉命在太平渡地区二渡赤水，重新进入了敌人的薄弱环节贵州省。 重渡赤水后，红一师兼程前进，于二月二十四日重新占领了桐梓，守敌一个连望风而逃。第二天，红一师部队会同红三军团继续向娄山关疾进。连日的强行军，使得部队极其疲劳，但当大家得知王家烈也正率部前往娄山关，企图据险死守后，我们当即竭尽全力跑步前进，终于比敌人提前几分钟登上了娄山关的顶峰。至此，遵义的大门已经打开，沿途已无险可守。 随后，红三军团又和红二师一起直攻遵义城，我们一师部队则奉命夺取遵义城南的一座高山。这时遵义城内的敌人已大部分被消灭。这次行动我们共消灭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两个师和贵州地方部队八个团，给敌人以重创，也使蒋介石合围红军的企图完全落空。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全军的士气。 遵义战斗即将结束时，我们一师经过遵义南门，直追敌人到鸭溪，一直把敌人赶过了乌江。之后，我们在鸭溪休整了几天。鸭溪这个地方很好，一坦平坝，稻田多，村庄也多。休整时，我们就清理收缴来的敌人物资，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改善部队和群众的生活。大家都为长征以来所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而兴奋和激动，部队的情绪很高。 在鸭溪休息了几天之后，国民党又重振旗鼓，向遵义扑了过来。军委当即决定，主动放弃遵义，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我们几乎是一枪未放，就占领了茅台镇。茅台镇这里是著名的茅台酒产地，酒窖里茅台很多，大家都喝了一点。有的战士不会喝酒，就用这样名贵的酒来冲洗自己脚上打起的泡。 从茅台镇三过赤水河后，我们一师奉命由后卫变作前卫，兼程向古蔺前进。但等到我们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以后，毛泽东又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四渡赤水河，掉头南下，把北线敌人甩得远远的。 就这样，我们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忽东忽西，避实就虚，机动灵活地历经千难万险，最后终于北渡长江，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预定目标。像湘江战役那样硬往敌人口袋里钻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遵义会议以后的四渡赤水，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不过，那段时间的来回兜圈子，也的确把部队拖得疲惫不堪。 八、 再渡乌江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毛泽东命令红九军团暂留黔北，迷惑和牵制敌人，自己则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直插乌江边，准备南渡乌江。 就在渡江前夕的一天上午，谭政找我谈话，通知我要调动一下工作。其实在前一天，谭政的秘书周振华就已告诉我，说谭政已向军团部写了报告，要把我调到三团去当总支书记。我当时没有作声。果然，第二天上午，谭政就找我谈话，并要我下午就出发去三团。 我把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周振华，向他告别。当时我们都很年轻，他见我下午就要走，就哭了，说:”你走了，我一个人很孤单，没有伴了。”我对他说，我也没有办法。我安慰他说:”不是还有谭主任吗?谭主任不是一直对你很照顾嘛!”但他还是很难受。 当天吃完午饭，我就拿着背包，带上介绍信，往三团的驻地走去。大约走了十几里路，我来到三团，见到了团长黄永胜、政委林龙发、参谋长彭明治、总支书记易秀湘和供给部长徐林等。黄永胜、林龙发等对我表示欢迎，说:”你来了很好，我们原本就是老伙伴了。”接着，易秀湘就调到地别的部队工作，我就当了三团的总支书记。 这天的下午四点钟，师里来了命令，要三团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再次强渡乌江，即南渡乌江。部队立即出发，顺着公路往前赶。当时只有团长、政委有马骑，我们没有，全靠两条腿，中途没有休息，一口气直达。好在我们都很年轻，走路还行。 到晚上八点多钟，队伍来到了乌江边上。这时，萧华骑着马，带着警卫员来了。萧华当时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林彪军团长、聂荣臻政委派他来三团，帮助我们指挥攻占乌江渡口和歼灭渡口周围敌人。一军团命令我们三团必须在当晚渡过乌江，歼灭渡口守敌，夺取渡口和船只，以便让全军主力渡过乌江。 这时，天已大黑，伸手不见五指。乌江天险，悬崖陡壁，无其它路可走。乌江对岸被国民党军第九十一师所占领，并筑有工事，另外，渡口对岸有敌人的一个营，他们早就把这个渡口上的五条船，都控制在了河南岸，情况十分不利，任务十分紧急。 经萧华与黄永胜、林龙发研究之后，决定部队从我们当时所处位置右边十里路的地方偷渡过去。我们到了预定的偷渡地点，经侦察报告，河的对岸山上有两个连的敌人驻守，搭有茅草棚，筑有工事。从河边到悬崖顶上平地，足有五百多米高，只有一条小路通向山上。从这条小路可以迂回到敌人的后面，但敌人早已严密封锁了这条小路。乌江两岸山高地险，河水流急，又无渡船，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要准备好渡河的工具。部队砍了许多竹子，捆成竹排，还编一些竹绳，准备捆在两岸的树上。部队就从竹筏上偷渡过去。那天晚上，天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但又不能惊动对岸山上的守敌，我们不能点灯，也不能发出大的声响，因此部队作业十分困难。 经过上半夜的坚苦准备，我们终于将竹排和竹绳准备好，下半夜就开始了偷渡行动。三团由一营担任突击营，一营三连为突击连。当三连的一个排坐竹筏到达河中央时，因水流太急，竹筏被冲散。好在指战员都很坚定、沉着、勇敢，每人抓住一根竹子，顺流飘过去，在河对岸的高山底下，找到一块小坪隐蔽了起来。 就在先头排的竹筏被河水冲散的同时，萧华等人又下令三团选择五个水性较好的同志，每人身带一根竹绳，游泳渡江。不久，游泳渡江的同志安全登陆，把竹绳拴在了对岸小坪的一棵大树上，这样，一根又粗又大的竹筏就拴在了乌江两岸，顺利地拴起了一条””蔑链桥”。 依靠这条”蔑链桥”，部队开始用竹筏来往偷渡。每人站在竹排上，用手抓着竹绳。每次可渡过去两个班二十人。经过一个多小时，三连全部渡过去了。 大约下半夜两点钟，萧华、黄永胜、林龙发研究决定，要我跟随一营行动，协助一营指挥战斗，消灭敌人。他们交待，首先消灭河对岸两个连的守敌，然后沿河南岸向左前进，消灭渡口的一营守军，夺取渡口和船只。他们再三嘱咐我，这次行动事关全军的渡江大事，一定要完成这一难巨而光荣的任务。我当即表示，虽然我刚到三团，部队不熟，地形也不熟，但是我一定去坚决完成这一难巨任务。 我当即随着三连的一个排坐上竹筏，手扶着竹筏，渡河到达南岸。一登上岸，就见到了先过河的一营营长王兴邦和胡副营长。不知是什么原因，营长情绪低落，蹲在石崖底下不吭声，但胡副营长非常积极，看上去他人很精干，见我过江后，主动向我提出，由他带领三连摸上山去，侦察敌情，查明情况，随时报告。我立即把胡副营长的意见报告了北岸的萧华、黄永胜和林龙发，他们表示完全同意，并指示天亮前一定要摸上去。不久，三连全部渡过了河。经过简短的政治动员后，胡副营长即带领三连开始行动。 我和营长仍留在山下继续组织渡河。到下半夜三时半，二连也渡河到达南岸。经稍事休息，二连也沿着三连前进的路线跟进。这两个连都统归胡副营长直接指挥。 清晨四点时，胡副营长回来报告，说已找到了上山的小路，但摸到半山腰时，看见有一处断崖，只有一座独木桥可以通过，独木桥边只有敌人的两个哨兵把守。他们研究后，认为可以由一个班长率领五个战士，用绑带吊上断崖，爬到敌人哨兵后面，活捉这两个哨兵。我和营长认为，胡副营长的这个办法很好，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希望他亲自去作布置。与此同时，我又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河对岸的萧、黄、林三人，他们都很高兴，认为这个办法好，并交待，要我们一定把独木桥保护好，不要损坏，并且还要去派部队去占领这个要隘。 清晨四点半，胡副营长派五个战士押送来他们俘获的两个敌哨兵。经过审讯，我们查明了敌人在山上的全部防守情况，得知山上只有两个连，搭草棚而居，并没有修筑工事。其实他们也刚到两天，之前每天要走八、九十里的路，非常疲劳。现在天气寒冷，他们的衣服又很单薄，饭也吃不饱，而且他们对地形不熟悉，连方向都搞不清楚，因此部队士气低落，官兵都不知道来贵州干什么。现在两个连共一百五十余人全都在草棚里睡大觉。 问清敌情后，我立即把这两个俘虏送回河北岸交给萧、黄、林三人，并向他们报告了全部情况。我和营长一起给胡副营长写了一张便条，表扬了他和三连全体同志，同时命令三连留一个班看守独木桥，其他人继续摸索上山，二连跟随三连前进，一定要想办法摸到敌人的后面去。我们还告诉他，等天稍亮，我和王营长便率领一连和重机枪排，从正面发起攻击，两面夹击，歼灭山上的守敌，然后继续向渡口方向前进，夺取渡口和船支。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了萧、黄、林三人的批准。他们准备率领主力迅速赶上，支援一营。 凌晨五时，一连和营的重机枪排已渡河集结好，团主力也开始过河。我和营长当即率一连和重机枪排上山。五时四十分攻击开始。二连、三连首先在敌人的背后打响，随即我带一连从正面攻击，二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我们开始攻击时，两个连的守敌都还在那里睡大觉，没明白究竟怎么一回事就全部被俘了。 我派人将俘虏押送回团部，然后率一营迅速向渡口攻击前进。我们从敌人的则面打过去，很快就将把守渡口的一个营敌人全部消灭，夺取了渡口和五条船，为全军和总部渡过乌江打开了通道。 之后，军团部的工兵随即在大塘河、底子崖、江口等三处架起了浮桥。四月一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乌江。 这一仗以后，我们三团就一直作为全军的前卫，沿着滇黔公路，经马场、牛场、羊场，直逼贵阳。几天后，在行军途中，我见到红一军团政治部油印出版的《战士报》上，表扬了三团这次渡河的功绩，其中第一个名字就是我。我当时的名字还是吴文玉，第二个是那个胡副营长。见到这份报纸，我很高兴，感到很光荣。 建国后，萧华还把这次战斗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上。 九、 与滇军的遭遇战 第二次遵义战斗后，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部署了五、六十万军队，以防红军北渡长江，或向西进入四川、云南，或向南穿过贵州去广东、广西，或向东返回湖南、江西。国民党军的这几个防区之间紧密衔接，想收紧最后的包围圈，把中央红军全部消灭掉。但就是没有想到我们会直逼贵阳。 这时，蒋介石调集的几十万部队已经分向了各个方面，贵阳兵力空虚，当中央红军主力出现在贵阳近郊时，全城震惊。蒋介石急电滇军孙渡率三个精锐旅驰援贵阳，从而使滇北成为了防守较为薄弱的地区，为主力红军奔向金沙江让开了路。 据说毛泽东曾说过:”看来我们要直接北渡长江是不可能了，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必需把滇军引出云南，这样才能剩虚从金沙江北上。”就这样，毛泽东以声东击西的办法，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事实上，我们当时无意去攻占贵阳。 作为全军前卫，我们团在抵达贵阳近郊后转而向南，向龙里前进。那天，我们沿着贵阳龙里公路(即贵阳至昆明的大公路)边上的小路上走了一天，准备在一个叫田家铺的小集镇宿营。我当时是跟着前卫一营一连的一个尖兵班行进。当日我们已走了九十多里路，但天还不黑，我满心高兴，以为马上可以到宿营地了。但快到田家铺时，突然迎面来了一支部队，正好在公路上，两军相遇，他们是四路纵队，我们是一路纵队。相遇后，一连连长叫队伍停止前进，说前面有敌人。我当时判断也是敌人，因为我们是前卫，在最前面。在我们的前面就再没有红军队伍了。 当时天已黑了下来，只看见前面密密麻麻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不清楚。我们要对面的队伍停止前进，他们也要我们停止前进。双方在相距百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开始双方都没有开枪，我们问他们是哪个部分的，他们答复是滇军二十五旅。我们骗他们说，我们是中央军八十师的，是直接受蒋委员长指挥的，大家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发生误会。他们又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说奉命去守龙里。我们又问他们要上哪里去，他们说奉命到贵阳去保卫贵阳。于是我们就叫他们派个代表过来，结果他们真的派了个连长来了。但到我们这里来一看，发现情况不对头，因为我们头上带的都是红五星的帽子，不像是中央军。他一看到不对，扭头就跑。他这一跑，我们就开了枪，对方也紧跟着开了枪。这样，就在公路上劈哩叭啦地打了起来，那个连长究竟是打死了还是跑回去了，谁也不知道。 双方一开始打，我就告诉一连长赶紧抢占山头。接着，我赶紧带着一部分部队往右边上山。这时天已大黑，公路旁有个深沟，有一两丈深，我看不见，一下子就滚下去了，摔昏了过去。醒来一看，有三个战士和我摔在一起，我身上背的手枪摔丢了，皮包带也断了。我在地上摸了半天，枪摸到了，可皮包带子却怎么也弄不好。这时，那几个战士也醒了，问我怎么办，我叫他们不要慌，都跟着我。 好不容易爬上了沟，却没想到我把方向搞错了，一下子又跑到敌人那边去了。很快，我们就碰到了一伙人，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一连的同志，可仔细一看，只见他们戴的都是国民党军队的青天白日帽，这才知道我们是走错了方向。好在我们的帽子都摔在了沟里，他们也弄不清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才安全离去。 这时有一个敌人士兵来问我从哪里上山，我让他跟着我走，于是我们四个押着一个，把那个滇军士兵押着往回走。走了五里多路，才找到自己的队伍。当时，他们已在山上露营，正在架锅做饭。 我回到团部，向黄永胜、林龙发报告了自己的遭遇。他们责怪我不该跑到最前面去，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想先赶到镇上去调查土豪，搞点东西来给部队改善一下生活。我告诉他们，我还抓到一个滇军俘虏。 当晚吃了饭，我和那个俘虏睡在一起。我告诉他，我们来了七、八万人，现在遍地都是。我跟他讲，对我们红军不要害怕，你把枪交给我，你愿干，欢迎你当红军，你愿回去就放你回去，他表示愿意回去，说他是云南人，是被抓来当兵的，想趁此机会回家去。第二天，我们就放他回去了。 十、 掩护部队过湘黔公路 就在第二天早晨，师部来了命令，要我们三团负责掩护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中央纵队过湘黔公路。我们就在公路两侧同敌人对峙了两天两夜，一直坚持到部队全部过了公路。 黄永胜善于指挥队伍打阻击战，战术运用非常机动灵活。他只放了一个连在最前面，这个连有六、七十个人，还有三挺机枪。其它的连队撤到了团部附近的山上，一面休息，一面随时准备接受阻击敌人的作战任务，因为部队连日急行军，实在是太疲劳了。 大概是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告诉敌人，我们这里有七、八万人，所以敌人根本没敢贸然进攻，双方一直在那里对峙。一直到第四天，敌人才开始向我们右翼包抄过来。黄永胜一看形势不对，说大部队大概也过得差不多了，就要林龙发带两个营先走，要我和他一起带一营留守。之后，我们也开始交替掩护，逐次撤退。到最后一个排撤退之时，敌人才从侧翼上来开始攻击，可这时我们都已走完了。就这样，打了几天，我们只伤亡了几个人，就圆满完成了掩护任务。我们沿着前面队伍走过的路线，日夜兼程，日行百余里。我们原是全军的前卫，结果变成了后卫。 十一、 巧渡金沙江 在我们的前面，毛泽东为使中央红军能渡过金沙江，作了一切准备。包括中央直属纵队和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在内的中央红军主力，越过湘黔公路后，立即掉头西进，于四月二十三日进入云南省。之后，毛泽东又采取与佯攻贵阳的办法，命令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尽量接近昆明，以迷惑国民党的云南军阀龙云。 林彪、聂荣臻奉命率红一军团急进，日行百余里，包围曲靖、马龙、嵩明，一直赶到离昆明城郊约二十余里的大板桥停住脚。为了使敌人更加惊慌，林彪让急行军后的部队稍事休息，然后作出一副准备攻城的架势。 龙云坐守昆明空城，胆战心惊。他已经把精锐部队派到贵州去了，无法迅速调回，不得已匆忙地搜罗来一些民团来防卫昆明，从而进一步为红军渡过金沙江敞开了大门。 五月三日，红一军团接到命令:停止佯攻，尽快回师金沙江。于是，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以空前的速度行进，先绕到城北，然后向西，占领了昆明西北的富民县城。龙云更加恐慌，他不断命令部队增援昆明。而没想到林彪在虚晃了一枪之后，就率部转向西北，经禄功、武定、元谋直取龙街，按计划准备在龙街渡过金沙江。 我们三团接到的命令，是要我们尽快赶往龙街渡口，在那里渡过金沙江。但等到我们赶到龙街，却遍寻各处找不到师部、找不到军团部，甚至连其它部队也不见踪影，就只有我们三团孤单单地在那里。 金沙江属长江上游，江面宽约一百五十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悬崖陡壁，没有渡船，是不可能渡河的。怎么办呢?我们和师部断了联系，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了。 好不容易在路边树上找到师部留下的一个通知。要我们立即向右转，但却没有说是要往哪里去。不久，师部又派了个通讯员送了封信来，说是由于在龙街组织渡河没有成功，要我们立即赶往皎平渡渡江，路上不能有丝毫耽搁，行军速度越快越好。 接到通知后，我们连续行军一天一夜，路上只吃了一顿饭，特别是这一带地形都是横断山脉，翻过一个又一个山，拼命赶往皎平渡。等我们终于赶到渡口时，红一军团的其它部队都快过完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也都过去了。 五月八日当天，我们全团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全部渡江完毕。后来听说这个渡口是在我们佯攻昆明时，由军委纵队陈赓、宋任穷他们所率领的干部团占领的。河对面有个石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曾在里面指挥部队过江，总参谋长刘伯承也在那里一直坚持指挥，掩护部队过江到最后。红一军团最后渡江的是我们三团，等我们赶到时，刘伯承也已经走了，因为后面已经没有什么部队了。 渡江后，我们在离渡口二十五里路的地方住下宿营。黄永胜、林龙发都说，三团真危险，差一点就过不来了，如果过不来，我们也就只好留在那里打游击了。当时我们还议论着，要给师部提个意见，这样大的变动，为什么即不留人，也不派人，只给我们在路边留个便条，把一个团都不要了。后来师部解释说，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情况，也是看到贴在树上的林彪亲笔写的便条后，才匆忙改变行程的。 过了金沙江，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利用金沙江这道天险，已经把蒋介石、龙云、王家烈的队伍，通通甩在金沙江以南了。这等于在几十万追兵面前，关上了一堵大门。 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终于第一次赢得了主动权。 十二、 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渡过金沙江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来到三团随团行动，这时，才由他向黄永胜、林龙发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但只给黄、林二人传达，连我这个总支书记和各营的营长、教导员都没有传达。因为我是总支书记，所以黄、林陆续给我讲了一些情况。但我根本就没有见到凯丰的面。 当时凯丰传达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月五日，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毛泽东重新参加军委领导，领导和指挥军队，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但只讲军事，不涉及政治;只讲博古和李德，不涉及王明。这是毛主席当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会上，当时大家还要选举毛泽东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毛泽东说:“一些问题不讲清楚，我不接”。所以毛泽东只参加军委领导，和周恩来、王稼祥一起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党中央总书记就由张闻天担任了。李德被撤销了中共中央顾问的职务。会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认为只有毛泽东领导红军才有胜利的希望。会议还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就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对李聚奎、赖传珠、谭政等师里的领导人有意见。一是因为遵义会议的情况，一团、二团早知道了，可就是不给三团传达，一直到凯丰来，我们才知道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二是因为在龙街渡口，师里不留人通知我们如何行动，以后队伍一天一夜沿江翻山越岭、连续行军将近两百里，才到了皎平渡，险些过不了江。那次减员并不大，但连续的急行军使掉队落伍的人增多，队伍走得稀稀拉拉的。我和政治处的同志曾在江边等候，想尽量使那些掉队的同志赶上一起渡河。但有的人实在走不动，又没有吃饭，肚子饿就更加走不动。有一些人落在后面跟不上队伍，被国民党军抓住就地枪决了。这些情况使我们很痛心。 后来我们就讲开了怪话。讲怪话当然是不应该的，但也反映了我们当时的一种情绪。我们说一团是模范团，二团是亲儿子，只有三团没人管。意思就是说，一团在江西就是个模范团，二团是李聚奎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它们都得到应有的照顾，只有三团是从红二十二军六十六师整编过来的，就没人管。我们还说李聚奎有宗派思想。这几句怪话，我们一直讲了很长时间。 十三、 在会理休整 渡过金沙江后，我们迅速北上达到四川的会理城，在那里休整了个把星期，补充给养和动员扩兵，准备向北进入凉山彝族地区，队伍早已疲惫不堪，稍事休整，总算喘了口气。 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以来，湘江战役是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难关。部队战斗减员损失严重。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从遵义会议以后，到四渡赤水，再到渡过金沙江，以及以后的抢渡大渡河，部队日夜兼程，迂回前进，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天天行军，没有休息或休息极少，一天少则八、九十里，多则百余里。走这么长的路，到天黑才宿营，天亮又走了，长时间的急行军，令人精疲力竭。虽然我们最后摆脱了敌人几十万部队的追击，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包括夺取遵义城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这与湘江战役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问题是部队战斗减员虽少，但掉队落伍的却较多。牺牲的同志不说，伤员带不走，负了伤只能把他们寄放在老百姓家，一个老百姓给个三块、五块银洋，就让他养活一个伤员。生病的跟不上部队，掉了队就找不回来。幸运的给人家做了干儿子，或是给地主家当了长工，惨的就被国民党军抓去杀掉了。所以在这一阶段里，部队因掉队落伍减员很多。红军到了会理后，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根据现有的资料，中央红军到达会理后，包括沿途扩充的新兵在内，大约只剩下两万人。 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部队，提高士气。在当时，政治工作的好坏，是以非战斗减员为标准。哪个部队非战斗减员最少，就是政治工作做得最好，支部工作｀党的堡垒作用发挥的最好．政治处每天都要派干部轮流在后面收容工作，督促掉队的人员尽量跟上部队．一到宿营地，就要向政治处以至团长｀政委报告当天掉队落伍的人员有多少． 政治工作人员的第二个主要任务，是开展反逃亡斗争，防止开小差，特别是要防范有人拖枪叛变投敌．当时部队有法令规定，凡是开小差的，抓回来处分；带枪逃跑的，一律枪毙．尽管这样，逃兵还是有．特别是那些俘虏过来的，觉得当红军非常艰苦，有的当了一段时间就逃跑了． 政治工作人员的第三个主要任务，是扩兵。长征开始以后，从中央苏区出来一直到湘江地区，我们都没有扩什么兵。直到进入贵州以后，才开始注意扩招新兵。各个连队的指导员，每到宿营地后，除抓部队工作外，就是宣传扩大新兵。 当时各个部门各有专职:司令部指挥打仗，搞作战计划，分配宿营地;政治部门除上述工作外，还要沿途了解情况，调查当地土豪，分粮食给穷人;宣传队就每人提个石灰桶，一路写标语、贴布告，开群众大会，搞宣传鼓动工作。行军中在路上设鼓动棚，唱歌、讲演，以鼓励部队行军情绪和战斗意志;供给部搞给养，改善部队生活;卫生队防治伤病员;每个部门都很忙。 我们这些人没有马，就靠两条腿，人家走八十里，我们前前后后了解情况、做解释工作，至少要比人家多走十几、二十里。有时一天只能吃到两顿饭，有时候甚至只能吃上一顿饭。吃三顿饭的时候很少。大多数时间都是早晨出发时吃顿饭，喝点凉水，到晚上才能再吃上饭。至于鞋子，有的时候就把破破烂烂的鞋子修一修再穿。有的时候就靠机关打土豪，搜集各种各样的鞋子发给部队。衣服也是把地主家的长袍剪了，改成短褂穿，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做衣服。打开遵义后，拣到了国民党士兵的不少包袱，谁弄到谁就穿，所以当时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当然以后过草地时就更苦。 十四、 穿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 在会理休息几天之后，部队继续北上，准备穿过彝族人民聚居的大凉山地区，然后越过大渡河。这时，蒋介石也已开始向大渡河地区调集军队。红军又开始了与敌人、与时间的赛跑。 我们红一师部队经米易、德昌、西昌，很快就到了冕宁。西昌城里有敌人，我们绕城而过，只对守敌进行监视，未去攻占城市。 一到冕宁，就进入了彝区，由于历史原因，彝族人惧怕汉人，同时也仇视汉人。中央决定，红军必须尽量避免和彝人发生冲突，一定要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大渡河，决不能在彝区耽误时间，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刘伯承、聂荣臻和萧华率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作为先头部队，先期进入彝区，去寻求同彝族各部落达成互不侵犯的相互谅解约定，并借道彝区。后来，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由小叶丹亲自带队，护送红军穿过了彝区。这样，我们终于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来到了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 大渡河，发源于偏远的西北青海省，是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由于地处高山地区，河的落差较大，水量也较为充沛。大渡河从起伏的山岳中，挟着大量的泥沙奔腾而下，浊浪翻滚，涛声如雷，河面并不很宽，但那河水的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漩涡和礁石，都无不令人望而生畏。我们看到的都是黄泥巴水，浩浩荡荡，汹涌澎湃地往下流。 渡江艰险，登攀大渡河的两岸的陡峭山崖上的小路，也很艰险，是个危险的去处。 这次，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由于每条船每次只能渡一个排，一直渡到五月二十七日中午，我们全团才过了河。 我们一个团渡河尚且如此，两万人的大部队要靠两条小渡船在短时间全部渡过去，显然不太现实。蒋介石部署尾随追击我们的十万嫡系部队即将到来，而且四川军阀调动扼守大渡河的部队也将赶到，而我们在安顺场只有两条渡船。如果我们在这里延误时机，红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 当时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那就是泸定城边的铁索桥。我们已经渡过河的红一师，奉命沿着大渡河右岸的崎岖小路向泸定桥急进。左岸的红二师则由林彪亲自率领，沿河向泸定桥方向急进。就这样，中间隔着一条大渡河，我们一师、二师并肩前进，准备不惜一切牺牲，飞夺泸定桥。当时红二师的师长是陈光，政委是刘亚楼。 五月二十九日，先头部队二师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扬成武的带领下，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来到了泸定桥边，冒着对岸敌人点燃桥板的熊熊大火，在浓烟烈火中发起强攻，终于占领了泸定桥。与此同时，我们一师部队也在大渡河右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总攻击，消灭了守敌，有力地配合了对岸二师夺取泸定桥。夺取泸定桥后，大部队迅即从桥上渡过大渡河，终于甩掉了国民党的追兵。 顺利通过大渡河，只是克服了漫漫长征路上的一道险阻而已，在我们前面，还有爬不完的高山峻岭、过不完的险滩急流，并且还要面临饥饿的威胁，部队的极度疲劳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有人说，红军在长征途中，面对着三种敌人:一是国民党的强大队伍;二是大自然的威胁;三是党内的严重斗争。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将经历雪山草地和张国涛分裂活动的严峻考验。 十五、 二郎山和铁索桥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渡过大渡河后，来到了二郎山脚下。二郎山海拔三千二百米，位于泸定、天全、荥经三县的交界处，北面连着夹金山。一九四九年二野进军西藏，又经过二郎山时，作了一首歌，歌名就叫二郎山，很流行。歌词前面几句是:”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满山野，巨石满山冈，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么被它挡。。。。。。”我们当时面对的就是这座二郎山，是我们北上的必经之路。 当时，二郎山的最高峰有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队伍在那里扼守，只有攻上山去，夺下最高峰，才能打通前进的道路。拿下二郎山峰的任务，军委又交给了红一军团。 领受完任务，我们前进时，一师在后边，二师在前边，两个师的部队夹击，经过两天的激战，才把最高峰夺下来，由于敌人是居高临下，我们是往上仰攻，易守难攻，战斗打得非常艰苦。最后我们攀登悬崖峭壁，从敌人后面绕了上去。正好这时二师也从左边上来了，消灭了刘文辉的一个团，其他的都跑了。四川军阀的队伍比较能打，跑得也特别快，尤其善于爬山，我们还真跑不过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跑掉。 翻过二郎山，我们下山一看，山那边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大平坝。在这个大平坝里，汇集了天全、荥经、芦山和雅安等几个县，其中数雅安最大。雅安是当时西康省内最大的城市，也是西康省 的省会，刘文辉的老巢就在这里，是他的军部所在地。 我们途经天全时，天全的敌人没打就跑了。我们绕天全县城而过，而后直奔芦山，在离芦山十几里的地方，有一条青衣江，江面宽约六、七十米。江上架着一座铁索桥，桥板就直接铺放在桥面的铁索上，两则的扶手也是铁索，整座桥就好象是挂在翻滚的河面一样，人一走上去，桥就晃动得厉害。 我们一师过大渡河时是用船渡过去的，没有从泸定桥上走过，所以我们还是第一次过这样的桥。前面的部队不敢走，说人一到桥上像打秋千一样，得蹲着，不然就摔倒了。当时林彪正随我们一师前进，一见队伍停止不前，就上前来批评我们为什么不过河。我们跟他说，桥晃得这样厉害，谁都不敢过。他说:”这有什么呀!我先过，你们跟着来。”说完，他带着一个六、七人的警卫班，率先走上了桥。林彪在过大渡河时走过铁索桥，他上去后，虽然也是摇摇摆摆、一晃一晃的，但几个警卫员一扶，就把他扶过去了。 林彪这一带头，部队也就跟着，一摇一晃地过桥。林彪还告诉大家，桥晃的时候，身体就跟着晃，千万不要害怕。结果大家照林彪说的方法走，越走越勇敢。我们三团跟在师直属队的后面，也很快过了桥。 说实话，这个铁索桥还真是不好走，过桥时我也真是害怕。桥那么高，水那么深，晃得又那么厉害，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因此上桥以后，桥一晃，我就想往下蹲。在我后面的一个班长马上提醒我不能蹲下来。他便走到我的前面，拉着我的手，要我跟着他走。就这样，他迈一步，我跟着迈一步，就这样迈过桥去了。其实走这种桥，只要多走几次就好了，像我们找的那个四川向导，他若无其事地就走过去了。 过这样的桥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超过这样的桥了。 十六、 翻越雪山——夹金山 我们占领天全、芦山后，就进入了平原，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这里是汉人地区，村庄稠密，粮食丰富。部队驻了下来，好好休息了几天。打从过金沙江、大渡河以来，我们经常吃不饱饭，加上在彝族地区不能打土豪，生活就更加艰苦。来到了天全、芦山地区后，各个部队就开始准备翻越夹金山。司令部的同志到处展开调查工作，搜集有关情况，研究过山时的注意事项;政治机关则会同供给部门调查土豪、抓地主，征集资财物资，为部队过雪山准备粮食、草鞋等。各级军政指挥员也在层层向部队进行过雪山的动员。各部门都为过雪山作了一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同时，我们还在驻地附近大做宣传工作。当地的老百姓，那个时候没有听说过红军，也不知道有红军，一开始见了我们就跑，这时看到我们一不拉夫，二不抓壮丁，买东西还给钱，说话也和气，从不打人、骂人，所以老百姓都很奇怪：这个军队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这样好啊？跑出去的老百姓就在当天下午陆续回来了。于是我们就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十大政策”。宣传队则到处贴布告，写标语。对带不走的粮食和其它物资，除留一部分给后面的部队外，都分给了穷人。我们还乘机开展扩兵工作，宣传穷人要当红军。有的扩来三、四个，有的扩来一、二个。 休整了几天之后，部队继续行军，经宝兴来到夹金山下。夹金山海拔四千二百米，到达山顶，要经过九拐十三弯。山上终年积雪，即使在我们翻越夹金山的六月中旬，山上也还是雪的世界。厚厚的积雪从山的这一边，一直铺到山的那一边。当地老百姓把夹金山叫作”神仙山”，说上面有神仙，很少有人过去。如果一定要上去，要先烧香磕头，上山之后不要说话、不要笑，也不能在山顶停留，否则神仙就要找你的麻烦。 红一军团是二师走在前面，一师随二师跟进。二师翻过山后，不断给我们传来情况，说山上大雪纷飞，气候变幻无常，要想过山，必须要在上午九点以后，下午三点以前，别的时间都不能过。他们还说，上山时要尽可能地多穿衣服，喝些白酒或辣椒汤以增加点体温，最好每个人有个拐棍，以防滑倒。另外，他们还提醒说，一定要带足干粮和蔬菜，以防备万一一天过不去，就得准备两天过。 至于老百姓的在山上不能说话和停留的说法，二师传过来的话是，在山上，坐下以后，风太大、太冷，受不了;上面空气稀薄，人没有力气说话;上山后要立即下山，不要在山上停留，以免消耗体力。我们就分别下到连队，把这些情况和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向各个连队的指战员交待清楚。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我们一师部队开始翻越夹金山。我们是从上午九点钟开始上山的，经过了”九拐十三弯”，每拐一个弯大家就休息几分钟，一直到下午三点才攀上山顶。在山下时，看到的还是一片葱绿，虽然没有大树，但小树很多，草也很茂密。一到上面，绿色就不见了，成了光秃秃的一片褐黄色。再往上，便成了雪的世界。山脚下还是酷暑天气，开始走不久就大汗淋漓。可是一到上面，冻得人牙齿咯咯响，全身发抖。才刚刚走到”五拐”这地方，雪就有一米深。越往高走雪就越深，到山顶上差不多就有一米五到两米深了 到了第九个弯的时候，已快靠近山顶了，上面的弯就越来越小，到这时，人就不好受了，只觉得呼吸短促起来，只能大口大口地喘气。战士扛步枪的还好，扛重机枪的可真是有点够呛。那时候一挺重机枪三个人扛，一个人扛枪座子，一个人扛枪腿，一个人扛枪身。我们政治处正好走在机枪连的后头，看到扛重机枪的战士挺累，走不了，想帮他们，但我们也扛不了。最后，我们政治处的同志就帮他们扛步枪，让他们腾出人手来，由三个人扛重机枪改为六个人轮流扛，好不容易才把重机枪弄上了山顶。政治处的俱乐部主任萧元礼和技术书记郭成柱跟着别的连队走，青年干事蔡文福和我跟着机枪连走，每人帮战士扛一杆枪，跟有病的战士一起走，等到下山时再把枪交还给战士。快到山顶时，我自己也觉得不行了，快要走不下来了。但最后大家还是咬牙坚持着爬上了山顶。 在夹金山的顶峰，有一个用石头垒起来的小塔，塔上插有两杆白旗，有人说那就是神仙塔，到那里后要磕头。以求神仙保佑下山。我们队伍一到山上，连停都没有停，就拼命往山下跑，一直跑了半个小时以后，才觉得人好受多了。我们翻越山顶下山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等跑到半山腰，天就快黑了。我们摸着黑一直往山下走。 到山脚后，部队开始露营。大家马上忙着架锅弄柴做饭吃，总算休息下来了。我就下到各营去问了问掉队落伍的情况和粮食储存情况。回来后向黄永胜、林龙发作了汇报。由于那天准备得特别充分，没有掉队落伍的，大家都过了山，而且情绪普遍都很高。 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一军团政治部编了一个叫作《十二月长征》的歌，其中有几句歌词是:“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胆战心惊上雪岭，下山猛虎扑羊群”。 十七、 进入藏民区 翻过雪山以后，就进入了藏民地区。问题逐渐严重起来。主要是缺粮、饥饿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 部队翻过雪山以后继续前行，一直沿着大金川北进。河川里的水很深，水流也很急，是从山上下来的雪水，很凉，就像冰水一样。不久，部队就越过懋功，抵达卓克基、两河口。这一带已经全是藏族同胞的地区了，见不到一个汉人。藏人的房子一般都建筑在山坡上，至少距离山底两里路以上，山沟里见不到一个村子。我们往往在走了一天之后，还要爬上二至五里山路，才能到达山上寨子里的宿营地。第二天早晨出发，又要从山上下来，继续在山沟里行进。就这样上山下山的一直走到了两河口刷金寺。我们团部就住在一个山坡上的寨子里。刷金寺很大，从长征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大的喇嘛庙宇，修得真是富丽堂皇。 由于藏民对我们不了解，附近的藏人都跑光了。但家里的东西却没有弄走，家里不仅有粮食，还有猪、有鸡、有牛、有羊。一开始，我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动庙里和藏民家的任何东西。可是走了几天以后，没有吃的了，困难来了，怎么办呢?老百姓都跑了，一个藏人也见不到。原先从芦山、天全带来的粮食都吃完了，眼看部队断了炊。那时大家矛盾得很，一方面要讲纪律，另一方面部队又确实没有吃的。红军也是人，也必须吃饭，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去行军打仗了。 一开始，说老百姓地里的豌豆苗可以弄点来吃。可光吃豌豆苗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进一步发展到吃老百姓家里的粮食。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也没有钱。有的人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到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 部队再向前进，困难就更大了。大概藏民知道了我们在前面的行为，就把家里的食物搬到外面山上埋藏了起来，还把锅碗瓢盆也都搬到山上藏了起来。没有吃的，怎么办?为了生存，只能公开地违犯纪律了。有就拿，没有就搜，搜不到就挖。有时候一挖，好家伙，能在地下挖出一窖一窖的青稞麦!凡是挖到这样的“大家伙”，一个部队拿不了，就赶紧通知另外一个部队来驮。。有时，油、盐等物品也可以从地下挖到。挖了以后，没有留钱，也没有留什么条子，只要能弄到就行了，大家分了吃了。 藏民一向仇视汉人，国民党又从中挑拔煽动，使得藏民自然害怕并仇视红军。一方面军经过藏民区域时，看到的全都是一个个空荡荡的山寨和村落，沿途十室九空。我们来到一个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无房可住，连个问路的人也找不到。见不到人，没有吃的，有时找到的，又是一点青稞，伙夫都不知道怎么做着吃。部队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到处去抓他们的牛羊，不得不想方设法把他们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藏民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也就更加仇视红军。 有一天，我们三团来到卓克基附近。渡过一条凉水河，准备到河那边山寨去宿营。那河水真凉，冻得要死。过河以后，就在一个山坡上，离下面大概有两里路的一个山寨里驻了下来。正好那天没有吃的了，团部没有，我们政治处也没有。于是，我带了政治处的几个同志去山上找吃的。山下面有地，是种粮食的，山上就是密密的树林了。我们几个人带着枪，在树林里找到了一萝筐腊肉，我想这下好了，有吃的了。再往前，又找到了一条牦牛。这一下，大家就更高兴了。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几个干事向我建议说，我们从早晨吃了一点饭，到现在也还没有吃上饭，是不是先弄点树枝烧点腊肉吃。我同意说:“好，我们先吃饱了，再把东西弄回去。” 我不敢在山上多耽搁，怕有藏民躲在山里袭击我们，就叫大家先赶紧把腊肉和牦牛弄到山下，到离营房大约二百米远的地方再把肉烧熟了来吃。没想到就在这时，好家伙，一下子来了好多藏民!有的拿枪，有的拿大刀，有的拿棍子，把我们吓了回来。牦牛也丢了，只拿回来几块腊肉。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少数民族撵我们、打我们。也难怪，我们吃了人家的东西，拿了人家的东西，他们也没有办法生活了，还能不打我们吗?看我们只有三、四个，他们不敢吗?他们把牦牛牵回去了，也就不追我们了。 回到宿营地，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黄永胜和林龙发，说想弄点东西吃，没想被藏民们追过来，把我们给吓回来了，只弄回来两块腊肉。说完，我把其中一块肉给了他们，另一块留给了我们政治处。黄、林都说，是不是再派部队去弄点吃的。我说:“不要去了，他们有枪，伤亡了人划不来，现在的战士很宝贵，有一个就是一个，反正今天有点吃的了，能维持就维持吧。”黄、林就同意了我的意见。 第二天继续往前走，终于弄到了一点青稞。菜呢?摘点地里的豌豆苗、萝卜苗、大蒜苗，大家就吃这个，这算不错的了。 经过卓克基以后，还是沿着河走，这条河叫黑水河。这条河很长，是岷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一天在行进的途中，突然发现前面二师的队伍有一部分人往回走。我们就问，我们正在往前进，你们怎么回来了?是不是前面不能走了?他们说不是。然后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二师四团和五团的，三师政委刘来楼命令他们给六团送猪、牛、羊肉和粮食去。 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要专门给六团送东西去，他们说，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同二师师长陈光带着六团，由左路北上，二师的四团、五团和师部则走右路。六团的团长叫朱水秋，政委是王集成。当六团部队快到阿坝时，被藏族的骑兵打得一塌胡涂。少数民族的骑兵很厉害，有枪又有刀，部队打不过他们。向前过不去，可后退又没有东西吃，什么也找不到，只能挖野菜吃。就这样忍饥挨饿地过了七天，全部东西都吃光了，连朱瑞、陈光、朱水秋、王集成都饿得不成样子，走不动路了。这个团原来有一千三百人，回来时只剩下五、六百人，死了一大半，不是被人家打死了，就是饿死了，枪也丢了不少。因此，刘亚楼才要四团、五团给他们送点吃的去，把朱瑞、陈光和六团的五、六百人救回来。那个时候真苦啊! 快到黑水附近时，我们转而向北，又接连翻越了三座雪山。第一座雪山是梦笔山，这座山比二郎山还高一些，山顶上有一米多深的积雪。接着，我们又翻过了打鼓山、长板山。这两座山虽然比梦笔山稍矮一点，但上山和下山的路却更陡，山顶上也都是雪，只是雪比较少一点而已。不过，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翻过这些雪山也就顺利多了。一天翻一个。早晨上山，午后下山，到山脚下宿营。宿营时有房子住房子，没有房子就露营。好在那时正是六、七月份，天气比较热，完全可以露营。 算起来，从夹金山起，我们前后一共翻越了四座大雪山。 十八、 到毛儿盖 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我们来到了草地边上的毛儿盖。毛儿盖是一个比较大的的藏民村，有三、四百户人家，喇嘛庙很多。此地盛产青稞，但我们到达那里时，青稞还未黄熟。 到毛儿盖后，总部命令我们一师继续向松潘方向前进，负责警戒驻在松潘的四川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的队伍，毛儿盖这个地区则留待中央进驻。 在执行向松潘方向的警戒任务时，我们除放一个营在前面担任警戒外，团部和其余的两个营就住在一起。师里分配给我们三团的驻地没有村庄，我们就住在一个藏族同胞放羊的草地里。四面都是山，中间是块小盆地，有一条小河，河边还有一个石磨。我们住的是藏民用来放牧的房子，这种房子的墙是用柳条糊上牛粪做成的，地上是湿呼呼的草地，部队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一住就是半个月。这半个月真苦，老百姓都跑到山上去了，整天都见不到他们一个人。粮食本来就不多，再加队伍人多，很快就没有吃的了。没有办法，只好天天派部队出去到处挖地窖，想方设法地去搜寻老百姓的青稞。挖出来的青稞都来不及磨一磨，就用水煮一煮，煮烂以后就整个地吃，连艘裁挥?/span>。有时就只好砸安?/span>。那时，我带着政治处的萧元礼、蔡文福两个人每天下连队去做思想工作，郭成柱就专管政治处的生活，整天到山上去摘野菜。 因为人多，野菜也很快被我们吃完了。半个月后，什么吃的也没有了。这种状况对部队打击很大，大家议论纷纷。这时大家又讲怪话，并纷纷询问上级:部队待在草地里不走，这是为什么?见此情况，我给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写了一个报告，说部队现在吃没吃、穿没穿，老百姓一个也见不到，部队情绪很不好。一团、二团都有房子住，只有我们三团住的是牛屎房。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闹矛盾和张国涛搞分裂这些事，所以大家对部队停在毛儿盖不满，为什么不打松潘?如果不赶快打出去，我们饿死在草地上了。 我的报告交上去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回答。又过了五天，我们接到命令，红一军团军团部、二师和一师都转移到菠萝茨，在那里就地搞粮吃饭。 到菠萝茨，大约有两天的路程。这次还是以二师为前卫，我们随军团跟进。在这次行军的路上，我们看到路旁的树林里，有一些因掉队落伍而被藏民杀死的红军战士遗体，因为天热，有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长了蛆。我们看了心里真难受。当然也不能怪那些藏民，为求生存，我们把他们的东西吃了，把他们的房子占了，他们没有地方去，只好跑到山上，躲在树林里，受尽日晒雨淋之苦，所以恨死我们了。在我们大部队行进时，一个挨着一个，他们不敢下来。但如果一看到中间有空隙，或有掉队落伍的，他们就跑下山来，一下抓几个，用刀砍死了就走。一路上就我亲眼所见，被藏民杀死的红军战士就有百把人。为了搞点粮食，就牺牲这么多人，真惨哪! 有了这条教训，我们就通知部队行军时走慢一点，一个挨着一个，不要离得太开。特别是伙夫担子，由于他们挑着铜锅、水桶、洋油(煤油)桶，负担太重，走不动，所以再三叮嘱他们，千万不要掉队。 来到菠萝茨，师里分配我们三团住在半山上的一个村子里。到这个村子，要经过一条河。这条河，有深有浅，水流有急有慢，有的地方是浅水，有的地方是深潭漩涡。在组织部队过河时，由于同志们长期吃不饱，又经过长途行军，大家饥饿加劳累，体力太弱，结果我 亲眼见到十几个人被河水冲到深潭里，接着就不见了。红军从江西出发，长途跋涉到这里，就因为过河宿营被水淹死了，真痛心哪!当时我不禁流下了热泪。 看见这种情况，我们当即下令暂时停止过河，派部队去砍了点竹子，编成竹篾绳，把竹绳从河这边拴到那边，让大家拉着绳子过河。这以后，就再没有被河水冲倒的了。我第一过河时，也差一点被水冲倒，是一个战士把我拉回来的。最后，我也是扶着绳子过去的。 就在菠萝茨，我们三团出了一个乱子。有一天，三营九连在放哨时，有个班拖枪逃跑了。当时林龙发政委让一个派到我们团里来的军团保卫局特派员随着九连去放哨。那个班跑了以后，特派员就被军团保卫局逮捕了。责备他没有尽到责任。在红军的编制里，保卫局是个独立系统，保卫局长和政治部主任是一样的待遇，特派员负责所在部队的保卫、防奸和保密工作，直属保卫局领导。这个特派员后来到哪去了，谁也不知道，有人说他被枪毙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过。一个特派员跟着连队走，连里跑了一个班，他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是，逃跑的那些人不是他组织动员走的，也不是他煽动走的，把责任完全归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逮捕他，还枪毙了他，这个理由就不够充分。 在菠萝茨住了大约十多天，又没有东西吃了。原来我天天往连里跑，到这个时候，我也因饥饿而跑不动了，两、三天才下去一次。黄永胜、林龙发他们的情绪也不怎么好。 我们的供给处长叫徐林，是个很能干的江西人。有一天，他一下子挖出了一窖酥油，还挖出了一些腊肠(用猪肠灌肥肉做成的)。挖出来以后，他把这些东西分给了全团，还给团长、政委、参谋长、总支书记等人，一人一条很长的腊肠。这可真是宝贵了，尽管这种腊肠很难吃。那几天里，我们几乎天天就靠这个过日子。先是挖点野菜，放一小点腊肠，再弄点青稞麦炒着吃或煮着吃，日子就这么过。 这个时期，部队没有打什么仗，但减员很大。主要是因为找粮食出了问题。每到一个地方，团长、政委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部队到没有住部队的村子去找粮食。我记得有一次，红二师五团由政委带着团直属队的人去搞粮食，结果被藏民打回来了，伤亡很大。直属队被打死了七、八十人，团政委也被打死了，还被藏民抓走了十来个人，其中有政治处的青年干事。事后，二师师长陈光派人去向藏民道歉，表示愿意赔钱把人赎回来。他们说不要钱，但如果我们不再去搞粮食了，他们就可以把人放回来。这确是真人真事。不仅我们这样搞粮食，中央纵队也一样，也是每到一地就派出工作组出去搞粮食。刘少奇同志曾经带着队伍去为中央纵队搞过粮食。 毛儿盖地区有很多喇嘛庙，庙很大，里面有很多菩萨，有大菩萨，也有小菩萨。大菩萨当然是泥塑的，上面涂有金粉;小菩萨是灰色的，上面灰尘很厚，大的有尺把高，矮的只有有寸高，不过做得都很精致，有手有脚。 我们一个司务长跑到喇嘛庙里去看，七转八转的就用手去摸那些小菩萨，最后又用舌头去舔。没想到一舔就觉得是甜的。再舔，还是甜的。好家伙，这可发现了新大陆!他把一些小菩萨带了回来，用水洗，洗完了用水一煮，原来，那些小菩萨都是用面粉做的，很好吃。 后来我们才知道，藏族同胞家中有了喜事、做寿或是生了孩子，就用面粉加上酥油、蜜糖做成菩萨到寺庙里去进贡。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寺庙里的面菩萨就相当多了。这些面菩萨有三、五斤重的，也有一、两斤重的，还有几两重的。土司、头人和有钱人进贡的就大，而穷人进贡的就小。对这些贡在庙里的面菩萨，他们都很恭敬，谁也不敢动一下。按道理说，我们也不该动。可由于我们没有粮食吃，饿行实在不行了，没有办法，司务长就去收集了两萝筐，弄回来煮一煮，大家吃得都很高兴。都说:“这里还有这样的东西吃呀!” 从那以后，每到一地，司务长就到处去找喇嘛庙，把庙里的面菩萨弄回来吃。等到把面菩萨都吃光了，有人又发现牛皮也能吃，于是就把庙里的牛皮鼓也吃了。有的喇嘛庙里的牛皮鼓很大，我们实在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就进到庙里，把用牛皮做的鼓皮剥下来，拿回来用水一泡，煮一煮也就吃了。实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是弄到了羊肉，也非吃不可。羊肉本身又油，但没有盐，就那么吃，还真叫难吃。就在毛儿盖，我学会了吃羊肉。 我们在毛儿盖地区住了一个多月，到过不少村庄，很少见到过藏族同胞。我们所到之处，不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全都跑了，在菠萝茨，我倒是看到过一个年轻的藏族妇女，披头散发地在路上走。不过我们没有跟她说话，也不知说什么。由于语言不通，我们说话她不懂，她说话我们也不懂，真是没有办法。 藏族是土司掌权，政权、财权都集中在土司之手。在土司下面有头人。土司和头人家中都有枪，并养有一些家丁。普通藏民也是家家有刀，用来上山砍柴开路，有的还有枪，甚至有驳克枪和机关枪，这些枪大都是从四川买来的。土司和头人常用宗教信仰等方式来欺骗和控制藏族同胞。当时就是土司和头人带着，甚至逼迫藏民离开村庄，躲进深山里去的。 就在我们为了生存而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寻所有能吃的东西之时，军团领导林彪、聂荣臻、朱瑞等提出要整顿纪律。这真是够主观主义的。一个老百姓都见不到，这种时候怎么讲纪律?要粮食没有粮食、要钱没有钱，可我们还要活命，还要行军打仗，怎么办?其实各个部队早就不讲纪律了，早就把老百姓家里的东西拿来吃了，把山上藏的东西搜来吃了，把地下埋的东西也挖来吃了，哪里有什么纪律!不这么样怎么办，难道要部队在那里等着饿死? 就在这时，红一师的主要领导有了变动。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此时被调到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师政委刘亚楼调到一师当师长。 刘亚楼一来红一师就锋芒毕露，想把一师整顿好，要求各团严格执行命令。当时，一团有个通讯员拿枪打了一头猪，后来师里知道了，要求严肃处理。一团开子个大会，说那个通讯员犯了纪律，把他给枪毙了。这个通讯员死得真是冤枉!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办法讲纪律，大家都是这样干的，不然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那个时候，师里还提出要讲队列条令，开会迟到几分钟都不行。有一次师里开会，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迟到了五分钟，就被刘亚楼罚他们立正站了五分钟。从师里回来以后，黄永胜和林龙发就告诉我，说刘亚楼今天不错，把一团整了一顿。因为我们那时一直对李聚奎偏袒一团有点意见，不免有点幸灾乐祸。 那天师里开会，就是宣布整顿纪律，但黄、林二人回来后，连传达都没传达，因为谁都知道，那时根本不可能做到。 这时，两河口会议的决议传达下来了。红一方面军在翻越夹金山以后，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同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李先念见了面。不久，毛泽东等人又从懋功、抚边抵达两河口，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涛见了面，达到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预定目的。红四方面军当时约有七、八万战斗部队，自五月从川陕根据地向西转移以来，他们已在川西地区占领了金川、懋功、黑水等县，控制了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二十余万的一个地区。与他们相比，我们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就显得比较薄弱一些。根据现有资料，当时红一方面军剩下的可能还不到两万人。 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周恩来担任副主席，朱德为总司令，张国涛为总政委，陈昌浩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运动”的方针。 七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陆续来到毛儿盖。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东北同盟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沙洞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的北上抗日的主张，并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会后，中央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兵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巴西向甘肃南部前进，左路军则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上。 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以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与新成立的红军大学。右路军设有前敌指挥部，由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都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以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与总司令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均随左路军行动。 这些决定传达下来以后，大家非常高兴，说这一下好了，中央统一了，一、四两个方面军合起来有十来万人，如果这十来万人开到甘肃南部，就可以占领洮河两岸一大片地方，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前途很快就会光明起来!大家好一阵高兴，纷纷表示保证克服一切困难，通过草地，向甘肃进军。 后来，在毛儿盖开了个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涛在讲话中说，为了吃大米，就必须向北走，到平坝子里去，到了平坝子，我们就会有大米吃，生活就会好起来。其他的就不记得了。当时大家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说这下好了，统一了嘛。 十九、 过草地 离开毛儿盖，我们要去的甘肃南部，直线距离不过二百余公里。这点路程对我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毛儿盖处于草地的边缘，而这块草地，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完全泡在水里，整个草地到处都是被野花野草掩盖着的泥沼，一不小心踏上，人就会陷落下去，很快没顶，可以说是死亡的大陷阱。虽然短短的路程，却足以致人于死地。本来，北上甘肃可以经松潘而不必过草地，但松潘这时已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重兵把守。要北上，就只好通过这个死亡地带。 为了能顺利走过草地，上级要求大家每人准备十至十五天的粮食，大约每人要搞十五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上交一部分给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因为这两个纵队的首长多，工作忙，没有办法准备那么多的粮食。我记得光我们三团就上交了四、五百斤粮食。 但是哪里去搞这么多的粮食呢?我们在毛儿盖地区转来转去，已经耽搁了将近两个月，能搞到的粮食早就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附近又没有老百姓，到哪里去弄呀! 为搞粮食，我们全师又转回到毛儿盖附近，专门在那里住了三天。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把藏民们山上藏的、地下埋的、庙里供的，几乎都吃光了，甚至连地里快要成熟的青稞都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地里唯一剩下的，是一些刚灌完浆，成熟得比较晚的青稞。我们就把麦粒还是软软的青稞穗一个一个地摘下来，再用手去搓，麦穗上的刺很多，一搓就把手搓坏了。就这样一共弄了三天，一天顶多弄个两、三斤，多了弄不了。我弄到了大约八斤。有的战士体力较强，就弄得稍多一些，不过平均下来，离每人十五斤的要求还是相差很远。当然超过十五斤的人也不少，可惜这些地里的青稞麦被我们拔光了，再也没有办法弄了。 把青稞麦粒从地里弄回来以后，我们就用脸盆盛着麦粒在火上炒，炒熟了灌在米袋子里，然后就靠着这点东西过草地。个人弄个人的，谁弄了就是谁的。 出发前的那天下午，师里突然通知团长、政委去师部开会。当时，中央军委和军团部住在毛儿盖，师部住毛儿盖附近。开完会回来，黄永胜和林龙发就告诉我，这个会主要是批语我们，因为我们经常说一团是模范团，二团是亲生子，三团没人管这样的怪话。他俩说，不仅师里的各位领导都参加了这次批评会，甚至连军团政委聂荣臻了专门赶来参加。他们被批评斗争了一下午，好象当时还有人在会上提出要把黄永胜这个团长撤了，调离三团。后来考虑到部队马上要过草地，所以只是给黄永胜提出警告。他们二人还告诫我:“以后再不要说这样的怪话了，是我们错了，错了就改吧!”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我虽然没有去参加会议，因为我只是个总支书记，没有直接挨批斗，但我的心里同样很不好受。我问会上有没有提到我给谭政写的信，他们说，谭政没有上报、也没有把信交出来，所以没批我，如果谭政在会上把我的信拿出来，那就肯定撤了我的职。黄永胜还对我说:“好险，老吴!” 头天下午挨批，第二天就开始过草地。过草地时，右路军是由红一军团二师担任前卫，军团部跟着二师，我们一师又跟着军团部前进。在一师的行军序列中，是按一团、二团、三团排列的，我们三团又是走在最后面。草地十分危险，我们既没有地图，也没有指北针，而且就是有地图，也不可能在地图上找到草地上哪些地方下面没有泥沼可以通行。因此要过草地，就必须要找向导。 二师开始行动之前，军团部给他们找了一个向导，是个藏族老大娘，大概有六十多岁了，这个藏族老人曾走过由毛儿盖到班佑的这条路，知道该怎么走，不过因她的年岁大了，所以一路上都是由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她。就这样，我们靠着这位老人的指引，一个跟着一个，踏上了草地。 过草地的每一天，我们三团是跟着前面的部队走，我们后面就没有什么部队了。二师走了，军团部走了，一师师部、一团和二团都走了，三团跟在最后面。第一天走的都是大路，而且走得也不远，只走了五、六十里路就宿营了。沿途上一户人家都没有，但走的都是平路。向北走，没有什么高山，都是高原草地。一般的山都只有几十米高，就像是起伏不大的丘陵。 第一天的行军途中，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原始森林，都是些松树和柏树，树长得才怪呢!很粗，三个人都抱不过来，但不高，树枝很长，一根松枝有三、四丈长，也有四、五丈长的，而且枝繁叶茂，能把整个的山头山凹都覆盖上。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这样的树底下露营，下雨都不怕。大家都很高兴。我就跑到团部去向黄永胜和林龙发说，真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在这样的树下宿营比住房子还好。 晚上大家烧火做饭时，都互相告诫，一定要注意在地下挖灶。千万不要把森林给烧了。当晚，团部煮了一大锅的青稞，我带着政治处的人去打了一桶回来，里面放着盐。接着，我把一直留着没舍得吃的腊肠，切了一小段，用脸盆炒熟后，倒在那桶煮熟的青稞里拌好给大家吃。政治处的人吃了都很高兴，说我们今天的晚饭不仅有盐，还有油，真是一顿“美餐”，大家饱饱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早晨没有吃饭，队伍就出发了。再往前走，就再也没有森林，也看不见大树了，只有像小孩那么高的一些矮树，其它都是草。走到中午，我们看到前面草地上有野马和野鹿在跑来跑去，大家都说，要能打到一头该多好啊，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其实，你看着前面跑着的野马、野鹿好像很近，实际上相距很远，而且路边的水草下有很多吃人的沼泽泥潭。所以，即便你看到了野马、野鹿，也是可望而不可及，根本就打不到。 中午时分，我们过了一条河。说是河，其实也就是条小沟。河水从北往南流，水很清。看到河，队伍就休息了下来，并拿出缸子舀水喝。大家在河边一边喝水，一边就着炒过的青稞麦，一口水一口青稞，就这样吃了一顿饭。 在毛儿盖，供给处长弄到了一牛皮袋的炒面，临出发前他分给了我一斤。我一直都没有舍得吃。这时，我倒了一点在缸子里，放点水一搅，就吃起了炒面糊。 那天晚上的宿营地是个小山包。在这个小山包上，全团的队伍摆开露营，大家找点干柴草往地上一铺，就睡在了上面。由于是分头做饭，那天晚上的小山坡到处都是火。晚上我们刚刚睡下，就下起了雨。大家都没有雨具，只好干挨淋。我们政治处的几个同志，把一块演戏用的幕布挂在树枝上，七、八个人就在那幕布下蹲了一个晚上。后来还好雨停了。 第三天继续走，还是晚上煮点青稞麦吃，留下一碗到第二天再吃。这天就看见路有牺牲的同志了。有的用土埋了，插上一块小木头牌子，上面写着牺牲同志的姓名和籍贯。这些同志从江西出发，经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没有在战斗中牺牲，却这样饿死病死在草地上了。那天一路走来，大概看到了十几个这样的坟头，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这一天部队的情绪都不太好。因为人就埋在附近，大家都看到了。 晚上宿营后，我就向黄永胜和林龙发提出，要给部队做点工作，他们两人都说是应当做点工作。这样吧!把各连的指导员找来谈一谈，就谈这么几条，第一条，据前面部队传来的消息，过草地的时间，大概需要半个月，我们已经走了三天，队伍没有什么减员，这很好。第二条，对前面的路程，要有足够的估计，要准备再走个十五天。各连要好好调查研究一下，一个人一个人地去摸一摸，包括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和机关的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所带的粮食好好计算一下，以班为单位讨论讨论，看看怎样才能使所带的粮食保证吃到十五天。第三条，要尽量使体弱有病的同志跟上队伍。由于体弱，这些同志没有搞到多少粮食，如果他们没有吃的了，要以连为单位自己调济一下，帮助这些伤病员同志解决一点困难。第四条，所有连里的干部，包括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都要轮流走在连队的后面，帮助督促战士跟上队伍。 那个时候最困难的就是没有办法把病号都带出来，因为没有担架抬他们，马也少了。黄永胜他们都没有马了。那原来的马呢?自从过夹金山以后，我们走的都是崎岖小路，根本就不能骑马。有时过河，河上的桥就是一根木头，马是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过梦笔山时走的那条路，人勉强能走，马却走不过去。所有有马的人，都将自己的马交由马夫带着绕道走另一条路。结果连马带人都没有回来，从此便杳无音信，连放在马背上的行李也丢了个干干净净。从此，就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走。 到第四天继续走的时候，牺牲的同志就多了。牺牲的人一多，就没有人去个个都埋了。这样一来，就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单位的。有一次，我一下就看到了五、六个人死在一起，心里真是不好受。 越往前走，水草地就越多，走得不好，一踩都是水，有点像走在摆动的浮桥上，一挪步脚下就摇晃，地上的泥不仅滑，而且像胶一样粘，非常难走。最可怕的是，有的地方就像磁铁，人一陷进去马上完蛋。我们陷进泥沼的人究竟有多少难以统计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得宿营。还是晚上做饭，吃一顿，留一点第二天到了有水的地方，再喝点水，吃点青稞麦。 到第五天，牺牲的同志就更多了。一路上，不时都可看到路旁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五个牺牲的同志倒在那里。还有一些人拿根棍子，在一拐一拐地往前走。我们在后面看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呀?就去动员他们说，同志，走呀!你是那个单位的呀?坚持走吧，早一点过去就好了，关键就是这个草地，过完草地就好了。他们却说，同志们，你我走吧，我们“革命已经成功”了，我们不能走了。问他们是不是有病，他们说没有病，主要是饿的，饭得实在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当我们提出照顾他们一下，分给他们一点粮食，让他们跟我们走时，他们说，我们要是为了照顾他们，把粮食分给他们，就会连我们也走不出草地，大家都会饿死在里头的。他们还说，为了保存点革命力量，为了革命胜利，让我们不要管他们，继续往前走。 这种话说得我们很难过，听后不由得泪如泉涌，但无论如何你再怎么劝、怎么拉、他们也不走。有时候，我看见两、三个人一起口口伞坐在路边，就那样死在伞下面了。这种情况，一天至少能看到六、七起。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常常一边走、一边流眼泪。 对那些愿意跟我们走的，我们政治处就把他收容起来。有一次我们就收容了三个。那些实在不愿走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他们认为走下去也是死，就不愿意走了，只要求我们将来若是走到他们的家乡，就告诉一下他们的家里，他们已经死在草地上了。当时我们还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单位，以及家里的地址。其实，那是空的，是没有办法一一去通知他们的家里的。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真是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为革命为国为民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到第六天以后，这种情况就更多了。虽然那些走不动的同志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但由于人数太多，我们确实无力再去照顾那么多，只好妒忌痛走开。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因掉队而出现的部队减员，有时一看到前面的路不好走，哪怕这时的太阳还挂在半空中，我们就露营。一宿营，我们就召集连长、指导员开会，了解剩下的粮食情况。每次开会就是一件事，除了谈粮食，还是谈粮食，粮食这两个字就像是幽灵一样，老跟着我们，没完没了。开完会，大家就出去找野菜，以弥补粮食的不足。 大草地上，也跟毛儿盖的那块盆地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野菜。有像白菜，也有像野葱、野蒜、野韭菜、野苋菜的，还有一种苦菜，虽苦，但没毒，能吃。另外还有一种叫蒿子的，长得和韭菜差不多，只是下面多了个疙瘩头。每天一到宿营地，我就和政治处的技术书记郭成柱、俱乐部主任萧元礼、青年干事蔡文福等人，一起到处去挖野菜。挖来以后，用脸盆一煮，没有油，也没有盐，就和着炒过的青稞麦粒吃一点，就算是一顿饭。由于长期缺油少盐，营养不良，虽然我们当时都很年轻，才二十来岁，但全身没劲，走不动路，扛不动枪。 有的野菜有毒，部队上当不少，吃了那些有毒的野菜后，脸上乃至全身发肿，轻的拉拉肚子，严重的发烧、头痛甚至昏迷。后来就统一由供给部门找人专门鉴别，哪种野菜有毒，哪种野菜没毒，再分别通知各个连队。这样一来，中毒的现象才减少了。 有的同志实在没有吃的了，就吃自己的皮带。他们把皮带用水泡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再和着青稞麦粒一起煮来吃。不过有皮带的人很少，吃皮带也解决不了大问题。当时，我们还听说不少高级干部把仅剩下的马杀了，和大家分着吃马肉。 有时候，由于实在没有吃的，一些掉队的战士就开始拣人家大便里的青稞麦粒吃。因为吃这种没有磨过的青稞麦粒，很难消化，常常是吃麦子粒就拉麦子粒，雨一淋，麦子就露出来了。放进河水一洗，就再吃第二次。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能走出草地。 草原的气候时时变化无常，常常一下子天晴，一下子下雨，一下子刮风，一下子下冰雹，有时还飘雪花。有时太阳当空，一下子就会变得乌云满天，狂风暴雨。可不到半点钟，天就又晴了，但衣服已经湿了。一天来这么几次，弄得我们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中午一走路就出汗，但早晚却冷得不得了。 在过草地以前，我们凡是抓到了羊，就把剥下的羊皮留起来做衣服穿。我也弄到了一块。怎么做衣服呢?就在羊皮的中间挖个圆窟窿，从头上套下去，然后在两边腋下各缝上一条带子，把这两条带子一系，前面后面靠身就成了一个羊皮背心。就靠这块羊皮，我过了草地。草地晚上非常冷，睡觉又没有被子，每天晚上，我们都缩成了一团，我就靠这块羊皮保护了身体，没有生病。但到后来身上还是没有劲儿了，也快走不动了。 就这样走了九天多，到第十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突然看到了一大片用牛粪糊成的房子，就跟我们在毛儿盖住的房子一样，比那个要大。当时我们都很惊异，大家都说:“天哪，草地上还有这样的地方!” 我们是中午十二点钟到达了那个地方，就在那些“牛屎房”子里一边休息，一边做饭吃。但究竟还要走多远才能走出草地，谁也不知道。我就去问黄永胜。黄永胜说他也不知道，不过他告诉我，队伍暂时先在这里休息一下，他已经派人到前面侦察去了，到山那边去看看有没有村庄。他还分析说，既然有“牛屎房”，就会有牛，就会有人家。 结果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翻过山二十里，就是一片好地方，那里两边沟里都有房子，还有村庄。地里有萝卜、白菜、葱、蒜、豆子什么的，长得好得很。听了侦察员的报告，黄永胜高兴地说”“这下有希望了!”他下令部队马上出发往那里走。得知前面有人家，大家的情绪马上就起来了，脚下的路也变得轻快了许多。这二十五里的路，我们只走了两个小时。 翻过了一座小山，走不远，就来到那条沟，沟两边都是人家，牛、羊、鸡、鸭、麦子、萝卜、青菜、碗豆，什么都有。这一下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都说，好家伙，这下有吃的了!我们把剩下的一点青稞麦通通都吃了，吃了一个饱，不再留了，到了这样的好地方，还留它干什么! 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我们赶到了一个村子。一到，就赶紧去搞粮食。没想到那一带藏族的土司、头人早作了准备，让藏民们把家里的东西都藏到了山上。除了地里长的以外都藏了起来，剩下的就只有个把鸡、没有来得及赶走的个把猪，还有狗。那些狗咬人咬得很厉害。不过地里有东西。碗豆、萝卜、土豆、大蒜等都有，。最重要的是土豆，一挖一大堆。有了土豆，我们就挨不了饿了。有的弄到羊就吃羊，弄到牛就吃牛。 这时，大家都在问:是不是我们已经走出草地了，前面究竟还有没有草地?最后终于传来消息说，前面已经没有草地了，前卫部队已经到达了班佑和巴西。大家这才总算是松了口气:真不容易啊，我们总算走出了这个饥饿和死亡的地带! 这一阶段，确定是我们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个阶段，也是红军北上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是艰苦的一个阶段。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吃的，只能吃野菜、喝冷水。那水真凉，是从雪山上下来的水。有的人受不了，喝了这水就拉肚子。我当时仗着年轻、身体好，安然无事地过来了。 因为找不到吃的，只能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这样做，红军就活不了。所以，在藏族地区，虽然藏民们逃避我们，也打死打伤了我们不少人，但是我并不恨他们，只觉得对不起他们，觉得我们欠下了他们的一笔债。我认为藏族同胞对红军的帮助很大，可以说是藏族同胞挽救了中国的革命和红军。没有他们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和放养的牛羊，我们就活不了，就过不了草地，就到不了甘肃，北上抗日也只是一句空话。当然在藏族同胞中，有些当奴隶的，家无寸铁，身无片布，就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裤子，看到我们队伍来了就跟着走的也有。但是是极个别的。有的就一直跟着我们到了陕北，成了干部，成了共产党员。但他们没有出过远门，要他们带路，还是带不了。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我们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是很难用语言或文字完全形容得出来。当然，各个部队、各个人所遇到的情况、所吃的苦也不完全一样，有的稍好一点，有的就更苦。对高级干部，总还是有点照顾，最苦、最困难的是下面的普通战士。有的部队经过的地区好一点，吃的苦就少一点;有的部队经过的地区比较差，吃的苦就更多一点。有的部队走在前头，就好一点;有的部队走在后面就差，能吃的东西都被前面的部队吃了，后面的部队要找到吃的就要困难得多。如二师一直担任前卫，就比我们一师好一点;一师的一团、二团走在前面，就比我们三团要好一点。另外，各个部队走的路也不一样。我们行进时，是多路并进。有的路就好一点，有的就差一点。我们红一方面军只过了一次草地，而红四方面军到了阿坝又南下过草地，最后又翻过草地北上，前后共过了三次草地，那就比我们更艰苦了。 二十、 向腊子口进发 草地的那边仍然还是藏族人民聚居的地区，我们看到的情况也跟毛儿盖、菠萝茨差不多;有村庄，有庄稼，但还是见不到人。 过了草地的第二天，我们沿着一条河，一直向北向腊子口方向前进。那天没有太阳，我跟着后面的二营，准备收容掉队落伍的战士。二营的后面是个伙夫担子。这时前面的队伍已经走了。突然山上打开了枪，左一枪、右一枪地直往我们中间打来，我就喊:“队伍快走啊!前面发生情况了!”。大家拼命地跑，总算赶上了前面的部队。 我们刚过完，藏民们就从山上下来了，抓走了我们一些掉队落伍的人。等后面的大部队来到，他们又都上了山。后来听说，二团在我们前面遭到袭击，连团长龙振文都被藏民们从山上打冷枪打死了。这种打法，弄得我们挺难受。他从山上打你，看得清，打得准，你看不到他，他能看到你。一枪就把一个团长打掉了。 第三天又继续走，晚上宿营的地方叫卧藏寺，是个喇嘛庙。我们三团跟师部住在一起。那时师长是刘亚楼。团里派出一连在离我们两里远的地方放了个连哨。当时一连还有五十多人，由连长、指导员带领着，执行警戒任务。放连哨的那个地方是个路口，没有人家，一连就在那里一边露营一边放哨。 由于当地的老百姓把粮食通通都埋了起来，黄永胜和林龙发就带着团直属队的一部分人，和全团队伍一起，到二十多里外的地方去搞粮食。他们出发前交待我，要我照顾留在后面的直属队机关和伙夫担子、行李等。他们走时天未亮，是早晨六点多钟。 天亮后不久，一个被刀砍伤了脑壳的一连战士，突然之间血淋淋地跑到我的屋子里，对着我“啊、啊”地乱叫，他已被砍得不能说话。那是干什么呀!我就赶紧派人去察看。原来是藏民趁 大部队没有回来的时候，从山上下来一百多人，个个手持大刀，把我们在那里放连哨的五、六十个人，包括连长、指导员在内全都砍死了，所有的枪支弹药，包括两挺轻机枪也都叫他们拿走了。损失真大呀!好不容易走过了草地，我们二团的团长却在这里被打死了，三团的一个连也被搞掉了，实在是令人十分痛心! 等黄永胜、林龙发带着部队回来，我们做了一个大坟，把牺牲的同志全都埋在了里面。在坟前插了一块木牌，上写“红军一师三团一连全体战士”。埋葬完了一连的同志以后，我们三团全体指战员立正向牺牲的同志表示哀悼，黄永胜、林龙发两人还讲了话。然后，部队继续出发北上。由于一个整连都被人搞掉了，所以团长、政委和我的情绪都不好。 部队继续向腊子口进发。突然从前面传来消息，说二师四团(即王开湘、扬成武率领的那个团)已经把腊子口拿下来了，而且消灭了国民党军第十四师鲁大章的一个团。这下可好了，因为腊子口是通往甘肃南部的咽喉，拿下了腊子口，我们就可以顺利到达甘肃的哈达铺，再也用不着重返草地了。这个消息极大鼓舞了全团指战员的士气。 来到腊子口一看，嚯，那可真是天险!腊子口两侧的山崖都是悬崖峭壁，山势几乎是拔地而起。峭壁下有一条腊子河缓缓流过，河的右岸还有座小山，有百多米高。国民党军在隘口小山上修有碉堡，真有一夫守隘，万人难敌的气势。听说四团最后是从后面爬上最陡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打掉了小山上的碉堡，才消灭了国民党守军的。他们下面的强攻只是牵制住敌人的火力而已，根本就无法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 登上那座小山，我们向东一看，只见一坦平原豁然就在眼前，庄稼、森林都很多。看到这一景象，大家的情绪突然之间就起了变化，高兴了起来。 二十一、 哈达铺缩编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我们来到了腊子口附近的哈达铺。哈达铺是甘肃岷县的一个小镇，镇上只有一条小街。 哈达镇所在的那个地区是一块起伏不大的高原丘陵，有小山，但不高，村庄稠密，庄稼也多，是一个回、汉民族杂居的地方。回族同胞头上都戴白帽子，会说汉语。当地百姓说的基本上都是北方甘肃、陕西这一带的话，我们都能听懂，而且还不难懂。在走出腊子口之前，我们在藏族地区差不多有四个月没有见到什么老百姓，一到哈达铺，见到了这么多的回民和汉民群众，可以互相通话，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们三团住在哈达铺附近的两个小村子里。一住下来，指战员们就积极地向群众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群众也热烈地欢迎我们，给我们送来了粮食和各种食物，使我们再也不用忍饥挨饿了。 从这以后是真正恢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时候了。为了同前一阶段不讲纪律的现象和思想彻底决裂，我连续召开了团里的政工会议，先解决这一问题。我要求各级政工人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广大指战员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团结和争取群众。 到达哈达铺的当天晚上，黄永胜和林龙发去师部开会，回来后他俩向我们传达了部队要进行缩编的决定。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部队过了草地，到达巴西以后，红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斗争。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张国涛对一方面军很瞧不起。他认为，四方面军有七、八万人，而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从江西经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来到四川，队伍十分疲劳，沿途打仗很多，减员很大，剩下的也就一万多人，人少兵弱，力量不大。当然，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则不这么认为。四方面军同志普遍认为，与一方面军的会合，增加了红军的力量，加强了领导，因此十分欢迎我们。 在两军会合以后，张国涛与毛泽东等人的争论和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在两河口会议上就有斗争，一直到毛儿盖，争论一直在继续。主要问题是红军究竟应该往哪里去?张国涛主张西渡黄河，前往青海、宁夏、新疆地区，而且认为四方面军力量强大，究竟往哪里走，应当由他来作决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则认为，西进没有发展前途，那里一无资源，二无粮食，三无兵源，而且语言不通，大部队在那里无存身之地。而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正日益加剧，想把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中国人民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这已成为中国时局的基本特点。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们已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因此北上抗日才是名正言顺。北上首先就应当占领甘肃南部，进而建立川、甘、陕根据地。那里主要是汉族群众聚居区，有粮食，有兵源，语言相通，有我们发展的余地。经过连续几次会议，毛泽东等人才慢慢说服了张国涛，使他同意了北上。本来准备打开松潘，经松潘北上川北的，可由于中央意见不一致，我们在毛儿盖一带转来转去的转了将近两个月，我们于七月十日到达毛儿盖，一直到八月下旬才开始继续北上。在此期间，蒋介石趁机调动胡宗南的大部队占领了松潘，堵住了我们原定北上的路，中央才不得不决定兵分左、右两路并肩北上。 不料，正当我们右路军按预定计划穿过草地到达巴西，左路军也到达阿坝后，张国涛突然变了卦。他借口前面河水上涨过不去，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然后秘密发电报给右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要他也停止前进，率部南下。突然之间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不知道。叶剑英在这个总题上立了大功，他是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管司令部的工作，一般地说，电报来了以后，先送给参谋长看，再送给司令员、政委看，叶剑英看了张国涛给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后，把电报往袖子里一拢，从参谋的枕头底下拿出一张地图，骑上马，赶紧就到军委纵队所在地找毛泽东，把电报拿给毛泽东看，说张国涛要反了，要队伍返回南下，不向北进了。毛泽东看了电报，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万一处理不好，长征就会中途而废，红军甚至会自相残杀，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的千钧一发时刻。毛泽东那时年轻，思想敏捷，考虑周密。考虑片刻后他对叶剑英说:“你赶紧回去把电报拿给徐向前、陈昌浩看，然后就大发脾气，说军委纵队太不象话了，没有粮食就来跟指挥部要，我们哪来的这么多粮食，叫他们自己去搞吧。然后以此作为借口，把一方面军的部队调离指挥部的驻地。”叶剑英回到指挥部后，向徐向前提出让一方面军的部队自己去搞粮食的建议，徐向前同意了。之后，军委纵队通知一、三军团快速脱离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开始了单独北上的行程。 后来听说，当陈昌浩发现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已单独离去时，曾提出要派队伍去追，但徐向前说，没有这个道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避免了一场红军内部自相残杀。如果当时发生了冲突，很有可能会导致红军从此走向衰亡。在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叶剑英、徐向前为中国革命立了一大功。 但当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有个新成立的红军大学，把一些暂时没有分配工作的师、团级干部组织在学校里学习，准备等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以后，再分配出去工作。其中有一方面军的干部，也有四方面军的干部，校长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李特。就在这个军校里，一方面军的干部要北上，四方面军的干部要南下，彼此发生了冲突。大家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一方面军的干部愿意北上的跟着我们走，四方面军的干部愿意南下的就南下。” 当时李特很凶，坚持要所有的干部都南下，不南下不行。不少一方面军的同志对李特的举动很气愤，准备必要时就要开枪。毛泽东说:“绝对不能开枪，开枪就坏了，他们要去就让他们去，我们走我们的。”他还对四方面军的同志说:“你们南下是对的，你们南下吧!我们北上也是对的，目地都是为了干革命。谁走的路正确，谁就能得到胜利，这得看将来的事实。我认为我们北上是对的，你们将来也还会跟我们来的。”事情这才算平息了下来。以后还听说，在双方发生争执的过程中，个子高大的李德就站在李特的后面，准备万一不行，就拦腰把李特抱住。 就这样，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北上了。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去阿坝同张国涛会合。以后，他们又过了一次草地，回到了天全、芦山一带，但并不是所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掉头南下。如编入我们红一军团的那个团，即张云初的团，就一直跟随着红一方面军北上到了陕北。而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包括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则被张国涛挟持南下了。实际上，朱德等人当时已被张国涛软禁。就这样，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家了。红五、红九军团随红四方面军部队随张国涛再次北上时，被编入西路军，在张国涛的错误指挥下，渡过黄河西进。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在马步芳的骑兵部队打击下，于甘肃西北部山丹、高堡的沙漠地带全军覆没。这样，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五个军团，最后只剩下红一和红三两个军团约六千余人跟着毛主席到达了陕北。八军团遭遇一九三四年底湘江战役之后，损失严重，在其残部被编入其他军团之后，八军团这一番号被撤销了。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被张国涛挟持南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上述情况是在部队到达哈达铺以后，上级逐步向我们传达的。与此同时，还传达了关于整编部队的决定。 由于当时红一方面军已严重减员，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继续北上，把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放在陕北。陕甘支队的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副司令林彪，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扬尚昆、政治保卫局长罗瑞卿。支队下辖一纵队、三纵队和军委纵队。红一军团改编为一纵队，纵队司令员由林彪兼任，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红二军团改编为三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参谋长张经武。纵队下面撤销了师的编制，由纵队直辖团。一纵队下辖一团、二团、四团和五团，我们三团和六团被编散，番号也被撤销。三纵队下辖原属红三军团的十团、十一团、十二团和十三团，整个先遣支队就只有八个团，另加一个军委纵队。团以下的单位一律缩编，营缩编为连，连缩编为排。毛泽东在会上宣布：“所有的干部通通降一级使用，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但允许营长以上的有马骑。原来营长是没有马的，像我这个当团总支书记的，就没有马骑。政治处有匹马，但不是总支书记个人的，是用来驮整个政治处的行李。总支书记位于团营之间，实际上等于营级干部。整编的目的，在于保持部队的战斗力，保持部队的实力，以便在继续北上时更加有力于进行战斗。 决定传达下来以后，黄永胜、林龙发和我一起研究，归纳了几条关于部队整编的理由，然后在当晚召开全团会议，向大家宣布整编的决定，进行了动员。黄、林二人和我在会上讲了话，向大家说明：第一、整编是经常的事，目前部队减员大，人员不充实，连不象连，只比排大一点，每个连多的不过七、八十人，少则三、四十人，整编后，每个连可以有一百多人，能编成三个排，每个班也可以有十多人。这样队伍集中了，战斗力加强了；第二、整编后减少了勤杂人员，精减了机关，减少了非战斗人员，加强了连队，充实了战斗力；第三、部队继续北上后，会遇到马鸿宾、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的马家骑兵队伍。马家军能骑善战，是一支骠悍的回族队伍，我们必须作好和马家骑兵作战的充分准备；第四、从历史上看，我们一直在根据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整编，一九三三年以前，我们从游击队改编成独立团，继而又扩编成独立师，以后独立师编入红二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又编入了红一军团。队伍扩大了要扩编，队伍缩小了就要缩编。因此整编队伍是常事，不是谁编谁，而是为了集中力量，加强战斗力；第五、各营、连的干部，一定要把队伍带好，三团虽然暂时分散，但今后还会在一道战斗。一团、二团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到那里要很好地接受领导，尊重领导，要听指挥，把自己的队伍带好，尽量减少部队减员；第六、分编到其他各连的人，就在连队好好干，将来是有前途的。大家多年在一起是有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但将来还可以聚在一起。例如打起仗来，就又在一起了。不能搞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也不要在同志之间有亲疏厚薄之分，不要搞这些。就这样，我们向全团指战员讲清了这些问题。 三团的部队被编散了，番号也被取销了，有的营编成了一个连，有的营编成了两个连，并分别被编入了一团和二团。团部的直属队也解散了，卫生队编入一团，供给处编入二团，一些人被调入了连队。我们团的干部也都分散了，黄永胜到纵队部重新分配工作，林龙发调到五团当了政委，我则到纵队政治部重新分配工作。 开完全团动员大会，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但我们谁也不想睡觉。于是，团里的干部，黄永胜、林龙发、徐林、萧元礼和我等几个人，一起来到黄永胜、林龙发住的房子里，说明天就要分散了，各走各的呀！大家都不免有点依依不舍。由于我们在一起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共同度过了参加红军以来最艰苦的时刻，彼此之间感情很深。黄永胜说：“分散是自然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将来我们还是有可能到一起工作的。”接着，他解下腰带，拿出仅有的一块钱，说：“明天买点东西，我们大家吃一顿再走吧！” 第二天，我们用那一块钱买了两只鸡、两斤肉，把团部里的七、八个主要干部，找在一起吃了顿饭，就分手了。当时大家是不喝酒的。这顿饭后，我们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早上便高高兴兴地各自分手，到自己新的工作岗位报到去了。在那天晚上开动员大会时，我们几个团干部就已经分别向各个连队告了别，因此走的时候再也没有到各连队去。几个连队就由各自的连长（即原来的营长）带着，分别到一团或二团去了。那时的部队少，住得也都很靠近，走不了几里路就到达了新的驻地。 黄永胜和我到纵队部也不是一起走的。他先走，等他走后，我把政治处的郭成柱、蔡六福事情都交待完了，人也都送走了以后，才一个人背上一个包袱、一条毯子，走了约五里路，八、九点钟就到了纵队政治部。 这次在哈达铺，我们一共只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就将整个部队整编工作完成了。 二十二、 到二团任俱乐部文任 到纵队政治部后，政治部主任朱瑞直接找我谈话。他告诉我，领导决定我的工作是到纵队部的无线电大队去当政委，我表示自己没有当过政委，问他无线电大队有多大。他说不大，一共十七个人，但很重要。我说：“十七个人的政委不好当，我当不了，搞电台工作的都有技术，我也不懂，我一直都没有搞过电台工作，怕搞不好。 朱瑞说：“是要你去当政治委员，你还不去呀！你看别的单位都不设政委，只有团里、师里、军团才设政委，这证明无线电大队是个很重要的单位。“ 我说：“再重要也是在机关里，不能打仗，没有仗打，打起仗来我们还得在后头。“ 朱瑞大概没想到我不愿意干，就跟我说：“我很看重你，才叫你干这个，连这个你也不去呀？“ 我表示愿意在团里工作，干什么都行，就是当指导员也行。朱瑞听了我的意见，当即和纵队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二团的俱乐部主任调回纵队政治部，要我去二团接替他的工作。我马上答应说很好。事情就这样决定了。纵队政治部当即下了个命令，任命我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一纵队二团俱乐部主任。命令是由纵队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签署的，当时对部队政治干部的任命，司令员一般是不签署的。 我马上动身，十点多钟就来到了二团，见到了二团政委邓华。邓华原来是红二十二军六十六师的政委，编入红一军团后，就一直在二团当政委。邓华是学生出身，文化程度比我们高，年龄比我们大，不仅领导能力强，而且待部下很宽厚，能在他领导下工作，我很高兴。我还见到了二团的总支书记王道邦，以及青年干事、民运干事、特派员、技术书记等人，他们都表示欢迎我到二团来工作。 当天下午，邓华就召集政治处的同志开会，布置了下列几项工作： 第一、抓紧时间，做好调查工作。主要是根据党的民族政策，调查了解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以便向部队进行教育，从而达到团结广大回族发群众的目的。 第二、帮助部队做好防止减员的工作。部队整编以后，人员已经比较充实，而且第二天就要出发，继续北上。我们要防止逃亡，防止开小差，同时要防止掉队。因病掉队落伍的，可以找人帮助抬、也可以找车帮助推，无论如何要收容上来，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尤其是指导员，一定要竭尽全力，减少本单位的减员。 第三、部队到哪里，就要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西北的群众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红军，因此要向他们多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性，尤其要以不拉夫、不扰民、买卖公平和不打回民土豪等实际行动、来向群众进行宣传。一定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我们的“传家宝”。 第四、继续调查汉族土豪劣绅，并征集他们的物资钱财。 根据会议的布置，我们在会后分头访问了村里的回民，向他们请教回族的风俗习惯。从他们那里详细了解情况后，我们向邓华作了汇报，并将重要的几条作为纪律： 一、每个回民村子里都有清真寺，这是回民做礼拜的地方，部队不能随便进去，宿营更不准住清真寺。清真寺里有阿訇，是“管辖”回族人民的，要对阿訇表示尊重。 二、对回民不能讲“猪”这个字，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回民不养猪，不吃猪肉，也不吃猪油。至于为什么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了。 三、回族妇女都比较严肃，部队指战员不要随便和她们说话，特别是对年轻妇女，更不要随便接触。 这几条纪律规定下来后，邓华要我们分头去到各营、连作了传达，要求部队除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一定要特别注意回民政策。 二十三、 继续北上 部队从哈达铺继续北上后，我们又开始像以前一样，每到一个村子宿营后，如果时间还早，我们就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进行宣传；如果天色已晚，就发动干部、战士在住宿的群众家里开展宣传工作。 有了群众，我们再也不会像前一阶段那样挨饿了。可部队却又碰到了一个怎么吃饭的问题。我们都是南方人，部队在南方一直都是吃大米。到了藏族地区，虽说吃的是青稞麦，但我们也是把青稞麦粒像大米一样煮着来吃，面粉很少，因为来不及磨。现在到了北方地区，也就是在到达哈达铺以后，我们有了面粉，但各部队的炊事员都不知道怎么做，既不懂发面，也不会擀面条，只好用水一和，做成一个个汤圆，结果把这些面团放到锅里一煮，就都成了面糊糊，大家当然觉得不好吃，吃了以后都说：“这个面怎么这样难吃呀！” 后来一问老百姓，才知道要把面做成烙饼、面疙瘩、擀成面条，或是先把面发起来做成馒头，这样才好吃。当时红军的政治工作是很细致的。我们当即与供给处的人一起，召集各连指导员和司务长开会，并请来老百姓当教员，终于在一、两天时间里解决了吃饭问题。 部队一路北上，只几天就通过了通渭城，听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曾在通渭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大会，可惜我们没有能够参加。在直罗镇战斗之前，我一直都没有见到过毛泽东。 那段时间里，部队都是正常行军，日行夜宿，每天行军大约六十到八十里。一般每走十里路，就有一次约五至十分钟的小休息；走到三十里路左右时，则是一次大休息、吃午饭。每到休息时间，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对部队讲形势、讲任务，进行北上抗日的宣传教育，同时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另外还利用空隙时间教战士识字、唱歌，活跃部队情绪。军事工作人员则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打骑兵的教育。 先前我们在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时，为防务藏族骑兵来袭，也曾在部队中进行过打骑兵的教育和训练。由于马在草原上跑得快，战士们看见骑兵来了，心里都有些慌，结果枪打不准，被骑兵冲上来把我们的部队给打散了。后来我们研究了一种对付骑兵的战术，采取我们在江西打大刀会时的办法，集中火力来打敌人的骑兵。同时教育战士，遇到骑兵一定要沉着冷静，只要我们沉着，瞄准了他，他在马上就更好打。为此，红一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还专门编了一首歌，让各个连队来学唱。歌词大意是：“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敏捷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齐放一起射杀。”这首歌对部队的情绪鼓舞很大，使战士们对打骑兵有了信心。不过，在以后过草地时，除六团外，其它部队都没有遇过藏族骑兵。 部队经通渭后继续前进，快到静宁附近时，过了一条河，名叫葫芦河，是洮河的支流。河水不深，只及膝盖，但石头很多。鉴于以前过河时曾有人被河水冲走的教训，这次过河时，我们格外小心。当时邓华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摸着石头过河”，意思就是要我们扶着河底的石头走路，这样就不会被河水冲走了。以后邓华又向我们解释说，这是一句成语，意思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制定好对策，然后再脚踏实地地往前走。这样，我们一步接着一步地往前走，事情就会办得比较稳妥一些。 我们过葫芦河时，已是深秋，河里的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那天，我在涉水过河时，一不小心，腿在石头上碰了个大口子，立即就哗哗地流血。上岸后找到卫生员，弄点碘酒擦了擦，简单包扎一下。但以后伤口竟溃烂起来，一直到陕北都没有好。后来还是邓华告诉我，弄点辣椒擦一擦试试，我就找了点辣椒，用棍子擀成面，糊在伤口上。嘿，还真管用！不到一个星期，伤口就长好了。 二十四、 部队进入宁夏 过了静宁，就是六盘山。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我们翻过六盘山，进入了宁夏的古原县。就在这时，二团的总支书记王道邦因病调走了，纵队政治部命令由我接任王道邦的职务。这样，我就由俱乐部主任改任总支书记，负责主持二团政治处的工作。 过了古原，前面都是一道一道的沟，是长期雨水冲刷而形成的，当地的老百姓叫“川”。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沿着这样的沟往前走。一天，我们来到了三岔镇。一纵队纵队部住镇上，我们住在附近的村子里。那天宿营比较早，大约是下午三点左右。部队住下来以后，纵队部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带着一个排到前面去侦察。梁兴初原是红二师五团的一个营长，哈达铺整编时降级使用，调到大约有一百多人的纵队侦察连当了连长。每天行军，他都带着一个骑兵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去侦察敌情和地形。 这天，他突然发现在离纵队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悬崖，悬崖上有几个窑洞，每个窑洞都很大，一个窑洞就可住百把人，但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到上面。他还发现窑洞里住有队伍。经过调查，知道藏知窑洞庭湖里的是国民党地方保安团，连同团总等头目一起，共约一百二十多人，几十条枪，还有驳克枪。这些地方保安团见我们来了以后，来不及逃跑，就跑到窑洞里临时躲藏起来。如果我们发现不了，等我们过去，他们再出来。 梁兴初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纵队部，纵队部看我们二团就在那些窑洞附近，当即下达命令要二团去协助梁兴初解决这部分敌人。邓华要我带一个连去执行这一任务。 我带着部队与梁兴初会合后，与他共同商量，决定先派部队把敌人包围起来，然后进行宣传喊话，告诉他们只要缴了械，就可以把人放走，争取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要他们缴械。因为上下只有一条路，他们想跑也跑不了。 我们把这个方案报告了林彪，他表示同意。我和梁兴初当即找了政治处的几个宣传员，还找了当地的几个老百姓，一齐把我们的话传上去。最初他们死不开门，后来我们又喊话说，你们除了投降，是没有别的出路的，如果你们不缴枪，我们就开炮了，我们一炮打进去，你们就全完了。其实当时我们没有炮，这叫“兵不厌诈”。这下他们答话了，要我们再等一下，让他们考虑考虑，商量商量。我们说，好，但要快，限他们一小时，天黑前如果不投降，就要坚决消灭他们。我们还再一次保证说，只要他们缴了枪，就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大家各走各的路，不然一到天黑，我们就开炮了。很快，他们就答应了投降，并打开了窑洞的大门。 看到他们打开窑洞的门，梁兴初和我带着十几个人就上去了。为防止他们捣鬼，我们在下面架起了机枪。他们放下了枪，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地下去了。就这样，一百二十多人全部缴了械，一共缴了六、七十支枪，其中有驳克枪，花机关枪（冲锋枪）。这些人，包括团总在内，当场统统都放走了。那些团丁大都是胡子兵，年轻的不多。 在缴来的枪中，有一支很好的驳克枪，梁兴初看到后拿起来用手一顶，想试试枪好不好，不想“叭”地一声枪响了，把他的手打了个窟窿，鲜血直流，把手打残废了。当时是大意了，没有注意到那支枪是上了顶瞠子弹的。手一顶枪口，当然就响了。以后纵队卫生部派人来把梁兴初的伤口包扎好了。这是我们离开哈达铺以后的第一次战斗，也是一次没有打枪的战斗。 从三岔镇出发，走了三天，就听说前面红一团在青石嘴消灭了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团。因为敌人没有想到红军竟然来得如此迅速，没有准备，才在一团的突然袭击下很快被消灭了。一团缴获了不少的马和枪，还抓了不少俘虏。我们这时也提高了警惕，防备“马家军”骑兵随时可能的袭扰。同时我们打骑兵的信心增强了，觉得打骑兵并不困难，骑兵也并不可怕。但是我们二团在北进的途中，一直没有和“马家军”的骑兵遭遇上。 二十五、 到达陕北根据地 在继续前进两、三天以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我们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胜利完成了整整一年的长征，完成了红军这次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 吴起镇是个小镇子，地处黄土高原，石头较少，镇上大都是用土砖垒起来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些窑洞，街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也没有卖东西的，但却看到了墙上写有“红军胜利万岁”、“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等标语。看到这些标语，我们不禁喜泪交加，我们明白终于到达了陕北根据地，即将与陕北红军会师。虽说吴起镇只是根据地的边缘，是一个“赤”“白”交界，你来我往的地区，到处都是断垣残壁，人烟稀少，但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却是：我们终于到家了！ 经过吴起镇，我们来到二道川住下，准备在那里休息几天再往前走。就在这时，“马家军“约四、五个团的骑兵队伍，已尾追我们到达了头道川，并在那里袭击了我们的后续部队，抓走了我们的一些人。支队领导赶紧组织部队，准备进行反击。 我们二团的部队首先赶到阵地。上级就命令我们沿梁上进入头道川，堵截敌人，掩护整个部队进入根据地。骑兵在山上行动不便，只能沿着沟跑，所以我们居高临下，守住了阵地。 之后，二团的部队往前去了，我与邓华在山梁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一股敌人突然从后面摸了上来，等我们发现这个情况时，他们已经上了山梁。我们的身边已没有了自己的部队，只有几个警卫员和通讯员，想从容撤走都来不及了。我们拔腿就跑，一连翻过两个川，并在两个山梁之间来回奔跑，终于从敌人的间隙之间冲了出来。幸亏当时我们年轻，跑得快，而骑兵在山上又无用武之地。接着，我们的部队很快就把敌人挡住了。邓华的一个叫刘家才的警卫员，把一支二十响的驳克枪丢给了人家。回来后邓华处罚了他，把他调离了团部，但整个部队没有受到什么其它的损失。 由于尾随在后面的这些“马家军”对我们的威胁越来越大，在中共中央机关和支队部都到达了吴起镇以后，毛泽东下决心要砍掉这条尾巴。十月二十日，陕甘支队一纵队的一团、二团、四团、五团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先将马家军的四个骑兵团诱入洛河河谷地带，我们一阵猛烈攻击，就将敌人打得落荒而逃。经此一战，“马家军”的骑兵队伍就退回了甘肃，从此再也不敢向陕北进犯了。 这一仗，我们一纵队共俘获“马家军”三、四百人，还得到了四、五百匹马和几百条枪，仅我们二团就缴获了一百多支枪和上百匹马。我们团长、政委等团里的主要领导和各营营长都换上了好马。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写了一首诗来表扬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打完这一仗，部队稍事休整，就沿着洛河东岸继续向东南前进。路经保安西部时，看到洛河西岸山上有个寨子，驻有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好几百人。这个寨子就像江西宁都的翠微峰一样，是国民党长期留在陕北根据地的一个据点。由于这个寨子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因此陕北红军一直没有把寨子里的敌人消灭掉。我们路经洛河东岸时，纵队部通知我们先不要管它，因此我们也没有去动那个山寨。 部队又继续往前走了五、六天，来到了套洞地区。部队奉命在这里停下来进行休整。这里已经是陕北根据地了，人家也较多，再也不愁没有粮食吃了。在经历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以后，我们到这时才更加感受到，只要有了根据地，什么都能有办法。 通过介绍我们得知，在一九三四年，以刘志丹为司令员，谢子长、高岗为红军政委的红二十六军创建了这个陕北根据地，包括了二十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一九三五年五月，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在陕北的李家岔会师，刘志丹任前敌总指挥。九月，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领下，自豫西来到陕西安定与陕北红军会合。不久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组成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司令员，刘志丹任副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据说毛泽东是在哈达铺的邮局找到国民党的一些旧报纸，才从报纸上知道陕北有一大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刘志丹和徐海东也都在那里，这才下决心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来到陕北的。 不过，当时我们在下面的同志并没有见到十五军团的同志，因为他们住在洛川的那一边，相隔还比较远。只是领导同志之间保持着接触。 在套洞地区休整时，上级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我们已经整整走了一年，历经十一个省，没有休息，部队相当疲劳，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好好休整，恢复体力。第二、加紧整训，增强政治、军事素质，提高军事技术，提高政治觉悟，准备同陕北红十五军共同迎接新战斗，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第三、调查了解陕北人民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爱护他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陕北根据地扎下根来，同红十五军团一起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使之成为全国抗日的前进基地。第四、向红十五军团学习，发展和巩固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友谊，搞好和他们的关系，协同作战。第五、当时蒋介石正在部署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另外在休整期间，我们还进行了一项重要工作，整编部队。根据军委命令，陕甘支队一纵队和三纵队（即原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为中央红军一军团，原一纵队纵队部和三纵队纵队部的一部分合并为一军团军团部。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副军团长陈光，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军团下面恢复师的建制，由原来一纵队的一团和三纵队的十三团，加上新组建的三团编为红一师，师长陈庚，政委扬成武，副师长扬得志，参谋长耿彪，政治部主任谭政。原一纵队的二团、四团、五团编为红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副师长李天佑，参谋长钟学高，政治部主任邓华。原三纵队的十团、十一团和十二团，组建成为红四师，好象师长由陈光兼，政委彭雪枫，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当时的名字还是叫吴文玉，被任命为红二师二团的政委，接替了邓华的工作。团长是李英华，参谋长是胡发坚。邓华被调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后，每个团都有一千多人。如我们二团整编后有七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警卫排，其它团的兵力也和我们差不多，有的还更多一点。 在军事训练方面，当时红一军团教育科长陈奇涵和副科长孙毅专门来我们师坐镇帮助。他们在军事训练上很有经验，天天从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一直到军容、风纪等各个方面，对部队进行全面训练。这是我们自离开江西以来，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正规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同时，我们对部队还进行了政治教育。重点是总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经验，使大家理解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目的是让大家明白，在经历了长征这一重大考验以后，我们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将无所畏惧。 陕北根据地的群众对我们非常热情，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积极给我们腾房子，打扫卫生，帮我们烧水、做饭。行军时，他们主动给我们带路，帮我们挑担子，并牵着驴子、推着小车帮我们送东西。伤病员也有了寄托的地方。大家都非常感动。我们队伍一到驻地，地方政府就为我们准备好了粮草。只要头天同当地村长联系好，队伍一出发，带路的人和帮助运东西的马、车就都来了，过去我们是一边行军一边开展扩兵工作，现在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动员补充兵源，总而言之，到了陕北后，我们许多事情都可以依靠有关组织和地方政府去搞。我们逐渐同陕北人民真正打成了一片，军民亲如一家。 陕北人民做的这一切，也促使我们更加尊重地方政府，爱护人民群众。经过调查我们了解到，陕北人民的风俗习惯有一些和南方不一样。比如说对商店主人的称呼，在南方我们一般尊称人家为老板或老板娘，但在陕北这样叫就不行，因为这里只有开妓院的人，才称之为老板，对别的买卖人应当尊称为掌柜。再有，我们在南方到了宿营地，就下人家的门板，对人说，借个板子睡睡觉，但在北方这样就不行，一说这话，一些年轻妇女就都跑了，会以为你要对她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呢！还有，陕北窑洞的门上都吊着一个铃，你要进去，就要先拉响这个铃。虽然他们窑洞的门都是敞开的，可如果你不拉响那个铃，不经许可就跑到里面去，人家会不高兴。另外，陕北的窗户纸都是糊在外面的，这个纸不能随便碰破，碰破了他也会不高兴。 另外，陕北地区水源贫乏，没有水井，人们吃的大都是河里的水，他们的窑洞大都建在山沿上，但水在沟里。挑水就要从沿上下到沟里去，或是人挑，或是用驴子驮，这一上一下，要走好几里路，很辛苦。了解到这些风俗习惯之后，我们就及时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对我们好，我们就应当更加爱护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我们就让大家多帮助老百姓挑水，每天都要注意把他们的水缸挑得满满的。 这个时期，部队的政治机关发动广大指战员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宣传党中央、宣传中央红军、宣传长征的胜利、宣传发展和巩固陕北根据地的意义。部队还经常派人到群众中去检查纪律，征求群众对部队的意见。我们还经常以连为单位与各个村子开联欢会，战士们自己演点小节目，并与群众一起搞活动，做游戏，打篮球。地方的青年学生也不时跑到部队来打篮球。可以说，军民之间真正是鱼水情深，关系十分融洽。 有了根据地，粮食、蔬菜、肉类等都有根据地群众供应，使得部队的生活比长征时好得多。战士们吃得饱、睡得好，晚上睡觉，白天训练，体力逐渐得到了恢复。另外，部队也得到了充实。大家都情绪高涨，朝气蓬勃，信心百倍。 不久，冬季到了。由于部队基本上都是南方人，一开始对北方的冬天睡热炕不大习惯，因为在南方都睡床。不过慢慢地也适应了。长征路上，大家穿得都很单薄，这时候上级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棉衣，布是陕北当地土制的，里面是羊毛，没有经过硝制处理，一穿毛就跑到外面来了。尽管这样，大家还是感到非常温暖。团以上干部还每人发了一件羊皮大衣，也是毛茸茸的。此外，每人还发了一双鞋子，没有被子的也补发了被子，只是衬衣裤没有解决，因为一时赶制不及。总之，所有一切，都比长征路上好得太多了。 长征结束了。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我们渡过江西的于都河开始，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吴起镇，我们整整走了一年。我们先后经过了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建国后撤销）、甘肃和陕西十一个省。近年来有文章说，红军长征共经过了十二个省，因为在青海也发现了红军经过时所写的标语，但那可能是红四方面军所写的。红军行程两万五千里，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们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个同志用原有的曲子填上新词，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实际上是对红一方面军整个长征的总结，因为各个方面军所走的路线不相同，经过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我忘记了那首歌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什么人写的了，但由于它的曲调比较上口，当时流传很广，我们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差不多人人都会唱。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中央红军胜利反攻，出发自江西，十二月长征，历经险山和恶水，战胜白军与团匪，转战十一省，行程两万五千里，大小五百余仗，溃敌四百一十团。英勇的红色英雄，无坚不摧，终于到达陕北苏区，会合红十五军团，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胜利向前进！ 第四章 战斗在陕甘宁边区 一、直罗镇战斗 我们到达陕北时，中华民族正面临严重的亡国危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正进一步入侵华北。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蒋介石却坚持反共，坚持“攘外心先安内”的方针，拒绝对日作战，说什么“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为此，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然而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加紧部署兵力，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以东北军为主攻，共两个军、五个师，兵分两路。一路是第六十七军王以哲率领的第一一七师，沿洛河经黄陵、洛川向富县北上。另一路则是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亲自率领的，由第一0九师、第一0六师、第一0八师和第一一一师组成。这一路，董英斌以一0九师为前卫，让一0六师、一0八师、一一一师依次跟进，从甘肃庆阳出发，经合水进入陕甘交界的太白镇后，沿葫芦河急速向鄜县（今富县）东进。这两支进攻部队一个由西向东，一个由南向北，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合围在洛河和葫芦河之间的地区。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心在陕西鄜县的直罗镇打一个歼灭战。为打好这一仗，他亲自组织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十五军团的战前准备工作。林彪和徐海东等人则多次实地侦察地形，准备战场。他们一起研究制定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和计划，考虑周到细密，对敌人行动了如指掌，整个战斗计划完善无隙，是我们到陕北后最有组织最有准备的一次战斗。一切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计划进行，打得干脆利落，犹如是一九三0年十二月在江西龙冈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那样漂亮的一次歼灭战，一切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旬，我们开始进行战前动员。首先，红一军团召开团长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林彪、聂荣臻、左权在会上讲了话，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对红一军团的战斗任务作了传达和布置。 第一步就是地形侦察。按照分工，我们红一军团主要看的是葫芦河以北的梁上地形，而红十五军团则是在河的南边梁上侦察，军团长林彪率领各师师长及各团团长着重侦察了直罗镇至黑水寺及和尚塬一带的地形情况，把每一个山坡、小河、水沟、树林、村庄都侦察到了，大小道路也搞得一清二楚。林彪一边看地形，一边对部队的行动任务作了具体部署，详细规定了各部队隐蔽、伏击和进攻的出发点，明确了攻击目标。 看完地形，团长李英华回来告诉我，说那里的地形好得很。从黑水寺到直罗镇之间是一条大川，最宽的地方两边相距一至二公里，最窄的地方仅五、六百米。川中有条葫芦河，河水不深，早已结了冰。沿川边修筑有一条公路，公路的两边是黄土高山，山上草多树多，很适宜隐蔽和集结部队。敌人如果沿着这个川的公路行进，就很好打。我们可以在那里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等于是做好了一个口袋让敌人往里钻。 李英华说，林彪和刘亚楼告诉他，陕北游击队已开始在黑水地区假阻击、真诱的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准备派一个主力部队前去，以引诱敌人进入我们预定的合围地区。引诱的办法就是“如果敌人不前进，我们就主动袭击他们，等敌人一靠近，我们就马上退却。这样边打退，一直退到直罗镇为止。这是我们过去经常运用的诱敌深入的策略。 他还告诉我，这次战斗准备两面夹击敌人。我们红一军团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埋伏在葫芦河以北的山上，红十五军团由彭德怀指挥，埋伏在葫芦河以南的山梁上，等敌人进到直罗镇后，我们从南北两面同时发动攻击，把敌人消灭在直罗镇的川中。李英华最后强调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人的集体决策，这个战斗计划暂时还不能往下传达，但要准备好打这一仗的各项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对敌情作了侦察。南面的敌人有几个师，北面的敌人有几个师，哪个师在前面，哪个师在后面，各个师的大致装备、战斗力如何等等都摸得清清楚楚。 最后，大家对民情也作了分析，认为这次战场是选在我们根据地的边缘，背靠陕北根据地，我们是民心所向，保密条件也好。而国民党军队来到这里则是完全孤立的，等于是聋子和瞎子。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打好这一仗的有利条件。 总之，直罗镇战斗，从军事训练、后勤安排、形势教育、政治动员、战场准备、地形侦察、敌情研究，一直到部队的行动部署，都事先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和部署，是事先组织、准备得最为充分的一次战斗。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即战斗开始的前一天，红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邓华、参谋长钟学高召集各团团长、政委开会，又一次讲了敌情、地形情况之后，传达了军团给二师的主攻任务是从北面的山上向直罗镇发起攻击，二师三个团，包括二团、四团和五团齐头并进，共同攻击，是主攻部队。师里要求各团一定要做到猛打猛杀，犹如猛虎一般扑向羊群，坚决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坚决消灭敌人。 我们负责打的是东北军一0九师，也就是董英斌率领的那一路敌军中最前面的一个师，这个师的师长叫牛元峰。如果我们把这个一0九师消灭了，后面的三个师很可能就不来了。师里要求各团把自己所担负的战斗任务，向自己的部队交待清楚。首先要向共产党员和排以上的干部把这次战斗的任务、胜利的条件等都讲清楚，要大家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任务，多抓俘虏多缴枪。现在伤兵有卫生机关收容，粮草有群众支援，军队已无后顾之忧，因此一定要猛打猛杀，坚决拿下直罗镇，彻底消灭第一0九师全部。 从师里开会回来后，我们立刻召集排以上干部会议，对师里的指示精神作了传达和布置。晚上，李英华、胡发坚和我三人睡在一起，大家议论、商量第二天怎么出发，怎么行进。 十月十三日凌晨两点钟，我们就起床吃饭，准备出发。出发前，我们又集合全团队伍进行了一次战前动员，告诉大家当天作战的主要任务和应注意的事项。李英华在前面跟着师部一起前进，以便就近接受任务，而我则带着部队走在师直属队的后面。部队战士穿着都是羊毛棉衣，任何人都不带包袱毯子，轻装前进，战士们走得很快，当我们走了将近五十里路，到达了指定的埋伏地点时，天还没有亮。当时天上正下着小雪，山上一片白雪皑皑，山下川里都是冰。我们静静地待在山头后面的雪地里等待命令。根据命令，不准点火、不准抽烟。军团、师部领导，包括林彪、刘亚楼、萧华和团长李英华都在山上。 就在我招呼好队伍之后，李英华跑回来告诉我：“毛主席也来了，正在上面和林彪、聂荣臻他们在一起。”我惊讶地说：“啊，毛主席也亲自来指挥了！” 李英华告诉我，他是专门下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马上还要上山去和林彪、聂荣臻、刘亚楼、萧华他们在一起，等接受完任务后，就回来带队伍。 一听说打仗，大家都很高兴，但陕北的冬天实在是太冷，冻得够呛，时间一长，大家就冻得直打哆嗦。一方面精神上很兴奋，但另一方面冻得实在不行。坐在隐蔽的地点，身上穿着的棉衣好像根本不管用。只想起来活动活动。可一走就会有动静，又不行。最难受的是两只脚，冷得生疼。怎么办？只有自己拿手去搓，有的直接用雪来擦脚，结果越擦越热。后来大家都用雪来擦脚擦手，才总算是保护了我们的手脚没有冻坏。 在待机的过程中，战士们十分着急，都说要打就快打嘛！天太冷了，这样干等着太难受，冲下去算了。我们不断地做工作，要大家耐心等待命令。同时还明确规定：第一、要注意保密，不要大声喧哗；第二、不准点火柴，不准冒火光；第三、每个人都要用自己手巾系在左手上，走路时一个跟着一个，不能掉队。 由于雪下得实在太大了，到后来大家的身上都铺满了白雪，一个个成了雪人。甚至连左手臂上的白毛巾都看不见了，只看见一个黑影子。好在当时大家都很年轻，加上士气旺盛，所以这些困难也都让我们克服了。 总算等到天放亮，部队终于开始向半山腰运动，在那里潜伏下来。天亮以后，东北军一0九师的大部队就慢慢地过来了。担任诱敌任务的游击队噼哩叭啦地这里打几枪，那里打几枪，一步一步地诱敌前进。当敌人被引到直罗镇及其附近地区时，指挥部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 战斗打响后，我们立刻从潜伏的半山腰往下出击。敌人这时才知中计，看见我们从山上冲下来，拼命向我们反击，炮弹、手榴弹纷纷袭来，在我们头上乱飞。部队还没有完全展开，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李英华的头部，他当场牺牲。我立刻把李英华牺牲的消息报告给了刘亚楼，他听后命令我：“现在二团就归你指挥。”他叫我带着二团从师部的左边打下去。我立即带着一连、三连、四连三个连，并肩直插直罗镇，并交待其他两个连和重机枪连迅速跟进。结果四团、五团比我们的动作还快，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前面。当时，遍地都是枪炮声，四面八方一片火海，我在前面指挥部队前进，枪弹把我的棉衣打了十几个洞，万幸的是，我居然没有负伤。 不一会儿，部队就攻进了直罗镇。这个时候，部队分散开来，只能靠各连自己发展了。我交给各连连长的任务是，哪里有敌人，哪里有枪响，就往哪里攻。就在这时，林彪派通讯员把我找了回去，通知我说：“你们的团长牺牲了，现在派梁兴初到你们那里去当团长，和你一起指挥队伍。”他当即叫来了梁兴初，让我和梁兴初一起返回战场，指挥二团的战斗。梁兴初打三岔镇时负的伤还没有完全好，这时候那只手还用纱布吊在脖子上。 直罗镇的敌人被我们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四面包围，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左冲不灵右冲更难。四边枪火猛烈，打得他们忽而东奔、忽而西逃。到上午九点来钟，我们发现有一、两千敌人想向北突围，想从我们二团阵地的侧面突围。这里恰恰就是红一军团指挥部的所在地，如果让敌人冲过去，就会直接冲到林彪、聂荣臻的指挥阵地上。 发现敌人的这个突围企图后，林彪把我和梁兴初叫回去，问我们还有几个连。我说手头还有两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林彪说：“那好，以你们二团为主，从我们这个指挥阵地的右侧打下去，要快，马上行动，把这两千人解决掉。如果人不够，四团胡炳云的这个连还在这里，要他们从左侧打下去。这个连统一由你们二团指挥。”接着，他要我们把轻、重机枪全部架起来，听军团部的号令，我们也直接归他指挥，叫我们冲就冲。 结果军团部一吹号，二团的两个连加一个重机枪连，再加四团的一个连一齐开火、冲锋，一下子就把这两千人全部消灭了。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在林彪指挥下进行的战斗。 消灭了这批企图突围的敌人之后不久，围歼东北军一0九师的战斗也结束了。这时天已放晴，太阳出来，照得身上也比较暖和起来。这次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大概只用了个把小时。 我们在直罗镇打的这一仗，全歼了东北军牛元峰的一0九师，缴获的骡马成群，枪炮成堆，还有很多其它武器、辎重。仅我们二团就俘获了四百多人，缴获了二十多挺机枪、四门迫击炮、一百多匹马和数十辆大车。直罗镇战斗是我们到达陕北后第第一个大胜仗。 战斗结束后，梁兴初和我先到军团部，去向林彪、聂荣臻作了汇报。之后，我们集合好全团队伍，列队向原先的驻地走去。所抓的四百多俘虏，则由政治处的人带着一个连专门负责押送。 走到后面高山上，我们又看见了林彪、聂荣臻。在他们的身边，还站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到二团的队伍来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聂荣臻都给我们鼓掌。我和团长梁兴初、参谋长胡发坚向他们敬了个礼。林彪说：“已向主席报告了，你们打得很好。” 因为部队正在行进，没有时间多说，毛泽东只说：“祝贺你们！”周恩来也说：“你们立功了！”说完，毛泽东、周恩来又对我们微笑致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只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 下午走了四、五十里路，我们回到了原驻地。到这时，我们差不多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了。可等饭弄好了，我和团里的几个人又都吃不下去，因为团长李英华牺牲了，大家的心里都感到很难过，我也没有吃晚饭，见我们这样，梁兴初就劝慰大家，说：“饭还是要吃的呀！”可我还是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 梁兴初是光杆一人来到二团的，什么人也没有带，连个警卫员也没有。我就给他选派了个警卫员，负责照顾他的生活。 当晚，我们刚准备睡觉，突然刘亚楼、肖华又来了命令，要我们继续去追击敌人，出发时间规定为次日凌晨一点。我们当即通知各连赶紧吃饭睡觉，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准备再出发。 那天整天都在下雪，部队出发时雪下得更大。我们一边走，天上一边下雪，路上很不好走。好在大家都是轻装，全部行装都留在驻地，随身只带了枪和子弹。我们一直往黑水寺追击，四团、五团在前面，我们二团在师部后面跟进。 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追到太白，包围了东北军一0六师的一个团。不久战斗打响，刘亚楼命令二团从正面攻击，梁兴初和我即率领全团向敌人猛攻。很快，我们就在大雪中消灭了东北军的这个团。我们二团又俘获了几百人，缴了几百条枪。 这时，前来参加“围剿”的敌人全线崩溃，向庆阳退却。毛泽东和军团部命令我们停止追击，回到原地，总结战斗经验。与此同时，派人去打扫战场，搜集枪支弹药，并掩埋尸体。 整个直罗镇战斗，我们一共打了两仗。头一天，敌一0九师全部被消灭，师长牛元峰被活捉，第二天追击，又消灭敌一0六师的一个团。 部队回来后，清查我方的伤亡，得知两次战斗我们二团伤一百三十多人、亡八十多人，共伤亡二百多人。最大的损失还是团长李英华光荣牺牲了。我们全团一起开了个简单的追悼会，大家哭着向李英华默哀五分钟。追悼会上，我和胡发坚讲了话，对李英华的牺牲表示沉痛哀悼。 为祝贺直罗镇战斗的胜利，我们召开了庆祝会。庆祝会上老百姓送来了很多的猪和羊，于是大家又一起会餐庆祝胜利。后勤供给部门忙着给各个连队补充弹药、补充服装鞋袜，各单位也在忙着总结战斗经验，写“战斗详报”。 我们还补充了不少的俘虏兵。这些俘虏兵大多是东北人，都比较年轻，多在二十岁左右。日军侵占东北后，他们失去了家乡，从关外流亡到关内，因此对日本侵略军十分痛恨。对他们一宣传抗日，绝大多数人就自愿参加了红军。也有些军官混在士兵之中，我们清查出来后就把他们往上送。 经过这次补充人员、装备和给养，我们的队伍更加充实了，装备也改换了。如我们二团原来只有近千人，这一补充，一下子就扩大了一千四、五百人，各个连大多都补充到了一百三十多人。 总之，直罗镇一战，是我们到陕北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次战斗，干脆彻底地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第三次“围剿”，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歼灭战。在总结直罗镇战斗经验时，师政委萧华向我们传达了军团部总结的四条胜利原因：一是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指挥；二是有根据地政府和人民支援；三是两个红军军团紧密团结，一致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四是战场准备充分。 关于直罗镇战斗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总结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北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 打完直罗镇这一仗以后，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再也没有向我们发动过进攻。 二、秋林镇整训 直罗镇战斗后，部队就着手准备东渡黄河，经山西奔赴抗日前线。而在诸多的准备工作里面，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进行部队的军整训。 直罗镇战斗后，部队稍事休整，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经过五天的正常行军，转到了宜川县秋林镇以北数十里的地方驻扎。二团一共住了八、九个小村子，团部和重机枪连及其直属单位一起，住在一个塬上的一排窑洞里。在这里，我们开始整训，并在这里过了一九三六年的元旦和春节。 这里是陕北苏区的边远地区，人民群众都心向我们，地方上的乡长、村长也都是我们自己人。到了那里以后，乡亲们听我们说话都是南方口音，就问我们是不是中央红军。我们说，我们是“朱毛红军”，从江西出发走了一年，才到了这里。最近和陕北红军一起在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国民党一0九师和一0六师的一个团，还把一0九师的师长抓获了。乡亲们一听，非常高兴，热烈欢迎我们，为我们腾房子，打扫院子，整理窑洞，有的甚至邀我们同睡一铺炕，对我们非常热情。 部队刚到秋林镇时，天正下着雪，路上的积雪很多。乡亲们就为我们扫开了积雪覆盖的路，然后由乡长、村长带头，用小车把粮食、柴草给我们送到驻地，塬上没有水井，群众就用驴子到深沟河里给我驮来了水。 部队住下来之后，干部、战士也积极帮助群众开路、修路、修窑洞，帮助群众挑水、打扫场地、干家务。在上山为自己打柴的同时，也帮助房东打来烧柴。就这样，我们的干部、战士很快就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军民亲如一家人，彼此毫无隔阂。那年春节时，我们还请老百姓来一起会餐，一起开个联欢会，由部队战士自己组织小节目演出，大家高高兴兴地在一起过大年。 我们当时用的钱，都是从军团供给部和师供给处领来的，是根据地边区政府出的票子，这种票子是用布而不是纸印成的。那时的东西很便宜，一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二只鸡，三、四斤猪肉。 陕北的老百姓一般不大吃鱼，都喜欢吃羊肉，而且吃鸡不吃鸡头，也不吃鸡肚子里的东西。老百姓养猪不多，猪肉很少，我们则不同，部队里有很多人不喜欢吃羊肉，于是我们就号召部队吃羊肉，老百姓就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才好吃。按照他们的办法，做出来的羊肉果然好吃多了。那时猪肉很少，一般都是只有过年时才吃几顿猪肉。每当会餐，我们每个班都是一大脸盆猪肉，一大脸盆羊肉，再加上豆腐、土豆等蔬菜，每次大家都吃得很快活。 在秋林镇驻扎的期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部队整训。当时，我们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传达、学习、宣传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精神。瓦窑堡会议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合后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陕西西安定县的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急性病，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后，继续侵占冀东、侵占热河、侵占察哈尔、并进一步妄想吞并全中国的狼子野心。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目前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空前紧急关头，一定要把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还在军事上部署，我们要打通北上抗日的道路，巩固、扩大、发展陕甘宁边区，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报告的精神，首先是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传达教育的。红二师是由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邓华召集全师连以上干部大会，由他们三人分别传达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开了两天，然后各团回到自己的驻地，各自组织学习了一个多月，用会议、上课、讨论等各种方式，向全体干部、战士进行传达、普遍深入地学习、教育和宣传。 第二、进行政治形势教育。一九三五年冬，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一二九运动”，震撼了全国。在“一二九运动”的鼓舞下，国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教授、学生、工人、农民都希望建立一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他们纷纷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坚持内战、不抵抗和向日本投降的政策。他们还提出了“一切爱国同胞、爱国军人、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广大海外侨胞也纷纷热烈响应，从而形成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我们把当时的这一政治形势，在部队中进行了普遍的教育。经过教育，部队团结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阶级觉悟、民族觉悟有所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的重点是学习投手榴弹、谢击、刺杀和挖工事四大技术，同时进行战术训练。在陕北这个地方， 训练场地有的是。广大干部、战士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个个精神抖擞，人人不怕冷、不怕苦，充分表现了革命战士的大无畏精神。 第四、进行纪律、政策的教育。教育的内容包括整顿军容风纪，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进行爱护陕北根据地及爱护陕北人民人力、物力、财力的教育。 第五、熟悉北方地区地形。熟悉北方陕西、山西、甘肃等省的地形，熟悉深沟高塬的特点，以便于行军作战。北方地形都差不多，都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形成了一个个深沟和高塬。熟悉这些深沟和高塬的特点，对我们在战术上很好地利用这些地形，充分发挥各种火力，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六、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揭露蒋介石、阎锡山的不抵抗主义，宣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宣传建设好陕甘宁边区这个全国抗日前进基地的重要意义，宣传扩大红军，建设好民兵、少先队、赤卫队，健全妇救会、抗日救国会等各种群众组织的重要性。 经过两个多月的整训，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而且使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为部队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东渡黄河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师里召集各团的团长、政委开会，刘亚楼、萧华、邓华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红军准备进军山西，东渡黄河，依靠陕甘宁根据地，打通北上抗日的路线，然后再进一步开向冀东，开向热河、察哈尔，直接对日作战。当时军委认为，我们和东北军、西北军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如果成功，我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且红二、红四方面军也极有可能北上与我们会合。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决定部队东征，并有信心取得胜利。 刘亚楼等人在会上还向我们介绍了当时山西的一些情况。山西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薄弱部分，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军阀阎锡山所控制。一九三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一直很深。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不准蒋介石的中央军进驻山西。为了防备外省力量进入山西，他甚至将山西全省的铁路采用窄轨制，使外省的火车进入不了山西。 但阎锡山是一个坚决反共分子，本人又同日本有勾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就开始命令自己的部队，在沿着黄河东岸的二十多个县构筑碉堡工事，并调派部队前去驻守，形成了一道沿黄河构建的封锁线，试图阻挡红军东渡黄河，向山西前进。另外，为了对付共产党和欺骗、控制群众，阎锡山在山西搞了一个叫“公道团”的组织，几乎所有的乡长、村长都是乡、村公道团的团长，团员则绝大部分是地主、富农，贫苦民众很少参加这个组织。他还在山西实行所谓的“土地村公有”制度，土地名义上是归村里集体所有，可实际上所有的土地仍然是控制在少数人的手里。另外，为了拉拢人心和欺骗群众，阎锡山还在山西成立了一个叫作“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组织，以显示自己支持抗日。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这个“牺盟会”为薄一波等人所改组，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抗日救亡团体。 此外，山西比陕西要富裕，在山西筹粮、筹款、筹物资，可以较好地改善部队的供给。同时，山西的人口比较稠密，也便于我们开展扩军工作。另外，阎锡山的部队装备很好，只要我们打了胜仗，还可以改善我们的武器装备。 师里要求我们到了山西后，要很好地贯彻执行军委东渡黄河作战的战略意图，充分发动群众，揭露阎锡山的欺骗手腕，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扩大红军、壮大抗日救国武装。会议结束之后，我和梁兴初回到团里，将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向部队一一作了详尽的传达。 不久，师里又向我们团以上干部传达了东渡黄河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军事部署，说中央决定：除留原陕北红军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联合组成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扬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左路纵队，两军团分别从陕北东渡黄河，挺进山西。 一九三六年一、二月份是中央红军到达北方后所过的第一个冬天，陕北天气很冷，遍地是雪。但三六年的春天比较暖和。为进军山西，军团长林彪先召集红一军团的师长、团长等军事干部，分别组成若干个小组，与侦察科长及参谋们一起，穿上白羊皮袄，化装成老百姓，沿着黄河侦察敌情、河情和渡口情况。我们这些政治干部则留在家里主持工作。 在陕北，黄河每年冬天都冻成坚冰，一直到次年的早春，老百姓都可以在上面往返行走。可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初春，由于天气暖和，河面有的地方没有冻实，有的地方结了冰又裂开了。原先想从冰上过河，这样比较方便，但现在就不行了，于是就赶紧准备第二套方案：准备般只，选择多处渡口，准备强渡。 梁兴初、刘亚楼跟着林彪沿河侦察，整整搞了两个星期。从黄河两岸的沟口开始到吴堡县境的所有河边都看过了。一路上，他们都住在老百姓家，和老百姓一起吃小米饭、窝窝头，喝面条汤，每天他们都化装成陕北农民，身穿便衣棉袄裤，头扎白布手巾，肩上扛个筐子，手里拿个小锄，完全是一副陕北农民的模样，从各方面观察敌人。有时候，他们还在晚上偷偷摸过河去，侦察对岸敌人的据点和火力配备，画上图形，再回到河这边来。 梁兴初完成沿河侦察任务后回来告诉我，这次侦察地形，是由林彪、左权、刘亚楼等亲自率领的。林彪见到他时，还问他伤好了没有，他回答说还没有完全好。林彪对他说：“那你就一边工作，一边养伤吧。”梁兴初在三岔镇负伤后，到这时不过才四个多月，吊在脖子上的绷带虽然拿走了，但实际上伤口并没有完全愈合。 梁兴初接着告诉我，这次侦察跑了七、八十里路，到过延长、延川、吴堡三个县，发现了阎锡山兵力部署的弱点。他的兵力并不太多，却把所有的道路都堵上了，这就造成了他的兵力过于分散。他还告诉我，林彪已决定二师的强渡点在陕北的沟口镇。沟口镇的对岸是山西的三交镇，有阎锡山的一个团驻守。这个团大约一千多人，因打仗不多，战斗力不强，既没有什么战斗经验，士气也不高，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士兵穿着大衣，背着枪在那里睡大觉。不过，他们所修筑的工事相当坚固，还有几个很高的碉堡，上面设有了望哨。白天，可以看到不断地有敌人的部队在河边游动，而且对过往行人都要搜身检查。但我们这边的河岸高，所以我们的机枪炮火完全可以掩护部队强渡黄河，攻占三交镇。另外，沿河战线很宽，山西、陕西以黄河为分界的交界处极长，他们防不胜防，也搞不清楚我们究竟准备从哪里渡河，所以强渡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到了二月下旬，黄河水开始解冻，冰面开始出现裂缝，河水上涌。至此，部队从冰上过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看到这种情况，河对岸的阎锡山部队思想上开始松懈。这是一个有力时机，一军团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荣臻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开始强渡黄河，并指定二师四团、五团两个团为先头部队。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按照军团决定，命令五团为主攻部队，先行渡河，四团跟进，我们二团为师预备队，随时听命渡河执行任务。 接到命令之后，我们立即向全团进行政治动员，说明东征山西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并强调保守军事秘密的重要性，要求全体干部、战士熟悉地形，记住一切作战通讯联络符号，同时分配渡河船只，计划安排每只渡船上的人数等，另外，积极准备民夫、担架、粮食和鞋袜等。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从二月十八日开始，我们开始向北行进。第一天正常行进，白天行军，晚上宿营。第二天改为晚上行进，白天宿营，而且不准部队随意行动，基本上不到村庄外走动。到第二天半夜时分，部队来到河沟里集结待命，就地宿营，不再进入村庄。 二月二十二日夜里，部队接到军团命令，于次日凌晨开始强渡黄河。二月二十三日凌晨，当黄河西岸边我们的炮火布置就绪后，五团团长孙振山带领部队开始上船强渡，曾国华率领二十四名突击队员冲在最前面。对岸的敌人一发现我们开始渡河，就猛烈开火。但很快，我们的炮火就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了下去。 那天，梁兴初照例跟随师指挥部行动，随时准备接受刘亚楼、萧华的命令，我带领队伍在原地待命。到早晨天快亮的时候，我听到一片枪炮声，知道战斗已经开始了。半小时以后，梁兴初骑着马跑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四团、五团已攻入三交镇，敌人的高碉堡已经被占领，很快就要解决战斗，师里要我们立即渡河，准备追击敌人，打敌人的增援部队，切断敌人的退路。 天刚亮，我们全团按原定计划分批上船，顺利渡过河去。这时，我军已全部突破了敌军黄河东岸防线，控制了辛点至三交镇的各个渡口，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在东岸已建立起了坚固阵地。 阎锡山的独立第二旅正全线撤退，拼命向后跑，因此二团上岸后没有集结，就沿着敌人的退路追击前进。师里命令我们要马不停蹄地向关上镇疾进，截断关上镇敌人的退路。四团、五团紧跟在我们后面，也直指关上镇。 二月二十五日，我们二师会合一师在关上镇截住了独立第二旅旅部、第四团全部和一个炮兵连。敌人的这个团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人，加上旅部和炮兵连，共有两千多人。该独立旅的的旅长外号叫“满天飞”，据说是阎锡山的一员战将。消灭关上被围敌人的任务，军团交由一师和二师的四团、五团负责。交给我们二团的任务，是切断关上镇敌人的退路，不让他们跑掉，同时负责堵截从大麦郊和兑九峪向关上增援的敌军。 我们过河后就沿着三交镇绕道前进。那一天，天上下着小雪，北风刮得“呼呼”直响，连路都看不清楚。我们由一个向导带领，非常隐蔽地崇山峻岭中的小道上一路前奔，一直前进到关上以东十五里路的一个地方才停下来。接着，开始修筑工事，准备堵截敌军。那天晚上，我们一边修筑工事，一边听着关上方向的枪声响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关上方向的枪声停了下来，我想可能是那边已经解决了战斗。这时，我们的工事也基本做好，部队也全部展开了。 下午三点多，阎锡山的增援部队赶到了。我们一开火，敌人马上就停止了前进，大概他们已发现关上的敌人已被消灭。梁兴初和我立即下令部队主动出击，一下包围了敌人的三个连。没想到我们这一进攻，敌人很快就丢下被围的三个连，往回逃跑了。四点多钟，我们全部消灭了被包围的三个连敌人，结束了战斗。这一仗，我们俘虏了敌人两百多，还缴了两百多条枪，九挺轻机枪和几门炮。 战斗结束后，师部命令我们继续追击，向大麦郊、兑九峪前进。于是，我们又尾随着撤退的敌人，向前疾进追击，扩大战果。沿途三个五个，哩哩啦啦地又抓来了六、七十个掉队落伍的敌人。就这样，部队一路追击前进，追到半夜，大家又累又饿，实在是跑不动了，这才找了个村子休息一下。前面放出了一个连哨，警戒敌人。部队就地休息做饭，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就又开始继续追击，一直追击到大麦郊附近才停止。这时，一师、二师的部队都上来了，军团部也来了。我们二团的负担减轻了，阻止敌人、追击敌人的任务完成了。 东渡黄河后的第一仗，一师和二师四团、五团消灭了关上敌人一个团，我们二团在追击途中也消灭了敌人一个营。初战告捷，我们取得了东渡黄河后的第一次胜利。 四、兑九峪战斗 关上战斗后，我们不分昼夜地向前挺进，乘胜扩大战果，扩大占领区。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惊恐万状。他一面请蒋介石派军队增援，一面把自己能机动的部队集中起来，编组成四个纵队，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开始，分路向我进行反击，企图把红军赶出山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继续打开局面，就必须粉碎阎锡山部队反扑。于是，抗日先锋军的领导决心集中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主力，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附近，同阎锡山的军队展开一场大决战。 这时，我们已前进到了吕梁山区。一九三六年三月的山西，天气多阴雨。山上更是风雪交加，给我们行军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三月十日凌晨，我们奉命从大麦郊出动，向兑九峪的敌人发起攻击。天刚亮，我们就同敌人接触上了。战斗一打响，我们便按照既定的部署，集中两个军团的主力打垮了敌人的两个纵队。在追击中，又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俘虏了两千人左右。但后面增援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敌人的炮火增强，我们伤亡很大，逐渐变成了同敌人对峙的局面。 兑九峪战斗一打响，我们二师的三个团就全部投入了战斗。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参谋长钟学高、政治部主任邓华等，都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战斗开始不久，萧华的左腿就负了伤，警卫员把他背到一个洼地里，然后用担架抬下了火线。连师政治委员都负了伤，可以想见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 这时，一军团二师和四师的部队仍继续开展进攻。到了下午，我们二团攻到了兑九峪左边的山脚下，当时天已黄昏了，队伍集结在山脚下，我们攻不上去，敌人在山上也打不到我们。这时，我们接到团里的命令，要我们立即撤退。 看着近在山上的敌人，我们不愿就这么撤走，于是梁兴初和我决定，先派人侦察一下敌情和地形，搞清山上敌人的情况，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经过侦察，发现山上的敌人只有一个营，大约三百多人，工事也不强。梁兴初就同我商量，看来这股敌人发消灭，是一是“抓一把”再走，我表示同意，说“就这样干！” 于是，我和梁兴初集合部队讲话，说明了我们的意图和要求，要求全团同志猛打猛冲，同敌人拼刺刀。之后，我们组织了四个连，其中两个连由参谋长胡发坚带领，两个连由梁兴初和我带着，分左右两路，趁着天黑山上敌人看不见，一下子猛摸上去。在重机枪的掩护下，集中兵力，用刺刀、手榴弹向敌人冲锋刺杀，一下子就把敌人给压住了。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攻进敌碉堡内，把一个营的敌人都给“吃”掉了。我们把俘虏赶下山来，把他们的枪栓下了，还要他们背着。“抓了一把”以后，部队迅速下山，向后撤退。这一仗我们的伤亡也不小。我们上山参战的四个连，属二连的伤亡最大。上山时，八、九十个人几乎全部打光了，只剩下了十几个战士和几个没有上战场的伙夫，连里的干部则全都牺牲了。我们尽快把牺牲的同志掩埋了，把伤员抬上，趁着黑夜，拼命往后撤。不久，我们遇到刘亚楼派来的参谋，叫我们撤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去。这时师部已经走了，四团、五团也走了，只剩下我们在后面。 当晚，我们全团回到了大麦郊附近。我和梁兴初来到师部，向刘亚楼、邓华、钟学高作了汇报，讲了打这一仗的情况，我们受到了师部的表扬，都说我们这一仗主动出击打得很好。刘亚楼还表扬说：“你们机动果断，取得胜利，很好。” 我和梁兴初说，看到这个机会很好，就想捞一把，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很大。听了我们的话，刘亚楼就说，师里会把这个情况报告军团部，请求给我们补充新兵。接着，他给我们介绍说，那天阎锡山出动的不是四、五个团，而是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的兵力。由于我军刚刚过河，还没有站稳脚，加上地形不利，没有群众援助，要一口“吃”掉十几个团很困难，因此毛泽东决定撤出战斗，改变进攻方向。 汇报完毕后，师部招待我们吃了顿红烧肉。吃完饭回到团里，我们马上召开干部会议，告诉大家，部队准备在大麦郊附近休息几天，补充部队，恢复建制，换装，补充弹药，补充鞋袜衣服等。休息两天之后，再继续前进执行新的任务。我们要求各连整理好自己的队伍，准备欢迎新兵入伍，并做好新兵的训练教育和团结工作，同时开始清理缴获的武器。这次战斗共缴获了二百多支“三八式”步枪和十二挺机枪。这些武器准备全部补给二团的新兵。 第二天，军团部很快就给我们补充来了四百多人，都是跟随主力部队前往山西参战的陕北青年，我们重新组建了二连，从别的连抽调了斑排长、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其他的新兵就分别补充给一连、三连、四连和五连。为欢迎新战士，团里专门召开子一个欢迎大会，给他们发了崭新的“三八式”步枪和手榴弹，新战士的情绪都很高。这样，二团又充实起来了。 兑九峪战斗是我们进入山西后打的第二个胜仗，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连同上一次在关上镇的胜利，这两次胜利，巩固了我们在山西作战的前进阵地，使阎锡山逼迫红军退向黄河西岸的企图落了空。 兑九峪战斗后，为扩大战果，扩大我们在山西的占领区，抗日先锋军领导决定，整个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分别北上和南下，各自独立作战。十五军团为左路军，由大麦郊向东北方向的汾阳、太原前进，一军团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相机占领晋南地区。晋南是汾河流域的主要粮产区，河两岸都是大块的平原，山很少，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区。 按照命令，我们二师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早晨由大麦郊出发。二师以我们二团为前卫，师部跟随二团前进，四团、五团依次在后跟进。这一天，我们前进的目标是霍县的南关村。南关村是同蒲路上的一个水火车站，军团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要占领这个车站。 这天晚上，我们在离南关村大约三十里路的地方宿营，住下以后，派人前去侦察，结果发现南关村驻有敌人的一个骑兵连，加上其它一些地方队伍，一共约二百来人。我们报告师部后，刘亚楼当即决定，要二团去占领南关，消灭南关的敌人。 第二天，我们早上七点多钟出发，十一点钟到达南关。经过观察，发现南关村两面都是高，一条汾河淌在中间，白雪皑皑的河面上结着冰。按照师部的命令，梁兴初和我商量后决定，首先带领一部分队伍占领西面的高山，同时要参谋长和当时新派到二团的总支书记，带领两个连从左翼绕过汾河，越过铁路，爬到南关村东面的山上，占领制高点，然后两面夹击，把敌人压在沟里，消灭在车站中。 结果这个策略完全成功。待东面山上打响了战斗，西面山上也向下开始攻击。两边一打，敌人马上就慌乱成一团，不到一个小时，敌人的那个骑兵连全部缴械。这一仗，我们缴获了七十多匹马、一百多条枪，俘虏了包括当地官员及车站工作人员在内的一、二百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车站仓库里缴获了一大批物资。 战斗结束后，我们很快把战斗经过和战果报告了师部，并把缴获的物资派人送给了师供给部。马和骡子也全部上缴给了师部，因为我们团没有骑兵连，要之无用，我们只留下了一部分枪支弹药。 战斗结束后清查部队人数时，我们突然发现新来的总支书记牺牲了！经过了解，才知道他是在随三连冲锋时牺牲的。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当时很年轻，才二十多岁，打仗很勇敢。他是在我们要打仗的当天，才由师政治部派到我们团里来的，结果刚来到团里就牺牲了，真是可惜！ 这次战斗，部队的伤亡并不大，但是牺牲了一个总支书记，令我们大家都很难过。那天，全团集合为新到的总之书记牺牲默哀三分钟，以示追悼。 那天，在战斗快结束时，从南面开来了一列火车。我们从江西出发，到这里为止，还从来都没有见过火车，结果它轰隆轰隆地开了过来，就一心想把它打下来。报告给刘亚楼后，他要我们先不要惊动火车，把队伍埋伏在山上，待它进到附近时再开枪。没想到火车上的人发现南关村有枪声，很快就向后倒退回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列货车，是开往太原去的。虽然这次没有打成火车，但战士们看到了铁路，看到了火车，也得出了火车不可怕的概念。 占领南关村后，师部命令二团休息一天，改调五团为前卫，四团为本队，二团改为后卫。这样，刚刚走了两天，我们就从师的前卫变成了后卫。我们继续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越往南走，汾河流域就越开阔。我们南下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地攻击前进。五团沿同蒲路一直南下，攻占了新绛、侯马、曲沃等县，二团和四团则包围 临汾城，并以临汾为中心，在临汾以西和以东地区开展工作。四团在临汾西南襄陵、古城、汾城等煤矿区的几十万工人中开展工作，我们二团即在临汾以东，包括翼城、浮山、大阳镇、北王村一带开展工作。师部驻在临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临汾城被我们四面包围着，城里的敌人不多，不敢出来骚扰，我们也没有去动他。我们的队伍适当地分散了，休整了下来。 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扩大占领区，筹集资财，扩充部队，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揭露阎锡山的罪恶，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委和游击队。这些任务交由部队来承担。这样，部队由打仗转入地方工作，大家都感到负担很重。 要很好地完成任务，首先就要充分做好群众工作。我们首先进行调查，了解阎锡山这个土皇帝统治山西几十年的恶行。然后，组成工作组，每天打着红旗一村一镇地去向群众进行宣传，揭露阎锡山在山西推行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的真实目的，揭露他同蒋介石又勾结又矛盾，在山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政策，是意在消灭共产党，让日本人占领全中国，同时，我们还特别告诉广大群众，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和所谓的“公道团”，都是为地方豪绅服务的，是欺骗人民的做法，实际上是剥削穷苦人民的种种手段，我们还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东渡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宣传取消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的合理要求。经过广泛宣传，加上红军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爱护群众，和我们打土豪、分粮食救济穷人等实际行动，使群众对我们越来越了解，广大贫苦群众也越来越热爱和支持红军。很快，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苦群众就同红军亲如一家人了。当时，我们占领的广大地区治安情况良好，群众昼夜往来无阻，连小偷都见不到一个。阎锡山的队伍和地方民团组织的政权都被摧垮了，但表面上保甲长还在维持秩序。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我们找到了一些地下党员，帮助他们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建立了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同时，工作组每天打着红旗外出活动，一面宣传，一面就进行扩兵。当时，刘亚楼、邓华对扩兵工作抓得很紧，几乎天天打电话催报数字。一天，四团在襄陵煤矿一下子扩了二百多，邓华马上把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并号召我们三个团展开竞赛。可我们这边没有襄陵那样的大煤矿，怎么办哪！经过努力，我们二团也扩大了六百多人，其中有一些是上过中学或小学的，我们还扩来了一个山西大学的毕业生，以后送到师政治部当了民运干事。可以说，我们在山西扩兵很有成绩。据统计，东渡黄河以后，一军团扩充了八千名新战士。 再就是筹款、筹物资。办法还和以往一样，由部队的政治机关和供给部门共同组织打土豪。抓到地主，就一批一批地罚款，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同时没收地主家的布匹、粮食和盐等物资。我们把布匹分给部队，准备给战士做单衣。没收的粮食，除留下部队吃的以外，其余都分给当地贫苦群众。 我们在晋南地区共分散活动了将近二十天。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仅在晋南乃至整个山西地区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而且还发展了队伍，增加了资财。 在我们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们一军团还帮助山西的地下党组织起一支有七百多人的游击队，并派萧望东任这支游击队的支队长，张国绘任政治委员。不过，在红军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后，他们终因敌众我寡，加之没有根据地，最后没能在山西站住脚，半年后由萧望东和张国华带着一批游击队的骨干回到了陕北。 五、回师陕北 在我军主力分兵南下、北上以后，阎锡山再次请求蒋介石派兵增援，同时加紧集结部队，准备对红军发动反攻。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派陈诚到山西担任总指挥，四月中旬，他又派遣十个师的兵力，分两路进入山西增援。其中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入山西，另一路五个师自正太路西进。与此同时，阎锡山调集了五个师又两个旅，由晋中南赶来，企图首先夺取由红军控制的各个部门，封锁黄河，堵住我们的退路，然后分别围歼我左、右路军于黄河以东地区。为配合这一行动，蒋介石还强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延川出动，袭击我军后方。这样，我们留在陕北的部队，兵力显得过于单薄，难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为保存抗日力量，避免与优势敌人进行决战，红军回师，逐步收拢兵力，西渡黄河，撤回陕北根据地，以彻底粉碎蒋介石“围剿”陕北根据地的计划。 四月下旬，我们二团奉命经临汾、蒲县、午城、大宁往西北转移，逐步向十五军团靠拢。这时，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已进抵晋南，而且占领了大宁县城，正向午城前进。 四月二十八日，正当我们向西北转移的时候，走在前面的五团同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的队伍遭遇，双方随即对峙起来了。我们二团、四团和师部迅速绕过午城，到了午城以西。这时军团部给二师下的命令是，要坚决把关麟征的队伍堵住，不让它再往前进，限期是一个星期，以掩护整个一军团以至整个抗日先锋支队安全西渡黄河。 开始三天，是五团在那里抗击敌人，我们在后面待命。山西的地形很特殊。由于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到处都是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和沟壑。像陕北一样，山西的高地也叫塬，这种塬大都是四边陡峭、下有深沟、顶上平坦，塬与塬之间只有很窄的一块地方相联，名曰“腰险”，是个要隘，只要守住了这块地方，敌人就过不来，要想翻沟上塬也很困难。因此一开始五团守得还算顺利。 没想到第四天午夜，国民党军从远处绕到午城后面的师部附近，袭击了五团，五团死伤了好几百人，团政委林龙发负了重伤，师参谋长钟学高也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师部决定把五团撤下来，要我们二团顶上，去接替五团的防务，堵截关麟征的部队。 二团上去后，利用各个塬口的“腰险”，构筑坚固工事，顽强抗击了三天，使敌人没能前进一步。到了第七天晚上，师部突然接到命令，要二师向西南方向撤退，把敌人引向西南。因为在我们的西北是永和县，而永和县就是我们预定的渡河地点。因此要我们二师诱使敌人向西南走，让他们离我们的渡口远一点。接到军团命令时，正好是我们二团紧靠着敌人，于是师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团。 接获命令，我们当即与敌脱离接触，回头快速向吉县前进。天快亮的时分，部队就来到离吉县十几里路的地方，看到山坡上有敌人的一个连在放连哨，于是断定吉县驻有敌人的部队。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师部。这时师长刘亚楼的羊癫疯发作了，神志不清，什么事都不知道，被人用担架抬着走了，政委又负了伤，师里只剩下了政治部主任邓华和接替钟学高参谋长职务的熊伯涛。邓、熊二人命令二团在吉县附近坚守，掩护全师向西转移，师部和四团、五团先走，我们在后面作后卫掩护。 当时，梁兴初和我看到山坡上的敌人只有百把人，而且离我们不到一里路，就想不如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连搞掉。经过商量，我们当即下达命令，要一连和三连很快出动，消灭山坡上的敌人。这两个连摸上去以后，很快就把敌人包围了起来，只二十来分钟，敌人就全部缴械投降了，把这个连全部捞来了。天亮以后，我们全团迅速撤退，吉县的守敌没有敢追。就这样，我们在山西打完了最后一个小胜仗。 回到师部，我和梁兴初把作战情况报告了邓华，这时刘亚楼的病也已痊愈，恢复了神志。他们表扬二团作战主动积极，认为我们在这次掩护大部队渡河的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批示我们要缓慢地向永和前进。 五月五日，当我们到达永和时，刘亚楼已在那里等待我们。他告诉我们，四团正在渡河，要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饭立即渡河，他还告诉我们，毛主席刚刚渡过河去。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毛主席是一直跟随我们一军团行动的。我们当时非常惋惜，因为到得迟了那么一点，就没能见到毛主席。 很快吃完了饭，我们开始紧跟着四团渡河。渡船很大，一条船可以坐七、八十个人，来回十多次，我们全团就都过了河。我和梁兴初是最后跟随三连一起过的河。 至此，我们的东征行动彻底结束。这次东征，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强渡黄河开始，到五月五日重新渡过黄河回到陕北止，共历时七十五天。 部队回到陕北后，经过几天行军，来到清涧县住下来，开始进行整训。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东征红军部队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战役的经验和教训。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约七、八十人，我和梁兴初也参加了这个为期十天的会议。 大相寺是当地一个比较大的庙宇，前面有两个门，两面有围子，后面是个戏台，台下有几棵老柏树，我们的会场就在这个戏台子前。戏台子上是主席台，中央军委领导、两个军团的领导和各师的师长、政委坐在戏台子上，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坐镇主持，我们团的干部则在戏台子下面，什么也没有，每人捡一块石头当凳子，坐在老柏树下参加会议。 会议的前一阶段是总结东渡黄河的胜利经验，毛主席和军团领导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东征山西意义很大，不仅打开了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揭露了蒋介石、阎锡山和日本军国主义相互勾结的阴谋，打破了阎锡山的独立王国，而且歼灭了阎锡山的一部分有生力量，在历时七十五天的作战中，共消灭敌人约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另外，通过组织渡河作战，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并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我军共扩充新兵约八千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并在山西的二十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会议的后一阶段，就反开了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毛主席在会上点了一军团的名，说一军团到达陕北后，就同十五军团的团结存在问题，第一是骄傲，两个军团会合后，十五军团就组织干部到一军团参观学习，而一军团就没有这样做；第二，一军团只顾自己，不顾友邻，对兄弟部队帮助很少，不愿意调出干部去支援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地方部队，这是严重的错误；第三，一军团的部队不礼貌、不谦虚，并列举了一些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了这种“本位主义”的危害性，指出它会破坏红军和整个党的团结，影响同友邻部队的关系，结果会孤立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后果。他最后号召大家对这种“本位主义”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批评和勇敢的自我批评，坚决纠正错误，同时要求一军团的领导干部带头作出检讨。 这时林彪已调到红军大学去当校长，一军团由参谋长左权代理军团长，军团政委仍是聂荣臻。毛主席提出批评以后，一军团的领导干部，特别是聂荣臻的精神非常紧张，看样子负担很重。因为毛主席点了名，聂荣臻不得不带头承认错误，并要求一军团的各师、各团干部踊跃发言，揭发问题，检查自己。 一开始，发言的人并不多，所谈的也主要是军团部的问题。到后来，发言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不仅揭发了军团部的问题，还揭发到了师，揭发到了团，最后揭发到了我们二团的头上。 事情的经过是：在直罗镇战役后，二团曾将几个伤员，包括一个副连长、四个排长和十几个战士送到延长的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他们要求归队，院方领导不准他们回部队，要把他们留在医院分配工作。我们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就报告了师部，师政委萧华同意我们派人去要，但是医院仍然不放人。后来在部队东征山西时，一天我们行军恰恰经过这个医院附近，于是我和梁兴初带了一个排，到医院门口去要这十几个干部、战士，并强硬地说不给就不行，就这样，硬是把人给要了回来。 就这件事，会上有人批评我们“本位主义”严重，说梁兴初、吴文玉带着部队威胁医院，硬把医院的干部拉走了。聂荣臻当即在台上问二团有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并检讨说不应该带队伍去，更不应该以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讲完以后，师长刘亚楼当场代我们二团承担了责任。刘亚楼说：“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有错误我们负责。我们认为前方的部队伤亡大，补充的新兵多，缺少干部，伤愈的干部就应当及时归队，是我们批准他们去要的。” 刘亚楼解释完以后，毛主席和聂荣臻的眼睛就都朝向了我们，聂荣臻说：“即使师里同意了，你们这样做也不对，人家不愿意就算了嘛！”我很不服气地顶撞说：“那是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伤员，伤痊愈了，不及时归队，医院留着不放，这样做对吗？我们这样做，也是应伤员自己的要求。”这一说可坏了，因为聂荣臻当时也挨了批评，心里本来就很恼火，听我这一说，顿时火冒三丈，立刻就对我大喊：“你这样说法对吗？” 见到这种情况，我不再吭声了。这时梁兴初站了起来说：“这件事我也有份，是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刘亚楼接着说：“有错误我们师部负责，不能怪二团。”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啊！当时还罚我和梁兴初站了一会儿，后来才叫我们坐下。 真没想到，在总结东征的会议上，挨了这么一顿批。 六、西征甘肃、宁夏，迎接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并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从而将从前的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但是，蒋介石不顾日军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依然坚持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调兵遣将，以图尽快解决西北红军问题。为此，他在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积极在陕北进行“剿共”的同时，又调集了十六个师另三个旅，专门成立一个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准备大举“围剿”陕北根据地。另外，蒋介石在得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开始北上后，又加紧调动驻湖北、四川的胡宗南部队进到甘肃、陕西一带，准备在川、陕、甘交界处阻击红二、红四方面军，阻挠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 中央军委经过详细研究后认为，陕北根据地东部及东北部的晋绥军是坚决反共的主力军，到那里去开展工作，阻力较大。南部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领导人，已同红军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我们的前线部队与东北、西北军的广大士兵不断有联系、接触和对话，相互之间不冲突、不打枪，有的甚至像朋友一样往来。特别是东北军的士兵，他们倾向抗日，迫切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应避免同他们正面作战。只有西部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虽坚决反共，但防区广大，兵力分散，是个薄弱的方向。而且宁夏拥有富饶的河套平原，人口也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是西北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如果能进占宁夏，就可以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使陕北老根据地也得以巩固。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开始向宁夏、甘肃方向行动，力争建立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这样，向北可以争取打通同蒙古和苏联的关系，向南可以争取打通同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并可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走向抗日。 为统一协调西征行动，中央军委还决定，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代理军团长左权（兼参谋长），政委聂荣臻，副军团长陈光，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毛泽东、周恩来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没有参加西征。 正在这时，因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的瓦窑堡成立，继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之后，红二师师长刘亚楼也被调去学习，由杨得志接任二师师长。二师的其他领导，如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邓华、参谋长熊伯涛等都未变。梁兴初和我也仍在二师二团分任团长和政委，团参谋长胡发坚调红大学习，由夏德胜来接任参谋长。 中央军委关于西征的目的、任务传达下来后，我们立即按照野战军的要求进行动员和准备。针对西征作战区域主要是回民聚集区的特点，我们除向部队进行政治形势任务教育之外，还重点进行了关于严格遵守回民政策、纪律的教育。与此同时，我们还传达贯彻了大相寺会议反对“本位主义”的精神，把会议精神一一传达到连，传达到每个党支部，并要求大家展开讨论，展开检查，使大家深刻理解“本位主义”的危害性。在军事上，则着重进行了战场侦察和临战训练。 陕北的五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又第二次来到吴起镇，感想颇多。吴起镇是陕、甘边区最西面的边沿，背负大山，俯靠洛河，城寨筑在河堤上。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们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现在旧地重游总能引起人们的亲切回忆。 五月底，西方野战军分两路从各自的整训地出发。一军团奉命从陕北西经安塞、保安、吴起，向甘肃境内的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曲子镇前进。一军团以二师为前卫，二师又以我们二团为前卫。 头几天没有事，行军路上，只见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人烟稀少，到处都是荒凉草坡，以及在上面奔跑的羚羊、纷飞的野鸡和乱窜的野兔。这里吃水困难，小河沟里的水都是苦水。当地老百姓吃的水大都是自家水窑里的水，再就是在冬天下雪以后，出去将积雪运回来倒入水窑中所融化的雪水。水窑里积存的水往往有限。部队到了宿营地后找水做饭很困难，常常一天只吃两顿饭。 六月三日，我们来到了离曲子镇大约有三十里的一个地方。我们出发前还没有发现曲子镇有敌人，但这时先去侦察的侦察参谋回来报告说，曲子镇是个土城，城里有敌人的骑兵部队在那里休息，多少搞不清楚。我和梁兴初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杨得志和萧华。他们就命令二团准备消灭曲子镇的敌人，同时强调不管镇上有多少敌人，都要先迅速地把曲子镇包围起来，绝不能让敌人跑了，而且要争取不让敌人发现。他们还交待，如果敌人少，二团就先发起攻击；如果敌人多，就等后续部队到来后再一起打。 接到消灭曲子镇敌人的命令，我和梁兴初两人高兴地跑回团里，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我们在离曲子镇十五里路的地方，稍事休息后，就召集各连连长、指导员开会，说明情况和任务，要求大家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在会上，我们具体分配了各连的包围任务，选择好突击点和火力阵地，特别要求各连准备好梯子和竹木工具，以便爬城墙用。还要准备好铁锹，必要时挖地道、炸毁城墙。要组织好机枪火力点，以掩护爬墙队伍。另外，还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战士组成突击队，首先登城。由于任务紧急，我们最后还特别强调，各连的准备工作，务必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部队开始做准备工作的同时，梁兴初和我就去侦察曲子镇周围的地形，发现曲子镇的城墙方圆一公里多，墙高二丈、厚六尺许，四周建有碉堡，墙外还有一丈深的堑壕，但无水。经过详细侦察，梁兴初决定从东南角主攻，在西南角助攻，并在城外的制高点架好机枪，以压制敌人的火力。 我们是从下午一点钟开始准备攻城的。奇怪的是，城里的敌人既不打枪，也不吭声。两点半，对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检查完毕，三点，部队开始攻城。我们一爬城墙，敌人就开始打枪了。由于我们准备充分，攻势迅猛，不一会儿就打开了一个口子。梁兴初和我带领两个连攻了进去。突击队的战士们在猛烈的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很快爬上城墙，并攻占了城东南的小碉堡。紧接着，我们又攻击前进到下面的街道上。守敌被迫退到西北角的居民区顽抗。杨得志、萧华就在城边外的马路上指挥我们。 我们是从东南攻进城的，进城后一直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待攻到西北角时，看到了敌人的一大片骑兵，大约有好几百匹马，从抓到的俘虏口中得知，那是马鸿宾的部下，一个外号叫“野骡子”的旅长带的三、四百人，主要是骑兵。他们准备从庆阳赶回宁夏去，这天正好路经曲子镇，在这里休息吃饭，不料想叫我们给围住了。 我们部队刚刚到陕北，只是在吴起镇的城外遇到过一次骑兵，我们对打运动战比较有经验，但是对城市攻坚战，我们没有打过，对这次在镇子里的街道上打巷战，更是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攻进城后，一开始并没有顺着房屋逐渐攻击前进，也没有构筑工事防备敌人的反击，而是用两个连沿街道横扫过去，直逼西北角。我们认为敌人在街道上骑术施展不开，原以为一鼓作气把他们消灭掉是不成问题的。没想这就疏忽大意了。 就在我们一直向西北角攻击前进时，“野骡子”抽足了大烟，亲自带着他的全部兵马从西北角的各个街巷里钻了出来，向我们发动反击。“野骡子”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金钱收买的亡命徒，他们不骑马，全都光着膀子，提着一把或两把马刀，奋力反扑。他们来势汹汹地冲出来，立刻就压住了我们的前进道路。由于我们的部队没有巷战经验，也没有反击敌人的准备，敌人这一凶猛反扑，很快就被他们用马刀砍掉一些人，这样一来，前面的队伍顶不住了，我们两个连只好边打边撤。我们一退，敌人就更向前猛压，结果我们伤亡了百余人。 就在这时，战场情形又发生了变化，西北角被我们二师五团得手，在我们二团和五团的夹击下，反扑的敌人退了下去，蜂拥在几个石头窑洞内同我们顽抗。 从俘虏的口供和当地群众的口中得知，“野骡子”确实是马鸿逵部队里一个强悍的干将，因此萧华要我们告诉部队，“野骡子”的部队一定要消灭，但必须要勇敢加机智和技术。这时太阳已西下，夜幕将临，我们二团的同志对半天未解决战斗很不服气，请求再攻。杨得志、萧华很照顾我们，命令二团和五团各派一个连从两个方向进攻。 黄昏后，五团先用一个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城墙上的碉堡全部打下，把敌人逼进几个院子里。我们就用手榴弹一串串地投进去，炸得里面的敌人人叫马嘶，到处乱窜。乘此机会，我们冲了进去，用刺刀同敌人搏斗，捅死了不少拿马刀的敌人。在我们的猛攻之下，敌人抵抗不住，有的就窜进老百姓家，换上便衣，躺在炕上装病，有的则把头钻进洞里，把屁股露在外边。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抓俘虏，缴枪缴马刀。到晚上十点钟，除“野骡子”自己盘踞的院子之外，其余各处的敌人都缴了械。 最后，五团的同志把手榴弹投进了“野骡子”藏的那个窑洞，结果把他的卫兵炸死了，“野骡子”也负伤被抓。“野骡子”被俘后，五团把他送到师部。在师部，师领导对他做了很多工作，并给他治了伤，最后按照中央和军委指示，将“野骡子”个人放了回去。 这次战斗开始进行得很须利，一下子就突破了城墙，攻进了城，后来之所以受挫，总结起来就是一条，那就是在城市里作战，不应当只在街道上一窝蜂似地勇往直前，而应当凭借房子，凭借障碍物逐步向前推进，退却时也一样，如果只在街上猛冲，把自己完全暴露于敌人之前，是非吃大亏不可的。 这次战斗是杨得志、萧华命令五团增援才解决的战斗，虽然最后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二团却受挫了。因此，打完这一仗后，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事后邓华来看我，问我负伤了没有。我告诉他，我没有负伤，只是从城墙上摔了下来，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摔下来的。我和梁兴初还向邓华表示，这一仗没有打好，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邓华安慰我们说：“你们不是把敌人包围起来了吗？不是攻进城了吗？表现得很英勇嘛！最后你们二团和五团消灭了敌人获得全胜，为今后攻坚战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对此你们要很好地总结，接受教训，这是我们的财富。” 曲子镇战斗打响了西征第一炮，此仗打完，马鸿逵部便望风而逃，被迫退守宁夏，再也不敢与我们正面交峰了。 曲子镇战斗结束后，我们在曲子镇休息了一天。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部队继续西进，经洪德城、毛居井等地，到达七营川一带，进入了宁夏地区。在这里，部队停止了前进，同南面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部队对峙。此时，西征的红军西方野战军已占领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定边、蓝池、豫旺、环县、海源、同心城、七营川、阜城、洪德城等陕甘宁边境的广大地区，开辟了纵横二百余公里的新根据地，和原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了新的陕甘宁根据地。至此，我们基本完成了西征作战的主要任务。 我们暂时驻扎休整的地方是一个平川，附近有条清水河。清水河是当地的一条大川，水流由南向北，一直通向黄河。河两面是山，山上有塬，山与山之间则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沟。就在这里，我们一直休整到八月底、九月初，前后住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部住豫旺堡，二师师部住李旺堡，四团、五团住七营川，我们二团则住最南面，直接与东北军对峙。二营和五营负责向固源方向警戒，防御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当时在我们周围，南面是张、杨的部队，北面是马鸿宾、马鸿逵的部队，往西是邓宝珊的部队。这些部队中，属张学良的东北军实力最强，因此东北军也就成为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 由于我们二团处于同东北军对峙的最前线，因此向东北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就成了我们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根据上级批示，我们自上而下地在部队干部、战士中介绍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争取东北军抗日救国的政策教育。然后，让政治机关的宣传队下到连里开展宣传、培训工作，教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使连队的干部、战士都参与对东北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在七营川附近休整的初期，南面的东北军在蒋介石的重压下，曾派出过两个团的骑兵向我们寻衅。遵照上级的批示，我们没有予以反击，而是向其喊话，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兄弟们调转枪口打死蒋介石卖国贼”等。此后，他们没有再向我们进犯，我们也没有打他们，相互之间处于一种互不侵犯的状态。 那段时间里，双方虽然对峙，但是不打了。这一时期里，军团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统战工作。我们白天就用各种方式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晚上有时还开联欢会。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奉中央的命令，经常换穿便衣，坐上牛车，进出我们团的驻地，去东北军那里开展工作。那段时间，我们和朱瑞的接触比较多。他告诉我们，如果东北军要来我们驻地联欢，就欢迎他们来，但暂时不要到他们那里去。后来发展到双方部队直接联欢。当时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上层展开，部队除担任警戒，同东北军对峙外，主要是进行联欢。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尽量和东北军的下层交朋友，但我们也不放松对他们的戒备。不久，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就同东北军的一个师长签订了停战协议，这是我们当时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和抗日救国宣传的第一个成果。 宁夏地处黄土高原，夏季气候炎热、干燥，中午特别热，早晚却很凉，晚上要盖棉被、早晨要穿棉袄，有“早穿棉袄午披纱”的说法。黄土高原上普遍缺水，尽管我们驻扎的平川里有一条清水河，可这条河在流经同心城以下区域的过程中，溶解了大量红色岩层，使河水变苦，不能饮用。居民大都靠挖井，冬季将雪储入井中，就吃这样的水。 七营川一带村庄稀疏，人烟稀少。村子里既脏又乱，很少有座像样的房子，大多是破壁残垣。老百姓很穷，绝大多数穿得破破烂烂的，这里土地贫瘠，盐碱遍地，小麦产量很低，每亩地年产百把斤。见到这种情况，战士们都很气愤，说是马家军把老百姓害苦了。 我们的驻地是回民聚居区，根本没有猪肉吃，有时买点牛肉、羊肉吃，能买到鸡时就吃鸡。主食是麦子、玉米和土豆，蔬菜不多，但夏天有西瓜。生活很艰苦，因为缺水，很少洗澡。 这里是新开辟的区域。起初回民对我们不了解，有逃跑的，经过我们慢慢地做工作，就都回来了。我们团的七营、五营和三营住的村子都是回民村，做不好回民的工作，连脚都站不住。野战军专门向各部队宣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住清真寺；二、不准吃猪肉；三、不准在回民区筹款，不打回民的土豪。部队里掀起了尊重回民、尊重回教和帮助回民的热潮。比如有的村庄吃水困难，要到十里以外的山沟里去挑水，我们就开展挑水运动，积极帮助回族同胞挑水。 当时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除对南面的东北军进行警戒和开展抗日宣传之外，就是开展群众工作。这些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帮助当地回民建立回民政权，并依靠回民去摧毁清水河一带的反动武装，争取把马鸿逵统治下的群众统统解放出来 ；二是帮助回民群众种地、收庄稼，如早晨出操后去帮助群众抬肥、施肥，麦子成熟后帮着群众割麦子、搞秋种等；三是帮助回民群众搞好环境卫生。这里的道路全是坑坑洼洼，一下雨就成为一片汪洋。老百姓家的牛、羊圈很简陋，厕所很少，居民随地大小便。由于卫生极差，一到夏天，苍蝇、蚊子就多得不得了，爬得到处都是，看了都叫人害怕。炕上的臭虫之多，晚上咬得人没法睡觉。一开始我和梁兴初一起睡在炕上，后来就不得不找人借了块门板，睡在门板上。为了帮助回民群众搞好环境卫生，我们就帮助村民修筑道路，整理牛、羊圈，修建厕所，灭蚊蝇、臭虫。回民群众的房子大都破旧不堪，一下雨就漏，我们就不断帮助他们修理房子。这样，我们所驻地区的卫生状况都有了较大的改变。 同时，我们强调人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顶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吃猪肉，不准说“猪”字，不准接近回族妇女。 这样一来，群众对我们也就特别好。回民是很讲感情和义气的，他们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是真正的回民军队。他们把我们长征时期经过时送给他们的几面旗都挂了出来，还请我们洗澡，请我们吃全羊，把我们当作了自己的家人。 至于部队本身，由于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任务，我们就强调干部、战士学文化。由各个连队的文书当教员，用树枝作笔，大地作纸，坚持每天写字、识字。 那时，我和梁兴初都有马，每天早晨起来我们俩都要在川里骑马跑上一段时间，借以练习骑术，锻炼身体。 七、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 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旬的一天，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召集团以上干部，到一军团军团部驻地豫旺堡开会。我和梁兴初骑马跑了七、八里路，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会场。会场设在豫旺堡城外的草地上，军团部临时搭了一个台子作为主度台。 下午，一军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约三、四百人齐集在那里，一起开会。彭德怀首先在会上讲话，然后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也分别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都很短，主要是动员红军继续向西南行进，沿西（宁）兰（州）公路两侧进至靖远、固宁、会宁、静宁一带，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负责筹集资财和粮食、蔬菜，迎接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 会议开完，又演出节目。看完演出，一军团军团部招待大家在一起会餐。那个时候吃的东西比较困难，军团供给部花了很大的力量，买了十头羊、一条牛和两头猪，做了红烧猪肉、炖牛肉和红烧羊肉，还有大米饭，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 会餐开始时，已是午夜时分，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我们个个都是饥肠漉漉。月光下，看见一担一担猪肉、牛肉、羊肉和米饭挑向会场。这时大家都饿了，我们一军团的干部就拿着盆子，拥上去打了饭菜就吃。因为这是在一军团的驻地，十五军团的干部是客，他们在一旁等着，比较客气。结果一军团的干部一下子就把饭菜差不多快抢吃光了。眼看着十五军团的干部没有多少吃的了，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就发了脾气，说：“军团的干部太不像话了！你们就不能照顾一下十五军团的干部吗？这样抢吃像话吗？”聂荣臻这样当着十五军团干部的面，当场给一军团干部的这一顿批评，使得我们再也不好意思吃下去了，于是不少人就迅速离开会场，饭没有吃完就走了。我也是刚吃了半碗饭，就同梁兴初一起骑马回到自己的驻地，天已快亮了。当时我们两人也是一肚子气。一天一晚没有睡觉，饭也没有吃好，肚子饿着，又挨了个大批评。这是这次会议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事后想起来，我们也认为聂荣臻的批评是正确的，当时确实也是不像话。月光下也看不清楚是谁带的头，反正就这么一拥而上。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只顾自己，不顾友邻的充分表现。 尽管在会上挨了一顿批，但会后大家情绪还是很高，都说这下可好了，等二、四方面军来了，我们就可以把甘肃、宁夏、陕西的大片地区建成巩固的根据地。 九月底、十月初，西北已是晚秋季节，当时下筹备冬衣，准备向西进发，然后，我们翻过六盘山，来到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甘肃静宁、会宁、定西一带，这时候前面的部队已和红二、红四方面军见了面。十月九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军总部会师，十月二十二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了，红军的力量增强了。不出毛主席所料，整整一年，四方面军又北上和我们会合了。 我们二师当时住在界石铺是一个比较大的镇子，师部住镇上，我们二团住乡下。师长杨得志则带着部队在前面，负责向一样，梁兴初带着两个连去前面担任警戒，我则带着其它队伍在后面。 我们在界石铺附近驻了下来。这是一个汉人较多的地区，我们又开始打土豪，以筹集资金、粮食、物资、布匹和药品。之后，我们杀猪宰羊，准备欢迎二、四方面军的队伍。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我们这些团的干部，既没有见到朱德总司令，也没有见到张国焘、徐向前、刘伯承、贺龙和任弼时等领导。来到我们师部的，是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的同志。在师部，我们见到了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萧华还把师部住的房子，包括他自己的房子都让了出来，并请包括甘泗淇在内的二方面军政治部的同志一起吃了顿饭。萧华把我也找了去作陪，一起吃了一顿。那顿饭全部是羊肉，有十几道菜，做得特别好。我们还把已经准备好的慰问品，送给了与我们见面的二方面军的每个指战员。 第二天，红二方面军的部队继续向西北前进，我们就在原地掩护，在驻地组织部队夹道欢迎和欢送。看到他们过来，我们就鼓掌、呼喊口号和端茶送水，并帮着他们抬伤员和招呼落伍掉队的同志。二方面军的部队一共过了两天，等他们过完后，我们便回到宁夏的同心城，就在同心城住下来了。 以后我们才逐渐知道，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自阿坝同红一方面军分手南下后，在“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鼓舞下，开始部队士气很高，因为大家都不习惯藏族地区的生活条件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欢雪山和草原。一开始，南下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进展挺顺利，但正当红四方面军节节胜利，张国焘踌躇满志地再次来到成都附近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时，蒋介石已经集中了八十个团二十万人马在那里等着他们。这一战，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重新向北撤回甘孜。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二、红六军团来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七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在甘孜开会，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和朱德、刘伯承一起坚持北上抗日，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意见。七月十四日，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陕北。 八、九月份，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来到兰州以南地区。这时红四方面军内部又发生了一声争论：张国焘主张渡过黄河，进占甘北，然后西进新疆，打通同苏联的联系；陈昌浩则主张在甘南建立根据地，以作为陕甘宁苏区的延伸。争论的最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同意下，张国焘作出了组建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的决定。这个决定，使红四方面军遭受到了空前惨重的损失。 西渡黄河的决定作出后，还有三万五千余人的红四方面军即开始渡河西征。但当包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在内的五军、九军、三十军两万余人，在靖远的虎豹口渡过黄河以后，国民党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冲了过来，把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分成了两半，致使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四军和三十一军未能渡过黄河，被阻隔在黄河东岸。 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西渡黄河后，于十一月十一日正式组成西路军，但很快就被马家军切断了同主力红军的联系。由于西路军是孤军西进，情况越来越危急。最后终于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张掖、武威地区被马家军围攻，全军覆没。马家军骑兵凶猛膘悍，能骑善射。西路军被包围，弹尽粮绝，悲壮失败。后来只有少部分同志化装潜行，历尽千难万险，回到了陕北。 所以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同我们会师时，实际上只剩下四军和三十一军两个军，合计一万余人。相比之下，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遭遇的困难，相对要小一点，人员损失也比较少一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的领导下，在静宁与一方面军会师时，队伍约两万人。 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在陕甘宁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就有了四、五万人，这对蒋介石的震动极大。他急调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的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共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根据地，并亲临西安坐镇指挥，以图把红军消灭于甘肃、宁夏地区。 追逼我们最紧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胡宗南所率的四个师，已经进占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哨马营、保牛堡一带，对陕甘宁根据地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主力应迅速向山城堡靠拢，集中全力，准备在山城堡地区打好对胡宗南部队的这一仗。中央军委指出，打好这一仗，对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否则敌人会以为我们可欺，将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山城堡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由一军团、十五军团和四方面军的部队担任主攻，二方面军负责打援。 从军团部领受任务回来，杨得志、萧华将敌我情况向各团领导作了详尽的传达，并告诉我们，红二师将由西南向东北进发，担任山城堡战役的主攻任务。师里决定，由四团和五团在前面主攻，二团作为预备队在后面跟进。任务明确后，队伍迅速北上。经过四天的夜行军，进入了山城堡以西地区，利用山联塬，塬联沟的地形，隐蔽在沟里，决心打好这一仗。 十一月中下旬的西北高原相当寒冷，经常下雪。我们天天艰难地行进在雪地上，天冷，我们的棉衣单薄，沿途村子稀少，有时一夜行军七八十里，竟然连一个庄子都看不见。这里是沙漠地区的边缘，每年都被沙漠吞噬掉一些村庄和窑洞，老百姓害怕沙漠，大多搬走了，有的空窑洞还很大，一个窑洞就可以住上百把人。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大村子，全团人都住下了。但由于村子里没有人，我们自己带粮食，带菜，和着雪做饭吃。 部队虽然顶风冒雪，忍饥挨冻，长途行军来到山城堡附近，但大家的士气非常旺盛，决心要以打好这一仗的实际行动，来庆祝三大主力军的胜利会师。 经过侦察我们了解到，胡宗南的部队是从湖南起程，经过湖北兼程北上，当时刚刚到达山城堡一带。这里人烟稀少，收集粮食困难，水源也缺乏，所以他们也是人困马乏，面临的困难并不比我们少。不过他们比我们有利的，是上有飞机、下有汽车可以帮助运输，但靠汽车运输毕竟有限。而我们，地形熟悉，又东靠陕北根据地，有可靠的后勤保证。况且我们到山城堡附近时已休息了几天，可以以逸待劳。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们各参战部队完成了对山城堡的包围。当天下午，首先开始肃清外围，并逐渐向山城堡向山城堡镇内压缩。黄昏时分，外围基本肃清，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进行猛烈攻击。经过一夜苦战，到天快亮时，山城堡被攻了下来。接着，部队开始分割包围，干净彻底地消灭了山城堡及附近的敌人。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共消灭胡宗南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的两个团，同时其它方向进攻的敌人也被红二十八军击退。不过，我们部队的伤亡也不小，二师五团政委陈雄同志就是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的。 在山城堡战斗打响的当天晚上，我们二团奉命没有动作。第二天早晨接到命令，要我们团进到山城堡以北，防止残敌向宁夏方向逃窜，同时警戒并阻击可能从甜水堡方向来增援的马家军，以掩护进攻部队最后解决山城堡的战斗。因敌人的增援部队未来，我们二团这次没有打上仗。 经山城堡一战的沉重打击后，胡宗南部的主力向西撤退，蒋介石精心部署的整个进攻计划被粉碎。山城堡战斗后，部队回到陕北边境的桂家口进行休整。这时，三大主力红军已占领了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相交的一大片地区，约有三十多个县。这一大片地区里，到处都驻有我们的队伍，真是人欢马叫，好一片兴旺景象。 部队休整期间，朱德、彭德怀、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召集三个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开会，庆祝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次战斗——山城堡战斗的胜利。参加会议的各位领导都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气氛十分热烈。 我们团一级干部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是师政委萧华回来向我们传达的。据萧华说，在会上，朱德总司令非常高兴，热情洋溢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致以亲切的问候，而张国焘则不大吭声，只是在表面上对大家应付一下。 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以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部队干部、战士的士气。根据地的老百姓也都非常高兴。 山城堡战斗实际上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战，战斗的胜利，对国内和平的实现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九、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电话命令我们二团继续向宁夏前进。次日凌晨四时，我们全团按照师部的命令，作为前卫开始向宁夏甜水堡前进，准备消灭驻扎在甜水堡的敌人。 那一天，梁兴初带着尖兵连走在前面，我带着团部和其它各连在后面跟进。我们走得很快，到天亮时已走了四十多里路。师部随后来了没有也不知道。到上午十一点，我们已在途中休息了两次，可一看后面，师部还是没有来。因为没有接到别的命令，虽然我们的心里有些疑惑，还是命令部队继续前走。 当我们走到离甜水堡还有十几里路的地方，突然师部派来了一个骑兵，送来了师部的一封信，要我们向后撤回原地。至于为什么要后撤，信上没有说明，我们也不知道。这时梁兴初带着尖兵连已在前面跑得很远了，离我们大约有好几里路了。我们团没有骑兵，我只好自己骑着马去追上梁兴初，把梁兴初及其尖兵连找了回来。一路上，我们俩都在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回原驻地的路上，我们正好经过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部的所在地。我和梁兴初就跑上去找三十一军的军首长，想问问情况，当时三十一军军长是萧克，政委是周纯全，他们住在一个土窑洞里。虽然我们过去并不相识，但他们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萧、周二人告诉我们，现在不要北上了，要南下，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了，所以部队要南下去支援张、杨。 听到蒋介石被抓起来的消息，我和梁兴初不知道该有多么高兴。当时，萧克、周纯全要留我们俩吃饭，我们说什么也不吃，只想着赶紧回去。跟蒋介石打了近十年仗，没有抓住他，这一下可把他抓住了，大家那个高兴呀，真是没法说！心里一高兴，走路也不觉得累，平时行军走上十里、八里就要休息一次，这一下也不休息了，一阵风似地跑回了师部。 在师部，杨得志、萧华、邓华告诉我们，十二月初蒋介石由洛阳亲赴西安，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剿共”，并且决定如张学良、杨虎城不听命令就解除他们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张、杨于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发动“西安事变”，拘捕了蒋介石，之后他们电请红军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住蒋介石后的善后事宜。对此，中央已作出紧急部署，令红军南下，支援张、杨的部队，防备国民党亲日派的乘机进攻。他们还解释说，师里在清晨接到军团的电话后，还没来得及通知，我们就已经走了，只好派一个骑兵通讯员去通知我们。现在队伍回来了，很好。他们让我们就在附近休息一下，明天就向南往庆阳前进。 从师部回来，我和梁兴初决定召开全团排以上干部会议，把“西安事变”的消息简要地告诉大家。我们把干部集合在一小块草坪上开会，梁兴初首先讲话，他一开口就告诉大家，蒋介石在西安被活捉了。大家一听都怔住了，整个会场静得鸦雀无声，不过看得出来，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高兴。片刻之后，才有人回过神来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梁兴初说：“请政委给你们讲。” 接着我告诉大家，刚才团长和我到师部，师首长告诉我们不再向北前进，而要转而向南，向西安前进，因为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双十二”。我解释说，“双十二”就是十二月十二日两个“十二”的意思。接着，他们又问是怎么捉住蒋介石的。我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怎么告诉你们哪？这是好消息，我们大家都高兴。现在部队要向西安前进，去支援张、杨对蒋介石作战。我们抗日的力量大了，形势也大有好转，不过形势究竟怎么好转，要看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文件才知道，你们不要再问了，上级有了指示，我们会场告诉你们的。但目前我们就知道这么多。”我要求在会议结束以后，各连都要向全体战士传达会议所谈的情况，以鼓舞斗志和提高士气。 最后，我向各连布置了南下西安要注意的事项。南下可能要急行军，昼行夜宿，要注意做以下的四项工作：一、要做好巩固队伍的工作，减少掉队，防止逃亡；二、由于南下经过的地方都是新地区，而且是张、杨的地区，要特别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努力扩大红军的影响；三、要把东北军、西北军看作友邻部队，要向他们明确表示，红军是来支援他们的；四、可以在新区适当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个别地吸收一些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以充实部队的实力。 十二月十三日，二师开始向庆阳前进。我们二团由北上时的前卫，变成了全师的后卫。 一路上，部队情绪极高，大家一边走，一边议论，猜测全国形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但高兴之余，大家也存有一些疑虑。因为红军就那么多，根据地也只剩下陕甘宁一个，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大得多，抓住了蒋介石，内战是不是能就此停止？我们和东北军、西北军究竟能不能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些都还没有把握，对此不能盲目乐观。另外，究竟是如何抓住蒋介石的，在什么地方抓的，张学良抓蒋介石同我们党和红军有什么关系，没有人清楚，都纷纷乱猜。至于抓到蒋介石以后应当怎样处理，大家的议论就更多了。总的来说，大家一致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认为这是一种正义的行动，至于抓起来以后怎样处理，大多数人主张枪毙了他，也有不少人主张把蒋介石长期关起来，只有少数人主张逼蒋介石抗日后放了他。 对“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估计，大家也是议论纷纷。一种估计是，事变后我们和张、杨的部队联合在一起，可以把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在内的整个西北联合起来，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以对抗国民党的部队。另一种估计是，把蒋介石扣起来以后，亲日派何应钦乘机调兵进攻张、杨的部队和红军，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第三种估计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下属军官意见不一致，导致张、杨部队内部分裂。还有一种最坏的估计，就是张、杨可能会在国民党亲日派部队的进攻下失败，像当年的十九路军一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并且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议。但事变不久，他们就在蒋介石的重兵压迫下失败了，十九路军被编散。 当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种结果是，内战就此停止，团结蒋介石一致抗日。这种分析的根据是，除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外，还要看到全国各个阶层、各爱国人士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救亡图存，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民心不可侮，中华民族一定会走向进步，抗日救亡一定能实现。当然，也有人提醒说，张学良、杨虎城是不会替共产党说话的，而且我们也指挥不了他们，所以要谨慎，要提高警惕。 这时，一军团政治部来了批示，要求我们按照中央所发表的新闻报导，向部队进行宣传解释，并搜集各种反映，向上级汇报，以便编发统一的宣传解释材料。军团政治部还向我们通报说，中央已先后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参加谈判。 向部队干部、战士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有：我们党历来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内的全国各党各派各民族阶层，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以拯救中华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救亡图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个责任就担在我们党和红军身上，我们要以 实际行动，影响东北军、西北军，影响全国的军队和人民；这次“西安事变”处理的好坏，是关系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大事，大家要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不要没有根据地乱猜瞎想，至于对蒋介石怎么处理，我们要等待中央的决定，中央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执行。 军团政治部要求各部队把上述这些内容编成教材，对所属部队进行系统的正面教育，作为我们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第一课。 当时我们团以上干部还知道，“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内部也是一片混乱。何应钦、汪精卫、张群等亲日派主张投降日本，何应钦已与日本签订了出卖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何梅协定》， 在得知蒋介石被扣后的第二天，何应钦就自封为国民党军队的代理总司令，并在河南组织了总指挥部，加紧调兵遣将，组成所谓的“讨逆军”，准备进攻红军及张、杨的部队。一时间，国民党的大军云集郑州、潼关一线，随时准备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何应钦还在洛阳集中了大批飞机，准备用来轰炸渭南和侦察西北，其目的就是想乘机夺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以进一步和日本妥协。 国民党内的另一派，就是宋美龄、宋子文、孙科等蒋介石的亲属。他们认为只要一开打，蒋介石就非死不可，因此竭力主张首先要把蒋介石救出去。 还有其它各省的军阀队伍，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山东的韩复榘，各有各的想法，各人的态度也不一样。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捞一把。 当然，国民党内也有主张抗日的，如宋哲元、马占山、傅作义等。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向平津、冀东、察哈尔、热河、绥远步步进逼。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远见卓识，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安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当前的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间派在动摇中。”对此，中央认为，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 周恩来在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详细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并代表中共和红军与张、杨及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经过一系列艰苦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以“领袖人格”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并发出撤兵的手谕。之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挽救中华民族、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张、杨二人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虎城全家遭杀害，张学良在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被扣留，失去自由长达五十余年。 此时，我们部队继续南下，走到离庆阳不远的地方时，前面伟来消息，说前卫部队已经在庆阳同东北军会合了。庆阳是甘南比较重要的一个县城，驻有东北军的一个团。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认为以后和东北军大概是不会再打仗了。 部队一面南下，一面开始进行一系列针对东北军、西北军教育。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还专门为此作了一个指示，大意是：越往南走，和东北军、西北军接触的机会就越多，他要求我们，第一、要注意部队的军容风纪，着装要整洁，队列要整齐；第二、要有礼貌，同级别干部要互相敬礼，遇见对方的上级，要先敬礼，后握手问好，走时要告别；第三、队伍行进时，遇到友军要主动让路，领队人员要主动和对方打招呼；第四、态度要热情、诚恳、友好；第五、对方请我们吃饭，一律婉言谢绝，如坚持要请就去，但要注意礼尚往来，有来有往，送东西也是如此。对聂荣臻的这些指示，我们向全团排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我们还对如何落实这些指示，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等我们来到庆阳，见到驻守在那里的东北军时，感到他们的态度非常友好，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为我们烧好了水，等着在那里接待我们。当时庆阳还是由东北军来防守，我们只是经过那里，按规定不住庆阳城内。为表示谢意，我和梁兴初专门到城北东北军部队的团部去拜访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我们是经过这里的最后一批队伍，在我们后面就再也没有队伍了。 从庆阳出来，再走两天，就到了甘肃和陕西交界处的宁县。这时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并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洛阳。与此同时，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也已开始撤往潼关。 我们队伍在宁县附近接到命令，要部队暂时停下来休整待命。部队休整期间，师部住在离宁县县城大约三十里地的早胜镇。早胜镇地处塬上，比较繁华，大约有八、九百户人家。师部决定，我们二团住在宁县县城里，并负责和县政府取得联系。 宁县县城是建在塬下的沟里，穷得不得了，只有破破烂烂的一条街，一共不到两百户人家。县政府设在一个窑洞里，里面没有多少人。宁县的县长是个浙江人，穿着件旧长袍子，带着个老婆，一看就知道是个穿县长。不过这个县长挺精明，像一个小政客。我们进去时，他正蹲在窑洞里。看见我们进去，一开始他吓得要死，后来看我们并无恶意，才平静下来。我告诉他，我们部队要暂时住在县里一段时间，请他多帮助。他听了之后不住地说：“好呀，你们住在这里，欢迎你们！只是我们这里穷得什么也没有，招待不周，还请你们原谅。” 我跟他说，我们只是住在城里，不干涉他的事务，他管他的县务，我们管我们的队伍，只是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粮食、烧草和马料，其它的事情我们自己负责解决。对我们的要求，他满口答应。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县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后来得知这个县长还抽鸦片烟。 后来，那个县长请我们吃了顿饭。过了两天，我们想，按照要礼尚往来的规定，得回请他们。于是我又去县政府对县长说：“今天一来是看看你们，二来是我们队伍住在这里，有什么违反纪律之处，请向我们提出，我们一定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再就是请你到我们那里吃顿饭，请你的夫人也去。”县长听后非常高兴。那一顿饭，我们搞了十几个菜，并请他们喝了点酒。 接着，师政治部就来了电话，说准备派民运科长到县城来和县长直接联系，因为早胜镇属宁县管辖，许多事情还得通过县政府来解决，要我们带他去见县长，介绍一下。以后这个民运科长就住在县政府内，有关的一切事情都通过他去办理，我们就不再插手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在他的纵容下，何应钦等人又重新调集了二十多个师，进逼西安。随后，我们也奉命继续从宁县南下，经陕西的旬邑和淳化，到达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地区，准备协同东北军、西北军迎战何应钦部队，这里已离西安不远了。三原地区，除西安外，是陕西最好的地区之一，渭河两岸土壤肥沃，人烟稠密，农业发达，盛产小麦和棉花，有“八百里秦川”之称，就在这个地区，我们渡过了一九三七年的元旦和春节。 利用在这里休整待命之机，我们开展了扩兵活动，各个部队都派出了扩兵小组，在自己的驻地周围开展工作。我们二团由梁兴初留在团里照顾部队，我则带着一排人到富平至临潼一带扩兵。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就扩到了三百多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贫农、雇农，也有少数学生。我们整个一军团扩了几千人。这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抗日情绪的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团结抗日，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的最大心愿。 正当我们在三原地区欢度春节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调一批干部去延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军政大学学习，为形势的发展培养和储存干部。抗大原名红大，驻保安瓦窑堡，一九三七年一月初，随党中央进驻延安而迁往延安。命令下来后，大家踊跃报名，都不想错过这个学习机会，但结果还是军事干部被批准的多，政治干部被批准的少。二师师长杨得志被调去学习，黄永胜又调来二师当师长，接替了杨得志。二团团长梁兴初也被调去学习，四团副团长季广顺调到二团当了团长。我要求去延安学习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留在部队继续工作。这时红一军团的代理军团长是左权，政委仍是聂荣臻，政治部主任则由邓小平接替，朱瑞调延安学习。 我扩兵回来不久，就欢送梁兴初去延安学习，那个时候干部调动很简单，一个命令下来，说走，集中到军团部就走了。那天，我叫人买了两只鸡，买了点肉，还买了点酒，请梁兴初好好吃了一顿饭，就算欢送他走了，至于黄永胜来，杨得志走，我们都没有到师部去参与欢迎和欢送。 十、宁县整训——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前中共中央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会上虽未对中共中央的建议作出明确表示，但却确定了将武装“剿共”改为“和平统一”、适当扩大民主的政策，表示可以跟共产党进行谈判。这标志着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至此，国共合作初步形成，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鉴于这一形势变化，中央决定，进驻三原地区的红军队伍撤回原驻地。于是，经过七天行军，我们二团回到了甘肃的宁县县城。一军团的三个师，一师驻正宁县，二师驻宁县，四师驻旬邑县，军团部则住在宫和镇这个较大的镇子里。 回到宁县时，除沿途人民热烈欢迎我们之外，县政府、保安团、商会及地主、士绅也都出来欢迎我们，他们的态度跟过去大不一样，对我们都挺友好。这一变化，使我们十分直接地感受到，十年内战停止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变。亲眼目睹这一转变，使大家兴奋不已。 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抗日战争，中央决定红军各部队进行集中整训，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好各方面的准备。我们团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在所驻的宁县进行整训。以后这个阶段应当说是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首先是抗战的思想准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以后，中央曾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陆续发出了许多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一九三七年五初，毛主席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相继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央的这些指示、教育材料和毛主席的报告，即成为我们进行思想准备工作的重要学习材料。在整训中，我们全团指战员通过反复学习讨论，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克服了若干怀疑、抵触、盲目乐观情绪和“左”倾主义倾向，增强了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解。 在这一过程中，一军团政治部还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编成了系统的教材，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讲起，讲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再讲一九三一年日本策画的吞并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讲一九三三年日军侵占热河全省的事件，最后讲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变成“满州国”第二的阴谋，说明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了我们半个中国，如不奋起反抗，亡国灭种的惨祸即将面临到我们的头上。通过对这个教材的学习，更加激发了全团指战员的民族仇恨，增强了他们把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是抗战的组织准备。为促成全国抗战，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提出，将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番号、编制统一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为适应这一变化，中央决定对部队进行一次统一的相应教育。但对内强调：番号、名称着装可以变，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坚持共产党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绝对不能变。特区政府的一套独立制度不能变。当然，对一些政策作了相应的改变。如在土地政策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的口号，代替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以抗日累进税代替过去提出的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主张。 为增强党内团结，整训期间，我们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活动。记得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红一、红四方面军联合在红一军团军团部驻地宫和镇开了一次两个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大会，我们二团是我和季广顺两个人参加了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军团部临时搭了个草棚，我们就在这个棚子里开会。 任弼时专程由延安代表中央到宫和镇来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其他领导还有杨尚昆、聂荣臻、左权、袁国平等。会议首先由任弼时作报告。他系统地谈了张国焘的错误，讲了懋功会议、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上张国焘同中央的分歧，讲了张国焘怎样阻止红军北上，怎样拉队伍南下，讲了张国焘在被迫北上后，又怎样力主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以致西路军遭到失败，大部分同志被杀害，枪支被缴械，队伍被消灭，仅剩下少数同志一个一个地分散回到陕北苏区。在系统谈了张国焘的错误后，任弼时又强调要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分开。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全体干部英勇奋战的精神，强调一、四两个方面军团结的重大意义。 任弼时的报告后，接着发言的主要是四方面军同志，其中以王新亭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他发言中批判揭露材料最多，我们一方面军的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只是一般性地表了表态。 会议前后历时十天左右，张国焘本人没有到会，批判是背靠背的。会后，中央还将张国焘的错误传达到了全体干部和党员。最后，中央为争取和教育张国焘，给予了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至于张国焘最后只身逃出边区，投入国民党的怀抱，那只是他个人的问题了。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除派遣部分干部去延安抗大等学校学习军政理论之外，各部队对在职干部的学习也都抓得很紧。由于我们这些干部特别缺乏军事理论知识，除了系统学习军政理论外，还把毛主席在抗大所讲的战略战术问题，向我们作了传达，以帮助我们深入学习军事理论。 在部队的军事训练上，则主要是强调对战士进行队列战术的教育，有计划地开展军事训练。同时，在部队开展以识字和算术为主要内容的学文化活动，由各个连队的文书兼文化教员。 邓小平就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问题，尤其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抓得很紧，有时还进行测验。一次邓小平给红一军团每个团以上干部发了一份试卷，上面有十几个问题，要求大家写出答案，由他亲自一一批改。记得那次考试我得了九十五分。另外，邓小平还要求大家写日记，把每天做了此什么事都写出来，一是可以帮助记事，二是可以借此来提高文化水平。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了许多年。可惜的是，我写的那些日记，后来在战争年代中都散失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军团还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参赛的有一师、二师、四师和军团直属队。那时一师的师长是杨成武，政委是邓华，二师师长是黄永胜，政委是萧华，四师师长是李天佑，政委是杨勇。二师选了五团为代表，由萧华亲自带队参赛。 运动会大概开了半个来月，一共分军事、政治、体育三大项目。先是军事技术比赛，如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爬障碍、修工事、过独木桥等。然后是体育比赛，包括篮球、排球、跑步、跳高、跳远等。最后是政治测验。每天晚上，各参赛队还进行唱歌和演节目比赛。在这次运动会上，由于一师的杨成武、邓华、特别是邓华抓得很紧，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结果一师在大部分项目中得了第一，总分也是第一，二师全面败下阵来。二师本来是一军团的主力，各方面工作一直都是走在前面的，这一次败阵，弄得二师的同志都很不高兴。萧华好胜要强，这时候一看二师成绩不好，就认为是裁判不公正。于是，在开会总结发奖的前一天晚上，私自把五团带回了驻地。对此，军团聂荣臻政委、邓小平主任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萧华。 后来萧华被调去延安学习，邓华调到二师当了政委。邓华要求严格，以身作则，什么事情都从自己做起，从师司令部、政治部做起，他每天都亲自到操场去和大家一起参加训练。有个小青年干事，跳木马跳不过去，他就帮助推着跳过去，这一下，大家都紧张起来了。军事技术、体育运动、政治等几大项目，很快的就都上去了。黄永胜对军事训练抓得也很紧，天天亲自带着部队演习、下操，亲自到场检查，部队很快就变了样。 通过整训，部队的军容风纪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几个月下来，各个部队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讲卫生、讲整洁、讲礼貌、讲文明。当时，部队的住地比较宽裕，生活条件比较好，活动也比较多，真是有面目一新的感觉。 这个时期，部队大大的巩固了，那些在直罗镇战斗被俘后参加红军的原东北军战士，大多经过正规训练，基础比较好，军事上都有一手。因此，在政治上得到提高以后，许多原东北军战士被提拔当了班长、排长，甚至有当副连长的。当然，也有极少数原东北军战士开了小差，甚至有个别带枪逃跑，被抓回来枪毙了的，那个时候部队里有条规定，凡是带枪开小差的，抓回来一律枪毙。 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我们二团在宁县一共进行了六个月的整训。这是我参加红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休整，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以前我们都是三天两头地打仗，甚至有一天打两三仗的。从我参加红军以来，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休整半年不动的，这是形势空前大好的一个标志。从山城堡战斗以后，部队就再也没有打过仗。战士们体力强壮，情绪饱满，虎劲很大，部队巩固，朝气蓬勃。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整训，为即将到来的抗日出征，从各方面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抗日出征的准备阶段。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一）建设苏北根据地 一、三原改编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北平城郊宛平县芦沟桥的中国守军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芦沟桥的枪声打响了，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中共中央于七月八日发出《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央军委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作“抗日先锋，跟日军决一死战”。红军前敌总指挥命令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地区，休整待命，准备开赴华北前线。 八月上旬，遵照总指挥的命令，我们从宁县出发，按照上一次去三原的路线，又来到三原地区，休整待命。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日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政策。会上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保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然后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走。通过这次会议，明确了我军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所必需实行的军事战略转变。 洛川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了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必需进行的政治、军事战略的转变。因此，洛川会议决议传达到三原地区以后，我们普遍进行了深入学习，力求很好领会会议的精神实质。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发出整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根据命令，由原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由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O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每个师的编制人数为一万五千人左右。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共辖三四三、三四四两个旅，一军团改编为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孙毅；十五军团改编为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参谋长陈漫远，政训处主任崔田民。我所在的二师改编为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黄永胜，副团长兼政训处主任邓华（实际为政委），参谋长彭明治，四师改编为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十二师的四团改编为一营，营长姓刘，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五团改编为二营，营长曾国华；我所在的二团改编为三营，梁兴初以后回来当了营长。 由于部队改编，各级干部通通都降一级使用——师长改任团长，团长改任营长，营长改任连长，连长改任排长。由于我在二团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哈达铺整编来到二团以后，就一直在二团工作，因此这次三原改编中，组织上没有要我去三营任教导员，而是把我调任六八五团政训处副主任兼组织股长。当时六八五团的宣传股长是王辉球，民运股长是曾思玉。 二师接到改编命令后，即在三原驻地召开了八路军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全师三千多人全体到会。大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军团的决定，宣布了部队改编后的番号和对各级干部的任命，特别强调要在部队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工作制度，保持红军的本质，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坚决拒绝和自觉抵制国民党军队的那一套。 会后要求大家立即换装，要大家脱下身上所穿的红军军装，改穿国民党军队的制服。我看到，许多人都将八角帽和红五星帽微珍藏在自己的包袱中，准备留作永久的纪念。经过一段时间教育，虽然极少数的同志还有点抵触情绪，但是绝大部分同志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一致认为只有国共两党团结抗日，才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 红军时期从此结束了。三原改编，正式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开始。从这一天起，我们这些以前的红军战士，便身着八路军军服、投身到了抗日战争的峰火之中。 由于当时采用的是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因此部队不设政委，政治部（处）也改称为政训处，。其后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命令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任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政委，政训处也恢复为政治部（处）。编者注 二、首战平型关 “七七事变”的爆发，成为我国全面抗战的起点。日本帝国主义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开始，日本侵略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七月底，日军攻陷北平与天津，之后，日军又以平津地区为基地，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中国军队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八月中旬，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企图攻占上海，并夺取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由于华北战局十分危急，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我们没有改编完全就绪，就在三原地区誓师出征。出征前，八路军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会议向我们传达说，当时侵华日军成立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兵力已增至三十余万人。敌人沿着三线南下，采取大迂回的进攻态势，意在攻占太原，进而完成夺取华北五省的企图。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华北战局已陷于混乱状态，因此中央军委要求我们立即开赴山西前线，支持友军作战。中央军委强调，我们不负担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不打硬仗，而是要坚持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深入到敌后，广泛地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敌人，使敌人不能顺利南下。要设想在敌人占领整个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当时进入山西的日军，正兵分两路直攻太原。两路日军，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进攻平型关，如果这两个关失守，太原必然沦陷。中央决定，八路军立即兵分两路迎战日军，一二九师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驰援平型关。 八月底，六八五团从三原出发，日夜兼程，赶到黄河边韩城的芝川镇集结，准备渡河后，继续西进至侯马，改乘阎锡山派来的火车北上。河边的船只早就准备好了，只用了两个小时，我们全团的三千多人就渡过了黄河。 渡河以后，部队继续前进，又走了二、三十里路，在天还没有完全黑时，部队来到离侯马不远的地方驻了下来，准备在侯马改乘阎锡山派来的火车北上。侯马地处晋西南，平型关地处晋东北，从侯马到平型关，几乎要穿越整个的山西省。因此，在到达侯马之后，各个部队除忙于计算人数、分配车厢外，还准备了大量的干粮，并带了不少的咸菜和油、盐及调料，我们整整忙了两天。 到达侯马附近的第二天晚上，我刚刚从下面部队回到团部，罗荣桓和萧华就骑马来到了我们的驻地。当晚，他俩召集团里的几个领导开了个小型会议，就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桌上点着一盏油灯。会议的重点是批评黄永胜，主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罗荣桓当场宣布将黄永胜调师部另行分配工作，由杨得志来接任六八五团的团长。我当时对这个调动不理解，但因刚到团部，不了解情况，在会上就没有发言。会议一直开到了十二点左右，最后黄永胜表示，调动工作是常事，我服从组织决定。第二天他就走了。队伍由邓华带领到了侯马，又调来了陈正湘和萧远久两位副团长。这时梁兴初也从抗大学习回来了，当了三营营长。 经过两天的准备后，部队从侯马上了火车。我们全团三个营加团直属队，一共坐了五列火车。每列车只有少数几个客车厢，大部分是闷罐车。在这些闷罐子车里，干部、战士一排一排地按次序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坐下以后，便不能随便乱动了。我这是第一次坐火车，绝大多数人也是第一次，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阎锡山修的铁路，铁轨比较窄，火车比较小，和省外的不相通。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阎锡山要搞独立王国的野心。九月九日上午，火车开动后，一直沿同蒲路北上。火车停下来的第一站是临汾，第二站是赵城，走了一天才到达霍州。到霍州时正好碰上下大雨，从车厢里可以看到汾河里的水流很急。 从霍州到介休，铁路所走的大都是山区，两边的山很陡。由于山势陡峭、路轨狭窄，一下大雨，两边的泥石流就冲下来把铁路压住，让火车无法开行。那一段铁路，我们常常是乘火车走几里，就得下来把铁轨上的泥石铲掉，然后再上火车往前走。由于火车头的马力不足，有时上坡时还得叫我们下去推。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但我们就硬是推起了火车，就这样，从霍州到介休，连修路带推车，一、二百里的路，我们走了一天一夜，到九月十一日下午才到达介休。 到介休以后，路就好走了，天也晴了。九月十二日，我们经平遥、祁县，来到了同蒲路与正太路相交的榆次县。九月十三日继续乘火车北上，途经太原城时，天已黑了，远远望去，只见到城内一片灯光。我们在太原站停了约几个小时，就又继续北上。以后，再经阳曲、忻州到达原平。在原平我们下了火车。部队集结起来后，迅速沿着公路向平型关急进。我们相继经阳明堡、代县、繁峙，一路急行军来到了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命。 九月二十四日，团长杨得志去师部接受命令，并由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带领去侦察平型关的地形和前面的敌情。回来后，他召集了干部会议，对领受的任务和观察到的情况进行了传达和介绍。我们得知，平型关位于古长城上，关内关外群山重叠，地势十分险要。从平型关东北口到灵丘县南部的东河南镇，是一条狭窄的谷道，其间从关沟至东河南镇长十三公里的地段，地形最为险要，而在这十三公里长的地段内，两侧高地十分便于我军隐蔽部署兵力，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 杨得志传达说，林彪、聂荣臻已决心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出敌不意，伏击正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第五师团（即板垣师团）的第二十一旅团，以配合友军作战。林彪还指定由三四三旅的六八五团、六八六团和三四四旅的六八七团担任主要突击力量。在师长林彪带领大家侦察地形的同时，就已划分好了突击区域，明确了各个团的任务。 我们六八五团的任务是：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敌先头部队。由于平型关正面有国民党部队七个军约二十万人在防守，因此我们从后面截断敌人以后，就向平型关攻击前进，争取把敌人消灭在灵丘和平型关之间的山沟里。 师部命令我们团于九月二十五日凌晨前到达指定地点，把包括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在内的火力阵地筑好，完成各项战斗准备。同是，为保证这次战斗的突然性，师部要求各个参战部队一定要注意保密，保持高度的隐蔽性。 