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些压实的纸箱废纸方块每个重达1500磅。这些方块里面的材料侧面反映了中国城市居民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

当《纽约时报》请驻北京摄影师沈琦颖(Sim Chi Yin)拍摄一个关于“开始”的故事时，她开始考虑从这座城市的郊区入手——她过去一年一直在市郊采风，作为她的一个持续进行的关于中国城市化的作品的一部分。这周，我们正在庆祝《纽约时报》开通首个Instagram账号@nytimes，首批内容为七位世界各地的摄影师拍摄的以“开始”为主题的照片。沈琦颖的照片于周四（本文最初发表于2015年3月13日——编注）一日在此账号上陆续发布。——凯丽·麦克唐纳(Kerri MacDonald)

过去的一年中，我一直在拍摄北京的边缘地带，即那些刚刚超过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铁网络之一的北京地铁的触角触及范围的区域，那城市与乡村的交接之处。

这些区域——北京市的延伸、我过去八年居住的地方——往往呈粗陋之态，与首都城里相比，似有天壤之别。

在探索过程中，我偶然发现的地方之一，便是北京北郊聚集的数个回收场，这里是地铁五号线终止之处。这是北京一些成堆的垃圾走向消亡之地——消亡是为新生、被回收利用。废纸和纸板被压制成重700千克的立方体，装在16轮卡车上，运到东部省份山东进行处理，化身为纸张回京。塑料瓶——里面的可乐、雪碧、冰红茶已被清空——经分类后，再被送走，被磨碎并转化为聚酯纤维，用来做新衣服，或填充被子和枕头。泡沫聚苯乙烯、金属、玻璃都会被收集，每个回收场都有专门处理的特定材料。

络绎不绝的男男女女们穿着厚外套、戴着手套，开着机动三轮车、客车和卡车缓慢移动，垃圾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被堆起、被捆住。

“这些全都是家庭垃圾。太多了。再不想点办法处理所有这些东西的话，我简直不敢想得有多少填埋场才能把这些都处理掉。”今年34岁、靠回收塑料为生的钱林生（Qian Linsheng，音译）一边动手数着瓶子，一边说道。

随着北京的人口爆炸式增长至逾2000万，人们所产生的垃圾的数量也成倍增长。

所有来到这里等待重生的生活垃圾，也述说着另一个故事：它们昭示着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日新月异，及中产阶级的崛起。垃圾堆里有教材、杂志、日历、收据碎片和农历新年剩下的鞭炮盒。但里面还有奥迪车宣传册、进口牛奶及酸奶的纸箱、比利时啤酒罐、白兰地和葡萄酒酒箱等等。

钱林生说，要被分类、计数再打包的垃圾数不胜数。来自中国中部省份河南的钱林生和他妻子的兄弟（或姐妹的丈夫）在过去的五年中一起经营这家塑料回收场。从每天清晨6点起，两人便开始从拾荒者手中收取大包小包的废品，一直忙到深夜。

但他们俩打算再干几年就不干了。钱先生说：“这活又脏又累。我知道这些东西会被重新做成别的东西。但我也没想那么多。我们只是收垃圾，靠这个某条生路而已。”

照片为@chiyin_sim / @viiphoto为《纽约时报》Instagram账号@nytimes“开始”主题图片报道#NYTbeginnings所拍摄。

翻译：田晨炜、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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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洛克称，这个名叫杰弗里·威廉姆斯(Jeffrey Williams)的男子已承认开枪。

他说，“至少有几枪”是来自圣路易斯县北部的威廉姆斯在车内射出的。

麦卡洛克说，他使用的武器是一支.40口径手枪，已经被当局起获。

麦卡洛克表示，“他当时可能是想射击其他人，而非警察，但最后却击中了警察。”

麦卡洛克说威廉姆斯已被关押。他还强调，调查仍在继续，当局可能会逮捕更多人。犯罪嫌疑人是通过社区成员提供的信息找到的。

麦卡洛克说，威廉姆斯表示自己曾与警察总部门前的一些人发生争执，“而这与正在进行的示威游行没有任何关系”。检方称，威廉姆斯表示自己当时是在向与他发生争议的人开枪。

“他是一名示威者，”麦卡洛克说。“他那天晚上很早就到那里参加示威活动。他曾在其他时候到过那里，参加示威活动。”麦卡洛克表示，威廉姆斯因为接受赃物在服缓刑。

几名抗议领袖迅速通过Twitter发布信息，称身为非裔美国人的威廉姆斯不是抗议队伍中的一员。

自去年夏天抗议活动爆发以来，德雷·麦克森(DeRay McKesson)一直在社交媒体上记录抗议活动。麦克森发帖称，“不，我不记得曾在抗议活动中见过涉嫌开枪的杰弗里·威廉姆斯，包括案发那个晚上。”

这两名警官——一名来自县警察局，另一名来自附近的韦伯斯特·格罗夫斯警察局——当时肩并肩地站着，参与组成一条防线，拦截警察局对面的示威者。当局表示，从示威者后方——差不多125码（约合114米）远的地方——至少传来三记枪声。

去年8月9日，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开枪将手无寸铁的18岁黑人少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打死，此后这里的局势一直紧张，而此次枪击事件愈发加剧了这种气氛。去年11月，大陪审团拒绝起诉威尔逊。