接着，政委邓华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战斗，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也是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同日军进行的第一次战斗。日军侵华以来，所看见的都是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因而气焰十分嚣张。我们这次一定要给予他们迎头的痛击，要打得勇敢顽强，敢于同敌人拼刺刀、白刃相搏，打出我军的威风来。这次战斗，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地形险要，而且林彪、聂荣臻等师首长亲自带领各团领导干部在前沿阵地作了详尽侦察，选择了最有利的地形，对整个战斗作了周密的部署。其次，我们所采取的战术是伏击战、运动战，突然袭击，这对我们来说是拿手好戏，而对敌人来说，由于他们一直没有同我们作过战，对我们这套拿手好戏还缺乏经验。再就是，作战地点是在中国，对地形，我们比他们熟悉，爬山也比他们行。他们的装备笨重，靠的是坐汽车，而我们是轻装，靠的是两条腿，在山区要比他们轻便灵活得多。 邓华还特别强调：我们六八五团在这次战斗中一定要打好，不能落后于其它兄弟部队，要打出红军主力部队的威风来。最后，他还要求我和政治处的几个股长，立即分别到各营去帮助进行战斗动员。 根据邓华指示，我于当晚到了二营，找到营长曾国华、教导员刘振球，共同商量，然后集合全营指战员进行战前动员。为保证消息不被走露，我们在动员会前规定这次动员会上不准喊口号，不准有火光，不准鼓掌等。 接着，由我进行战前的政治动员。我首先把自己刚刚了解到的情况，向全营指战员作了传达，之后向他们提出了坚决打好这一仗的几点要求。然后，曾国华向全营指战员宣布了出发路线、联络口号、口令等。曾国华宣布完，部队立即出发。根据邓华的指示，我在这次战斗中随二营行动。 当天晚上，天下着倾盆大雨，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为了相互照应和联络，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把自己白色的洗脸手巾，绑在左手臂上作为联络信号。我们冒雨前进，个个淋得像个落汤鸡，全身都是泥巴，好在山路并不太难走，路面有碎石子，走起来还不算很滑。 我们整整走了一夜，到九月二十五日拂晓，终于在规定时间之内来到指定地点，在公路南侧的山背后埋伏了下来。等部队埋伏好了以后，我爬到山顶上往下观察，看到山下是一条深深的沟，沟两侧的山既高又陡。深沟里，一条从东北向西南的公路，直通平型关。那时只给团长、副团长配备望远镜，我是政治部的副主任，没有望远镜，但从山顶也可以看见，公路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既没有人，也没有汽车，只是隐隐约约听到灵丘方向有炮声，证明板垣师团正在沿着这条公路前进。 我们在埋伏地点等了两个多小时，仍然没有见到日军的队伍，包括营里几个干部在内的许多人有点着急，担心我们会扑空。为此，曾国华跑到团里，去问杨得志和邓华敌人怎么还不来。杨得志叫他不要着急，要好好掌握队伍，特别是要把火力点布置好，掌握发突击的时机，准备一声令下，就开始攻击。杨得志还告诉曾国华，有什么事情，团部会派通讯员给各营传达，叫他以后不要再往团部跑。 等到八点左右，我们终于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汽车马达声，接着又隐隐约约在山下的公路上看见了汽车的影子。一会儿，就看见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过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惊叹：啊，这么多呀！看起来可能有一百多辆，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挂着一面太阳旗，一字长蛇阵的汽车后面，还跟着一大批马车。汽车车厢里，身上穿著黄大衣、头上戴着钢盔、手里拿着上了刺刀的枪的日军士兵，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坐着，每辆车有一个排的样子，约三十多人。日军的汽车一辆挨着一辆，走得很慢。 见到日军的这种阵势，我们又是第一次拦截车阵，不少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于是都来问：“汽车好打吗？”曾国华说：“好打，他们在车上没有准备，我们一打枪，他们就连车都下不来了。”大家一听高兴了，说：“是呀，我们突然一打，就能叫他们连下车都来不及。” 眼看着从我们面前过了几十辆车以后，林彪从指挥阵地上给杨得志来了电话，命令队伍出击。接到林彪的命令，团部立即吹起了冲锋号。顿时，我们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起开火，各个部队像猛虎一样冲下山去。我也随着二营冲下山去。 下山时，正好经过师的指挥阵地，我看到林彪正手拿着一个大望远镜，在那里边看边指挥队伍出击。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师指挥部离我们六八五团的指挥阵地并不远。 我们这猛一开火，立刻就把日军打得懵头转向，一时间弄不清是从哪里打来的枪。车是开不动了，他们慌慌张张地想从车上下来，有的就在车上向我们还击，下了车的，就凭借车辆向我们回击。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我们这迎头一击，很快就封闭了敌人前进的道路，把日军的一百多辆汽车和二百多辆马车，全部堵塞在公路中间四、五里路的范围内，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我亲眼见到二营五连冲在最前面，连长曾宪生，指挥沉着，利用地形地物，一直冲到沟里的公路上，两只队伍搅在一起，都分不清了。日军想往上跑，而我们则从山上往下压。结果他们不少人就利用公路上的汽车和辎重作掩护，或用自己携带的铁锹，在公路两旁迅速为自己挖个单人掩体，单个作战。 那些单兵作战的日本兵非常顽强，拼命抵抗，你不过去，他不开枪，你一过去，他就开枪。为消灭他们，我们只好分散开来，用手榴弹、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去打。就这样，这场混战一直打到中午时分，枪声才基本停止。此时，活着的敌人已没剩下几个。 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还真厉害，日本兵都是被我们打死的，一个投降的也没有，以前我们打国民党军队，一打就俘虏多少，这次却一个也没有俘虏到，都是一个一个地拼刺刀，我们一个坑一个坑地搜索前进。 这一仗，我们同日军基本上是打了一场哑吧仗，双方都是闷声不响地拼刺刀、拼手榴弹，一直到把包围起来的日军全都消灭。因为我们和日本人之间的语言不通，打起仗来，只听见他们哇啦哇啦乱叫，不知道他们究竟讲的是什么。同样，我们喊“缴枪不杀”，他们也听不懂，再加上枪声、炮声、手榴弹声搅在一起，喊什么都听不清。 战斗结束后大家分析，这次战斗之所以没能抓来一个俘虏，除日本帝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欺骗教育外，语言不通，无法开展攻心战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敌人基本被消灭后，我跟随着二营在战场上搜索残敌。这时，聂荣臻突然来到了公路上，见到我就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负责找人把汽车上的东西，全都搬到我们来的那个沟里去。” 我表示当时执行这一任务有困难，因为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部队正在搜索残存的敌人，抽不出人来。聂荣臻就说：“那你就叫机关的同志和伙夫来搬，另外到附近村子里去找一些老百姓来帮着搬，无论是枪支、弹药、物资、衣服、食品、罐头等等，统统都要搬走，然后等待命令，放火把汽车都烧了，我们要这些汽车没有用，开不走。”我说：“好，执行命令！”他又强调说：“这个地段就归你负责了，要快。” 我立即派通讯员先去找来团政治处的人，派他们到处去动员、集合人员来搬东西，不到两个小时就把汽车里的东西都搬完了。 正在这个时候，天上来了一架日军的飞机。也许是因为闹不清情况，分不清敌我，这架飞机既没有扫射，也没有扔炸弹，只是绕了几个圈，侦察一下就走了。 等敌人飞机走后，我就带领几个人把汽车都给烧了。烧汽车很简单，用刺刀把油箱一捅，划根火柴，马上就能把汽车烧成了一片火海。那些马车我们没有烧，因为正好利用它们来拉缴获的东西。 我们从车上搬下的东西还真不少，堆在那里有一大堆，其中有三八式步枪和轻、重机枪，有一箱一箱的弹药，还有日本大衣、钢盔、鞋等等。吃的东西中，数饼干最多，都是用塑料袋包装得好好的。牛肉罐头也不少，大的有几十斤重，中的有五、六斤重，最小的也有一、两斤重，一个大罐头就够一班人吃的。还有糖，东西还真不少。 到下午两三点钟，东西搬完了，枪声也不响了，队伍撤回到了山上，准备着日军的增援部队来到。上山不久，就听说由于六八七团的堵截，日军的增援部队没有能够过来。平型关战斗胜利结束。 打完仗开饭时，几乎全团战士都美滋滋的吃了一顿饼干加牛肉罐头。大家一边吃还一边高兴地说：以前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现在这个日本的运输大队长也不错嘛！当时吃不完的就交给了各个连队管生活的司务长，司务长可忙开了，动员大家把东西搬上马车就往附近的村子里撤，一路上就像长蛇阵似的，真够热闹。缴获的枪就由战士们分头背上，准备换装。 当天下午，我们清理战场，掩埋牺牲同志的尸体，及时把伤员运往后方医院，进一步搜检战利品。这时我们看到一些死了的日本兵，身上都带有护身符，是求神保佑他们不死。可这些护身符并没能保佑他们，最后他们还是无谓地死在这侵华战场上，家中的妻儿老小依然日夜盼望他们能回国团聚，真是可悲又可叹。 平型关一战，我们共消灭了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有说消灭了三千多，我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缴获步枪一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挺，马车二百余辆，烧毁汽车一百余辆。 这一仗打下来，我们的伤亡也很大，仅六八五团就伤亡二百多，其中以二营五连伤亡为最重。五连因为是冲在最前面，拼刺刀也拼得最厉害，最后共伤亡了六、七十个，一个连差不多损失了多一半。最令人痛惜的是五连连长曾宪生，他在同敌人肉搏中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曾宪生是一个著名的战斗英雄，壮烈牺牲时才二十多岁，真是英勇顽强。 也有经不起考验的人。平型关战斗之前，就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时任一一五师参谋长的周昆，奉命去洛阳国民党政府第一战区领取一一五师的第一次军饷，这个周昆竟然见利忘义，将领到的三万银元贪为已有，携款私逃，脱离部队，成了一名可耻的逃兵。以后周昆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心和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同时也极大地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在郑律成所作的《八路军军歌》中，就有“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歌词，给平型关战斗很高的赞誉。这首歌，一时成为部队指战员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流传军内外。 平型关战斗，是一一五师领导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正确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的结果，是林彪等正确指挥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一五师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将永远载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册！ 三、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之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却南下突破了国民党的内长城防线。与此同时，平、津方向的敌人也经卢沟桥、涞源、上寨等地，直逼平型关南侧之繁峙，阎锡山的几个军随之全线崩溃，向太原退却。由于正面的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使整个战场形势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并把我们置于了日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之中。根据中央军委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总部决定我们向五台山区纵深撤退，在那里休整待命。 撤退后，我们利用这个休整机会，进行了平型关战斗的总结。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战斗打得好，打得顽强。所以能够打胜，大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地形侦察细致，所选的伏击地点十分有利于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第二、正面有阎锡山的部队挡住了敌人的主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我们能够从后面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第三、保密条件好，战场周围的老百姓是绝对拥护我们、帮助我们的。在群众的帮助、带领下，我们可以毫无声息地从各条山沟通往我们预定的伏击点，而日军只能通行在两面毫无掩护的公路大道上。 第四、日军的行进全部依靠车辆，我们一发动突然袭击，他们一时之间下不了车，一个手榴弹扔在汽车上，他们马上就死伤一大堆。这一有利情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熟悉伏击战，习惯于打伏击战，而且林彪指挥伏击战很有经验。过去我们在江西打了很多仗，都采取的是这种办法。在直罗镇消灭东北军一O九师时也是用的这个办法。这种办法对我们来说是老一套，常用，但对日军来说却很新，他们没有尝过这样的滋味。 尤其好笑的是平型关战斗后，日军方面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这个林彪，在平型关偷偷摸摸地打，这不算，应当公开布置一个阵地，从正面来打。这封信后来被林彪送到了中央，成了当时的一个笑话。 后来，我们打山西午城镇时，也曾捡到过这样的信。信是铅印好了的，说你们八路军要打仗，应该从正面来，不准在后面偷偷摸摸地打。，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怎么打仗还要你来规定！ 在民主总结平型关战斗经验的同时，大家还对一些具体的战术进一步作了研究。例如怎样打汽车，怎样打汽车前面的摩托车部队，还有飞机来了怎么办等等。大家认为，在战斗进行中，如果来了飞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它，因为这时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敌人是不敢随便扫射、随便乱扔炸弹的。 在总结中大家都谈到一个现象，就是平型关战斗确实没有抓到一个活着的日军这件事。大家都说，这些小日本还真够顽强，你就是把他杀了，他也是不投降、不缴枪。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认为，双方语言不通是个主要问题，语言不通，就无法展开攻心战术。于是，在这次短暂的休整时间内，各部队掀起了一个学日文的高潮。 邓华给我们派来一个日语教员，名叫张秀珂，黑龙江人，是流亡学生，也是著名女作家肖红的弟弟。张秀珂以后一直给我当秘书，直到一九三八年冬。张秀珂来了以后，我们在邓华的带领下，先集中了各营的教导员、各连的指导员，以及团政治处的全体同志，大家坐在一个大草棚里，先学字母，然后学几句战场上常用的简单日语。 记得当时学的主要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没收你们私人的财务”、“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你们为什么到中国来，我们并没有到你们日本去”等几句。唉，就这几句话，我们就学了整整一个星期！当时我们是反复地学、反复地念，念不准确，教员就一个一个纠正。大家的决心很大，认为学日文是战斗的需要，非学不可。平型关战斗，我们在军事上的许多特长都发挥出来了，可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才影响了战斗的进一步胜利。 平型关战斗中，我们曾缴获了日本人的几十匹马。这种马很大、很好看，不过我们全部交给了一一五师的骑兵连。从那以后，我们在行军中经常可以看到，林彪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日本的大洋马，带着一个骑兵排穿越我们的部队往前走，先到宿营地去工作。聂荣臻有时和他在一起，有时不在。战士们见到林彪、聂荣臻都很高兴，因为是他们领导我们打了胜仗。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了五台山顶。五台山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山高三千零五十六米，周边长二百五十公里。五台山的峰顶平坦宽阔，好像是土筑成的一个平台，所以称之为五台山。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山上共有寺庙四、五十座。这些寺庙大都建筑壮观，金璧辉煌，寺内的彩画精美，塑像雕刻栩栩如生。一般情况下，寺庙里香烛很多，香气撩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的这样漂亮的寺庙。 在五台山顶上，我碰到了黄克诚同志，当时他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带着一个警卫员两匹马来我们这里检查工作，同邓华一起住在一座庙里。邓华要我同他一起向黄克诚汇报了团里的工作。 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延安新华总社的一个记者来拍电影，要六八五团重演一次平型关战斗。为此，杨得志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天，终于第二天趁有太阳时拍成了电影。 我们在五台山期间，华北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日战争开始后，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的短短几个月内，华北日军即占领了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四省大部和山东省一部，控制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对此，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二日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又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军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多打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中国。”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来支持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根据总部的决定，我们六八五团当时的任务，是随一一五师主力前去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由于晋西南地区既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也是陕甘宁边区联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纽带，因此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要。 这时，日军板垣师团已占领太原，阎锡山的部队在全线崩溃后，已渡过黄河，来到陕西宜川的丘陵地区。由于太原沦陷，山西省其它没有沦陷的地区因得不到指令，大都各自为主，乱成一团。我们接到一一五师师部的命令，要六八五团在五台山的豆村休整一个星期，以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接到休整命令，杨得志和邓化便想趁机进行一次党内的组织纪律教育，要我起草一份教材。可真把我难住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参考材料，加上我很长时间没写这种文件了，但杨得志和邓华的命令只有坚决执行。当晚，我费尽了心思，用了一个通宵写了一个“党员组织纪律教育十八条”。内容主要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支部组织分工和支部生活：党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必须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个人生命等，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天亮后，我将这份草稿交给杨得志和邓华修改后，立即油印发给全团各连进行教育，并规定全团党员必须在一周时间内学完。 就在我们快离开五台山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命令，要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带一批干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把黄永胜留下了，邓华和陈正湘也留下了，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六八五团二营曾国华也留下了，要杨得志、萧远久和我带着六八五团的一营、三营和团直属队南下。这样，六八五团就在五台山分了家。我们赶紧叫司务员买了几只老母鸡，准备了点酒菜，我把政治处王辉球、曾思玉等几个股长都找了来，一起为邓华送行。这一顿送行酒，我们一直吃到天快亮的时候。次日天刚亮，我们出发了，邓华也就留下了。 之后，我们六八五团从豆村出发，经五台、盂县、寿阳一路南下，到达了石拐镇。这天，杨得志告诉我，要我带领政治处的全体同志，跟随六八六团政委杨勇到晋南去扩兵，这样，我和杨得志在石拐镇分了手，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专职任务就是扩兵，不再管部队的工作了。 从石拐镇出来，我带着团政治处的同志随左权、杨勇一起，经沁源、安泽到达临汾。在临汾附近，我们见到了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杨尚昆决定，杨勇留在临汾，在这一带扩兵，要我去运城地区，找运城特委的同志联系。于是，我们又来到了运城。 运城位于晋西南的三角地带，因为西傍黄河，历史上又将其称之为河东。在运城境内，海拔千米的中条山（太行山支脉）横亘在东南部，像只卧虎似地保卫着这块富绕的盆地。据介绍，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历史名人迭出，上至传说中的舜、禹、成汤，下到名将关羽、薛仁贵等人的故乡，都在这里。 我们来到运城时，阎锡山的运城行政公署还在城里，我们的党还没有公开，是秘密的。运城的特委书记名叫张稼夫，他已得到北方局的指示，要特委把扩兵工作视为地方党和部队的共同任务。所以他们全力进行协助，出了很多的力，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运城行署下辖十几个县，我们的扩兵工作就在这十几个县里进行。我把政治处的人分成相应的小组，分别派到各个县，我自己则留在运城城内扩兵，居中协调指挥。宣传股长王辉球带了一个组到河津，民运干事石瑛带了一个组到夏县，组织股长曾思玉带了一个组到临猗，还有一个保卫股长带一个小组到万荣。 扩兵期间，我们到处召开大会，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通过宣传，使广大群众知道中国抗战的形势已十分险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还用各种事例向群众说明，日军所到之处，祖国的大好河山为日军铁蹄所践踏，到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我们号召有志热血男儿奋起参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救亡图存，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山西，赶出华北，赶出全中国。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地方有名望的人士、抗日进步人士进行统战工作，要求他们齐心协力，同仇敌慨，团结自救，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运城扩兵期间，我带着技术书记杨永松和一个警卫班，住在城里一座已经停课的中学校内。除了具体负责城里扩兵工作外，我还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跑几十里地去各地检查扩兵工作，听取有关扩兵情况的汇报。 各县扩来的新兵，多了就直接送到临汾团部，少了则先在运城集中，然后由运城转送临汾。一般来说，每半个月我们送一次新兵去临汾团部，交给杨得志。我们在运城搞的这次扩兵，一直搞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年底。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我们扩到了一千多人，其中有包括个别学生在内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的所谓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些中学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到了部队以后，我们都相应地给他们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由于原先曾国华带领的二营留在了五台山，一直没有归队，以后萧华以曾国华这个营为主力，到了天津以南、济南市以北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创抗日根据地。这次新扩的一千多人来到团里之后，杨得志就把他们编成一个新二营，并任命周长胜为营长，蔡元兴为教导员，同时从一营、三营中抽调人员去担任各班、排、连长。新二营的人员是比较充实的，就是枪不够。其实当时我们发现了阎锡山在那里封存的一窑洞枪、炮以及鸦片，而且窑洞没人看守，但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我们没有动这些武器。这样，新二营的武器问题，就只能依靠战斗来解决了。 经过这次扩兵，我们六八五团不仅重新健全了三个营的建制而且全团有了将近四千人，应当说已经很满员了。 平型关战斗后，一一五师的两个旅就分开了，三四三旅由师部率领，先到晋南后到晋西，准备创建晋南根据地；三四四旅则在徐海东、黄克诚的率领下，转到了晋东南，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晋西南这次扩兵，我们一一五师师部、三四三旅旅部和六八五团、六八六团都在驻地附近扩大队伍，共扩到了三、四千人。这些新扩大的人员除了补充老部队外，师部又将其余的人加上晋西南原有的地方武装，编成了一个补充团，并任命陈士榘为团长。这样，三四三旅在原来两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一个团，等于扩大了三分之一。 一九三七年年底，扩兵任务告一段落后，我们全部人员收兵回到临汾，六八五团团部住在汾河以西一个叫苏家村的村子里。在这里，我们渡过了一九三八年的元旦。 在我们去运城扩兵期间，团里只有团长杨得志和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在家。由于团里没有了政治干部，罗荣桓派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唐亮来团里协助主持政治工作。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后，中央军委又任命罗荣桓为一一五师政委。我回到团部后，唐亮就回去了。 元旦过后，萧华被任命为三四三旅政委，接替了周建屏，旅长是陈光。接着师里又下达 了一个命令，任命我为六八五团政治委员。这时的六八五团，团长是杨得志，政委是我，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这样，新的六八五团团部组成了，团里的几个主要干部基本配齐了，下面的干部也发生了变化：一营营长胡炳云，教导员王东保；二营营长周长胜，教导员蔡元兴；三营营长梁兴初，教导员刘忠英。 团政治处的干部中，由于曾思玉调旅政治部任民运科科长、王辉球调旅政治部作宣传科长，我们又任命了石瑛为民运股长，邱子明为宣传股长，还任命郭成柱为组织股长，还有一个青年股长没有合适的人选，正好这时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分配来了一批毕业生，其中有一个名叫肖麦萍的同志，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错，我们把他安排到团政治处当了青年股长。 随着这批抗大学生的到来，我们还逐渐把全团所有连队的正、副指导员和文化教员，都换成了抗大学生。同时，以营为单位，将所有的干部按文化程度进行编班学习。各营除正副营长、教导员外，都另设一个文化组长，专管全营的文化教育。当时有个叫李恩求的抗大学生，就在二营当文化组长。团政治处还设了一个日文教员，名叫张秀珂，他不但日文好，写作能力也很不错，以后一直在六八五团教日文，这样一来，部队的文化水准有了提高，为以后开展军事、政治学习打下了基础。学习的空气很浓。 另外，我们还从延安来的抗大学生中，选择了二十多个人组成团里的宣传队，结束了六八五团没有团宣传队的历史。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兵几路，像梳篦子一样沿铁路及公路南下，向晋西南发动进攻，先后侵占了介休、孝义等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林彪决定先避敌锋芒，让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三旅的几个团从临汾向西撤退，进入山区，然后再寻求战机，再打几次像平型关战斗那样的伏击战。 为了布置这次撤退和实施自己的歼敌计划，林彪率领师部来到了兑九峪附近的碾头村。林彪来到后，立即就在师部召集三四三旅旅部的干部以及所属三个团的干部开会。杨得志和我前去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就在林彪所住的民房内召开。屋的中间摆了一张四方桌子，桌旁有几条长板凳，我们就在那里开会，板凳上坐不下了的，就往旁边的炕上坐。 林彪要我们先汇报部队的情况。杨得志首先对六八五团的情况作了总的汇报，我补充汇报了扩兵情况。接着，杨勇、陈士榘等依次作了汇报。林彪听了很高兴，表扬我们说：平型关战斗后，我们转移很顺利，扩兵成绩很大。现在我们不仅队伍扩大了，减员很少，没有开小差的，而且部队的士气旺盛，斗志很高，一路上群众纪律也很好，这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接下来，林彪对当时的全国形势作了分析。他说，目前，日军正沿着津浦、同浦、平汉铁路线南下，整个华北已完全沦为敌后。今后，游击战争即将成为华北战场抗战的主要形式。但他认为，虽然华北已完全沦陷，但全国的抗日形势，将会越来越好。 他还向我们介绍，三四四旅经中央命令进入晋东南，在长治地区待命，由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北方局和一一五师师部在一起，率三四三旅暂在黄河东岸、同蒲路西坚持斗争，在这里开创和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我们的任务是在敌人南进中再打几个胜仗，以打击敌人的气焰，扩大胜利成果。最后，他布置了我们下一阶段的具体任务是：一、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要打好仗，多打胜仗，多打牺牲伤亡小、胜利大的胜仗；二、要开创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由我们自己派乡长、区长和县长，通过我们自己的政权筹款、筹粮、筹草和收税，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三、扩大组织抗日武装，三人一组，五人一队，逐渐扩编，从游击队改编成八路军主力；四、同国民党的抗日队伍真诚和作，一起消灭日军；五、支持在北方局领导下、由薄一波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以及由薄一波负责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六、对妥协投降、甘心当汉奸的，给予严厉打击，没收其财产以补充军费；七、在农村地区开展减租减息、改善贫苦人民的生活；八、部队严守纪律，爱护山西人民。 我们回到部队后，很快就将林彪的这一讲话精神，向排以上干部和全体党员作了传达。之后，部队准备转移。 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就在一一五师师部向交口以南地区转移时，林彪带了一个骑兵连，骑着缴来的日本大洋马，身穿缴来的日军制服，沿着公路向隰县疾进，准备到隰县城宿营。由于当时日军正向南攻击前进，因此隰县城内驻守的阎锡山部队看见林彪等人，认为是日本人来了，就要林彪一行停止前进。谁知林彪正跑在兴头上，没有听清楚他们喊什么，仍旧沿着公路向县城前进。这下子发生了误会，城头上辟里叭拉的打开了机枪，把跑在最前面的林彪打成了重伤，伤口离肺部很近。由于敌后医疗条件差，在进行紧急救护后，中央下令立即把林彪送去延安治伤。林彪负伤，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是罗荣桓事后向我们通报的。我们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难过。在这之前，林彪经过许许多多次战斗，从没受过伤，在打平型关那样残酷的战斗中也没有负伤，现在反而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伤在了阎锡山的部队手中。好在隰县离延安还不算远，否则情况可能会更糟。 林彪负伤后，中央军委命令由陈光任一一五师代师长。 就在林彪负伤后不久，日军从祁县出发，沿几条公路南下，于二月底前后相继占领了隰县、军渡和碛口，从而使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受到威胁。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奉总部之命，带领我们六八五团、六八六团和补充团，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准备在公路上与敌人纠缠，敌人每前进一步，我们就伏击他一次，从而以这种方式来牵制敌人的兵力，保卫黄河渡口。这样的战法与敌人接触和打仗都很多，在敌人进入到隰县和午城之间时，我们就已经打过五、六次仗了。 在我们的节节抗击中，日军的一个中队占领了午城镇，但后续部队尚未赶到。这是一个大好机会。陈光、罗荣桓当即决定，要消灭午城镇的这个日军中队，并命令六八五团主攻，六八六团打援。 当天晚上，六八五团三个营在杨得志的统一指挥下，居高临下，由两边塬上往下攻，直逼午城镇。在攻进镇子后，我们又逐段地攻击前进，与敌人一间房一间房地进行激烈争夺。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们整整打了一个晚上，才最后消灭了那个中队，但这一仗我们自己的伤亡也不小，也伤亡了百把人。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开始尝试用刚学来的日本话喊口号。但战士们喊口号，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听懂了，但为时已晚。一个中队的士兵，基本上都已打死打伤，最后只抓到了一个活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抓到的活着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把他送师部后又转送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了。 因为敌人一共只有一个中队，所以这一仗我们缴获的武器并不多。但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找到了阎锡山部队溃败时埋藏的武器。阎锡山溃败时，丢下了不少武器和资财，有的埋在地下，有的放在窑洞里。 那是在我们正在打扫战场时，一营来人报告，说是发现了阎锡山部队埋在地下的枪和炮。听了这个报告，杨得志和我都很高兴，立刻就动员全团战士一起去挖，结果挖出很多“三八式”步枪和一箱一箱子弹，并且还有山炮。当时我们觉得山炮的用处不大，就没有要。挖出的枪和子弹，除补充本团外，其余都上交给了师部。 打了午城这一仗，终于迫使这一路敌人转而向东，到临汾与同蒲路的敌人合流了，从而粉碎了敌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这一仗的战果尽管不算很大，但对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巩固陕甘宁边区河防都有重要意义。午城战斗后，部队奉命在大宁休整了几天。 一天早晨，杨得志起得特别早，起来以后就在外面散步。我起得晚一点，就跟着他在后面走。走了一会，突然发现村子里的好些窑洞都是封起来的，我们觉得奇怪，就去问老百姓。老百姓告诉我们，那都是阎锡山封的，谁也不准动。得知是阎锡山封的，我俩就上去看了看，发现窑洞里堆的都是鸦片烟，而且并没有人在那里看守。于是我们商量，给罗荣桓打个电话请示一下，看能不能弄点鸦片来作军费！问他要不要呀！如果要，就请师部派人来弄。 我当即回到团部给罗荣桓打了个电话。罗荣桓立即答复：“绝对不能动，要照顾到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对阎锡山在山西的东西，一点也不能动。” 根据罗荣桓的指示，我们就没有敢动。阎锡山的鸦片可真多，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看守，难道不怕人偷和抢吗？后来一查，这些鸦片原来还是有人世间负责看守的，只是都化装成了老百姓，住在老百姓家里了。当然，我们即使弄了，看守人员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但影响总是不好。 一九三八年四月，陈光、罗荣桓又奉命率一一五师主力转而往北，向汾阳、太原方向前进，深入敌后，在晋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经过几天行军，我们来到了同蒲路的边上。师部又回到兑九峪的碾头村，我们六八五团在汾阳东南的孝义、介休、灵石、平遥一带活动，团部住在西埠头。而六八六团在汾阳以西，背靠黄河，过河就是陕甘宁边区。补充团则在后面和师部在一起。这时，日军为控制晋西南地区，已经沿着同蒲路建立了不少据点。这样，我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统一领导和部署，展开了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活动。 建立根据地，首先要做的就是铲除伪政权，消灭维持会，建立包括乡政权、区政权和县政权在内的各级政权。此外，要扩大抗日武装，组织游击队，建立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性抗日组织，坚持敌后抗战，并开展情报工作，深入敌人据点，掌握敌人动向。与此同时，积极进行减租减息工作，尽力帮助群众抢收抢种、搞好环境卫生等。还要向地方进步人士及地主进行统战工作等等。 罗荣桓按照北方局杨尚昆的统一计划，对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抓得十分深入细致，经常召集我们汇报和部署工作。 部队休整下来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展开了一系列的训练和学习。军事方面的训练，主要是组织广大干部、战士学习军事理论和基本战术、技术，特别是着重学习怎样打好夜间的仗击战和破袭战（破坏公路、铁路）。 政治方面的学习，则主要是组织营以上的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理论和中国近代史。每个星期，各团营以上的干部都要集中到三四三旅旅部，由政委萧华主持，由罗荣桓政委和杨尚昆书记分别给我们讲一次课。罗政委讲的是中国革命近代史和现代史，杨尚昆书记给我们讲的是联共党史和哲学，我们听课回来后，再向连排干部作传达，组织他们一起学习。 罗荣桓还特别强调干部学文化，要求能写的干部都要写日记。他还指示，对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团以上干部，可以配备专职的文化教员。例如我们六八五团的副团长萧远久是工农出身，没有文化，罗荣桓就专门交待，要我们给他配备一个专职的文化教员。后来萧远久对我说：“不要为我专门配文化教员了，调个学生给我当警卫员吧，既当我的警卫员，又教我学文化。” 我说：“好，就按你的意思办！”就从部队中选调了一个从平遥扩来的学生，给他当了警卫员。但是他不懂军事，没有战斗常识。有一次战斗中，萧远久要他把望远镜拿过来，结果他不知道反正，就倒着把望远镜拿给了萧远久。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对萧远久说，那个学生兵还不懂得怎样搞好警卫工作，就让他专门教文化，另外再单独调个警卫员来吧！可萧远久不同意，说不用了，他就要这个学生兵，因为这个学生兵人很好。不久萧远久得了肺病，很厉害，我们报告了师部，师部又报告了中央。中央认为，萧远久是个老干部、老红军，应当照顾，要他回延安进行治疗和休养。萧远久对杨得志、我等几个人都依依不舍，走的时候都哭了。最后，我们要供给部门给他拿了一点钱，他就骑着马带着那个警卫员走了。 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一直到十月，我们在汾阳东南一住就是半年多，基本上没有打什么大仗。这期间，杨得志和我经常带着侦察员，穿着便衣，由当地的老百姓作向导，跑到日军的据点附近去侦察地形，想寻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打伏击战，但日本人始终在据点里不出来，弄得我们一次伏击也没有打成。 有一次出去侦察，时间一长我们两人的肚子都饿了。但是找不到东西吃，因为当地的老百姓很穷，据点附近的老百姓就更穷。杨得志只好掏出一块钱，请带路的老乡帮忙给买点鸡蛋，结果他用一块钱买了二十斤。好家伙，这下可吃不完了！我们每人只吃了几个鸡蛋，剩下的全都带回团里给了炊事班。 我们出去侦察地形，经常到一家老百姓那里去，时间一久，彼此之间就熟悉了。一次那个老乡问杨得志：“长官，你有老婆没有，我给你找一个吧？”杨得志同他开玩笑说：“我还没有呀，你给找一个吧。” 结果那个老乡把这话当了真，事后还真的去找了一个高小毕业的姑娘，当地人，长得挺俊。那天是姑娘的父亲带着她一起来同杨得志见面的，一见面，姑娘看到杨得志很年轻，很威武，就同意了。这边，杨得志也觉得姑娘不错，可姑娘的父亲有条件，他硬是要杨得志拿出一百块钱当彩礼。这一下，杨得志犯了难，说“我哪来的一百块钱呀，公家的钱又不能给。” 我就给杨得志出主意说：“给他几百斤粮食算了。”那姑娘是愿意的，可是她父亲硬是不干。没有办法，这事只得暂时作罢。 这之后的一天，杨得志和我一起到师部去开会，我就代杨得志写了一个结婚报告带在身上。开会前，杨得志先试探着问罗荣桓：“现在有的干部想找老婆，怎么办？”罗荣桓马上说：“找什么老婆，还早呢！连陈光师长都还没有结婚，别人着什么急？”听罗荣桓这一说，杨得志赶紧过来跟我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把报告拿出来，连师长都还没有老婆，我这个当团长的怎么能跑在前面。”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死心。不久，由于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因病回延安疗养，中央军委决定调杨得志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旅长。当时，三四四旅在晋东南活动，为了保证杨得志的安全，我将杨得志送到汾河以后，又特意派二营护送他过汾河去晋东南赴任。就在渡过汾河之前，杨得志还想把那个姑娘一起带走，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一百块钱来。 杨得志走后，师部下达命令，将彭明治由参谋长升任为团长。因为梁兴初也是资格很老的同志，经我提议，师部同意将梁兴初由营长提升为副团长，同时任命田维扬为参谋长，并将一一五师政治部青年部长王凤凰鸣调任六八五团政治处主任，我还是任团政委。这样，六八五团新的班子又组成了。 这一阶段，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曾多次骑着马来我们团检查工作。过去我同罗荣桓接触较少，对他不太了解，经过几次接触后，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耐心，也非常和气，虽然在工作上要求严格，但态度好，对人和蔼可亲，能让大家说出心里话。他每次下来检查工作之前，总是先写个条子来告诉我们，我们就骑着马到前面去接他。通常他都是上午来，下午回去。来了以后，总要到连里看看，听听汇报，只要看到部队干部，、战士的情绪高，他就很高兴。 代师长陈光也经常来我们团检查工作，但到六八六团去的时候更多一些。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三个月内灭亡全中国。由于当时日军的进攻重点是放在正面战场上，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队，很少出来对我们进行“扫荡”，因此这一阶段我们也就没有打什么仗。 但我军挺进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也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对于我们六八五团来说，在晋西南的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在根据地建设，还是在部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四、苏鲁支队挺进山东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日军相继占领了武汉与广州。由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日军被迫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采取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并将主要兵力逐渐转移来对付打击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从而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相持的新阶段。 针对这一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开的六中全会上，确定了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的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按照这个总的战略方针，中央决定在不同的地区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具体方针。如在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充分发展的华北地区，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作好在新阶段里抗击敌人残酷进攻的准备。而在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的华中及华南地区，主要方针则是迅速地建立、发展和扩大根据地，以防敌人回师后发展困难。 为贯彻中央大力巩固华北的方针，同时针对日军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取山区的战略，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三个师的全部主力，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的平原地区和山东，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并且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罗荣桓带着一份从延安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来到我们六八五团驻地，召集我、彭明治、梁兴初、田维扬、王凤鸣一起开会。在会上，他给我们看了这份中央来的电报，大意是，要一一五师派出一个团，东进到太行山十八集团军的总部接受命令，然后开赴山东敌后，开创游击根据地。 在看完中央的电报，罗荣桓告诉我们，萧华已经带三四三旅旅部和我们六八五团的老二营从晋东出发，到达了冀鲁边区，这是我们的第一批先遣部队。接着他宣布：“经师部研究，现在决定要六八五团作为第二梯队，过汾河、越同蒲路，到太行山十八集团军总部接受命令，然后东进山东。” 他又告诉我们，在六八五团东进山东以后，师部以及六八六团、补充团，也将作为最后一个梯队进入山东，时间可能是在一九三九年春。他介绍说，一二0师大概已进入山西，准备向冀中发展，而我们一一五师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在整个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和河南部分地区发展。 因为我们以后是单独活动，为了让我们在心里有个底，罗荣桓又把中央的整个部署及当时的形势，向我们作了一下介绍。从总体说，现在整个华北都已沦陷，同蒲路、津浦路、正太路等主要铁路干线，都在日军的控制之下。不过由于敌人的兵力不够，无法全面、有效地控制所占领的地区，在广大已经沦陷的平原地区也有不少的空隙。另外，我们所要前去的那个区域，各派武装十分复杂和混乱，不仅有日伪军队，有土匪，还有少部分留在敌后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也有，但不多，也不强，需要主力部队前去支持和帮助。 罗荣桓特别强调，今后的抗战是持久战，要想在短期内把敌人打出去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长期的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反对妥协投降。他还告诉我们，国民党内已经有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苗头，到了预定的活动地域后，部队的作战方式仍要以游击战、伏击战以及交通线上的破击战为主，在注意消灭日军、伪军、亲日派和土匪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同国民党军队发生磨擦战，要尽快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游击队和各种抗日团体，要做好群众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让我们的军队和群众融合在一起，使抗战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事业，这样我们就将战无不胜。 罗政委还对我们说：“六八五团单独行动后，要多注意集体领导，注意集体研究和决定问题，多思索，多考虑。因为单独行动和在上级指挥下统一行动是不一样的，在上级指挥下的统一行动，实际上那是等待命令，不叫你走，你就不走，要你走，你就走，而且怎样走都安排好了。单独行动全靠你们自己。六八五团是红军的主力之一，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任务的，我对你们是有信心的。”之后，罗政委当即指定由我们参加会议的五个人，组成一个军政委员会，并指定我为书记。 罗荣桓最后嘱咐我们，要作好各种准备。首先是作好物资上的准备，师部可以补充少数东西，如鞋、袜、粮食等，但整个部队的冬装，要到总部去解决，总部已对此作了准备。至于军事上的准备，最重要的就是侦察好汾河流域和同蒲路的敌人据点、碉堡情况，选择好渡口和过封锁线的道路，并且最好是到灵石和介休一带去选择。 当天下午，罗荣桓就回去了。我们送他到村头时，他又告诉我人，关于东进山东的准备情况，要我们过几天去师部汇报一次。 大约过了半个月，罗荣桓来信要我和彭明治两人一起到师部去汇报情况。我和彭明治赶到师部，就我们团东进的准备情况，向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一一作了汇报。陈、罗听完汇报后，告诉我们，大致上是在十月底、十一月初向山东进发。先向总部发个电报，至于具体的从那天开始行动，由你们自己决定。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以后怎么和师部联系呀，就问罗荣桓，他答应给我们一个电台，说有什么事可以发报。接着他又补充说，六八五团到晋东南以后，就直接归总部指挥，师部将不再给团里什么指示，所以我们只向师部报告一下情况就可以了。最后，陈、罗叫人弄了几个菜，留我们吃了一顿饭。吃完饭，我们俩就告辞离开了师部。 在送我们出村庄时，陈光、罗荣桓又对行进路上应注意的一些事项，对我们作了再一次的具体交待。陈光说：“你们行军，每天走六、七十里就行了，不要走得太猛，要注意保持士气，防止减员，防止掉队落伍。过封锁线时，要注意选择好道路，通过时一定要沉着，要待两面的警戒部队都布置好了以后再过。同蒲路旁有条汾河，但水不深，涉水是可以过去的。沿途要注意保密，不要暴露部队的行踪。”待陈光把事情都交待完毕，我们就向陈光、罗荣桓敬礼、握手告别。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四点，我们全团三千七百多人，从团部驻地西埠头出发，开始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行进。 当天晚上九点，我们就来到了汾河与同蒲路的边上。同蒲路是傍着汾河修的，路与河十分靠近，自北向南，几乎就是并行线。 我们的渡河点是选在灵石与霍县之间。当我带着团的主力到达汾河边时，彭明治、梁兴初两位正、副团长已经在预先选择好的渡口附近，亲自部署了两面的警戒队伍，准备指挥渡河。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开始渡河。八月份杨得志去晋东南时，我就是在这里送他过的河，没想到隔两个多月，我自己也在这里渡过了汾河。 渡过汾河，接着我们又抢过了同蒲路。一过同蒲路，就进入了太岳山区。太岳山的西部较低，东部较高，抬头一看，就可见到一条黑黝黝的山脉挡在面前。翻过这道山脉，我们就进入了太行山区。太行山为华北平原至山西黄土高原的交通要道，要想从山西东进山东，这里是必经之地。 在走出太岳山之前，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的行动，我们一直都是夜间行军，直到进入了太行山区，才改成白天行军，晚上休息的正常行进。我们每天行进六、七十里，这样走了七、八天之后，就来到了十八集团军总部指定我们集结待命的北马庄。一到北马庄宿营地，我和彭明治就立即骑马赶往总部所在地，向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报到。左权要我们先在北马庄一带驻下来待命，领取冬装、钱粮，作好下一步进军的准备。 这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刚闭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由延安经西安、洛阳，回到了晋东南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回到总部后，他们立即召集一二九师部分团以上干部开会，准备传达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得知我们已到达总部附近，就让我和彭明治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彭德怀作传达报告。报告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上六个月抗日战争的总结，后一部分是对当时形势、任务的分析，并重点阐述了全会制定的党在敌占区的各项政策。最后，朱德也在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会上，我见到了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也见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和前方总部（集团）野战政治部主任陆定一。开完会，傅、陆两位副主任要我和彭明治到总政治部，去汇报六八五团的政治工作情况。 听完汇报，他们很高兴，说本来想到部队去看我们的，但因为忙没有去成，所以才叫我们到总政治部来，听取我们的汇报。 接着，傅钟和陆定一又在总部附近的村子里，召集总部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开会，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这 次会议的规模不小，到会的约有六、七百人。在我们的要求下，六八五团的团、营干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和彭明治又听了第二次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会议还选举我参加主席团，坐在主席台上。就这样，我们前后大约学习了半个月。 从十一月起，太行山区就下开了雪，满山遍野都是雪，天已经很冷了。十二月的一天，总部用电话通知团里，说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次日要来北马庄，召集我们全团指战员讲话。我们赶紧临时修了个大操场，并搭了个大台子，以供开会用。同时，还想法弄了点茶，买了点花生。 第二天，晴日，万里无云。一早起来，彭明治、梁兴初、田维扬就忙着集合队伍，在大操场里列队等朱德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检阅。上午八点，朱德、左权等人骑马过来了。他们首先来到团部，和我们几个团的干部及各营营长、教导员见了面。朱德那时大约四十多岁，看上去还很年轻，而且身体健壮，精神抖擞。左权看上去更是如此。 到了团部以后，大家向朱德和左权致敬问好。朱德说，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他只给我们带来了两盒苏联纸烟作为礼物。这种纸烟，有三分之二是个纸筒子，只有三分之一是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了不起的好烟了。 抽着朱德带来的好烟，大家很高兴，都乐呵呵地同朱德司令拉手，同左权参谋长拉手。然后我们请朱德和左权先在团部休息一会儿，围着炭火喝杯茶，吃点花生。但左权说不用休息了，要先去看看队伍。于是我和彭明治便引领着朱、左二人来到会场。 我们到达会场时，部队早已整理完毕。大操场上，全团近四千人以连为单位，成分列式，整齐地站立着，准备接受检阅。看到我们来到会场，已先到会场等候的梁兴初发出了立正的口令，立刻全团肃立，向朱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致敬。接着大家此起彼落地呼喊口号，热烈欢迎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到来。喊完口号，朱德、左权在我们几个团干部的陪同下，检阅了全团队伍。 检阅完毕，朱德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六八五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之一，原来是南昌暴动的底子，到井冈山后组成了红四军，以后又与红三军、红二十二军合并为红一军团，最后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是有光荣传统的主力红军之一。因此，要我们一定要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抗战以来，六八五团已经打了两个胜仗，一个是平型关战斗，一个是午城战斗，可以说已经有了打胜仗的经验。到了山东敌占区后，一定要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发扬红军、八路军的威力，多打胜仗，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左权讲话的重点，是对我们挺进山东敌后的具体指示。他要求我们：一、在敌后，以打游击战为主，但也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二、搞好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凡是抗日的，我们都要同他们联合；对消极抗日的，我们也暂时不要理他，不要动他。三、对地方抗日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人员，要尊重他们，可以向他们要求供应我们部队的钱粮，但要注意同他们协商。四、注意发动群众，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注意调查敌情、民情和友军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左权最后说：“现在进到敌后的部队越来越多，要很好地注意锻炼自己在敌后单独活动的能力。仗该不该打，怎么打，都靠你们自己处理，自己来解决。” 朱德、左权讲话后，我代表六八五团全体指战员讲了话。我说，我们这次来，见到了朱总司令、左权参谋长，感到很荣幸。朱德总司令原来就是我们红军的总司令，左权参谋长是我们一军团的参谋长，后来又是我们一军团的军团长，今天能得见面，感到格外亲切。我还特别感谢朱德、左权来检阅我们的队伍，并祝他们身体健康。 我讲完话，彭明治即向全场发出立正口令，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兼集团总参谋长左权立正致敬。随后全团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散会后，我们买了几只鸡，弄了点菜，请朱德和左权吃了顿饭。吃完饭，我问左权，我们是否把各营的营长、教导员找来，请他再作些指示。左权同意后，我赶紧派人通知各营的营长、教导员来团部集合。 等各营的主要干部集合好了以后，我请左权作指示。左权首先说：“你们下太行山以后，要从林县和汤阴之间过铁路，然后过卫河，经濮阳、东明，到山东的荷泽，再走定陶、成武，到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的微山湖一带活动。那里有我们一个敌后游击队，叫挺进支队，原来说有七、八百人。现在那里的地方党很孤立，挺进支队的处境也很危险，被汉奸、日军逼得没有出路，有被搞掉的危险。国民党队伍则是明哲保身，一心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想打仗。你们就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支持地方党的发展，巩固和扩大当地的游击队，创建苏鲁边区的抗日根据地。” 他接着说：“你们要实行党的集体领导，组成团的军政委员会，团一级的干部都应成为委员，重要事情都要经过军政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我告诉他，在从晋西南出发之前，罗荣桓政委已帮我们组织了团的军政委员会。左权问谁是书记。我回答说，当时罗政委指定我为书记。左权点了点头，说：“好。” 由于当时罗荣桓只指定我为书记，于是我又向左权建议，以彭明治为团军政委员会的副书记。左权立即表示同意。就这样，以我为书记，以彭明治为副书记的六八五团军政委员会，在太行山上正式成立了。 下午四点，朱德和左权一行人离开北马庄回总部，我和彭明治率全团营以上干部集体送他们出村口。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特别着重于安排行军路线。为此，我们派人到总部去领了河北、山东两省的地图。这些地图都绘制得非常精细和详尽。 十天之后，总部来电话通知我们，要求我们于十二月九日从北马庄出发东进，并且为我们拟定了一条下太行山的详细路线。我们还听说，在这之前杨得志、黄克诚他们下太行山时，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走这条路，总部所在地是必经之路。 五、东进湖西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清晨，我们全团近四千人从北马庄出发，开始了东进山东敌后的征程。 按照总部拟定的下山路线，走了二十多里路，我们就来到了总部所在地。在这里，彭德怀派出他的秘书专门在路边等着我们。他告诉我们，彭德怀要我和彭明治两人到他所住的窑洞里去一下。我们听了很高兴，因为这次来，我们曾当面听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指示，可就是没有时间当面请示和聆听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尽管我们曾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听过他的报告。 一来到窑洞口，就看见彭副总司令在那里迎接我们。他拉着我和彭明治的手，很热情，要我们看他墙上挂着的地图，我们告诉他，那天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亲自来到部队作了动员，作了布置。 彭副总司令说：“那好，他们都给你们交待好，我就没有多少话讲了，但有几点你们要注意。第一、你们一路行军，不要进县城，因为县城里都驻有国民党的队伍。要走小路，走村庄，尽量注意隐蔽。第二、沿途多做统战工作，我们现在是借路经过，尽量少找麻烦，不要引起纠纷，人家给你们打招呼，你们就要有礼节；不给你们打招呼，你们就走你们的。第三、撤销六八五团的番号，改为八路军苏鲁支队，下面的营就改为大队。因为一说六八五团，人家就知道你们是一一五师的，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改为苏鲁支队，那就是地方的游击队。我们现在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制服，戴的是青天白日的帽微，只要你们不吭声、不宣传，谁也不会知道你们是八路军，你们只管走你们的。第四、下太行山以后，过平汉路时，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的附近，有三四四旅黄克诚的队伍，到时候可以找他们帮帮忙，给你们指指路。“ 作完这些细致的交代后，彭副总司令亲自送我们到窑洞口，我们就此告别了。 随后，部队从总部门口出发。我们走了一段平路，中午稍事休息一下，部队便开始离开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的太行山，慢慢地下山了。 第二天还没有走出太行山区，就碰到了一支游击队，并意外地遇见了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谭甫仁。谭甫仁是我在红军时期的老熟人，多年不见，想不到竟然在这里巧遇了！之后，我带了一个警卫员，到他们支队去呆了一个多小时，听谭甫仁介绍周围的一些情况。 第三天，我们来到了太行山脚下，到了山西、河南交界处的林县林祁镇附近。在这里，我们驻下休息一天。 驻下以后，我们听说黄克诚同志就在附近，就想去找他。黄克诚这时已由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调任三四四旅的政委，带着一部分部队就在附近。而杨得志带着三四四旅的另一部分部队在另外一个地区活动。但不等我们去找，黄克诚政委自己骑着一匹马就找来了。我在五台山见过黄克诚政委，因此他认识我，却不认识彭明治。不过一见面，得知彭明治也是湖南人，他们也很快就相通了。 跟随黄克诚一起来的，还有三四四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周振华。红军时期，我曾经与周振华一起度过了长征的艰难时刻，在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说是最好的朋友。这次他听说我到了这里，特意随黄克诚跑来看看我。他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经过了长征的考验，已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不久，黄克诚就派他去团里当了政委。他打仗很勇敢，最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一直到一九四O年黄克诚同志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时，我向他问起周振华，这时他告诉我，周振华已经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难过了好几天。 黄克诚来到我们驻地以后，详尽地给我们介绍了当地情况，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有日军据点，哪些地方有国民党队伍，在什么地方过平汉路最适当，过了路到什么地方去最好。他还告诉我们，平汉路一带到处都有日军的据点，几乎是每隔三十里就有一个，其中最大的据点是汤阴和安阳，我们要过路，就必须得从这些据点中穿过去。他说，他可以派部队掩护我们过铁路，负责把汤阴、安阳这两个大据点监视好，有情况及时通知我们，但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派队伍进行警戒。 黄克诚特别重视部队的纪律，在谈话中一再强调沿途一定要把纪律搞好，因为这是区分我们和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标志。他说，群众对我们亲，对国民党军队疏，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纪律好。当天下午，黄克诚就回去了，准备组织部队掩护我们过平汉铁路，我们也立即着手准备过路。 第二天黄昏，我们全团整队出发。走到离平汉路还有二十多里路的时候，我们就休息下来了。我们先来到一个村子里集结隐蔽，进行冲过平汉路封锁线的最后准备工作。我们派出了警戒队伍，由梁兴初、田维扬各带一个连，一个向南、一个向北进行警戒。当晚九点，趁着天黑，部队按照预定的路线，一口气冲过了平汉路。 相比较起来，过平汉路比过同蒲路容易，因为平汉路两边既没有沟，也没有护路的河，我们感觉很好过。可是一过了路就感觉不对了。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到处漆黑一片。过了路以后就听见前面响起了劈哩叭啦的枪声，却看不见哪里有敌人。这个情况，黄克诚同志没有给我们介绍过，我们也没有思想准备，加上部队长时间没有听到过敌人的枪声，一些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一过铁路，大家跑得那个快呀！没有一个掉队的。但由于平汉路以东是一大片平原，到处都是道路，处处可通，队伍开始走散了。 当时我和彭明治带着团直属队走在前面，梁兴初和田维扬带着团的主力走在后头。过路以后，我们几乎一直听到劈哩叭啦的枪声，但又弄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和彭明治就问带路的老乡，为什么到处打枪，是不是日军出来了？他们说不是，说打枪是当地的一种正常现象，因为这一带地主的土寨子很多，差不多每个村子都有土寨子，差不多每个村都有土围墙。外面有外墙，里面有碉堡，碉堡里守夜的都有枪。一到晚上，岗楼上守夜的人就开始放枪。放枪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互相联系，是一种寨子之间、碉堡之间的联络信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伪军和土匪的骚扰，防止他们拉牲口、抢东西。老乡们都说，日军晚上一般不会出来，他们都是白天出来。 尽管枪不是日本人打的，也不是冲着我们打的，但那天晚上我们可乱了套，除团直属队外，只有三营跟着我们到了预定的五陵镇宿营地。就是团直属队，也有一些单位和伙夫担子走散了。见到这种情况，彭明治很着急，要自己出去找。我劝他再等一等，因为夜色漆黑一团，往哪里去找？反正出发时规定在五陵镇宿营，各营、连干部都知道，他们一问老百姓就会自己找来的。果然，我们耐心等到天亮以后，失散的队伍就逐渐在五陵镇集拢来了。 五陵镇位于卫河边上，是当地一个较大的镇子，也是个渡口。第二天，我们在五陵镇休息了一天。我和彭明治召集了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这次通过平汉路的经验教训。在会上，我们先解释了晚上地主土围子持续打枪的原因，之后强调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在行军中都一定要按照预定的路线行进，不能各走一条路，否则就会走乱。最后，要求各单位清点人数，看有掉队落伍的没有。 第三天从五陵镇出来，我们就改为正常行军，白天走路，晚上宿营。一般早晨六、七点钟出发，下午三、四点钟宿营，每天行进约有六、七十里。同时，沿途利用休息时间，我们向部队进行平原地区行军的教育。因为一进入平原地带，大家一方面感到兴奋，另方面也感到生疏，需要时间去熟悉它。 我们部队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不是在平原地区长大的，而平原地区的行军却有着不同于山区的一些特点。我们下太行山一出林祁镇，在山底下，向东一看，一坦平原，根本就看不见山，这块平原，比西安的平原地区大得多。这对我们这些在山沟里走惯了的人来说，就好象到了国外一样，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陌生环境，被搞得蒙头转向，没有山，我们就辨不清方向。在山区我们辨别方向很容易，因为我国的山脉，一般都是东西走向，而且山上的道路有限，一般只有一条道路可通。而一到平原，到处都是路，象蜘蛛网一样，大路小路到处都通。不容易分清东西南北。黄克诚同志给我们介绍情况时也曾说过，他刚下山时，也是这样，感觉很不习惯。 为学会辨别方向，使部队能按指定的方向前进，我们专门作了一番调查，请教了当地的老百姓，对干部进行了教育。要在平原地区辨别方向，一个是看村庄，一般村庄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的居多。另一个方法是看土地庙，土地庙的门一般都是朝南的，再一个是摸树，朝南的一边比较光滑，朝北的一边比较粗糙。晚上最主要的是看北极星，要学会认识北极星的方位。 闯过平汉路以后，我们就亮出了八路军苏鲁支队的旗号。与此同时，我的名字也报请上级批准，由吴文玉改成了吴法宪。 部队从五陵镇出发，经濮阳、东明、菏泽、定陶、成武，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江苏、山东交界处的微山湖以西地区。按照行前彭怀德的指示，这一路上，凡是经过的县城，我们都没有进去，而且连地主土围子也不进，住的都是一些小村庄。除我们自己所带的粮食外，沿途就派干部向土寨子要粮食。实在没有粮食，就在地里找老百姓遗下的地瓜吃。秋收过后，留在地里的地瓜还有的是。 尽管我们当时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制服，载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帽子，并没有表明八路军的身份，可看到我们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同时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论在哪里宿营都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而且凡请向导带路和雇车马拉东西都给钱，跟别的队伍完全不一样，所以老百姓很块就认出了我们的八路军身份。当时，常常是我们刚进到一个宿营地时，村里的老百姓还躲躲藏藏的，可等第二天我们离开村子时，老人、小孩都出来看我们，送我们，对我们很亲，这充分证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威力。 在山东成武，有一天我们想进入一个大寨子宿营，但寨子里的人却对我们说，只要我们不进去，我们要猪他们送猪，要粮食他们给粮食，一句话，我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既然他们这么说，那好，我们就不进去，就在外面露宿。结果他们真的送来了粮食和猪。这样，他们很高兴，部队也很高兴。以后，凡是遇到有地主土围子的大寨子，我们就采取这个办法，只要他们送吃的东西出来，我们就不进寨子。至于寨子里的枪，我们一条也不要，因为那都是他们用来保家的。经调查，这些枪大都是国民党军队在平汉路溃退时扔的，被地主捡来用以保家。在这个地区都是一个地主，带一大片地。地主住的都是高墙的砖平房，贫下中农住的是草房破屋。就这样，我们一路较为顺利地到达了微山湖以西地区。 我们一到微山湖地区，就开始打听挺进支队。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在一个叫鸡顺集的小村子宿营，驻下以后，就派人出去侦察，目的是想找一找看附近有没有挺进支队的人，再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可一问老百姓，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挺进支队，只知道国民党的刘跃庭带着一部分人住在单县县城里，究竟有多少人，他们也弄不清楚。 正在我们不知如何找到挺进支队时，天黑以后，有一个人穿著便衣，带着两个人来到我们驻地附近，恰好同我们的侦察人员迎面相遇。侦察人员问他是哪里来的，他说是挺进支队的，来搞联络。 来到支队部同我们几个支队干部见面以后，那个穿便衣的自我介绍说，他是挺进支队的政委，名叫郭影秋。他说，前几天得到山东分局的通知，知道我们快到这里了，所以到这里来迎接我们。他还介绍说，挺进支队的司令员是李贞乾，留在支队照顾部队，没有来。他是遵照分局的指示，来找我们联络的。 得知他们正是我们要找的挺进支队，我们很高兴。我说：“那正好，我们正等着你们呢！” 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还请郭影秋参加了会议。会上，我首先请郭影秋介绍当地的情况。郭影秋一开始就说，这里的形势现在非常危急。他介绍说，在我们驻地往东不远的地方就是丰县，那里有一支号称有七千人的汉奸王献臣（外号王歪鼻子）的队伍。虽然这支汉奸队伍实际只四千人左右，但却非常猖狂，非常嚣张。现在正在全线向挺进支队发动进攻，已经把挺进支队逼到了欢口镇以北的十字河地区。挺进支队现在只剩下一、两百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一些干部、战士已经开始带着枪回家隐蔽起来了。由于战局不利，湖西特委和挺进支队在当地很孤立。幸亏我们及时赶到，不然再过一个星期，挺进支队就有可能被打败。 至于附近几个被国民党占领的县城，凡是坚持抗日的，几乎都垮了，如砀山县政府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沛县县长冯子固的手里也没有了多少队伍，只有丰县县长董玉珏手下大概还有百把人。这个董玉珏原来和我们是合作的，但现在他的态度已变。单县县城里还有国民党的一个旅，旅长叫刘跃庭，手下大概有三千人左右，他们与日伪军是互不侵犯。在整个湖西地区，真正的日军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丰县和沛县两个地方。丰县的据点里大概有三、四百人的样子，沛县的日军稍多，约有六、七百人。汉奸队伍里，最大的就是王献臣这支队伍，他占领了丰县以北的大片土地。可以说，王献臣是湖西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 听完郭影秋的情况介绍，我们就开始研究先打哪里，什么时候打，怎样打法。郭影秋的意见是，擒贼先擒王，要打就先打汉奸头子王献臣，而且要打就快打，打就打他个措手不及。当然，这得看我们的部队疲劳不疲劳。 经研究，我们同意了郭影秋的意见，决定次日就开始向王献臣部发起进攻。从太行山下来一路东进，部队虽然疲劳，但一路上都是正常行军，部队还不算太累，完全有精力打好这一仗。另外，根据郭影秋介绍的情况，王献臣这支队伍虽然有四千多人，但兵力却很分散。在他所占领的丰县以北大片村庄中，差不多每个村庄都驻有他的部队，人数从几十人、百把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部队大都是些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又不懂得做工事，只是凭借几个土围子来进行守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突然开始进攻，把他们完全消灭是不成问题的。 接着，彭明治同志提出了作战计划和部署及具体打法，我们全体同意。于是我们连夜召集各大队长、教导员开会，部署作战，发布作战命令。除介绍情况外，主要是摊开地图，研究如何打法。 根据会议最后决定的作战计划，这次战斗以一大队和三大队打主攻，由西往东，一路向王献臣司令部所在地崔庄攻击前进；二大队打援，负责切断王献臣的退路，并阻击可能由丰县出来增援的日军。一大队由副支队长梁兴初带领，二大队由支队参谋长田维扬带领，三大队由大队长刘宗英、教导员蔡永指挥，我和彭明治及郭影秋带领一个特务连，随主攻方向追击前进。我们计划，次日凌晨天亮以后各部队就开始行动，从曹马集出发，争取一天时间解决战斗。 会后，支队司令部作战股长黄炜华立即草拟了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支队军政委员会成员传阅后，由彭明治和我共同签署，并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各部队开始出发。一个半小时以后，到八点钟，枪声响起，战斗正式开始。由于我们的部队很整齐，战斗素养好，战斗力强，而且武器装备也好，所以打得敌人一触即溃。战斗开始没多久，我们一大队、三大队两个大队全线推进，很快就将王献臣部占领的村庄，一个接一个地攻了下来。我和彭明治及郭影秋一起，带着一个特务连，一直紧随在主攻队伍后面前进。 到中午十二点左右，就把敌人都包围在两个较大的庄子——崔庄和大王庄之内了。彭明治当即下达命令，要一大队攻占崔庄，三大队攻占大王庄。之后，两个大队稍作了一下准备，就发起了攻击。下午一点钟，两个大队就先后攻进庄子，解决了战斗。 这时，丰县的日军百余人出来增援，被守候在那里的二大队击退。当时，王献臣正好在崔庄，他见势不妙，立即带了三十多个便衣，从二大队防线旁边的村子溜过去，跟随增援的日军逃进了丰县城。 这一仗，打得王献臣最后只剩下了几十个人，队伍基本被消灭。战斗结束后清查战果，共俘获一千五百余人，另有一部分逃散了。经过清查，俘虏中有一些是老百姓，真正的伪军官兵八百多人。我们还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轻机枪三十余挺，驳克枪三、四十支。不过，由于战斗中一些枪弹打在麦垛和房子上，使有的村子着了火，崔庄和大王庄也都烧掉了一些房子，给群众造成了一些损失。 战斗结束后，我们部队在郭影秋的带领下，经两天的行军，到达顺河集以北的十字河口肖庄，同挺进支队和湖西特委会合。这时，已是一九三九年的元旦，老百姓纷纷送来慰劳品。部队和湖西特委、挺进支队一起会餐，共同祝贺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并欢庆首战胜利。 在中共湖西特委的所在地肖庄，我们住了一个短时期。当时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机构称为特委，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改为湖西区党委，当时的特委书记是白子明，特委下属的各县都有党的组织，有县委，也有区委，但人数都很少，而且大多还处于秘密状态。各级组织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发展抗日武装，组织游击小组、游击分队，没有建立其它的群众组织。 当湖西特委知道我们在八路军总部听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以后，就请求我们向他们传达会议精神。经支队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同意他们的请求，由我向特委进行传达。参加这次传达六中全会精神会议的，有特委组成人员及几个县委书记，约十余人。我首先传达了全会精神，然后，对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同时根据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湖西地区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统战工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和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作了重新部署和安排。由于当时地方工作还是归特委负责，我们只是给予协助，所以我在会议上只是建议特委，要充分利用我们到来的这个时机，掌固和发展崔庄战斗的胜利，打开局面，恢复和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 在我们消灭了王献臣这一股湖西地区的最大的敌人后，湖西地区的形势很快就扭转过来了。原先回家隐蔽的挺进支队干部、战士纷纷带枪归队，挺进支队新的领导班子也组成了。挺进支队的新领导班子共四人，即司令员李贞乾、政委郭影秋、副司令员李发、参谋长孙鹤一。挺进支队司令员李贞乾，在当地群众尊称为“李司令”。李贞乾出身于丰县北部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曾是国民党丰县县党部委员和进步人士，在当地群众中威信很高。丰县一沦陷，中共湖西特委就以他的名字号召，组织了一个抗日义勇军挺进支队，队伍发展很快，一下子就发展到了七、八百人。挺进支队组织起来以后，日本人把他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把他家里的人也杀了，可以说为了抗日，他是倾家荡产，为抗日救国作出了重大牺牲。 挺进支队政委郭影秋，原为国民党铜山县政府的教育科长，是中共地下党员，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战。挺进支队成立后，湖西特委派他担任这支抗日武装部队的政委，是挺进支队的主要领导者。副司令员李发，参谋长孙鹤一都是老红军干部，是由部队派去负责军事指挥工作的，就由他们几个人组成了挺进支队的新的领导班子。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队伍又恢复到了原有的规模。 按照总部的决定，部队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微山湖西，东部就到微山湖边为止。我们在肖庄小住一段时间以后，便迅速把三个大队分别撒了出去：一大队撒到往沛县这一边，向东朝铜山发展；三大队撒到鱼台、金乡那一边，向西北方向发展；二大队撒到丰县那一边，向南往砀山和单县发展。挺进支队则在丰县以北、鱼台以南地区活动，并寻机向东往微山湖边发展。我们支队部和区党委靠拢在一起，在单县、丰县、鱼台、金乡一带活动。一时间，军地双方密切配合，工作进展很顺利。 国民党的几个县政府知道是我们八路军到了，纷纷向我们靠拢，希望依靠我们来帮助他们恢复政权。首先是丰县县长董玉珏、县大队长黄体润，大摆了一桌宴席，专程来支队请彭明治和我去县政府吃饭。然后是砀山县县长窦雪岩，派人给部队送来了粮食和猪肉。最后沛县县长冯子固也来要求我们派部队，去沛县支持他们的抗日斗争。他们甚至公开向我们表示，现在他们离省政府很远，省政府对他们是鞭长莫及，管不了他们，因此他们愿意把我们当成上级领导看待，在日军“扫荡”时，听从我们的指挥，叫他们怎么打就怎么打。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我们同他们商定，由这几个县供给我们粮食和物资，平时双方互通情报，战时配合作战。 在我们的帮助下，几个国民党的县政府很快就巩固了政权，他们利用这个时机，拼命发展自己的武装。不久，丰县董玉珏、黄体润的队伍发展到了四、五千人，沛县冯子固的队伍更是发展到了六千多人，连砀山县窦雪岩的队伍也由几个人发展到了二千多人。这些人都是地头蛇，借助我们的力量，巩固了政权，发展了武装，队伍的发展比我们还快得多。 这个时期，是湖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高潮时期，不过事后看来，当时我们的思想有点“右倾”，对国民党人的支持太多，以至于他们以后还有能力反过来和我们搞“摩擦”。如果当时把他们搞掉，后来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但当时他们打的也是抗日的旗号，而我们又要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如果真的把他们搞掉了，极有可能还要说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建立自己的政权。占领了鱼台、全县和金乡等地以后，我们派出了自己的县长，其中金乡县的县长，就是我们支队政治部的民运股长李英。不久，我们又建立了两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并开始筹备成立专员公署，准备由李贞乾任专员。在部队的发展上，苏鲁支队经几次扩兵，队伍由三千多人发展到了近万人。挺进支队也发展到一千多人，下编为三个营。 当时的湖西地区有个特点，就是散落在民间的枪不少。原因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会战后，队伍全线溃退南撤到徐州的途中，丢下的步枪、机关枪、驳克枪和各种子弹不计其数。这些枪弹有的被地主搞走，拿去组织了地主武装，有的则被当地的老百姓收藏了起来。因此，有了人，就不愁没有枪。要想发展队伍，只要把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收集起来，就可以编成一支像样的队伍。 一九三九年二月，沛县北部有一支伪军部队，约一千四五百人，司令员名叫藉兴科，副司令员何玉祥，经我们同湖西特委的郭影秋同志的一系列工作，主动提出反正，要求我们派部队前去支持。结果我们队伍一到，他们就反正起义了。事后，经报请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我们将这支队伍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的独立大队，由何玉祥任大队长，郭影秋兼任政委。因为藉兴科年纪既大又吸大烟，不适宜在部队工作，所以由特委统战部门给他另行安排了工作。 这一年的三月，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师部、六八六团和补充团进入到了鲁西北和沂蒙山区，在恽城、宁阳、汶上等地连打胜仗，歼灭了伪军两、三千人。胜利消息传来，我们知道是师部到了，于是立即发电联系，。很快师部就来了命令，要我们将挺进支队正式编入苏鲁支队，统一对湖西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接到师部命令，我们立即向湖西特委作了 通报，并随即将挺进支队改编为苏鲁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贞乾任大队长、郭影秋任政委并兼独立大队政委，李发任副大队长，孙鹤一任参谋长。 不久，我们将支队下面原相当于营级建制的四个大队，改编为相当于团级的建制，并在每个大队下编四个营，每个营下编四个连。独立大队编入三大队，编入三大队下属的一个营，由何玉珏任营长。我们以苏鲁支队和湖西特委的名义共同发电报，将改编情况报告了一一五师、山东军区和山东分局，同时报十八集团军总部，得到了批准。 经过我们几个月的作战与工作，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是打开了。湖西的抗日根据地，北面到了金乡、鱼台，东面到了微山湖边，南面逼近陇海铁路，占领了砀山等县。因为西面是国民党的占领区，我们没有过份进逼，可是也进入了中共鲁西南地委的所在地曹县。与此同时，我们苏鲁支队也发展到了一万二千余人，在当地是名声大振，称得上是当时整个苏鲁地区举足轻重的一支重要武装。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我们在湖西地区发展的鼎盛时期。 六、南下陇海路，番号改为苏鲁豫支队 在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我们也曾多次寻求向南发展的机会，我们的部队就曾两次南下越过陇海路进入过萧县境内，当时萧县属于江苏省。 第一次越过陇海路，是应萧县县委之请。抗战开始以来，萧县的形势一直比较好，差不多整个县都在我们党的领导和控制下。县委书记叫李中道，解放后曾任过吉林省的省委书记。县长叫彭笑干，县委还有纵汉民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萧县的武装曾发展到四、五千人。但由于萧县距徐州较近，敌伪活动很厉害，这也给县委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听说我们支队到了湖西，从一九三九年三月起，县委就再三派人来，要求我们派一部分队伍南下支援他们。经支队军政委员会讨论，我们决定派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率二大队越过陇海路，去萧县开展工作，同时侦察了解情况。 半个月以后，他们回来报告说，陇海路很好过，只要两边搞好警戒，一下子就过去了。到了萧县以后，在县委提供的情报和带领下，半个月内打了好几仗，这里二百，那里二百，把一些土匪、汉奸的队伍打掉之后，局面就打开了。 他们还讲了一件事：有的土匪头子听说八路军到了，怕被我们消灭，就想向我们靠拢，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但萧县县委认为，这些土匪武装在打着抗日的旗号，依然还去抢老百姓的东西，坑害当地群众，性质根本没有改变，因此绝不能同他们搞统一战线。根据县委的意见，梁兴初、王凤鸣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一天，我们部队在白楼子东面一个叫洼子口的地方住下以后，搭了个台子，宣布要召开联合抗日大会，把那些土匪武装头子及其部下找来开会，并把他们放在会场中间，我们的部队则布置在会场的四周。一宣布开会，梁兴初就向空中打了一枪，以此为号，我们的部队立即举起枪，把那些土匪吓得要命，一个个乖乖地缴了枪，一下子就俘虏了四百多人，都交给了县委。 梁兴初等人还反映，在萧县搞枪很容易，那里村村寨寨都有国民党军溃败时扔下的枪支，那时发展部队，多么需要枪呀！二大队南下只半个月，就搞了十几挺机枪和几百条步枪。他们认为，在安徽宿县、河南永城等地区，尽管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但如果支队主力南下，相信很快就可以打开局面。 听了汇报，我和彭明治商量后认为，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总部和师里的指示，在湖西地区局面基本打开以后，队伍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向南发展。于是我们向湖西特委提出，留挺进支队在湖西坚持斗争，苏鲁支队的全部主力南下，往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特委同意后，我们又向总部及师部发电请示，总部回电报说，按照情况，是否南下，由我们自己考虑决定，如果决定南下，要注意同彭雪枫部队取得联系。总部还告诉我们，一一五师师部已经进入山东，我们的行动以后由一一五师直接指挥，与总部只要保持联系就可以了。 接到总部的电报，我们决定南下。四月初，支队部率领一、二、三大队和独立大队开始越过陇海路南下。我们这次南下的目的是铜山以南、宿县以东、灵壁以西地区，主要是想把这一地区的伪军和土匪队伍消灭掉，压缩敌占区，扩大抗日根据地。 我们很顺利地过了陇海路，之后又在地方党的帮助下，在徐州和宿县之间的夹沟顺利通过津浦路。在津浦路东，我们第一个袭击的目标是位于濉唐河边的灵壁重镇时村。 濉唐河是一条东西向的河流，来往船只很多。在时村设有伪军的一个收税大卡，据说一天可以收到好几千块钱。时村驻有伪军三百多人。 在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就由彭明治和我亲自指挥三大队向时村发起突然攻击。当时我们一个大队已经发展到了两千多人，两面一包围，很块就攻进去了，三百多名伪军全部被消灭，一个也没有跑掉。这次战斗一共缴获了步枪三百余枝，机枪七、八挺，子弹上万发，另外还有包括布匹、食盐等在内的一大批资材。听说我们打下了时村，国民党灵壁县县长许之信马上就来了。由于我们和地方党一时联系不上，只好把时村交给了他。 我们在时村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就又回到津浦路以西，开始向豫东方向推进，一直前进到了永城。我们南下后一直都很注意与彭雪枫支队取得联系，可我们后来得知，彭雪枫支队还在平汉路以东，与我们相距较远，相互之间一时联系不上。于是我们向东走了一圈，最后回到萧县。 通过这次侦察性的南下行动，我们认为，部队向东发展很有前途。当然，向西发展也有着相当的空间，但那里已经有彭雪枫支队在活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们回到萧县时，中共湖西特委刚刚改组为湖西区党委，区党委书记仍为原特委书记白子明。湖西区党委听说日军即将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就要求我们返回湖西地区，准备反击日军的“扫荡”。我们决定尊重区党委的意见，即刻返回湖西。我们走丰县南部，顺路消灭了那里的一部份伪军以后，就回到了湖西和区党委会合，并休整了一个时期。 由于八路军苏鲁支队两次南下，威胁到了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从而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为了加强守备，日军不仅将沿津浦路、陇海路一线的各个据点都增加了兵力，而且在丰县、沛县也增加了部队，准备对湖西根据地进行“扫荡”。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我们回到了湖西以后不久，日军湖西地区的“扫荡”终于开始了。日军的这次“扫荡”，主要依靠汽车来完成，而且攻击的对象也包括国民党县政府的部队。一开始，敌人是坐着汽车出来“扫荡”，沿着公路跑一圈就回去，让我们打都不好打。后来我们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在公路旁边的各个村子里进行分散伏击，等日军的汽车一来，就用机枪扫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还很奏效，我们每进行一次伏击，都能杀伤他们一些人员。我们打了五、六次这样的小仗以后，日军就退回据点，再也不出来了。 日军对湖西根据地的第一次“扫荡”，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敌人的“扫荡”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但作为支队的领导，我们感到不能这样盲目乐观。为此，我们专门召开了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对这次反“扫荡”行动进行总结。 大家认为，平原地区，村子稠密，大车路、公路四通八达，汽车到处都可以通，敌人一扫荡，我们就很困难。只要有路的地方，他的汽车就一定比你跑得快。而我们的部队白天就不能转移，一转移就很可能会暴露目标，就会有伤亡。所以，我们到了一个村子以后，就必须得在那里坚守一整天。这种情形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 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挖沟。湖西地区是平原，既不利于部队隐蔽，也无险可守，但是可以挖沟，让村与村之间都以深沟相通。这样，一则部队可以利用这个地形来有效袭击敌人，二则在日军“扫荡”时，老百姓可以从沟里跑掉，以减少损失。最主要的，我们在公路和大车路上挖出的沟，可以使日军的坦克、汽车不能够横冲直撞，从而让它们无用武之地。 总结了前一段反扫荡的经验之后，支队军政委员会认为，一定要动员群众，把村与村之间的道路，统统挖成沟。我们认为，湖西地区土质松软，少有石头，只要大家心齐，挖成沟应该是问题不大的。经商量，这个挖沟的具体任务，我们就交给了支队副参谋长黄纬华，让他去组织调查研究，画出路线图来，并具体组织实施。先动员几个村子，挖出个样板来，然后要各县来参观学习，统统按照这个办法来搞。 在区党委的支持和推动下，在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时间不长，整个湖西地区村与村之间的沟都挖通了。当时，大家管这种沟叫“抗日沟”。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在军民上下心气相通的共同努力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们接到十八集团军总部的一份电报，命令我们往南，向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电报告诉我们，彭雪枫支队正从河南的竹沟往东发展，要我们尽快与彭雪枫取得联系，以配合彭雪枫部打开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大别山以北这一大片地区的局面。同时，总部正式批准，将我们的番号由八路军苏鲁支队改为苏鲁豫支队。 接到总部命令，我们立即进行研究、部署，决定兵分两路，将四大队（原挺进支队）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为加强四大队的力量，再从其它三个大队各抽一、二个老连队，编入四大队，并留下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由他们兼任四大队的大队长和政委。另外，立即给湖西区党组织一个警卫营，同时把各县的游击大队也都划归区党委直接指挥，以保证区党委能安全开展工作。同时，由支队部率一、二、三大队南下，配合彭雪枫支队向豫东、皖北发展。我们将这一南下部署，报告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师部后，很快得到了总部和师部批准。 随后，我们立即将南下部队集中在单县、丰县和砀山之间，然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全部越过陇海路，再次进入到皖北萧县境内，当时的萧县县委，已归属于湖西党委的领导。 我们到了萧县，彭雪枫支队的政治部主任萧东望带了一个骑兵连来和我们联系。当时彭雪枫是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我们双方各自介绍了部队的活动情况，商讨了今后的联系办法。萧望东主任提出，他们准备要往东来，要我们慢慢地同他们靠拢，他建议把重点放在西面，先打开津浦路以西地区的局面，然后再逐步向津浦路以东发展，我们同意了这个意见。 要打开津浦路西的局面，首先就要把萧县的工作做好。当时，萧县县委领导下的县大队有一千七百多人，大队长耿蕴斋，副大队长孙象涵、吴信容。我们到达萧县后，又把这支部队编为苏鲁豫支队的第七大队，并派去兰廷辉当了政委。七大队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在津浦路以东，由孙象涵率领，大约有五个连。一部分在津浦路以西，由耿蕴斋带领，也是五个连。我们到萧县后，除县城外，帮助所有的区都建立了民主政权，同时，又帮助县委新组建了一个县大队，很快又发展到一、两千人。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仗，但由于我们收缴了大量国民党遗弃的枪支，武装了部队，队伍发展极其迅速。 不久，我们又越过津浦路，向灵壁、泗县、睢宁推进。这样，就从西北到东南再到西南，形成了对徐州的三面包围之势。我们的这一行动，使得日军大为恼火。在此之前，日军根本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他们狂妄地认为，八路军只是一些手持土枪土炮的农民，用伪军就足以对付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八路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不长的时间里创建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而且还闯入了他们的心脏地区。这使日本侵略者大吃一惊，开始认识到八路军绝对不是一伙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因此，开始准备认真对付我们。 六月初，专门针对八路军的日军大“扫荡”开始了。在扫荡以前，我们就得到消息说，日军的这次“扫荡”，集中了近六千兵力，从徐州、夹沟、宿县、灵壁、睢宁、时村，分七路向我们苏鲁豫支队进行合围，下定决心要把我们搞掉，最少也要把我们撵出徐州东南地区，解除对津蒲路的威胁。 过去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的这样大规模的“扫荡”，当时，支队部只剩下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我们三人研究后一致认为，要应付敌人的这次“扫荡”，就必须将部队集中到四面都有山的铜山县张山集和褚兰集一带去。因为我们的部队刚刚南下，还没有开展挖“抗日沟”的活动，敌人一来“扫荡”，我们在平原地区没有什么依托，而敌人的汽车、坦克却可以横冲直撞，畅通无阻。在这种情况下，要准备反“扫荡”，就必须要依靠山。张山集、褚兰集一带四面都是山，虽然山不是很高，但比平地还是要好得多。 彭明治和我随即发出命令，命令部队立即全部集中到张山集和褚兰集地区。当晚，部队经一夜急行军，全部到达了指定位置。部队刚部署完毕，就发现敌人的坦克、汽车一路一路浩浩荡荡地过来了。很快，将近六千人的日军的快速部队，就包围了张山集和褚兰集。除步兵外，日军还配置有五十多辆汽车、二十门大炮和两辆坦克。 根据战前的部署，我们四个大队各挡一方，日军用坦克冲了几次，始终也没有冲过来，反而冲到山沟里去了。山区不通公路，敌人的汽车也过不来，日军便改用大炮轰。从中午十二点一直打到天黑，不知道打了多少炮。那里的山没有树，都是光秃秃的石头，炮弹打来，石头就满天飞，弄得我们很难受。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各在一块石崖下，用电话指挥部队。队伍各自依凭紧急筑起来的工事，独立顽强抗敌。就这样，敌人发起的几次攻击，都让我们给打了下去了。一直到晚上，敌人也始终没能前进一步。我们守住了这个山区。 随着黑夜的来临，彭明治问我：“政委，怎么办呀？”我说：“你的意见呢？突围吧！”彭说：“对，要突围，还回到津浦路西去，西面的萧县、永城是我们的根据地，往东不行，我们对那里的地形不熟对我们不利。” 我完全同意他的想法，认为应该趁着黑夜突围出去。我们当即安排全支队分三路突围，一大队、二大队各一路，三大队和七大队一起为一路，支队部随一大队跟进，二大队断后。 天黑以后，我们派侦察部队下山侦察，发现前来围攻的七路敌人之中，已有四路由原路退回了，只有三路敌人还没有走，村子里没有动静，敌人的包围圈中出现了空隙。 我们迅速从敌人的空隙中穿插行进，因为队伍没有什么辎重，都是轻装，很容易的就突了围。敌人还在那里打炮，我们就已经走到敌人的后面来了。我们随即加快脚步，整整走了一个晚上，仍从夹沟越过了津浦路。因敌人抽调兵力围攻我人，这里防守空虚，是个空档。一过津浦路，天就大亮了。 夹沟的西面有一块叫黄藏峪的山地，山里有个大寺庙，庙前有个大森林。过了津浦路后，我们考虑部队打了一整天，又接连两个晚上都在赶路，就把二大队放在黄藏峪的口子上警戒，让其余部队在森林中稍事休息。不料还没等我们吃上饭，敌人已跟踪前来。听到枪响，部队顾不得吃饭就冲上了山顶。彭明治下了死命令，要二大队无论如何也要在山口守住。敌人拼命地攻，二大队坚决抗击，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由于战场是在山区，敌人的坦克、汽车无法前进，而山背后却是我们的根据地，因此我们在二大队顽强阻击的掩护下，支队主力很快就撤回到王白楼、洼子口地区，回到了根据地。就这样，经过两天一夜的阻击，我们终于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七路围攻。前来围攻的日军全部退回了据点。 这一仗，是我们到苏鲁豫边区以来，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战斗。我们全支队伤亡近六百人，当然是伤的多、亡的少。二大队政委蔡元兴被炮弹击中牺牲了，牺牲了这么好的一个干部，真令人痛心！除此之外，还牺牲了一些连、排干部。 应当说，彭明治在这次战斗中指挥若定，表现得很沉着，很坚定。本来，敌人的这次七路围攻，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超越过我们，敌人把我们看成是心腹大患，不把我们撵走他就不会放心，所以下定决心发动这么一次大“扫荡”，对我们来说这一仗非常难打。当时彭明治的身体不好，梁兴初又不在，但他仍然同我和田维扬一起坚持了两天一夜，没有犯病，而且始终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最终指挥部队突出重围，打破了敌人精心布置的七路围攻。 部队能基本完整地回到根据地，我很高兴。回来后，我直夸彭明治这次指挥得好。他却说：“政委，你还说这个话。这次我没有搞好，伤亡了这么多人。”我说：“还要怎么好法呀？想把敌人全部消灭，那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是机械化部队，武器装备好，行动迅速。主要是我们的伤亡大了一点，这是个损失，不过我们把伤兵都弄回来了。而且，经过这一次战斗，我们尝出了滋味，知道敌人的大‘扫荡’是怎么个‘扫荡’法，小‘扫荡’是怎么个‘扫荡’法，这种经验对我们以后进行反‘扫荡’很有意义。最重要的是，从这次战斗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条经验，对我们八路军，日本鬼子就是没奈何。”彭明治很赞同我的意见，说：“政委，你说得好啊！” 经过了这次反“扫荡”，我觉得彭明治在打仗这方面很有经验，他很沉着，很稳重，从不冒失，经过这段时间单独行动的考验，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军事指挥员。 结束了这次反“扫荡”，我们便从王白楼、洼子口地区继续向西，往萧县、砀山、永城前进，最后在孙老庄住了下来。 七、挺进皖东北 一九三九年六月底，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在梁兴初所派的一支队护送下，带动一个骑兵排，出乎意料地来到了我们支队部。看到陈光到来，大家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刚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现在师长又来了，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 陈光代师长住下以后，首先听取了我们汇报。我们汇报的主要内容是： 一、队伍发展情况。我们六八五团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从山西离开一一五师师部以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由三千多人发展到了一万二千多人。现在的苏鲁豫支队一共是五个大队，每个大队下编四个营，每个营下编四个连，同时每个大队还另编有一个重机枪连。此外，我们还有四个县属游击大队。由于国民党军溃退时，在湖西等地区遗弃了大量枪支，部队的武器装备都得到了更新，原有的都移交给了游击队。 我介绍说，彭明治很注意炮兵的建设。我们经过调查，挖到了一门山炮，于是彭明治就组编了一个炮兵连。由于缺少炮弹，这门山炮我们平时都舍不得用，但在打汉奸土围子时就很有用。一次在河南永城有个汉奸土围子，他有一百多条枪，就是不开门、不投降。彭明治就下令调来山炮，结果，我们只对着城门打了一炮，他们就吓得乖乖地开门缴了枪。 汇报到这里，我开玩笑地说：“那么厉害的山炮是很好，但敌人的这次七路围攻，炮弹打了千百发，我们不是也挨住了吗？并没有吓倒我们嘛！” 陈光也插话说：“师部在反‘扫荡’时，也曾在陆房挨了日军很多炮弹，但我们也没有被吓倒。” 二、彭明治同志就苏鲁豫支队这段时间的战斗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粗略计算，这段时间内我们大体上打了四、五仗，粉碎敌人大小“扫荡”共五次，最大的一次就是铜山东南张山集敌人七路围攻的这一次。在这些战斗中，我们共俘获敌人，主要是伪军，将近三千人，也缴获了数千支枪支。 三、创建了根据地。我说，我们在金乡、鱼台、萧县、永城以及单县、沛县、丰县、铜山的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县、区政权。这些地区的敌伪都已基本赶走或肃清，只剩下日军孤立地留在据点里。在根据地内，为抗击敌人的军事“扫荡”，挖“抗日沟”的活动正在逐步推广。 四、开展了同国民党抗日部队的统战工作。同国民党的县政权、地方部队联合抗日，他们都听我们的调遣、指挥，只是对国民党人恐怕是有点“右”，以致于现在他们的武装也发展起来，而我们又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搞掉。 在汇报的最后我们强调，湖西地区的局面之所以能够打开，主要是因为我们执行了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师里的指示，积极组织地下党、地下武装和情报网开展工作，对我们帮助也很大。如原挺进支队和萧县县大队等，在我们创建湖西根据地的工作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彭雪枫支队对我们的配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湖西地区局面的打开，完全是上级正确的领导，以及地方党、地方党领导的军队和兄弟部队对我们支援的结果。 听完汇报以后，陈光代师长也简略给我们介绍了师部东进以来的情况，以及日军在陆房进行大“扫荡”的情况。接着就和我们一起研究苏鲁豫支队的下一步工作部署。 陈光代师长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下一步将苏鲁豫支队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活动：一、四大队继续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由于在军事上一时找不出适当的人选，仍由副司令梁兴初兼任四大队大队长，政治部主任王凤鸣兼任四大队政委。又由于湖西地处陇海路北，离支队部较远，陈光代师长的意见是，四大队就直接归一一五师师部指挥，我们表示完全同意。 二、一大队加七大队的孙象涵部，进入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洪泽湖以北的皖东北地区活动，以打通和鲁南师部的联系。陈光代师长非常同意这一安排，说：“这个意见好，这样一来，师部和你们之间的联系就打通了，占领了这一地区非常重要。可是要谁去指挥呀？”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可不可以呀？”陈光说：“很好，就你带一大队和孙象涵部东去吧，只是可能会遇到困难。”彭明治说：“政委还能离开支队部吗？”陈光说：“没有关系，还有你们嘛！” 三、支队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田维扬，副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率支队主力二、三大队及七大队耿蕴斋部，在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北地区活动，打通同彭雪枫支队的联系。 四、七大队耿蕴斋部和孙象涵部由于历史形成的关系，暂不合编，仍旧分两部分活动。 下一步的行动计研究决定之后，陈光代师长高兴地说：“这一部署实现以后，徐州的西北、西南和东南都有苏鲁豫支队在活动，如果我们山东的部队再南下，就将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徐州在历史上向来就是个重要战略区，我们如果能够控制这个地区，在这一地区坚持抗战，就能牵制住大量日军，这对全国的抗战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还交待说：“我回去后，口头向师部、向罗荣桓政委汇报这一新部署，你们就不用再发报了。” 研究完工作以后，我们又陪陈光代师长到部队去检查了一圈工作，接着就召集各大队的大队长、政委开会，请陈光给大家讲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对苏鲁豫支队过去的工作，他表示满意，认为我们在湖西地区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今后的部署，陈光代师长强调主要是发展根据地，压缩敌占区，消灭伪军、孤立日军、建立和扩大自己的队伍。在战术上，要尽快打小仗、打胜仗，以牵制敌人兵力。他还告诉我们，对津浦路、平汉路、陇海路，暂时都不要去破坏它，破也破不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去控制敌人的交通线，所以任何的破坏都只能是暂时的。相反，如果我们那样做了，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从而促使敌人发动大“扫荡”，增加我们活动的困难。 讲话的最后，陈光代师长还要我们很好地总结反“扫荡”的经验，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继续在平原地区开展挖“抗日沟”的活动，准备粉碎日军的大“扫荡”，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占区。同时，他还要我们注意经常与师部保持联系，并答应给我们增加一个电台，供我和东去的部队使用。 陈光代师长在支队部住了一个星期以后，说他离开师部很久了，准备回去，要我们派两个连送他，并说，这两个连将来有可能回来，也可能就留在师部。临走的那天，我们牵着马，依依不舍地将陈光代师长一直送过了陇海路，才在那里和他分手告别。他带去的两个连到师部后没有回来，被编入了其它部队。 按照与陈光代师长一起商定的计划，一九三九年七月初，我率一大队及七大队一部从驻地出发，开始往东向皖东北行进。彭明治、田维扬、黄炜华、郭成柱等一直送我到村口，我和他们也分了手。彭雪枫支队特意派出的张爱萍和刘玉柱二人和我们一起东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皖东北建立区党委。从此，我们三人就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部队出发的第三个晚上，我们按预定计划在宿县以南、固县以北地区，顺利越过了津浦路。过去的几次过路，我们走的都是宿县以北的夹沟，这次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我们改走了宿县以南。 越过津浦路的当晚，部队在杨屯集宿营。宿营地距固镇、宿县敌据点有五十里路，距灵壁敌据点也是五十里，距时村据点二十五里。另外这个地区是河网地带，有新濉河、老濉河、濉唐河、新河、沱河等五条河流，从西北到东南横贯其间。河网密布的特殊地形，使得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顺利通行。我们原以为，在这样的地区宿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料第二天早晨，前面担任警戒的部队发现，敌人正从宿县、固镇、灵壁分三路前来合围我们。由于在河网地区，他们无法使用汽车，每路约七、八百人，徒步前进，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大队部的附近，等警戒部队发现他们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离大队部驻地只有一里路左右了。 所幸当时正值青纱帐起，遍地都是一人多高的高梁、玉米，敌人突然来袭后，我们急忙进到青纱帐里去隐蔽。我和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赶紧指挥队伍挖掘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时，派出侦察员到前面去侦察敌情。 由于青纱帐很密，敌人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敌人，整整一天，敌人没有发动攻击。他们都只是在外面用炮轰，看样子是想把我们撵走就算。正当敌人开始炮轰，我忙于指挥队伍挖掘工事时，张爱萍主动提出，要我派几个警卫员给他，他要去前面看看地形，帮助我们侦察一下敌情。时间不长他就回来告诉我，看样子敌人一时还不敢轻易发动攻击。 果然，我们前面的几个连同敌人顶住了，打了一天也没有什么伤亡。到天黑以后，我们顺利地突围了出去，敌人并没有追击，很快也退了回去。就这样，我们刚过铁路，就跟敌人打了一整天。晚上突围后，脱离了敌人的追击，进入了我们预定的区域孙家寨一带宿营。 以前南下时，我们到过这里，对这一带地区比较熟悉，所以队伍住下以后，我就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和七大队副大队长孙象涵来共同研究，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先向哪里发展。孙象涵是夹沟人，对附近的地形和情况都非常熟悉，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经研究，大家认为，按照陈光代师长交待的要同鲁南师部打通联系的任务，队伍应当首先向北发展，如再往南走，就会进到大濉河流域，河流更多，更不好活动。最后我们决定，部队下一步先转而向东，经泗县、泗洪靠向洪泽湖西岸，再沿运河向北发展。张爱萍同志也同意了这一方案。 部队来到了泗县时，张爱萍同在皖东北活动的地下党负责人杨纯联系上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皖东北专员公署就设在泗县，专员名叫盛子瑾。为了隐蔽在国民党的专员公署里，杨纯这个女同志竟然推光了头，女扮男装，化装成了一个男人。 不久，山东分局又派来了金明，由他担任皖东北的区党委书记。这样，就由金明、张爱萍、杨纯组成了中共皖东北区党委，来共同负责皖东北地区的工作。从此，张爱萍和刘玉柱就留下来专搞地方工作，不再跟随部队活动了。我专门派了一个连掩护他们。他们经常派人来同我们联系。我也曾到区党委驻地住过两次。我去区党委的目的，是想多了解些情况，同时也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看区党委需要我们向那里发展，好及时派部队过去。 至于地方党的建设工作，我们不参加意见，不作任何干预，但我们和区党委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分别同盛子瑾、许志远搞好统战关系。具体分工是，区党委负责对盛子瑾专员的工作，我负责对许志远的工作，共同做好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盛子瑾的专员公署里，除了杨纯外，还有我们地下党的另一位负责人江上青及地下党员吴云村。自我们来到皖东北以后，他们两人就开始同我们取得联系，供给情报，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关于盛子瑾及皖东北地区的一些情况，我主要是从江上青、吴云村那里了解到的，他俩曾两次前来我们驻地，向我们介绍情况。据江、吴二人介绍，盛子瑾本人是坚持抗战的，手下也有一千多人的一支武装，但他的部队打仗很少，战斗力较弱。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天，由张爱萍和我分别做工作，动员盛子瑾和许志远在张大路镇进行会谈，以消除相互之间的敌意，共同携起手来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天的会谈进行得较为顺利，双方达成了再不“摩擦”、握手言和、共同抗日的协议。 会谈结束后，江上青、吴云村在随盛子瑾回专员公署的途中，突然遭到大柏圩子村地主柏逸荪武装的袭击。袭击中，江上青不幸当场牺牲，吴云村侥幸逃脱，来到我们驻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之后皖东北区党委在泗县的李杨镇附近为江上青举行了追悼会。区党委金明、张爱萍、杨纯等参加了追悼会，张爱萍在追悼会上致敬悼词。我也专门从五十里外的部队驻地，赶去参加了这个追悼会。我们一起为江上青安葬，并修了墓。 这一段时间，我们接连打了七、八仗，基本上打开了灵壁、泗县、睢宁这一个三角地区的局面。但我们还有后顾之忧。一个叫高楼的寨子里有一支地主武装，对我们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高楼位于灵壁以北，寨子里共有八百多户人家，为首的是一家姓高的地主，手下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共有四十多挺轻机枪、两千多支步枪。高楼的土围子很坚固，不仅里面筑有炮楼，而且周围有一道很深的壕沟，沟里都是水，水很深，人过不去。对这个土围子，谁也不随便动它。日本人不动它，是因为这个寨子与敌伪有关系；国民党部队和我们不动它，是因为要是硬攻，伤亡就会比较大。 当时一大队三营教导员石瑛，搞民运工作很有经验，他自告奋勇，说愿意进寨子去谈判。于是，我要秘书写了一封公函，希望他们与我们共同合作抗日，并供给我们一部分粮食和款子。 石瑛拿着公函去了，受到了很好的土款待。回来时也带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来了，支援你们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力量有限，杯水车薪，多了不行，少供给一点是可以的。石瑛还向我汇报说，他感觉他们只是敷衍，说得很好，但实际上不给。要他们跟我们合作的希望不大。我说：“那我就再写信，限期要他们把粮、款送过来。” 好，过了几天，他们不但不给我们粮、款，还集合了一千多人，从北往南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向我们攻击，见我们就打。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开始只是避让，后来见他们过于猖獗，就拿出一个主力营绕道到他们后面，待他们的队伍离开围子后，一下子就把他们的退路掐断了，然后围而歼之，缴了他们一百多条步枪，四、五挺机枪，还抓了四、五百俘虏。 由于对方背信弃义，让我当时非常生气，我马上集合俘虏进行训话，斥责他们跟日本人站在一边，想把我们撵走，是汉奸、卖国贼。接着，我询问他们，是谁领头来袭我们的。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吭气，都不作声。石瑛在旁边告诉我，中间有一个人是他们最坏的头子。这时我掏出了枪说：“你们不讲，我就先枪毙你们一个。” 结果我一开枪，打在那个坏头头的腰上，虽然没有把那个坏头头打死，但却把其他人吓坏了。他们口口声声地告饶，说只要放他们回去，马上就给我们送粮食来。我说：“那好，就放你们回去，如果再出来骚扰绝不会再这么客气，一定消灭你们。” 我们把这些俘虏放回去以后，他们很块就送来了粮食和猪肉。虽然很少，但也就算了。从此，他们就龟缩在自己的土围子内，再也不敢出来挑衅了。我们也没有再动它，只是让它孤立起来就完了。 后来日军出来“扫荡”时，一下冲进去抄了他们的家，把东西抢得光光的，枪也给收缴了。从那以后，这个寨子的态度改变了，逐渐的向我们靠拢，和我们互通情报，要求共同抗日。这个寨子解决后，我们在这个地区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之后，我们又继续往东发展，逐渐进入了洪泽湖畔的半城、南新集、蒋坝等地区。这期间，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带部队出去了半个多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缴了几百条枪。从此出了名。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苏鲁豫支队有个胡老大。当时，在伪军中曾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因为在这里，再没有其它的主力部队在活动了。 打开皖东北局面的同时，我们也顺利地同鲁南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山东南进支队的近千人，由支队长李浩然、政治部主任胡茄（唐棣华）率领，来到睢宁以南同我们会合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同鲁南的部队打通联系。以后李浩然、胡茄等经常同我们联系，有时两支部队还共同开展活动。 在此之前，有个叫抗敌演剧第六队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皖东北找到我们，想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山东去。这个演剧队全队约有五、六十个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大、中学生，他们是在重庆响应周恩来、郭沫若的号召，在我们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支文艺演出队。他们在皖东北逗留期间，非常活跃，经常给部队演戏、唱歌，帮助做群众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南进支队会合后，我们就把演剧队交给了他们，请他们把演出队送到沂蒙山区去。 到了八月，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黄春甫）又带领一个团南来，在睢宁、宿迁之间同我们会合。团长翁徐文，原是一一五师的供给部长，和我很熟悉。这次在敌后重新相见，我们都很高兴。会合后，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互相交流了经验。这是我们第二次同鲁南部队打通联系。从此，我们与在山东的师部、党组织及山东的部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顺利完成了陈光代师长交待的任务。 不久，江华返回山东，但翁徐文这个团没有跟着回去，一直留在皖东北活动。到后来重建新四军、张爱萍出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时，翁徐文的这个团同孙象涵、韦国清所带的部队一起，合编成了九旅的一个主力团，韦国清还成为九旅的政委，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是朱瑞。朱瑞是安徽宿迁人，知识分子出身，红军时期曾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对我比较熟悉。我们打通与山东的联系后，他得知我以前叫吴文玉，是一军团下属的一个干部，就给我发电报说：“我是宿迁人，在宿迁的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拟了一封信，致宿迁及苏北的父老兄弟，请你用我的名义印好后散发出去。” 我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当即叫人出去买纸。当时纸张极其困难，我们到处买纸，也只能油印二百多份。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把他这篇《告苏皖边父老兄弟书》，在苏北、皖东北各地散发了出去。 就这样，到一九三九年的夏末秋初，我们把皖东北包括一部分苏北地区的局面基本打开了，东到运河边，西到津浦路，北到徐州附近，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有自己的政权，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游击队，有主力部队在活动，军队、地方各负其责，局面打开了。 八、湖西“肃托”事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我们召开了地方、军队联合庆祝大会。大会由我主持，并由我讲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我讲话之后，张爱萍代表皖东北区党委讲了话，。随后吴云村也讲了话，会开得热闹而简单，唱了《国际歌》，就结束了大会。 就在这次大会的进行过程中，我突然接到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专门给我的一分电报，命令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电文大意是：吴法宪同志：我来到你们支队部已有一个礼拜了，我来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你们支队部业已回到湖西，请你也立即回来，我在这里等你，请你马上动身。 接到电报，我立即在会后把情况告诉了张爱萍。随后，我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在一起，告诉他们，罗荣桓政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一大队、七大队在这个地区的任务不变，由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组成集体领导，要他们把张爱萍当作上级领导，因为他代表区党委，有什么事情都应当及时向他请示汇报。同时，我也希望张爱萍在我走后多帮助照顾一下这支队伍。 十一月八日，我把电台留给一大队，自己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就出发了。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一大队派出一个连护送我。这时树上的叶子已开始转黄，天已开始转冷。我带着这个连，先过津浦路，再过陇海路，经过五天的急行军，终于回到湖西，来到了支队部。 这时，支队部正好又住在我们初到湖西时和挺进支队会合的地方——十字河口的萧庄。我进村后，首先见到了罗荣桓政委。他同我紧紧握手后，说我一路赶来很辛苦，要我回去先休息一下再谈。罗荣桓单独住在村中一个地主家的一间房子里。 晚上，我来到罗荣桓的房间，先向他汇报了我们在皖东北、苏北的活动情况。罗政委只是听，没有说什么。接着他就告诉我，这次湖西“肃托”，搞得一塌糊涂，有很多干部被杀，很多干部被抓，最后甚至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差一点把他给枪毙了。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他才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专程前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他们来了以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所以先把支队部调了回来，又发电报要我回来，已经等我一个多礼拜了。他说：“郭洪涛、张经武已去延安汇报情况，等我来后，把一些情况谈清楚以后，他也要回山东去了。 当天晚上，罗荣桓同我谈了一夜。他告诉我，湖西肃托的错误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大概在这一年的八月左右，湖西区党委干校的学员因不服从分配而闹事，区党委派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去处理。王须仁将闹事的主要责任者魏定远抓到区党委来亲自审讯，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了一份“托派”名单。接着，王须仁在得到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支持后，将这一“肃托”行动扩大到了区党委内。后来，王须仁又取得了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的支持。于是，王凤鸣、王须仁两人在部队和地方相互配合，开始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地搞“肃托”扩大化。他们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等各种刑罚，进行逼供、指供、串供，几乎将湖西区党委的所有部长和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全部打成“托派”关押起来。如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组织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干部，都被抓了起来，被王凤鸣、王须仁等严刑逼供。再以后，“肃托”行动越来越扩大化，最后发展到县区干部大部分被抓，打成托派，扣上“托派”帽子，最后将抗日挺进 支队长李贞乾、王文彬、郭影秋等主要负责人都抓起来，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之后，他们竟然把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诬蔑梁兴初同徐州日伪有联系，是“托派”总司令，最后差一点把梁兴初、郭影秋、李贞乾枪毙了。 在整个“肃托”行动中，白子明和湖西区党委被王凤鸣、王须仁控制摆布，不起任何作用。王凤鸣、王须仁可以随便抓人、杀人，终使大批干部被抓，近三百人被冤杀，最后甚至连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这样大的事情，王凤鸣独断独行，不请示、不报告师部。在师部和山东分局知道此事后，几次电令王凤鸣停抓停杀，但他们不听，仍然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政委只好亲自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一起，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 罗荣桓政委还告诉我说，我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初步处理完了湖西“肃托”事件，被冤枉的干部全部给予了平反，被错杀的也全部给恢复了名誉，给予道歉，并按照烈士标准给予抚恤。对此，湖西地区的党和人民万分感激山东分局这一处理。被平反的干部和党员及其家属对罗政委永远铭记在心。 罗荣桓认为，王凤鸣、王须仁他们没有接受我党、我军历史上所犯的“肃反”、“肃托”“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教训。这次湖西“肃托”，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我根据地内第一次犯这样大的错误。这次“肃托”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湖西地区几乎全部垮掉了，队伍削弱了，党的影响搞垮了，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受到损害，湖西群众因“肃托”同我们开始疏远了。七大队的耿蕴斋已叛变投敌，国民党顽固派队伍则剩我们之危扩大了，丰县、沛县队伍都已发展到六、七千人，砀山县也发展到两千多人。如果罗政委和郭洪涛、张经武不来这里，湖西的局面就很难挽救。 最后他对我说：“我们查明，那个王须仁才是真正的‘托派’，他想以‘肃托’来保护自己，夺取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权。为此，他残害了大批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已经将他逮捕了。对他的错误，我们还要请示中央和山东分局后再作出处理。至于王凤鸣，暂时仍让他兼任四大队政委，四大队由梁兴初和王凤鸣率领东去鲁南，归师部直接领导和指挥。以后怎么处理，也要由中央和山东分局来作出决定。” 听了罗荣桓这一番有关湖西“肃托”经过的介绍，我惊心动魄，我向罗政委解释，我是七月份离开支队部的，离开时绝没有想到湖西竟会发生这样大的问题！我根本不知道肃托的事，我的电台同四大队不通报，支队电台可以通，但彭明治、郭成柱也没有说到湖西肃托问题，我连传说都没有听到。我根本不知道梁兴初被抓起来了，王凤鸣无法无天，我不清楚。我提出想见梁兴初，但罗荣桓说：“梁兴初已带四大队离开湖西去鲁南了。”后来才知道因为罗政委要走，梁兴初带着队伍到微山湖东边滕县和邹县布置警戒去了。因此，我这次回来连梁兴初的面也未见着。 罗荣桓政委最后说：“正因为你不知道‘肃托’的事，所以我才要你回支队部。‘肃托’的错误我不怪你，你不用多心。” 但紧接着，他又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说：“你是苏鲁豫支队的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书记，你离开大部分主力部队，单独带一支部队出去活动，这是为什么？这样做行吗？” 我表示，罗政委批评得完全对，我完全接受，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去历史上这样的沉痛教训多得很，想不到现在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 不过我同时也向罗荣桓说明，当时我们将整个支队一分为三，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活动，是陈光代师长来这里时同意决定下来的。陈光代师长要我向东打通同山东鲁南的联系，要彭明治向西打通同彭雪枫支队的联系，梁兴初、王凤鸣留守湖西地区。这些都是代师长点头批准并亲自安排的。陈光代师长当时还特别交待，留在湖西的部队由师部直接指挥。 没想罗荣桓听了我的解释后却说：“陈光同志来你们这里，并没有经过党委批准。在罗坊战斗中，我们带着师部突围后，他就到你们这边来了，这事当时我不知道。” 我继续检查说：“我们把梁兴初和王凤鸣留在湖西时，没有给他们之间规定领导上的主次关系，结果王凤鸣竟然把梁兴初给逮捕了，这是我们的错误。幸亏罗政委及时赶到，不然这个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说到这里，彭明治和王凤鸣来了。罗荣桓当场又将王凤鸣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一顿，王凤鸣只能唯唯称是，不敢作声。 第二天上午，我在征得彭明治的同意后，又跑去找罗政委向他建议说：“现在一大队在皖东北已发展到一千七、八百人，还有孙象涵部的八百多人，加起来将近三千人，是不是再派一政委去，以加强领导。”罗荣桓问：“叫谁去呀？”我回答说，我已征得彭明治的同意，想让参谋长田维扬去一大队兼任第一政委，让王东保任第二政委。这样，两个政委，领导力量就增强了。罗荣桓听后回答：“好，同意。” 我又说：“如果你同意，我就留在支队部不回去了。我从一大队还带了一个连在这里，向田维扬交代清楚以后，就要他跟这个连马上出发到一大队去，我就不走了，先解决了这个问题。”罗荣桓很快回答：“完全同意，就照这么办。”我们当即下了命令，任命田维扬兼任一大队第一政委，通知他马上走。 那天下午和晚上，罗荣桓又接连找我们支队部的几个同志谈话，研究苏鲁豫支队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在谈话中，他首先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一年来苏鲁豫支队的队伍壮大了，地区局面打开了，现在大片土地都在你们的控制之下，这很好。今后，坚持湖西地区的斗争，挽回‘肃托’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还是要依靠你们苏鲁豫支队。只要把情况向群众讲清楚，群众是会相信你们的。” 关于我们以后的主要任务，罗荣桓指出，第一要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要恢复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恢复地方政权，恢复地方武装部队，恢复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第二是要继续处理好因“肃托”扩大化而还留下来的问题，给所有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山东分局准备再派人来帮助湖西区党委处理“肃托”问题，进一步把“肃托”事件调查清楚。 罗政委接着说：“第三是今后支队部不要再离开这个地区了，支队部和二、三大队留在湖西坚持斗争，把四大队交给我，仍由梁兴初、王凤鸣率领，跟我走，渡过微山湖，到微山湖以东，陇海路以北的地区活动。队伍直接归师部指挥，你们可以同他们联系，但指挥权属师部。你们要赶紧把队伍疏散开，在整个湖西地区扩大宣传，宣传“肃托“是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只是党内极少数人造成的，目前正在清查纠正中，要力争尽快地恢复党的影响。第四是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是‘肃托’问题的直接责任者，已无法再主持区党委的工作。我无权委任你们哪一个人继任区党委书记，因为这是要由山东分局决定的事，但是我可以代表山东分局指定吴法宪暂时帮助湖西区党委的工作。这些问题，我也已经向区党委交代清楚了，今后湖西地区的工作，主要要依靠苏鲁豫支队的帮助，区党委开会，要请你吴法宪到会。” 工作安排完毕以后，第二天，罗政委就走了。我和彭明治等一直送他到谷亭，就在那里向他告别。他要经谷亭、南阳，直奔微山湖。梁兴初已于先几天到达微山湖东边准备船只，组织掩护迎接罗政委东渡。后来，梁兴初率领的四大队一直在微山湖东的邹县、滕县一带活动。至于在活动时是继续沿用苏鲁豫支队四大队的名义，还是师部又另外授与了什么番号，我就不清楚了。 送走罗荣桓以后，我和彭明治、郭成柱等经过研究，决定按照罗政委的交代，首先把两个大队撒出去，把二大队撒向沛县、砀山、 铜山一带，三大队撒向鱼台、金乡、单县一带。支队部带领警卫营驻谷亭，要区党委也一起转移到谷亭。 然后，我们立即开展罗政委布置的工作。我们召开了营长、教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把这次湖西“肃托”的全过程向他们交代清楚，说明这次湖西“肃托”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只是王须仁一个，这个人已被逮捕、关押，查明情况后，已被处决。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王凤鸣，他已随四大队离开了湖西。对这次错误，山东分局还准备作进一步的调查处理。现在，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党，做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恢复党的影响。 第一步先做区党委的工作，把区党委的干部都集中起来，这时白子明、郭影秋、李贞乾、郝中士等一批区党委和区党委部长都已被释放出来，要他们先出来工作，继续办公，纳入正轨。区党委工作仍由白子明主持，他一边检查，一边工作，重大问题由区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同时强调加强内部团结，不要互相埋怨，要团结一致，先执行罗荣桓政委的指示，要把湖西地区恢复过来，至于那些没搞清的问题，要相信党组织以后一定会逐渐搞清楚的。 第二步，恢复地方政权，重新建立鱼台、金乡县政府，以及丰县、沛县、铜山的几个区政府政权，并恢复了各地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对“肃托”中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被捕的一律释放，被打伤的养伤，伤愈后恢复工作，被杀的追认他们为烈士，安抚其家属，开除了党籍的恢复党籍。同时，向广大群众公开道歉认错，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第三步，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出警告，同他们公开谈判，指出他们的错误，告诫他们不要利用我们“肃托”的错误，公开的孤立我们，侵占我们的地区，限制我们的发展，并把我们挤走。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功绩是磨灭不了的，希望他们不要忘了一年多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援和帮助，迅速退回原来的地区，把侵占了的地区还给我们，继续共同抗日，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王歪鼻子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当时他们都同意了，都退回到了原来的地区。这个时候，双方虽然还没有发生磨擦，但对立情绪已经明显增加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这以后，丰县的黄子珏、黄体润，沛县的冯子固，砀山的窦雪岩，单县的刘耀庭，都明显的同我们疏远了，态度完全变了，处处戒备我们，不同我们接触。我们也向部队指战员，地方党和政权作了交代，要防止顽固派对我们的挑衅。 第四步，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恢复党的影响。当时春节已过，春耕即将开始，我们便组织部队帮助群众积肥、翻地，准备种子，给麦子浇返青水。我们还特别注意抓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逐渐挽回影响。 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以后，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了，情况开始得到好转。党和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的恢复。 这个时期敌伪的“扫荡”次数减少了，只有砀山和金乡的敌人出来过一次，转了一圈，经过五、六天后，就又回到了据点里。在这次敌人的“扫荡”中，国民党的县大队同我们一起，与敌伪打了一些小仗。在这次“扫荡”中我们没有什么损失，但在前一段“肃托”期间，一部分“抗日沟”因下雨而垮塌了，没有及时得到修整。这时我们又加紧动员群众抢修，以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新的“扫荡” 一九四O年二月，罗荣桓政委派山东分局保卫部长刘居英来到湖西，直接调查和处理“肃托”问题，并负责指导湖西区党委的工作。刘居英在湖西期间，住在我们支队部，由我们负责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肃托”善后工作情况。 我向他建议说：“你没来以前，罗荣桓政委要我兼管一下区党委的工作，现在你来了，是不是就请你直接主持区党委的工作，以后区党委的活动我就不再参与，以便集中精力照顾部队工作。”刘居英表示同意，于是我便脱离了区党委的工作。 刘居英在湖西一共待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四月份才返回鲁南的山东分局。 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军区来电报说，准备在鲁南师部召开高级会议，要我与彭明治两人中去一个参加会议。彭明治看了电报说：“我去参加会议，你还要照顾区党委的工作，担子很重，还是你留在湖西主持工作。”我同意了。 到了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彭明治和一一五师保卫部长朱涤新一起回来了。当时我还以为朱涤新是来检查工作的，彭明治在一边也不吭声。后来我问彭明治，朱涤新来干什么，彭明治这才告诉我，朱涤新是来当政委的。他还说：“罗荣桓政委要我转告你，同你说一下，因你曾对罗政委表示过，不愿意当政治委员，愿意当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是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决定的。” 听了彭明治的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很不高兴。我想我是曾经对罗荣桓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愿意带着部队单独出去活动，又得当个政治委员太不容易，担子太重。但领导真的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又使我感到十分伤心。虽然我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欢迎，但内心不痛快。 当天晚上，我给罗荣桓政委发了一份电报，说朱涤新政委已经到职，请求调动我的工作。我因一时感情冲动，还写了一些很生气的话。我写道：“罗政委你当时在湖西，并没有同我谈要调动我的工作，相反还表扬了我，现在突然之间就把我降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为什么？请回答。”当时我这些话说得很“冲”，也很不冷静。但罗政委的涵养好，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给我回电报。 第一份电报没有得到回音，我就又给罗荣桓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我现在已到了政治部，支队部的工作我已向朱涤新政委交待清楚，希望尽快把我调离苏鲁豫支队。我要求离开苏鲁豫支队，是因为我好象已犯了什么严重错误，可组织上又什么也没跟我谈，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动。” 同样，第二份电报也没有接到复电。见此情况，三天后我就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当时同区委住在一起，于是区党委的一些同志就天天来找我。这样，我就又开始插手过问一些区党委的工作。 我到了政治部后，朱涤新专门来找我。他对我说：“我来，是罗政委要我来的。我当时说情况不熟，罗政委说没有关系，一些工作还是要吴法宪来做，区党委的工作也还是要吴法宪帮助抓，你只是在总的方面多管一下。这样我才来了。” 我说：“那好。”因为这件事不怪朱涤新，我对朱涤新没有成见，不愿意使他太难堪。我只是对罗荣桓有点意见，认为他不该在决定前不找我谈一谈。 但不久之后我也想通了，服从组织决定，必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嘛，无所谓，可上可下嘛！加之以后朱涤新凡事都同我商量、同我研究，彭明治他们也像过去一样地尊重我，我的思想也就逐渐地稳定了下来。 九、南下苏北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队的策略，改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日军逐渐将其主要的兵力，用来打击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以巩固其占领区，并把自己的打击重点放在了华北。针对日军的这一策略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以巩固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而在华中和华南，则以发展为主，在发展中求巩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间，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华中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会议按照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结合华中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深入研究了我们在华中的战略发展方向。会议认为，苏北地区已成为敌后，国民党只有韩德勤部在那里活动，而韩部内部矛盾重重，深为人民所痛恨，因此我们如向东发展，开辟苏北，不仅在政治上有理，在军事上有利，而且苏北地区靠近山东，还可与山东的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共同发展。据此，中原局会议决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作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 刘少奇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命令八路军的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苏北根据地。对刘少奇的这一建议，中共中央复电完全同意，并指出，在整个江北，都应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绝不停止。复电还强调，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 一九四O年三月，我们收到一一五师师部的一份电报，除传达上述中原局的决定外，还命令苏鲁豫支队全部离开湖西，南下并东进苏北，以配合新四军的渡江行动。电报通知我们，湖西地区的工作由黄河支队来接替，要求我们立即作好准备，包括思想上的准备（政治动员）和物质上的准备（夏装）。至于支队留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概不动，一律不带走。 我们接到电报以后一个星期，黄河支队就呼呼地下来了，并很快在丰县、单县和金乡接替了我们的防务。黄河支队共三个团，支队长彭雄，政治委员张国华，他们两人是同一个县的，都是江西永新人。张国华先到支队部来拜访我们，我们大致上给他谈了一些情况，他要求我们派人去他们那里，对湖西的情况作一下详细的介绍。彭明治、朱涤新当即答应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吴法宪到你们那里去汇报。”张国华当即表示欢迎。接着，我便跟随张国华去了一趟黄河支队。 在黄河支队，我受到了他们非常热情的接待。我将湖西地区的敌情，即日军、伪军、汉奸的情况，以及国民党部队顽固派的情况、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还有我们的地方工作情况、根据地建设情况等，都向黄河支队的同志作了全面的介绍。我还特别向他们介绍了湖西曾经发生的“肃托”错误，以及我们为清除这一错误所做的各项工作。 我回到支队部之后不久，彭雄、张国华又来到我们支队部看望彭明治和朱涤新。在闲谈中，我说起国民党在湖西的部队已有近两万人，这些部队原先同我们合作得很好，随着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反共高潮的到来，他们的态度就变了，不断同我们发生“磨擦”。我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错误，因为刚开始他们只有千把人，而我们苏鲁豫支队则有八、九千人，一摆出去，不就把他们搞掉了吗？如果那个时候就派我们的人去当县长，这政权也就都是我们的了。 彭雄是个工农干部，完全是工农干部的本色，性格比较直率，他一听我这话就说：“现在我就派部队去把他们搞掉。”我赶紧告诉他，现在国民党部队的力量大了，我们可不能轻举妄动，只能加以严密的防范。最主要的还是，如果他们不向我们主动进攻，党的政策就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 当时，由于苏鲁豫支队的一大队和七大队孙象涵还在皖东北没有回来，于是我们发电报请示师部，询问对孙象涵如何处理，是编入一大队，还是另行编制。师部复电说，孙象涵部不动，留在皖东北交由张爱萍领导指挥，一大队可以带走。 一九四O年六月，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湖西但还没有走的时候，黄克诚率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五个团一万二千余人，从河北南部下来，先我们过了陇海路，在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支队会合了。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这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活动区域是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随后，我们苏鲁豫支队也越过陇海路到达泗县。这时，八路军第四纵队的两支部队还未来得及整编。 我们到达泗县不久，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关于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的战略意图，急电催促黄克诚率部越过津浦路，东进皖东北。八月中旬，黄克诚率部到达盱贻县中原局驻地。 在此前后，刘少奇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具体方针。之后，经被中央批准，由彭雪枫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包括其下辖的第四、五、六旅共九个团一万七千余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包括新编第三旅、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统一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三支队随即又编为七、八、九三个旅，共九个团两万余人，执行东进淮海的任务，配合新四军的北上部队，共同开辟苏北根据地。 在这次整编中，苏鲁豫支队的番号被撤销，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以后又编为第五纵队的第七旅。第一支队下辖的一、二、三大队分别改称一、二、三团，支队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副支队长田维扬，我仍为政治部主任。一团团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二团团长黄炜华，政委冯志祥，三团团长王良太，政委罗友荣。 部队整编结束后，队伍立即东进，准备渡过运河进入淮海区，所谓淮海区，即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南、废黄河的西北，直到黄海边的大片区域，包括淮阴、涟水、泗阳、沭阳、灌云、海州等县、 镇。这一区域内，有运河、监河、沂河、沭河、六塘河、灌河等河流横贯其间，由西南向东北流向黄海，完全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地区。 作为第五纵队的先头部队，我们率一支队二、三团一路东进，经皖东北根据地到达了十九团的驻地南新集。在南新集，我们停下来布置侦察，部署渡运河。 经过几次侦察，我们了解到，运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全部被日伪所占领，运河边上都建有敌人的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大约有二、三十里路的空隙。与南新集隔河相望的淮阴、王营、鱼沟是日军三个较大的据点。北面的泗阳、众兴、陈道口也有日军驻防，而东北面的陈集、徐溜等地则为伪军所驻守，各有伪军七、八十人到百把人。 八月底的一个晚上，正好运河涨水，我们决定趁这机会实施渡河行动。我们以一团为主，向清江市警戒，并佯攻日军驻守的鱼沟，以保证渡河部队右侧的安全，向左，则向泗阳加强警戒，与此同时，支队主力很快渡过了运河，在日寇的据点之间穿插行进，按原计划，顺利打下徐溜、成集、钱集三个伪军据点，敌人全部被消灭，我们自己伤亡不大。 随后，黄克诚率第二支队也渡过运河，与一支队会合在一起。我们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占领了南到淮阴、涟水，西到泗阳、宿迁，东到射阳，东北到响水口、灌云。淮海广大地区，虽然没有占领一个县城，但重要集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便以支队部所在的陈集、钱集为中心，三个团分别向南、向北、向东北方向继续发展，以扩大我们的占领区。 在我们进入淮海地区后，原皖东北区党委负责人之一的杨纯，也奉命进入淮海区，任淮海地委书记，跟我们政治部住在一起。这时，部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重点也是开展地方工作。 淮海地区没有国民党的政权，因此，我们每控制一个地区，就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权。不久，我们就相继建成了沭阳、涟水、淮阴、泗阳、灌南五个县政府及县委领导，并由地委负责筹备成立淮海专员公署。 九月，我们在钱集召开淮海区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淮海专员公署。在这次大会上，经杨纯推荐，选举我兼任淮海区专员，选举原沭阳县委书记徐一鸣任专员公署秘书长。从这以后，我的工作重点便转为配合地委搞地方工作，一支队的大部分政治工作，我则交给了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 这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九月二十八日，刘少奇急电黄克诚，要八路军第五纵队火速向东南推进，控制阜宁、益林地区，支援新四军在黄桥反击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接到电报，黄克诚急调以张爱萍为支队长、韦国清为政委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进入淮海区，接替一支队的工作。同时命令我们一支队，即刻南进渡过盐城河，进占阜宁、盐城，开辟盐阜区，争取同新四军的苏北指挥部会合，以配合新四军的黄桥反顽斗争，使苏北同山东根据地联成一片。接到命令后，黄克诚亲自来一支队进行动员和布置，帮助我们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经过几天准备，九月三十日晚，我们从涟水和响水口之间东渡盐河，进入阜宁地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沿羊寨、阜宁、上冈，南下盐城；另一路沿甸湖、东沟、益林、湖垛，向盐城夹击。两路部队边打边走，沿途连续战斗，击溃、消灭了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保二旅、第八旅各一部分，占领了阜宁县城、盐城县城及下属的大部分地区，共消灭敌人约两千人。 在我们进入阜宁地区之前，为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东进黄桥，并于七月奉命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九个团七千余人。 在苏北地区，国民党的力量较强，仅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就约有十万人。由于韩德勤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任其部队鱼肉乡里，他深为苏北人民所痛恨。当时在苏北群众中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下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呀，偏偏欺侮老百姓，咳！” 新四军进入苏北后，韩德勤企图乘我北上的新四军立足未稳之时，开始调集重兵共四十个团，计五万人，向新四军发起了进攻。他还挑拨、拉拢与威胁驻在苏北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两部，出兵七千余人，与他一起围攻新四军。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的指挥下，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于十月初将韩德勤的主力一万余人歼灭于黄桥地区。黄桥一战后，韩德勤率残部逃往曹甸、兴化，苏北局面随之打开。 黄桥战役，新四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群众的帮助。在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常常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当年有首流传甚广的歌，就是说这种情景的。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的烧饼真好看。烧饼要用热火烤哟，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我军刚到黄桥，就受到当地群众携老扶幼的热烈欢迎，他们以当地特产黄桥烧饼犒劳我军。 我们进入苏北地区时，新四军正在进行黄桥战役。为支持新四军的黄桥战役，我们一支队在歼灭韩德勤的部分主力部队，并占领了盐城、阜宁后，奉命继续挥师南下。十月十四日，八路军第五纵队一支队一团进抵东台县白驹镇，与新四军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率领的二纵队六团会师。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苏北第一次胜利会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师，使我华北根据地终于和华中根据地联成一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上，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南下，共同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不久，八路军第五纵队另一支主力部队二支队也相继南下，占领了阜宁的东坎、八滩等地，从而控制了阜宁全县。随后，又攻占了淮安的东部和车桥的北部。这样一来，南面是新四军，北面是八路军，我们就把韩德勤所率领的部队紧紧包围在车桥、曹甸之间一个狭窄的区域里了。 一支队南下时，因为我在淮海区兼任专员工作，一时脱不开身。所以带着队伍东渡盐河，南下苏北的是彭明治、朱涤新、田维扬和郭成柱。待我到达苏北时，支队部已经进盐城，正着手部署成立盐城县政府和县委。 苏北地区是鱼米之乡，比北方富裕，人民生活水平比北方高，农忙季节以及过年时农民的餐桌上可以见到鸡鸭鱼肉，海边盛产刀鱼、虾、螃蟹，整个地区的人口比较稠密，文化程度比较高，商业比较发达，当地的风俗民情也比较开化。 盐城，有人口两三万人，市内有一部分小手工业，小作坊，商业是主要的。这里河网交织，水路交通是主要的，可以通达上海、南通、扬州、镇江等地，南来北往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 进驻盐城后，我们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地方工作。为了尽快稳定民心，我们首先是出安民布告，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恢复地方秩序。我们的重点是，稳定工商界，使之照常开业，、照常营业，同时建立党组织，建立盐城县政府，组织民兵和游击队，开展统战工作，建立财政税收，恢复经济，恢复市属各大小镇子的工作。南方的城市比较繁华，凡有五十户以上人家的小镇子，沿街都开设有不少店铺，有饭馆和澡堂子，这在北方还是不多见的。 十、参加苏北抗敌和平会议 一九四O年十月下旬，正当我们在盐城陆续开展这些工作时，突然接到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的一份电报，说苏北的新四军要召开一个抗敌和平会议，邀请八路军派代表参加，并指定我代表八路军第五纵队去参加这一会议。接到电报后，我当即给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询问会议地点，复电说，会议地点是在泰州的曲塘。 随后，我便去与彭明治、朱涤新商量，说我过去从没有走过这条路，沿途的敌情不太清楚，苏北又是个水网地区，加之青纱帐已落，一旦遭遇敌人，不好隐蔽，是否带点警卫部队去。他俩都说，当然要带，最好带一个骑兵连去。我认为一个连一百多人、一百多匹马，太多了，走起来不方便，还是带个骑兵排，去个连长带队，就足够了。这样一共三、四十匹马，路上也好一点。听我这一说，他俩都表示同意。 十月二十七日，我带着骑兵排从盐城出发，前往曲塘参加苏北抗日和平会议。我们沿着一条被破坏了的从灌云到南通的公路走。头天我们经伍佑、大冈、白驹，到达东台宿营。因为马多，为便于喂马，我在城南找了一座学校住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由东台出发，经梁垛、安丰、富安、到达了驻在海安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见到了副总指挥粟裕。刚一见面，他就告诉我，曲塘现在就等我去开会，要我赶紧去，并且说已经为我准备了一条汽船。他要我把骑兵排统统留在海安，由指挥部负责安排照顾，我和警卫员马上坐汽船走。我们赶紧上了汽船，大约两个小时后就到了曲塘，这时天还没有黑。一下汽船，我马上去见陈毅总指挥。陈毅见了我，当即把我介绍给当时在场的其他人，说这是八路军的代表吴法宪。 晚上住下后，我去请示陈毅，对他说：“陈总指挥，对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黄克诚司令员叫我来听候你的指示，请你安排。 陈毅听了很高兴，他告诉我说，这个会议是根据中央指示召开的。中央指示，在苏北要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和扩大军队。根据这个指示，苏北指挥部为进一步争取李明扬等人与我们合作，决定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会议除邀请了李明扬、李长江、陈应泰以及国民党江苏省参议员韩国钧、苏北地方代表黄玉峰等人以外，还邀请了韩德勤的代表，但遭到韩德勤的拒绝。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苏北地区实现统一战线，划分防区，团结抗日，共商大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两李“（李明扬、李长江）和陈应泰，孤立韩德勤。 说完这些以后，陈毅就同我拉开了家常。他先问我是否参加了长征，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了些什么地方。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说：“总指挥，你可能把我忘了，你在江西军区当司令员兼政委的时候，我在六十四师当青年科长，当时你住在兴国县草鸡窝的一个天主教堂里。江西军区政治部召开青年工作会议时，你还给我们作过政治报告。“ 陈毅马上说：“啊，那是老部下了！”我说：“是啊。是老部下，你是我们的老司令员。我那时是个青年科长，是个小小的干部。” 抗敌和平会议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三十日结束。会议大致定下来两条：一、当前的大前题是共同建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筹备召开苏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成立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县、区政权，吸收广大非党人士参加政权；二、坚持苏北地区国共两党军队现在的各自的防区，互不侵犯，互不攻击，停止“磨擦”战，不打消耗仗，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团结对敌。会上各个代表发表了一通意见，都表示同意陈毅总指挥的意见，口头上达成协议，但没有形成文字的东西，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随同陈毅坐一条小船回到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又见到了粟裕。在海安，我向陈毅、粟裕简略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的情况，他们也把新四军的情况向我作了简略介绍。我请陈毅、粟裕在本子上给我签个字，他们一人给我写了几句话，作为鼓励。他俩对我们在各自分别经过敌后游击战争和长征后，又重聚在一起，表示十分高兴。 当天晚上，由陈毅及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出面，请包括韩国钧、黄玉峰等当地知名人士吃饭，也请政治部的同志和我参加。十月份，正值盛产螃蟹的季节，大家兴致勃勃地吃了一次螃蟹宴。 十一月一日，我准备回去了，但陈毅总指挥挽留我再住一天，说让我参观参观海安这个镇子。海安这个镇子比较繁华，商业也比较发达。正好当天下午，韩国钧回请陈毅、粟裕、钟期光等，把我也邀了去。参观了他的家庭花园，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十一月二日，我向陈毅、粟裕正副总指挥和钟期光主任告别，当天回到了东台，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又在白驹新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处住了一晚。十一月四日，我们回到了盐城。 由于黄克诚当时率纵队部驻在东沟、益林地区，因此回到盐城后，我以电报向他请示，准备去他那里汇报一下这次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可黄克诚复电说：“不用来了，简单写个书面报告就可以了。” 我遵照他的指示，写了个简短的会议情况报告，并转达了陈毅、粟裕对他的问候。同时，我也向彭明治、朱涤新等转达了陈、粟两位首长的问候，以及对我们一支队全体指战员的问候。 回到盐城，我的工作重点放在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上，当时的阜宁、盐城两县，各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过程中，黄克诚曾指示我用淮海区专员的名义，委任宋乃德为阜宁县长。宋乃德是山西人，老干部，以后他成了盐城区行政公署的专员。另外，我还委任了盐城县县长，是个本地人，地下党员，但是他的名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十一、新四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 一九四O年十一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为副总指挥。 不久，总指挥部准备北移。彭明治和朱涤新认为，应当把盐城让出来，让总指挥部驻盐城，我们搬到二团驻扎的冈门镇。在得到批准后，我们很快搬到了在盐城西面约二十里的冈门。冈门这个镇子很大、很繁华，有两、三万人。 我们刚刚搬到冈门，陈毅就坐着汽船来了。他是代表新四军来看望我们的，我们热烈欢迎了陈毅。当天晚上，陈毅跟我们几个支队的干部，相互之间谈了很多情况。陈毅同志还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 陈毅同志刚走，过了三、四天，刘少奇同志又从洪泽湖经淮海区、阜宁地区，来到了盐城。彭明治、朱涤新和我赶紧回到盐城，接待刘少奇同志。 在盐城，刘少奇详细地给我们阐述了东攻西防的重要性。他说，在长江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慢慢向东发展，而皖南的新四军向北转移，这样就可以逐渐地把华北、华中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可以扩大抗日队伍，增强力量，必要时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国民党原来强令新四军把江北的部队全部调到江南的一块狭小地区，企图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以便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此计不成，又强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对此，中央决定的对策是，在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同意转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必要时粉碎其军事进攻。在全国发动大规模的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亲日派的阴谋挑衅。 刘少奇强调说，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建设苏北根据地。而盐城，又是苏北的中心，因此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及中原局都准备迁到盐城来。他还告诉我们，他已向中央提出建议，将陇海路以南包括第五纵队在内的所有八路军，统统编入新四军，而且所有的干部统统都要留在华中，不再北调。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山东军区的一道命令，将原苏鲁豫支队改编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旅，同时命令我回山东去，任教导第二旅政委，旅长是曾国华。我把这个命令给刘少奇看了，并请示他怎么办。看完电令，刘少奇立刻说：“一支队的部队肯定不回山东了，你也不能回山东。现在应当是干部向南来，而不是向北去。你应当就在苏北工作。”就这样，刘少奇把我留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下达命令，将我由一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提升为第五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我又去请示刘少奇同志，他答复我，这个命令要执行，因为这是经中原局同意，又经过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的。不过，他要我暂时还留在盐城这里不动。因为中原局和总指挥部现在要管整个华中的工作，盐阜地区的工作一时管不过来，所以暂时还得由我们一支队政治部先管着。他说：“过几天调几个干部来，等他们组织起盐阜地委和盐阜行政公署，正式开始工作后，你就可以离开一支队了。” 十二、断桥事件 这里我顺便讲一下我们从盐城迁向冈门时发生的一件事。 苏北地区的最大特点，就是这里的大江小河连在一起，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地区。有的河，如沭河、盐河等，直通黄海。海船四通八达，可以直通上海，也可以转入长江，通往南通、镇江、南京等地。这里的公路大都已被破坏。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许多村庄就直接建在河边，一出家门就可以上船。 在水网地带，在陆上的行动就很不方便，一出门就得过桥，桥很多，但都不是什么坚固的大桥，有的是独木桥，也有的是用几棵树，用绳子把两头一绑，连接在一起，就算是一座桥，这样的桥很不坚固。当然也有稍好一点的，是用石板或木头建筑而成的桥。 地形变了，在战术上就要不断的总结经验，做出改变。在水网地带打仗，要跑掉是很容易的，春夏秋三季岸边的芦苇很多很高，也便于隐蔽。但是要包围和消灭敌人就比较困难，有时候明明你看到了敌人，可偏偏有一道河淌在面前，你就是过不去。所以一打仗，首要的任务就是控制桥和船，有了桥和船，就可以过河。大部队展不开，就用小分队，这样运动迅速，便于包抄敌人。 彭明治是个军事指挥员，他很注意占领桥梁和渡口，很注意保护桥的完好，这是完全对的。 那天，我们从盐城移防到冈门，把盐城让给中原局和总指挥部住。冈门原为二十团驻地，他们往西挪了挪，把冈门让给了我们。从盐城到冈门，一共只有二十多里路，就过了十几二十座桥。快到冈门的时候有一座桥比较长，有三截。我们旅部行动的时候，常把骑兵连和侦察连放在前面。正当骑兵连在这桥上过一半的时候，马把桥踩断了，六、七个战士摔进河里，马也掉进了河里，不会水的人就被淹死了。 彭明治闻讯以后非常气愤，立即赶到前面去处理这一问题。他严厉查问桥是怎么断的，是谁在桥上掉下去了。正好这时从河里爬上来一个青年干事，彭明治就问，你为什么把桥踩断了，万一有个情况怎么办？结果不问三七二十一，拨出手枪，“砰、砰、砰”连打三枪，把那个青年打死了。 我和朱涤新得知了此事，觉得彭明治这样随便枪毙人不对，就批评彭明治说，骑兵连已经过了那么多，很可能是前面的人把桥踩坏的，恰恰他倒霉，走到这里，一下掉进河里，几乎淹死，结果一上来，你“砰、砰、走”几枪就把人家给打死了，这样做很没有道理。 彭明治不敢分辨，只说，他当时脾气上来了，想也没想就开了枪。已经开了枪，怎么办哪？ 我们说，这样做不对，第一、这不是战场，在战场上你有权力，谁不执行命令就枪毙谁，但现在我们是在移防，不是在打仗。第二、究竟是谁把桥踩坏的，现在弄不清楚，其实我们当时不应该要骑兵走这个桥，应该让他们骑马游泳过去就行了。 彭明治一听，也有点后悔了，说：“人已经死了，没有办法了。”我们当时也就原谅了彭明治，但表示，事情还是要上报。朱涤新和我两个人就把这件事情，上报给黄克诚和刘少奇。 黄克诚是个群众观点很强的人，刘少奇更是如此。但刘、黄二人考虑到一支队是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之一，打仗很得力，彭明治在军事指挥上又很有经验，不便在战争吃紧的时候给予他太重的处分，就指示我们批评一下就算了。这件事就这样了了。 这件事情，说明了在水网地区保护桥梁的重要性。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这个青年被枪毙得够冤枉。我只记得他是个山西人，叫什么名字也都忘了。 十三、曹甸战斗 在一九四O年十月黄桥战斗胜利后，国民党韩德勤部虽号称为苏鲁豫战区，实际上已只剩下三千人左右，龟缩在盐城到淮安之间的曹甸、车桥一带。韩德勤顽固坚持其反共立场，不断利用手下的残余力量，对我苏北根据地寻隙挑衅，制造“磨擦”，成为我们苏北抗日战争的一大障碍。 刘少奇、陈毅等进驻盐城后，不久，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二支队，也到达阜宁的八滩、东沟等地区。于是，陈毅决定打击苏北地区最顽固的反共分子韩德勤，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他们的中间分子，如李明扬等，同我军合作抗日。 十一下旬，陈毅亲自侦察了曹甸的外围地形。曹甸这个镇大约有几千户人家，镇子的外面筑上围子，是座土城。从运河下来的水，一直流入曹甸外城的堑沟，成为城周围的一道有水的防御工事。另外，韩德勤的部队刚进驻曹甸不久，没有修筑什么坚固的工事，主要就是利用这个有水的外壕和围墙据守。 陈毅下令，要我们五纵队一支队由东向西，首先肃清曹甸外围。我们一路横扫，从盐城的冈门出发，经楼王庄和安丰开始战斗，一直打到运河边上，抵达曹甸西侧，切断敌人的退路，完成了肃清外围的任务。 之后，陈毅旋即命令我们一支队继续向东力攻曹甸，同时调集新四军在苏北的主力部队，由粟裕、叶飞率领，由南向北对曹甸发起攻击。同时，又调集第五纵队二支队的四团，由北向南夹击曹甸。这样，曹甸就完全处于我们的包围之中。应当说胜利是有把握的。 然而事出意料，十二月十三日晚八时，，总攻曹甸开始时，北面的第二支队四团在水网地区受阻，没有及时赶到，我们一支队一团和二团担任主攻，在曹甸西门外城水壕边，连续猛攻几次，但都因沟宽水深，我们的攻城器材准备不足，加之部队缺乏水网地区攻坚经验，这几次攻击均未奏效。攻城部队在敌人的猛烈反击下，伤亡不小。结果，北面的队伍没有赶到，东面的队伍也没有攻进去，只有南面粟裕、叶飞指挥的队伍约一千多人，突入了曹甸镇内，致使韩德勤得能集中力量反击新四军。最后，突入部队孤军奋战，伤亡较大，只得撤出曹甸。 这次总攻开始时，陈毅就在我们一支队指挥部，在距曹甸大约四里路的地方，坐镇指挥。当天晚上，陈毅看到没有攻下曹甸，就准备下令再攻。 但黄克诚不同意进行第二次攻击。他认为，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刚刚到达淮海、盐城地区，顽军残部、伪军、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到处骚扰暴乱，根据地内很不稳定，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剿灭顽匪，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然后再相机解决韩军为好。（见黄克诚回忆录308页，编者注） 粟裕、叶飞等这时也不赞成再打了。他们认为，这次攻击，部队伤亡太大，再攻也不太好打了。看大家都不同意再攻，陈毅当即决定，那就把部队都撤回不打了。 接到撤出战斗的决定，我们一支队便开始撤回盐城。但部队刚走到安丰附近，刘少奇同志亲自来了。要求我们重新回攻曹甸。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我们跟随刘少奇又回到了曹甸附近。 刘少奇来到曹甸附近后，亲自侦察了解情况，并相继同陈毅、粟裕、叶飞、黄克诚、彭明治、朱涤新等一起研究。大家的意见还是逐渐趋向一致，认为韩德勤就那么几千人，局促于曹甸、车桥一带，西面是日军，东面是我们，谅他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就让他在那里耽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妨过一段时间再打。 最后，刘少奇同意了大家的意见，也认为仓促之间没有准备，再打也难以打好，不如把队伍先撤回各自的驻地，肃清土匪，进行根据地建设，准备迎接日军“扫荡”。他说，能把韩德勤消灭在曹甸当然更好，暂时留在那里问题也不大，苏北根据地已经建成，暂时不打，对我们的妨碍也不大。勉强去打，就会过多地消耗我们的力量。 曹甸战斗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曹甸战斗，实际是一次失败的战斗。 对曹甸的攻击没有奏效，原因很多。一九四二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斗时曾指出，曹甸战斗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口口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见黄克诚回忆录311页，编者注） 我个人认为，陈毅的看法是对的。对这次曹甸战斗，确实存在着轻敌思想。我们调集的部队共两万余人，而韩德勤实际上只有几千人，所以总认为攻下曹甸，消灭韩德勤是十拿九稳，以我们在攻城的准备工作上，过于简单草率。运河下来的水是切断了，但曹甸外壕的水并没有减少，说明外壕的水并不完全来自运河，我们对水源判断有误。又由于我们缺乏水网地区攻坚的经验和过水沟的器材，木板、小船也极少，攻城的梯子也准备不足，没有一定数量的爆破材料，没有炮兵的配合，主攻方向突破的选择和确定，也缺乏仔细的侦察研究。我们一支队选择的突破方向，恰恰是最难攻的地方，所以一攻不动，再攻也不动，这场本来应该打好的仗，最后没有打好。 另外我还认为，当时因八路军和新四军刚刚会合，相互之间缺乏一定的了解，动作不够协调，而且内部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这也可能是打败仗的原因之一。 在这之后，韩德勤一直在曹甸坚持了两年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春，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调动新四军三师、二师的部分主力，和四师相互配合，才一举全歼韩德勤所部，终于彻底扫除了国民党顽固派留置于苏北的这一抗战障碍。 十四、盐城会议 曹甸战斗后，我一支队回驻盐城附近。一九四O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盐城召开 一次干部会议。到会的有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五纵队一支队队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等。会议历时三天，首先由刘少奇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中共中央一九四O年十一月一日关于建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 对国内外形势，刘少奇同志讲话的大意是，一九四O年夏秋以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德、意法西斯在西方所取得的胜利，助长了日本的南进野心。现在，日本侵略者决心乘英、美无力东顾之际，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直接影响日本侵华的方针政策，也直接影响国民党的内外政策。 他指出，一方面，日本在中国的重点，将转为以打击敌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主，力求巩固其占领区。而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将暂时不作大规模的进攻。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看到日本决心实行南进政策和改变侵华方针后，必定会决心继续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调整其军事部署，包括加强华中兵力。蒋介石已密令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准备围歼皖南新四军，密令苏鲁战区的韩德勤进攻苏北新四军。 因此，华中的敌后抗战，将面临着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我党我军在华中斗争的特点，一切军事上、工作上的计划，都必须根据这一特点来布置。 刘少奇同志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一九四O年十一月一日发出的关于建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学习华北的经验，抓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坚决实行“三三制”。根据地的各项政策，要以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依据；要准备长期抗战，节省民力、物力；要特别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要密切党群关系，严格军队纪律，并做好联络友军的工作；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刘少奇同志最后强调，对这个指示，一定要在苏北、苏中贯彻落实。 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着重阐述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与策略，强调要孤立日军，消灭伪军，缩小敌占区，扩大和巩固苏北、苏中根据地。同时，要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针对国民党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应实行一面团结、一面进行反顽斗争的革命的两个政策。在反顽斗争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苏北地区，要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韩德勤，争取团结李明扬、李长江一道抗日。 会议最后，刘少奇宣布，由新四军一师负责苏中根据地的建设、由八路军五纵队负责苏北根据地的建设，并指定粟裕负责苏中的一元化领导、黄克诚负责盐阜区和淮海区的一元化领导。同时，他代表中原局，指定了各个部队的驻地范围：指定五纵队一支队住盐城，并担任保卫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任务；二支队驻阜宁的东坎、东沟、益林一带；纵队部和三支队住淮海区。他指出，五纵队和一师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准备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成立苏北区党委。另外，他还要求一师和五纵队的政治部，除抓好部队的建设外，重点要放在协助开展苏北、苏中的政权工作和地方党的建设工作上。 以上就是当时这一会议的主要内容，在讨论中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但一些详细情况，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后所召集的第一次会议。 第六章 抗日战争（二）新四军三师 一、建设新四军三师政治部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蓄意制造了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一月二十五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了。将我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全军共七个师，一个独立支队，计九万余人。我八路军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的第一、二、三支队依次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的第七、八、九旅。 盐城会议结束后，黄克诚因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要继续留在盐城一段时间，就要我不用再管一支队的事情，尽快到纵队部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我当即离开盐城，赶到阜宁县益林镇的纵队部。不久，军委来了调令，把纵队参谋长韩振纪调到军部另行分配工作，把政治部副主任邓逸凡调到军政治部任秘书长。这样，就剩下了我带领着三师的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等直属机关驻在阜宁。一月下旬，黄克诚同志从盐城回来了，就开始和我一起调整并充实三师的各级领导机构，要我重点负责建设政治部。 我首先是要健全政治部的机构。当时政治中下面不设二级部，都设科。经我提议，调来了沈铁兵任组织科长，调王恨为宣传科长，调王央公为政工科长。给我还配备了一个秘书，起初是跟了我多年的张秀坷，后来是廖一帆。他们两个都是大学生，都会日语，对我的帮助都很大。 接着，我开始抓办刊物，编教材，指导三师各旅及盐阜、淮海两分区的工作。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办报纸的条件，黄克诚同志提出，要政治部先办个杂志，定名《先锋》，半月一期。黄克诚同志还专门请陈毅题写了刊名。为办杂志，黄克诚同志下令抽调七旅政治部的李恩求同志来师政治部，专门主持杂志的编辑工作。 为办杂志，又必须建设起一个印刷厂，要解决纸张、印刷机械和印刷工人问题。为此，李恩求同志在驻地附近到处搜集，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秘密地办起了一个小型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很小，主要着眼于一旦出现敌情，便于打埋伏，或是搬动。 《先锋》杂志主要是负责上下情况的交流，转截上面的东西，包括延安党中央、十八集团军总部、中原局、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另外，转截延安新华社的时事通讯，同时发表三师军政委员会、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和司令部、政治部负责人的指示及文章。再就是部队工作的经验交流，通讯和一些小文艺。 就这样，《先锋》杂志很快就办起来了。我们又通过地方根据地的联络站，很快地建立起了一条完整的发行路线，使杂志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投送到各个部队。 在创办《先锋》的同时，我们决定让朱鸿同志负责整个部队的教育工作，负责主编部队的各种教材。 这是当时三师政治部的两项主要工作，一个是办杂志，一个是编写教材。 这时，三师直属总支书记丁仲提出，他们也要办一个师直单位的油印小报，黄克诚同意了他们的请示求。于是，又从各部队调来了几个刻制蜡版的人，出版了一个油印的师直小报。出版日期三天、五天的不定。 在当时三师的直属机构中，司令部的各科是健全的，供给部也是健全的，由刘炳华任供给部长。相对而言，由张化一任卫生部长的卫生部就差一点。后来，我们从军部调来了齐仲恒、吴之理，相继任师卫生部长，加强了领导。与此同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我们又集中力量建设了一座野战医院，放在比较安全的地方。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东沟、益林、东坎、八滩、羊寨等地开设了一些商店，以筹集一点经费，支援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 黄克诚一直力主机关要精干，越精干越好，认为只有这样才便于行动，便于在敌后坚持斗争。因此，当时我们的整个师直属队，包括司、政、供、卫各部门在内，一共只有四百人左右，即使加上警卫部队也只不过才六、七百人。 机构整顿完毕，我们师部便按照军里原来的决定，于二月初开始向淮海区转移。我们从东沟、益林出发，经羊寨、佃湖，第二天晚上就渡过盐河，越过了封锁钱。第三天，我们到达六塘河边上，驻在六塘河附近一个叫刘老庄的较大庄子里。 在刘老庄住下的第二天，黄克诚即要我和他一起到了九旅旅部。当时，九旅旅长张爱萍、政委韦国清，他们热诚地欢迎并接待了我们。黄克诚向他们传达了中原局会议的情况，他们也向黄克诚汇报了九旅的工作情况。 九旅有两个团是我熟悉的，一个是翁徐文带领的从山东南下淮海区的一个团，另一个就是孙象涵率领的一个团。孙象涵的这个团原来在皖北是苏鲁豫支队七大队的一部分，一九三九年曾随我南下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我离开皖东北以后，这个团被改编为九旅的一个团，归属九旅指挥。我特地去看了看他们，久别重逢，彼此都倍感亲切。 这时，我已辞去了淮海区专员的职务。当时的淮海地委已很健全，地委书记杨纯是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后来，华中局又把金明调来任淮海区党委书记。 二、盐城高干会议 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召开高干会议。黄克诚带了几个通讯员和一个骑兵班去盐城参加会议，责成我们带领三师直属队留在淮海区活动。这时，彭雄还没有到职，司令部就一个参谋处长沈启贤，我感到担子很重。 五月中旬，黄克诚来电报，说他不再回淮海区了，要我带领三师直属队返回盐阜地区。于是我带领部队又渡盐河，重过封锁线，回到了盐阜区，驻在羊寨以南的一个村子里。大约六月九日黄克诚回到了师部，召集各旅的干部开会，传达盐城高干会议和中央军委华中分区会议决定，同时部署苏北根据地的工作。 从黄克诚的传达中我们得知，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盐城主持会议，宣布了一个重大的组织变动：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中央军委华中分会，由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饶漱石任华中局副书记。 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华中局又在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少奇同志在会上总结了华中地区前一段的工作，大意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予我们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敌顽的夹击中求得巩固与发展。 六月上旬，华中局又在盐城召开了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陈毅同志在所作的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工作，建设一支正规化党军的任务；同时作出了建立军区、军分区和加强地方武装的决定。 根据这个决定，一师兼苏中军区，二师兼淮南军区，三师兼苏北军区，四师兼淮北军区，五师兼鄂鲁豫皖军区，六师负责苏南地区的工作，七师负责皖北地区的工作。这样，新四军七个师都分别兼任所在根据地的军区，或负责所在地区的工作，统一领导和指挥主力和地方武装。各师的军政委员会兼任军区的军政委员会委员。 黄克诚最后还宣布，根据中央军委五月三十日的电令，新四军第三师军政委员会由黄克诚、吴法宪、彭雄、彭明治、朱涤新组成，黄克诚任书记。 黄克诚同志同大家商量后决定，由九旅兼任淮海军分区，七旅、八旅不兼军分区，盐阜区单独成立一个军分区，由洪学智同志任军分区司令员。 三、第一次反“扫荡” 一九四一年春，重建新四军军部后，我们很快夺取了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苏北、苏中两个抗日根据地，并同山东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这一情况，很快就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注意。日军决定对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扫荡”，并加紧威逼利诱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投降。二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指挥一师讨伐公开投敌的李长江，共俘虏李部官兵五千余人。这一胜利，更加引起了日军和汪伪军的重视。 三月中旬，日军开始调兵遣将筹集兵力。到七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第十二军一部及伪军李长江残部，集结在东台、兴化、盐城以西的射阳和陈家洋等地，准备重点进攻根据地。 新四军军部对日军这一企图早有察觉，早于六月三日就向各师发出了反“扫荡”的指示，大意是： 第一、这次敌人进攻的重点，将是我苏北根据地的中心盐城，作战方式可能是多路分进合击和突然袭击。 第二、华中局和军部机关分散隐蔽，主力部队也应适当分散，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避免过早与敌作正面的决战，地方武装以连排为单位，准备广泛袭击、疲惫敌军。 第三、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桥梁道路，控制船只，粮食等重要物资应分散隐蔽于芦苇荡里。 第四、一师和三师应作好充分准备，密切注意上海、南京、扬州、蚌埠、徐州、连去港等地的敌情，分工负责，搜集情报，加紧侦察工作，及时主动掌握情况。 为便于指挥，新四军军部于七月十日撤离盐城。七月初，三师师部移驻射阳河以西，司令部住桥头，我们政治部住硕家集，都紧靠射阳河。 大概是七月十九日的清晨，突然之间，刘少奇、陈毅、曾山、赖传珠等领导同志，从射阳河坐小汽船，一下子就到了我们师部政治部的驻地硕家集。我一面匆忙迎接他们上岸登陆，一面给他们做饭吃，并立即通报黄克诚同志。 他们吃完饭，稍事休息后，黄克诚同志赶来向他们汇报了反“扫荡”的准备情况，他们表示满意。然后，军部继续西进，进到陈家集西北的岔头。因为岔头是阜宁地区的中心地带，相对比较安全，于是华中局和军部就决定暂时驻在那里。随即决定三师司令部也西移到瓦屋许，离岔头约七、八里路，靠近军部。我们师政治部住和尚庄，离司令部约二里路，这样，军部和三师师部靠到一起，指挥就非常方便了。 从七月二十日开始，日伪军一万七千多人，开始由东台、兴化、射阳和陈家洋等地，南北同时出动，从南面、东北面、西南面和北面四个方面，对盐城分进合击。我三师的主力部队，避开敌人的锋芒，转移至敌人侧翼，向刘庄、陈家集、板湖等地区隐蔽集结。 七月二十二日，日军占领盐城，占领了原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接着，日军便以盐城为中心，对四周地区进行“清剿”，并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对这一地区实行分割封锁。他们在水网地区使用特制的装甲汽船，到处搜索，寻找我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由于我们事先进行了分散转移和隐蔽集结，使敌人连连扑空。 七月二十八日以后，日军的扫荡重点转向阜宁、东沟、益林地区，并占领了阜宁县城。新四军军部立即命令三师七旅部队，尾随袭击敌人，命令八旅部队在正面迎战敌人。同时，命令一师二旅破袭盐城至东沟的交通，阻断敌人的补给线；命令其它一师主力在苏中向日伪各个据点进行围困攻袭，骚扰敌人后方。 就这样，苏北和苏中的军民，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相互策应，使敌人顾此失彼，完全陷于被动局面。 八月七日，日伪军大部不得不从盐城、阜宁地区南撤，东沟、益林地区被我们三师收复。到八月底，日军没有达到目的，被迫停止在苏北的“扫荡”行动，撤退了。 根据当时的战报，在这一个多月的反“扫荡”斗争中，新四军各部队共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三十余次，用自制水雷击沉敌汽艇三十艘，毙伤敌伪一千九百余人，俘日伪军一千余人。而新四军伤亡一千余人，大大少于敌人。 这是我们在创立苏北根据地之后，苏北、苏中的党政军民经受的第一次考验。我们取得了第一次反“扫荡”的胜利。盐阜军民经受了考验，尤其是一些新从上海来参军的学生，青年知识分子，通过这次战火洗礼，更提高了他们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通过反“扫荡”，他们吃苦耐劳，英勇战斗的精神大大地培养和发扬起来了。他们在敌后根据地成长发展、壮大胜利，树立起了必胜的信念。 四、相对稳定时期 一九四一年八月底，粉碎敌人的夏季大“扫荡”以后，苏北根据地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新四军三师于九月五日至九月十五日，在瓦屋许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的是全师团以上干部。为开会，借用老百姓的木头、竹杆和稻草，搭了一个大草蓬，作为会议室，兼作食堂。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三师进入苏北以来对顽军的作战和反“扫荡”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教训，以及总结部队的工作、检查部队的纪律。在执行纪律的问题上，会议着重批评了七旅和八旅。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十分关心这次会议，亲自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同志亲自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建设华中根据地的任务和政策的报告，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和政策。陈毅代表华中军分会讲话，就加强军队的军政工作，特别是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军事训练、加强军民关系、整训部队和整顿纪律等问题，作了指示。当时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饶漱石，又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会议上作了增强党性修养的报告。 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讲了话，对加强根据地和军队建设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黄克诚同志根据中央和华中局军分会的指示精神，提出三师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趁粉碎敌人“扫荡”之际，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伪占领区，恢复各种组织，恢复各项工作，恢复抗日政权，进一步精简机构，调整组织，全面加强苏北根据地的建设，即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根据地的建设，力求同皖东、皖北和山东打成一片。经过讨论，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在此之前，我已得知黄克诚与刘少奇、陈毅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打曹甸，黄克诚就不赞成；对华中局在日军大“扫荡”前提出保卫盐城的口号，也有不同的意见。为此，刘少奇和陈毅对他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右倾”，作战不力，但当时我并不太清楚其中的详情。后来我看到《黄克诚回忆录》中有关于此事的叙说，现将这一段抄录于此： 曹甸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我“右倾”，作战不力，撤了我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职务，第五纵队司令员一职由陈毅兼任。但陈毅作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需要照管全局，并没有到第五纵队视事。因此，我这个政治委员还得兼管司令员的工作。后来日军“扫荡”开始，我又与华中局发生保卫盐城之争，华中局及军部就认为我不服从指挥，在阜宁停翅巷召开干部会议，对我进行批评。我不服争辨说：“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我联系打曹甸和反“扫荡”作战情况说：“这两次都是上级指挥失误，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这次会议华中局领导最后下结论认为我是错误的，坚持要我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有的争论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我想当时可能是由于我从八路军刚刚划归华中局指挥，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产生我不服从指挥的误会。事后，我找到陈毅对他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有什么不服从指挥？”一九四二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役时曾指出：“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作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我觉得陈毅的这番话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注，见黄克诚回忆录 。编者注） 这次会议的召开，成了我们加强苏北根据地建设和三师部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开端。为贯彻落实会议决议，会后我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加强组织建设。经华中局和军分会批准同意，我们成立了苏北区党委，黄克诚同志兼任书记，金明为副书记，统一苏北地区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苏北根据地下设盐阜、淮海两个根据地，建立两个地委，两个行政公署，两个军分区。由金明兼任淮海地委书记，李一氓为淮海行署主任；向明担任盐阜地委书记，曹荻秋为盐阜行署主任。 同时，我们三师的部队也做了一些调整。在这之前，新四军四师十旅，在豫西反顽斗争中失利，部队受到较大损失。经黄克诚同志提议，华中局和军部批准，将四师十旅与建制完整比较充实的三师九旅对调。十旅归属三师建制，九旅归属四师建制，旅团番号不变。九旅旅长张爱萍调任三师副师长。因此，淮海军分区改由十旅兼任。十旅旅长刘震，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十旅政委吴信泉，兼任淮海军分区政委，盐阜军分区仍是单独组织，由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光池任政治部主任。七旅和八旅仍为机动部队。 我们在军分区下面，分别建立了县人民武装部、区武装中队、乡游击小组等各种地方抗日武装，健全和建立民兵制度。 不仅如此，师的领导也比以前充实了。除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和政治部主任的我外，参谋长彭雄已于八月反“扫荡”期间到职，副师长张爱萍也于九月初来到师部，这就增加了师的领导力量。 在调整充实部队的同时，我们还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政权建设工作。由于当时的盐城、阜宁两县较大，各有一百二十万人口。为了便于管理，将原阜宁县分为阜宁、阜东和射阳三个县，将盐城县分为盐城和建湖两个县。这样，再加上淮安、灌南和涟东，盐阜共有八个县。其后，我们分别建立了八个县委和县政府，加强了地方建设。 当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都做了精简，把华中局和军部的一些干部，下放到地方，加强了地方党的工作领导。军部把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下放到我们三师。早在日军夏季大“扫荡”开始后不久，抗大五分校就由副校长冯定、洪学智率领，转移到了我们盐东。当时，他们的女生队曾遭到过日军的偷袭，一死一伤一被俘，损失了几个人。好在敌人的人数不多，洪学智在发现情况后，指挥离女生队最近的男生四队，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击溃了。这次抗大五分校归入三师建制后，校长为谢祥军，政委为吴盛昆，政治部主任为于辉。 军部的鲁迅艺术学校也同时下放到了三师，改组成为鲁迅文艺工作团，由孟波任团长，归政治部直接领导。鲁迅文艺工作团共有一百七十多位团员，大部分是从上海来的学生。还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著名文艺工作者和音乐家，如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章牧等。随后，又有如阿英、鲁莽、戈扬等著名新闻、戏剧、绘画、木刻家、分到我们师政治部来工作。 第二、加强组织纪律性，尊重群众，尊重地方，提高部队的政策观念。我们进入苏北以来，部队的纪律一般是比较好的，但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也不少，干涉地方工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对这些问题，在三师高干会上，黄克诚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特别是对七旅的批评更多一些，这就使七旅的同志对我发生了误会，以为一些问题，都是我到师政治部以后向黄克诚反映的。黄克诚同志对此作了解释，说明这些问题是由各个方面反映上来的。我个人认为，尽管七旅原来是红军、八路军的主力之一，战功卓著，但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黄克诚同志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次会议以后，七旅在遵守纪律方面有很大的转变，八旅、十旅也都有提高，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从此，地方对军队更加尊重，军队更加支持、帮助地方工作，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的新局面。 第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我们在根据地实行了统一的财政税收，实行公粮制，军队所需的粮食、蔬菜、衣服及其它物资的供给，统一由地方政府筹划供应。为开辟财源，减轻地方负担，我们在素有金东坎、银八滩之称的一些重要集镇开设了商店，以筹集部分资金。此外，我们在阜宁东部海边开辟了一个棉垦区，每年种植的棉花远销至上海、南通、苏州等地。同时，同地方一样，军队本身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种菜、喂猪、喂鸡，有条件的地方还自己养鱼、捕鱼、捉虾，力争做到部分副食品自给。少数部队还利用海水晒点盐，这也是增加收入的一种好办法。 在这次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整个三师从机关到部队，上上下下都在搞生产。那一段时间里，早晨部队都不出操，起床后即分散外出去拾粪；晚饭后，则去菜地浇水、施肥，管理自己的一块菜田，种的菜地是向老百姓借的，给老百姓一定的补助。如果打仗了，就交给地的主人暂时看管，打完仗回来再搞生产。如果不回原驻地，就连地带菜都交还给群众。敌后生产，当然不可能像南泥湾那样大规模地去搞，但我们也从一九四二年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三年秋，我们曾开过一次三师直属队的生产展览会，著名作家、诗人白桦参加展览会后，写了一篇《记师直生产展览会》。现将这篇文章照录如下： 大路从中间穿过去，把展览会的场子分成东西一样长的两块。 西边是“小菜场”，一摊挨一摊，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各摊前都插起用木头做的招牌。 特务一连的一棵黄芽芽十五斤，它和四个五十斤以上的大冬瓜摆在一起，活像一窝净的肥猪。 菜的种类是数不清的，有大锅煮、大碗吃的青菜、萝卜，也有调味的葱、蒜之类。 还有冬天的小菜、酱菜、干菜、腌咸菜，也有自做的豆腐和豆芽。 还有不少的手工作品：篓子、篮子，各式各样的布鞋、气眼鞋、线结鞋。战士们自做自穿，跑路打仗，淌水都方便。 东面是家畜场，猪、羊、鸡、鸭，闹闹嚷嚷一大片。政治部的小马驹，看见人就乱蹦乱跳。老母猪的大肚皮着地，爬下哼哼的懒得动。供给部的那些“九斤黄”的雄鸡，长到七斤半，今天在人面前，不敢喔喔高喊了。 展览会的墙上贴着各单位的生产统计表，全直属队合计生产各种疏菜十七万六千一百九十斤，平均每人一百八十五斤。特务一连成绩最好，共生产三万零七百斤。 展览场的松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 到前线拿枪，在平时拿锹，是战斗英雄，又是生产模范。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菜，改善自己生活 横幅是：亲自动手。 除了大力发展生产以外，我们还大力提倡节约运动。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都不发钱，只是每人每天有一定数额的伙食费。节约下来的钱就叫“伙食尾子”。每月的“伙食尾子”，我们都平均分配给每个人，有时可以分到一元，有时分到五角。这点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先用来交党费、团费，剩下的钱，有的就买点烟抽，有的就买点牙刷、牙粉、肥皂之类的日用品。 为活跃地方经济，我们对城市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同时进行二五减租政策（即减收百分之二十五）以改善群众生活。当时在盐阜的一些沿海地区，经常有海水灌入，淹了不少地。我阜宁县长宋乃德，领导群众修筑了一条九十华里的海堤，挡住了海水的倒灌。当地群众把这条堤坝称之为“宋公堤”，很好地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当地的影响。 第四、清剿土匪。苏北地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当时，一些土匪还有政治背景。他们与国民党顽固派相勾结，与韩德勤那些被打垮的部队搞在一起，抢劫残害群众，杀害我们地方干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大“扫荡”过后，我们即下决心抽调部分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开展清剿土匪的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大大小小的艰苦作战与政治攻势，同时教育争取一些窝藏土匪的不法分子，终于将横行苏北多年的土匪完全剿灭。 肃清了土匪以后，我们将一部分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大力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时，有的地方群众心里有顾虑，害怕地主报复，白天减的租，晚上他们又偷偷送回去给地主，形成明减暗不减的情况。阜宁县委书记唐棣华派出检查组，到各地检查进行教育，全面纠正，为群众撑腰。当时阜宁县委工教科有个干部编写了一个剧本叫《照减不误》，到处公演，轰动阜宁以至全盐阜区。其中有一个女演员薛飞曾大出其名，红极一时。 第五、整训部队。清匪反霸工作告一段落以后，部队立即开始了全面的整训。整训工作由黄克诚统一领导，张爱萍、彭雄负责军事训练，我负责政治教育。 军事训练方面，一是着重搞投手榴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和炸药爆破五大技术训练；二是以班、排为单位进行进攻和防御的战术训练。同时，我们还加强军容风纪、内务卫生等方面的教育，力求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是学习、贯彻华中局关于建立巩固的苏北根据地的决定，学习党在敌后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健全连党支部、营党总支、团党委，健全部队的党、团生活制度，坚持每周上一次党课，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党性和党员的修养的教育。同时还在干部中进行抗日持久战、游击战等教育，并且在连队里开设语文、数学、历史等各项课程，以帮助干部、战士学习文化。 此外，部队里的年轻人多，我们还特别注重加强青年工作，在青年中进行组织发展工作。针对年轻人喜好娱乐的特点，我们恢复了连队俱乐部的工作，积极开展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包括唱歌、体育、墙报等，表扬好人好事，注意发展党团员。我们还要求连队的经济公开，在各个连队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连队的伙食。另外，要求各连队一个月开一次军人大会，以发扬民主，动员战士对部队的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 经过整训，部队的军事技术得到提高，政治觉悟有了进步，整个部队的团结增强、情绪高涨。 一九四二年夏，师军政委员会决定开一个运动大会，为对部队这一段军政教育的成果进行一次检阅。当时我们就在司令部的驻地孙河庄与政治部的驻地戴舍之间，借用了几十亩土地，修了一个大运动场，搭了一个大篷子和一个戏台。运动大会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四个项目进行竟赛。有关军事技术、作战学习，由张爱萍、彭雄负责组织测验，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的测验题，以及歌咏比赛、体育竟赛，包括蓝球、排球、田径、游泳等，统由政治部负责，后勤部还组织了一个伙食比赛。 部队不可能全部集中竟赛。就由七旅、八旅、十旅、师直属队、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各组织一个代表团参加大会，每个团抽调一个连，每个旅共抽四个连组成一个代表团，竟赛期间的晚会，由鲁艺工作团和各旅的宣传队负责组织。司、政、供、卫各部门全力组织竟赛，前后搞了有半个多月。 从各团参赛的代表团比赛结果来看，成绩都比较好，最后总结时，刘少奇、陈毅、饶漱石都来讲了话。在竟赛过程中，他们有时也来观看比赛。在新四军军部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如范长江、扬帆、贺绿汀、吕振、姚汝觉等都到三师参观过，并在会上作过讲演。陈毅经常带一些文化人到我们政治部同黄克诚和其他人下围棋。 总之，通过这段时间的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政策水平、组织纪律性，都有较大的提高，是部队工作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第六、培训干部，参加党校学习。粉碎敌人“扫荡”过后，环境比较安定。华中局在阜宁板湖附近的汪朱集办了一个党校，抽调新四军各师的团以上干部，地方县委以上干部，轮流到党校学习。学习期限一般为半年至一年。除此之外，也吸收外地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学习。刘少奇兼任华中局党校的校长，陈毅、饶漱石和华中局的组织部长曾三、宣传部长彭康等，都是党校的当然教员。学习的科目主要是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 由于我们的驻地离党校不远，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凡是党校组织讲大课，我必定带着师直属队的一些干部前支听课。一般每个星期都去两、三次。 我记得，刘少奇当时主要是讲联共党史和中共党史，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首先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然后再讲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他还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讲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和怎样对待错误，讲当时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陈毅主要是讲持久战的问题，讲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讲国共之间“磨擦”与反“磨擦”斗争的策略问题。彭康主要讲哲学，讲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讲唯物文辨证法。 一些著名学者和文化人也经常作各种报告，如钱俊瑞、范长江、李恩求的时事报告，骆耕漠、孙冶方、薛暮桥的经济学报告，齐仲桓、吴之理的卫生与保健讲座，邹韬奋、阿英的文学报告等。办党校，使一些干部得到了一个理论学习的机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华中局当时还出版了一个理论刊物叫《真理》，对指导干部的理论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七、成立“文化村”，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共同抗日。一九四一年秋，日军进占上海的英法租界前后，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如邹韬奋、范长江、阿英、薛暮桥、贺绿汀、钱俊瑞、孙冶方、骆耕漠、孟波、崔雨田、沈其震、吴之理、章央芬、扬帆、胡考等，陆续撤退到苏北根据地。为便于照顾他们的生活，陈毅军长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附近找了一个村子，取名“文化村”，安排他们集中居住在那里，由陈毅军长直接管理和指导他们进行活动。 以后，华中局给一部分上海来的人相继分配了工作，如钱俊瑞当了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沈其震成了新四军的卫生部长，冯定和薛暮桥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当了副校长和训练部部长。有一些从上海来的著名文化人，如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章牧、阿英、鲁莽、戈杨、吴之理、章央芬、胡考、芦芒等，则被分配到了我们三师来工作。其中孟波担任三师政治部鲁艺工作团团长，吴之理、章央芬在三师卫生部当了卫生部长和医务主任。 阿英到三师后继续搞创作，他曾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写了一个叫作《闯王进京》的剧本，公演后一举轰动整个盐阜区，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另外，胡考和芦芒在分到三师政治部宣传部后，继续搞他们的书画和木刻专业。后来由芦芒负责设计，我们在阜宁芦浦还修建了一个烈士纪念塔。 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扬帆，先是在盐阜区担任公安局长，以后又到我们三师政治部任保卫部长。一九四三年夏，在延安“整风”中不幸遭康生陷害，由延安方面负责用电报通知我们将扬帆送至华中局驻地关押，不久他被放了出来，但解放后，他在上海市出任公安局长时，又遭到逮捕，并冤死在狱中。 除了分配到各单位工作的人外，其他人就住在“文化村”。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文化村”的一些同志非常活跃。由于三师离军部较近，他们时常下部队来作报告，帮助部队和地方开展文娱活动，培养了一大批群众文艺骨干，繁荣了苏北根据地的文艺宣传活动。 当时在苏北根据地，还有一个青年文艺工作团体在活动，叫新安旅行团。新安旅行团最早是于一九三五年十月由江苏淮安新安学校十五个贫苦儿童组成的，以后逐渐扩大，由陶行知负责组织和领导。抗战开始后，郭沫若也曾以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厅长的名义，领导过这个团体。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历经十九个省。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他们由重庆来到苏北根据地，在盐阜行政公署主任曹荻秋、副主任兼财政厅长宋乃德、教育处长戴白涛的领导下，开展文艺宣传和青少年的组织工作。我记得，当时新安旅行团的团长好像叫汪逵之，一些团员后来成了我们的文艺骨干。 总之，当时新四军大量吸收了上海来的地下党员、知识分子、进步人士，他们在敌后做了不少工作，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后来在敌人“扫荡”时期，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华中局将他们分散地护送到山东，再转赴延安。 在根据地内，我们还恢复和发展了中小学教育，普遍建立小学，各县建立中学，还办了不少公学、冬学，广泛团结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第八、开展统战工作。刘少奇、陈毅都十分重视各阶层有代表性人士的工作，亲自与一些地方开明绅士接触。当时在盐城、阜宁、淮海地区有影响的人士，如计雨亭、杨芷江、庞友兰、韩紫石等，都很尊重刘少奇、陈毅以及黄克诚同志，经常来三师拜会黄克诚师长，我们则根据“三三制”的原则，把他们吸收到抗日民主政权中来，团结他们一起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他们在抗战救国中的特殊作用。 第九，加强对敌宣传工作，特别是对伪军的宣传工作。通过工作，伪军中间有不少同情我们，经常有人和我们通情况，同我们联络。我们的侦察人员经常在敌伪据点进进出出，通行无阻。在盐阜和淮海之间有条封锁线，那就是盐河，但少数人就可以畅行无阻，随时都可以过。那时敌伪据点缩得很小，交通往来很方便。 第十、提倡爱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解决解决问题。部队除自己发展生产外，一旦群众的生产发生了困难，例如遭了淹，受了旱，部队就立即行动起来，帮助防涝抗旱，农忙季节，帮助抢收抢种，那是经常的。另外，帮助驻地群众打扫卫生，挑水，有病帮助看病，更是普遍现象，几乎天天如此。军队爱护人民，人民就更加热爱自己的子弟兵。打仗时，替我们传递情报，运送伤员，保护我们的家属、孩子，和一些带不走的物资，包括书籍、文件、 印刷机器等，使之免受损失。所以坚持敌后抗战，基本上就是军民一家，分工合作，互相掩护，互相帮助，互相解决困难。这个时候军民关系是最好的时候，确实是军民亲如一家人。 五、陈道口战斗 黄桥战斗结束以后，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率所部占领了津浦路以西的豫皖边区根据地。之后，又企图越过津浦路，东进至淮北的洪泽湖以北、运河以西一带，同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车桥、曹甸的据点打通联系，截断淮北根据地同淮海根据地的联系，企图以运河为依托组成一条封锁线，分割包围苏北新四军部队。 当时，韩德勤率领所属的王光夏部一个旅，于一九四一年七月间侵占了我淮海根据地的泗阳至陈道口一带，构筑了坚固的据点，切断了淮海区同淮北根据地的联系，封锁了运河。同时，他又派刘立卓、余士梅、徐继泰率领一一七师、二十三师侵占了泗阳、涟水之间的大兴庄。 王光夏原是泗阳县的一霸，为人凶狠残忍，杀人成性，占据陈道口之后，就疯狂摧残我抗日根据地，屠杀抗日根据地的干部、群众，还曾活埋我们的区委书记刘永安，对我们的干扰极大。 为了消除这个威胁，陈毅军长决定，调集新四军二师四旅、五旅，三师七旅、十旅，四师九旅，以五个旅的兵力，要一区，协同进攻陈道口。 陈毅当时的部署是，以教五旅全部以及四旅、七旅各一部，共六个团的兵力作为主攻部队；以五旅和九旅集结在皖东北地区，准备阻击东进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把十旅放在淮阴地区，八旅放在淮阴和涟水之间，准备阻击韩德勤向陈道口的增授。 陈道口在泗阳西北，位于运河和六塘河的交叉之处。整个镇子由三个圩子组成，即东小圩子、老圩子和西小圩子。两个小圩子和老圩子之间隔以水沟，以吊桥相通。陈道口的工事非常坚固，三个圩子的四周都是丈把高的圩墙，圩墙下面是宽一丈、深一丈五尺的水沟，水与六塘河水相通。水沟的外面，密密地设置着四道铁丝网，铁丝网的外面还设置了两千米的扫清射界。这样的据点，确实是易守难攻。 据侦察，陈道口的据点内有王光夏所部三个团，约三千余人，有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二十多挺，大小碉堡数十个。王光夏亲自在据点里组织指挥，自吹是兵精粮足，气焰十分嚣张。 我三师七旅奉命于十月上旬从东沟到达黄圩子。在那里，陈毅军长亲自向部队作了动员报告。这个情况，当时的三师司令部参谋杨绪亮曾有一段回忆，现将这段回忆照录如下： 我三师七旅奉命于十月上旬从东沟到达黄圩子。在那里，陈毅军长亲自向部队作了动员报告。他说：“蒋介石正在酝酿一个很大的阴谋，早在今年初，他就调集了三十万大军，企图肃清津浦路东的我军，然后再向苏北前进，将我军驱逐至黄河以北，配合日军歼灭我军于华北地区。六月份，汤恩伯以其三十一集团军，共九个师，约七倍于我四师的兵力，占领了我四师的地区。他们第一步计划实现了，得意忘形，企图进一步东犯我苏北根据地。看得出来，汤恩伯马上就要东进，向我苏北根据地进攻。而王光夏侵占陈道口，建筑坚固的据点，是想以陈道口为中心，控制河两岸，然后向两边扩张，东接曹甸、车桥，西达津浦铁路，构成一条通道，以便接应汤恩伯。我们劝他走开，去打日军，他们不听，他们的反共方针已定。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用自卫反击战来彻底粉碎这个阴谋，关键是争取时间，要抢在他们东犯之前打下陈道口，切断他们的通道。这一仗关系到全局，我命令你们十九团，坚决攻下陈道口，拨掉这个钉子，祝你们战斗胜利。” 陈道口战斗是由陈毅亲自组织指挥的，他根据曹甸战斗的经验教训，将这次陈道口战斗分为了四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挖地道，通过扫清射界。我们从十月上旬就开始包围陈道口，逐步肃清敌人的外围据点，稳扎稳进。十月十六日，我们的包围计划就绪，部队开始坑道作业，利用所挖的交通沟，步步为营，步步紧逼，断决了敌人的一切外援和粮食供应。当时，部队在前面挖，老百姓在后面修，整整四昼夜的连续作业，我们的地道就已经挖到了铁丝网的跟前。敌人用机枪、手榴弹，甚至土炮来打我们，都没有伤到我们一根毫毛。 第二步，集中火炮轰击，摧毁碉堡群。坑道挖到外壕边，再也挖不过去了。我们便集中了所有的山炮、迫击炮，瞄准敌人的碉堡，一个一个地予以摧毁，把敌人的主要火力点摧毁了，总攻就开始了。 第三步，破坏铁丝网。当时我们七旅十九团和教五旅一团担任主攻。十九团由陈道口的西北方向向西小圩进攻，一团由东北方向向东小圩进攻。十月二十日的黄昏时分，总攻开始，冲锋号一响，先砍铁丝网。破坏组的同志每人一把大刀，把铁丝网砍破一个洞，就从洞里钻进去，再砍第二道，四道铁丝网终于被我们全破了。 第四步，攻城。第二次冲锋号响，就用事先准备好的浮桥，搭在外壕上，部队一过外壕，就架梯子，架好一个，就爬上去一群。为掩护部队爬上圩墙，我们集中了部队的轻、重机枪和几乎是百发百中的特等射手，只要敌人在圩墙上一露面，我们就立即开枪射击，密集的火力压得敌人抬不起头、还不了手。同时，总攻部队在圩墙下实施爆破，爆破成功了，把圩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部队冲进去了。 部队攻进去以后，顺着街道与敌人展开拼杀，一座房子一座房子地与守敌争夺，敌人越来越缩小。大概经过两个多小时，西小圩子就被我十九团攻占了，不久，东小圩子也被教五旅一团攻占。 东、西两个小圩子被我们攻克后，敌人士气十分低落，已无斗志。第二天晚上，只十分钟的战斗，我们就进了大圩子。 陈道口战斗，我们共消灭了敌人三千多，俘虏了国民党泗阳县的县长、专署秘书和各类军官三十多人，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轻、重机枪十四挺，迫击炮两门，还缴获了电台及其他各种器材。 可惜的是，王光夏在战斗中乘乱化装跑了。陈毅军长说：“他跑掉就跑掉好了，他是一个顽固派，他还会再来的嘛，他再来就再把他消灭掉。”果然，后来我们在洪泽湖的山子头战斗中，把他击毙了。 陈道口战斗，是一次完全胜利的战斗。在陈毅军长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在实践过程中，集中群众智慧，我们不断研究，摸索和创造出的一套水网地区的攻坚经验，是比较完善的，是宝贵的，战后推广到了整个部队。 王光夏的部队被消灭后，运河上的整个封锁线全部瓦解。徐继泰、霍守义的部队撤回原地，都走了。韩德勤也回了曹甸原地，汤恩伯的部队也在津浦路西停止了东进，整个淮海区的根据地恢复了，同淮北四师的交通线也畅通了。 因此，陈道口战斗的胜利，对巩固整个苏北根据地以及淮北和淮南根据地，都有重要战略意义。陈道口战斗是苏北一次极重要的战斗。 六、单家港会议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侵略者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紧接着又入侵美、英、荷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为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战方针和政策的指示，总结和部署工作，中共中央华中局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至三月五日，在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华中局委员、华中各根据地党委书记和政府、军区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九十四人。我们三师去参加会议的有黄克诚、张爱萍和我三个人。彭雄留在机关看家，没有去参加会议。 刘少奇、陈毅代表华中局分别作了形势、任务和军事工作的报告。 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日军驻有十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混成旅，总兵力达到二十九万人。他们还大力扩大和利用伪军，使华中伪军总兵力达到十六万人，以便腾出日军兵力用于机动作战。为巩固其占领区，确保主要交通线，掠夺战略物资，谋求支援太平洋战场作战，他们必然加紧对我各根据地的“清乡”和“扫荡”。而国民党顽固派也必然利用日军放松对正面战场进攻的机会，不断制造军事“磨擦”。因此，敌后抗战仍旧面临着敌、顽夹击的严峻形势。因此，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和残酷的。坚持今后两年的艰苦斗争，最为重要。 刘少奇同志详细地分析了敌顽我三方在华中的态势。指出：敌人占据大中城市、交通要道，控制了经济富裕地区，所以仍占有优势，但其兵力不足与分散，社会基础薄弱，是它不可克服的弱点。 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在华中较强，对敌后抗战仍起相当的牵制和破坏作用。 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控制着广大的乡村，建立了根据地，在乡村占有优势，但群众尚未充分发动，根据地不够巩固，在敌军和顽军的进攻下，部分地区已经缩小和丧失。 这是一种复杂的、不平衡的长期的相持斗争的局面。在这种特点下，刘少奇提出了我们在华中的任务：“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陈毅在会上作了关于华中军事工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华中地区敌我相持斗争局面的长期性、复杂性，总结了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论证了我军应采取战略、战术，并提出了加强军队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等问题。他还强调指出，在长期斗争中，我们必须要密切配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依靠主观指导的正确性，才能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强弱的态势。懂得这一点，才不会被敌人疯狂的“扫荡”所吓倒，才不会因为逆流高涨而使自己手足无措。 饶漱石在会上作了提高党性修养的报告。他要求共产党员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水平，服从组织、服从领导，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忠实执行党的决定和上级的命令。 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被华中局指定，也在会上作了政治工作报告。他讲了四个问题：一、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二、对友军的统战工作和对日军、伪军的争取瓦解工作；三、加强干部工作和党性修养，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爱护、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四、要正确执行党的锄奸政策，注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可轻信口供，绝不能搞逼、供、信，绝不能搞扩大化，宁可错放，不可错杀。 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一共开了四十五天。会议分成几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听取刘少奇、陈毅、饶漱石、黄克诚同志的报告。 第二阶段，分组汇报。由各个地区的区党委书记，新四军各师和各个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分苏南、皖东、淮南、苏中、苏北、淮北等地区，依次分别汇报了建设根据地以及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包括政治、军事、作战、党的建设、部队本身的建设、群众组织的建设，民兵、地方武装的建设等，都作了全面的汇报。在我的记忆中，好象只有五师，在鄂中因交通阻隔，没有来参与汇报。 第三阶段，讨论华中局扩大会议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我记得大约是九条，大意是： 第一条、加强对敌斗争。敌后各根据地的形势可能越来越严重，但我们在各方面都有有利条件。我们有根据地的广大群众，有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有过去的斗争经验，完全可以坚持各个根据地的斗争。 第二条、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民主进步人士共同抗日。同时加强对敌伪的宣传教育工作，争取伪军反正。 第三条、坚持反击顽固派的斗争。在反顽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力求每战必胜。 第四条、加强军队建设。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思想工作，保持高昂的士气，提高战斗力。要区分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作战任务，主力部队主要用于机动作战，地方部队主要是分散袭扰敌人，同敌人不断的进行游击战争。 第五条、开展群众工作，特别要搞好“二五”减速减息工作，使之落到实处。 第六条、开展生产自救。在各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争取部分粮食蔬菜自给。 第七条、加强政权建设，各级政权都要实行“三三制”、加强党委建设，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加强党员的修养，加强组织纪律性。 第八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办好报纸，搞好中、小学教育，办好党校，搞好干部的轮训工作，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 第九条、加强锄奸保卫。肃清汉奸，防止敌人奸细混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 对这个决议草案，大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最后逐条通过，形成了华中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同时，会议也正式通过了刘少奇等人作的报告。 第四阶段，是总结阶段。刘少奇最后代表华中局作了会议总结。他还逐个评比了各个根据地工作的优劣好坏。由于华中局当时驻盐阜区，盐阜根据地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也许是出于严格要求自己的原因，刘少奇把盐阜区的工作，摆在了华中各区最后一位。有些同志对这个结论提出了些意见，但都被驳回来了。这样，就使一些同志背上了包袱。 会议期间，华中局还组织各地区及各师的负责人轮流到党校去作报告，介绍本地区、本部队的斗争经验，如一师的粟裕、二师的谭振林、三师的黄克诚、四师的邓子恢、六师的江渭清等，都去党校作过报告。我们三师参加会议的三个人，都曾去党校讲过一次。张爱萍讲的是他怎样领导和部署消灭洪泽湖土匪的经验，我也由华中局指定，去党校讲了一次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党校的学员们听后都反映，这个办法好，好就好在使党校的同志学习很实际。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央就来了命令，把刘少奇调回延安中央工作，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陈毅仍是新四军军长，并代理军分会书记。 七、淮海军民反“扫荡”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军第十七师团一部及伪军第三十六师共五千余人，分别由泗阳、淮阴、涟水、南新安镇、沭阳等地出动，向淮海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分区和十旅旅部的所在地小糊庄、陈圩、张圩等地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把我淮海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消灭掉。 根据新四军三师司令部的部署，十旅的部分主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于内线坚持斗争，而十旅主力大部与淮海区的党政领导机关一起，跳出合围圈，转向灌云东北等敌人后面比较薄弱的地区。敌人的五路合围扑了个空，党政机关主力部队都走了，没有找到任何一点痕迹。 敌人扑空以后，就在六溏河（这是一条从东向西南的河流，拐入运河）两岸，反复“扫荡”，寻找我主力部队。同时，他们又在高沟、杨口、陈家集、钱家集、湖庄等地设置据点，并修通彼此之间的公路，以相互策应。淮海根据地被这些据点和公路严重分割，从而加重了淮海根据地以后坚持敌后斗争的困难。 淮海根据地被分成几块以后，敌人就实行分区“清剿”，一个地区一个地区进行“扫荡”，就像梳头一样，今天梳过来，明天梳过去，反复地梳。这样一来，就使淮海区军民处于根据地创建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师里曾有意让十旅和淮海区的党政领导机关暂时转移到盐阜区来，但他们一直没有离开淮海，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着淮海地区的敌后斗争。 淮海区军民对付敌人反复清扫的办法是： 第一、保存主力，精简机关，疏散、转移到敌人侧翼的虚弱地点，暂时隐蔽，使敌人找不到我们的主力和领导机关。 第二、以小股武装，一个排或一个班，加上民兵，天天晚上袭扰敌人的据点。用打枪、打炮、爆破等方法袭扰敌人，弄得敌人日夜不安，疲惫不堪。 第三、发动群众，军民同挖抗日沟，用来隐蔽伏击敌人的“清剿”部队。常常一阵手榴弹或一阵机枪，就能打死一堆敌人，然后再趁敌人慌乱之际，我们就顺着“抗日沟”跑了。 第四、声东击西，以小股部队袭扰东面的敌人，但实际上我们的主力已转到西面去了。等敌人往西面一扑，我们又转到了东面，使敌人捉摸不定。我们力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第五、开展夜间活动，所有部队的活动统统在夜间进行，是夜露日宿。因为群众是我们的，敌人在晚上是不敢出来的，所以每天一到晚上，就是我们活动的好时机。 第六、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把所有的粮食统统埋在地下，把猪、羊、牛、鸡赶出庄子，放养于隐蔽处。敌人不来，群众就在地里生产、种庄稼；敌人一来，立刻就躲得无影无踪。 第七、破坏公路，断绝敌人的运输补给线。敌人修一次，我们就破坏一次，敌人在日间修，我们夜间马上去破坏掉。只要汽车一来，我们就在沟里用枪打、用手榴弹炸，直到汽车动不了为止。这样一来，群众的粮食他们抢不到，补给的粮食又往往到不了目的地，这就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第八、孤立日军，重点打击伪军，歼灭伪军。只要伪军一出来，就这里几十人、那里几十个地歼灭他，使伪军不敢嚣张。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终于迫使敌人暂时停止了“扫荡”，但由于敌人的据点并没有被拨掉，整个根据地仍被分割成几块，给以后的作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八、整风运动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和八日，毛泽东相继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开展整顿党的作风的活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总称为“整顿三风”。当时，毛泽东给“整风”规定的总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从此，延安就开始了整风运动 直到这一年六月，我们在敌后才得到延安发来的有关“整风运动”的正式文件，同时接到华中局、华中军分会、新四军军部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接到华中局、华中军分会和军部的指示以后，黄克诚立即召开了三师的师党委会议。会议决定，在三师各部队中展开“整风运动”，“整风”的重点是师部、旅部机关各部门和部队营、团以上干部。具体办法是，由师政治部负责开办一个“中干队”，调王恨为队长，主要负责师直属队和七旅、八旅、十旅营、团干部的“整风”，每期半年，轮流集中，如有敌情，“中干队”就随师政治部行动。 这时，盐阜区、淮海区的两个党校已接受任务，准备对县、 区以上干部进行轮流集中“整风”，因此师党委会决定，将军分区的营、团干部也调去党校学习，师部和旅部的一般机关干部，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时间也可以适当放长一点。部队的连、排干部，由团里组织学习文件，以教育为主，每周集中学习一次或两次。 “整风”的学习文件，主要是毛泽东的两个“整风”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这些文件都由三师政治部编印成册，下发到各部队，作为整风文件。 在敌后进行“整风”，不仅要坚持抗战打日军，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磨擦”作战，同时还要进行生产和军事训练。这许多任务穿插在一起进行，日军来了打日军，顽固派来了反“磨擦”，在前面两项任务之间进行后一项工作，利用战争的空隙进行“整风”、军训和生产。所以，敌后“整风”的主要特点，就是在战争中穿插进行的。 就在战争的空隙里，三师第一期“中干队”开学了。开学时，黄克诚亲自作了动员报告，讲了“整风”的重要意义、目的、方针和方法。我也在会上讲了一下关于“整风”的具体步骤和办法。 “整风”主要是以自学文件为主，适当作些辅导报告。黄克诚、张爱萍、我、彭雄、洪学智、杨光池，还有政治部的李恩求、朱鸿几个部长，以及“中干队”的队长王恨等，都曾轮流在“中干队”作过报告。 我们“整风”的具体步骤是：第一阶段，学习、阅读文件，认真做笔记，对不理解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第二阶段，对照文件，联系自己的思想，写出检查、心得，有的能写的就再写个自传；第三阶段，给上级机关和领导提意见；第四阶段，总结。 我们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开始办“中干队”，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为止，一共大概办了四期，其间因反“扫荡”停办了一段时期，每期约一百多人。轮训完毕之后，学员们就各自返回原岗位。 机关干部的在职学习，步骤和办法与“中干队”的集中学习是一样的，只是时间比较长一点。因为连队的工作比较忙，连、排干部参加“整风”，只限于每星期集中上一、两次课，他们工作的重点，还是放在部队的整训和战斗准备上。 党校的“整风”学习，由区党委直接负责，师里不插手。 三师的这次“整风”，在黄克诚的领导和掌握下，搞得是比较稳妥的。在“整风”过程中，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为目的，没有搞什么“坦白运动”、“抢救运动”。因为在敌后搞“审干”，既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进行调查，交通又不方便。那样一搞，势必影响团结，造成混乱。因此，我们只是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风细雨，与人为善，帮助同志。能接受的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就自勉之，自己说多少，算多少，没有开过任何的斗争会，没有处理过任何人，更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偏差。可以说，三师的“整风”，取得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比如，我们师直属队的科、团以上干部三十余人，由我主持，在师政治部集中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整风”。我们主要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以自我批评为主，互相之间提的意见只供本人参考。各个同志在“整风”中的自我检查很中肯，对领导提意见也很诚恳，参加“整风”的人没有一个被斗、被整的，也没有一个因此背上包袱。经过“整风”，大家的工作责任心、党性更加增强，互相之间也更加团结。 当时师党委的几个同志，和盐阜地委的向明、刘彬、曹荻秋，淮海地委的金明、李一氓、刘震等一起整风，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天天开会，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检查。有时也互相提点意见，但这种批评不会造成隔阂和不团结，更不会造成成见。通过这些批评与自我批评，师部和地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内部更加团结，打起仗来，军队和地方政府协同动作，后来反“扫荡”时，我们三师政治部就和盐阜行政公署在一起行动。 我们这次“整风”，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才结束。“整风”结束时，我们于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召开了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对“整风”运动进行全面的总结。由于黄克诚去淮南军部开会，由我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这个总结报告经师党委一致通过，却因战斗任务紧急，一直没有整理发表。 就在“整风”总结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克诚从淮南军部开会回来了。既然师长回来了，我就请他在大会上讲话，他立刻就同意了。 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我只讲一个问题，就是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日本已经每况愈下，而我们解放区壮大了，部队也多了。今后几个部队联合起来，协同作战，打大一点规模的战斗，甚至是战役，将是不可避免的。新四军是如此，八路军也是一样。如打陈道口，就有四师的队伍、三师的队伍、二师的队伍，还有从山东下来的梁兴初的队伍。在三师的队伍中，有盐阜区的队伍，还有淮海区的队伍。这样几个部队联合作战，如果没有正规化、现在化的一套，就不能集中统一指挥，就可能各自为战，就不可能打胜仗。因此我要讲一讲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有六条标准： 一、集中统一指挥行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要集中统一、坚决执行命令，听指挥，强调令行禁止。反对游击习气、各自为战；反对本位主义，不顾整体。 二、军队的装备要逐渐改进。除缴获敌人的以外，在自己的根据地要尽量设法制造各种比较好的武器，如手榴弹、地雷、炸药等，要尽量的多搞。 三、要加强军队的正规训练，包括军事技术训练。手榴弹、刺杀、爆破本是我们的专长，但这还不够，还要学会使用炮兵，要学会使用迫击炮、六O炮，甚至野炮。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以为现在没有，就不学了。现在没有的也要学，要学会用炸药对付敌人的坦克车、装甲车。不仅要会跑，会防御，还要学会攻坚战，会攻城，攻碉堡。军事训练要全面加强，军事训练的时间要增加。要大力开展体育运动，加强部队的体力。要加强干部的军事学习，加强对指挥员的训练。 四、严格军队的纪律，整顿军容风纪。要颁发队列条令，纪律条令，严格按条令办事。对部队要求严格，说到做到。军队必须坚决执行命令。 五、加强现代化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党的领导。总结“整风”的经验，继续以“整风”的精神，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队应当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对这一点，黄克诚在苏北时就已经提出来了，以后在北京任总参谋长期间又加以重申。 六、要建立和健全有头脑的司令部。一定要加强司令部的各项工作，包括作战、情报、后勤、卫生、供给等部都要加强，使之能集中力量为战争服务。 黄克诚的讲话向来不长，顶多一、两个小时。他那个时候就能有这些思想，就是现在看来也不落后呀！ 这次会议开完，我们三师的“整风”运动就基本结束了。经过这次“整风”，三师和苏北军区部队内部的团结，以及军地之间的团结，都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加强，真正达到了“整风”的目的。 就这样，“整风”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结束了。这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九、第二次反“扫荡” 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美军相继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海战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军为改变自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不利态势，阻止美军反击，急于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为此，华中日军企图尽快消灭我新四军的领导机关及新四军主力，以确保其占领区的安全。 苏北的盐阜地区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又是三师师部及主力的所在地，向来为日军所瞩目。 一九四二年秋末冬初，日伪军开始“扫荡”淮海、淮北和淮南等抗日根据地，并开始向苏北盐阜区和苏中各根据地的据点增兵，同时加紧进行侦察和作战演习。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敌人的这些动向，断定敌人在淮海等地区进行的“扫荡”只是侦察性的行动，接下来他们将对我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其重点可能是苏北和苏中地区，首当其冲的很可能是盐阜区。因此，华中局要求华中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充分的准备。 为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和不间断的指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一九四二年底从苏北的盐阜区，转移到淮南盱贻县东南的黄花塘地区。这次搬迁是绝对保密的，定下来以后很快就走了，具体什么时候走的，连我都不知道。 遵照华中局和军部的指示，我们也从十月份开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了很多准备工作。 第一、在党、政、军、民中间公开、全面地进行反“扫荡”动员。向大家说明敌人的这次“扫荡”，比一九四一年的夏季“扫荡”的规模会大得多，情况也会严重得多。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我们的政权更加巩固了，军队扩大了，我们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群众对我们更加信任和拥护，我们的物质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再加上我们有第一次反“扫荡”的经验，我们完全有把握粉碎敌人的这次扫荡。 第二、加强情报侦察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在上海、南京、扬州、泰州等都建有直接的情报网。在司令部住了个方志逵，在政治部住了个袁信之，他们都是专门负责搞情报工作的，有的情报关系，还是由黄克诚亲自掌握的。除司令部的情报处以外，政治部的保卫部、联络部都搞情报工作。自行车侦察队大大地扩大了，他们各有自己的分工，骑着自行车，穿着便衣，天天往据点跑，路上碰到敌人就往青纱帐里一躲。当时决定，在南面，要加强对淮阴、扬州、东台、盐城的侦察；在北面，要加强对徐州、新安镇、灌云、连云港的情报工作。在这些地方的据点，一旦有什么动静，我们随时能掌握住。 第三加强通讯工作。在盐阜与淮海之间，在各个根据地之间，通讯联络工作都加强了。除电台外，我们控制了各个陆路交通口和渡口，建立了不少通讯站，有个交通站就设在盐河边，从而保证了通讯联络畅通无阻，邮件和报纸的传递，一直就没有中断过。 苏北当时的这两条是受到表扬的，一个是敌伪联络工作，一个就是通讯网的工作。新华社为此发表过好多消息。 第四、认真精减领导机构，充实连队，加强战斗部队，增加连队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地雷等各种武器，提高部队战斗力。同时，地方党政机关人员也大大地精简，精简下来的干部用来充实基层。 最重要的一条，是把师、团的一些干部，包括师参谋长彭雄、七旅政治委员朱涤新、八旅旅长田守尧、政治部主任张赤明、十旅政治委员吴信泉等几个团长、政委，调往延安学习，以保存干部。他们之中，只有吴忠信因交通阻塞，没有去成。 第五、把一些文化人，统统分散予以安置。解散了政治部的鲁迅文艺工作团，在这个问题上，我同黄克诚是有不同意见的，我有点舍不得，黄克诚说，“胖子，现在不解散，将来够你负担的，会遭受损失的。” 当然最后还是按照黄克诚的意见办了。鲁工团的一百七十多人，统统分散了，有的到了延安，有的回到了上海，大部分交给了八旅。当时八旅由张爱萍负责，我找到张爱萍，问他能不能在八旅重新组织起一个文工团，张爱萍说，“行，你不要，我要。”以后阿英所写的大型话剧《闯王进京》，就是八旅这个文工团演出的。 我们把医院的伤病员，医务人员也全部分散到民间，在医院下面组织了三个卫生所，分别安置在羊寨、板湖和益林。部队家属也统统分散，大部分安置在阜宁和阜东的老百姓家中，也有的疏散到了上海等地。 第六、发动群众，破坏道路和桥梁，堵塞河道，剪断敌人的电话线，拨掉敌人的电话杆子，以此来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孤立敌人的据点，使他们彼此之间完全失掉联系。同时，发动群众挖沟、改造地形，以利我之隐蔽和限制敌之行动。 当时我们还采取了很重要的一条措施，决心是全体群众下的，那就是把敌人可能安据点的一些大城镇统统拆掉。所有的城镇居民都搬到了农村，使敌人无落脚之地。如东坎，原有五、六里路长的一条街道，统统拆掉了。还有八滩，这么大的一个镇子，把所有的街道全部拆掉了。在东沟和益林也拆掉了一部分，还有一些小镇子里的高楼、炮楼、坚固的庙宇、祠堂，凡是估计敌人可能修筑为据点的统统拆掉了。这些地方如果都让敌人按了据点，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太小了，就太困难了。更重要的是，一旦让敌人站住脚，就会对周围的庄子烧杀抢掠，群众就会遭殃。所以这个决心是全民下的，我们一动员，群众自动地就把该拆的都拆掉了。也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才有这样高度的觉悟。 第七、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把物资统统埋在地下，把牛羊猪都赶走。我们还组织群众，进行转移演习，只要敌人一来，村村都是空的。 第八、组织游击小组，给他们发了枪。这些三五成群、一组一组分散活动的游击小组，主要任务就是偷袭敌人，迷惑敌人。他们声东击西，大造声势，只要敌人一来，就要让他们日夜不安，疲惫不堪。看来好象是我们主力在那里，其实都是民兵游击队。 第九、扩大对伪军的宣传工作。我们公开警告伪军，如在“扫荡”中帮助日军侵犯我根据地，残害群众，抢劫东西的，将给予严厉的惩处。如在“扫荡”中给我们送情报，保护根据地的老百姓和干部的，将会立功授奖。我们还动员伪军家属一起做瓦解工作，要他们做一个外表是白的，但内心是红的真正的中国人。对日本人可以应付，但实际上应当心向根据地的人民，不要骚扰根据地的人民。 第十、搞反奸斗争。村镇中凡当过汉奸、土匪的，或是同敌伪有联系的，还有会道门和流氓、地痞等，都统统交由群众控制、监督起来，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不准他们同敌人通情报，不准他们为敌人带路，否则将追杳他们的责任。另外，组织少先队，儿团到处放哨，盘查行人。 第十一、部队领导机关统统划小，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少数人和师、旅、团、军分区指挥所一起行动，实现党、政、军、民的一元化领导，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措施。 第十二、反扫荡作战的具体部署是： 经军部批准同意，以第八旅主力和第七旅二十一团及盐阜军分区地方武装，坚持盐阜区内的反“扫荡”斗争；以第七旅主力，和第八旅二十团在敌“扫荡”开始时，转移到淮海区，与在该区的第十旅配合行动，策应盐阜区的反“扫荡”作战。同时，决定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兼任盐阜区党委书记，并兼任八旅旅长、政治委员和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使盐阜区的党、政、军领导统一起来；以刘震为十旅旅长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金明为十旅政委兼军分区政委，由他们两人统一淮海区的党、政、军领导。与此同时，华中局、华中军分区和军部也决定由洪学智接替彭雄，出任三师参谋长。 总之，这次扫荡前的准备工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做得更要深入，更要充分。 一九四三年一月中旬，日伪军相继出动，敌人兵力增至两万四千余人，完成了对盐阜根据地和国民党韩德勤部所驻的淮安以东地区的包围。 根据上述情况，军部判断敌人很可能首先“扫荡”韩德勤所部，然后再转移兵力“扫荡”盐阜根据地。一月十六日，军部发出了反“扫荡”作战指示，指出，现在，东南亚的缅甸、印尼等国已开始同日军作战，使得日军的兵力严重不足，因此敌人这次对盐阜区“扫荡”是局部性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在敌人的“扫荡”开始时，三师主力可以暂避敌之锐气，但必须要把一部分主力留在盐阜区，选敌弱点，不失时机地予以打击，以鼓舞党、政、军、民坚持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情绪。已过盐河进入淮海区的第七旅，应立即停止于适当地区。一师、四师和三师十旅也应积极袭击敌之据点及交通线，配合盐阜区反“扫荡”作战。指示还要求各部队适当配合韩德勤部的作战，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改善国共关系，但要谨防其乘机破坏我们的根据地。 果然不出军部所料，一月二十二日，敌人由淮阴、宝应等地出发，首先对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进行合击。韩德勤部在敌人的进攻下，一部阻敌，大部在我军的掩护下，退入淮海根据地。 一月二十六日，敌人开始向盐阜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扫荡”。反“扫荡”初期，我们按照在反“扫荡”的预定方针，避敌锋芒，保存主力、保存干部。 一月二十七日，日军加上伪军一部共两万多人，合击盐阜区的东坎和八滩地区，企图围歼我们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我们除留一部分主力由副师长张爱萍率领，于内线阻击迟滞敌人，与敌周旋外，师部、七旅主力及八旅一部已先期向盐东、阜东和淮海地区转移。敌人的合围企图落空后，他们又以“梳蓖拉网“战术，连续合击我阜东和滨海地区，继续寻歼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但连连扑空，始终未能得逞。 早在敌人对盐阜根据地的合围之前，我们师部就已经分成了三个部分；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侦察队及司令部部分机关指挥人员，活动于阜宁以东、射阳河一带的沿海地区，指挥整个盐阜地区的反“扫荡“作战；参谋长洪学智带领司令部的主要机构，转移到东坎以东地区；我和盐阜区行政公署主任曹荻秋，带领师政治部和行署的部分干部，由师部警卫营四连（这个连共七十多人）保卫，转向盐东地区。我们三路人马在阜宁西南的张郭庄分手，各自向规定地区转移。分手前，黄克诚还指定我，除指挥所带部队外，还负责指挥七旅二十团在阜宁以南、盐城以北、湖垛以东这一带活动。 我和曹荻秋率部经过两天的急行军，相继渡过射阳河、通河、串肠河，在上冈以北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于二月十九日拂晓到达新洋港口北岸。由于连日急行军疲劳，导致我一时大意，下令部队在离港口不远的三灶地区宿了营。这个地方离港口以南的南洋岸、伍佑等敌伪据点都很近。 天刚亮，日军一个大约有百把人的中队，就分坐几条汽船，一下子就到了我们住的南岸。盐东地区地广人稀，新洋港又比较宽阔，河道没有被堵塞住，敌人的汽船来得很快。幸好我们所带的警卫营四连张连长还没有睡觉，正在侦察地形布置警戒。敌人一靠岸，他就发现了，赶紧跑回来报告我。我当时和曹荻秋同住在一间屋里，刚刚睡下，还没有合眼。听说有情况，就赶紧起床。一面要张连长赶紧通知四连集合准备迎敌，一面通知保卫部长周彬赶紧保护曹荻秋及政治部以及行署的工作人员往北撤退。因为当时政治部只有保卫部还带有一个驳克枪班，其他的人有的有一支手枪，有的根本就没有枪，无法作战。 我同张连长到了最前面，布置两个排先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待机，另外一个排分散开来，准备流动作战。等到敌人监近时，我一声令下，我们集中在前面的这两排就机枪、手榴弹一阵猛打。另外的那个排也东面打几枪，西面打几枪，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他们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少队伍，迟疑着不敢轻易前进。 他们事先大概没有得到我们来到盐东的情报，这次来三灶，和我们只是偶然的遭遇。他们随身只带了几挺轻机枪，因此更加畏缩不前。 又是我再次疏忽大意，当我用望远镜观察敌人情况时，暴露了自己的身形，敌人一阵子弹打来，我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叫张广林，一个叫聂继祥的都为掩护我而牺牲了。 敌人不进攻，我们也不出击，就这样一直僵持到八点多钟。这时，我估计机关人员大概已经撤到了安全地带，就组织四连交替撤退，一直撤到十五灶，同机关人员会合。 我们走后，据说日军又在海边仔细搜索了一番，最后才坐上汽船，退回到南洋岸去了。这是我们在反“扫荡“开始后与敌人打的第一仗。 这次遭遇战，我们打死打伤了一些日军，但自己也死伤六、七个，特别是我的两个警卫员的牺牲，更是令我十分痛心。战斗结束后，三师政治部和警卫四连为张广林、聂继祥举行了追悼会，哀悼他们为国家、为人民、为保卫苏北根据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里，我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他们将永垂不朽！ 打完这一仗，我立即发电报，分别将这一仗的情况报知黄克诚及张爱萍、洪学智。他们都立即复了电，表示对我们的处境很担心，要我们向北靠，不要过分向南走。黄克诚还再三强调，反“扫荡“的第一阶段要以避敌锋芒，保存自己为主，一定要保护好指挥机关和干部不受损失。对我的疏忽大意，他们却没有提出丝毫批评。他们的复电，给我很大的安慰。 此后，我们在盐东坚持斗争，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地天天搬家，再也没让敌人钻我们的空子。这段时间里，我们同地方党政干部一起，组织游击小组，侦察情报，袭击和迷惑敌人，破坏公路，堵塞河道，截断敌人的通讯联络。就这样，在“扫荡“期间，我们再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同黄克诚、张爱萍、洪学智之间的电报联系，也没有中断过。 在盐东，我们同敌人游来游去、兜来兜去地搞了一个多月。 张爱萍带领主力，黄克诚和洪学智带领机关，也在同时与敌人转来转去转了好几个圈了，但都没有碰到敌人，只有我一开始就和敌人遭遇上了。 这就是“扫荡”开始时的一些情况。 在“扫荡”中，敌人集中兵力对阜宁东部、西部以及射阳河以东地区进行“清剿”，并修筑公路，安设据点，建立伪政权，妄图长期控制这一地区。这时，我们坚持内线作战的八旅主力、七旅二十一团，以及盐阜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互相配合，不断地袭扰敌人。与此同时，外线的十旅、七旅主力和八旅二十二团，也不断地配合作战。 那个时候，我们部队都是白天休息，晚上出动，因为晚上是我们的世界。部队三五成群，到处活动，遍地打枪。这样，敌人白天不敢出来，怕遭到伏击；晚上不敢睡觉，怕遭到袭击。敌人的每个据点，都处于孤立、疲惫和恐慌之中。 在这一时期，我们自己的部队虽有伤亡，但不大，就连后方医院都没有遭到什么损失。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根据地的群众之中，有群众和我们一起活动，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就这样，敌人在我们内、外线部队的有力打击下，顾此失彼，不得不于三月初开始收缩兵力，准备撤退。根据这一新的动向，军部于三月三日命令我们三师，密切注意敌人的行动，准备集中兵力尾追、侧击撤退之敌，攻取敌之薄弱据点，力争恢复盐阜根据地的原有态势。 随后，黄克诚下达命令，要我和曹荻秋带领三师政治部和行署干部，返回八滩以东地区。这时，黄克诚已先期从射阳河以东返回了这一地区，洪学智也带领司令部的干部到达了这个地区。待我们到达以后，师部的领导机关就在这里汇齐了。相隔一个多月，大家重新见面，都非常高兴。大家都认为，这次反“扫荡”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中，部队没有遭到任何大的损失。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军部的指示，恢复我根据地的原有地区。 师部匆匆召集了一个会议。经研究决定，立即集中兵力，实施反击。黄克诚要洪学智和我留在原地待命，自己带领少数人员赶往八旅，去与张爱萍共同研究具体战斗计划。 三月二十五日，三师各部队开始展开全面反击。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紧密配合，内、外线部队互相策应，以“围点打援”、伏击和袭击等手段，先后攻克了东沟、陈集、八滩、单家港和湖垛等据点，收复了这些地区。 在这些反击战中，尤其是黄克诚、张爱萍亲自指挥的陈集战斗打得最为漂亮。张爱萍经过详细侦察，制定了周密的战斗计划。八旅先用五天的时间挖坑道、修筑工事，然后在火炮和机枪的掩护下稳扎稳打，经过两天激战，将日军一个中队及伪军共五百多人全部消灭，没有跑掉一个敌人。这一仗给了敌人很大的震动。当然我们自己八旅主力也伤亡了二、三百人。 到四月十四日，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这次苏北地区的第二次反“扫荡”，由于我们在战前对敌情掌握准确，准备充分，部署周密；在敌人的“扫荡”中，部队行动迅速，机动灵活，内、外线配合默契；在敌人将要撤退时，迅速集中兵力，适时发起反击，因而顺利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取得了较大胜利。我们先后共歼敌一千八百余人，攻克据点三十余处，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根据地，挫败了敌人消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争情绪，为以后彻底恢复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在苏北第二次反“扫荡”期间，根据地军民涌现了很多英雄集体和各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一九四三年三月中旬，正向淮阴进行撤退的敌人，由于侦察到我们淮海区党委、淮海行政公署、淮海军分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都住在六塘河刘老庄一带，于是集中步、骑兵一千多人，在日军师团长川岛的指挥下，于三月十八日拂晓突然包围了刘老庄，想一举消灭我淮海根据地的领导机关。 幸运的是，我淮海区领导机关已于前一天离开了刘老庄，住在离刘老庄只有二、三十里路的一个村子里。当时，三师七旅十九团在团长胡炳云、政委刘锦平领导下，坚持淮阴、涟水之间的反扫荡斗争，住在刘老庄的是该团一营的第四连。 发现敌人突然来袭，四连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马上意识到，领导机关所住地离刘老庄不远，敌人个把小时就可以赶到。在这危急关头，为掩护领导机关安全撤走，白思才、李云鹏立即集合部队，布置伏击，以阻滞敌人前进。他们迅速把部队布置到有利阵地，作好战斗准备。当敌人最后完全进入到我埋仗圈以后，白思才下令集中全连的机枪向敌人猛烈开火，打得敌人蒙头转向。敌人一下子摸不清这里究竟有多少队伍，立即仓皇撤退。 但一个小时以后，敌人发现刘老庄里的新四军部队并不多，就重新进行部署，展开兵力，从四面八方向四连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敌人集中各种火器向刘老庄进行猛烈射击，把刘老庄轰得乌烟瘴气。于是，四连撤入“抗日沟”固守，一时间倒也没有什么大的伤亡。 上午九点，敌人发起第一次冲锋，被我四连用机枪、步枪和手榴弹打了下去。接着，敌人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冲锋，并冲到四连的前沿阵地。四连战士先用手榴弹集中投掷，继而又同敌人拼刺刀，又把敌人打了下去。 敌人见三次冲锋都没有奏效，就集中炮火猛攻四连阵地。四连全体战士在连长、指导员的指挥下，沉着坚定，凭借着一段不长的“抗日沟”，经受住了敌人千百发炮弹。结果，连长白思才被炮弹炸断一只手，立即昏迷了过去。指导员李云鹏也在战斗中负了几次伤，满身都是血。四连的战士有的断了腿，有的断了臂，整个战场上血肉横飞，尸体纵横。但是，四连的干部、战士怀着对敌人无比的民族仇恨，以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从拂晓起战斗了将近一天。一天下来，战士们一口饭没吃，一滴水没喝，脑袋饿得发晕，喉咙干得冒火，眼睛被炮火熏得充血，鼻子也被呛得出了血，却仍然坚守战斗岗位。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在敌人最后一次冲锋之前，连长白思才咬紧牙关，命令剩下的战士上起刺刀，把子弹全部搜集起来集中使用，严阵以待，准备洒尽自己的一腔热血，同敌人展开最后的一场肉搏战。 临近黄昏时，敌人终于从四面八方攻上来了。四连为节省子弹，不再轻易使用武器，一直等到敌人离阵地只十来米时，连长才命令开火。随着这一阵猛打，敌人又倒下去了一大片。但这时，四连的同志已伤亡了一大半，子弹也越来越少，等敌人又重新冲了上来时，连长、指导员大喊：“同志们，杀呀！”战士们跃出“抗日沟”，同敌人拼杀在一起。到天黑以后，全连干部、战士共八十二人全部壮烈牺牲。 待我增援部队赶到时，敌人已经撤退，战斗已经结束。我们八十二烈士的牺牲，换来敌人的伤亡是一百七十多。 这次战斗后，淮海区和苏北的新华分社，专门写了这次战斗经过，发到了延安，延安向全国作了广播。在全国特别是各抗日根据地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朱德总司令把四连的“刘老庄八十二烈士”这一悲壮事迹，赞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后来，淮海区人民在刘老庄建起了“八十二烈士”陵园，用碑文记述了“八十二烈士”的英雄业绩，记载了战斗详情。人民为缅怀战士忠骨，经常前往悼念。 十一、彭雄、田守尧的牺牲 这次苏北第二次反“扫荡”，我们还遭受了一个重大损失，这就是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和八旅旅长田守尧的不幸牺牲。 在日军调兵遣将即将对苏北根据地开始“扫荡”时，中央和中央军委来了电报，要我们三师抽调四、五名旅以上干部去延安学习。经师党委研究，黄克诚最后决定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八旅政治部主任张赤民、七旅政委朱涤新、十旅政委吴信泉五人，携妻子一起去延安学习。临离开部队时，师里给他们配备了警卫部队和马匹，发给了经费。 彭雄、田守尧、张赤民三人原准备从盐阜区赶往淮海区，会同在淮海区的吴信泉和朱涤新一起，经山东转赴延安。不料这次“扫荡”恰恰是从北面先开始。敌人一从淮海区开始扫荡，就封锁了盐河，过不去了。彭雄他们先是避敌锋芒，转移到了阜东海边，准备用船从海上前往山东根据地，再从陆路去延安。也由于这个原因，吴信泉和朱涤新这次没能去成延安。 由于情况紧急，他们在八滩找了一条木机帆船。他们化装成平民，带上队伍，带上机枪，船上用麻袋装沙包做了工事，准备得很充分。 船行的第一天，虽然由于船舶的颠簸，大家头晕、恶心、呕吐、滴水粒米不能下咽，但总算平安无事。 第二天拂晓，船行至山东境内奶奶山附近的海面时，日军的汽艇追踪而至，要求立即停船进行检查。一开始大家隐蔽到船舱里，只留少数人在外面应付，想以商船的名义蒙混过去。不料敌人一上船，一眼就看见一个警卫员身上带的驳克枪，于是一场海上短兵战揭幕了。敌人跑回自己的汽艇后，立即将汽艇驶离海船，然后用重机枪猛烈扫射。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射，船上不少人都身负重伤，彭雄、田守尧及田守尧夫人、张赤明的夫人等都已牺牲在船上。幸好这时艇上的敌人也弹药用尽，暂时离开了我们的船。 到天近黄昏时，海船凭借风力，驶近山东鲁南根据地海滨。但这时船又搁了浅，后面又有三只敌舰追来。正在危急之时，一一五师的一个连队正在海边活动，闻听枪声，赶来解救了剩下的一些同志，包括张赤明本人和彭雄的夫人吴为真同志。把他们接上了岸。 经过短时间的休息，没有牺牲的同志，如张赤明等继续经山东、河北、山西到延安。对彭雄、田守尧等牺牲了的同志，山东方面举行了公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把他们葬在了滨海地区。以后山东军区发电报告了中央军委，军委又转告我们，我们这才知道这一惨重损失，但这一惨案前后的详细情况，我们是在彭雄的夫人吴为真在大“扫荡”结束后返回苏北根据地时，从她那里才得知的。当时吴为真已身怀有孕，她觉得继续长途跋涉困难较多，就要求返回苏北根据地。 这是我们在这次反“扫荡”中受到的最惨重损失。 随着第二次反“扫荡”的胜利结束，苏北根据地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工作。 首先是总结经验，宣传胜利。党、政、军、民、主力部队、地方武装，都自下而上的总结了反“扫荡”中间的经验教训，然后综合汇总，向延安党中央、中央军委，向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送出作战报告。 其次是召开祝捷大会，隆重庆祝反“扫荡”作战的胜利。除各地区、各部队分别召开祝捷大会外，师部和盐阜地区联合召开了一个万人祝捷大会，主要负责干部在会上讲了话，表扬了一些好的单位和个人，树立了好的典型，如“刘老庄八十二烈士”。对个别表现不好的进行了批评。如八旅一个团政委，在“反扫荡”期间，擅自离开部队达半个月之久。张爱萍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撤了他团政委的职务。 第三、对牺牲了的干部、战士召开了追悼大会，并决定立即修建盐阜区阵亡将士纪念塔，以纪念死者，激励生者。仅仅两个半月的时间，由芦芒参与设计的芦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就落成了，塔高六丈，背靠黄河堤，上面站着一个铁铸的黑炯炯的战士像，全副武装，脚穿草鞋，手中紧握钢枪，朴素、庄严、肃穆地站在高高的塔上。塔的东北角，筑有彭雄参谋长和田守尧旅长的纪念碑。修塔所用的材料，都是群众自愿捐赠的，并以最快的速度建成。这座塔，是盐阜人民团结的象征，也是牺牲烈士崇高的民族气节的象征。 第四、，发展地方武装，充实主力部队。我们把游击小组发展到班，班合成排，排又合成连，依次上升。最后差不多所有的县，如阜东、射阳、阜宁、建湖、盐城等都组成了独立团，后来，我们又将独立团陆续编入主力部队。这时，新的游击小组又如雨后春笋般地起来了，扩大了一批又一批。反“扫荡”的胜利，激发了群众的参军热情，不少的青年直接到主力部队要求参军，使主力部队不断得到充实和扩大。 第五、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伪军投诚反正的增加了。一个两个，三五成群，一个班、一个排地到我们部队来投诚。凡是家在根据地的，几乎都跑回来了。有的还带回了枪和手榴弹。伪军投诚的数字在当时没有统计，但估计人数是不少的。 第六、组织搞了一些在根据地可行的建设工作。由于苏北是水网地区，修桥补路，拆除河障，势在必行。对海堤、河堤也进行了修补，防止水流侵袭。没有公路的地方就修上路，以便手推小车的通行。只有拆毁的房屋一时修复不了，只有逐步施工修复。 第七、党的领导本领更加提高。当时，不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很多。我们经过审查，不断发展新党员入党，党的组织也迅速扩大。同时，我们在地方开展拥军优属，在部队开展拥政爱民，党、政、军、民更加团结，更加亲如一家。人民群众都踊跃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第八、为扩大党和军队的影响，我们还组织人搜集战斗故事，编印成册，广泛宣传。 到一九四四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受重大失败。为扭转被动局面，确保日本本土和东南亚的联系，日军集中大量兵力用于打通中国大陆的交通线，敌后战场的兵力有所削弱。从一月份起，我们乘机展开局部的反攻，接连攻克汤沟、高沟、杨口、王集、徐溜、林公渡等二十余处敌伪据点，基本收复了敌人第二次大“扫荡”时侵占的地区，使六塘河两岸的地区全部得以恢复，而且把淮海、盐阜两区完全连成一片。 我们顺利地渡过了最困难的一九四三年，打开了扩大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十二、陈绥圻重返上海 苏北第二次大“扫荡”初期，我和曹荻秋率三师政治部和盐阜行署机关的部分同志到盐东，张爱萍的妻子李又兰、曹荻秋的妻子汪云和我的妻子陈绥圻等，也都跟随我们部队一起行动。李又兰和汪云当时都已怀有身孕，行动十分不便。因此我们购买了几套便衣，给她们用假名字买了几张伪居民身份证，准备寻找机会，让他们和陈绥圻一起去上海，到陈家中暂时住一段时间。 我的妻子陈绥圻，原是上海一个女子中学的学生，一九四O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要她撤离上海，到苏北来参加了新四军。她在军部的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即留校工作。在敌人第一次“扫荡”期间，军部精简机构，将抗大下放给三师师部。一九四二年四月，师政保卫部长周彬去抗大检查工作时，把陈绥圻要到了师政保卫部任内勤干事。我们就这样相识了，并于这一年的十月结了婚。 在决定陈绥圻她们去上海后不久，我们得知盐东一个叫潘干臣的大地主，有几条平时用于捕鱼的木帆海船，也经常往返于上海和盐东之间，贩运点货物，做点买卖。于是我们找到他，请他把李又兰、汪云和陈绥圻送到上海。 一九四三年二月，陈绥圻她们三个在盐东的海边登上了海船。当时与她们同行的还有三师卫生部药材科长洪振声和盐阜行署的一个工作人员李毅。他们准备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为部队医院购买一部分必需的药物回来。 陈绥圻他们一上船，船工就扬起巨大的船帆开始南下。由于不习惯海上的生活，经不住海船的颠簸，上船不久他们就开始呕吐，最后吐得只剩下一些绿水。在船上的两、三天，他们躺在船舱里，粒米未进，根本就不敢起来活动一下，更没有兴致去观赏什么海上的风光。好在总算安全地到达了上海。 陈绥圻的家里只有母亲和哥哥陈耔圻。陈绥圻离开上海后，他们是借住在别人的一间楼房里。由于房子小，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怎么安排也是住不下。于是大家商定，女的，包括母亲在家住，男的，包括陈耔圻、洪振声、李毅去外面找旅馆包房暂住。 过了几天，陈耔圻一早赶回家中，告诉家里人说，洪振声和李毅昨天一昼夜都没有回到旅馆，估计可能已经出事了。他说他有个同学在警察局做事，准备去问问他，看能不能打听出一点消息。 不久，陈耔圻就赶回家来说，洪振声、李毅两人确已被捕。事情的经过也弄清楚了，原来新四军一师曾在上海设置了一个地下机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采购药材、布匹等军需物资。这个机关早些日子已被日伪特务破获，特务们就在那里坐等，进去一个就抓一个。洪振声和李毅刚一找到那里，立即就被抓走，关押在警察局里。陈耔圻说，对洪、李二个究竟作何处署，还没有确实消息，但他已告诉他的同学，这两个人确实是为做买卖，想赚点钱才到那里去的，请他同学尽可能帮帮忙，放了这两个人。 这件事使大家吃惊不小，尤其是陈绥圻的母亲受不了。老人年轻守寡，好不容易才带大了一双儿女。她整日里担惊受怕，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夜整夜地坐在床上抽烟，脑子里胡思乱想，有时甚至胡说八道。眼看着当时可能发生问题，她的精神崩溃了。正在这时候，同样身怀有孕的黄克诚的妻子唐棣华，也来到了陈绥圻的家中。唐棣华原来是和杨光池的妻子孙红在一起，去了孙江苏泰州孙红的家，这时又从泰州转来上海。 又过了几天，陈耔圻回来告诉家里人说，他的同学告诉他，因为洪振声、李毅坚持说自己只是个商人，去那个地方只是为了洽谈生意，并不知道对方是些什么人。敌人从他们的供词中找不出什么破绽，又没从他们身上搜出任何东西，别无证据，加上那个同学的周旋，就把他俩放了。洪振声很快就返回了苏北根据地，只有李毅还流落在上海。他已经给了李毅一点钱，叫他自行设法返回苏北，不要再到我们这里来了。得到了这个信息，大家才稍微放宽了点心。 不久，陈绥圻的母亲接到浙江绍兴老家的来信，说是祖母病重，要她回去控望。母亲坚持要陈绥圻兄妹二人一起，随她返回浙江绍兴老家。唐棣华、李又兰等人见到母亲身体如此境况，而且形势也已趋向缓和，虽然李毅仍滞留上海，但估计他还不至于出卖别人，因为如果真要出卖的话，在狱期间他就这样做了。因此，她们都劝陈绥圻还是顺从母亲的意见，随母亲一起回乡下去，以免她病势加重。后来大家又商定，陈绥圻和哥哥随母亲回绍兴农村，李又兰也返回宁波老家，剩下唐棣华和汪云仍住在陈绥圻家中，等候根据地的消息，待敌人“扫荡”过去后，再设法返回苏北根据地。 大概是一九四三年五月，陈绥圻一家三口从绍兴乡下重新回到上海。这时唐棣华已返回苏北，而汪云却不幸因产后得病，抢救无效，病故在医院里。汪云遗下一女，由一个姓李的老中医收养。这位李大夫是地下党员，在上海行医多年，很有点名望。李大夫有位义女和汪云相识，因而收养了这个孩子。 陈绥圻到上海后，立即去李大夫家看望了汪云留下的那个女孩。不久，又经过李大夫的关系，跟随一个经常往返于苏北和上海之间的商人，回到了苏北。 陈绥圻回来的那天，我正在司令部开会。听到她回来的消息，会议一结束，我顾不上吃饭，就匆匆回到政治部。两人见面，喜出望外，互相叙述离别后的种种情况，真是一言难尽了。 可陈绥圻的母亲在经历那场惊吓后，得了精神分裂症，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到后来，竟然发展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地步。整天就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喂她吃饭她就吃一点，不喂她也不知道要，一切都要依靠别人。一旦发病，整天就叨唠不休，什么话都说，但不乱动，还是文静的坐在那里。全国解放后，我们曾把她接到北京，想为她治治病，但终因久病而医治无效，于一九五三年病逝了。 十三、再战韩德勤 一九四三年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盟军已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德、日、意已处于不利地位。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一方面希望盟军在迅速战胜德国以后，能集中力量打败日本，能很快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的力量更加壮大，使他的统治难以为继。为此，他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反共高潮。 这一年的三月，蒋介石公开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并把“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加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同时，他又密令所属部队，对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进行包围和进剿，力求逐步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月上旬，驻华中阜阳、蒙城地区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越过津浦路，东犯淮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在第二次大“扫荡”期间被日军逼得无路可走，由我们三师部队保护退入淮海根据地的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竟然背信弃义，以收复失地为名，突然率国民党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和保安第三纵队西渡运河，进占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青阳镇、山子头地区，并派第八十九军赶赴灵壁，接应王仲廉部。 陈毅军长以大局为重，派人去直接同韩德勤谈判，对他晓以大义，但韩德勤却依然执迷不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粉碎王仲廉、韩德勤两部东西对进的图谋，新四军军部当即决定，在王、韩两部会合前，首先给韩德勤部以坚决打击，然后再转移兵力阻止王仲廉部东进。 山子头战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山子头战斗是在陈毅军长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这场战斗打得好，打得漂亮，完全是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进行的。 三月十七日，在陈毅军长的亲自指挥下，调集了四师、二师和三师各一部，以四师为主，开始包围侵入山子头地区的韩德勤部队。我军各个部队都是星夜赶到预定地点，作好了一切准备，把敌人包堵得严严实实。三月十八日晚，随着陈毅的一声号令，在炮兵的掩护中，四师、三师及二师发起了总攻。首先是三师七旅十九团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其它部队也随后跟进。经过一夜的战斗，山子头的守敌被完全歼灭。 这次战斗，我们俘获了国民党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从陈道口战斗中侥幸跑出来的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在这次战斗中被我击毙，还打死了韩德勤独立旅旅长李仲。这一次，共消灭韩德勤所部六千多人，缴获轻、重机枪六十多挺，大炮六门，电台两部，以及许多军用物资。 后来，陈毅军长遵照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释放了韩德勤，并归还了部分人枪，共千把人，八、九百支步枪，二十多挺轻、重机枪。同时给了他一块地方，把靠近日军据点的睢宁、宿迁地区交由其驻守，并警告他不得再侵犯抗日根据地，敦促他与我们共同抗日。 从此，韩德勤再也没有同我们苏北、淮北部队发生过“磨擦”。 十四、屡立战功的第七旅 《黄克诚回忆录》曾写道：“第七旅作为军部的机动部队，转战苏北、淮北、淮南等地区，屡立战功。” 现在我简略的介绍一下七旅的情况。这是一支什么部队呢？ 新四军第三师是新四军的主力，而第七旅是新四军主力的主力。作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机动部队，它是三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时候也归军部直接指挥。 七旅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卓越战功的老部队。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在井冈山时期，它是“朱毛红军”的第二十八团，当时的团长是林彪。一九三O年下井冈山以后，部队扩大，编为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林彪升任为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二十八团编为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这以后，它都始终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团。红军长征时，抢渡乌江，打腊子口的，就是这个第四团。当时的团长是王开湘，政委是杨成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包括红四团的整个红二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平型关战役后，到一九三九年进入苏鲁豫边区后，改为苏鲁豫支队。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 进入苏北以后，七旅在苏北、淮北、淮南进行过许多战斗，为苏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及后面将要提到的阜宁、两淮战役等战役以外，还有以下一些较大的战斗： 一、八月十五，中秋夜战马圩。 马圩位于陇海路沿线的邳县之东，是汉奸马坤的据点。马坤经常配合日军到我们根据地里来“扫荡”，疯狂欺压人民。群众都非常痛恨他，当时有首歌谣：“天上乌云汉奸心，才狼本性要害人，不灭日军和汉奸，穷人日子难翻身”。 一九四三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当马坤正和他的三个婕太太饮酒赏月，欢度中秋，匪兵们也都在大吃大喝，许多人喝得酩酊大西醉时，七旅二十团经远距离奔袭，突然包围了马圩。在团长王东保、政委宋维轼、参谋长彭飞的指挥下，不到两个小时，就攻下了敌人的四个炮楼。这时，马坤退入到圩子中最高的一个炮楼里，拼死顽抗，死不投降。他凭借着制高点，用机枪向进攻部队进行猛烈扫射，打死打伤我不少同志。眼看离天亮只有两个多小时了，马坤据守的那个炮楼还是打不下来。 彭飞参谋长命令三营组织了一个爆破组，组长王二保、战士李启全在我火力的掩护下，带着弹药包，爬到了敌人的炮楼下，李启全同志用自己的身体和竹竿顶着炸药包，拉响了导火线。随着一声巨响，敌人的炮楼被炸了一个大口子。乘着烟雾弥漫的机会，战士们很快登上云梯，冲进了炮楼，当场击毙了马坤。 但王二保、李启全两同志也壮烈地牺牲了。由于我们在政治工作上的缺点，对烈士的英雄业绩宣传不够，烈士的英名没能得到相应的褒奖和传扬，几乎被烟没了，这使我们深感遗憾。 二、保安山，打得敌顽团团转。 一九四四年十月，国民党顽军王毓文、陈梦洲率兵近四万人，向新四军四师部队驻地发动袭击，企图消灭四师部队。 由于四师师长彭雪枫这年夏天在河南夏邑县与日伪军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为统一指挥，军部命令成立临时指挥部，任命七旅旅长彭明治为前线指挥，九旅政委韦国清为前线政委，统一指挥三师七旅、四师九旅和山东部队王秉璋旅的五十二团迎敌作战。 我七旅部队奉军部命令，一路急行军赶往指定地点保安山，支援四师。部队刚刚到达保安山准备宿营，敌人的炮火就连珠般地向我袭来。面对敌人的猛烈炮火，七旅一面组织部队坚守阵地，一面组织飞虎队，抽调能打善战的战士八十余人，每人配备一支冲锋枪、一把大马刀、四枚手榴弹，并配备了两挺机枪、两个掷弹筒。飞虎队由一名连长带领，趁黑夜一直冲到敌人的军部附近。一个班长抓住了敌人的一个哨兵，逼问出了敌军部的所在地和当晚的口令，然后就直奔敌人军部。他们先是用掷弹筒和手榴弹向敌袭击，再用机枪和冲锋枪猛射。这一出奇不意的袭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当官的就乘马逃走。这一跑，敌人军心立刻动摇，那些当兵的也纷纷逃跑。 偷袭成功后，带队的连长按照事前的约定，下令点燃三堆大火，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看到信号，立即命令七旅、九旅和山东王秉璋部全线出击。一时间，冲锋号四起，各部队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蒙城、龙山集等地，共消灭顽军两个师，缴获了不少军用物资，取得了这次反击战的胜利。 这次反击战不久，华中局和军部就下令，调三师副师长张爱萍接任了四师师长。 三、支援二师，淮南反顽战斗。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为支援二师的反顽斗争，七旅来到安徽省的怀远、蚌埠、凤阳、定远一带。根据军部的决定，由二师四旅、五旅和三师七旅统一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由二师政委谭震林、七旅旅长彭明治分任正、副指挥。 当时，驻在淮南津浦路西的国民党桂系部队的一七二师、一七一师，在一七二师师长李本一、一七一师师长曹茂琮的率领下，分两路向新四军二师攻来。为鼓舞士气，一七二师师长李本一竟抬着棺材上阵，口口声声要与新四军决一死战。担任正面阻击的七旅十九团、二十团，在站鸡岗拼死迎战，并取得了首战胜利。 接着，七旅部队又在黄瞳庙一带，包围了一七一师的两个团。一七一师师长曹茂琮效法李本一，也命令士兵抬着棺材上了阵。只见黑漆漆的棺材两边，写着“不成功，便成仁”的碗口大白字。曹茂琮还叫嚣：“不消灭共产党誓不回还”。曹茂琮亲自上阵督战和指挥，还亲手枪毙了一个身负重伤的团长。敌人组织起强攻队，在二十多挺机枪的掩护下，向七旅的阵地猛扑过来。七旅沉着应战，向敌人反冲过去，与敌人拼开了刺刀，白刃格斗，刀光闪闪，敌人一下就垮了。战到最后，曹茂琮既没有成功，也没有成仁，扔下棺材就跑了。 打扫战场时，发现被曹茂琮枪毙的是五二七团团长莫春漓。从他的尸体上，搜出了一本“阵地日记”。日记中有四句话，写的是：“站鸡岗，多伤悲，壮士冲锋不见归，千军万马无退路，北上剿共几人回？” 七旅这次配合二师，在淮南津浦路西打击国民党广西部队，两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为此，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给他们发了嘉奖电。 七旅是个有光荣历史的部队，从井冈山到红一军团，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再到新四军三师，几乎每一次参战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写上这些，主要就是想多记载下七旅的一些活动。 十五、攻克阜宁城 一九四四年，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连续失利，败局已定。 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讲话。他要求全军在一九四五年里开展攻势作战，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们现有条件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 之后，黄克诚师长兼政委，几次召集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正好，当时国民党在冀鲁豫边区的孙良诚率部投降日本，被编为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被委任为总司令，张绥玺为副总司令，下编两个军，第五军军长王清翰，第四军军长为赵云祥。一九四四年底，他们从冀鲁豫边区出发，沿陇海路东进，到达了东海边，并在新安镇、灌云一线集结。随即，再经响水口、东坎、阜宁、上冈到达盐城。之后，第二方面军孙良诚司令部以及四军军部驻盐城，第五军王清翰部驻在阜宁，周围都没有据点。 这时，我们苏北盐阜、淮海根据地的军民，以临战姿态，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原准备在敌人的前进途中，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由于敌人采取密集队形推进，队伍聚集在一起，不好打而作罢。 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我们终于趁敌人在苏北地区立足未稳，南下队伍前面紧密，后面疏松之时，打了他们的尾部。一到三月份消灭了他们一千二百多人，解放了灌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些地方人口都比较稠密，这一地区的解放，使根据地一下子增加了近百万人口。 三、四月间，日本侵华军和南京汪精卫伪政权为加强长江下游的防务，再次收缩兵力，把阜宁、东坎等地区的日军全部调走。这样一来，阜宁及城北各据点的守军，就只剩下了王清翰军的五个团，约三千四百多人。 黄克诚决心抓住这个战机，利用日伪军交替防务的大好机会，攻克阜宁城。他立即在师部所住的阜宁与淮安、涟水边界地区的孙老庄，召开了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党委会。参加会议的有洪学智、我，以及十旅旅长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刘震、十旅政委金明、吴信泉，八旅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还有师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沈启贤。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已经开始了夺取能够夺取的城市的行动，我们也应当立即开始行动。接着，大家分析了盐阜区的形势，认为在盐阜区，比较好打的是阜宁，原因是孙良诚部的主力已全部南下盐城，阜宁城比较孤立，北面已经没有可以增援的部队，从盐城到阜宁的一百二十里路中间，也没有什么敌人的队伍，加上目前日伪正在交接换防，因此打阜宁是最有利的，比较有把握的。于是会议决定，攻打阜宁城。 目标选定以后，要研究的就是攻打阜宁城的具体部署。当时七旅已归军部直接指挥，到淮南津浦路西支援二师反顽斗争去了。所以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集中八旅全部、十旅主力、师特务团以及阜宁独立团、阜东独立团、盐城独立团、射阳独立团、建阳独立团，共十一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 阜宁城地处射阳河边，城南就是射阳河。阜宁城外，主要是东面、西面和西北面都设有许多大小据点。鉴于这种情况，会议又决定，以八旅全部和十旅主力先攻取阜宁城北的外围据点，并以主力一部阻击向阜宁增援之敌；攻击据点时以东坎的马路为界，马路以东由十旅负责，马路以西由八旅负责。同时，以师特务团为主，加上阜宁独立团和射阳独立团，将这三个团部署在川场河的两岸，阻击盐城或苏中可能向阜宁增援之敌，或截击阜宁可能南逃之敌；再将阜东独立团、建阳独立团和盐城独立团，分别部署在阜宁城以西、湖垛以北、鲁公祠、新兴场以东，牵制各处敌军的行动。 以上就是当时在师部决定的阜宁战役的整个部署。 阜宁战役从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开始，参战部队分别向阜宁城以北、以西及东北方向开进。师部直属队也于四月二十一日从孙老庄出发，经过三天的急行军，于四月二十三日黄昏进入头灶以西的张家湾，并在张家湾成立了临时指挥所。 临出发的前一天，黄克诚在上厕所时不慎摔了一跤，腰部受伤不能行动，是用担架把他抬进指挥所的。他一面接受师卫生部长吴之理的治疗，一面指挥战斗。 这时，八旅已进到了阜宁的西北地区，十旅也已进到了阜宁以北及东北地区。在四月二十三日这一整个白天，十旅的刘震、吴信泉，八旅的张天云、李雪三，以及各旅的参谋长、侦察人员，加上各团、营的干部，都在按照师里的规定，对自己所负责的各自作战目标，进行侦察，选择突破口、前进路线和火力阵地，准备各种攻坚器材、爆破炸药等。到二十三日黄昏时，统统作好了准备。 师特务团团长黄励华负责指挥的阜宁、射阳独立团及其它三个独立团，也各自进入了自己的指定位置，隐蔽集结待命。部队所在的地区，由民兵、地方武装封锁消息，滴水不漏，不使敌人发现我们大部队的行踪。 四月二十四日黄昏，黄克诚发布攻击令。黄克诚、洪学智、我及沈启贤这时都在张家湾作战指挥所里，紧张地等待着战斗的开始。 下午时分，先后，或者说，几乎是同时，各部队开始攻击各个据点；八旅主力在张天云、李雪三的指挥下，以二十二团猛攻头灶、七灶、张庄等据点；十旅主力在刘震、吴信泉的指挥下，攻击阜宁以北的大孤庄和小孤庄两个据点，并以十旅主力一部进到小孤庄以南地区，准备打击从阜宁出来增援的部队。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旅和十旅先后顺利解决了战斗，据点里的敌人被全部消灭掉，没有跑掉一个。 在攻击各个据点的战斗正紧张进行时，驻阜宁的伪第五军军长王清翰沉不住气了，他于四月二十五日拂晓时分，率领两个团分三路拼命前进，增援大、小孤庄。但这时大、小孤庄的战斗已经结束。十旅二十八团，在团长钟伟的指挥下，又回过头来猛攻王清翰带来增援的两个团，敌人支持不住，立即向阜宁城溃退。十旅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见状，乘机向溃退的敌人发起猛攻，尾追赶敌人进了城，与敌人展开巷战。这时，扫清了阜宁西北敌人据点的八旅二十二团、二十四团，同时也从张庄向阜宁城发起了攻击，占领了阜宁城北门外壕两侧的据点和炮楼。不久，也攻入了城内。十旅和八旅部队各自按照划分的攻击区域，一个街道一个街道地攻击前进。 这个时候，黄克诚、洪学智、我及沈启贤，还有司令部各科室的人员，也前进至张庄指挥攻城作战。上述四个师，就是按照黄克诚的命令，在阜宁城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四月二十五日晚，王清翰乘双方在城中混战之际，令人在阜宁城的两边架起浮桥，率部分残敌渡过射阳河，向盐城方向逃跑。但桥小人多，逃跑的敌人一下子过不去，我二十八团很块就攻到了浮桥边，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跑不了了。随即，二十八团与二十九团会合在了一起。至此，阜宁城全部被包围。我们这时是战斗攻势和政治攻势同进进行，通过喊话，要被包围的敌人放下武器，出来投降。结果，大部分敌人都缴械投降了。 洪学智和我提出要到城里去看一看，黄克诚批准了，同意我们去城里，要我们看实际情况实施指挥。结果我们进城后，八旅和十旅的部队已经会合，战斗基本解决。我们见到了二十二团和二十八团的团长、政委，他们报告说，战斗已经结束，残余的敌人由一个副师长带领，已放下武器投降了，正在集合听命。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阜宁城内的战斗全部结束，我们胜利完成了攻取阜宁的任务。 王清翰所率的南逃队伍，也在川场河两岸被黄励华所指挥的三师特务团和阜宁独立团、射阳独立团堵截。一场混战，又俘敌八百多人。我们自己的伤亡很小，但缴获很大。可惜的是，最后王清翰还是带一部分人跑掉了。这样，堵截敌人南逃的战斗也结束了。 阜宁战役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二十六日结束，共历时三天。我们毙伤敌人四百人左右，俘敌副师长以下两千二百多人，攻克阜宁县城及外围据点二十二处，给孙良城部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不仅扩大了苏北根据地，切断了南通至赣渝这条连结苏北与苏中的重要公路，而且为即将开始的大反攻积累了宝贵的攻坚经验。 攻克阜宁以后，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师前指及八旅、十旅的参战部队集结于东沟、益林、羊寨、周门、甸湖一线，以一星期的时间，进行休息、整顿和总结。这次战斗总结，先是八旅、十旅分别开会，然后再集中到师里开会，共同总结阜宁作战的经验教训。 总结阜宁战役的胜利经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战前计划周密，部署得当，准备充分细致，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所有的军事干部都仔细看过地形，都了解自己所担任的任务，都组织部队进行了充分细致的准备。 第二、突破点选择正确。我们先打阜宁城以北的据点，如张庄、大、小、孤庄等。这些据点大都筑有坚固的工事，守备的部队也比较强，都是防护阜宁城的要害。我们一打，敌人就会从城里出来拼死增援。我们刚打下据点，敌人就来增援，我们乘机入了城，减少了攻城这道步骤。这样，战斗结束得很快，也减少了我们的伤亡。 第三、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配合作战，充分发挥地方部队的作用。这次攻打阜宁城，把五个独立团和师的特务团全部用上去了，牵制和截击了阜宁南逃之敌，这一着布置得好，最终使敌人没能全部退走，扩大了阜宁战斗的胜利。战后，有一次黄克诚对洪学智和我说，把师特务团放到射阳河以东是有点冒险，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手头就没有了一点机动兵力。但不这样做又不行，总得有足够的兵力，才能堵截南逃之敌呀！当时如果有足够的兵力担任打援和堵截任务的话，王清翰就跑不了了。 第四、对孙良诚部队的政治攻势和瓦解工作做得好。自孙良诚部南下以后，我们就专门开展了针对孙良诚部的政治攻势。他们的士兵以冀鲁豫边区的北方人居多，我们三师也是北方人多。我们就通过各种关系，利用老乡关系去做孙部伪军的工作，散发传单、写联络信，以及用小孔明灯，通过射阳河，由上而下，使之飘到阜宁城里去，向阜宁城发出各种宣传品。我们在宣传品中指出，他们原来是国民党的部队，现在却向日本人投降，当了汉奸，这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希望他们能回头是岸，弃暗投明，千万不能跟着卖国贼汪精卫走绝路。在阜宁战役中，我们又组织政工人员，向他们喊口号，要求他们过来谈判。这样才使得被围敌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我们缴械投降，从而使我们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自苏北根据地创建以来，淮海、盐阜两区的部队共同作战，打这么大的战斗，还是第一次。因此，两个地区的部队胜利会师后，大家交流作战经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亲热得不得了。许多干部好久都不在一起了，这次见了面，都很高兴，互相往来访问。这次相互配合作战，加强了淮海、盐阜两区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友谊。 阜宁战役中的地方支援和配合工作也做得很好。战前他们封锁消息、准备粮草。战役刚一结束，盐阜区的党政部门和群众就杀猪宰羊，送来了各种慰问品，慰问参战的各主力部队和各独立团，以及在战斗中负伤的伤员们。 淮海、盐阜两支部队会师不久，我们就集中师政治部的全部力量，在东沟以北召开了一个几万人的祝捷大会。这个大会由我主持，黄克诚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淮海地委书记金明，十旅旅长刘震、政委吴信泉，盐阜地委书记刘彬、行署主任曹荻秋，八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等，也都在会上讲了话。会议结束后，十旅和八旅的文工团还分别给部队、群众演出了节目。这次祝捷大会对部队和群众的鼓舞很大。 阜宁是我们在苏北地区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第一座县城。这次战役打得比较顺利，漂亮，是我们新四军第三师在苏北所打的一个比较大的战役，仅次于以后的两淮（淮阴和淮安）战役。 十六、两淮战役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在波茨坦发表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九日，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九日，苏联红军一百五十万人，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分多路突破日军防线，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六十七万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进攻。 八月九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苏联宣战一事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苏联的对日宣战，认为这样一来，抗日战争的时间已大大缩短。他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猛烈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于八月十日和十一日，连续发布延安总部第一至第七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根据《波茨坦公告》规定，向附近各城镇及交通要道上的敌人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否则予以坚决消灭。 当时延安有个部署，主张南进。中央的命令是，由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一师打前阵，华中二十万大军随后跟进，向南京及其以西地区前进，把上海甩在后头。 根据中央的决定，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我们三师部队除留十旅仍驻苏北以外，七旅、八旅部队全部西调，集结于津浦路西，会同二师部队，准备向蚌埠以南的明港、浦口、南京方向前进，并准备阻击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的东犯。此时，一师部队也已到达了南京与杭州之间的天目山。 这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的“整风”还没有结束，华中局所属各地区的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各师的师长、政委，都在盱眙县黄花塘开会。由于形势变化，会议正准备结束，这时发生了一个小问题，临时把洪学智、刘震、刘彬和我等几个人都从各自的驻地叫到了黄花塘。 接到华中局通知的当时，我和洪学智都住在益林以南的南窑，我们立即骑马出发，到落马湖改乘帆船去黄花塘。临出发前，突然又接到中央的一个命令，要新四军二十万部队停止西进，命令三师首先向东肃清敌伪各据点。 就在开往黄花塘的船上，洪学智和我交谈，商量怎样贯彻中央要三师东进的指示。洪学智说：“现在部队不向西了，我们干啥？”我说：“目标只有两个，淮阴和淮安，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了。”洪学智表示同意：“对，那就打淮阴和淮安。”我又说：“如果两淮没有打下来，我们再往前走，敌人就是在我们的屁股后面，会给我们造成后顾之忧。”当然，这些我们都是闲扯。到底打不打淮阴和淮安，最后下决心的是华中局、军部和黄克诚。 我们到达黄花塘以后，才知道是让我们来对质。原来是韩先楚向中央告了黄克诚一状，说黄克诚在搞宗派主义。韩先楚的电报从延安转到了华中局。为证实黄克诚究竟搞没搞宗派主义，华中局就把我们都调到了黄花塘。 看了中央给华中局的电报，我们一致认为，黄克诚为人非常正派，他是不会搞宗派主义的。然后，由我们七个人（金明、李一氓、曹荻秋、刘彬、洪学智、刘震和我）联名向延安发了电报，说清楚了这个问题。 接着，黄克诚同洪学智和我一起商量部队的下一步行动。我们向黄克诚谈了先打两淮的意见，他同意我们的意见，并立即向华中局和军部作了报告。 当晚，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召集黄克诚、洪学智、 我和刘震谈话，宣布华中局的决定，先打淮阴和淮安，任务由三师执行。他们还说，淮阴打开以后，华中局和军部立即就过去。 由于华中局“整风”没有结束，黄克诚一时还不能离开黄花塘。谈完话以后，他就对洪学智和我说：“麻子（指洪学智）、胖子（指我），你们先走，先去淮阴前线指挥，我在这里连夜发报，下达命令，把部队调集起来。七旅、八旅已经西去，来不及赶回，先调十旅围淮阴，调盐阜独立团围淮安。先围起来，等你们赶到以后，再作具体部署。” 自从彭雄牺牲，张爱萍调四师以后，三师师部就只剩下了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洪学智和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当时，我们都尊称黄克诚为“老头子”。又因为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所以有时我们也戏称他为“黄瞎子”。黄克诚则称洪学智为“麻子”，称我为“胖子”。那时，我们从不介意这样的称呼，反而觉得备感亲切。 我是政治部主任，按照习惯，是不指挥队伍的。由于黄克诚一时还不能离开黄花塘，因此，黄克诚在八月二十二日从军部所发的电报上明文规定，两淮战役由洪学智、吴法宪统一指挥。 按照黄克诚的意见，第二天一早，为争取时间，我和洪学智两人只跟黄克诚打了一个招呼，就骑马离开了黄花塘。中午过了兰山河，到了蒋坝，接着又过了落马湖，第三天就赶到了淮阴城南的一个叫作十里长街的村庄，决定立即调师部、政治部机关连夜前来。 当时，师部已经按照黄克诚发出的命令到达了指定位置，住在淮阴南面的一个小村子里，离淮阴城只有七、八里路。鉴于任务非常紧急，师部各机关赶来后，我们就马不停蹄地部署攻打淮阴和淮安的行动，生怕敌人先向南逃跑了。 当天晚上，洪学智和我先听取了李新宇、王扶之、何凌登等师部几个参谋的汇报。他们主要是讲哪些队伍已经到达指定地点，哪些队伍还没有到。我们还了解到，负责围城的十旅部队已经出动，但还没有完全形成包围圈。 在黄花塘时就定下了，打淮阴由十旅负责主攻。十旅旅长刘震为急于赶回部队，执行任务，比洪学智和我早一天离开了淮阴，待我们赶到淮阴时，十旅已大体完成了对淮阴的包围。当时刘震率十旅指挥部驻王营，在淮阴城北，洪学智和我率师部驻十里长街，离运河南面的闸不到十里路，由于要指挥打仗，在攻打两淮期间，我一直没有回政治部去。那些日子，洪学智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两人形影不离。我们准备让部队从东南、西北两面夹击淮阴，然后到城里会合。 次日清早，洪学智和我就带着司令部的一些人，骑上马先去前面看看，看究竟是哪些地主已经包围好了，哪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包围。结果发现，淮阴和淮安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完全截断，还有敌人在那里活动。由于钟伟率领的十旅二十八团和特务团和我们靠得近，回到师部以后，我们就向二十八团团长钟伟下达命令，要他们负责截断运河，截断两淮之间的这一通道。 晚上，我们约刘震和钟伟来十里长街会面，互相交换一些情况。然后，洪学智急着要去侦察地形。我说：“队伍已经把淮阴包围起来了，慌什么，睡会觉，第二天再去吧！” 我们就一觉睡到了天亮，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发去看地形。我们先到南面去看了一会，主要是考虑怎么打。回来以后，我们召集了刘震、吴信泉以及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师特务团的团长、政委开会，由洪学智主持，研究和部署怎么打淮阴。 会后，按照分工，刘震他们从王营出发，再次侦察淮阴西北部的敌情和地形；洪学智和我负责再次侦察东南部的情况。两路侦察回来，我们又一起开会，互相通报侦察结果。经过侦察，大家对敌情和地形已搞得清清楚楚，哪里好攻，哪里不好攻，都心中有数，所以会上的意见都趋向一致，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因攻打淮阴主要由十旅负责，所以洪学智要刘震先提出攻打淮阴的具体计划。刘震提出来以后，大家基本上都同意了这个计划。 会后三、四天时间里，各部队作攻城的准备，主要是做工事、挖地道、做梯子、搞土炸药等等。等到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以后，我们又召集一次会议，进行了检查。 在第二次看地形回来的途中，洪学智下了马，牵着马，和我并肩走在一起。洪学智对我说：“胖子，你看是不是用政治部的名义，出个布告，安定一下民心。”我答应道：“你说得有道理，我赞成搞一个，但是不要用政治部的名义，要用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 洪学智说：“那好，加上司令部的名义好。”这件事本来应先请示黄克诚，可是当时情况紧急，我们就先办了。 晚上，我们两人就你一条我一条地凑起来了。凑完告示的主要内容以后，找谁写呢？我们就找来了司令部的通讯参谋李新宇。我们告诉他，要搞个布告，你把意思记一记，再整理一下。布告的大意是： 一、本师和军区部队奉命进攻淮阴、淮安，消灭日寇、汪伪，目的是解放淮阴、淮安人民，彻底歼灭日伪。 二、本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保护人民，除日伪外，其他城市人民一律受保护。 四、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保护工商业，各行各业照常开工、营业。 五、作战期间，实行戒严，以维持秩序，防止坏人、汉奸捣乱，搞好治安。 六、收缴一切枪支，号召人民检举揭发敌、伪汉奸。 七、两淮的政权，由苏北行署（主任李一氓、副主任曹荻秋）接管。 八、淮阴属淮海区，淮安属盐阜区。 九、照章纳税（当时运河上往来的船只装载猪、盐的很多，主要是盐，盐税的收入所占比重很大）。 十、乡下的农民，进城捉拿汉奸，要经过两淮政府的批准（那时汉奸跑进城的很多，如果都来，岂不是搞乱了）。 李新宇写完以后，洪学智和我又改了一遍，然后交由当时的文印股张学让、许光华他们刻印。这个布告很重要，因为打完仗后，要按政策办事。安民告示大概就这十条。 对了，还有一条，布告里明确碇要保护寺庙，保护历史文物。淮安县有个湖心寺，是很大的一个庙宇，在当地很有名。以后黄克诚、洪学智和我都去参观过，还见了湖心寺的方丈。这个方丈和我们有点关系。当时的保卫部长周彬反映，他曾给我们提供过情报。 在攻城的前一天，我们赶印了一些布告，准备进城后张贴。 八月二十八日，各部队开始肃清外围。经过三天的战斗，外围敌人的各种据点全部被我们肃清。 九月二日下午二时，总攻开始。战斗打响后，洪学智和我就到了南头。这时，二十八团的队伍已向前推进了五、六百米。团长钟伟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他找了一口大棺材，里面填满了黑色的炸药。然后，二十八团用这口大棺材，在淮阴城的东南角炸了一个大洞，爆炸声刚停，二十八团就从洞里冲进了淮阴城。与此同时，王营那边的进攻部队也从西边冲进了淮阴城。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到下午三、四点钟，就基本解决了战斗。我们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攻占了苏北的历史名城——淮阴县城。我记得，那一天是个阴天，没有太阳，还下了点小雨。 这一仗，我们共歼敌约九千人，并击毙了伪二十八师师长潘干臣。潘干臣有一个小舅子，是从妓女院里搜出来的，在押送途中，跳进护城河自杀了。 在攻打淮阴前，我们曾想争取潘干臣起义。当时宝应县的一个县长（名字我忘了）是咱们的人，和潘干臣认识，两个人是同学关系。我们把这个县长调来了，让他设法进城去见潘干臣，做些工作。结果潘干臣天天说要见，但始终没有见他。只让一个参谋长天天陪他去喝酒。后来就把这个县长抓起来了，关在监狱里，把他打得要死。打开淮阴以后，我们才把他从监狱里救了出来。 攻克淮阴以后，三师政治部曾编了一个反映淮阴战斗全过程的话剧，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战斗打响以前，我们派了一个菜农张老汉去淮阴城送最后通牒，但潘干臣却把他杀了。这件事，引起了人民的义愤。剧中的这个情节，就是根据这件事改编的。 由于钟伟及其所领导的二十八团在攻克淮阴的战斗中表现突出，战斗结束后，黄克诚、洪学智和我三人联名签署，发出了一个嘉奖令予以鼓励。 打开淮阴之后，洪学智就把盐阜军分区司令员谢祥军、政委杨光池叫到了师部，当面交待要他们继续调动分区的部队南下，加强对淮安的包围，等八旅、七旅的部队回来担任主攻。 原来准备二十日开始攻打淮安，因为黄克诚师长还没有回来，他来电指示要等七旅到了以后，再主攻淮安，因此又等了两天。这时，八旅的队伍西进没有走成，回来了。七旅的队伍在津浦路西和广西李品仙部打了一仗以后，紧接着也回到了苏北。 到八月二十二日，正好黄克诚也从黄花塘赶了回来，就马上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他在师部作了一个简短的动员，我们就分批出发。洪学智和我随同黄克诚一起，来到设在淮安北面里夏河的师指挥所指挥战斗。 参加攻打淮安的部队是七旅、八旅，以及射阳独立团和盐阜独立团，攻城的具体计划由八旅旅长张天云和七旅副旅长胡炳云负责实施指挥。当时七旅旅长彭明治因肺病休息，七旅暂由胡炳云负责。 黄克诚一发起攻击令，八旅就从靠近运河的西南接近淮安城。他们用预先运去的重磅炸弹，将西南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然后部队立即从这个缺口中涌入城内，迅速排除各种障碍，全面发起攻击。 七旅则是从城东南和南面突破敌人城墙的一线防御的。发起总攻前，七旅已将工事推进到了城下护城河边。然后，他们用麻袋装上河沙，在护城河边构筑起比城墙还要高的碉堡，并且还占领了一座高塔。总攻一开始，七旅在碉堡和高塔上集中了几十挺轻、重机枪，对着早已选好的突破口进行猛烈射击，一下子就把敌人的火力全部压住。趁此机会，突击队奋勇登城，只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敌人的防线突破了一个大口子。七旅部队顺城而下，把敌人打得四处逃窜，溃不成军。 激烈的战斗只进行了两个来小时，淮安守敌就被我们全部歼灭，共俘获敌人五千多。至此，两淮战役全部胜利结束。 整个两淮战役，我们新四军三师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歼灭伪军近一万四千人的重大胜利。这是自我们三师成立以来，在对日伪作战中所获得的最大一次胜利，也可以算是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对日伪打的最后一仗。 淮阴、淮安是苏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苏北地区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和重镇。当年两淮被日军侵占后，曾成为分割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四个抗日根据地联系的一个大钉子。当时决定拿下两淮，考虑的不仅是三师的问题，还关系到一师、二师和四师。拿下两淮，整个津浦路以东就联成了一片，我们就控制了北起陇海路，南至兴化的五百公里的运河线，使华中解放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这就是当时攻克两淮的重大战略意义。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我还想就三师再说几句。新四军第三师自一九四一年初成立至抗战胜利的五年中，共作战五千余次，歼敌六万余人，自己伤亡一万余人，部队由二万余人发展到七万余人（包括主力和地方部队），开辟了拥有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八百多万人口的解放区。除完成苏北战斗任务外，第三师还先后调两个团（淮安大队和二十三团）、一个独立旅（后又归建）支援山东和皖江地区作战。师主力第七旅作为军部机动部队，曾转战苏北、淮北、淮南等地区，屡立战功。 这一点，也得到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认同。当时华中局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三师的战斗力较强，部队充实，基本上保持了过去优良的作风和制度，尤以政治工作能深入与反映部队的问题，保证一切，每一号召能很快地动员起来，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执行。” 就像黄克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在坚苦的抗战岁月里，新四军第三师就是以这种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作风，打败敌人，创建了苏北根据地，与苏北广大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见黄克诚回忆录第六章321 322页）可以说，新四军第三师为苏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七章 解放战争（一）激战东北 一、进军东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打下淮安后的第二天下午，中央就来了命令，要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去东北，部队要编足三万五千人，十月一日出发，十月十日到达山东蒙阴地区待命。 东北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就说明了争取东北的重大意义。他说：“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他又向全党说明，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的话真是一言九鼎。 事实上也是如此。东北物产丰富，松辽平原是我国最大的粮食产地之一，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森林面积广阔，覆盖面积超过内地的总和，各种矿藏储量丰富，很多都是全国之最。而且东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国共双方谁拥有子它，谁就可能在未来的角逐中有胜算的把握。 从当时的情况看，我军挺进东北，极其有利。当时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迅速溃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的精锐大军还窝在西南，美械装备的主力尚在缅甸，一时来不及去填补东北这块在苏军撤退后留下的真空地带。这就使我军挺进东北夺取东北这一战略要地成为可能。 于是，就在庆祝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一方，和以蒋介石为一方的国共双方对东北的争夺就开始了。 为抢夺东北，从苏军出兵东北以后，中共中央连续下了十几道命令： 八月十二日，决定派干部去东北工作； 八月二十二日，电令山东分局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去； 九月十一日，要求山东分局抽调四个师共二万五千人至三万人的部队去东北； 九月十四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 九月十九日，决定由罗荣桓等率领山东六万部队、四千干部，迅速从海陆两路进军东北，限十一月底前到达； 九月二十三日，命令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三万五千人去东北； 十月二十三日，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十月三十一日，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自治军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总部于十一月四日成立。 与之相对应，八月三十一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公布划分东北三省为辽宁、辽北、安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和沈阳、长春两市，任命了九省主席和两市市长，同时要求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把东北全境交给国民党政府，实行“行政接收”； 十月十六日，蒋介石将“昆明防守司令部”改组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任命杜聿明为司令长官； 十月二十四日，杜聿明率部由昆明经南宁到达广州，并从广州海运北上，于十一月中旬在秦皇岛登陆； 十一月一日，美国军舰将国民党石觉部第十三军从上海全部运抵秦皇岛，后又从越南海运国民党赵公武部第五十二军至秦皇岛，两个军共七万人； 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在美军飞机的支援下，以优势兵力攻占山海关，随即沿北宁路蜂拥北进，从而正式打响了东北争夺战。 要想同国民党军队争夺东北，时间是决定一切的，时间就是生命。但由于国民党有美国的援助，有飞机、轮船和汽车，而我们只有两条腿，我们是以两条腿，和国民党的飞机、轮船，以及汽车轮子赛跑。赛跑的结果可想而知。 在接到中央将三师部队调往东北的命令以后，我们就立即分头进行准备。可以说各项准备工作真是千头万绪。从整编队伍、编排行军顺序、选定路线、设置兵站，到部队的政治思想动员，再到安排留守队伍、准备后勤供应，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准备一些冬装等等，我们天天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一九四五年九月底，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进驻淮阴，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和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等都已到达。我们就在淮阴当面接受了军部的命令。经过十天紧张的准备，队伍开始行动了。 根据中央的命令，新四军三师北上东北的部队，除师的主力第七旅、第八旅、第十旅、独立旅和师部的特务团外，还带走了盐阜军分区的两个独立团，阜宁独立团和淮安独立团，按照命令上的要求，编足了三万五千人。留在苏北根据地的部队，也是三万五千人。 我们部队的指战员有很大部分是苏北人，要他们远离家乡，北上东北，需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但由于时间紧急，只好一边走一边进行政治动员。最为要命的是，出发时，我们每人只领到了一身适于南方气候的夹衣，先头部队甚至连这身夹身都没有有，仍是一身单衣。 队伍出发时，三师党委常委成员只三个人，就是黄克诚、洪学智和我。队伍到达东北以后，在兴城县的江家屯，黄克诚告诉我，林彪准备派李天佑来担任三师的副师长，但他的意见是，准备要刘震任第一副师长，洪学智任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我们到阜新时，才正式任命刘震为第一副师长。从那以后，三师党委常委成员就是四个人。 部队在向北行驶，我有时去司令部和洪学智一起处理一些问题，有时则在政治部率队前进。黄克诚是跑前跑后，有时住八旅，有时住七旅，有时去十旅。黄克诚经常或是出去开会，或是下去检查工作，很多时候都不在师部，每当这时都是洪学智和我两个人在师部看家。 部队从苏北出发后，经沭阳，过陇海路，就来到了我们第一个预定集结地点——山东临沂地区。在临沂，我们见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陈毅是在延安参加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返回苏北途中，得知新四军军部已决定迁至临沂，于是就在临沂等待军部的到来。 黄克诚、 洪学智和我去见陈毅。陈毅军长向我们介绍了“七大”精神和延安情况。之后，我们请求陈毅军长同我们部队的干部见见面，作些指示。陈毅很爽快地答应了，说他亲自为三师部队送行。 陈毅军长主要是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六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德、意、日被打垮了，英、法受了重伤，只有美国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还得了不少的便宜。另外，战争期间，尽管苏联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东欧的几个国家解放了，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东德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世界上除了帝国主义阵营之外，又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就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现在的世界，苏联和美国是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它们分别是两个阵营的领导力量。 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是不是也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看我们共产党的力量和斗争情况了。 他告诉我们，苏联对日作战，是迫使日本投降的一个主要力量。东北获得解放，也完全是依靠苏联的力量。但苏联人不能长期占领这个地方，因为中国也是个战胜国。《开罗宣言》上明确规定，要把东北交还给中国政府。但现在的中国政府是国民党一党独霸，在国际上也是由国民党政府代表我们国家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和对日作战的胜利者，完全有这个权利去接收东北。 他说，蒋介石现在想靠美国的支援来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不仅是东北，就连我们艰苦奋斗牺牲流血建立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也要独占。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签了一个《双十协定》，但那是不算数的，因为蒋介石一贯不讲信用，他签这个协定只是个缓兵之计，想争取点时间，好把远处西南边陲的精锐部队，调到他所需要的地方去，调到东北去。 他还指出，东北是蒋介石和我们的必争之地，谁能抢先到达东北，谁就对今后的胜利增加了几分把握。蒋介石有美国的援助，有飞机，有军舰，正从海上、空中向东北运兵，而我们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去。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已经派了几支部队去东北，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但力量还远远不够。 陈毅在讲话的最后鼓励我们说：“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兼程北进，坚决向东北进军。同志们，我们要和国民党赛跑，跑得越快越好，要赶在国民党的前头。关键的第一步是要抢占山海关，不让国民党部队在秦皇岛、葫芦岛和营口登陆。现在苏联红军已经决定要从东北撤军，缴获日本人的武器准备留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轻易让国民党进入东北，你们一定要火速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陈毅的讲话很有感染力。他的讲话，大大提高了大家的斗争情绪和北上争取胜利的信心。 为了尽快赶到东北，我们在临沂把全师部队分成了两个梯队：由司令部、政治部率领主力部队作为第一梯队，昼夜兼程前进，直奔山海关；由供给部、卫生部率医院、干部家属组成第二梯队，随后跟进。这样，我们的行军速度显著加快。从苏北出发北上时，部队每天行军约六十里，而从临沂继续北上后，每天至少行军八十里。 从临沂出发后，我们经蒙阴、莱芜、章丘、商河、宁津进入河北省，再经献县、河间、任丘、廊坊、香河、蓟县，然后转向东，经玉田、丰润、迁安，向山海关前进。这一路行进，所经过的地方，全是自己的根据地。所到之处，当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都是全力支援。一切生活供应、食宿经费全靠他们解决。我们要粮食给粮食，要钱给钱，还帮助我们组织车马运输，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山海关附近。 一路上，山东、河北根据地的群众除用歌舞表演来热烈欢迎和欢送我们之外，还不断为我们送各种各样的慰问品。部队长时间的长途行军，能有双合脚的鞋穿，保护好双脚，是至关紧要的头等大事。地方政府就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给我们做鞋。在这次部队的一路北上行进中，我们常常是这双鞋刚穿上脚，那双鞋就又“慰问”来了。真是穿在脚上，暖在心间。 当时，虽然我们一天至少走八十里路，最多要走到一百二十里，体力消耗极大，但因为一路上都有群众的欢迎和鼓舞，部队干部、战士仍然情绪饱满，精神充沛。 到河北的河间县以后，为加快部队的行进速度，我们又将原先的二个梯队组建成三个梯队。司、政领导机关率主力部队仍为第一梯队，供给部、卫生部、医院为第二梯队，一些带着孩子的干部家属为第三梯队。一梯队的行进速度，每天至少一百里，二梯队的速度稍慢一些，但每天至少也在八十里，三梯队的速度则更慢一些。 可惜的是，尽管我们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但铁脚板终究没能走过汽车和轮船，更追不上飞机。当我们一路紧赶慢赶，终于赶到山海关附近的建昌营时，才得知杜聿明及其所部，已由美国海军海运到秦皇岛登陆，先于我们攻占了山海关。算起来，他们启程的时间要比我们晚二十天左右，路程要比我们远一倍多，却比我们早十多天到达了山海关。 因秦皇岛、山海关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我们不能再走山海关，只能偏西经建昌营，于十一月下旬出冷口进入东北。随后，第二、第三梯队也分别于十二月初相继出喜峰口、古北口进入东北。 就这样，新四军第三师部队三万五千余人，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分别从苏北盐阜、淮海地区出发，徒步行军约两个月，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在十二月初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 二、初到东北 新四军第三师部队进入东北以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部队的日常供应问题。在关内，我们虽然一路行军，但部队的供给是有保障的，需要多少粮、菜、油和饲料，由先遣队找到村公所报个数就行了。因为部队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对于我们到来，事先都有准备。但是一出冷口就不行了，没有了根据地的支持，部队的供给毫无保障。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受着奴化教育，对我们毫无了解。他们向往的只是正统的国民党军队，对我们的到来往往十分冷漠。 再则主要是穷。十四年来，东北人民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从吃的来说，他们只能吃配给的橡子面和发霉的棒子面，像大米、白面这样的食品，则是日本人的专用品。如果有人胆敢违反禁令，吃了这些东西，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会被当作经济犯抓起来投入监狱。 从穿的来说，每个人每年只配给三尺“更生布”。所谓的“更生布”，就是用麻袋和破布制造的再生布，数量即少又不耐穿，因此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全家人合穿一条裤子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样的人家，谁有事就穿上裤子外出，没事的就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我们到东北不久，就已是数九寒天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凛冽北风中，还能看见不少孩子一丝不挂地站在路口，眨着好奇的双眼观看我们这些过路的大兵。见到这种情况，我们部队的许多同志都出于同情心，把好不容易才带到东北的一些衣服，拿出来给了这些孩子们。 除此之外，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下，东北人民还要每年出劳工，去义务为日本人干各种苦活。有的去边防为日本人做工事，有的是下窑为日本人挖煤和开矿，有的甚至还要去当“国兵”，被日本人训练成炮灰。 亡国奴的生活真不是好受的。当时，在日本人的满州国统治下，中国人没有任何自由，绝大多数都穷得叮当响。在富饶的黑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油水都被榨干了，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 就这样，他们哪有什么多余的粮食来供应部队。加之，东北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最早是苏联红军，一百五十万，苏联红军占领期间，还运走东北大量的大豆和牛、羊、马匹和各种物资，苏联红军纪律不够好，绝对不能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相比较。 然后，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从九月初到十二月初，我们先后到达东北的部队和干部约十三万人。与之相应的，国民党部队也在此期间陆续到达有八个正规军，三十万人左右。这么多的人要吃要喝，很快的，一些村子就空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州伪币二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的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 黄克诚的电报，确确实实是当时我们的真实写照。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让伤病员吃粮食，其他人吃点野菜掺此粮食煮的大锅粥。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严冬酷寒。东北冬天零下四十度左右，实在让我们这些南方人经受不住。由于部队在苏北时仓促出发，好一点的领到了一身夹衣裤，还有的人则什么都没有。可是越往北走，天就越冷，待我们到达东北时，已将近数九寒天，部队夜晚行军，不消多久，露在帽子外面的头发上，眉毛上就会结成一层白霜。因为冷，鼻子里老往下淌鼻涕，不久，淌下来的鼻涕就会冻成一根一根的小冰柱。另外，枪炮上的钢铁部分、火车上的扶手，不能用手去摸，一模就会沾掉你一层皮。炮兵营的指战员没有经历过这样严冬，早上起来擦炮两只手沾上炮身就拿不下来，强行拿下来时，手就被剥了一层皮，血淋淋的。 当时部队的减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冻伤。许多战士被冻坏了双脚。又由于我们对防治冻伤缺乏经验和常识，不能得到及时和有效地防治冻伤，也加大了减员的比重。 后来我们才知道，对冻伤的处理，像我们吃冻梨那样，不能一下子就把冻梨泡在热水里，这样冻梨就会烂掉。人体的冻伤也一样，如果发现有人冻伤了手或脚，必须动员他们先不要进屋，就在外面先用雪搓，待冻伤部分的肤色由黑开始转红以后，再进屋用凉水去拨，最后才能用热水去洗。如果一开始就用热水去洗，冻伤的部位就会坏死，最终的结果就是截肢。 还有，部队夜间行军，走不多久，鞋后跟就会沾上厚厚的一层冰雪，使人走起路来就像穿上一双高跟鞋，很容易把脚扭伤，因此必须及时把这层冰雪敲掉。另外，行军时，途中休息的时间不能过长，骑在马上的时间也不能太久，骑一会儿就必须下来走动一段，否则这双脚就不是你的了。 当时，先到东北的一些部队，从日本人的被服仓库里搞到了大头鞋、皮帽子、皮大衣等，什么都有。而我们后到的部队，什么也没有搞到，穿着一身秋装，真是越走越冷。到了这种时候，也顾不得什么军容风纪了，被子也好，毯子也好，只要能御寒，就都往身上披。就这样，好不容易捱到阜新，黄克诚才亲自下令搞了些白布和棉花，让各单位自己做棉帽子和大衣，这才算是过了一冬。 我们遇到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部队的装备问题。 九月初，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等，最先率两个团跨出山海关，来到锦州、沈阳一带。他们从日本人在东北的一些军工厂和军火库中，搞到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后来就传说，在东北，武器堆积如山，有的是枪炮子弹，根本不怕没有枪，怕的是没人扛枪。他们向中央建议，准备到东北的部队可以少带甚至不带武器，到东北以后，就可以全部换装。 中央本来也是要我们少带或不带武器的，由于黄克诚的坚持，所以我们三师北上时，部队仍是全副武装，只把多余的武器留下来交给了留在苏北的部队。但在北上途中，由于行军速度一再加快，部队也相应作了一些轻装。加上一路上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都热烈的欢迎和欢送我们，对这种感情，我们无以为报，根据他们要求，沿途也留下了一些枪支弹药，留下一些也是完全应该的嘛！到了东北就会有更好的，就可以换装了嘛！ 那知道，到了东北一看，什么都没有，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武器，先到的部队拿走一些，在民间又散落一些，还被苏联红军运走了一大批。我们到得比较晚，什么也没有搞到。换装没换成，连原有的火力配备，也相应削弱了不少。 十一月二十六日，黄克诚给中央发的一封电报说：“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换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十二月十七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又说：“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一千二百支，轻、重机枪四十四挺，山炮十门，野炮四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的武器，且多残破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军队没有武器，就像老虎没有牙齿一样，别说打仗，连吓唬人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当时最可怕的还是无根据地、无群众。无群众，也就无人抬伤员，无兵员补充，无情报来源，无后勤供应保障。 总之，刚到东北的新四军第三师，完全是个疲惫之师，极需要休整和补充。可当时东北的形势十分严峻，要得到休整和补充，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到东北以后的第一仗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分为前总和后总，由林彪带领前总极少数参谋人员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待林彪赶到辽西前线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和绥中，接着又进占了兴城、锦西和葫芦岛。 当时林彪带着几个参谋和秘书，就在兴城的江家屯等我们。我们经建昌营出冷口，再经青龙到达江家屯。就在江家屯，我们见到了林彪。在这之前，梁兴初率领的山东第一师约七千五百人，已经到达兴城。这样两支队伍共约四万多人会合到了一起，由林彪直接掌握亲自指挥。 整个十二月份到一月份，美国一直在帮助蒋介石运兵，抢占战略要点。当时，除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已由美国军舰海运至秦皇岛登陆外，全部美械装备，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也被运进东北，充当进攻东北的骨干力量。 自夺取山海关以后，国民党军队凭借精良装备，初战锐气，长驱直入，沿北宁线疾进。杜聿明的气焰十分嚣张，叫嚣着要在三个月内解决整个东北问题。这些到达东北的国民党军，其中百分之八十系海运，百分之二十为空运。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称：美国仅为空运国民党军，就耗资三亿美元。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敌我力量明显悬殊的形势下，延安中央及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却要求我们在锦州地区与来势汹汹的敌人进行一场大决战。 林彪是十一月十八日到达辽西前线的。经过对敌我双方的一番观察和了解，他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向中央军委拍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到补充。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作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极力寻求战机，进行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林彪避免在锦州决战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是林彪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贡献。对此，陈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曾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指挥四平撤退，称为共产党人在东北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大事。他在信中还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东北就很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我们到了锦西后，林彪亲自指挥我们三师和山东一师的部队向后退却。不过就在从锦西后撤的途中，我们还是同国民党军队打了到东北以后的第一仗。当时林彪一直想以武力侦察一下敌人的战斗力，想先打一仗试一试，摸摸敌人的情况。 正好，十二月初的一天，国民党五十二军的一个先头师进到了江家屯附近。林彪同黄克诚商量以后，命令梁兴初所带的山东一师同新四军三师八旅，在第二天的拂晓时分，向五十二军的先头师发起突然袭击。当时敌人正在徒步前进，我们一打，他们很快就守住了兴城以西的主要山地。在山上，我们前进了十几里，把敌人击溃了。 战斗从早上打到了下午，双方仍然是一个僵持局面。林彪在同黄克诚商量后，下令把部队撤回到江家屯、红螺寺一带，不打了。在我们撤退时，敌人也没有再向我们攻击，因为他们也是刚从秦皇岛登陆，不了解情况，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之后，国民党军不敢再盲目前进，就暂时在兴城住下了。 这次战斗，我们虽然抓到了一些俘虏，有少量的缴获，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比较大，因为无后方，伤员送不出去。打了这一仗，我们发现这个部队全是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每个班有三挺轻机枪还有冲锋枪。 正如《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所写的那样：“进入东北之敌军为蒋系精锐，大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过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火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不容易缴枪。甚至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特别骄傲，战斗力也确定顽强。” 通过这次武力侦察，我们得到两点印象：一是敌人武器精良，火力强，不好打；二是我们自己的队伍过于密集，而且是一面推，使敌人得以集中火力打我们的一面，导致伤亡太多。我们在这一仗中所取得的实战经验，为林彪以后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四、明确东北的作战方针 国民党军队在夺占山海关之后，依靠其兵力优势，与我们争夺中长路及沿线的大、中城市，先后占领了绥中、锦州、锦西、长春、沈阳等地。 对如何开展东北的工作，林彪有自己的看法。林彪认为，不应与优势敌人争夺交通要道及其大、中城市，而要把我们的主要兵力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建立一个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然后再依凭这个根据地，与敌人进行夺取东北的斗争。 林彪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在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工作方针。十一月二十四日，刘少奇电告东北局：“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 十二月七日，中央复电东北局彭真、罗荣桓，再一次指出：“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肯定是不可能。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战机。”电报同时还指出：“林彪冬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 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林彪果断停止了与国民党军队在锦州的决战，于十二月上旬直接指挥新四军三师和山东一师大踏步地后退，到达了锦州以北的义县，在那里休息了一天。然后，又继续沿清河后撤，到达了阜新。 在阜新，林彪召集我们团以上干部开了个会，传达了中央对东北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并总结了兴城附近一战的经验教训。林彪和黄克诚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讲话的总的精神是： 按照中央的决定，在东北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建立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党的组织与政权，为今后的反攻打下可靠的基础。 中央这个方针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当时整个东北的敌我态势，还是敌强我弱。从兵力上看，国民党部队将近三十万人，而我们只十余万人。从装备上看，国民党部队几乎都是美械装备，而我们基本上还是一般的轻武器，也就是步枪加轻重机枪，而且弹药甚少。有的部队装备甚至比以前还有所削弱。加之我们的部队都是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又无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则是乘坐轮船、飞机来的精锐之师，他们冬装齐全，武器精良，就凭借这些优势，他们长驱直入。东北的一些大城市相继为国民党部队所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而我们，则处于既少工人又少农民的中、小城市。 因此，林彪和黄克诚在讲话中都指出：部队当前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最重要的是尽快建立后方，站稳脚跟，让部队能得到短期的休整，使伤病员能有安置之处，使后勤供应和兵员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为将来的大规模作战打下基础。 林彪还谈到了重庆谈判问题。他说，蒋介石要毛泽东去重庆和谈，只是个阴谋，目的在于拖延时间，好让他能调集精锐部队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没有自卫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对这一点不保持警惕，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之后，结合兴城战斗的经过，林彪又讲了对敌作战的一些战术原则。在作战的规模上，林彪强调先以小打的方式，摸索经验，熟悉情况，然后在适当时期再打大仗。在作战的原则上，林彪强调：每战要以数倍、以至十倍、二十倍的兵力去对付敌人。对作战时机的选择，林彪则强调，应当是在敌人刚刚到达一个新的地点，还来不及筑好工事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在作战的具体战术上，林彪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条，即“一点两面”、“三三制”。 所谓“一点”，就是集中力量攻敌人的一点。所谓“两面”，就是包围好，截断敌人的后路。所谓“三三制”，具体的说，就是把一个班分成三个组，每组三至四人，在战斗中充分利用地形地物，以疏散的队形前进，从而避免敌人的火力杀伤，减少自己的伤亡。 我个人认为，林彪提出的这些战术原则，如“一点两面”、“三三制”，及以后提出“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既简单又实用，在以后的东北战场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部队后来的训练和打仗，完全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些战术原则进行的。 由于东北的条件比较艰苦，与出关前动员时的描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林彪在会上提出，各部队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深入细致地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动员大家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他还要求各个部队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动员一切力量发动群众，组织和依靠群众，剿灭土匪，建立自己的政权，要在近几个月内打下可靠的根据地基础。 这是我们到东北以后第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的大致情况。 这次会议开完，大约过了十天左右，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东北局发来了后来被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明确指出，我党现阶段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应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电报还指出，目前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 毛泽东的这一电报指示，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明确了东北的工作方针，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秀水河子战斗 阜新团以上干部会议结束以后，林彪同黄克诚商量后决定，部队继续后撤。 撤退时，我们分为两路，梁兴初带领的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七旅，这两支部队相互靠拢在一起，沿着北宁路北上，由林彪直接掌握和指挥。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七旅都是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六八五团团长彭明治，副团长梁兴初，我任该团政委）。新四军三师的其它部队，包括师部、八旅、十旅和独立旅，由黄克诚指挥，从阜新出发，经彰武继续向北，最后占领了通辽。 部队从阜新出发时，天气变得更加寒冷，沿途一片冰天雪地。我们沿着铁路往北走，看到沿途人烟稀少，居民大都为少数民族，以蒙古族居多。我们走了将近一个星期，才到达通辽。到了通辽之后，部队就停下来进行休整。在通辽，我们度过了一九四六年的的春节。 在我们前往通辽的同时，林彪直接带领的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七旅，经彰武到了法库，驻在法库以南的秀水河子。秀水河子位于由北向南的秀水河与东西横贯的彰（武）法（库）公路纵横交错处，是当地一个较大的村庄。就在这个秀水河子，我们在林彪的亲自指挥下，打了出关以后的第一个漂亮歼灭战。 这一仗，是在我们当时节节后退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对打击敌人气焰，恢复和坚定我们的斗争信心，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春节，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自治军在一九四六年一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就设在秀水河子的一个小学校里。所谓总司令部，其实也就是几个参谋，一个秘书，一部电话而已。林彪就是用这么几个很少的人在那里指挥队伍。 春节，按照习惯，一师的梁兴初，七旅的彭明治、朱涤新分别带领下属各团的干部，去给林彪拜年，林彪给大家讲了话，并集体会了餐。 这时，一直尾随我们北上的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新民、彰武。敌人的气焰十分嚣张，他们的第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六团全团、二六五团的一个营和师山地炮连、汽车连，竟然毫无顾忌，孤军深入，逼近了秀水河子。 这个机会难得。从兵力上说，我们占绝对优势。敌人只是四个营，而我们一师是三个大团，七旅也是二个大团。我们是以六个团的兵力，打敌人的四个营。 从双方部队的部署上看，林彪率领的这两支部队，已在秀水河子附近活动，在部署上不用作多大的变动就可以投入战斗。而且这两支部队经过了半个月的休整和练兵，体力和战斗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提高。相反，国民党军是远道而来。 善于抓住战机的林彪，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艰得的歼敌机会。他当即决定，部队撤出秀水河子，在附近集结待机，等敌人进入秀水河子以后，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为统一作战指挥，林彪决定成立临时指挥部，由彭明治任指挥，梁兴初任副指挥。 林彪指挥打仗时一贯都是亲临第一线，具体部署指挥，选择主攻突击点。他拟定的作战部署是：七旅十九团和二十一团，在秀水河子东南方向，实施主要攻击任务；七旅二十团进到刘家窝棚地区，负责阻击新民、公主屯方向的来援之敌；辽西军区保安第一团归七旅指挥，配合二十团作战；一师一团和二团在秀水河子以北和西北方向，实施主要攻击任务，三团集结于四爱窝棚、叶茂台一带，负责阻击由彰武方向的来援之敌，保障我侧后安全。 二月十一日黄昏，七旅部队按照战前部署向秀水河子接近，在团子山与敌人先头部队的一个营接触，十九团当即由正面进行攻击，二十团绕到团子山以西，准备断敌退路。但敌人发现我军后，立即退回到秀水河子。 二月十二日上午，七旅二十一团进到东西八家子和拉拉屯，与秀水河子隔河相望。下午，敌人以两个营的兵力向二十一团出击。二十一团扼守阵地，战斗到傍晚，敌人又退回到了秀水河子。 二月十三日下午十七时三十分，总攻开始。随着指挥部的一声令下，一师一团、二团从东北、西北方向发起突击，七旅十九团、二十一团从西南和东南方向发起突击。敌人以猛烈的炮火拦阻我部队前进，并在村北和西北高地拼命抵抗。一师部队反复冲锋多次，仍没有冲破敌人的防线，敌我双方始终处于胶着状态，战斗非常激烈。 秀水河子的南部，是敌人防守最薄弱的地方，七旅十九团、二十一团的突击方向正好选择在了这里。结果他们一突成功，占领了秀水河子南侧的一些村庄和一个高地，并乘势向北继续发展。 南部被突破后，敌人慌乱起来，把炮火仓促向南转移。趁此机会，北面的一师一团、二团再次发起进攻，集中火力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并于二月十四日零时三十分进入村庄。至此，七旅和一师部队全部突破敌人的层层防守。 之后，我们的进攻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猛打猛冲，迅速向秀水河子中心发展。敌人则倾其全力，利用工事、房屋、院墙，进行拼死顽抗，不断向我反击。战斗进入到了最激烈的阶段。 战斗进行到二月十四日凌晨四时，攻入秀水河子的各部队，勇猛穿插，穿墙越院，逐街、逐院、逐屋地与敌人争夺。各部队互相配合，从四面八方向敌人的团部压缩，终于打掉了敌人的这个指挥机关。这时，敌人已溃不成军，大部分缴枪投了降，只有第二六六团团长率少数残部向西南逃窜，最后也被我全部截获。凌晨六时三十分，秀水河子战斗全部结束。 正当秀水河子战斗激烈展开之时，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二师六团从新民、公主屯方向来援，进到秀水河子以南太平庄、大荒地一带。我担任阻击任务的七旅二十团迅速进到黄家荒地、凤鸣山一线与来敌死打硬拼，歼敌一百多人，迫使援敌狼狈窜回，增援没有奏效。 这一仗，我们全歼了敌人四个营，俘获的敌官兵近三千人，并缴获了敌人所有的武器。包括火箭筒、六O迫击炮、火焰发射器、轻重机枪、三O步枪和弹药等不计其数，另有美制十轮卡车十二辆，战防炮六门。有些新式武器，我们过去见都没有见过。 秀水河子一仗，完全打出了我军的威风。事实证明，我们完全能够战胜全副美械装备、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在战斗中，我们看到敌人的火力的确很强，黑夜中曳光弹，在天空中四处飞舞，就像节日里放出的礼花。但是我们正确运用了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抓住敌人轻敌冒进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孤立突出之敌，打得干净利落。可以说，这是我们出关以后所打的第一个漂亮歼灭战。 它，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提高了我们的斗争信心。它，对伪满残余势力是个打击，对新解放区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是个支持，对东北广大人民群众是个鼓舞。 秀水河子战斗后，中央军委发来了贺电。贺电说：“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民党将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的的地位。” 六、建立西满领导机构 一九四六年春节以后，黄克诚率除七旅之外的新四军三师，离开通辽，来到郑家屯，与李富春率领的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会合。不久，打完秀水河子战斗的七旅也来到了郑家屯。 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命令，在西满成立了分局和军区。所谓西满即指中长路沈阳至长春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安、开鲁、阜新、郑家屯、扶余等地区。中央任命李富春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黄克诚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分局和军区的驻地在郑家屯。 就在郑家屯，新四军三师的领导机构分成了三下子。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师部留在郑家屯，与西满分局和军区机关一起工作。副师长刘震带领八旅和特务团北上，在前郭旗、扶余一带建立了辽吉军区，负责开辟松花江两岸的工作。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和我带领师主力七旅、十旅和独立旅，随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南下法库。洪学智兼任了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我兼任了军区副政委，辽西军区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法库城内，部队分别住法库、康平、开原、铁岭一线，沿着北宁路和中长路，在辽河两岸同国民党军相对峙。 当时我们的任务有三：一是监视敌人，阻滞敌人向北前进的时间；二是阻击敌人，力争在阻击中消灭有可能被我们消灭的敌人；三是保护根据地的建设，同时发动群众，搞土改，清剿土匪，建党建政，在李富春、黄克诚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地建设西满根据地。 这段时间里，林彪总是在我们附近，直接指挥我们辽西军区三师的部队和从山东来的一部分部队。邓华司令员、陶铸政委、洪学智和我大都随从林彪指挥所行动，一切听从林彪的指挥。 由于大批国民党精锐部队已经调进东北，一九四六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组织七千学生上街游行，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随即斯大林下令，要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中全部撤走。三月十三日，苏军开始由沈阳沿中长路撤退回国。 第二天，三月十四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接着，又先后占领鞍山、海城、营口、抚顺、铁岭和法库等地。 东北民主联军也拉开了架势。三月十四日，苏军撤出四平，林彪命令三师十旅趁势于三月十八日攻下四平。四月中、下旬，苏军又陆续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撤退，我们的部队则相继于四月十八日攻占长春、四月二十四日攻占齐齐哈尔、四月二十八日攻占哈尔滨，填补了苏军撤出后的真空。国民党政府原以为苏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不料给我们造成了进占大城市的机会。 部队进占大城市后，获得了一部分军用物资，使我们的武器装备得到一些改善，给养问题也迎刃而解。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从而加快了根据地的建设步伐。 七、四平保卫战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正式公布。同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下达停战令。但国民党方面坚持，东北不在停战范围之内。 一直到了三月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才勉强同意在东北停战，双方同意并由军调部派出东北执行小组进入沈阳，以实现东北停战。 但实际上，东北的战事并没有停止，一天也没停。 在这之前，国民党军队继续源源不断地由美国军舰运入东北，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夺取全东北，其重点又首先是四平。双方都在酝酿着一场东北土地上的第一次大会战。 四平位于中长、四梅、四洮铁路的交叉点上，是进出东南满、西北满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谁控制了它，谁就可能控制了东北的命脉。因此，国共双方对四平都十分重视。蒋介石说：“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说：“东北战争，中外瞩目。” 在给林彪同志并告彭的关于组织四平会战的电报中，毛泽东说：“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我们当时在东北的部队一共也只不过十余万人。 从一九四六年二月初到四月上旬，在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敌人因兵力未到齐，就逐步向前推进。他们先进至铁岭，而后进至开源，在开源暂停一段时间后，又向昌图前进。我们三师七旅、十旅从铁岭开始，节节抵抗至昌图一线，构筑坚固工事，并且在昌图、开源之间多次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阻止迟延了敌人的进攻近两个月。 国民党军进攻四平的计划，是蒋介石亲自布置的。他派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到沈阳，当面向杜聿明交代和布置任务。杜聿明共调集了十个师，准备兵分三路突击四平：右翼兵团为新六军及八十八师、一九五师，以北宁路为中心，沿抚顺、开源、大台子、哈福车站、公主岭，向四平以东攻击前进；中央兵团为新一军，沿铁路线向四平街、双榆树、双城子攻击前进；左翼兵团为七十一军，沿辽河向昌图、八面城、郑家屯攻击前进。 我们的对策是：根据中央和东北局要在四平打一场生死保卫战的指示，林彪调集了十四个师（旅）的兵力，以四平市区为中心，构建成了一条东西蜿蜒百余里的防线。林彪命令，原山东的部队，包括梁兴初、李天佑、梁必业、万毅、周赤萍所属的各部，在四平以东的东丰、平冈、到火石岭、西丰一带阻击敌人前进；辽西军区所属的原新四军三师七旅的部队扼守中长路，在开源到泉头车站、四平一线抗击敌人；原新四军三师十旅，坚守昌图、八面城；原新四军三师独立旅，在通江口、胡家屯、三江口一线布防，阻止敌人向郑家屯、双辽前进。 以上就是我们当时的部署，全部部队摆开，一线式的配备，后面没有纵深部队。 林彪实际上不想打这个仗。 四月十一日，林彪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里，把理由说得很清楚：“在此种情况下，及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 黄克诚也不想打这个仗，为此他曾向林彪，向中央发过不进行四平保卫战的建议电。在《黄克诚回忆录》中，他曾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现将这一段叙述抄录如下： 应当把四平及其它大部分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我连续给林彪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于是，我于五月十二日给中央发了长文电，电文如下： 一、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分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二、顽九十三军到达，如将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三、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四、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兵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 五、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不利，故提上面意见，请考虑。 我发给中央的这封电报，也始终未见回音。 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一天，毛泽东约我到他住地吃晚饭，我们边吃边争论问题。当谈起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问我，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我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主力决战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我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通过这次同毛泽东的谈话，我才明白，当初林彪既不撤兵又不给我回电的原因所在。” 林彪当时不能不服从毛泽东和当时东北局书记彭真的决定。 四平保卫战之前，林彪在梨树镇召开了一个所有参战部队团长、政委以上的干部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林彪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和东北局彭真的指示，主要意思是，要保卫四平，争取时间，实现停战，以保证长春在我们的手里。 接着，林彪对四平保卫战进行了部署：第一、要构筑好工事，坚守工事，利用工事，尽可能地用各种武器杀伤敌人，以挫伤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等精锐部队的锐气。这是战斗中的主要任务。第二、不轻易放弃一个山头，不轻易放弃一个村庄，不轻易放弃一个阵地。第三、一面作战，一面研究和学习战术。第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士气。 至于东北局甚至中央的一些人提出的“最后一战”的口号，林彪是反对的，因此他在这个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这个口号。 会后，我们就在“保卫四平”的口号下，全力进行作战准备。首先是沿着铁路，一段一段地修筑工事。按照命令，我们辽西军区修筑工事的重点，是从开原到泉头车站这一线。这个阵地比较好，从平原到山区，还有一个辽河。沿途工事筑得比较坚固，成为以后保卫四平的一个重要条件。 辽西军区所属的三师十旅修筑工事的重点是在昌图、八面城一线，独立旅修筑工事的重点是在通江口、胡家屯、三江口一带。也就是说，三路进攻四平的敌人，我们辽西军区部队要负责阻击两路，即沿铁路的一路和铁路以西的一路。 到四月初，敌人开始行动了，但每天走的路很少，一天也就是走二、三十里路左右，有点像他们在江西五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的做法，三路敌人中，西面的七十一军最先开始行动。随之，我辽西军区司令部便主动撤出法库，向八面城、郑家屯方向转移。四月四日，法库被七十一军占领。 四月十五日，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先头部队两个团，突然冒进至八面城以南、昌图以北的大洼，离他们的大部队已比较远。林彪的既定方针，是趁敌人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路，求得彻底歼灭一部。现在，既然八十七师的两个团已经送上门来，林彪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即会同邓华，在辽西军区司令部指挥山东一师和我们三师十旅的部队，就在大洼、金山堡一带，采取拂晓前隐蔽伏击的办法，趁敌人顺着公路前进时，发起突然袭击，将八十七师的先头一个团全部消灭，团长被打死，另外一个团在后撤中被击溃。 大洼战斗，是我们在秀水河子战斗后获得的又一个较大的胜仗。这次战斗共歼敌四千三百余人。这一仗一打，国民党军就缩回到开源以南去了。由于受挫，七十一军就在辽河边上驻着，没有再敢前进。 中路敌人新一军是从四月七日开始行动的。他们刚从海轮上下来，喘息未定，就开始猛攻，抢占了铁岭和开源。接着又组织飞机和大炮，猛攻开源以北的泉头车站。他们白天攻击，晚上退回开源城，天天如此。驻守泉头车站的刚好是我们三师七旅部队。七旅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部队，战斗力很强，加之泉头地形险要，又筑有坚固的防御阵地。新一军在八天时间内发起的十多次冲锋，始终都没能攻破七旅的阵地。七旅部队坚守在这一线上，利用坚固阵地杀伤敌人，造成了新一军的大量伤亡。 右路敌人是新六军外加两个师，也是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这一路敌人由抚顺、本溪出发，在东丰附近遇到山东部队的坚决抗击。山东部队也是在红军主力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战初期与我们辽西军区部队一样，都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部分，因此战斗力也相当强。新六军也是白天进行攻击，晚上就退回清源，退回安丰。他们攻了一个星期左右，没有攻动，没有前进，相反还造成了大量伤亡。 就这样，敌人在东路、中路和西路都遇到了我们坚决的抵抗，都没有攻动，一时间，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一直对峙到五月十日左右。 由于四平久攻不下，蒋介石十分恼火，严令杜聿明必须在一星期内攻占四平，并再次指派白崇禧到东北督战。 五月十日以后，敌人增加了飞机和大炮，继续向我们发起猛攻。因敌人的火力太猛，我们遂有计划地向四平、平冈、西丰一带后撤。敌人乘机前进，我们又坚决予以阻击，就这样一直打到了四平街头。 后来由于我们在东面的部队比较少，被新六军在东丰突破了防线，到五月十六日，新六军占领了西丰和哈尔苏，然后新六军向四平以东迂回包围四平，攻占了哈福车站。同时，他们又配合新一军，占领了四平东南之重要高地塔子山，形成了对四平的威胁。 鉴于部队减员较多，战场形势对已不利，林彪当机立断，决定于十八日晚撤出战斗。这时，敌人已迂回到四平东北的火石岭一带，我们再不撤退，就可能要吃大亏。当晚，各部队按照林彪的部署，有计划地分批撤出了战斗。四平保卫战宣告结束。 五月十八日，林彪致电中央东北局，请求放弃四平保卫战。他报告说，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车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给林并告彭的电报中，同意林彪放弃四平。在复电中，毛泽东表示，同意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究应采取何种方针，由林彪根据情况决定之。 就在毛泽东复电同意放弃四平的同一日，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 四平保卫战历时月余，共歼敌一万余人，但我们自己也伤亡了八千余人。 关于我们在四平保卫战中的损失，《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达八千人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为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乘下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三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下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 在撤出四平的前夕，五月十七日，林彪曾通知邓华、陶铸、洪学智和我到公主岭去接受任务。林彪当面交代我们，准备放弃公主岭、放弃四平，全线撤退。要求东面山东的部队，向东和东北方向撤退。西面辽西军区的部队，向西和西北方向撤退。 具体部署是，东面的部队，一部分撤往伊通、双阳、吉林市，一部分撤往梅河口和通化方向。辽西军区的部队，七旅归由林彪直接指挥，沿中长路撤到陶赖昭，撤到松花江北岸，阻止敌人北上。七旅从此就离开了我们的建制，离开了三师。三师的八旅、十旅和独立旅，撤至双山、长岭、农安、怀德、双榆树一线。 林彪的这个部署，是根据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制定的。林彪总的意图，就是要求各个部队都撤到中长路的两侧，让出中长路，让国民党军队沿着中长路前进，而我们则深入到广大的乡村地区去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在公主岭，林彪还交代，部队分散以后，定有三条任务。第一、坚守中长路两侧的阵地，敌人如果来犯，要寻找机会消灭敌人。第二、抽调大批干部，大力开展根据地的工作，发动群众，实行土改，建立民兵，筹集物资，准备过好到东北后的第二个冬天。第三、要很好的解决部队的装备，在注意恢复战士疲劳的同时，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准备到冬季再作较大规模的战斗。 离开林彪以后，我们率领部队立即开始行动，撤到了指定的双榆树一线，司令部就在双榆树宿营。因为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撤退，撤退途中没有遭到损失。 国民党占领四平以后，也没敢立即贸然前进。一直到五月二十二日，他们才进到公主岭。之后，发现我们又主动从长春撤退了，才北上占领了长春。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他们才推进到了松花江南岸，逐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我们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则陆续撤至松花江以北。从此，国共两军就在松花江两岸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八、建设根据地和整顿部队 我们撤出长春不久，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就到了东北，东北表面上实现了停战。实际上，因为我们已经后撤，这个时候也没得打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蒋介石、周恩来、马歇尔达成《东北停战协议》。六月六日，国共双方下令，自六月七日起，东北停战十五天。《东北停战协议》期满后，国民党方面又要求延长停战期，我们都同意了。 这是因为国共双方都需要时间。国民党需要利用休战时机，整顿内部，巩固占领区，等待增援部队，为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创造条件。六月十五日，林彪曾就当时形势答新华社记者问，说国民党军“侵占地区越大越多，他的兵力就越分散而处处薄弱”。此次宣布停战十五天，“是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结果，但就国民党反动派的企图来说，可能是暂时无法进攻的停战，是准备作新的进攻的停战。” 同样，我们也需要时间，利用休战时机，集中全力，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整编和整训部队，以积蓄力量，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 就在这停战期间，党中央决定对东北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六月十六日，中央给东北局发出了《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干部重新分工的决定》指示电。《决定》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七月三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在东北民主联军驻地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由林彪主持，我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总结了近一年来创建根据地和阻击国民党军进攻的经验教训，对敌强我弱、和与战、城市与乡村、作战指导方针等问题，统一了认识。七月七日，会议通过了由陈云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即有名的《七七决议》）。《决议》首先纠正了在和战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党中央关于创造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 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决议》提出的任务有三，即深入乡村、清剿土匪、整顿部队。为此，《决议》要求各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以奖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以批评，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村的高潮。” 《七七决议》，是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员、政治委员之后，在第一次召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东北工作的重要决议。 当时东北局的领导力量很强，在东北的中央委员有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中央委员有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等，共约二十人，占全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近百分之三十。其中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四人，还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他们都参加了会议，一起作出了七七决议。 在东北局扩大会议召开前不久，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地区，中国内战全面爆发，随后敌人先后对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有鉴于此，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东北局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补充决议》，进一步指出：“全党同志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抛弃一切侥幸和平的心理，抛弃对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任何幻想，抛弃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胜利会很快到来的思想，坚决执行东北局七月七日的决议，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战争保存已经取得的革命胜利果实，争取全国范围内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实现。” 以后的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七七决议》和《补充决议》的制定，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指导东北地区的对敌斗争，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这次东北局扩大会议是东北全党工作的一次重要转折，它给以后东北战争局势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哈尔滨会议后不久，彭真就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离开了东北。 一九四六年七、八两个月的时间里，北满、西满、东满各地，根据东北局扩大会议精神，从地方党、政机关，抽调了三分之二的干部，组织了大量的工作团、工作队，深入乡村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工作。我们部队机关虽有战斗任务，但也尽可能地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当时，下乡干部的总数，曾多达一万两千余人。这样，很快就使东北扩大农村的土改运动蓬勃兴起。 经过反霸清算、分地斗争，农民有了土地，我们共产党人也有了家。有了土地的广大农民非常感谢共产党。他们踊跃参军，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三年中，在东北共有近一百五十万农民参加了我们的军队。 同时，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了第一次整编。整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地方兵团和主力部队分开。根据东北局的决定，成立了西满、辽东（南满）、吉林（东满）、内蒙古、冀察辽五个军区，下辖十二个军分区，管辖地方兵团。撤销原北满军区，所辖的几个军分区，分别由总部或西满军区管辖。 主力部队则分别编成野战纵队。这项工作是从一九四六年八月开始的。 八月份，东北民主联军原山东第一师、第二师第七纵队三五九旅，合编成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 九月份原新四军第三师的八旅、十旅和独立旅，奉命改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我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指定我为二纵队的党委书记。这时，七旅早已被拨出了，特务团也拨归辽西了。三个旅编成了三个师：八旅被编成第四师，师长陈金钰，政委李雪三；十旅被编成第五师，师长钟伟，政委王枫梧；独立旅被编成第六师，师长兼政委吴信泉。稍后，吴信泉调任二纵队副司令，李雪三调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由张天云接任六师师长，石瑛任政委，李世安接任四师政委。下辖的三个师都各自成立了骑兵大队和山炮营。全纵队三万余人。 十月，原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与山东第七师合编为第六纵队，司令员陈光，政委赖传珠，下辖第十六师（由七旅改编）、第十七师、第十八师。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原新四军第三师在西满的三个特务团为基础，加上地方部队，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 就这样，我们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在这次整编之后，分别被编入了二、六、七三个纵队，均集中于北满，由总部直接指挥。 整编后，二纵队继续北上整训，纵队部来到了齐齐哈尔。在这里，东北局与总部又命令我们与驻在齐齐哈尔的西满军区领导机构暂时合并。这时，西满军区的司令员仍是黄克诚，政治委员仍是李富春。我们与西满军区暂时合并后，洪学智任西满军区副司令员，刘震兼任西满军区副司令员，我则兼任了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 我们在齐齐哈尔及其周围地区住了近两个月。其中纵队部驻在齐齐哈尔，四师驻安达、五师驻哈尔滨以北的绥化，六师驻白城子以北、齐齐哈尔以南的贲和镇。另外，除了我们二纵队以外，一纵队和六纵队也都驻在北满地区。 这两个月时间里，部队除整训外，还担负了北满的剿匪任务。东北地区的土匪，是日伪残余、封建势力和国民党三位一体的政治武装，人称“中央胡子”，活动十分猖狂。据《四野战史》载：“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十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整个县境之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 由于匪患已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严重障碍，东北局决定，以师为单位划分地区，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剿匪。因为不肃清土匪，建设巩固根据地就十分困难。 在西满军区这一时期，我曾两次到哈尔滨开会。第一次是去参加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在哈尔滨，我见到了原任过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的朱瑞，当时他正在到处收集野炮、坦克及炮兵器材，负责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和特种兵纵队。 第二次是去参加东北各省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我是作为西满的军队代表去参加会议的。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东北最高政权领导机关——东北各省行政联合委员会（简称“东北行政委员会”），并推举林枫为主席。两次开会，回来后都向部队作了传达。 自一九四六年五月我们从四平撤退以后，一直到十月份，除了在南满仍有战事发生之外，整个西满和北满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超过松花江一步。利用这个时机，我们全力建设根据地，清剿土匪，整顿和整训部队。在剿匪过程中，仅六、七、八三个月，就发展了十多万人民自卫武装，并将一部分地方兵团升级为主力兵团，使原来的主力兵团得到进一步的充实，每个师基本上都编足了一万人。 同时还加强了特种兵的建设，收集和修复了日伪遗留的残破坦克、大炮，组成了十个炮兵团和一个高炮大队，一个坦克大队，拥有各种火炮一百多门，战车四十余辆。不久，又成立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统辖各特种兵部队，任命朱瑞同志为司令员。 至此，东北民主联军已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共五个纵队，外加四个独立师和特种兵部队，主力部队已达十二万人。再加上主要由翻身农民组建的地方武装，到十一月底，我们在东北的总兵力已发展到约三十六万人。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利用休战时机，加紧增调和整补部队，到九月底，国民党在整个东北地区，也一共拥有第九十三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第六十军、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共七个军二十五万人。连同地方团队，国民党当时在东北地区的总兵力共约四十万人，只比我们稍多一点。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于八月底致电东北局，通报国民党军可能于十月份向东北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要求加紧做好一切作战准备。根据总部的指示，二纵队在九月份就把建设根据地和剿匪工作，交给了北满军区的地方兵团。刘震和我离开了齐齐哈尔，率纵队司令部进驻中长路上的太康县。我们负责主持二纵队的工作，加强部队整训，全力准备冬季作战。 这时，洪学智已奉命调到北安军区任司令员，就和我们分手了。 九、新开岭战斗 新开岭战斗，是继秀水河子战斗、大洼战斗之后，我们在东北打的比较成功的一次歼灭战，也是我们在东北第一次歼灭了敌人一个完整师的战斗。 当时东北的敌人虽然略多于我们，但由于占地广、战线长，没有力量发起全面进攻，因而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敌人对南满发动进攻，对北满采取守势，准备先集中主力进攻南满解放区，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待稳固地控制南满以后，再集中兵力夺占北满。 一九四六年十月初，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南满解放区，至十月中旬，先后攻占我柳河、兴京等地，打通了沈阳到吉林的铁路线。接着，又集中八个师的兵力，于十月十九日起，分三路向通化和辽东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安东（今丹东）进攻。 辽东军区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决定诱敌深入，准备必要时放弃安东，待敌人兵力分散后，再集中兵力歼敌一路或一部。为此，辽东军区先以小部队迎敌，诱敌放胆进攻，而主力三纵、四纵隐蔽集结于通化以西，待机歼敌。 十月二十六日，国民党第五十二军、新六军各一部占领安东。十月三十日晚，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进至新开岭至阳边的袋形谷地。这时，先期到达新开岭的第四纵队主力早已占领了有利地形，完成了攻击部署。 十月三十一日拂晓，四纵以五个团的兵力向敌发起攻击。开始，四纵由于战术部署不当，兵力、火力不够集中，加之敌人又控制了战场的制高点老爷岭，致使攻势一度受挫。 十一月二日凌晨，第四纵队重新调整部署，将进攻兵力增加到八个团，同时集中炮兵支援十师，首先攻克了老爷岭。制高点一丢，敌人随即全线崩溃，被四纵压制于河套谷地内，敌第二十五师被全部歼灭。 这次战斗，我们歼敌一个完整师，约八千余人，四纵自己伤亡约两千人。 战后，中共中央专门发来贺电，并且向各部队通报了新开岭战斗的经验。电报指出：“此次作战证明，战役上要集中兵力，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你们三十一日包围二十五师，一日，九次攻击皆未奏效；二日拂晓集中炮火破南北山（指老爷岭）一点，从此扩张战果，即于半天内将该师全部歼灭。尔后作战每次均须采用此种方法。” 这次战斗，主要是四纵打的，四纵当时的司令员是吴克华，政委是莫文骅。在南满的另一主力纵队，三纵队的司令员是韩先楚，政委是罗舜初。 我们二纵队没有参加新开岭战斗，但在通报上学习了新开岭战斗的经验。我相当强烈地感觉到，三次战斗，从秀水河子战斗、大洼战斗，一直到这次的新开岭战斗，都证明林彪的“一点两面”、“三三制”，以及集中优势于敌人数倍的兵力，攻其一点的打法是非常成功的。 十、“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针对国民党军在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林彪和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针锋相对地决定：坚持南满，巩固北满，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战术。也就是说，以南满地区的主力部队，迎歼来犯之敌，保卫解放区；以北满地区的主力部队，看机会南渡松花江，策应南满部队，南北满部队密切配合，力求改变东北的形势。 为很好地实现这一战略部署，经中央同意，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成立了南满分局和南满军区，以加强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同时，派出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任南满分局书记、南满军区政委，并决定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萧劲光兼任分局副书记、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率领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坚持南满斗争。 同时，为配合纵队和三个独立师，我们北满的部队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旬起，利用松花江冬季封冻期，先后三次过江进行支援南满部队的作战行动。在此期间，南满的部队也进行了四次保卫临江的战斗。这样，我们在以松花江为阻隔的南满北满两战场，展开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作战。这次作战，就叫作“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当时，在根据地没有完全建设好、气候严寒、武器装备比敌人差的条件下，不论是南满的部队还是北满的部队，冬季作战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在北满，由于松花江的阻隔，只能在十二月至下一年三月半，松花江冰冻很厚的期间，人马辎重车辆才能畅通无阻，才适合于大兵团作战。三月半以后开始化冻，大兵团作战就困难了。由于我军御寒装备不足，严寒季节受冻伤的威胁很大，难以坚持长期的作战活动。 南满的情况就更为困难，当时南满根据地只剩下四个小县，即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抚松和长白县，人口仅二十二万，地方又穷。三纵、四纵集结在这一狭小山区，二十二万人要养活近六万部队和地方干部，非常困难，总之是天寒地冻衣食困难。加上在这一地区，敌人很嚣张，伪满遗留的反动势力较强，土匪较多，而且群众基础又差，部队侦察敌情，安置伤员，补充粮食弹药都有较大的困难。而且当时南满领导层对根据地的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留，有的主张走，把部队全部撤往北满。这样，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 为统一干部思想，十二月上旬，南满分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陈云，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在七道江召开会议，作出了坚持南满根据地斗争的重要决定，并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批准。七道江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为改变以后东北的形势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官长官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六个师第一次进攻临江，南满部队开始“一保临江”的行动。三纵从正面进行阻击，四纵深入敌后，两个纵队互相配合作战，共歼敌七千余人。 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为配合南满部队作战，我北满主力一纵、二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冒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越过冰封的松花江，一下江南。一纵和六纵先后歼灭了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的两个团和保安团队一部。我们二纵队攻克了伏龙泉，还在靠山屯打了一个胜仗，歼敌一千多人。我们的进攻迫使敌人暂时停止了对临江地区的第一次进攻。由于寒流侵袭，北满我军冻伤减员日益增多，于是总部命令我们于一月十九日转回江北休整。 当时对我们来说，天气是朋友，也是敌人。因为天气严寒，松花江冰冻三尺，车辆、马匹、汽车甚至轻型坦克，都可以从冰上通过，给大兵团的作战行动带来了方便。但同时，零下二、三十度以至零下四十度的天气，给我们的部队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一下江南”的时候，正值东北“‘三九’”、‘四九’，冻裂石头”之时，一个晚上行军下来，各师少则冻伤几百，多则上千，部队的冻伤减员数有时甚至要高出作战伤亡数的几倍。最容易冻伤的部位是手和脚，尤其是脚，轻者冻肿，重者发黑，就可能致残。另外，伤员的死亡率也很高，有冻死在战场上的，也有在向后方转移过程中，冻死在路上的。 另外，严寒的天气也给打仗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枪栓经常拉不开，冻住了。而且手一碰就粘下一块皮。好不容易把枪栓拉开了，里面的撞针又因冷缩变短，枪还是打不响，以后战士们就把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打仗时再装上去。 最苦的还是守山的部队，行军打仗时还能活动一下身子，蹲在山上却不能动窝，干受冻，那才是最艰苦的，送上山的窝头，都变成了冰砣，得用枪托砸碎了，才能就咸菜吃。这个时候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管理，主要是针对部队进行如何防护冻伤的常识教育，注意保护好干部战士的身体，不被冻伤。还经常针对在酷寒条件下作战的困难，对战士进行精神教育，并进行物资准备。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杜聿明又调集四个师的兵力，第二次向临江地区发起了进攻。南满部队进行了“二保临江”的战斗。二月六日，三纵、四纵向敌发起反击，使敌人被迫停止了对临江地区的第二次进攻。可到了二月十三日，南满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国民党军又集结了五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起第三次进攻。 这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达命令，要我们在北满的部队“二下江南”，支援南满作战。二月二十一日，我们北满的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再一次越过松花江，向长春、德惠、农安方向发起进攻。六纵、一纵以远距离奔袭手段，歼灭了新一军的一个团。我们二纵则奔袭德惠，陈兵于中长路以西，摆出了一副准备进攻长春的态势。敌人以为我们真的要进攻长春，赶紧从南满抽兵增援长春，从而减轻了南满的压力。最后经南满部队奋勇作战，敌人第三次进攻临江，又以失败而告终。 “二下江南”的时间较短，我们只打了一个礼拜，队伍就撤往江北休整。当我们北撤时，国民党军打开了小丰满电站水库的水，洪水漫平了松花江的江面，浅处没膝，深处及腰。过江时，水凉扎骨。一上岸，棉裤立刻就上了冻，再加风助寒威，真算得上是透骨寒。 回到江北，部队只在江岸边休整了一个礼拜，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就又命令我们第三次越过松花江南下。 这次下江南，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下江南，林彪率领的前指总部，都是设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并没有同我们一起过江。可这次下江南，林彪就带领少数参谋，一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前线指挥所，与我们二纵队司令部会合后，同我们一道过了松花江，在农安前线指挥。 就在长春外围，德惠的西北面，国民党军有个极为重要的据点，名叫靠山屯。“一下江南”的时候，我们二纵队曾攻占过这个据点，消灭了新一军的一个加强连，鉴于这个据点对守卫长春的重要性，我们走了以后，国民党军又调来一个加强营外加一个地方保安团，约一千五百多人。这一次，他们精心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想以此来作为长春北部的屏障。 经过侦察，林彪下决心要拨除这个据点。 林彪把我、刘震及五师师长钟伟、政委王凤梧叫到指挥所，当面向我们交待任务。他说：“这个据点虽然重要，但是离长春比较远，比较突出。上一次，我们打过，这一次我们也要把它打掉，把守军全部消灭掉。” 林彪又告诉我们说，新一军难打，他一个营，我们就要用一个师去打，五师一万多人要全部出动，还要外加一个坦克中队的四辆坦克。为了增加战斗的突然性，他还要五师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方式，突然包围靠山屯，然后围而歼之。之后，他又亲自交代坦克中队，要坦克中队听从五师的指挥，协助五师冲进靠山屯。 领受完任务后，五师在钟伟的指挥下，一晚上走了八十里路，于次日拂晓前把靠山屯包围了起来。我和刘震则跟随着五师进行指挥。 随行的坦克中队，由于天黑，道路又不熟，有的一开，就开到沟里去了，好在沟不算太深，上面还有一层很厚的冰，总算又爬出来了。 拂晓时分，总攻开始。由坦克掩护步兵冲锋，一攻就破。大概只经过三个小时，新一军的一个加强营加上一个保安团，就全部被消灭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与坦克协同作战，感觉坦克真是个好东西。 这一仗打下来，我们更加敬佩林彪。以这样一位全东北的统帅在冰天雪地中亲临前线，与前方将士同甘共苦，除指挥整个战局外，还直接指挥我们纵队一个师去进攻一个据点，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我们攻占靠山屯后，敌人迅速调集第七十一军的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一部向北增援。林彪又指挥我们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在农安至长春之间消灭敌人两千多，迫使增援的敌人缩回到长春以南的公主岭、大屯一线守备。 我们的这一系列行动，使国民党的东北主帅杜聿明以为，我们这次“三下江南”的目的，是要攻占长春，因此，为保卫长春，他继续抽调南面的部队向北增援。林彪见到这种情况，加之松花江开冻在即，便指挥我们又撤回到了北满。这次“三下江南”期间，林彪自始至终都和我们在一起，是林彪亲自和我们在一起打了这一仗。 由于松花江即将开冻，暂时不会有过江的作战行动，因此回到北满后，我们二纵队就退回到前郭旗、长岭、扶余一带，进行集结和短时间的休整。 在我们撤回北满以后，杜聿明又开始集中大约七个师的兵力，于三月二十七日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进攻。我南满部队在陈云、萧劲光、萧华的指挥下，集中兵力，主动出击，以积极的进攻达到防御的目的。四月初，南满部队终于打退了敌人，不但保住了临江，南满的局势也大有好转。 至此，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共歼敌四万余人，迫使敌人由攻势转入守势。从此，东北战场的主动权已开始操纵在我们的手里了。 十一、东北军事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结束之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简称“东总”）在哈尔滨分别召开了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军事和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由于东北战斗频繁，间隙时间很短，因此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会议是分别开的，这就节省了时间，会议都是三、五天就完了。 军事工作会议由林彪主持，各纵队司令员及各师师长参加了会议。会上，林彪首先听取了各纵队司令员的汇报，然后由林彪总结了作战经验，并提出了对下一步行动的要求。 林彪在会上就战略、战术、指挥方法、部队作风等几个方面，陈述了自己的一些意见。 在战略方面，林彪指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后，杜聿明已变“南攻北守”为“防御待援”，被迫采取了守势。而我们，则只有坚决的进攻，才是胜利之本。按照中央军委的的指示原则，“围城打援”，应该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歼灭敌人的主要手段。林彪说：“坚决进攻，包围城市，诱敌增援，消灭运动中的敌人，这就是我们下一阶段作战的目的。” 林彪要求各部队必须尽快学会攻坚，要立即准备和训练指挥员战士学会各种攻打据点，攻打城市的办法。为此，必须加强部队的爆破力量，学会用各种爆破手段去爆破敌人坚固的工事。日本人在东北留下了许多爆破筒，一根爆破筒就能炸掉敌人的一个大碉堡。这是我们的一个有利条件。要普遍训练干部、战士学会爆破筒的使用办法。 为更好地进行爆破，还必须学会挖坑道。要把进攻的道路挖成沟，让部队从沟里向前运动，以避免敌人的火力杀伤。另外，要攻坚，还必须要加强部队的火炮力量，要把各种火炮集中起来使用，攻其一点，不能满城都打。过去有的部队的打法是错误的，最典型的是“三下江南”时打德惠的那一次。德惠的守敌只有一个团，而我们的炮弹打了几千发，满城噼里叭啦地响，还是没有把德惠打下来。正确的火炮使用方法，应当是首先集中炸他一个点，顶多打开个二、三十米的口子，待部队突进去以后，再往前延伸射击。就这样突破一段，延伸一段，火炮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在战术方面，林彪过去曾在阜新提出过“一点两面”、“三三制”。这次会议上，他总结了“三下江南”的作战经验，又提出了“四组一队”和“四快一慢”两个原则。 关于“四组一队”，林彪解释说，“四组”，即火力组、爆破组、突击组和掩护组。由这样四个组，合成一个尖刀队，这就是“四组一队”。尖刀队突进目标以后，对敌实行猛烈的攻击，在敌人肚子里面开花。 提出“四组一队”的目的，主要是提醒大家，突击连队要分工，小组要互相掩护、互相配合。至于实际运用，应根据具体目标。同志们提出可以组成三个组、五个组，也有将机枪组加在一起合成一个战斗班的，这都可以。总之在实际运用中，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所谓“四快一慢”是指：第一、向敌前进要快。譬如打某个地方，怕敌人跑了，前进时要快，包围敌人要快。第二、抓住打击敌人的战机后，进行准备要快。不仅看地形、选突破口、构筑工事要快，准备炸药、战前动员、调动兵力、布置火力等也都要快，忙个满头大汗才好。第三、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一旦突破，要尽快投入兵力，迅速扩大战果。第四、追击敌人要快。敌人整个溃退了，离开了阵地，我们追击时要快，这时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白天黑夜。 “一慢”，是指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慢呢？是指总攻发起时机的决定上要慢。一定要认真、仔细检查准备工作是否做好，再慎重考虑一下，再下决心。在这个问题上，各级指挥员一定要沉住气，不管是上级来催，通信员来左催右催，都要沉着应付，反正是要准备好了再打。不过，总攻一旦开始，一切就都要快。 在指挥方法上，林彪提出，要改变过去传统的那种逐级指挥的方法，必要时，总部可以直接发出命令，指挥到师，甚至到团。总部的电台，要保证和每个主力师、独立师，甚至团的电台，都能联系上。发报的顺序一般应该先是师，后纵队，再兵团（也叫前方指挥所，即南满前方指挥所和冀察辽前方指挥所）。部队接到命令以后，要立即行动，各自向既定的目标前进，各走各的。时间就是军队，兵贵神速。这样，动作起来，才能比什么都快速，要是一级一级的往下传达，敌人早就跑了。 在部队作风上，林彪强调，军事行动，必须是高度的集中指挥、高度的统一的行动。各级部队都要做到闻风而动，一有命令，立即执行，不允许有一点迟疑。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但必须坚决执行命令，然后再提出意见。 林彪还经常强调要抓紧根据地的建设，积极发动群众，强调做好群众工作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我每次见到他，他都讲：他只抓三条，一作战、二政治思想工作，三根据地建设，其它分别由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领导同志分工负责。 以上就是林彪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经验总结。我个人认为这个总结非常重要，是我军转入反攻前的重要精神准备。他总结、提炼出来的这些战术原则和指挥方法，对以后东北的战局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们以后的训练和作战，完全是按照林彪提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进行的。 这次哈尔滨军事工作会议，实际上可以说是林彪和刘亚楼两个人共同主持的。刘亚楼于一九三六年底被中央派去苏联学习。学习完毕，正值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他不得不留在了苏联。一九四五年八月，他以红军少校军官的身份随苏联红军回到了东北。一九四六年初，他在大连充当我方和苏联红军之间的联系人。随后，林彪把他留在东北，当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参谋长。林彪对刘亚楼十分欣赏，几乎是言听计从。据说，对炮兵的使用方法，还是刘亚楼提出来的。 在召开军事工作会议的同时，也在哈尔滨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东北民主联军各纵队及各师的政委在一起专门总结“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当时的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因患肾病，经中央批准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去苏联治病未归，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会议是由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主持的。 会议也是首先听取各纵队政委的汇报，然后进行总结，最后由谭政讲话。谭政讲话的重点是如何加强战时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认为，要加强战时的政治工作，最基本的是要抓基层，特别是要抓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因为我们打仗，靠的就是连队。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部队才能普遍保持高昂的士气，必胜的信念，才能英勇顽强，果敢进取，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战争的胜利才有可靠的保证。而要抓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必须先要抓好连队的党支部建设，这是连队的核心。 谭政指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以后，东北的军事形势，已开始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取得了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进攻战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大力宣传中央“围城打援”的战略方针和总部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使部队指战员都能懂得下一仗该怎么打，该如何在尽量减少自己伤亡的基础上，大量消减和杀伤敌人。进攻战中的政治工作是最重要的，要加强，但坚守阵地的教育也要做好了，要做到攻必克，守必牢。攻，就能攻城、克池，迅速消灭敌人；守，就能坚决守住，做到人在阵地在。 他强调，一定要结合部队的实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把政治工作做得生动活泼，一定要结合每个人的职责、每个部队的任务和每个单位所担负的工作，来进行有计划性的工作。要按照每次战斗任务，在每个战斗行动中，指战员们所存在的实际思想问题进行工作。这样的思想教育，才是最实际的。 他还说，东北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因此，搞好部队的团结，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注意强调部队内部的团结，干部、战士团结一心，上下一致，艰苦与共，共患难，同生死。同时，更要特别强调各个部队之间的团结和协作，强调各个班、各个排、各个连、各个营、各个团、各个师、各个纵队之间，兄弟部队之间，都要加强团结。要做到协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互相依靠。在协同作战时，不争俘虏，不争枪，以完成共同的战斗任务为主要目标。 他还认为，搞好战勤工作，也是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战争打到那里，兵站就要设到那里。尤其是在东北的冬季，天寒地冻。严冬作战，部队很苦，很冷，一定要搞好前线部队给养，保障供应，保持指战员的健康和体力，同时加强防冻教育，减少部队减员。 另外，在战场上喊话，对瓦解敌军很有作用。要让所有的战士学会一定的喊话内容。当然，有的时候不能喊，因为要保守军事秘密。只有在战场上形成了对峙，包围了敌人以后才可以这样做。 他还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最有效果的。 谭政最后说：“总之，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与每个战斗、战役的实际行动完全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工作做到每个人的身上，不要说空话。” 谭政讲话的要点，我能回忆起来的，大致上就是这么几条。当然，这些也是罗荣桓过去一再强调的。 我可以这样说，谭政讲的这几条工作原则，在以后东北的战场上是长期起作用的。虽然在以后的每个战役、每次战斗，都有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内容，而且我们都要随时结合当时当地的敌人情况，地形情况和战术要求，战斗方式，以及各种武器、枪炮、刺刀、手榴弹的使用去做思想工作，注意怎样结合实际来鼓舞士气，但是一些总的原则是不会变的，也没有变，以后一直是这样做的。 会议结束后，由于两个会议都要立即深入传达到连队的每个战士，要反复进行教育，以便使他们在作战行动中能坚决贯彻执行，所以我开完会就赶回部队，布置传达贯彻执行，没有在哈尔滨多呆半天。 十二、夏季攻势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东北局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二月一日发表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的精神，对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作了分析。五月五日，会议作出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即五五决议）。决议指出，从贯彻执行《七七决议》以来，东北的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变化。当前，东北正处于一种新的形势，敌人已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民主联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了进攻。这就在东北全党面前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即：“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一九四七年春末，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还保持有正规军七个军，连同非正规军部队，共约四十八万人，主要配置于松花江以南的铁路两侧，以及赤峰、承德地区。他们根据蒋介石当时对东北的“内线作战，持久守势”的方针，企图巩固其占领区，等待关内抽兵增援后，再发动攻势。 而同时，东北我军全部野战军和地方军，连同一九四七年四月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的冀察热辽军区部队，总兵力已达四十六万人，敌我兵力基本相等。但我们的机动兵力已超过了国民党军队。 当时我们在北满根据地已经比较巩固，而且有松花江阻隔，无须重兵防守。林彪决心待松花江开冻后，率北满主力大举南下，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变两个拳头为一个拳头，转入战略反攻，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场的形势，并配合关内各战场作战。 五月十三日，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发动夏季攻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林彪集中南、北满主力，在长春至沈阳段和沈阳至吉林段铁路两则对国民党发起了战略性的反攻战役。 林彪初定的整个夏季攻势作战计划，原来只是一步。在后来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变作了两步：第一步，从五月十三日开始到六月三日，各个主力部队同时对防御薄弱之敌，实施突击，歼灭分散孤立之敌，收复小城市，即县城，和广大农村；第二步，从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一日，集中兵力机动作战，相机夺取中等城市，并寻求机会，歼灭敌人部分主力。 在夏季攻势作战的第一阶段，“东总”给予我们二纵队的任务，是和一纵队及两个独立师一起，远距离奔袭怀德县城，“围城打援”。 接到“东总”的命令，五月十日，我们全纵队就集结在前郭旗、扶余一带，进行临战前的最后准备。“三下江南”以后，我们一直都在积极准备下一步的战斗行动，在军事、政治以及后勤等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部署。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就是向部队指战员全面传达“东总”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会议和《五五决议》的精神。同时，根据“东总”的要求，全面开展了攻坚打援的军事训练，取得了很好的训练效果。 五月十三日上午，部队开始出发南下，一昼夜行军将近二百里，以远距离奔袭的方式，突然包围怀德县城。 当时二纵队纵队部，只有刘震和我两个人，没有副司令，没有参谋长，连政治部主任也没有。在走到离怀德县城大概还有十来里路的地方，刘震和我两个就分开了。刘震直奔怀德城下，率领四师和六师，直接指挥包围怀德城。我则带着直属队的一部分，在那里布置兵站运输、粮食接济，设置医院、伤员收容所等，准备各种后方工作。 后方工作部署完了以后，我赶到怀德城下，与刘震会合。我们一起召集四师和六师的师、团干部开会，研究攻城计划。我们命令钟伟、王凤悟带领部队，绕道进到怀德以南，在公主岭与怀德之间的大黑林子一带，阻击敌人的援兵。 从五月十四日开始，我与刘震同四师和六师的师、团干部一起看地形，侦察敌情，修筑工事，挖掘坑道，布置炮火，选择突破和主攻方向，研究兵力配置，以保证主攻方向的绝对优势兵力。各攻城部队昼夜都在进行攻城准备。五月十七日清晨，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刘震一声令下，四师从西南向东北，六师从东北向西南两路合围，开始攻城。结果一突就破。经过短时间的巷战，黄昏时分就结束了战斗。 怀德一战，我们全部消灭了国民党第九十一军的一个加强团，团长在逃跑时被当场击毙，副团长以下二千四百多人被俘。这是夏季攻势开始后，我们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好，正在这个时候，怀德城内刚刚解决，五月十七日黄昏，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军部率八十八师全部及九十一师大部赶来增援，就在大黑林子一带，被我预先埋伏在那里的一纵、二纵五师及两个独立师团团围住。当时敌人正在进行中，还没有来得及修筑工事，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被我们围住了。在我们的伏击下，敌人很快就垮了下来，只几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除第七十一军军部有少数人跑掉以外，八十八师和九十一师一万五千多人全部被歼。 我们二纵四师和六师在攻占怀德城以后，乘胜前进，又攻占了四平以北的公主岭，切断了长春同四平之间的铁路联系。同时，我东满的部队占领了四平以东的东丰、西丰及梅河口，南满的部队攻占了四平以南的昌图、开原，切断了四平和沈阳之间的铁路联系。另外，辽西军区的部队在向四平以西的郑家屯推进，也攻占了玻璃山和双山。中长路两侧分散孤立的敌人据点已基本上被我们清除干净，四平陷于孤立。此时，我们的主力部队就摆在中长路的两侧，准备围攻四平和阻击向四平增援之敌。这就是夏季攻势第一阶段结束时的敌我态势。 六月十一日，夏季攻势的第二阶段开始。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围攻四平和打援。当时林彪和“东总”的部署是，集中七个师的兵力围攻四平，把十七个师放在四平以北及以南地区，担任阻援任务。 在这一阶段中，“东总”给我们二纵队的主要任务是打援，要我们把四师、五师和六师三个师的部队，全部摆在昌图、泉头车站这一线，构筑好坚固工事，坚决打击从沈阳出来增援四平的敌人。 由于夏季攻势开始以来，我们的部队攻无不克，因此轻敌思想就有所抬头。前线指战员根据所得情报，估计四平守敌约一万八千人，就极力请战，攻取四平。结果林彪同意了，下达了攻击命令。 从六月十一日开始，围攻四平的部队开始攻打外围据点。六月十四日攻城，一直打到六月三十日，攻城部队打得英勇顽强，但仗打得十分艰苦。双方的几百门火炮对射，十多万士兵手中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武器同时啸叫，手榴弹象冰冰雹似的互相砸向对方，天空中，国民党的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地面上，人对人地激烈巷战，一堵墙，一堵墙地争夺。白天，民房和各种建筑物熊熊燃烧，浓烟滚滚；黑夜，整个城市火光冲天，如同白昼。 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双方都损失掺重。据事后统计，国民党军损失两万余人，我们也伤亡了一万多人，我们有些部队失去了战斗力，但四平始终没有攻下来。实际上当时坚守四平的是国民党七十一军由军长陈明仁指挥的三万五千多人，他们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拼命死守，等待援军。虽然损失了两万多人，但还剩下一万余人。后来，陈明仁成为蒋介石风云一时的战将，蒋介石还给了他一枚勋章，并且升他为兵团司令员。在四平，林彪没有捉住他，然而他得到了教训，一九四九年在长沙还是率领他的兵团向四野司令员林彪投降起义了。据说，当时他伸出大姆指说：“明仁敬佩林彪和四野。”当然，这是后话了。 就在这时，六月二十日分别从长春、沈阳出来增援的国民党十个师的部队，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术，已逐步逼近了四平，而这时，四平又久攻不下。林彪果断决定：从四平撤兵。 根据总部的部署，当时我们二纵会同其他兄弟部队，一直隐蔽集结在昌图、泉头车站一线，准备迎站沈阳北援的敌人，但因敌人队形过于密集，使我们无隙可乘。在歼灭了敌人一个团之后，六月三十日就接到“东总”的命令，所有部队全部停止攻击，撤出战斗。夏季攻势宣告结束。 四平攻坚战以失败而告终。我跟林彪打仗多年，极少看到他打败仗，但四平攻坚一战，却是他所打的少有的一次败仗。虽然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世上没有一仗不败的常胜将军，但是，从总结教训的角度看，四平攻坚战的失败，主要是由于轻敌。 由于轻敌，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原估计不超过两万，实际兵力三万五千人，超出原估计的一倍。而且敌人有空投接济，弹药充足，而我们则有时打着打着，弹药就供应不上了；由于轻敌，在外围据点还没有全部肃清，炮兵还没有全部进入阵地时，就匆忙发起了攻击；由于轻敌，攻城时，也没有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由于兵力不足，以致不能多路突破，突破了的也难以迅速发展。 由于轻敌，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也过大。应当说，我们还是第一次打这样的实打实的大规模的攻坚战。虽然夏季攻势前，我们曾就攻坚问题作了一些准备，但经验还是十分不足。这次攻城，就缺乏事前的深入调查研究和细致的准备工作。 夏季攻势历时五十天，共歼敌八万三千余人，收复城镇三十六座。攻势结束后，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和冀察热辽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南满和北满的主力会师，形成拳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攻势结束后，我们的部队集中在中长路、北宁路两侧的广大地区。我们二纵来到了双山、长岭一带进行整训，后勤支援这时已全部沟通，部队前进到哪里，兵站就设置到哪里，后勤补给线就跟到哪里。从此，伤病员、弹药、粮食、装备等一切运输，全由后方负责，部队已无后顾之忧了。 不久，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司令员兼政委林彪，副政委罗荣桓，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指挥部，召集军事工作会议，总结夏季攻势中的经验教训，各个纵队的司令员参加了会议，政治委员留在家中主持整训工作。于是，我们二纵队的刘震司令员带着我们攻克怀德和大黑林子阻击敌人的作战经验，去双城参加了会议。 会议结束后，刘震回来向我们传达说，林彪在会上就城市攻坚的战术问题，讲了许多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进一步强调了“四快一慢”的战术原则，强调在决定发起总攻的时机上一定要“慢”，但又不能变成慢腾腾，懒懒散散，要防止左、右偏差，政治上是如此，军事上也是如此。 林彪说，攻城的目的是既要攻城，又要打援，有时以攻城为主，有时以打援为主，有时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这要根据当时的敌情区别对待。但要注意的是，攻坚时必须集中兵力、集中火力，突破一点。为此，一定要组织起尖刀队，以“四组一队”的队形直插敌人心脏，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首脑机关。另外，进攻时队形一定要分散，要教会战士如何利用地形来保存自己，减少伤亡。 林彪还强调，要搞好部队的训练。在军事训练方面，首先要抓好连队，抓好战士的五大技术训练，即射击、刺杀（拼刺刀）、爆破、手榴弹和土工作业（会做工事、会挖坑道），并且要让战士多练习班进攻、排进攻，使每个连队都能筑起同敌人一样的工事，有外壕、有鹿砦、有碉堡、有铁丝网等各种障碍物，也就是说，把敌人工事中所有的一切都做上，然后反复进行对抗演习，以提高部队的战术运用能力和突破能力。 除此之外，林彪还要求我们的团部、师部、军部的指挥机关要进一步练好夜间作战，在战术上，要争取先发制人，动作要迅速突然，长途奇袭，使敌人想跑也跑不了。 会上，林彪还就四平攻坚战的失败作了检讨。认为四平历时半个月的攻坚战，最后打成了得不偿失的击溃仗，成为相持不决，消耗自己力量的不利战斗，对此，总部应进行检讨与吸取教训。 这次会议的召开，主要是对夏季攻势经验教训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秋季攻势的一个重要准备。 十三、秋季攻势 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结束后，我们收复了大片地区，为此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新收复区工作的指示》，要求东北全党象一九四六年七月那样，动员干部下乡工作，抽调大批有经验的新、老干部，组织工作团到新收复区去，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 与此同时，为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八、九月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下令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部队整编工作。将西满辽吉军区的部队编为第七纵队，由邓华出任司令员，吴富善为政治委员。以冀热辽军区的部队组成第八纵队和第九纵队。八纵司令员黄永胜，政委刘道生，后为邱会作。九纵司令员詹才芳，副政委李中权。以东满的三个独立师，组成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同时成立南满军区前方指挥所，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 整编以后，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已发展到九个纵队（中缺第五纵队），三十九个师，连同地方武装共五十一万人。 八月十五日，蒋介石因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失利，决定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部，将其并入东北行辕，派总参谋长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郑洞国、罗卓英为副主任。杜聿明、熊式辉被免职后，离开东北。 陈诚到东北后，将国民党在东北原有的九个军，编成四个兵团，同时大量收编游杂武装，将其编为十一个暂编师，拨归各正规军指挥。这样一来，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也增至了五十万人。 陈诚认为，杜聿明“防御待援”的战略方针实际上是被动挨打的方针，因此他开始将主力部署于长春至沈阳和沈阳至锦州一线，以军为单位进行重点守备，并把重兵集结于沈阳地区，以便随时都能向南和向北增援，从而确保北宁路，维护中长路，打通锦承路。陈诚把这一战略方针称之为“机动防御”。 这样，在秋季攻势发起以前，敌我双方的总兵力已基本相等，我还略占优势。 九月上旬，为配合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攻势，林彪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发起秋季攻势。他准备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首先向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的南线发动进攻，调动其北线兵力南援，尔后乘机在北线出击，南北相互配合，交替进攻，以求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九月六日，陈诚为打通锦承路，指挥国民党军队分三路向建昌方向进攻。林彪在得知敌人这一行动以后，当即命令南满第八、九纵队兼程向建昌方向急进迎敌。九月十四日晨，八纵、九纵与敌遭遇。一场战斗下来，歼敌将近两个师。 为配合南线部队作战，林彪又命令北满的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七纵、十纵共七个纵队，以远距离奔袭方式全面展开行动，分别向沈阳以北各据点发起攻击，并破袭北宁路和中长路，同时佯攻吉林市，诱敌增援，寻机歼敌。 十月八日，蒋介石飞抵沈阳，亲自调整东北的军队部署。并紧急从华北抽调五个整编师（军）和一个炮兵团出关增援。却没想，这些增援的大部分部队刚一出关就被围住，前进不得，只有一小部分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 在秋季攻势中，我们二纵队的四师、六师始终集结在长春与四平之间的公主岭、梨树这一线。总部给我们的任务是箝制新一军，只要新一军敢出来，就要打他个措手不及。但新一军始终都没敢出来。所以，在整个的秋季攻势中，我们二纵的四师、六师同一纵一样，始终没有打什么仗，只消灭了敌人的几个据点，大概前后一共歼灭了四千多人。 只有五师是个例外，他们在这次秋季攻势中参加了一次大的战斗。五师的战斗力很强，可以说是东北民主联军中主力的主力。《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是这样评价五师的： “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攻、猛打、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五师师长钟伟打仗勇猛如虎，深得林彪的喜爱。钟伟以后升任十二纵队的司令员，是东北野战部队中唯一的由师长直接升任纵队司令员的。五师政委石瑛，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他善于做部队的政治工作，而且善于团结钟伟，善于调动师团军事指挥员的积极性。 在秋季攻势中，五师被林彪抽调出去，由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接指挥。在战役中，他们打了个胜仗，歼敌两千多人。林彪当时很重视五师，五师经常都是由他直接指挥，那里需要增援，他就把五师调往那里。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有个好作风，就是使所有的纵队干部都能够及时了解中央的指示，了解总部对东北的整个部署，这是当时林彪在指挥上的最大特点。当时，只要有部队行动，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不管哪个部队往哪里去了，总部都及时通报，使我们这些纵队干部都能心中有数。 十一月五日，历时五十天的秋季攻势结束。在整个秋季攻势中，我们共歼敌近七万人，攻克城市十五座，迫使敌人孤守在长春、吉林、沈阳、四平等三十四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所占地区只占东北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四。 秋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林彪对秋季攻势中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又提出了“三猛战术”和“三种情况”两个战术原则。 “三猛战术”，即“猛打、猛冲、猛追”。所谓“猛打”，就是在选定的主攻点上，应将各种机关枪各种炮，适当的配备齐，而且尽量秘密接近敌人，让各种火力交叉集中，再加爆破组的爆破，统一向主攻目标射击，于同时猛烈开火，这就是我们所谓“猛打”。对各种火力用法，林彪是一向反对零敲碎打，反对把火力到处分散使用。 所谓“猛冲”，就是在用猛烈的火力对主攻点开始攻击后，突击部队应乘敌人发呆、发慌，一时拿不出主意和来不及调兵之际，猛烈冲锋，跃然奋进，以刺刀、手榴弹开路，奋勇向前冲，以刺刀刺杀敌人。林彪认为，不敢以刺刀杀敌的，不算最勇敢的部队与战士，他要求我们各部队，都必须具有刺刀见血的威风和随手榴弹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 所谓“猛追”，就是对已被冲乱而溃乱的敌人，应实行猛烈追击，要一直压下去，追到底，一直到把敌人歼灭为止。 “三种情况”，讲的是处于防守中的敌人三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退。针对这三种不同的情况，林彪提出了三种基本不同的打法。如果敌人守，就要经过正式的准备，等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发起攻击；如果敌要退不退，我们若是准备好了再打，敌人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可能会被敌人碰下来。因此，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力量跟他打，抓住他，使他走不掉，然后准备好了再大打；如果敌人退，就要猛追，这时不要等待命令，这时，不准备就是合乎战术要求，准备了反而不合乎战术要求，而且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追就是了。这就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战术原则的基本内容。 林彪还要求，东北民主联军从上到下的所有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干部，都要把这些战术原则准确地掌握，并灵活地根据具体情况应用于实战中。当然他也强调，战役指挥员是应该组织有计划的追击。 以后，我们就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统称为“六项战术原则”。这“六项战术原则”，是林彪根据当时东北的战争进程，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各个阶段都有侧重。这些战术原则在以后东北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应有的作用。应当说，衡量这些战术原则的成功与否，应该是创立者所指挥的战争的胜利或是失败，是战争的实践。 “九一三事件”以后，有许多不负责任的说法，对林彪提出的这“六项战术原则”进行了恶意的贬低或曲解，这是极不尊重历史、极不尊重事实的行为。即便就是毛泽东，当年对林彪的这些战术原则也是充分肯定的。 当然，无论多么成功的战术原则，都只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这一点，林彪自己当年也曾说过，这些经验，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运用这些经验。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经验。 我个认为，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由大到小，由弱到强，由被动转为主动，在全国率先转入全面反攻，并取得全面胜利，固然是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关内各战场的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有东北局的集体领导和决策，有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但林彪当时在东北战场上刻苦钻研战争艺术，善于总结战争经验，善于把握战机的能力和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否则就无法解释我们在东北战场上各次战役的胜利。 十四、冬季攻势 在五十天的夏季攻势和五十天的秋季攻势以后，连续九十天的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又开始了。 秋季攻势结束，为了与我们相抗衡，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竭力扩编正规军。除原有的九个军以外，又编成了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三个军，另加三个暂编师，使其总兵力达到了五十八万余人。陈诚在吉林、长春、四平等战略要点上，各配置三至五个师来担任独立防守任务。对铁路沿线的一些次要城镇，也各配置一至两个师，用以担任守备任务和互相支援。另在沈阳、铁岭集结重兵，以利于往来增援，这就是冬季攻势开始以前敌人的态势。 东北我军在秋季攻势结束以后，根据“东总”的指示，进行了短期的休整。经过休整，部队士气旺盛，斗志高昂。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达到七十三万人，已超过了东北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报请中央、中央军委的同意和批准之后，林彪决定利用江河结冰，便于机动兵力作战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在冬季攻势中，我们除同样采取南北夹击，东西呼应的大规模运动战之外，针对敌人集中兵力，固守大中城市，我军打运动战的机会日益减少的情况，又进行了必要的有利条件下的攻坚战。 冬季攻势的作战行动共分为四步。 第一步，我们第二纵队和其它纵队自公主岭以北地区迅速南下，二纵队和七纵队于十二月十五日包围了法库的守敌。第八、第九纵队由沈阳地区东进，于十二月十六日包围了新立屯的守敌。其余各纵队同时向铁岭、沈阳之间的地区开进，准备迎歼沈阳、铁岭出援之敌。 我们突然包围法库、新立屯之后，国民党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军于十二月十六日分别由铁岭、沈阳出援。新二十二师在进至铁岭以西的镇西堡、娘娘庙一线时，发觉了我们的打援企图，即向铁岭回撤。十二月十八日，二纵队五师追歼该敌近一个团。同时，第七纵队也在法库以南的大孤家子等地，歼国民党新三军暂五十九师主力一个团。这就是冬季攻势第一阶段的一些情况。 第二步，陈诚在发现我们主力集结于沈阳以北地区后，于十二月二十日急调长春、四平、开原、锦州和辽南等地的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新五军主力向铁岭、新民、沈阳地区集结，以解除 我们对沈阳的威胁。为创造战机，林彪、罗荣桓命令第一纵队一部佯攻法库，而将主力隐蔽集结于沈阳西北，准备迎歼可能从沈阳出援的敌人。同时，命令第二和第七纵队及炮兵司令部主力，向西迅速突击进攻彰武。根据林彪、罗荣桓命令，这次攻袭彰武，由二纵队司令员刘震实施前线指挥，但一些问题都是由我们和七纵队以及炮兵司令部的领导，共同商量决定的。 接到进攻的命令，我们二纵队和七纵队一起，于七月二十日晚迅速从法库远距离奔袭彰武，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对彰武的包围。 在一起看了地形之后，刘震、我和七纵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炮兵司令部司令员苏静、政委邱创成共同开会研究决定作战方案。整个的作战部署是，先肃清彰武周围的敌人据点，由二纵负责打掉彰武东南的三个据点，由七纵负责打掉西北的两个据点，由二纵五师担任打援任务，准备迎击由新民、新立屯可能来援的敌人。攻城时，二纵以两个师从东南向彰武并肩突击，七纵以两个师从西北向西南并肩突击。炮兵集中使用，主力放在二纵这边的主要突破口上，炮兵司令部政委邱创成负责在我们二纵这边指挥炮兵。炮兵的一部分，放在七纵的突破口上。三纵与七纵的作战分界线，是彰武城最中间的一座庙宇。庙宇以南地区由二纵负责，以北地区由七纵负责。作战方法是，先打外援据点，进而包围彰武城，部队以土工作业，在地下挖沟，一直挖到彰武城的外壕、铁丝网和城墙跟前，然后进行爆破攻城。同时还商定，会后每天以电话互相交流准备工作情况，待一切准备好了以后，就发起总攻。 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天，二纵和七纵各自打掉了指定的据点，肃清了外围。然后，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个晚上挖沟，白天因防止敌人飞机、炮火的侦察、轰炸，只能安排部队休息，天黑以后，才开始作业。当时正值冬季严冬，天寒地冻，冻土难挖，有的实在不好挖的，只能用热水在上面烧，把冻土化开后再挖。就这样，经过三个晚上的坚苦作业，二纵和七纵按照既定部署，各自挖了一条长达三千多米的深沟，一直挖到了彰武城下。 然后，我们又同在我们二纵这边负责指挥的炮兵政委邱创成一起，研究确定了炮兵的位置和部署。全部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二纵、七纵和炮兵司令部的领导又共同开会，研究确定了攻击日期和步骤。我们将总攻计划报告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报告了林彪司令员和罗荣桓副政委，建议在二十八日晨六时开始攻城。 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我们命令二纵、七纵如期开始行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六点，炮兵开始集中火力轰击突破口。打了大概只四十分钟，就把突破口前沿的工事、铁丝网全部摧毁了。接着，突击部队引爆了堆在城墙根下地道口里的炸药。我们原来还准备了不少梯子，准备爬城墙用，结果炮兵一轰，加上城根前地道口的炸药一炸，几乎就把城墙打平了，连外壕都差不多被填了起来。结果，部队一突就破。等部队突进城以后，炮兵就延伸射击，五十米一打，五十米一打，一直掩护部队打到分界线。由于我们的炮火猛烈，把敌人打得躲在地堡里，统统不敢抬头，有的就藏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到上午十点多钟，二纵和七纵的部队就在分界线上会合，攻克了彰武。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战斗，彰武守敌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等部一万多人，全部被我们消灭，一个不漏，并俘获了他们的少将副师长李福太。 攻克彰武不久，林彪、罗荣桓就来了命令，要二纵、七纵就在彰武地区原地整顿休息，准备继续战斗。这就是冬季攻势的第二步。 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林彪、罗荣桓就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以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统一性。对此提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复电表示赞同。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中央军委正式批示，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仍由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司令员高岗，第一副政治委员罗荣桓。这一决定传达下来以后，东北部队的全体指战员都很高兴。当时正值新年，各个部队都杀猪宰羊，一来欢度新年，二来庆祝改变番号。 接着，开始了冬季攻势的第三步。 在我们攻打彰武期间，沈阳之敌按兵不动，不敢出来增援，使我们“围城打援”的计划落了空。这时，林彪下了命令，以三纵、六纵、十纵三个纵队，除以一部包围法库外，主力在沈阳西北隐蔽待命。其余各纵队分别向沈阳以南、以西地区出击，扩张战果。到十二月底，各个纵队先后攻占了北票、黑山、大虎山、台安等地。 各纵队在沈阳以西、以南地区的活动，造成了敌人的错觉，认为我们主力已经分散。于是，从一九四八年元旦起，陈诚集中新五军、新三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和新一军的主力共十五个师，分三路向彰武、法库推进，想解法库之围。 这个时候，林彪的目的达到了，敌人终于动了，原来不出来的敌人出来了。这正好造成了理想的在运动战中分批歼敌的有利时机。林彪当即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灭比较孤立突出和战斗力较弱的左路军新五军，尔后再视机扩张战果。 一月五日，我们二纵和原先在沈阳西北地区隐蔽待命的三纵、六纵、十纵，奉命按预定部署，将新五军主力合围于公主屯地区。接着，对被围之敌展开猛攻。经一月六日和七日两天激战，我们就在公主屯周围地区，像抓鸭子一样，把新五军军部及第四十三、第一九五师的官兵，包括伙夫、马夫在内，全部都俘虏过来了。新五军军长陈林达，第四十三师少将师长留光天、少将副师长程化龙、少将参谋长易希殷，第一九五师少将师长谢代蒸、少将副师长阎咨筠、少将参谋长陈士杰，一个不落地都被我们抓了过来。 在围歼新五军的战斗中，二纵和三纵的部队还发生了争缴枪支，争抢俘虏的情况，闹了一点小冲突。两个纵队的领导知道这一情况以后，立即各自制止了自己的部队，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这一情况被东野总部领导知道以后，不仅没有批评，反而还表扬了我们，说二纵和三纵互相让步的这种态度很好。 新五军主力被歼后，其它两路敌人仓惶退回铁岭、沈阳。林彪见暂无战机可寻，又正值严寒，于是决定结束第三阶段作战，命令各纵队转入短期休整，治疗冻伤，补充兵员、弹药，调整部队，总结经验。这是东北战场冬季攻势的第三步。 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屡受打击，损兵折将，丢城失地，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蒋介石于一月十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重新部署。蒋介石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在锦州成立冀辽热边区指挥所，以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为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范汉杰为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指挥所主任。虽然陈诚还是东北行辕主任，但已无实权。当陈诚于二月五日返回南京后，卫立煌就兼任东北行辕主任，这是继陈诚更换杜聿明以后，国民党在东北第二次更易主帅。 一月二十日，为继续发展冬季攻势的胜利，林彪、罗荣桓发布命令，各纵队结束短期整训，继续向敌人发动攻势。冬季攻势的第四步就又开始了。 命令下达后，到二月二十七日，我们在不到四十天的时间里，先后攻占了新立屯、沟帮子、盘山、辽阳、鞍山、营口、法库、开原等地。在我们攻占这些城镇时，沈阳之敌孤守沈阳，只作了一些象征性的出援。 这个时候，林、罗为完全切断沈阳与长春之敌的联系，在攻占法库、开原后，命令主力向北移动，再次攻夺四平。如果沈阳之敌出援的话，就力争歼灭他们一部分，为最后夺取全东北创造条件。 林彪的部署是：以一纵、三纵、七纵及独立第二师主攻四平，由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统一指挥。我们二纵、六纵、八纵 、十纵及三个独立师，集结在昌图、开原、通江口地区，准备歼灭可能从沈阳、铁岭向北援救四平之敌。 三月十三日凌晨，主攻四平的部队顺利攻克四平。另外，在我军团攻四平期间，吉林守敌已先于三月九日弃城逃往长春，我们当即收复吉林。 由于沈阳之敌始终没敢出来，我们二纵队和其它准备打援的部队，无仗可打。 随着四平的攻克，冬季攻势就全部结束了。 这次冬季攻势，从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结束，整整打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我们共消灭了国民党新五军等部八个师，并争取了一个师起义，共歼灭十五万余人。我们攻克了战略要点四平、吉林、营口等城市十八座，将敌人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处相互不能联系的孤立城市内，为尔后全歼这些敌人奠定了基础。 这次冬季攻势，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 冬季攻势结束后，林彪、罗荣桓又召集了所有纵队的司令员到双城开会，总结冬季攻势的经验与教训。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在会上讲了话。他们的讲话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第一、要灵活地处理集中作战和分散作战的关系，攻城作战和力争歼敌于运动之中的关系。也就是说，有利于攻城打援的时候，就攻城打援；敌人出来了，有利于运动的时候，就打运动战。 第二、组织好连续作战，恰当处理好作战与休整的关系。现在的仗一打起来就是四、五仗，甚至七、八仗，往往是分散打了，集中起来再打。因此，我们就要着眼于连续作战的组织，处理好作战与休整的关系。比如，这次我们打了彰武，就在彰武休整；打了公主屯，就在公主屯休整，因为那个时候，主动权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敌人是被动的，我们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这样，我们各个纵队可以轮番作战，休整的休整，作战的作战。在天气严寒的条件下，在连续行军作战之后，要进行一个短暂的休息和整顿补充，使指战员们的体力得到恢复，使部队战斗力不致被削弱，这是十分必要的。这次冬季攻势，由于在战役指挥上恰当地处理了这两个问题，因而在攻城作战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第三、战斗的胜利依靠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另一个就是正确的战术，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则是这两个基本条件中最主要的一个。只有政治工作强的部队才能发挥全体战斗员的勇敢，才不至于在敌人面前扒着不动，才不至于发生那种人多{密集队形}才敢前进、人少（三三制）就不敢前进的现象，才能使战斗员在战斗中有主动性和在战术上有创造性。 从秀水河子战斗起，在东北我军部队陆续广泛运用的“一点两面”、“三三制”等六个战术原则，在战争实践中经过了检验，是成功的。这实际上也是广大指战员的集体创造，是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出来的。 第四、东北各野战军、野战师，在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集中指挥下，互相帮助，互相协同，互相体谅，互相指挥，共同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出现了一个大团结的局面，这是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之一。 会上所总结的，以及以后在部队中进行传达教育的，大致上就这么几条。 十五、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 冬季攻势结束后，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一直到九月上旬，在差不多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处于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中。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用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整军运动主要是以师为单位进行。我们纵队这一级在作统一布置以后，就深入到下面，帮助基层部队开展这一活动。这次“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发展，对加强部队建设和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按照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二纵队的整训地点，六师在公主岭，五师在四平，四师在东丰、开原以东。我们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和直属队，则在四平至梅河口，铁路边一个叫平冈的小镇子里。我们就在这里，指挥和组织三个师的整顿、训练和休息。 作为政治委员，整个纵队的政治整训都是由我负责的。将近半年的部队政治整训，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行形势教育。当时东北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人才五十多万人，而我们已发展到将近百万人，我们的力量已远远超过了蒋介石力量。蒋介石的五十多万军队，大多被围在几个点，一个长春，一个沈阳，一个锦州，一个山海关，还有一个绥中，就这么几个点。而且铁路沿线都已经被我们所控制，这几个点互相不能联系，补给也没有来源，全靠飞机空投，但数量毕竟有限，所以他们的粮食、衣服和弹药补充都十分困难。当时蒋介石曾说，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是军心颤裂，战力不能恢复正常，将士没有斗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占据着主动地位，要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 一九四八年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篇社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它从全国形势的根本变化，说明革命新高潮到来的必然性，要求大家从思想上准备迎接全国的胜利。 再从部队本身来看，冬季攻势以后，部队充实得很，一个连队将近两百人。由于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的补充，我们全部都换成了美式装备，武器弹药充足，装备齐全。就拿我们二纵队来说吧，那时的编制就不是三个师了，而是四个师，将近七、八万人。大家一看，就非常兴奋。部队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就在这时，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我们唯一留下来的的儿子在齐齐哈尔出生了。由于他正好是在“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过程中诞生的，于是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新潮”。 第二、诉若运动。以“忆苦思甜”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教育，是在西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的三纵队首先搞起来的。后来经过中央军委的总结，就在全军各部队中普遍推广这一活动。具体的方法是，各个连队先选择一些苦大仇深的战士，向大家诉说入伍前所受的剥削和苦难，引导大家都来“倒苦水”、“挖苦根”，从诉过去的苦，到思现在土改后分得土地、成为土地主人的甜。这就叫做忆苦思甜。通过这样的教育，使战士们普遍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懂得我们打仗就是在爱国保田的道理。特别是那些从国民党军俘虏过来后参军的士兵，经过诉苦运动教育后，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斗志更加高昂。这个教育，在当时各部队中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这个教育，效果最大、最好，因此，中央军委毛主席称之为“新式的整军运动”。 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指出：“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的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地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第三、进行各种政策的教育。重点是进行城市政策教育、统战政策教育、俘虏政策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等。 进行城市政策教育，就是要使部队广大干部战士懂得，东北的敌人现在只剩下几个为数不多的大中城市。这几个城市从国民党手里夺过来以后，就是我们自己的了，因此，对城市的一切建筑，必须加以保护，不能予以破坏。对中央先后颁布的城市政策，必须认真学习，要注意保护城市工商业、交通运输和历史文物，要维护好社会治安，把新解放的城市治理得跟老解放区一样。 进行统战政策教育，就是要让广大干部、战士认识到，现在要进一步扩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反蒋的民主人士，团结一切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员，把他们团结到共产党这方面来，团结到解放区来，和我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对俘虏政策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是要求广大干部、战士一定要严格执行俘虏政策，对俘虏的国民党官兵，身上的东西，除武器之外，一概不没收。对起义的要热烈欢迎。同时要坚决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集中统一，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互相帮助，共同对敌，以大局和全局为重，反对本位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加强对新战士的教育。新战士的教育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部队的新兵，一般都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解放区内经过土改后的翻身农民，阶级觉悟较高，有保田、自卫的自发愿望；另一个方面就是被俘国民党官兵，他们在经过初步教育后，自愿参加解放军，他们大多数谈不上什么阶级觉悟，但这部分人却比较多。有的连队，“解放战士”差不多要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四十，后来甚至高达百分之五、六十。所以，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就特别重要。在当时，怎样去团结他们，怎样去像自己的阶级兄弟一样对待他们、爱护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变成一个有政治觉悟、有阶级觉悟的解放军战士，是我们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当然，要使敌人的士兵，变成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这个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必须经过深刻的教育，才能使他们真正的转到人民这方面来。在“新式整军运动”中的“诉苦”活动，一般都能把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因此，这个教育就是当时整个政治教育的中心。 另外，由于连队的新战士多，我们还要求充分发挥老战士的作用，强调每个老战士都必须要团结几个新战士，同时还强调连队的政治工作要扎扎实实地做到每个人的身上。由于经过“忆苦”和“三查”，连队的党支部和团支部对每个战士的家庭情况都非常清楚，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因此经过两、三个月的教育之后，“解放战士”一般都能觉悟过来。 第五、进行保卫、爱护解放区的教育。这也是我们当时的政治教育内容之一。通过这项教育活动，使全体指战员懂得，必须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教育自己和家属，爱护和建设好解放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和政府的法令、规定，加强军民团结，做好拥政爱民工作，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 在冬季攻势后长达半近半年的整训中，我们是把政治整训放在第一位的，首先拿出了三个月的时间来重点进行政治整训，然后，我们又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重点进行军事训练。当然，这两个方面的整训，也是穿插进行的，不能截然分开。 我们这次军事大练兵的指导思想，是林彪提出的三句话、九个字，即“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由过去的野战变攻坚，这可真是个新课题。从纵队来说，必须演练几个纵队的协同作战，练步炮协同，练各兵种的联合行动。在师、团的演练内容上，除了练协同作战之外，主要是练“一点两面”，练“四快一慢”，练捆炸药包，练爆破，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练攻城，练巷战，练翻墙，练穿墙打洞，练破地堡，练过外壕，练土工作业，练实战演习等。 部队把前一时期在攻坚作战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集中起来，对部队进行再教育。演习中所做的工事，要尽量同国民党军的城市防御体系相仿，外围据点、地堡、碉堡、外壕、铁丝网一应俱全，尽量做得逼真。在演习时，先分股训练，然后进行合练，最后采取对抗演习。 各兵种的联合行动，是这次大练兵中的一个重要的新课题。过去，我们只是步兵的单一作战；现在，我们自己有坦克，有炮兵，还有工兵、通讯兵、铁道兵和后勤运输等各种兵种。联合训练的重要内容，就是各兵种之间要协同好，以作战攻城或野战为中心，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然，自己的炮把自己人杀伤了，这不行吧，所以，各兵种必须主动协调好。后勤兵站运输跟不上也不行吧，对这些如果训练不好，就会出问题。 再一个，就是干部训练，对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这些军事干部，包括政治干部，单独进行军事训练，教给他们怎么指挥队伍，怎么组织火力，怎么修筑工事，怎么挖沟接近敌人的据点。在沟里，敌人的火力打不到，飞机炸弹也不容易打中，很安全。 这许多教育，都要实际操作，所以部队很累，一天八小时的训练都不够。“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口号，当时是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后勤问题，也是军事整训的一个重要内容。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大规模的兵团作战，与以前的作战方式不一样，要组织铁路运输，要有一定的供应线，要有兵站，有医院，有后方。部队到哪里，医院就要设到哪里，部队到哪里，兵站就要跟到哪里。部队到哪里，粮食就要运到哪里，弹药就要运到哪里。因此，后勤工作也是这次政治整顿和军事大练兵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军政整训的过程中，我们还表彰了战斗中立过功的英雄模范，表彰他们的功绩，给他们发纪念章、功勋章，给予各种精神鼓励。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给予物质奖励的。 我们还利用这个时间，为牺牲的同志开了追悼会，并以烈士的典型事迹来教育部队，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粉身碎骨都在所不惜的这样一种精神。与此同时，搞好烈属的抚慰工作，抚恤慰问，向地方政府开出证明信，请他们协助安置好烈士家属。另外，我们还分别组织慰问队，到医院和后方去慰问本部队的伤员。伤愈的希望他们早日归队，继续到前方作战。 还有，当时部队团以上的干部，有不少人已经结了婚。因此，利用这个较长的战斗间隙时间，我们还安排了干部家属到前方来和丈夫见见面，作短暂的团聚。 整训期间，部队的作息时间还是比较正常的，一般是白天整训，晚上就可以休息。那时纵队有个电影队，但片子很少，所以部队看电影的机会并不多，主要还是靠自己搞文娱活动。开晚会的时候，战士们自己演、自己唱、自己跳，非常热闹。此外，各部队也很注意开展体育训练，搞各种体育活动，利用早、晚锻炼身体。 总之，在那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工作，忙得我们不亦乐乎。经过这次整训，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饱满，生龙活虎，如虎添翼。 总之，这次政治和军事整训，可以说对最后整个消灭东北蒋介石的队伍，解放全东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们二纵整训期间，还有过这么一个小插曲。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的五月份，当时刘震已经到部队检查工作去了，我和纵队副司令员吴信泉在家里主持部队整训工作。突然之间，上面来了命令，要我到吉林市去开会，所有的纵队都去了人，说是讨论准备攻打长春。东野后勤部准备了各种招待，连会议室都布置好了。我们一到，就先组织我们参观了日本人修建的小丰满水力发电站，然后就回来开会。开会时，我没有见到林彪司令员，只见到了罗荣桓政委、刘亚楼参谋长和谭政主任。一开始开会，罗荣桓就宣布，“现在这个会不开了！”他解释说，总部原来准备打长春，但中央军委来电报指示，暂时不打长春，先搞部队整训，准备下一步夺取全东北，消灭蒋介石在东北的全部部队。 对长春，则继续由第一兵团萧劲光、萧华的部队围而不攻。后来对长春从来也没有发动过攻势，直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固守长春的国民党军起义或投降。有人说，林彪对长春久攻不下，这不是事实。林彪原准备攻长春，但接到中央军委命令攻锦州后，林彪连准备攻长春的会议都没有开，那里来的久攻不下呢？只有围而不攻而已。从一九四七年夏天开始对长春围而不攻，而蒋介石对长春长期空投，坚守不出。 结果，打长春的会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我们白跑了一趟，坐了两天的汽车，又回到了平冈，随即我就到达公主岭（现在的怀德）一一六师检查、督促工作去了。 十六、辽沈战役 在我们各主力纵队进行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的前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新组建了三个纵队：将直属的独立第二、四、五三个师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平升；将辽东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独立师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将热河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麟。到八月份，又以护路军为基础，成立了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同时，以七个炮兵团，主要为山炮、野炮、榴弹炮、高射炮，组建成炮兵纵队，苏静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委。又将两个前线指挥所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 八月十四日，考虑到下一步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机构与东北军区分开，各负其责。同时，成立东北野战军领导机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任野战军司令员，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兼任野战军政委，野战军下辖十二个步兵纵队，十五个独立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坦克团，三个骑兵师，共七十万人。加上军区所辖地方武装，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达一百余万人，已远远超过卫立煌下属的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人。 不仅如此，冬季攻势后，东北解放区土地面积已达东北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七，人口占了东北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六。而且，经过土地改革，解放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尤其是军工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整个解放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景象。 这一切都说明，冬季攻势以后，东北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呈现出敌弱我强的态势。 这时，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判断我东北解放军主力的下一步行动，可能是入关寻求机动作战。因此，蒋介石决定固守东北，钳制我军，不让东北解放军入关，以利于巩固华北。 根据蒋介石的这一命令，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决定集中兵力，进行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的安全，并相机打通北宁路。他让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十万人守备长春，让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十五万人防守锦州，他自己则率三十万人驻守沈阳。 蒋介石和卫立煌的这一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正中毛泽东和林彪的下怀，他们一直在寻找东北大决战战机。敌人的这一兵力部署，对我们来讲，是较为理想的部署之一。因此，部队整训完毕以后，毛泽东就决定适时发起辽沈战役，全部歼灭东北的国民党军。 进攻方向的选择，是辽沈战役胜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明摆着，除长春、沈阳、锦州三地敌人外，无仗可打。沈阳是重兵防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先从沈阳开刀，只能在长春和锦州之间进行选择。战役究竟应该首先从哪儿打起呢？ 毛泽东从全国通盘考虑，始终瞩目于锦州，要“关门打狗。”毛主席就对东北的情况就作了全面的分析，并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也就是说，不准东北蒋介石的部队往关里跑。要东野将主力转到北宁线，切断蒋军从陆路、从海上撤回关内的要道，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各个击破，全歼蒋介石在东北的部队。 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又发出电报指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还指出：“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部署，国民党的锦州主帅范汉杰在被俘之后曾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长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折断了。” 而林彪的考虑则有些不同，他从东北的局部出发，主张先打长春。 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一起联名致电军委，提出：“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电报认为南下北宁路作战，困难很多，不如先打长春，等待沈阳之敌出来增援，再消灭敌人。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但指出：“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七月二十二日，他又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重申：“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 不仅是林彪，就连卫立煌和蒋军东北“剿总”，也判断我军先攻长春的可能性很大。辽沈战役期间，曾率“东进兵团”从葫芦岛增援锦州的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在其回忆录中就曾写道：“卫立煌当时对东北解放军冬季行动判断有错误。他认为东北解放军发动对长春攻势的可能性极大。理由是解放军主力在北满，长春已被包围，国民党军在长春虽然工事好，但粮食、燃料都困难；解放军进攻长春，交通补给条件都好。他认为，确保沈阳、锦州是没有问题的，国民党军主力都集中在南满，从北满到南满交通补给线长，同时解放军大城市攻坚作战经验不足。”范汉杰也回忆道，我以前认为解放军不可能从长春越沈阳侧面行动全力南下。 林彪对南下攻打锦州的打法，有不同意见，是从东北局部考虑的。他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电报往返，各抒已见。其间，中央军委曾提出严肃批评，并强调，应从战争的全局利益出发，迅速下决心以主力南下北宁线，全力夺取锦州。几经反复之后，林彪最终还是在毛泽东的坚持和说服下，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以主力南下北宁线，全力夺取锦州，完成“关门打狗”的任务。 整个辽沈战役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在林彪放弃自己的意见，同意完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南下攻打锦州以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他同罗荣桓、刘亚楼、谭政一起，拟定了南下作战的具体计划，决定攻打锦州之役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奔袭歼灭北宁线除山海关、锦州、锦西以外各点之敌，切断关内外敌人的联系；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在兵力配置上，他决定以六个纵队来攻击北宁线，以五个纵队集结于沈阳西北及长、沈之间，担负阻援和打援任务。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这个作战计划。 我们二纵队当时接到的任务是：以五师配合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等兄弟纵队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之敌，尔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和山海关。其他两个师会同第一、第五、第六、第十等兄弟纵队，阻击沈阳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之敌，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击长春突围之敌。 在接到进军命令之后，东北野战军各部均已到达指定地点，并肃清了北宁线上的高桥、塔山、兴城等地的敌人。 十月一日，二纵五师配合三纵，在炮纵主力的协同下，攻克了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义县，歼敌约万人。至此，东北野战军已切断北宁路，完全孤立了锦州，使锦州处于我们四面包围之中。攻克义县后，五师就回到了二纵队，回归二纵队的制。 但在义县战斗中，我们有很大的损失，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在战斗中牺牲了。当时义县战斗已经结束，但为及时总结经验，战斗刚刚结束，朱瑞亲自赶去第一线视察炮兵阵地，不幸在途中踏上地雷，光荣牺牲。 朱瑞对建设东北炮兵和指挥作战建立了重要的功勋。他一点一滴，一门一门炮地搜集，组织起来并训练了炮兵部队。东北炮兵纵队的建立，和他是分不开的。朱瑞的牺牲，是我军的重大损失。除此之外，其他部队伤亡不大，攻城很顺利。 在攻克义县的当天，东北野战军总部发出《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动员令。动员令指出：“我在北宁线上的第一步任务已胜利完成。第二步，是准备夺取锦州，歼灭守敌，并准备打沈阳西援、北援之敌及长春突围之敌。锦州之战有很大可能发展成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我必须以最大决心拿下锦州，并于攻锦过程中准备打击援敌和突围之敌，使这一攻锦、打援、打突围战役，成为解放全东北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一战役必然是极其紧张、激烈的连续作战，望各部抱定打大仗、打恶仗的决心，准确地执行命令，不怕伤亡，不顾疲劳，不因伤亡泄气，不因疲劳偷懒，准备付出重大代价去争取战役的全部胜利。”接到动员令以后，我们立即分头向部队进行了传达教育。 东北野战军的首长是跟着部队前进的。当我们二纵队经过一夜的紧张行军，于十月四日晨七、八点钟到达帽儿山一带，与九纵相会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已先于我们到达帽儿山上。他们得知二纵队已到达，就派警卫员把刘震和我叫到了山上。我们当时感到很突然，心想林、罗怎么走得这样快呀！比我们还先到呀！ 待我们到达山上时，只见林、罗、刘、谭他们都在观察地形。帽儿山离锦州大概有八至十里路，山下就是一片开阔地，再也没有山了。在帽儿山顶，东面可以看到打虎山，西面可以看到塔山，可以纵观锦州全局。林、罗、刘、谭当时就在帽儿山上对攻打锦州，作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 就在帽儿山上，林、罗亲自向我们交代了任务，大致上确定，二纵和三纵是从北面攻击锦州的主攻部队，并具体规定了我们的突破口、攻击道路和与其他纵队的会合点。林彪很重视五师，特别交代最好把五师摆在什么地方，哪个地方最重要等。对四师、六师摆在什么地方，林彪也都提出了意见。我们当即表示，一定按林总的意见办。林彪要我们立即回去，准备和三纵并肩从北向南攻击锦州（二纵在右、三纵在左）。 同样，在帽儿山上，林彪、罗荣桓也分别向七纵、九纵和八纵布置了任务，要七纵、九纵从锦州南面，越过大岭河、女儿河，由南向北攻击锦州；八纵从高桥这边，由东向西向锦州进行攻击。 林彪将炮纵的一部分主力安排在七纵那边，要他们把炮阵地设在罕王殿南山、紫荆山一带，炮纵其余的大部分主力，林彪摆在了帽儿山，也就是安排在我们二纵进攻阵地的后面，炮纵政委邱创成同我们在一起指挥。炮纵的装备大部分是二八野炮，最远的炮射程可达二十多里。也就是说，在帽儿山上，炮纵的炮火不仅可以控制锦州的机场，而且还控制了锦州所有的据点。 待给各纵队布置完任务，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和刘震回到了帽儿山下的指挥所。林、罗、刘、谭等人也走了。他们住在义县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 我和刘震回到指挥所以后，连夜召集各师师长、政委开会，传达东野总部首长的命令，部署了我们二纵自己要完成的任务。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实地观察了总部指定的进攻道路和突破口，明确划分了各师的作战分界线，并根据地形地貌，选择了各师攻击的路线。通过观察，我们决定先从锦州车站下手，那里有五、六个据点，必须先拿掉，不先占领车站，就不好攻打锦州城。 经过两天的准备，我们于十月七日开始肃清外围据点。结果集中火力一打，这几个据点一攻就破，守敌全部被歼。 七号以后，我们就全力准备攻城。第一、是给各部队下达任务，进行政治动员，然后区分三个师的作战分界线。 第二、部署挖掘攻城时用的壕沟。这是作战部署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从帽儿山下去，一直到锦州城前，全部都是开阔地。加上敌人飞机的空中侦察和轰炸，这就更显得挖沟的重要性。秋季天气晴朗的日子居多，地还没有封冻，挖沟也还比较容易。部队全部摆开，一个连接一个连，每个师负责挖两条沟。四师两条，五师两条，六师两条，一切运输往来，都在沟里进行。白天休息，晚上挖沟。一到黄昏就开始挖，到晚上十二点左右，给部队送一次夜餐，吃完饭就再挖。拂晓以前，撤回驻地睡觉休息。由于几个师同时都在挖沟，大家拼足了劲，比赛着干，进度非常快，一个晚上就挖两三里路。走在沟里，敌人看不见，枪炮又打不着，我们完全安全，敌人完全被动。三个晚上，我们就把沟挖到了锦州城下敌人的炮楼跟前。林彪曾来视察过我们二纵三个师所挖的这几条沟，并表扬我们说：“二纵这个部队真不错，你们真是说到做到。” 第三、搞好火力配置。在突破口的前沿阵地，轻重机枪迫击炮、六0炮的位置得部署好。掩体、阵地得构筑好，大量的炸药包、爆破筒得准备好，手榴弹得一束一束的捆好。尖刀队、火力组、爆破组、突击组、支援组，统统都得组织好。所有的指挥员包括从班长到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的代理人统统都得指定好，万一战斗中有人牺牲或负伤，马上就会有人出来接替指挥。 第四、搞好后勤准备。战斗打响之前，卫生所设在哪里，伤员送什么地方，弹药和粮食、蔬菜在哪里领，这些都得事先安排好，并通知到每个连队。还有，抓到的俘虏往哪里送，收容俘虏的地方，也都得事先准备好，通知到。 部队这时的士气很旺，经过将近半年的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干部战士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人人奋通，个个当先。大家纷纷表示决心，争先恐后地争取参加突击队和爆破队。这些行动完全是自觉的，说明了部队政治觉悟的空前提高，“新式整军”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各项战前准备完毕，经过我们的认真检查，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我们便向林彪、罗荣桓报告，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随时听候林、 罗的总攻命令。 十月十日左右，罗荣桓、谭政又在他们的驻地，召集参战纵队的政治委员开会，听取各纵队政委简单汇报攻城政治动员教育的情况，以及战术、技术准备情况。听完汇报，罗、谭就执行城市政策问题再次作了交代，要求各部队入城后一定要做到，保护好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好工厂、商店，保护好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保护好名胜古迹和建筑物，看管好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它财物，一切缴获都要归公。同时，还要遵守公共秩序，不滋扰人民，维护好解放军的声誉，切实做到人人守纪律，人人以实际行动作宣传。罗、谭还要求，参战的兄弟部队之间，一定要团结一致，以消灭敌人为共同的目标，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争夺俘虏兵，不争抢缴获。 会上还对战前的动员口号，作了统一规定。记得这些口号有“一定要打下锦州”、“夺取全东北咽喉”、“活捉范汉杰”等。 回到纵队后，我立即将会议精神向各师作了传达与布置。 十月十三日晚，林彪发出命令，要求所有参加攻打锦州的部队，在次日早上八点钟以前，都进入到最前面的突击阵地，准备上午十点开始攻城。 十月十四日上午十时，随着林彪的一声令下，参战各纵队开始向锦州发起总攻。几百门大炮一齐轰响，猛烈的炮火集中飞向突破口上的工事、碉堡。只见炮弹所到之处，尘烟飞腾，遮天蔽日。霎时间，敌人防守的锦州城就被打得城垮堡飞。 我们二纵队进攻的锦州城北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非常坚固，要从这里攻城，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林彪将炮纵的主力集中放在了帽儿山上，使炮兵居高临下，容易发挥出威力，因此只经过了大约二十分钟的炮击，我们进攻突破口上的敌人工事就全部被摧毁了。 这时，前面的突击部队报告，说可以开始攻击了。我们立即电话报告给林彪，说二纵可以开始攻击了。林彪要我们再稍等一下，说先让坦克为我们开路，要我们到十一点钟时再突进城去。不大一会儿，就见坦克跃出隐蔽地，冲向锦州城。我们一见，马上下令部队跟随坦克，沿着已挖好的交通壕沟，冲向锦州城。 三十分钟后，我们的部队就全线突破，突击部队迅速进入城内，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反冲，牢牢控制着突破口。接着，后面的部队就源源不断地跟着向前突击，直向锦州城的纵深发展。 十二点钟时，林彪打电话告诉我们，说南面突破了，东面也突破了，要我们大胆地分割、穿插，先把敌人插乱，再以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攻坚动作，对固守楼房、碉堡的敌人实施坚决攻击。 按照林彪的指示，我们要求各部队在锦州城里大胆地进行分割、穿插，逐街逐巷地攻击前进。对固守在坚固的楼房、碉堡里的敌人，一定要先组织火力掩护，再以爆破筒或炸药包炸，最后组织部队冲上去。 到十月十五日拂晓，各路攻城部队先后在指定的会合地点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地区胜利会师。打掉了国民党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但这时，由市区退入老城的残敌一万余人仍在顽抗，林彪命令我们二纵与七纵南北夹击，再次向老城发起攻击。二纵和七纵，经常在一起配合打仗，前不久打彰武就是二纵和七纵，这次打老城又是二纵和七纵。 我们攻克老城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当时的老城内有个城隍庙，敌人做的工事十分坚固。守敌借着这个工事，不断进行反击。战斗中，双方的手榴弹都是成串地往对方砸，子弹密集得几乎在空中相撞。经过几个小时激战，老城才终于被我们拿了下来。 十月十五日下午四点，在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之后，锦州之战全部胜利结束。这一战，我们全歼十五万守敌，而且俘获众多，共俘敌九万余人，包括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仅我们二纵队就俘虏了两万人。 说到俘虏范汉杰，还有一个小插曲：十月十四日下午两点，我们各个方向的部队都已经攻进锦州城。就在这最紧张的关头，范汉杰乘上一辆吉普车，直奔锦州机场。当时，我、刘震和炮兵纵队政委邱创成一起，正在指挥所里一起指挥战斗。范汉杰的吉普车从城里出来后，我们看得很清楚，这辆车是直向西开往机场。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从北平方向来了一架飞机，降落在机场里。林彪这时来了电话，命令邱创成，要打掉这架飞机。结果炮兵乒乒乓乓一气打了二十来发炮弹，还是没有打中。林彪又来电话批评说：“你们的技术太差了。一定要打掉，非打掉不可！”林彪这一批评，邱创成赶紧指挥炮兵又打，结果一下子把飞机打着了火。看到飞机起火，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一下子都跳了起来。这架飞机，显然是蒋介石从北平派来接范汉杰的，把这架飞机打掉，范汉杰就无法再跑了，只能是束手就擒。我们一开始打炮，范汉杰就没敢再向飞机靠近，就停下来蹲在机场的草窝里。飞机一着火，他眼看没有了逃走的希望，就跑回锦州城里。我们攻下锦州以后，他又向南跑，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最后还是被我们抓住了。 国民党重兵防守的东北咽喉之地锦州，仅仅只守了三十一个小时，就被我们攻了下来，这样的结果不光是蒋介石、卫立煌等人想不到，也是林彪自己所始料不及的。 打下锦州，完全截断了卫立煌集团向关内撤退的陆上道路，为全歼东北的敌人奠定了基础。为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指出：锦州之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攻克锦州以后，十月十七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十月十九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至此，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 辽沈战役的第二阶段，是全歼廖耀湘兵团。 打下锦州后，我们就马上处理战后的一些善后工作。这些工作非常多，诸如安置伤员，悼念阵亡将士，处理俘虏，调整部队的干部配置，调配武器装备，组织部队休整，补充粮食和冬衣，对新补充的大批“解放兵”进行短暂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工作，把我们搞得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林彪来了命令，说是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已经从沈阳出来了，要我们立即准备回师东进，吃掉廖耀湘这条大鱼。 我们攻克锦州以后，长春守军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降，东北重镇长春和平解放，这使蒋介石受到了致命打击。他和杜聿明一起亲自坐飞机赶到沈阳另作部署。当时蒋介石估计，我军攻打锦州，伤亡很大，可能得休整个把月，因此下决心趁这个机会，将东北的蒋军统一从海上撤回关内，准备放弃东北，实行总退却。 由于他对卫立煌已失去信任，十月十九日，他宣布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统一指挥这一撤退事宜。 在这之前，我们攻打锦州期间，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兵团于十月十一日攻占彰武以后，因害怕我军的威力，以后就一直观望、徘徊在彰武、新立屯之间，不敢继续前进。我们攻克锦州后，廖耀湘不愿听从卫立煌的命令重回沈阳，便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蒋介石同意廖耀湘的请求，命令廖耀湘兵团由彰武、新立屯地区南下北宁线，准备撤入关内。 攻占锦州以后，我们有两个攻击方向：一是向南攻击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一是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林彪决心向东。这里，有《阵中日记》的两段文字为证：“十六日：我决乘胜回头，围歼沈阳西援之敌。”“十八日：形势发展对我更有利，我决在锦州以东地区，再歼敌一、二十万人。” 十月十九日，林彪在获悉廖耀湘兵团一部已占领新立屯，并继续南进后，判断他们有可能南下实行总退却，当即向中央军委建议：东北野战军的攻锦主力回师东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用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办法，在辽西的新立屯、黑山、沟帮子地区，围歼廖耀湘兵团。中央军委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出，一定要把营口堵住，占领营口，不让敌人从营口向海上退却，这是中央的命令。 十月二十日，林彪发出了攻击廖耀湘兵团的命令： 命令原在辽西牵制廖耀湘兵团的十纵队，由新立屯东北地区后撤到黑山、大虎山地区构筑工事，隐蔽待命，敌不动则我不动。若敌西进，则坚决迟滞敌人前进；若敌东退，则插到新立屯以东，切断敌人退路，争取时间，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命令攻克锦州以后尚未得到休息的一纵、二纵、三纵、七纵、八纵、九纵、六纵十七师和炮纵主力，立即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急进。要求各部队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中途只能作短暂的休息。不管部队多么疲劳，只要走到了黑山、大虎山、沟帮子一带，就是胜利，谁先赶到，谁就会得到最大的胜利。 命令四纵、十一纵继续在塔山地区阻击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保障主力的作战安全。 命令十二纵队及五个独立师进到铁岭、通江口地区，钳制沈阳地区之敌。 命令独立第二师以四天的行程赶到营口，切断敌人的海上退路。 命令还指出，如果廖耀湘兵团先转向营口撤退，全军主力立即跟踪追击，争取在营口、牛庄一线歼灭敌人。 十月二十一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联名致电各纵队：“我军决定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以连续作战方法力求全部歼灭敌人。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之大变，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的大变，促成蒋介石迅速崩溃。我全体指战员须振奋百倍勇气与吃苦精神，参加此一光荣的大决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折，虽每个连队遭受最大伤亡（每个连队打得只剩几个人也不要怕），对全国革命来说，仍然是最值得的。” 接到命令以后，从十月二十二日开始，我们二纵队连续四天四夜不间断地行军，一直向指定的方向前进。为了抢时间，我们先是急行军，后是强行军，只管向前走。当时东野总部的指示是，不要去管掉队落伍的，掉队就让他掉队，落伍就让他落伍，赶到多少部队就算多少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白天黑夜地向前赶，干部、战士都是十分疲劳。这四天四夜都没有宿过营，只是在途中做饭吃的时候，指战员们在地上躺一会儿，然后爬起来吃完饭又走。 那几天，有这么多的纵队向着同一方向前进，路上十分拥挤，有的时候简直就是走不动。由于路窄，总部就要你自己找路走，有时就得绕路，这一绕路，就更增加了行军的困难。 十月二十一日，南下北宁线的廖耀湘兵团，开始猛攻十纵队坚守的黑山、大彪山阵地。我十纵的全体指战员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顽强抗击，一次又一次地打垮了敌人整营、整团的多次冲击。尽管敌人调来飞机集中轰炸这个山头，但十纵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一步。经过五昼夜的激战，到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和二十六日上午，我们几个主力纵队终于陆续赶到了。十纵光荣完成阻击任务，阻住了廖耀湘兵团的前进，为全歼廖耀湘兵团创造了条件。这一仗十纵打得空前惨烈。事后了解，十纵有的连队打得只剩了十几个人，有的甚至只剩下了七、八个人。 十月二十六日，我们从锦州城赶来的东野主力部队，在黑山和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这大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把廖耀湘兵团团团围住。这里正是歼敌的好战场，敌人既无坚固工事可守，又无有利地形依托。这一场空前规模的围歼战，从十月二十六日清晨开始，十纵拦住先头，六纵截断后尾，我们东返的主力纵队往中间猛打猛冲，廖耀湘兵团就乱了套了。 当时，林彪给我们下的命令是全线出击。我们几个纵队也不用讲什么战术、策略，反正就在这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一直打到把敌人全部消灭为止。围歼战开始后，敌我双方几十万队伍打在一起，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战斗。我们的部队则不管三七二十一，以团、以营、以连为单位，从四面八方向敌人猛打、猛冲、猛追，包围圈越压越小，仗也越打越乱。 正在这时候，三纵队在胡家窝棚，一棒就打碎了敌人的脑袋——廖耀湘兵团的前进指挥所，同时还打掉了新三军、新一军和新六军三个军的司令部。这一下子，失去了指挥的敌人就彻底地乱了套。我各个纵队乘机向敌纵深，猛烈穿插，分割围歼。激战至二十八日拂晓，全歼廖耀湘兵团的五个军，十二个师及特种兵部队共十万人，其中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新一军主力及新六军全部，俘虏了廖耀湘本人，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 在赶往辽西的过程中，数我们二纵队绕路最远。我们是一直绕到阜新，从阜新拐弯，再向黑山前进。所以这次围歼战中，我们二纵是最后赶到的。等我们赶到时，廖耀湘兵团大部分已被歼灭，我们只是在向黑山、大虎山前进途中打了一下，大概只俘虏了三、四千人。 战斗结束后，在这片围歼的战场内，敌人丢下的辎重、行李、骡马、大车、汽车、装甲车、坦克、榴弹炮、枪支、弹药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俘虏兵也到处都有，真是一派兵败如山倒的凄惨景象。而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我们全部歼灭廖耀湘兵团以后的辉煌战果。 廖耀湘兵团被歼之后，卫立煌匆忙从沈阳乘飞机逃走，将沈阳交给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由他统一指挥残余的十四万人孤守沈阳。 林彪是一个极善于抓住战机的人。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刚一结束，他就立即乘胜部署打沈阳的工作。由于我们二纵队在这次围歼战中，基本上没有打上多少仗，因此林彪将攻打沈阳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围歼战的枪声刚一停，东野总部就来了命令，要我们二纵队和从长春下来的一纵部队，于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就出发，日夜兼程，向沈阳进发，立即准备进攻沈阳，一定要全部消灭沈阳之敌。这样，辽沈战役就到了第三阶段，解放沈阳，解放全东北。 总部命令我们二纵和一纵经新民、巨流河，迅速进抵沈阳西郊，会同已经进抵沈阳以南的十二纵队和进抵沈阳北郊的六个独立师一起，包围沈阳。 二纵队接到这个命令以后，于十月二十八日黄昏出发，连夜行军并架浮桥渡过了辽河。这时，辽河已开始结有一层薄冰。当晚下半夜我们就赶到了巨流河。渡过巨流河以后，经兴隆店、三台、马三家，连续两天三夜的急行军，于十月三十一日晨到达沈阳西郊。 在我们从辽西出发的二十八日晚，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乘坐的小吉普车在我们部队的行进路上与我们相遇。他们是要去指挥沈阳的歼灭战，要赶在我们的前面。林、罗当面向我和刘震交待，到达沈阳后，一定要先截断敌人往南的退路，切断苏家屯往鞍山、营口方向的铁路线，不让敌人从海上逃跑。部队到达沈阳附近后，就等待总部攻击沈阳的命令。 三十一日早晨，我们到达沈阳附近，完成了对沈阳的包围，并切断了从沈阳到苏家屯的铁路联系，然后积极准备攻打沈阳。纵队部对四师、五师、六师的战斗部署如下：四师准备从正面向沈阳车站进攻，五师进至苏家屯，准备由苏家屯向北进攻，六师准备由西南向沈阳进攻。 十一月一日早晨，我们接到林彪、罗荣桓下达的向沈阳发起总攻的命令。 八点钟，我们在扫除外围据点后，就集中炮火，轰击敌人的防御工事，打开突破口。沈阳没有城墙，一遇到敌人的碉堡或坚固的房子，我们就用爆破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三个师很快就突了进去，然后分八路向沈阳市中心攻击前进。先攻占了西车站，继而又攻占了铁西区。在攻占了沈阳市中心和平区以后，又转向东北，最后攻占了沈阳市的老城和小故宫，即原张作霖的住所。接着，我们又转向北攻，在环行大马路中心的太和旅馆附近，同一纵队和独立师会师。 到十一月二日，沈阳全部解放。我们歼灭和俘虏了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以下的国民党守军十三万四千余人。这一战，光我们二纵队就抓了四万多俘虏。 沈阳是蒋介石在东北最大的据点，也是最后的一个据点，是蒋军的老巢，攻占了沈阳，就解放了全东北。沈阳这个城市，虽然经过战斗，但破坏不多，因为守备沈阳的蒋军已经毫无斗志，我们是一攻即克，差不多是攻一地就下一地，最后是一路缴械，一直到全部解决战斗为止。 由于沈阳守敌的抵抗并不激烈，所以解放沈阳时，我们二纵队的伤亡很小。但可惜的是，在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却牺牲了一个好干部。他是五师的一个团长，名叫薛剑强。薛剑强是豫东永城县人，在我们二纵队一直是一个拨尖的干部，从排长、连长、营长一直到团长，都非常优秀。薛剑强这个人打仗非常勇敢，也非常机智，几乎每打一仗，身上都要带一次伤。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展评选英雄的活动，实际上他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英雄。沈阳战斗胜利后，仗已经打完，我们缴获了很多东西，他高兴了，就摆弄起刚缴获的一门火箭炮，结果引起了爆炸，把他自己给炸死了。我们当时都很痛心：他在战斗中历次负伤，都没有牺牲，结果却在摆弄战利品时牺牲了，这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教训呀！他的牺牲，是我们二纵队一个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干部，对缴获来的炮和炮弹，在不熟悉它们的性能之前，都不要随便摆弄。 在我们攻占沈阳这个国民党在东北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据点的同时，东北野战军的其它纵队也解放了辽阳、鞍山、海城、营口、锦西、葫芦岛等地，使东北全境均获得解放。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在这个战役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伤亡近七万人的代价歼敌一个总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又十六个团（内有一个军起义、一个兵团部并一个军投降），共四十七万余人。东北国民党军队除杜聿明率残敌一万余人从营口乘船逃跑外，其余的全部被歼。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这个战役，加上人民解放军在其它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便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从一九四五年冬天，十万大军陆续出关进入东北，到一九四八年冬，全部解放东北，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接着又是八十万大军入关支援华北、 解放平、津，一共只用了三年时间。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我们经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东北的全部解放，为夺取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最主要的是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指挥。抗日战争一胜利，党中央、中央军委就立即从山东、苏北、华北、西北等地调集大批部队和全国各地的干部，共十三万多人进入东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去东北的是最多的，党中央下了最大的决心，下了最大的本钱，要夺取全东北。 第二、东北的党、政、军、民团结一，，密切配合，上下一心，将士用命，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上面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打到哪里，就胜利到哪里；打到哪里，交通运输兵站就设到哪里，后勤就支援到哪里。不管我们部队走到哪里，各级地方政府带领民工、担架、车辆，把粮食和各种物资送到那里。部队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地方政府也就连续支援，一直支援到我们进关打天津为止。仅以辽沈战役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支前的民工就达一百六十万人，其中经常在前线参战的有十万人，由后方运送到前线的粮食约七千万斤，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东北背靠苏联和外蒙古，使我们完全没有后顾之优。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以后，我们历来就是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只有在东北，敌人没有把我们全部包围住。虽然当时苏联刚刚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自己也有很大的困难，但苏联红军撤退时及撤退以后，都给予了我们适当的援助。尽管援助不多，却完全可以解除我们的后顾之优。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不能否认东北局、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的领导成员，特别是林彪，在具体指挥上的功绩。林彪曾是东北局的书记，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是事实上的“东北王”。在三年的东北解放战争中，他充分发挥了他杰出的军政才能，他的特殊功绩是无可非议的。 攻占沈阳以后，我们在沈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按照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命令，除留下必要的部队看守仓库以外，全部撤出城外驻扎，就连我们纵队部也撤到了城西和苏家屯一带，城里的统统由东北军区指定的卫戍部队来担任警戒，维持市内秩序。 部队撤离沈阳之前，我们先清理了战场，将街道上的敌人尸体全部运出城市，就地掩埋。除将我们自己的伤员送往医院外，也把敌人伤兵收容起来，送到医院。俘虏兵集中编队，由我们派班长、排长、连长带领着，也全部撤到城外。 就在部队撤出城后，我们二纵队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后来作了检查，这就是部队私拿仓库东西的事。 蒋军在沈阳市还是留下了不少东西：军火库里有不少的枪支弹药和各种车辆；被服仓库里有不少的冬衣，如绒衣、毛衣、风衣、棉衣、大衣、鞋袜等；粮食仓库里有不少从美国运来的面粉和罐头食品，一日三餐，分别打开一个罐头就可以了。按规定这些东西是一概不准动，要交由沈阳军管会主任陶铸统一处理。但是，当时陶铸手下没有兵，还得由我们部队来看守这些仓库。我们二纵队攻占的地区，是蒋军主要仓库的所在地。这些仓库就由我们二纵队派部队进行看守。 按照政策，一切缴获都应当归公。我们也是这样进行教育的。但是由于胜利，又有大量的缴获，使我们有的部队看到眼红。有的就搞本位主义，偷偷摸摸地把仓库里的面粉搬到部队里去吃，把衣服装备拿到部队里去穿去用。这些事情最终传到了我们纵队党委的耳朵里。当时我是纵队的党委书记，我很担心，怕这件事情万一被查出来，就不好交代。可我把这件事拿到纵队党委常委内部议论时，大家的意见却很不一致。有人就说：“咳，政委，捞这么一点点算啥呀！仓库里的东西多的是，而且仓库是由我们守备的，拿了以后人家也不知道。”他们这样一说，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也就睁个眼，闭个眼，说我是官僚主义也好，是纵容也好。究竟下面拿了多少东西，我当时也是心中无数。 可也不能让部队就这样任意拿下去，于是我就说：“拿了就拿了吧，但是以后再也不能拿了，得把仓库全部都封起来。”结果我到处贴封条，然后把仓库交给了军管会。当时军管会也是忙得紧，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详细检查，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没有被发现。 后来我们自己一检查，好家伙，弄的白面够我们吃半个月的！当时在东北，部队都吃高粱米，这下弄到了这么多的面粉，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些面粉，我们不仅在沈阳吃，进关的时候还带走了一些。还有，从仓库里拿出来的服装，我们全纵队六、七万人每人分到了一件毛衣、一件衬衣、一条皮带、一双鞋。毛衣有薄的，也有厚的，质量很好，全都是纯羊毛的。 这件事，我一直憋在心里，内心受到谴责，感到不好受。最后，北平和平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北平城里一个叫九爷庙的地方，东北野战军总部召开了全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期间，我先和二纵队党委常委的几个同志商量说，我们在沈阳犯了政策性的严重错误，如果在这次会议上不作检讨，不作交代，以后就不好交代了。与其将来受处分，不如现在受处分。我是党委书记，我愿意负责，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 于是，经过二纵队党委常委的同意，这次会上，由我发言，对这件事作了一个全面检讨，并且上交了一份书面检讨材料。大意是说，在沈阳战斗中，我们二纵队违反了城市政策，私分了一部分缴获的东西，装备了自己的部队。而且，对拿了些什么东西，怎么分配的，我也全部都作了交代。 我在会上这么一检讨，其它纵队的同志立即哗然。说：“你们二纵队怎么这么干哪！”我们受到了大家的责难。但林彪在我作完检讨之后没有说话，只有罗荣桓问我：“你现在才讲，早为什么不说？”我说：“早，我不敢讲。”以后罗荣桓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后来，野战军政治部把我的检讨全文登了出来。这个检讨书一登，整个东北野战军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不少人为此议论纷纷，有的人还骂：“这个吴胖子，当面说得漂亮，这个政策，那个政策，轮到自己就抓一把。从沈阳捞了，到北平才作检讨，现在还刊登他的检讨全文，好像是表扬他似的。”不少人为此议论纷纷。我觉得这是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犯的第一次大错误，越想越觉得严重，包袱一直背到四野南下。已经错了，无法挽救，给我什么样的处分，我都诚恳接受，毫无怨言。 后来因为我主动作了检讨，部队又急于要南下完成解放中南的任务，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林彪、罗荣桓没有给我任何处分，只批评了一次就算完事。 从我自己来讲，打了一辈子的仗，还没有干过这样违反纪律规定的事，可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当然，事情不是我干的，是下面的部队自己搞起来的，但我后来没有顶住，实际上是默认了。不管怎么说，把仓库里缴获的东西私自拿来照顾自己的部队，而且拿的数量还不少，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全纵队有六、七万人哪！从历史上来说，这次是犯了一次不小的错误。 十七、准备入关 沈阳刚刚打下来，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我们就接到了东北野战军总部转达的中央军委命令，要东北野战军在作短暂休整后，于十二月上旬立即准备进关，协同华北野战军，消灭傅作义部队。 接到命令以后，我们就想，从辽沈战役开始，任务一个接着一个，部队没有得到任何休息，干部、战士都已经相当疲劳，一行起军来，拖得相当厉害，掉队落伍的战士相当多。另外，还有许多战后的善后工作要做，马上进关，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对此纵队党委的一些常委很着急。 由于我在红军时期就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的老部下，当他在红二师、红一师师里工作时，我在师所属的团里工作，我们彼此之间比较熟悉。我就找到刘亚楼说：“我们二纵队打了这么多仗，也打得很苦，你看，从打义县以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得到任何休息。现在要进关了，这样多的部队总不是一天就走得完吧！ 刘亚楼当即告诉我，部队入关的行进顺序已经排好，我们可能走在最后。这样的话，等前面的部队开始行动以后，我们至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休息。 听了刘亚楼的话，我很高兴地说：“那好，我们一定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把部队整顿好、补充好。”我还要求说：“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让我们纵队部搬到沈阳城里住几天呀？” 刘亚楼答复说，那得请示林、罗首长决定。第二天，他来电话通知我，已经把我们的意见反映给林、罗首长了。当时林彪没有说话，是罗荣桓说：“算了，可以，搬来吧！”就这样，我们二纵队队部就搬到了城里，住在和平区，全部都是日本式的房子。 我们再次进城时，沈阳市的秩序已经基本恢复。一天，沈阳市军管会主任陶铸请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和野战军以及东北军区的干部看戏，也请了我们二纵队的几个干部，并且准许我们带妻子和孩子一起去。我的儿子新潮，那个时候还不到一岁，我抱他坐在腿上看戏。正好，我们的位置就在林彪和罗荣桓的后面。孩子不懂事，把两只手扒在了林彪的肩上。林彪回头一看，见是我的孩子，就笑了笑，问我：“这是你的儿子吗？你也有儿子了！”我说：“是的，有了。”这时，罗荣桓也回过头来同孩子拉了拉手，亲了亲他，我们都很高兴。孩子看不懂戏，没看多长时间他就又哭又闹，我们只好向林、罗首长告辞，先回去了。 接着，我们抓紧时间进行部队入关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赶紧处理完诸如俘虏、伤员和安置后方等工作，并向部队进行入关教育，介绍华北解放区情况及华北敌情，说明进入华北地区后我们应注意的政策和各种事项。另外，还有补充兵源、弹药、物资、冬装，设置兵站，安排交通运输线，整编部队，把一些涉及到地方的工作，向地方政府办理移交手续等等，忙得一塌糊涂。 入关之前，为了进一步加强各纵队的实力，东北局和东野总部决定，将东北军区属下的十四个独立师分别编入各个纵队，使各纵队都有四个师的编制。我们二纵队就增加了一个以罗华生为师长、邱子明为政委的独立第七师，约一万余人。 在此期间，为保障东北野战军顺利入关作战，东北、华北解放区共组织了三十万民工随军行动，还组织了一百五十七万群众及三十四万辆人力车，参加修桥补路，运输物资等战略工作。 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工作，我们已基本作好了各项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就立即入关开赴华北战场。这时，我不禁回忆起三年前出关的情景。我们新四军三师奉命进入东北以后，除七旅编入六纵队和师特务团编入七纵队以外，其它部队，于一九四六年九月，改编为二纵队。我们二纵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东北局、东北野战军的正确领导下，以及部队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打了不少胜仗，和其它部队一起共同圆满地完成了解放全东北的光荣任务。 有本书上介绍了这么一段资料： 在“林、罗、刘、签署的一份《沈阳解放后关于火炮调整》的命令中，指出：从二纵调出的火炮共三十五门，占十二个纵队调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还多。 还说：二纵队在东北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劳最大，伤亡最大，缴获最多，受的处分也最多（指打沈阳犯了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 第八章 解放战争（二）挥师南下 一、入关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华北的国民党已成了惊弓之鸟。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所部的五十余万人，驻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张家口的一个狭长地带内。傅作义正举棋不定，是紧守平、津？是从海上撤逃，退守江南？还是西窜，缩回绥远老巢，保存实力？ 与此相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对策则非常明确，这就是：就地歼灭华北国民党军，绝不能让他们跑掉了。如果他们跑了，不管他们窜到哪里，都会对迅速解放全中国十分不利。辽沈战役结束前后，毛泽东就接连给东北野战军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电报指示。归纳起来，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有： 一、应该清醒地看到，敌人或逃或缩，都对我们不利。我们的方针是，不让敌人逃走，更不能让敌人缩回。要迅速地完成对敌人的战役分割和战略包围，以求全歼。在辽沈战役未结束之际，就应组成先遣团，战役一结束，就火速向北平开进。 二、部队要分多路，以最快的速度突然隔断北平与天津、天津与塘沽、塘沽与唐山之敌的联系，不让敌人缩回，也不使敌人逃掉。 三、部队行动必须十分隐蔽。东北局要让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部队入关的两个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等地的主力部队庆功、祝捷、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林、罗、刘等，可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彪在沈阳的新闻，还由新华社播发了这条新闻。 这样，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向沈阳发起攻击前，由东北野战军四纵和十一纵组成的先遣兵团，就已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先行入关。 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入关以后，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中央军委连续电报指示东北野战军火速入关，并于十八日命令东北野战军停止休整，各纵队以一、二天的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取捷径，以最快的速度进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让敌人从海上跑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正式开始入关行动，各纵队先后分为三路，分别由山海关、冷口、喜峰口陆续入关。至十二月上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全部入关。进关的部队共计十二个步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包括九个炮兵团，三个装甲团，两个工兵团，一个重迫击炮团等共五十五个师，约八十万人。 进关初期，为了行动保密，部队夜行晓宿，每天都是夜间行军，拂晓宿营。部队是边开进，边动员，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反复进行入关教育。我们反复向广大干部、战士说明，入关作战，主要是为了配合友邻部队解放整个华北，以加速解放全中国。我们特别强调，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积极配合华北野战军，两军团结一致，共同消灭蒋军在华北的全部部队。 到十一月底，我军进关的行动被敌人察觉。八十万大军进关车马轰隆，人如潮涌，要绝对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行动暴露后，部队索性改为昼夜疾进，行进速度更加加快。 十一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由沈阳乘火车到锦州，然后再换乘吉普车和大卡车入关。 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安排，我们二纵队几乎是最后一批人入关的。我们于十二月三日从沈阳出发，经过七天的急行军之后，到达了山海关，在那里奉命休整了两天，等待命令。 二、平津战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是，根据中央军委“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的方针，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向平绥路东段发动进攻，包围张家口、新保安，切断敌人西逃的道路，从而正式发起了平津战役。 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全部入关以后，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这个后来被题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示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古冶诸点之敌，以两个纵队位于廊坊、杨村诸点，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古冶诸点之间，构筑两面阵地，防敌逃跑。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先包围津、塘、芦、唐诸点。休整后，力争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从本日起的两个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日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日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 电报还指出：“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为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电报还规定了攻击的次序：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并说，“只要将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同时，为协调平、津地区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中央军委决定，整个战役的指挥，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之前，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以后，即由林、罗、刘统一指挥。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以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平、津的作战行动，并负责尔后一个时期（大约三个月）管理平、津、张、唐及其附近区域的一切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的这一部署，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东北野战军三个纵队由蓟县地区南下，于十二月二十日先后到达宝抵、廊坊等地，隔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三个纵队由丰润、抚宁沿北宁线南进，于十二月二十日解放杨柳青、唐山等地，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两个纵队由山海关向天津、塘沽地区前进，准备攻克塘沽，阻断敌人的海上退路；以四个纵队会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于十二月十七日起，先后攻占海淀、丰台、南口、通县、南苑机场和黄村等地，完成对北平的包围。 十二月十二日，东北野战军首长来了命令，要我们二纵队立即从山海关出发，同七纵、十二纵一起，并肩攻占塘沽。接到命令的当天，我们就从山海关出发，日夜兼程，迅速向塘沽地区进发，并在塘沽附近与七纵、十二纵会合。 这时，林彪又来了命令，要求二纵、七纵和十二纵迅速侦察塘沽地形，限一星期之内把情况搞清楚，并把塘沽包围好，等候攻击命令。 按照命令，我们三个纵队的领导干部，包括二纵队的我和刘震、七纵队的邓华和吴富善、十二纵队的钟伟和徐斌洲，大家一起前去侦察塘沽的地形和通道。我们看到，塘沽东靠渤海，是海河的出口地，其它三面都是盐场，由于海潮咸水倒灌，终年都是一片汪洋，是盛产芦盐的地方。尽管当时已是十二月底，别的地方已是滴水成冰，但塘沽这里因是海水，盐田上面只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一踩就破，而且盐田四周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大部队无法通行。我们还观察到，塘沽守敌侯镜如所属的五个师，都已移驻到海上的军舰中，随时都可能逃跑。我们的炮火封锁不了，当时我们又没有海军，无法对塘沽形成四面包围，更无法切断敌人的退路，全歼守敌。 经过三、四天的侦察和研究，我们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无法对塘沽实施包围，建议放弃包围塘沽的计划，改为对塘沽采取监视牵制的作战方针，先攻打天津。我们把这个建议报告给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诸首长，总前委又报告给了中央军委，都迅速得到了批准。 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总前委决定改变原定计划，除以十二纵主力位于军粮城监视塘沽敌人外，集中兵力转攻天津。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率人组成前线指挥所，集中一纵、二纵、七纵、八纵、九纵五个纵队、二十二个师共三十四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五百余门、坦克十六辆、装甲车十六辆，包围并强攻天津。刘亚楼率领的前线指挥所，设在天津西南的杨柳青。 天津守敌共约十三万人，由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统一指挥。天津这个城市邻近海滨，市郊多低洼地，市内河流纵横，而且多高大建筑物，这些自然条件，形成了天津易守难攻的特点。不仅如此，国民党军还修筑了相当坚固的城防工事。在城外，他们环市挖掘了一条长四十五公里、宽十米、深三到四米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海河的水，水深经常在一米半到两米上下，护城河的外侧，设有铁丝网、鹿砦和布雷场，以及二十余处外围据点。护城河的内侧，修有高约六米的土墙，墙上有铁丝网、电网，每隔三十米还筑有一个碉堡。市区内，陈长捷还利用高大的建筑物，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市区防御中心。北部是防守重点，南部的兵力相对的弱一些。 于是，根据天津东西窄、南北长的地形，以及守敌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和中部兵力、工事均不强的特点，刘亚楼经与参战部队的领导集中讨论后，明确提出了“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具体部署是： 以一纵、二纵配属三分之二的炮兵部队和十辆坦克，由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统一指挥，于和平门南北地段，由西向东实施突击；以七纵、八纵配属三分之一的炮兵和十辆坦克，由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统一指挥，从王串场、民族门一线由东向西实施突击。另外，以九纵及十二纵三十四师由南向北实施助攻，以小部兵力在北面实施佯攻，以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大家同时还商定，西、东两个主攻集团的会合点为金汤桥（即今解放桥） 任务分配完毕，各参战部队很快就完成了对天津城的包围，同时，各部队都对自己所负责区域内的敌情、地形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从纵队，到每个师，每个团都拟制了详细的攻城计划并以保障顺利突破护城河为主。 战斗开始之前，“前指”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还特别要求各部队在攻城的过程中，对那些据守在市内高大建筑物、工厂、学校的敌人，应采取先包围、暂时不攻的办法，待打下天津、大部敌人就歼之后，再回过头来解决这部分敌人，以减少战火对城市建筑的破坏，以利今后的建设。 中央军委、总前委林、罗、聂决定，一九四九年的一月三日至十二日，为我攻津部队扫除外围据点的时间，在此期间，陈长捷曾几次派代表来找刘亚楼谈判，要求允许他们携带轻武器南撤。针对陈长捷的要求，我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他们彻底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的建议。陈长捷拒绝了我们的反建议，决心顽抗到底。 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起，参与包围天津的各个纵队开始负责清扫自己进攻地段上的敌人外围据点。这些外围据点的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有明碉堡群，也有暗地堡群，还有一些是普通村庄改建的。我们把二纵队的指挥所设在和平门以西五里路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利用河堤挖了一个地下指挥所，就在那里用电话指挥几个师各自肃清攻击道路上的外围据点。 肃清外围的命令下达后，我们二纵四师便开始沿着北平到天津的公路，逐个肃清北仓到西车站之间的据点，打了一个多礼拜，全部都打了下来。五师则沿着杨柳青河堤以南，横扫附近敌人设置有工事的村落和一群群暗地堡。这些暗地堡基本上都筑于地下，上面只留出一个瞭望孔和一些枪眼，而且暗堡群和村落就位于护城河的外面，堡与堡、村与村之间有交通沟相通，很不好打，但五师还是把这些村庄和暗地堡一个一个地打了下来。六师是沿着北兴庄到和平门往前横扫，彻底肃清了在杨柳青河以北，和四师相接的西车站这一段的村庄和暗地堡。 到了一月十二日，我们全部完成了肃清突破地段上全部敌人外围据点的任务，俘虏敌人近两千。 一月十三日，我们全天都在作攻城的准备，包括火力准备、突破点的准备、渡护城河的准备、攻击梯队配置的准备等等。其实，有的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例如，对渡河器材的准备等。 天津的护城河宽十米，水深经常为一米半至两米。我们临攻城的前几天，陈长捷垂死挣扎，命令打开西邻三元村附近的水闸，使南运河的水大部分都流入护城河，同时堵塞护城河流入海河的通道，使护城河的水有进无出，导致河水暴涨，严重影响了我们攻取天津的行动。这时，疏通河道，迫在眉睫。经过老乡们的指点，我们终于在南运河的上游找到了一个闸门，落下这个闸门后，南运河通往护城河的水终于断了流。尽管如此，当时护城河的水也已经深达三米。当时天气很冷，但冰很薄，水还在流动，冰上不能过人，没有桥，部队就很难过河。 前线指挥部给我们派来了一些工兵部队，专门为我们架桥，就这样也无济于事，架的桥远不够用。攻城时，我们将是三个师齐头并进，后面还有一个预备师，攻击面相当宽，都要从桥上通过是不可能的。而且护城河紧靠城墙，就在敌人炮火的有效射程内，部队集中从桥上通过，伤亡就会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自己想办法作准备，不完全依靠工兵。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要求工兵帮助我们排除地雷，其它事情我们自己去做。天津护城河外侧，设有铁丝网、鹿砦和地雷场。进攻时，如果有人踩到地雷，伤亡就不会少。因此，攻城之前，我们首先要求排除敌人埋下的地雷。为了加快扫雷速度，除“前指”派下来的工兵以外，我们自己还组织了一些小工兵连、小工兵排，一边学习排除地雷，一边清除铁丝网、木椿、铁钉、竹签、玻璃渣等障碍物。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一月十四日上午十点整，在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我们开始向天津城发起了总攻。 随着总攻命令的下达，天津城外的几百门大炮一齐轰鸣。经过四十分钟炮火的猛烈轰击，我们二纵三个师主要攻击地段上的突破口，都被轰开了一段二十米到三十米的一段口子，铁丝网、鹿砦、城墙等也被摧毁得差不多了。而且敌人的地堡被掀掉，高层建筑物上的火力点也被压制住了。 这时候，我们下令部队开始渡河。这个渡河呀，真是五花八门，渡河器材各种各样，有的用橡皮船，有的用气包，有的用横干，有的用木排、木板，有的用竹竿，有的甚至用簸箕，用盆用桶。一些会游泳的就游泳过去了，我甚至还看到有的战士扒在用麻袋装的棉花包上过了河，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热闹得不得了。不过最有效的，还是拉绳子。在河这头的木椿上拴根绳，派人拉到河对岸拴上，然后大家拉着绳子过河。指战员们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拥而过。真正从桥上过去的，实际上只有弹药和骡马大车。 攻城的关键是渡河，但由于准备充分，我们只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部队就全部过了河。 一过护城河，部队立即从被轰开的城墙缺口处，突进了天津市郊。进城以后，四师主攻车站，五师主攻和平门，六师在和平门与车站之间，和五师并肩前进。 战斗进行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四师的前进受到了阻碍。他们在攻占车站以后，迎面就遇到了一个高大的建筑物——天津面粉厂，也是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部所在地，周围工事坚固。按照林、罗、聂遇到坚固的建筑物先包围，暂不攻的命令，四师部队先把军部和其所辖部队包围了起来，暂时不再前进。 可是五师呢？他们一路单刀直入，向和平门攻击前进，一直攻到了老城。六师也很顺利，一路前进，和五师在老城会合。然后他们又各自继续前进。不久，六师攻占了劝业场，而五师也攻占了中原公司。中原公司是天津市的最高建筑物之一，陈长捷的指挥部原来就设在这里。 下午四点，天津面粉厂的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表示愿意谈判投降，要我们暂时停止攻击，给他们一点时间在内部统一意见。到晚上八点钟，六十二军军长以下的人员全部放下武器，我们占领了天津面粉厂。 晚上，四师、五师、六师继续沿海河南岸攻击前进，三个师的目标，统统指向金汤桥，并已和桥北的七纵部队会师。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到清晨六点钟，四师和六师也都到达了金汤桥，并先后与桥北的七纵、八纵部队会合。 十五日下午三点，前线指挥部宣布：天津十三万的守敌已全部被消灭，我们解放了天津市，活捉了陈长捷。 天津解放的当天晚上，攻进城里的各纵队除留一定数量的部队维持市内秩序外，主要的部队都撤出城外休息、吃饭和睡觉。我们的部队从一月十四日早晨八点进入阵地后，一直打到了十五下午三点，已经有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指战员们都非常疲劳，撤出城外，可以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 大部队出城后，我带着纵队领导机关，组织司、政、后各部门的干部和少数部队，开始进行战斗的善后工作。主要是： 一、打扫战场，清查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和潜藏在老百姓家的敌人，收容俘虏，收容伤兵，集中掩埋牺牲了的同志，准备将来修建烈士陵园，收集武器弹药，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工厂、商店，严格执行城市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要的，影响面很广。 二、分派部队看守仓库，包括粮食、被服库、军械库、弹药库等。将缴获的各种车辆和各种火炮，统统集中起来交给了天津军管会，经过他们的接管和查封以后，我们就算完成了任务。 三、向城市人民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我们用开会、撒传单、写标语、街头演讲等各种方式，向天津市人民宣传我们的城市政策，宣传“约法八章”，宣传我们军队的纪律，号召人民自动检举和清查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以及潜藏着的枪支弹药。我们的这些政治宣传，使群众完全放了心。 四、作群众工作。战斗中，有的房屋被炮火打着起火，战斗结束后，我们立即组织部队，帮助扑灭火灾，防止火势蔓延，并帮助群众清理现场，整理东西。我们还特别注意帮助清理敌人据点周围的地雷、炸弹，防止造成群众的意外伤亡等等。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纷纷打着旗子，前来热烈欢迎我们，欢迎东北野战军的队伍。还有不少人给部队送来了猪肉一类的慰问品。这些慰问品，我们统统交给了军管会统一处理。 天津战斗中，各参战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除个别工厂、学校被敌人纵火烧毁外，其余均完好无损，保证了整个城市的顺利接管。为此，战斗结束以后，各参战部队很快就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战斗结束后，刘亚楼在天津召集各纵队的领导干部开会，传达了林、罗、聂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很快撤出城外，稍事休整后，立即转移准备下一步的攻打北平城。 这样，整个天津战役就宣告结束了。天津战役，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条件下，实施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也是我军参战的各兵种协同最多，协同最好的一次战斗。战斗中，各兵种，包括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铁道兵，统一行动，密切配合。如坦克为步兵开路；炮兵压制敌人的火力；工兵排除地雷、清除障碍；通讯兵保障部队的通讯联络，部队前进到哪里，电话线就架到哪里，这些都保障了战斗的顺利发展。 加之，我们在战前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渡河器材，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而且我们采取了先南后北，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穿插分割的正确战术手段。因此，只用了短短的二十九个小时，就攻克了这个既有重兵守备，又有坚固设防的拥有两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事后，中央军委向全军通报了我们攻克天津市的经验。 在这里，我想特别的讲下，在天津战役中，我们防空工作也是做得最好的。当时，“前指”将高射炮兵分布在天津四周，敌人的飞机只要一来到天津上空，就会遭到高射炮火的密集射击，敌人的飞机往往来不及掷下炸弹就吓得飞跑了。我们打天津的那几天，天气非常晴朗，但只要敌人的飞机一到，我们所有的高射武器就都一起向它开火，飞低了用高射机枪打，飞高了用高射炮打。它顶多飞到四千公尺，再高它也飞不了。我当时亲眼看到，我们的高射炮一开火，所有的炮弹都在飞机四周爆炸。从我们开始肃清周围据点起，一直到全部解放天津，几乎天天都有敌人的飞机来，但几乎都没能把炸弹投下来。开始总攻的那一天，天上一下子就来了三、四架飞机，可我们的高射炮一阵轰击，就把他们撵走了。原来驾驶员也都是怕死的呀！ 连带说一句，我从参军到打天津，打了近二十年的仗，几乎没有一仗不受敌人飞机的威胁，不挨敌人飞机的炸。抗日战争时期，挨日本飞机的炸，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挨国民党飞机的炸，直到打天津这一仗，才第一次对敌人的飞机毫无顾虑。这一仗，敌人的飞机不仅没有投下一枚炸弹，还被我们的高射炮打下了好几架。看见敌机往下掉，我和刘震都兴奋得跳起来鼓掌。当时，这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天津战役结束后，我们二纵队奉命由天津杨柳青转移到杨村、武清、廊坊三个地方休整待命，准备打北平，消灭蒋介石和傅作义在华北的全部力量。我们纵队司令部设在武清县城。我们当时的任务是，一方面是待命，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攻打北平城；另一方面是总结经验，休整部队。 当时被我们围在北平的敌人，共有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连同其它地方部队，共计二十五万人，由傅作义统一指挥。在天津被攻克和西撤退路被切断的情况下，北平守军已完全陷入绝境。如果傅作义坚决不投降，北平也会炮火再现。 与傅作义的接触和谈判，早已在秘密进行。早在一九四八年底，中共中央、平津前线指挥部和北平地下党就开始和傅作义进行谈判，谋求和平解放北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它任何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根据这八项条件精神，一月十六日，平津前线指挥部致函傅作义，提出和平缴械出城接受改编的两种办法，敦促其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站到人民方面来。 在解放军大军临城的情况下，经过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和一些开明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表示愿意接受我们提出的和平条件。一月二十二日，北平守军开始协议撤离市区，进至平津前线指挥部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一月三十一日，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胜利结束了。整个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一个总部、一个警备司令部、三个兵团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个师（内含两个骑兵旅），共五十二万人。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其它战场的胜利，已经奠定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北平是华北的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驰名的文化古城，当时拥有人口两百多万。为保护这座古城免遭战争破坏，平津战役期间，中央、中央军委一再指示平津前线指挥部，要尽量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以便能完整保存这座城市。所以，北平和平谈判的各种问题，一直都是在中央、中央军委的全面安排下，由平津前线总前委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领导具体负责执行的。北平和平解放后，我记得好象是由叶剑英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彭真任市委书记。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我们的部队举行了入城仪式。入城式是代表性的，参加仪式的既有东北野战军的部队，也有华北野战军的部队；既有步兵，也有包括坦克、装甲兵、工兵等各特种兵。当天，参加入城式的部队先从各个方向进入南苑机场，然后在林、罗、聂及刘亚楼的统一组织领导下，从南苑机场开进北京。一路上，入城部队都受到了北平市民、学生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平津前线指挥部进驻北平后，林、罗、聂、刘等首长都住当时的北京饭店。各个纵队则都返回原驻地不动。 到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在进驻北平以前，平津前线指挥部，在南苑机场举行了阅兵式，各个部队接受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检阅。由于当时北平城内的情况还比较复杂，中央领导同志都暂时住香山。 之后，我记不得是那一天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香山接见了东北野战军全体师以上干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都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要求东北野战军准备继续南下，担负起解放中南地区，即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任务，配合二野、三野打过长江，消灭蒋介石、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等国民党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听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大家都极为兴奋，感到这对东北野战军的百万指战员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 接着，东北野战军在北平城内朝阳大街的九爷府，召开了全军师以上的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前后一共开了十天，我们二纵队的干部就住西单饭店。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传达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当时正是天津战役的关键时刻，林彪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由罗荣桓去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里，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 二、会议同时组织我们学习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现在看来，问题就更加清楚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三、总结了辽沈、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和经验教训。林彪在会上作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专门讲了一个团结问题。强调不仅东北的部队内部要团结，更要在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统一号令下，和全国各个兄弟部队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共同消灭蒋介石的全部力量，解放全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 林、罗讲话之后，各个纵队的干部都相继发言表态。我除表态之外，还在这次会议上检查了前面提到的二纵队在沈阳私分粮食、衣服的错误。由于我主动地作了检讨，没有受到更多的批评。回到二纵队，我们紧接着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会议作了传达，要求各部队深入动员，准备立即南下，打到海南岛，打到镇南关（后改睦南关），解放全中国。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肯定无疑的了。 三、南下途中，打猎负伤 平津战役后的休整期间，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整编。这次整编，主要是上面机构改编，下面军、师、团的建制不变。当时中央军委的命令是： 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兵团，全野战军共十五万五千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四、五兵团，全野战军共二十八万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全野战军共五十八万一千人；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全野战军共九十余万人；原华北的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三个兵团共二十三万八千人。 同时，除四个野战军以外，中央军委还将全国划分为六个大军区，并决定由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第二野战军兼西南军区，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此外，组织东北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兼政委，组织北京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 东北野战军的十二个纵队，从一到十二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共十二个军，外加特种兵纵队。我们二纵队被改编为三十九军，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军共同隶属于十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骅。我们二纵队的四师、五师、六师和独七师分别改称第一一五师、第一一六师、第一一七师和第一五二师。 随着十四兵团的组建，我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震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副司令员兼三十九军军长。这样，我便离开了三十九军，三十九军政治委员由原二纵队副司令员吴信泉接任。 队伍整编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起，第四野战军在林彪的率领下（罗荣桓因病留天津治疗），分多路由平、津地区南下，差不多每个军都分成了两路，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行程约两千公里。部队经河北、河南到达长江沿岸。五月三日，发起渡江战役，从汉口以东的团凤、武穴地区强渡长江，相继解放了武汉三镇，并在渡江战役中歼敌二十五万余人。之后，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继续进军江西、广东、广西各省，负责消灭华南的国民党军及白崇禧率领的桂系部队。 这次进军，实际上是又一次的长征，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向南方长征，走的都是大路，而且我们是胜者，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要走、要打，都由我们自己掌握。当然，有一点却与红军时期的长征一样，那就是这次南下同样是都依靠两条腿来走路。天气炎热，兼程南下，部队指战员都非常艰苦疲劳。 四野部队以东北、河北和山东籍的战士居多，初到南方，由于生活习惯和气候不同，指战员们不习惯南方的气候、水土，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特点，再加行军疲劳，日晒雨淋，酷暑，部队指战员普遍感到非常艰苦和疲劳。而且南方雨多、蚁虫多，后勤部门却来不及给每个人配发雨具和蚊帐。这样一来，疲劳加上淋雨和蚊虫叮咬，因病减员的数字相当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和以前长征时不同的是，这些病号都被收留到地方医院休养了，再也不会有因病掉队而牺牲的事情发生了。 尽管有这些困难，但广大干部、战士在“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的鼓舞下，士气非常高昂，一路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尊重沿途各地的党、政组织，注意和他们搞好关系。就这样，部队一鼓作气，一路挺进到了镇南关和海南岛。 令人遗憾的是，我由于一次意外事故，没能跟着部队一起行动因此没有经受这个锻炼。 队伍南下时，我被留在天津，等待组织十四兵团。我和刘震两家住在一起，当时刘震还兼任三十九军军长，不久，刘震走了，返回三十九军指挥部去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在天津等了一段时间。 趁着在天津逗留无事的期间，我与邓华、莫文骅等人先后参观了塘沽、大沽和天津市的一些工厂。当时天津市的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是我们新四军三师的老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我们几个人就去拜访了他，向他汇报了一些情况，并请他照顾一下我们留在天津的家属。他向我们交代了一些南下时应注意的事项，还请我们在天津一个名叫“古士林”的法国餐馆吃了一顿饭。 四月底，我接到命令，要我与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第十四兵团政委莫文骅，以及谢阜民、刘转连等一批调动工作的干部一起，从天津出发，去武汉就任。我们随即从天津出发，先坐火车经济南到徐州，然后在徐州换车直达开封。当时，四野司令员林彪、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和政治部主任谭政都在开封。林彪司令员告诉我们，四野司令部和中南军区司令部准备立即搬到武汉去，要我们先走，到武汉集中报到，接受任务。 按照林彪的指示，我们继续经郑州，到了漯河。那时的火车只能通到漯河，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改乘吉普，沿着四野的兵站线走，经上蔡、汝南、正阳，来到罗山以北的铜钟镇。走到铜钟镇时，正值天下大雨，河水暴涨，汽车过不了河，只好在镇上住下了。 不久，雨过天晴，大家都想去镇外玩一玩，看一看铜钟镇的风景，顺便拿上了鸟枪，想打几只斑鸠回来烧着吃。 这时天已近黄昏，走着走着，我看到一座寺庙的屋顶上，停着三只鸽子，就要警卫员把我的鸟枪拿过来。那是打天津时缴获的一支德国鸟枪，是三十九军后勤部政委于辉给我拿来的。我觉得这枪的确不错，就一直带在身边，并曾用它打过几次鸽子，都打到了。 警卫员把枪拿来之后，推上了子弹。我一看，嘿！里面装的是个打老虎用的大号子弹，就把子弹里的火药倒了一些出来，再装上去。遗憾的是我没有注意到枪筒子里都是土，因为紧急赶路，一路上都顾不及把枪擦干净，我负伤以后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靠在土墙上瞄准鸽子，一扣板机，轰隆一声，枪就炸了，把我左手的大姆指炸飞了，中指和食指各炸掉了一节。当时，大量的流血，加上十指连心的疼痛，使我昏了过去。是我自己犯了个大错误，突然之间出现了这样的灾难。 一看这种情况，邓华、莫文骅、谢阜民和刘转连他们赶紧就跑过来招呼我，把我扶起来。帮我用手帕把伤处一扎，然后叫警卫员从旁边的村子里弄来了一个竹床，让我睡上。邓华、莫文骅他们几个亲自动手，把我抬到铜钟镇一个地主的家中。当时，这个地主全家都已逃跑，只有一个母亲带着个小女孩在家。 然后，邓华、莫文骅他们就在镇上到处给我找医生，可就是找不着。本来，镇上驻着地方军区一个独立团的团部，但部队已经出发剿匪去了。就在邓华他们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说来也巧，这个独立团的医生回来了。他请假回家探亲，正好在那天回来，准备去追赶部队，邓华他们就找到了他。那位医生立即就用大量的酒精给我消了毒，并重新为我包扎好伤口，同时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血清。 独立团的医生告诉我们，对我的伤势来说，这些处理只是一些临时性的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地彻底治疗，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又是一件巧事，恰恰在这时候，三十九军的南下队伍正好路过这个地区。邓华和莫文骅带着我的警卫员，连夜找到了一一五师副师长黄经耀和师卫生部长石光华。黄经耀听说我受了伤以后，当即要石光华带领医生、护士连夜赶到铜钟镇，为我做手术。 那天，大概是晚上十二点钟开始做的手术。手术一开始，石光华就给我吃了麻药。这是我第一次尝到麻药的滋味。一直到清晨手术完毕，我还没有清醒，就一直睡在当作手术台的竹床上。 邓华、莫文骅他们为了我一夜都没有合眼，整夜都在为我奔波、忙碌。想起他们当年以老红军战士之情照顾我，至今令我激动。我只能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我深深的感激之情！ 很快，十四兵团副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信泉都知道我负了伤。他们说，让我一个人在那里不行，不安全，又从一一五师给我派来了一个一百七十多人的连队，专门为我警戒，保护我的安全。他们还决定，把石光华部长和医生、护士都留下，专门为我继续治疗伤口。可见刘震、吴信泉、黄经耀、石光华等同志对我爱护关怀备至。战争年代的那种同志之情、战友之情，真是没法比！ 第二天，邓华、莫文骅、刘转连和谢阜民等看到我已经有了警卫部队，又有医生在我面前，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就离开了铜钟，继续向武汉前进。他们在临走时还向开封发了个电报，把我受伤的事，报告了四野的林彪司令员、萧克和赵尔陆参谋长，当时他们都还在开封。莫文骅是我们十四兵团的政委，更加关心我，后来又给我派来一个组织干事王春本给我当秘书，到武汉后，照顾我的生活。 林彪得知我受伤后，又指示四野后勤部给我派来了一个技术比较高超的日本医生。这位日本医生在铜钟住了两天，看见我的伤口已经基本上被控制住，没有什么大事，加上又有医务人员在我跟前守护，就告辞回去了。这时，四野领导机关已开始向武汉转移，所以那个日本医生临走时，劝我再休息几天后就转到汉口去继续养伤。 我在铜钟整整住了十天。我痛定思痛，心情一直非常沉重，情绪很不好。我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四野的领导，回想我自参军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小战斗，很侥幸，没有负过一次伤，这次我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用枪打鸟，自己把自己的左手拇指给打掉了，真是无法向组织上交代。后来又听说，四野已经向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并通报全军，批评我违犯了纪律，说是吴法宪用枪打鸟，把手炸坏了，要大家注意，以后不要随便用枪打鸟。我听说之后，更加感到内疚和难过。 十天以后，石光华看我的伤势比较平稳，就准备护送我去汉口。临行前，我要刘震和吴信泉派来的那个警卫连回一一五师报到，只要石光华和一、两个医护人员护送我到汉口。然后，我带着几个警卫员分乘一辆吉普、一辆中卡，从铜锣出发，经罗山、宣化店、三河口、黄陂、滠口到了汉口。当时正值雨季，公路上都是泥巴，遍地泥泞，很不好走，我们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到了汉口。 一到汉口，我立即去见林彪。见到林彪，真觉得不好意思。林彪司令员看了看我的手问道：“痛不痛”？我说：“不痛”。林总说：“什么不痛，十指连心哪！好一点没有？”我说：“好了一点。”林彪司令员又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了，就在汉口住下，找医生治疗，好好休养三个月再说，别的事，你就先不要管了，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 接着，我又去见了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兼武汉军管会主任陶铸。他们都知道我负了伤，也都安慰我，要我好好养伤。 就这样，我在武汉住了下来。关于我在武汉的生活，谭政、陶铸已经指定要四野司令部管理局负责人苏焕清负责，一切费用都由他们供给。正好，苏焕清是原来我们新四军三师司令部的管理科长，我们早已熟悉。最早苏焕清给我安排在扬子口饭店四楼住了几天，以后在兰陵路给我找了一座房子，最后又在胜利路给我找了一座更大的房子住了下来。这时，莫文骅派的十四兵团的组织干事王春本也到了，一边给我当秘书，一边照顾我的生活。 在铜锣受伤以后，我一直没有把自己因枪炸负伤的消息，告诉我的妻子陈绥圻。因为她在天津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告诉了她，只能增加她的焦虑，也于事无补。因此在铜钟，我给她写信时，只说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一切都很好等等，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负伤的事。 不想刘震在给他妻子李玲写信的时候，告诉李玲说，我在铜钟负了伤，还可能有感染破伤风的危险。李玲看到这封信后，为我十分担忧。第二天，正好陈绥圻到她家里去，李玲一见陈绥圻就掉开了眼泪。陈绥圻当时觉得十分诧异，紧盯着连声追问：“是否前方来了信，出了什么事？”李玲一开始不说，陈绥圻就一定要李玲把刘震的信拿出来看一看。李玲被逼无奈，只好把信拿了出来。陈绥圻一看就慌了神，马上回到自己的住地，就准备来找我。因为当时还处于兵荒马乱的时候，她怕带着孩子路上不好走，就把新潮托付给了一直负责照顾他的日本保姆。当晚临走前，她给新潮喂了一次奶，就自己一个人乘火车到了南京，想从南京转乘轮船到汉口来看我。但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的空军正加紧轰炸南京，轰炸上海，轰炸长江航道上的一切船只，轮船无法通行。困在南京的陈绥圻心挂两头，急得不得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想办法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确切知道我的情况之后，她就又回到了天津，准备带上孩子再设法乘火车到武汉来。我得知她一定要来，就派了警卫员去天津接他们母子。不久，我们全家就又在汉口团聚了。 我在武汉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一直住到了十月。最初，什么事也没有，光是休养治疗。后来，十四兵团在汉口成立，调来了原热河军区的架子，组成了十四兵团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当时，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还留在北京待命，我就协助政委莫文骅筹建十四兵团的机构。不久，十四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也来到了武汉，我们三个就共同担负起了组织十四兵团领导机关的任务。 七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召见正在北平待命的刘亚楼，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决心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刘亚楼建议，空军领导机关由十四兵团机关再加上原航空局所辖人员组成。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很快将十四兵团部调到北平的命令下到四野。但四野把莫文骅、黄永胜和我都留下来，只由当时兵团司令部的参谋处长何廷一，于八月中旬带领十四兵团机关共两千五百多人，从武汉前往北平报到。机构既已调走，我在武汉就又没有什么事了。 由于我负了伤，结果有两个重大战役我没能参加。一个是沙市、宜昌战役，十四兵团所属的三十九军和四十一军、四十二军，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这个战役，打了胜仗，从沙市、宜昌一带渡过了长江。再一个就是衡宝战役，这个战役，消灭了白崇禧率领的国民党桂系军队四万多人。这两个战役我都没有参加上，失去了两次很好的锻炼机会，一直觉得非常遗憾、非常可惜，同时也深感这是对我个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衡宝战役后，林彪的指挥所就离开了武汉，搬到了衡阳。不久，莫文骅和黄永胜同时接到调令，要他们去十三兵团分别任政委和副司令员。这样，他们就先走了。 他们都走了以后，我感到非常不习惯。当时，我离开了部队，一个人同家人，以及几个警卫员、一个厨师、一个司机单独住在一起，各方面都有困难，非常的不方便。 不久，林彪司令员通知我，军委决定调我也去十三兵团，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时还调曾国华去十三兵团任参谋长。这样，我和曾国华两个很快就结伴离开了武汉，去十三兵团报到，准备参加进军广西的战役。 莫文骅、黄永胜、我和曾国华四人走时，都没有带家属，我们的妻子、孩子就暂时留在了武汉。 四、进军广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上旬，在国庆大典后不久，我和曾国华一起离开武汉，坐汽车沿粤汉铁路南下。 我们首先到了长沙，见到了湖南省委书记、副省长王首道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黄志勇。王首道、黄志勇等热烈欢迎了我们，并坚持挽留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当时，中央任命的湖南省委书记兼省长黄克诚尚未到职，由王首道主持湖南的工作。 继续从长沙出发后，我们经湘潭、湘乡，再往南走就来到了衡阳。在衡阳，我们见到了林彪、萧克和赵尔陆。林彪有个习惯，每逢指挥大的战役，总是把指挥所移到最前面。当时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林彪的指挥所就设在衡阳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就在这个小山上，林彪接见了我和曾国华，跟我们谈了话。他对我们说：“你们到十三兵团报到后，要立即准备进军广西。你们要把敌情、地形、道路统统摸准、搞清楚。部队经过了长时间的行军和一系列的战斗，已经很疲劳，你们在湘西可以适当休息一个短时间，养精蓄锐，然后准备进军广西。要从湘西一直打到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地，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广西的地形复杂，石山很多，溶洞很多，山路崎岖，道路很不好走。因此，进军广西，可能要比从北方进军湘西还困难。对此，你们要注意作好部队的思想准备，做好动员工作，作好体力准备。要千方百计地把敌人截住，把他们插乱割断，不使他们逃往云南，逃往海南岛，以至逃往越南。” 第二天，我们就经邵阳走向湘西。在邵阳，我们见到了四十九军政治部副主任周彬。经他招待，我们在邵阳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又在洞口遇见了38军军长梁兴初和政委梁必业。老战友见面，他们热情招待我们，我们就在洞口又住了一个晚上。 从武冈起程，我们再往北返，翻过雪峰山，来到安江，见到了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莫文骅，向他们报了到，并汇报了林彪关于进军广西行动的指示。之后，十三兵团便立即开始了进军广西的一系列筹备工作。 来到十三兵团后，我便立即开始了工作。首先我住到兵团政治部了解情况，熟悉干部和政治部各部门的工作。然后，我又组织由兵团政治部各部部长带领的工作组，深入到所辖的几个军里去进行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当时，归十三兵团指挥的共有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五军和四十九军。除三十九军外，我对其它三个军的情况都不了解。因此，我到任后，首先就是去部队了解情况，帮助部队实际准备进军广西的工作。 我在下面部队一直工作到十一月初，才回到兵团部。我回来不久，兵团机关即转移到衡阳，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式开始进军广西。十三兵团的四个军先后从驻地出发，进军广西。根据行动计划，三十八军沿会同、南丹、即湘、黔、桂边境前进，最终目标是百色，负责截断白崇禧退往云南的退路。三十九军沿龙盛、荷茨、柳州、南宁、恁祥，直扑镇南关（即今天的睦南关），进抵中国与越南边境最重要城市防城。四十五军从广东韶关西进，一直进到湛江以北，负责占领整个广西东部。四十九军负责占领广西的西北部，即全州、桂林一带。 到十二月中旬，四个军都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全部解放了广西，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共歼灭十七万人，实现了中央军委制定的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部队开始行动后，兵团机关就沿着湘桂路进入了原国民党政府广西省省会桂林。在桂林，我们接到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决定将广西的新省会建在南宁。同时，中央公布了广西省领导的任命名单：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张云逸，第二书记陈漫远，书记莫文骅、贺伟，副省长贺希明和雷经天。雷经天是参加百色起义的老同志，贺希明则是原盐阜根据地的财政厅长。 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成立广西军区，由十三兵团兼，任命张云逸兼军区司令员，莫文骅兼政委，第一副司令黄永胜，副司令员彭明治、李天佑，我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国华任参谋长。李天佑刚调来不久，彭明治就调去了北京外交部，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另外，原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进军广西时，被中央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兼省长，后来指挥十三兵团进军广西的是黄永胜代司令员。 广西军区成立后，我们又进一步组建军分区，先后组建了桂林军分区、柳州军分区、百色军分区、武鸣军分区、梧州军分区、贵县军分区、南宁军分区、玉林军分区等各个军分区，并派遣干部，组织机构。这时，第四野战军和中南军区又决定，在南宁成立军管会，并任命莫文骅为军管会主任，我为副主任。 这时，我们兵团部已移到了位于广西中部的柳州。在十三兵团机关进入柳州时我们就商定，由十三兵团兼军区副司令员彭明治带领一部分直属队，先进入南宁负责治安卫戍工作，之后我再率兵团政治部进入南宁负责军管工作，政治部的全体成员就作为军管会的成员，参加接管南宁的工作。莫文骅和黄永胜则暂时留在柳州，以便指挥和掌握各个军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战斗情况。我们同时还决定，把三十九军所辖的独立第五师暂时留在广西，兼任南宁军分区的工作，师长罗华生兼任军分区司令员，政委邱子明兼任军分区政委。 从衡阳开始，一路进军广西，我们在沿途所见到的广西的地势、风景真是特殊。尤其是广西的东北部，一些山峰几乎是从平地拨地而起，如玉笋，如翠屏，如巨象，如驼峰，真是千姿百态。广西的山多岩洞，洞内石钟乳、石柱、石花等应有尽有，组成各种景色。最美的还要算桂林至阳朔一带，处处青山绿水，地地奇山异石，构成了长达百里的漓江美景。 我们兵团部所在的柳州，风景也十分秀丽，随便走到那里，放眼望去，群山奇特苍翠，柳江水清澈如镜。在进入广西之前，我没有想到广西的景色居然如此别具一格。遗憾的是，当年军务倥偬，没有闲情逸致，去一一观赏品评广西的奇山异水，只是在行军途中匆匆一瞥而已。 南宁的风景就不如桂林和柳州了。但向南到凭祥友谊关的风景也很美，特别是武鸣、百色也很漂亮，以及到钦州、北海、十万大山也都有许多特殊风景。后来我才知道，广西不仅全省的风景都很美，而且冬无严寒，天气暖和，雨水充沛，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各种生产。在这里，只要人勤劳就饿不着。 到了南宁后，我才了解到，广西是一个壮族占多数的少数民族，有壮、汉、瑶、苗、侗、回、彝、水、仡佬等十三个民族。壮族是我国五十六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 五、重建广西 广西解放以前，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省政府机关都在桂林，南宁只是个一般的城市，全市只有十六万人口，地方很小，而且经济也不发达，整座城市没有什么好的建筑。现在南宁一下子突然改为省会，各方面就比较困难了。 比如，南宁居然没有一所大医院！于是，我们把十三兵团在东北接收的一个日本人的医院，改为了南宁医院。南宁当时也没有什么电影院和剧院，也没有大学，只有几所中学。当时，广西唯一的一所大学——广西大学，是在桂林。 其实，不光是南宁，当时的整个广西，都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蒋家王朝推翻了，广西全部解放了，广西变成了人民的广西。但什么都要搞，一下子究竟从哪里开始呢？ 当时，广西省委书记、省长、军区司令员张云逸召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有关领导研究后，决定首先从建立广西的行政秩序入手，同时抓紧剿匪工作，恢复生产，积极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云南。我们首先抓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建立广西省的行政秩序。我们首先建全了省委、省府、军区、军分区等各级领导机构，配备好各级干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从上到下的建立起一系列的党组织，从省委、地委一直到县委、区委和乡党委。同时，还建立起各种群众组织包括工、农、青、妇、少先队等等，把人民群众都组织起来。再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组织省政协，地区政协，县政协等各级政协组织，搞好统一战线工作。 二、清剿土匪。广西国民党部队被消灭前夕，白崇禧将总数约为四十万的部队分散开来，化整为零，隐藏在各处，骚扰社会治安，严重妨害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不肃清这些土匪，基层的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由于三十八、三十九两军由中央军委和四野命令，战役结束后就调出了广西，组建成机动兵团。军区决定由四十五和四十九军两个军分散进行剿匪工作，划分了各自负责的区域，大力剿匪和肃清暗藏下来的反动势力和国民党部队的残余势力。同时，结合剿匪开展土改反霸工作，把剿匪、土改、反霸三项工作结合进行。 三、恢复工农业生产。我们当时十分重视尽快恢复交通、工商业、文化、卫生经济等各方面的工作，建立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尽快建立各种新秩序。 四、支援二野进军云南。二野的陈赓兵团当时奉命进军云南。这个兵团非常辛苦，从山西出来以后，相继参加了冀鲁豫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然后又从南京到安徽、浙江、江西、广东，一路横扫过来，最后军委决定由他们进军云南。他们走的路最远，也最辛苦。这次他们进军云南，要路过广西，军委要求由广西负责陈赓兵团进军云南的一切准备工作。 为了很好地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这个任务，我们派人修整道路、准备粮食等。一切支援工作，我们当时都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当陈赓兵团经过广西的时候，我们在南宁，都热烈的欢迎、接待和欢送他们。除此之外，三十八军的部队还执行了为陈赓兵团开路的任务。他们从广西的百色先于四兵团向云南前进，很好地配合了陈庚兵团解放云南。 从全省来说，要抓的就是这几件大事。当然，还有很多的具体事情要抓。就我个人来说，当时我的精力主要是集中在南宁军管会的工作上。莫文骅虽然是军管会主任，但他只是在总的方面管一管，没有参加多少军管会的实际工作。他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抓军队和军区的军政工作。另外，莫文骅是南宁人，许多事情都牵涉到他的亲戚、朋友，一些关系不大好处，因此采取回避政策，一些事情都由我来出面处理。这也是他比较聪明、稳重的一种做法。 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份一直到一九五O年的一、二月份，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工作，南宁市算是建立了初步秩序。我们当时所做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第一、清查敌人所遗留下来的人和物，把包括各种机构、人员、设施、车辆、资财及仓库里的所有物资，一一加以清点后进行接管，并对留用人员给予妥善的安置；第二、协助省政府派来的市长，召开市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市政府机关，产生新的人民政府；第三、协助市委召开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市委领导机构；第四、协助市政府召集南宁工、农、商、学、军各界代表和著名人士（或称民主人士）代表会议，成立南宁市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恢复教育，帮助各中、小学生开始正常上课；第六、发展文化事业，组建了南宁剧院。由十三兵团政治部负责，我们在一个被烧毁的废墟上修建了一个南宁剧院。这个剧院既可以放映电影，也可以进行文艺演出。我们兵团文工团就经常在这个剧院里，进行和负责组织各种演出活动；第七、组建卫生机构，以军区的医院为主，组建了一个比较大的医院；第八、恢复商业。南宁傍靠邕江，各种商业活动以前还是比较活跃的。经过我们针对工商业者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商人们渐渐懂得了我们的城市政策。很快，各个商店就陆续恢复了营业；第九、恢复公路交通，并恢复邕江航运；第十、开始建设南宁人民公园。 这许多事情，都是由我率十三兵团兼广西军区政治部全体人员，协助当时南宁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来努力完成的。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南宁市的工作上。直到南宁市的秩序初步建立以后，我才逐渐的抽出精力参与部队的剿匪工作。正好在这个时候，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委邓子恢，第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在汉口召集中南各省军区负责人员开会，专门讨论剿匪问题。军区司令员张云逸指定我代表广西省军区去参加会议。 我于一九五O年三月初到达武汉。这次剿匪工作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星期，首先由各省军区汇报剿匪工作情况，然后听取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领导的讲话。林彪限定广西一定要在两个月内发动群众，造成巨大的声势，基本肃清境内的土匪，建立起广西的新秩序，保障省内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交通运输的安全。 这时我的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都还在汉口。开完会，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沿湘桂路到了柳州，再从柳州坐汽车来到南宁。 我一回到南宁，就立即向十三兵团和省军区的领导汇报了会议的情况。然后，我们立即召开全广西的剿匪工作会议，要求所有在广西参加剿匪的军队干部和各军分区的干部统统到会。 剿匪工作会议由张云逸司令和莫文骅政委共同主持，我在会上传达了各位中南军区领导、特别是林彪的讲话精神和要求。张云逸司令员对这个会议非常关心，天天都来坐镇参加会议，天天提出意见，连我的传达都全部听了，非常重视。在这个会议上，正式部署了广西的剿匪工作，并决定由黄永胜、莫文骅、李天佑和我四个人专门负责剿匪工作。 为造成声势，全力开展剿匪工作，三月份，我们在南宁召开了一个庆祝广西全省解放和动员剿匪的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三万多人。省委第二书记陈漫远、书记贺伟和我在会上讲了话，动员全省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剿匪。我们还在会上着重宣传了党的一些政策，例如对主动投降者给予优待，对顽抗到底及窝藏土匪者进行从严处置等。大会最后还宣布，民间所藏的枪支弹药，一律都要收缴。会后，《广西日报》通版刊登了动员剿匪的材料，宣传党的政策，以造成声势，使老百姓中的少数人不敢再收藏土匪，使土匪在群众中无立足之地。 通过我们的艰苦工作，广西的剿匪工作开始还是有成绩的，但后来效果不够理想，因而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评。后来，中南军区又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来广西坐镇督促剿匪，才完全肃清了广西全省的土匪。那已经是一九五O年下半年的事了。 一九五O年五月，我们接到通知，中央军委决定把十三兵团部机构调到郑州，负责先期到达郑州、开封、洛阳、漯河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三军的整训，同时任命黄永胜为十三兵团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曾国华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准备要我们带领这四个军去参加抗美援朝。原十三兵团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李天佑则留在广西不动。 接到命令之后，我工作重点立即就转到了十三兵团这边，但还是在广西继续呆了一个多月，因为在广西还有一些未了的工作，确实一时脱不了身。当时，黄永胜也因有事准备先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到郑州，最后是曾国华带领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先去了郑州。 等我把广西的工作都交待完毕，时间已是七月初了。我走时，广西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热情地欢送了我。 在去郑州的路上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离开南宁，我们一家人先坐吉普到柳州，准备从柳州再换乘火车，去武汉中南军区接受任务。吉普车刚到柳州市郊，迎面遇到一个大陡坡，坡下面就是柳江。司机同志开车迎坡而上，想从这里进入市区。不料车到半坡，上面突然下来一个交通警，拦在车前不让走。这时司机同志就十分为难，往前开吧！就会把这个冒失鬼压死，不开吧，车在半坡，停不下。眼看着车就要往坡下滑，一滑就要滑入江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为人十分机警的警卫员戚永法赶紧跳下车，抓起路面上的一块石头，赶紧垫在吉普车的后轮下面，这才总算是让车停住了，把这场危险渡过去了。当时的吉普车，只是上面有个蓬子，两边是空敞着的，这一路上，戚永法就一直将自己的双腿搭在外面，准备一旦有什么事情，好随时跳下车去。也真是多亏了戚永法，如果不是他，不是路上正好有那块石头，我们一家三口就会坠入柳江喂鱼去了。从这件事情来说，戚永法对我们全家都有救命之 恩。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怀念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车停下以后，戚永法就和那个交通警察吵了起来，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那个警察解释说，市交通部门有规定，不准从这里上坡进入柳州市，主要就是怕出事，怕车滑入江中。戚永法生气地说：“我们初到柳州，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再说了，如果我们违反了交通规则，你可以等我们上去，再对我们进行批评教育。你看现在这样多危险！你拦在前面，车又停不下，如果不是我用石头垫着，车就会滑到江里去，车上的人会全部死掉的，到那时，我看你怎么办。” 我告诉戚永法，先不要吵了，想办法把车开上去再说。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车弄上了坡，开到了柳州市里。不久，市里的同志就来道歉，说要处分那个交通警。我告诉他们算了，他今后注意再别把车拦在半坡上就行了。 一到武汉，谭政就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我的工作可能有变化，可能不去抗美援朝，而改去空军工作了，要我立刻去北京。 当初我刚到南宁时，曾给江西永丰老家去过一封信，询问家中情况。不久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才知道从我离家以后，一家老小都已冻饿而死，只留下了老父亲一人，肩挑黄烟，靠做小买卖为生。这时，我就向谭政提出，要求在我去北京之前，绕道江西回家一趟，把孤苦无依的老父亲，一起带到北京去。 但谭政没有同意我的请求。他告诉我：“你先去北京报到，建设空军的任务紧迫，还是以工作为重。至于你父亲，等你到北京以后，再派人去接也是一样的。”他还说：“林总现已因病在北京休养，他这几年心力交瘁，勉强支持到现在，中央已批准他去北京休养。你到北京先去找他，你的任务他会当面向你交代的。” 没有办法，我只得服从谭政的决定，带着妻儿，立即乘火车赶往北京，因此我没能及时地将父亲接出来。刚到北京不到十天，就接到家中族人的一封信，告诉我父亲已经患痢疾去世了。这样，家中剩下的唯一亲人，没有能再见一面就离我而去了，我心中十分伤痛，当时没有及时赶回去，我至今想起来都很后悔。 第九章 建设空军 一、到空军工作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到达北京时是个清晨，正好是七月七日，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那一天。 车过芦沟桥，只见桥柱上所雕刻的四百多个大、小石狮，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我竭力想寻找一下当年战火的残迹，但已经事过境迁，当年被炮火损坏的石狮都已修整好，抗日战争的硝烟已不复存在，我们的国家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我们一家三口到达北京站时，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派出空军政治部的谭石冰来接我。他把我们安排在前门外的乡村饭店暂住。当晚，刘亚楼来看我，并把我带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当时因病在北京休养，住在北京西城毛家湾的一个四合院里。 见到林彪，我先问候了他的身体，林彪对我说，身体不好，这次病得比较严重。然后他对我说：“你的工作有变动，不到十三兵团去了，要留在空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干部部部长。原来的空军政委萧华已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主任罗荣桓要他去作助手，这样空军就没有人负责政治工作了。刘亚楼希望把你调到空军来，已经报告了军委、毛主席，得到了批准，就这样定下来吧！” 我说：“我挨过国民党空军和日本空军飞机无数次轰炸和扫射，非常希望能建设起一支我们自己的空军队伍，但是我对搞空军一窍不通，要我来搞空军不合适，我不懂技术，又没有航空知识，搞不了。我还是愿意去抗美援朝。” 林彪说：“抗美援朝已经另外调邓华和赖传珠去了，你就不去了，黄永胜也不去了，已调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看我没吭声，林彪又说：“到空军，你还是搞你的政治工作。搞空军，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还是不行的。另外，你还年轻，还可以学嘛！” 见到林彪这样说，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林彪接着又说：“我现在身体很不好，不能见人，今天因为是你吴法宪刚到北京，第一次来，所以见见刘亚楼和你。现在我不在位了，今后空军的一些事情你们直接去请示中央和军委，直接请示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请示聂荣臻、罗荣桓，请示总参、总政、总后各总部。” 林彪说完后，刘亚楼接着对我说：“这下子你应当安心了吧！”我说：“我先干着看吧，干不好，我还是回陆军去。”刘亚楼说：“你还能走吗？中央选到你，是对你的信任，你走什么呀！”他接着说：“我们两个合作起来，同空军全体同志团结在一起，一定要把空军建设好。”我说：“空军的工作主要是靠你还有其他同志。你在苏联学了八年，有基础，我啥也不懂，主要是向你学习，尽量争取做好你的助手。”于是，我的工作就这样定了下来。 第二天，我先去各总部报到，然后又专门找到萧华，问他对空军的工作还有没有什么交待。萧华告诉我，他在空军的时间也不长，对空军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他要我先到空军去，到工作岗位后再逐渐地去了解情况。他建议我要调查研究空军政治工作的特点，抓好干部队伍的建设，边工作边学习，从实际出发开始工作。另外，他嘱咐我要安心在空军工作，不要再提出变动工作的要求了。 一九五O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名单，决定：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常乾坤、王弼五人为空军党委常委，刘亚楼为书记，吴法宪为副书记。 二、空军初建 这样，我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开始了解情况。我依次召集了司、政、后各部的负责人来汇报情况。汇报会上，我只听不说，更不提什么意见。当时我的内心很紧张，因为我对空军应当怎么搞，心中无数，而且我对空军的一些技术业务，包括飞行、领航、地勤、气象、雷达、机场建设、营房建设、通讯等都一窍不通，只能是先当学生，先学习，求教于各种专业干部和人员。至于政治工作，由于我参军以来一直搞政治思想工作，对有些问题就能比较主动提出一些意见，但对怎样结合空军的飞行业务和各种技术业务，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也还是心中无数。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了解到空军的各级领导骨干，主要来自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批以常乾坤和王弼等人为代表，是在大革命时期由党中央派去苏联学习的。我们的党中央，早就有意建设起一支自己的空军飞行部队。早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就派了一些人去苏联学习航空，其中就有常乾坤和王弼。常乾坤是山西人，黄埔学生，在苏联曾入茹可夫斯基空军学院学习，学的是飞行和领航，主要是领航。王弼是江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学的是地勤，从机械师一直干到了工程师。他们两个去苏联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回来。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通过关系，才把他们先接回新疆，以后又接回到延安。以后就在中央军委航空处担任领导工作，负责搞航空工作。 第二批是一九三七年由中央派去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学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在苏联政府的援助下，开设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在各地公开招生。为此，中央在延安挑选了十九名有点文化的青年战士和基层干部，并就近在西路军失败后滞留新疆的部队中挑选了二十五名干部、战士，送进了这个航空训练队学习，其中在飞行班学习的二十五人中，机械班学习的十八人，一人因病返回了延安。在经过刻苦学习，这批人终于顺利毕业了。不想，在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变脸反共，杀害了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的陈潭秋、毛泽民等，同时还把航空队的这一批人都抓起来关进了牢里。一直到抗战结束，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通过当时的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进行协商，才把这批人弄回延安，统一分配在军委航空处工作。这批人中间，有吕黎平、陈熙、安志敏、方子觉、袁斌、胡子昆等人。 第三批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老航校的毕业学员。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常乾坤、王弼告诉我，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关东军，包括关东军空军全部缴械投降，但好多飞机被苏联人拉走了，只剩下一些残兵游勇，交给了我们，其中包括一个日本的航空大队。这个航空大队中，有机械员、机械师和工程师，还有一个飞行技术比较好的大队长林弥一郎和二十多个飞行教员。我们就利用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航空队。我们同时派干部进去，告诉他们要很好的工作，服务好了，就让他们回国去，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不久，常乾坤、王弼他们率领延安航空处的一批干部来到东北，同日本这些飞行技术人员会合在一起。这几批人，包括大革命时期派到苏联学习后回来的，一九三七年派到新疆学习后回来的，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刘善本，以及接收过来的日本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就一起组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以后就称之为老航校。他们在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一些机场里艰辛地搜寻遗弃的飞机、发动机、航空器材和汽油，拼凑成了一百多架飞机。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代号“三一部队”。以后当务之急就是招生问题了。 航校的第一批学员就是从新疆航空队回来的那些人，他们虽然在新疆分别学过飞行和地勤，但是入狱几年，再加上在延安没有飞行的条件，四、五年下来，也就生疏了。航校办起来以后，首先就让他们重上飞机，由日本教官带飞，待我们的技术业务恢复和熟练以后，再吸收新的学员。由于所找到的航空汽油很少，油用光了，就试验用酒精来代替，结果也是一样可以飞行。 一开始打算从部队干部、战士中挑选学员的，但前方战事吃紧，部队正在打仗，只好作罢。后来又想在东北地区招生，但是那里的青年学生大都长期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文化水平比较低，身体素质比较差，在政治上又要经过审查。正好在这个时候，山东抗大一分校到达东北，他们带来了一千多名学生，都是从战斗部队中选送培养的青年战士和胶东老解放区吸收的青年学生。这些人就成了航校选调飞行学员的最好对象。结果，航校从东北和山东的抗大分校中选拨了一百二十多名学员。就是这批人，在后来的抗美援朝中，不少人都成为了战斗英雄，如王海、邹炎、张积慧、刘玉堤、鲁珉、林虎、李汉、马杰三、白云等。 这样几批人，就成为组建空军的主要力量。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中央抽调的大批成建制的陆军部队机构和人员。中央、中央军委对筹建空军十分重视。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组建空军的问题。他在信中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占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第二天，七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就召见正在北平、曾在东北兼任过老航校校长的刘亚楼，谈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的入选名单，以及空军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 在听取了刘亚楼的意见后，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给第四野战军领导发去电报，提出“空军领导机关准备以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直属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八月一日，中央军委又致电四野：“由四野拨来作为成立空军司令部之基础的十四兵团指挥机构（包括司、政、供、卫的全部人员，以及警卫团在内），请即令开来北京待编。”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四野于八月五日发出命令：着第十四兵团直属部队全部机构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 就这样，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还没有在兵团到职，就直接去了空军，而且还把兵团部也统统调到了北京，只把莫文骅、黄永胜和我留下来，改去十三兵团任职。八月十九日，十四兵团直属全体人员两千五百多人，全部由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廷一率领，从武汉来到北京南苑，正式成立了空军机关。 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委，王秉璋为参谋长。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通告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经成立。后来中央军委又确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空军正式成立后，中央领导对空军的建设曾多次提出明确要求。毛泽东主席曾指示：“要加速培养地勤人员，准备解放台湾。”朱德总司令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很紧迫的，人民实在等得焦急了，他们希望我们很快地学会，学会了就打（指解放台湾）。”当时，周恩来总理曾根据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战略部署，向刘亚楼提出：“航校第一批学员最好能在一九五O年九、十月毕业。” 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一方面是对空军建设极大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重大的压力。为顺利实现中央领导的要求，空军的全体同志都不敢稍有懈怠。我来到空军之前和来到空军之后，空军领导机关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采用三班制，即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上班。晚上一般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能下班回家，而且星期天也根本不休息，工作非常紧张，唯恐完不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为建设好空军，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决定首先抓好两条，即：办好航校和建设好空军的领导机关。 一、办好航校是建立空军的关键。如果办不好航校，也就没有组建好空军部队的可能。这一点过去我们不懂，以后懂得了。所以，中国的空军是先有学校，后有部队。空军各部队的飞行、领航、通讯、雷达、机务、地勤、气象、油料等各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都是在学校学好后，才能组成部队。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亚楼关于建立第一批六所航空学校的报告。经过紧张的实地勘察，选定第一至第六航校的校址分别为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济南和北京的南苑。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一日，六个航校的校址先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整修航校使用的机场、营房、教室等又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我们本着因陋就简、逐步改善的原则，将六个航校的教室、营房，在十一月底都大体上准备就绪了。 当时之所以要将六所航校都设置在北方，主要是因为那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为保证航校训练能顺利实施，必须有比较安全的环境。在北方，受台湾国民党空军轰炸的威胁比较小。后来，我们又将东北老航校改为第七航校，校址仍设在牡丹江。这样，我们就一共有了七个航校。 要办好航校，校长和政委的人选十分重要。遵照中央指示，空军党委从东北老航校中，挑选了七个富有飞行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干部，任命为各航校校长。至于航校的政委，空军党委于十月二十一日报告中央，要求从各野战军挑选。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要各野战军提出三倍于任命人选的名单交由军委选定。随后，各野战军根据军委的指示，共提出了十九名预选对象。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军委从中确定了七名。这七名航校政委都是陆军中的师以上干部，各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航校的领导体系也跟陆军一样，政治委员都是党委书记，负责全盘的政治领导。 当时，航校的校长、政委，经空军党委提出意见后，都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不是由空军自己任命的。足见当时中央、中央军委对空军的重视程度。组建航校的架子，也都是陆军的师的机构，由陆军一个一个的调来，组成了航校的校部。有的就由调来的师政委带来。 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刘亚楼对航校的建设更是尤为重视。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他在空军第一次航校负责干部会议上强调，以“一切为了办好航校”作为空军工作的一个原则，无论是干部和人员的调配，机场、营房的修建，飞机器材的分配，还是航空工厂的整顿、建设，物资供应的保证等等，都要首先以办好航校为前提。他还提出，空军初建，没有经验，工作中要多动脑筋，开动机器，办事要迅速、准确，并且要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对航校学员的选调，中央军委也十分重视。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军委就向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发出指示，要求从陆军作战部队和各地军政大学中选调空、地勤学员，并规定了严格的选调条件。之后，经过认真选拨，七个航校都接收了所能容纳的一大批学员。这批学员，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学员。 就这样，经过紧张的筹备，七所航校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底和一九五O年初相继开了学。朱德总司令对航校的飞行训练非常关心。他指出：“空军能不能搞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空军作战的胜负，有时往往是一分一秒的事情。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一样不能完成任务。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被敌人所打败。”朱德的这个讲话，空军党委及时在各个航校作了传达，进行了教育。通过学习和教育，给了航校学员以极大的鼓舞。 为迅速满足组建空军部队的需要，一九五O年间，空军曾先后三次扩大了航校的训练规模。通过将近一年的培训，第一批空地勤学员先后毕业。以后，又陆续扩建了一批新的航校。通过这些措施，较快地培训出了一批部队急需的人员。 二、在抓紧航校建设的同时，也抓紧了建设空军领导机关的工作。刘亚楼对空军机关的组织、业务工作和作风建设等非常重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空直机关参谋、干事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空军建设总的任务，是“建立人民空军，保卫人民祖国”。根据这个总任务的要求，空军机关一定要建立正规化的机关业务工作，树立和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空军机关作风培养的七条要求。 刘亚楼司令员对空军机关的工作抓得紧，要求严。他要求各部门既要抓好中心工作，又要完成日常工作；既要讲究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又要对机关工作有预见性，讲究完成任务的彻底性和及时性。他对时间的要求是论分论秒，不能论小时。他要求各部门和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动脑筋，出主意，努力完成党和毛主席、中央军委交给空军的任务。刘亚楼的这些要求，基本上都在空军领导机关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但是，毕竟空军领导机关当时正处于初建阶段，干部又大都来自陆军，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懂航空知识，因此对如何组织、如何编制、如何组建好空军部队等工作，只能是在学习、摸索之中前进。 一开始，空军初建时期的组织结构，只是在各大军区设立航空处。航空处的主要任务，是接收、保管和维护国民党军队留下的飞机、器材、零件，以及所有的机场。后来，才在航空处的基础上，组建了各个大军区的空军司令部。与空军党委的工作重点一样，大军区空军司令部组建后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航校的建设上。 航校的建设很快就见到成果。一九五O年前后，各航校的速成班学员相继毕业。这些学员毕业后，空军就有了组建部队的基本条件。至于组建部队所需的领导机构，经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都是总参谋部下达命令，从陆军成建制地调来，如果我们需要军就调军的机构，需要师就调师的机构，需要团就调团的机构。当时，凡是空军的报告、请求，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几乎是有求必应。送上去的报告，差不多就能得到这样的批示，“照办，完全同意。” 但是，从陆军调来的团长、政委都不会飞，怎么办？我们考虑，不会飞不要紧，先组建以后再作培训调整。刘亚楼曾几次对我说：“像我们这样不会飞的干部，终究是个过渡干部，迟早是要由会飞的同志来担任领导职务的。” 因此，在空军部队的建设初期，团长、政委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不会飞，都不懂得飞行的基本常识。但是，大队长、中队长都是飞行员，全部是飞行干部。当然，在团里的干部里，我们也尽可能地配备了一些飞行干部，有的是团长能飞，有的是副团长能飞。 为尽快解决航空部队的飞行指挥干部问题，空军常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准备在陆军中选调符合条件的干部，送入航校中进行紧急培训。刘亚楼趁列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把急需解决航空部队的指挥干部问题，当面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心，很快就会议之便，口头指示有关军区负责人如数送调。结果，各军区很快选调了符合飞行条件的营团干部九十多人。经航校培训后，这批干部成为空军第一批飞行指挥员。 三、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空军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下决心组建空军以后，全党、全军全力投入空军建设，包括海军航空兵和民航的建设。决心虽下，但当时正值建国伊始，百废待举，我们自己不光没有飞机、没有汽油，甚至全国连一个汽车制造工厂都没有，连辆汽车也造不出来。更不用说是航空工业了。给我们建设空军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那么，靠什么来建空军？在技术和装备上问题上，当时路只有一条，只有依靠苏联。空军初建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同苏联谈判，要苏联帮助我们搞空军，搞航空工业。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就在中央书记处召见刘亚楼以后半个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中共中央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的空军战斗部队，配合渡海解放台湾，要求苏联向我出售飞机，并帮助中国训练空军技术人员，并请苏联派出空军顾问来华，参加中国空军的建设工作。 在达成初步协议后，八月一日，中央又委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赴莫斯科，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商谈。刘亚楼等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等人。经商定，苏联同意向我出售飞机，并派专家、顾问，帮助我国建设六所航校和组建一个空降旅，因为那个时候中央正考虑攻打台湾。接着，王秉璋又三次去到苏联，商谈援建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 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始，一直到一九五O年的一、二月份，苏联政府将航空设备和教学设备陆续运抵满州里。这些设备绝大部分都是用火车运来的。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在冰天雪地的满州里，负责接站转运的同志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露天站台认真地进行检查、登记和分配，按时把一百多架飞机，以及相应的航空发动机、航空器材、降落伞、塔台车、活动修理车、充电车、充气车、空气压缩机、加油车、滑动车、交通车、吉普车等，安全地分别送到了第一至第六航校的领导人手里。老航校即七航校，则依旧使用原有的日式飞机进行教学。 随着苏联援助设备的到来，聘请的苏联专家也陆续先后来到第一至第六航校。从校长顾问一直到空、地勤教员，以及维护飞机的机械师，都是全套的苏联顾问；航校所用的教材，甚至一直到有关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几乎一切都是苏联航空学校在中国的翻版。 为了解决苏联专家的翻译问题，我们一方面自己积极寻找物色翻译人员，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这一问题，请中央帮助解决。后来经中央同意，我们到各省和一些大城市选了一批俄文翻译，分配到各个航校。对这些翻译，我们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好的照顾，让他们享受空勤灶的待遇。这样航校的翻译工作就大有改善，翻译水平提高了，各个航校的教学质量和效果也就进一步提高了。 同时，为了迅速提高空军指挥机关的指挥能力和工作水平，一九五O年一月，在刘亚楼的倡议下，空军聘请了十九名苏联专家及翻译来空直机关帮助工作，请他们分别担任顾问长、参谋长顾问及作战、情报、训练等顾问，其中顾问长和参谋长顾问是 有少将军衔的苏军高级军官。 一九五O年底，我们又为空直机关增聘了十五名苏联顾问，这些顾问绝大多数都是搞技术业务的，也有个别政治顾问，但他们只管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党的工作，只管他们自己的事。 当时，我们空军的司令部、政治部，设在北京天安门附近东交民巷的原美国兵营。苏联顾问团来了以后，有关方面就把空直机关东边的原荷兰驻华大使馆和德国驻华大使馆，划为顾问团的驻地。这样，顾问团与空直机关相距仅一箭之遥，顾问团在东头，我们在西头，我们可以随时去找他们谈工作，联系和商量问题，有时候就合在一起办公。那一段时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等，都配有专职的俄文翻译。我同顾问团的接触相对较少，所以没有配翻译。 同时，各大军区的空军领导机关也聘请了相应的苏联顾问。正是在这些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逐渐熟悉了空军领导机构的一整套业务工作，为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最必要的基础。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空军的建设，同苏联党、政府和苏联空军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国空军领导机构和航空学校的建设，不可能避免地一开始就基本上都是苏联空军的翻版。 对这一现象，我们当时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空军建军初期，空军党委曾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学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创新”。即：先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然后再在学到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是说，要先向苏联专家、顾问学习，积极与他们交流经验，认真吸收他们的经验，并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学会并很好地消化了他们的经验之后，再来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改进我们自己的指挥系统、战术训练和改装训练。我们把这条原则作为建设空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针。 由于苏联专家对初创时期的中国空军起着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作用，因此，团结好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及翻译，做好他们的工作，管理好他们的生活，就成为空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和主要内容。 早在一九四九年底，航校的苏联顾问来华以后，刘亚楼就在空军党委提出了两条，第一、对苏联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要全部照搬、全部照学，等搬过来、学到手之后，再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第二、要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要把他们看成是老大哥，尊重他们、团结他们，向他们学习，并且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全心全意地培养中国的飞行人员和技术干部。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后，我们又陆续提出和实行了几条： 一、搞好“一对一”的关系。所谓“一对一”，就是要求苏联专家同中国学员按专业对口结成对子关系，对子之间，包教、包学。例如：由一个苏联飞行员包教一个中国飞行员，一个苏联机械师包教一个中国机械师。我们强调，在“一对一”的活动中，老师必须爱护学生，学生必须尊重老师，对子之间的关系必须搞好，要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还特别要求中国学员，要力争把苏联专家所教的全部学过来。因为，我们和苏联专家的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 二、强调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尊重他们，一般的不提缺点，不批评。当时空军有一句话，叫做“有理无理三扁担”，意思是说，如果和苏联专家的关系搞坏了，不管你是有理还是无礼，都要受到批评。 当然，我们同苏联专家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矛盾，小的矛盾也就算了。遇到一些大问题，我们就反映给周恩来总理，由周恩来总理反映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苏联总顾问，通过他去对空军顾问团进行说服教育和处理。当时，有那么几个顾问表现不好，总喜欢调戏妇女。听到我们的反映以后，苏联总顾问就把这几个人调回国去。我们解释说，我们两国的风俗习惯不同，中国的妇女比较严肃，不像你们那里开通，有一些做法，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听了我们的解释，顾问团的专家们也说，我们苏联也一样，不能那么随便。 以后，我们就注意找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礼节、礼貌、规矩等，介绍的含意就是，我们十分尊重你们，你们也得尊重我们。这个办法很起作用，以后就很少发生这方面的问题了。 三、尽量照顾好专家的生活。尽管当时我们在各方面都很困难，但我们都想方设法地照顾好苏联专家们的生活。比如住房，宁肯我们自己住得差一点，也要把好房子留给顾问团。尤其是时间稍长，专家们的妻子、孩子来了以后，更是尽量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居住条件。在伙食上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加强对炊事人员的教育，要求他们在规定的范围内，尽量把伙食搞好，尤其注意要搞好空勤灶和地勤灶，让苏联专家们吃好。 我们注意帮助苏联专家搞好文娱活动。当时，我们除在顾问团驻地安排电影室，定期放映电影外，还准备了国际象棋、台球、排球、篮球等文体器具。苏联人喜欢跳舞，而在航校单独组织舞会有困难，好在航校的驻地一般都是大、中城市，通过同各地文化部门的交涉，他们都同意对苏联专家参加舞会给予特殊照顾，并为此发了专门的票证，从而解决了专家们的周末活动问题。于是，每逢星期六的晚上，各航校都专门有人带苏联专家出去参加地方上组织的舞会。 四、对牺牲的专家给予厚葬和悼念。在航校建设过程中，专家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帮助我们培训空地勤人员，但有的也存在着急躁冒进情绪，希望培训得越快越好。结果出了事故，不仅牺牲了中国的飞行员，也牺牲了苏联专家。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优厚抚恤牺牲的苏联专家的妻子儿女。 还有一次，空直机关顾问团的少将顾问长，星期天打网球时突然发生心肌梗塞。他回到住地后，躺在床上休息。突然之间，旧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仅三个小时就死了。他死后，我们全力做好他妻子、孩子以及其他专家的工作，并在隆重追悼后，专门派飞机把他的遗体及家属送回了莫斯科 五、作好对专家表彰和欢送的工作。我们每年都要对苏联的专家顾问搞一次评功记优活动，以表彰他们的成绩。凡是评上功、记上奖的，我们都要给他们挂红榜，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对完成了任务，轮换回国的专家，每个人都送一点东西，作为纪念。同时，我们还召开欢送会，表扬其功绩。这样，他们回去时都很高兴，有的还恋恋不舍，不愿意走。 六、同时也照顾好苏联的士兵。苏联官兵不平等，他们把义务兵不当人看，当兵的只有服从，没有民主、平等的习惯。当时随团来了一批苏联士兵，这些士兵都是义务兵，服役完了就回家。对这些士兵我们在生活上也非常照顾他们，使他们深受感动。人民解放军内部官兵平等一致的关系，也使他们深受教育。临到回国的时候，他们之中不少人都哭，有的说不想回去了，就在中国干。我们劝他们说，你的家就在苏联，不回去行吗？经过我们的说服和动员，他们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七、办好图书馆和俱乐部。每个大单位都有俱乐部和图书馆，内有书籍、报刊。另外，有专家的单位一般每个礼拜六开一次晚会，搞演出和其它文娱活动。 以上就是我们当时对苏联专家的一套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我们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因人而施，按照苏联同志特点而进行工作。我们对他们各方面的照顾，目的是在于调动积极性，让他们自觉地为中国的空军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从一九四九年冬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我们训练出第一批和第二批飞行员以后，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他们就开始分批撤退回国，只留下少数人给我们当顾问。这两年，正是中国空军的初创阶段，可以说，苏联专家、顾问在这一阶段里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为中国空军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空军建军初期这一阶段中，空军党委曾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叫作“摆脱摸索，进行综合，走向提高”。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不懂得怎么办航校，怎么训练，怎么建设部队，就只能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摸索，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等他们一走，我们就进入综合阶段，我们把这比作“甩拐棍”。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把所学到手的技术和知识综合起来，选择与自己有用的、好的继续发挥。把他们的各种教材、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结合中国空军的实际来进行改进，创造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这是建立中国空军包括从办航校开始，到大批组建部队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肯定。正是由于我们制定和实行了这个方针，才使得我们在以后的空军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培养空、地勤人员的办法。 四、“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 “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这一新中国空军的建军思想，版权属于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 一九五O年七月七日，就在我第一天来北京的晚上，刘亚楼带我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处，在谈完我的工作问题之后，刘亚楼对林彪说：“林总，我想提一个关于创建空军的基本指导思想。”林彪问：“你想提什么，怎么提呀？”刘亚楼说：“我考虑是不是可以这样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林彪说：“空军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怎么叫作在解放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呢？”刘亚楼反映很快，马上说：“那么，改成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好不好？”林彪沉吟了一下，然后说：“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很好。就是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这样提很好。” 刘亚楼又回过身问我：“这样提行不行？”我说：“林总都说了行嘛！当然行！我刚到空军，什么也不懂，我听你的。”于是，“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就这样定了下来。 回到空军以后，我们首先就这一思想在空军领导层中进行酝酿 ，在常委会上进行讨论。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这一方针要确定下来，成为空军建军的指导思想。但是，要将这个方针的具体内容和为什么要实行这一方针的理由考虑好，并逐步向下征求意见，待酝酿成熟后，再报请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 一九五O年七月十日，刘亚楼向四个新成立的航空兵师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创建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的指示，并对他们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阐述。然后，他着重指出：“我们过去没有空军，没有经验，现在要搞空军，就必须要打好基础。空军部队必须要养成好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一九五O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空军第一次机务工作会议上，刘亚楼初步阐述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思想，说明这一建军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要从陆军调机构来，从陆军调干部来，从陆军带作风来，从陆军带传统来，要把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统统运用到空军来。把陆军的一些作战原则、训练原则、干部原则、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统统运用在建设空军的工作中，并且要同空军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套人民空军的思想作风和经验来。从这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对这一思想不断地酝酿宣传，不断地补充其内容。 一九五一年二月，空军党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当时刘亚楼是党委书记，我是副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经过集体讨论确定：“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是空军建设的总的原则。要强调人民空军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具有人民军队的一切内在本质，这是肯定不移的。因此，陆军的建军思想、原则、传统和作风，对于空军是完全适用的。当然，我们不应满足陆军已有的经验，要结合空军这个兵种的实际情况、特点和需要，向前发展。 会议结束后，我们将会上确定的“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上报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很快得到了批准。从此，“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就正式成为中国空军的建军指导方针和原则。 为了进一步向全空军阐明空军的建设方针，我们以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鸿为主，组成了一个写作小组。写作小组集中了空军党委的讨论意见以及各方面的意见，写成了一篇题为《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文章。这篇文章经空军党委常委再次集体讨论，修改定稿后，经刘亚楼署名，发表在《人民空军》杂志的创刊号上。 说句实话，在“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也是根据我们在空军初创时期的实际情况。那时，我们团以上的领导机构，即“团、师、军、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干部、工作人员都是陆军调来的。我们所熟悉的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解放军的条令、规章、制度，都是从陆军来的，我们所知道的建军思想、传统作风和作战的实际经验，也都是从陆军来的。这一切，都是几十年以来，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克敌致胜的精髓和灵魂，对人民空军的创建是十分宝贵的。所以，我们只能也必需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人民空军。 就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的关怀和正确领导下，在苏联政府和军队在装备上、技术上对我们的多次援助下，在陆军老大哥的无私支援下，在空军全体指战员的努力下，只经过了短短一、两年时间，就在组织上、建制上、工作上、制度上为空军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顺利完成了中央、中央军委交给的争取在一年的时间内组建起一支空军部队的任务、 历史证明，“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这一空军建军方针和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包括刘亚楼和我在内的众多来自陆军的同志，为建立人民空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抗美援朝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一开始，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把南朝鲜的军队压在了朝鲜半岛的南端。九月十日，以美国为首的十五个国家军队，以联合国的名义，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军登陆后，很快就挽回了劣势，并且超过“三八线”把战火引向了中国边境。 在金日成的一再请求下，毛泽东决定派部队赴朝支援北朝鲜作战。十月二十日，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口号，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抗击美军。 尽管当时我们空军正在初建，但我们考虑，还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参加这场抗美援朝战争。十一月上旬，刘亚楼和我就空军参战问题，去向毛主席当面请示报告。毛主席当时正在紧张地考虑朝鲜问题，在他听完了刘亚楼和我汇报的意见，就说：“很好，你们就准备吧！ 接着，毛主席当场向刘亚楼和我交代了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准备自己参加作战，参加抗美援朝，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要组织志愿军空军，空军有多大力量，就使用多大的力量。第二个任务，是现在就要准备同苏联空军一同参战。苏联准备派出一个空军军、三百架飞机到东北支援朝鲜作战。我们的任务，是要同苏联空军搞好关系，负责苏联空军作战的一切供应保证，并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打仗。这样，我们自己的队伍也就锻炼出来了。第三个任务，是不仅要修建、扩建东北的机场，还要由空军派主要负责人去朝鲜修建机场，准备志愿军空军进入“三八线”以北。如果美国轰炸中国，就要准备同苏军一起保卫东北，保卫朝鲜，保卫“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地区。 接受了毛泽东亲自布置的这三项任务以后，刘亚楼和我立即回到空军，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刘亚楼首先召集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向常委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接着，又召集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各部门的主要干部参加，再次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同时研究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如何完成这三项任务。这两次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星期，常委各同志吃、住都在办公室，随时碰头研究各种问题。连刘亚楼和我都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离开办公室，没有回家。 最后，常委扩大会议在集中大家的意见后决定，一、组织指挥机构，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决定调原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刘震任“联司”司令员。刘震原任十四兵团副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建国初，外交部曾想要刘震出任大使，但后来我们向军委提义，要刘震出任沈空司令员。军委批准后，就把他留下了。 二、确定作战方针。经常委扩大会议反复研究、讨论，提出了当时参战的三条方针：第一、从实践中锻炼，从实战中成长；第二、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第三、一切为地面部队服务，以地面部队的胜利为胜利。 这三条作战方针，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并明确指示：“使用空军，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三、调动部队，准备参战。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一支准备入朝作战的部队，就是我们建军后成立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混成第四旅是空军为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作战任务，而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部队。当初，中央在决定成立空军时，毛泽东曾向空军提出过两条要求：第一要尽快准备好两百五十架战斗机，参加解放台湾的战斗；第二要组建一个空降旅，训练好伞兵，准备在解放台湾的战斗中进行空投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我们于一九五O年六月十九日在南京成立了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我们之所以把第一支航空部队称为混成四旅，用意在于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七月中旬，组建完毕的混成四旅第十团又移驻上海，担负保卫大上海的重要防空任务。 鉴于赴朝参战的任务很紧急，很重要，刘亚楼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我亲自坐飞机到上海去，向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汇报中央军委的决定，请他们支持，把这支部队尽快调到东北去。 四、加紧战前训练。当时空军党委常委考虑，应当提出意见，报告毛泽东主席，参战关键问题是改装。由于我们的空军才刚刚建立，不仅缺乏训练，更缺少必要的作战装备。当时，美国在朝鲜的飞机基本上都是喷气式飞机，而我们只有混成旅的十团，是我们唯一的喷气式飞机团，其它各团都是螺旋浆飞机，根本不能上战场。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向苏联请求援助，尽快购买二百五十到三百架米格十五飞机，只有等这些飞机运到东北后，尽快在航校组织改装训练，继续扩大歼击机部队，才能适应参战的需要。会后，我们立即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要求尽快购买喷气式飞机的报告。之后，中央很快就跟苏联方面接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五、当时空军党委常委决定，由常乾坤副司令负责，组织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三八线以北，建设所需机场。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马上就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按照刘亚楼的意见，我立即坐飞机到了上海，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商调混成四旅的问题。 把我们的第一支航空部队驻防上海，是因为当时上海的特殊情况所致。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这座城市曾多次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轮番轰炸，尤其是在一九五O年 二月六日的那次轰炸，上海市损失重大。为解决上海市防空的急需，经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商定，由苏联派出一个米格十五飞行团，经北京到达上海，进驻虹桥机场，担负上海、南京一带的防空任务。带领这个飞行团的是苏联空军中将巴基斯基。上海是当时华东军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饶漱石是华东军区政委兼上海市委书记。苏联的这个米格十五飞行团来就直接在陈毅、饶漱石的领导下，由他们直接指挥。 一九五O年七月中旬，我们自己的第一支航空部队——混成四旅的第十团——组建完毕后，这个团就进驻上海，由苏联同志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一对一地进行米格十五喷气式机型的改装训练。十月初，十团改装任务顺利完成，成为我国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团。之后，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向我们移交飞机、装备和上海的防空任务。不久，苏联空、地勤奉调回国，只暂时留下了团长顾问、训练顾问和各大队长顾问等少数人，继续协助我们工作。 在十团正式接替苏军担负上海防空任务之前，苏联空军飞机就已经击落了台湾国民党进入大陆的五架飞机，使国民党空军的气焰大为收敛。从那以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就再也没有对上海进行过轰炸。这样，保卫上海、南京地区的任务就算是基本上完成了。 抗美援朝开始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把混成四旅下属的个团全部调往东北参战。我到达上海以后，由南京军区上海航空处政委王集成陪同，马上去请求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接见。我把军委要调混成四旅到东北去参加抗美援朝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陈毅马上表态说，既然是军委的意见，就坚决执行。接着，饶漱石也表示同意。 晚上，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邀请我留下，同几个苏联空军顾问一起吃饭。席间，大家互相敬酒。我不会喝酒，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起立向他们祝酒表示敬意。但我一向都是滴酒不沾，只能装个样子。苏联顾问就说：“你搞空军，当政委，不喝酒怎么行。”我解释说：“我真的不行，不能喝。”结果他们就要硬灌。陈毅司令员也说：“怎么样，你就喝这一杯嘛！连这一杯也不能喝吗？”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杯酒喝了。好，这一杯酒喝下去，身体就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一个晚上我都是迷迷糊糊的，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只好第二天又重新谈，具体商定混成四旅调动的有关问题。谈完以后，我就回到了北京。 不久，混成四旅被调到东北，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师。混成四旅走了以后，上海的防空就由防空军负责，军委专门给上海调来了一个高射炮师，用高射炮来构成上海的防空体系。 其次，我们准备的另一项工作是，组成了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一开始，我们曾考虑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后，还有一个会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为此专门组建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由中方的刘震担任，另由朝、中双方各配一名副司令员。但以后朝鲜人民军空军因遭受美机的狂轰滥炸，基本上已丧失作战能力，因此以后的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事实上是由我们同苏联空军的领导人，以及轮流参战的国内各军区空军的领导人组成。司令部建在安东（以后改称丹东）一个大铜矿里头，我们修建了一些简易的木头房子，还利用了一部分老百姓的房子修成了一个联合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所，下面又分成中国和苏联两个指挥所。 我们的指挥所是由刘亚楼、刘震、聂凤智、段苏权等几个司令员，加上空军司令苏联顾问、军区空军司令苏联顾问等实施指挥，加上一些翻译和参谋人员作为助手。苏联的指挥所则由援朝苏联空军军长罗泊夫中将指挥。当时援朝苏联空军吃的、穿的、用的及交通运输、地面供应等，全归我们负责，而飞机、器材、零配件、油料、车辆等，则由苏联有偿提供。 联合司令部建好后，刘亚楼同我商量，说他准备在“联司”指挥所至少待上一年，好同苏联顾问在一起摸索一些作战的经验。他要我和王秉璋、王弼在北京主持工作，把后方的事情全部交由我们负责。 一开始，我也在安东待了大概两个月，想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空军实战经验。但不久刘亚楼就催促我回北京主持工作。回到北京后，我又去了几次安东，但每次大约只呆了个把月左右。 再有，了解敌情也是我们在部队入朝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调查了解，当时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大约是十五个联队，美军的一个空军联队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飞行师，联队下面还有大队。加上其他参战国家的飞机，总的实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架，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一般的都在六百小时以上，有的多达三千小时以上。飞行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二分之一的人能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作战。 在南朝鲜地面部队遭受损失，向南撤退时，他们就全靠美空军掩护，才阻滞了北朝鲜部队的推进。那时，我们的空军还没有出动，北朝鲜的空军力量也很弱。美国空军十分骄横，经常是低空飞行，以机枪扫射或狂轰滥炸，如入无人之境。北朝鲜所有的大城市，甚至一些不大镇子，几乎统统被炸，交通枢纽也被严重破坏，严重影响作战部队的行动和物资的供应。 而当时，我中国人民空军仅有新组建的几个师和团，作战飞机不足二百架，加上苏联参战的一个军，总共也才五百多架飞机。我们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基本上都在一百小时左右，有的还不足一百小时。另外，我们地面的各种保障工作，如雷达、通讯和气象等，也远远不如美国。很显然，这将是一个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较量，我军明显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了解这些情况，就会使我们的指挥员、飞行员有充分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另外，参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赶修机场也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从决定中国空军入朝参战开始，到一九五O年底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共新修和修复了东北地区的机场三十一个，其中，鞍山、锦州、沈阳等机场归苏联空军使用，丹东、辽阳等机场归我们使用。我们在前面，他们在后面。我们在一线，他们在二线。作战时也是这样，我们在低空作战，他们在高层进行掩护。而且，我们两个指挥所也相互挨近，靠在一起。 为了准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负责，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朝鲜“三八线”以北，抢修了十几个机场。但我们一边修，美国飞机一边轰炸，常常是我们刚修好一个机场，美国飞机就来炸。等美国飞机走了，我们赶紧进行修补，可修补完了又被炸。我们抗美援朝三年，朝鲜境内的机场也修了三年，一直修到停战为止，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始终不能降落飞机。偶尔那么几次，我们的飞机在朝鲜上空作战时被打坏了，不得不降落在那里，但修好以后，就又回来了。除此以外，不论是我们的飞机，还是苏联的飞机，基本上都没有在朝鲜修的这些机场降落过。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抓紧改装训练。在中央与苏联方面紧急磋商之后不久，我们请求苏联支援的新型喷气式战机就运进来了。此后，在苏联空军的直接帮助下，我们对准备参战的飞行人员突击进行改装训练。一个月以后，参加训练的飞行员都初步掌握了米格十五型战斗机的驾驶技术，百分之二十的飞行员还进行了七千米以上的高空战斗训练和中、大队的编队训练。与此同时，我们其他战勤保障人员，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训练。经过突击训练，我们逐步扩大和组建了几个装备了米格十五型喷气式飞机的歼击师。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部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入朝参战的空军全体指战员都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经过各项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一九五O年十二月四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达命令，令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首批进驻丹东浪头机场，准备入朝作战。 部队进驻浪头机场后，连续进行了四次飞行训练，以熟悉航线，熟悉地形。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空十团全部转至浪头机场。空四师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和该师的苏联顾问也随十团一起在机场组成了前线指挥所。在浪头，他们抓紧熟悉美空军的活动情况与特点，研究作战方法，很快就作好了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时，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郑重向空四师提出，一定要慎重初战，要在初战中打出士气来，提高我们的胜利信心。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八大队首次进入北朝鲜迎战美机。第一次战斗出动的当时，刘亚楼和我都在铜矿空军指挥所坐镇。很快，传来喜讯，大队长李汉，在战友们的协助和掩护下，取得击伤美机一架的战绩。第二天又取得击落一架、击伤一架的胜利。李汉首创战绩，立即就鼓舞了其他飞行人员的胜利信心。为鼓舞士气，经我们空军党委研究批准，给李汉记一等功，以后又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首战告捷之后，刘亚楼认真总结了首战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根据刘亚楼提出的意见，空军党委决定，在我们的飞行员还缺少实战经验的情况下，先在苏联空军的掩护下作战，而后再单独作战；先打性能较差、兵力较小的小机群，而后打性能好的大机群。这个作战方针送呈毛泽东主席后，毛主席批示：“完全同意。”我们在北京接到这一批示后，随即按照这一方针进行作战部署和准备。 为使更多的航空兵部队得到锻炼，空军党委决定，采取“逐步前进，轮番作战”的方针，组织已组建的航空兵部队轮番入朝作战。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开始与美机交战起，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战争停战为止，先后有十二个航空兵师入朝参战，得到了宝贵的实战锻炼。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最先参战的是四师，他的前身是混成四旅，是我们最早组建的一支航空兵部队。在改变番号时，刘亚楼和空军党委研究决定，航空兵第一师的番号暂缺，在抗美援朝中，那个师打得最好，就授予一师的番号，作为空军的排头兵。 后来，空四师先后参战五次，击落击伤敌机八十余架，成为战绩最好的一个师。在战斗中，这个师涌现出英雄、模范、功臣一千余人。比较典型的，有战斗英雄张积慧。在一次战斗中，只在战斗机上飞过一百小时、空中战斗经验不多的张积慧，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一举击落了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作战二百六十多架次、飞行过三千多小时的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飞机，将他击毙。戴维斯的被击落，在美国军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美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特别声明中承认，戴维斯的死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它给朝鲜的美国喷气机飞行人员带来了一片暗淡气氛。 由于空四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特殊的战绩，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空军党委决定，将空四师的番号改为空军第一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飞行团。以后，我们又另外重新组建了一个空四师。此后多年，空一师的训练与工作一直保持在先进水平上。事实证明，我们最初的考虑是对的。 接着，刘亚楼决定，从一九五二年四月份开始，不再由苏联空军带领作战，改由空四师带领十二、十五、十七师等兄弟部队作战。这样，中国空军就开始了由自己带领自己的联合作战的阶段。 入朝参战的航空兵另一个主力，是空三师，三师师长是袁彬，政委高厚良。空三师可能参战三次，击落、击伤的敌机和空四师相差不远，也有七十架左右。击落敌机最多的大队，是空三师的王海大队，共击落敌机约十七架。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是空三师的刘玉堤，他一个人就击落了敌机七架，他自己的飞机也曾被打掉三次，但他三次跳伞，都得到成功，安全地降落在朝鲜，然后顺利返回了基地，他真可以称得上是战争中的幸运者。 总的来说，志愿军空军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击落、击伤敌机大约在四百架左右。当然，我们自己损失的飞机可能超过美国人。至于苏联飞机击落、击伤美机，我们当时没有统计，不过肯定要比我们多。 由于我手头没有具体的材料，以上这些数据，仅凭记忆所及，可能有误。 志愿军空军同美军作战之初，力量是明显的悬殊。我们之所以能在战斗中不断地取得胜利，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掩护和带领。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中、苏空军联合一起作战，苏联空军在高空，我们在中、低空。开始时，我们的飞行员不能在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出动，因此一旦夜间和有复杂气象情况，就只能靠苏联空军出动。后来我们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分批组织部队进行夜航训练和复杂气象条件的训练。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飞行员也掌握了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技术。以后，就基本上由我们自己全部承担了作战任务。 前来参战的苏军飞行员大多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有熟练的飞行技术和良好的战斗作风。在战斗中，他们往往士气旺盛，勇敢机智，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对志愿军空军的参战，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另外，在参战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向苏联空军学到了空中飞行编队、作战战术，而且还全面学到了地面指挥及气象、雷达、通讯等各方面的技术业务。通过战斗，中苏两国空军团结一致，共同对付美国空军，取得了空战的胜利。 当时，苏联空军实际上也是采取轮换的办法，虽然飞机不回去，指挥机构不回去，但飞行员却是一批一批地轮换，反正总是保留一个军的兵力在东北。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不久，苏联空军就撤离了东北。当时，我们的部队也停止了抗美援朝，但仍留在原地待命。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空军基本上不过鸭绿江。志愿军对美军轰炸我们的国土，轰炸我们的机场，采取了严密的防空措施。最初负责入朝指挥美军的美国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也曾提出过飞过鸭绿江轰炸中国领土，但美国政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此美军飞机基本上以鸭绿江为界，甚至在轰炸鸭绿江桥时，都在江那边，不过来。 大概只有两次，美军飞机闯进了鞍山。苏军飞机立即起飞拦截，先切断了鸭绿江上空的退路，使美机转不回去了，被苏军击落在鞍山，他们的飞行员也被擒获了。从此以后，美机就再也没有过江来。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完全掌握主动权；有利时我们就过江打，不利时我们就不过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回来。最初，看到是小机群，就乘机而入，打两仗，取得了胜利，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基地。以后，就以多层次、多梯队的混合编队，插入美机的大机群中作战，同样取得了不断的胜利。最后，就逐步发展到能以师为单位，双方同时起飞两、三百架飞机，在空中打大的空战。到这时，为减少地面部队的伤亡，只要敌机一出动，我们必定尽全力牵制敌人，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轰炸。 当时陆军曾有少数同志编了个顺口溜，讽刺我们空军说：“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家卫国不带枪，稀里糊涂得了纪念章（指朝鲜政府颁发的纪念章）。”其实，这是由于他们对空军情况的不了解。空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有一个发展过程。同陆军部队一样，空军也是需要在战斗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的，空军的力量是逐渐积蓄起来的。所以，在抗美援朝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曾批示，使用空军以采取稳当的办法好。 第三原因，是我们在战争中不断研究改进战术、技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从参战伊始，就在前方待了一年多。参战初期，我们完全没有空战的经验。刘亚楼虽然在苏联学了八年，但学的都是陆军方面的知识，对空军应当怎么指挥，应当怎么打仗，完全没有经验。因此，他亲自带着一个翻译，同苏联顾问在一起，摸索空军作战的经验。他对空战战术的研究十分重视，根据美军当时的战术，对参战部队对空战战术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刘亚楼同刘震、聂凤智以及所有指挥干部经常一起研究，并参考苏联空军的经验，同苏联顾问交换意见，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反复实践、研究和总结，最后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这个战术原则在提交空军党委讨论、通过后，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后，正式成为中国空军的作战战术原则。 所谓的“一域”，是指在一个空域内；“多层”，则是将一个空域分成多个层次，例如四千米一层，六千米一层，八千米一层，一万米一层。不管敌人的飞机从那里来，我们都可以应付。所谓“四四制”，是指在空中进行战斗编队时，以四机编队为基础来执行战斗任务。当然，也可以采取两个队形，即八机，但最多是十二机。 这一战术原则，符合当时的空战实际，较好地体现了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和灵活多变的原则，完全具有中国的特色。以后在飞行部队中，就执照这一原则进行改装训练、作战训练和战术训练。这一战术原则的不断研究和改进，对以后的空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原因，是我们飞行员的技术加拼命精神，再加机动灵活的战术。在明显的敌强我弱情况下，志愿军空军要想战胜敌人是困难的，可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飞行员的勇敢和技术，加拼命精神，再加机动灵活的战术。我们的飞行员都是来自陆军，都经过了地面战斗的锻炼，他们面对强敌，敢于斗争，敢于以少胜多，积极求战。在战略上，他们藐视敌人，把敌人看作是纸老虎；在战术上，他们则重视敌人，把他们看成是真老虎，是有牙齿会吃人的真老虎。虽然我们在装备上、技术上不如敌人，但在思想上、士气上，则远远超过了敌人。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就是以这样的精神来战胜敌人的。 第五个原因是，在边参战、边扩大组建部队，使他们轮番参战的同时，还注意到对有经验的飞行人员的集中使用。当时我们新组建了一个空十六师，正在青岛进行米格十五飞机的改装训练。刚改装训练完，刘亚楼就从丹东前线来了电话，要我赶紧把十六师的飞行员全部调出补充到参战的两个主力部队，空四师和空三师去。 接到刘亚楼的电话，我就在想，十六师是刚成立的一个师，要把他们的飞行员全部调走，这个工作估计比较难做。我就和当时的参谋处长何廷一，立即坐飞机飞往济南，从五航校那里又搞到了一个教练机，直飞青岛的流亭机场。一到青岛，我就立即找到了十六师的政委张雍耿，告诉他要把十六师的全部飞行员用运输机送往东北，补充到四师和三师去。我还告诉他，十六师的机构不动，师的空架子就暂时保留在流亭航校，凡是以后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立即补充给十六师。当时张雍耿还不太满意，我就对他说：“你要服从命令，这是空军党委的决定，空军党委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的。” 当晚，我又召集十六师的飞行员作了动员，鼓励他们勇于参战，为祖国、为人民立功。去的飞行员都兴高采烈。就这样，我们很快把十六师的飞行员全部调到了东北。这样做，飞行员的补充就比较快，如果从航校调学员培训，速度就太慢了。 第六个原因，是全国人民的支援。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开展了捐献飞机的运动。据统计，全国各地捐献的款项大概可以买三千七百多架歼击机，这给初建的空军增加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第七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指挥与大力支持。当时，凡是空军上报的请示报告，毛主席都是随到随批。有的是口头报告，毛主席点了头之后，我们就去办。因为是战争时期，不可能那么按部就班。例如，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为解决空军装备的急需，毛主席还亲自与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了飞机。 在抗美援朝期间，刘亚楼一直是在前面指挥。开始时是刘亚楼同沈空的司令员刘震在一起。后来是南空的司令员聂凤智接上去了，他实施指挥的时间比较长。最后是北空司令员段苏权。其他的军区空军司令员，以及军长、师长、团长，也曾轮番到丹东指挥所学习，但真正担任指挥的是刘亚楼、刘震、聂凤智和段苏权。 当时在空军的苏联顾问，包括空军司令员顾问、参谋长顾问和各大军区的司令员顾问，还有一些技术人员，也都在丹东指挥所，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和休息。我们同他们交流经验，征求他们对我们的意见，吸收他们的经验，来改进我们的作战指挥、战术训练和改装训练。我们力争先把他们的经验学到手，在学到的基础上再提高，我们把这个叫作“学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创新。”这是我们当时领导建设空军很重要的一个方针，是经过空军党委集体讨论后提出来的原则。 抗美援朝期间，空军经过初战，积累了一些经验，虽然不多，但把苏联空军的经验加在一起，我们也就有了比较多的经验。经过苏联专家的指导，我们的空中指挥员从不会指挥、不会打仗到会指挥、会打仗，地面引导由不懂到懂。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和战争的实践，我们最后已经能够在同一个指挥所里，同时引导四个、五个甚至更多的机群打仗。 刘亚楼之所以在“联司”待了一两年，目的就在于要摸索出一套经验，然后在北京建立起真正能指挥全国空军的指挥所。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抗美援朝期间空军党委常委的分工。我们几个常委当时的大致分工是这样的：刘亚楼主要在丹东指挥作战，同时也兼顾空军主要工作，间或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我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主持工作，政治工作方面由我负责。组织机构、干部调配，由我和干部部长杨春甫负责。我也曾三次去到前线指挥所，但每次只呆一两个月，主要是去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总结党的领导的经验，党委集体领导的经验，以及组织动员部队、鼓舞士气。在这些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 王秉璋以后是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留在北京，专门负责军事行政，特别是同苏联的谈判；常乾坤差不多三年都在朝鲜修建机场，同时担任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之间的联络；王弼则主要管地勤保障，以及训练机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六、一九五五年授衔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毛泽东下令，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就是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行军衔制。 在此之前，中央军委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先后发出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评定授予的步骤和范围，评定的标准、批准的权限等问题作出了规定。总干部部也在一月份召开了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就军衔评定工作中的标准掌握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具体问题，作了具体部署。军委决定，军官的授衔工作要在一九五五年全部完成。 空军的评衔工作是在空军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刘亚楼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我们成立了空军评定之军衔和授勋工作的办公室，专门负责这两项工作。 当时军衔等级的设定，主要是以苏联军队的军衔制度为蓝本，也参考了朝鲜的军衔制度。因此，我们的军衔制度既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我国军官的军衔共分为元帅、将官、校官和尉官等，其中元帅分为大元帅和元帅两级，将官分为大将、中将和少将四级，校官分为大校、上校、中校和少校四级，尉官分为大尉、上尉、中尉和少尉四级。另外，军士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三级，士兵分为上等兵和列兵两级。后来实际授衔时，由于毛泽东不接受大元帅的军衔，故大元帅军衔空缺。同时，考虑到大批副排级干部，又增设了准尉军衔。 军委规定，少将以上的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和评定，所以我们空军党委的任务只是负责评定大校以下军官的军衔。 授衔工作开展以后，立即引起了干部的普遍关注。大多数干部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但也有不少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有的还公开向干部部门提出要什么样的军衔，有的人甚至哭鼻子。据说毛泽东当时曾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到一九五五年九月，我们空军及全军军官的军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我被评定为中将军衔。我们空军（包括后来合并进来的防空军同志）中没有大将以上军衔的人，上将有刘亚楼和刘震两人，中将则有我、成鈞、王秉璋、聂凤智、曹里怀、谭家述、郑任农、王辉球、常乾坤、曾国华、余立金、徐深吉、罗元法、吴富善等。少将有几十人，我已不能一一记起来了。 近些年来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一九五五年授予军衔后，大将粟裕、上将刘亚楼二人对所授的军衔不满意，认为授低了。粟裕我不知道，但我确实没有听到过刘亚楼有这样或类似的表示。在授予上将军衔的五十七人中，他排名在第三十名，排名在他的后面的还有不少比他资历要老的同志，所以我想他不会对被授予上将军衔有太大的意见和看法。 当然，在具体掌握评衔标准的方面，除了依据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以外，还适当照顾了各个方面军干部，照顾少数民族干部、起义将领和已调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如刘震之所以能授予上将军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原是红二十五军和红十五军团的干部。 我对自己被授予的中将军衔还是满意的。当时军衔评定有几条硬性的规定，比如大将必须要在红军时期任过军以上的职务，上将必须要任过师以上职务，中将必须要任过团以上职务，少将必须要任过营以上职务。我在红军时期没有任过师以上的职务，所以中将军衔是当时我能达到的最高军衔，也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命令状授予十位元帅。同日，国务院举行了授予将官军衔的典礼，周恩来总理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我们。 二十八日，国防部进行授予校官军衔的典礼，由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官军衔。此后，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相继举行了授衔典礼。与此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士兵军衔的典礼。至一九五六年初，全军授衔工作基本结束。 军队实行了近十年的军衔制。一九六五年，林彪有病，贺龙代替他主持军委工作。贺龙提出要撤销军衔制，“恢复红军时期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一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和批准，于是，在这一年的六月一日，军队正式撤销了军衔制。 七、“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 我们在空军中一直强调要坚持“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和加强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目的既是为了完成训练任务，又是为了保证飞行安全、减少飞行事故。 在空军，飞行员不仅需要在航校进行培训，下到航空兵部队以后，也同样需要进行经常性的训练，与航校不同的是所飞的机型和科目而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这些训练都是在空中进行的，稍有不慎，就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一九五O年初第一批航校刚开始飞行训练时，就付出了血的代价。当时，第四航校的一个学员在放单飞时，飞机撞在机场边的水堤上，结果飞机摔掉了，学员也牺牲了。 在这血的教训之后，空军党委就重点抓飞行安全的工作。我们党委一班人在刘亚楼的带领下，经过反复研究和集体讨论，认为首先必须提出明确的训练方针，统一大家的思想。当时提出的空军飞行训练方针是：“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一九六O年十二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以后，我们就一直坚持下来了，用这一方针指导飞行训练。 实际上，要想完全消灭事故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训练方针，只是想将此作为一个奋斗目标，要求大家尽量减少飞行事故，保证飞行安全。因为一旦出现飞行事故，就造成最大的损失，不仅飞机价值昂贵，更主要的是飞行员。如果是运输机，特别是载有乘客的飞机出事故，其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 从多年的飞行训练实践来看，无论是在航校还是在飞行部队，无论是在初建时期还是在以后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以后，无论是在平时还是进行战备训练，如果离开了这个“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就必然事故严重，往往会欲速则不达。 比如说，一九五八年，在当时“大跃进”的形势影响下，个别航空兵师急躁冒进，提出“几昼夜完成全天候训练计划”的口号，结果师长本人就因飞行事故而牺牲了。这是又一次血的教训。 可以说，“稳步前进”训练方针的提出，对于保证训练质量和飞行安全，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和壮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八、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空中防线 空军建军初期，自萧华走后，一直没有政委，我作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党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当时空军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因此我到空军工作以后，就很想研究摸索一下如何加强飞行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以利于保证训练中的飞行安全。 一九五二年春，我带领空军政治部的一些同志，到第二、第三航校蹲点三个月。三个月下来，通过向飞行技术人员学习和自身的观察，发现通常的飞行训练过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即飞行预先准备阶段、飞行直接准备阶段、飞行实施阶段和飞行讲评阶段。这四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内容和重点。每个阶段都对各级政治工作干部的工作提出了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要求。 从航校回来后，我召集了航校和部队的一些政治干部，对如何针对飞行训练的四个不同的阶段作好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我们认为，我们的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在不同的阶段中，应该对我们的政治工作对象有不同的要求，其目的在于使政治工作与飞行训练紧密结合，更好地为飞行训练、飞行安全服务。在我们统一思想以后，又对这个“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内容，进行了座谈讨论，最后我们正式把它的内容确定了下来。 接着，我向空军党委常委作了汇报。经常委会同意后，又向总政罗荣桓、萧华作了汇报，并报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后，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以空军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了《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文件，在航校和飞行部队中试行。试行一段时间后，经过补充和完善，文件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正式下发空军各部队执行。从此，《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就成为空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以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些文章，在《人民空军》杂志上发表，进一步阐述了《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基本思想和内容，论述怎样才能使政治思想工作更加与飞行训练业务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就使这一原则更加深入人心，各级政治工作干部都能自觉地执行。这样就很快使空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干空军的人，最怕的就是跑飞机。如何把好空中防线，这是空军政治工作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从组建飞行部队开始，空军党委和刘亚楼同志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党和人民把最优秀的儿女送到空军，如何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飞行员，特别是不能发生叛逃事件，这是一个时刻令我们萦绕心怀的问题。过去的国民党军队以及苏联空军，都是采取一些消极的防范措施，甚至是采取监视等手段，防范叛逃事件的发生，但我们不能这样做。 于是，在了解苏联空军这方面做法基础上，我们经过长期的摸索、总结和改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概括起来，这些做法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严格挑选，把好入门关。建设空军初期，中央、中央军委从陆军为我们挑选了一批基层骨干。这些人首先是政治可靠，而且经过了战争的考验，是我们空军的基础。以后，我们改由从地方适龄青年（主要是高中毕业生）中挑选飞行员。这项工作，很多次都是经周恩来批示，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文件的。当时，挑选飞行学员难度非常大，政治思想、身体、文化以及社会关系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严格把关，往往是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这样就保证了飞行人员的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 第二、加强培养教育。对飞行人员，我们在进行严格技术训练的同时，也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空军是高技术兵种，部队和飞行人员素质的好坏，与文化素质有着很直接的关系。为提高飞行人员的文化水平，空军政治部还编印了一套文化教材，下发给飞行人员学习。我们还针对空军飞行部队大多是单兵训练和单兵作战的特点，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教育一定要落实到每一个人。我们提出，师、团政治委员要对飞行员实行面对面的领导方法，要了解和熟悉每一个飞行人员的思想、技术、生活以及家庭等情况，有问题、困难要及时解决，做到思想问题不上天（即不使飞行人员带着思想问题进行飞行训练和参加作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甚至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乱时期，不管社会上是如何动荡、混乱，我们都始终坚持对飞行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方法，保持了飞行人员的思想稳定和部队的稳定。正是坚持了这一点，才使得我们在各个时期内都完成了包括国土防空在内的各项任务。 第三、加强管理。在当时那种作战和训练任务十分繁重的年代，空军飞行人员都象连队战士那样过集体生活。除节、假日以外，工作、学习、训练、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这样做，有利于集中精力组织飞行训练，有利于保障飞行员的休息，因而保证了飞行安全。有一些飞行员，都三十甚至四十出头了，也仍然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由于他们的思想觉悟高，都能自觉遵守这些规定。除了飞行员，我们对飞行团的军、政领导干部，也都要求他们同样执行这一规定。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讲，实在也是迫不得已。对这些同志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空军的建设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四、提高飞行人员的各种待遇。飞行人员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待遇，在空军中是最高的，其中，空军飞行人员的伙食标准是军队中最高的。各飞行部队、航校、领导机关都设有专为飞行人员服务的空勤灶，有的还从地方上请了最好的厨师，调剂并不断改善飞行员们的伙食。空军在全国各风景胜地都建有疗养院，飞行人员每年都能到这些疗养院里享受一个月的疗养，主要是保健和体育锻炼。飞行人员如果生了病，医院里有专门的科室、病房。结婚的飞行员，不受军龄、职务的限制，其配偶都可以随军。子女上学、就业的问题，也由政治机关负责解决，以尽量解除飞行人员的后顾之优。工资、级别调整方面，对飞行人员也有特殊的照顾。飞行训练中牺牲的飞行员，经报请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后，一律追认为烈士。 通过这些措施和办法，我们的空中防线工作成绩较大，重大恶性案件和叛逃事件极少发生。当然，重大恶性事件也不能就一件没有，一九六三年就曾发生了一起。空十四师的一名飞行员，因为怀疑其未婚妻与大队长有暧味关系，就枪杀了这位大队长，制造了一起恶性案件。案件发生后，我亲自到空十四师作了调查处理，并将这起事故的教训整理成材料，发到全体空军部队中进行教育。再有就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在我接任空军司令不久，在南空五师发生了一起飞行员驾机叛逃台湾的事件。但从这以后，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前，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恶性事件。 我在空军共工作了二十一年，其中前十五年的时间主要是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我为空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当然，在那些年的空军政治工作方面，也难免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对此我也很清楚。 九、空军、防空军合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空军的建设，开始走的是苏联空军的道路。苏联是把空军和防空军分开的，国土防空军是空军之外的另一个军种。防空军不仅有高射炮、探照灯等装备，也有飞机、雷达部队。根据苏联的模式，我们在建国后建设中国空军的同时，也开始建设防空军。同我们空军一样，防空军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要进一步消减军、政费用，以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根据这一精神，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五个军种，改为陆、海、空三个军种，撤销公安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空、防两军党委成员于一九五七年十八日和三月四日，两次召开联席会议。在三月四日的会议上，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总干部部长萧华、副部长甘渭汉，总参谋部军备部部长苏静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空军和防空军合并的组织形式、临时党委的组成、主要干部的配备、合并的时间、步骤和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等，作了通盘的研究，决定组成一个空军、防空军合并工作委员会，来统一领导与组织实施这两个军种的合并工作。 这次空军和防空军的合并工作，是在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合并之前，他们还委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分赴沈阳、南京、广州等军区，具体研究与解决有关空、防合并的一些主要问题。 三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公布了空、防合并后空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名单：刘亚楼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任副司令员。空军党委，仍由刘亚楼任书记，我任副书记。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五月十六日，总参谋部命令，军委空军和防空军从五月十七日零时正式合署办公。紧接着，各军区的空军、防空军，也于五月九日至九月十日先后合署办公。至此，空军和防空军的合并工作即告结束。 空、防合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们在合并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政治思想工作，开了很多会议，打通了思想，使这次空、防合并得以顺利完成。 比如说当时有一种思想，认为空、防合并是空军吞并了防空军军。对这种思想，我们及时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我们向大家解释说，空、防分开有很大的弊病，防空军有高射炮、雷达和探照灯，主要担负国土防空任务，而空军有歼击机。由于两军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一旦敌机来袭，两者往往不能密切配合，往往会矛盾很大。为解决这一矛盾，起初各军区空军曾指定一名副司令兼任军区防空军副司令员，专门负责指挥歼击机进行防空任务。但工作起来，仍然很别扭，因为歼击机归空军建制，可国土防空方面的指挥权却又属于防空军。这样的体制有很多的不便，一旦有了作战情况，动作起来都会感到很不顺当。空、防合并以后，在国土防空方面就完全协调一致，再也没有这种隔阖了，也再没有人说什么你是防空军，我是空军什么的了。经过我们的解释和教育，绝大多数同志都对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有了正确的认识。 至于防空军的领导，除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调任副总参谋长之外，其他副司令员都转到空军来任副司令员。比如成钧到了空军，仍然担任副司令员，仍然主管高射炮、雷达、探照灯这些部门的工作；谭家述到空军，也仍然是副司令员，不光主管以前的防空兵学校的工作，还统一负责全空军的学校工作。各军区防空军的领导，也都在各军区空军中担任了相应的工作。 空、防合并以后，以前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两者的关系更加密切，工作更加协调一致。所以，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合并是很成功的。 十、组建空降兵 还在筹备建国之时，毛泽东就曾提出要建立一支空降兵部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商谈帮助中国建立空军时，同时也就组建伞兵部队的问题进行磋商。一九五O年一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随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时， 又与苏联政府进行了具体商谈。 一九五O年四月十七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组建空军陆战部队。七月十七日，确定该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归空军建制。 空军陆战第一旅成立以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使用降落伞，如何掌握跳伞技术和怎样进行训练等问题。当时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只能临时聘请苏联顾问来进行专门的指导和帮助。经过一个短期的训练，伞兵们基本上都掌握了跳伞的动作要领和叠伞的技术。 九月二十九日，伞兵部队正式组建两个月之后，陆战第一旅组织了新中国伞兵的第一次跳伞。这次跳伞的成功，使伞兵们克服了畏难情绪和害怕心理，提高了跳伞成功的信心。不久，我们又专门组织了一个运输机团，来为伞兵旅的跳伞训练服务。 一九五九年九月庐山会议以后，林彪担任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一天，中央军委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集常委会议，就扩大组建空降兵的问题进行讨论。到会的有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罗荣桓等元帅和罗瑞卿大将。由于是讨论空降兵的问题，因此也吸收刘亚楼和我参加旁听。 会上，林彪首先发言说，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是强大的，没有问题。海军、空军和各个兵种，也都在发展之中。相比之下，就是空降兵不够，现在只有一个旅。现代战争，需要大规模地在敌人后方进行跳伞作战。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有空降部队，还要有空降武器，包括空降坦克、空降汽车、空降炮兵等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扩大空降部队的建制。不过由于目前我们运输机的数量有限，就先扩大一个军，成立一个空降军，归空军建制。这个空降军，要从陆军调一个最强的军，来改建为空军的空降军。 陈毅元帅接着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这样做完全必要，在南京组建空降兵旅的时候，我就很重视这个旅的组成。当时我把华东野战军的很多战斗英雄、模范、功臣等，都调到了这个旅。实在数量不够时，也按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战斗勇敢、表现好等条件，从战士中补选。” 林彪对陈毅的讲话十分欣赏。他说：“陈老总这样重视空降部队，比我的想法又进了一步。就是应当从陆军部队调战斗英雄、模范、功臣来。要调一个最好的军，战斗经验最多、打得最好的军来改建成空降军。”之后，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荣桓和罗瑞卿，也一一发言，表示赞成林彪和陈毅的意见。 军委常委会议开完，就写了报告，上报中央和毛泽东。报告送上，毛泽东很快批示：“完全同意。”于是，成立空降军即成定局。 毛泽东批准后，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军委副秘书长萧华，召集空军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具体讨论要调那个军。经反复研究，最后确定调抗美援朝中表现最好的第十五军来组建空降部队。这一决定上报毛泽东、林彪，得到批准。不久，陆军第十五军正式归空军建制，改称空十五军。 在抗美援朝中，十五军部队以“血战上甘岭”而闻名于世，涌现了特级英雄黄继光，一级英雄邱少云、孙占元等一大批英雄人物。以这样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的部队改建为空降兵部队，毫无疑问，肯定能成为空降部队的排头兵。 空十五军改建以后，首先狠抓了空降部队的基本训练，达到了一般条件下人人会跳伞的标准。接着，他们又开始进行各种复杂条件下的特种跳伞试验。开始是在广州进行水上跳伞试验，继而又在东北的齐齐哈尔、海拉尔进行雪中跳伞试验，以后又在青海、西藏进行高原跳伞试验，最后还在湖北孝感进行山地、丘陵地和水网稻田地带的跳伞试验，在云南思茅地区进行森林地区跳伞试验。他们还不断研究改进跳伞方法，从一般的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到炮兵、到坦克、到汽车，都进行空降。从个人到整连、整营的跳伞训练，每次都取得了成功。 从空降兵成立到一九七O年，我国空降兵部队从理论到技术训练、战术训练，再到各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各种气象条件下的训练、各种地形条件下的训练、各种空运条件下的训练，都基本上获得成功，从而使空十五军成为了一支战斗力较强、能够担负各种作战任务的部队。 十一、金门空战 一九五八年七月，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为了实施这一行动，掩护大批炮兵进入前线，中央军委命令空军夺取福建前线的制空权。 一九五八年的七、八月份，刘亚楼和我带领空直机关的几个人，来到东南前线坐镇指挥，历时四十多天。首先，我们逐一检查了参战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针对国民党空军的力量和特点，同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进行研究，对部队的部署作了一些调整。 作为金门炮战的序幕，争夺福建前线制空权的激烈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这次空战，国民党空军损失了五十多架飞机，我们则损失了二十多架。战斗的结果，福建前线的制空权被我们基本掌握。之后，敌人变得老实多了，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地飞过台湾海峡，从而为我们大批炮兵安全开进厦门地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也使我们又一次得到了实战锻炼。 金门空战中，空军的很多部队都参加了战斗。其中一些组建时间不长的部队，如空九师、空十四师、空十八师等打得比较好，而这一师、空三师等几支老部队，则表现平平。战斗结束后总结时，我们帮助他们认真分析了原因，总结了经验和教训。 金门空战，是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所经历的又一次实战锻炼。通过这次空战，我们年轻的空军部队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还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较好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 十二、国土防空 到了一九五八年底，我国的防空力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联援助下，我国第一支空军导弹部队正式组建。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就在国庆十周年大庆刚刚结束后的几天，我们组建不过十个月的年轻的空军导弹部队，就首战告捷，在北京上空击落了美制国民党空军RB—57D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首次运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记录。以前，由于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的飞行高度，能够到达一万八千到两万米，而我们过去的战斗机飞行高度不够，我们只能对着这种高空侦察机“望机兴叹”。现在终于用导弹把它揍下来了！更为难得的是，当时拥有这种导弹武器的其它国家，都还只是停留在靶场上的射击阶段，只有我们第一次用在实战上，并取得了成功。 国民党高空侦察机被击落，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飞机残骸坠落在北京近郊通县东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都曾前去看过。 可是在那以后，中苏关系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了原订的协议，断绝了有关援助，我们的导弹部队也暂时不可能再扩大了。以当时我们仅有的那一点地空导弹兵力，要把守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两万米以上领空，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又先后部署了几架U—2型高空侦察机到台湾，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由美国专门训练的蒋军空军飞行员驾驶，完成到大陆侦查的任务。这种飞机比RB—57D飞得更高，实用升限将近两万三千米，而且侦察设备也更好。依靠这种较为先进的飞行，国民党空军屡次进入大陆进行侦察活动。 这时，总参谋长罗瑞卿指示空军部队，对打U—2飞机，一定要“海底捞针，总不死心”。根据这个指示，刘亚楼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认为，与其守株待兔，不如退而结网，把固定在北京的地空导弹部队拉出去，进行机动设伏。不久，这一战术果真取得了战果。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一架U—2飞机在江西上空“咬钩”了，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一举击落。 U—2飞机被击落后，刘亚楼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就说：“很好，这是个伟大的胜利。美国的U—2飞机前几天入侵苏联，苏联只是提了警告，而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 随后，我们的地空导弹部队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又相继击落了三架U—2飞机。在一九六四年地空导弹部队第三次击落U—2飞机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了汇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个部队在哪里，我要见见他们。” 一九六四年七月，参战的地空导弹部队全体官兵，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和彭真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对导弹部队以至全空军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之后，从一九六四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年底，国民党军的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又入侵大陆领空九十七架次，先后被我们击落了二十架，其中，空军航空兵击落十四架，地空导弹部队击落三架，海军航空兵击落三架。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击落的美制蒋军无人驾驶飞机，是空军在六十年代的最后一次胜仗。当然，上述几次战斗，对空军部队来说仅仅是个开始，但在当时，不仅是对我们空军自己，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所起到的影响都还是比较大的。 十三、立空军为标兵 一九六三年元旦，我清早起床，刘亚楼就来约我到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彭真等领导那里去拜年。最后，我们拜到了毛家湾林彪的家里。 对林彪这个人，我们是很了解的。到了他那里，不能像到其他领导家那样，是没有什么闲话可谈的，要谈就是谈工作。所以一到林彪家，我们就向他汇报空军的一些情况。 在汇报中，我们谈到了北京市委当时正在大力进行的宣传空军领导机关的卫生工作。北京市委在空军大院召开了现场会议，组织北京市的一些机关到大院里参观学习。之后，卫生部长李德全又带领部里的全体领导到大院来参观学习，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也来视察。说到这里，我们说，每天来访的人很多，弄得我们应接不暇，但是又不好拒绝。 说到这里，林彪就说：“我也去看过呀，我看你们的工作搞得不错！”林彪这天很高兴，就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我看空军的工作搞得不错，应该宣传，应该立为标兵、树为榜样。树立标兵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四个第一’要有标兵，‘三八作风’要有标兵，‘四好连队’要有标兵，‘五好战士’要有标兵，每个单位都可以立标兵，各行各业都可以立标兵，使大家学有榜样，赶有先进，在全军造成一个比、学、赶、帮的热潮。北京市委的这个办法很好，我们解放军要学习。”（“四好连队”，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即学习毛主席著作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技术好，组织纪律好。） 他接着说：“我心里早有这个想法，想提出以空军为标兵。现在看来，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空军自建立以来，工作是有朝气的，要求是严格认真的，有些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所谓标兵，就是像站队一样，大家都要向他看齐。”说到这里，他问：“你们能不能把空军建设的经验，搞他个十条、八条甚至几十条，向大家作一个介绍？你们能办得到吗？” 刘亚楼回答：“这比较困难。我们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很好的总结，现在就要的话，一些经验恐怕一时总结不起来。” 林彪说：“不要顾虑那么多，你们就搞吧，搞那么几十条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不好的，也可以作个自我批评嘛。”林彪这么一说，刘亚楼不敢再表示异议，我更是不敢说什么。 看我们面有难色，林彪就说：“这个意见我已经决定了，你们不要再说了。等一下我再和罗瑞卿、杨成武、萧华、梁必业、刘志坚他们说一下，由他们去布置，你们只要准备总结经验就是了。”我们表示回去再研究一下，再将具体意见向林彪报告。林彪说：“不要报告了，就这样定了。”我们长期跟随林彪，知道他作出的决定，别人一般是改变不了的。 从毛家湾回到家里，刚刚吃过午饭，总参副总长杨成武和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就来了。原来林彪没有找到罗瑞卿和萧华，就把他们两个人找去了。林彪告诉他俩说，他已向军委提议树立空军为标兵，并且在全军树立各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要掀起一个比、学、赶、帮的热潮，以推动部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要总参和总政具体负责，拿出一个文件来，并要他俩先来同我们谈谈。 杨成武和梁必业还说，这件事情回去以后还要向罗瑞卿总长报告，学习空军是一件大事，一定要罗总长出来主持才行，他们只是代表总参、总政来向我们表示祝贺和学习的。 这就是林彪的作风，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只是他给我们的这个任务，却使刘亚楼和我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当天我们就没有休息，这么大的压力，还过什么年呢？杨成武和梁必业走了以后，我们立即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党办、报社等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成立了一个领导班子，开始研究空军建设十多年来的各项成功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我们总结出了几十条经验。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继承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经验；二、怎样联系中国空军建设的实际来学习、吸收苏联空军的经验；三、空军在紧跟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方面和突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四、怎样加强军事训练，结合实战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的经验。我们把这些一条一条地拉成提纲，没有做好的就作自我批评，实事求是。 林彪把空军树为全军标兵的这个决定，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是对整个空军工作的一个很大鞭策。我们马上就在空军机关中作了进一步的动员，整个空军机关都动了起来。当时，刘亚楼和我还有一个分工，他负责起草报告，我负责空军的日常工作。刘亚楼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稿，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前后不知反反复复修改了多少次，光空军党委常委会就讨论了许多次。最后定下来以后，就上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批准。后来，我们又报告林彪，可他说：“罗总长批准了，我就不看了。”林彪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作风，大政方针他说了算，一般的事情他就不再过问，放手让大家工作。 一九六三年四月，经中央军委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位副主席和秘书长罗瑞卿共同决定，由军委出面，召集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负责人一百多人，在北京三座门开了十天的军委扩大会议，由刘亚楼介绍空军的经验。会议由罗瑞卿主持，贺龙、聂荣臻出席了会议。 刘的报告一讲就是两天。然后，罗瑞卿在会议上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林副主席指示，要在全军开展比、学、赶、帮的运动，要立标兵，树立榜样，我们现在找到了空军。林副主席说，空军工作搞得不错，比较起来，空军可以成为标兵。现在开这个会议，请同志们听一听他们的意见，看看是不是有的地方值得学习，空军的经验是不是可以作为借鉴。我们不作结论，大家可以学习，也可以不学习。比空军做得好的，也可以讲出来，也可以列为标兵。总而言之，要借这个机会，推动全军的比、学、赶、帮运动，推动‘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推动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和科学技术工作，推出一批积极分子、先进人物的事迹，加以宣扬，要在全军树立一个立先进、学先进、超先进的热潮，从而推动全军的各项工作，使全军大踏步地在革命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 接着，贺龙、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也讲了话，他们都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林彪的决定，同意罗瑞卿秘书长的讲话。他们这样一讲话，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也纷纷表态，拥护林彪和军委的决定，赞成树立空军为标兵。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和军委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一个万人大会，请驻京部队、军事机关和院校营以上干部，中央和北京市党、政机关处以上干部统统到会，由刘亚楼再次介绍空军的工作经验。 我记得那些年里，在人民大会堂介绍过工作经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石油部长余秋里。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在黑龙江搞起了一个大庆油田。大庆油田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下决心搞起来的，搞之前曾说过，即使牺牲多少人也要搞，可见决心之大。因为中国是一个贫油的国家，苏联一卡我们，国家就十分困难。油田一搞起来，毛泽东、周恩来他们都十分高兴。周恩来当时还说：“中国用洋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样，余秋里搞油田立了大功，国务院把石油部树立为榜样。 再一个就是刘亚楼。因为我们空军十多年的工作较有成效，被树为全军的标兵和榜样。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林彪随即又相应提出“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以示谦虚。这次林彪又提出“解放军学空军”。这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又学空军，就把空军推到了最前面，成为了榜样之中的榜样。 从此以后，罗瑞卿对空军的工作特别关心，要求非常严，拼命督促空军。在一次空军的会议上，罗瑞卿还把对空军的工作要求归纳为四句话：“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考验，不要翘尾巴。”他的这四句话，我们在空军内部广为印发，把四条传达到了空军各个部队，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执行。 在罗总长的具体领导下，部队的比、学、赶、帮运动推广下去了。以后，各大军区，各总部、兵种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代表大会，以后大家把这个会叫做“三代会。”各地还树立了不少的标兵。例如，空军树立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标兵，名叫潘复生；南京之区树立了一个军事训练的标兵，名叫郭兴福，等等。在南京军区树立郭兴福时，叶剑英和罗瑞卿曾亲自到南京，主持过两次现场会议，以推广郭兴福创造的训练方法和教学方法。 从此以后，全军各部队的比、学、赶、帮运动红红火火、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各类先进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全军各项工作非常活跃。我认为，这一阶段的军队工作，是建国以来我们军队的最好时期。 十四、刘亚楼去世 就在全军工作蒸蒸日上、空军工作进一步有所提高时，刘亚楼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精力也越来越差。面对空军工作越来越大的压力，刘亚楼竭尽全力，想把空军的工作搞好一点。但到一九六四年，他身体已经不大行了，精力已经耗尽，开始直下坡路了。他开始是觉得身体不大舒服，有些腹泻，但是在一九六四年底被诊断为肝癌。这时，已经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了。 在一九五九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刘亚楼的工作就一直受到重视。一九六O年春，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从此，刘亚楼的工作热情更高，对林彪及罗瑞卿也更加尊重。 到了一九六O年三月，刘亚楼认为，中国空军应当有结合自己实践经验的一整套东西，光依靠苏联的一些条例、条令和教材是不行的。自从开始建设空军以来我们已经度过了十二个春秋，积累了自己的一些经验、教训，现在开始搞自己的一套东西，条件已经具备。他曾多次说，我们应当为空军建设，为下一代留下一点东西。 刘亚楼的意见得到空军党委常委们的一致同意，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刘亚楼便亲自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集中了空军各方面的技术尖子和写作人才，住在风景秀丽的杭州，摆脱一切具体事务的干扰，集中时间、精力，专心编写各种条例、条令和教材。这一段时间，刘亚楼本人，大部分时间也都在杭州主持编写工作，而空军党委的日常工作，就交由我及其他党委负责。 编写工作到一九六五年八月告一段落，前后共完成了有关条例和条令三百零六本。中央军委条例、教材验收会议在审查时，认为这一批条例、条令和教材编写得好，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以我为主的精神，很好地结合了我们自己的经验，内容充实，规定具体，便于掌握和执行。可以说，由刘亚楼直接主持编写的这批条例、条令和教材，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对于指导空军的战备、训练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工作，对于整个空军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编写空军条例过程中，一九六四年，中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古巴，以了解和加强同南美洲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中央决定以刘亚楼为团长，莫文骅为副团长。之后，刘亚楼率代表团在古巴一共访问了二十天左右。 回国以后，刘亚楼就感到自己的身体非常疲劳，很不舒服，于是开始到北京医院、协和医院等北京各个医院去检查身体。经过许多医生的多次检查，于这一年的十月底正式确诊为肝癌。确诊以后，为了填重起见，我曾经两次到协和医院去听取专家的论证和汇报。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刘亚楼确实患有肝癌。这个事实虽然严酷，但已是不容置疑。我当时认为，对刘亚楼隐瞒病情是无益的。经过研究，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直接告诉刘亚楼：“专家们对你的病情已经确诊为肝癌，你需要立即停止工作，安心休养，进行彻底治疗。”记得当时刘亚楼对我说：“还是你对我坦率和真诚，谢谢你直接告诉了我，这样，我心里就有了底，思想上也好有个准备。” 我又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林彪、罗瑞卿和萧华，他们一致决定要刘亚楼立即停止工作，接受治疗。我同时报告了周恩来，后来林彪和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后，亲笔给刘亚楼写了一封信，要他好好休息，认真治疗，精神上不要有负担，但是又不可忽视。 刘亚楼自己要求去上海，他认为上海华东医院的治疗条件比较好。我们尊重他的意见，立即派飞机把刘亚楼和他的妻子翟云英，以及保健医生、秘书、警卫人员等一起送到了上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对刘亚楼十分照顾，专门在华山路腾出了一座花园小楼，供他们居住。同时，还派来了一个高级厨师，照料他们的生活和饮食。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刘亚楼的病情十分重视，责成国家卫生部和总后卫生部派出由张孝骞教授等著名专家组成的高级医疗小组，随后也来到上海。这个医疗组就住在刘亚楼寓所的附近，专门负责他的治疗工作。但医疗组把各种药物用尽，各种办法想足，但刘亚楼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 刘亚楼病重期间，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带着叶群从苏州赶往上海，亲自坐镇，照料刘亚楼的治疗工作。他不光天天派秘书或叶群去看望刘亚楼，自己也亲自去过几次。其关心的程度，确实是少有的。 林彪到苏州、上海休养后，罗瑞卿主要在北京主持军委的工作，确实非常忙。但就是这样，罗瑞卿也在百忙之中，几次坐飞机到上海看望刘亚楼。另外，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和其他几位老帅，以及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各部部长、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等，也都曾先后到上海看望过刘亚楼。 在刘亚楼去上海治疗期间，空军的工作就暂时由我来主持。那段时间，我一方面在北京主持空军的工作，另一方面则经常到上海去探望刘亚楼，并就一些重大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 一九六五年春节前后，罗瑞卿总长和我一起去上海看望刘亚楼。我们当时见到他，面容憔悴，脸色蜡黄，虚弱得几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这与以前的刘亚楼相比，几乎就是换了一个人。看到我们到来，刘亚楼勉强坐起来和我们说了一会话。我知道事情不妙，心情十分沉重，但这种情绪绝不能表露在脸上，只好强颜欢笑，劝慰刘亚楼一定要安心养病，好好治疗，但是一离开病房，我的眼泪就不禁夺眶而出。 不久，刘亚楼打电话到北京，要我到上海去一下。我以为他有什么重要事情，就立即坐飞机到了上海，赶到他的住所。没想我进了病房后刘亚楼告诉我，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已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叶群的意见，想把她放到《空军报》社当记者，想问一下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刘亚楼的意见。第二天，我就带着林豆豆回到北京，把她安排在《空军报》社当了记者。 到了五月初，我在北京接到翟云英的电话，她告诉我，刘亚楼已经病危。接到电话后，我立即报告了罗瑞卿、杨成武，并马上会同他们，以及空军的几个主要干部和我的妻子陈绥圻，一同飞往上海。 到了上海，我们立即赶到刘亚楼的住所。我们到时，刘亚楼已经开始便血，神志也开始模糊，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但他好像还是认出了罗瑞卿、杨成武、陈丕显和我。这时的他，尽管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了，可嘴里却还是翻来复去一直念叨着两句话：“毛主席重要，‘一O一’重要。”甚至第二天，他陷入肝昏迷并且一直昏迷不醒之后，可嘴里翻来复去就是两句话：“毛主席重要，‘一O一’重要。。。。。。。”“一O一”是林彪在东北时的代号。我们这些林彪当年的老部下，后来也时常这样称呼他。 五月七日上午十点，一直在刘亚楼身边不时为他测量血压和脉搏的两个医生，停止了工作，站起身来同翟云英握了握手，然后又同我们守护在刘亚楼身边的几个人握了握手，也就是宣告了刘亚楼的死亡。当时，我们不禁失声痛哭，悲悼空军失去了第一代杰出的领导人。刘亚楼逝世时才五十五岁，真是英年早逝！ 我和刘亚楼在空军共同工作了十五年，我们之间相互支持，相互谅解，彼此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我在红军时期就在刘亚楼的领导下工作，我对他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待我有如兄长，不光在工作上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放手去干，而且也在生活上给予我很大的关心和照顾。每次我外出休假，如果需要妻子陈绥圻陪同，他必定亲自给陈绥圻的工作单位打电话代为请假。每次休息，总是约上我们全家一起活动。我为失去这样一位好领导、好兄长而万分痛心！ 刘亚楼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空军的建设，所付出的心血，所立下的功绩，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间。 刘亚楼逝世时，林彪还在上海。刘亚楼遗体火化时，林彪派人参加了火化仪式。当刘亚楼的亲属、我以及空军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随专机一起护送刘亚楼的骨灰返回北京时，林彪已先于我们回到了北京。 我们的飞机到达北京时，包括林彪、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一共二、三百人到西郊机场参加迎灵。刘亚楼的大儿子刘煜南、二儿子刘煜奋捧着刘亚楼的大幅遗照先下了飞机，小儿子刘煜宾捧着骨灰盒紧随其后。当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走下飞机后，在场的人都一一同她握手，表示哀悼。 随后，我们把刘亚楼的骨灰，直接从机场送到了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把刘亚楼的骨灰放在中山堂，这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了。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级别领导人不幸逝世时，才能使用中山堂。刘亚楼当时只是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按理说不到享受这样待遇的级别，但是中央却决定给予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的待遇。这样特殊的举动，也充分说明了党中央、毛泽东以及林彪对刘亚楼的重视程度。 我记得当时中山堂里的正面墙上，悬挂着刘亚楼的遗像，下面安放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由四名士兵持枪守卫着。灵堂内，除了亲属以外，空军直属机关、驻京院校和部队大校以上的干部，也轮流值班守灵，每班十六人。对刘亚楼的悼念活动，整整持续了三天。每天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大约有十万人轮流进入灵堂致哀。 开追悼会的那天，除了毛泽东以外，全部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会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和所有的元帅、副总理，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到场，并一一在签到簿上签字。这样隆重的追悼会，是少有的。顺便提一句，这本签到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签名最全的一本，如果刘亚楼的亲属保存到现在，将是一本稀世之宝。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致悼词。悼词是我主持起草的，最后报军委罗瑞卿总长审查定稿的。追悼会后，灵车车队由刘少奇和林彪护送，前往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灵车行进途中，沿途所有的军人全部立正敬礼。这种场面，是很少见到的。 在刘亚楼患病和逝世期间，一向不轻易对人表达感情的林彪，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特殊关注：从一开始亲自到上海去亲自主持刘亚楼的治疗工作，到亲自去机场接刘亚楼的骨灰，最后亲自向刘亚楼的遗像献了一个花圈，又亲自送刘亚楼到八宝山。这些事情表明，刘亚楼确实是林彪的一员宠将。 刘亚楼逝世以前，我曾经多次听他讲过，在党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的时候，林彪曾经向毛泽东详细介绍过他的情况。于是，毛泽东把刘亚楼接到了自己的窑洞里住了将近半个月。在这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系统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迁到中央苏区以来，到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有时林彪也参加了毛泽东与刘刘亚楼的谈话。林彪特别向他介绍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以后所起到的正确领导作用，希望刘亚楼把这些情况记在脑子里，到苏联以后汇报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这说明，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林彪，对刘亚楼都是非常器重的。 刘亚楼还告诉我，在他去苏联之前，林彪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林彪在这封信里表示，他同刘亚楼情同手足，生死与共。信的最后，署名是“共患难的朋友林彪”。 刘亚楼逝世不久，还在上海时，林彪就同我谈话，对我说：“刘亚楼同志逝世了，这对空军工作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考虑要很快决定空军司令的人选问题。刘亚楼在世的时候举荐过你。根据刘亚楼同志的意见，现在我决定提议你改任空军司令员，你可以自己选一个能同你合作的政治委员。”接着他又说：“我已经同杨成武说了，让他先回北京，把我的意见向其他老帅汇报，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回去以后要亲自向毛主席汇报。” 我表示：“空军这样复杂，我怕搞不了，我还是当我的政委，是不是可以另选一个人来担任司令员？”我还向他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如杨成武或者刘震这样的人来担任空军司令员，我保证和他们能好好合作。 林彪说：“我已经下了决心，你就自己选一个政委吧。”我知道林彪的脾气和性格，就不好再说什么。想了一想，就向林彪提议说：“比较起来，还是余立金比较合适，他有点魄力，干劲大，又是二方面军的干部。”林彪很快就答应说：“那好，就是余立金当政委。” 不久，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中央军委的命令，由我接替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余立金接替我任空军政委。 另外还有两件事情，也想在这里说一下。第一件事情，是刘亚楼逝世以后，我们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林彪一九五四年二月初写给刘亚楼的一封信。当时，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在批判高岗、饶漱石。开会以前，高岗曾经拉过林彪，要林彪出来担任国家部长会议主席（即国务院总理）。林彪当时住在杭州，他给在北京的刘亚楼写信，要刘亚楼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高岗。林彪在信中说：“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林彪的意见，刘亚楼向高岗转达了，但是信却没有还给林彪，他自己保存了起来。这件事情，在刘亚楼生前我曾听他提起过。所以我在发现这封信以后，当即就退还给了林彪。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清点刘亚楼的遗物时，还发现了罗瑞卿写给刘亚楼的一个便函。函中对刘亚楼有一点批评的意思，大意是说，希望刘亚楼好好休息，不要太好胜，在空军的事情上，可以放手一点的，就不要多管了。这封信，是在刘亚楼逝世以后，由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拿给我看的。她告诉我说，刘亚楼在看了罗瑞卿的这个便函以后很不高兴，说：“不相信我，请军委派人来检查好了！”不过，刘亚楼对罗瑞卿的这个不满，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露过，但是在别人面前，如在林彪、叶群去看望他时，他对此是否有所表露，我就不知道了。 十五、对空军工作的简单回顾 从一九五O年七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在空军一共工作了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里，一九六五年以前的近十五年，空军工作主要由刘亚楼负责，他是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我作为空军政委、党委副书记，一直是他的助手。 刘亚楼在工作上十分好强，从不甘心落在人后。自主持空军工作以来，他竭尽全力想把空军的工作搞好，每天的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勤奋加上魄力和才华，再加上善于思考，他对空军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空军的主要创建人。 总结刘亚楼对空军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原则，一下子就为空军的建设铺平了道路。第二、他强调部队工作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政治和技术相结合，高标准，严要求，办事认真，有问必答等等。以后，他又把对空军各项工作的总要求，归纳为“高标准，严要求”这两句话。他强调对空军各项工作的总要求，就是高标准严要求，也就是要空军全体同志永远不要满足现状，工作要不断前进，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三、他在几乎是基本上脱离了空军的日常工作的情况下，运用他在苏联正规军事学院学到的知识，以及在苏联红军服役过程中的经验，结合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空军的实际情况以及所得到的宝贵经验，组织了包括空军副司令员刘震、副参谋长姚克佑等一班人，专门在杭州全力以赴地编写出了空军一整套工作条例、条令和教材，为空军的正规化建设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至于一九六五年前我自己在空军的工作，简单地说，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组织落实空军党委根据中央、中央军委方针、指示，所制定的措施、决策，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刘亚楼由于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只能处理一些大的问题，具体的工作就由我来承办。比如空军历次党代会、历届空军党委会的召开，在确定会议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后，会议文件的制定等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以及会议结束后的传达、贯彻、检查和落实，就都由我来负责实施。 二、负责处理空军的日常工作。空军日常工作经常由我负责。虽然空军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是在常委办公会讨论决定后，按照常委的分工各自办理的，但总的检查、落实工作，是由我来负责的。另外，空军贯彻落实中央、中央军委的一些文件、指示，也大都由我来组织研究和落实。我还曾经多次下部队基层蹲点，也曾经下连队当过兵。 三、是做好团结工作，特别是抓好空军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刘亚楼工作能力比较强，但有时工作方法和态度过于简单粗暴，不尊重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级干部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当时，凡是有类似的问题出现，我一方面要维护他的威信，另一方面，也要对他进行规劝和批评，同时还要注意做好其他同志的工作，以缓和与解决矛盾。总的看来，空军党委一班人是团结的，内外、上下的关系也是融洽的。有了这样的基础，就使得我们党委一班人，能领导全体空军按照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开展工作，取得比较大的成绩。 当然，空军当时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如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要求过高、作风简单粗暴等。比如说，在空军机关大院搞卫生的过程中，检查人员戴着白手套到处去摸，手套上沾一点尘土都不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形式主义，未免太过了。 我没有权利来全面评价空军的工作，也不可能在这里全面评价空军的工作，因为我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只能就回忆所及，参考我出狱后看到的一些书报杂志，写下这么一点“点滴资料”，供后人评论空军当时工作做参考，希望后人能公正地评价历史！ 第十章 “文革”的前奏 一、庐山斗争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错误。会议期间，彭德怀于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一九五八年以来产生的一些“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谁也没想到，这封信引发了一场政治大风暴。 在建国后的国家经济建设中，毛泽东的领导和决策，已经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得心应手了，他在经济建设上出现的一些严重失误，导致了党内一些不同意见产生。他没有去很好地检查自己的失误，反而对一些提出不同意见的、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产生了一些疑虑。特别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这种疑虑更是有所增长，以至于他先后几次告诫人们：要警惕像赫鲁晓夫一样的人物睡在我们身旁。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几个人，对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就感到有些人不那么听话了，需要采取点措施来树立个人威信。他亲自领导开展了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彭德怀和他的几个战友，转眼之间就成了一批牺牲品。 八月十六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解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只是分别保留了他们在党内的职务，而这些职务仅仅是挂个名而已，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了。 毛泽东还于八届八中全会闭幕的当天，作了一个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示。他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全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上又主持召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以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之后，林彪推荐罗瑞卿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以接替黄克诚的工作，会议也同意了这个提议。 在这里我要附带说明一下，林彪接任国防部长，这个职务并不重要，国防部长这个职务只是挂一个名，实际上军队的整个工作都是中央军委在管。彭德怀那时不但是国防部长，同时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如果只是国防部长，而没有军委副主席或第一副主席这个职务，国防部长也就成了一个摆设。林彪同时接任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样他才能全面主持军委工作，指挥整个解放军，这才是主要的。 对庐山会议的具体情况，我起初是一无所知。当时在空军，只有一个中央委员和一个候补中央委员。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是八届中央委员，副司令员刘震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他们两个上山参加了后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 庐山会议前，空军党委决定我和副司令员王秉璋共同去大连休假。八月十六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刘亚楼从庐山打来的一个电话，就在这个电话中，他给我传达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彭德怀在庐山发生了问题。 刘亚楼告诉我，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在庐山会议上对党中央、毛主席发起了攻击。毛主席已经决定要林彪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还提议要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说到这里，刘亚楼兴奋地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他还告诉我，虽然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由于林彪身体不好，工作起来很勉强，只能在原则上进行主持，许多具体工作不能亲自参与，必须要找别人来代替他做一些日常性的工作，因此林彪选择了罗瑞卿。是林彪亲自提出，要罗瑞卿来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林彪选择罗瑞卿，不仅因为他有才干，而且因为他身体好，能组织实施许多具体的工作。 从电话里听得出来，刘亚楼当时非常高兴。刘亚楼当时为什么这样高兴呢？我想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刘亚楼和彭德怀的关系不那么好；第二是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的关系非常好。 说到刘亚楼和彭德怀的关系，这里我说一件事情。在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时候，一九五五年，空军后勤部的一个助理员丢了一个工作笔记本，在这个笔记本里记录了空军后勤部一部分“五年计划”。这个笔记本丢了以后，空军党委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和研究，并进行了认真的追查。同时，我们也老老实实地报告了军委和总参谋部。没想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几次三番地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责难。彭德怀说：“这还得了，丢了‘五年计划’，就是泄露了国家机密，一定要追查到底。”这一查，不但追查了刘亚楼，还追查了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在这之后不久，我陪同彭德怀去东北检查空军部队的工作，准备先到丹东志愿军空军指挥所驻地去看看。我过去从来没有陪同过彭德怀，这是第一次。开始的一路上，彭德怀要我同他下象棋，大家说说笑笑，一直都很好。车到沈阳东站时，因火车头加煤上水需要一个多小时，他还动员我到市里去看看，对我非常关心。可没想到，车到丹东的那天早上，彭德怀突然翻了脸，就在车厢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们空军丢了那么一个重要的本子，根本不在乎，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把国家的机密都泄露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感觉到痛心。”骂了一通后，他又气哼哼地说，要撤刘亚楼的职，空军司令应该让刘善本来当，刘善本是个内行。这是我头一次领教他的脾气，还真有点吓人。 不知道彭德怀当时因何故对刘亚楼不满。当然，他当时说要撤刘亚楼的职，只不过是借机发发脾气而已。实际上，要想撤掉刘亚楼的职务，并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更不是彭德怀一个人所能决定的。 刘亚楼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情绪很不好。他当时身体不好，于是就要求去休养，差不多前后休息了一年。 因为罗瑞卿是公安部长，这个丢笔记本子的事情，后来了牵涉到了他。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当着我们的面大骂罗瑞卿：“空军丢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本子，你这个公安部长为什么不去追查？为什么要袒护空军？你不破这个案，我拿你是问！”接着，他又骂刘亚楼和我。 其实彭德怀也是小题大作，真正的原因不在这个本子上。一个公安部长应该破的案子比这个多着呢。彭德怀之所以如此，实际上可能是因为他在历史上和罗、刘有些恩怨。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为了丢笔记本的事情，我两次挨骂，实在有些想不通，于是就跑到我的老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那里去诉苦。我跟他说：“彭老总怎么那么厉害呀！为了一个本子，要撤这个，要撤那个，把罗部长也牵进去了。”罗荣桓听了我的话，只是叫我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这之后不久，彭德怀在毛泽东那里开会，向毛主席汇报军队的工作。由于刘亚楼还在休养，我去参加了这个会议。没想到会开到最后，当着毛泽东的面，彭德怀又说起空军丢了本子的问题。他还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是我主持军委工作，一定要公事公办，对什么问题都要一查到底。”当时弄得我十分紧张。 那个笔记本到最后还是没有找到。笔记本究竟丢在了哪里，又对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到现在还是一个迷。 坦白地说，因为这个本子的事，当时我对彭德怀的印象是不太好的。后来在刘亚楼休养期间，空军的工作暂时由我主持，有关空军的问题也就由我直接向彭德怀汇报和请示。另外，时间一长，慢慢的我的看法就有了一些改变。我认为，彭德怀秉性刚直，炮筒子脾气，好训人、骂人，有话就说，憋不住。但是真正办起事情来，对部下还是很关心的。 与此相反，刘亚楼同林彪及罗瑞卿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据我所知，刘亚楼与林、罗二人的关系，是从红军时期开始的。大革命失败后，罗瑞卿被派到闽西去开展武装斗争，从而认识了闽西人刘亚楼。闽西暴动以后，罗瑞卿成为闽西红军的领导人之一，刘亚楼则在闽西红军中初露锋芒。一九二九年七月，闽西红军被编为主力红军红四军的第四纵队。一年以后，林彪接替朱德担任红四军军长，从此罗、刘二人便开始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先后分任十一师和十二师政委。一九三一年，罗瑞卿在林彪任军团长的红一军团任政治保卫局长。那时的保卫局在建制上是和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并行的。因此，罗瑞卿当时也是红一军团的领导人之一。一直到长征结束，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天天在一起，行军骑马，走在一起，住在一起。 那时军团下面的建制就是师，刘亚楼先在红一军团二师当政委，后来又在一师当师长。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刘亚楼又回到二师当了师长。随后，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一起到了延安，进了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后，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又抽调刘亚楼任训练部长，专管军事训练。当时，林、罗、刘三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刘亚楼被派往苏联学习并治病。不久，林彪也因为负伤去苏联治疗和休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林彪被毛泽东派到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此时的刘亚楼，正作为苏联红军的一名少校军官，在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任情报处处长。日本投降后，刘亚楼随苏军来到了大连，并坚决要求回中国工作。不久，经过林彪的提议，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成为林彪的得力助手。 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解放后，在平、津战役中东北的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并肩战斗共同完成平、津战役的重大任务。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林彪、刘亚楼和当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二兵团政委的罗瑞卿，在共同的作战中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情谊。 建国以后，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三人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却经常见面，关系依然如故。所以，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以后，罗瑞卿自然成为了林彪的助手。正如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就把总参谋长粟裕撤掉，而让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黄克诚来当总参谋长。毛泽东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话一点没错。 关于粟裕被撤职这件事，我认为彭德怀的作法是欠妥当的。红军时期，彭德怀一直是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黄克诚也是红三军团的，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两人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为了用起来顺手，就必然要把黄克诚调来当总参谋长。本来，当时的总参谋长粟裕，也是我们军队中一位非常有名的战将，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却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彭德怀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还给他戴上了好几项政治上的大“帽子”。这几项大“帽子”一压就是好几年，最后在粟裕逝世时也没能完全拿下来，以至成了他的一件终身憾事。 对黄克诚本人，我是很敬重的。他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抗日时期，我一直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我认为，黄克诚是位好领导，好老师，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对于他的一生，我们党中央已经在对黄克诚同志的悼词中作了公正的评价，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对彭德怀也是一样，我对彭德怀也一向都是相当敬重的。在彭德怀的问题彻底平反之后，我们党对他的一生的功绩也作了公正的评价，这些我都基本同意。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也认为，彭德怀的“山头主义”也确实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他撤换粟裕总长的理由以及有关空军的一些事情。 二、军委扩大会议批斗彭德怀和黄克诚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晚上，我接到刘亚楼从庐山上打来的电话，得知了庐山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要我和王秉璋立即返回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接到这个通知，我同王秉璋当天下午就乘机返回了北京。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北京下了一场大雨，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以后，我们坐车回家的路上，看见到处都积满了水。这场雨整整下了两天，一直下到了八月十八日。 我们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十八日下午，贺龙、刘伯承与彭德怀、黄克诚同坐一架飞机，从江西九江返回北京。把贺龙与彭、黄二人放在同一架飞机上的安排是周恩来决定的，实际上是一种监视。 那天，按照空军党委的规定，我正在机场指挥所值班。贺龙、彭德怀等人乘坐的飞机从九江机场起飞后，飞到济南上空时，因为北京正下大雨，飞机不能降落。于是，根据当时的气象预报，我要求贺龙等人的飞机在济南机场降落，暂住一晚。八月十九日，飞机才从济南起飞回到了北京。得知飞机从济南起飞后，我随即去南苑机场迎接他们。 我刚到机场，飞机就降落了。机场上，除了我及贺龙等四个人的司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来接机。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贺龙，他和平常一样面带笑容。第二个是刘伯承，也是神态祥和。第三个是彭德怀，他的脸色阴沉，很难看。第四个是黄克诚，也是面无表情。我走上前去，向他们一一敬礼。他们分别和我握了握手，但谁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上了汽车就走了。我本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和他非常熟悉，但这个时候他也没跟我说话。我看到黄克诚那种样子，感到情况不好，心里非常难过。我不知道在庐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在这种场合下，我不好问，也不敢问。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始，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没有到会，但以刘少奇为首，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都到了会。除了将要被批判的彭德怀、黄克诚和患病的徐海东以外，所有的元帅和大将都在主席台上就坐。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驻京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各军事院校和京外部队选派的一千零六十一名师以上干部，以及五百余名有关列席人员。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开会，把整个怀仁堂挤得满满的。 会议由林彪主持。我记得好像是罗瑞卿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但传达得很简单，连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的信都没有全部念。彭德怀的这封信一直没有公布，也没有在会上印发。会议上什么文件都没有，只是听罗瑞卿传达说，庐山会议出了一个“反党集团”，并且点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名字，说他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猖狂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接着是刘少奇讲话。他说，彭德怀对当前形势的估计，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是彭德怀犯错误的思想基础。从政治上说，彭德怀有个人野心，想夺权。 再下来是陈毅讲话。他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他还说：“林彪这个人在井冈山时我就知道，有一次他在朱沙冲，一下打了一个歼灭战，把进攻的敌人消灭了。以后到红四军、一军团，都打了很多胜仗。我一直很崇敬林彪同志，所以由他来主持军委工作，我们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发言，其内容都是批斗彭德怀，并表态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在最后讲了话，主要是号召大家继续批判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的错误。在林彪的讲话中，还讲到了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林彪说：“彭德怀这个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华，就是说，他要得整个中华。” 会议到了最后，罗瑞卿宣布，将所有到会的师以上干部，划分为两个大组，分别在两个地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还宣布，了解彭德怀的人参加斗彭德怀的那个组，了解黄克诚的人参加斗黄克诚的那个组，我和刘震则被分配到了斗黄克诚的那个组。对斗争彭德怀的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前几年看到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在这本书中，对当时的斗争情况有这么一段描述，我认为是如实反映了当时历史面貌的。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在会议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我就是持这种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的现象。特别是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成、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有几个同志就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 在我们那个斗争黄克诚的那个大组会议上，大家出于对毛泽东的无比信任，也是斗得非常起劲。这个大组里，是苏振华、刘震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有些人在台上大喊大叫，非常积极，真有点像以后红卫兵的那种劲头。我想当时出的会议简报，是会真实记录下一些人的历史形象的。 批斗黄克诚的过程中，一开始我没有发言，后来有的人看我不发言，就对我说：“你跟他在一起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了解的事情不少，怎么不讲啊？”我一看，大家都在积极发言批判，我如果什么话也不说，肯定是过不去的。于是，我就说了关于他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说黄克诚打仗有点往“右”偏，有点保守。由于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三师在苏北有些仗打得就不是太好。到东北后，他又认为没有前途，一定要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 第二件事，是说黄克诚有“本位主义”思想。这件事说的是，他把新四军三师的一些剩余的黄金，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先把“小金库”带到东北，继而又带到天津，最后竟带到湖南去了。 第三件事，是说黄克诚一件任用自己侄子的事。我们在苏北的时候，黄克诚有一个侄子叫黄楚三，原在国民党军李明安的部队里当情报科长。来到三师后不久，就由黄克诚和洪学智介绍，在齐齐哈尔入了党。入党后，就当了师特务团的参谋长。我认为，黄楚三的职务提升得太快了，不妥当。 那次会议上，我对黄克诚就揭发了这三件事。对庐山上的黄克诚的所谓错误，我一句也没有说。不过，受到当时会场气氛的影响，说到最后，我也对黄克诚拍了桌子。 我当时想，这几个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揭发出来，既能让我安全过关，也不会对黄克诚有什么大的损害。我万万没想到，我所说的第二个问题，竟然被人利用，成了一件让黄克诚十分痛心的事情。 一九九四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有关于这件事的两段文字，现抄录如下： 斗争会上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已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所谓“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到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但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一离开根据地就不能用了。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较好，大军出去时，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些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组织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东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那时这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已知将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的烈士很多，从前是老革命地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但省的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我让翁徐文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这笔款项由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营。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直接经手过。 当时我的确没有想到，我在会上说的这个“本位主义”问题，竟然在那种场合下被人曲解为黄克诚有贪污行为，并导致了罗瑞卿等人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调查。虽然以后的调查证明，黄克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徇私的问题，但对于一向注重自己廉洁名声的黄克诚来说，这件事已经对他造成了较大的伤害。因此，这些年来，我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总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内疚。 不过话又说回来，直到现在我也仍然认为，我在批斗黄克诚会上所说的三个问题，除了在第一个问题上因受到当初华中局不正确看法的影响，对他有所误解，说得不对之外，其它两个问题，包括这个所谓的“黄金问题”，都没有什么大的差错。就拿这个“黄金问题”来说，他的这种行为，的确有些值得商榷。部队已经整编，就应该把剩余的黄金交由上级部门去处理。可他不仅没有及时将这些黄金交给上级部门，反而将这些黄金带到西满，带到天津，带到湖南。不管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我还是认为，他这样的做法，多少有一点“本位主义”的味道。 毋庸置疑，黄克诚是一位党性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和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好同志，也一直是我尊敬和感谢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很长时间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是有一定了解的。我认为，黄克诚是一位好领导、好老师，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他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关于他的一生，中央已经在他的悼词中作了评价，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但话又说回来，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点缺点也没有，黄克诚也一样。所以，一些小小的缺点，丝毫不会影响黄克诚的形象。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在会上的“揭发”，不论我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用心，事实上都给黄克诚带来了较大的伤害，使他蒙受了不应有的屈辱。在此，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就这样，斗争黄克诚的会议，开了五、六天后，大家该说的也差不多都说完了，就没有什么人发言了。就在这时，罗瑞卿突然来到批斗黄克诚的会场。他一来就直接站到主席台前，厉声责问道：“黄克诚，你在三军团时就造我的谣，说我在长征后期，在三军团当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杀了三军团的一些人。我杀了什么人呢？你的根据是什么？” 听了罗瑞卿的责问，黄克诚很快就回答：“不错，是我讲的，是钟伟告诉我的。他现在也在会场上，你可以问他。”罗瑞卿当场指名，要钟伟出来作证。钟伟马上站起来说：“是的，有这回事。三军团从哈达铺编队出来，队伍很疲劳，减员大，掉队多。到最后，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又没有条件把他们抬走，你怕他们被追上来的国民党军队抓去受折磨，就下令打死了好几个。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也是我告诉黄克诚的。” 罗瑞卿说的这件事，是长征后期的事。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红军于哈达铺改编以后，毛泽东派当时任红军北上先遣支队（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长的罗瑞卿，到由红三军团改编的第二纵队兼任政治部主任，又将刘亚楼调到第二纵队任副司令员。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虽然同属红一方面军，而且经常在一起配合作战，但我们红一军团长期在毛泽东、朱德和林彪的直接领导之下，军政训练、作风纪律甚至作息时间等各方面都抓得很严，而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这些方面则与我们有些差距。因此，当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人到了第二纵队，并且用红一军团的管理方式来管理第二纵队以后，曾引起一些干部、战士不满。于是有的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了彭德怀那里，因而引起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这种行为的猜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消除他在红三军团的影响。 罗瑞卿之所以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初钟伟把这事告诉黄克诚以后，黄克诚又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本来就对罗瑞卿和刘亚楼在红三军团搞整顿不高兴，知道了这件事后，更是非常生气，不但借机把罗瑞卿狠狠地痛骂了一顿，还将这件事告到了毛泽东那里。也正因为这些事，彭德怀也同罗瑞卿及刘亚楼结上了怨。造成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的长期不满和隔阂，这才有了以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 说实在的，我当时真的很佩服钟伟的这份坦诚和勇气。其实，钟伟讲的这件事情，我也知道。那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北根据地，黄克诚在一次和我闲谈中，就说起过。处于当时的压力，很少有人有钟伟这样的勇气来为黄克诚辩解。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之后，钟伟就被解除了北京军区参谋长职务，发配到安徽省去当农业厅副厅长去了。 我虽然当时没有起来为黄克诚辩护，但我内心里对罗瑞卿的话很不以为然。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现在又搬出来，和庐山会议又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算老帐的作法，没有多大意义。 会议就这么乱哄哄的斗了黄克诚半个多月。以后不知怎么回事，斗着斗着又把邓华也扯了进来。邓华也跟我一样，是红一军团的干部，以后又在四野工作，本来与彭德怀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一九五O年夏，为了筹组入朝作战部队，根据林彪的提议，把四野十五兵团与十三兵团对换，由本任十五兵团司令员的邓华转任十三兵团司令员，率十三兵团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邓华先后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员兼政委。朝鲜战争期间，邓华与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关系较好。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扯进了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里。 由于我与邓华的关系，我又被叫去批判邓华。红军时期，我在邓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两年多。解放战争时期，又在一起工作有半年左右。在我南下打猎负伤时，他还曾对我悉心照料过。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说是各处一方。这次，我虽然参加了会议，但确实是没有什么意见可提。后来有人揭发说，邓华在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的时候，曾主张组织野战军的机动兵团，主管全国性的机动作战，以此证明邓华有野心。我对这件事情作了说明，说邓华的确提出过这个建议，我当时也参加了讨论，但我认为这只是正常的问题讨论。 现在看来，当时的揭发，不少都像这件事情一样，完全是牵强附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 后来，又要我去斗洪学智。洪学智为什么挨斗我同样也不大清楚，大概也是因为在志愿军任过副司令员，才被认为与彭德怀关系密切而挨斗的。我与洪学智在一起工作多年，对他也有相当的了解，不认为他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地方。所以，在批斗洪学智的会场上，我一言未发，在会上坐了一个下午，我就离开了。 九月九日，军委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作报告。在讲话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代表中央表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接着，他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系统批判了彭德怀的“错误”，认为清除“彭德怀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我们要的就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 又过了两天，九月十一日，军委扩大会议再次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这次毛泽东亲自到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彭德怀等几个人，“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 接着是陈毅讲话。他首先批判了彭德怀，并列举了若干事例，说明彭德怀的一些意见是和毛泽东对立的。之后，他还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同时继续宣传林彪，再一次表示完全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表扬林彪善于作战，井冈山朱沙冲一仗打得非常英勇，对保卫井冈山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由林彪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揭发了“彭、黄反党集团”的问题，基本肃清了彭、黄在军队中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紧跟毛泽东，紧跟党中央，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更大的胜利。接下来，他就在讲话里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崇拜。他说：“我们军队离开了毛主席就不行。战争期间，所有的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和直接指挥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怎么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这不仅是因为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而且也因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比较容易，学了以后马上就可以用。” 林彪讲完话，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就结束了。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空军，开会布置传达，将这次会议的精神，一层一层地往下传。 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对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斗再斗，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斗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底，彭德怀含冤死去，才告结束。这时，我也已经入狱三年了。 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我一直都没有见到过彭德怀和黄克诚。直到一九六七年初，才在一个批斗会上见到他们一面。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级阶段，全国一片大乱，解放军驻京各总部和各军、兵种机关，几乎都被造反派冲垮，各项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各单位的党委差不多都被“踢”开了，一切都由造反派说了算。 一天，总参的造反派头头把军队过去和当时一些“犯了错误”的领导人，都弄到了总后的大院，开万人大会进行斗争。我参加了这个会，看到被批斗的人里面有彭德怀、黄克诚，还有罗瑞卿。当时在主席台上坐着的，有杨成武、萧劲光和我等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一些负责人。我坐在主席台的侧面，所以我看到了他们，但他们却看不到我。在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现在，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毛主席在胜利面前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度瞎指挥，导致了当时高指标、浮垮风、共产风的大泛滥。什么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这些提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场“大跃进”，使中国的经济几乎陷于崩溃，人民遭受了长达三年的空前大饥荒，上千万的人在这场灾难中死去。 庐山会议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这次斗争使得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从而导致了“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 从彭德怀开刀，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谭震林、邓子恢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搞掉了，真是历史上的惨痛教训！ 三、庐山会议后的新军委 一九五九年十月，庐山会议后新组成的中央军委，在北京三座门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议。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出席会议，但其他八位元帅：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全部到会。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都列席了这个会议。我以空军政委的身份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林彪首先宣布：“新的军委已经组成。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常委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新军委实行集体领导，一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后，报毛主席审定。”接着，林彪正式宣布了军委常委的分工：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人负责，刘伯承主管军事院校，叶剑英负责军事训练和科研，徐向前负责民兵工作，陈毅分管军事外交，罗荣桓主管军队政治工作。 林彪在会上还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罗瑞卿、萧华和谭政他们。总而言之，具体的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帅、各位常委给予支持。” 林彪讲完后，其他几位元帅轮流发言，纷纷表态支持林彪的意见。陈毅还表示：“除了国务院的工作以外，一定积极参加军委的工作。军委开会，通知我，我必到。” 元帅们的讲话，都表示出新军委的团结一致。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老帅在一起开会。听到老帅们的讲话和表态，刘亚楼和我都非常高兴，觉得今后我们空军的工作好做了。果然，从这以后，空军的工作更加受到了重视。应当说，空军的工作一直都是很受重视的。刚刚组建空军的时候，许多工作就是毛泽东亲自抓的。连空军的装备，也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同苏联的谈判，则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当时，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他曾经常到周恩来那里去开会。不过，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空军的工作就更加受重视了。 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每次召开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办公会议，都是由罗瑞卿主持，另外还有萧华在一旁协助。在当时，一些事情他们不点头，就办不通。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但他只有一条，就是对毛主席完全毕恭毕敬。毛主席说东他决不说西，只要是毛主席批了的，他一定划圈，同意照办。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 但在罗瑞卿主持军委具体工作以后，对有的老帅不够尊重。例如对叶剑英，他就不够尊重。叶剑英当时分管军事训练及科研工作，他所需要的经费，罗瑞卿就不那么支持，因而产生了一些意见和矛盾。这件事情我曾听叶剑英说起过。 当然，对军队的工作，林彪并不是什么都不管，他管得最多是一件事就是“突出政治”。一九六O年九月初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出：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做工作要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靠群众路线，靠人的觉悟。我们要求抓下面的思想，贯彻上面的思想。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战斗，不打好思想仗，其它仗就打不好。他还更进一步地强调：“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该紧紧掌握这个方向。”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 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而“三八作风”的基本内容，则是毛泽东当年为抗日军政大学题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林彪将这三句话、八个字概括起来，命名为“三八作风”。和平时期的林彪，也仍然喜欢用一些简洁的语言，来高度概括和表达一些新的思想或原则。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样，经他概括提出的“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就成为军队政治思想的重要原则。 林彪认为，要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要搞“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即发扬延安抗大的作风。这对于加强军队的纪律性，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非常必要的。他的这些意见，会后在全军进行了传达和学习，并由此掀起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次高潮。 为了更好地贯彻林彪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军委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各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是罗瑞卿和萧华，林彪自己很少到会。根据林彪的指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要起草、制定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把“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用文件的形势固定下来。 为了写好这个决议，会议组织了一个决议起草小组，由当时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总政宣传部长姜思毅、《解放军报》社社长唐平铸和我及其他几个人组成。大家经商量决定，由梁必业带领几个人起草了一个稿子，同时由我带着姜思毅、唐平铸等负责起草另一个稿子，并要我在我们的稿子里，加进空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经验。 两个稿子起草完毕后，罗瑞卿主持会议讨论决定，两个稿子一起用，在这两个稿子的基础上，形成了会议最后决议，即《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首先强调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提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决议中有不少在后来广为流传的“名句”，如“全军指战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准这一决议时指出：“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基本的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等都是有用的。”于是，这个决议就成了全国各行各业共同的政治工作原则。 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军委又在广州新盖的珠江宾馆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新军委成立一年多的工作。会议由林彪主持，除了朱德及彭德怀以外，其他八位元帅和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全部到会，算得上是军队的又一次盛会。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是会议的东道主，他对参加会议的代表非常热情和关照，安排最好的地方给我们住，搞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最后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一套福建漆具。 与会的几位老帅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们一致认为，新的军委在林彪的主持下，取得很大的成绩。林彪也在讲话中表扬了罗瑞卿，说罗瑞卿在工作上积极肯干，任劳任怨，自主持军委的具体工作以来，处理了日常事务八百多件，彭德怀、黄克诚时期积压下来的问题，已经全部处理完毕。另外，他也表扬了萧华。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春节过后才结束。由于我们是在会议期间过的春节，所以军委领导决定，与会人员可以接自己的家属来广州，一起过春节。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拥护。于是，大家纷纷接来了自己的家属。刘亚楼要我派人把他和我的家属子女一起接来，但我的妻子陈绥圻因为工作忙离不开，刘亚楼的家属就把我的儿子吴新潮带了来。同我们一样，我们的家属也受到了最好的招待。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所做的最主要事情，就是吹捧毛泽东，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要把政治工作摆在各项工作之上，要求以“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的原则来全面建设部队。为此，他还在部队中开展了创建“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的运动。 林彪在军队中一手搞起来的这套东西，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在给军委的一封信里说：“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经林彪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以后，比较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从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一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呀，四个第一就是创造，就是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林彪大搞政治和大力树立自己权威的举动，是十分支持和赞赏的。由于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当时对林彪搞的这一套，宣传得不得了，也捧得不得了，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高潮。 这里，我想说句心里话。林彪这个人肯动脑子，点子非常多。战争年代，他曾提出了不少这样的条条。和平时期，他又提出了这一套一套的政治工作原则。我们不说这里有多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这里形式主义的东西也肯定不少，但是我感到这些东西很实用，很务实。说是“土政策”也可以。可是这些“土政策”对我们军队的工作和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经历了建国前后解放军建设几个历史时期，比较而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军队工作是最好的。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军事装备来说，肯定是比现在差得远。但是当时的部队，政治思想素质，精神面貌，却比现在要好得多。那时候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官兵一致，从而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与些同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同心协力，团结在军委领导的周围，为着共同的目标拼命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当时的各项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国防战备都是很有生气，很有起色的。这一切也为以后在“十年动乱”中人民解放军经受得起考验，成为稳定全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是很有战斗力的，这段历史是不应该予以抹杀的。这一时期军队工作的成绩，也不应该轻易予以否定。 四、“七千人大会”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 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党委以及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因此，这次会议也叫作“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建国十二年以来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清理“左”的错误，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同时，进一步作好国民经济的“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好转。 大会开始阶段，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在这之前，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曾亲自带人到农村蹲点，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然后，由刘少奇主持，吸收了一批干部，包括中央分局，省委、地委、县委的一些负责人参加，认真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草拟了这份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稿。这个稿子，并没有对许多真实情况进行全部揭露，没有说得那么严重，对很多问题都留有一定的余地，但大部分情况都讲到了。特别是报告稿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虽然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不只一个，但“人祸”占了七分，“天灾”只占三分。报告稿同时还认为，我们在工作上存在一种急躁的情绪，农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 毛主席看了这个稿子以后，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召集了一个中央委员的扩大会议。到会的约有三、四百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会了。作为中央委员，刘亚楼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刘亚楼回来后，告诉我说，会议上印发了刘少奇组织起草，并根据大会讨论意见又一次修改了的书面报告稿。毛泽东叫大家先看看这个稿子，说看一看能不能发表，能不能用。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很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异议。 但接着毛主席表态说：“从六一年十一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了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 这几句话，一下子就震动了所有到会的人。接着他又说：“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重写的稿子，中央不参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参加起草，由下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大家来写。” 毛泽东这样一表态，大家又相继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提议。就这样，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通过。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来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的一番话，震动了大家。外边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但在我们军队内部开始了两个措施。第一个是，林彪和一些元帅们，还有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说要紧跟毛主席，不要跟着起哄。他们跟军队的干部打招呼，要大家不要在会议上乱发言，因为“大跃进”呀，大炼钢铁呀，军队都没有参加，与军队的关系不大，不存在什么“出气”的问题。他们还再三强调，军队干部不要跟着地方干部走，有话让地方干部去说好了。军队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是军以上干部，人数本就不多，再加上军队内的“反右倾运动”刚刚告一段落，大家心有余悸。因此，在听了军委领导打招呼以后，军队的干部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会议上发言。 第二个措施是，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里“烧火”，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据我所知，这些人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林彪就说：“那好，你们要我讲，我就讲。”经过几天的考虑，林彪自己写了一个提纲，准备在大会上发言。 这些情况，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刘亚楼告诉我的。我那时与林彪的关系不像刘亚楼那样密切，在工作之外的问题上同林彪几乎说不上话。而且，虽然我参加了这次“七千人大会”，但因不是主席团成员，很多情况不知道。作为一般的与会者，我基本上只在那里听会，不发表任何意见。我知道的一些内部消息，都是刘亚楼告诉我的。林彪同意在大会上发言以后，刘亚楼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将经过修改后的报告稿正式提交给大会讨论，同时又对这个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尽管修改后的报告稿已经没有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说法，但他在讲话中仍然坚持说，他在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于一月二十九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那一天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亲自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林彪的讲话很长，讲了总有两个小时，而且越讲越有劲。 林彪讲了些什么呢？首先，他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林彪认为，当前的形势是一片光明。他在一开始就说：“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比较起来，是小得多，是次要的方面。”他还说，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在国际上，中国目前威望很高，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在国内，我们的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土改、“镇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三反”、“五反”，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总之，当前的形势是一片光明。当然，他在讲话中也承认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困难，不过他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认为，造成当时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在林彪的讲话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就会小得多，弯路就会绕得小一些。毛主席的领导，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在过去，当毛主席在中央领导革命战争的时候，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胜利；当毛主席离开中央领导的时候，我们的革命事业、革命战争就受到挫折，就失败。这是过去历史所证明的。 他又说：“正确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事求是，他总是从实际出发，总是围绕着实际，总是从调查研究出发，总是脚踏实地。毛主席对待事物和实际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实际。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胜利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尊重，不受到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听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的兴致可高了。在林彪讲话时，他一直显得神采奕奕。林彪一讲完话，他就接着讲话说：“林彪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林彪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慎重考虑和分析，作了这样一篇重要的讲话，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考虑。”然后，他建议延长原定的会期，号召大家“要真心实意地发扬民主”，把心里的话通通讲出来，有气出气，开一个出气的会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 紧接着第二天，毛泽东又在会上发表了一个长达三个小时左右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的“自我批评”，曾经在当时和后来感动了很多的人。 林彪和毛泽东的讲话，果然一下子就把整个会议的气氛都扭转了过来。于是，“七千人会议”就进入了“出气”的阶段。当年，为了“大跃进”，为了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各地的干部都把老百姓家里的锅碗瓢盆，只要是带铁的，都拿出来炼钢；把一些大树，甚至是上千年的大树都砍了来炼钢。结果钢没有炼出来，农业被破坏了，工业被破坏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整个经济建设全部被破坏了。大炼钢铁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一些地方虽然是丰产，但是因为缺乏壮劳力去及时收回来，造成田园荒芜，粮食歉收。彭德怀所描述的“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妇，来年日子怎么过”，就是当时中国各地的一个真实写照。 粮食没能完全收回来，又加上当时毛泽东搞的农村共产主义化，一个村办一个食堂，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了不要钱的饭，大家便到食堂里放开肚子吃，吃不完还要硬撑。这样一来，仅仅过了几个月，食堂就难以为继了。由于村里在办食堂时，把老百姓家里的粮食连同做饭的锅都收走了，这一下不仅大锅饭没得吃，连小锅饭也吃不成了。就这样，农民们没有粮食吃，就吃树叶，吃野菜，吃草根，从而导致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并且饿死了不少人。当时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好像到现在也没有一人精确的统计。据我所知，仅导致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下台的著名的“信阳事件”，饿死的人就近百万。当然，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事件，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像信阳一样。不过我相信，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人。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的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的。不过，对林彪的讲话，大家都表示了赞同和拥护。这样一来，就把刘少奇搞的第一个报告，完全给推翻了。 以后，刘少奇带着一批人重新修改大会书面报告，也不再说造成当时的困难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改成“七分天灾，三分失误”，把成绩和失误比作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修改后的报告对造成当时困难原因讲了两条：一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不够；二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二个稿子写成以后，刘少奇又于二月八日提交给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说明，表示要将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精神，加进报告里去。以后，各小组在讨论这个报告稿时，大家都表示赞同。接着就再次召开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 二月十一日，是“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举行的闭幕大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大会一开始，毛泽东就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拥护大会的报告，拥护并赞扬了林彪的讲话。同时，他还在讲话中对如何克服困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搞好市场供应等等。 然后，毛泽东又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但对林彪讲话没有表态。 毛泽东接下来请陈云讲话，但陈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毛泽东马上语含讥讽地说：“陈云同志向来谨慎，是不轻易讲话的。现在还没有要讲的，到要讲的时候再讲。” 就这样，在“七千人大会”上发生了这么大的风波，把两位主席之间的分歧基本上暴露了。以后，这一分歧和矛盾愈加发展，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 林彪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林彪讲话以后，军队的干部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的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在武昌的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作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然后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会使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大家学习。”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五、太仓“四清”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同时，还提出要在全国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从一九六三年起，“社教运动”先后在全国城乡开展。运动初期，农村以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的小“四清”为主；城市则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不久，中央又决定把城乡的“社教运动”内容统一起来，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的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在北京召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又称“二十三条》）。通过这个文件，毛泽东断言，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一个“官僚主义阶级”已经在全国出现。出于这个判断，文件明确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观点，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除此之外，这个文件还指责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作法是“形左实右”，并不点名地批判了王光美所搞的“桃园经验”。 虽然“四清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但一开始，军队里一直只在内部进行正面教育，没有介入地方的运动。直到一九六五年春，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才颁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军队派出干部，到地方去参加这一运动。 正当空军党委在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总政治部的通知要求时，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了电话。刘亚楼逝世以后，林彪和叶群又回到了苏州继续养病，由许世友派了一支部队保护。叶群在电话里说，根据林彪的要求，她准备下去蹲点搞“四清”，但是她一个人去不行，想依靠空军。她还说，由于林豆豆在《空军报》社，看能不能从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报社调一些人，组成一个“四清”工作队，她就参加这个工作队，把豆豆也带上。 由于当时正好我们也在根据总政的指示，布置参加“四清”工作，我就在电话里答应说：“好啊，就这样办。”叶群又问：“你也参加，看可以不可以？”我说：“现在大家都在搞‘四清’，我参加一下也好，但是这个问题听一下林总的意见，还要请求一下罗总长和萧华主任。”叶群看我同意去，便说：“如果你去的话，我给你选个地方。我已经看好了苏州的太仓县，这个地方离苏州比较近，我来来往往比较方便，有什么问题向林总汇报也近。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负责去交涉，并办理一切手续。”对叶群选的太仓，我表示没有什么意见。接下来我们商定，她先带几个人去太仓，我去请示一下罗瑞卿总长和萧华主任，他们若没有意见，我安排好工作随后就到。 放下电话，我立即召集了空军党委办公室和空军政治部的王飞、何汝珍、朱鸿、王启夫等几个人开会布置，组织了一个四、五十人的“四清”工作队，进入江苏省太仓县，叶群和林豆豆就参加了这个工作队。当时，我们空军副政委王辉球也带着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一些人，组织了一个工作队，进入湖南省的一个县参加“四清”。 在请示了罗瑞卿和萧华，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我把空军政委余立留在家里，负责主持空军的日常工作，就赶到了太仓。到了太仓以后，叶群就把她原来住的一间房子让给了我，自己搬到一个贫下中农的家里。那是一间茅草房，房子阴冷潮湿，叶群派人把那间房子打扫干净以后，便带了一个秘书和林豆豆住到了那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我原本也想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去，房子都搞好了，但是叶群告诉我：“林总说了，搞‘四清’不一定非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不可。你是空军司令，还是住在一个有电话的地方为好，万一有什么事情好找。” 叶群让给我的房子，是在一个镇子上，原来是一个堆放材料的仓库，房子也很破烂。我让人简单收拾了一下，便搬了进去。在太仓期间，驻上海的空军政委江腾蛟给我派来了一个炊事员，为我们做饭吃。除了我之外，空军工作队的其他人也与叶群一样，分散在太仓县的四、五个区里，分别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来到太仓不久，苏州的地委书记就专门来看望了我们，对我们参加苏州地区的“四清运动”表示感谢。 我们在太仓期间，华东局也有一个工作队在那里搞“四清”。叶群让我和他们联系，以便统一行动。华东局工作队的同志很尊重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和我们商量，征求我们的意见。我跟他们说：“我们部队的同志，对地方的工作不熟悉。在这里，我们听你们指挥，你们分配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我在太仓的期间，正是农作物收获的季节。我们一天天参加劳动，同农民们一起收稻子、摘棉花，在劳动中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在整个“四清”过程中，叶群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回苏州去向林彪汇报，到了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再回到太仓。那段时间里，我同叶群经常来往，相互通报情况、交流经验、交换意见。我当时觉得叶群还比较能吃苦，“四清”期间，她一直都同当地的贫下中农吃一样的大米饭、红薯，没有特意加什么菜，不搞什么特殊化。她只是带了一点麦乳精，用开水冲了喝。叶群还要把她的麦乳精送一些给我，我谢绝了，说：“我的身体好，不用了。” 到了十月份，空军突然出了一个大乱子。一天中午十二点，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南京空八师的一架轰—5型飞机，从杭州起飞训练后，飞行员李显斌将飞机飞到台湾去了。跑飞机的消息，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立即找到叶群，告诉她，空军出了大事，我必须立刻去处理。之后，我就近从空军的“四清”工作队里找了几个人，立即带着他们坐上飞机，于当天下午就赶到杭州查处这件事情，以便及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当夜查到凌晨三点，才搞清楚子事情的经过，主要是飞行员李显斌胁迫领航员和射击员，把飞机强行飞到了台湾。跑飞机的那个大队，正好是余立金蹲点的那个大队，而且当时又是余立金在北京主持空军的工作，因此我在生气之下，打电话批评了他。对此，余立金多少有点不满意。 这次的李显斌事件，是空军建军以来第一次跑飞机，又发生在我接任空军司令员之后不久，当时我的思想负担非常沉重。在查处的那些天里，我多少天都睡不好觉，白天黑夜地工作。很快，我把跑飞机的情况和查处的情况，连同自己的检讨，一起上报给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请求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自己处分。 我在杭州一连给军委发了几个电报。林彪看了电报后安慰我说：“没有那么严重，只要好好接受经验教训，今后不再发生那样的事情就行了。”罗瑞卿当时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他也专门派人坐飞机到杭州来送一封信给我，要我接受教训，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在这中间，林彪还不断通过叶群给我传话说：“飞机已经跑了，要作好防范措施，要坚决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同时不要太紧张，不要把自己的身体也搞垮了。” 我在杭州调查了事情的原因后，又带着工作组到空军所有沿海部队，一个师一个师地去通报情况，检查工作，要求大家认真汲取教训，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我们还将这一事件的教训整理成材料，印发给空军的部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以后在我任空军司令员的整个期间，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我们的空军部队也始终保持了稳定，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不仅如此，整个部队的斗志还十分高昂，接连击落了进入大陆的台湾国民党飞机。一九六七年，在一次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上，毛泽东还说：“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可是空军没有跑一架飞机嘛！” 李显斌事件发生后，我一直都在部队处理这件事情，再也没有时间过问太仓的事情。不久，罗瑞卿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停止“四清”，回到北京主持空军工作。根据罗瑞卿的决定，我马上回到太仓，把空军工作队交给叶群，随即回到了北京。以后，叶群仍然不断地同我联系，向我通报太仓的情况。 六、罗瑞卿大将的下台 一九六五年秋，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因患肝炎，住在上海养病。萧华患病期间，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经常去上海探望萧华，同时顺便去苏州问候林彪。这样，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来往接触，就比较多了起来。 不久，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突然被撤职了。萧向荣究竟有什么“错误”和“问题”，是办公厅的工作搞得不好，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我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是杨成武兼任了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样，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关系，起来越密切了。 这一阶段，罗瑞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视察。他经常坐飞机往来于各地，检查各大军区的战备和防御工程，那一年，他先到沿海各地区，从东北一直到海南，然后又去西南、西北，总之对全国的地形，差不多都看遍了。由于经常外出，他对林彪难免有些疏远。于是林彪开始觉得罗瑞卿有些变了，认为他翅膀变硬了，有些大的事情也不请求报告。例如，在未报告林彪的情况下，罗瑞卿组织了全军“大比武”，被认为在“突出政治”的这个问题上，同林彪唱了对台戏，这就逐渐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林彪还在苏州，据说罗瑞卿曾经几次想到苏州去汇报工作，但是每一次打电话都被林彪拒绝，说：“你工作忙，让杨成武来就可以了。”到这时，罗瑞卿已经发现林彪在有意冷淡他，可又不好表示什么，只好让杨成武到林彪那里来来往往，靠杨成武通报一些消息。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罗瑞卿离开上海时，到正在上海的毛泽东那里，对毛泽东说，他要到苏州去看看林彪。由于毛泽东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非常欣赏，始终不忘，就说：“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和‘七千人大会’时一样，能够作三、四个小时的报告。”没想到，罗瑞卿到了苏州，来到林彪的住所门口要求见林彪，但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有让罗瑞卿进去，让罗瑞卿碰了一鼻子灰。 这个时候，叶群还在太仓搞“四清”。十一月末的一天上午，叶群从苏州用保密电话找我，要我马上派一架飞机到苏州去。她还特别告诉我，她要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并再三嘱咐我不要向任何人讲，要绝对保密。我告诉叶群，上海空军有一架小型的里—2型飞机，为了保密，可以不通过北京，我直接命令上海空军用这架飞机送她到杭州去。放下电话，我便向上海空军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当天用这架飞机送叶群到杭州。晚上，这架飞机又载着叶群，从杭州返回了苏州。 回到苏州后，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她下午见到了毛泽东，她把林彪对罗瑞卿的一些意见，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完，她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汇报完时，天已经黑了。毛泽东要她当晚就返回苏州，并告知林彪，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我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可在电话上也不好问。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在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几天之后，十二月七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我：“毛主席决定，从八号开始，在上海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要你去上海参加会议，并准备飞机，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到上海去参加会议。”至于会议的内容，叶剑英始终没有对我透露。此时，毛泽东已经先期到达了上海。 按照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我安排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各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我同参加会议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务院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分乘四架飞机飞往上海。 到了上海，我刚刚在锦江饭店住下，杨成武和萧华就来告诉我，说林彪要找我谈话。紧接着，我就接到了叶群的电话，要我立即到她那里去。我很快到了叶群那里。叶群告诉我，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次上海会议，主要就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因为上次她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事情时，对如何处理罗瑞卿，林彪没有提什么意见。这些天来，毛泽东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决定在上海开会，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 听到这个决定，我十分震动，想不到庐山会议才几年的功夫，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竟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想到这里，我不禁问叶群：“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 叶群说：“你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你一点材料，你好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第一、罗长子反对林总突出政治的观点，说什么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政治、军事都重要，搞折衷主义。第二、长期以来不向林彪报告工作，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不商量、不通气。有的事情林总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搞的那次大比武，林总当时在外地，罗瑞卿就没有报告他。这种作法林总是根本不同意的。第三、逼林总交权让贤。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来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就应该让贤，不要挡路’。把林总气得差一点晕过去。第四、罗瑞卿曾经对刘亚楼讲了四条意见，包括要林总退居‘二线’，或者只搞中央工作，至于军委的工作，放手让罗瑞卿去管等等。还有，林总让我去参加‘四清’，好得到第一手材料来向林总汇报，但是罗长子就是反对，还说‘你何必去搞什么’‘四清’，主要是保护好林总的身体就行了’。” 说完这些，叶群就要我在会议上发言，说就讲这些材料就行了。她还说：“现在知道这些材料的只有杨成武、萧华、雷英夫和你，别人都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把这些材料捅出去。” 我当时并没有见到林彪，这些都是叶群向我布置的。由于我知道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而且亲自来上海坐镇主持召开的，是一个相当高级别的会议，加上要我发言又是林彪的意思，所以我向叶群表示愿意发言。话是这样说了，可从内心来说，我并不愿意作这样的发言。罗瑞卿一向对我很好，我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何况我确实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错误，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这个会议是十分保密的，与会的除了从北京赶到上海的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及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外，只有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总共不到一百人。我们全都住在锦江饭店，我住在八楼，同杨成武、萧华他们住在一层。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会议正式开始。整个会议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协助。会议先是分组，把与会人员分为三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负责一组。我被编在第三组，是邓小平负责的那个组。毛泽东和林彪既没有参加编组，也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但每天的会议开完以后，由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和作出决定。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我们第三组的人都不知道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一开始会上没人发言。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就说：“有人说，吴法宪知道点情况，是不是你先讲一讲。” 邓小平这一点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叶群告诉我的情况在会议上说了一遍，主要讲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由于讲这些话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说话声音比较小，邓小平就让我过去和他坐在一起。我很快说完后，邓小平问：“没有啦，就是这些？”我说我就是知道这些，别的确实不知道，讲不出多少。于是，会议就冷场了。后来在邓小平的一再启发下，大家这个讲几句，那个讲几句，但都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时间刚到十一点，邓小平就宣布散会了。 与我们第三组相比，叶群、萧华、杨成武他们所在的那一组，开得就比我们热闹多了。小组会议开始后，叶群在会议上连续发言了几个小时，指责罗瑞卿有野心。叶群说，一九六四年以后，罗瑞卿就开始逼林彪让贤，叫嚷“病号不要挡道，要让贤”。 叶群在发言中还抛出了一个材料，说罗瑞卿曾经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办就可以了。叶群说，她听了刘亚楼转达的四条意见以后，当时就对刘亚楼说：“林彪的荣誉已经很高了，无意再进。”回家以后她对林彪说起这件事情，林彪说：“罗瑞卿是个野心家。” 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当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组会议的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找我谈话。我刚到周恩来住房的门口，正好碰到雷英夫从里面出来。我一进去，周恩来就问我：“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我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他说他也不了解情况。于是，我就把叶群告诉我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说完后，我还补充说：“听说海军有一些材料。”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又找我谈话，我又照样把叶群告诉我的话说了一遍。到了中午，刘少奇请我一起吃饭，我乘机在吃饭时把在太仓搞“四清”的一些情况，向他当面作了汇报。刘少奇听了很高兴，当即作了一些指示。我马上将刘少奇关于军队“四清”工作的指示进行了整理，并报告了总政治部。以后，总政治部又将这个材料发给了全军。 这个时候，我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疑问：像这样一个会议，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搞的呢？但当时我是坚信毛主席的，既然毛主席都亲自到上海主持这件事，我也就不多想了。 如果这种情况出在我们下面的党委，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我当时连一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对中央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只好相信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这样，我还是感到，在这样一个高级别的会议上，让我来带头发言，与我的身份是不相符的。基于这个考虑，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发言。 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突然来找我交代任务，要我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他特别交待，要我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印度去。 周恩来还告诉我，这架飞机到上海以后，只要三个人去接：一个是陈丕显，代表东道主；一个是谢富治，当时的公安部长；一个是我，是管飞机的。除了我们三个，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去。他一再强调，罗瑞卿到上海的事情，要严格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听完周恩来的指示，我当即报告他，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等他同意后，我又告诉他，罗瑞卿曾经从昆明打电话到北京找我讲话。周恩来马上问我：“接电话了吗？”我说：“没有接，我已经离开了北京，是留在家里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的。”周恩来听了后强调：“不要紧，就说你不在家。” 我刚刚想离开周恩来的房间，秘书就进来告诉我，说是彭真从北京来电话找我。我刚想去接电话，周恩来立即阻止我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他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 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彭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什么不告诉他会议的情况？难道彭真也有了问题？但是我绝对不敢问，只能带着这样的疑问离开周恩来的房间。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接罗瑞卿的飞机回到上海。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我和陈丕显、谢富治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飞机降落以后，我看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罗瑞卿一起走下机舱。罗瑞卿的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紧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同我们握手以后，就同陈丕显坐一辆车向市区驶去。陈丕显把罗瑞卿带到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那里准备同罗瑞卿谈话。我没有资格参加这次谈话，我就离开了。罗瑞卿来到上海以后，一直没有见到他参加会议，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罗瑞卿已经到了上海。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也就是罗瑞卿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大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的折衷主义。这时候，发言的人比较多了起来。第五天，大家就讲得差不多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于是小组会宣布休息。同时，也宣布了纪律：不准上街，不准会见朋友。 第六天下午，在锦江饭店顶楼餐厅开大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到会，只有毛泽东和林彪没有露面。大会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记得邓小平一共讲了五点：一、这次会议初步揭发了罗瑞卿的一些问题，会议暂时告一段落；二、罗瑞卿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坚决执行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三、会议上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一些问题，将转达到本人，给他一点时间来认识错误；四、对罗瑞卿的问题，不能扩散，只限到会人员知道；五、会后怎么办，回京以后由中央研究解决。 邓小平一共讲了半个小时。他讲完话，其他人全都没有再讲什么话，就散会了。这个会议开得很沉闷。 回北京的时候，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同坐一架飞机。按照惯例，我还是赶在他们前面回到北京，然后候在机场接他们。在他们下飞机后同我一一握手时，我看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情绪都还好，只有罗瑞卿一声不响，心情沉重。这是我最后一次当面见到罗瑞卿。 上海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就又召集中央军委常委开会。他在与林彪、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一起研究后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由叶剑英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从此罗瑞卿就算靠边站了。罗瑞卿下台以后，由林彪、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形成了军委新的领导核心，并由叶剑英及杨成武、萧华三人主持着军委全盘的日常工作。 随着罗瑞卿的下台，杨成武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在林彪那里成了红人。杨成武在上海时就曾经同我通气，说毛泽东在上海同军委几位老帅一起商量过，准备安排十几个副总参谋长，这里面包括所有的大军区司令员以及我和海军的李作鹏。但这个安排，以后并没有全部实现。 上海会议结束以后，一直都没有听到有关罗瑞卿的消息。一九六六年三月初，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会议。这是一个由邓小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仅三十人，很显然，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召开的。 会上，邓小平总书记跟大家说：“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已经揭开了盖子，现在毛主席决定，继续在北京开会，仍然是小型会议，以军委为主，吸收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军委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机关各部门和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这次同罗瑞卿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开会的地点在京西宾馆，以便保密。” 三月四日，批斗罗瑞卿的会议在京西宾馆正式开始。这次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常委都没有参加。林彪当时仍然住在苏州养病，没有回北京。空军参加会议的是我和余立金两个人。罗瑞卿这次参加了会议，但他到会时，大家对他形同陌生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参加会议，都只是孤独的一个人，拿着钢笔和笔记本在会场的桌前，根据大家的意见作记录。这个时候，罗瑞卿实际上已经被隔离起来了，每天的事情就是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批评。 会议的第一天，叶剑英首先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罗瑞卿主动交代问题和深刻检讨，并要求其他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还规定要对会议的内容保密，任何人都不准外传。彭真在这一天到了会，以表示对会议的支持。 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发言对罗瑞卿的震动最大。在发言中，许光达对罗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揭发。看得出来，罗瑞卿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 会议期间，叶群经常同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保持联系，有时也给我打电话，了解会议上的发言情况。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发言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她便叫我赶快发言，同时在电话里再一次向我重复了上海会议时所讲的“四条”内容。她还告诉我，这“四条”是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她的，一九六三年后刘亚楼几次想谈都没有说出口，一直到上海养病期间刘亚楼自知不久于人世，这才把这“四条”意见转告了她。她说，当她再次去刘亚楼那里核实这“四条”内容时，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我立即去找翟云英了解情况，还要我带上秘书，准备在一旁作谈话记录，以便作为旁证。她还叮嘱我，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面签字，然后把这个材料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 我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有关“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这次谈话我叫秘书作了记录，经翟云英签字以后送到了苏州。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没有发言。叶群就又从苏州打电话来责问我，为什么还不把“四条”重新捅出去，以证实在上海会议的发言。我对她说，这个材料我没有听刘亚楼讲过，翟云英又不能完全证明，只是说看到刘亚楼伸出了四个手指。叶群听我这样说就急了，对我说：“刘亚楼是空军的人，你不讲谁讲？只有你最合适。你要赶紧发言，还要告诉余立金也要发言。我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和在上海会议上，都已经讲了这‘四条’，你还怕什么？” 说实在的，我当时确实有些犹豫。从一九五O年我到北京以来，罗瑞卿真的对我一直不错，我们俩的关系很好，现在他挨批斗了，却要我来冲锋陷阵，提这个“四条”，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我把这些思想向杨成武作了汇报。杨成武责怪我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 即便这样，我当天还是没有发言。结果第二天叶群又来了电话，对我说：“我已经问了杨成武，你在会议上还没有发言。林总说，一定要吴胖子在会上讲这‘四条’，现在讲已经迟了，再不讲你就被动了。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林总让我告诉你，罗长子向党伸手，要夺取军权，毛主席亲自主持和掌握这次会议，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印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 我听了叶群这些话，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想清楚了后，我忙表态说：“我当然是跟林总的，怎么会跟罗长子呢？”叶群说：“那好，明天上午你就在会议上发言。刘亚楼说的事情你讲最合适，你和余立金都要在会议上讲这几条。我已经告诉杨成武，你们讲了以后他们会跟上来的。另外告诉你，梁必业已经陷入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你要注意。” 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准备，我和余立金都于三月十二日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三月十八日上午，罗瑞卿在家中跳楼了。他从二楼上跳下来，并没有摔死，但是摔伤了一条腿，被送到北京医院救治。在跳楼之前，他曾经写了一封“绝命书”。这封信的内容在罗瑞卿女儿罗点点的《非凡的年代》里有记录： 治平： 会议的事情，没有告诉你，为了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罗瑞卿跳楼以后，这封信交给了汪东兴。三月十九日，叶剑英在会议上宣布了罗瑞卿跳楼自杀的事情，并给大家念了罗瑞卿的“绝命书”。叶剑英为此还写了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是“将军一跳身名裂”。 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 罗瑞卿跳楼以后，会议就又转入背靠背地批判。到了三月底的一次大会上，彭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先后讲了话，然后叶剑英宣布会议结束，罗瑞卿的问题就暂时告一段落。 罗瑞卿治疗以后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听说，罗瑞卿的家属一直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后来李德生调北京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由于没有房子住，经周恩来批准，有关部门才要罗瑞卿的家属搬走，把房子让给了李德生。 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我出狱之后，看到一些报纸和书刊登载过不少有关罗瑞卿事件的文章，有一些是涉及到我的，其中有实事求是的部分，我完全承担责任。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当初审理我问题的时候，我也作了如实的交代。但是，有许多文章的作者，严重违背历史事实，别有用心地歪曲和捏造事实，更有一些人对我进行恶意的人身侮辱和攻击。对这些不实之词和恶意的人身攻击，我表示抗议。我想历史事实总是会被澄清的。 第十一章 风风雨雨闹“文革” 一、牵连到彭真 开始批判罗瑞卿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早在一九六五年初，毛主席派江青到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策划，然后由姚文元执笔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毛主席下定决心要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政治运动。但是，毛泽东组织的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在北京遭到了彭真的抵制，彭真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一场学术争论中。这样，彭真的命运就决定了。 彭真没有参加在上海对罗瑞卿的批判，但在北京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他和谢富治有个联合发言。发言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说罗瑞卿反对彭真提出的“公安工作十条”什么的。这个发言送到杭州后，毛泽东一看，认为谢富治采取与彭真联合发言的这种形势不妥，就准备找谢富治到杭州去谈一谈。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汪东兴通过萧华打电话给我，要我连夜派飞机，秘密地把谢富治送到上海，再由上海的空四军政委江腾蛟派汽车，送谢富治到杭州去见毛泽东。至于毛泽东要谢富治到杭州去干什么，我并不知道。 谢富治回到北京时，我去南苑机场接他。之后，我们两人同坐一辆车回城。谢富治告诉我，中央又出了问题，以彭真为主。彭真在二月初搞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了全党。《二月提纲》与姚文元的文章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看了以后，认为《二月提纲》混淆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现在中央正在杭州开会，准备批判和撤销这个文件。 谢富治还告诉我，毛泽东对他说，彭真对北京是一统天下，什么都不准泄露，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什么情况都不向中央反映，不向他本人反映，搞独立王国。谢富治说，看得出来，毛泽东的言谈之间，表示了对彭真的不满。关于去杭州一事，他告诉我说，这次毛泽东要他去杭州，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告诉他，批判罗瑞卿的稿子不要和彭真联名，但是这件事情要他对外保密，不要让彭真知道。 这样，我才从谢富治那里知道彭真也出了问题，毛泽东准备要把彭真拿掉了。这个时候，杨成武也和我通气，说中央有个“十四号文件”，是彭真搞的，这个文件有错误，不能向下传达。杨成武和萧华出席了杭州会议，所以他们对彭真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正在杭州开会。四月中旬，中央办公厅就不断通知我，要我派飞机去接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到杭州集中。接着，又派专机送中央领导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去杭州。我先是按照要求作了相应的布置，然后每天坐镇指挥所，亲自指挥，直到安全准时地完成运送任务，我才松了一口气。虽然当时没告诉我中央在杭州开什么会，但从这些情况来看，我猜想中央一定是在杭州召开重要的会议。 后来我才知道，在杭州，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以及会后，毛主席亲自对彭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主持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草案。这个草案是陈伯达等人负责起草的，而且据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也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的这个提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并为他所采纳。 到了五月四日，在北京由刘少奇主持继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毛主席在外地，没有参加。五月十日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从组织上把彭真拿掉了，并将彭真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起，打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宣布撤销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即“中央十四号文件”），撤销以彭真为组长，包括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向全党解释撤销《二月提纲》的理由，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 《五一六通知》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通知》要求各级党委“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还说：“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在《五一六通知》里还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经为我们所识破，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我们身边，各级党组织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很快便掀起了那场“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空军党委第十一次会议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空军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斗争，这就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开始的，一直开到九月十日才结束，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会议期间之长，在中国空军历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说到底，这场斗争也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引起来的。 在这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西部上空进行一次空投氢弹的试验。这次试验，由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爱萍负责主持。具体负责执行这一任务的，是二十一基地的全体同志，而空投氢弹的任务，则交给我们空军来完成。接到这一命令后，我认为这是空军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责任重大。虽然具体的任务由兰州军区空军负责，而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应该亲自到试验现场去指挥，以防止出现万一。 在征得空军党委常委一些同志的同意，并得到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的批准后，我留下政委余立金在北京主持工作，然后与当时负责基地试验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一起到西北基地，在张爱萍的统一领导下，共同主持这次氢弹试验。 五月九日，氢弹空投任务顺利完成，整个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让我们都非常高兴。这时，我与成钧商量，待听完张爱萍的总结报告以后，我们俩顺道去驻在和阗、哈密、张掖、武威、兰州、临洮等地的航校、高炮、导弹、飞行部队去检查一下工作，并准备在每个单位去住上几天，了解一下情况，与这些单位进行一下交流和沟通。平时我的工作很忙，很少能有机会去看望这些基层的部队。 到了五月底，正当我和成钧按照预定的安排，来到武威航校检查工作时，余立金从北京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中央下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要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他准备把这个文件送到西北来，给我和成钧看一看。 第二天，余立金就派了一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了《五一六通知》。看完这个文件，我心里想，这个文件仅仅是个通知，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办法，究竟应该怎么搞法，谁也没有底，还是等中央和军委有了进一步的文件、部署具体的办法后，再一起开会传达不迟。因此，我继续和成钧一起，来到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 就在临洮，余立金又来了电话，要我和成钧立即返回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说，对《五一六通知》要立即进行讨论，我不回去，他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个电话刚刚放下，余立金又第二次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叶群要他转告我，要我尽快赶回北京，否则就会变成“恩克鲁玛”了。 叶群说的这个“恩克鲁玛”，原先是非洲西部加纳共和国的总统，一次，在他出国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他被政变军人赶下了台，成了流亡总统。叶群这句话的用意何在，我当时不太明白，但想可能是家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我匆匆结束了西北之行，于六月三日清晨乘飞机和成钧一起回到了北京。 六月三日下午，我刚刚回到家里，叶群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说，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那里告我的状，说：“吴法宪躲出去检查工作，迟迟不归，对《五一六通知》即不传达讨论，也不下发执行，对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由于徐深吉到刘志坚家里去的时候，正好碰到叶群，所以刘志坚在徐深吉走了之后，把他的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这才通过余立金向我发出了警告。 六月四日上午，我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还准备将这次西北执行氢弹空投任务的情况，以及检查空军部队发现的一些问题，一起向常委会作一个汇报。 谁知道会议刚一开始，气氛就不同寻常，完全变了。首先是刘震，接着是曹里怀、王辉球等人提出：“你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对《五一六通知》不主持开会，不组织学习、讨论，躲在外面检查工作，迟迟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了什么？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动，是什么态度？”当时就向我轰了起来，上纲上线，给了我迎头一棒。我当时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经在北京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在我回北京之前他们已计划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在空军闹一场，要把我拿掉。 本来我和成钧的关系是很好的，在西北时，一路上我们两个也协作得很好，成钧对我很尊重，讲话、作报告也都同我很协调，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是在这个时候，成钧也突然跟我翻了脸，说什么“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呀，空军按兵不动不行呀之类的话，与刘震他们搞在了一起。 这样一来，常委会刚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对他们一上来就给我扣的那个“对中央通知按兵不动”的罪名，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我解释说：“据我了解，驻京的各部队机关和军委各总部，包括我们的邻居海军机关，都没有动。现在中央只是发了一个通知，主要是叫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而且文件主要是讲地方上的问题，军队方面怎么搞，谁都不清楚，军委也没有安排，不等一下行吗？着什么急呀？” 好，我这一说，他们几个就都哄了起来，只见刘震带头，不仅曹里怀、徐深吉、成钧，甚至连谭家述、常乾坤、王辉球都跟了上来。常委里面，只剩下我和余立金、邝任农站在一起。张廷发在会议上不表态，他对刘震他们的行动不满，但是也不和我们靠在一起。看到常委会形成这个样子，真是让我伤心。 刘震他们仗着是多数，在会上咄咄逼人地要我第二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我说，来不及呀！空军党委委员有五十多人，就是连夜用电话通知都来不及呀！要开也起码等到六号才行。可以要求参加会议的人五号晚以前赶到北京报到。我这样一说，他们才总算是同意了。对会议的议程，我提出，第一步是传达学习文件，第二步才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对我这个建议，大家没有异议。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张廷发说：“今天的会议情况不大对头。”张廷发当时也说：“气氛是不大对头，可能有什么名堂。” 六月四日下午，我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请求军委同意我们从六月六日起召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个报告交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 六月六日上午八点，我们在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礼堂正式召开了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九十多人，除空军党委委员五十多人以外，各军区空军的主要领导和空军领导机关二级部部长以上领导四十余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开始，我首先代表空军党委常委会说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我说：“我和成钧刚刚从西北参加氢弹空投试验和检查部队工作回来，由于多数常委同志要求立即召开全会，学习和讨论《五一六通知》，因此匆忙之中召开的这次会议，常委会还来不及讨论和制订出一个贯彻《通知》的具体措施，希望大家首先集中精力，学习和领会好《通知》的精神，然后集思广议，研究和制订出一整套在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最后，拿出一段时间，对空军党委提意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讲了大约有十分钟。我刚讲完，几个党委就冲出来了。首先是刘震，然后是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王辉球和常乾坤，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讲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搞迟了，吴司令在西北躲风，迟迟不回来，迟迟不作讨论，不作决定，对中央指示、对《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耽误了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他们几个这样一讲，立即就使得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我看看阻止不住，就索性静坐在那里，任凭他们自己上台讲话。他们一讲，就是一个上午。很显然，刘震等一些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在乎我和余立金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早晚。他们指责我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不得力，只不过是用来整倒我的一个借口。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凭借着他们在常委会占多数的优势，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把我和余立金赶下台。这些是他们事前早已经酝酿好的，只不过是瞒着我和余立金而已。 认真说起来，即便就是他们表面上的这个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央当时才刚刚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并没有具体开展运动的部署，而且军委也没有任何指示。以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明确规定：“关于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按照这个精神，我们静候中央和军委的进一步指示至少是没有什么错。我们召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离《十六条》正式通过的时间还有两个多月，中央的规定当时还没有下来，就更不要说军委和总政的部署了。难道空军能不等军委的指示自己另搞一套？再说，从我们收到《五一六通知》到开会前后，也不过才十多天的时间，难道这就是迟迟不动，是我有意躲风？ 我个人认为，常委的一些同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有其它原因的。首先，是对刘亚楼逝世后由我来任空军司令员不满。在刘震看来，他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上将军衔，而我却没有进入八届中央委员，并且只是中将军衔（当时在全空军，只有刘亚楼和刘震两个人是上将军衔），所以刘亚楼逝世以后，如果从条件上来看，似乎应当由刘震来接任空军司令员。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中央和军委最后决定由我来接任空军司令员，对此刘震当然是不会满意的。 其次，是他们对刘亚楼在世时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这时想要借机发泄一通。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的时候，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尽管刘震、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成钧、谭家述等都是空军副司令员，但刘亚楼对他们的批评也丝毫不留情面，常常弄得他们下不来台，因此他们对刘亚楼的工作作风、领导方法都很有意见、很不满意，这些情况我是知道的。例如常乾坤，因为经常受到刘亚楼的批评，于是觉得自己在空军的地位不高，受到了压抑，因而很不满意。他曾经跟人说过，他在空军由于经常穿小鞋，“三寸金莲”都穿成两寸半了。又例如另一位副司令员，一次搞了一个文件，刘亚楼看完后批评他说：“你搞的这叫什么东西，只能给我当擦屁股纸用！”这样的话，当然会让人感到莫大的侮辱。 刘亚楼在世的时候，他们曾经尝试过一次与刘亚楼的抗争。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刘亚楼出国去越南访问期间，我曾经主持过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会上一些常委对刘亚楼提了不少意见，为此会议还专门延长了两天。当时我的想法是，尽量让他们把心中的不快都吐出来，以便调解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想法却与我不同，他们是想要我领导大家对刘亚楼开展斗争。我没有这样做，只是在会上对他们提的一部分意见作了解释。在刘亚楼回到北京后，我告诉刘亚楼，说常委的同志在会议上对你提出了一些意见，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当时，刘亚楼问我都提了什么些意见，我告诉他说，都是作风上的一些问题，例如要求太高、批评不留情面、态度不好、粗暴等等。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到常委之间的相互团结。但仅仅这样并没有、也不可能平息他们对刘亚楼的种种不满。于是他们把心中对刘亚楼的那股怨气，就延续到了我的身上。 我想，大概就是由于这样的两个原因，使得刘震他们几个人搞到了一起，借着我没有及时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这件事，闹了起来。结果在这次党委会上，文件讨论不成，大家也没有兴趣，就是轰呀，闹呀的。我当时一句话也不说，心想，反正文件也学不成了，既然大家有意见，那就轰吧，让他们尽量把意见说尽放完。 没想到，刘震他们几个常委这样一闹，下面的人也都跟着闹了起来，因为有常委带头嘛！北京军区空军还比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他如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还有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他们和常委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哄啊、闹啊的，足足有半个来月时间，一直闹到七月中旬。 在所有起来指责我的人里面，以吴富善最为厉害。有一次他拿了一根手杖，在主席台上一边讲，一边用手仗敲着讲台，乒乒乓乓地敲了半天，那副样子真是让人看了难受。 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提意见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刘亚楼和我的，另外也包括了余立金和张廷发。至于他们所提的意见，我现在手头没有资料，也没有当时的记录，根据我的仔细回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这么几条：第一、说我与中央的指示相对抗，对“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动，在西北“躲风”，躲避“文化大革命”。第二、说刘亚楼、我同彭真的关系密切，每年元旦，必到彭真那里去拜年，还把彭真的儿子安排在空军工作。第三、说刘亚楼、我同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说东，刘亚楼和我绝不说西。不光如此，我们还把罗瑞卿说过的“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检查、不要翘尾巴”四句话，到处印发，到处张贴。第四、空军存在严重的“霸王作风”，好大喜功。说我没有原则，对刘亚楼一味迁就，甚至为刘亚楼助威。第五、说空军每年对师以上干部的集训，系统地一本一本学习毛泽东著作，收效甚微，不符合林彪学习“老三篇”的要求。另外“三代会”开得太多，形式主义严重。第六、说刘亚楼和我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光批评下面，乱提口号，过于强调高标准、严要求，要求过分。第七、空军大院搞卫生、整内务、植树绿化，完全是给人看的，是形式主义。第八、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上报击落敌机的数字有假。第九、铺张浪费，修建机场花钱太多。第十、最后也有少数人攻到了立空军为标兵的这个问题，说刘亚楼和我欺骗中央军委，欺骗林彪等军委领导人。他们说，空军建立以来有成绩，但刘亚楼和我一直报喜不报忧，光报好的，不报缺点错误。因此，空军不能被树立为标兵，这个标兵是假的，建议军委立即取消空军的标兵称号。 就这样天天轰还不算，常委的几个同志又提出，要请中央军委派个工作组来，那个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不是兴派工作组吗？如六月三日《北京日报》在刊登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同时，不但公布了新市委的组成，而且还宣布中央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对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进行领导。 紧接着，在六月五日以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北京市教育系统的绝大部分单位，都被进驻了工作组。除此之外，一些夺权斗争激烈的单位，如中宣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以及一些外省市的敏感单位，也于六月中旬被派进了工作组，并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他们认为，既然学校和单位能派工作组，那么，空军党委开会，也得请军委派工作组来。如果军委也能同意派出工作组到空军来，那么我这个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但结果，军委决定不派工作组。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刘志坚便以总政的名义派来了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愈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他们来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此外，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 说实在的，空军当时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缺点、错误也不少。加上刘亚楼在世时锋芒毕露，平时对总政的一些人不够尊重，总政有些人对空军实际上是不怎么满意的。所以，总政工作组一来到空军，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们搞到了一起。那段时间里，总政工作组的人见到我和余立金，不说话，不握手，还拉长了一个脸，表示和我们疏远。可是见到刘震、成钧、曹里怀他们就亲热得很，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了总政工作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踌躇满志，对我和余立金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当然，总政工作组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萧麦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对当时空军的很多问题，萧麦萍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曾经几次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有些情况是会变化的。” 叶剑英办公室的秘书李文芳是个师级干部，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始终是支持我们的。他认为，空军党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对头，完全是一种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是小组织行为，风头不对，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要沉住气，让他们放。” 李文芳的态度显然代表了叶帅的一些看法，于是，我对他说：“我沉得住气，当不当空军司令我确实无所谓，只要实事求是，讲道理我就不怕。我怕的是出事故、摔飞机，怕飞机跑到台湾去，别的我都不怕，让他们放好了。” 有了李文芳交的这个底，我心里就更踏实了。于是，我在会议上更是只听不说，让他们尽量放。我只是告诉党办的几个秘书，要他们把提的一些意见很好地记录下来。 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他当时的情况，说得不好听一点，叫作“坐山观虎斗”，他在中间看好戏。不过他也没能看多长时间。会议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有些人抓住了张廷发，攻击张廷发工作蛮横，民主作风差。 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连续批了我们一个来月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控告信。这份控告信一共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十条是针对刘亚楼，另外十五条是对着我的，拉了这样一个材料。当时林彪在大连休养，这封控告信由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全文传了过去。 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发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 曹里怀是叶剑英的老部下，会议期间，他向叶帅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叶剑英听了后对曹里怀说：“曹里怀你要注意呀！”曹里怀听不进去，说：“我有把握。”叶帅说：“你有什么把握呀？！” 总政工作组的胡愈之，也经常向刘志坚副主任汇报会议的情况。有一次在汇报时他说：“吴法宪看来是不能再当这个空军司令了，不能再当党委书记了，要撤下去。”刘志坚表示同意，说：“对，可能是这样吧，看看再说。” 在军委这边，叶剑英也在天天听取李文芳的汇报，可以说全部掌握着会议的进展情况。就在刘震他们向军委写报告信时，叶帅感到他应该介入了。于是，他首先在电话上向林彪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林彪听完后说：“他们不仅如此，还告状到了我这里，刘亚楼、吴法宪一共是二十五条罪状。等一下，我让秘书传到你那里去。”接着，林彪开始讲他的意见。他说：“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当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很快，空军七个常委联合署名的控告材料传到叶剑英副主席那里，叶帅一看心里更有数了，因为里面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叶帅看过信以后，就把信转给了我。 对刘震等人写控告信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是在看到叶剑英转给我的控告信后才了解这一情况的。对他们这种背后告状，我并不在乎，因为我确实有很多毛病，大家给我“洗洗澡”，我是很欢迎的。可这封控告信里的有些内容，也确实是站不住脚的。 大概是七月十五日，叶剑英找总政工作组汇报情况。听完汇报后，他说：“你们哪，到空军以后的作法不够妥当，你们不找空军党委第一书记吴法宪，也不找第二书记余立金，专门找常委的那几个人，和他们搞在一起，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你们的这种作法是公正的吗？！你们是代表总政去参加空军党委会议的！你们支持他们，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吗？再这样下去你们也要陷进去的了。” 叶剑英这一说，总政工作组警惕了，态度就明显改变了，胡愈之见到我和余立金也开始讲话了。一天，胡愈之和总政工作组几个人把我和余立金找到总政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态度非常明朗。他告诉我们：“前一个时期，全会上有一些人乱轰乱批，现在情况已经搞清楚了，是他们背着你们两个党委书记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总政工作组态度的这种转变，很显然是叶剑英副主席做工作的结果，也说明叶帅的话他们是听进去了。 从全会开始以后，我就没有打电话到大连去找林彪，即使就在我被攻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也没有和“林办”联系，主要是不想给林彪增添什么麻烦。到七月十七、八日，叶群从大连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这个时期的情况，林总统统都知道了，空军全会的情况，叶帅经常向林总通气。现在你要沉住气，问题会很好地解决的。另外，以刘震为首的七个人，到林总这里告你们，这些材料林总要我转给你，你一看就明白了。” 大概是七月十九日，叶剑英副主席告诉我，林彪的意见已经转到了中央，到了刘少奇那里。为此，刘少奇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林彪的意见。中央认为，以刘震、成钧为首的空军党委常委几个人，是在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他们的目的和动机都错了。刘少奇副主席还说：“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按照共产党员的组织原则和修养来看，都是不允许的。背着空军党委主要负责人，背后搞非法的小组织活动，也可以叫地下活动。由几个人合伙搞罢官夺权，是绝对错误的，此例不能开，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 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这个会上批评了曹里怀，说：“曹里怀到了那里，就把哪里搞乱。”这些都是叶帅亲自告诉我的。 最后叶副主席还说，军委常委准备在七月二十日召开会议，包括张廷发在内的空军党委常委全部成员都到会，由他来传达中央常委会议的指示，并研究空军党委全会下一步如何进行。 七月二十日上午八点，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开。军委常委到会的有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四位老帅，林彪照例没有出席，陈毅因工作原因也没有到会。根据军委指示，空军党委常委全体成员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总政工作组的成员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在这次军委常委会议上，首先由叶剑英副主席传达了中央常委会议的指示。他说，中央常委会认为，在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上，有几个人完全是在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他们的目的和动机都是错误的，方法上也是错误的，想达到目的也是错误的，这是不行的，也是不允许的。这几个人告的二十五条状里没有具体事实，说刘亚楼、吴法宪紧跟彭真、罗瑞卿没有根据，不能成立。最后，叶帅对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一个一个地点名进行了批评。 叶帅讲完，贺龙和徐向前在表示拥护中央常委会议意见后，也各自批评了自己的老部下。贺龙还特别批评成钧说：“你成钧对吴法宪不支持，站在对立面，想干什么？”徐向前也批评徐深吉说：“人家空军想要有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才把你从华北调到空军去，你为什么要在空军里搞这些活动？”聂荣臻因为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我又是一方面军的干部和他的老部下，所以对这事没有太多的话，只是笼统地批评说：“你们搞的这些都错了。” 我和余立金因为是当事人，在这个会议上没有说什么话。但刘震、成钧他们因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一个个都灰溜溜的。刘震说了一句“我们有错误”，成钧也跟着说了一句“我也有错误”，其他人都没有说话。 最后，叶帅说：“这样吧，明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我到会讲话，你们去准备吧。” 第二天，七月二十一日，叶剑英来到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讲了三个小时的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常委和军委常委的指示，指出了空军党委常委七个人的错误，并告诉大家，这个会议要转过来，不能再这样开了。 听了叶帅的讲话，参加空军党委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叶帅的讲话。这样一来，会议的形势就一下子转了过来。 可以说，叶帅为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顺利进行是出了大力的。他一直在全神贯注、认真负责地关注着这次会议，在会议的关键时刻，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并亲自出来讲话，使会议走上了正常的轨道。不然的话，空军当时肯定就乱了套了。因此，直到现在为止，我始终都是对叶帅抱着由衷的感激之情。 叶剑英讲完话之后，又下来个别对我说：“法宪，你应该先作一个检讨，这样才好将会议转过来。你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你这样一检讨，就主动了。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找了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曾国华、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空军副参谋长梁璞、空司党办主任王飞，以及我的秘书王南山、蔡秉林等一些人在一起，认真研究如何写好我的这个检讨。我们大约准备了一个星期，写出来一份有两万多字的检讨。之所以写了这么多，我当时的想法是，尽量检讨得深刻一点、全面一点。我认为，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深刻、全面一点，总是有好处的。 另外，我在检讨里只讲自己的缺点错误，不对任何人作任何形式的批评，因为中央常委和军委都讲了话，我如果再讲，搞得不好，就会被人认为是在报复。 写完检讨，我便将检讨的内容向叶剑英作了汇报。他听了后，认为我只作自我批评的作法很好。但他对我说：”不要讲那么多，还是要实事求是，有的讲，没有的就不要去讲。“ 开会时，我在会上连念稿子带举事例，一共检讨了七、八个小时，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这个检讨中，我把自己到空军以来的情况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我认为做对了的，以后就要坚持，做错了的就检讨，以后要逐步进行整改。 我的这份检讨以及讲话记录，都留在了空军的有关档案中。由于时间相隔太久，我又无法去查阅档案，仅凭记忆，不大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回忆起来，能记住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我首先对空军建军以来的基本工作进行了肯定。我认为，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开始组建空军司令部、组建航校以来，空军的建设都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并且都是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开展工作的。空军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进行的。空军的建设，较好地贯彻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向着“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领空，准备战胜侵略者”这个目标，不断奋斗前进的。 我说，我们提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是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我们所讲的“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就是说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要在人民军队过去的光荣传统上来建设空军，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还提出，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各大军区，依靠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政府，依靠全国人民建设空军，要争气，要艰苦奋斗，这些提法也都是正确的。 我说，我们提出不能辜负全党和全国人民希望有一支自己的空军部队的愿望，强调学习现代化的航空技术和各种知识，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强调高标准、严要求，强调由上到下、以身作则，这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还强调，空军各级党委所有的同志都要紧张地工作，从空军建军以来，我们每天工作差不多都是在十个小时以上，这些也都是对的，没有大的错误。 我还针对有人说空军是假标兵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和解释。我说，空军这个标兵不是假的，不是我们自己要立空军为标兵的，我们更没有欺骗中央和军委。刘亚楼代表空军党委总结的五十多条经验教训，那都是一条一条按照事实来进行总结的，每一条都是事实。我们并不愿意被立为标兵，主要是考虑当标兵的压力太大，负担太重，这个排头兵不好当。况且，立空军为标兵，不是刘亚楼、吴法宪能够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林彪个人所能定的。首先是北京市委把空军大院树立为卫生标兵，这引起了林彪的一些想法，然后由他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之后才树立起来的。 我还说，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空军哪一次出了事故、摔了飞机，哪一次仗没打好、贻误了战机，或哪一次仗打好了，打下了敌机，都是向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写出报告，作出分析了的。再说，打下的敌机有残骸，打中的敌机有胶卷在，都是有案可查的，说我们所报的击落飞机数量有假，是没有根据的。 我认为，在我的检讨前面说这些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空军建军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对这些成绩必须要旗鲜明地加以肯定。这不是刘亚楼和我等几个人的事情，而是空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经过多年努力工作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含糊。所以，我一定要在自己的检讨前面加以说明。 除了这几条以外我就是检讨自己。我检讨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十几个方面： 一、我到空军以来，对领导空军的工作很不得力，这主要是因为我以前一直是搞陆军工作的，没有搞空军的一套经验和知识，一切全靠自己在实践中学习和摸索。就空军的政治工作来说，在怎样把政治思想工作同空军的技术工作相结合、同空军的实际相结合这个大问题上，我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真正做好。由于我从一九五O年到空军工作以来，就一直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所以，凡是空军政治工作方面的缺点和错误，统统都应由我来负责。 二、空军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按照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的。但是在一些运动过程中，有时候打击面过大，斗的人过多，致使有些人蒙冤，被错整或被处理过严。这些责任都应当由我来负责。 三、空军建设中有铺张浪费的现象。为了建设空军，尽管在百废待兴、国力艰难、财政十分紧张的建国初期，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及财政部都是竭尽全力，给空军拨了不少款。各中央局和省、市党委，对各大军区空军也都是大力支持。使我们感到内疚的是，由于对下属人员教育不够，使得一些部队在修建机场、营房等各项基本建设中间，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出现。另外，在“三反”中间，我们空军也发现了贪污分子，甚至还抓出了一些“大老虎”。这些责任，也应当由我来负责。 四、空军建设以来，空中事故、地面事故不少，每年都差不多要摔掉二、三十架飞机，还跑了一架飞机到台湾去。这些错误，我也应当负责。 五、调查研究不够。对空军这样一个新的技术兵种，我没有很好地去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培养和发现更多更好的典型。因此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如何紧密结合空军的实际情况和技术工作方面，产生了不少问题。 六、在修建机场方面，有违反政策的地方。如在修建河南长葛机场时与地方发生了纠纷，脱离了群众，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后来虽然纠正了错误，并且向中央写了检讨，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很不好。 七、在一次战斗中，我们在海南岛把一架从印度飞往香港的英国运输机打伤了，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这件事不但使国家遭受了经济损失，陪了钱，还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声誉。应当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故。 八、对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求不够严格，并因此出了不少事故，牺牲了一些飞行员。这些痛苦的、深刻的、血的教训，应当深深地引以为戒。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我们虽然搞了不少安全运动，却是电报发得多，文字要求多，而落实到各方面的实际比较差，所以才会经常发生事故。当然，出事故较多，也有飞机质量不够好、一些零备件不过关的缘故。尽管当时的飞机制造工业不归我们管，但在飞机质量的问题上，我们也有责任，因为我们在那些相关的工厂里都派驻有军代表。 九、空军在作风上确有骄傲自满的情绪，锋芒毕露，而且有形式主义、好大喜功的倾向。例如对卫生过分的要求，这就是形式主义的表现。还有，对下面的要求太高、太严，常常是批评下面多，自我批评少，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人，我们也没有随便撤职查办过一个干部，主要是进行教育。空军的老干部很多，将军也不少，这些老同志对空军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我们是承认的，不过其中也有少数人保守思想严重，不接受新鲜事物，经常在新事物前裹足不前。对这一倾向，我们应该批评。空军是个现代化的军种，不经常学习，就无法适应空军的发展需要。 十、空军搞了好几个戏剧，如《江姐》、《年轻的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等，都得到了好评。在全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工作的方向错了，说我们不管空军的主要工作，而去抓什么文艺表演，还邀请中央首长来观看演出，这是沽名钓誉。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是事实。空军的文化工作也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抓。而且我们在抓空军文化工作的同时，也并没有放松其它的主要工作。 十一、在搞基地化的问题上（所谓基地化，就是基地不动，飞机飞到哪里，就由哪里负责地面保障），我们在没有经过很好准备和试验的基础上就推广了，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引起整个空军上下对此都有意见。由于各飞行大队的飞机机型各异、情况不一，飞行大队和地勤大队、场站供应脱离以后，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问题。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和试验就想进行独创，是我们犯的一个较大错误，也是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认真汲取的一个经验教训。 十二、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我们有教条主义的倾向。空军建设初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不论是在人力上，还是在物力上，他们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给了我们不少飞机，派了不少的专家。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先原封不动地把苏联的经验照搬过来，再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改进。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什么都不会，飞机飞不起来，地空导弹不会用，不按照人家的学习怎么办哪！所以，在一开始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一切都照搬苏联的。当时只有先学会了人家的那一套，然后才能再搞我们自己的这一套，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我们当时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不足是，我们到一九五九年以后才由刘亚楼亲自主持，开始搞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这显然是晚了一点。不过，尽管是晚了一点，我们最后还是把中国空军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搞出来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这一工作只有在苏联顾问全部撤退以后，我们完全独立了，搞自己的这一套才有可能。 十三、空军开始建军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编制过于庞大，人员过多。 十四、提拨飞行干部不够快，不够大胆。空军初建时期，团、师以上干部大都不会飞行，是外行领导内行。以后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就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配备飞行人员。起初是团、师一级，以后是军一级，我们都相继配备了飞行人员，可是军区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目前还没有飞行人员。就这样，有些人还批评我们这是过分强调飞行，是单纯技术观点。不过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是有保守思想，如果早一点把一些飞行干部，如把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抗美援朝时期的一批战斗英雄，提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我们空军的发展可能还会更快一些。没有及时、大胆地提拔专业技术好的飞行干部，这是我们工作中很大的一个失误。因为像我们这些干部，由于自己不会飞行，不懂技术，就只能说空话。刘亚楼也常常说，我们这样的干部，只能是过渡干部。 在我的检讨中，还有一部分是代表刘亚楼作的。刘亚楼虽然去世了，但作为他在空军工作期间的主要助手，我理应代表他对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作一个检查。 刘亚楼这个人有很多的优点和长处，但在思想上却的的确确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平时对事对人，总是锋芒毕露。据我所知，“锋芒毕露”这四个字，是林彪对刘亚楼的批评。他经常对同级干部、对下级干部的批评过于苛刻，他说什么就必须是什么，人家一说反对意见，他心里就不痛快。所以大家都说，刘亚楼有“霸王作风”。我自己也认为，这是刘亚楼身上存在的最大缺点。对刘亚楼的这种作风，我曾不时向他提出过意见，也曾把大家的意见向他反映过，可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正。直到他去杭州主持编写条令，身体开始不好了以后，我就没有再向他提过了。所以我这次也替他向大家作了检讨。 但是，刘亚楼已经去世了，我希望大家学习刘亚楼的长处，对刘亚楼的不足之处，只能引以为戒。毕竟刘亚楼对空军的建设是有功勋的，尤其是空军建设的初期，部队迅速扩大，机构不断增多，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都对空军的一整套技术业务非常生疏，而且当时战争状态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断进入大陆，这使得我们的建军工作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紧接着，在空军部队并没有真正组建好的情况下，中央又下达了要求空军部队立即参加抗美援朝的作战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要团结和领导空军几十万干部、战士共同完成任务，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这就迫使刘亚楼不得不要求空军各级党委和全体干部、战士都要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紧张地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保卫祖国领空和抗美援朝的战斗中打下敌机，立下战功，也不可能把空军部队带出一个好的战斗作风和工作作风来。 另外我还特别指出，不仅刘亚楼有“霸王作风”，我也有，空军党委的其他同志同样也有。我对别人的批评也过于苛刻，有时缺乏分析，还有好大善功的思想，喜欢听悦耳之言，不喜欢听反面意见。 这些年来我常常在想，如果刘亚楼没有在一九六五年去世，以他的性格和与林彪的关系，他必定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下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后来被监禁在秦城的，将会是他，而不是我。 我在会上检讨完并通过后，会议就告一段落。接着，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开始批评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要他们进行自我批评。 七月底，林彪从大连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一定要全部按照中央军委、军委常委和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去办事。除刘震和张廷发之外，一定要把空军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从工作上、感情上团结在一起，把空军的工作搞好。对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要抱着与他们团结共事的态度，不要伤害他们，只要他们检讨认错，表示今后愿意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愿意在三总部的领导之下，在空军党委内部团结一致、搞好工作，有这一点就行了。 遵照林彪的指示，我同余立金商量，对刘震等人的批评要适可而止，搞得过头了不好，不要像他们对我们那样去对待他们。本着这种精神，刘震等七位空军党委除了在大会上先后作检查、进行自我批评以外，主要就是在小组会议上，由大家对他们作了一些批评。我和余立金都没有再说什么。直到会议的最后，我和余立金才一个一个地找每位常委谈话，然后又同军区空军的一些同志分别谈了话。会议结束后，各军区空军的同志离开北京时，我和余立金还专门到机场去为他们送行。 在常委一些人的检查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事。首先是成钧在检查中讲到，会议进行中的一天晚上，他和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四个人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贺龙听了以后说：“这个会议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了，你们就组织起来开嘛！你们继续讲你们的意见嘛！吴、余有错误，你们就继续揭嘛！”成钧讲了这件事以后，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几个人也先后在自己的检查中谈到了这件事。 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军全会的情况。当我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 回到空军，我就找到成钧他们四个人，要他们宇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然后，我和余立金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送给了林彪。我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 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钧等四个人写的，但信中“两条线”的提法是我和余立金加上去的。这个问题我经过反思，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情况，就是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所列举的“林彪指示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这一条罪状的来龙去脉。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我们这样对贺龙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但是，说我们“编造诬陷”，却不是事实，因为材料是成钧他们写的。我们只是把别人写好的材料转交上去而已，不存在我们编造的问题。 八月下旬，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结束。在这一阶段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认真地检查了自己，受到了教育。最后，我们这个会议还是形成子一个团结的会议。 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我们在向军委写了报告并得到批准后，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宣布了停职检查的决定。 对刘震进行停职处理，是因为这次风波是他挑的头。但为什么还要对张廷发也进行停职检查呢？ 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第一阶段，刘震等人除了把矛头对着刘亚楼以外，还针对张廷发。很多人都说，张廷发这个人很骄傲、很霸道，处处训人。我认为，这些批评是对的。张廷发有很多优点，他有能力，有魄力，工作积极肯干，因此我们向军委建议，将他由空军参谋长提为副司令员。但是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严重脱离群众。也许是因为刘亚楼在世时，有一度曾经想想把他培养成为自己在空军的接班人，因此，张廷发更加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一些同志的关系也搞得很僵，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大。十一次全会开始以后，我在他“坐山观虎斗”时，就在心里想，刘亚楼生前对你张廷发不错，现在那些人如此攻击刘亚楼，你至少也应该站出来为刘亚楼说几句公道话吧。可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讲，只想一个人脱离出来。 大概是军委领导对张廷发这个人的情况也有所耳闻。叶剑英副主席听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转告我说：“张廷发可以停职，他太脱离群众了。停职不是撤职，教育一下，转变过来了，还可以复职嘛！”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和余立金一起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示对张廷发进行停职。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在张廷发被停职的问题上，我们只是被动地执行军委领导的决定，甚至可以说军委作这样的决定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至于军委领导为什么要决定停张廷发的职，我至今也不清楚具体原因。 根据军委领导的指示，除了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进行了停职检查的处理以外，对其他人我们则一概不动，只是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训，团结共事，共同搞好工作。 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即将结束时，我主持召开了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我和余立金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人写一个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大事记，把会议的过程全面地写一个纪要；要整理和保存叶剑英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把这次会议的大小记录全部保存起来，把所有人的发言记录在案；常委七个人联名告状的二十五条也存档；成钧等四个同志到贺龙元帅那里的汇报材料以及我的检讨，也都要全部存档。 会后，空军有关部门按照这一原则，对会议的所有材料进行了处理和保存。应该说，所保存的这些材料，都是最原始的，是确实可信的。尽管后来空军党委的变化很大，但是我想，如果没有人有意销毁，当年存档的这些材料应该都还在。 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还有一个第三阶段，这就是扩大会议的阶段。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从九月一日起，空军党委应当召开一个扩大会议。对此，叶剑英具体指示，空军团以上干部都应该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我们考虑，整个空军团以上的干部太多了，都来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让他们住，于是提议改为师以上的干部到会。叶剑英副主席最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然后通报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传达中央常委会和军委常委会的指示，传达林彪和叶剑英的讲话。 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病愈恢复工作。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他召集参加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了个大会，再次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同时，他还根据林彪和叶剑英关于空军问题的指示，结合空军的实际情况，讲了几个问题。他在讲话中对空军党委明确表示了支持，并对空军工作好的地方予以了表扬和肯定。因为萧华是空军的第一任政委，对空军的情况是了解的。 萧华的这次讲话，是继叶副主席讲话以后的又一次重要讲话。萧华讲话以后，叶剑英副主席又专门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最后，在九月十日，历时三个多月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终于结束了。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空军机关司令部、科研部、工程部的一些人，已经在会场上贴出了大字报，指责空军党委的这次会议是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开了好几个月还开不完，应当赶紧结束，开始在空军搞“文化大革命”。 这些大字报，意味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虽然结束，但“文化大革命”却已经在空军中悄然开始。从此，整个空军就一直没有平静过。 三、接林彪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先于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地指责。然后，他又于八月五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对刘少奇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指责。当时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很少，所以我当时并不知道。 据我的了解，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前一段会议，林彪并没有参加，仍然住在大连休息。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他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的专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就这样，周恩来把林彪接走了。汪东兴和叶群走在后面，他俩的谈话，我从旁边听到了几句。我听见汪东兴告诉叶群，说毛泽东和江青都同意把李纳放到《解放军报》社去当记者，是否请林彪转告萧华安排一下。叶群当时很高兴，说：“主席信任解放军，才把女儿送到《解放军报》社来当记者，我们热烈欢迎。我一定尽快转告林总，把这件事情安排好，请主席和江青同志放心。”说着，他们两个人也坐车离开了机场，可能也是去了人民大会堂。他们走后，我随即坐车回到了空军大院。 尽管我这次也去机场接了林彪，却对毛泽东、周恩来为什么要急于把林彪接回北京，是一点也不知道。因周恩来和汪东兴对我都是点滴不露，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闷葫芦一个。 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后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是何等的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 ，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 听了周恩来所念的“大字报”和他的一番讲话，我这才悄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来为的就是这个！ 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点名，可是谁都知道，实际上指的就是刘少奇，还有邓小平。听了周恩来的一番提示，大家心里也就清楚了。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由五十多天前派工作组的矛盾开始，一直扯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是新帐、老帐一起算。尤为令人感到震动的，是毛泽东在“大字报”中，公开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观点。这篇所谓的“大字报”，全文不过二百多字，可实实在在是字字千钧，哪个能担待得起呀！ 我当时的感觉十分矛盾：对林彪即将出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我心里当然很高兴。但是，我对刘少奇也一向是很尊重的，从在苏北接受他的直接领导以来，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一个党性强、能坚持原则的好领导，特别是他主持的中央常委会议解决了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问题，我更是深怀着感激之情。 我看了看在座的其他人，发现他们虽然都很惊讶，但因为对当时的情况不知道底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都沉默不语，谁也没有发言。这些同志的资历都比我老，军衔都比我高，他们都不讲话，我就更不敢随便讲话了。所以，我没有露出任何情绪。 当时在场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恩来讲完以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走了，会也就散了。 关于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表示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五、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运会期间，正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紧张阶段。八月十二日上午，我正在主持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时，接到军委办公厅的通知，要我下午三时到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列席八届十一次全会的开幕式。 下午两点半钟，我提前来到了东大厅会议室。因为是列席人员，我就坐在了最后一排，同曹轶欧坐在一起。当时我还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是康生的妻子，只是估量着她和我一样，也不是中央委员，是列席会议的，所以才坐在最后一排。 那天的会议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印发的四个会议文件。第一个文件，是毛泽东八月五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个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公开信。 这里顺便说说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五月底，在北京清华附中的一些青年学生，开始组织了全国第一个造反组织，并起名叫做“红卫兵”。“红卫兵”开始是秘密组织，和刘少奇、邓小平派到清华附中的工作组进行斗争。不久北大附中、地质学院附中等其它中学也相继出现了红卫兵的组织。 这些红卫兵，利用了一次江青到清华附中视察的机会，将他们所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章交给了江青，并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这一下毛主席找到了机会，便大做文章，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说：“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还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样，这封信火药味道十足，上纲上线。这两个文件的印发，就等于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对立态度公诸于众，允许红卫兵们去攻击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三个会议文件，是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文件明确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文件指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法，是用大字报和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最后一个会议文件，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后来被称之为“政变经”的那个讲话。林彪的这个讲话，除了以大量的篇幅谈及政权和政变的问题以外，还歌颂毛泽东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天才。他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还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据我所知，把林彪的讲话印发中央全会，这还是第一次，足见他的那次讲话，在当时的确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和重视。 闭幕式快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进入会场。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大家热烈鼓掌。 各位领导人就座以后，毛泽东主持了闭幕式。他首先宣布开会，接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热烈颂扬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公报》还赞扬了林彪，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公报》顺利通过后，会议就开始进行选举。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对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进行调整。我没有选举权，只是看到了选举的情况。选举结果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增加到了十一个人。这十一个中央常委的排列顺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的名字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则上升到了第二位，并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同时，会议还增选了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了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另外，通过选举，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了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选举结束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主要讲要筹备九大，执行正确决定和要给犯错误的同志出路。毛泽东讲完，林彪又作了一个简要的讲话，接着便宣布散会。 我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只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闻，对全会的情况还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斗争锋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以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尽管当时在表面上还保留了他们的一些职务，但实际上他们已被拉下了马，而且注定了不久后被彻底打倒的命运。 六、中央工作会议 十一中全会结束不久，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将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并亲自主持了这个会议。我接到军委的会议通知，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的主要方式，是开大组会议。我被编入东北大组，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任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任副组长。 会议地点就在新落成的京西宾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重点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镇压群众的问题”。看来，毛泽东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意图，是要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错误，公布到全党。 会议原定只开三天，后来一拖再拖，一直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告结束，前后一共开了二十天。在这个会上，最活跃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如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他们在各大组之间到处窜，不停地指责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人，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到处镇压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打击学生和红卫兵小将。 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以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多数人说话都很少，即使发言，也大多是三言二语，表个态而已，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有多少意见可以讲。我则基本上没有发言。 眼看着会议开了十天，局面还是没有打开。经过中央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指挥我派出飞机，去各地接造反派的头头来北京参加会议，揭发问题。 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 让各地的造反派来会上点火的这一招还真管用，这些人一来参加会议，会议就逐渐掀起了高潮。特别是围绕着派工作组的问题，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意见就开始多了起来。很多人发言都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一进门，就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从而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大家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在这之前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的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他还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讲了十分钟的话。大致上是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挺身出来领导运动，不要怕群众，要到群众中去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引火烧身。 说实在的，听了这些话，当时我就在心里想：这样引火烧身的人有吗？谁能甘心情愿地让群众轰，让群众骂，让群众搞“喷气式”，让群众挂牌游街、乱轰乱斗，进行人身侮辱？！又有谁以身作则，站出来让群众斗？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未必能够这样做！以我的内心来说，我就不愿意。但是，毛泽东又号召我们要这样做。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付以后即将发生的问题。我当时很有些彷徨不定，无所适从。 在这终于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下，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查。 十月二十三日晚，在京西宾馆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中央常委，以及国务院的各位副总理，军委的各位副主席全都到会。 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要林彪主持会议。林彪当即宣布说：“今天晚上的会议，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作检查。”到会的人一片沉默，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刘少奇开始念他已经写好的稿子，承认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受挫负有责任。他还说，他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心中无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认识问题。他还表示，他听从党的考验和审查，遵守党的纪律，绝对不搞地下活动和派别活动，保证做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邓小平的检讨就更简单，我记得他只检讨了“专擅”两个字，至于“专擅”两个字的下面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他没有去说。 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个人检讨以后，林彪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没有，毛泽东立起身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犯错误，他也有责任，他也要负责等等。至于别的问题，我就记不清楚了。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的情况很快就被人捅到了社会上。十一月初，天安门前就出现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从而把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向全世界公开了。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刘少奇和邓小平。很可能从这会议之后，他们就遭到了软禁和监视，没有了行动自由。 七、八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还是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历史政治舞台。这些本来无权无势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翻江倒海，主要还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开始利用年轻学生的热忱和无知来大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撑腰，这一下，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尤其是以他在北京八次接见了红卫兵而著名。 以后一次周恩来对我说，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全国各地的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去大闹一场，才高兴哪！”正像毛主席自己说的：他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不久，为了表示自己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毛泽东决定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他要亲自接见红卫兵。他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那一天，毛主席亲自挂帅，穿上了绿军装，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他接受了红卫兵给他戴的红卫兵的袖章，表示他愿意当他们的“红司令”，从此领导全国红卫兵，更加猛烈冲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每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重大庆祝活动，都有一个防空警戒的问题。八月十八日那天，为了保护毛泽东等人的安全，我以空军司令员的身份，于清晨五点钟就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自执行防空警戒的任务，因此看到了大会的一些情况。 那一天，从凌晨一时开始，百万红卫兵和群众就开始陆续进入广场，其中有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数万红卫兵登上金水桥两侧的观礼台。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从来都是举行盛大庆典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门高级官员才允许上去的。让群众特别是年轻的大、中学生们登上这些地方，这是建国以来从没有过的。 九时半左右，毛主席、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然后，我看到他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一边等待大会的开始，一边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一起审阅和修改大会的讲话稿，也许是因为稿子写得有些匆忙。 十时正，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在他的致词中，非常醒目地给毛主席加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 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伟大的统帅”。这样，林彪又给毛主席加上了一个统帅的头衔。从此以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了四个头衔，以后被人们称之为“四个伟大”。“四个伟大”，其中有三个最早是陈伯达提出的，只有一个“伟大统帅”是林彪加上的。这就是“四个伟大”的由来。 在这之后不久，林彪以“四个伟大”做了题词。他所写的“四个伟大”题词，在《人民日报》上与广大读者见面。从此，“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这“四个伟大”，就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开来，也就与林彪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在庆祝大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宋彬彬，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戴到了毛泽东的左臂上。毛泽东当然知道，他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意味着什么，这是他欣然默认了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高兴地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林彪讲完，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周恩来讲完后，大会就开始群众游行。当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带头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军帽，向游行队伍和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致意。毛泽东的这一举动，使得观礼台和广场上都沸腾了，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数万名红卫兵举着毛主席语录一起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震耳欲聋。广场上，游行的群众都拼命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响亮的口号淹没了一切。这种场面，通过广播，也感染了全国的人民。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的盛大活动。不久，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全国放映，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地位被无限地提高了。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师生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得到毛泽东的接见。由于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巨大成功，毛泽东遂决定于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及北京的五十万红卫兵。 这次接见活动是从当日下午三点开始的。会上，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各地的红卫兵来到北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肯定了全国“大串联”这一行动。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 周恩来还在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学习解放军，要红卫兵像解放军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 周恩来讲话以后，林彪臂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向大会发表了讲话。他说：“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由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整个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改变着我国整个的面貌。”他在讲话中还要求红卫兵“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据我所知，林彪历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都是由中央文革代为起草的，林彪从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每次都只是照稿宣读而已。 周恩来、林彪讲话以后，大约下午五点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下天安门城楼，分别乘坐检阅车，准备进入广场检阅红卫兵队伍。车辆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第一辆车是毛泽东和贺龙，第二辆车上是林彪，第三辆车上是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后面还有几个人，我就记不清楚了。 广场上，是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负责组织部队维持秩序，组织通道，以便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车辆通过。可是，毛泽东的检阅车刚刚出了金水桥，好不容易由部队战士组织起来的人墙，就让红卫兵冲垮了。当时，红卫兵们一个个拼命蜂拥前冲，想要和毛主席握手，一下子就把通道给阻塞了。大家拼命向毛泽东的座车挤来，甚至把座车都挤扁了。这一下天安门上的人紧张了，都担心毛泽东会被挤伤。为了排除险情，周恩来和汪东兴紧急组织一队又一队的部队战士，从天安门里冲出来保护毛泽东。与此同时，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也不断地给红卫兵们做工作，这才疏通了道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给抢了出来。 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毛泽东第二次乘车出来的秩序就好多了。检阅车出了金水桥后，沿东西长安街缓缓走了一圈，所到之处，红卫兵们都十分激动地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喊声震天。 检阅车回到金水桥前时，天已经快黑了，但红卫兵仍旧不散，还要求再见毛泽东。见些情境，毛泽东又在天安门上停留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夜幕完全降临，这次接见活动才告结束。八月底，北京的天气还比较热，接见结束以后，不少从外地来的红卫兵当晚就露宿在天安门广场。 第二天的报纸要报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报纸上要发照片。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和康生一看，就提出了意见，说照片不好，这样不好办了，因为第一辆检阅车上是毛主席和贺龙，而不是林彪。这个照片怎么登，让周恩来很是为难，因为让贺龙与毛泽东在第一辆车里检阅，是周恩来的安排。他同中央文革的人反复研究了好几次也没有结果，最后还是他自己在西华厅的办公室里考虑了半天，才找中央文革的人再次商量说：“这样吧，照片还是照登，但是照片上的说明写成‘第一辆车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贺龙，第二辆车上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周恩来这个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提法来突出林彪的建议，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这才使照片第二天在报纸与读者见了面。从此，不论是报纸上、文件上，还是在各种场合中，“亲密战友”的这种提法就传开了。 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周恩来的接触比较多了以后，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亲口告诉我的。 林彪的“副统帅”称号，也是这样来的。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都称毛泽东为“伟大的统帅”，红卫兵也称呼毛泽东为“最高统帅”。既然毛泽东是“最高统帅”，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副统帅”。以后，“副统帅”的称谓就成了通称。例如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我听到周恩来不论是会上讲话，还是在会下打电话，对林彪都是统称“副帅”，经常说副帅如何如何。最后，这称呼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称“林彪同志”，只说“副帅”。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九月五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学生、中学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这一通知的发出，就正式肯定了在此之前群众自发到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串联活动。由于毛泽东要求对红卫兵的串联要有几个保证，叫作“保吃、保住、保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通知》中规定，来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外地大、中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来京以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则由国家财政负担。 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大、中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就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串联。整个串联活动在毛泽东直接的公开支持下，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当时，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的人的首要目的就是北京，都想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这样，在《通知》发出以后，毛泽东又先后在北京接见了六次红卫兵。连同前两次接见，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最后一次为止，毛泽东一共接见了八次红卫兵，总共接见的红卫兵人数大约在一千一百万人左右。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全部参加了毛泽东这八次对红卫兵的接见。 每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要做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说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一个额外的沉重负担。接见之前，周恩来每次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研究组织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们这些跟着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也经常要忙上几天几夜。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像这种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而且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参加的大串联活动，恐怕还从来未有过的。到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就很快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为数众多红卫兵流动的需要，就开始出现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运载量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特别是火车的超载，都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在当时的火车车厢里，到处都挤满了人，不仅茶几上坐了人，椅背上坐了人，走道上坐了人，甚至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坐着或躺着人，造成了车厢里的行李架普遍断裂，各种设备被破坏。可以说，红卫兵的大串联，已经造成了全国各交通线上的一片混乱。 到了十月份毛泽东第四、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以后，更多的红卫兵涌向北京及全国各地，使交通运输部门不堪承受，反映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开始提倡徒步串联。这以后，尽管不少学校的师生响应号召，进行徒步串联活动，一支支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联队伍不断出现，但仍然有大批师生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进行串联，使全国交通运输紧张的状态，没有得到任何缓和。 “走”的问题没有解决，接着又发生了“吃”的问题。在当时大串联的热潮中，除了北京以外，一些革命“圣地“，也是串联师生的目标之一。但问题是，大多数“革命圣地”缺乏必要的接待条件。如井冈山，本来山上就没有多少人家，结果一下子就上去几十万学生，很快就没有吃的了。这一来，上山的学生都饿得不行。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马上就动员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大城市的群众，蒸馒头、做面包、饼干、点心等。把这些食品集中起来后，要我派空军的飞机，从四面八方向井冈山上空投食品。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不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后来，周恩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去向毛泽东请求说：“现在铁路、汽车和轮船都很紧张，粮食和住房也紧张，是否可以对串联的人数作一个限制。”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个话不满意，回答说：“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 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就不敢再吭声了。回来以后，就又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军队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再开会研究，再动员。他接着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进行动员，号召北京市的军民，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要求各部门各负其责，要准备粮食、准备房子，搞好交通。所有的学校、机关、厂矿、招待所和宾馆统统让出来，准备接待红卫兵。 就这样，毛主席又开始接见红卫兵。我记得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部分以外，大部分是在北京西郊机场进行的。由于西郊机场的跑道不够，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我们连夜加工，临时扩展飞机场的跑道，在跑道的两侧各延伸了二百五十米的地带，并且筑路修桥，以便使大队人马能顺利进出。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泽东连续两天在天安门和西郊机场接见了两百五十万红卫兵。当时，飞机场上所有的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真可谓是人山人海。由于人太多，到最后散场时，挤伤了好几十个人。 散场后，我将挤伤了人的事报告了周恩来，他要我负责把受伤的红卫兵统统送进空军或海军医院。为此，我们和海军又忙了半天。事后，周恩来还亲自带领我们，去医院看望、慰问那些受伤的红卫兵。周恩来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的的确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能见毛泽东一面是无上光荣、无限幸福，人人都渴望着能见到毛泽东。另外，像这样面对面地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可当时他毕竟也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虽然每次接见时，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或者是乘坐车辆进行检阅，然而每次在天安门或车上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通道一堵塞，站立的时间还会更长。这样，每次接见红卫兵，也确实够他累的，他也有些吃不消了。到第八次接见完了以后，精疲力尽的毛泽东终于说：“不能再见了。”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才发出通知，要求外地的大、中学校红卫兵停止前往北京串联。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八、红卫兵的兴衰 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各地红卫兵以串联之名到北京集合，然后，一面等待毛泽东接见，一面就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军事机关。那个时候，这些红卫兵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甚至连中南海、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都有人冲，但是唯独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不可以冲。当时，江青发出了命令，谁要冲钓鱼台，谁就是反革命，卫兵就可以开枪。 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每次接见完红卫兵以后，周恩来都要带一些人，去开会动员来京的学生返回本单位“就地闹革命”。但他们哪里听得进去呢！任你周恩来说破了天也不回去。他们在北京有吃、有喝、有住嘛，回去干什么？于是，整天就在北京抄家呀，破“四旧”呀，闹得整个北京城不得安宁。不仅如此，中央文革还派出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到外地去“传播革命火种”。这些从北京出去的人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党、政机关去大冲、大闹。这一来，上海、杭州、广州、沈阳等城市都乱了，当地的党、政机关也差不多都瘫痪了。这样一种闹法，全国的混乱是必然的。 就这样，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地的红卫兵到处冲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搞得全国没有几个党政机关能够正常工作，几乎无一处能幸免于难，各单位的领导人更是一个个被揪斗，坐上了“喷气式”。就拿这时的国务院来说，除了周恩来自己，其他副总理都已经统统被打倒，或“靠边站”了。这个时候，除了毛泽东说的话有人听，中央文革说的话有人听之外，其他任何人说话都不行，连周恩来也不行。所以，这个乱是自上而下的乱，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乱。 红卫兵运动，涉及到了中国整整的一代人。就这些红卫兵个人来说，大多都是一些真诚革命的青年，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最早在北京组织起来的中学红卫兵（也有人叫他们“老红卫兵”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女，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分红卫兵是比较盲目的、狂热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面对当时的一些现实，他们便逐渐清醒了，开始认识到了红卫兵运动所具有的一些负面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的一些中学红卫兵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以后被大家称为“西纠”）。不久又成立了东城纠察队、海滨纠察队等。纠察谁呢？主要是对当时红卫兵的一些错误行为纠察，想以这种方式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察自己。实际上，这标志着一部分青年学生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重新认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思。 西城纠察队成立以后，即发出了一系列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对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规定了“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的纪律。这些通令曾在全国流传一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西纠”还保护过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张治中、李宗仁等一些著名人士的安全。 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更加扩大化，许许多多的老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最高阶层的领导人被打倒、被靠边站的时候，这些青年学生在政治上就更加清醒了。到了十一月，北京的三个红卫兵纠察队在北大附中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并且喊出了“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江青不要太猖狂”等口号。这一下惊动了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江青与中央文革一起，专门研究了“联动”的问题，亲自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于是，“联动”被强行解散，“联动”在各地的联络站全部被摧毁，负责人也几乎都被逮捕。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四月，这些被逮捕的“联动”负责人，才由毛泽东亲自下令予以释放。 随着“联动”的被解散，在一片批评声中，北京乃至全国的中学红卫兵运动也就走向了末路。不少以前“闹革命”十分积极的青年学生，这时变成了“逍遥派”，他们从此不再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各自找自己的出路，不少干部子弟就在这个时候参了军。 与北京的中学红卫兵相对应的，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司令部”，他们的领袖是五个人，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当时被人们称为造反派的“五大领袖”。当时，他们五个人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他们对中央文革真可以说得上是有令即行，有禁就止。当时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可说得上是风云一时的人物。 不过，这些“司令部”存在的时间也不长。随着红卫兵使用价值的终结，这些“司令部”以及当年威风八面的“五大司令”，也就很快随之烟消云散了。“五大司令”之首的聂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发配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四月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与聂元梓一样，其他几大“司令”的命运也差不太多。一九六六年因打倒刘少奇的需要，而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的“学生领袖” 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就被毛泽东抛弃，流放到宁夏，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谭厚兰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逮捕，一九八二年因患宫颈癌在保外就医中死于湖南湘潭老家。韩爱晶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九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大宾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一九八三年得以获释。 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大司令”的结局。 九、军队院校的“文革” 在军队怎样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的矛盾和冲突。 从总的方面看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林彪长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一直都十分崇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 但是，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 但在当时，林彪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首先，他不希望在军队里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想法，在军队院校里就行不通。当时军队的院校很多，单是空军就有四十多所，其中包括十八个飞行学校和空军学院、空军技术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地勤学校，以及雷达、高炮、导弹、通讯、后勤等学校。至于全军的学校，那就更多了。 一开始，当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全国各地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出于林彪不在军队中搞“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军委及时对军队院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几条规定，明确规定军队院校只进行正面教育，只在本单位内搞“四大”，不准搞串联。但是，自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一种狂热的政治气氛逐渐影响了全国。与全国的形势相比，军队院校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于是，军队院校的不少人就涌向北京，到中央文革那里去闹，要求和地方院校一样，同样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并要求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于是，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经过考虑，他要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在会上，大家提出，军队的院校师生进北京来见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同地方的学生搞串联，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的师生可以分期分批地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但是接见以后，必须马上返回原单位。第二、来北京以后，一定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且一定要有领导带队。第三、来京以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 之后，林彪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草拟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由林彪当面请示毛泽东同意之后，于十月五日经军委和总政治部联合签署下发执行。《紧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但同时又明确规定：“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紧急通知》一发出，大批的军队院校师生涌入北京。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也跟地方学生一样，来了就不肯回去。只有空军的飞行学员，因为要进行飞行训练，间隔时间不能太长。我一动员，他们就立即回去了。这些飞行学员算是听指挥的，在毛主席接见以后就回去了，可其余的根本就不肯走，有的回去了，但是第二次又来了。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在北京首先冲击的是国防部。当时，国防部在北京北海公园一带，与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单位在一起。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凌晨三点，军队院校学员们突然包围了这几个军事机关，吵吵闹闹地叫嚷着要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他们认为李天佑不久前去张家口检查工作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天，学员们在殴打了警卫战士之后，冲进大院，赖在里面不走，非要把李天佑揪出来不可。 面对着这种局面，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在请示军委叶剑英秘书长以后，向林彪提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必须进行严肃、果断的处理，否则会对统帅机关的安全和战备工作，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为此，他们建议：命令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同时，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头头。对冲进大院的学员，要他们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林彪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相反来了一个“四不政策”，即要求对学员们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要求在这个前提下，对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宣传部长李曼村、青年部长辛国治等几个全军文革的成员，先后出来讲话，想动员学员们离去，但都是讲不了几句，就被学员们齐声高呼口号声给压了下去。最后，还是张春桥和戚本禹拿着陈伯达的一张便条到了现场，向学生们宣读说：“我听说你们冲进了国防部，心里很不安。国防部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地方，你们冲了不好。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但是你们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希望你们很快撤离国防部。”听了陈伯达的这几句话，学员们虽感到很意外，并且也很不满意，但是无人敢提出异议。不久，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们陆续散去。 但这仅仅是军队院校学员冲击驻京的军事机关的一个开头。从一九六六冬开始，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先进住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机关的领导干部。另外，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并且抢档案，肆无忌惮地随意折腾，几乎把所有的军事领导机关都搞瘫痪了。当时，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以及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全都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日夜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想起来，对我们这些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来说，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初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难过的日子。 别的单位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单单从我们空军来说，当时从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空军院校和空军工厂的造反派，到处冲击北京的空军机关，把我们空军闹得乌烟瘴气。当时进驻空军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就大约有三千多人，住在空军其它机构的学员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造反派一冲进大院，就将所有的办公室、礼堂、饭厅统统占领，使空军领导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那个时候，造反派都是以揪“走资派”为荣，谁揪出的“走资派”越大，谁的功劳也就越大。所以，空军院校和工厂的造反派到了北京以后，最主要的矛头就是对着我，想揪出我这个“空军最大的走资派”。为显示这个决心，他们还在我家门口前面的马路上，写了好几米见方一个字的大标语，“打倒吴法宪”。除了揪我以外，他们也揪余立金和成钧等。闹得最凶的，是西安空军通讯学校、空军技术学院，以及太原空军机务学校的学员。除了院校的学员，空军下属一些工厂的工人也来了不少，他们和学员们会合在一起，天天要你接见，要你交代问题，要你参加批斗大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正常工作。空军每天都有那么多的飞机在天上飞，搞得不好就会摔飞机、出事故。更令人担心的是，万一形势动乱，失去控制，飞机跑到台湾或国外其它地方，我这个当空军司令的，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不得已，我向代总长杨成武作了汇报。他当时也面临着造反派的冲击，为避开学员们的揪斗，已经离开了总参谋部的所在地和自己的家，住在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里。他听了我的情况后，要我直接请示叶剑英，是否也像他一样，住到第五招待所去。于是，我又把自己的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叶帅要我先上他家里去住几天。他还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说：“暂时不要叫吴法宪回去了。” 可是老住在叶帅家里也不行啊！这样不仅对他干扰太多，而且空军的机关乱成这样，我也放心不下。因此，我在叶剑英家里只住了三天就出来了。 哪知道，我刚刚回到空军大院，造反派就要来揪斗我。他们用痰盂做成了高帽子准备给我带，准备了墨汁要涂我的脸，还准备了剃刀和剪子要剃我的阴阳头。这一切准备好了以后，就通知我去“营建大队礼堂”。那时我们在党中央、国务院不准建楼、堂、馆、所的三令五申下，整个空军大院都没有建什么像样的礼堂，更没有后来那样的体育馆，只是把建设大院时施工部队留下的一个简易饭堂，修改成为一个简易礼堂。这个简易礼堂，就被人们称为“营建大队礼堂”。周围的同志都告诫我不能去，说是一旦去了，很可能就回不来。他们说，在这种批斗会上，万一局势失去控制，后果就会很严重。 不得已，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叶剑英。叶帅叫我不要参加大会，并立即离开大院，以免被造反派揪住不放。执照叶帅的指示，我带了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时而在空军的指挥所，时而在西郊机场，时而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每天以电话和空军指挥所及各军区空军的指挥所密切联系，时刻关注空军各部队的动向。我还不断要求空军各领导机关和各飞行部队注意防空警戒，注意不要跑飞机、摔飞机。 我躲出空军大院后，造反派们找不到我，就弄了几部汽车，到处对我进行跟踪侦察。他们当时决定，如果一旦在路上与我相遇，或者是发现了我的住处，就要闯进来抓人。就这样，我整天一边东躲西藏地躲避学生和造反派，一边指挥部队。时间一长，拖得我精疲力竭。我还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最后我请示了叶副主席，叶帅说：“你住到京西宾馆吧，我要军委办公厅给你一间房子，就在那里住些日子。京西宾馆现在由卫戍区警卫，学生是不敢冲的。” 不久，军委办公厅按照叶剑英的指示，给了我一间房子，我就在京西宾馆住了下来。那一段时间，我晚上出去工作，白天回宾馆睡觉，就这样一直过了两个月。京西宾馆虽然就在空军大院旁边，但是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始终没有回过大院。射进京西宾馆以后，我倒是稍稍清静了一些，可家里的人却受够了造反派的骚扰。造反派们找不到我，就晚上越墙进我家里去找。每次进去，他们都要在各房间里搜查一番，看到我确实不在才算完事。 我妻子陈绥圻当时在中国民航总局任生产计划处处长，除星期天以外，每天都要到东四的民航总局大楼上班。从位于北京西郊的我们空军大院到民航总局大楼，两者相距二十来里路。那时正值红卫兵串联的高峰期间，公共汽车十分拥挤，有时连等四、五辆车都挤不上去。好不容易挤上去了，车厢里也是挤得水泄不通。以后她经常开玩笑说，那个时候坐公共汽车，简直是天天在练习跳芭蕾舞。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她在公共汽车上往往被挤得连脚跟都落不了地。 由于交通十分困难，每天上下班往返一次，花在路上的时间要三、四个小时。每天这样上班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有时候她就想住在办公室里，不回家了。但想到每天晚上造反派气势汹汹地闯进家里，常常把几个年龄较小的孩子吓得哇哇直哭，她放心不下孩子们，只好每天都坚持回到家里，第二天早上再去上班。这样，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往往一夜里要起来几次，和在家里值班的秘书一起，应付前来寻找我的学生造反派。这样的日子，差不多持续了两个多月。 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生活状况，持续的时间长了，就不可避免地对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我最小的女儿，当时才只有六岁，有时候晚上一觉醒来，就会条件反射似地喊：“妈妈，又来人找爸爸了。”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动静。这说明，那些造反派的行为，已经对一个不懂事的年幼孩子造成了相当的心理损伤。 十、十万人大会 由于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员在北京的冲击行动，已经严重影响了驻京各军事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给国防部战备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因此，为了使各军事领导机关能够进行正常的工作，稳定军队，经林彪同意以后，军委决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一个十万人的大会，动员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员，各自撤回本单位去进行“文化大革命”。大会还专门邀请了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位老帅参加大会，想利用老帅们的威望，动员这些外地学员离京返校。我们这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总政部主任萧华和副主任刘志坚一起主持。大会正式开始后，萧华首先请陈毅讲话。因为陈毅既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德高望重，在群众心里的威望较高，所以萧华首先请他讲话。 陈毅在讲话中公开批评了到会的军队院校师生，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到处冲击，搞打、砸、抢，随意抓人揪斗。他说，这种行为是极端错误的，这不叫“文化大革命”，这叫破坏。他在讲话中说：“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全大局。毛主席多年作路线斗争都顾全大局，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个人利益和小单位利益。作路线斗争，要顾全中国革命大局、世界革命大局。为顾大局，可以牺牲局部利益，牺牲个人利益。那天，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们不怪大家，以前没讲清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讲清楚了，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事。你那个单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夸大本单位的重要，把局部夸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体、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他还说：“你们年轻没有经验，我跟毛主席十年，我懂得毛主席要我们干什么和怎样干，不是你们现在所做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们片面地理解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你们的行动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本意。我们大家还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他的精神实质。毛主席的学问，我们学不完，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努力真正学到手。” 陈毅的讲话博得了大多数人的热烈掌声，尤其是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干部，大家更是一致认为，陈毅元帅敢于讲话，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讲得真是太好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对陈毅的讲话都表示赞同，也有少数学员在陈毅讲话之后当场表示了反对，而且还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由于大多数人不支持他们，这才把他们压下去。 陈毅讲完后是贺龙讲话。贺龙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推荐空军十七航校几位学员提出的关于军队院校师生串联的十点建议。 接着，是徐向前讲话。徐向前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在现代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的情况下，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视敌人，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刻也不能中断指挥，否则敌人来袭就不得了。他说：“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一些领导同志，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到国家的安全，要考虑到敌人会袭击我们。因此，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一方面他们要满足你们的要求，另一方面，你们要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的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了，有的还有病，你们要照顾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 最后讲话的是叶剑英。由于叶帅是主持军队日常工作和长期负责全军院校工作的，因此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要求军队院校的师生们坚决执行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中央军委原来的规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以后，要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要在北京逗留。他还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要求在外地来京的军队院校师生们，在这个限定的时间内，迅速离开北京。 叶剑英讲到这里时，下面不断的有条子递到主席台上来责问：你们的这些讲话，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同意了没有？今天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的人到场？ 叶剑英看了这些条子非常生气，他拿起一张条子，向全场的人说：“有个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XXX，递来了条子，说我们的会议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是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召开的。你们说，我们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不经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同意，又经过谁的呀，大家相信我们吗？ 这个时候，有人在台下高喊：“把XXX揪出来。”叶帅摇摇手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南海，冲击解放军的各个机关，还有解放军打解放军，这是无产阶级的感情吗？解放军打解放军是帮助谁？是帮助敌人。” 这个时候台下面群情激动，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对叶副主席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但也有少数人，大概有那么一、两千人的样子，不满意几位老帅的讲话，在会场上轰起来了。他们乱喊乱叫，企图闹事。萧华和刘志坚看到这种情况，待叶帅讲话告一段落以后，就立即宣布散会。随后，立即护送老帅们离开了现场。 十一月二十九日，总政治部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军队院校来京人员的大会。由于国务繁忙，周恩来无法参加这次大会，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在大会正式开始前来到会场绕场一周，与参加大会的军队院校人员见了一面。 这次大会仍然由陈毅首先讲话。他在讲话中反击了上次大会后一些人对几位老帅的攻击，并再次讲，搞路线斗争，不要打击面太宽、太大，不要把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他强调说。 接着，他严厉斥责了那些乱批乱斗的人：“我接触过一些同志，他们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打中要害，反而打中了同志。他们的作法就是简单化、扩大化。我对他们说，你们的作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现在你们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掌了大权，还不整死人？将来还了得呀！我就是这样讲话，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但这是老实话、真话。” 陈毅讲完话，叶剑英又发表了讲话。他一开始就说，自己本来不想讲话的，但看到又递了很多条子，所以忍不住要讲几句。他首先念了几张条子，其中有说陈毅讲话有严重错误的，有问叶剑英有什么资格代表军委的，也有要求给XXX恢复名誉的。然后，他嘲笑了递条子的那些人，并说：“我把我自己的意见讲一讲，也许明天又来大字报了。来大字报也不怕，我还要讲一讲。” 接下来，他也像陈毅一样，斥责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行为。他说：“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毛主席，军委主席也是毛主席，但是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严重的错误么？” 这两次大会开过以后，少数学员就大闹起来了，一时间，“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大字报就贴遍了东、西长安街。他们还向中央文革告状，告陈毅、告徐向前、告叶剑英、告萧华。这一告，中央文革就站在了他们一边，公开为这些学员们撑腰，认为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还公开点了刘志坚的名，并通过刘志坚，一次又一次地要陈毅、叶剑英作检讨。 过了几天，中央文革决定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同样召开一次十万人大会，但他们决定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以地方学生造反派为主，以保证大会的成功。他们点名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和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出席大会，准备狠斗老帅和军队负责人。他们还把大会的请柬分为两种，一种是红的，一种是白的。白色的请柬是给大会斗争对象准备的，而我们收到的都是白色请柬。 那天下午，叶剑英召集我们各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到他的家里一起研究一下，看看究竟去不去参加会议。叶剑英主张去，说要去看看学生们究竟有什么名堂。我们都劝他不要去，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去就是挨批挨斗，而且很可能不仅仅是批斗，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罚，甚至是人身的侮辱。大家认为，如果担心不去收不了场的话，最好是陈毅和叶剑英两位老帅不去，让我们这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人去，要批斗，我们大家就一起去挨批斗，无论如何要保证陈老总和叶帅的安全。可是，叶剑英又不同意由我们去替他们挨斗。就这样，从下午三点，一直研究到了午夜十二点，也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来。 在这中间，会议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是中央文革的人，几次打电话催问，叶帅都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由于中央文革的人追得很急，叶帅不得已，就分别向林彪和周恩来汇报了这个情况。但林彪这时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周恩来则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否决了这个大会，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他还责备江青说：“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江青没有办法，只好通知，这个大会不开了。 大会取消了，使得学生们在工人体育馆稀里糊涂地白等了一天，挨了一天的饿，最后大会还是没有开成。这一下把那些学生们惹得火冒三丈，回去以后就大写特写，炮轰、火烧、打倒几位老帅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了。 由于毛泽东的干预，中央文革召开大会批斗几位老帅和军队负责人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事情到此并不算完，中央文革仍然坚持要叶帅作检讨，说什么：“大会可以不开，但是必须在一定的会议上作检讨。”他们让刘志坚准备一个检讨稿子，让叶帅在会议上念。 这样，在一九六六年的除夕之夜，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礼堂召集了一个两千多人的会议，指名要叶剑英作检讨，并要我们一起参加。会议于晚上八点开始，萧华没有到会，由刘志坚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后，就由叶剑英作检讨。结果叶帅的检讨还没有念完，下面的一些人就按照中央文革事前的布置，轰起来了。只见一排排的学生手持大字报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见到这种情况，刘志坚和我们这些各总部及各军、兵种负责人，就赶紧保护叶帅从后台走了。紧接着，我们也从后台陆续出去，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会议就这样散了。由于当时京西宾馆是已经军管了的单位，任何人都不准冲击，因此学生们只能从前门进去，其它的地方他们是去不了的。我们这才得以安全脱身。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关于会议的情况立即反映到了林彪那里。林彪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叶剑英在会议上作检讨，还是遭到了学生的围攻。”毛泽东说他事前不知道这个会议，当即表示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 事后追查下来，中央文革和江青推卸责任，把这件事嫁祸给刘志坚，说这个会议是全军文革刘志运坚搞的，把刘志坚当作了替罪羊。于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刘志坚就被江青点名，撤销了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不久，他就遭到了隔离审查、关押的严厉处置。 十一、改组全军文革小组 刘志坚被打倒，全军文革就没有了组长，加之一些成员也靠边站了，使得全军文革一下子瘫痪了。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在军队里就没有了办事机构。为此，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位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她建议，由徐向前元帅来接替刘志坚的工作。她还告诉林彪，她的这一提议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除此之外，江青还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员关峰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由于江青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接受，答复她说：“好，行。”但他不能肯定这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他又直接请示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果然答复说：“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不得不按照江青的建议去办。他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同时还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上，林彪亲自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军委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副政委王宏坤为副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另外他还宣布，任命关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 十二、对民航军管 从一九六三年开始，中国民航总局由国务院直属改为由空军管理，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兼任民航总局局长。从中国民航成立到一九六六年，中国民航已经开辟国内外航线近百条，建成了北京首都机场、上海虹桥机场等大型国际机场，年运送旅客近百万人，当时的业务十分繁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后，在军队院校师生冲击军事机关的同时，民航机关也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最初，民航下属工厂、学校来京造反的学生和工人，未进入总局的机关大楼，只是在民航总局机关办公楼对面的一条马路上，采用静坐包围的形式，每天红旗招展，围着民航大楼又闹又叫，同时在民航大楼周围到处贴出大字报和标语，要揪斗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和政委刘锦平。这时从外面看，形势虽然显得相当紧张，不过工作人员仍然可以正常上班，国内外航班的正常飞行和安全生产还能得到保证。 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一天下午，民航大楼外的造反派突然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他们串联总局机关内部的一些人，冲进了民航机关的办公大楼，占据了办公室。总局领导立即打电话向我告急，他们担心总局机关会被冲垮，会瘫痪，以致影响国内外航班的正常运行。 我在京西宾馆接到民航总局的电话以后，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叶帅认为，民航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他要我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请求怎么办。我当即向林彪办公室汇报了这一情况。 当天晚上，叶剑英在征得林彪同意以后，通知北京卫戍区派出两个连的兵力，把冲进民航大楼里的工人、学生全部赶了出来，同时还十分严肃地告诫他们，不能再冲击民航办公楼，以保证航班的正常飞行。 接着，在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军管的命令》，具体规定了三条：第一、对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负责实施。第二、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军队系统的安排和作法进行。第三、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各单位的革命组织，对民航系统以外的革命组织，一律不进行串联。 命令发布后，由空军派出的代表马上进驻了民航总局机关。经请示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批准，我们规定，除总局以外，各大区的民航管理局以及下属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只进行正面教育。这些措施的采取，使民航系统在当时十分混乱的局面下，得到了相对的稳定，从而保证了国际、国内航班的正常、安全飞行。 在那种大动乱的年代里，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民航总局自然也不免犯下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民航的国际、国内各个航班，始终都在正常、安全地运行着，没有发生大的事故，保障了国内外客货运输的需要，维护了我国的国际声誉。这些成绩，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 十三、“一月风暴”和“全面夺权”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使全国各地本已十分混乱的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也更令人担忧。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和五日，由中央文革张春桥和姚文元支持、策划，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分别发表了《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报社。《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一直是上海市委所领导的报纸，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由造反派夺权了。这两张报也就从党的报纸，变成了造反派的报纸，带头向上海市委开火了。 一月五日，《文汇报》发表由上海十一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这样公开由报纸来煽动，实际是向上海市委全面夺权的一个讯号。 到子一月六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又策划了由上海各界造反派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从上午十时一直开到下午三时，中心口号是打倒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倒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大会结束时，发出了三项通令：一、不承认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二、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监督劳动；三、限陈丕显在一周以内交代自己的罪行。这一下，上海市委就完全瘫痪了。 关于这次大会，姚文元在《情况简报》中写道：“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台了。”张春桥后来也公开说：“一月六日的大会就夺了权了。” 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五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他还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令。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当场写了一个“编者按”。经毛泽东当场审定后，这个“编者按”于一月九日在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发表。同一天，上海市“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共同发出《紧急通告》，责令上海市委照这个通告执行。《文汇报》、《解放日报》还同时发表了根据毛泽东一月八日谈话写成的记者述评——《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 一月十日，毛泽东对《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的记者述评作出批示，认为“此两件很好”，要中央文革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他要求，贺电“要指出他们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行动。同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也同时进行了转载。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行动，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讨论。社论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社论还指出：“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开展全国夺权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这些文章都是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号召在全国进行全面的夺权。 上海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上报毛泽东，建议仿照巴黎公社的形式，并于二月五日正式宣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但毛泽东经过考虑以后，认为叫“上海人民公社”不妥当，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二月二十三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央批准张春桥为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王秀珍等为副主任。 上面这些情况都是在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规定：第一、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在当地的驻军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第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这样，毛泽东的一声令下，上海作榜样，还有中央的一系列批示，全国各省、市就照此办理，造反派们纷纷开始到处夺权。当时，不仅对各省、市、自治区，对中央各部、委都进行了夺权。而且下面的千千万万个单位，全国上下，处处在夺权。总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全面大夺权在全国陆续开始了，并在夺权后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一月十四日，山西省夺权，一月十九日，中央批准成立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由刘格平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夺权，接着山东省夺权，二月三日，中央批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夺权，二月十四日，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夺权，三月中央批准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成立，潘复生、汪家道任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决定，谢富治、吴德、郑维山分别任正副主任；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夺权，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解学恭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准江西夺权，江西革命委员会成立，程世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雪峰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曾思玉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黄永胜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淮湘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南萍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许世友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等等，等等。。。。。。。 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包括新疆和西藏在内的大陆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进行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当然除了台湾，因为红卫兵是不可能去那里夺权的。当时，有人把这叫作“全国山河一片红”。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邮政部门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但因为错误地将台湾也印成了红色，被有关部门在还没有正式发行之前就收了回去。而遗漏的为数不多的几张，后来就成为集邮者争相收藏的“珍品”。 由毛泽东主导这个全国全面夺权，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实际上就是号召打倒一切，夺取所有领导干部的领导权。当时的夺权运动，已经不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夺权，而是对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八年艰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的全面否定。为什么要夺权？是因为这个政权不行了，才夺权嘛！难道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级政权和党组织都不行了吗？ 幸亏当时没有在我们军队里进行夺权，因为毛泽东当时考虑到可能需要军队的支持。如果当时军队乱了，全国就会完全失去控制。当然，如果那样，我们这些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就完蛋了。 与我们这些军队干部相比，从中央到最基层的众多地方干部的境遇就要惨多了。在全国“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被打倒了，甚至连农村生产小队的队长都不能幸免。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他还是能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江青等人在上面这一煽动，下面的造反派就积极响应。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人就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拉到清华大学里去进行批斗，并对她进行了人身侮辱。一月上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两次冲进刘少奇的住宅，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批斗。以后，又对他们加以软禁，使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还掐掉了电话线，使他们失去和同外界的一切联系。 就这样，一个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不经过任何会议的讨论，没经过任何手续，就被造反派打倒了。从此，斗争逐步升级。最后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从而走完了被彻底打倒的全过程。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长期被折磨之后，刘少奇终于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陶铸的被打倒，在当时对我们来说，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突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之后不到半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邓小平，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批准了打倒陶铸。这个话一传出来，红卫兵一下子就把打倒陶铸的大字报贴遍了全国。就这样，毛泽东的一番话，造反派的几张大字报，陶铸这位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就被打倒了。没有下发任何文件，甚至连一个正式的手续都没有。陶铸不仅被污蔑为叛徒，而且在社会上成了众矢之的，造反派们把他的名字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字排列在一起，从中国的“第四号人物”，一下子变成了中国被打倒的第三号人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铸在遭受到长期折磨之后，在合肥含冤去世。 我在东北西满军区的时候，曾经在陶铸的领导下工作过一个较短的时间。我感到，陶铸是一个非常能干和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的人，对毛泽东及林彪非常尊重和敬佩。由于他长期在四野工作，因此对我们这些四野的干部非常热情，每次我们到广州，只要有时间，他都要请我们吃饭或来看望。因此，对陶铸的突然被打倒，我一来是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二来也不免感到有些难受。 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狂潮中，绝大多数在位的各级领导干部，或轻或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影响和牵连。至于那些早已被打倒的人，更是难逃其难。这些人里，彭德怀是最著名的一位。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彭德怀正在四川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峰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指责彭德怀在“三线”工作时，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说从揭发的一些情况看，彭德怀“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建议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在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到卫戍区监护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一九六七年底，身在狱中的彭德怀曾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大意是：主席命令我去“三线”，除了任副主任以外，没有担任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抓到了成都，二十三日转到北京，现在被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还寄托着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 贺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并被折磨至死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九六六年，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在中央军委磁头会议上打招呼，指出：“贺龙有问题。”十月，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十二月，江青在清华、北大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她还对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了。” 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O一医院逝世。 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过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一下子都追查到了贺龙那里。在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和其他没有提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外，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也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至死，如被迫自杀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阎红彦白天被揪斗七、八个小时后，晚上打电话给中央，请求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保护。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回电话说：“你还是出来见群众，不要怕。”结果，阎红彦第二天一出来，就被群众揪住不放。当天深夜，感到没有出路阎红彦就自杀了。得知这一消息，大家都纷纷议论说，陈伯达的一个电话，就送了阎红彦的命。 事实上，在当时那种十分混乱、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单纯向群众检讨认错，没有一个是能够过关的。那个时候，群众组织多如牛毛，各自为政，大家都以多抓“走资派”为荣，乱抓、乱揪、乱斗现象极为普遍。除非你不出来，只要你一出来，立刻就被批斗，而且被他们一抓走就很难回来，甚至连生命保障都没有了。一些老干部或是被随意绑架关押，或是自杀，或是被折磨至死。如山西省委书记卫桓、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等，就都这样惨死了。最惨的要数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他是被造反派毒打至死的。 总之，毛泽东号召的“全面夺权”，必然导致全面打倒一大批原来的领导干部，造成很多冤、假、错案，甚至使不少领导干部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些被打倒的干部，后来虽然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也有不少的人没能活着见到这一天。 十四、全面夺权变成了全国武斗 遍布全国的“全面夺权”、“打倒一切”，很快就使众多的群众组织产生了分歧。一开始，双方只是用嘴和笔来进行辩论。以后，辩论和争斗逐渐升级，从“文斗”发展成了“武斗”，而且所使用的武器也逐渐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出动了坦克、大炮。 关于全国武斗的情况，我手里没有具体的材料和统计数字，但是从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和中央常委碰头会议接触到的一些全国武斗情况看，特别是从我随周恩来一起处理大量的武斗事件看，这一场全国范围的武斗，按毛泽东的话来说，的确可以叫“全面内战”，也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在这场全国性的武斗中，死的人不说，仅国家财产的损失，就无法估量，更不要说由此造成的人们相互之间感情上的分裂和仇恨了。 上海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抓的典型，可正是在上海，最先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当时上海有两大派组织，一派叫“工总司”，一派叫“赤卫队”。“工总司”的头头就是王洪文，他们是坚决反对上海市委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作为“工总司”对立面的“赤卫队”，实际上是保上海市委的。 上海的武斗是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开始的。有关材料说，为了保证夺权行动的顺利进行，“工总司”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组织了数万人，决定对“赤卫队”采取武装行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他们首先向守卫在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发动了袭击。据目击者说，许多赤手空拳的“赤卫队”成员在这场袭击中被打得鲜血淋淋。这次武斗，“工总司”一共俘虏“赤卫队”两万人，由此可见这次武斗的规模。上海的这次武斗，算是开了全国武斗的先河。 继上海武斗之后，在其它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地、县甚至单位的夺权斗争中，也都相继发生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激烈冲突。武斗的形式，从一开始的拳头、木棍，到钢钎、梭标，最后发展到了抢夺解放军的枪，一些有军工厂的地方还用上了重武器。 可对于这样严重的混乱局面，中央文革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公开支持。记得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就曾公开对造反派宣传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如果有人拿着大刀、长矛对着你，你们放下武器，这就不对了。当阶级敌人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 中央文革的这种态度，使得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全国各个省份普遍都发生了冲击解放军、抢夺解放军枪支、抢劫战备仓库、拦劫军车、拦劫援越物资以及自制武器弹药的情况。到了这时，各地都形成了一支支的造反派武装，许多地区武斗的形势和规模，也已经发展成为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流血牺牲的人数，可想而知。 在当时全国的武斗中，较为我名的有四川宜宾、重庆、成都、涪陵，新疆石河子，湖北武汉，广西南宁、梧州、桂林，河北保定，吉林长春，辽宁沈阳，以及黑龙江等地。在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不仅动用了重型武器，像宜宾、涪陵和广西等一些地方甚至把军队都牵涉进去了。 根据以后看到一些零星的统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石河子发生武斗，双方开枪打死24人，伤74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四川宜宾地区大规模武斗。同月重庆大规模武斗，除动用了常规武器外，还使用了高射炮平射。一九六七年六月武汉地区武斗死108人，伤2774人。 另外，据我所知，广西南宁武斗烧了一条街，而广西梧州武斗几乎把城市都烧光了。四川成都的武斗发展到动用机枪，迫击炮；黑龙江武斗使用了坦克；河北保定，广西桂林，长春、沈阳都发生了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武斗。 对于全国各地都发生武斗甚至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这一情况，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一九六七年中，余立金曾陪同毛泽东视察全国“文化大革命”。回来以后他向我说，七月份毛泽东在上海时，王洪文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策划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策划完毕，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率领十万人向上海柴油机厂发起了猛攻。这一场武斗，双方死伤严重。武斗结束以后，张春桥他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后就说：“打得好！” 余立金还说，毛泽东在南京时，看到江苏一家最好的饭店发生武斗，几乎把饭店都烧光了。在听到全国各地一些武斗的情况时，他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 在上海时，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他们还一起陪同毛泽东观看了上海造反派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电视镜头。当时，造反派强迫陈、曹二人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毛泽东说：“这算不了什么嘛！” 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默许和支持，江青与中央文革才敢于公开支持武斗，全国范围内的武斗才可能发展起来。如果一开始中央文革就采取断然措施来严禁武斗，严禁抢枪、制枪，这个武斗也许就不会发展起来，至少不会发展到动枪、动炮、甚至动用坦克的严重地步。 总之，一九六七年这一年，真是一个十分难过的年头，各级领导机关瘫痪，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人民群众的生命毫无保障，到处一片混乱。所幸的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望，以及解放军军以下机关和部队的稳定，还算勉强控制着局势。否则，一旦敌人入侵，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状况，真是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十五、“可以炮轰、火烧，但不要打倒” 一九六七年初，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揪斗，我仍然住在京西宾馆里。一月初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到叶群的一个电话，要我立即赶到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同她一起接见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邵锦辉等五人。 对刘素媛、邵锦辉等几个人，我是比较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每个星期六晚上，中央办公厅都要在中南海里举行舞会。我们空政文工团长期担任舞会的伴舞任务，去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筛选，而刘素媛、邵锦辉就是其中参加伴舞的两个人。当时，刘素媛等人在空政文工团内的身份比较特殊，因为她们经常出入中南海，陪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跳舞。她们对毛主席非常崇敬，毛主席也把她们当孩子看，所以她们经常陪毛主席谈心、说笑，而毛主席经常也通过她们了解一些基层单位和社会上的情况。 至于这次为什么突然之间叶群找我一起见她们，我心里不禁有些诧异。放下电话，我就坐车到了空军招待所，接着叶群和刘素媛、邵锦辉她们也来了。 首先，刘素媛向我和叶群汇报了空政文工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她说，“文革”一开始，文工团就分成了两派，她们这一派是保我和余立金，保空军党委的。另一派则与她们相反，是要打倒我和余立金。现在她们这一派只剩下了五个人，成了少数派，几乎天天都遭受另一派的围攻，甚至不让她们几个人回到团里，处境十分困难。万般无奈之下，她们只好到处寻找毛泽东救援。一见毛泽东的面，刘素媛就大哭了一场。毛泽东询问原由，刘素媛就向毛泽东诉苦，谈起了空政文工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诉说了她们在团里的境遇。谈话中间，刘素媛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看法，就直接了当地问毛泽东，对吴法宪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回答说：“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毛泽东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向刘素媛交了底。 由于毛泽东不便直接干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就给叶群写了一封信，要叶群想法出面支持刘素媛的这一派。信是由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送给叶群的，叶群接到这封信后，就把我和刘素媛等人找来商量。 听了刘素媛的这番话，我很高兴。有了毛泽东的表态，我的心里就有了底。最后，刘素媛向我和叶群提出：让我“站出来”以后，明确表示支持她们，我同意了。我和叶群都表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一定帮助她们把空政文工团的形势翻过来。 然后，首先由林豆豆出面，在《空军报》社制造舆论，说刘素媛她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然后，再经过一番工作，空政文工团里支持刘素媛的人就多了起来。这时，刘素媛她们自己也公开说，毛泽东和林彪是支持她们的。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空政文工团的形势就急转直下，刘素媛成了多数派的头头，并夺取了文工团的领导权，成立了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刘素媛和邵锦辉分别任革委会正、副主任。由于她们能够经常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在空军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人称“刘司令”、“邵政委”。 接见了刘素媛等人之后，我接连给林彪打了几个电话，意思是：空军每天都有飞机在天上飞，空军领导机关老是像这样乱，我上不了班，出了事情谁负责？再这样下去，飞机跑了，或者是摔了，或者是敌人的飞机进来，我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后来，林彪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关峰四次来空军大院保我。但是，效果都不大，造反派不听他们的。林彪没有办法，只好通过叶群告诉江青说：“毛主席有指示，对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空军的飞机不能出问题，机关也不能出问题、不能乱，必须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 江青表示：“吴法宪可以保，但是要写一个比较好的检讨。”叶群回来转达了江青的意见，并劝我说：“检讨写了，就可以过关了。”就这样，我按照江青的要求，写了一个检讨送给她。她看了后说：“还可以，就这样吧。” 当时我每天都在京西宾馆、西郊机场或北京军区指挥所，与各军区司令员、政委保持联系，听取他们的汇报，共同商量决定一些措施。当时我的思想是，只能让机关乱，绝不允许部队和飞行学校乱，必须保证他们的绝对稳定，严防跑飞机和敌机入侵。 事情也凑巧，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五架飞机，当时估计是美制F—104型战斗机，为了侦察，沿福建海上飞行，有进入大陆的迹象。接到报告，我立即赶到指挥所，命令华东地区空军部队的雷达全部开机，严密监视敌情。同时，命令福建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可能进入地区的飞行和高炮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果然，敌机在福建晋江以东海面突然改变航向，直飞大陆。得知这一情况，我立即命令航空兵XX师起飞X批X架迎敌，并命令其它部队作好拦截准备，防止敌机跑掉。结果，飞行员果断地进行对头拦截，一下子就击落了一架敌机，立了大功。不久，部队找到了被击落敌机的残骸，证实这是一架美制F—104G型战斗机。 应该说，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当时那种全国一片混乱，空军领导机关被造反派长期围困、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空军机关和部队的全体同志，坚守工作岗位，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高度协调一致，各个渠道畅通，才保证了这次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这是空军全体指战员高度责任感和觉悟的体现。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我们空军进行了多次国土防空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其中有：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雷州半岛击落A—3B攻击机一架；五月在云南马关击伤RB—66型侦察机一架；九月在广西东兴、友谊关击伤F—105型战斗机两架；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广西板兴击落F—4B战斗机两架；五月在广西峒中击落F—4B战斗机两架；八月在广西隘店击落A—6A攻击机两架（这三次在广西的战斗，后来被称为“三战三捷”）；九月在浙江嘉兴击落U—2侦察机一架。此外，我们还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飞机9架。据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几年里，我们一共击落、击伤进入大陆的敌机二十余架，而我们仅损失一架飞机。 “文化大革命”以后，击落、击伤敌机情况和跑飞机、摔飞机等重大事故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文革”那样乱的情况下，我们整个空军部队都没有跑飞机，也没有摔过大飞机（包括民航在内），事故也是比较少的，而且还取得了击落、击伤多架敌机的胜利。在今天，我仍然要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在空军机关、部队以及广大空军指战员共同努力下，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保证了战备、防空作战和“三支两军”任务的完成。这些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也是不应该抹杀的。 关于一九六七的一月十三日这次在福建上空击落敌机的情况，我当即报告了林彪、周恩来以及叶剑英。消息传到中央以后，江青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保我。 就在击落台湾国民党飞机的当天下午，叶群派秘书郭连凯在西郊机场找到我。郭连凯对我说：“江青已经决定，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空军院校师生的代表，保你出来正常工作，但是要准备揪出刘震、成钧、何廷一。”他向我解释说，揪出刘震、成钧是林彪的决定，揪出何廷一是江青的意见。郭连凯还说，叶群要他告诉我一下这个情况，好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叶群要我简要写几条关于刘、成、何的错误，以便转交江青，让她讲话时作参考。我当即按照郭连凯转达的叶群意见，简单写了几条，交给他带走了。 当天晚上，江青、关峰接见了空军院校的造反派。当时我不在场，江青讲话的内容，是第二天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传给我的。江青在讲话中赞扬了空军部队击落敌机的战绩，同时点了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名。江青说：“空军的同志们，你们的斗争方向错了，你们不应当指向吴法宪，而应当指向刘、成、何，他们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空军搞地下活动，进行罢官夺权的主要人物。” 江青讲话的第二天，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大字报、大标语就贴满了空军大院，甚至贴上了北京街头。就这样，江青的一句话，刘震等人就被打倒了。虽然江青说了要保我，但我还是出不来，因为我的检讨造反派通不过。他们说：“吴法宪必须再检讨。”结果我又在空军大院连续作了三次检讨，每次参加批斗大会的空军院校的师生，都在两千人左右。这三次批斗大会，他们都让我一直站着，不准坐下，最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让我坐在地上。 三次检讨作完，总算是让我过了关。不久，空司、空政的一些机关干部及造反派的头头，才开始到京西宾馆找我汇报和商量工作。以后，又经过他们半个多月的工作，大约是在三月十五日，由空司的造反派组织“红尖兵”和空政的造反派组织“红愚公”出面，组织了一千多人在营建礼堂开了一个大会，“热烈欢迎”我回空军大院主持工作。从此，就再也没有造反派来成天揪斗我了。 还有一件事，我也应该在这里说一下，这就是成钧被逮捕的事情。这件事与我有关，也是我感到特别对不起成钧的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被江青点名以后，刘震、成钧、何廷一“靠边站”了。成钧当时写的一份检讨，检讨字数不多，却反映了他一些真实的思想情况。他在检讨里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宗派主义斗争，是一方面军的整二、四方面军的，是四野的整一、二、三、野的。成钧的这份检讨交上来后，我看完就与余立金商量，共同签名将成钧的这份检讨送给林彪。林彪又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批给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传阅。于是，成钧的这份检讨就到了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的手里。康生看完后，大笔一批就是一大篇。他认为：“检讨中有些话是反动的，例如说，文革是一种宗派斗争，这是对文革的一种污蔑，是以检讨名义借机放毒。这个人是反革命，必须予以逮捕。”（这是批示的大意，原件当时我要空军党办复印后存空司档案室）。康生那个时候是中央常委，他这样一批，问题就严重了。文件又转到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那里，他们都画了圈表示同意康生的意见。 余立金接到毛、林、周同意的康生批示文件，亲自跑到京西宾馆来找我，问怎么办。我一看，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对余立金说：“没有办法了，只好照办吧。不过最好把文件拿给成钧自己看一看。”这样，由于康生的一个批示，就把成钧关了好几年。 从我自己这方面检查，当时确实不应该同余立金把成钧的检讨往上送。如果我们不送，康生就不会批，这样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有了成钧的这次教训，以后刘震、何廷一等人的检讨，我们就再也不往上送了。 空军院校的师生一直在北京搞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才陆续返回本单位。到了这时，空军领导机关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十六、一九六七年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以空军司令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个会议破天荒地一直开了三个月。当时全国到处都在揪“走资派”，很多军队的领导干部都同我一样，天天被揪斗，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于是，军委领导请示林彪同意，借开会的名义，把大家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林彪还规定，不经过他、叶剑英、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准返回本单位。 另外一个意图，是借开会议之机，来研究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让大家集思广益，共同商量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 当时，前来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对“文化大革命”都有些不满。南京军区就有八个领导被揪斗、被罚跪，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此经常喝酒，还跑到了大别山，并警告说，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也说：“首都‘三司’的学生跑到福州来胡闹，弄得战备工作无法进行。如果再这样搞我，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当时我们大家都认为，如果听任那些造反派们这样搞下去，军队就要乱了。 会议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每天会议的情况都要向林彪汇报。周恩来经常来参加这个会议，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不时来参加会议。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议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央文革及当时形势的干扰和影响，但在林彪的要求和叶剑英的主持下，稳定军队的这个主题，却始终贯穿于会议之中。 关于这次会议，我手头有一个资料。这次军委的会议讨论、制订的文件一共有十七个，所有的文件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精神，即稳定局势，稳定军队。这些文件，在当时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会议首先制定的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文件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家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文件经毛泽东批准后，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 第二个文件是《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文件规定：军以下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它地方逗留，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 关于这个文件，叶群告诉我说，一月下旬，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以及杨成武，林彪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然后，林彪根据大家的意见，口授了七条意见。这个意见，在场的叶、徐、聂帅都同意。这个“七条”，很快送到军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可江青和中央文革不同意这“七条”，因此叶帅他们和中央文革争论得很厉害。后来叶帅打电话给林彪，说是不是想个办法，找一下毛主席？这样，林彪决定立即带徐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见了林彪，同意了这个“七条”。还提议再加上“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这一条，这样成了“八条”。当毛泽东在文件上批完“所定八条，很好，照发”之后，林彪说：“主席你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军委八条》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发。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冲击解放军的歪风开始被刹住，对保障整个军队的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赢得了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 第三个文件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文件规定：解放军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下机关，坚持进行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于二月十一日正式发出的这个文件，对减少“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军队的冲击，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在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众多文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个文件，我要说几句话。我认为，这个文件的制定，并非出于林彪的本意。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林彪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两个原则：一是保证军队的稳定，二是军队不介入地方的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我看只能如此。但对林彪的这个态度，毛泽东是不满意的。所以，他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军区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说：“林彪同志：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对林彪的一个批评。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说的不是“请酌”，而是要必需执行。于是，在接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他立即开始了行动。就在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的第二天，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在毛泽东批示“照发”以后，于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发出。这个文件，可以说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个文件的制定和执行，就使军队支援地方的任务，从之前的“支左”，一下子扩大到了“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五项。通过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军队全面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结果，显然是与林彪以前的想法相左的。 除以上这些文件之外，会议制定的其它文件还有：《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联的通知》；《关于基建工程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关于森林警察部队进行文化革命的通知》；《关于军事研究机构和机要密码工厂进行文化革命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以后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这些文件的制定和执行，不仅有效地稳定了军队，控制了军队的局势，而且通过稳定军队，进而逐步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为恢复军队和地方的正常秩序，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在林彪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些文件都是由叶帅他们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和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的。这些文件的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冲击的指导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林彪的想法是一致的。对这一点，参加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都可以证明。 林彪倒台以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是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了？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十七、林彪痛斥江青 军委扩大会议所确定的稳定军队、尽量避免“文化大革命”对军队冲击的主题，显然与中央文革的意图不相符合，因而引起了中央文革一些人的不满。为此，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与中央文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开始了。 首先是揪斗萧华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共同在京西宾馆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由关峰主持，重点是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不力。 陈伯达在会上首先发言，批评萧华，而且把很多问题都引到了军委身上。他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他还指责萧华说：“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十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作法，就是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听了陈伯达的这番话，在座的绝大多数军队干部都感到愤愤不平。萧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脸上一阵阵变色，最后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陈伯达却说：“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 听到这里，叶剑英怒不可遏，猛力拍案而起。由于用力过猛，他把自己的小手指都敲断了。他愤怒地斥责陈伯达：“你陈伯达胡说！你凭什么对萧华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对谁有利？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了萧华几句。他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了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也许徐向前的本意是为了缓和会场的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晚上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是背后都议论纷纷。 就在这天夜里，萧华的家遭到了北京军区文工团和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的包围。这些造反派不但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档案，还要揪走萧华。但萧华从后院跳墙出走，跑到叶剑英的家里躲了起来。 叶剑英非常生气，他立即打电话，请求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表态说：“抓萧华、抄家和抢档案都是不对的。”毛泽东还马上找到江青，要江青亲自到萧华家里去处理这个问题。 在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下，江青不得已来到萧华的家里，对那些军队造反派说：“谁让你们来抄家的？是谁让你们来揪斗萧华的？还不赶快撤出去！天亮以前，一定要把‘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全部覆盖住。”江青这样一训，把造反派训走了。江青还批评了萧华的秘书，责怪他不该随便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那些造反派，让他们抄走文件和档案。 第二天，二十日上午七点半，杨成武在京西宾馆召集大家继续开会，专门传达萧华的问题。他告诉我们说，江青要他来向大家宣布，昨天晚上在萧华家里发生的事情已经查明，泄露会议情况的是杨勇。杨勇在前一天晚上散会以后，向北京军区文工团传达了陈伯达的讲话。对于这件事情，杨勇要负责任。他还传达说，毛泽东已经对这件事表示了态度，认为抓萧华、抄家、抢档案都是不对的。 这件事情究竟是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我不知道。不过这次会议以后，中央文革就批准又把杨勇抓了起来。 这之后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时遇到萧华，对他说：“萧华，你写个简单的检讨，我给你批一下，就没有事了。”萧华听了后很高兴，连声说：“好”。谁知他这个检讨一写，造反派就继续揪住不放。于是，毛泽东又要萧华写了第二次检讨，这才让他好不容易过了关。 二十日上午，叶剑英也向林彪汇报了那天晚上会议的情况，以及后来发生的抄萧华家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不料林彪一见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江青回答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说道：“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参谋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这时，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十八、中央文革检讨 在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让他们两人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 当天晚上的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只有关峰一人到了会，其他人都没有来。会上，关峰代表中央文革对萧华的问题作了解释。他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关峰讲完后，徐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 之后，与会的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发言中严厉斥责中央文革，斥责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说到这里，黄永胜的话被关峰打断了。关峰责问他：“你这样说，是指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 听关峰这样一说，徐向前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负责，不得已，就想替黄永胜掩饰一下，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当时我也很怕黄永胜这样说，会遭致江青的不满和仇恨，反过来整黄永胜，就赶紧说：“江青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稍稍缓和一些。大家逐渐冷静了下来，但还是纷纷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峰回去以后，把会议的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他们把问题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上，责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向前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于是，他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为此，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江青拿林彪没有办法，只好把这笔帐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从此，江青对徐帅表示不满，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帅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里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 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 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接着就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我想，“二月逆流”事情的发生，是和当时军委扩大会议的气氛分不开的。 十九、“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些情况都是以后周恩来告诉我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和二月十六日下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两次召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在这两次会议上，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以及谷牧、余秋里等几个人，当场就跟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峰等人吵了起来。陈毅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把党和政府搞乱了，把国家搞乱了，还要把军队搞乱。叶剑英还对张春桥等人策划的“上海一月风暴”进行了抨击，他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人民公社’，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毛主席，就擅自改变名称，这是想干什么？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要党的领导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吗？ 这两次会议上，要数谭震林闹得最厉害。他说：“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通通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还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想来想去，自己不该那么早参加革命，不该活六十五岁，不该跟着毛主席。” 这时，陈毅说：“谭老板，你说话真有水平，坐下来说。”接着，陈毅又从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到了“延安整风”。他说：“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 李先念指责了大串联，说：“那样大规模的串联，把交通和秩序都搞乱了，经济损失严重。”另外，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也斥责了中央文革。当时，他们几个人的情绪都很激动。 周恩来跟我说，当时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劝双方冷静下来。结果，这两次会议都不欢而散。 现在想起来，老帅们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周恩来大概也有同感，但是不敢说，也不好说。所以一直在调解。所以我觉得周恩来在政治上是很老练的。 果然，这一下子激怒了毛主席。 以后叶群告诉我，第二次中央常委碰头会后两天，也就是二月十八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找叶群到他中南海的住所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说，她听到这些话，感到莫名其妙，神经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究竟何在。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 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还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说着，叶群就哭了起来。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反过来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老干部，现在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老干部都被打倒了，整了这么多人。还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干部统统整光吗？他们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谬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把全国搞乱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她一定会将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这时，毛泽东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叶群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听后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一些情况不知道，也不行。这样，今后的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叶群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叶群便一步登天。当然，这是有江青作为先例的。在那以后，叶群就与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召集的中央常委会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这两个夫人一直参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从此越发不可收拾。 叶群还告诉我，就在二月十八日的晚上，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她列席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大发了一通脾气，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陈毅等四位老帅和李富春等三位副总理。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稳哪，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还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的组长吧，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出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他还特别挖苦谭震林说：“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六十五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黨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六十五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 毛泽东最后表示：“这件事情，我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就退场走了。 以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几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因有了毛泽东撑腰，神气十足，猛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给他们扣了很多的大帽子。 后来，毛泽东又点名让周恩来带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到正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我参加了这个会议。第一个作检讨的是陈毅。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一些场合说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重要指示，不断地改造自己。 第二个发言的是谭震林，他非常沉闷、抑郁，脸色非常难看。他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说了一些错话，请大家批评。 第三个发言的是徐向前。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学习不认真，工作不得力，对“文化大革命”也说了一些错话。另外，他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也不称职，虽然对军队院校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大，军队仍然受到冲击。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其他老帅和副总理没有发言。周恩来最后说：“以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向军委扩大会议作自我批评。希望到会的同志接受教训，很好地学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讲完，就让大家发言。由于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一个人发言。于是，会议就这样冷冷清清地散场了。 不久，江青等人就把这件事情捅到了社会上，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北京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一时间，炮轰、火烧的标语，贴遍了北京的街头。 四月下旬，造反派开始围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家也遭到了围困。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搞的，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也都知道这些情况，但没有人发出指示为李富春等人解围。从这以后，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就很少在分开场合中露面了。接着，中直机关党委又组织几位老帅、副总理宿舍的党支部成员，对他们进行批斗。据说，这种方法是康生和江青想出来，由江青请示毛泽东决定的，其目的就在于不让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舒舒服服地过这一关，把他们搞得精疲力竭。 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以后，毛泽东还是对他们不放心，特别是老帅们，因为他们在军队中有一定影响。我知道一件事。一九六七年一月，当时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被造反派们揪住，先是将他用汽车押着在北京市转圈游行示众，以后又把他关押起来。一个多月后，王秉璋得了肝炎，身体不行了。他的妻子史导来找我，要求我把王秉璋的情况报告给林彪。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叶群，请叶群报告林彪。林彪得知此事，就要叶群报告毛泽东说，七机部是重要部门，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这个意见，这样就把王秉璋放了出来。 这时，毛泽东就想起了几位老帅，不知道在批判了他们以后，这几个人会不会在背地里有什么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毛泽东想知道他们住在西山究竟在干些什么，就想派人去暗地里察看一下。 毛泽东先找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让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乘机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帅们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帅们在干些什么，说了些什么，都有那些活动，有没有串联？刘素媛还告诉叶群，毛泽东要王秉璋注意经常了解一点情况，并且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后来，叶群就带着她的女儿林豆豆来到王秉璋的家，把毛泽东的意思告诉了他，向他布置了这个任务。后来，林豆豆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后来，王秉璋通过我转给毛泽东的报告至少有两个。我还记得，这两个报告都是用记录本的纸写成的。在报告里，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大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话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告都说，老帅们在受到批评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了很大的作用。两个报告都是这样的内容。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曾经批转给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人传阅。不久，毛泽东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这些老帅们。所以，王秉璋实际上是为老帅们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这两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几位老帅的作用，使他们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到他的住所开了一个“团结会”。当晚，周恩来拟订了一个参加“五一”劳动节首都庆祝大会的领导人员名单，这个名单里就有李富春等人。毛泽东批准后，第二天他们全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在报纸上露面是个标志，只要参加了重大活动并且在报纸上一露面，就意味着“站出来”了；一旦在报纸上没有了名字，就意味着可能被打倒了。 以后，毛泽东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一九六七年八月，经毛泽东提议，李先念被吸收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后来，又吸收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参加了毛主席召集的中央党委碰头会议。不过，这些老帅和副总理虽然参加了会议，但却极少发言，显得十分严肃和谨慎。另外，毛泽东几次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时，这些老同志也都参加 接见，而且位置的安排都比较靠前。 但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底，叶剑英在北京西山的宿舍再一次被围，参加围困的人有数千人之多，主要是外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和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这些人分乘七十多辆汽车，来到西山中央军委的驻地安营扎寨，树起了数十面红旗，日夜轮流呼喊口号，要叶剑英出面回答问题。林彪很快就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但一直没有动静。一直到五月三日，毛泽东才委托黄永胜代表他去西山做工作，命令围困叶剑英家的学生和造反派各自撤回原单位。经过黄永胜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工作，那些学生和造反派才逐渐撤离西山，事情才告一段落。 接着，林彪又向毛泽东建议，应停止老帅们家里的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林彪认为，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也认为，搞了一段时间后，应当适可而止了。于是，林彪就委托黄永胜和我代表毛泽东和他，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家做工作，“解放”他们。 黄永胜和我接到通知，先到了西山叶剑英的家里，然后依次到了聂荣臻、徐向前和李富春的家里。当我们说明来意，并向家里的工作人员宣布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后，叶剑英等几位老同志都要我们代他们向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感谢。 我们最后到的是陈毅家，当时他正在听收音机。见到我们进去连声说“欢迎，欢迎”。他还告诉我们，他夫人张茜上班还没回家。当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支部的同志说，我的检讨很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批判我了。现在有‘尚方宝剑’，更不怕批斗了。”随后，他还坚持把黄永胜和我一直送到大门口，看到我们上了车，才肯回去。 至于谭震林的家，毛泽东不同意我们去，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情，谁反对过毛主席，最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徐海东就是个例子。 徐海东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红军时期曾经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和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开始后，相继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在鄂、豫、皖地区，在陕北和江北地区都立有赫赫战功。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他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全国人大以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到了“第一线”，而毛泽东则退到了“第二线”。就在这个时候，听说徐海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毛主席年岁大了，应该交班了，应该交给刘少奇。”毛主席见到这封信很不满意，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理过徐海东。 徐海东以后就长期休养。他最初是住在总参谋部。当时，一些在北京的老部下经常前去看他。我因为长期在新四军三师工作，这支部队里的八旅、十旅都是在红二十五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他很有感情，也经常去看他。后来他转到大连休养，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我们还曾以老部下的名义，帮助他解决了一些问题。为此，他还送给我一个很好的白玉印章作为答谢。当然这些是题外话。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我原以为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中全会上，又掀起了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而且调子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了怀仁堂会议。 本来，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了讨论和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各项工作而召开的。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有：代表名额的分配、选举的办法，修改党章以及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当这些问题讨论和决定以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他们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他们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他们过关，出席“九大”。当时我感觉，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只是代表他们几个人的意见。 周恩来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认真的检讨。” 于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周恩来提出，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朱德分到了华北组，叶剑英分到了中南组，陈毅分到了华东组，徐向前、李先念、邓了恢、李富春等也都分到了各个组。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见，这次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除了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外，还有一批造反派，是中央文革从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找来的，是所谓的“新鲜血液”。这些造反派一上来就乱“放炮”，猛轰这些老同志，一些“左”得出奇的口号也喊了出来，并且登在了简报上。这样，江青等人通过他们第一天就点燃了大批判的烈火。 中央文革还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几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谓“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帐”。据我看来，这些“炮弹”里的有些材料的来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会知道的，但是都提供了出来。在会议上就不仅仅只是批判老帅们在一九六七年的问题，而是彻底算开了这些同志的历史老帐，把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统统翻出来进行批判。所以，斗争他们的内容就很广，连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等各个时期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当然，主要还是抓住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批判，斗得这些老同志的情绪都不好。 在会议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也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其实，会议上的一切，都取决毛泽东的一句话，也都是在他的眼前进行的。所以，我的感觉，这一切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 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我是以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身份参加的，被分到了华北组。在当时的会议气氛下，我曾经错误地批判了分到这一组的朱德委员长和李先念副总理。我说：“朱老总，你当了一辈了的总司令，实际上指挥打仗的是毛主席，真正的总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红司令。听说你在井冈山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要把毛主席赶下台，你把这些情况说一说，也可以教育我们嘛！” 红四军七次党代会的事情，是我在中央文革提供的材料里看到的，但其它的话却是我自己说的。在讲完这些话以后，我仔细想了一想，觉得这些话说得太过了一些，是犯了一个错误。可是，朱德委员长的胸怀非常宽大，他听了我的话以后并没有生气，只是解释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以后，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情时，都深感内疚和惭愧，同时朱德委员长这种宽宏的态度也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在小组会议上，我还批判了李先念副总理。我说：“你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保护老干部，就好像只有你要保护老干部，而毛主席不知道保护老干部似的。” 尽管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场合下，大家都这样说，不这样说谁也过不了关；但我随大流，这样无原则地批评李先念副总理，也是很不应该的。除此以外，整个会议期间我没有对其他老同志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 全会闭幕以后，中央决定，按规定范围传达会议的情况，同时要传达“二月逆流”问题。因此在空军的传达会议上，我也按照中央的决定作了传达。 康生和江青一直想充当反对“二月逆流”的英雄。八届十二中全会刚刚批完，到了九大即将开始的前夕，康生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向毛主席书面提出了要搜集和整理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记录，写成一个文件，发给九大代表。这样，他们要批判“二月逆流”的问题列入九大议程。当时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意这一建议，而林彪、周恩来、黄永胜、汪东兴和我们都不同意。毛主席最后表示：“不要再批了。”这样才使这一问题告一段落。 这样，所谓“二月逆流”的问题，从一九六七年二月开始批起，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才结束。也就是说，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整整被批了两年多。 从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看，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批评触及了毛主席，不符合毛主席的心愿，所以他们在以后的两年里一直作检讨、靠边站。 二十、青海事件与内蒙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下午，军委扩大会议通知开大会。下午三点，大家集合在第一会议室。大家一边等着开会，一边交头接耳闲谈。不一会儿，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陆续来到会议室。与他们同时来的，还有青海省的造反派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赵永夫。 周恩来首先宣布说：“在青海发生了大规模镇压革命群众的事件，青海省军区调动军队，围歼革命群众。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经向各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省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接着，中央文革的成员一个一个讲话。 从他们的讲话中，我们得知了这个青海事件的大致情况：一九六七年一、二月，青海省的造反派集中在西宁市，准备夺取青海省的党、政大权。当时，青海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为了躲避造反派的围攻，已经住进了省军区大院。于是，造反派就冲向省军区所在地，要求省军区交出省委主要负责人。后来，造反派占领了青海日报社，军区派人包围了报社。劝造反派退出，但毫无效果。双方对峙了九天后，在二月二十二日发生了冲突，部队开枪打死、打伤了一些人。这件事报上来以后，毛泽东三月十一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就值得研究了。”接到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文革先后作了两次调查。他们在听取了选择派的片面控诉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三月二十四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接着，就在会议上宣读这个《决定》。《决定》指出：“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以后，勾结二O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未搜到一枝枪。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决定》规定的处理办法是：一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指挥外，八O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O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归刘贤权指挥。二是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的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并为死去的恢复名誉，对负伤的负责治疗，被逮捕的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三是成立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将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决定》宣读完，就当场逮捕了赵永夫。之后，周恩来又讲话强调：“军委扩大会议应当很好地讨论这个《决定》，接受青海的教训。今后，解放军要坚决支持‘左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准开枪，更不准打死、打伤和逮捕革命群众。” 我同赵永夫很熟悉。他原来是东北军的人，直罗镇一仗他成了我们的俘虏，就参加了红军，并从此成了我的部下，从班长、排长、连长一直提升到了团长。解放以后，他在青海省军区当了副司令员。 青海事件发生后，赵永夫曾经打电话报告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答复说：“你们打得好，打得好！”可是突然之间，由于中央文革的插手，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说赵永夫是打死、打伤“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把他抓了起来，而且几乎把他枪毙了。这样的处理，弄得叶剑英也是措手不及。 青海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不过以后有人告诉我，青海发生的事件，是西宁市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在北京来西宁串联的一些学生支持下，借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报社大搞“打、砸、抢”，有几个报社的工作人员竟被活活打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搞来了一批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威胁。省军区以赵永夫为代表的领导认为，这样的书面很危险，于是派出部队对造反派占据的《青海日报》社进行了武装包围，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交出武器。但占据报社的造反派向部队开了枪。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得不开枪进行反击，从而致使一些造反派被打死、打伤。当时的情况，赵永夫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军委和叶剑英。 中央文革对青海的整件最初保持了沉默，但几天以后就利用简报刊登了青海“红卫兵”的来信，控诉被“武装镇压”的经过。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姚文元还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审青海事件。这才有了毛泽东三月十一日的批示。 以后，中央文革找造反派几次了解情况，都是一些一面之词。依据这些一面之词，中央文革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这样解决青海事件。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由来。 就在处理青海事件的同时，又发生了内蒙事件，两个事件的经过大体都差不多。事情也巧，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王良太也是我的老部下。我任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的时候，他当过纵队参谋长。一九六六年，他任内蒙古军区参谋长。“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他是坚决支持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和王逸伦、王铎等人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内蒙古呼和浩特“三司”等造反派组织在冲击自治区党委时，王良太组织部队保卫区党委，最后开了枪，可能打伤了几个人。事情很快就反映到了北京，周恩来要我派飞机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人，以及造反派的代表接到北京，大概是要听取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说明。 由于这个事件又牵涉到军队开枪的问题，所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又一次把这个问题弄到了军委扩大会议上。跟上次青海事件一样，造反派一攻，就把王良太也逮捕了起来。 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向我们宣布了。《决定》认为：“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内蒙古军区党委的一些同志，不经过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了已经站在革命群众组织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决定》还认为，内蒙古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的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内蒙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和内蒙古军区的领导负责。 《决定》同时还宣布：“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古军区党委，并对军区所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等同志经过群众的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负责筹建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古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抓起来 。”《决定》还要求“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问题，要在内蒙古公开揭露。“ 内蒙事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我同样不清楚，以后对王良太是如何处理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历史就是历史，事情总会恢复它本来面目的。 青海、内蒙事件处理完不久，军委扩大会议就结束了。于是，大家又回到本单位，继续接受群众的冲击和“再教育”。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回了原单位，因为当时有些地方的情况比较好，有些地方则比较乱，为了保护一些较乱地方的军队领导，军委在会议结束以后，又安排他们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比如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和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就是在北京一直住到了夏天才分别回去的。 这次为期三个多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在维护军队稳定、保护军事机关不受冲击、保证军队纪律、组织军队参加“三支两军”，以及维护国家的基本稳定、维护国家的基本生产、保护国家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可抹杀的。 二十一、“五一三演出”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解放军在北京的几个文艺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等，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准备于五月十三日晚上联合在北京展览馆搞一次文艺会演。当时，包括军队文艺团体在内的驻京部队，已经明显地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后来被称之为“老三军”的，这一派是支持军队现任领导的；另一派是后来被称之为“新三军”的，这一派实际上是由北京“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一次出演，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所以他们又称作“演出派”。而“新三军”则因准备冲击这次演出，而被称为“冲派”。 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 他们事前制造舆论说：首都的文艺舞台决不能让“老保”占领。如果要演出，一切后果由演出派自负。这时，连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都听到了这些传言。当“老三军”在演出前，报告萧华，请求批准演出时，萧华怕因为演出引起双方武斗，就没有同意演出的要求。 在“老三军”这边，有一些演员是能够直接“通天”的。于是，她们把演出的问题直接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林彪就说：“你们演出吧。” 五月十三日晚上，“老三军”组织的文艺会演，如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演出刚刚开始不久，北京“三司”的造反派果然领着军队的造反派就来了。他们分乘几十辆汽车，包围了剧场，然后一边高喊着口号往里冲，一边见物就砸，见人就打。两派发生了武斗，打得一塌糊涂。一瞬间，剧场变成了战场。由于来冲击的造反派很多，准备也很充分，于是设施、乐器被砸，在场的演员被打伤，参加演出的同志损失严重。 一听说发生了武斗，而且“冲派”又人多势众，北京军区、海军、空军、二炮机关里的人坐不住了，纷纷准备出去支援。与我们空军大院仅相隔一条马路的海军领导机关，由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李作鹏亲自率领机关的人员前去支援。临走前，李作鹏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这一走，海军大院就空了，叫我们在家里先不要动，万一有情况，我们既可以支援，又可以守卫，帮他们看好家。我说：“好，我们就这样分工。你们放心地去吧，有我们在就有海军大院在。你们去现场支援，担子要比我们重。” 放下电话，我立即发布命令，要求空军机关的全体人员集合在办公室，高度戒备，并密切保持与演出现场的联系。然后，我立即向周恩来和林彪报告这一情况，并一直在办公室里守着电话机，准备一旦有情况，就马上调动人员去支援，并随时报告周恩来总理和林彪。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几乎不亚于战争年代进行的一场战斗。一个文艺演出活动，竟然闹到了这样的地步，也真是史无前例。 萧劲光、李作鹏率领的海军机关人员一赶到北京展览馆剧场，就立即冲进去抢救伤员。“冲派”看到有人来支援，也马上调集力量，又包围了海军的人。恰好在这个时候，北京军区机关、二炮机关和其它部队的人员也陆续赶到。双方一场混战，武斗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最后，中央文革派陈伯达、林彪派萧华来到现场制止，这场武斗才算停了下来。 陈伯达一到现场，就指责“演出派”不该坚持演出，以至引起武斗。萧华也说：“我叫你们不要演出，就是怕发生武斗，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演出派”原本就对萧华不批准演出心中有气，认为是受到了压制。现在被冲、被打以后，反而又受到指责，就更加不满。他们纷纷责问陈伯达和萧华：“我们搞演出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难道是错了？他们联合地方学生冲击演出，搞打、砸、抢反而是对了？” “演出派”本来是保萧华的，但萧华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使得“演出派”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此而种下了他日后被打倒的祸因。 武斗被制止下来了，可问题并没有解决。五月十四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解决两派武斗的问题。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双方武斗的行为，并且认为萧华的讲话是对的。结果，他的话引起了“老三军”的不满。下来以后，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跟周恩来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他把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也就不再说话了。 这个时候，从不轻易出面干预具体事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态度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 五月二十三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演出派”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演出。这一次，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演出，还派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这次演出就再没有受到冲击。 六月九日，“演出派”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演出。这一次，林彪亲自出席，并带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杨成武、汪东兴、姚文元等前来观看了演出，给演出派撑腰。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相反，萧华的日子却不好过了。“演出派”因对萧华在“五一三演出事件”上的态度不满，不几天就贴出了炮轰萧华的大字报。其实，军内造反派一直都想要打倒萧华。这一年的二月中旬，造反派还曾经抄过他的家。而“老三军”一直是支持萧华的。但在“五一三事件”之后，“老三军”对萧华不满，也反起萧华来了。他们把萧华弄到京西宾馆，一连斗了十多天，要萧华承认这个、承认那个，把萧华斗得抬不起头来。 “五一三事件”后，林彪仍然准备保萧华。他告诉萧华，暂时住在西山不要出来，等过一段时间，“演出派”的气消了，再出来工作。谁知道，萧华自己在西山犯了错误，被海军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直接向毛泽东递了一份材料。毛泽东一看就说：“萧华是个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这句话一传出来，萧华立刻就被打倒了。 这些年里，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说萧华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萧华长期以来一直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林彪对萧华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屡屡保他，要说林彪有意搞掉萧华，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二十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以前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罗瑞卿、贺龙等人先后被打倒，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成立了一个由叶剑英、杨成武和萧华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 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初，毛泽东到南方去巡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中央军委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政委李作鹏随同前往。这时，叶帅已因“二月逆流”事件靠边站了，萧华也被轰得不能工作，杨成武再一走，“三人小组”就名存实亡了。于是，周恩来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名义向林彪提出：“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之下，暂时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提出由我、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中央军委临时看守小组，由我任组长。 七月十七日，我接到通知，要我当晚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经毛主席批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中央军委临时看守小组，由吴法宪任组长。临时看守小组的任务是，接受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交代的任务，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从此以后，我便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凡是会议上通过的有关军队问题的决定，或者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对军队有什么指示，就由我们看守小组来传达和办理。看守小组的办公地点在京西宾馆，下面的具体工作机构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这些都是杨成武临走之前给安排的。 我们这个看守小组一共存在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实际上没有干多少事，因为当时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机关，大部分都已经瘫痪，看守小组成立后也就没有向下面宣布，因此没有人向我们反映情况，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什么也守不住，反而是经常挨江青的批评。在那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就向中央文革写了三次检讨。 九月二十六日，杨成武回到北京。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周恩来就宣布撤销了看守小组，另外成立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我被任命为办事组的副组长，同杨成武一起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们这个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在军委办事组只是挂个名，她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她一次都没有参加过，对办事组的工作也从来不加干预。 与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实际上行使中央常委会议的职权一样，我们的这个军委办事组，实际上行使的是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以前军委的正、副秘书长。 军委办事组的成立，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领导机构与领导形式。军委办事组成立以后，开始只是在中央碰头会议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中央碰头会议通过的有关军队的决定或文件，由周恩来签名以后上报毛主席和林彪，经他们同意以后，才能正式形成文件，再交由我们以中央军委或者是总参、总政、总后的名义下发。 军委办事组对下不单独行文，不发文件，不下命令。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军委办事组采取集体办公的形式，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办公，集体讨论需要办理的事情。需要提交中央碰头会议的，晚上就由正、副组长带到碰头会上去研究；剩下的就由我们酌情处理和解决，并交有关部门办理。 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以后屡有变动，先后参加过军委办事组的有黄永胜（杨成武被打倒后，由黄永胜接任军委办事组的组长）、谢富治、刘贤权、李德生、温玉成、纪登奎、张才千等人。 二十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 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在一九六七年初产生的。在这之前，中央曾经是两个会议：即中央常委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一九六六年底、一九六七年初，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先后被撤消职务，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政局常委会议和书记处会议都先后停顿。这样一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任务，就全都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当时，他既要管国务院的工作，又要管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于是，经请求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就以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的形式，集体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由周恩来负责主持，吸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主要讨论和解决党、政、军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且把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报请毛泽东批准后执行。 当时，还有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由陈伯达主持，也吸收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主要负责解决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所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也需要毛泽东的批准才能执行。这样，就形成了两个中央日常的工作会议。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对周恩来意见很大，他们要求周恩来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要周恩来直接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为党中央日常工作机构。 最初，周恩来没有同意江青等人的要求，照常举行中央党委碰头会议，主要的问题都拿到这个会议来解决。于是陈伯达和康生等人就通过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发泄不满，要求毛泽东下令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来代替它，江青甚至提出公开挑战，宣称：“一定要把中央常委碰头会议摧垮。” 毛主席当时的态度如何我不知道，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中央常委办公会议开不成了。参加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的大部分成员都已经被打倒，几乎只剩下了周恩来光杆一人。周恩来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经毛主席批准，取消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合并，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一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我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这时候我才知道周恩来早已是这个会议的负责人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共十一个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我、叶群、汪东兴。不久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李先念也参加了中央碰头会议。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十六号楼。钓鱼台宾馆原来是国务院招待外国元首的地方，一共有三十多座小楼，装修极其豪华，其中江青住的十号楼、康生住的八号楼是最华丽、最好的。当时，江青一人独占了三座楼。除了住宿的一座楼以外，她还有一座专门放电影的楼和一座专门带舞厅的楼。江青也曾为毛泽东在钓鱼台准备了一座楼，但毛泽东除了去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曾在里面休息过几小时以外，再也没去住过。 钓鱼台里也有一座楼是供周恩来使用的，这就是五号楼，但周恩来一直住在中南海西华厅。另外，陈伯达住在七号楼。从条件上看，五号楼和七号楼比江青住的十号楼、康生住的八号楼要差一点。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都住在十六号楼里。十六号楼是一座大楼，楼上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楼下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办公地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般是晚上办公，一直到凌晨三、四点左右。 整个“文革”期间，钓鱼台都是北京的一块禁地，全部由中央警衛团警卫，戒备森严，任何人都不能冲击。江青曾经下令，如果有人胆敢冲击钓鱼台，一律逮捕，并且可以开枪。那个时候，造反派可以冲击北京的任何地方，包括中南海都被造反派冲击过，但是没有人敢冲击钓鱼台。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所决定的重大问题，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签字以后，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有一次陈伯达提出，以后会议上定的文件，由周恩来一个人签名上报就可以了。但是江青提出了意见，说：“还是总理的一贯作法好，这样可以表示由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正、副组长共同负责。”周恩来转而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大家谁都没有说什么。就还是照原样办理。经毛主席、林彪同意的文件，有时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有时用国务院的名义，有时联名下发。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九大以前中央的一种集体领导形式。一般是用文件的形式将所讨论的问题报告毛主席。但有的时候，由毛主席直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一些更重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也不少。林彪因为身体的关系，除了毛主席亲自召集的会议以外，很少参加会议，都是由叶群代替他参加会议。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几乎从来不否定他们的意见。相反，江青对周恩来的态度十分傲慢。我记得，有一次，江青对周恩来说：“你过去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不感兴趣，现在该相信我们了吧，我们还是能处理一些问题的吧。” 周恩来说：“当然啰，中央文革小组现在的威信很高，钓鱼台是我们为招待外国元首而修建的，现在让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办公地点，这是我们对中央文革的一种尊重。” 江青说：“你们现在也是无实可待，闲着可惜，让出来给我们办公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早就建议你和我们合作，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但你就是不听，硬要维持你那个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一直到会议开不成了，你才来钓鱼台。这个教训，你是应该吸取的吧。”接下来她又说：“你想和我们中央文革唱对台戏，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全国都搞‘文化大革命’，只有中央文革的旗号才打得响。你是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合理又合法的。” 还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会，我迟到了，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人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 听到这里，所有到会的人都不知说什么好，会场一片寂静。等了一会，康生才说：“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恩来只好点头称是。江青又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都沉默无语，很难表示什么。 当时，我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心里感到难过。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德高望重，是我们心里非常敬佩的领袖之一。而江青是狐假虎威而已。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 我相信，别人对此也有看法。一次叶群专门告诉杨成武和我，一定要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叶群告诉我们，周恩来到林彪那里汇报工作时，林彪曾明确表态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切工作还希望你鼎力支持。”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除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外，就是江青和康生在起作用。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都要看着她的眼色行事，谁不听她的，在中央文革就呆不了几天，甚至会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对我们这些人也非常傲慢。因此，每次碰头会上，我们基本上只有反映情况、听取命令以及具体贯彻执行的权利。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时间不长，我就开始感到紧张、疲劳和力不从心。因为我们要经常接见各地的造反派，处理各省、市、自治区的一些问题，我对地方的问题本来就不熟悉，每次接见基本上都是陪衬。时间一长，我感到非常厌倦。 有一段时间，杨成武经常不去参加会议，他要我参加会议以后，向他汇报情况就行了。可江青抓得很紧，每次都要追问我，我只好替他打圆场说：“杨代总长的身体不好，要我代为请假。” 在当时，我除了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之外，还一直担任着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工作相当忙。每天中午起床以后，都是先抓紧时间处理一下空军的事情。我们办公室的同志们说，这是“搞点自留地”，下午去做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晚上再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至于我担任的副总参谋长职务，那基本上是挂名的，总参的事情我一般不管。但空军的事情，是我的责任所在，我一点也不敢疏忽。这样一来，弄得我每天精神都非常紧张。 二十四、武汉“七二O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市发生了一场反对和揪斗“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谢富治的事情。这一事件的发生，震惊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应十分强烈。 这个事件的发生，还得从军队“支左”说起。在毛泽东作出关于军队应该支持“左派”的指示以后，全军各部队便逐渐开始了“支左”。但关键的问题是，谁是“左派”？究竟应该支持谁？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军区的领导的认识，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不一样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以支持“造反”为目的，而地方上的领导更着眼于当地的稳定。 在当时，武汉地区了同全国各地一样，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了两大派。其中一派是号称有一百二十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反对全面否定和打倒湖北省委，拥护军队。因此，这个组织得到了武汉军区的支持。事实上，“百万雄师”的本身就包括了很多部队的干部、战士，也可以说是在军区支持下组成的一个群众组织。 与“百万雄师”相对立的另一派，是被称为“三钢”（“钢工总”、“钢三司”、“钢九一三”）的造反派组织，“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以及“三司革联”等造反派组织。这一派的政治倾向非常激进，主张全面夺权。他们在人数上尽管比“百万雄师”要少，但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另外，武汉还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两个造反派组织，但这两个组织已被陈再道打成“反革命组织”，其首领朱洪霞、胡厚民等也被逮捕入狱。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毛泽东在南巡途中，带领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等人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由于武汉的局势动荡，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还特意先期来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百花一号，为毛泽东的到来作准备。 毛泽东到了武汉以后，听取了关于湖北和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认为“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而“三钢”和“三新”是革命造反派，武汉军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的意见一言九鼎，一句话就决定了武汉地区两大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领导人的命运。对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周恩来只能照办。 在这之前，由于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区先后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当周恩来还在北京的时候，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组成一个三人小组，代表中央去这些地区处理武斗问题。这个三人小组由谢富治带领，成员有王力和余立金。谢富治等人到达重庆以后，发现问题严重，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军区领导在“支左”问题上方向搞错了。他们觉得，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他们几个人的能力和身份所能办到的，必须要向中央汇报，由中央出面来解决。当他们得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到了武汉，就没有继续飞往昆明和贵阳去处理问题，而是转飞武汉，准备向毛泽东、周恩来当面汇报重庆的问题。 这个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以后，也住在东湖宾馆的百花三号。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一到，毛泽东就要他们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下情况，听听群众的意见。谢富治、王力一上街就被造反派发现了。十六日，造反派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来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 在东湖宾馆里，毛泽东、周恩来于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上午连续召开两次会议，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把被抓的造反派头头朱洪霞、胡厚民放出来。他说：“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要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他还说，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如果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就会转过来拥护陈再道。他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七月十五日起，一直到七月十八日，周恩来每天下午都在东湖宾馆召集会议，听取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对“支左”问题的汇报。汇报结束之后，周恩来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责任主要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给‘三司’、‘三新’平反，迅速将朱洪霞等人放出来，支持造反派。估计给‘三钢’、‘三新’平反以后，他们会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周恩来开完这些会议以后，于七月十八日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因为北京还有许多事情等待他来处理。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武汉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来负，但是中央并不追究责任，只是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会议还决定，要陈再道、钟汉华立即支持“三钢”和“三新”，并且要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公开表态，像支持上海的“工总司”和王洪文那样，支持武汉的造反派。同时，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各自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 第二天，我根据会议上的决定，给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萧前和副司令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央的决定办。当时我想，中央的决定一定要执行，何况，作出这一布置的是周恩来总理。 尽管中央作出了决定，但要陈再道、钟汉华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的书面批示和“军委的八条命令”来作的，没有错。 事实上，由于当时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非常严重，要做到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军区对两派群众组织都支持，使两派群众组织都满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另外，朱洪霞、胡厚民等人是陈再道下令抓起来的，现在又要放出来，还要平反，陈再道当然不会服气。况且，如果“三钢”、“三新”翻过身来，也必然要揪陈再道，这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传出去以后，“三钢”、“三新”就活跃起来了。他们组织了几十辆车上街游行示威，很快将“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大字报贴遍了武汉街头。另一方面，“百万雄师”也不甘示弱，也组织队伍上街游行示威。这一下，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就进一步激化了。 七月十八日晚上，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讲话。王力在讲话中说，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错了，“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三钢”、“三新”才是革命造反派。他还说，要为“三钢”、“三新”平反。王力讲话以后，“三钢”、“三新”就开始到处播放王力讲话的录音，“揪出陈再道”的声浪也越来越高。这就引起了“百万雄师”的不满，他们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游行，反对表王力的讲话，把反对王力的大幅标语贴满了整个武汉。两派的斗争就越来越激烈。 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组织了两千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二十多辆汽车和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想质问王力：“百万雄师”究竟是不是群众组织？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是不是错了？但王力就是拒不接见。军区领导对群众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没有奏效。 上午七时，“百万雄师”的代表二百多人及军区独立师的一些干部、战士，冲进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的住处—东湖宾馆百花三号，强烈要求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但王力不敢去军区大院。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离毛泽东的住处—梅岭一号别墅，已经很近了。 这时，随同王力来到武汉的几个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的学生，仗着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气势汹汹地开始辱骂群众，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于是，在一片轰叫声中，王力被抓了起来，塞进一辆小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 接着，“百万雄师”又调动几百辆汽车，出动了数万人。他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大街上游行。同时，武汉军区独立师的数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游行。这一场大游行，导致了武汉三镇的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一时间，“揪出王力”、“揪出谢富治”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当天下午，“百万雄师”又召开了七万人的大会，向王力、谢富治等示威。七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再次出动几百辆汽车，继续在武汉大规模游行。后来人们把这些统称为“七二O事件”。 王力被“百万雄师”弄到武汉军区大院的当天下午，军区领导设法将他弄了出来，并转移到了二十九师的驻地。不久，二十九师的领导又将他转移到了小洪山。一直到了七月二十一日中午，才由刘丰将他转移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乱，毛主席虽然亲自在那里坐镇，但是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更加激化，问题更加严重了。在北京的领导着急了。在七月二十日上午，当“百万雄师”冲进东湖宾馆抓走王力以后，江青就非常担心武汉局势的变化可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江青当即找到林彪，问他怎么办，并说她想自己到武汉去一趟。在此之前，她已经劝过毛泽东，要他离开武汉，但是毛泽东不愿意。她只好找林彪。林彪说：“你去怕有困难，你还是去和总理商量一下，派个人去劝毛主席离开武汉。” 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恩来的意见，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的详细内容我不清楚，主要是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同时，江青又给张春桥打电话，要张春桥立即赶到上海，亲自安排毛主席到上海的一切事情。 信写好了以后，江青请示林彪派谁去，林彪说：“派邱会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准备飞机，把邱会作送到武汉。飞机是七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多钟到的武汉，之后邱会作由刘丰带往东湖宾馆，见到了汪东兴，然后再由汪东兴带着去面见毛泽东，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送信的任务完成后，邱会作马上又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当时在北京也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决定再一次去武汉。我很快安排了一架飞机专门送他去武汉。周恩来的飞机于二十日下午从北京起飞。在飞机飞往武汉的途中，我突然接到刘丰的电话，说有几十辆汽车冲进了周恩来的飞机预定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我要飞机临时改为降落在离武汉大约六十公里的山坡机场。山坡机场的条件还不如王家墩机场，在那里降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当时别无办法。 周恩来到达武汉不久，晚上八点钟，毛泽东终于决定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毛泽东的决定传来，我们在北京为他这次转移研究、设计了两种方案：一个是用飞机直飞上海，一个是调一条军舰从长江到上海。最后，毛泽东决定坐飞机。汪东兴直接从武汉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准备专机，而且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一九五五年以后，中央对毛泽东乘坐飞机有一个规定，就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不能乘坐飞机。从那以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坐过飞机。但这一次情况紧急，就只好破例了。我深知这次飞行任务非同小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我立即命令空军三十四师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并进行试飞，待确保一切正常以后，我才在七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多钟批准飞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武汉的王家墩机场。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等人到机场的是刘丰。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多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东兴秘密送到了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多同时也到达了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当时，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镇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 周恩来在武汉送走毛泽东之后，接着又召开会议，对陈再道、钟汉华采取了临时措施，并指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副政委叶明暂时负责武汉军区的工作。他还要孔、叶二人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赶紧表态争取主动。之后，周恩来离开武汉，于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在余立金和刘丰的护送下，转移到了山坡机场。周恩来上午回到北京后，就立刻通知我派飞机把谢富治、王力接回北京。二十二日下午三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一起回到北京。飞机到达西郊机场时，中央文革组织了三万多人在机场两边夹道欢迎。当谢富治等三人走下飞机时，首先是周恩来，然后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一一上前和他们握手、拥抱，就象迎接英雄一样。王力下飞机的时候，是一瘸一拐走下舷梯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是腿被打伤了。然后，谢富治三人由周恩来、江青等人陪同，坐着汽车在机场跑道上转了一 圈，向群众招手致意。 有人说，周恩来返回北京的飞机，本来要比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晚起飞半个小时，是由于我从中操作，才使周恩来的飞机早到北京，硬是强迫周恩来不得不在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北京。真亏他们想得出来！事实上周恩来回北京的飞机，要比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早半天，根本不存在我从中操作的问题。为了给周恩来的一些行为开脱，有些人竟编造了这样的谎言！如果周恩来总理还健在的话，他自己会同意这种说法吗？！ 在毛泽东等人安全离开武汉以后，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的三军联合行动，进行武装游行，声讨武汉的“七二O事件”。同时，会议又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武汉军区发一份电报，要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五人到北京来开会。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一下飞机，中央就派车把他们直接送到了京西宾馆。紧接着，中央文革就把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的消息透露给了造反派，马上就有造反派包围了京西宾馆，在周围遍地插上红旗，把宾馆围了个水泄不通。然后，中央文革又组织了驻京部队部分干部、战士，由江青、戚本禹和关峰带领，在京西宾馆对面的军事博物馆前面集合，分乘几十辆大汽车，围着京西宾馆一边绕圈一边喊口号，向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示威。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央文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十万人的大会，欢迎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这个大会，本来林彪不想参加，但江青打电话给叶群说：“这样的大会，林彪同志不出来不好。”这样，林彪不得不上了天安门。 七月二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武汉军区发表了《公告》。《公告》承认：“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打击压制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O’叛变事件。”武汉军区还在《公告》中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发生的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的叛变行动”，“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封信认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利用了“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 就在公开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文件，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接下来，就是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会议的地点是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到会的主要是驻京各部队的负责人。批斗会议由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轮流主持，但是叶剑英始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会议的前一天，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召集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他在这个会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软，要狠狠地揭发批判。周恩来讲完话，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也相继讲了几句。在这些人的讲话中，数江青的调子最高，她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陈伯达也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会议，而是一场保卫毛主席的斗争。” 正式会议的第一天，中央文革在会议开始后便派车去接王力。不久，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了会场。刚一进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马上起立带头鼓掌欢迎，其气氛同欢迎毛泽东差不太多。那一天，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全都换穿了军装。 接着，周恩来让大家开始批判陈再道和钟汉华。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发言。陈再道和钟汉华则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大家乱轰一气，也是有点无可奈何。 中间稍事休息以后，江青和杨成武组织了一帮秘书来到会场。这些秘书一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冲到陈再道、钟汉华面前示威，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赶走毛泽东，为什么要搞“七二O事件”。在责问过程中，就有人对陈、钟二人推推搡搡，并打了陈再道。 到了下午再开会时，会议的气氛就更凶了。我同陈再道以前很少交往，对“七二O事件”也不够了解，本来不准备发言，但是想起了一件事情，不由得我气往上冲。这件事，就是我前面说的周恩来专机改降山坡机场的事情。我当时想如果飞机降落时发生了意外，我就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最大罪人。一气之下，我就冲到了陈再道的面前，训斥他说：“你弄来那么多的群众，占领了机场，结果总理的飞机不能降落，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脑袋，你知道吗？”我越说越气，一时冲动之下，就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会议休息的时候，周恩来责怪我说：“你怎么打人哪！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危险哪！因为你所说的问题涉及到我，我就要批评你。”这个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意识到打人是不对的，我就对周恩来说：“打人是不对的，总理你就批评吧。”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周恩来公开批评我打人是不对的。我当场表示承认错误，接受周恩来的批评。从那以后，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作任何发言。后来，当周恩来要我主持会议时，我还要在这之前一直站着的陈再道坐下来听取批评，以表示我对他的一种歉意。 事过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过于鲁莽。在当时那样混乱的情况下，百万群众的行动，岂是一两个人控制得了的？群众冲进了机场，又与陈再道何干？设身处地想一想，陈再道应该也是不愿意事态进一步扩大，造成“七二O事件”这样严重后果的。我想，事情闹成后来那样，恐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不久，毛泽东从上海给林彪、周恩来转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现在形势好了，军队要转过来支持造反派。军区“支左”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只要检讨承认错误，不再坚持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这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现在看来，“七二O事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其他人所组织和操纵的。事件的爆发，主要是由于武汉广大军民对把百万人参加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对全盘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工作成绩不满，对中央文革乱说话，乱表态不满，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对抗中央文革的运动。 二十五、逮捕王、关、戚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自“文革”开始以后，王力、关锋、戚本禹一直都非常活跃，真正算得上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几个风云人物。尤其在武汉“七二O事件”后，王力等人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可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我突然听到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和康生谈起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当然，王、关、戚都没有到场。 江青首先说：“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表现不好，有野心。他们想搞掉三个常委，问题很大，错误严重。”江青所说的三个常委是谁呢？后来我才搞清楚，是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三个人。但是，王、关、戚三人具体是怎么想搞掉三个常委，有些什么最严重的错误？会上并没有细说。 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王、关、戚的倒台，大致上与一九六七年的这几件事情有关。 第一件事情，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晚，在新华社送审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新闻稿里，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接着，在八月一日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里，也提出要“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响遍了全国各地，促使全国范围内的反军、乱军事件不断发展，有的地方发展到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有的野战军甚至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提出要“还我长城”。 第二件事情，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初，王力公开鼓动外交部一个名叫姚登山的造反派头头，起来夺外交部的权，而这实际上就是要夺周恩来的权，因为外交部一直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姚登山原来是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因印尼共产党在印尼政变未遂，印尼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他在斗争中坚持原则，表现不错，受到了表扬。回国以后，曾作为英雄人物，在江青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从此，姚登山同中央文革的接触较为频繁。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讲了一次话，公开动员他们起来夺权。结果，在姚登山等人的带领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之后，周恩来把王力讲话的记录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批了三个字：“大毒草”。 第三件事情，是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关锋向毛泽东告康生的状。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及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造反派，为抗议港英当局“迫害”中国驻香港新闻工作者，在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集会后，冲进代办处内进行打、砸、抢，并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这件事情发生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关锋在得知此事后，想趁机扳倒康生。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 康生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的手迹。他想说明康生和刘少奇的关系非同寻常。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关锋要我派飞机去给毛泽东送信，后来我才知道他送的就是这封告康生的信。 这几件事情都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口号，利用‘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九月份，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王、关、戚的问题打了招呼。王力等三人的命运也就基本决定了。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 十月初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和我一起，在首都剧场审查“样板戏”。散场以后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这时毛泽东的秘书突然通知我们到毛主席的住处开会。接到通知，我们立即赶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们赶到时，陈伯达、康生、汪东兴已经在等我们了。由于林彪已经服下安眠药睡觉了，按照惯例他没有到会。 在会上，毛泽东指示：“王、关、戚三个人，不能继续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要拿掉。但是戚本禹比较年轻，错误也比较轻，所以要把王、关、戚三个人分割开来，先拿掉王力和关锋，争取戚本禹转过来。”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会上，周恩来当面严厉批评了王力和关锋。然后，江青、陈伯达和康生也对王力和关锋进行了批评。接着周恩来当场宣布，对王力和关锋进行隔离反省。会后，王力和关锋就分别被软禁在了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座楼里。很快，王力、关锋被隔离反省的事情就传了出去，一日之间，打倒王力、关锋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京城。 到了十一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会议改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汪东兴和我。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宣布以后，说抓就抓，立即行动。周恩来指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带领杨德中和几个警卫战士，在毛泽东召集会议和经常休息的那个大厅里，等着戚本禹的到来。我们其余的人就在会议室里休息，等待消息。 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愣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为怕他反抗，杨德中趁着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了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这些具体情况，是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他们回来以后，向我们讲述的。 到戚本禹被打倒时，原先由十四个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只剩下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个人。想来也是有点好笑，整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中央文革，最后居然也被打得只剩下这么几个人！ 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逮捕以后，没有人去过问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人敢去过问。他们的事情一直由中央文革负责，除了中央文革以外，谁也不能插手。当时，对其他重要的人物都设有专案组，唯独对他们三个人没有设立专案组。因为他们的问题一经追查，必然要涉及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甚至还可能涉及到毛泽东本人。所以，对他们是破例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既没有公布罪状，也没有进行任何批斗，只是把他们关起来拉倒。 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当时《红旗》杂志的主编是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的是陈伯达和康生，中央文革实际负责的是江青，这个问题是扯不清的。把这个责任完全扣在王、关、戚的头上，我认为是不公正的。 到了后来，又有人把“揪军内一小撮”和这个口号归罪于林彪的头上。我认为，这更是于理不通和毫无根据的。林彪当时是军委的负责人，把军队搞乱了对林彪究竟有什么好处？事实上，林彪一直都在尽力维护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江青发生矛盾和冲突。让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也是林彪所不情愿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说一下。戚本禹被关起来以后，江青还不肯罢手，又让人把戚本禹的妻子也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殃及到了他们的孩子。当时，戚本禹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上学，两个孩子没人养了怎么办？为此，江青找到杨成武，然后她和杨成武又找到我商量说：“两个孩子放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可以放到你们空军的一个机场？”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就问：“放到机场怎么办呢？”江青说：“你交给一个干部嘛！让他管着，把孩子带好，抚养费由公家负责。”我说：“那就放到通县机场吧。”杨成武说：“放到通县机场不行。”我又提出放在涿县和上海。江青都说不行，说要放得远一点。最后，直到我说出放在青海格尔木机场，江青和杨成武才同意。 那天晚上，汪东兴连夜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西郊机场，让我派飞机把他们送到格尔木去。飞机起飞前，我通知了格尔木机场的一个负责人，要他负责收养这两个孩子。 二十六、中央专案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确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据我所知，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被捕时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中央军委专案组成立以后，还下设了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办公地点在中央办公厅，下属一共是七个专案组；一、刘少奇专案组；二、王光美专案组；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专案组；四、陶铸专案组；五、陆定一专案组；六、张闻天专案组；七、彭真专案组； 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主任是我，办公地点在军委办事组，下属一共是三个专案组，一、彭德怀专案组；二、贺龙专案组；三、罗瑞卿专案组。 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下属四个专案组；一、“五一六”专案组；二、抓叛徒专案组；三、叶向真专案组；四、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比如在中央专案组“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主管王光美专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等人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我和谢富治是陆定一专案组的成员；主管彭真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专案的是江青。又如中央专案组“二办”里，主管彭德怀专案的是黄永胜；主管贺龙专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专案的是江青。中央专案组“三办”里的各个专案，主管都是谢富治。 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调了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记得前后一共从部队抽调了三次，一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调的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一开就是一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累得不行就散会，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其实好多人都是陪会的。 据我所知，从我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起，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捕时为止，这一段时间内，除了刘少奇以外，中央再也没有正式开除过一个人的党籍，整个专案组的进展都不大。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关于几个专案组我还记得几件事情，在这里说一说。 第一件事情，关于刘少奇被定案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汪东兴突然拿了一份材料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然后，凭着这份材料，给刘少奇安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等一大堆帽子。最后，由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来，就据此“证据”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定了案，“永远开除”了他的党籍。 第二、关于彭德怀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一九七O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整理出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而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报告送上来以后，黄永胜一九七O年十一月三日批示：“同意。” 这些年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报刊和书籍上说，黄永胜在这个报告上写下的“同意”两个字，是他“残酷迫害彭德怀的一个铁证”，是他的一个“反革命罪行”。而黄永胜一直只承认，当时他只是同意上报党中央。 关于当时的这个报告还在，我已经找到了。节录部分如下： 时间是一九七O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 此报告的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示。” 黄永胜的批示：“同意”一九七O年十一月三日 按照我们当时的作法和理解，黄永胜当时批示的意思，应当是同意上报中央。 由于黄永胜已经去世，我不得不在这里替他说几句话。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第三、关于为罗瑞卿做手术的问题。一九六八年七月罗瑞卿因腿伤的问题，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三O一医院。由于伤口长期不愈合，几次做手术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本人要求截肢。之后，总医院组织有关专家会诊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也建议为罗瑞卿做截肢手术。这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后请示林彪，林彪回复：“到秋天以后再动手术为好。”他的考虑是，八月上、中旬天气太热，伤口很容易感染，而截肢是个大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出问题不好。再一个就是罗瑞卿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要抓紧时间搞一点材料。于是，专案组根据林彪的意见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将罗瑞卿的手术推迟到秋凉以后再进行。这个报告上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研究通过。 以后给罗瑞卿做的截肢手术很成功。关于这次手术，我看到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由总院副院长曹根慧主持罗瑞卿大将的截肢手术，手术医生是骨科副主任党光博和主治军医王一德、麻醉科主治军医宋运琴、手术室护士张晓媛。外科主任陆唯善到场指导。整个手术进行顺利。当时罗瑞卿平躺在手术台上，头对着门，脚对着窗户，陆唯善主任从侧门进入手术室，一直站在手术台边，视察了整个手术的过程。手术做得不错，手术以后恢复良好。但是因为股骨头已经坏死，所以截肢以后又进行了切除股骨的手术。当时的病例至今都保存着。”我认为这个描述基本属实。但不知为什么，三O一医院给罗瑞卿做手术的几个医生，“九一三事件”以后也都被捕了。我认为，他们为罗瑞卿做手术是认真负责的，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责任。 罗瑞卿专案组始终没有搞出什么材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搞的。一次，专门从海军调来负责罗瑞卿专案的张晓山对我说：“对罗瑞卿确实搞不出什么材料，东拼西凑的还是不行。” 一九五九年以前，罗瑞卿一直任公安部长，在这期间他曾搞过几次反侦察工作。专案组实在找不到什么材料，就把这些也拿来当作材料。比如，一次驻厦门一个高射炮兵师的师长跑到了台湾，并在那边升了官。罗瑞卿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向台湾发了一个假情报，说那个人是假投降，结果台湾就把我们跑过去的那个师长抓起来枪毙了。还有一次，当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负责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怕台湾潜伏大陆的特务搞刺杀行动，于是就要浙江省公安厅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发报给台湾，说毛泽东已经到了杭州，问怎么办。台湾方面立即回电说，应当怎样怎样。这样，我们就掌握了台湾方面的情况，很快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这些都是我们反侦察的工作，当然不能算作罗瑞卿的“罪行”，到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因此，一直到我被捕以前，对罗瑞卿的问题也一直没有作什么结论。 第四、关于陆定一的专案问题。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妻子严慰冰引起来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约陆定一谈话，拿出一叠材料交给他，并告诉他，这是由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写给林彪的匿名信照片，公安部进行了调查，核对了许多人的笔迹，确认这是他妻子严慰冰写的。彭真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给他写匿名信，这个问题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另外，这许多匿名信的署名都是王光X，发信的地址也是用王光美母亲所办的托儿所地址，这自然会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的方式发的，这等于是公开的传单。 过了几天，彭真又告诉陆定一：“关于严慰冰的问题，中央常委讨论过了，认为严慰冰是个危险分子，中央常委决定要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里去。严慰冰的案子由中央来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显然，是他们委托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陆定一的。 为了避嫌，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工作。四月，中央专案组要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以约严慰冰谈话为名，将严慰冰带出中南海增福堂的家，到怀仁堂前，要她坐上一辆黑色的“吉姆”车里，一直送到了炮局胡同一号看守所里予以关押。一九六七年初，又将她送进了秦城监狱。 严慰冰在匿名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说：“叶群在结婚的时候不是处女，以后又跟别人乱来，生下了两个小杂种。”还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林彪见了这些匿名信非常生气，为此专门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向中央写了一个证明：“我证明：一、叶群在与我结婚的时候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里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 因为严慰冰的问题而受到株连，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了软禁。一九六八年，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二十七、“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里，同时被人投入一种油印的传单，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传单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传单还指责了林彪：“为什么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林彪过去在战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伙人的主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昝。毛主席以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拨，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传单唯一赞扬的人是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日夜操劳，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了许多人之后，传单对周恩来的这种赞扬显得非常显眼和突出。 接下来，传单提出了一些建党建国的纲领性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来代替旧的中央委员会。传单最后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不乏自己的真正领袖，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混乱局面的领袖人物，必须是与这场浩劫没有牵连的人，是大多数人民所真正信赖的人。” 十月九日上午，邮局工作人员打开信箱收取邮件时，发现了这份传单，便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上午十时，这份传单送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看完后十分重视，立即就转给了毛泽东一份。 这天晚上，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拿出这份传单让大家传阅，并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发言，就连江青也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拿着传单说：“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当晚的会议，对传单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是定下来，要毛泽东来决定。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亲自召集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除了我们这些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人以外，林彪也来了。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传单的情况后，让大家发表意见。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这个时候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负责组织专案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专案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我也参加专案组的工作，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我是军队方面的，由我们两人参加，这样，我们三个人组成了这个专案组。 十月十一日晚上，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案组会议，出席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公安部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谢富治点头同意，说：“我是义不容辞。”接下来，会议开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在北京做案的可能性较大，应 当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的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 这次会议之后，公安部就展开了破案工作，但是查来查去，始终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很快一个月过去了，案子没有什么进展，陈伯达也没有再召开过专案组会议。这一来，周恩来着急了。因为传单是在外交部街发现的，周恩来急于要查清，传单和外交部的人有没有关系？因为周恩来不仅主持外交部，而且传单里唯一赞扬了的就是他。 后来，周恩来听到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到朱德、陈毅等人。于是他借机严肃批评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事也凑巧，恰好在这个时候，天津市公安局来了一个报告，说做案的人已经找到了，对原稿笔迹和做案工具进行了鉴定，证实那个传单完全是这个人搞的。接到这个报告，陈伯达立即召集天津市革委会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人来北京汇报情况。谢富治、我以及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这个汇报会议。天津方面在会上汇报说，做案的人是个工人，传单从书写、油印，到来北京将八十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一个人所为。经鉴定，可以证实这一点。 听完汇报，陈伯达不相信，他怀疑地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来吗？一定还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回答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听到这里，我对陈伯达和谢富治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然后我解释说：“陈伯达同志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这件事，当然要实事求是。”这样，“非常委员会”专案组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就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伯达又召集了专案组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天津市的汇报仍然同上一次一样，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听了这个汇报，我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再追查下去没有多大的意思。散会以后，我和谢富治交换了意见，他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接着，我们两个人便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我们汇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对这个案子，以后就没有再追查下去了。 二十八、到上海带人 一九六八年春，上海的红卫兵搞到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到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一些生活作风方面的事情，并将这些材料印成了小册子，在上海市悄悄流行了。江青知道以后着急了。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哭哭啼啼地向周恩来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 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事情决定了，但是派谁去呢？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我去。江青说：“吴法宪有飞机，来去方便，就要他去。”我不想去，怕事情办了反而不讨好，就说：“我对上海地方的事情不熟悉、不了解，怕办不了事情。”这个时候陈伯达说话了，他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听了陈伯达的主意，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 于是，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会议接着决定，我负责到上海去把抓到的人和收到的材料送过来，由杨成武负责在北京接人和材料。至于怎么处理这些人和材料，会议没有具体讨论。 会后，我把授权书复印了几份，保留在我的办公室里。江青这个人反复无常，经常出尔反尔。像这次去上海，我怕弄不好江青以后说成是我去收集她的材料，就留了一个心眼。 到了上海以后，我把授权书交给了张春桥，同时向他传达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交待的两个任务。我还特别向张春桥说明，由于我在上海不熟悉，具体问题需要他来办理，他交来什么人，我就负责转送北京去；他交来什么材料，我也就负责统统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 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想，这个报告是会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也想在这里说一下。在我临离开北京时，江青当面向我交待，要我为她找到一个叫孙竣青的人，把他带到北京来，说是想见一见他。我说我不认识孙竣青这个人，她就说，“你自己想想办法嘛！”接着她告诉我，这个人是个作家，写了一本书。最后，她还特别吩咐我，把这个人带来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张春桥知道。 不让我告诉张春桥，我就只好通过空军找。正好碰到了空四军政治部的一个部长，他对上海文化界的人很熟悉。他说他知道孙竣青这个人，于是就通过这个文化部长，把孙竣青找了来。孙竣青来了后，我告诉他说，江青要他到北京去，想见一见他。孙竣青听了很高兴，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明天晚上就有飞机，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吧。”我是把孙竣青当作江青的客人送到北京的，还以为是做了一件好事。我哪里知道，孙竣青一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至于江青为什么要抓他，还有江青为什么不让张春桥知道这事，我实在是至今也搞不清楚。 二十九、林立果到空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各个大、中学校便很快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学校里混乱的情况还没有好转。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学校停课以后书读不成了，叶群又不愿意林立果到处去串联。当时，她认为参军是一个好出路，把林立果放到军队里控制起来，比让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 由于空军是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很多高级干部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空军里来。比如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安排在空军一个新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当了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又根据周恩来和汪东兴的意见，保送他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很快成了学校造反派的头头。以后，他又相继成了中央文革驻东北地区的联络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沈阳军区政委、中央政治局联络员等职务。 另外，还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杨德中等许多人的子女和亲属，都先后来到了空军，空军云集了许多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子弟。 一九六七年初的一天，叶群问我，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当个参谋是不是可以。我说：“放到北京军区空军，还不如直接放到空军司令部。林立衡现在空军政治部，如果把林立果放到北空，就比他姐姐低了一个档次，他能愿意吗？不如就放在空军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顾，再说离你也近一些。” 听了我的话，叶群很高兴，说：“那好，就放在空军司令部。可是干什么好呢？”我说：“当个参谋也可以，当秘书也可以。当秘书可以放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叶群说：“那还是当个秘书吧。但是立果不熟悉业务，不会做工作怎么办？”我说：“那好办，‘党办’有老秘书，我可以指定一、两个人来专门培养立果。” 我们就这样商定了。我万万不会想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样严重的后果！ 不久，林立果来到空军，我把他安排到了空军党委办公室，并且指定了“党办”一个叫周宇驰的科长来负责帮助他。以后，帮助他的人又加上了一个刘沛丰。 周宇驰原来是哈尔滨第一航校的一个宣传科长，后来给刘亚楼当了秘书。一次，因为他积压文件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部队去锻炼。由于他的写作水平不错，一九六六年冬天，我们又把他调回“党办”当了科长。周宇驰和林立果相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林立果的信任。他们俩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林立果表现还不错。过了半年以后，叶群就提出：“立果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能不能培养他入党。”我说：“可以，周宇驰是一个老党员，就要他培养林立果入党好了。” 接着，叶群又要我给“党办”主任王飞作一个交代，要王飞多关照一下林立果。所以我又告诉王飞：“要多照顾和锻炼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独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才。” 不久，周宇驰向我汇报说：“可以发展林立果入党了。”我对他说：“林立果在政治上当然是没有问题，现在要看其它方面的表现，主要看他的思想意识、工作情况怎么样。”周宇驰认为，林立果在各方面都够条件，没有问题。他还提出：“由首长你和我两个人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我表示，只要他够条件，我就可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亲自参加了通过林立果入党的支部大会。我还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我说：“林立果到空军以后，有不小的进步，工作表现很好，介绍他入党是应该的。希望林立果同志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 在会上，支部的其他同志也对林立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然后，林立果发言表态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力争从政治上、业务上很好地提高自己，决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到底。”我又鼓励他说：“有这样的决心就好。希望今后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进步。”最后，支部大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了林立果的入党申请，预备期为一年。以后，林立果转正的支部大会，我就没有再参加了。 林立果入了党，叶群非常高兴。她对我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很正确的。”她还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我表示说：“这样很好，立果向你们反映什么问题都可以。空军有林总和你的支持，工作是一定会搞好的。” 在对待林立衡和林立果的问题上，叶群的态度有些不太一样。从一九六五年林立衡来到《空军报》社以后，叶群对林立衡在空军的情况，一般不予过问，更不加干涉。我对林立衡也没有给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只是在后来把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党办副主任的同时，也将林立衡任命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立衡为空军办了好几件实事。例如毛泽东为《空军报》的题词，就是我通过她去办的。当时我对她说：“你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能不能请毛主席为《空军报》写个报头？”结果她很快就办成了。毛泽东还在题词上特别写道：“送林彪同志的女儿林豆豆。”我把毛泽东写的这个报头和题词，转交给了《空军报》社的社长朱鸿。这就是现在还在使用的《空军报》这个报头的来历。毛泽东还很欣赏林立衡写的一篇题为《三访九厂》的通讯，他曾经当面对我说：“林立衡的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林立果来到空军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 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 一、“杨、余、傅事件” 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乱糟糟的“文化大革命”终于逐渐安定下来，筹备“九大”一事也被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就在这时，一九六八年三月，北京发生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个事情，实际上连我也一直搞不清楚真正的原因。 杨成武是林彪在红军时期的老部下，林彪与杨成武的关系一向很好，对杨成武也一直较为器重。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瑞卿下台后，经林彪提议，杨成武被任命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一九六七年九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又当了组长，实际上也就是军委秘书长。 杨成武与林彪之间的关系，从杨成武大女儿杨毅的工作安排也可见一斑。杨毅到《空军报》社工作，是叶群出面要我安排的。据我所知，对下属的子女如此关心，由叶群亲自出面安排工作的，仅杨毅一人而已。 除了林彪，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但江青这个人很难相处，有时候为她办了事，不仅听不到她的好话，反而要挨她的骂。 有这样一件事，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杨成武派人去上海为江青取材料。叶群通知我，要我从空军里派一个人，交杨成武统一安排去执行任务。我当即派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朱铁峥。杨成武也选了总参一个叫陈洪的干部，与朱铁峥一起去上海办这件事情。然后，江青、叶群、杨成武三个人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布置任务。在他们开会研究之前，叶群跟我说，这个会议参加的人越少越好，让我不要参加。 事后，朱铁峥告诉我，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着江青的一箱子材料，江青要杨成武负责把这些材料拿回来。这个任务，杨成武就交给了朱铁峥和陈洪去具体完成。朱、陈二人到了上海，把这一箱材料拿回来交给了杨成武。然后，杨成武就把这箱材料保存在京西宾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央文革碰头会在怀仁堂开会。那天，江青到得很早，我和杨成武到怀仁堂时，江青突然向杨成武发开了脾气。她说：“你杨成武是‘放长线钓大鱼’呀！你从上海搞来的材料，迟迟不作处理，你是想钓我这个大鱼呀！”杨成武一听，赶紧申辨说：“我怎么是‘钓鱼’呢？我能放长线‘钓’你江青同志吗？”江青说：“你从上海拿来的材料，为什么不烧了，放在那里想干什么？”杨成武当时脸就变色了，说：“你江青同志不叫我烧，我敢烧吗？”江青说：“你早就应该烧了。你和谢富治、戚本禹一起立即烧掉。”杨成武说：“好，马上办。”当天晚上，杨成武就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在京西宾馆把这箱材料烧掉了。 另外，当时还有一件事情与江青和杨成武有关，这就是关于组织写作“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的事。一九六七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并且提出要先写出一个提钢。对江青的这个提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那么这个提纲究竟由谁来写呢？江青提议由杨成武负责。于是会议决定，这个提纲由军队组织写。 会后，杨成武专门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抽调了三十多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的一层楼上，专门来写这个“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杨成武把自己的女儿杨毅，也从《空军报》社调进了这个写作班子。 过了三、四个月，提纲的初稿出来了。讨论的时候，杨成武要我也去参加。我一看，这个提纲里面总共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彪，再有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连周恩来都没有！于是我就跟杨成武说：“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成武和我咬耳朵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我这才明白，江青哪里是真的要写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她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借机抬高自己，为日后进一步掌权作铺垫而已。 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件事。在这之前，有一次，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你们现在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启示”。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以后，毛泽东一看就说：“我早已经知道了，那是假的，没有用处。”我把这两件事情一联系，我当时就感到江青这个人，用心叵测。 “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写成后，杨成武就送给了江青，江青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一下就把提纲摔到了地上，并且告诉江青，赶紧把这个提纲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单位，一个也不要留。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江青连夜通知杨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单位。 到了一九六七年底以后，我就感觉到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毛泽东、林彪对杨成武的信任已经开始发生了动摇。其中真正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但是事情总有症候。从表面上看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件事情，是与以杨成武名义发表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是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的，文章写好以后，杨成武在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曾亲自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酌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随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便将这篇文章送到了陈伯达处。以后经陈伯达同意，这篇文章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了。文章见报以后，全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电台一天三、四次地广播。我还记得，文章发表以后，杨成武曾高兴地对我们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以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 谁知道，这篇文章，在不久之后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上作了六条批示。批示中的前两条都提到了杨成武的这篇文章。其中第一条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真理相对的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第二条批示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 毛泽东将这个批示转给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十二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义，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转发给了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省军区，以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和各个地方的新闻机构。这样一来，就等于在全国公开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一文的批评，使人不得不联想到杨成武。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一九六七年底，有一次我们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周恩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了这次审查。这个时候，总政治部实际上已经瘫痪了，中央军委任命刘贤权为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组长，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实际上等于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当时刘贤权还没有到任，政工组的工作是由政工小组副组长刘锦平在主持，刘锦平原是中国民航总局的政委，经杨成武提议，调来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的。那天的晚会就由刘锦平主持。 这个晚会，江青一定要请林彪到场。这个事，杨成武头一天晚上曾经告诉过我，但他那天大概因为在忙于别的事情，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没有及时通知叶群。林彪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到了八点钟就要吃安眠药睡觉，如果晚上八点钟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参加，就一定要早一点通知他。那天因为事前没有接到通知，依照惯例，林彪到了晚上八点钟就吃药睡觉了。而在京西宾馆这边，所有预定来的领导人都到了场，唯独林彪和叶群没有到。看到林彪没到，江青不干了，非要坚持等林彪到场不可。结果林彪迷迷糊糊地被人从床上拉起来，送到京西宾馆看节目。 这一折腾，叶群不干了。演出刚刚开始，她就把杨成武和我叫到休息室，就在那里对我们破口大骂：“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你们两个主持这次演出，为什么要等林总睡了觉才通知我们，要江青同志在这里等林总。你们这是干什么，用意何在？”杨成武解释说：“这次演出，我已经委托刘锦平主办，要他全权负责。”叶群斥责说：“叫刘锦平主办，你就撒手不管了？你这个总长是干什么吃的？”她这一骂，骂得杨成武一声也不吭了。 被叶群这样一通骂，杨成武不高兴，我当然也不高兴。但当时我的心里纳闷，仅仅是为了审查节目这件事情，就至于这样骂我们吗？看来叶群这场发作，主要还是冲着杨成武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可能还牵涉到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只是我实在搞不清楚罢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跑到杨成武家里问他：“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脾气？”杨成武只是说：“我也搞不清楚，骂就让她骂吧。”对这件事，杨成武不满意，我也不满意。 这两件事情以后，杨成武的情绪有些低落，经常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甚至连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也经常不参加，只是要我在会议以后向他通报情况。 杨成武和我在红军时期就相互认识，一起在军委办事组工作，也有半年多时间。本来我们俩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在军委办事组工作时间也相互配合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我们两个人之间却出现了矛盾。 矛盾是由扬毅引起来的。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京西宾馆办公处理问题时，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和副主任周宇驰一起闯了进来，他们一见到我就说：“吴司令，空军发生大问题了！余政委的秘书单世充的老婆縱素梅找到党办，哭哭啼啼地来告状，要我们救救她。” 事情是这样的：余立金有一个秘书，叫单世充，人长得比较精神，又能说会写，给刘亚楼和我都当过秘书。那天下午，他的老婆来到空军党办大闹，说单世充和杨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提出的根据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杨毅因参加“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写作班子，住在京西宾馆，而单世充则几乎天天往京西宾馆跑，还经常给杨毅带一些吃的东西。每次縱素梅问单世充去干什么，单世充就说是到京西宾馆洗澡。 除此之外，她还在单世充的日记本里，发现了单世充和杨毅两人的合影和两首诗，其中第一首诗上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还有，縱素梅本来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是单世充这时突然向纵素梅提出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纵素梅说她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上提出求救。 我听了以后，不觉大吃一惊。我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真要是这样，对杨代总长的影响就不好了，杨代总长会怪我们的。但是，事情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你们先找单世充谈一谈，问清楚究竟是怎样情况。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就要单世充承认错误，不准再闹离婚，同时不准縱素梅到外面去乱告状，要注意保护杨代总长的威信。” 王飞、周宇驰回去后就找单世充谈话，但由于单世充坚决不承认，谈话就形成了僵局。王飞和周宇驰一怒之下，就把单世充给软禁起来了。 我听说单世充被软禁以后很生气，因为关押了单世充，一是叫我无法向杨成武和余立金交代，二是我认为这是党办王飞等人借机扩大事态，要整垮我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当时空军党办的王飞、周宇驰等，对党办另一个和他们有分歧的科长卫球不满。由于卫球曾说过不同意“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而这句话又正好是林彪讲过的，于是王飞、周宇驰直接向叶群控告说，卫球反对林彪，是“现行反革命”。王飞、周宇驰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党办另一些秘书的不满，从而就在党办里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王飞、周宇驰为首，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以卫球为首，包括了我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当时，他们两派之间对立情绪严重，关系十分紧张。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一听说王飞等人扣押了单世充，反映到我脑子里的就是王飞、周宇驰要借机整人了。于是，我立即让人找王飞，王飞不在，我找到了周宇驰。盛怒之下，我骂了周宇驰，让他马上把人放出来，并且对他说：“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扣人，实际上是夺了我的权嘛！” 没想到周宇驰回去不久，叶群就打来电话，向我大发脾气。她问我：“你怎么说林立果在空军要夺你的权？我们把立果放到空军，是要帮助你掌权，而不是要夺你的权。你好没良心！如果你怀疑，那我们马上要立果离开空军好了。”我解释说：“叶主任，你这样说不是事实。我批评的是周宇驰，并没有说立果。是周宇驰不经我的同意就扣了人，我是批评周宇驰夺了我的权，怎么成了立果要夺我的权？”叶群说：“你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我说：“叶主任，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我是批评了周宇驰，周宇驰是空军党办的副主任，难道我连批评周宇驰都批评不得吗？”叶群说：“你一批评周宇驰，他很害怕，现在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你是不是已经把周宇驰关起来了？你把周宇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周宇驰从我这里走了以后，我就根本没有见到他。他不是和立果在一起吗？”叶群说：“根本不在一起，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了。你是不是跟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别躲着立果了。单世充这个人有错误，应当审查清楚，你怕什么？连‘一O一’都说，这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应当把单世充弄起来，你又顾虑什么？”我一想，和叶群的关系搞僵了可是不行，于是就答应下来，马上去找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 消息传得很快，刚刚放下叶群的电话，杨成武的妻子，也是杨成武办公室主任赵子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她要我和余立金马上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林彪和杨成武都是我的上级，而叶群和赵子珍这两位主任也都是了不得的人，我谁都惹不起。在当时，为了一个单世充，真弄得我左右为难。一边要我放人，一边不让我放，真是弄得我好为难。 明知道这次去杨成武家不会轻松，当时我实在是不愿意去，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就在我和余立金坐车刚刚走进杨成武的家门，赵子珍就开始对我们大发脾气，说：“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凭什么关单世充？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王飞、周宇驰、何汝珍都是坏人，你们不作处理能行吗？” 我当时只能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接着，我要求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子珍拒不让见，说：“杨成武身体不好，不见！”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当时就想，看来这一下子把杨成武得罪了。 余立金看到这种情况，就动上了心思。这以后，他就一下子靠到了杨成武那里。余立金是我向林彪建议，由空军副政委提升为政委的。我自己认为，几年来我们两个人一直合作不错，我当时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 这两位主任都是不得了。 回家以后，我把这一情况打电话报告了叶群。叶群告诉我，杨毅和豆豆对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豆豆是支持我的，而杨毅早就给我写了大字报，批评空军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倾向。她还对我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 她说的这些情况我不知道，而且也不归我管，但对单世充究竟作何处理，我却一时举棋不定。为了慎重起见，当天晚上，我亲自找縱素梅谈话了解情况。縱素梅所说的情况，与党办几个人向我反映的情况基本相同。在同縱素梅谈话过程中，我一边谈话，一边要秘书作记录。最后，这份记录交縱素梅自己看过，并签了字。为了防备万一，我还叫秘书去复印了几份，以备日后查证。 第二天上午，赵子珍带着余立金突然来到林彪的住处，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说是送给林彪尝一尝，然后哭哭啼啼地想说服叶群报告林彪，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余立金这个时候承认，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空军想整单世充是无中生有，败坏了杨成武的声誉。他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的时候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但叶群说：“不管怎样，縱素梅的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余立金同回到空军大院以后，就立即找縱素梅谈话，警告她不要为人所利用，扩大事态。并一再对她晓之以利害。縱素梅留恋与单世充的感情，不想让单世充真的受到伤害，就想要改口，但是话说出以后，再改也难了。 赵子珍和余立金走了以后，叶群把他俩对我的控告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很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湾，告诉我说：“赵子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我报告林彪说：“杨成武已经要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回到空军大院以后，我就想，带谁去呢？想来想去，只有带我的妻子陈绥圻一起去比较合适，因为杨成武当时称病在家休息，与陈绥圻一起去探视他的病情，显得比较自然一些。另外，当天是星期天，陈绥圻也正好在家休息。于是，我告诉陈绥圻，要她和我一起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 临走的时候，我又带上了秘书张云龙。我的本意是，在杨成武和我谈话时，如果有机会，就请他记录一下。后来，车到了杨家门口时，我又考虑这样恐怕不太妥当，就叫张云龙在车上等候。 我和陈绥圻进门后，赵子珍把我们带到了楼上杨成武的卧室。当时，杨成武躺在床上，我和陈绥圻上前问候了他的病情，说了几句话。这时，赵子珍向陈绥圻说：“成武同志要和法宪说几句话，你先到外面坐一坐。” 陈绥圻走了以后，杨成武就开始说服我：“第一、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现在空军没有权，再一宣传他是叛徒，他在空军里就根本没有地位了。第二、单世充没有错，不要整单世充，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这两件事情。” 我跟杨成武说：“余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许世友从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绝没有吐露一个字。我不能证明这个材料是真是假，当然我希望没有这回事情。这个材料怎么办，也不是我做主的事情，要上面来定。我是司令，他是政委，这个事情我无权处理。至于说余立金在空军没有权，那不是事实。你也知道，我每天下午在军委办事组，晚上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空军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处理，基本上都交给了余立金，怎么能说他在空军没有权呢？第二对单世充，空军的处理没有错。对他，我们是需要教育一下，并没有说要对他进行处理。我们是怕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杨毅的声誉，更怕影响到你杨代总长的声誉。要是弄得满城风雨，影响好吗？” 说到这里，杨成武显得很不耐烦。我就说：“那就这样吧，你身体不好，耽误久了，会影响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我和陈绥圻走的时候，杨毅还在那里哭哭啼啼。赵子珍送我们走的时候，还一个劲地在那里大声叫喊：“要把杨毅弄出空军也不要用这个办法嘛！” 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一点钟，中央办公厅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叫我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的内容没有通知，只是说要赶快去。 我朦朦胧胧地上了汽车，到了人民大会堂时，会议早已开始了。我看到在场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这个会议原来没有要我参加，是临时叫我去的。 毛泽东一见到我就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说完这些话，就没有再说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 毛泽东这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把杨成武拿下来了。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在杨毅和单世充的问题上，即使他全是错的，也不至于受到这样严重的处理！除了空军这件事情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这样处理是不是太重了？我当时也不敢多问。 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提问以后，想了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第一副总长或者是代总参谋长。”毛泽东又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林彪回答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听到这话，特别高兴，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他们两人这样一说，谁都没有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可是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接着，江青又提出来，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杨成武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傅崇碧还带人冲过钓鱼台。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也同意了。那么调到哪里为好呢？最后决定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司令由谁来担任，又成了问题。经林彪提议，毛主席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毛主席还说：“至于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就不要再动了，动得太多不好，但是要找他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 这几个人事问题决定了以后，毛主席就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毛泽东和林彪走后，周恩来继续主持我们开会。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很强，考虑问题非常周密。在他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讨论和决定了五个问题： 第一、要我立即派飞机去广州，最迟要在当天上午把黄永胜接到北京来。黄永胜到北京以后，只准我一个人用自己的车去接，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去。从机场出来，直接回到人民大会堂，路上什么也不要说。到人民大会堂以后，周恩来在福建厅亲自找他谈话。 第二、通知李作鹏和邱会作两个人，带领中央警衛團的部队，到杨成武的家里去，把杨成武带到人民大会堂来，由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跟他谈话。 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来，由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同时准备飞机把傅崇碧送到沈阳。沈阳方面，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作好安置傅崇碧的准备工作。 第四、要中央警衛局副局长杨德中带领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执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务，逮捕后送秦城监狱关押。同时，通知公安部，作好接收准备。我问周恩来说：“夜深人静，这么多的人闯到余立金家里，动静太大了。”周恩来说：“你想个办法嘛！就说你要找他谈话，把他找到你家里来好了，我交代杨德中带警卫队在你家里等，你负责要秘书通知余立金到你家里来就行了。” 第五、决定于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周恩来布置完这些事情以后，就要我先回空军大院，一是安排飞机到广州接黄永胜，二是协助杨德中逮捕余立金。回到空军大院以后，我立即通知指挥所安排飞机，同时给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奉命转告他，说中央决定要他立即到北京来，飞机可能很快就到广州，请他作好准备，等飞机一到，就立即随机前来北京。 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回到家里，通知空军副参谋长梁璞和警卫营长田广林到我家里来。这个时候，杨德中也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商量好，由他带领警卫团的人在我家的院子里等候，等余立金一来，就执行逮捕任务。接着，我要秘书通知余立金，请他到我家里来一下，说我有事情要同他商量。 然后，我就到了楼上的阳台观察动静。院子里黑黝黝、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我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逮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他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 接着，我又通知空军党办和空政保卫部对余立金的家进行搜查和监视。这时，余立金的秘书打电话到杨成武家里，说，吴司令半夜里把余立金政委抓走了，想问问杨成武，这是不是吴法宪搞的政变。当时杨成武正在睡觉，只是秘书听到了这个情况，没有惊动杨成武。 大约就在这时，由李作鹏和邱会作带的部队也到了杨成武的家，把杨成武带到了人民大会堂。以后听李作鹏和邱会作谈起，他们到杨成武家，要杨成武跟他们走时，杨成武还以为是我伙同李、邱在搞政变呢。 我把两件事情办完以后，就又回到了人民大会堂，此时已是拂晓，天快亮了。周恩来正在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同郑维山谈话。周恩来见我来，就叫我也一起参加。我坐下后听见周恩来告诉郑维山，杨成武犯了错误，已经被撤销了代总参谋长的职务，要郑维山与杨成武划清界线，揭发他的错误。 接着，周恩来又带领我们一帮人找傅崇碧谈话，不过这次谈话是由林彪亲自主持的。林彪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的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吴法宪同志派飞机，送你到沈阳去。” 上午十时左右，林彪、周恩来又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找杨成武谈话。林彪第一个讲话，他说：“今天找你谈话，主要是处理你的问题。你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你和傅崇碧勾结在一起要打倒谢富治，和余立金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还想排挤许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杨成武当时想申辩几句，但没有容他多讲，林彪就接着对他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起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林彪当场命令我，准备飞机把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去。同时，要我通知武汉军区立即作好准备。谈话完毕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便同杨成武一一握手告别。 杨成武走了以后，林彪同周恩来一起商量，要我负责清查杨成武所有的文件，并封存备查。这时，江青在会议上又提出，是不是把余立金的妻子陆力行也一起收审，以便彻底清查问题。陆力行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上海市有关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都是由她姐姐保管的。在此之前，江青已叫人将陆力行的姐姐收审了。对江青的这一提议，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于是就算通过。陆力行被抓起来以后，可能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 从大会堂回来，我按照林彪的命令，立即通知空军指挥所准备一架大飞机，把杨成武一家人和家里的东西一起送到了武汉。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左右，去广州接黄永胜的飞机即将降落在西郊机场。我接到报告以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坐车去接黄永胜。 黄永胜下了飞机，显得有点紧张。因为他一路上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紧急要他来北京。由于周恩来曾明确交待过在路上不要对他说什么，我只好含含糊糊地对他说：“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总理在人大会堂等你，由他亲自和你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把黄永胜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后不久，林彪又找我谈话。他对我说：“现在总参的问题和北京卫戍区的问题都解决了，空军政委的问题怎么办？你可以考虑一个能同你合作的人选。”我想了一下说：“现在空军没有别人了，只有一个王辉球。他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同志，现在任空军副政委，提他任空军政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王辉球在空军的时间也很长了，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原来空军是两个副政委，一个是余立金，一个是王辉球，现在余立金不行了，那么就是王辉球吧。”林彪听了很高兴，说：“很好，提一个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当政委也是很好嘛！你写个报告来吧。” 回去以后，我立即写了一个报告。不久，这个报告经过林彪报毛主席批准，王辉球就正式接替余立金当了空军政委。 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了驻北京各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万多人。这个会议从晚上九点，一直等到了二十四日凌晨才开始。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以及刚刚到北京的黄永胜，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林彪在会议上首先讲话。林彪的这个讲话，事前和毛主席商量过，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 林彪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样大，但是比其它一般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说最近在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除韩先楚、排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部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接下来，林彪讲了杨成武个人所犯的错误，认为他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之后，林彪又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重点从哲学上讲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批判了杨成武所署名的“大树特树”那篇文章。 周恩来接着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和命令”。他还在讲话中要大家永远忠于中央文革，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认为在杨成武的后面可能还有黑后台。 周恩来讲完话，是江青讲话。她的讲话不长，只是表示了“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所宣布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 陈伯达的讲话稍长一些，他除了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所宣布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以外，还回顾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过程。他认为，从“文革”开始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一共经历了五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清除“王、关、戚”；第五个回合就是这次与“杨、余、傅”的斗争。他在讲话中还就批准发表杨成武的文章作了自我批评，说由于杨成武不断地催促，就让这篇文章发表了。 接着是康生和姚文元讲话。他们讲完话后，时间已是凌晨一点三十五分了。就在这时，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到会的军队干部，以表示对处理“杨、余、傅事件”的支持。看见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全场顿时沸腾起来，到会的军队干部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口号，场面十分热烈。 这次会议开过以后，本以为事情就至此为止了，没想到后来又召开了一次更大的会议。这次大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原因是出自一件小事情。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的第二天，江青给温玉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送到北京卫戍区收发室时，收发室的人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傅司令，哪里又来了一个温司令！”他们把江青的这封信退了回去。这个情况反映到江青那里后，她大为恼怒。就在当天晚上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要单独召开一个卫戍区的干部和地方干部一起参加的会议，对“杨、余、傅”问题进行传达。这样，中央文革碰头会又决定召开了第二次大会，传达中央的两个命令。另外，会议还决定，这两项命令都发到解放军团以上单位，并向全体指战员宣布。 第二次大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参加者约有十多万人。大会首先宣布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布的《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命令说：“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接着，又宣布了黄永胜、温玉成任职的命令。两个命令宣布完毕，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相继讲了话。 杨成武到了武汉之后，只住了一个星期就暴露了。很快，武汉的红卫兵就准备包围杨成武的住地，把杨成武抓走批斗。这个情况报告给中央文革以后，经碰头会议研究，又把杨成武一家转移到了河南的龙门，并在那里住下了。 至于杨毅，由于她已经不能在《空军报》工作，我们把她调到四川的一个航校当了干事。但是杨成武的事情对她刺激实在太大，她到了四川不久就吞服安眠药自杀，好在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杨毅自杀的这件事，我报告了林彪。林彪说：“那就把她送到杨成武那里，让他们全家住在一起吧。”按照林彪的意见，我派人把杨毅送到了龙门。至于那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以后空军党办主任王飞还向我提出，要把我的两个和单世充关系比较好的秘书调到五七干校去，我没有同意，在一般的情况下，司令员的秘书和政委的秘书关系比较好是正常的，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扩大打击面。 “杨、余、傅事件”以后，叶群对我说，“要防止‘后院起火’，你要把陈绥圻调到空军来，替你管管家。”不久，叶群就通过军委办事组，把当时任中国民航局生产计划处处长的陈绥圻调到了空军，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与此同时，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妻子，也同样作了相应的安排。 一次，林彪还曾经要叶群对我解释，说当时为什么没有提我当总参谋长，是因为我的资历不够。我当时就对叶群说：“我自己做梦也没有想要当这个总长。我当不了总长，这一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我说这个话，主要是因为我看到，建国以来有好几个总长倒台了，如黄克诚、罗瑞卿和杨成武，甚至包括粟裕 黄永胜接替杨成武任总参谋长以后，军委办事组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任组长，我仍任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李德生、温玉成。同时周恩来宣布，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所有成员，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还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刘锦平被调回民航工作。 关于恢复总政治部，是江青在一次碰头会议上提出，要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要军委办事组写出报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同意”的批复。这样，李德生就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以后，李德生的兼职很多，既是总政的主任，又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等。 “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至牵连到他的妻子陆力行，那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 二、中央文革碰头会进一步分裂 毛泽东常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就开始对军委办事组不断寻机闹事，从而导致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始分裂。 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一派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至于陈伯达、汪东兴、李德生、温成玉等其他人，则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或逐渐向两派分化，或保持“中立”。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只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负责，不对中央文革负责。于是江青就认为黄永胜对她不够尊重，认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够理想。相反，黄永胜则认为江青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立场上的不同，到了五月份就出了事情。 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执行任务，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这样的报告上要写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阅读完毕，所有的人都画了圈。兵力调动才能够实施。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象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使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由于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江青心中在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的报告如何上报，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无权作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他们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到了，但因黄永胜坚持不作检讨，江青就是不让黄永胜出国访问。由于时间紧迫，而且外交部早已经将代表团的成员通知了阿方，临时换人也来不及了，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话了，他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传给江青，江青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见江青当时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黄永胜回国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召开会议。在江青没有到会以前，毛泽东对我们说：“你们怕江青，不敢抵抗，你们没有错，而是她错了。我历来对她的方针是，她对的我就采纳，她不对，我就批评。今后你们不要全听她的，她做得不对，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不久，江青到了场，毛泽东就再没有说这件事情了。 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 我们来到江青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 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不断地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当晚十一点就散会了。 过了三、四个小时，大概是次日的凌晨三点左右，我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之间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通知，，要我们立即到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我们到达十六号楼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他一个一个地嘱咐我们说：“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我们作出检讨。”之后，他又特别向我们强调说：“江青检讨，你们就不要说什么了。不要再反驳他，听她讲就是了，她说完就散会。”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还好，就是黄永胜因吃了安眠药，脑子糊里糊涂，说话也不清楚，是闭着眼睛由警卫员扶着进的会场，坐在了周恩来的身边。 会议开始以后，江青说：“我近几天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烧、说胡话，神志不清，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同志道歉。请你们不要见怪，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一起共事。” 我听了以后，忍不住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汪东兴也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 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这件事情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与江青等人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大了。江青对我们的不满，林彪看得很清楚。一次林彪对我说：“江青说了，第一步是拿掉杨成武，第二步是拿掉你吴法宪。” 江青为了分化我们，就想方设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她看中了温玉成。还在温玉成刚刚到北京，江青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向毛主席提出，让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当场表示了赞同，并说：“我也有这个意思。”这样，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事情就算通过了。我想这也是江青和毛主席事先商量好的。也就是以后所说的掺沙子。 接着，一九六八年五月，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样了！”黄永胜有个秘书叫李必达的，原来是温玉成的秘书。他这个人很有心计，平时对我们说的话都暗中留意，听到我们说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就记下来，集中起来，写成个小“小报告”，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他把这个“小报告”送到温玉成那里，温玉成便转交给江青。之后，江青又将这个“小报告”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未作任何批示就转交给了林彪。林彪就又转交给了黄永胜。 黄永胜看了这份“小报告”，十分生气，认为温玉成太绝情，竟然在我们中间使用特务手段，把这样的报告送给江青，险些酿成大祸。于是他和我商量，决定对李必成采取措施，由我派飞机把李必成送到广州去软禁起来。 到了此时李必成仍然不死心，在被送往广州的飞机上，他又悄悄地把一个《毛主席语录》本丢在他的座位底下，上边写了几行字，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希望检到这个语录本的人，能把它送给江青同志，并希望江青同志能救救他。飞机到达广州以后，机上的服务员在搞卫生时，检到了这个语录本，回到北京就立即交给了空三十四师师长胡萍，胡萍又交给了我，我马上转给了黄永胜。 在这件事情上，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这一事件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在我们同江青的矛盾公开化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逐渐转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时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潮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汪东兴也是同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至于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两个对立的阵营就逐渐分明了。 三、八届十二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通报说：“关于‘九大’开会的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 但由于种种原因，原定在一九六八年国庆节以前召开的“九大”，没有开起来。于是，毛泽东提议，先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的问题解决了，并将这个会议作为召开“九大”的预备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中央全会，全会应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百九十五人，但实际上只到了五十九人。在没有出席的一百三十六人里面，除了有十人去世以外，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打倒了。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和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七十四人。所以，实际与会人数为一百三十三人。 在十月十三日的全会开幕式上，周恩来首先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一共三项：一、讨论和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及办法；二、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进行专案审查，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工作。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面前的敌人很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要困难得多。问题是犯了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这场“文化大革命”都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各项任务，都要彻底完成。把这些任务都搞完，估计要搞三年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夏季就估计差不多了。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共讲了两次话。他的这两次讲话，都没有讲话稿，也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事前只准备一个提纲，然后在会议上即兴讲演。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他还说，我们国家的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我们一片红就等于欧洲一片红。 他还在讲话中谈到了世界文明史上几次文化革命运动。他认为，第一次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影响了人类文明上千年。第二次是十四、十五世纪在意大利首先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资产阶级文明，使欧洲进入了繁荣时代。但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要远远超过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产生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林彪讲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并不断劝林彪休息一下再讲。看来，他欣赏林彪的讲话。 全会讨论了刘少奇专案组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认定，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曾三次“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同时，全会还根据康生等人的提议，专门用了几天的时间，又批判了一次“二月逆流”。 最后，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意见》、《关于“九大”主要议程的决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一致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共中央还没有开除过任何人的党籍，但是从刘少奇开始，第一次使用了“永远开除党籍”的办法。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一切是错误的，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 全会以后，江青还准备以“美国特务”的罪名，把王光美判处死刑。但毛泽东说：“王光美纵然是特务，也要留活的证据。在延安我就不赞成杀王宝味。要刀下留人。”以后，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使王光美得以幸存下来。 在全会上还批判了“二月逆流”。这一点，我已在前面关于“二月逆流”问题的章节里讲过了。 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闭幕。在闭幕式上，毛泽东再一次讲了话。他说：“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情不大了解，经过十多天的时间，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会议上，先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然后大家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这样经过几次反复，大家就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情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有些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在背后议论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总是有左、中、右。通通是左派，我就不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对于党内的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但保还是要保。对邓（小平），有人说开除党籍，我有一点保留，他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 闭幕式上，还通过了全会的公报。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全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批判“二月逆流”应当成为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一个内容。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 四、九大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我们立即紧张地投入了“九大”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准备“九大”的政治报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亲自指定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会后，林彪便考虑组织他自己办公室的秘书构思报告的初稿。后来毛泽东又认为，这个报告非常重要，要在这个报告里很好地总结出“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又指定陈伯达来协助报告的起草工作。对此，林彪很高兴。 当陈伯达去请示林彪时，林彪提出了自己看法和意见。根据林彪的这个意见，陈伯达拉了一个提纲，并将政治报告的标题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久，陈伯达写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陈伯达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这一部分拿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被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毛泽东赞成他们的说法，认为陈伯达的这个稿子过分强调生产，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 这一下就把林彪和陈伯达原来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共同构思推翻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不敢表态，而黄永胜和我们几个人多半只是听会，总感到人微言轻，讲话无足轻重，而且没有发言权。反正都是毛泽东说了算。因此，毛泽东就把陈伯达的稿子给推翻了。之后，毛泽东提出，另外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重新写。 这件事情再加上前面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关于文化革命是文艺复兴的讲话，反映了林彪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作用，理解上有偏差，渐渐的毛主席也考虑到林彪并不是他的思想和路线的理想继承人，实际上坚定地执行他的思想路线的正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只是把我们全都蒙在鼓里了。 大概过了半个月，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写的稿子第一部分出来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在这一部分里，康生等人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来论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就是回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来粉碎刘少奇等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出乎我们的意料，毛泽东看了这一部分认为可用，要他们稍加修改后，提交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只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象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O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番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连林彪和我们几个人也都感到有些恢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啊，一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上线，就翻历史的老帐，连几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兜出来了，谁还敢说什么！ 看了大家都不发言，毛泽东最后说：“此稿可用，请继续写第二部分。”说完，就散会了。 当天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就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动员大家批判陈伯达。为此，他们在事前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说陈伯达有历史问题，反对过鲁迅的大众文学，曾在天津被捕自首过，是个叛徒等等。但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在会议上始终是一言不发，因此对陈伯达也就没有批判起来。 不久，报告其它几个部分也都出来了。这几个部分都经过毛泽东的一一修改，并在他亲自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顺利通过。 有了上一次陈伯达挨批的教训，几次讨论谁都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有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时，江青提出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只有陈伯达不赞成，说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泽东。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我们其他人也不吭声。这件事最后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 最后，又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 后来在这个“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几次讨论，他都是一言未发，送到他那里去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动过一个。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经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才算完了事。林彪对于“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 在“九大”即将开始之前，汪东兴突然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汪东兴与当时是“九大”的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帮助周恩来筹备“九大”，因为毛泽东已将“九大”的具体组织工作，全部委托给了周恩来。汪东兴住院之后，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由于“九大”的准备工作非常繁忙，希望我兼任“九大”秘书处的工作，帮助他处理“九大”的日常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 以后，我就参加了“九大”前的组织筹备工作和“九大”期间的会务工作，周恩来是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我完全听周恩来的，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由于当时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完全恢复，代表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酝酿产生的，以至有个别非党员也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也是十分特殊的情况。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讲了话。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然后，大会选举了主席团，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我也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大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大会还通过了会议的三项议程：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由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由于林彪对整个报告有看法，从没有读过一遍，所以读这个报告的时候，有些地方读得不太通畅，这引起了江青、康生的不满，这是后话。 大会从四月二日起开始进行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 在会议快要进行到大会发言的时候，康生交给我一张名单，要我去布置他们在大会上发言，我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你就到几个小组去跑一趟吧。”在这几个人中间，第一个就是纪登奎。当时我不认识纪登奎，就通过刘建勋找到了他。事后我才知道，是康生提出要把纪登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才叫他在大会上发言亮相的。 四月十四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相继在会上发了言。在周恩来和康生的发言里，除颂扬毛泽东以外，也赞扬了林彪，而且评价相当高。当周恩来在讲话中称颂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时，林彪突然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大会发言以后，全体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了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个章程，不仅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高度评价了林彪，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用党章的形式来明确规定接班人，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最后，主持大会的毛泽东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很高兴地表扬了孙玉国，认为孙玉国三月二日和三月五日两次在珍宝岛指挥反击苏军入侵的战斗打得好。 从四月十五日起，大会进入了第三项议程：酝酿和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个选举过程，始终充满了斗争。在大会召开之前，关于“九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人选安排，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各占多少，已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几个人反复协商之后确定下来了。军队方面所占的比例比较高。 军队干部占的比例高，是当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因为“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地大乱。为了稳定全国的形势，毛泽东明令军队参加“三支两军”，这才使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了下来。以后在全国各地成立的各级“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中，领导职务基本上由军队负责人兼任。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军队干部居多。这样一来，在中央委员和修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军队干部也就比较多。 对此，江青、康生他们很有意见。他们主张要多安排一些地方造反派的头头。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通过，因为许多造反派头头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行呢？所以，他们的意见被否定了。 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大会举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九大”代表共有一千五百一十二人，正式选举时仅有两人请假，因此当天有一千五百一十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得了一千五百一十张的全票，林彪得了一千五百零八票，周恩来得了一千五百零九票。据说林彪没有得全票的原因，是他为了显示与毛泽东有一定的距离，与叶群一起投了自己的反对票。不过，我没有问过，也没有听叶群说起过，所以我说不清这是不是事实。 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一千五百零二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相应少一些票。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一下，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脸色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还要难看。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起哄了，大发雷霆，对我们喊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她的挑衅，我们大家默不作声。 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个代表团少投了他们的票。 郭玉峰不通过周恩来和我，直接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说要来查票。王良恩不敢做主，立即报告了我，我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和我都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反党章的。于是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没说话。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江青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气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后的人。 “九大”一共选举出中央委员一百七十名，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九人，一共两百七十九人，其中军队干部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中央委员会选举以后，并没有按惯例立即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而是间隔了几天，主要是“酝酿”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人选。毛泽东便指定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个人，到各代表团去征求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人选的意见。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安排，陈伯达不满意了。因为他原来是中央常委，可这次毛泽东却没有指名让他去征求意见；而黄永胜不是中央常委，反而参加了三人小组。显而易见，这个时候的陈伯达已经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了。 江青呢？也不大满意，但是她又不敢反对，因为她的资历不行。毛泽东在当时当然不会指定她去参加这个三人小组。江青是很想当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黄永胜被指名负责这项工作，就认为毛泽东可能要让黄永胜当常委。于是，在黄永胜到中央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想把黄永胜拿掉的江青，马上一反常态地变得对黄永胜非常热情，想让黄永胜提名她为当常委。她找到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常委。” 没想到黄永胜却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提。我哪方面都不够资格，才能、威信都比较低，无论如何都不行。我现在连这个总长都当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谁当常委，毛主席自然会考虑，会作出安排的，我们去过多干扰毛主席不合适。” 江青找黄永胜出面提她当常委的事情不成，就找周恩来，提出要安排邓颖超和蔡畅当政治局委员，想要拉拢周恩来，让周恩来提她当常委。她的建议，又被周恩来拒绝了，使她又碰了个钉子。接着，江青又找叶群，要林彪向毛泽东提出选江青当中央常委。对她的这个建议，林彪仍然拒绝了，说：“一切听毛主席安排。”这样，江青想当常委的活动四处碰壁了。 其实，毛泽东对谁当常委的问题，早有考虑。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安排黄永胜当中央常委。毛泽东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是江青不能当常委。”另外，在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常委候选人会议上，毛泽东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常委，由大家讨论。”但黄永胜还是坚决不干。下来以后，他向林彪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永胜说：“党内老同志多，选我当常委不得人心。” 我和黄永胜相交了几十年，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说到这里，不禁想到“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些人说黄永胜“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话。一个“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居然放着现成的中央常委都不去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黄永胜表明自己态度以后，林彪和周恩来经过考虑，都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了。根据周恩来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陈伯达当常委。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九届一中全会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全部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里包括了李先念和叶剑英。李先念很谦虚，当场表态说：“主席，我不能再当选了。”毛泽东说：“行，要把你选上。” 以下是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公布的选举结果：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在二十五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干部也占了半数以上。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除了温玉成以外，全部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温玉成在军委办事组的时候，由于与江青比较接近，同大家关系就不够融洽，人缘不太好。九届一中全会进行选举的时候，温玉成本来也是候选人之一，但得票比较少，特别是广州军区的一些同志都不选他，致使他落了选。选举结果公布以后，温玉成很不满意，认为江青这个靠山靠不住，便同江青疏远了，转而靠向林彪和我们。江青看到这一情况，便提出要撤掉温玉成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林彪同意了，建议把温玉成调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彪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温玉成一家是由我派飞机送到成都的。温玉成走之前，在军委办事组大骂江青，说江青是武则天，是慈禧太后，有了她，中国就不会太平。同时，他还揭发江青对他说过的一些话。后来，他又跑到林彪家里去哭诉。林彪安慰他说：“是江青要把你搞走的，我们不赞成这样做。你到那边好好工作一段时间再说吧。” 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军委成员时，毛泽东提出，要选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他这样一说，大家便热烈鼓掌，于是这些人都选上了。所以，在当时的人事安排上，基本上是毛泽东说了算，他点到谁就是谁。 刘伯承等几位老帅尽管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仍被选为军委副主席，但以后还是没有参加军委的日常工作。不过，“九大”以后，凡是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几位老帅都参加，而且一律坐在前排。毛泽东要接见群众，特别是接见军队干部，都要通知他们，让他们随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出场。如果当时他们有人在外地，也必定要我派飞机接他们回北京，使他们能参加接见。 另外，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富春除了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选上；而谭震林和邓子恢，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可见对他们几个人，毛主席还是区别对待的。 “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不存在了。虽然没有明令撤销，但是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名称已经看不到了。 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代替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仍然每天晚上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毛主席、林彪一般情况下依然不参加。凡是政治局提出的问题和文件，或者是毛主席交议的事情，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以后，仍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主席和林彪，得到他们批准以后执行。 五、与江青等人的分歧公开化 “九大”以后，政治局内部以军委办事组和原中央文革两派斗争就更加激烈和公开化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批判陈伯达和江青等人企图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而进行。 林彪从内心里是看不起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人的，这一点江青他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但“九大”以前，他们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准林彪。但“九大”以后，江青、康生等人对林彪的不满愈来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后，不论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里，还是在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中，军队干部已经占了一个相当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为了打击军队和林彪的声望，原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以江青为首，开始公然把矛头指向了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在“九大”上作的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林彪以后，林彪表示说：“我从来就不念别人的稿子，我只习惯自己写一个要点，在会议上即席讲话。因为这个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写的，而且经过毛主席的多次修改，我不得不念。但我根本没有念别人稿子的习惯，所以我念得不够好。”后来，当我们向林彪说，张春桥、姚文元到处宣传“九大”政治报告是他们写的，说他们为“九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说陈伯达的笔杆子已经不行了时，林彪对他们嗤之以鼻。 以后，江青一伙人更加得寸进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又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林彪的讲话不突出阶级斗争，是贬低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彪。这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林彪是可以随便批的吗？这样把林彪放到了一个什么样位置上？真是无法无天！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已经过去半年了，有意见为什么当时不提？再说林彪的讲话，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江青对这样讲还不满意，这真是吹毛求疵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 这时，江青又伙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问题。江青和姚文元对这篇文章，逐段进行了批驳。他们是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之实。 江青竟然想拉军委办事组的人，来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讲话。一次我去外地检查工作不在北京时，江青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林彪的讲话是不对的，要进行批判。黄永胜问她：“要批判林彪的什么讲话，是不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江青说，林彪的那次讲话，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只是个人写了几条，脱口而出，必须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这一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几个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人一商量，就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胜就告诉我说：“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让你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讲，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说：“好！” 果然，当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当时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里，她就开始给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参观了她给毛泽东准备的房间，然后才开始和我谈批判林彪的问题。按照黄永胜的交待，我不对她的话表示任何态度，也是哼哼哈哈地对付。从江青那里回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报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员批判林彪没有得到响应，就又把这件事情提到了政治局里。她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连提了六、七次，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一级单位。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林彪。在这些会议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认为越快越好，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及叶群都一致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占多数。 江青的这些活动，每次我们下来以后都报告了林彪。记得林彪曾有一次对我们说：“现在江青在中央是为所欲为，谁拿她也没有办法。”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江青当时有点意外，但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这样，他们才暂时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动。 在我们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几个人的对立和斗争中，我想说一说周恩来。周恩来一直都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们心目中德高望重。自“文革”开始以后，他一直都在任劳任怨、苦口婆心地顾全大局、支撑大局，处境十分艰难和不易。我感觉到，他和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对江青种种干扰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当时，我们都在辛辛苦苦、实实在在地工作，而江青他们几人却是在不断地找事、发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时常因愤愤不平而同江青等人进行一番争斗，可党性原则强的周恩来，却一直对江青等人的刁难和无理取闹，忍辱负重，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责和批评。像上面那样的情况可以说是少见的。我们心里时常为他感到难过。 与江青等人关系相比，就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事情来看，林彪和周恩来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林彪也非常尊重周恩来。这里，我说两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期间，一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集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九大”的宣传工作。由于我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张春桥的身边。开会时，他俩悄悄地对我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上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这个口号的出现，周恩来要负责任。 散会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打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马上要我去他家。我去了以后，他对我说：“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 我说：“我过去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一些问题的利害关系也不大懂得，谢谢林总对我的关心。我一定记住林总的提醒，一定注意很好地协助总理工作。” 后来，我又向叶群建议，把这件事情告诉周恩来。不料叶群对我说：“我已经告诉周总理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合适的时候，再一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恩来，想提醒他注意江青、康生等人的活动。听了我的话，周恩来只是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 我非常佩服周恩来的这种气度。他非常有涵养，遇事冷静，沉着大度，绝不会为了什么闲言碎语而受到刺激发怒。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值得我好好学习。 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以后。周恩来对林彪也很关心。一次，周恩来要我转告林彪，是不是可以出去走一走，说是出去走走对身体有好处，不要老是住在北戴河或者是苏州不动。我知道林彪的脾气，就有点犹豫，说：“这个话我怕不好说。”周恩来鼓励我说：“你可以去试一试嘛！”以后，我找机会把周恩来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林彪。林彪说：“谢谢总理的好意！但是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现在就连转车也转不了。”以后林彪还是没有出去。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对周恩来的好意是真心感谢的。 周恩来的批评并没有使江青有丝毫的收敛，相反，她的个人野心越来越膨胀，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件事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早上，叶群突然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到江青住处去开会。我们到了钓鱼台十一号楼以后，见到江青同姚文元在闲谈。不一会儿，李德生也来了。李德生来了以后，江青就招呼开会。江青一共召来了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连她自己，一共有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江青说：“今天随便同大家谈一谈，请大家不要作记录。”我们几个都收起了笔记本，只有李作鹏还是在一边悄悄作记录。可一会儿就被江青发现制止了。 那天，江青一个人从上午九点一直说到了十二点，一气说了三个小时。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她首先是吹嘘她自己，从自己的家庭出身说起，说她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县的，以后上小学、中学，还在山东大学旁听过。再以后，又参加了革命，从山东到了上海，与左翼文联搞在一起，支持鲁迅的“大众文学”，反对王明的“国防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在同周恩来一同乘飞机去延安的途中，飞机曾降落在西安，她还去华清池里洗了个澡。 她还对我们说起了毛泽东在延安如何追求她的事情。她说，在未婚以前，毛泽东每天下午都骑着马去找她，亲自和她一同趟过延河水，一起闲游。毛泽东写的文章，都是她帮助进行整理的抄写的。一九四七年撤离延安的时候，她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直跟着毛泽东在陕北打游击。当时，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和毛泽东一起吃派饭。有时汪东兴买鸡给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是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吃。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生了李纳以后，就得了子宫癌。后来毛泽东同苏联商量，请他们派专机来，接她到苏联去治病。她在莫斯科住院以后，做了一次大手术，回国以后就同毛泽东分居一直到现在。 说完自己的事情，江青接着就开始攻击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这一点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文化大革命’中他办错了几件事情，写了检讨，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只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来中央常委碰头会垮了，这才要求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 批完周恩来，江青又批判起了陈伯达。她说：“陈伯达，小人也，读书不少，但是具体事情一件也办不了。当中央文革小组长，不会领导，没有主张，中央文革碰头会办事全靠我和康生出主意。陈伯达在历史上还有问题，他一贯追随王明，公开写文章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在天津的时候，曾经被捕过，还有托派嫌疑。” 江青对康生则半是吹捧，半是批评。她说：“康生同志有远见卓识，办起事来很有魄力。他读书多，有理论水平，看问题看得准，但就是实践经验少，做领导工作不内行。” 在江青一个劲地信口开河过程中，我们几个人都是只听不说。姚文元出来捧场说：“江青同志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高，我们一定要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看到我们几个人仍是一言不发，江青只好宣布散会。 从十一号楼出来，我和黄永胜同乘一辆车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俩在车上就议论开了。对这个会，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江青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不合法，她本身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怎么就有这个权力单独召集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显然，这是背着中央常委搞小组织活动，其目的是破坏团结，动员和拉拢我们拥护她来反对周恩来、反对陈伯达，并损害毛泽东的崇高威信。我们认为，她这样做在组织上不合法，弄不好还会把我们也搞到“小组织活动”里去了。这件事情必须报告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又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应当马上报告林彪。 下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和我一起到林彪家里，把这个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要黄永胜和我两人立即去见毛泽东，并要叶群亲自打电话到毛泽东那里联系。在叶群去打电话的时候，林彪告诉我们：“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林彪刚说完，叶群就打完电话回来了。她告诉我们说，毛泽东同意接见，并在家里等着我们，要我们赶快去。 当黄永胜和我赶到毛泽东的住所时，已经快到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了。由于我们要去参加会议，我们向毛主席汇报的时间很短。黄永胜对会议的情况还没来得及细说，我也只是向毛主席说了一句一向郁积在我心里的话。我说：“江青同志只准演八个‘样板戏’，对其它的戏一概否定，这样好吗？”毛泽东回答说：“‘样板戏’没有一个是她自己搞的，都是别人帮助她一起搞出来的。” 说到这里，叶群来了电话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是不是先来开会，否则被江青发现就不好了。”毛泽东也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赶快去开会吧，周恩来还在等着你们。” 临走时，毛泽东又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了。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说完，毛泽东还嘱咐张玉凤，叫她不要对江青说我们到他这里来过。 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我们原来想，江青的这次活动直接侮辱了毛泽东，并且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另外就是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我们也感到十分不解，如果早就知道他是叛徒，为什么还要委托他这样高的职位，用他去整天大抓叛徒呢？我们认为，陈伯达的历史，毛泽东应该是清楚的，否则陈伯达绝不会走到现在的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江青在造谣。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早就被打倒了，可毛泽东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完政治局的会议后，我们又把上午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也许是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不好表态，周恩来在听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也是一笑了之了。 然后，我和黄永胜又到了林彪那里，把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说：“毛主席、周总理知道就行了，让他们去处理吧。”事情就这样又不了了之了。 再有一件事是“九大”以后，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新华社曾在全国公开发表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前面是毛泽东，后面是江青。发表这张照片的目的，是想表明江青是紧跟毛泽东的。然而，这张照片是假的。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告诉黄永胜说，这张照片本来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的合影，是江青告诉这个记者，要他把林彪和周恩来的影像剪掉，然后把她自己的影像合成到这张照片上去，于是这就成了公开发表时的样子。 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的一天晚上，我正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到江苏厅去开会，黄永胜和叶群突然从后面叫住我。接着，叶群交给我三张照片，并告诉我说，这是江青要那位记者剪贴照片的所有原件。她要我回去把这三张照片复印三份出来，让黄永胜、我与她三人各保存一份复印件。 由于有了上一次向毛泽东汇报的教训，这次我们就没有再向上反映，而是把原件复印一下，留一个证据，也就拉倒了。 六、珍宝岛战斗 说到林彪的“一号命令”，不能不说起中苏之间的军事冲突。 从五十年代末起，中、苏两党的关系开始紧张，从而后来导致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从一九六四年以后，苏联方面开始是在蒙古，后来直接在远东方面大量部署部队，对中国施行武力威胁。这样一来，原本亲密无间的邻邦发生了边界的纠纷与冲突，特别是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地区，苏联边防军多次对中国边防巡逻部队挑衅。开始，他们只是推推搡搡，后来发展到用棍棒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抢夺我方人员的枪枝。到了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他们的行动就发展到用装甲车碾压我方人员，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我方多人。那一段时间里，军委办事组不断接到下面的这方面报告。每次我们都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林彪和周恩来，并请示是不是可以采取措施，以保护我方人员的安全。 这样，由毛泽东和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有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和林彪一致决定：对苏联方面的挑衅要给予坚决回击，并对此作了具体的部署。 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我们军委办事组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将具体的组织实施工作，主要交由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和新疆军区去执行。同时，要求解放军三总部、海军、空军以及全国各大军区密切配合，同时作好全面防御的准备。为了执行好毛主席、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向沈阳、北京、新疆三个军区发了电报，要求他们加强中苏边界特别是东段边界的边防警戒工作，作好以军事上的斗争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我们在电报中强调，各边防部队要严格执行“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边界斗争方针，并具体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先出手，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开枪；如对方开枪，我方出现伤亡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自卫措施。但无论采取何种自卫措施，都要严格控制在我方的境内。 在电报里，我们还要求边防部队在政治上有利的情况下，事先作好准备，多设想几种情况，拟订好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联军方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另外我们还强调，边防上的斗争主要是政治、外交斗争，一切要服从政治，服从大局，要严格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接到我们的电话指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抓了这项工作的落实和具体的部署。一九六九年一月，沈阳军区制订了计划，调集兵力，成立了边防斗争的指挥所，并向军委办事组写了报告。经我们研究，并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批准，同意了沈阳军区的这个计划，决定以珍宝岛为中心，开展反击苏军挑衅的边防斗争。 接着，我们以总参的名义向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发出电报，通知他们中央已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并要他们注意具体布置多少兵力以及选择好反击的时机，要注意尽量减少损失，保护自己，特别要注意一定要抓证据，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抓俘虏、缴获证据。同时，我们再一次规定，不准先开枪。我们并不想向苏联挑衅，而完全是为了自卫。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珍宝岛战斗打响了。很快，陈锡联司令员就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非常兴奋，告诉我们说战斗取得了胜利，只可惜没有抓到俘虏。 不久，沈阳军区的战斗报告送了上来，我们才进一步了解了情况。当时我们派出的巡逻部队，在珍宝岛上遇到苏联部队的拦截。这一次，苏联方面没有像往常那样只带着木棒，而是全副武装向我们的巡逻人员压了过来。为避免扩大事态。我们的巡逻人员随即向后撤退。这时苏联方面突然摆开战斗队形，想包围我们。就在这时候，我们的第二支巡逻组赶到了现场。见我们的增援部队来到，苏方的一个上尉指挥苏军突然开枪，一下子打死、打伤我们的边防人员六人。我边防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还击，一下子就打开了。苏联方面出动了装甲车，射击我方人员，而我们岸上的支援部队，一边开枪拦截，一边登上珍宝岛，营救我已上岛的部队。大概打了一个小时，我共打死打伤苏军六十余人，击毁一些装甲车、指挥车和卡车，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我方共牺牲了十七人，重伤十一人，轻伤二十四人。 我们很快将报告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那里，毛泽东看完后说：“打得好！” 由于苏联方面这次吃了一些亏，为了挽回面子，他们就开始调兵遣将，调集了大批坦克、装甲车和火炮，准备与我们进行一场大战。这一次，他们不再只是由步兵单独出动，而是让步兵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活动，寻找机会报复中国边防部队。 为了对付苏军的坦克，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军委办事组指示沈阳军区，调集步兵、炮兵、高炮以及反老坦克部队，在珍宝岛地区集结，分批进入前沿阵地和纵深阵地，并指示一线边防部队，要避免在对我方不利的情况下发生冲突。 到了三月十五日，珍宝岛上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这天一早，苏联边防部队在十多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又登上了珍宝岛。岛上，我们的步兵一个排利用修筑好的工事与来敌对峙。八点钟，苏军首先开火。他们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守在岛上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我们的部队沉着应战，一直等苏军装甲车离阵地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才突然还击，一下子打掉苏军的两辆装甲车。以后，我们后方的炮兵开火，将苏军步兵压制在岛上的中央。 十点钟，苏军出动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向岛上的中国部队又一次发起进攻，同时用炮火拦截我们的支援部队。我们的战士同苏联坦克展开激战，击毁苏军坦克和装甲车三辆，击伤两辆。苏军的装备本来就比我们要好，加上我们又是步兵武器对付坦克和装甲车，这个仗是很难打的。我在战后看到参战部队缴获的苏联坦克和装甲车上边，弹痕累累，但是都没有致命伤，不仅步枪、机枪打不进去，就连炮弹也打不进去。个别的弹孔是靠火箭筒在很近的距离内打进去的。我们的战士是非常勇敢的。 到了十二点，苏军利用火炮猛烈轰击守卫在岛上的中国部队，并对十公里宽，七公里深的地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炮击。然后，又派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数百步兵来进攻我守岛部队，我边防队和支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直坚持了两个小时。最后在炮兵的支援下，终于打退了苏军的这次进攻。这次战斗一共是九个小时，苏军共投入了五十多辆坦克、装甲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炮击。战斗结果，我们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十三辆，共打死、打伤苏军一百四十人。我方牺牲十二人，伤二十七人。 以后中苏之间虽然又发生了几次冲突，但是都没有前两次战斗的规模大。以后，苏军派人来岛上收尸，我们都没有还击。几次战斗，我们一共打死、打伤苏军二百五十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十七辆。 三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表彰了参战的全体人员。 七、“第一号命令” 在中苏边界的东线珍宝岛地区这几次武装冲突以后，中苏之间除了炮战，没有再发生直接的地面战斗。不过，在东面战斗中吃了亏的苏联人，一直想报复我们。到了八月份，在新疆又爆发了中苏之间的边界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对我们十分恼火，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层里，发生了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特别是苏联军方，主张对我们实行空袭，甚至动用核武器，打击我们的核攻击力量。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等人主张同我们对话。 但在当时，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的。我们所获得的有关情报，特别是总参的有关情报说：苏联可能考虑对中国采取突然袭击。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正常的联系都断了。为了与我们取得联系，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邮电部门打来电话，说要和我们的周恩来总理通话。但是我们的接线员，把他们骂了一顿，说我们和修正主义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把电话挂掉了。这样苏联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和我们直接对话。 到了九月份，来了一个机会。柯西金要到河内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葬礼，而周恩来也要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所以苏联方面就千方百计同我们联系，想让柯西金在河内同周恩来见面谈一谈。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恩来为了避免同柯西金见面，提前到达了河内，并且在柯西金到达河内以前回到了北京。但是后来经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三人商量，同意让柯西金来同周恩来谈一谈。 苏联接到这个通知时，实际上柯西金已经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吉克，但为了面子，他们对外宣传仍是柯西金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北京停留。周恩来考虑，不让柯西金进北京市，就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安排同柯西金会谈。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乘飞机到了北京，在机场和周恩来进行了会晤。柯西金对中苏发生的流血冲突表示遗憾，并和周恩来共同商定，近期内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副外长一级的会谈。 然而，这次两国总理会晤后，中苏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下来。苏联在远东地区继续大量增兵，使中苏边界地区部署的苏军兵力达到四十个师。这些情况不断地通报到中央，引起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战备，绝不是林彪一个人想当然。在这方面，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意见是一致的，要加强戒备。尤其是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来说，在如何应对苏联大规模突然袭击的这个问题上，更是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他不得不格外慎重地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否则，稍有不慎就将成为千古罪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当时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就是要尽快完成国家军事防御战略重点的转移。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国以来，我们军队最主要的作战方向是在东南，主要的对手是美国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战略目标是解放台湾。这样，广大的东北、西北地区就成了我们的“大后方”。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和日益恶化，东北、西北地区就面临着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对苏防御也就成为毛泽东和林彪主要考虑的问题。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责任，当然也就落在林彪的身上。当时他要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如何解决防御问题；二是如何解决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苏联的问题。对此，林彪提出了如何“三防”和“两打”的问题。“三防”是指“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两打”是指“打坦克”、“打飞机”。 根据林彪提出的防御原则，我们作了相应的安排：一、在“防空袭”和“防核攻击”方面，重点是加防空力量，尤其是加强东北、华北、西北这“三北”地区的防空力量。这些地区原来的空、防力量比较薄弱，许多重点目标的防空都是空白。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陆续把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空导弹、高炮部队调往兰州、新疆以及“三北”地区，加强这些地区的防御。另外我们还调整和加强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防空部署，加紧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和装备，加强预警雷达的建设和调整“三北”地区的航空兵部署。 另外，根据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沈阳、石家庄等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中，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地下人防工事的工作。这些地下人防工事，要达到“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水平。这样，一旦发生突袭或核攻击，地面上的人就可以转入地下，减少伤亡。在北京开始修建地铁，既可以解决交通问题，还可以防空袭。 为了保证国家和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指挥系统的正常运转，我们还在全国选择建设了几个战略指挥中心。这样，一旦发生突然事变，中央和中央军委能够安全迅速地转移到这些地方去实施指挥。在毛泽东、林彪可能居住的地方，我们还特意修建了可靠的地下工事。 在“防突袭”方面，我们考虑，苏军的机械化部队，特别是他们的坦克和装甲部队，从装备到力量都是世界一流的。他们的突击力量很强，而我国的“三北”地区又大都是平原，几乎是无险可守，这就非常有利于苏军装甲部队的行动。因此，在战略上我们应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以扬长避短。但是现代化的战争，不应当让对方长驱直入，要找一些战略上的支撑点来进行固守，吸引对方的兵力，然后相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出于这个考虑，林彪开始提出，在“三北”地区，特别是在华北地区，要进行人工“造山”的工作，以形成有效的战略防御点。所谓的人工“造山”，就是在选定的地点建筑起若干个“山头”，内部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每个“山头”之间的炮火可以相互支援，形成火力网。这样的“山头”既可以抗击核攻击，又有充分的弹药和物资储备，可以保持长时间的生存和抵抗能力。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林彪多次出外看地形，并先后选择了天津、保定、石家庄、郑州等地，作为“造山”的试点，以形成对北京防御的支持。以后，他还曾亲自视察过这项工作的开展。 对于华北西面的防御，林彪认为山西一带的地形是可以利用的，于是要亲自去看地形。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一天，林彪通知我准备飞机，说他要到张家口一带去看地形。我准备了两架飞机，除了林彪自己乘坐以外，还有一架飞机供警卫部队使用。 那天上午八点，我到了北京西郊机场。不久，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到了。等到九点，林彪带着叶群来到机场。我们一起登上飞机，向山西飞去。 北京离山西并不远，所以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到了山西上空。这时，林彪指明要先看看平型关，于是我们的飞机在平型关上空盘旋，林彪看得很仔细，说：“平型关这个地方是可守的。” 看完平型关，林彪又提出要看大同，最后又看了张家口。看完张家口，我们的飞机就在张家口机场降落，林彪说要看一看驻张家口的某军，并在张家口住一晚。林彪自己住一个地方，并用自己带来的炊事员做饭。他是从来不跟外人吃饭，也不吃别的炊事员做的饭。我和阎仲川、郑维山则同军领导一起吃了饭。吃完饭，林彪接见了该军师以上的干部，他在讲话中要求大家加强战备，还具体指示某军，要他们依托张家口地区的地形，修筑几个地下防御工事。讲完话，他又为某军题了词。 那天晚上叶群来了兴致，要我陪她一起到市里去看看。这样，我又陪她去市里转了一圈。第二天，我们陪同林彪回到了北京。 以后有人说林彪这次看地形，是为政变作准备。我想，以上的事实上已经说明了问题。 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到西郊机场去转车，在车上看到空三十四师的情况。回到住所，他将看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要采取措施，防止苏联利用我们的节日进行突然袭击。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的这个看法。 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要秘书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等几个人找到毛家湾，对有关作战问题作了指示。他说：“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谈一下战备的问题。这个仗看来是八成打不起来，但是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说不定在人们欢欢乐乐的时候，战争就开始打响了。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是星期天，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也是星期天。如果敌人乘我们过节，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在蒙古的空军基地，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不要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用导弹打，更是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到了西郊机场转了一下，看到一排排的飞机还停在跑道上，没有一点应付意外情况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一旦遭到空袭，就会被全部打掉。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情况。” 接着，他发出命令：“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了留下作战值班的飞机以外，其余的一律在今天夜间转场到外地。第二、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防止敌人进行空降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值班的工作人员，立即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它战备也要抓好。这个问题，我已经向毛主席报告和请求过，毛主席和周恩来都同意要空军连夜疏散飞机。这样，你们研究一下，回去进行部署。至于国庆招待会，我已经同周恩来商量了，你们就不要参加了。” 回到军委车组，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黄永胜负责总参和全军，我立即回空军，按照林彪的要求，连夜疏散飞机。那一晚，我们都没有睡觉，到了下半夜，飞机转场和其它措施全部都已经落实，我打电话向“林办”作了报告，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过了国庆节以后，从各方面看来，情况也确实比较复杂。十月十五日，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战略动向。会议认为，根据一部分情报，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会以十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作幌子，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由军委办事组部署部队的备战问题。另外，周恩来在会上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根据这一指示，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 会后，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还当场表示说：“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当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 据汪东兴后来告诉我，第二天毛泽东快要走的时候，江青去了。毛泽东正在吃饭，江青要服务员拿碗筷，想跟毛泽东一起吃。可毛泽东说：“来不及了，我吃了饭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点吧。”毛泽东这一说，服务员就不敢动。江青碰了个钉子，很不高兴地回去了。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十月十七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部撤离到了北京西山。周恩来把我们已撤到西郊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撤离北京的不光是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部门的领导也进行了相应的疏散。中央、国务院各单位的疏散工作由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负责，其它各单位自行负责。这次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的疏散工作，从拟定名单到具体安排去的地方，全部都是他和汪东兴及中央办公厅一个一个研究决定，并具体办理的。 由于这次紧急疏散行动，草率进行，以至在对一些老同志的安排上发生了问题，对他们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例如造成了刘少奇主席病逝在开封，实在是令人遗憾。 至于以后有些报纸、文章把这个帐统统算在了林彪的头上，说林彪为了迫害老干部，处心积虑地搞了个“一号命令”，一下子把老干部都轰到了外地，从而造成了刘少奇等人的死亡。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紧急疏散这件事情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常委、政治局共同决定的，具体执行的是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如果周恩来在世的话，他是不会同意这样说的，许多老同志自己也可以作证。为什么只讲林彪和我们而不讲毛主席和周恩来呢？这是不公平的。应承担这个责任的，绝对不应该是林彪和我们。 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紧急疏散的决定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一号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疏散的决定之后发出的。林彪十月十六日到了苏州，十七日下午他才找秘书口授了“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这六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要防备苏联以十月二十日开始谈判作烟幕，实行突然袭击，尤其是十九日和二十日应该特别注意；二、全军各部队特别是”三北“地区的各军区，要立即将坦克、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实行紧急疏散，对战备工事、重要目标要采取隐蔽措施；三、要保证通讯联络的畅通；四、加紧国防工业的生产，特别是要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五、各军区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战略导弹部队要作好发射准备。 林彪口授后，让秘书整理成记录稿。然后，叶群要秘书把记录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另一份由秘书传给北京的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阎仲川叫到军委办事组，向他作了传达，阎仲川作了记录。传达时，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李德生都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告诉阎仲川说：“你去传达吧。” 阎仲川问：“怎么传达呢？”黄永胜说：“先用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 阎仲川回到总参作战值班室以后，同作战部一起拟了一个电话稿。他考虑，这是军委办事组转移到西山以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从第一号编起，于是就要值班参谋将这个命令编为“第一号号命令”。所以，这个“第一号命令”的名字还是阎仲川给起的。 以后有人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政变”的总预演，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当时林彪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九大”以后接班人的位置名正言顺，没有必要搞政变。说林彪当时搞政变没有任何证据。 第二、从一九六九年初开始，防范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问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共同决策。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有过多次讲话、指示，中央发过多次文件，这都是有案可查的，不能因为林彪一个倒了，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把本来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 第三、当时的中苏关系确实错综复杂，以后的多种材料也证实，当时的确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世界上有很多因缺乏及时、有效防备而遭到惨重损失的例子，也有不少因采取了措施，而使战争没有打起来的例子。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过多次防范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样，林彪也是人，预防了一次没有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就说他是神经质，说他要搞政变呢？ 第四、说许多老同志的疏散，是因为“一号命令”而起，这就更不是事实了。实际上是战备疏散在前，“一号命令”在后。这件事情，只要稍稍一查证，就可以弄明白了。 关于这件事情，以及其它与此类似事情的一些说法，当时是为了稳定局势的需要，有倾向性，对事实有歪曲。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过去的事情加以评价，最起码也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 八、林立果的任职和“讲用报告” 一九六八年夏天，一次空军党办的王飞和周宇驰向我提出，林立果到空军已经快一年了，他学习努力，工作也很积极，现在他想到下面去转一转，搞一点调查研究，为空军领导收集一点材料，提供一些意见。我说：“这些都很好。他是空军党办的秘书，为空军党委做一点事情，应该放手让他去干，对他也是一个很好地锻炼。能够下去，做一些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也算是一点成绩嘛！” 为了工作方便和林立果的安全，我要王飞他们成立一个调研小组，让他们用这个调研小组的名义下去活动。我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下面部队飞行训练的情况、事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还特别叮嘱王飞和周宇驰，下去后，一是要注意保密，二是要注意安全，不要出任何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对不起林彪了。 以后，我实在是因为各方面的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具体过问调研小组的情况。这个调研小组到底有多少人，又开展了些什么活动，我并不知道。“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人把调研小组与“小舰队”联系起来，说是我批准成立的这个“小舰队”。实际上，我批准成立的只是一个调研小组，而“小舰队”是林立果他们背着我搞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才知道有这个“小舰队”的问题。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林立果在空军的任职的事情。一九六九年十月的一天，叶群对我说：“现在中苏边界的局势紧张，战备工作吃紧，你的工作又太忙，经常直接向‘一O一’汇报情况也有困难。但是空军又有许多问题，包括作战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经常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也需要不断地改进，航空工业也要逐渐跟上世界先进水平。‘一O一’的意见，立果除了负担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和技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一O一’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现代化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由于叶群是打着林彪的名义，她提出来这个问题以后，我想应该考虑一下。在叶群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中央已经任命毛远新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纳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我想，叶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与毛远新和李纳的任职有关。这样，我考虑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在空军任一个差不多的，但是要比毛远新和李纳级别低一些的职务。 我同空军党委的同志一起作了研究，我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付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十月十七日，由我和政委王辉球共同签署，同时任命刘世英、周宇驰和林立果三个人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并任命林立果兼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 关于任命林立果的问题，我原来一直以为叶群传达的是林彪的意见，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我见到林立衡，她对我说起，林彪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叶群和林立果背着林彪一手操纵的。经她这一说，我这才想起来，林彪确实从没有对我直接提到过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或表示出他知道此事。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内情我就不知道了。 在这之前，空军党委办公室已经改编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王飞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办公室主任。这样一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就完全被王飞、林立果、刘世英、周宇驰等人所控制了。 林立果的任职命令公布以后不久，王飞、周宇驰带着林立果来看我。林立果说：“谢谢吴司令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说：“是你自己的努力，工作水平有很大的进步。你也要感谢党办的同志们，他们费了不少心血。”我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到有一点冒失了，但是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这句话以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我曾经想收回，但是又怕得罪林彪，收回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没有这样做。但是后来说我的这句话就是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见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对这个问题，我在后面有详细说明。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句话，以后把空军闹得天翻地覆。 这句话后来被党办的王飞和周宇驰有意加以利用和扩散，起初是在一九七O年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林立果和周宇驰他们下去蹲点以后，搞了两个调查报告，提出有关空军建设的十个问题，建议研制垂直起降飞机和短距离起降飞机。这两个报告经毛主席和林彪同意以后，传回到了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对此专门进行了讨论，并指定周宇驰到会作说明，周宇驰在会议上介绍情况时说：“吴司令对林立果评价很高，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次党委办公会议我没有参加，但是周宇驰说的这番话，事后我知道了。我当时很想出面加以说明或进行制止，但还是因为害怕得罪林彪，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当时我是应该出面制止周宇驰等人对我在私下场合说的话，当作指示来任意扩散的。现在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 尽管我当时对王飞、周宇驰等人的做法非常不满，但由于林立果搞了调查报告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我还是很高兴。为了对林立果表示鼓励，我送给了他一块怀表。这块表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打淮阴时缴获的战利品。不久叶群就打来电话，很高兴地说：“吴司令，你这样器重林立果！我们立果说，永远是吴司令的小兵。”在这个时候，我哪里能想得到，就是这个林立果，以后竟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事情，还和空军党办的一些人，一起来搞我的材料！ 林立果当年还曾经做了一件在空军大有影响的事情，这就是他作的“讲用报告”。一九七O年七月三十一日，空军政委王辉球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在空军办公大楼的七楼会议室开会，听取林立果讲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即听他作“讲用报告”。这种“讲用报告”是当时全国各地以及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形式，是当时的一种时髦。林立果用这种方式，想哗众取宠。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最初曾经在“林办”讲过一次。叶群告诉我，“林办”的人对这个“讲用报告”反映强烈，都认为讲得不错。我说，林立果是空军的干部，既然“林办”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军的干部会上也讲一次吧。随后，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王辉球。 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我和陈绥圻正好住在西山。这个“讲用报告”开始以后，王辉球才要秘书通知陈绥圻去参加会议。等陈绥圻从西山赶到了空军大院时，林立果的报告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会议中间，周宇驰对陈绥圻说，林立果讲完是不是请她也讲几句。陈绥圻因事前没有准备，就说不讲了。周宇驰又提议：“那就带领大家喊几句口号吧？”陈绥圻不好再推，就让他帮助拟几个口号。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很长，差不多讲了整整一天。讲完以后，王辉球首先讲话，接着王飞又讲了话，他们两人都对林立果的报告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王飞还利用这次讲话的机会，又宣传了我说的“两个一切”。最后，陈绥圻带领大家喊了十几个口号，会议就结束了。 林立果作“讲用报告”的时候，我不在场，事后调来录音听了一遍。从录音上听，这个报告大致上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听完以后，我感觉林立果讲话的口气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显得太过了。 过后，我打电话给叶群，跟她说，在林彪和她的培养、教育下，林立果到空军以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的这个报告讲得很好，是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叶群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都是吴司令你的培养。今后对立果还要严格要求，让他不要翘尾巴。” 事后我找到王飞，问他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到处宣传我说过“两个一切”的问题。王飞解释说，他当时也没有考虑到这样多，他认为，这句话无非是表扬林立果的意思，说林立果水平高，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要他立即在录音上把“两个一切”的那一段删去，不准再扩散。 当时空军正在召开“三代会”（“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作报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会。代表们出于对林彪的敬仰和信。我起初不想播放这个录音，但是在代表们的一再要求下，我也就同意了。在给“三代会”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录音之前，我再一次告诉王辉球，要他一定要把王飞的讲话录音删掉。当陈绥圻得知要放录音之后，也向我要求把她领喊的口号部分删掉，我要她自己去向王辉球反映。结果王辉球把自己和王飞的讲话都删掉了，唯独留下了陈绥圻喊口号的录音，这样一下子就把陈绥圻推到了前面。陈绥圻对此很有意见，但木已成舟，已经没有办法了。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播放以后，代表们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印发这个报告。王辉球又把代表们的这个意见反映给了我。 我不同意印发，对他说：“林立果的报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要推敲。这个报告现在不能印发，如果印发了，反而会给林副主席帮倒忙。” 接着，我又就“三代会”代表要求印发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件事，给叶群打了电话，谈了我的看法。叶群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说：“不要印发。”但是有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推波助澜，挡也挡不住。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后期，连周恩来都提及此事，我就又严令将此风刹住，但也未完全奏效。这个事情，我在以后的章节有详细论述。 第十三章 九届二中全会 一、汪东兴传回的声音 一九七O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杭州。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他还传达说，毛泽东指示，关于宪法问题，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另外，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会后，汪东兴找到叶群，想到毛家湾去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但因为林彪已经按照平常的习惯，在晚上八点钟服用安眠药睡觉了，所以汪东兴没有去成，只好请叶群代为转达。 毛家湾去不成，汪东兴就请叶群、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于是，我们一行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到了靠水边的小楼，汪东兴的家。我们下了车，随后一起在客厅里闲谈了一会儿，接着话题就转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这时，汪东兴又对我们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这个话，我们听了都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特别的信任与关怀。当时汪东兴也很兴奋，因为“九大”以来他同我们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那天晚上，汪东兴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吃什么呢？是红薯。因为那里已经到了三月份，红薯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家里保存有。我们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 二、宪法修改小组 三月十三日晚九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如惯彻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除林彪以外，都参加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首先成立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小组，由周恩来牵头，成员由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负责四届人大的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接着研究修改宪法的问题，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由康生任组长，其他成员由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共六人组成。这个方案很顺利地通过了，并准备报告毛主席批准。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留待宪法修改小组去研究。 很快，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宪法修改小组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找了一个会议室，开始了工作。康生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并确定一个叫李鑫的同志负责。我们每天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开会工作。 小组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先研究一九五四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因为这个宪法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的，曾广泛听取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所以要大家先研究这个宪法。然后还要研究苏联、朝鲜、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各国的宪法，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这些宪法有的几十条，有的上百条，还有的只有三条。另外，我们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制定的《五权宪法》，以及袁世凯制定的宪法等。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家传阅这些宪法，然后集体讨论。 在新宪法修改草案的问题上，我们首先是研究要写几章，搞多少条，在序言、总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国家机构、国务院等章节该如何写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小组里经常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有的主张写一百多条，有的主张写几十条；有的主张设国家主席，有的主张不设，议论不一。康生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我们终于统一了几点意见，修改的原则是宜简不宜繁，而且毛泽东制定的宪法原则，基本上都要继承下来。至于写几章、写多少条款等具体问题，写起来再看。 三、林彪的意见 在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我想着重说一说林彪的意见和态度。一九七O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因林彪准备带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去向毛泽东汇报军委工作，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就先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我们向林彪说起，军委办事组已派吴法宪和李作鹏参加了宪法修改小组的工作。我们还说起，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 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 林彪当面对我们表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较中肯。他的这一番话，是出自内心的，也比较合乎情理。像以后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急于分裂党，反对九大路线”，我感到实在是牵强附会，缺乏根据。我有几点理由： 第一、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当时国家代主席的职务是由董必武同志担任的，而董必武同志连中央常委都不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党的九大章程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的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林彪根本没有必要去争这个国家主席。 第二、当国家主席是个出头露面的事情，而林彪对搞出头露面的外事活动是很少感兴趣的。这从他建国以后极少参加外事活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说他的身体不好，也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外事活动。 第三、刘少奇是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被打倒的，这是前车之鉴。林彪是个聪明人，看到了这一点以后，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同毛泽东的适当距离。这一点，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 因此，我认为林彪不存在“急于抢当国家主席”的想法。林彪的一个警卫参谋，李文普，写了一篇文章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样的话，因为林彪最讨厌参加接见外宾的外事活动。（见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与我。 编者注）我感到这个说法是真实可信的，这也反映了林彪的性格。说林彪急于抢当这个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是违背林彪处世哲学的，也是没有根据的。林彪在我们面前从来未表示过想当这个国家主席，给我的感觉，他个人当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是无所谓的。但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元首。林彪曾经郑重向中央表示：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另选一位国家副主席。有人说不想当国家副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坚持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这是什么逻辑嘛！如果们叶群、林立果有些想法是可能的，但是说叶群、林立果就等于林彪，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另外退一步说，想不想当国家主席，这不是犯罪的标准，如果说想当国家主席就是“篡党夺权”，那么“篡党夺权”的人就太多了嘛！ 四、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冲突 由于我们军委办事组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来就分成两派，这个问题，也反映到宪法修改小组里来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两派，陈伯达、李作鹏和我是一边；康生、张春桥是另一边。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是放开讲话的，就时常有些争论之词，有些争论还非常激烈。如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了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和张春桥则不同意 设国家主席，而且人大也不设委员长，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顶牛了。为了缓和矛盾，康生曾提出在宪法上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时，林彪和叶群住在北戴河，事后我把这种情况通过电话反映给叶群，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说，各国宪法都有总统、主席等领袖人物为国家元首。我国开国以来，毛主席就是我们国家主席，后来有刘少奇主席。现在取消不好，引起世界人民怀疑。叶群在电话中对宪法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表示高兴。 以后叶群在北戴河对宪法修改工作很关心，常来电话询问讨论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林彪的意见：要在国家的指导思想一条上加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人大常委会中设主任不设委员长，林彪认为不妥。这一点康生是最不满意的。 尽管当时组里矛盾很大，但工作还是照常进行。宪法草案基本上是依据康生的意见起草的，我们一条一条地讨论研究，包括条款、文字、标点都进行具体的推敲，但在有些问题上各不相让。这个草案一共是六章，即：（一）、总纲；（二）、公民的基本权力和义务；（三）、国家机构；（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五）、民族自治和自治机关；（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这个宪法草案的总纲里，也依据“九大”通过的党章，写上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另外，宪法草案还规定，包括全国人大在内的各级人大常委会，都只设主任，不设委员长。 一九七O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天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我。李作鹏因为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去处理问题去了，没来开会。纪登奎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来。会议进行过程中，陈伯达出去打了几个电话，长时间不在会场。所以，这一天实际上只有康生、张春桥和我在那里开会。 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论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是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这时康生也很不冷静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我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康生说：“对、对、对，写上、写上。”以后他们两人再讲话，我都不吭声，索性连话也不说了。 看来，张春桥的话不简单，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几个文人，他们说打倒谁，就打倒谁，打倒了那么多的老同志，现在又公开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气愤不过。林副主席有什么错，难道又要打倒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你张春桥之流能啃得动的吗？！打倒林彪，靠你张春桥能打仗和支撑国家吗？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当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张春桥不满，积怨甚深，也就借题发挥，这样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记录。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后，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情况。我说：“老夫子，你这个人，讨论宪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里去了？”陈伯达这时立即对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写上”。这样，陈伯达就公开同我站在了一起。 吃完晚饭，继续讨论其它问题，只有康生和张春桥说话，我一个人气鼓鼓地一言不发，陈伯达也不说话。就这样，宪法修改小组完成了最后一次讨论，准备将“宪法修改草案”提交政治局讨论研究。 散会以后，我和陈伯达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今天张春桥实在没有道理，口口声声赫鲁晓夫，这明明是反对毛主席，讽刺林副主席嘛！”陈伯达说：“走，先到我家去。”我跟着陈伯达到他家后，他对我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总理和黄总长那里也反映一下。” 我按照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我把会议的情况以及发生的问题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我说：“关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他们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还告诉我：“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供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他还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赞成。” 好了，总理的意见有了，我就更有底了。这件事情我是第一个报告周恩来的，因为当时我们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亲密的。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黄永胜当然是全力支持我的，他还提出让李作鹏立即从青岛赶回来支持我，不然的话，我和陈伯达在宪法修改小组里比较孤立。黄永胜表示：“这两条意见，一是设国家主席，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定要坚持。”当时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 第二天下午，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我把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告诉了她，并要她转报林彪。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这个态度，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鹏、邱会作更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和黄永胜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康生等人进行斗争。我们设定，为了防止在政治局讨论时再发生争论，要准备一些材料来驳斥他们。这时，李作鹏也赶了回来。我和陈伯达、李作鹏各自查了些书和文件，准备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再同他们斗一斗。 八月十五日晚上，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讨论为九届二中全会所准备的几个文件。我们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叶群还专门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要我们抓住张春桥、康生前一天的话同他们在这个会上斗一斗，因为他们公开影射林彪是赫鲁晓夫，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我们都预料会上会有一场冲突。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首先是审议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一条一条地讨论和通过。结果很是出乎我们的预料，设立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都写上去了，康生和张春桥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发生任何争论，风平浪静，三、四个小时就把文件都通过了。十五日的会议就这样过去了。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打电话到北戴河，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林彪和叶群。林彪听完后说：“那就算了吧。但是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研究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是由周恩来主持。会议首先确定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一是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二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最后，周恩来说：“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在讨论宪法期间中央、国务院、军委留下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黄永胜、纪登奎上山，吴法宪、李先念回北京看家。到了八月十七日，黄永胜提出意见来了，请示周总理，说最好能让他上庐山，北京有什么事情留李德生在家就行了。周恩来说：”毛主席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你还是留下来吧。“这样九届二中全会前期黄永胜就没有参加。 五、“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和我一起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研究如何运送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上庐山开会。我提出，用南北分开的形式来运送会议代表。长江以北的会议代表， 先用飞机送到安庆，然后用直升飞机飞过长江到九江机场落地，再用汽车送上庐山。我主要是考虑九江机场的跑道短，大型飞机不能降落，所以才想了这样一个过渡的办法。南方各省的会议代表，则可以直飞南昌机场，然后从南昌乘汽车上庐山。这样南北分开，三十四师的专机全部调用，可以在两天以内，将全会二百五十五名代表从全国各地全部送到庐山。另外，我还提出，为了绝对保证安全，特别是绝对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还应该要布置防空，防止北面的苏联和南面台湾国民党空军的搔扰。周恩来同意我的意见，并要我去具体落实。他说飞机的事情他就不过问了，由我全权负责就行。最后，他还特别向我交待，要我次日与江青一起乘飞机上庐山。 那些年里，只要是江青坐飞机是一定要我陪同，把我就当成她的人质。这个问题林彪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江青对他说过，坐飞机一定要吴法宪来陪，一个是防止摔飞机，一个是防止跑台湾，有吴法宪在飞机上就安全。周恩来当然也知道江青的这个意思，所以每次他都安排我同江青一起走。这个我心里明白。 我回到空军司令部后，用全部精力来安排布置飞行计划。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运输任务，责任是很重大的，我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在“文革”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更不能出一点差错。这一任务，也是对空军战备工作的一个检验。除了留下几架直升飞机准备运送人员和食品外，我决定将空三十四师的大型飞机全部调用，并且在安庆机场设一个指挥所，派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前往安庆机场进行直接的指挥调度。 这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我，要我第二天把两个文件，“宪法修改草案”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带到庐山，交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还在南昌，他嘱咐，等毛泽东到了庐山后，要尽快交给他。 八月十九日这一天，北京的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我八点钟以前赶到了机场，不久江青也赶到了。江青到了，但周恩来要我给毛泽东带的文件还没有送到。江青听到这事心里生疑，问我：“为什么这两个文件叫你带而不叫我带呢？”我只好含糊其词。 我们等了一会儿，文件还没有送来。江青急了，叫我打电话去催一催。我只好打电话问了一下周恩来的秘书，回答说：马上就到。 我就安排装运江青汽车的飞机先起飞。江青每次外出，都要我们先派飞机把她的汽车和下飞机用的梯子送过去。不然的话，她觉得下飞机和乘车都不方便。又等了一会儿，文件终于送来了，于是我赶紧请江青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江青喜欢打扑克，就拉了自己的秘书和护士，又叫上了我，四个人一路打扑克。 飞机到了安庆时，天气转好了。我又陪同江青从安庆乘直升飞机到九江，并在九江机场见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栋梁。杨栋梁告诉我，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正从南昌开过来。我要杨栋梁先安排江青上庐山，而我在九江机场留了下来，一是准备把周恩来委托我带的两个文件交给毛泽东，二是要接一下从北京和各省来的人，同时布置一下飞机调度和防空的问题。 中午，杨栋梁带我到九江宾馆吃了饭，然后一起去车站接毛泽东。大约一点钟，毛泽东的专列开过来了。当时，毛泽东外出都是两列火车，前面一列是警卫部队，后面一列才是他的座车。 专列到站后，我见到汪东兴，他说毛泽东正在休息。这样，我不便打扰，就把两个文件交给了汪东兴，请他转交给毛泽东。然后，我回到九江机场去继续接人，由程世清和杨栋梁陪毛泽东上庐山。 我刚回到机场，江青就派了警卫团的两个干部来找我，说是上庐山时，看见一路上都是哨兵，一百米一个，太多了，要撤掉。我就打电话给杨栋梁，把江青的意见告诉给了他。他听了以后感到很为难，说：“主席要上庐山，撤掉不行哪！”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想办法把哨兵撤到隐蔽的地方去，让上山的人看不见就是了。江青的意见，不办不好哪。”杨栋梁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说：“马上照办。” 晚上快九点时，当天应到的飞机全部到达了安庆和南昌，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趁着当时天还没有全黑，我便乘车往山上去。没想到，车刚走到半山腰上，上面下来了一辆吉普车，是江西省一个电业公司上庐山修理电灯的，和我的车对撞，差一点把我的座车掀到沟里去了，卧车的门都碰坏了。当时真是好险哪！一边是深沟，一边是峭壁，好在没有人受伤，车还可以用。就这样，我们勉强上了山。到山上以后我找到程世清，把我们在途中撞车的情况告诉了他。我要他不要追究撞车人的责任，但是要很好安排一下，千万不要再发生类似问题了。不久，我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说：“好在没有人受伤。”周恩来嘱咐道：“要告诉程世清，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这是第一次上庐山，来到山上一看，庐山上还真不愧是毛泽东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风景很好。山上的房子都是依山势而建，因而不太集中。在水库边上，专门给毛泽东修了一所房子，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三里。江青住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原来住过的别墅，周恩来和邓穎超住的是过去马歇尔住过的房子，林彪和叶群住在一个院子里。林彪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排平房内，叶群则住在一幢小楼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的住处被安排在一起，陈伯达的住处也与我们比较靠近。 在我们住处的另一边，是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当时，除了叶剑英以外，其他三位老帅都已经到了。那天晚上，我抽空去一一拜访了他们。老帅们都很高兴，辞别时，他们都把我一直送到了门口。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看到一篇“程世清访谈录”，其中写到，“一九七O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吴法宪一起到九江车站，迎接毛主席的专列，送毛主席上庐山，由于当时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们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们和汪东兴交谈了一会，吴法宪有事先走了，汪东兴特别对我提到，这次开会，要支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汪东兴把尽地主之宜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诉我，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程世清访谈录　 编者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证实说，从来没有听到叶群说过，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的话。（李文普文章　 “林彪事件与我”）这也算是另一个佐证吧。 车到九江以后，我和程世清就分开了。这一天，我在机场先接了林彪、叶群，后来又接了朱德、李富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等许多从北京来参加会议的人。下午四点，周恩来、邓穎超也到了。周恩来要我和他一起上山，我说飞机还没有到齐，请他先走。于是，周恩来就先走了。 六、开个神仙会 傍晚，我上了庐山。我刚刚进到自己的房间，就碰到叶群约了李作鹏、邱会作一起来找我。叶群说：“你们从来没有上过庐山，去看看‘仙人洞’吧。毛主席给江青的诗，‘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说的这里，不信去看看。” “仙人洞”离我们住的地方大约两里路。我们乘车走了一段，然后下车沿小路走上去，原来仙人洞是一个悬崖绝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前面还有一个井，井里还有水。我们在“仙人洞”前面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以后就变成了他们所说“反党结盟”的所谓“证据”。 在游览“仙人洞”时，叶群对我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林彪同志也不准备讲话了。如果能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军委的报告，下面就是四届人大了。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散散心，玩一玩了。至于他们几个（指康生、张春桥等人），也可能提，也可能不提，到时候再说吧。”我们转了一圈之后也就各自分手回去了。 人都到齐了，可是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天都没有开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大概是因为常委们还没有开会，而开会的时间要由毛泽东来定。我想，正好用这个时间去看看山上部队的同志们。 当时，空军在庐山上修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这是汪东兴布置的，他说山上山下都应当有直升机场，整个会议的物资和人员都应当用直升飞机来接送。为此，我们空军的人，由副参谋长胡萍带领的机组和地勤保障人员，都驻在山上。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先到直升机场去看望了胡萍他们，然后又爬到山顶上的雷达站，去看望了长年驻守在那里的指战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下午回来后，才知道陈伯达来找过我。我赶紧来到陈伯达住的地方，他告诉我，下午常委在毛泽东那里开了会，决定八月二十三日开大会。我简单寒喧一下就告辞了。 接着，我又去看了周恩来，向他汇报接送全部代表和布置防空的情况。我还建议，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不管是空军还是民航的飞机，都不准从庐山上空通过，以防止出事。周恩来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所有飞机调动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我当即表示：“一定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请总理放心。” 回到我住的地方，我立即叫秘书打电话，找上海空四军的王维国和南京军区空五军的陈历耘，向他们布置了会议期间的防空问题。另外，还布置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做好战备防空工作，防止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侦察和骚扰。最后我问了一下王维国，上海方面对张春桥有什么反映？王维国告诉我，张春桥在上海只宣传江青，不宣传林彪。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做完这一切工作，我又去看望了林彪。在林彪的住处，我见到了林立果。叶群看我有点意外，便对我解释说：“孩子没来过庐山，上山来看看。”我当时对这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林彪的儿子到处跑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接着叶群又对我说：“这次开会还带来了一些书，如果他们还要争论，就到我这里来找语录。”她还告诉我：“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我在林彪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七、全会开幕，林彪讲话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礼堂里隆重开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个常委的位置摆在主席台上，我们其他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都坐在台下。当毛泽东步入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开幕式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当他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掌声。接着，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一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二是讨论国家计委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他还宣布，会议前半段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时，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会议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时，黄、纪上山，我和李先念回北京看家。 周恩来宣布完会议议程，康生便开始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康生对我们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一条一条地作了解释和说明。康生讲完后，我以为这天的会议便结束了，没想到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突然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 毛泽东这一宣布，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 林彪接着就讲开了。他首先谈了对“宪法修改草案”的看法。说对这个草案看了几遍，总的感觉很好，概括地说是“简要明了，条理清楚”。他说，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了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确立了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这样一个地位，同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尤其写上了整个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一个特点非常重要，他很高兴。第二个特点是宪法草案的条款、章节都写得很明确，第三个特点是文字写得很顺畅，第四个特点是宪法草案里写上了关于民主方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这些写进了宪法，这是“文化革命”创造出来的民主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我记得一共讲了五点。 另外林彪还讲到了天才的问题。林彪说：“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看法。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天才的，马克思讲了天才，列宁也讲了天才。”接下来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人是有天才的。然后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延安的‘七大’就提出来了的。当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 林彪那天的讲话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场面非常热烈。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都留在礼堂内议论。大家兴致都很高，只有张春桥等几个人的情绪不太正常。张春桥这个人是很高傲的，一向都看不起我们，平时很少主动同我们搭话。这时他的态度也变了，主动过来问我有没有记录林彪的讲话，并说我记录得比他好。这真是笑话！ 下午，我们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从叶群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叶群还告诉我们，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一是因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 八、改变全会的三项章程 二十三日下午，叶群又叫我、李作鹏和邱会作到她那里去，说要商量一下林彪讲话以后的事情。叶群提出：“第一、我们几个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康生是常委，如果我们涉及到康生，毛泽东不会同意的。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一律不点名。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第五、我们几个都在各个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那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按照惯例，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进行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决定一共分为六组，按地区划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编入各组中。叶群、李作鹏被编入中南组，邱会作被编入西北组，我则被编入了西南组。 编组问题决定以后，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我刚说完，陈锡联马上第一个起来响应，说：“好哇，要讨论讨论！”紧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这一下子，康生和张春桥很紧张了。尤其是张春桥竟然给旁边的邱会作敬开烟了。这样政治局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这样一来，就一下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改为了首先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九、称“天才”的几条语录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会议组织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与会人员，在庐山礼堂里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一连放了两遍，连老帅们都到了。 听完录音，叶群又找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要我们跟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通个气，要大家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注意不要点名，因为毛泽东表了态说“不要点名”。她还专门算了一下各大组差不多都有我们的人，只有华东组和东北组没有，于是就要我们几个去跟这两个组通通气。 叶群又告诉我们，她上庐山前翻了几本书，准备了一些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叫我们需要的时候到她那里找。 回来以后，我想了一想，作些什么准备呢？过去书读得少，现在要想从书里找一点马列论天才的“语录”，一时还真的想不起来。想来想去，只好去找陈伯达，他是“老夫子”，读的书多嘛！晚上，我来到陈伯达的住处，发现他吊儿郎当地根本没有搞什么“语录”。我催促他说：“你陈老马列主义水平高，能不能搞几条‘语录’，我们在会议上发言也好有个依据。”我这一说，陈伯达马上就积极了起来。当时他从北京带了三个专门搞理论的人上庐山，这时就要他们几个现找。 从陈伯达那里回来，我也开始到处找“语录”，结果找到林彪几条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话。我让秘书把林彪的这几句话，送到大会秘书处去打印一下。 不久，陈伯达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语录”搞出来了。接着，他用电话一条一条地给我传了过来，我一条一条地记。然后，我把这些“语录”整理了一下，又问他该叫什么名字。他说：“就叫‘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吧” 快到中午时，叶群带了林立果来到我的住处。林立果见到我就说：“爸爸说你吴司令立了大功。”我明白，他是指我前一天晚上提议讨论林彪讲话这件事。叶群紧接着说：“我向林彪同志说了，是你吴胖子先提出来的，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听了后很高兴。” 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给叶群看。叶群说：“很好，最好能给我一份。” 汪东兴听说了，还把陈伯达搞的这些“语录”拿到中央办公厅打印了几十份，给我送来了几份。然后，我把打印好的材料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刘贤权听说了这事，也来找我要了一份去。这样，不少人的手里都有了陈伯达搞的这份“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 十、华北组“起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小组讨论。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这一组由张国华、梁兴初和谭甫仁三人主持。参加这一组讨论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面。 开始时，发言的同志只是一般地谈谈，我是第四个发言的。我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是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方面的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念了一条陈伯达搞出来的马克思关于论天才的“语录”，说明否认天才的存在是错误的。接下来我又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还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文革”期间人们把这三篇文章统统称为“老三篇”。编者注）这个时候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插了话，问：“是谁反对‘学老三篇’？”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她明明知道我说的是康生，却还要明知故问。由于叶群事前打过招呼，不能点任何人的名，尤其是不能点康生的名，我含糊其词地说：“确有其人哪。”她马上表态说：“反对‘老三篇’是错误的。”我说：“这个风不可刮，我们中央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要起示范作用。”我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这时我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我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我不好说，只悄悄告诉了张国华和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并告诉他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后来李先念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了他。他听说是张春桥，就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以后大家继承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是再没有人提到别的情况。朱德和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下午小组会开得也是一般，比较平静。 晚饭前，林彪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下。我去了以后，林彪告诉我：“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 我说：“我在会上已经说了。我说了以后，曹轶欧很紧张，表示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林彪说：“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点康生的名。” 从林彪那里出来，又见到了叶群。她要我对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一说，要我们同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通个气，不要点康生和张春桥的名，因为毛泽东打过招呼，一定要注意，但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可以坚持。 傍晚，我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晚上我们一起凑情况，才知道当天下午华北组“起哄了”。首先是陈伯达发言，他把我的话搬出来说：“吴法宪同志说得好，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然后是汪东兴发言。他的发言是下午所有发言人中调子最高的，他明白告诉大家，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拥护毛泽东出来当国家主席，否定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是极其错误的。由于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话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以至后来人们纷纷起来响应。接着，陈毅元帅也发了言。性格直爽的陈毅说：“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天才确实有，我赞成，毛主席就是天才，我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天才的，谁反对天才我就反对他。”陈老总的讲话也得到了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 他们几个人讲完话，华北组就热闹起来了。大家纷纷发言，指责那些反对“天才论”的人，而且要追查这些人究竟是谁？ 在其它的几个组里，西北组邱会作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康生都赞扬说：“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他还表示完全同意邱会作的讲话。华东组也比较热闹。王洪文带头拥护林彪的讲话，他显然还不知道这是对关张春桥来的。王洪文还发言批判杨成武，说杨成武反对“天才论”。总之，在六个小组里，大家都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也提出了要追查是什么人反对天才论，张春桥在会上显得很沉闷，心情很紧张。 会议的情绪在周恩来的身上也有体现。这天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和我们有说有笑，但是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表情冷淡，对江青他还是表面应付。 虽然对全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不了解情况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或意识到，我们所指是什么。在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眼里，特别是在那些老同志的眼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地位和威信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两个只是“文人”，写写文章，没有什么战功、政绩。他们是靠了江青起家的，在“文革”中一步登天，到了这样高的位置上，大家心里是不服气的。另外，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家嘴上不好讲，但是对于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支持、利用一帮造反派，迫害老同志，打击一大片，制造混乱，破坏生产，大家是有很大怨气的，也是很头痛的。 所以，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查觉到了我们的矛头是指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就都活跃了起来，纷纷参加对康生等人的声讨和谴责，借机出口怨气。以后毛主席说我们“几个人欺骗了二百多中央委员”，其实，别说我们根本没有欺骗他们，就是想欺骗他们，在座的有相当一批老同志，个个身经百战，独当一面，哪一个是好欺骗的？只不过当时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的情绪，对中央文革一帮人心里都有气。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这个火是点不起来的。因此，许多人发言都提出了追查人的问题，不过是借题发挥，出出气。就像韩先楚同志说的：“这两天真是痛快！”杨得志后来在回忆录里也说，看到张春桥在小组会上的狼狈样，他感觉到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八月二十五日一早，大会秘书处就发来了全会的“六号简报”，反映了华北组讨论的情况。华北组的简报说：大家热烈地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语重心长，非常好，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我们党内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有关内容。 “六号简报”可以说是所有简报中最热闹的一份，其中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份量。 接着，秘书又拿来了我所参加的西南组的简报，大家的发言也是一致拥护林彪的讲话，拥护设国家主席，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另外把我的讲话也登出来了，我想还是等等看的为好，所以叫秘书把简报扣住了。 十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求救了 刊登各小组讨论情况的简报下来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看过以后就不是一般的紧张了。二十五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他给我打电话，要我沉住气。 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各小组继续讨论。这天讨论的情况比较平静，没有那样像二十四日那样热闹了。许多小组都已经一致通过了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我所在的西南组也没有再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这个意见。这样一来，这一天的全会又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午休后，我去参加西南组下午的会议，没有见到小组长、四川省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我问副组长、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他回答说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去了。这一下我觉得有点奇怪了，通常都是毛主席先召集政治局会议，怎么这次直接召集各小组长会议呢？而且我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这件事。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问题了。 十二、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下午四点多钟，张国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立即在小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几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在这个会上，康生他们又神气十足起来，气势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变过来了，站到他们一边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十三、首当其冲的陈伯达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 可我们哪里有这份心情呢？后来，叶群真的来约我们一起去上山逛一逛。在山上，我们正巧遇到了陈伯达，由于大家的心情都不好，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打了个招呼而已。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我们到了他的住处，见到他的心情很坏。他告诉我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凄凉。我们很惊讶地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他们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骂尽了。” 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都很气愤，什么“叛变”、“杀害”，话说得太过分了嘛！但同时，我们的心里也感到很沉重，因为我们当时都感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轮到我们的头上。 陈伯达还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你们也要注意。” 陈伯达的这番话，使我们更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陈伯达这个人胆子小，毛泽东一批评，再加上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跟着整了他一个晚上，这就弄得他非常紧张，也很害怕。我们就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有难同当！”同时我们心里也愤愤不平。 从陈伯达那里出来，我们又到了林彪的住处，把陈伯达说的话告诉了他。林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说。 十四、追查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他和康生要找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我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康生已经在座，汪东兴也在那里。这次谈话，主要是追查我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事情。康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他还总结了四句话：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康生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周恩来只问了问会议的情况，没有加任何评论。听到康生讲这些话，他也一声不吭。我们说：“康生同志，你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早了点吧？”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吃过晚饭，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想向他汇报一下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正好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他告诉我们：“一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 关于下午周恩来和康生追查我们的事情，我们也告诉了林彪，说：“这次把汪东兴也一起拉进去了。”林彪没有说什么，只是听，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八月二十七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的党章，说是林彪要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林彪要我看一看。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去谈话时，我带上了这本党章。这天上午，我们又被追查了三个小时。康生一上来就要我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事，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我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八月十四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我说得有一点激动，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当时康生说陈毅是“反革命分子”这个话我一直没告诉陈毅。后来，整个会议一直把陈毅元帅算到我们“军事俱乐部”里，叫作批判“二陈”（陈伯达、陈毅）——真是冤枉！ 这时，邱会作也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听了这话康生脸都红了，忙说：“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这样，康生的气焰才稍稍收敛了一点。见到这样，周恩来赶紧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 我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九大”党章上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要查一查。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 十五、周恩来要我写检讨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他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一定要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 周恩来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周恩来还问我：“你们搞‘语录’了吗？”我回答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周恩来接着就要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一份给他。我回去后，马上叫秘书找了一份“语录”送给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把这份“语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下午，周恩来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再次强调作检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副帅”，把事情平息下来。我表示：“请总理放心，一定按照总理的意见办。”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晚饭后，我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就对我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周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八月十四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这样他们才走了。” 林彪说完，我才向他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林彪还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我理解，林彪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打了几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没有心计，人家一讲就当真了，结果上当了，在政治上我们搞不过张春桥那些人。以后有人说：林彪这个话是想搞武装政变。当时会议还丝毫没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也还没有任何动摇，有什么必要搞武装政变呢？林彪当时讲话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在当时，我很清楚林彪不愿意我写检讨，可又觉得也不好违背周恩来的好意。前思后想，我感到这个检讨还是要写。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提纲，一共是两条，一、讨论林彪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二、我对林彪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拿着这个提纲，我又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们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这样，我的这个检讨，一共只写了几百个字。 十六、黄永胜上庐山 这时，黄永胜也上了山。根据会前的安排，这次全会从八月二十日起，黄永胜一直留在北京看家。不过，我们在山上天天和他联系，他是办事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应当向他汇报情况。另外，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经常同他保持着联系。 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内容，我用电话传给了他，当时黄永胜很高兴，并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交代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代写一个书面发言稿，表示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写好以后，由宋诚直接用电话念给他听，并由他作了若干的修改。改好后，他就让发出去，我说最好再等一等。果然到了二十五日情况大变。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黄永胜来电话催我，要我尽快把他的书面发言发出去。我说：“可是不能再发了，情况全变了。”接着我把情况大致告诉了黄永胜，但是电话上又不敢多讲。他听得不明不白，就很着急，一再让我讲详细一点，并且很奇怪地问：“怎么两天就全变了呢？”我说：“电话里不保险，等你上山再说吧。” 二十七日晚，我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按照原来的计划，我是会议后期回北京换黄永胜上山的。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两个小时，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主席说，吴法宪不回北京，同时要黄永胜立即上山，李德生回北京看家。”这样，我也就有了思想准备，看来是要倒霉了。 二十九日下午，黄永胜坐飞机来到庐山。他这次来庐山，具体的事情都是周恩来一手安排的，不叫我管了。黄永胜一上山，连林彪都没有见面，就被拉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在商量完我的检讨以后，就三个人一起到黄永胜住的地方去等他。我们猜想，这个谈话很可能与我们关系重大，因此我们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当时我就想，这下好了，冷落我们，拉黄永胜了！ 我们几个都到黄永胜住处一直等到下半夜，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可他一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我们只好继续耐心地等，一直等到了八月三十日的凌晨四点钟，才等到黄永胜回来。看到黄永胜，我们都很着急地想知道毛泽东跟他谈的情况。结果还好，因为他不在山上，毛泽东没有批评黄永胜本人。但他对我们说，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毛泽东还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看得出来，有些话黄永胜没有对我们讲，可能是怕我们听了思想上有顾虑，我们也不便多问。 过了一会儿，叶群也来了。我们又一起商量了几条原则：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我说：“现在周总理要我作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作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 八月三十日上午，我把这个检讨亲自交给了周恩来。他看过以后很高兴，说：“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后来，林立果来到我这里，对我说：“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我再一次作了解释，说是周恩来要我作的检讨，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彪。这个时候，林立果不高兴了。以后他跟人说：“吴法宪不如陈伯达，陈伯达根本不作检讨，但是吴法宪检讨了三次。” 我听到了这个话也不很满意，心想：我这样做是尊重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为了保护“副帅”。这样的大事，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出来横加干涉！ 十七、《我的一点意见》 我的检讨写好以后，由周恩来送到康生那里以后，康生借机打击报复，批了一大通，说什么“吴法宪的检讨不像话”、“不接触思想实际”等等。具体我记不清了。这样我只好写第二次检讨。又加了几句话：“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没有学好马列主义，没有很好地了解情况。。。。。” 结果这个检讨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我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周恩来说：“人家已经写了三次了。”看到周恩来出来说话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这样我的检讨才算通过。由周恩来、康生两人签名印发给全会，而且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再通过一下。 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又谈起我检讨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给我看。这个材料我记得不全，大意是：“这个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的人，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两次上庐山，第一次他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可好了，采用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话是形容这位理论家（可不是野心家）的心的广大而已。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我和林彪同志共同认为，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的，我们不能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站在一起。” 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我心里就在想：陈伯达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识多年了。他为人胆小，处理问题不果断，甚至有些懦弱，不过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的文人。“文革”开始后，他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在组里没有什么威信。 据我所知，陈伯达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帐，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另外，说到这次庐山会议，毛泽东说的那些“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炸平庐山”等等，实际上都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这些意见都是公开的。我们与张春桥的争论，是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争论的继续，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再说，林彪的讲话事先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也是点过头的嘛！毛主席说不要点名，我们就没有点名。这怎么是“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呢？ 还有，这次明明是林彪讲的“天才论”，陈伯达明明只是拥护林彪的发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论”，却又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怎么是一致呢？这个“一致”是毛主席强加给林彪的。我心里想，毛主席的点子真多，这个话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陈伯达，看来这次陈伯达是个牺牲品，可能还不至于搞我们。这样，我觉得心里有了一点底。 在我看了这个材料之后，周恩来又对我说：“原来，毛主席还要把你搞的‘语录’和陈伯达的一起批，是我亲自对主席说，这个材料是吴法宪写的，这样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还是要检讨，要保护‘副帅’。” 十八、“陈伯达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 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他对我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 大约过了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主持会议，要我们批判陈伯达。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不错，在这件事情上批他，一时转不过弯子来。大家都不发言，会议冷了场。 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讲开了，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我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我们几个都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结果，大家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批不起来。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因为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同陈伯达的意见都一致。会议的气氛很沉闷，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心里想，主席说“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逐渐向林彪和我们靠拢。为了这个，毛泽东在“九大”前就指责他是“本性不会改变，本质不会改变”。看来，毛泽东主要是不高兴陈伯达同我们搞在一起。现在，林彪只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把陈伯达甩出去救我们。实际上，这样也根本救不了我们，反而让毛泽东分而治之了。这样的教训简直是太多了！ 当天晚上，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破例由林彪来主持，周恩来、康生和在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 大家到齐后，林彪宣布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陈伯达的错误。康生首先发言。他揭发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我们几个人也拉上了。总之有很多吓人的帽子，只差“现行反革命”了。 康生发完言，就是我作检讨。我先念完检讨后，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但关于“语录”的问题，我说明是我向陈伯达要的，错误在我，不能由陈伯达负责。 我说完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发言。这个时候他们可神气了，讲话都是手舞足蹈，把陈伯达骂得一塌糊涂，说陈伯达背叛中央文革，挑拨离间、造谣哪。。。。。。。一个比一个厉害，上纲上线。各省市的人很少有发言的，只有王洪文等少数几个人跟着张春桥一起表态。 会议进行中，我看见周恩来给林彪递过一个条子，条子上写了什么我不知道。后来林彪告诉我，周恩来的这个条子是要他表扬一下张春桥。周恩来是一片好心，因为张春桥在这个会上的发言只批判了陈伯达，没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但是林彪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一句话都没有讲。林彪对张春桥是很有数的。会议一直开了四个小时，到午夜才告结束，把陈伯达斗了一顿。 从那以后，陈伯达就被关起来了。他就被关在庐山的一所房子里，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衛团的人看着他，失去了自由。我和陈伯达这一别就是十一年，一直到了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审判我们的时候，我才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陈伯达已于一九八九年世了。 十九、周恩来坐镇西南组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全会就开始批判陈伯达。九月一日上午，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为了监督对我的批判，康生还亲自来到了西南组。 小组会开始后，他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我当时真是忍了又忍，心想：反正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就由她去说吧。 接着，曹轶欧又标榜起了康生和她自己。她说：“陈伯达是跟着王明的，康生同志和我是反对王明的。建国以后我们曾给毛主席写过信，提出要批判王明。我们在莫斯科就反对王明。”这时有人出来拍马屁了，说：“曹大姐，你应该向毛主席再写个报告呀。” 曹轶欧说完，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和外贸部部长李某等都跟着来指责我。对这些，我也是硬着头皮听着，不吭声。 散会以后，我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叶群对我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西南的情况说了说，他考虑了一下，说：“下午我来”。 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西南组坐镇来了，康生就不到会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听了一段，就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周恩来这样一插话，会议的气氛就又变了。我很感谢周总理当时对我的保护。 西南组还有朱德、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不但没有批我，连陈伯达也没有批。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这些老同志，他们不仅斗争经验丰富，城府也很深。 其它小组的会议，也是一样，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以外，大多数的人因为不了解情况，只是听听而已，大都没有发言。 二十、九月一日的常委会和公报 陈伯达的问题批了两天，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九月二日晚，毛泽东通知开中央常委会。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黄永胜的住处碰头。我们见到了叶群，她告诉我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毛泽东还提出，六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是决定，六日全会结束，发公报。这样毛主席给了康生一记闷棍，因为康生很狂。这次会上，除了毛主席就是他了，林彪、周恩来都没有讲话。 九月四日上午，周恩来见到我说：“考虑起草全会的公报，我的意见是请张春桥、姚文元，你们那边由叶群、李作鹏参加一下，你就不用参加了。”自从“九大”我被周恩来提名为大会副秘书长以来，有关会议公报的事情我一直都参与，但这一次他让我“靠边站”了。周恩来对我很客气，生怕我有什么思想包袱，其实我早已对此有了思想准备，我马上就表示：“我参加也不好。”这样，周恩来搞了一个调和，让我们双方各派两个人来参加公报的起草。 九月四日晚，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的“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由黄永胜作了说明，然后讨论了三个小时。当时大家都被陈伯达的问题搞得很紧张，所以对这两个报告，谁也没有什么心思讨论，也就很快通过了。 接着，周恩来又提出了公报起草的人选问题。大家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意见，由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四个人组成公报起草小组。其实，公报都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叶群和李作鹏只是听，表示同意就是了。这一次公报都是些冠冕堂皇之词，对庐山会议的斗争，只字未提。 九月五日开大会，黄永胜代表中央军委作“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九月六日上午，继续开大会，就以下几个问题作出决议： 1、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 2、通过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3、通过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O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4、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九月六日下午三时，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首先通过了全会公报。接着，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黑秀才’的当。当然，也有些是‘红秀才’哟。”这时，我想，那些“红秀才”，就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了。毛主席接着说：“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本什么哲学史、欧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几个版本都说了，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 毛泽东还说：“有人想炸平庐山。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总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团结。他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同志的同意。总是团结好一些，人多一点好嘛！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你有啥办法？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就舒服了？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还是有要闹的。总之，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好办。” 接着是康生讲话。康生以胜利者自居，神气十足地大讲了一通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他大概一共讲了四点：一、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定要学好，不能只学几条“语录”；二、学习马列主义，要注意联系实际；三、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好毛泽东思想；四、要系统的学习，不要各取所需。总之，康生的这些话，是在不点名地批判我们。 在闭幕会上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与全会的开幕式不同，闭幕式的气氛很紧张，到会的人没有几个面带笑容。 二十一、林彪要我们见江青 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破裂了。回来以后林彪又要叶群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上去比较吃力，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进门后，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一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 当时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后来，江青又追问我们：“你们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这话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说上次她在钓鱼台找我们谈话以后，我们到毛泽东那里告她的那件事。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会传这个话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下我们只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了。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吧，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到黄永胜的住处。这时，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同志来看黄总长。但是对我、李从鹏和邱会作就不同了，连过去比较熟悉的一些同志，也不敢来看我们了。大家表面比较客气，但是思想上都比较紧张。 二十二、下山 一九七O年九月六日晚上，我想到下山的飞机还没有安排，就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周恩来说：“请把胡萍叫来，我直接安排。”我说：“胡萍只是一个副参谋长，最好还是由王辉球、邝任农他们负责一下，他们两个你也熟悉。把他们两个留在庐山，替你安排，把曾国华放在九江机场指挥。”周恩来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打完电话，我就把王辉球、邝任农、曾国华找来，一起布置了用飞机疏散下山人员的问题。我要他们对这一事情各负其责，一切听从周恩来的安排。然后，他们三人就分散到九江和南昌机场指挥。 下山的时候和上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上山的时候是周恩来放手全权由我来安排的。但是下山的事，周恩来不叫我插手了。由于这次庐山上的情况，我感到周恩来已经和我疏远了。 九月七日，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同乘一架飞机回北京。那一天，恰巧林彪和叶群走在我们的前面，前来送行的还有程世清，他是东道主。我们上了林彪的飞机，当时林彪和叶群的情绪都很好，由叶群安排我们和林彪一起照了相，叶群还开了几句玩笑，所以照片上大家都是面带笑容。以后见到有关材料说我们这张照片是“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送走了林彪、叶群，我们又和程世清一起合影留念告别。在飞机上，我们几个人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庐山，我们经历了一次残酷的斗争。我从八月十七日上庐山到九月七日下山，一共是十八天。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难过，最倒霉的十八天，整天忙于挨斗，忙于被追查。 我这个人有一点迷信，我发牢骚说：“第一天上山就撞了车，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上山时一下撞死，摔死的好。”庐山这个地方上不得。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整掉了彭德怀、黄克诚；这一次又整掉了陈伯达，我们也挨了整，下一次还不知道轮到谁。我在庐山上作了三次检讨，还是没有过关。我想了想，这几天真象是一场梦，怎么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九大”前后，我们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人的矛盾逐渐的公开化了，在一系列的事情上，如在稳定军队的问题上；发展全国经济的问题上；文艺政策的问题上。。。。。。，毛主席都公开的批评了江青，而站在我们一边。尤其是汪东兴多次传来毛主席的话，都是支持我们的嘛！汪东兴还再三的对我们说：“他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不代表毛主席的。” 再就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那还不是毛主席自己说的，他要我们讨论一下是否设国家主席，还说要设国家主席也是林彪同志当。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还是想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不一定当得了国家主席。这件事，要不是毛主席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再说，除了华北组的讨论和那个简报外，其它小组的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嘛！这比起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斗争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情况差远了。那次会议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指着鼻子，面对面的骂这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足足斗了一个星期。对此，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也没有说过一句“过火”的话。而这次我们不点名地批一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就不得了了，捅了马蜂窝了。我心里真是不明白，毛主席怎么会一屁股坐到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边去了？ 黄永胜他们几个都安慰我说：“不要再检讨了，再检讨也是一样。”我说：“我检讨只涉及自己，和你们没有联系。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允许改嘛。”他们说：“看着吧，这件事情没有完。”我提出了几个原则：一、坚持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强调问题是我八月十四日的电话报告引起来的，由我主动承担现任；二、我的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三、黄不作检讨，李作鹏、邱会作是否作检讨看情况定；四、我、李作鹏、邱会作也不相互埋怨。总之无论如何不要涉及林彪、叶群，也不要涉及到黄永胜，这是大前提。“临下飞机前，他们三人又一次劝我说：“不要多说话，言多必有失，要沉住气。” 想起解放前，自己打了几十年的仗，解放后在空军也工作了十几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翻船，我深深地后悔自己不该到中央来，如果我仍然在空军工作的话也不会有如此的遭遇。我想还是林彪说得对，我们这些“丘八”不懂政治，斗不过他们。 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十九年后，我才有机会看到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后给我们定性的文件，说是我们进行地下活动，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向党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其性质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这个结论未免太“高抬”我们了。我想这些应该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给我们下的“结论”。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我们的说法又改变了，说这次庐山会议是林彪、我们和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结的“狗咬狗”的斗争。这样，到目前为止，对庐山会议下结论都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未能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 实实在在地说，我们的动机既不是反党，也不反毛主席，更不是反对“九大”路线，我们当时的矛头是对着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林彪一再说过，对康生不能点名，所以我们只是想轰一轰张春桥、姚文元而已。所谓“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之争也是对着张春桥、姚文元来的，而决不是对着毛主席的。 我个人的感觉，林彪当时对毛主席是没有“二心”的。不过林彪看不起江青、康生，更不用说张春桥、姚文元了。这不仅仅是林彪，我们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个人之间也有许多恩怨。在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当时中央政治局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分歧。从“九大”前后开始，在对待稳定全国和军队秩序的问题上；在继续“抓革命”还是“促生产”的问题上；在对待文化艺术中是“样板戏”一统天下还是“百花齐放”问题上；对待老干部和造反派的问题上等等，分歧日益公开和加剧。 而这一切，当时周恩来和汪东兴他们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大小问题我们都是及时向周恩来汇报，而他也是一再表示赞成和支持我们的。因为周恩来掌握全盘工作，许多问题上无法和康生、江青合作，因而经常借重和依赖于我们去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当时和周恩来之间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公开支持了我们而批评了江青。还有汪东兴不断地给我们打气吹风，我们都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一些表面上的假象造成了我们的一种错觉。这正是我们政治上的幼稚的表现。当然这里也有个人恩怨，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后就逐渐地把矛头指向了林彪，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的，这也是在庐山上爆发激烈斗争的一个焦点。 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 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在庐山上搞我们，这里面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于“文革”的冲击，所有的地方政权基本上瘫痪了。毛泽东决定军队以“三支二军”的形式，接管了各级地方政权。毛泽东靠军队稳定了全国秩序，从而使军队在国家事务中起了一种特殊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当时客观条件造成的。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很难设想国家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据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进言说：军队现在的势力太大了，这样下去是一个威胁。。。。。。。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 当然，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会认识到的。当时我们都认为，我们这些人，大老粗，没有政治生活的经验，所以这次上了当，翻了船。这也就是李作鹏在飞机上说的：“我们这些人太不适应中央的政治生活了！” 第十四章 “庐山会议没有完” 一、继续审查 一九七O年九月七日上午，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李德生前来接我们。这里我说一句话：无论是在军委办事组时期，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李德生同我们的关系一直都相处不错。这也可能是造成了他在一九七五年因被江青等人告状而被迫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的原因。 下了飞机以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随即离开机场，返回到他们的住所，我则留在机场，准备迎接从庐山回来的飞机。下午周恩来与康生乘坐的同一架专机回到北京。我看到，他们两人显得很亲热。“九大”以后，凡是周恩来外出，都是由康生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即被称为“康代总理”。然而，很少见到周恩来他们如此亲热。我当时内心里想：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善于“看风使舵”。 早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就给我们打过招呼，下山以后要继续找我们谈话。果然，九月九日晚上，周恩来和康生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让我先谈。于是我就又把八月十四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争吵以来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然后我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检讨。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听了我这话，康生鼓着眼睛盯着我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我回答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我这一说，周恩来很不高兴，同时也很紧张。这时康生插话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康生讲话的态度比周恩来凶得多。 接着就是李作鹏讲。李作鹏说得很简单，他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邱会作也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黄永胜则说：“这件事我是十四号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那天晚上一共谈了四个小时，由于我们四个人的口径一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和康生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找我们谈话。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生找你们谈话的情况，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周恩来说了以后，大家都不吭声，周恩来就点了黄永胜的名，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黄永胜说：“经过回忆，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庐山会议前我没有参加宪法的修改，我只是听吴法宪说到会议上的争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上庐山前，我准备的发言材料只是军事工作报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参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在庐山上的事情我要负责任。” 康生插话问：“你负什么责任？”黄永胜回答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康生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黄永胜也很不客气地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这个时候，谈话的气氛有些紧张了。我就对周恩来说：“上次谈话，我已经把在庐山上的情况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说了。八月十四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我说到这里，周恩来脸色沉了下来。他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李作鹏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在中南组没有什么发言，叶群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中南组没有放什么‘毒’，也没有起哄。” 邱会作也说：“我同你康老在一个组里，你知道我讲了什么。我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天才论’，还念了语录。你当时还说，邱会作同志善于学习，并且号召西北组的同志向我学习，怎么过了几天你就反了过来，说我邱会作怎么不对，你怎么这样两个态度？”康生一听就火了：“你念了语录很好，但是你说的错话我没有同意吧？”这样，他们两个人就争论了起来。 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没有向你们提出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事情就这样搁了起来。 二、林彪要见毛主席 国庆节前夕，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泽东约林彪去谈了一次话。从中南海回到家里，林彪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一下。 我到了林彪的住处。林彪见面对我说：“毛主席谈到了庐山的问题，我说，我选吴司令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毛主席向我问起曹里怀，我说，曹里怀这个人我了解，从延安到东北我都了解他，工作稀稀拉拉，没有干劲，办事不认真。我认为空军的工作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他们是搞得不错的，所以我把空军立作标兵。” 从林彪的话中我听得出来，他的意思很明显，毛泽东在考虑把我拿掉另找人选。林彪则是在尽力保我。 林彪接着又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我当即表示，回去立即就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接见。回到家里，我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求见一见毛泽东。过了一会儿，徐业夫打来电话说：“主席的意见，国庆节前太忙，以后再说吧。” 我原以为，这件事林彪和毛泽东已经说好，没想到一打电话毛泽东却不见，又让我碰了一个大钉子。等到国庆节以后我又两次请求见毛泽东，他还是说不见。这样，我前后三次请求见毛泽东，都被拒绝了。当时我还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过去在空军有什么事情请示毛主席，总有一个答复。这次在庐山犯了“错误”，从此坐上了冷板凳，我心里清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 二十年后我看到有关文件，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在南巡时讲话说，黄、吴、李、邱在庐山上分裂党，犯了错误，但是他还是要挽救我们。毛泽东还说，我们几个在庐山会议以后根本不去找他，但是他还是要找我们。这就很不符合事实了，明明我三次求见都被拒绝了，还要说我们坚持错误，不去找他！ 被毛泽东三次拒绝后，我把这个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林彪。林彪听了后，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说，我准备再写个检讨。这次林彪同意了。 三、检讨过不了关 我回到军委办事组，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说起此事。我说：“我准备再写一个检讨。”他们三个都不同意我写。”黄永胜说：“你不要写。你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不怪你，我们都要负责任。你不要那么紧张，检讨什么？”邱会作也说：“我是不写检讨。”李作鹏说得更直爽：“再检讨也还是没个完。在庐山已经检讨了两次，你再写一次，将来就还有十次，够你检讨的。”我说：“不是我愿意检讨，看来没有办法。” 接下来，我不用秘书，自己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个二千多字的检讨，送上去了。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我当时心里想，不管批得好批得坏，总算是有了一个回音。哪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 第二条不只是批我了：“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第三条是批我说的“毛主席伟大谦虚”：“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对这些批示，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什么叫光明正大？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讲的，怎么就不是光明正大。我在庐山上的讲话哪一句是假话呢？那都是白纸黑字有证有据的嘛！说我们“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都是那么好骗的吗？人家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点吗？说：“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怎么没有呀？不说陈独秀、张国焘这些以前的事，就说第一次庐山会议或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斗争，哪次不比这次厉害得多！一个人站错了队，反正是“错也是错，对也是错”。看来，这次庐山会议得罪了他老人家，我是死活过不了关了。 我把毛泽东的批示拿给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看，黄永胜看完若无其事，李作鹏则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以后，黄永胜和我一起把这个批示报告给了叶群，因为毛泽东在我的检讨书上还写了“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他的意思是要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他们也检讨。 这样，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写一个检讨。当时叶群的意见是要军委办事组的宋诚来帮她写这个检讨。叶群这个人很精，她考虑到“林办”的秘书们还都不知道庐山上发生的事情，她怕扩散。这样又由我们找来宋诚帮助，由叶群亲自布置，写了一个检讨送上去了。 这一下，毛泽东很快就又批了，而且批得比我的更厉害。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就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接着他说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他还说“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 当叶群说：“天才”方面的语录时，毛泽东批示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最后，毛泽东又把我们都捎上去了，说：“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我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比较一下。他们都说，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粉碎“四人帮”以后，都说毛泽东对江青早有觉察，并且有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而江青在被“公审”时扬言：“都说毛主席对我有批评，你们拿出来，我看看。”实际上，这个证据谁也拿不出来。毛泽东的权威在我们党内是一言九鼎，不论是刘少奇还是彭德怀，打倒与否，都是一句话的事情。如果当时他对江青有一个哪怕是像对叶群这样的批示，江青也不至于到那样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关键是毛泽东对江青究竟是袒护还是“批评和斗争”。 接着就轮到黄永胜了。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再像在庐山那样，一下飞机就拉去彻夜长谈，拼命地拉黄永胜了。他看看实在拉不过来，也就批开了。十一月十三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就批评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因为我们黄、吴、李、邱四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和四野的干部，所以毛泽东把我们叫作“一统天下”。李德生、谢富治是 四方面军的干部，所以把他们掺进来，用毛主席的话说：这叫作“掺沙子”。毛主席希望他们进来以后同我们来斗。但是李德生、谢富治对我们没有什么恶意，大家都是实实在在地工作，所以同我们相处很好，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随后，毛泽东又自己决定，把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的《一点意见》，转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批判陈伯达，批判“军事俱乐部”，同时也进一步批判我们。这样毛主席一手在全国发动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四、毛主席“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华北会议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事件。而华北会议的召开，则是由三十八军给军委的一个报告引起的。 三十八军是北京军区建制的一支野战部队，驻守在京、津一带，军部设在保定。这是东北四野的一支老部队，也是当时全军在装备上、力量上最强的部队之一。当时在保定还有河北省军区。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发出“军队要支持左派”的命令之后，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在保定各支持一派，从而使保定地区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双方积怨甚深。一九六七年中央下决心解决保定地区的问题，陈伯达到保定讲了话，在言论上倾向河北省军区，引起了三十八军干部战士的不满。 庐山会议以后，陈伯达垮台了，三十八军党委于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日给军委写了一个报告，由我们转给了毛主席。这个报告告了陈伯达一状，说陈伯达在一九七O年，从唐山到保定到处开会、讲话、接见，说陈伯达是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自己的影响。。。。。。。 毛泽东看了以后，如获至宝，就在三十八军的问题上作文章。他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示，指出：“北京军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特别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写上：“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最后毛主席指示：要北京军区召开一次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进行“批陈整风”。 毛泽东这一批，谁也不敢说二话，全部照办，林彪也没有办法。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了毛泽东的批示后，决定将毛泽东“建议”召开的这个会议，扩大到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和军委各总部的团以上干部。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还指定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三人领导会议。后来周恩来提出，这是一个军队的会议，军委办事组不参加不好。这样，毛泽东又批准黄永胜、李作鹏两人共五人组成会议领导小组，由周恩来负责。会议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而且他对华北会议的安排和处理，很明显是表明他不再相信我们军委办事组了。也可以说，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以后，这次是首先向军队开刀了。 华北会议从一九七O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一直开到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整整开了一个多月，这也是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这次毛泽东决心要“挖墙角”（这是毛泽东的语言，即挖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的“墙角”，好让我们垮台）。所以为此花费了很大的气力。会议期间，除了五人小组以外，他还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参加，江青先后两次在会议上讲话，并点了很多人的名。会议的情况，都由这些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只有我和邱会作二人完全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华北会议名义上是批判陈伯达，实际上会议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李雪峰和郑维山。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华北局第一书记，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在庐山会议上，他们俩和陈伯达都在华北组。当时，李雪峰是华北组的组长，他把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出了简报，这一来就闯了大祸。 除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牵连外，就是陈伯达在视察保定的时候，由李、郑二人陪同。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来视察，李雪峰是地方领导，郑维山是军区领导，能不去陪一下吗？毛主席说：“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中央文革当时权倾中央，成了全党、全国的太上皇，还不是毛主席您老人家撑腰的吗？您委任了陈伯达和中央文革，不但解决各地而且解决全国的问题，李、郑作为一个地方领导能不让他跑，让他说吗？就是康生、江青来跑、来说，你一个领导能制止得了吗？这又算得了什么？所以说“路线”错了（就是跟错了人）一切都错了。“路线”对了（就是跟对了人）一切都对了。为了打倒陈伯达，也是为了“挖墙角”，李雪峰和郑维山也只好作了牺牲品。 华北会议刚一开始，以三十八军政委王猛为首的人就对李雪峰、郑维山群起而攻之。这个王猛，当时可真是够“猛”的。在会上猛攻李雪峰、郑维山，后来成了“文革”红人。 华北会议的最后，有一天晚上突然通知我和邱会作去参加会议。我们到会以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第一、撤销李雪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第二、撤销郑维山中央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时，他还宣布了中央关于北京军区改组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为北京军区副政委。 然后，周恩来作了会议的总结，同时又重新宣布了陈伯达的错误，但这时已经叫作“罪行”了，并给陈伯达扣了几顶帽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等。陈伯达这一下子是彻底的完了。从陈伯达的事情上，我看到毛主席的作法是一旦得罪，就要一棍子打死，而且还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有人说，郑维山是林彪的人，这是不对的。郑维山是红四方面军的人。据我所知，黄永胜曾几次提出要调梁兴初来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但是林彪不同意。他对我们说：“一定要保留四方面军的人。”这样，林彪几次将郑维山保了下来。而这一次江青向毛泽东提议，毛泽东下了决心要把李雪峰和郑维山拿掉。这也是给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看的。 虽然这次华北会议没有批判黄、吴、李、邱几个人，但是我在心里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以后事情怎么发展很难预料。但是黄永胜还是满不在乎。 五、“不要学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 一九七一年一月初，黄永胜提出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了报告，结果毛泽东批准同意了。 会议准备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负责人共一百多人参加。由黄永胜代表总参，李德生代表总政作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报告。然后讨论战备训练工作。这时李德生已经成为主要领导，李作鹏、邱会作和我的地位都已经降下来了。会议由黄永胜和李德生负责。 会议期间我曾提出，我们军委办事组是不是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也好下个台。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不同意，他们说：“屎不臭，挑起臭。”我说：“我和叶群已经检讨，虽然挨了批，但总算有个交代。你们三个人没有写过检讨，不如借这个机会过关。”他们还是不同意，都说：“你检讨过不了关，我们的检讨也过不了关，一样的。”这样，我也就没话说了。 在这个会议上天天出简报，都统统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时我们没有听到各军区、军兵种的人说起庐山会议的事情，反而有不少人说好话，赞扬军委办事组是历届军委领导中工作最扎实的，说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如何好，如何正确等等。总之是一大片的好话和赞扬声。我看到以后有些担心，说：“这个话反映上去不好。让毛主席看到对我们不利。”但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也就仍然登上去了。 结果简报送上去，毛泽东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到了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报告的批示上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跟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毛泽东这个批示下来后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转给了林彪，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都传阅了。这一下黄永胜着了慌，说：“毛主席批评了，怎么办？”这时，会议已经结束了，人都已经回去了。我们只好召集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连夜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议开得很突然，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接着我作检讨，我把我的检讨和毛主席的批评都念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都作了检讨，这时大家表情严肃，陈士渠说：“庐山会议你黄永胜也在其中。”其他人都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大家都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 会后，我们军委办事组一起商量，决定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每人把会议上的检讨归纳一下，写出一个稿子送中央和毛主席。这时我提出要在检讨中写上对张春桥表示歉意，但他们三人都不同意写，关于我们之间串联的情况也没有写。 他们三个人的检讨经过集体研究后上送中央、毛主席。我当时还想：怕是你们的检讨也通不过。结果一下子毛主席批准了，说他们三个人的检讨是：“很好。”我真不明白了，我这个人一再检讨还过不了关，而他们一再不检讨，反而是一检讨就过了关。看来还是不检讨的为好。 在黄永胜三人的检讨上，毛主席还批了一段说：“吴法宪、叶群过去检讨不够，要重新写一个。这个话周恩来又传给了我们。毛主席还指示：”要召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参加。要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他中南海的住所突然召集会议，要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参加。我们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坐在前排，我们在后面坐着。毛泽东说：“第一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第二是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第三是吴法宪过去多次要求见我，我没有见，要见今天一起见。第四周恩来带你们几个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同志作一个汇报。” 谈话中，毛泽东问邱会作：“你的检讨是秘书写的还是自己写的？”邱会作回答说是自己写的。接着，毛泽东又问黄永胜和李作鹏，他们俩也都说是自己写的。毛泽东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去当主席。”邱会作反应很快，赶紧站起来说：“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笑了。这时候，康生起来要去厕所小便，毛泽东说：“李作鹏，你去扶一扶康老。”这样要李扶康生去小便，李也不得不照办。让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扶康生去上厕所，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康生离开书房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宣传起了康生。他说：“康生在苏联就反对王明，是个坚决的反王明分子。回到延安，又和王明斗。。。。。。。”说到这里，康生回来了，毛泽东又对他说：“你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你是站在正确方面的。” 其实康生在苏联时根本谈不上反什么王明，相反还是王明最大的拥护者。这些情况毛泽东并非不知道，他之所以要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康生在庐山会议立了大功。 这次谈话不到一个小时，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有讲话。毛泽东讲完以后，就叫我们走。临走时，毛泽东对我说：“吴法宪，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 听见毛泽东这样说，我动了感情，说：“主席保重，我谢谢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你走吧，你要知道，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我说：“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六、周恩来带领我们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在毛泽东那里谈话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通知我们，要我们晚上十点钟在北京车站上车，准备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晚上，我准时到达北京火车站贵宾候车室。上站台后见到一列专车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车。我坐这样的专车还是头一次。我在空军多年，“近水楼台”，只坐飞机，没有坐过专车。周恩来除了有专列以外，在我们空军和民航还各有一架专机。毛主席不坐专机，只有建国初期坐过几次伊尔－14型专机。那是由刘亚楼司令亲自陪同。以后怕出危险，就由中央做出决定，毛主席外出只坐火车不坐飞机。这是题外的话。 上了火车，夜已深了，各自就都休息了。我心中不安，从走廊里过去见周恩来，见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总理剪指甲。我过去坐了一会儿，周恩来问我：“你睡不着觉啊？”我说：“我是在想我的检讨怎么写，我想请示一下总理。我写的检讨同以前差不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吃不准，就是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个问题写不写，这个问题主席提出了批评，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周恩来很耐心地告诉我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我当时非常感谢周恩来对我是一片好心。周恩来又说：“你写好以后，先送给我看，我再送给毛主席。你不要有压力。” 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八点到了北戴河。汪东兴安排前期工作，已提前到了这里。他把周恩来安排在原来毛泽东住的小楼，把黄永胜安排在另一座楼里，我们几个则住在一个集体招待所里。 上午休息，当天下午，我们一起见了林彪。首先由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这件事情毛主席说要他来请示和征求一下林彪的意见，还要向林彪汇报一下近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工作。周恩来说完，便由黄永胜汇报战备工作情况；李德生汇报华北会议情况；纪登奎汇报国务院的工作情况；最后再由周恩来谈外交情况；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 听汇报时，林彪没有说什么话。最后，他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以及对黄、李、邱检讨的批示，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关于我们的问题，林彪只说了“无心插柳柳成行”这样一句话。这个意思我不是完全理解，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庐山会议本来是想批一下康生、张春桥，但是反而倒了一个陈伯达，又引出了黄、吴、叶、李、邱一大串，这不是原来的本意。就是这么一句话，也没有批评我们的意思。他再没有多说什么，一共讲了三分钟。 当天晚上，叶群以怎么写检讨为名，把黄永胜和我两个人叫到她那里去。我把自己的检讨稿给她看了。黄永胜对她的检讨提了一些意见，我没有说什么。当晚，我们没有见到林彪。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们从北戴河返回北京。这一次，不象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在火车上我和邱会作两个人在周恩来的车厢聊天，天南地北。。。。。晚上十点钟，到了北京，各自回家。 一回到北京，毛泽东又召集我们到他那里开会，想了解我们到北戴河的情况。那天，他一见到我们就问：“挨批了吧？”他的意思，是说林彪批评了我们了吧。这时没有人吭声。我壮着胆子说了一声：“批评了。”周恩来也笑着说：“批了，批了。”这一下子毛泽东高兴了。 接下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的情况。毛泽东说：“这下好了，你们去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事情，等吴法宪、叶群的检讨送来后一起印发会议。”接着他又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 对毛泽东的这句话，我们几个都表现出感激的心情。并异口同声的说：“感谢毛主席对我们关心和爱护！” 毛泽东又问我：“你的检讨写好了吗？”我说：“明天送主席。”他却说：“不用急，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再写。也请永胜同志转告叶群，写好了直接送给我。” 之后，他又要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中央工作会议的具体问题，如各地要有多少人到会等等。周恩来说：“回去研究一下，向主席写一个报告。” 这些问题说完，毛泽东站起身，向我们挥了挥手说：“散会”。说完，他转身就走了，没有同我们任何人握手。我们从他的书房里出来时，心情已经有所缓和。 当天晚上，我加了一夜的班，把检讨写了出来。第二天，我把这个检讨带到军委办事组请黄、李、邱一起研究。他们三人都认为，我不应该对张春桥说什么道歉的话。黄永胜说：“你这个人一左一右怎么回事？”我问他们：“不道歉能行吗？”李作鹏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向张春桥道歉。”邱会作也说：“道歉有什么用？”黄永胜则说：“你这样写，别人一看就会说，你没有诚意检讨。有意见先吞下去，以后再说。这一次，能让我们平平安安过这一关，就谢天谢地了。”李作鹏说：“这还是暂时的，这个问题没有完。” 听了他们的意见，回到家里，我又用了三个小时，把检讨稿重新写了一遍。写完，反复校对，最后用个大信封，自己亲自装好密封，写上“送呈毛主席亲收”，通过机要部门速送周恩来。 检讨送上去以后，两天都没有回音，我心里又是紧张不安。我鼓励自己，要沉住气，可还是不行。终于，到了第三天晚上，邱会作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说，他和周恩来一起开会，周恩来要他打电话告诉我，我写的检讨毛泽东已经批了，毛泽东的批示说，我和叶群的检讨可以了。说到这里，邱会作还补充了一句，告诉我，周恩来说“可以了”（指毛泽东对我和叶群检讨的批示）和“很好”（指毛泽东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批示）是一样的，要我不要有什么想法。 我想，毛主席现在对我们已经是“区别对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勉强过关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安慰我说：“我们几个人是分不开的，今后也一样同呼吸、共命运。‘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李作鹏的话说得好：“‘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我写的检讨稿子，一直没有退回，就直接交给中央办公厅排印了。等我和叶群的检讨一印好，就立即通知全国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前周恩来召集了政治局会议，规定由我们几个人在会上作检讨，并要我第一个发言。 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会议仍然与九届二中全会一样分组，我还在西南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在原来的大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在后面指挥。毛泽东决定，把我们的检讨发给每个人先阅读，以后再开小组会议批判我们。 林彪和叶群在北戴河没有回来，也是在有意回避会议的意思。周恩来指定黄永胜和我每天打电话给叶群，这是周恩来直接安排的。他的用意很妙，这样他可以双方都不得罪。 会议开始后，各组便开始讨论我们的检讨。由于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同志对我们没什么积怨，这时的会议气氛显得比较缓和，各组都批不起来。这与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的态度大大不同，那里大家一哄而起。可现在大家却都说是“情有可原”，甚至有些人同情我们。 会上也有很积极、很活跃的人，如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就点名批判我。但她也有友好的表示，西南组的正、副组长张国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周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曹轶欧商量，说要猛斗我两天。曹轶欧反对说：“不要加码，不合乎毛主席的批示。因此他们的意见被曹轶欧制止。由于康生是中央常委，所以曹轶欧的意见非同一般，她说不行，张国华和周兴也就那样办。 我们这个组里还有朱德、李先念、聂荣臻等老同志。张国华他们不去征求老同志的意见，而是听曹轶欧的，也很会见风使舵。当时，让我感动的还是这几位老同志，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批判我。他们多年了解中央斗争的情况，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与他们相反，下面来的一些同志发言比较激烈。也难怪，他们刚刚到中央，积极性正高，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嘛。 会议开始以后，天天出简报。政治局开会研究情况，把我们都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是批斗对象。周恩来他们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我们只是把简报的情况及时向叶群汇报，再由叶群转报林彪，林彪和叶群对会议的问题没有任何表示。 我没想到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庐山会议的前期，他们是被我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发言比较客观，调子并不是很高。可能他们对中央的情况了解多了，知道这里面的深浅。康生这次会议以后就称病了，从此以后基本上不出来活动。这也是一个办法。总之这样的党内斗争，让人人都有自危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灾难会落到自己头上。只是一些下面来的人，积极性蛮高。 到了会议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编在东北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出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串联，要他们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要他们攻击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下子，东北组哄起来了。陈锡联当即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周恩来汇报了。”我跟他说：“当时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讲过。这不要紧，只要实事求是，让他们讲就是了，没有问题。” 紧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庐山上是否有这回事情。我说：“有这回事情。我要他们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不过，后来我又要他们不要讲了。”周恩来说：“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我要王辉球、王秉璋他们去向你说明情况。”我说：“不用了”。 这个情况，黄永胜在当天晚上告诉了叶群，叶群又报告了林彪。不久，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准备飞机，说林彪要回北京。我想，林彪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一是让叶群参加会议，因为这个会也有她的检讨，不参加不好。二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 周恩来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把王辉球、王秉璋揭发我搞串联的这个事情情压下去，没有再继续追查这件事。他为此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 第二天中午，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叶群直接来参加了会议，林彪一直在家里。由于事情已经被周恩来压了下去，看看没有什么情况，他也就一直没有到会。 大概是毛泽东的意思，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话，作个检讨，因为整个庐山会议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讲话引起的。可林彪坚持不讲话，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在会上露面。周恩来曾向我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会议的后期，周恩来把斗争的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了。会议又批了陈伯达一个星期。对于我人来说，这样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到了会议快结束时，王辉球和王秉璋来找我向我解释。解释什么呢？说是在会议上被逼的，讲过以后又道歉，说是不应该讲。我说：“你们讲嘛，我没有意见。只要你们讲的实事求是就行了。” 会议开了十多天后，秘书组要起草总结。原来对我们错误的调子提得很高，而且言过其实，戴大帽子。后来由周恩来、黄永胜、李先念、张春桥他们多次修改，把一些过重的话都删去了。特别是张春桥，后来黄永胜告诉我，很多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对我们表示友好。这个稿子送给毛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 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在闭幕会议之前，周恩来要我们几个每人表一个态。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在闭幕会上每人都说了几句。我们表示，中央工作会议对我们的批评，是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我们一定要接受批评。。。。。。。最后由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周恩来念完总结，是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董必武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这一带头，大家就都跟着鼓起掌来，一下子会议的气氛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同我们几个人紧紧握手，表示团结。 “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林彪就要回北戴河，我去机场送林彪，向他汇报空军训练的情况，但他一言不发。我心里想，林彪怎么变了呢？是避嫌？还是因为其它？但是有一点，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林彪。从那一次机场送别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八、中美关系的改善 中央“批陈整风”会议结束以后，又紧接着召开第二个会议，原班人马专门讨论中美关系问题，因为中美关系有和解的迹象。 中美和解的事情，以前就有酝酿了。首先是尼克松公开发表讲话，说他愿意访问中国，愿意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这个消息曾在《参考消息》上发表过。接着，就是“乒乓外交”事件。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时候，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样世乒赛以后，美国队来北京访问了，周恩来还接见了他们。第三是斯诺访华。一九七O年十二月，斯诺在北京见了毛主席。毛主席通过斯诺向美国政府发出信息，说：“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作中间桥梁，经过他多次向美国秘密传话。 之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准备来中国进行一次秘密访问。经过慎重的研究，毛泽东决定同意基辛格来谈。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是，同意基辛格来谈，具体的工作由周恩来全面负责。周恩来让外交部通过叶海亚总统和巴基斯坦外交部，不断与美方联系，最后商定，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的到北京来，飞机降落在南苑军用机场。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长和翻译唐闻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还派了中国的领航员一同前往，把他们的飞机领进来。飞机方面的事情，周恩来交给我来负责。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护，机场着陆等都由我负责。另外，基辛格来时准备把南苑机场封锁起来，以免走漏消息。 这件事情是十分突然的。因为，从一九四九年起，经过朝鲜战争，中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全党全国对于基辛格的到来，思想上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打一个招呼，不然的话怕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主席在政治局讨论时决定，趁当时各地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在，一起开个会议，怎样在全党和全国转这个弯。 这样，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刚结束，会议的人员编组都不变，就又开起了中美关系通气会，内容是讨论中美关系。会议首先由外交部和中央联络部详细介绍美国的情况，并通报了中、美通过巴基斯坦之间多次联系的情况。接着，传达毛泽东确定的方针，以及外交部的意见。外交部的意见说，我们欢迎基辛格先来，因为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有所转机的时候了。我们首先要争取通过中美正常关系的建立，进入联合国；第二、要求美国承认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争取解决台湾问题；第三、中美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提出来，如美国在华财产的冻结问题。如美提出归还，我们准备怎么对付等等。 外交部的意见还说，在中美建交以后，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能一致的一致，不能一致的放在一边，继续和他们斗争。我们的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又建交又斗争。 最后，我们要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变化进行公开的宣传和教育，要在思想上转过弯子来。为此，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报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文件。 这里我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说，林彪和我们是因为反对和美国改善关系、反对中美建交而投靠苏联的。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也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据说毛泽东一九七二年会见尼克松时曾经说过：“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现在见上帝去了。”很显然，毛泽东这里指的是林彪，但他的这种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 事实上，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彪除了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外，没有说过任何其它的话。当时，为了庐山会议的事情，林彪自己已经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去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呢？ 据我了解，在国家不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不主张和美国直接对抗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九五O年在决定出兵朝鲜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甚至是反对的。本来，他是率领军队入朝作战的最合适人选，但是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的，毛泽东只好去请彭德怀出山。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发一九七一年五十七号”文件中指出：“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 与之相对应，在当时国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坚决主张防范苏联的。自一九五九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起，中苏两党的关系便逐渐破裂。之后，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蒙、中苏边界调兵。考虑到这一情况，林彪首先向党中央提出建设“三线”的建议。这个问题正合毛主席的意思，所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所采纳。第二、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林彪的主持下，军委研究部署了在北方的防御体系。把重点战略防御目标从南面防御美、蒋转到了北面防御苏联。第三、为了防止苏联方面的核突袭，以及苏联机械化作战的强大实力，林彪考虑了一套“山、散、洞”的构想。即靠山、分散、洞库隐蔽的防御作战方案。这个设想，当时得到毛主席的大力支持。 所以，说林彪和我们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这是凭空转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九、管不了的林立果 林立果到空军以后，开始还比较谨慎。但后来，在空军党办一些人的怂恿下，仗着自己是林彪的儿子，就越来越不象话了。他和党办的一伙人，不但在空军司令部兴风作浪，而且闹到了外地，将整个空军都搞得乌烟瘴气。我由于一直兼任着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对空军的事没有太多的时间过问，空军的主要工作当时是由空军政委王辉球和空军党委其他人负责。后来我因庐山会议的事，逐渐从中央退下来以后，回到空军一看，才开始听到对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反应。但由于庐山会议的问题，我被搞得焦头烂额，想管也无能为力了。 大约是一九七O年十月，叶群对我说：“立果这个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了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队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我问：“为什么要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我听了以后说：“既然你同意了，我也就没有意见。” 林立果去了广州不久，就搞了一个“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的材料。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感到不错，觉得还是有一些说服力的，就上报了总参。这个材料后来经毛泽东和林彪的批准下发，并在空九师开了一个现场会。 这之后，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开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下去的时候少说一点外行话。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点飞行规律，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为了这件事，我又打电话去告诉叶群，叶群也不同意。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后来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 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在搞调查研究，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一九七O年十一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说是在空九师蹲点，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对我说，他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 以后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军学院、和空军二高专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再就是对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我前面提到过，我在林立果作“讲用报告”以后，就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大肆宣传林立果这个“讲用报告”的意见，但是，林立果和空军机关及下面的一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大肆宣扬之风在王飞、周宇驰等人的蓄意谋划和推波助澜下，在空军内部泛滥开来，让我怎么挡也挡不住。后来，这个“讲用报告”不仅在空军中广为传播，而且还传向了全军，传向了全国。 八月下旬，我离开北京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时，北京的空军“三代会”却仍然进行得热火朝天。当“三代会”的各个代表团知道我不同意印发林立果的报告，就纷纷动手自己印。一时间，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门，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报一样。讨论的时候，也就没边没沿了，什么“天才”呀、“超天才”呀，说什么的都有。 我在前面说过，空军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军内部大肆宣传林立果“讲用报告”问题，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首先，周恩来在庐山上对我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毛主席办公室的人也对我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当时我正因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很紧张，听到了这些，便立即同叶群联系，我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我当时就从山下打电话给陈绥圻，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去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检统统洗掉。同时，我又把这个情况告诉当时在北京负责“三代会”的刘锦平，也要求他这样去做。 陈绥圻接到电话以后，便和秘书张叔良一起来到空军学院，找各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一一说明情况，要求协助收回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样，一共收回了两千多份“讲用报告”和三盘转录的磁带。回来以后，就用我家里烧热水的锅炉，把收回来的“讲用报告”烧掉了，一直把炉子都烧红了。磁带也全部洗掉了。事情办完以后，陈绥圻打电话到山上告诉了我。 我开完九届二中全会下山，到空军学院为“三代会”作总结的时候，还特别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作了几个规定：一、不准传播；二、不准印发；三、已经传出去的要全部上交。 老实说，关于“讲用报告”的事，有些事情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也有些事情是我当时想到了，但是没有办法的。比如，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以后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另外，我也开始感觉到，在林立果的支持下，空军党办的人已经开始不听我的招呼了，而且空军的事情也有些失控。比如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虽然我再三强调了组织纪律，作了几个明确的规定，在“三代会”上也收了一部分，但是其它散发出去的已经没有办法收回了，而且代表们回去照样宣传。根本上的原因是这些事情牵涉到林立果和林彪，使我非常为难。我当时也被庐山上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已经顾不上空军里的这些事了。 后来，空军内不断有人向我反映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想让我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如一九七O年中，沈阳军区空军政委张雍耿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反映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处长在沈空情报部散布说，林立果就是天才，否定天才是不行的，谁要阻挠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都不行。这个处长还说，以后到空军司令部，不要随便找人，在司令部就是找曾国华、何振亚，到情报部就是找贺德全，到作战部就是找鲁岷。 另外，一九七一年七月，我的秘书张云龙调到广州军区空九师以后，发现了一些情况不正常，就向我汇报。结果空九师的干部把他看成是钉子，对他进行跟踪、盯梢，把他所有的情况都记录下来，并且有意地将他派到下面的团里去，不让他呆在师部。 还有，一九七一年八月，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的秘书李学敏，随邝任农到上海出差。回到北京后，他告诉陈绥圻说，刘锦平的秘书在上海扬言说：“不让学习林立果的报告是歪风。这个歪风，在民航是顶住了的。” 说实在的，由于林立果的上面有林彪和叶群，我对他是不敢得罪的，所以听到这些反应后，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我也做过一些制止的工作。一九七O年底，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许世友女儿许华山，一次到我家里来告诉我说，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三十四师还在出黑板报，而且调子高得不得了，把林立果宣传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辉榜样”。听到这样的反映，我很快给三十四师的负责人打电话，叫他们以后不要再这样搞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还收到了两封信。空十二军的一个署名江卫东的在信里说，现在从空军直属机关一直到广空，到十二军，都在以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态度来层层站队，把我和“吴办”都划到了对立面。江卫东的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我要秘书把它交给了进驻空军的李德生。 我收到的另一封信，是广州军区空军桂林场站政治处一个叫吴统成的干事写来的。这封信反映说，广空政工会议期间，有一个副部长告诉桂林场站的副政委，说林彪曾经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看了以后对林彪说：“这比你当年还成熟。”信件还反映，这个副部长还告诉那位副政委，要他们赶紧对“讲用报告”表态，不然的话，就要犯错误。吴统成认为这件事情有损林副主席的威信，因此写信向上反映。 吴统成的这封信是直接写给林彪的，但信被作为一般的群众来信处理，首先到了军委办公厅，办公厅主任萧剑飞看了后，因为信中的事情涉及到空军，就把信转给了我，要我负责处理。我让人把周宇驰找来，给他看了吴统成的信。周宇驰看完后故作惊讶地说：“这是谁造的谣啊！这封信谁看了谁都会生气的。现在快到国庆节了，还是要保护林副主席国庆节能出场要紧。这封信是不是不要转到‘林办’去，我们自己处理就算了。” 我说：“你可以亲自到广空去一趟，主要是到桂林场站去平息这个问题。要找到吴统成，告诉他他的意见是对的，我们支持他。同地告诉广空，今后不要再这样搞了。”周宇驰当即答应，说：“我第二天就走。”可周宇驰离开我家以后，不久就来了一个电话，说：“首长，我不能去了，林立果找我有别的事情。”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因为有了林立果，周宇驰就可以违抗我的命令，我竟然连周宇驰都指挥不动了！ 我给当时的广州空军司令员王璞打了一个电话，把吴统成信中讲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要他注意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同有关的人员谈一次话，再不要作这样的宣传了。我还告诉王璞，大托铺基地公开出售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很不好，要予以禁止。 过了两天，萧剑飞给我来电话说：“林办”正在查找吴统成的信，要我赶快把信退回去，他好转“林办”处理。我告诉萧剑飞说，这封信我已经处理了，处理结果我会给叶群打电话的。接着，我打电话到北戴河给叶群，把吴统成的信在电话上给她念了一遍。然后我告诉她，为了保护林副主席的声誉，我要周宇驰亲自去一趟广空，平息这个问题，但是周宇驰竟然不去，没有办法，我只好给王璞打电话，现在王璞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叶群说：“既然是这样，你把吴统成的信烧掉就算了，不用再转到‘林办’来了。” 接着，我又打电话责问周宇驰：“既然我们已经商定，由我们直接来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又捅到‘林办’去？”周宇驰向我解释说：“因为事情要牵涉到林立果，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和林立果通个气。” 这个情况使我感觉到，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我已经控制不了了，让林立果到空军来，实在是一个大失误。 现在回想起来，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着空军党委、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迷。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 十、庐山会议以后的江青 一九七O年庐山会议以后，江青等人反而对我们几次故作姿态，表示友好。我想他们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对我们制造假象，麻痹我们。一个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动静，表面上嘻嘻哈哈，但是实际上是要把我们一棍子打下去。这方面江青实际上是受命于毛主席。 首先是江青到军委办事组来看望我们。江青是从来不到军委办事组来的，但庐山会议后的一天下午，江青突然来到我们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和我们一起陪着她，在办事组里东转转、西看看。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对我们客气过。她说她是支持军委办事组同志们的，然后又同我们哼哼哈哈地扯乱谈。在我的记忆中，她呆了个把小时就走了，我们也没有留她吃饭。 不久，江青又想起要照相，请林彪和我们一起去钓鱼台她的住处。江青又是搞灯光，又是摆姿势，又是拿道具，忙个不停。给林彪照相时，她要林彪手拿毛泽东的著作，戴着眼镜，做出一副认真读书的样子。这张照片，后来就登在《人民画报》上，以表示团结。 大概是一九七O年十一月，周恩来要我亲自送江青到海南岛去休养。以前，江青每次乘飞机外出，周恩来都要我陪同，可在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就不叫我陪同了。但这次他又安排我送江青。 一上飞机，江青就要我和她一起打扑克。我没有这个心思，就推说我要保证飞行安全，不能玩。江青坚持要我参加，说：“好好玩一回吧，其它事情不要你管。”我只好从命，打完了扑克，她就开始追问我，到毛泽东那里究竟告了她一些什么状。我只好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她接着又说：“你还写了两次检讨，黄、李、邱他们根本不作检讨，一点责任也没有，太不象话！”我一听，心想，她这话，是要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只好来了个不吭声。 到了三亚，江青一个人独占一座专门给中央领导修的房子，我则住在海军招待所。一天之内，江青要我到她那里去好几次，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什么安排警戒呀、车辆呀、游泳的地方呀，事情真多。她还想去湛江，要我到湛江去看地方。我去了一看，湛江没有适合江青住的房子。回来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我才算了。 处理完江青的事情，我便回到北京。结果回来没有几天，周恩来又要我再去三亚，把江青送到广州去。原来是因为江青嫌三亚这个地方不好，住不惯。我又急忙调飞机并随机飞到三亚，把江青送到了广州。 在广州，江青住在珠江边一所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房子里，我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这一次江青不让我走了，要我陪同她在广州一起玩几天。可住了不到三天，又出了问题。江青住的房子虽然好，却由于珠江上过往的船只过于吵闹，让她晚上睡不着觉。 到了第二天，江青坐着汽车，一下子到了机场，要飞机立即起飞回北京。我得到通知，立即赶往机场，并在机场给周恩来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要我无论如何想办法拖住江青，不能让她回北京。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大概是毛主席的意见，他们俩口的事情我也搞不清。但周恩来的话是必须照办的。我就对江青说，北京天气不好，硬要起飞是很危险的。江青只好又回去了。 到了晚上，周恩来给我来了电话说：“你想办法动员江青到上海去，我已经给张春桥打了电话，通知他也动员江青到上海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我告诉江青，这几天北京的天气都不好，不如先到上海去住几天，然后再回北京为好。江青同意了。这样，我又陪同江青坐飞机来到上海。当时，周恩来为了江青的事情也是两头为难，为毛泽东的这个“家庭问题”费尽了苦心。一方面是毛泽东的意见要坚决照办，另一方面是江青又不能得罪，连我们都感到为难。 一九七一年八月，周恩来突然要我和李作鹏一起，送江青到青岛去。因为青岛有海军的一个基地，周恩来让李作鹏去的目的是便于照顾江青。我向周恩来提出，是不是让李作鹏一个人去就行了。周恩来不同意，说：“你是管飞机的，你不去行吗？” 没有办法，我只好同李作鹏一起，陪江青到了青岛。为了一个江青，周恩来竟然要我们两位政治局委员陪同！一到青岛，江青就到处跑。一天，她跑到了一个公园里，让当地的群众发现并围了上来。群众围得越多，江青就越高兴。可是我们却十分担心，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但是江青爱出风头，感觉还很好。 一天，江青提出要到胶州湾去看看。为此，海军方面调动了四、五艘舰艇，让她乘着军舰去胶州湾看了阵地，玩了一天。江青又心血来潮，要海军组织演习给她看。李作鹏没有办法，只好组织了一场演习。李作鹏还给我们每人送了一身海军军装。第二天，我们都穿上了海军军装，照了不少的相。 就在这时，我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叶群回到了北京，说可能得了癌症。正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袁升平赶到了青岛，来看望江青和我们。我和杨得志也是老搭档了，我就把江青交给了他和李作鹏，立即返回北京。 刚刚回到北京，又听说江青把手摔断了，周恩来要我立即派飞机，送最好的大夫吴階平到青岛为江青看病，但是这样还是不行，江青非闹着要回北京。周恩来又要我去青岛把江青接回来。到了青岛后我问李作鹏，江青是怎么把手摔断的。他说：“什么摔断了手！也就是有一天晚上，她睡觉不注意，从床上掉了下来。其实什么也没有摔着。”他接着又说：“江青难伺候，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她让我们把几个海水浴场的人都赶走了，让她一个人到那里游泳，可她还是不满意。她到海军的任何单位，我们都是按照最高的规格来接待她。她吃完、喝守，抺抺嘴就走，完了还骂人。”李作鹏对她也非常不满意。 就这样我们把江青接回了北京。这个时候，已经快到九月份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到南方去了，一路上去串联，要拿掉我们，而我们则完全蒙在鼓里，正在疲于奔命忙于侍候毛泽东的夫人。现在想起来真是又可笑又可悲。 十一、和叶群的最后一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叶群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上旬。叶群因为在乳房上发现了一个肿块，害怕是癌症，回到北京，到三O一医院检查身体。那几天，我正好奉周恩来之命，同李作鹏一起，陪同江青在青岛玩。听到这个消息，我便于八月七日下午回到北京。回来后，我就和陈绥圻一起到毛家湾去看望。 当天晚上，开完政治局会议以后，周恩来要我和邱会作一起到毛家湾去找叶群，向她要回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幅“龟虽寿”的字。周恩来告诉我们说，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一次他去看康生，康生拉着他的手说：“你看我有没有历史问题，材料都在这里。”后来周恩来就向毛泽东提出，写几个字慰问康生。可写什么呢？毛泽东想到了以前曾给林彪写过的“龟虽寿”，毛主席写给林彪的是全文，就要周恩来把那篇找回来，作为范本。 我和邱会作就到了叶群那里。只见邱会作的妻子胡敏和张清林也在那里。我们说明了来意，叶群就要林办的秘书去找那幅字。然后，叶群就一手拉着林立衡，一手拉着张春林，宣布他们两个当天就要订婚。我和邱会作立即就向叶群表示祝贺，一个是祝贺林立衡的婚姻大事，再一个就是祝贺叶群经检查不是癌症，这真是双喜临门。 等林办的秘书把那幅字找出来以后，我就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要我立即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和邱会作就告知辞走了。八月八日上午，叶群坐飞机回北戴河，我又到机场送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叶群。 这之后，我与叶群还通过一次电话。九月上旬，空军召开航校工作会议，部署学校工作，九日下午，我去空军学院礼堂，向全体与会人员做报告，中间秘书给我递了一个条子，说是叶群来电话找我。我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就宣布会议暂时休息，去接电话。没想叶群告诉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准备放两部电影，让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庆贺。由于林立衡是空军的干部，所以要陈绥圻帮助找两部影片。她还说，只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来以后，告诉林办，他们自然就会找出电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这个电话，我当时心里想：这是什么问题，还要打电话来找我！回家以后，我就要陈绥圻帮着找一找。陈绥圻要秘书从王辉球那里找了一本《大众电影》合订本，坐在那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什么合适的。以后叶群没有再来电话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十二、毛泽东南巡 正当我们如坠五里烟雾里，认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完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为实现“九大”的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飞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这些派飞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来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的。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措施。他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的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正好是在九月上旬，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但是没有告诉我和邱会作。 邱会作比较机灵，宴会以后，就坐进了李作鹏的车子，追问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李作鹏也就将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唯独对我，他们是滴水不漏，说我的嘴不紧。 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在济南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情况和与人谈话的内容。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于八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在武汉，他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他又相继在长沙、南昌分别召见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谈话。之后，他于九月三日到杭州、九月十日到上海、九月十一日到南京，先后同上海、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谈了话。九月十二日下午，他回到北京，在丰台车站同吴德、李德生谈了话。 毛主席一开口就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毛主席总结了十次路线斗争。这样把我们的问题也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纲上。毛主席说：“对路线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个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的材料，批了三十八军和济南军区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议，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报告上加上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指庐山会议华北组那个攻击张春桥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周总理也作了总结，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没有问题了，解决了。其实，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级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这些，是当做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中央来作。”“当然还是要挽救，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救得过来救不过来，也难说，凡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改了没有？改也难。” 在这之后他还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当然这些是整理以后的毛主席的讲话。我还听说，当时见过毛泽东的一些人说到，毛泽东当时直接点我们的名，对他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倒了你们怎么办？你们和黄、吴、李、邱的关系是很好地呦。”他们当时大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竟然紧张得忘记了表态。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不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自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结论。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个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作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十三、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参加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 开完政治局会议，已经是九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诉陈绥圻，快要召开三中全会了，看样子还得准备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所以要很快再写出一个检讨来。由于当时我们所有的文件，包括前两次检讨稿，都保存在空军大院的家里。因此我告诉陈绥圻，准备第二天回大院，开始准备九届三中全会上的检查材料。 九月十二日起床，吃过午饭，我就和陈绥圻及秘书张启尧等人一起乘车下山，回到了空军大院。我按照周恩来前一天晚上的指示，开始阅读中央政治局印发的、周恩来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在讨论时提出意见。陈绥圻则是根据我的吩咐，开始找我过去的两次检讨，准备写新的检讨的材料。 看完《政府工作报告》，我想再抽出一点时间来处理一些空军的事情。当时空军正好在召开航校工作会议，于是我约王辉球和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司令员薛少卿一起，在晚饭后找八航校的校长和政委谈话，解决他们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我们一起到了办公楼的三楼，找他们谈话。然后，我看还有时间，就又会见了刚刚从部队调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想解决一下空政文工团里的派性和团结问题。 就在与空政文工团六个指导员谈话中间，大约是当晚的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我：“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三十四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即问：“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零点左右。 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师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他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到清晨三点多钟，时念堂报告我说：“有三个人到了沙河机场，要直升飞机起飞。”我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下来！”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时要我查一查，这三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不久，直升飞机强行起飞了。我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向国界，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处置。 当直升飞机飞越南口和怀来时，我又向周恩来报告了一次，飞机飞到张家口附近时，我请示周恩来说：“飞机已经由歼击机跟踪，如果再向北飞，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以后，直升飞机开始在张家口上空盘旋，又经宣化、怀来、南口，飞回到沙河上空，并有向西郊机场飞行的趋势。我向周恩来报告说：“看样子是要在西郊机场降落，但是万一飞向北京市里，我就把它打掉。”周恩来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电话，我和杨德中一起走出候机室，来到室外，遥望天空，这时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到飞机了。但是过了一会，飞机并没有在机场降落，而是向东飞去。我向周恩来报告说：“我已经命令由空二十师来接替空七师继续跟踪。”周恩来说：“好！” 这以后，直升飞机又开始向怀柔方向飞去。我打电话报告周恩来，说：“如果飞机向海外飞行，或者向大连方向飞行时，我就命令跟踪的歼击机把他打掉，主要是怕飞机飞往南朝鲜。”这些周恩来都表示同意。 这时，周恩来已经派了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了解情况和“协助指挥”，梁璞也回到了指挥所。 当直升飞机从张家口往回飞的时候，我已经查明了直升飞机上的人有一个是周宇驰，但还是不清楚其他的人是谁。他们乘坐的汽车上留有一双鞋，还有一大包美金。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报告了周恩来。 上午八点多钟，直升飞机迫降在怀柔地区。这时我才彻底查清，飞机上除了周宇驰以外，还有于新野和李伟信。驾驶员一共两人，机长陈修文。当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时，周宇驰命令陈修文往乌兰巴托方向飞行，但陈修文机智地骗过对方，飞回了北京，结果被周宇驰发现，开枪打死了陈修文。直升飞机降落以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捉。在监视这架直升飞机的过程中，杨德中始终同我在一起。 这时，时念堂来电话报告说：“毛主席那里的警卫部队，要派人进机场，给毛主席打野兔子吃。”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我把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向时念堂作了传达。 这之后不久，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空军还有那些单位，你认为是没有把握控制的？”我回答说：“除了上海的空四军、空五军以及广空以外，其它各军区空军，我都比较有把握。”周恩来接着告诉我说：“已经决定对空军的机场、海军的码头各进驻陆军一个营，以保证安全，防止外逃。”我表示同意，并希望立即这样做，周恩来说：“好！” 到了中午十二点，我看在西郊机场没有什么事情了，就向周恩来请示，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周恩来说：“你在西郊机场再待一会，我派李德生到西郊机场来协助你，回头我再通知你怎么办。”李德生不久就到了西郊机场。到了中午十二点半，周恩来通知我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离开西郊机场之前，我跟李德生、杨德中商量，让胡萍先回三O一医院，并派我的车送胡萍。 九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多钟，我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张春桥已经先到了，他们两人同我紧紧地握手。然后周恩来说：“政治局准备集体办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在人大会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康生、江青在家里，汪东兴保卫毛主席。” 接着，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她也同黄永胜和我紧紧握手。她手里拿了一副扑克，要张春桥、黄永胜和我一起在东大厅打牌。我当时很奇怪，都什么时候了，还打牌！是想试一试我们的心情吗？反正我心里没有鬼，打就打！就这样，我们四个人一起打牌，结果我和黄永胜一头赢了。江青看我们没有异常的表现，就出去了。 不久周恩来进来，要黄永胜准备一下全军的作战部署，同时要我准备一下空军的战备资料，准备晚上开会研究。另外，他还要我们通知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员也一起来参加研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我要张叔良打电话告诉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要他们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向我汇报。 九月十三日下午六点，雷达兵部的一个处长向我汇报了雷达兵的部署情况，并带来了作战防空部署图。我听完汇报以后，又进一步考虑和准备意见，准备晚上向周恩来和黄永胜汇报。 晚上九点钟，周恩来召集黄永胜、我、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一起开会，先听取阎仲川的汇报，然后又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这是一个空隙，应该立即调一个师去加强南口的防御。这一措施经毛泽东批准后，马上进行了实施。 会议上，周恩来和黄永胜都认为，空军现在的防空部署比较恰当，特别是对苏联的防空作战部署很好，不要再作变动，主要是提高警惕，防止空袭，防止飞机外逃。要作具体的布置，包括空军、海军、民航的一切飞机都不准起飞，不许再有一架飞机外逃，要坚决堵住一切漏洞，坚决守住空中防线。 会议开完，已经到了九月十四日凌晨三点半了。周恩来要黄永胜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住在西大厅，要我和他自己一起住在东大厅。然后，我们就各自进入自己的房间休息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上午起床以后，我首先在电话上向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要求空军指挥所再清查一次，禁航的命令是不是落实了。我还再三告诫他们，无论如何，绝对不准再跑一架飞机。不久，空司来电话请示，各个航校是不是可以在本场上空进行训练飞行。我说：“绝对不行，要坚决执行禁航的命令。如果有那个飞机起飞了，要拿领导是问。” 九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和我一直研究全国、全军的情况。研究以后，由周恩来亲自通过电话，将我们研究决定的部署传达到各个大军区。 九月十四日晚上九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政治局会议，向政治局报告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以及派陆军部队进驻空军、海军机场和码头的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 我在会议上提出，应当向全军发一个电报，说明派陆军部队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助空、海军和民航保卫机场、基地，各部队不要发生误会，不要认为陆军是去监视空、海军的，以免增加矛盾，引起不愉快。空、海军的同志应当欢迎陆军的进驻，陆军也应同空、海军多商量办事，双方要很好地协作，共同完成保卫机场和码头的任务。周恩来和黄永胜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黄永胜当场找来总参的一个同志草拟电报，交周恩来审改后，交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传阅，然后送毛泽东批发。毛泽东立即就批发了这个电报。大约在九月十五日凌晨二点，会议结束。政治局的同志仍然分住两处休息，大家都没有回家。 一九八一年我来到济南以后，听空军的同志告诉我，当年陆军进驻空军机场以后，有的地方不仅不允许空军的人出入机场，甚至连上街买菜都不允许，以至连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困难。这样做未免有些太过分了。林彪跑了，与空军的广大指战员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无辜的！ 九月十五日上午十点钟我起床以后，空司来电话报告说，禁航的命令已经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要他们继续检查，防止发生飞机、人员外逃，防止出事情。 下午三点，我和黄永胜来到周恩来那里办公。我们进去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在那里。接着，周恩来带领我们集体了解“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研究问题，包括查询三叉戟飞机的下落等。 到了下午五点，周恩来告诉我们，外交部已经报告，证实有一架中国的大型军用飞机，于九月十三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这个地方失事，飞机上的人员全部死亡。周恩来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交涉，由我大使馆派人去实际察看情况，并设法拍一些照片，送回外交部。 到了晚上八点钟，周恩来又告诉我们，三叉戟飞机确实已经烧毁，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已经全部烧死，飞机残骸散布在温都尔汗附近大约八百米的范围内。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件事情上向我们表示友好姿态，外交部已经电告驻蒙使馆，将死亡人员和飞机残骸拍摄照片送回国内，最好能将遗体也运送回国。 周恩来又问我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我说，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转卖给我们三架三叉戟飞机中的一架，刚刚改装出来，准备作专机用的。看样子飞机是想在温都尔汗迫降而没有成功，起火烧毁的。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副驾驶和通讯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他没有飞过蒙古的机场，又是个政治干部，平时飞夜航少，缺乏经验，所以飞机必然会摔掉。 周恩来说：“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明天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处理这个问题。”说完，周恩来就准备去向毛泽东汇报，我们也就休息去了。 九月十六日上午，我起床后首先给空司指挥所打电话，检查空军各个机场的情况。下午三点，周恩来起床以后，我向他汇报了自十三日以来空军贯彻执行命令的情况，以及陆军部队进入空军机场的情况。周恩来听了以后，表示满意。 周恩来又问我关于民航的情况，我说：“民航的主要负责人之间不团结，有意见分歧，但是我现在无能为力，我说的话他们不会听的。”周恩来说：“是不是请李德生同志去了解一下情况，同民航的负责人先谈一谈，然后再召集会议解决？”我表示一切听从他的安排。 下午五点，周恩来先找我去他的办公室，再带我到福建厅，让我看驻蒙古大使送回来的照片，要我辨认一下这些人的遗体。他们人虽然烧死了，但是遗体还勉强可以辨认。我大概找出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以及其他人的遗体。至于飞机，大部已经烧毁，只能看到散布在草地上的残骸。从残骸上看得出，飞机在迫降时是右机翼先着地，然后引起油箱起火的。 看完照片，周恩来要我先回房间休息，准备晚上八点钟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九一三事件”的处理。他准备先请示一下毛泽东。接着他又说：“已经几天没有洗澡了，想洗个澡。”我看得出，他是松了一口气。我当即回到东大厅的房间里看文件。 晚上八点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在福建厅等待。一直到了九点钟，周恩来才穿着睡衣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当时的周恩来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他首先给大家看了外交部送来的照片，然后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党。”他提出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文件。周恩来还说，文件上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九一三事件”的。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接下来，周恩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和他两人共同回忆的林彪过去的十六条错误。我记得大概是： 一、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究竟打多久，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封长信，就是针对林彪的。 二、一九三四年，在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期间，林彪拥护王明路线，写文章赞扬李德的“短促突击”。 三、遵义会议后，反对毛泽东的作战计划，说什么“现在是走‘弓背路’，不走直路，弄得部队非常疲劳”。 四、长征部队到达贵州以后，林彪主张在土城同敌人一次决战。土城战役没有打好，部队向云南转移的时候，林彪不愿意去。 五、在土城战役之后的不利情况下，林彪又主张在贵州的鲁班场同国民党打一个决战。 六、红军过金沙江以后，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提出，不要毛泽东和朱德指挥队伍，要彭德怀来指挥，并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来。 七、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林彪拥护张国焘的主张，所以张国焘的伪中央选了林彪当中央委员。 八、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林彪不愿意留在陕北，要求毛泽东给他两千人、枪，他要带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九、林彪不愿意当红军大学校长，认为这样就是贬低了他。 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林彪又执行了王明的路线，主张同国民党合作，不搞共产党的独立自主。 十一、陕西洛川会议上，林彪主张扩大规模运动战，不主张搞游击战。 十二、平型关战斗以后，毛泽东指示以营为单位进行游击战，而林彪主张以团为单位开展运动战。 十三、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居功自傲。 十四、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单人独马地闯到阎锡山的部队里，被阎锡山的部队开枪打伤。 十五、林彪在负伤以后，要求到苏联去养伤。当他从苏联养伤回来以后，中央派他到重庆当谈判代表时，他有“右倾”情绪。 十六、一九四八年的辽沈战役中，林彪在东北不愿意执行毛泽东和中央的先打锦州的指示，主张先打长春。 今天我写到这里，不禁感概万千。一个人不能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是几十年的帐一起算，一无是处，没有一点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几十年来一贯犯错误，一贯反对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任命为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称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呢？ 我到济南以后，看到了萧萧所写的《“九一三事件”以后的林立衡》，也不禁为林立衡的遭遇大惑不解。当年曾受到中央文件表扬的林立衡，为什么以后的遭遇如此之惨？个中详情，只有林立衡自己来解了。 九月十六日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周恩来说：“明天政治局的同志都回家住，不用住在人大会堂和京西宾馆了。黄、吴、李、邱也回家住。吴法宪在政治局的活动多，空军的指挥暂时由曹里怀、王辉球、邝任农、薛少卿、梁璞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指挥，并派李德生协助吴法宪处理空军的一些问题。”说完，周恩来还问我是不是同意。我怎么说呢，只有表示坚决照办。 临散会，周恩来还高兴地说：“今晚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张春桥马上说：“好。”马上叫服务员拿来一瓶茅台酒，给政治局的同志每人倒了一杯，大家碰杯以后都喝干了。我不会喝酒，做了一个样子。喝完酒，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说：“大家回去休息。” 九月十七日上午，我起床以后就去找周恩来，向他请示说：“我准备回空军了，看总理有什么交代。”周恩来说：“你回去吧。回去后可以在空司开会，揭发批判‘九一三事件’。要注意稳定空军和民航，弄清问题，防止人、机外逃。为了帮助你工作，我准备派杨德中到空军去参加你们的会议。” 我回空军大院以后，先到空司指挥所了解情况，然后立即召集空军司令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了林彪等人外逃的“九一三事件”，要大家揭发批判。我首先在会议上作了检查，表示空军的问题，首先我要负产主要责任。会议上，大家发言踊跃，纷纷起来揭发问题，并对‘九一三事件“表示愤慨。会议开到十二点钟，杨德中一直在座。但到下午三点继续开会时，杨德中就没有再来了。 九月十七日晚上，我又检查了一次空军各部队的情况。结果还好，部队、机场、学校等所有的单位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到了九点钟，周恩来打电话问我：“空军司令部有五个人跑到了广州，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周恩来说：“你立即查一下，我也要广州军区查一查。”我说：“好。” 结果一查，是空司汽车队的王琢、雷达兵部的许秀绪、情报部的王永奎等人。我当即通知广州军区空军政委焦红光查明情况和堵截，要他们见到空司的这五个人，就立即逮捕起来，押送回北京。 过了一个小时，焦红光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这五个人，说这几个人先是到白云山雷达站，以后又到了九师沙堤机场，最后向北走了，现在已经到了韶关附近的雷达站。我命令焦红光立即把这五个人逮捕起来。焦红光说：“已经要求广州军区协助我们办理此事。”这个情况，我很快报告给了周恩来。 到了晚上十一点，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说：“据广州军区报告，这五个人已经抓到。你要注意加强对空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强调纪律，所有人员不经过请假批准，不准外出。如果有人要外出的话，请告诉我。”我向周恩来表示坚决照办，同时将他的指示转告曹里怀、王辉球、曾国华等人，要他们一起进行布置。 就在这天晚上，染璞告诉我，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各直属单位还有五个据点：一是西郊机场，二是空军学院，三是高级防校，四是东郊民巷空军招待所，五是干部休养所。他们在前三处专门修了房子，其中空军学院和高级防校的房子还修得特别好。我立即将林立果在空军修建据点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后指示要北京卫戍区派人对这些据点进行检查和查封。 处理完这些事情，已经是十七日深夜了。到这时，我才回到家。见到陈绥圻，我简要地告诉了她这几天的情况。我说：“我对‘九一三事件’以前确实毫无所知，如果我知道了，我绝对会报告中央，绝不会去投靠苏联。我十五岁参加革命，全家六、七口人被国民党迫害光了，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人，我绝不会离开党，离开人民和祖国。你不用担心，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 陈绥圻说：“见到你很高兴。今天张叔良告诉我，在查抄于新野的宿舍时，查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对你和‘吴办’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地记录，连秘书张云龙是什么时候走的，接替他的秘书是谁，是什么时候来的，都有记录。真是想不到，他们对我们竟然使用这种特务手段！” 陈绥圻还告诉我：“张叔良说，王飞已经通过空军党委下命令，任命他为空军党办的处长。王飞下的这个命令我们根本不知道，你看他们把我们架空到了何等地步！对你进行封锁，连你身边秘书的任命都不通过我们。”说完，她就叫我赶紧休息，说我这几天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九月十八日上午我起床以后，吃了一点早饭，就到空司指挥所去开会，继续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同时，我要曾国华召集空军直属各大部的人开会，整顿空军直属机关的行政管理工作，严格出入和请假制度，以落实周恩来的指示。 晚上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要我晚上八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于晚七点半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把空司的会议交由梁璞继续主持。 晚上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修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中央文件。经过会议逐字逐句地讨论，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发。 散会以后，我回到空军办公楼，继续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发言都比较积极，但也有少数几个人默不作声，其中有空司气象部的副部长，他表示不相信会有“九一三事件”，说：“这是不可能的。”会后，我和王辉球、邝任农、梁璞等人一起找那位气象部副部长谈话，他仍然不相信。我要他好好想一想，就让他走了。谈完话，已经是九月十九日清晨，我就在办公室支上一张床睡下了。 九月十九日上午起床以后，我仍然没有回家，就在办公室里吃了一点饭，然后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我首先检查了空军各单位的情况，通知空军各单位继续开会，揭发批判“九一三事件”，并将会议记录上报，同时考虑进一步揭发问题。然后，我开始考虑自己的错误，准备写出检讨，上报中央。 下午三点，周恩来通知我和曹里怀、邝任农三人，到人民大会党谈关于民航的问题，至于民航哪些人参加，要我们自己定。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要民航的张瑞霭、刘崇福和徐伯龄参加会议。 下午四点，我和曹里怀、邝任农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告诉我们，北京卫戍区从周宇驰和于新野乘坐的直升飞机上，查出了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给林立果的秘信，密告毛泽东的南巡讲话，说毛泽东已经在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另外还有一个名单，周恩来要我辨认一下。这个名单里的大部分人我是认识的，但也有少数几个人我不认识。于是周恩来就要我同李德生一起，到空军司令部去查清楚。同时他还决定，由李德生负责，把名单上的人都送到亚非疗养院监管起来。 接着周恩来便召开会议研究民航的问题。民航到会的有张瑞霭、刘崇福和徐伯龄。由于他们三人意见分歧比较大，周恩来便指示李德生负责进一步搞清情况，并找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谈话。 散会以后，我到西山参加黄永胜召集的军委办事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周恩来指示由黄永胜代表中央传达了中央文件。传达完文件，黄永胜又要求各部门回去立即组织传达，并开展揭发批判林彪等人的运动，运动的情况要向中央写出报告。 军委办事组会议开完，我又回到空军大院。晚上周恩来告诉我，空军的传达由李德生和我两人共同负责。 九月二十日凌晨一点，李德生找我一起同空六军军长吉士堂、政委司中峰谈话，追查王飞九月到空六军检查工作的情况，看王飞是不是借检查工作的名义秘密到了北戴河。谈完以后，李德生让我们先回去，准备第二天再找王飞谈话。 凌晨三点，李德生又来找我和梁璞一起辨认周宇驰带的那份名单，结果梁璞全部认得，名单上的人都是司令部的。李德生决定，他自己立即去亚非疗养院准备地方，同时由我和梁璞负责，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名单上的人全部送到亚非疗养院监管起来。李德生还确定，由梁璞具体承办这件事，他自己在亚疗负责接收。之后，我们便开始分头行动。地方准备好了以后，李德生给我来电话，要梁璞开始送人。等这件事情办完，天也就亮了。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在办公楼开会，首先由李德生传达了中共中央五十七号文件，接着我补充传达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的林彪十六条历史错误。李德生在讲话中还说：“吴司令多次向我主动作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我都报告了周总理。” 下午，在李德生、杨德中的参加下，我开始召集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到会的人纷纷积极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我要大家对我的错误也进行批评，但他们的发言都没有涉及到我，只有梁璞说了一句：“王飞曾经说了许多假话来欺骗你，但是你过于相信王飞。” 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会的同时，空军直属机关各大部，也分别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五十七号文件，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晚上八点，我听取了各大部的汇报。 当晚九点，周恩来打电话找我说：“要对空军和民航各单位的情况进行检查，如果有问题，要立即向我报告。” 放下电话，我马上找民航总局副局长马仁辉，一起分析民航所有机场的情况，并研究如何堵塞漏洞，防止人员和飞机外逃。谈完以后，已是晚上十点了。我当即将民航的情况和准备采取的措施，一一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从九月二十一日零点起，我开始向中央写检讨。我一边回忆，一边构思，一直到凌晨四点才睡觉。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我起床以后，李德生通知我，要我转告刘锦平到京西宾馆去谈话。我随即打电话通知了刘锦平。然后，从十点半开始，我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六点才体会。这天的会议，李德生、杨德中没有来参加。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我检查了空军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陆军进驻机场以后，双方团结的情况。一般地说，双方都是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办事的，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下午三点，我向周恩来报告了检查的情况。周恩来说：“你们检查一下很好，一定要搞好团结。” 下午四点，我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点才结束。晚饭是利用休息，在会议室吃的。开完会，我同李德生一起找广州军区空军政委龙道权谈话，他当时在解放军三O一医院看病。李德生首先向龙道权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精神，然后我要他立即赶回广州军区去主持工作，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主要是要他坚决贯彻禁航的命令、严格管理部队、一切问题要多请示和报告广州军区等。 接着，我同李德生又找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懋功谈话，他当时也在三O一医院治病，要他回南京军区空军主持工作。我还特别交待刘懋功，要他特别注意空四军和空五军的问题，因为王维国和陈励云已经被隔离，要他认真组织好这两个军的班子，以指挥队伍。 谈完话，我就在办公室主持起草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报告，准备上报给中央。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表态拥护中央五十七号文件；第二部分是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和揭发出来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如何进一步深入地揭发和批判。一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四点，才在办公室休息了。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在办公室里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写的报告。下午两点，继续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我再一次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同时也对林彪等人进行了揭发批判。我的发言大约两个小时。我要张叔良记录我的发言，并据此草拟我向中央的检讨。 张叔良写完以后，我又修改到深夜十二点，然后交张叔良重新抄录一遍，于次日凌晨四点由我签名以后发出。我在检讨中再次明确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并在检讨的后面附上了揭发材料。 大约在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点钟左右，我接到中央办公厅王良恩转达的周恩来指示，要我把空军的实力，以及部队、学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战的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我交代给梁璞和作战部的人员，要立即制作表格和写好报告。梁璞他们一直弄到天亮才成。表格和报告作好后，我约王辉球一起审阅以后，签署上报。 由于这些文件牵涉到空军的整个情况，属于核心机密，因此在送走之前，我亲自给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要他自己到西华门去接。打完电话，我又派空司作战部副部长吕秋振亲自送这些文件到西华门，并交代一定要亲自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打收条。 在这段时间，张叔良还把他主动记录下来的有关十二日晚上和十三日所发生的一些情况记录，给我看了，其中包括他在场听到的一些往来电话和我当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措施，他都记录在案。我看了以后，表扬他主动作了这件事情，并告诉他，这个记录，我没有时间详细看，先由他负责，保存在案。 第十五章 阶下囚 一、人民大会堂被逮捕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四点，我的秘书张叔良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我上午八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接到通知以后我问黄永胜，准备开什么会，黄永胜说他也不知道。这时我就估计，很可能是要处理我们的问题了。想到这时里，我就更加急于修改我的检讨和催办周恩来所要的空军全部实力的报告，以便即刻上送，了却在收审我之前要办的两件事情。待检讨报告送出，吕秋振也把空军实力报告的收条拿回来以后，我才放心了。这时天已经大亮了。 早上六点钟，我要警卫员薛帮喜帮我打一点早饭，并要张叔良通知陈绥圻到我的办公室。陈绥圻来了以后，我说：“这么多天了，我一直在办公室没有回家，主要是怕下面的部队出事。我马上要到人大会堂开会，现在有几件事情要交待一下。第一、我的皮包里存放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你统统带回去保存一下。第二、我去开会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我已经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我相信自己是经得起审查的，我自己了解自己。第三、今后孩子要靠你抚养照顾，我可能见不到他们了。” 陈绥圻的回答很简单，她说：“你的问题我最清楚。你放心，中央会实事求是的。我相信你，要经得起考验，千万要活着！” 我告诉她，我整晚都没有睡觉，很疲劳，要她先回去。她拿着皮包就走了，表现得非常稳重而安定。我一直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看着她走回宿舍去。接着，我要张叔良把九月十二日晚上的记录整理好，因为那个记录可以清楚地说明我在这天晚上做了什么。 七点半，我前往人民大会堂开会。汽车一到北门，就有中央警衛團的人员下来拿走了薛帮喜手中的皮包。进门以后，他们把我带到了门房里，告诉我说，毛泽东有命令，今天开会不准带枪。接着，就搜了我的身，把我身上的眼镜、钢笔都拿走了。 我到了福建厅以后，看到有两排坐椅对放着，一排是沙发，一排放的是藤椅。警卫让我坐在第一排的藤椅上，后面坐了一个彪形大汉看着我。邱会作比我先到，黄永胜、李作鹏跟着进来，都受到了与我同样的“待遇”。我心里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 我们四个人到齐以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刘贤权、张才千，以及北京卫戍区的吴忠、杨俊生，公安部的李震，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等也都来了。他们坐下以后，周恩来说：“你们四个人同林彪的关系至今都没有交代，中央等了你们十天。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的一切职务，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 接着，他就对黄永胜说：“你是怎么搞的，毛主席对你是非常信任的，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黄永胜一声都没有吭。周恩来说：“好，你去吧。”说完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同黄永胜紧紧握手，由吴忠把黄永胜带走了。 接着，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呀，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我说：“我没有做亏心事，我自己最了解自己。”这时候李作鹏大声说：“晓得你搞了些什么名堂！”我没有回答。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又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我们坐电梯到了地下室，我看到地下室有排车，我上的是二号车。很快，我们这几辆车就从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向外驶去。 二、一觉醒来，窗户上都焊上了铁条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八点半左右，我所乘坐的二号车同，随着前面的一号车从大会堂地下室驶向地铁，一直开到建国门，然后向东行驶。大约经过一个小时，把我送到了北京卫戍区二师驻通县的一个连部。 到了以后，有一个高个子团长，把我领到了一座楼房的第三层楼上靠楼梯边上的一间房子里，叫我暂时在那里休息。那个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上面有军用棉被和草垫子。还有一张三屉桌和一张凳子。我连日来都没有好好地休息一下，实在疲劳，一到那里就想睡，但是因为床太窄，一转身就有掉下来的可能性，我没有睡着。 到了中午十一点钟，团长用铝盆给我送来了一点面条和一点熟牛肉，告诉我说：这是请厨房做的。到了下午两点，我听到走廊里人声嚷嚷，并且听到锯铁条和焊接的声音，这时团长进来，我告诉他，这个床太小，请他给我换一个大一点的床。他答应说：“好。”下午就给我搞了两张单人床拼起来了。由于过度疲劳，我很快就睡着了。 下午五时，我一觉醒来，那个团长就叫我搬到南面的一个屋子里。我一看，好家伙，整个屋子的窗户上都焊上了铁条，门上还加了锁。这是专门为我焊好了铁窗、铁门，成了一间单人牢房。在牢房里，按照我的要求，用两张单人床给我铺好了一张比较宽的床铺，床上垫有一块草垫，放着一副战士用的被褥。一张三屉桌和一张凳子，也从北屋搬到了这里。从此，我开始饱尝铁窗的风味，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团里派了一些干部，组成一个班，由团长带领，专门负责看守我。除了那个团长，其他人都同我一起在连队吃饭。 北京的九月下旬，天气渐渐变冷。由于走得匆忙，我身上只穿着一身单衣裤，唯一带出来的一件毛背心，也放在我原来坐的车上没有拿下来。因此，天色一近黄昏，寒意渐深，我就不禁冻得受不住了。 吃晚饭时，他们给我从连队的食堂打来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还有一点青菜。我只喝了一点稀饭，吃了半个馒头。团长问我：“你为什么吃这么少？”我回答说已经吃饱了。这时我看见，看守我的人员已经增加到了二十多人，我的房间门口还增设了双岗。 那天晚上，因为冷，加上又比较疲劳，吃完饭我就睡下了。但是却翻来覆去地还是睡不着。到晚上八点钟，我向看守我的人员提出，请医生给我吃一点安眠药。医生随后就送来了药，但是一直看着我把药吃了下去，才走开。吃完安眠药，我这一觉就从晚上八点半，一直睡到了第二早上九点才醒来。 起床后，他们看我没有洗脸的毛巾和牙具，就给我买了毛巾、牙刷、牙膏和一个塑料杯。然后，带我上一个集体的洗脸室洗脸。到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原先住的是一个班，如今却用来关押我一个人。我还看到，楼上的卫生条件极差，灰尘很厚，到处都是蜘蛛网。 早饭时，他们给我打来大半盆米饭，还给我炒了一点鸡蛋。我知道，这是对我的特殊优待。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吃过连队的饭了，现在吃起来，就不禁想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感到有些亲切之感。进而想到了红军时期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岁月。现在的条件再怎么差，也要比那个时期好多了！再想一想，如果不好好吃饭，万一身体垮了，又怎么能应付今后大量的审查，说清楚自己的问题？想到这里，我就强迫自己，一定要多吃一点，尽量把自己的身体维持好。 中午碰上了连里炸油饼，他们给我拿来了一块，大红有半斤重。我吃了一半，还喝了一碗汤。刚吃完，团长就过来了，又问我怎么不吃了，我回答说：“实在吃不了。” 第三天，九月二十六日，看守人员开始同我说话了。第一个同我说话的是一位指导员，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告诉他：“天气冷了，我没有带增添的衣服，冻得受不了。”他答应向团长反映。我又问：“你们都是干部吧？”他说：“我们都是临时调来的连、排干部，负责保护你的安全。”以后，除了一个副营长在看守的时候对我的态度不大好以外，其他的连、排干部的态度都很好。慢慢地，我对这种生活也就习惯起来了。 第四天上午，我正在床上坐着，那位团长进来了，突然叫了声：“司令员，身体怎么样呀？”我赶紧说：“你以后别叫我司令员了，叫我老吴就行了。这几天累了你了。”他说：“你刚来，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准备。我们会逐渐给你改善生活条件，让你休息好。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我就在隔壁的房间陪你，你有事，随时可以通过卫兵来叫我。”我说：“非常感谢你。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天气冷了，但是衣服、被褥都不够，衬衣也没有换洗的。”他说：“我们已经向上面反映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团里先给你一套衬衣、衬裤和一条绒裤。”我说：“谢谢你们了。衣服和裤子我家里都有，能给我拿来就行了。”他听了后说：“那么请你开一个单子，我们向卫戍区写个报告。” 于是我开了一个单子。接着，我又向王团长提出洗澡的问题。他说：“团里的澡堂子坏了，要修理一个月才能使用。你现在先用点热水擦擦澡，以后再到我家里去洗，我家里有澡盆。”我说：“这样不妥吧？”他说：“没有关系。你不认识我，我在苏北就认识你。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说，我给你反映。为了保证你的健康，我们已经把团卫生队一个比较好的医生调来，跟你住在一起，以便照顾你。”我说：“你们太忙了。请放心，我不会出问题的。”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暗示他，我不会自杀和跑掉的。 从此以后，王团长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来看我一次，晚上就睡在我隔壁的房子里。一个星期以后，王团长来告诉我说：“以后要逐渐改善你的生活，以保证你的健康。现在是住在一个连队里，将来要搬到团部的招待所去。”这以后，每天连里在吃饭时，都给我另外炒一点猪肉，或是鸡蛋，以示优待。 整天蹲在牢记房里，没有事情做，我就请求给一套《毛泽东选集》看，他们立即就给我送来了。我没有报纸看，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向他们提出来以后，每天又发给我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份《叁考消息》。后来，我又开始写毛笔字。这样，我的情绪慢慢地就稳定了下来。 大约过了半个月，我又要求每天到外面去活动一下。于是，他们就在走廊上划了一块将近二十平方米的地方，用铁丝拉了一个隔离簾子，就叫我在这个地方活动，上午和下午各三十分钟。 我从来没有蹲过监狱，不知道什么叫“放风”。有一天上午，一个看守人员突然开门叫我出去“放风”，我不懂，就问他，什么叫“放风”？他解释说，就是叫我出来在走廊上活动活动。我这才知道，这就叫“放风”。其实走廊上一点风都没有。他们说，以后给我找一个地方，到外面去活动。 又过了十多天，他们给我送来了一套衬衣。由于长时间没有衣服换，换下来的衣服脏得很厉害。我想将换下的衣服自己洗一下，就要求团里代我买一块肥皂，先记下帐，等我以后有了钱再还给他们。他们说，不用记帐，以后我换下来的衣服，都交给他们，由他们来帮我洗，不用我自己洗。 到了十月下旬，团长又给我取来了必要的衣服和洗漱用具，以及棉衣、被子、大衣等用品。这样，过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十月底的一天，我又向那位团长提出要点书看，请他向上面反映一下。他问我要什么书，我说要一些马列的书。我开了一个书单给他，过了一星期，我要的书全部都给我拿来了，而且还都是我过去看过的书，上面有我过去看书时划过的杠杠。看到这些书后，我知道老伴还在家里，心中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不是吗，别人是找不到我原来看过的书和衣服的，只有她才会这样一本本，一件件地找出来，经过检查以后才交给我的。 拿来了许多书，我就有事情干了。这以后，我整天读书，每天晚上都一直读到九点。看守人员不断地叫我休息。我说：“过去战争年代，是一仗接着一仗。解放以后，又是忙于工作，虽然读了一点书，但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得补上这一课。 大约是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团长带了一辆吉普车来，叫我去洗澡。汽车先在团里的营区转了一圈才进入了澡堂。我一看，好大的一个营区，团部的一个小办公楼就在附近。 这是澡堂修复以后的第一次烧水，里面空无一人，只有团长、看守人员和我。我们在大浴池里洗了一个多小时，王团长命令看守人员为我擦了背。从这以后，每个星期我都要去洗一次。 到了这时，我的监禁生活就走上了轨道。同时，我同看守人员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融洽了起来，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他们也不时同我说一说。但我们从来不谈及别的。在人格上，他们对我是尊重的。 从我被关押到北京卫戍区以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上面的人来过，也没有问过我什么问题。我心里想，几十年来都没有这样清闲过了，这倒也好，休息一下脑子，看以后怎么办吧，反正我心里没有鬼，不怕鬼叫门。 三、五次提审 大约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团长来告诉我，说要有“中央首长”来找我谈话，要我有一点思想准备，等他们到了以后他再通知我。我问在什么地方，他说就在这座楼里。我心想， 两个多月了，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过话，今天来的“中央首长”是谁呢？难道是叶剑英吗？要谈些什么呢？是他们搞清楚了情况来放我出去吗？因为我同“九一三事件”确实没有牵连，在一些问题上有失察的错误，顶多是撤销我的职务，总不至于把我关在这里长期监禁吧。 那天上午，我照常看书、写毛笔字。等到了中午十二点，“中央首长”仍然没有来。午饭以后，我就睡觉了。下午三点，团长来叫我，说“中央首长”来了。我随他走出房间，来到了上一层楼的一个大房间。我看见屋里摆着一张大桌子，上面铺了白布，并放上了热水瓶和茶杯。正面坐着团长说的两位“中央首长”，一位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另一位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他们二人的两边，又各坐着一个人，一个是公安部政治部的何副主任，一个是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的李副主任。 李震和吴忠都是经我们的手提拔起来的，但今天也摆起了“中央首长”的架子，难道毛泽东已经把他们提升为“中央领导”了吗？是不是已经补选成了政治局委员，有这么快吗？他们一脸阴沉地叫我坐下。接着开始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九月十二日晚上的情况。我说：“九月十二日晚上的问题，我同周恩来总理不断地通电话，对所有的情况，周总理是最清楚不过的。”他们还是要我再说一遍，我只好把情况又说了一遍。我说完后，他们就说今天先谈到这里，以后还会再同我谈话的。这一次审问让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看来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这个审查是没有一个头绪。看来，我一时出不去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团长来跟我说，已经正式来了通知，要我搬到团部的招待所去。我听了很高兴，他要我先过去看一看。我说不用了，搬过去就是了。王团长说：“车子就在下面，下午就搬吧。”我说：“好。” 下午五点钟，团长带来了一辆吉普车。我上车以后，车一直向西开，到了团部宿舍楼旁一座两层的楼房。他们要我上楼，我一看，二楼上一共六个房间，其中给我两间，一间放东西，一间睡觉，事先都安装好了铁门、铁窗。每个房间有两个窗户，铁窗外面有纱窗，里面有玻璃。房间都是刚粉刷过的，空气也比较好。我住的房间里有一张双人的木板床，铺着新的床单和两床褥子，被子是从我家里拿来的。还有夏天用的草席和蚊帐。屋里有一张写字台，供我读书写字，还有一张三屉桌，供我吃饭用。另外，还给了我一个新的热水瓶和茶杯，一个沙发和一个软椅子，还有一个衣架、一张中国地图和一个温度计。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医生和一个干部。我们所住的房屋之间，建有一道取暖用的火墙。后来我才知道，这道火墙每年要烧掉四吨煤，都是公安部送来的。这道火墙的烟筒建得不太好，每到刮西北风的时候，烟总会往里面倒灌，真是把我们呛得够受的。 走廊的北屋是一个大房间，也是我活动间，每天下午，我可以到那里活动一下或散一散步。另外的两个房间都是储藏室，里面放了不少东西和取暖的煤，还有一个公用的盥洗室和一间厕所。 看守人员都住在楼下，大约是一个班。后来我慢慢知道了，他们都是些连排干部，一共有三个副连长、七个副排长。他们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不能跟任何人说他们在执行什么任务，更不能说看守的是什么人。 他们在楼下安排了一间厨房，由看守人员轮流做饭吃，主食全是大米和富强粉。一般早上有油饼、咸菜和稀饭，中午和晚上都是两菜一汤。他们还不时买点鸡、鱼什么的，给我改善生活。另外，他们还给我买了一些茶叶、饼干、糖果和水果等，也可以吸烟，每个星期洗一次澡。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震和吴忠两人又突然来到我的牢房里，问我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还说天冷了，要我保重身体。他们还告诉我，中央成立了专案组，由他们两人负责我的专案，所以他们今后还要同我谈很多次。今后就随便了，有什么就说什么，实事求是，四川有一句话叫竹桶倒豆子—干脆。我说：“那就好，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又说，今天只是来看看我，就不谈了。说完以后，他们就走了。 第二次审讯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份。一天下午，李震和吴忠又来了。这次主要是问，叶群一九七一年八月从北戴河回北京的一些情况。我跟他们说：“八月八日我奉周恩来之命，到叶群家里取一副毛泽东给林彪写的字，并且谈了谈林立衡的婚事，没有谈什么别的事情。” 他们反复追问：“有没有说到‘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这样的话。我多次说明，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只有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在一次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我们这些人，行伍出身，搞武的行，搞文的斗不过他们”。我强调，林彪这样说，绝不是要搞武装政变的意思。 他们说：“庐山就是一场军事政变，你知道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没有听说，也没有见到军事政变。我听毛远新说庐山是军事政变，但我想不出这样说有什么根据。我知道毛远新并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这次审讯还涉及到“谋害毛主席”和“武装攻打钓鱼台”的事情，我说对这些事情我一无所知。他们也承认，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你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要问问你，以便把事情搞清楚。”这时，天已经不知不觉地黑了下来。李震说：“今天就谈到这里。记录整理以后，你要签字，你认为有出入还可以修改。另外你要好好地考虑，写一些揭发材料。” 到了三月份的一天，晴空万里，天气已经转暖。下午两点，团长来说：“今天下午‘中央首长’要再一次找你谈话，地点是在北京市里。” 我随王团长下了楼，看到已经准备好了两辆吉普车。我上了前面的一辆，坐在车后座的中间，身边是两个看守，团长则坐在前面副驾驶员的位置上。后面的一辆车是随车。出了营房门向西，即上了北京到通县的公路，到了建国门以后，汽车又向北往清河的方向走。我不禁问：“不说是到北京吗，怎么又往郊外走？”王团长解释说：“‘中央首长’指定了一个地方，走到清河就到了。” 大约三点多钟，突然到了空军高级防空学校。这个地方我是认识的，门口有高大的铁门，我们的车一到，两个战士迅速地把大门打开，车一直向里开进去，到了办公楼后面的一座小楼前停下来。只见李、何两位副主任在楼下等我。我到了以后，就领我到了楼上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里，里边有很大的一张床，铺上摆了两床很漂亮的被子，挂着尼龙蚊帐。我不禁想：这是为谁准备的？因为“中央首长”还没有到，他们要我先在床上休息，还给我拿来茶水。 下午三点半左右，北京卫戍区的那位何副主任来叫我出去。我跟着他走过一个过道，然后进入一个大厅。厅里铺着地毯，四套沙发摆成四方形，我进去以后坐在南面，李震、吴忠、郭玉峰、杨德中坐在对面充当“法官”。我同他们几个原来都很熟，但现在我成了囚犯。 李震一开口就要我交代：“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是如何从北京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谈话一开始，陪着我的团长就要走，但李震叫住了他，说：“你不要走，你可以听一下。” 于是，我把九月十二日晚上如何得知三叉戟飞机调动的事情，从头说了一下。说完后，他们又叫来胡萍和我对质。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对质的结果和我讲的是一样的。胡萍走了以后，我对杨德中说：“那天你也在场。你是奉周总理的命令来监视我的，我当时的情况，你不是一清二楚的吗？”杨德中说：“十三号中午你要胡萍不要回家，而要他直接到三O一医院去，这是为什么？”我说：“胡萍是在三O一医院住院，当然要他回三O一医院，难道这还有什么问题吗？再说，我派车送他之前，也是经过你同意的嘛！” 我这一辩驳，李震索然大怒，说我态度不好，要我端正态度。于是，我不再吭声，不再说话。审问陷入了僵局。于是，郭玉峰出来圆场说：“我们主要是搞清问题，不是逼你说什么。” 不久，吴忠和杨德中退场走了，剩下了李震和郭玉峰，他俩又要我把九月八日到十二日的情况再说一遍。我说完后天色已晚，他们说：“今天就到这里，吃完饭以后再回卫戍区。” 吃饭前，他们和我闲谈了一会。李震问我：“你知道这个地方吗？”我回答说：“不知道。”李震说：“这就是林立果所设的据点之一。原来是一个车库，他们在上面盖了一层，就成了楼房，还修得这样漂亮。”我说：“这个地方我过去来过，但那时没有这样漂亮的房子。” 据我观察，当时的高级防校好像成了一所监狱，门被换成了铁门，墙上也架设着电网。我估计，里面肯定关了一些人。 吃晚饭的时候，我一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吃，专案人员在另一个房间吃。给我这个犯人吃的居然也有鸡、鱼、对虾和大米饭等。我好久没有享受过像这样的美餐了。我吃饭的时候，李震进来看了一下，说：“好好吃饭，身体还是要搞好的，要保证你的身体健康。” 吃完了饭，他们就让我回通县的驻地。我上车以后，经过高级防校的院子时，看到有一些穿蓝裤子的军人在走动。我心里想：这里可能关押了不少空军的人吧，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受到我的株连呢！ 我们从通县出来时，是个好天，到晚上却突然下起了大雪，而且越下越大。等回卫戍区的时候，地上已经铺满了雪。由于雪天路滑，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回到了通县的团里。回到房间里，团长又同我说了一会儿闲话。他说：“你不认识我，我从前是在新四军三师的一个部队里，你当时是政治部主任，我见过你。我姓王，现在任团长，今后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通过警卫人员随时找我，我还给你找了一个‘放风’的地方，让你每个星期有两、三个上午，可以坐车到那里去活动。”原来他是三师的老部下，这让我很高兴，我说：“谢谢你！”他又说：“天已经晚了，你好好地休息吧，等天晴以后，就带你出去活动，那个地方是我们的油库，一般人是禁止到那里去的。我们这个部队是机械化部队，汽车很多。”说到这里，王团长看了看表，说：“已经一点多了，你休息吧。” 过了不久，王团长来通知我跟他去“放风”。我随他上了汽车，这个车的玻璃用布挡住，不让我看到外面，也不让外面的人看到我。车子走了没多远，王团长就说到了。我看到这里是个油库，他们已经在一个草坪上用砖砌成了一个四方形的墙，上面没有顶棚，只有一个出入门，但从墙缝中还是可以看见四周的庄稼地，但离村庄很远。虽然如此，这是这些天来我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我真是很高兴。我一边深深地吸着新鲜空气，一边在墙中间散步、做体操。活动了一个小时以后，团长就要我回牢房。 从这以后，每个星期我都可以到那个油库放两次“风”。不过有时要车比较困难，就会一个星期也不出去。不出去时，他们就让我在营区的马路上散步，两头放上岗哨，不让别人通过。 一九七二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已经是晚上十二点钟了，突然有人来把我叫醒。我糊里糊涂地起来，也不知道干什么。王团长叫我穿上衣服，说是有人要找我谈话，就在团部的办公室里。 我穿好衣服下楼，上了车。车一直往东开。在夜里也看不清，好像是在营区的最东面的一座楼，一上楼就是一间会客室，桌子上摆着一盆饺子，还有菜和酒。看来他们刚刚吃过夜宵，还喝了酒。 王团长叫我先在会客室里等候。这时我听到隔壁有人说：“你的问题就谈到这里，回去写一份材料给我。”我知道前面已经审讯过别人，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果然时间不长，王团长就来叫我到隔壁去，我看到李震和郭玉峰在里面。 我坐下以后，李震就问我：“你认识梁璞吗？”真是怪事，我一个空军司令能不认识自己的参谋长吗！难道梁璞也出了事情吗？李震又说：“请你交代一下同梁璞的关系。”我说：“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工作关系，我一时说不完；要说私人关系，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李震说：“梁璞交代说你们搞了一个作战计划。”我说：“空军的作战计划很多，有对苏联的，有对台湾的，有对印度的，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李震说：“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份的‘防空作战计划’。”我问：“那个计划有什么问题吗？”李震不回答，只说：“你说说情况吧。” 我说：“一九七一年五月间，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来华，进行中美会谈，中美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尼克松本人也向斯诺表示愿意访问中国，中美有建交的可能，同时联合国也有恢复中国代表席位的可能。这个问题对台湾的影响很大，因此台湾必然要想方设法地破坏中美谈判。在五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研究对美政策时，毛主席、周恩来都提出要防范台湾方面破坏中美谈判的行动。后来果然，军委总参和外交部不断地报来材料，说是台湾方面准备采取行动。为此，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批示要军委办事组召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和作战部长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会议认为，台湾方面有可能采取陆、海、空军统一行动的方案。会议分析，陆军登陆可能有三个方案，第一、以一个师的兵力，在海、空军的掩护下登陆，企图占领一个不大的地方；第二、以一个团的兵力打上来，占领几天就走；第三、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突然袭击，抓一把就走。另外，他们的海军和空军也有可能同时袭击我舰队港口、沿海城市和空军基地。侦察机也可能深入内地进行侦察活动，其重点可能在广东、福建和浙江。会议以后，我们将情况以及对台作战的反击方案，都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和周恩来。毛主席批示照办，林彪和周恩来也都画圈表示同意。” 我还告诉他们，梁璞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总参的指示，空军又召开了各军区空军首长会议，研究并确定了空军的作战部署。会议决定，在不削弱北方对苏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防空力量的原则下，调整兵力如下：第一、调三至四个地空导弹营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御，在连城、福州、南昌、宁波四地配置地空导弹；第二、调四个高炮团加强汕头、漳州、福州、衢州、杭州等地的防御力量。以上安排，于七月底上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并上报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批准后，立即行动。这就是梁璞讲的“空军的作战计划”。 我又对他们说：“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难，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保存有这个计划，你们只要去查一下就清楚了。” 我这样说了以后，李震和郭玉峰都有些明白了，要我写一个材料给他们。于是我就在办公室里写这个材料，一直写到天亮才写完。我把这个材料交给李震他们时，李震对我说：“这个计划是林彪以广州为基地搞‘政变’的计划，你知道吗？”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林彪要搞‘军事政变’，他要搞军事政变能这样明目张胆吗？几次召开会议研究，上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难道他就不怕暴露吗？我从来没有听说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这是第一次听你们说起这件事情。” 李震和郭玉峰同时说：“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来找你证实这件事情。”我又问李震：“梁璞知道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搞‘政变’吗？他说：“梁璞也不清楚，只是知道有这个作战计划。”我又问：“你们掌握了什么材料吗？”李震说：“这是我们的事情，你就不用问了。” 我想，这肯定是什么人为了邀功请赏而捅上去的。但是也不能这样捕风捉影。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决定的事情也成了“政变”吗？这未免太儿戏了吧！这种事情别人不清楚，难道政治局的人，包括周恩来也不清楚吗？ 以后我听说，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很大的悬案。这未免有些小题大作了。在那个年代许多问题都被渲染了，被歪曲了。这是那个年代的特点，只要说得神乎其神，大家就相信。说它很平常，很正常，人们就不相信。群众是这样，难道我们的领导干部也都成了这样吗？ 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谈完以后，他们就走了，我也就坐上吉普车，在两个看守人员的押解下回牢房了。 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四月中，一天下午，风沙很大，王团长又来通知我说：“中央首长”又来找我谈话，地点是在清河，要我准备乘车前往。我随同他下楼上车，沿北京的环城公路向清河驶去。沿途看到路旁的树已经绿了，春意盎然。但是真不知道我在这牢房里还要过多少日子。难道这样长的时间中央真的还搞不清楚我的问题？真的不知道我和林彪的“政变”没有任何牵连吗？ 大约下午三点钟，车到了清河。这次，只有北京卫戍区的何副主任在等我。他告诉我，“中央首长”还没有到，要我在房间里休息一会儿，还给我沏上了一杯茶。 下午四点，李震和吴忠来了。李震问我：“身体怎么样？”我回答说身体还好。李震接着说：“准备给你改善一下生活条件。我们给你找了一所房子，有院子，可以散步，星期天可以会见家属。”我问：“是真的吗？”吴忠说：“是真的，房子在北京的东面。” 我想：这下可好了，大概我们的问题搞清楚了，可能放出来改为软禁吧。 接着，李震要我交代庐山会议的情况。我把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又说了一遍，谈着谈着又不觉天黑了。李震说：“就谈到这里，你先回去休息。”吴忠又说：“李部长对你很关心，亲自给你找了一所房子，离城很近，买东西也方便。” 最后，仍然和上次一样，晚饭一共炒了四个菜，让我吃了一顿饭。完了以后，我回到牢房，王团长告诉我：“明天就派人去给你打扫房子和修理暖气。那座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我说：“那就谢谢你们了。”这天晚上，我很高兴。我想，我们党毕竟是实事求是的。这一定是毛主席，特别是周恩来还了解我。想着很快将与家人见面，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一觉，我睡得真好。 第二天上午，王团长来看我，说：“今天就派一个班去替你打扫房子。”我问：“房子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就在东城外朝阳门南，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我们保护你的一个班也搬过去，还准备配给你一个炊事员。现在都是连、排干部给你做饭，他们不会做饭。”我说：“这大半年辛苦你们了。”王团长说：“我们是按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办事。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你不要谦虚。” 我亲眼看到王团长给宋参谋交代任务，让他带领六、七个战士去打扫房子。下午回来以后，他们告诉我说：“房子很不错，院子里有走廊，有草坪。你住在楼上，我们住在楼下。” 第二天宋参谋他们又去打扫了一天，回来告诉我说，已经搞完了。我心里想，大概明天就可以搬过去了。可是过了四、五天还没有消息。我不禁问宋参谋，准备什么时候搬家。宋参谋说：“检查了一下，说是暖气不行，要修理。” 又过了一个星期，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的何副主任来找我，要我给一个人写材料。我问他什么时候搬房子，他说：“暖气坏了，现在正在修理，等修好了再搬。”我开始有所怀疑，是不是情况变了。但是上面的人说法又那样一致。心想也可能是暖气真的坏了。 但是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没有消息。我想，搬房子的事情是不可能了。又过了两个月，公安部的李副主任来了，我又问他：“搬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到了现在还一直无声无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现在不行了。这所房子离城太近，容易被群众和外国人发现，准备另外再找一个房子。”我听了很生气，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 李副主任说：“你不要怀疑，我们给你找房子是真的，是中央的指示。不是我们要欺骗你，我们也弄不清为什么前面要你去，后面又不要你去了。你就在这里安心地住下，争取早一点把问题交代清楚。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团里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李部长反映。” 我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我想，这是上面有人在作梗。我想周恩来为人宽厚，做事留有余地，搬家很可能是他提出来的意见。而江青和康生、张春桥他们向来不与人为善，最有可能是江青，有她在上面一手遮天，我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生活待遇倒是其次，关键是我的问题。从李震、吴忠他们的调查来看，他们对我的问题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对这些问题不清楚吗？周恩来、汪东兴、杨德中他们亲身经历了当时的事件，难道他们不清楚吗？难道毛主席不清楚吗？为什么要这样？要说我有错误，我不回避；要说我搞“政变”，事实证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真是想不通。 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比较清楚的事情，越搞越复杂，调子越定越高，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前面审查别人的人，过几天也受到了审查。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就说当时负责我们专案的李德生，本来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信任的人。整个“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中，周恩来还派他到空军来监视、控制我。以后，他也一直负责处理中央和空军的专案。一九七三年“十大”时，他还被选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后来听说，他被免去中央副主席职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和我们有牵连。 再说李震，当时是中央专案组的要人。我们的案子，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主管，我们的情况他是很知情的，全部的底细他也都了解。但是到了现在，我这个“囚犯”还健在，他这个“法官”却早已作古了。关于李震的死因也成了一个疑案，到现在还有争论。公安部的结论是自杀，可家属的意见是他杀。这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信任的人，为什么会自杀呢？许多人说，他的死是因为他太知情的缘故。他的死，与我们以及林彪案件有什么关系呢？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至于空军的王辉球、曹里怀和梁璞，他们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曾经主持过一段空军的清查工作，我妻子和孩子的关押、审查，是他们负责办理的。但他们在空军主持抓人和关人工作不久，一九七二年就开始审查他们的问题。到了一九七五年梁璞也被送到了农场劳动了。当然，这些都是一九八二年我“保外就医”，到济南以后听说的。 所以，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政治上的问题，对错与是非，要留与后人去评说。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绝则过。 搬家搬不成，我也就在这里安心地住下去了。黄永胜在被审判的时候曾说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由他们去吧。” 以后时间长了，大概专案组看到我这个人，就是放了我，我也跑不了，没有必要派那么多人来看管我，影响许多人的工作，就让一些人回去了。王团长也走了，留下宋参谋负责。听口音，这个宋参谋是冀东人。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态度也很好。王团长还经常来看一看我，有时还带着政委、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一起来，但是都不公开职务。他们走了以后，看守人员就告诉我这人是谁，那人是谁。。。。。。。 四、囚徒生活 由于长期的监禁，没有事可干，为了消磨时光，我向周恩来提出要求，经他批准，把我家里原有的马、列著作全部拿来了。以后李震又转告我，周恩来说：“专看马、列等大部头著作太枯燥了，还可以看一些小说和历史书籍。”这样，他们又给我拿来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许多书。宋参谋为此还专门给我做了两个书架子。周恩来专门批准给我一台收音机。这样，我每天就可以听到广播和新闻了。 以后，周恩来又批准我听英语广播，学习英语。为此，宋参谋和医生给我买来了英语广播教材、一些参考书及英汉词典。那段时间，我每天要听五次英语广播讲课。由于年纪的关系，我学起来非常困难，不少英语现在说起来别人也听不懂。不过在那个时候，总算有一点事情干，不去想别的。当时，除了写材料以外，我每天都要学习七、八个小时。看守人员看我每天看书的时间太长，就经常叫我出来在走廊上走一走。 我住的楼房前面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前面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来往的汽车很多。他们这个团是一个机械化部队，可能有五百辆汽车。我看见过他们的乘车演习。 团里派来的医生整天住在我的隔壁，有病随叫随到。小病他自己进行及时的治疗，比较重一点的病，他就找团里的卫生队长，或者请北京其它医院的医生来会诊。每年还由北京卫戍区派医生来，给我检查一次身体。我关押在卫戍区的期间，心脏病发作过两次，氧气用完，就派人到空军总医院去灌。 由于环境和条件的改善，我的心情也就比较安定一些，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有时候读不懂，我就反复地琢磨，以求能够初步了解。但是学了以后又用不上，也就渐渐地忘记了。到一九七二年五月，我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天气热了，读不下去了，我就改为看小说，先后看了《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 看守我的人员，和我轮换着看。有时他们拿去看了，我又不好意思找他们要，只有等他们送回来再接着看。有时午睡的时候，我把书放在床头上，他们也拿去看。有的看守在放哨的时候，还抄我的学习笔记，并经常向我请教一些繁体字。另外，还有两个干部，同我一起听英语广播。他们经常同我有说有笑、谈天说地，讲一些历史故事，但是从来不涉及国事和政治。至于部队的情况，我也从不向他们打听。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轮流给我做饭吃，一人做一天。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就差一些。后来我提议固定一个人，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改为一个人做半年。我因为身体比较胖，不敢吃猪油，就请他们不要买肥肉。他们说，我的油票不够用，只能去买一点肥肉来熬油。有个时期买鸡蛋比较困难，他们就派人到农村去，买十几斤鸡蛋存起来。 有一次王团长当着我的面，交代看守人员去买一点饼干来。我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够好了，要节省一些。王团长则说：“这都是用你的钱。照现在这个水平，一年大约七、八百块，比你过去的生活是差不多了。” 就这样，我一个人生活在这里虽然寂寞，但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过去几十年都是忙忙碌碌，现在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学习，看一点书，以便分散和转移精力。 到了一九七三年八月，原来夏天给我用的蚊帐、凉席和电扇都取消了。一到夏天，就整天汗流浃背，被蚊子咬得不行。经我的要求，他们每天给我的房间里打点“敌敌畏”。蚊子虽然被打死了，我的喉咙也呛得不行，有时候整天感到憋气难受。这样，对我的身体也影响很大。原来的大米和富强粉，这时也被取消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现在是一律吃标准粉，另外，做菜的水平也降低了，有时吃大米用碗蒸，但是淘得不干净，砂子很多，也吃了不少到肚里。对这样的生活，我也逐渐地适应了，不再提意见，一切由他们安排吧。 到了一九八一年我到了济南以后，才知道，一九七三年我在党的十大被永远开除党籍，撤消了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样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囚犯了，前后生活的标准当然就不一样了。 在监禁的时间里，使我最感到苦恼的就是写交代和证明材料。除了中央专案组提审以外，找我写材料的人络绎不绝，每个星期少则两、三次，多则五、六次。这些要材料的人大都是突如其来，事前没有通知，来了以后，就在一间房子里等着。看守人员一声喊，我就得跟他们去。他们提出问题以后，不给我一点时间回忆，问了就要我回答，答了还要写，十分不好应付。在当时，我是一个被关押的“犯人”，只有听命的义务，没有拒绝的权利。 来找我的人，有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军事院校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的，几乎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过。至于空军、民航、三机部来的人，就更是不计其数。有时，一个同样的材料要写许多次，大军区来一次，省军区来一次，军里又来一次。地方上也是如此，省里、市里、县里来的人反复地问。有的人态度很坏，当然有的态度比较好，只是要求我帮助他们弄清问题。我认为，帮助弄清一个人的问题，是我的责任。 但是来找我调查的人实在太多。当时，凡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同我有过接触的人，一个不拉，统统都要我一个一个地写出证明，说明与他们的关系。有的甚至连“文化大革命”以前接触的人也要写，还要查几十年的关系。我十分不耐烦，但是又没有办法。我心想，这简直就是怀疑一切。我出了问题，和我有过联系的人就都有问题。难道同我有关系的人已经统统被打倒了？无一幸免了吗？他们不论是组织领导关系、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一概都要追究。 特别是不少长期在空军、民航工作的人，不可避免地同我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就成了他们调查的一个重点。另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空军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决定，在“三支两军”中派出了大批的干部到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群众团体，以及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单位。到这时，空军派出去的这些人，也同我一样受到了审查。那些专案人员到我这里追查，要我证明是什么时候派他们去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派他们去的，去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专案人员甚至还说他们是我的同伙，是我派去篡党夺权的。当时，我为他们的主观无知感到好笑，又为因为我的问题这样地被无限扩大，伤害了很多人而感到伤心。于是，我反复向他们说明，“三支两军”是毛泽东所赋予解放军的任务，中央曾经下达过不少文件，并规定了明确的任务。空军的“三支两军”工作完全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办的。在还派干部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表示不愿意去，是经过动员，反复说明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后，他们才去的。现在说他们是吴法宪派去篡党夺权的，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况且“三支两军”的任务，不仅空军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都执行了，这是很大的一批人，这些情况中央都是知道的。我每次都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一历史情况。 据我的粗略估计，在北京卫戍区被关押的五年中，我写过的材料总在百万以上。真的是写不完的材料、交代不完的问题。 五、唐山地震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正在睡梦中，突然感到房子在摇晃，接着墙灰飞扬，楼上堆放着的蜂窝煤都倒了下来。在二十分钟里，连续三次，一次比一次厉害。楼外人声呼喊：‘地震、地震！“看守人员急忙拉我下楼，我连衣服都没有穿上，就是一件背心和一个裤头。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给我拿来了衣服。 当时天没有亮，他们叫我蹲在一棵大树下面，谁也看不见我的地方。天亮以后，他们又带着我东躲西藏。最后，他们在两行树中间，用几根木棍支起了一个地方，四周用床单一围，里面放一把椅子，就叫我在里面坐着，他们则围坐这个简易的棚子外面。早饭和午饭，都是看守人员打来吃。 等到下午，传来了消息，说是在距离北京三百公里的唐山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地震的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只是通知暂时要住在外面，因为考虑还有余震。看守我的那些人，家大多都在冀东一带，所以他们都很担心家里的安全。他们拦截住来往人员询问情况，但是谁也不知道。电话断了，公路也不通，因此无从查询。 就在这时，这个团的政委来看了一下。他决定调一辆大卡车来作为我的临时营地。他们把这辆卡车上盖上塑料膜，车厢内给我搭了一张床，并放上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还给了我一个收音机，可以收听广播。两个看守人员搭了一块铺板，轮流和我睡在一起。其余的人员，则在地上搭铺休息。汽车白天开到树丛里，晚上再回到草坪前。 三天以后，王团长决定把汽车固定在一个地点。他选择了一个长有两行大树的地方，把汽车开进去，树荫蔽日，白天阴凉。在汽车附近，他们架了一个煤球炉子做饭吃，炊事用具都放在地上。厕所挖在不远的矮墙前面，四周用树枝围起来。整天不准我下车，晚上九点部队息灯了以后，就让我下来活动一个小时，由他们指定一个地方，在那里转圈。看守人员就在四周看着。 几十个看守人员白天不出操，不学习，天天打扑克，有时要打到两点。他们也搭了一个棚子，但是盖不严，漏雨。下雨时，在里面根本无法睡觉。从七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在北京是雨季。那一年，有一段时间几乎是天天下雨。有时候是倾盆大雨，遍地是水，道路泥泞，无法行走。 当时，部队和家属统统搬出了营房，大家都在树下面搭起了棚屋，老人和孩子住在一起。他们在北京市的家属，还一家一家地搬到营地来和他们一起住，就在部队吃饭，部队的负担很重。这样一来，营区内的清洁卫生成了大问题。天气又热，苍蝇、蚊子特别多。给我做饭的炉灶和汽车几乎都要被苍蝇包围了。晚上，蚊子咬得人满身都是包，我的肩上、腿上、脚上全都咬烂了。点上蚊香，打上“敌敌畏“，也都无济于事。最后，部队里传染病大发作，拉痢疾的人不少。我也被传染上了，幸亏有医生治疗，很快止住了。 这个季节是三伏天，几乎买不到什么青菜。我的伙食也就降低了，有时候就吃咸菜，但是他们还给我一点水果，维持我身体的营养。 我生活在车上，虽然车是停在两排大树的中间，但是夏日炎炎，仍然可以晒透。中午以后，车内常常会达到四十度，我在车上闷热难耐。用水又非常困难。早上他们给我一盆水擦擦身子，晚上只给半盆水洗脚。从七月下旬到九月中旬，我整整五十多天没有洗澡，身上臭烘烘的。 到了八月底，天气转凉了，但是仍然不让进楼房。由于外面睡觉很冷，有的看守人员就悄悄地溜进去睡觉。我请求回到房间里去，但是他们不同意，说是预测还有地震要发生，北京市区的人，现在也都住在外面和公园里。 有人说，唐山大地震，对北京、天津的影响很大。天津的房子倒塌的很多，死的人也不少。北京的房子也有倒塌的，颐和园的围墙就倒了。至于唐山，基本上是没有了，他们猜测死的人有多少万，我在报纸上没有看见过公布确实数字。 地震以后半个月，看守人员的家乡开始来人了，他们说到地震的情况，有的房屋倒塌，但是还没有人员伤亡。有个副连长，家里房子全部倒塌，但是全家十一口人都活着。以后大家纷纷叫家人来探亲，看到他们一家一家地团聚，我也很高兴。 就这样，我们在外面一直到九月中旬，地震的警报终于解除，我回到了楼里。 六、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太阳晒得很厉害，我热得浑身是汗，中午也睡不着觉。到了下午四点钟，宋参谋突然来告诉我，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新闻广播，要我注意收听。我问他是什么事情，他不说，只是告诉我要穿好衣服。我想国家可能发生了什么问题。接着，全体看守人员都上到汽车里来，坐在一起。我感到好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过了一会儿，电台开始播音，先放了一段哀乐，马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軍事委員會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布毛泽东于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虽然在此之前我有思想准备，但是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这个消息仍然是难以置信。这是一个感情的问题，也许别人是难以理解的。虽然是毛主席把我们关起来了，但是我对毛主席思想感情上当时是不可动摇的。听着听着，我的呼吸短促，心跳加速。旁边的医生一把拉住我的手，脉搏都在一百三十以上。于是马上给我吃了一片镇静剂，叫我不要紧张。我坚持着一直听完了全文。 中国失去了毛主席，是让我难以接受的，同时我也担心，毛泽东健在，我们还有一条活路，一旦江青掌了权，我们就完了。好在接着又宣布了以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时，我的心里才平静了一点。但是，华国锋能掌握国家的命运吗？比他资格老、能力强的人有的是，这些人能服他吗？ 当天下午，我一直躺在铺板上，一动不动，一方面是毛主席的逝世使我感到悲伤，另一方面是考虑自己的前途。晚饭时，宋参谋几次叫我吃饭，我都没有动。王医生在我跟前四个多小时，我没有说一句话。晚上九点叫我下车活动，我也一直在树下面坐着。从这以后，一连几天，王医生每天同我在一起，照顾我的身体。到了九月十八日，为毛主席在天安门举行追悼会的那一天，才让我回到楼里，但是叫我住在楼下，防止地震的再次发生。 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我从广播里收到毛泽东追悼会的实况转播。我听到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宣布会议开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这样看来，华国锋是当然的接班人了，江青已经不可能成为头号人物，我的心里才稍稍得到了一点宽慰。 到了十月七日，在报纸上公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根据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待提请中央全会通过。看到这个报道，我的心里基本上平静了下来。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原来以为，毛泽东要把王洪文选为接班人，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在中央已经掌握了大权。 在我这个在押的人看来，有些问题是不好理解的。第一是毛主席把林彪和我们都拿掉以后，张春桥是很有希望接班的人选。毛主席也对林彪表露过，对张春桥似有器重之意，但是又一下子把张春桥手下的王洪文提起来，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当然地排在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后面成了第三号人物。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许多方面是无法比的，这是我第一个不理解。 第二是在国务院总理人选上。当时邓小平和张春桥，两个人显然都是有实力的，可毛泽东谁也没有选择，而是一下子把无论资格、能力、水平都不如他们的华国锋提了上来，一下子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这是我的第二个不理解。我也因此很担心，华国锋够压住台吗？ 十月十八日，我突然又在广播上听到了《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真是让我欣喜若狂！我猜到这一定是叶剑英、汪东兴他们动的手。看来叶帅也是个统帅之才，处事果断，不负众望。我觉得，这一下中国有救了，我们大概也有出头之日了。于是我对宋参谋说：“‘四人帮’被逮捕，大得人心，我非常高兴。我愿意揭发他们的罪行，材料请你们代为上呈。” 那几天，看守人员也一直议论纷纷，同我说话的态度也好转了。一个副连长还对我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逮捕了，你们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有可能叫你们出去，起码是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我说：“那就好了。”但是心里一直在想，他的话有什么根据，或者他们听到了什么风声，不然的话他不敢这样说。 说实话我当时也存在很大的幻想，我总认为叶帅、汪东兴他们对黄、吴、李、邱都是了解的，我们的问题很可能得到解决。这样，我吃饭也香，睡觉也好了。 七、反而进了秦城监狱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我说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员不准，用木柴烧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浇开了两个水龙头，让我勉勉强强地洗了一个温水澡。 洗完澡以后，他们又叫我在那里接着烤火，说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后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见。我说：“你们不是白天来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去呢？”他们回答：“这是上面规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后，我们回到楼里，刚一进门，那位副连长就说：“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楼了，就在楼下休息、吃饭，现在我们正在给你做饭。”我感觉情况不对头，但是当时身不由己，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才弄清楚，当时他们正在楼上搜查我的东西，所以不叫我上楼。 刚刚吃完饭，团政治处的主任就来跟我说：“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长’来同你谈话，你准备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冻。”我心里想，“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可能是要解放我们了吧？心里好一阵高兴。 一出门，只见门口停着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警卫车。那位政治处主任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坐在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上，让我坐在中间的一辆吉普车。宋参谋坐在前面司机旁边，我坐在后排，两边各有一个警卫员。后面是一辆警卫车，上面大约有一个排的部队。 车一出门，就向南走，然后转向东面。我不禁问宋参谋：“‘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应该是在城里，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吗，车怎么向东开呢？”宋参谋回答说：“走环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问。越走离北京市区越远，我又问究竟到哪里去。宋参谋说：“到一个地方去，有首长找你谈话。”我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宋参谋的态度比较冷淡，他说：“确实有首长找你谈话，在北面的一个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前面政治处主任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车到了沙河大桥，天空出现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较清楚，这时我才猜到，车是在往秦城监狱走。车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监狱，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是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了。 大约到了半夜十二点，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城堡，高大的铁门和围墙，上面电网的红灯亮着。一进大门，只见有二十多辆车，我心里想，大概把我们黄、吴、李、邱全都弄到这里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解放初期由苏联人帮助设计修建的，关押的差不多都是原来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干部。 下车以后，就有几个人把我带到一座大楼二层楼上靠北面的一间牢房里。在这间约十步长、三步宽的牢房里，放了一张约有二尺宽、四尺长的“床”，上面已经铺好了被褥。有一个人开口，叫我坐在床上。接着又进来几个人，其中有押解我来的宋参谋和一个副连长。这时，外面走廊上挤满了人，乱哄哄的，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 进来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是监狱的管理员，看样子顶多是一个连级干部，这就是宋参谋告诉我说的“中央首长”了。他向我宣布说：“中央决定叫你们到秦城监狱来学习、反省和改造，要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我的个物品，并搜查我的全身。他们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带拿走，再把衬裤上的裤带剪断拿走，还把衬衣上的钮扣也剪了下来，同时将洗脸盆、牙刷、缸子、牙膏统统拿走，把烟和茶叶没收，把我箱子里的东西统统翻出来，登记一遍拿走，搞了将近一个小时。 看到他们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发问：“用什么刷牙？” 答：“用牙粉。” 问：“用什么缸子？” 答：“用洋瓷碗。” 问：“用什么系裤子？” 答：“给缝上两条短带子。” 问：“长裤呢？” 答：“同样用短带子。” 问：“给看报纸吗？” 答：“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问：“可以看书吗？” 答：“可以借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说。” 问：“可以听广播吗？” 答：“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定，以后可以装一个有线广播，但现在没有。” 没等我再问，这个管理员就说：“不用问了，以后的一切，由我们负责安排，给你什么就有什么，不给就是没有，问也没有用。你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监狱的管理和规定。” 他们搜查了我以后，就叫我休息，然后把两层门，一道铁门和一道木门关上就走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头脑发涨，血压升高，手脚冰凉，恶心欲吐。没有手表，也不知道脉搏到底跳多少下。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有闭上眼。 过去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情景和戏剧、电影上看过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现了。当然过去是满门抄斩，抄家灭九族，锒铛入狱，打入天牢。现在是进步多了，起码不是杀头。但是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 我实在想不出送我到这里的理由。毛主席、周恩来在世，恐怕是不会送我到这里来的。一切事实翻来覆去已经清查了五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我没有参与“政变”，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实还不够吗？相反，正是因为我没有用头脑去分析，没有保留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汪东兴在内的当时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比我少，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我思前想后，能送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当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了，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时间“靠边站”了，有些情况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东兴，我们共事多年，无话不谈。当时，我们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励我们做的，在庐山上共患难。我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到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却竟然把我们送进大牢，是出于什么需要？是要把我们当作替罪羊吗？凭良心自问，你内心里不受到自责吗？ 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我只有把这一切和满门抄斩和灭九族来比较，这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我想到了谭震林的“三个不该”，至于是不是“不该参加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我并不一定同意。因为不参加革命、不跟毛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条。但是思考再三，有一个不该，就是不该到中央工作。可怨谁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个新年。早上，他们给我拿来了两个馒头和两片咸菜，我一口也没有吃。整天我都拒绝吃饭，心想你们既然要置我于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们派医生给我量血压、做心电图，但是什么也不告诉我。我要求给我吃一点安眠药，医生也不给，最后给我打了一针。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后来，他们又给我输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着了。就这样，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两天。到一月三日，他们才有一点着急了。他们拿来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我才从迷糊中醒了过来。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就有一点想吃饭了，情绪也稳定了一些，想到我还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饭打来的时候，一碗米饭、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来两个馒头、半碗萝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还是睡不着。我要求医生给我吃安眠药，医生给了我一粒速可眠，看着我吃了下去他才走开，但是仍然睡不着。我又要求医生给我打一针，叫我再睡一天。经过大约两小时的周折，医生于当晚十二点来给我打了一针，之后我才睡着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较早，但是仍然让我睡到七点开饭时才叫我起来。管理员告诉我，以后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动，等天转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动。以后我牢房外面的铁门不关了，只关里面的木门。 以后，除了每天三顿饭和他们有事打开牢门以外，其它时间牢门是一直关着的。我蹲在这一米宽的牢狱里，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条件比卫戍区差远了，但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问题，我决心什么样的苦也要吃下去。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只要搞好身体。为此我在牢房里，不断地活动身体，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里甩手锻炼，饭后就在房间里走一千步。“放风”时，我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吃饭时，不管什么样的饭菜，只要能维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们就都没有了名字，只有号码。我的号码是“七六O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进来的第二号。我想“七六O一号”大概就是黄永胜了。但是在秦城监狱关了五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放风”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任何其他的“囚犯”。这里好像是一个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与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绝了。这所监狱里究竟关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进过这里。监狱设计的如此巧妙，竟然谁也见不到谁，真是一个杰作。 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来，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决心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都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收音机被没收，广播是听不成了，学习英语也就半途而废。书也全被没收了，一本也不给看。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维，我把每天仅有的一份《人民日报》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后来，他们又发给我一套简装的《毛泽东选集》，我又反复地学了几遍。 在牢记房里，钢笔、毛笔、铅笔什么都没有，写字也写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字，卫兵看见了马上就予以制止，还要看我写的是什么。当他看到我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时，就告诉我，不准在地上写字，更不准在墙上写。 牢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墙上也没有钉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许多小虫子往里面爬。吃饭的时候，再洗一下。监狱里给一个塑料水壶，每次送饭的时候给我打一次开水。还给一个小盆子，把洗脸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这个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晒，就晾在铁门上，让它阴干。牢房里有一个碗大的水池，上面有一个水龙头，洗漱就在这里。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里。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许我到楼下的院子里活动。他们在一棵大树下面，划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在散步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许多土坑，上面盖了一些草垫子，坑里有一张张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时候，给“犯人”们住过的。 经过大楼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排高大的围墙，上面没有顶棚，外面有铁门，都上了锁。我当时想，可能是“犯人”们洗澡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叫我也到这里，我才知道，这是“放风”的地方。这样，“放风”的时候，谁也见不到别人。这样的“房子”每间大约五平方米左右，墙高约七、八米，墙厚七十到八十厘米，里面长满了草。每一排大约有十五到二十间。另外，围墙的上面修成了一条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两个哨兵看守着“犯人”，还有一个流动的带哨的人。 每次“放风”的时候，一个管理员押解一个“犯人”，关进一间“放风室”里把门锁上，他们就走了。等到“收风”的时候，再来将门打开，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带一个小马扎，如果不愿意走动，就可以坐下休息。 一般天气好的时候，每天上午“放风”一、两个小时，天气不好的星期天则不“放风”。有个别的时候，由于管理人员的疏忽，忘记了“收风”。一九七七年八月，有一天下午，把我关在里面达五个小时。等到开饭的时候，一看我不在，才查问我到哪里去了，结果想起来了。当时正值盛夏，下午太阳直射，里面热得很，我一直是汗流浃背。好在四点以后，有一面墙可以挡住太阳，不然的话我早就中暑了。之后，管理员向我解释说是“忘记了”。由于吃饭的时间已过，我只好打一点冷饭吃。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管理员对我说，我住的牢房要修理，准备把我换到北边的楼里去，原来的床板和东西都带上，等牢房修理好了再回来，大约需要三个月。就在那天下午，他们把我搬到北面一座楼的三楼东面的一间房间里，整个的一层楼只有我一个人，因此放风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在走廊上来回活动。走廊长约五十米，“放风”的时候可以打开窗户通风，但是不能到院子里去。时间一长，我很想到院子里去看一看。后来，允许我每天下午七点半到八点，到楼下院子里活动半个小时。满院子里都是梨树，树上的梨又大又多，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犯人”，只有饱一饱眼福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主动把院子里的草拨了，他们很高兴，叫我不要累着了。这是我到秦城监狱以来听到的第一句客气话。第二次拨草，我一时没有看见，碰到了树下的一个马蜂窝，被蛰了好几处，脑袋上肿起了一个一个的大包。他们又叫来医生来给我治疗，这使我得到了一点安慰。 北京七、八月份的天气，炎热不堪，西晒的太阳一直从窗户射到了床铺上，墙都像火一样烫，在房间里实在呆不住。我就要求到走廊上去走一走。后来他们也同意了。我很高兴，因为三楼比较高，上下楼比较累，我也不想多下楼，在走廊上活动很舒服。有时在走廊上“放风”，遇到大雨欲来之时，风吹得我精神非常爽快。 自从搬到北楼以后，我常听到别的牢房里有音乐声，就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管理员说是装的有线广播，我就要求给我也装一个。他说：“你一个人住这座楼上，要拉很长的广播线，等你回到原来的地方，再给你装。”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已经超过三个月了，我就问是不是该搬到原来住的地方去了。他们告诉我说，准备搬到西边的一座楼上去，说那里的房间刚刚修好，条件也比较好。我心里还有一点不相信，因为骗我的事情太多了。 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家。到了那里一看，果然房间要比我原来住的大一倍。我还是住在三楼，共有十个大房间，我住在中间的一间，里面有一个小厕所，房间的光线也好，因为是刚刚粉刷的房子，卫生条件也好，灰尘少，没有蚊子。原来我住的房间里，蚊子成群，身上全被咬烂了，所以到了这里后我就觉得很舒服。 我要求将原来睡过的一块床板搬来，他们同意了，又给了我一张很小的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写材料、吃饭。下面还有一个空的抽屉，可以用来放碗筷。饭菜也比以前改善了一些，有时候还有包子和饺子。 他们仍然是把我一个人关在三楼这一层楼上。单独有一个哨兵来看守我，不时来一个带班的查哨。哨兵有时开门进来同我说话，问长问短。有一个哨兵对我的态度特别好，常告诉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没有人的时候还进来帮我拖地，有时问我的历史，我简单地答几句。有一次问我：“你认识彭德怀吗？”我说：“怎么不认识。”他说：“彭德怀已经去世了，你知道吗？”他还告诉我关于贺龙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你知道吗？”我当时猛地吃了一惊，头昏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钟时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说：“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人都没有被开除过党籍呀！而且这么大的问题，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为什么这样背着我干呀？这样做是党章规定的吗？”他看我比较激动，就安慰我说，他只是听别人说的，让我冷静一点，说完，关上牢房就走了。 这番话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日日夜夜考虑这个问题，究竟是真还是假？过了两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去问管理员：“听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是真的吗？”管理员说：“没有听说过，你听谁说的？”我说：“听一个哨兵说的。”他又问：“他们什么时候对你说的。”我说：“是三天前的上午对我说的。”管理员说：“他是乱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从那天下午起，我就没有再见过那个哨兵，其他看守人员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我知道这一下坏了，可能牵连到那个哨兵，都怪我当时处事不冷静，真是后悔莫及。 又过了一天，就不让我一个人住在三楼了，他们把我搬到二层中间的一间牢房里。虽然条件同三楼是一样的，但是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我问管理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管理员的态度也变了，他说：“我们根据需要对你进行管理，叫你到那里，你就到哪里，不要多问！”其他看守人员的脸也变了，过去的笑脸不见了。 从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因为我对事情考虑得不周全，办错了事情，特别是那个哨兵可能受到了处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现在何处，只有在这里向他表示歉意。 又过了半个月，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张纸条，说：“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开除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党籍。”这两个人身着军装，不告诉我们是代表谁，是哪个单位的，更不同我们多谈一句话，转身就走。一九七三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到了一九七八年才告诉我们，上面只是开除了我们拉倒。 我在秦城监狱一共度过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生活。我从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的领导人之一，一下子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专政的“囚犯”，这个反差是非常巨大。我过去不知道我们自己监狱里的情况，有多少条规矩，对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监狱，才逐渐地体会到这里面的情况，才认识和体会自己是一个“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进牢门，除了看守人员之外，就谁也看不见了。看守人员也只有送三顿饭的来了才开门。见到的人都是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是在牢门外面猛地叫一声：“打饭！”别的什么也不说，一副冰冷的面孔。有时可以听到门外面有脚步声，但是不见人。门上有一个小孔，门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面。有时医生来看病或者护士来送药，可以见到他们，但是除了问病情之外什么也不说。，看完病就走。提审都是突如其来，突然有个看守人员开门叫一声“提审”，你就得跟他们走，进到一个屋子里，只见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对面是一排专案组的人员，还有录音机，还有几个搞记录的，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问，一个个声色俱厉，说话刻薄，动不动就拍桌子。但是我看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只是吓唬人。 提审完就要你写材料，但是纸和笔必须要经过专案人员的证明以后才能给。纸张也不多给，管理人员问你，需要几张，说定了以后，当面点数。不够用或者是写坏了，必须重新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后，再由管理人员点给你。写材料的时候，没有桌子，在铺上写，时间一长就腰酸背痛，头晕眼花，但是不写又不行。 一进牢房让你觉得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死路一条。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们把一切防止自杀的办法都想到了，不仅钢笔、手表、眼镜、铅笔要被没收，连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服、裤子、鞋子上的带子等，也被收走。吃药要看着你吃下去，要针线缝补衣服，也要你在限定时间用完，交出。我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用，而且一只手还残废了，加上牢房里的光线又很暗，我穿针非常困难，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动作又非常缓慢，几乎每次都超过了他们规定的时间，每次都要挨骂。 开饭的时候，是管理人员提着一桶子饭、一桶子菜，按牢房的号码，一个一个地叫。有一次，我由于正在集中精力写材料，没有听到开饭的喊声，就没有吃到午饭。写到中午，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我急的敲门，问为什么不开饭。哨兵说：“已经开过饭了，叫你不应，以为你不吃饭了，就没给你。”我要求给我点吃的，哨兵说：“已经下班了，没有人，你就少吃一顿吧。”我说：“我现在饿得不行了。” 哨兵对我比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结果到了下午给我弄了一碗面来，放了一点盐，叫我吃了。 在秦城监狱，我们吃饭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铁汤匙，不准用筷子。刷牙不准用牙膏，每月给我们发一袋牙粉。另外，每月发半块肥皂、一卷卫生纸，每年发一袋洗衣粉。洗衣服没有地方晒，有时候拿到“放风”的地方去晒，却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收回来。 监狱里一个月理一次发。平时不准刮胡子，理发的时候用推子连头带胡子一起推一遍。理发时每人只有一分钟，理完后自己回牢房去洗头。每理一次发都会弄得我们全身是头发。 洗澡是每半个月一次。每次洗完澡，还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钟就要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经磨钝了，很脏，剪不动。 夏天，牢房里的蚊子、苍蝇很多，监狱每个星期给打一次“敌敌畏”。但是连“犯人”带蚊子、苍蝇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苍蝇没有消灭，但是我已被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但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还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满身都被咬烂了。冬天，虽然有暖气，但是放得很少，房间里只有八到十度，冻得不行。 在秦城监狱，“犯人”和“犯人”之间是绝对不准见面的。每当“放风”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地走进没有房顶的房子，将门一锁，接着再放第二个。有一次他们把我的牢门开得快了一些，我看到了前面一个人的背影，管理员就骂我走快了，说：“你是聋子吗？叫你走慢一点，等等再走，为什么不听？”我说：“我就是耳朵背，听不见。打仗的时候耳朵批聋了。”管理员说：“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摆什么老资格。” 在“放风”的路上，不准“犯人”东张西望，你只能向前看，不准向左右和向后看。“放风”的路上要经过一个院子，这个院子里面种有果树和蔬菜，但是只要你看上一眼，马上就会受到训斥。“放风”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准往牢房里拿。牢房里只要有维持一个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东西就可以了。牢房里没有凳子，只有一个马扎，出来进去都是它。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关在三楼上，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请求，在日落以后，给打开牢门通通气，但是他们绝对不允许。后来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们允许每天打开牢门十五分钟。在牢房里要换一点新鲜空气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一到“放风”，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么想在“放风场”多呆一会儿，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时间不到就“收风”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气，就不“放风”。 牢房里不准吸烟，我进牢房的时候带去了十三包烟，被他们没收了，说给我十六块钱，但要“存”在他们那里。开头给我买过一块钱的水果糖，以后就不准买了。牢房里不准喝茶，只能喝白开水。喝了几年的白开水，也习惯了。 春节的前一天，监狱里可以改善一次伙食，给几块鸡和抽去了刺的鱼。到了过年的时候就完了，管理人员都回家团圆去了，给我们一点剩饺子吃。 在监狱里，看守人员对“犯人”的训斥多于教育。“犯人”有什么意见，只能向看守人员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回音的。要是你多说两句他认为不中听的话，就立即把你搬到一间最小的牢房里。整个牢房只有七步长、四步宽。过了一段时间，要是表现好一点，再给你换一间大的牢房。但是为什么这样做，根本不作解释，只要你听从命令。另外牢房里装有监视器，“犯人”们在干什么、说什么，他们都能听得到、看得到。 不过秦城监狱里有一点做得比较好，这就是医疗。我想主要是为了不让我们死掉，要留活口。监狱中设有一个小门诊部，有各科的医生。“犯人”有病随时可以报告，请求医生来看病，随叫随到，并按时给服药。狱方还半年给我们检查一次身体，一个季度抽一次血，头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经过上级批准，也可以到北京城内大医院去检查和住院。 秦城监狱很像一个县城，整个监狱围着数丈高的砖墙，上面有很高的电网。有三道高大的铁门，从进入大门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铁门。里面有四个大院，每个大院有一栋三层楼房，形状是U型，牢房多为东西向，北面的楼是比较好，但是我从来没有住过。这里住的人大都是共产党的要犯。自从打败了国民党以后，就有不少的共产党人，轮流到这里住，无非是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反正不会闲着。 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 八、切除胆囊 从一九七八年一月开始，我就感觉到肝脏下面疼痛，每天晚上睡觉以后，就不舒服，好像有一股气从左到右，隐隐作痛，痛的时候，精神不振，全身无力。因此我经常敲门要哨兵转报管理人员找医生看病，医生来了以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给一点止痛药吃。 以后，白天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每次发作的时候，我都找医生要止痛药吃。就这样，吃了两个来月的止痛药以后，到了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痛得特别厉害。哨兵从门上的孔里看到我蜷缩在铺上，就打开牢门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告诉给了他，他便立即找来了医生。医生详细地给我检查了腹部，给我打了一针止痛药，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过了一个星期，突然从北京医院来了一个大夫，由监狱里的医生陪同着，来到我的牢房，特地给我看病。我想，这一定是监狱把我的病情报告了公安部，因此请了北京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会诊。 又过了三天，北京军区总医院又来了三个大夫，两男一女。他们带来了一台仪器给我检查，着重检查了腹部的右面。他们检查了半天，又没有告诉我任何结果。我不由地问大夫，如此频繁地给我检查身体，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吗？大夫回答说，可能是胆囊里有结石，但是还要作进一步地检查。 这之后的一天上午，这三个大夫又一起来到我的牢房，向我说明，要到监狱的门诊部去用X光照相。到了那以后，他们首先给我照了几张大片子，然后叫我吃下四个油炸荷包蛋。我是多年没有吃过的美餐了。吃完了以后，他们叫我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给我照了三张片子。他们对我说：“结果出来以后，会专门给你谈的。现在条件好，什么病都能查出来，请放心，不要着急，查清楚以后，给你治疗，不要有过多的思想负担。我们还要请北京医院的大夫来再给你检查，他们的设备全、技术高明。” 一九七八年三月底的一天下午四点，管理员通知我晚上不要吃饭，去北京城里检查身体，回来后再给我吃饭。天快黑的时候，他们把我叫出了牢房，下楼上了汽车。我坐的是一辆黑色的轿车，管理员坐在前排，我坐在后排，两边各一个警卫。监狱门诊部的医生、护士乘坐一辆吉普车在前面带路，后面是一辆大车，车上坐着一个排的战士。 我们的车由秦城往南开，以后转向了北京市区。因为是夜间，看不清楚，车到了东单，我才明白是到了北京医院。北京医院已经是大变样了，新修了一座大楼房。医院门口有辆吉普车在等候，他们是公安部的两个处长，事前同北京医院联系好了，并在前面引路。他们带着我径直走向医院的X光的照射室，只见大夫和技术人员都已经身穿工作服在里面等候，准备工作也已经做好了。他们看见我时有一点惊异，但是态度还是好的，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我到透视室以后，押送的监狱管理员、医生和护士，都在另一个房间休息，没有进来，一切都由第一次到秦城来给我检查身体的那位大夫和技术人员安排。他们先给我打了一针红色的液体，稍稍休息以后，就扶我上了X光的照射台，左一张、右一张地先后一共照了十几张。第一批照片拍完了以后，同样让我吃了三个荷包蛋。然后又拍了几张。最后，我看见大约有厚厚的一迭照片。北京医院的工作作风还是那样细致，认真负责，我内心里非常感动。 我在X光室一共呆了大约有四个半小时，到了午夜一点才统统拍完。回到秦城，已经是大约下半夜三、四点钟了。管理员给我搞来了一饭盒的馄饨，我全部都吃完了。第二天，我睡到了上午九点才起床。 以后十多天没有动静，到了四月十八日，监狱门诊部的一位医生到“放风场”来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我的病是胆结石，胆囊里有三块石头，需要动手术来切除胆囊。他们已经写了报告给公安部，公安部又报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央已经批准给我做手术。他还说，这种手术是大手术，但是没有什么危险，叫我不要紧张。 我一听说是剖腹的大手术，从心里就不想做。我问大夫：“不动手术，吃药是不是也可以治疗？”他说：“没有别的办法，非动手术不可。动手术是没有危险的，如果不动手术，胆囊破了，腹中积水，就会有生命危险。党和政府对你很关心，让你住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给你动手术。没有问题的，请放心好了。”我还是没有答应，提出要和家属商量一下。他答应把我的要求反映上去。 四月二十日上午，公安部又来了两位处长，向我解释手术的问题。他们说：“中央对你很关心，决定你住北京医院，请最好的大夫来给你动手术。一切我们都会安排好的，请放心，不会有什么危险，手术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做完，一个星期就可以拆线，半个月就可以出院。”我又提出见家属。一位处长说：“中央没有批准，一切由我们公安部负责。据我们了解，你的家属都很好，都在北京，你放心好了。”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监狱方面正式通知我，准备去北京医院住院，要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天黑就走。身在监狱里，没有什么好收拾的，无非是拿上了脸盆和几件衣服而已。七点钟出发，和上一次一样，乘三辆汽车来到北京医院。到了北京医院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公安部的那两位处长在门口等候，他们已经为我办好了住院的手续。我到了以后，就把我带到了一座朝东的大楼里，大夫和护士已经在楼里等我了。接着，他们把我带到地下室的一层楼房里。我一看，大约有二十来个房间，都是空的，他们让我住进了靠西面的一个房间。隔壁是护士的值班室，给我检查过身体的大夫就在对面的办公室和医疗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主治医生，大约三十多岁，精力充沛，诊断处理果断，工作态度也好。 过了一会儿，护士给我拿来了一套住院的服装，还给了我一件睡衣。她要我洗一个澡，然后睡觉休息。在这个地下一层的走廊上，放着一个皮沙发，有两个公用厕所，还有一个大浴室，里面有四个淋浴间，洗澡非常舒服。病房里还开着暖气。我一看温度表，足足有二十多度。我在走廊上可以随便活动和休息，就是不准到外面去。虽然是这样，这里和监狱比较，简直是两个天地了。押我来的那个管理员和一个副排长，带着五名战士住在我病房的对面，担负着看守我的任务，同时在我手术后不能起床的一段时间里，帮助我料理生活上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医院增派了一个护士和两个特护，都住在我的隔壁，一共四个人轮流值班。只有那位大夫，没有人替换他，白天黑夜里都在这里守候着。 这一天早上起床以后，他们叫我在走廊里活动了一下，护士同志给我打来了早饭，有牛奶、鸡蛋、面包和火腿。这是我几年来吃过的最好一顿早餐了。同时他们给了我中午和晚上的菜单，说规定，我的伙食每顿饭是三菜一汤。 吃过早饭，主治大夫告诉我说：“上午做准备工作，有两位专家要来同你讲手术的情况和要注意的事项。下午卧床休息和输液，因为手术以后，有两天不能吃饭，要靠输葡萄糖来维持。 大约到了九点钟，进来了两位专家。虽然他们的年纪都比以前大了，而且带着大口罩，但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一个是吴蔚然教授，一个是王历耕教授。他们两位都是著名的外科教授。为怕他们感到不方便，我没有开口同他们打招呼，但是从心里暗暗感到高兴。公安部的人对我说，中央批准要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给我做手术，这一下子得到了证实。 王历耕教授一九五四年为我做过切除阑尾手术，当时我住在北京医院的老楼上，他对我的情况，应当是比较熟悉的。吴慰然教授虽然没有给我看过病，但他是负责刘亚楼治疗工作的，是他最先发现刘亚楼得了肝癌。另外，中央领导同志得病，都是由他负责组织治疗。 他们两个人，先是给我检查身体，量血压，检查心脏、肝脏，看心电图，研究X光片等。接着，他们告诉我说：“手术的部位在右腹部，因为你的身体比较胖，刀口可能比较大一些，大约有二十公分。另外，你的胆囊里装满了结石，大的有三块，还有许多小石头。这些结石如果不摘除，胆囊一破，就会危及生命。日前其它的一些治疗，如针灸、中药等，都不能解决结石的问题，除了手术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动手术切除胆囊，这是最安全的办法。摘除胆囊对人的影响不大，这样的例子很多，手术的时间也很短，有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了，手术由我们两个和主治医生来给你做，你尽可以放心。“另外他们还非常耐心地解释了我关于手术的一切疑问，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心里也踏实多了。 上午谈完话以后，我开始躺在床上输液。困为怕我心脏负担过重，输液进行得很慢，一直到下午才输完。到了下午四点，吴、王两位教授又来告诉我，手术的时间定在晚上八点，要我放松精神。那天整个下午，护士长都在我的床前观察，并不断地给我做思想工作。主治医生也来看我。 到了晚上七点钟，护士长穿上手术服、戴上帽子，推来一个车子，要我躺在车上。接着，她和另一个护士推我出了病房，经过走廊，上了电梯，一直来到手术室，要我上了手术台。上面一盏大灯，把整个手术室照得雪亮。 我在手术台上看见子吴蔚然和王历耕教授都在消毒。不久，一位麻醉师走过来，要我侧着身体曲着腿，从腰部给我打了一针麻药，然后给我带上了氧气罩开始吸氧。我听到吴蔚然教授说““我要上台了。”王历耕教授说：“你不要客气。”我感觉到有人在肚子上给我盖了一层布，有东西在我的肚子上从左到右划了下。在手术过程中，我不觉得有任何疼痛，脑子也一直是比较清醒的。主治医生和麻醉师不断地问我，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说：“没有”。当教授翻动我肠子的时候，我感到很难受。王历耕教授告诉我说：“挪动肠子主要是看一看，胆管里有没有结石，如果有就一起摘除。搬动肠子是有些难受，但是一会儿就好了，你忍受一下。” 又过了一会儿，主治大夫拿了一个瓶子给我看，里面装了三块大石头，还有一百七十多粒小石头。整个手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胆囊切除了，胆管保留了。吴蔚然教授给我缝刀口的时候，我的神志仍然清醒，没有感觉到疼痛。 手术完了以后，两位教授回去休息，主治大夫和护士长就把我从手术台上，移到了手推车上，推回病房。主治大夫在我的腰上涂了一种药水，护士长又给我输上了液，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到了晚上十二点钟我醒了，急于要小便，但是在床上又无论如何也小便不出来。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输液瓶下床。护士长说：“你的身体真好！”护士给我量了一次体温，没有发烧。这时主治医生告诉我，要尽量向右侧身睡，因为刀口上还有一根小管子，以便排出血水。他又要我尽量不要下床小便，这样刀口才容易长好。他还告诉我，要先吃两天流食，第三天就可以吃东西，第七天可以拆线。我请他们回去休息，他们不肯，说现在我这里还不能离开人，需要轮流来护理我。 这一睡就到了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钟。看见我醒来，主治大夫又来检查了一遍，又在我的背上涂了一些药，还再三告诉我要向右侧躺，以便让血水流出来。下午三点，吴蔚然和王历耕教授又来检查了我的刀口，问了我的感觉情况，又查了血压和脉搏，说一切正常。 公安部的那位处长也来看我。他跟我说，拿出了这么多的石头，证明不动手术是不行的。押送我来医院的管理员和几个战士也来看我。他们告诉我说，我动手术的时候，他们都在另一个窗口观看，看到了手术的全过程，手术非常顺利，他们都很高兴。 北京医院的党委书记也来看我手术以后的情况。到了晚上八点钟，主治大夫和护士长又来检查了我的刀口。他们都说，情况很好，明天可以吃流食，以后可以吃半流食。我要求晚上停止输液，他们说不能停，还要继续输液，如果晚上睡觉右侧比较难受的话，可以让护士帮助翻翻身。 四月三十日，我整天都在输液，也不想吃饭。到了下午，我突然放了一个屁，主治大夫和护士长听到以后都说，这就好了。因为动手术时翻动了我的肠子，只有肠子通了，才能放出屁来。我问他们，我在卫戍区吃的饭里有不少砂子，是不是吃子砂子以后，才产出这么多结石的。护士长说，这跟吃进去砂子没有关系，结石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产生的。我又问医生，切除了胆囊，今后要注意些什么？他说：“注意不要吃太多油腻的东西就行了，因为吃多了油，就容易拉肚子，别的不会有什么影响。” 五月一日，节日放假，但主治医生和护士照常来上班。值班护士给我量了三次体温和血压，一切情况都很正常。他们都说：“像你这种情况很少，一般人做了手术以后，总有一些低烧，可你和平常人一样，身体没有什么变化，这证明你的身体是不错的。” 这一天我躺在地下室的病床上，感觉到医院很安静，只是看到外面起了风，地面上风沙很大。自从一九七一年九月被逮捕以来，六年了，我这还是第一次在北京城过“五一节”，而且是在病床上度过。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没有想到要坐自己人的监狱，而且不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活着出来。我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想自己为了革命而抛下的父母，想自己的亲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属和孩子是死是活。他们不会知道我的情况，他们也不能来看我，反而我时刻担心他们目前的处境。。。。。。。 五月二日早上，主治大夫说：“可以下来，走几步试一试。”我爬了起来，就觉得肚子像捆着绳子一样，但是对走路没有多大的妨碍。从这一天开始，大夫叫我正常吃饭，但还得继续输液。 这天上午，吴蔚然和王历耕两位教授又来查房，问了问手术以后的情况，看了看我的刀口，然后告诉我，手术以后的情况一切良好，过四天以后就可以拆线，就可以正常起来活动，正常吃饭。他们还祝我早日恢复健康。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他们真诚负责，对我的病情也很关心。我从内心里感谢他们！ 五月三日，我开始下床在走廊上活动，但是开始吃饭以后，一天大便四、五次，还带有血色。主治大夫详细地问了过去的情况，还拿了我的大便去化验，结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住院期间，看守我的几个战士，无论白天黑夜都轮流在我房间里放哨。他们每人发了十五天的饭票，到医院食堂里吃饭。听他们说，食堂的伙食很好。 在床上躺着没有事情，就想让护士帮助找两本小说看一看，但是管理员硬是不同意。这个管理员是秦城监狱中态度比较坏的一个，动不动就训斥“犯人”。我心里想，这里的人哪个职务不比你高，上面的斗争懂得什么？但是既然碰到了他，以后我就不再提什么要求了。 身体逐渐地恢复，到了五月八日和九日，主治大夫分两次给我拆了线。九日下午，吴蔚然和王历耕两位教授再次来看我，为我检查了伤口。检查以后他们告诉我，一切正常，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五月十六日上午，主治大夫来告诉我，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出院了。他们给我带一些药品回去用。下午，公安部的人来医院结账，并通知我明天回秦城。 五月十七日上午，主治医生和护士都在办公室和治疗室清理自己的东西，管理员和几个战士也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下午五点，公安部的两位处长来接我出院。主治大夫和护士长送我到大门口，我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我不好问他们的姓名，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只能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车子开动的时候，有六、七个医护人员向我招手致意。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心理上的安慰。回到秦城，天已经完全黑了，他们仍然让我回原来的牢房住。管理人员在门口接我，他询问我手术的情况，并跟我说，胆囊切除了，今后的身体可能会好一些。监狱的大夫和护士，立即来给我检查了身体，量了血压，并看着我吃下了所有的药。我要求给我一粒安眠药，他们立即就拿来了。 又回到秦城了，一切还和原来一样。 九、孩子们的探视 一九七八年的秋冬之交，狱方突然叫我搬到西南楼中一间小得可怜的牢房里。我不断地想：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这样对我实行惩罚？那所楼房里没有广播，我就要求听广播。他们研究以后告诉我说：“你刚来秦城的时候，给你卖烟的钱，还有三十多元，我们给你买一个收音机吧。”以后，他们果然给我买了一架收音机，允许我早上、中午、晚上各听三次广播，但是声音要小，不能让隔壁的犯人听到。这又算是特殊的优待了，我真的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一面调整我的牢房，一面又给我收音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冬天里，我的这间小牢房暖气放得少，牢房里非常冷。我要求把自己的皮大衣拿来，他们也同意了。就这样，我整天都披着皮大衣挨日子，白天趴在小桌上读报、看书；晚上盖着大衣挡严寒。 一直到了七九年的开春，因关我这栋楼要修理了，才把我搬回到一间大的牢房里，心里才觉得舒服一些。这样，秦城监狱的四座楼，我都住了一遍。以后，他们开始允许我在院里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每天两小时。虽然累一点，但是院子里的空气要比“放风场”里好得多，而且劳动一下，对身体也是大有好处的。 在监狱里闲来无事，脑子里不禁会胡思乱想，有时自己也控制不住。晚上还经常做恶梦。有时好像是光天化日之下，拼命地工作；有时又好像是在暗无天日之中行军走路，走到一个悬崖峭壁，无路可走的地方，就有人告诉我，跳下去。有时候梦见和孩子、家属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有时又梦见他们饥寒交迫，受到折磨。但是每次醒来，我都是身处牢狱之中。但是不管怎样，我都要坚持活着，盼望有一天澄清自己的问题。 一九七九春的一天，管理员突然来告诉我，说是经领导上批准，我的孩子们可以来探视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就反复问管理员。问的多了，他显得不耐烦了，说：“领导上批的，还会有假的吗？” 接着，管理员让我把孩子们的姓名、性别、年龄统统写了一遍，然后向我宣布了探视的规定：不是直系亲属不准见；每一次探视两个小时；带来的食物要当场吃下去，吃不完的东西要经过检查才能带进来；凡是金属器具一律不准带进来；衣服要经过检查才能穿；会见的时候监管人员要在场，不准说监狱中的任何情况。 自从听说孩子们要来探视，我的生活好像又有了希望。我一天一天地盼望。终于，一天上午，管理员通知我，下午家属要来探视，要我刮刮胡子，做些准备。他同时劝我，不要过分激动，要控制情绪。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又喜又悲，泪流满面。八年不知道孩子们的下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受冻、挨饿、受累？这些年都是如何过来的？我出事的时候，两个小女儿只有九岁和十一岁，没有人管，她们是靠什么生活的？这些年他们的任何情况都不告诉我。我在狱中，日日夜夜都在惦念和思念着他们。见面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那天中午，我一个中午都没有睡，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我实在控制不了我的情绪，每一分钟都显得那么长。 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管理员把我带到探视室。我一看来了不少人，但是我一下子都认不得了。这时，我见到一个人走上前来，我还以为他是公安部门的干部。看见他走过来，我还问他：“同志，你贵姓？”没想到他对我说：“爸爸，我是新潮，你不认识我了吗？”我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接着，我又问新潮身边的一个女同志是谁，她说：“我是采芹呀，你也不认识了吗？” 这一问，把他们几个都问哭了，但怕我伤心，他们很快都忍住了悲伤，和我说家常。他们给我介绍说：这是仲秋、这是京秋，还有巴璀和梦璀。我走的时候她们那样小，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回头一看，没有我的妻子陈绥圻，我不禁问：“你们的妈妈没有来吗？”孩子们告诉我说：“妈妈已经被发配到浙江绍兴的一个农场劳动去了，一下子来不了。”我听到这个情况，禁不住一阵心酸。 虽然他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五个孩子，仅仅靠两个在农场当工人的孩子的一共一个月五十多元的工资生活，但是个个穿得都比较整齐，还给我带来了不少吃的东西。他们怕我回到牢房以后吃不上，就拼命地让我吃，但是我哪里有心思吃东西，我是急于想知道他们的情况。 孩子们怕增加我的负担，都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只是说，他们一切都好。经过我的询问，才知道新潮已经从部队转业，当时还没有工作。仲秋和京秋早已从部队复员，被安排在北京郊区的农场劳动。巴璀下乡当了知青，梦璀还在上学，采芹已经成家另过。他们虽然生活上比较困难，却是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我听到这些，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孩子们虽然过早地受到了磨难，但是已经成长起来了。 关于这次探视，我的儿子吴新潮曾写了一个回忆，我把这个回忆摘录如下： 记得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三月份，我回到北京以后的第二年春，我和巴璀、梦璀住在广安门站东街十一号的一间破旧的平房里。有一天邱路光（邱会作的大儿子—引者注）找我，说是公安部的通知，已经让看了（指探视黄、吴、李、邱），黄春光（黄永胜的大儿子—引者注）他们已经去秦城看了黄永胜，他们找了公安部，也被告知近期内可以去秦城看人，让我们也去公安部联系。 第二天我和京秋赶到了公安部。到了传达室，来访的人很多，我们说是吴法宪的子女。传达室的同志很认真，立刻打电话进去，并要我们等一等。不一会儿，就招呼我们到一个房间，出来了十三局的两个同志，找我们谈。他们详细地问了我们的情况，在京的一共几个子女，姓名、单位一一记下。十三局的同志对我们说：经领导批准，直系亲属可以去探视，也就是爱人和子女可以，但是非直系亲属不能去。探视的时间除星期日以外都可以，挖视的间隔为三个月。探视时允许带一些食品，但是不能带生活用品和香烟。我们和公安部的同志约定了探视的时间和人员名单。总之，十三局的同志对我们比较客气。 回到家里，我们立刻开始通知采芹、瑞荣（采芹的丈夫—引者注）、仲秋、平原（仲秋的丈夫—引者注），并且分头去买东西。已经八年没有见过父亲了，得到了这个消息我们真是又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又要见到父亲了，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还能见到父亲。难过的是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不知他老人家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拿出所有的生活费用，到街上买了水果、点心、熟肉、罐头。。。。。。。哪怕不让带进去，让父亲看一看也好。让他知道孩子们在想念他，让他有坚强的信念活下去。 那天早上，我们起了一个大早。天上还在闪烁着星星，我们就冒着早春的冷风，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赶到了北郊市场，在那里同采匠、仲秋会合。然后，我们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到秦城的汽车票。那个时代的北京人都知道秦城是一所高级监狱，是我们党关押国家要犯的地方。看到我们这一行人，拿着这么多的东西去秦城，车站的人们好奇地看着我们，好像都知道我们一行的目的。 我们兄妹六人，除我以外，都是女孩子。因为怕她们见到父亲时哭，在路上我们就相约规定：见了父亲谁也不准哭，不能让人家看笑话。 车子一直向北开去，我们没有想到秦城是这样远，而我们想见到父亲的心情又是这样的迫切。车子开了大约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北京郊区燕山山脉的脚下，远远地看到一大片灰色的建筑，我想那就是秦城了。 车子不能开过去，因为那是我国戒备最严格的地区。我们下车走了两、三里路到了监狱的门口。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岗哨林立、高墙电网、森严的黑色大铁门，而是看上去像是一座废弃的机关建筑，一排排的平房。在门口的警卫室里，我们通报了来意和一行人的名单。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叫黄妙龄的女同志，她一个个地核实了我们每人的身份，然后把我们带到了一间平房里。这个房间大约有二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好像长时间没人来，桌上有一层灰尘。 还是和在公安部里一样，黄妙龄对我们很客气，但是绝对没有多余的话。她和我们讲了一下探视的要求：一、不准谈和案情有关的事情，不要哭；二、带来的食品要经过检查，可以在探视的时候吃，不准带进监狱；三、探视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 我们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有人来通知我们说，父亲因为心情激动，血压升高，考虑到安全，他们决定让父亲下午再来，由狱方安排我们中午到招待所里休息。 我们到了招待所，他们给了我们两个房间，房间都还干净。我的心情平静不下来，于是饭后大家就到后面的山上去走一走。无意之中，我们来到了后山，在山坡上看到了春城监狱的大致面貌。秦城监狱一共是三层：外面是一排深灰色的建筑，看上去像是一个小花园；后面是监狱的办公区，有一排排的办公楼；最里面才是监狱的主休。但是外面是绝对看不见最里面这个主体建筑的，那是一个方形的堡垒式建筑，高大的围墙上布满了电网。高高的监房上面，是一个个黑洞洞的小铁窗，一色猩红，看上去就让我想起了故宫的午门。午门是“推出斩首”的地方，是权力与法律的象征。这里的警卫也分了两层，外面是北京卫戍区的部队，里面是公安部的警卫，可以互相监视和牵制。这样的警卫体制在中国也是数一流的。里面不过是关了一些五、六十岁的老人，我想不要说是林立的岗哨和层层电网，就是弄一把“将军不下马”的锁和一米八的墙，他们哪一人人也跑不出去。但是，这些人却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 下午，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会见室。两点以后，看到公安部的几个人出出进进，我们估计父亲可能快出来了。果然，不一会儿我们就看到几个公安同志陪着一位老人走来。是的，这就是父亲，我们都认不出来了！他满头银发，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罩衣。看得出来，他的衣服刚刚洗过，脸也修饰了一番，但里面的棉衣袖口脏得发亮，裤子上没有扣子，用一根线系着。他面容显得苍老，行动迟缓，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一个“犯人”的痕迹。 我赶紧走到门口去迎接，可父亲竟然认不出我来了，问我是哪位同志，我一阵的心酸，直想哭。我强忍住泪水，并一再告诫自己，我是一个男人。。。。。。。然而姐妹们却已经抑制不住自己了，个个双泪长流。还是父亲劝我们，说见面应该高兴，不要伤心。 接着，父亲详细询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问了妈妈的情况，还问到了采芹和仲秋爱人的情况。我们也问父亲生活的情况，他只是苦笑了一下，闭口不谈。我们知道，这方面监狱有规定，不让说，但是我们看得出来，父亲在里面就是“犯人”的待遇。父亲要我们好好学习，遵纪守法，互相帮助，搞好生活。 看到父亲饱经风霜的面孔，想到监狱里面的生活，我们想抓紧时间让父亲吃点东西，也享受一点人间的生活，我们有的剥水果，有的拿点心，一个劲地往父亲嘴里塞。父亲不住地说，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了，说得我们的心里一阵阵地发酸。我们想尽量让父亲多吃点，可是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里，父亲又能吃得了多少呢？ 我们注意看了一下父亲穿的衣服，发现里面的棉衣脏得很，于是就问父亲有没有干净的衣服。父亲连连说有，说是由于棉衣棉被都要自己拆洗，他的年纪大了，动作困难，懒得动，也就凑合了。父亲还说：在里面，不仅钢笔和手表被收走了，为了防止“犯人”自杀，连皮带也都给收走了 。裤子是用两根两寸来长的绳子钉在两边系上的，就像是农村老人穿的“缅裆裤”。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每天放一次“风”，吃饭是监管人员从铁门里递进来的。每天可以看报纸，看看革命小说，而他经过上面的批准可以听广播，给了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另外，还批准他可以学习英语。这些待遇，监管的同志说，都是其他“犯人”没有的特殊待遇。 父亲还悄悄告诉我们，在里面关了许多人，但是天天“放风”，出出进进的，却从没有见到过任何其他的犯人。在这里面，人都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他的代号叫“七六O二 ”。我想，这大概是指一九七六年被关进去的二号人物。父亲还说，他这是第一次走到监狱的墙外，他悄悄数了数，一共经过了十三道铁门。这些话，我想隔壁房间的人员是都听到了，但是他们没有来干涉，装聋作哑了。 我们和父亲会面的房间里没有监管人 员，但是我知道这里有窃听器，因为我出去上厕所时，看见了公安人员拿着报话机闪进了隔壁的房间。我想，让他们听吧，让他们去向领导汇报吧，父亲的一切，党中央都是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很担心父亲的身体，父亲说，他有过几次发烧感冒，还有一次得了胆囊炎，被送到了北京医院检查，以后在北京医院动了手术，手术是吴蔚然教授亲自主持的。父亲说着还掀起了衣服给我们看了伤疤，刀口大约有十几公分长。父亲说：你们放心吧，监狱里面是定期检查身体，如果有病，里面有医生、有药，不要紧。他们也怕我们死在监狱里。 我们有许多话想对父亲说，父亲也好像有许多情况要问我们，但是时间过得太快了，黄妙龄同志两次来提醒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向黄妙龄同志提出要求，说父亲没有吃完的东西，希望能让父亲带进监狱去，让他能多吃两天。她去请示了一下，回来表示说可以，但是东西要交给监管人员保管，尽快吃完。 时间到了，监管人员要送父亲回牢房，我们一起搀扶着父亲，强忍着眼里的泪水和心中的不平，目送他蹒跚离去。然后，趁着黄昏，我们离开了这座名闻天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监狱”。 一路上，大家的心中都无法平静，但谁都没有说话。因为，这里关押着我们的父亲，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浴血奋战过的父亲，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日日夜夜拼命工作的父亲。作为前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他在这里坐牢，为人受过，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斗争啊！ 十、公审 一九七九年初，中央派人来向我宣布说，对我们的案件，要重新进行审查。这个消息对长期处于囚禁状态，而且无人过问的我来说，无疑是带来了一线希望。我心里想，这难道是彻底清查我们的问题，然后给予适当处理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吗？ 这之后，一直到一九八O年七月为止，专案组先后对我进行了十五次审问。审问的内容几乎和过去是一样的，只是参加审问的人变了，都是新的面孔，是我过去没有见过的。 他们的这次审理，是从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开始，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问了一遍，其详细程度是空前的。在询问的过程中，我实事求是地把所有的问题都讲了一遍。 有一个问题使我受到了教育。在一九七二的的三月，中央专案组的人，怀疑我在七一年八月八日晚上到叶群那里是否涉及到政变的问题。当时在场还有邱会作和胡敏。这个问题当时的审问人员对我施行了高压，为了诱供，他们说：邱会作和胡敏都已经交代了，我不交代就是死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我承认了他们要我说的一些话，但是，为了以后能够有机会说明问题，我在当时的交代材料下面画了一些圈，为了今后证明这些话不属实。但是这个问题，以后一直无法证实，而且和其他的问题，相互矛盾不能取得一致。在这次审理中间，这个问题和其他人的交代有很大的出入。一天，审问人员向我严肃地宣布，交代的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不能增加办案的复杂性，过去如果有假的情况，这次可以更正。 我说，感谢你们帮我放下了多年的包袱。在我以前所交代的材料里，关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和叶群接触的那个材料，有些情况是不实的，我当时在下面作了记号，材料里面所有画了圈的，都是假的。然后，我对那天晚上与叶群接触的情况，重新如实地作了说明。 一九八O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我再次被带进了审讯室。刚一进去，来人就严肃地对我说：“中央决定，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要依法处理，交由总政保卫部负责审理。根据你的问题，依照法律，对你补办逮捕手续。逮捕的时间是从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算起。” 说完，他把逮捕证递到了我的面前，要我在上面签字。到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所谓的重新审理，就是要把我们的案件移交到总政保卫部，由总政保卫部来重新审理和提出处理意见。所谓“依法处理”，就是进行审判和追究刑事责任。原来称我们为“反党集团”，那还是路线斗争；现在称我们是“反革命集团”，是要把我们当“反革命”来处理。看来，我们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我们黄、吴、李、邱几个人之所以被关起来，主要就是因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和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的斗争。“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原以为我们会迅速得到公正的处理，不料幻想破灭了。现在反而要把我们和“四人帮”搞到一起来追究刑事责任了。但“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我这个阶下囚又有什么办法，只有听天由命吧。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看报纸、听广播的权利被取消，会见亲属也被停止了。我又一切与世隔绝，似乎一瞬间天地万物都不存在了。 一九八O年九月三十日，他们正式通知要“公审”我。那天早饭后不久，监狱的管理人员突然敲门让我出去，把我带到大门口，叫我上了一辆车。上车以后，车子一直开到了监狱招待所门口，然后把我带到了一间大房子里。我进去以后，只见正面坐着的两名穿中山装的年轻法官，严词喝令我站在一边。我的身旁各有一名法警，法警一上来就取下了我的帽子，无数的记者，拼命地给我照相，一时间闪光灯，使我睁不开眼。 两位法官神情严肃，像演戏一样地对我宣布：“九月二十九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特别检查厅和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你吴法宪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应到庭受审。” 整个过程都是要对外宣传的，所以工作人员的动作和表情都像是事前做了规定一样。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这种场合亮相。 十一月十日上午，我接到了起诉书的副本，并被告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二十六条的规定，被告人有辩护权，可以委托律师辩护。根据这个规定，十一月十三日，我递交了律师委托书，以后由政府为我指定了辩护律师，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系讲师周亨元，另一位是武汉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马克昌。按照规定，律师有单独会见被告的权利，但是在律师每次和我会见的时候，却必然有监管人员在场。 在牢房里，我反复地仔细阅读了几遍起诉书。起诉书全文约两万多字，所列举的“犯罪事实”一共四十八条，分为四大部分：一、“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共二十三条；二、“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共十五条；三、“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共六条；四、“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共四条。上述这四大部分“犯罪事实”，都是一揽子叙述的，没有分清各个“主犯”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看来是要把我们和江青等人捆在一起审判。主要的问题，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两谋”，即“谋害毛主席”和“阴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问题，并不占主要的地位。 十一月十七日早饭以后，我收到了法庭的传票，传票上注明应出庭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三时。这样，还有三天的时间。 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猜想不出是什么情况，也就无从准备，只好在牢房里等，照样看书、吃饭、睡觉。只是因为看不到任何报纸、听不到任何广播而感到沉闷。 十一月十八日，管理员拿来一套蓝色的中山服和一顶帽子，叫我换下身上穿的一套黑色囚服。我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虽然我费了不少的力气，仍然洗不干净。为了让我出庭受审时形象稍微好一点，这是监狱里特别照顾。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弄到的我衣服的尺寸，做了这样一身衣服，穿着还很合身。接着，他们又发给我一双袜子和一双棉鞋。整个审判期间，我就穿着这身衣服。 十一月十九日晚饭以后，监狱管理员来通知我，说当晚就去北京城里，准备受审，要我收拾一下东西就走。在监狱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收拾的呢，无非是些洗脸用具和一身衣服而已。在思想上准备着此一去就不复返了，反正怎么处理，都随便吧。 那天大概是晚上八点钟左右，管理员来叫我了。他带我走过一段很长的走廊，下楼出了小门。一路上，不知道有多少记者在给我录像、照相，我又经受了一次次的强光照射。但是我是个囚犯，无法对他们提出异议。 一出大门，就坐上了一辆卧车。我坐在后排的中间，两边各有一名警察。前排是司机和管理员。在我坐的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戒车。我是一个囚徒，居然独占了三辆车，待遇比我在工作岗位上还高。 一路上，只见一条长蛇阵似的车队，有秩序地鱼贯而行。真壮观呀，每个“主犯”三辆车，十名“主犯”就是三十辆车。再加上指挥车、警卫车、救护车，总共大约有五十多辆车。过去任何国宾来访的场面都没有这样的规模呀！ 从秦城到北京城，大约走了一个半小时。车队走的不是正路，一路上弯弯曲曲地不知道走的是什么线路。一直到了东长安街，我才认出路来。等车进了东交民巷后院，我才发觉是到了公安部礼堂。 我的车在公安部礼堂边的一排小屋前停了下来，我被带进里面一间有暖气的小屋子里，里面除了有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外面的一间屋子里，住着看守人员。 我进了屋子以后，有个医生进来问我的身体情况，还给我量了血压。我问医生我的血压有多高，但是他不肯告诉我，只是问我要不要吃药。我心里想，我问你血压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要不要吃药呢？由于当时我对自己的身体感觉还是比较好，就没有要药吃。接着，看守人员就催我睡觉。我好像是似非睡、迷迷糊糊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们给我送来了早饭。看来伙食还不错，有鸡蛋、面包等，比在秦城监狱要好。看来是要我们在审判期间保养好身体，以给国内外一个保养良好的印象。 上午，有公安部和法庭的工作人员来来往往，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给我送来了一份法庭规则。这是为了维护法庭的正常秩序和安全而作出的一些规定，与我们这些受审的人员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可以不必叫我们知道。 吃过午饭后不久，法警就叫我们准备到庭。从我住的那间房到法庭其实只有百把米远，但是走几步，他们就叫我们停一下，这样走走停停地转过了一个巷子，才进入到公安部礼堂的候审室。我又在那里等了个把小时，就由法警将我押到礼堂的后门，取下我的帽子，押到被告席上就座。 我看了看台上的人，大部分都不认识，少数几个人我是认识的。这几个人中，有的过去是我的同事，有的是我的部下。他们个个正襟危坐，表情十分严肃，也看得出他们比较紧张。 十名“主犯”，离得远的我没有看清楚，只是发觉我的右边是黄永胜，左边是李作鹏。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押上来的。 宣布开庭以后，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宣读完毕，就叫我们退庭，返回原押的地点。晚饭以后不久，就通知我们立即乘车返回秦城监狱，等待再一次受审。 一回到秦城监狱，只觉得牢房非常冷。一进了牢房，我就立刻躺下睡了。但是千千万万的事一时间在我脑子里不断地翻腾，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我心想，一定要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想一想，究竟哪些是错，哪些是罪行，哪些事情是当时特定条件下无法避免的，哪些事情是出于失误造成的。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地辩护一下，但是我又想，辩护又有什么用，在那样的情况下，一切都定好了，只是要我们走一下过场而已。 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晚饭前，管理员告诉我，晚上准备到城里受审，这一次在城里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要我作好准备，带好随身所用的东西。说话之间，他给了我一把剃刀，要我刮一刮胡子。 天黑以后，管理员带我到了楼下，又遇到一些记者给照相。上了车以后，车队向城里开去。这次的车子似乎比上一次减少了一半，但依然是浩浩荡荡。这一次，车队没有驶向公安部，而是经过清河以后，到了清华大学校园，转到了南面的一个地方。尽管夜间看不清楚，但从外边看来，好像是空军学院。进了院门以后，他们把我关进了一幢楼房的底层。看得出来，这间牢房刚刚经过一番修整，安装了铁门和铁窗，加强了防卫。牢房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脸盆架，一个热水瓶和一个杯子，还给我两条新的毛巾。屋子里比较暖和，床上还铺了两条褥子，还有两条被子。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感到特别舒服。 虽然从牢房里看不到外面，但是空军学院我是十分熟悉的，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曾经无数次地来过这里。这里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熟悉。当初修建空军学院的时候，是刘亚楼司令员和我共同多次地考察，又同北京市的彭真市长商量，批准建设的，一共修建了三年，开办以来，在这里训练了无数的空军干部。没有想到我亲手建设的空军学院，竟然成了特别法庭审判我的地方。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思绪万千，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看守我们的人员都穿着解放军的军装，态度比较好。战士们告诉我，他们是总政保卫队的。 早饭以后不久，就有人叫我去“放风”。一到外面，看到楼房和广场，我更加肯定无疑了。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用芦苇围起来的圈内活动。这个地方，空气不错，比秦城监狱来说要好多了。保卫队的战士有时还主动跟我说说话，我的心里也觉得开朗了一些。 但是，负责管理我的，仍然是公安部的一个处长，我没有见到总政保卫部另外派人来。这个处长对我的态度不错，他要我把心情放开，不要增加负担，要吃好饭、睡好觉，法庭问什么就答什么，还问我带的衣服够不够等。到了下午，三O一医院的大夫、护士又不断进出我的房间，仔细地为我检查身体。 这里的伙食改善得很好。早上有牛奶、油条、稀饭、鸡蛋，中午和晚上是两菜一汤，外加桔子、苹果等水果。管理伙食的是一个老大爷，每顿饭都是他送来的。他说他以认识我。对他，我只能深深地表示谢意。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天都没有什么动静。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宁焕星和另一个人来牢房里告诉我说，下午三点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准备开庭，要我准备一下，到时候不要紧张，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他们还告诉我，准备坐车先到法庭的侧门下车，在传讯室里等候，等到开庭时再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就坐。在法庭上要一切听从指挥，台下还有旁听的观众，但是要我放心，他们是守纪律的，因为已经印有法庭的规则。他们两人对我的态度不错。 大约下午两点半，管理人员来叫我起床。出门坐上车，看见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跟着我。在车上，他们几次数我的脉搏和心跳。他们还要给我吃镇静药，我拒绝了。从牢房到法庭将近一公里，路的两边，站着许多人，主要是空军指战员。我看得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 下午三时，准时开庭，特别法庭的庭长江华和三名副庭长，以及审判员出庭，做法庭调查。我看到在坐的还有黄火青和伍修权，这些人都是我过去的同事，现在他们成了法官，我成了囚徒。还有其他的一些我过去的部下，如黄玉昆和空军的几个人。 法庭调查一开始，就问我关于林立果到空军的问题，问我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是不是事实？这还用问吗？空军党委的文件，白纸黑字，十几年了，谁没有见过？ 接着，审判员又问：“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和指挥”，这句话是不是我讲的。我回答：“是”。这时，法庭用一个机器，在屏幕上打出了一九七O年七月六日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记录。在这个会议上，周宇驰说：“吴司令曾经说过，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调动和指挥。” 接下来，法庭又宣布空军政委王辉球的证词。王辉球的证词，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可以调动一切这句话是吴法宪提出来的，他当面就向我说过两次。”听到王辉球的这个说法，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他单独谈过关于“两个一切”的问题。一九七O年六月下旬，周恩来派我到成都，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参加成昆铁路的通车典礼，并参加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出钢典礼。出发的前一天，我把王辉球叫到西山，告诉他，我要出发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要他主持好空军的工作，有什么问题，可以向黄永胜请示，也可以向林彪请示。我还告诉他，如果找不到林彪，可以通过林立果去找。但是，我绝没有向王辉球讲过“两个一切”的问题。 后来法庭又问我，为什么不收回“两个一切”。我回答说，当时没有收回“两个一切”的主要原因，是怕得罪林彪。之后，法庭又出示了“小舰队”的种种“罪证”，然后问我：“你认为这些和你所讲的‘两个一切’是什么关联？”我说：“王飞、周宇驰利用了我所讲的‘两个一切’，我给了他们权利，给了他们机会，等于实际上帮助了他们。” 这个时候，周亨元律师在得到批准以后，向我提问：“提出‘两个一切’，究竟当时是怎样考虑的，对林立果的‘反革命活动’究竟知道多少？”我回答说：“当时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我这样做是为了讨好林彪。在没有考虑周到的情况下，头脑一热，为了表扬林立果，才在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说出了‘两个一切’。但是没有想到，这句话被王飞、周宇驰他们利用了。他们两个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林立果作‘讲用报告’的时候，对这句话作了宣传，这样就越搞越大。我听到这个情况，一方面叫他们不要再宣传，另一方面怕得罪林彪和林立果，没敢公开收回，这是我的私心所在。但是对林立果搞的‘小舰队’活动，我确实不知道。” 从这以后，法庭上就不再提我和林立果“小舰队”的直接关系了。 审问完毕，我又回到了牢房。根据所见到的情况，我肯定这里是原来的空军学院的教研室，临时改做关押我们的牢房。好像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江腾蛟，都关押在这里，只是我看不见他们，在“放风”的时候也看不见他们，防范得真严哪！ 十一月二十九下午、十二月六日下午、十二月九日下午，又连续三次开庭审问我几个问题。记得这些问题有：到上海搜查文艺界人士的问题，关于罗瑞卿和贺龙的问题，关于空军干部“受迫害”的问题等。 在十二月九日下午开庭的时候，原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前的妻子，出庭“控诉”我对顾前迫害致死的暴行。听了以后，真是让我有口难辩。顾前原来是南京军区空军的参谋长，他的死主要是由南空内部矛盾引起的一场斗争造成的。当时我在中央身兼数职，忙得不可开交，空军的问题主要是靠空军政委余立金负责的。说实在的，我当时确实不知道顾前关押在哪里，是怎样被迫害致死的。不过，身为空军司令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对空军所发生的问题，我当然负有领导责任。 十二月六日晚饭后，法警又交给我一张传票，要我于十二月九日下午到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为江青一案出庭作证。一个审判员来告诉我说：“对江青的问题，你要准备一下，写上几条提纲，简明扼要。江青这个人很凶，她有可能反扑你，你不用怕她。”我说：“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有什么就说什么。”但他要我写了几条提纲，交给他审查修改。 十二月九日清晨，来了法庭的一名干部和两个法警，把我带往城内。从车里向外面看，很多地方发生了变化，我都认不出来了。一直到五棵松，上了大马路，才知道车子是在向公安部驶去。进了大门，车到礼堂侧面的门口停下，到了第一次开庭时我歇息过的地方。不一会，法警带我出庭，我看到江青在被告席上，依然是那样意气昂扬。 一位审判员宣布由我出庭作证。我按照准备的四个问题作了发言。这四个问题是：第一、到上海去抓人和收材料的问题；第二、抓孙浚青的问题；第三、抓秦桂贞的问题；第四、夺《解放军报》社的权的问题。江青听了以后，没有表态，也没有反驳，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讲完了以后，法庭就令我退场，随即又带我回空军学院的牢房。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又两位审判员来告诉我，十二月十八日要进行法庭辩论，我可以在法庭上发言，这是法律所允许的。但是要注意，起诉书上的问题，不准推翻，否则要判重刑。 十六日和十七日两天，我反复考虑，要不要辩论，又是怎样辩论法。一直到了十八日早上，我才下了决心，不申辩，反正申辩也没有用。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警卫战士和医生先将我带到候审室。三点，开庭。法警将我带到法庭内的被告席上坐下。审判员宣布开庭以后，就问我有什么要讲的没有。我表示没有什么要讲的。 接着，公诉人孙树峰在列举了我的“犯罪事实”以后说：“被告吴法宪，积极追随林彪，长期以来进行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认定吴法宪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罪，请法庭依法惩处。” 这时，辩护律师马克昌、周亨元在法庭上为我进行了辩护。他们在联合发言中说：“起诉书第三十九条，指吴法宪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吴法宪对私自交权所产生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法庭调查证实，吴法宪并不知道林立果利用他交给的权力，组织‘联合舰队’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活动，因此他对林立果组织‘联合舰队’准备反革命政变这一严重罪行，不承担直接责任。” 辩护人接着说：“起诉书中第四十二条指控的林彪、叶群阴谋带领吴法宪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的反革命活动，吴法宪也不知道，这一情况，已经为法庭调查所证实。吴法宪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对此没有什么疑义，需要指出的是，吴法宪在这个反革命集团中，不是为首份子，为首份子是林彪和江青，吴法宪的地位不仅在林彪之下，实际上也在叶群之下。吴法宪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是严重的，但是他在这方面的不少罪行，是在林彪、江青的指使下干的，主要的罪责在林彪和叶群。” 辩诉人认为：“虽然吴法宪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但是他也具有一些从轻判处的条件。根据我国刑法第一条所指出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希望特别法庭在量刑的时候，对被告人依法从轻判处。” 以后法庭又问公诉人有什么意见，他也表示没有异议。 大约只经过一个小时，法庭辩论就结束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所以进行十分顺利。 我同警卫战士和医生回到牢房以后，歇息了一会儿，公安部的一位处长就来通知我：“晚上回秦城监狱，等待判决。” 天黑以后，管伙食的老大爷给我送来了晚饭，还给了我几个桔子，叫我带回去吃。公安部的那个处长也叫我把毛巾、肥皂，以及在法庭调查期间他们给我买的衬衣、裤头和袜子等，也一起带走。 这件衬衣，是三O一医院的一个女同志出去买的。她回来告诉我说，她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商店，都没有找到适合我穿的衣服，最后是到了前门外的一家小商店里，总算买了一件。 吃完晚饭，车辆就准备好了，叫我上了车。还是三辆卧车，我被押在中间的那辆车里。走的时候，门口的灯都开着，我看见公安部的处长、管理员，以及三O一医院的医生、护士共七、八个人，在门口给我送行，并向我招手致意。公安部的干部这样对我，还是我被捕以来的第一次。我心里不觉一阵激动。车辆开动以后，我回头向他们看去，只见三O一医院的同志还站在那里向我们招手。 车子路过空军学院的礼堂时，我看见法庭外放满了车辆，法庭里灯火通明。看样子，他们还在那里审什么人。 出了空军学院的院墙，我们一路向北行，三O一医院的一名医生和总政保卫部的两名保卫人员，同车护送我到秦城。 回到了秦城监狱，一片漆黑凄凉。进了牢房，满目是尘土。只有自己动手打扫卫生。监管人员见了，也进门来帮了我一把。当晚一夜未眠。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心里只想到了李清照的一句什么词：“凄凄惨惨戚戚。”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躺在床上睡着了，一直到中午才起床。监管人员没有干涉我，他们知道我一夜没有睡觉。 等待判决的这一段时间是最难过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宣判，更不知道会判我什么样的刑，我向监管人员要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看了好几遍。 十二月二十日，马克昌、周亨元两位律师来到秦城，要听我对他们辩护的意见。见面后，我对他们在法庭上对我的辩护表示感谢，认为他们的发言是有分析的，给了我一些鼓励和安慰。 这样，一直到了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管理员来通知我说，当天晚上进城，第二天开庭宣判。 晚上，管理员带我下楼，走廊上又有不少记者照相。出门看到无数的车辆。车队浩浩荡荡，一望无际。到了公安部礼堂的临时牢房下车，警卫战士押着我，在房间里休息。这次，我见到了黄永胜和李作鹏。 一月二十五日，早上六点叫我起床。吃过早饭以后，我在房间里休息。到了上午九点，法警来叫我到庭。来到法庭上，见到了十名“主犯”，仍然和上一次一样，坐在被告席上。 江华宣布开庭并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和起诉书不一样的是，除了“集团犯罪”部分以外，还有“个人犯罪”部分。 对我的判决如下： 被告人吴法宪，以推翻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吴法宪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吴法宪受林彪的指使，于九月三日写了污蔑贺龙同志在空军夺权的材料送给了林彪。一九六八年八月，吴法宪伙同黄永胜捏造事实，诬陷罗瑞卿同志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吴法宪在空军诬陷一些领导干部要“夺权”，批准关押、迫害空军干部和群众达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组成林彪反革命集团谋杀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联合舰队” 被告人吴法宪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诬陷罪。 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在“宣判”的过程中，我听到江青呼喊“革命无罪”、“打倒杀人的刽子手”等口号。我向左看去，有两、三个女法警将江青按倒在地上，带上了手铐。 宣判完毕，我便被带出了法庭。一出门，就看到有一辆面包车。他们要我上这辆车回秦城监狱。我一上车，就见到了张春桥和黄永胜。张春桥满脸发黑，不像个人样，但黄永胜的脸色还好。还没上车，他们就对我们三个人宣布，不准彼此观看，更不准说话。 这天，天气非常冷，下着小雪，象征着我们的阴暗的前程。 从预审一开始，就不准我们听广播，也不给看报纸，因此究竟是哪月哪日我也不知道，糊里糊涂地过着日子。有一天“放风”的时候，我在地上捡到了一张包糖果的纸。我就用这张糖果纸来记录时间，一天一天地画。从通知要公审我那一天开始，到判决的时候为止，一共是一百一十八天。从宣读起诉书的时候开始到公判一共是六十八天。这一段时间可以算作我一生最艰难的时期。哪里知道事情还没有完。 回到秦城牢房以后，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突然只给了两个窝头和一碗白菜汤。我一开始以为这是偶然。第二天早上，仍然是一个窝窝头。我禁不住向管理人员提问，这是为什么？管理人员说，我们现在是“刑事犯”，是执行期间的“犯人”，只能同其他犯人一样，所以伙食只能是这样了。 我不禁黯然神伤，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屈指算起来，我在狱中已经九年了，不知道该怎样度过今后的岁月，还能重见人间的天日吗？ 一直到了二月一日，他们才恢复了我们听广播和看报纸的权利。 到了二月十日，在审判期间停止见家属的权利也恢复了。孩子们又来看我，我的心中又得到了一点宽慰。 到了四月份，我的身体就支持不住了，眼前直冒一个一个的黑点，有时候就像下雨一样。医生给我看病，说是营养不够造成的。这件事情，不知是谁反映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趙紫陽那里去了，据说是趙紫陽总理说：“我们国家那么大，就那么几个人，难道就养不起？给增加一点伙食费嘛！” 到了“五一节”的前一天，又恢复了我们原来的伙食水平。当时还以为这是给我们过节，但是一直是保持了这个水平，每个星期还给我们几个水果吃。 第十六章 “保外就医”到济南 一、连话都不会说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份，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了，管理人员对我说：“关你们近十年了，关的时间长了，将来连话都不会说了，因此领导决定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条走廊上，还关着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从今以后，你们各自的牢房从上午八点打开，到晚上九点再关上。白天你们四个人可以在一起学习，由江腾蛟任你们的学习小组长。走廊上有扑克和象棋，你们可以在一起玩一玩。另外，我们在走廊上放了一台电视机，你们可以看一看电视。” 这样算是在监狱里面第一次让我们互相见了面。五年了，我们都关在这里，但是谁也没有见过谁。监狱里的管理是相当严密的。 从外表上看，他们的变化都不算太大。由于分开日久又加心里有顾虑，特别是怕周围安装有窃听器，因此虽然彼此相见，但是大家说话都比较谨慎。邱会作比较积极，几次拉我一起打扑克。 从感情上讲，我和邱会作是一伙的，但和王洪文、江腾蛟都有些隔阂，特别是对江腾蛟。他是我的老下级，当年为了保护他，我不知道伤了多少脑筋，但是最后他居然背着我和林立果搞到了一起。不是他们搞这一套，空军也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也不会是这个下场。就这个问题，江腾蛟曾几次向我表示歉意，我想同样身陷囹圄就算了吧。 王洪文是个小青年，不知道政治斗争的深浅，只会跟着江青和张春桥乱跑。但是他的福气好，混了这么高的职位。他也来向我表示歉意。他说，他在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在空军的问题上搞了我不少的材料，有很多不实之词，很对不起我。我对他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我来说，已无所谓了。我们当年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看得出来，他的确是比较后悔。当时正值夏天，我们的牢房里蚊子比较多，王洪文年轻，每天傍晚就到我的牢房里来帮我打蚊子。他个子高，站在我的铺板上，能用拖把帮助我打房顶上的蚊子，算是来补偿他自己的过失吧。想想也是，他以前那么高的职位，落到这个地步，也是怪可怜的。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并不能完全怪他。 在那一段时间里，时寒时暖的。王洪文身体不大好，经常头痛，有时候甚至痛得从床上摔下来，为了防止他跌伤，他们在他的房间里铺上了一块地毯。 我记得，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四个人玩过几次扑克。一开始我和江腾蛟算是一家，邱会作和王洪文算是一家。后来江腾蛟怕出错牌时我骂他，不敢同我一家，就换成了邱会作同我一家。有时，我们几个一起聊一聊天，但是大多数的日子是整日里个人自己看报纸、杂志、听广播，有时也在走廊上散散步。 一九八一年八月的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他先找邱会作，继而找江腾蛟，最后又找我谈话。他告诉我说：“中央已经决定，将你们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个地方，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是在济南，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户子女，去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我们正在为你的保外就医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出去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你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 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总算是有出狱这一天了，可以和家里人团聚了。至于改一个名字，我想好了，就叫吴澄清。是我原来叫过的名字，只不过是把“臣”字改为了“澄”字。我改的名字，他们同意了。但是究竟哪一天才能出去，还不知道。这样，我更加度日如年。 八月五日上午，管理员通知我，下午家属来看我，陈绥垢也一起来。我听了以后，不禁欣喜若狂。十年没有见面了，不知道她变成了什么样子。这十年里，她肯定也遭了罪了。 我坐立不安地等到了下午，管理员来叫我出去。走过层层铁门，到了接见的房间，看到陈绥圻带着采芹、新潮、仲秋、平原、京秋、巴璀和梦璀，已经在那里等我。一眼看去，陈绥圻已经老了许多，脸显得消瘦，头上也添了不少的白发，像是刚刚从农村回来的样子。我心里难受，眼泪欲出，但是又极力忍住了。他们又带来不少吃的东西，让我边吃边谈。我问陈绥圻是什么时候回到北京的，她告诉我，是前一天下午刚刚回来的。她说，她是七月二十日离开绍兴的农场回到上海的，原想在上海孩子们的舅舅那里住几天，但是得知八月五日下午要来秦城监狱探视，就特地在四号这一天赶回北京，想一起来看一看。话刚刚说到这里，监狱的管理人员就来找陈绥圻，说是秦城监狱的王主任要和她说点事情。 陈绥圻出去以后，我和孩子们一起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不久，陈绥圻回来了。她告诉我，王主任叫她去商量了一下保外就医的一些事情，有些具体问题，回家以后和孩子们商量一下。她说，等几天再来看我。 很快，探监的时间到了，管理人员催我回去。十年离别后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我的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但是又没有办法。 回到牢房不久，邱会作和江腾蛟都来告诉我，说胡敏（邱会作的夫人）和李燕平（江腾蛟的夫人）都来过了，都在作接他们出去的准备。邱会作准备安排在西安，江腾蛟准备安排在太原。 在这之前，王洪文已经被送到医院里去了。实际上，这次保外就医，只是把我们几个放出去，而对“四人帮”是不放他们出去的。把王洪文送到医院，说是为他治疗，恐怕是为了防止他的精神受到刺激，出问题。 过了三、四天，陈绥圻和金平原两人又来了。他们先见到王主任，提出了她和孩子们商量后的三点意见：第一、由我的女儿京秋，跟随秦城监狱警备大队的苗政委，一起到济南去看房子；第二、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胡耀邦总书记曾批示，对陈绥圻的问题要重新结论。空军也表示要尽快对她的问题作出结论，这样陈绥圻在北京等一等空军的结论，先由我女儿巴璀陪我到济南住一个月；第三、陈绥圻离开浙江绍兴农场的时候，所有的行李都没有带出来，由我女婿金平原到绍兴农场去，把她的行李运到济南。对这三个问题，王主任都表示了同意。之后，陈绥圻要求再见一见我，王主任也同意了。 当我第二次见到陈绥圻的时候，她把一切的安排都告诉了我。她还说，公安部的同志告诉她，今后我的生活费是每月一百元，她的生活费也已提高到了一百元，这样每月一共是二百元钱，如果省吃俭用应该也够了。我们到济南安家，公安部可以给一点家具，另外全家人还一共凑了一千多元钱，孩子们说要买一台彩电送到济南去，调剂一下我们的生活。她要我再耐心地等待一下，说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要对将来的生活要有信心。 我听到这些，心里感到了很大的安慰，对未来的生活保障也感到有了着落。时间过得很快，规定探视的时间又到了。从这一天开始，我只身在牢房，每天掰着指头，算着日子。 大约到了九月七日或八日，首先是邱会作出去了。我有一点着急，为什么还不来接我呢？到了九月十四日，管理人员来通知我了，说已经全部安排好，第二天准备动身去济南。他还对我说，先把我进监狱时扣押的一些物品还给我，叫我去清点一下。 多年没有带过的手表又还给了我，从此我又可以清楚地知道年、月、日和几点、几分、几秒了。我心里十分高兴。东西倒是一样不缺，只是所有的衣物都被虫子咬得稀烂，没有办法再穿了。 二、出狱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早饭以后，管理员告诉我先到公安部。来到外面，看见几辆汽车，陪同我到济南的一共有四人，公安部一位处长，警卫大队的苗政委，一位医生，还有王主任拿着报话机，加上一个警卫班，我们分乘三辆汽车，出了秦城监狱进城。到了公安部的院子里，我见到了新潮、仲秋、京秋、巴璀和梦璀来送我，匆匆见了一面之后，巴璀和我一起上车到北京火车站。 我们的车直接开到了站台上，上了火车，车就开动了。我和巴璀坐一个软卧包厢，王主任他们四人在另一间包厢。苗政委嘱咐我，不要随便走动，在车厢里看一看外面的景色就可以了，中午吃饭，会让送到我包厢里来的。 多少年没有见过这人间景色了，看到一路上的田野和村庄，让我感到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上。 下午四点，车到了济南。山东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和济南市公安局的一位科长来接我们，把我和巴璀一直送到了济南市南郊一个居民楼的二层楼上。我进门一看，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一共四十多平方米，里面已经配备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具。有一张床、两个桌子，还有一个煤气灶、一个蜂窝煤炉子和一套炊具等，看起来他们花了不少的钱，想得真是周到啊！他们告诉我，紧挨着这套房子旁边，还有一套也是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也是给我们的，以后如果有子女来随我们住，那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进了屋，赵科长给了巴璀一百五十元钱，算是预支一个半月的生活费。之后，他还带着巴璀去买了一些米和蔬菜。办完这些事情，赵科长他们就走了。 刚才还乱哄哄的小屋里安静了下来。一时之间，我还难以相信，自己是不是真的自由了。当我看到只有女儿在身边，而没有高墙、电网、重重铁门和带枪卫兵的时候，我这才想到，我真的是自由了，又重新生活在虽然十分简陋，但却是自己的家里了！ 第二天，公安部的那位处长和北京来的人都回去了。临走的时候交待我，以后的一切都由济南市公安局的赵科长负责，有什么事情找他们。我的医疗关系安排在省公安厅劳改局医院，这个医院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看病比较方便。 三、闲居在济南，全家团圆 从此以后，我便正式开始了在济南的生活。我从十五岁参加红军那年开始，就是过的集体生活。后来当了红军的干部，饭有人做，水有人烧，就连在监狱里也是如此。到了济南，一切生活都要靠自己，都要从头学起。当时，我饭不会做，水不会烧，对煤气灶这样现代化的东西，就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去使用了。发给我的人民币也分不清哪是一块钱，哪是两块钱，幸好有巴璀在，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全靠巴璀买菜、做饭、烧水、洗衣服、搞卫生来照顾我的生活。 过了两天，越科长带我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刚刚去的时候还好，人们都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济南。但是等我检查完身体出来，有人一下子认出了我。一传开，不少人好奇，就来围看我，而且人越来越多，把我和赵科长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赵科长急了，他一边大声呼喊，一边领着我往外挤，好不容易把我和巴璀送上了车。 经过这一次，我白天基本上不下楼，每天都是在清晨天亮以前和晚上天黑以后，才和巴璀一起出来到室外活动。有时候，我白天在阳台上甩甩手，下面也有不少的人观看。不过围观的群众，态度都很好，不少人对我笑一笑、点点头，但是都不敢说话。 九月二十三日，金平原从浙江绍兴农场把陈绥圻的行李运到了济南。然后，他用了几天的时间忙前忙后，把家里的房间重新布置了一下，使房间的使用更加合理。 十月上旬，新潮和京秋从北京来到济南，给我送来了一台十四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这台电视机是新潮用转业的钱买的。他还告诉我，他正在办手续，准备转业来济南照顾我。从此，这台电视就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天可以看新闻，可以看到全国和世界的事情，我基本上是每天看电视到最后预告第二天的节目为止。 到了十月上旬，已同丈夫一起转业到潍坊的采芹也来济南开会，到了我这里。她带来了不少食品，有鸡大腿、猪肘子等。之后，她和新潮、巴璀几个人忙了好半天，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我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吃过的丰盛的晚餐。 十月十五日，巴璀的一个月的假期已经满，和新潮一起回了北京，剩下采芹一个人一面在济南开会，一面照顾我的生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陈绥圻能早一点来济南。但是陈绥圻告诉我说，她已经接到空军的通知，要她十月下旬到空军去看对她的结论，还必须在北京再等几天。 十月下旬，陈绥圻到空军去看对她的结论。虽然她的结论，已由原来的“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里面的不实之词，一点都没有变。她认为，这样的结论不能接受，因此拒绝签字。看来，虽然有党的一贯的政策，有总书记的批示，但是落实政策的阻力还是很大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个人思怨成分在里面。不过这样僵持也不是办法，于是陈绥圻在十一月十一日交出一份书面意见后，就来到了济南。从此，我们两人一直生活在济南到现在。 在陈绥圻没有来济南以前，济南市公安局的赵科长对我的事情十分尽职尽责，几乎是每隔几天就来一次，看一看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陈绥圻来到济南以后 ，赵科长对她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照顾老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十二月九日，赵科长来向我们传达了我在保外就医期间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在家里会见亲友；第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济南市活动，外出的时候要有家属和子女陪同；第三、未经过允许，不得探访亲友，不准离开济南市；第四、不准和外国人交谈、接触和通讯；第五、看病不要到医院去 ，由医生来出诊。住院的时候，要有家属护理。没有家属护理时，由公安部门派人护理。此外，配发的家具要登记。 以上的这几条，除了看病要医生出诊以外，其它的我都是严格遵守的。我一般看病都是自己到医院去的，因为医院的大夫工作十分繁忙，每次都要求大夫来出诊，也有困难。 由于生活上的需要，我学会了做饭、烧水、升炉子，有时还炒几个菜。除此之外，打扫卫生、倒垃圾、买菜等，我也样样都自己做。 我们在支出上精打细算，买一斤肉要分成十块，每次只吃一块。到了月底的收支大抵相当。生活虽然难一些，但是过得还比较充实。 周围的邻居对我都很好，也很关心我。出门去买菜，他们看到我年纪大，都不要我排队。副食店的同志，把好一点的菜卖给我，对我非常照顾。家里的水龙坏坏了、门锁坏了，邻居们总是主动帮助我修理。每次我们去买煤，看到我们一块块地往楼上抬，邻居们也总是自动地来帮忙。这种种事情，都让我十分感动。 有一次，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在采访我时曾经问我，在济南生活习惯不习惯。我说：“在山东生活，我感觉到比北京好，有人情味。济南的山好、水好、人更好。山东人大多憨厚、豪爽、仗义，好交朋友。” 很快就到了一九八二年的元旦。这个时候，北京的几个孩子、潍坊的采芹、上海的陈子圻（陈绥圻的哥哥）一家，都提出要到济南来和我们一起过这个春节。我们老两口一算，好家伙，一共是十七口人！这样，吃、住都是一个难题。 我们把这个情况向赵科长报告了，赵科长答应由他向市公安局的招待所租用被子，再借给我们几个凳子和几块铺板，用来搭床。我们把两间屋子分成男、女宿舍，用借来的凳子和铺板搭成两个大通铺，这样才解决了住的问题。至于吃的，则各自带一点、再买一点。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大了。 到了春节的前两天，各路人马都到了济南，小小的房间，挤得不成样子。但是“人多好过年”，青年人到了一起，说呀笑呀，闹个不停。当时，采芹还从潍坊带来了一台录音机，晚上大家在屋里跳起了交际舞。看到年轻人的活泼、乐观，我也就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囚犯，感到生活虽然艰苦一点，但还是充满了希望。 十年多的监禁生活以后，这是我第一个愉快、热闹的春节。但愿人长久，花长开，月长圆，全家幸福。过去的一切，就让它像梦一样的过去吧！ 四、我的妻子 我出狱以后才知道，因为我的问题，我的妻子和孩子全部都受到了株连，没有一个幸免于难。我出来以后，他们的问题也一个一个地逐渐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我的妻子陈绥圻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原籍浙江余姚，但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求学于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她参加了上海的学生救亡协会，这是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一九四O年一月经同学介绍入党。一九四一年六月，经上海党组织决定，她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以后一直跟随新四军三师部队行动，在三师政治部任职。抗战胜利后又随三师到了东北。解放后组建空军时，她也随我调入空军，在空军干部部工作。一九五四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决定将部队的女同志，除医务、文艺工作人员之外的，统统转业、复员到地方工作，陈绥圻也转业到了中国民航总局工作。以后，她在民航总局任生产计划处处长，一直工作到一九六八年，才由军委办事组下令调回空军，任命为我的办公室主任。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逮捕的当天晚上，空军政委王辉球到我家里去找陈绥圻谈话，要她和我划清界线，交代和揭发问题，并对陈绥圻进行了隔离审查。与此同时，还把我的几个秘书也都送到了亚非疗养院，由中央专案组进行隔离审查。这样，他们就都完全失去了自由。 这年的十一月三十日，空军成立了“陈绥圻专案组”，把陈绥圻和巴璀、梦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搬到了一幢简陋的小楼里。这之后，又把陈绥圻和两个女儿也隔离开，除了节假日以外不准她们见面。 陈绥圻被关的地方名为“学习班”，实际上就是一个监狱。她所居住的房间只有八平方米，有六个女看守，一天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地看管着她。晚上除了不准关灯以外，还有女看守在床边守着。这样的情景是很折磨人的，几乎让她整晚都睡不着觉。平时不谁她出门半步，只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半个小时可以到室外去“放风”。房间窗户全部都被封死了，白天也像地牢一样，靠一盏台灯来照明。这样，时间一长，视力下降，眼睛就逐渐看不清了。 一直到了一九七二年，才经上面同意打开了一扇窗子，房间里才见到了光亮。在这个“学习班”里，她一住就是七年。 说来也凑巧，一九八二年，在发还我们家被他们没收的书籍时，里面夹杂着十几个笔记本，一看才知道是看守陈绥圻的人员写的值班日记。笔记本里篇篇都是这样的记录：“7：20（陈）吃饭，7：40吃光，收拾了一下东西。8：00开始学习。8：25泡了饭，7：40吃光，收拾了一下东西。8：00开始学习。8：25泡一杯茶，一边喝，一边看报书。10：05在椅子上想问题，一直到吃午饭。1：05睡觉。3：00起床。4：05点眼药，4：45继续学习，5：45在椅子休息，过了一会，又继续学习。6：35吃晚饭，收拾了一下，继续学习。9：40在床上休息，躺了一会没有睡着。10：20看电视的回来把她吵醒了，她好像是生气地猛一翻身。10：50睡着，打了一小会儿呼噜。11：20翻身，又好一会儿没有睡着。12：00以后又睡不大着，总的上半夜没有睡好，下半夜睡得好。2：25翻身，2：37动了一下，3：00起来上厕所，躺下就打起呼噜来。3：10可能是睡熟了，拆掉了半截被子。3：40翻身，3：53翻身，不一会就打起呼噜来。4：35翻身。4：37起来上厕所。5：00打呼噜声音比较响，到5：17翻身，呼噜也停止了，随后就一直没有睡着，有时翻身，有时睁睁眼。6：40起床，上了十分钟厕所，就开始洗漱。” 七年来，看守陈绥圻的人员一共换了几十个，国家花了大把的钞票。可每天都是这样的记录，也真是太精心也太可惜了！ 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审查了长达七年的时间，可审查来审查去也没有审查出来什么问题。为了结案，专案组东拼西凑，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给陈绥圻下了一个结论。现将这个结论照录如下： 经查证核实，陈绥圻是林彪死党，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一、一九六八年四月以后，连续五次给林彪、叶群写效忠信。一九七O年五月十三日叶群同黄、吴、李、邱同游长城，陈绥圻也参加了。 二、无耻吹捧林立果，大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O年在空军司令部二级部长以上的会议上，林立果作“讲用”报告结束后，陈绥圻带领喊口号：“向林立果学习，向林立果致敬”等。 三、积极参加为林家“选美”的活动。 四、为吴法宪炮制假检讨，把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向党进攻，说成是偶然事件。把吴法宪同陈伯达的勾结说成是“上当受骗”，极力为吴法宪开脱，对抗毛主席、党中央。 五、九一三事件后，坚持反动立场，掩盖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经与空军党委研究决定，陈绥圻罪行严重，属于敌我矛盾，应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交军委空军送原籍监督劳动。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七日，他们又在空军体育馆召开批判大会，一共有空军机关、民航、北空、空军学院等单位三千四百人到会。他们把陈绥圻押在体育场的中央，批判会议开得轰轰烈烈，很像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种“喷气式”的群众批斗大会。但是这已经不是什么群众运动，而是空军党委主持的会议。 在批判大会前，主持人就向陈绥圻宣布：“今天批判你，没有你说话的权利。在会议上你要老老实实地听取群众的批判，如果你说话，就将对你严加惩处。” 批判大会以后，空军有关人员于八月二十五日将陈绥圻押送到浙江绍兴县虎山茶牧场。这个时候，陈绥圻已五十五岁，已经到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纪。 临离开北京之前，专案组的人告诉陈绥圻，领导上批给她两千元安置费。陈绥圻要求说，孩子还小，生活没有着落，是不是可以把这笔钱留给孩子们生活。答复说，这是去农场生活的费用，不能留下。最后陈绥圻再三恳求留下二、三百元给孩子们，才总算是同意了。 龙虎山茶牧场离绍兴县城十五里，满是红土的山上，到处都裁种着茶树。另外，场内还有一部分稻田和菜地。龙虎山茶牧场下面分了几个生产队，各个生产队里除了有生产工人、下乡知识青年以外，还有一些下放来的“右派分子”。 茶牧场所在地是个雷区，在陈绥圻到这个茶牧场的前一年，有一次雷声轰鸣，雷电击穿了一间房子，打死了一个“右派分子”，还打伤了两个下乡的知识青年。那个“右派分子”是发配来茶牧场劳动，没有人知道他的亲属在哪里，只好草草就地掩埋了。所以一到雷雨季节大家都很紧张。 陈绥圻住在半山坡的两排砖房，是为知识青年修建的，也给了陈绥圻一间，场里找了两个女青年和陈绥圻住在一起，监视陈绥圻的活动。一开始，场里给她每月生活费四十元，后来又增加到五十元。 在农场，一到夏天，蚊虫肆虐，特别是有一种小咬，最是利害，被它咬了后，不几天脸都肿了。另外，劳动也非常艰苦，尤其是七月底的“双抢”（抢种、抢收）大忙季节，时值三伏盛暑，火辣辣的太阳晒下来，身上就像着火了一样，双脚泡在晒得发烫的水里，腿上还有蚂蝗叮咬。每天都是早上四、五点钟出工，晚上八、九点才收工回家。 一开始，陈绥圻也同大家一样到田里去劳动，后来茶牧场的领导看到陈绥圻的年龄既大，身体也不好，为了照顾她的身体，分配她在蔬菜队里劳动。这样，她才很少下农田了。 陈绥圻到了绍兴以后，孩子们就不断跑去看望，他们看到母亲身处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中，非常痛心。特别是巴璀，一见到陈绥圻以后就抱头痛哭，说：“妈妈，你这样的生活条件，太艰苦了！” 到农场的时间长了，陈绥圻和大家逐渐熟悉起来，农场里的工人和知识青年，经常主动帮助陈绥圻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她在农场，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自己做饭的问题。由于她是单身一人，无法砌炉灶，更无法自己去砍柴烧，只能买一个小煤油炉。这样，除了在食堂买一点饭菜外，自己有时也做一点，可以省几个钱。当时农村的煤油是定量供应的，不够用。于是，有的小青年就依靠关系，给陈绥圻弄来了几十斤煤球，又帮她买了一个小煤球炉子。这一下，就解决了做饭的大问题。 又如每年过春节时，家家都要用晚米去换一点年糕吃，一换就是好几十斤。陈绥圻一个人背不动，那些小青年个个都愿意给她帮忙。另外，想炒一点菜没有油，想到城里买一点食品又没有粮票等等，这些都全靠农场的工人和知识青年帮忙。同样，陈绥圻也利用各种时间帮助知识青年学习英语，补习文化课，相互之间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 陈绥圻是在农场听广播的时候，听到要公审“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当时她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她十分清楚，黄、吴、李、邱并不知道林彪出逃和林立果“小舰队”的事情，也没有参与这些活动。应该说，他们的“问题”都只是“路线斗争”问题，而“文化革命”这样的路线问题，牵涉的人就太多了，不是能用审判来解决的。 陈绥圻还告诉我，公审时，她听到辩护律师辩护说，黄、吴、李、邱和“九一三事件”无关，就以为我将会被释放，因为我们是因为“九一三事件”才被逮捕的，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则是“路线斗争”和“政治问题”了。既然问题已经澄清，就应该将我们释放。但她没有想到，我们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其它问题而获重罪，被判刑。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她认为公审也是件好事，原来群众并不了解黄、吴、李、邱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一来至少是把一些问题在群众中间澄清了。如所谓的“林彪的南下另立中央”、出逃、“谋害毛泽东”等，与黄、吴、李、邱都无直接关系。这都是在报纸上公布了的。其它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吧。 我们被判决不久，中央很快作出决定，让我们几个保外就医。一九八一年七月，空军派人到农场找陈绥圻谈话，告诉她说，中央已经批准我保外就医。这件事情完全出乎陈绥圻的意料，想不到中央这么快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她真是喜出望外。 一九八一年的七月下旬，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女儿京秋放假到了龙虎山茶牧场，她告诉陈绥圻说，她和新潮在北京通过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找到了黄克诚的爱人唐棣华，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了一个报告，要求批准陈绥圻到上海治病。来农场之前，她又给黄克诚的秘书打了电话，询问报告的情况，秘书答复说，中纪委已经批准陈绥圻到上海去治病。因此，这次她来到农场，是要带陈绥圻去上海的。第二天，京秋就去同龙虎山茶牧场领导协商。几天以后，场里领导来通知陈绥圻，可以去上海看病。她就和京秋一起，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于七月二十七日离开绍兴到达上海。 离开绍兴前，陈绥圻给在上海的哥哥发了封电报，告诉他来上海的车次和时间。可没想到，后来却没有买到那趟车的车票，只能乘坐稍后的一趟车到上海。在她及京秋到达上海时，原以为来接站的侄子陈天生、陈复生他们已经回去了，不料刚刚出站，就见到天生他们一家还在那里等候，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天生他们告诉姑姑说，第一趟车是晚上七点多到站的，但是他们找遍了也不见人影，估计可能是买不到车票，就决心再等一趟车，反正是接不到人就不走。 陈绥圻和京秋一起，在上海住了大概有个把星期。这时新潮从北京连续发来两封电报，说是公安部已经同意他们八月五日再去秦城监狱探望父亲，已经把陈绥圻列入了探亲名单，要陈绥圻一定在八月四日以前赶回北京，以便一同去秦城监狱。她就和京秋立即买了去北京的车票。她们走后，浙江省公安厅也派人来到天生家里，通知陈绥圻尽快回北京，但她已经走了。 八月四日下午，陈绥圻回到北京。她来到几个孩子住的广安门附近一个空军的家属院。进去一看，几个女孩子合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新潮住的屋子则是唐山大地震时搭的一个地震棚。屋子里面，只有几件破旧的家具，完全是一个贫民家庭的样子。见了孩子们这样的处境，陈绥圻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但是孩子们十分兴奋。邻居们也来劝慰说：“你还伤什么心，看到这些孩子，应该高兴才是。虽然父母不在家，但是他们个个都很争气。有父母的孩子们又怎么样呢？这些孩子知道节俭，有时买一个烧饼，就着啃一根黄瓜，就算是一顿饭。多好的孩子们呀！” 第二天，她就和孩子们一起，到秦城监狱来看我。 第三天，她又去了空军大院，要求对她的问题重新作出结论。空军“两案办公室”的同志接待了她，他们告诉陈绥圻说，胡耀邦总书记已经有了批示，他们会抓紧时间办理的。他们还告诉陈绥圻，她的生活费用以后每月提高到一百元，并当场发给了她两个月的生活费二百元。回家以后，陈绥圻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商量到济南安家的问题。 次日早上起来，梦璀告诉陈绥圻说：“妈妈，昨天晚上我高兴得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见过这样多的大票子（当时人民币面额最大的是十元），我们买一点香蕉吃吧。”听了小女儿的这个话，陈绥圻不禁心里一阵心酸。她立即上街买了一些香蕉，对孩子们说：“你们一人一个，尝尝吧。等以后条件好了，再多买一点。” 过了几天，陈绥圻才知道这几年孩子们的生活是怎样过来的。新潮转业以后，空军一定要把他分配到湖北农场，这不符合当时对复转军人的政策。为此他在北京上访了三年。这三年，别说收入，就连粮票也是一斤没有。巴璀下乡插队，梦璀在中专学习，都没有收入。因此五个孩子基本上都靠仲秋、京秋在各自农场的三十多元工资费，加上梦璀二十元的生活费维持。每月仅仅才八十元钱，要维持五个人的生活，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们精打细算，彼此谦让，平时就把钱放在一个抽屉里，谁需要买什么东西就自己去拿，从来就没有人为了钱而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得知了这些情况以后，陈绥圻的心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陈绥圻到达济南后，她除了专心照顾我的生活以外，也一直在集中精力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想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早在一九七九年陈绥圻还在龙虎山茶牧场的时候，她就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了一个申诉报告，请求中央重新考虑自己是“林彪死党”的结论，以及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的决定，请求党组织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 一九八一年七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陈绥圻的问题作了重新结论的批示。根据这一批示精神和一九八二年中央九号文件精神，空军“两案办公室”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一九八二年三月、一九八三年七月和一九八八年四月，先后四次对陈绥圻的结论作了复议，并四次派人来与陈绥圻见面。陈绥圻对前三次结论都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出于各种考虑，在一九八八年四月的第四次复议上签了字。空军纪委随即对她作出了“犯了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的结论。 从受到审查之日起到这时，陈绥圻被停止党的组织生活已经十七年。远远超过了留党察看两年的时间。因此在宣布处分的同时，又恢复了她的党籍。随后，陈绥圻又主动交了十多年的党费。 一九九二的八月，空军直属政治部转发了《关于陈绥圻同志离休的通知》，规定陈绥圻按副师职离休，离休的时间从一九八八年算起。同时，还转发了由军委江泽民主席签发的《关于授予陈绥圻同志功勋荣誉章的命令》。 到了这个时候，前后经过了二十一年，陈绥圻的问题才总算是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在这里，我和陈绥圻对原空军一些领导人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对后来参与多次复议解决陈绥圻问题的军委领导、空军领导和有关同志表示感谢。应该慎重处理人的问题。只有实事求是，合情理，才能得人心。 五、女儿们 我一共有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和一个养女，他们是儿子吴新潮，女儿吴仲秋、吴京秋（后改名金秋）、吴巴璀、吴梦璀，养女陈采芹。 陈采芹是我妻子陈绥圻哥哥陈子圻的大女儿。一九五O年，陈绥圻的母亲来北京随我们一起住时，采芹也随祖母来到我家，当时还没上小学。一九五三年陈绥圻的母亲病逝，临终时嘱咐我们，要我们把采芹收为养女，把她抚养成人。这样，按照陈绥圻母亲的遗愿，采芹以后就一直留在我们这里，并在我们家里长大，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一九六七年，采芹在空军西安技术学院毕业，分配到空军第三研究所工作。 一九七O年底，经人介绍，采芹同总政秘书处的高瑞荣相识而结婚，后生有一女叫高建平。高瑞荣原是总政副主任田维新的秘书，人很能干，文笔也很好。“九一三事件”以后，因受到我的牵连，在被审查一段时间以后，夫妻俩被转业到高瑞荣的潍坊老家工作。小高在市农委当秘书，采芹在无线电厂当工程师。由于小高因受到我的牵连而被迫转业，心中不平，经常喝一点闷酒。再加上肝脏本来就不好，他突然得了亚急性肝坏死。 一九八四年的春节刚过，我就接到采芹的来信，说高瑞荣病重。不久又接到来信，说高瑞荣已经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非常难过，一个非常有才气、有前途的青年，就这样因为政治斗争而送了性命。 我和陈绥圻商量，要她到潍坊去一次，安慰安慰采芹。对于采芹今后的个人问题，第一步先设法把她调到济南来，然后再设法解决其它个人的问题。这样，我们先请求山东省委组织部帮助，将采芹调来济南，在中国电子器材公司山东公司工作。至于她的个人问题，采芹说要为高瑞荣守孝三年。直到一九八八年，她才和山东省体委的罗焕庭成婚，终于又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我的儿子吴新潮，一九四八年在东北出生，当时正值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翻过山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社论，所以我们给他起名叫“新潮”。小的时候一直随军，从东北一直到广西，然后再随我们来到北京。 新潮本应一九六六年七月毕业于北京八中，但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全国高等院校的统一考试被停止，就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文革”初起，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时，新潮不顾我们的反对，与几个同学外出串联，结果在外面染上了肝炎。 一九六八年全军第一次恢复征兵，我们在新潮的一再要求下，给他办理了参军手续。参军后，他希望能得到一次实战锻炼的机会。鉴于当时中越边境比较紧张，他就到了中越边境正在参加轮战的空三师九大队，参加了抗美援越的战斗并入了党。一九六九年轮战部队回到内地，新潮又调到了空军第十二师，最后又调到了沈阳飞机制造厂，在研制垂直起落飞机的办公室任军代表。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时候，新潮正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在不知道任何事情的情况下，他突然被隔离审查。同时在沈空机关因“九一三事件”而被隔离的，有沈空司令员王毓淮、参谋长莫阳等大大小小的干部五十多人，还有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的儿子和侄女婿。在这五十人里，新潮是最小的一个。当时整个空军部队人心惶惶，谁都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被人抓进去。新潮看到，沈空党办副主任前一天还在盛气凌人地抓别人，转过脸来自己也在第二天被抓了起来。沈空实际上是林立果没怎么插手的地区之一，但也还有如此大的审查规模，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其它空军部队是怎样了。 沈空把新潮关在地下室里，由一些干部和战士看押。整天交代问题，每天只让他到外面去放一次“风”。就这样，新潮在地下室里过了大半年。由于整日不见阳光，把他的眼睛都搞坏了。在地下室关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他们才把新潮转移到一个里面关满了人的招待所，这才使他的生活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十月，当初被隔离审查的人差不多都被放出去了，招待所里没剩下了几个人，于是他们又把新潮和沈空党办主任转移到了沈阳军区。为他的事，沈阳军区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一个专案组里面干部就有五、六个。 在沈阳军区，新潮被他们审来审去，又审查了一年多，还是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来。一九七三的五月，经王洪文批示，沈阳军区又将新潮押解到北京，交空军审查。据新潮说，他离开沈阳的那一天，在车站押送和交接的，有空军来的，也有沈阳军区和沈空的，一共有十七、八人，好不壮观。在从沈阳到北京的火车上，空军来的三个干部和新潮坐一个软卧包厢，这还是新潮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到了北京以后，空军来的人把新潮带上一辆装着窗帘的小车。然后，他们坐着这辆小车，七转八转地来到了空军学院，将新潮关在院内十三号楼里。关新潮的那间屋子，所有的窗户全部被堵死，不让里面的人能看见外面。他们还给新潮规定：晚上睡觉不准关灯，上厕所不准关门。就这样关过来关过去，也没能让新潮交代出什么事情来。连我都不知道林立果在干什么，新潮又能知道什么呢？ 一九七五年，经当时的空军政委XXX批准，将新潮送到陕西省大荔县兰空农场监督劳动改造，特地将新潮放到了他曾经下放劳动的生产队，真是父债子偿。 一九七八年，经当时的空军主要领导人XXX批准，将新潮转业，特别注明要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根据这一批示，湖北省将新潮安排到了京山县九汤山国营农场。 以后，新潮的同学，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亲自向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保荐，由陈丕显书记批准，才安排到了京山县农机厂。但是，这样的安排，仍然是不符合当时国家对复转军人的政策的。新潮不同意，就回到北京，准备上访。他跟几个妹妹们一起挤在一间破旧平房里。由于档案关系已经转到沙市，在北京的他既无户口，又无工作，更无任何收入。 在这期间，军纪委书记黄克诚和我的老战友军委炮兵副司令吴信泉，曾亲自向空军交涉，希望按照有关政策安排新潮的转业，不要株连子女，遭到当时空军领导的拒绝。这样，因为我的缘故，儿子新潮先后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达八年之久。 一直到一九八一年，经胡耀邦的批示，新潮的问题才得到了最后的解决。有了胡耀邦的批示，空军为吴新潮第二次办理了转业手续，补发了被扣下的三年的工资，并对原有的结论，一律予以取消。以后，由山东省委李子超副书记批准，新潮调到了山东艺术学院安排了工作。 我的大女儿仲秋和二女儿京秋，因为我的牵连，一九七三年以后都从部队复员当了农场工人。仲秋原来是学医的，却被分配到北京昌平县北郊农场当了一名钳工；京秋是学外语的，却被分配到北京良乡蚕种场当工人。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后，京秋先后于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两次报名参加考试，虽然考分都很高，但因为我的问题，不能被学校录取。不得已，第二次参加高考并且得知未被录取后，京秋和兄弟姐妹们，分别向中央领导和报社写信反映情况，最后经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批示，她才终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仲秋也是在一九七九年经胡耀邦批示，才恢复了她医生的本行工作，调到北京内燃机总厂职工医院。 我和陈绥圻被收审以后，还在上初中和小学的三女儿巴璀、四女儿梦璀，就开始了独立生活。当时，她们分别只有十四岁和十一岁。靠着每月八元钱的伙食费，她们每天在空军的食堂就餐。星期天食堂不开伙，她们就只好随便买点东西充饥。这两个孩子，相依为命，受尽了别人的冷嘲热讽。在十年没有父母和任何亲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情况下，过着艰苦的生活。真是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她们是怎样过来的。 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衷心地希望这样的日子不再有，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经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痛苦和磨难！ 由于“九一三”事件，空军、全军以至全国受到牵连的人究竟有多少，我无法知道，有人说有军以上职务的人被立案审查的有八百多人，全军受到审查牵连的达到几十万人。这是我军有史以来受到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清洗。当年张国焘的出走没有牵连到任何人。但是林彪事件，却对我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受到株连的人不计其数，对无数受到伤害的人们，我表示深深的同情，也感到无限感慨！连我都不知道“两谋”，更不用说他们了。是不是不需要株连这么多的人，是不是可以团结和解脱更多的人，是不是不必要把这几十万人打到对立面上去？这是后话。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电子书搜索下载 书单分享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 电子书搜索下载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学习资源分享 写在最后的话：对“判决书”的一些看法 自从一九八一年九月“保外就医”到济南以后，一转眼已经有十多年了。一九八七的九月二十四日，山东省公安厅派人来到我家，送来了国务院公安部颁发的“释放证书”。由于我当时还居住的济南市所属的七里山小区，就让我到市中区派出所申报户口，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到一九九三年九月，“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也告结束。从此，我就应该开始享受一个公民的权利和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以后我迁入历下区，住在省委第一干休所。我记得，在济南市历下区的一次基层选举时，有关部门给我发了选民证，还专门派车来接我去参加了投票选举，在场的记者还给我照了相。 在济南期间，我对“判决书”上所认定的有关我的“反革命罪行”，经过反复回忆与思考，认为有必要提出我个人的意见。至于这些意见正确与否，留待史家与后人去评说。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给我下了“判决书”，对我判决如下： 一、本庭确认，以林彪首的反革命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 二、本庭确认，十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如下： 被告人吴法宪，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吴法宪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吴法宪受林彪的指使，于九月三日写了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送给林彪。一九六八年八月，吴法宪伙同黄永胜捏造事实，诬陷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吴法宪在空军诬陷一些领导干部要“夺权”，批判关押、迫害空军干部和群众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授刘善本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组织成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政变的基本力量“联合舰队”。 被告人吴法宪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根据以上的这些所谓“证据”和“罪行”，特别法庭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力五年。 对于“特别法庭”认定我犯的这些“反革命罪行”，我认为事实根据不足。对此，我的申诉如下： 一、关于“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这是“判决书”给我定的性。我认为，这不是事实。 众所周知，从法律上讲，犯罪有四个基本要素，一是犯罪主休，二是主观动机，三是实施行为，四是客观后果，缺乏其中的一项，就不能称其为犯罪。在一九九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之前，“反革命罪”是中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而且也是应用最为普遍的一项罪名。但即使是“反革命罪”，也应该具备四个基本的犯罪要素，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是犯罪。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不要说实施行为和客观后果，就是最重要的主观动机这一项，也跟我丝毫沾不上边。 第一、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六十多年来，跟随党、跟随党领导的军队、跟随毛泽东，出生入死，转战南北，为建设人民解放军、创建人民民主政权，奋斗一生。一直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反对党，更不要说反对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说我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真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辞！六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人、任何证据、任何言行能够说明，我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动机和目的。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我出示过这样的证据。没有证据，凭什么说我“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 相反，这几十年来，我是一直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对党中央、对毛主度坚信不移，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动摇。直到这几年我反思自己走过的路才感到，正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才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第二、判决书说我“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根本不是事实。 先说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问题。不错，林彪在我们党内曾经到过很高的位置，拥有很大的权力。当年，他身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党章上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所拥有的，就算不是“最高权力”，也是“次高的权力”了。但这些权力，都不是林彪夺来的。林彪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我认为主要是两点。 首先是由于他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巨大功绩。几十年来，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长征中、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林彪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为解放军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方面我已经看到了很多书籍和文章，有许多客观的描写和论述。因为林彪的出逃而否定这些，起码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其次，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赏识和一手提拔分不开的。从井冈山起，林彪就一直在毛主席的赏识和提拔下，不断高升。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毛泽东解除彭德怀职务后，亲自提名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让他出来主持军队工作。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决定把刘少奇拉下马，周恩来亲自要我派飞机把林彪接到北京，由毛主席亲自提名，使林彪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事实上的接班人。“九大”期间，毛主席决定在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一切，都不是林彪夺权得来的，而是毛主席亲自选择和安排的。 如果所说的“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是指一九七O年庐山会议期间我们主张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就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重申如下： 一、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林彪本人想当国家主席，相反，林彪几次说过他本人无意当国家主席。再说当时的国家主席也不是最高权力，毛泽东本人担任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才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事实上，国家主席只不过是一个名誉上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担任这个职务多年，还不是被毛泽东说打倒就打倒了。再有，“文革”期间，担任国家代主席的是董必武，但他当时的排名却远远在林彪的后面。林彪已经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党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还有必要冒着和毛泽东对抗的风险，拿着实权支争一个虚权吗？ 二、不论是从当时看，还是从现在来看，林彪和我们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起码不能说是犯罪。法学家张友渔先生早在一九八二年就曾说过：“设国家主席是我国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的重要制度，在十年动乱不正常的情况下，把设国家主席的规定取消了。本来，对国家主席制度来说，对内对外代表国家的国家主席都是不可缺少的。”王德祥先生在《试论我国国家主席制度》一文中也说：“从一九六六年以后，由于十年动乱，国家主席被迫停止了活动，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被迫害而死。一九七五年修改宪法时，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制度，使我国元首制度处于不明确的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八年《宪法》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这两部宪法在设置国家主席的问题上的指导思想都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把设国家主席看作是一种人为的结果，这就不能不给我国机构设置带来消极的影响。 我想，林彪之所以坚持设国家主席，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表明国家秩序已经恢复正常，“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已经结束。他只认为，一个泱泱大国需要设立国家主席职位，不设国家主席则“名不正、言不顺”，不像一个正常的国家。坚持设国家主席，即便当时不合毛主席的心意，也只是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并不违反党纪国法，何罪之有？到了一九八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里，不是又恢复了国家主席的设置，而且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吗？这不是充分说明，我们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吗？！ 三、就算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通过正当的竞争、竞选来争取，这也应该是一个党员、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绝不是什么犯罪行为。自建国以来，有哪一部法律法规，或者我们党的哪一部党章，曾经规定过想当国家主席就是犯罪，就是违反党章？所以说，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把想当国家主席作为一种“罪行”，都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如果说的“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件事，是指林彪“谋害毛泽东”和“另立中央”，那么就请拿出有力的证据来。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来，我十分希望看到，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过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林彪直接策划了“政变”和“谋害毛主席”的行动。如果有这样的证据，（我不是说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的活动的证据，而是指直接证实林彪个人直接指挥和策划的证据），为什么一直不让我们看到？直到今天，林彪是不是直接策划和指挥了这样一个“政变”，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迷。 至于我自己，就更是既没有参与也丝毫不知道这一个所谓的“政变”。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多，不需要再在这里多说了。当年的确有人想将这个“罪名”扣在我们的头上，但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确切的证据，最后只好放弃了这个企图。在审判即将结束时，《人民日报》曾经简要刊登过我的辩护律师的发言。他已经明确说明：“吴法宪和林立果的反革命政变以及谋害毛主席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律师的话不属实，如果当时没有经过中央的认可，是不会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另外，在当时参加审判工作的总政部的图门，也谈到：“黄、吴、李、邱参与或知道‘571’工程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谋害毛主席的罪证没有查到。”（见《超级审判》一书。编者注） 说到我这个人，不要说去夺取“最高权力”，就是一般的权力，也从来没有夺过。我在空军的任职，包括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司令员，以至后来的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成员，都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的，都有毛泽东签署的文件，都不是我夺来的。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那是“九大”全体代表按照程序选出来的，也不是我夺来的。 其实，说到夺权，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毛主席自己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号召过在全国的夺权。相反，由于林彪、老帅们和我们的反对，在军队中，除了一些文艺团体和部队院校以外，任何军事机关和部队都没有夺过权。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号召过夺权，也从来没有夺过什么权。而毛泽东所号召的全面夺权，那是有大量事实和根据的。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夺权的。 第三、“判决书”里说我“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那更是无稽之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参加的只有三个组织—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和军委办事组，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我们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无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还是军委办事组，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的。而空军党委，更是一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除此以外，我就再也没有组织和领导过什么集团了。 至于林立果的“小舰队”，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自然也就更说不上“组织和领导”了。事实上，在“审判”过程的调查中，他们也从多方面证实了这一点，最后不得不承认“吴法宪和林立果的反革命政变以及谋害毛主席没有直接关系”。 在同林彪的关系上，我是林彪的老部下，同林彪的个人关系比较密切，这些我都不否认。但我同林彪的关系，主要是工作关系。林彪这个人，生性孤僻，从不拉个人关系，同他见面，除了谈工作，没有别的好谈的，他也不会跟你谈别的。林彪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是写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是我在工作上的直接领导和上级，党的组织原则规定下级服从上级。由于我的思想水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超越这个框框的。事实上，在我同林彪多年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有关反对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更不要说是有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搞政变”这样的事情。 “九一三事件”之前，中央对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已经作过了结论。一九七一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批判。会议总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指出：“黄、吴、李、邱在政治上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此后一直到“九一三事件”，我都是小心翼翼，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而且在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不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二、关于“诬陷贺龙和罗瑞卿”的问题 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有错误，我一生都将悔恨和反思。 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贺龙的材料是根据成钧、傅伟作、黄立清和廖冠贤四个人的揭发整理的，不是我个人编造的。 第二、一九六八年八月，黄永胜和我在报告中说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当然是错误的，不过在此之前的一九六八年三月和四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浙江、江苏、宁夏、安徽等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复中，已经把罗瑞卿正式说成是“反革命分子了”，所以罗瑞卿的这顶帽子是中央戴上的，并不是黄永胜和我给他戴上的。而且，如果说在“文革”中的报告中或言论中对当时受迫害的领导同志有过类似的不敬语言，就是“反革命罪”的话，难逃“法网”的应该不止是我们几个，大概是不计其数。 第三、关于贺龙和罗瑞卿遭受迫害的问题，我认为主要的责任在毛泽东，以及林彪、周恩来等人，因为这些问题是他们所决策的，主要的安排也是他们所决定的。这样的问题，绝不是黄永胜和我这样的人，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来所能够决定的。在贺龙和罗瑞卿被打倒以后，两个专案组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全面负责的，不能只追究我们的问题。 现在不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不是说“共产党人最讲认真”吗，为什么这里就不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如果一定要用法庭形式来解决党内斗争，那“犯罪”的应该不光是我们几个，因为在几十年的党内残酷斗争过程中，很难找出几个没有整过别人的党内干部。据我的回忆，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示、审问、画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他人的专案组的报告，也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 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管牵涉到谁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对。我在一本关于这次审判的书里，看到当时领导这次审判的人是这样讲的：“也不能不承认毛主席、周恩来有错误，但毛主席和周总理是好人犯错误，他们（指被审判的人）是坏人办坏事！”（见肖恩科，《超级审判》，上册，218页。编者注）用这样的原则来审判我们，对我们还能公平吗？这样的规定起码是好几个准绳嘛！对同一问题的处理，因人而异、几个标准，这样是极不公平，也是不能服人的。 这里我想说两句：“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是我们几个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三、关于“在空军诬陷一些领导干部要‘夺权’，批准关押、迫害干部和群众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的问题。 首先，作为当时空军的主要负责人，我对他们的遭遇负有一定的责任，特别是对顾前和刘善本的死，我更是深感内疚。因为，对那场运动给空军所带来的灾难，我负领导责任。但像顾前和刘善本这样具体问题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个人对他们的“诬陷”所致。这个问题，有空军各级党委的文件报告摆在那里，完全可以去查，看看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主要和直接的责任。在“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不能由我个人来负全部的责任，特别是负直接的责任。对“判决书”中所说的那一百七十四人，我与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也没有利用职权对他们进行过直接的迫害。他们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这主要是当时全党、全国搞运动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当时不仅仅是空军，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都同样开展了这场运动，都有大批的干部、群众受到迫害。据统计，全军共有八万人受到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也就是说，即使按照他们的说法，空军中因我而受到迫害有一百七十四人，那也只占其中的百分之零点二，其余近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责任，七万九千八百多人受到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的责任，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呢？每一个有人受到迫害的单位的主要领导，是不是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呢？ 我从一些资料上了解到，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共有七十三万人遭到诬陷迫害，其中有三万四千八百人被迫害致死，全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平均有二万六千零七十一受到迫害，平均有一千二百四十二人被迫害致死，有些还死得很惨，例如辽宁省的张志新等。这些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责，是不是每一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应该负刑事责任？如果都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话，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和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应该受到刑事处罚呢？ 说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也应该对批准关押迫害各级干部承担刑事责任，对全国受到迫害的七十三万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万四千八百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是主要的责任呢？ 据我所知，包括“延安整风”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整死过人。比如说“反右斗争”，死的人就不少，而且很多人死得还很惨，都是罪不当死的。再比如，对我们“林彪集团”的审查过程中，被整的军以上干部就有八百多人，一些人还被整死了。像我们空军的副司令员曾国华中将，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就在这次的“学习班”里被整死了。曾国华究竟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对这些人的挨整和曾国华等人的死，是不是也应该追究一下有些人的刑事责任呢？ 至于说到对空军的刘震、成钧等人处理，我在前面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一节已经很清楚地说过了，说他们夺权并不是我所说的，而是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说向林彪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情况时说的，而后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由刘少奇定案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包括贺龙在内的几位老帅都对这一定案表示了赞同。我说的这些情况，都有案可查，并非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事。 以上我所说的这些话，绝不是想要为自己推卸责任，如果是我的责任也不可能推卸得掉。我只是想说：在“文化大革命”打击迫害干部的这个问题上，从毛主席，党中央到下面的基层领导，在文化大革命打击迫害干部的问题上都有错误，大家都应当承担责任，接受教训，该谁负责就应该由谁来负责，不能只是把我们几个人推出来做替罪羊了事。 四、关于“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组成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主席，生动武装政变的基本力量‘联合舰队’”的问题。 关于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个话的确是出自我的口，是我同王飞、林立果私下里讲的。这个话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我当时说这个话的意图，主要是为了讨好林彪。然而说了以后，又感到很后悔，想公开收回又怕得罪林彪，以至被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利用来兴风作浪，我负有失职的责任。不过这话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更没在在任何文件上出现过类似的文字。而且我后来意识到有了问题后，确实叫人不要宣传，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影响。 可话又说回来，是不是说了这个话就等于真的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都交给了林立果？当然不是。事实上，关于空军的领导权、调动权，我从来没有交给过林立果，林立果在空军里也没有一分钟是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凡是懂得我们党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中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如果林立果真的能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那他为什么只是指挥、调动了“小舰队”的几个人，而没有能调动、指挥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的部队来搞他们的那一套呢？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林立果在空军是不能够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 所以，这个话我虽然在私下里说过，但是空军的领导权和指挥、调动权，我从来也没有交给过林立果。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部队工作过，特别是在空军工作过的人，都应当知道这个常识。说我在这件事情上犯了错误，说了不该说的话，是符合实际的；但利用这个问题来大做文章，甚至据此来给我判刑，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法律上讲也是站不住脚的。 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随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过比较，我认为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从内心里拥护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 十年动乱转眼之间早已成为历史，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历史学术问题。由于这一段历史过于敏感，因而对这一段历史资料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控制，用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来进行简单的处理。这样一来，这一段历史，按照有些人的说法，象是一团迷一样。我感觉到，当时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利害关系和实际需要，不想说清楚，或者不允许别人说清楚。 我完全同意由后人或历史学家来为“文革”作结论的说法。因为，由于有当事人的个人利害冲突，就很容易造成粉饰或掩饰一些事实的真相。我看到过很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描述，是相当失真的。有的人甚至把毛主席和林彪两人的单独的谈话，描写得象章回小说一样。我感到好笑，当时有谁在场？ “文革”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人，现在已经不多了，所以我感到有必要把我所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说一说。我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自有大量的文件档案可以佐证，有朝一日这些档案材料公布的时候，大家完全可以拿来加以对照和检验。至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我们这些人的功过，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父亲最后的日子 吴新潮 父亲自从一九八一年保外就医以来，一直生活在山东济南，二十多年来，父亲从历史舞台和政治漩涡中回到了普通老百姓中间，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真正融入了老百姓柴米油盐、妻子儿女、繁琐平庸而其乐融融的生活中。整日里买菜、做饭、烧水、打扫卫生、搬煤、倒垃圾、洗衣服，这一切他全要自己做，闲下来时就看看报，锻炼身体。济南的老百姓和街坊邻居，接纳了他，和他交上了朋友。他常常是晚饭以后，拿一个小马扎，和一帮大爷、小青年一起家长里短的，边剩凉边聊天到天黑，有时候还领了一帮人做健身操。大家都把他看作是自己中的一员，没有任何歧视，而是亲切地叫他老吴或者是吴老头，也有叫他“吴老”的，个别的还有叫他吴司令的。每逢这时，他就连连握手，说：“我已经不是司令了，快不要这样叫了。” 这时，生活虽然清贫，但却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父亲常对我们说，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老百姓中间）好。在他一生中，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他吃得香、睡得着，再不用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 改革开放以来，他也亲身感受到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老百姓的衣食温饱逐渐得到了解决，社会物质文化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他说：这一点邓小平功不可没。他从内心里拥护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 山东历届省委省政府，对父亲的生活医疗给与了多方照顾。中央历届领导同志万里、胡耀邦、趙紫陽、李鹏、乔石等对父亲生活医疗上的困难，有过多次批示，这也使父亲在精神上得到了不少安慰。 闲暇之余，父亲捡起了他多年喜爱的书法，整日和一帮书友切磋技艺，由于他多年私塾的老底子，很快有人上门求墨宝。甚至有一次济南市有关单位为了外商投资的事情，指明要父亲的一幅字，说是要他为济南市的建设作一点贡献。父亲为他的劳动得到了社会承认感到很高兴，父亲对我们说，他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二OOO年，父亲得到有关单位的批准，到北京探亲，见到一些亲友和老部下，由于劳累和兴奋，不幸得了脑中风，一下子瘫痪了。山东的有关部门，力主我们迅速将父亲送回济南治病。虽然有山东齐鲁医院医生护士精心的治疗和护理，父亲从此一病不起，在病房里住了三年。由于长期的卧床和一生坎坷艰难的岁月，终于熬干了他的生命，父亲骨瘦如柴，包括大脑和肢体都已经萎缩，奄奄一息，像一支生命的蜡烛燃到了尽头。 二OO四年一月三日，父亲由感冒转成肺炎，虽然使用了大济量的抗菌素，但依然是高烧不退。紧接着父亲又发生了呼吸困难，医院的主治大夫潘教授，向我们发出了病危通知，并说明，将父亲转入“ICU”（加强医疗科）进行抢救的必要性。在十一楼全体医生护士的帮助下，我们把父亲推下了楼，转入“ICU”病房。大夫随即切开了他的气管，并插上了所有能插的管子。几天以后，奇迹发生了，父亲的肺炎和体温得到了控制，一天天好起来，一个月以后已经可以不用药了，父亲的体症恢复了正常。五月十日，应“ICU”病房的要求，我们又把父亲转向了十一楼保健病房。保健科医生护士都说，像父亲这样的情况，在他们科里从没有过，凡是去“ICU”病房的病人，从来就是有去无回。医生、护士都对我们说，你父亲创造了一个奇迹。父亲在十一楼医生护士和我们的照料下，渐渐地恢复起来，脸色也好多了。 然而就在父亲的身体正慢慢恢复时，又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在山东省换发医疗保健证的时候，有关部门告诉我们，吴法宪原省级医疗待遇不符合要求，因此停发吴法宪省级医疗待遇的保健证。得知这个消息，我们都很着急，因为这样一来，父亲今后的住院和用药都成了问题。正当我们通过有关部门向上反映，甚至准备直接向中央领导写信的时候，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十月十六日早上，我从青岛回济南。一路上，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就径直往医院去看望父亲。一进病房，就看见父亲那张蜡一般惨白的脸，甚至连嘴唇都毫无一丝血色。心跳达到了每分钟140跳。我用手抚摸着父亲的头，只见他满脸痛苦，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在和死神进行着最后的搏斗。这天正好是星期天，主治医生一个也不在。值班医生决定立即给他输血抢救，但是，父亲的血管里的血液已经干涸了，保健科的护士想尽办法也抽不出一滴血来，无法和血。医生又提出找“ICU”病房的护士来进行静脉穿刺，但又叫不动。这个时候，正在济南的京秋也赶到了，我们俩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院领导的电话挨个拨打，幸好找到党委书记。他说他立刻通知麻醉科的医生来。 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麻醉科的医生赶来了。当他们正在商量应采取什么措施的时候，父亲的呼吸却突然停止了。一看这情况，医生、护士以及赶来的麻醉科医生，飞快的推来了呼吸机，并开始用人工按压的办法维持呼吸，但是我看到，父亲已经进入了深度的昏迷，失去了条件反射。我从父亲因严重缺血而失去光泽的眼睛里看到，一个生命正在不可挽回地离我们远去。医生说，父亲在临床上已经表现为脑死亡。 事后我们才知道，父亲的消化系统出现了大出血，出血量应该在一千毫升以上，出血的时间也应该有半天以上，他的血管里已经没有血了。不要说是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就是一个年轻人，这样大量的出血，也已经完了。但是他的一颗顽强的心脏还在跳动，为了一生没有得到澄清，不肯停息。 医生、护士们在进行最后的努力。给他做血色素的检查，发现只有两毫克，出血不能制止，输进多少血，就流出多少血。齐鲁医院的医生、护士，用尽了一切办法，山东省老干部局和干休所的人员连夜守候在值班室。一直在济南轮流看护父亲的大姐陈采芹得到消息，也赶到了医院，我在北京的几个妹妹，也连夜赶来，但是一切已经无力回天，我们盼望着的奇迹没能出现。这一次是死神胜利了，父亲临终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参加抢救的医生、护士，告诉我们，父亲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脑死亡了二十四小时以上，但心脏还在跳动。 十月十七日下午十五时十八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们急忙赶到了父亲的身边。此时，医护人员还没有放弃抢救，主治大夫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明白再继续抢救下去也恐怕无济于事了，就表示抢救可以停止了。父亲终于怀着莫大的遗憾，和我们永别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准备处理后事。我们想按照他的遗愿，按照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方式，将他平安地送走。 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波正在到来。。。。。。。 为了有尊严地送别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妹面对着种种压力，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后全部累倒了。在此期间，一些亲朋、好友也顶着巨大的压力，在这最困难的时刻，为我们的事前后忙碌着。对此，我们十分感谢他们的真诚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送别父亲的那一天，十月二十一日，天气阴沉而惨淡。下午一点，母亲带领我们准备前往殡仪馆。刚一走出家门，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门口的胡同聚集了大批的群众，黑压压望不到边，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大娘、大婶、叔叔、大爷、街坊、邻居，把整个胡同都堵住了。见到我们出来，好几百人一拥而上，争着与母亲握手致意，以表达对父亲去世的哀悼。这一幕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也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为了避免事态的发展，母亲再一次显示了一位老革命者的风范。她再三感谢大家之后，就随即登车离去。我们又耐心地说服大家散去，对大家说：“我们的父亲是一位普通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以送别普通老百姓的形式为他送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在我们的说服之下，情绪激动的群众才让开一条路来让我们离去。 如果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这一切，我想他应该可以瞑目了。还有什么能高于老百姓的声音，这是对父亲一生功过的结论，对父亲最大的理解，也是最高的安慰。我们真正看到了在老百姓的心目里，功过是非，心如明镜。我们的父亲，有错误，但是人民群众给予了谅解，人民群众看到这样对待一个老红军、老战士、一位老人，深感悲切。就是天理。 父亲少小离家，为了千百万像他一样的穷苦百姓能过上好的生活，南征北战，浴血疆场十九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此，他一家七口全部被国民党政府迫害而亡。建国以后，为了保卫和建设这个国家，他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心中只想着如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时，与父亲共处一屋的我们，一个月下来甚至连他的面都见不着，只知道他每天都在工作、工作。对父亲的这些贡献，有些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三十多年来，一直在进行蓄意抹杀、歪曲和颠倒黑白，企图让人民群众对父亲另眼看待。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在可亲可敬的普通老百姓心目里，父亲依然是一个值得被他们尊重和纪念的人。我们的父亲并不是完人，也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人民群众不仅能够理解他，愿意谅解他，而且从来也没有忘记他为人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公道自在人心”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送别的会场，凄惨而凝重，说凄惨，是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由我们家属自己举办的送别仪式，说凝重，是因为所有参加的人，个个都冒着风险，他们对父亲的情谊，各个千钧重。父亲的挽联是母亲亲自审定的： 戎马一生，坎坷一生，是非功过，历史澄清 来自百姓，还原百姓，穷通荣辱，天淡云静 父亲将自己的名字改做吴澄清，大概是看淡一生的荣辱和功名吧。天上究竟有多少冤魂？比起历史的长河，比起天下的苍生，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父亲穿着四十年前的旧军装。让父亲穿着这套红星加红领章的旧军装离去，是母亲决定的。这是因为：当年，他顶着这样的红星、戴着这样的红领章，参加了红军、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后，他又顶着这样的红星、戴着这样的红领章，被关进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里。在四十一年的军队生涯中，父亲曾先后穿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五五式和六四式）等各式军装。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这四十一年始和终，他都是与红星、红领章相伴。所以母亲认为，今天他也应该顶着红星、戴着红领章，与我们诀别。 父亲身上覆盖着白色的丝绸，周围簇拥着鲜花，我们本来可以给他覆盖红绸，但是我们想到这血红的颜色，对父亲来讲，过于沉重了。父亲为共和国的事业，献出了他的全部家人。他们大概在召唤父亲，他从无色的世界中来，回到无色的世界中去。 母亲没有一滴眼泪，她的泪腺中已经没有泪水，她给我们规定，不准哭，要集中精力考虑办好父亲的丧事，谁只知道哭谁就对不起父亲，我们为我们的母亲感到骄傲。父亲的离去，没有人比她更悲痛，但是她的坚强，使全场的人感到震惊。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都没有失声痛哭。我看到，为了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姐妹们一个个都紧紧地咬着嘴唇，有的甚至咬出了血印。当母亲最后一次亲吻父亲的时候，她喃喃的向父亲诉说着什么，事后我们问她说了些什么，她说：“我告诉你爸：放心的走吧，永别了！” 最后，我们把写着“澄清”的白绢和一面“八一”军旗，覆盖在父亲的身上，并与他进行了最后的告别，并目送着他走入天国。 永别了父亲，您放心地走吧，我们绝不会辱没您的名声！安息吧父亲，愿您在天国里得到永生！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关于父亲丧事的问题，我们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了申诉信。在一些老同志的关切和安排下，不久新的精神下来了，对父亲的后事进行了妥善的处理。在这里，我们全家衷心感谢这些老同志，衷心感谢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吴官正书记。是他们使我们重新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愿我们国家走入民主法制的轨道。愿我们所遭受的一切成为历史，永远不会重演。 全文完 Table of Contents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序 第一章 我的一家人 第二章 在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第三章 艰难的长征 第四章 战斗在陕甘宁边区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一）建设苏北根据地 第六章 抗日战争（二）新四军三师 第七章 解放战争（一）激战东北 第八章 解放战争（二）挥师南下 第九章 建设空军 第十章 “文革”的前奏 第十一章 风风雨雨闹“文革” 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 第十四章 “庐山会议没有完” 第十五章 阶下囚 第十六章 “保外就医”到济南 写在最后的话：对“判决书”的一些看法 父亲最后的日子 吴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