翻译：陈柳、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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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伦在五年前上台时曾强调，英国将是美国忠实而不盲从的盟友，由于被认为是一场惨败的伊拉克战争，以及长达十年的阿富汗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观点在这里十分流行。即使在保守党内部也存在对美国领导的怀疑；而英国左派则长期以来一直有这种感觉。

卡梅伦希望通过对财政责任、发展经济以及改善贸易等方面的关注，在5月7日的选举中再次当选。所以，他不仅希望能削减政府和军费开支，还希望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英国不顾华盛顿反对，宣布打算成为北京新创建的一间亚洲发展银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

“有时候为了经济增长，你必须做你应该做的事，”伦敦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说。他提到了卡梅伦对会见达赖喇嘛的担心、英国对香港民主游行的软弱立场，以及——根据北约(NATO)的要求——将军费削减至低于国内生产总值2%的意向。

尼布利特表示，“这提醒选民们，英国与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要，但不见得是必须随时保持步调一致的那种特殊关系。”

分析人士表示，英国周四宣布打算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的举动，令该行还未开始运营已经积攒起信誉，还将鼓励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的其他盟友成为该组织成员国，中国投入巨资筹建亚投行，希望其在亚洲事务方面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力。

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也是七国集团(Group of 7)中第一个将要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中国希望该银行能成为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竞争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英国的加入是它向这个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军事方面，奥巴马政府的高层官员和英国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的一些资深议员都在迫使卡梅伦增加军费，他们辩称，俄罗斯正在步步进逼，如果过度削减军费，英国可能会进一步失去影响力。

英国是欧洲少数几个勤修武备的国家之一，GDP的2%用于国防——这是卡梅伦去年在北约威尔士峰会上做出的承诺。

但军事专家说，英国的军备开支已经低于这个比例了。而且今后五年，如果保守党能重掌政权，预算还会被更大幅度地削减，尽管志在收复旧山河的俄罗斯正给北约带来新的威胁。

英国军方权势人物强烈反对在过去五年裁减预算基础上进行更多的削减，现在像陆军参谋长雷蒙德·奥迪耶诺上将(Gen. Raymond T. Odierno)这样的美国高级官员也开始明确表示反对。

1月私下会见卡梅伦时，奥巴马对英国正在丧失关键性的军事能力表达了担忧，认为它作为盟军的战斗力在减弱。除了这一点之外，这两位务实的政治人物的晤面可以说一团和气。

但是，就像在中国筹备的银行问题上一样，华盛顿还担心，如果英国守不住2%的承诺，其他欧洲国家也会比现在支出更少。美国已经承担着北约70%的军费开支，它希望欧洲承担更多责任。

从事军事和安全事务研究的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本周在一份报告中警告，下一个财年，英国的军费开支将仅为GDP的1.95%（不包括用于军事行动的部分），2016到2017年度将只有1.85%。要达到北约的标准，军费应该增加30亿英镑，约45亿美元，到2019至2020年度，则应再增加59亿英镑。

报告预测了悲观的前景，认为今后四年，英国实际军费开支将缩减10%。另一个乐观的估计是到2019年每年增加开支40亿英镑，但仍仅为GDP的1.75%。报告警告，英国陆海空三军的总兵力到2020年可能从14.5万人下降到11.5万人。

该机构还说，2010年以来，军费实际缩减了4.3%，主要来自人员的裁减，但类似的省钱办法现在更难做到了，新装备的成本又很高。

卡梅伦和他的保守党在为5月的大选造势，他们靠的是对经济的管理，还有关于平衡预算和小政府的承诺。他的竞选战略专家林登·克罗斯比(Lynton Crosby)建议，托利党候选人除这几点之外的话要少讲，以至于国防甚至没有作为选民可能关心的问题被提出来。

周四，保守党议员、前陆军军官约翰·巴伦(John Baron)在普通议员席中引导了一场有关军费问题的辩论，要求政府保持2%的目标，并谴责自己所在的政党及工党拒绝在下一届议会中致力于完成这一目标。

他表示，“我们已经告诫其他北约成员国其重要性，我们自己应该以身作则。”

至于亚投行，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周四明确表示，英国已经下定决心加入该行，称这“对英国和亚洲来说是一个共同投资和发展的绝佳机会”。

中国一直在宣传能在贸易上把中国和欧洲联系起来的“新丝绸之路”，而且希望扩大出口的英国也不想得罪北京。

中国财政部对英国的决定表示热烈欢迎，并于周五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如一切顺利，英国将于3月底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华盛顿方面表示对该新机构保留意见，理由是该银行不会达到环境标准、采购要求，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及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为其贷款项目采取的其他保障举措。

但是从根本而言，华盛顿认为这个中国机构是对那些战后建立的组织的故意挑衅——这些组织由美国和日本领导，其中日本所起的领导作用相对较小。

在欧洲，华盛顿也面临着俄罗斯对战后秩序的类似挑战。这就是美国人希望北约能加强防御和威慑力的原因。

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含蓄地批评了英国关于这个银行的决定，表示此决定违背了奥巴马的愿望。

“这是英国的主权决定，”一名发言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说。“我们希望并期待英国利用自己的声音，推动高标准的引入。”

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院长咸在凤(Hahm Chaibong)说，英国的声明很可能令韩国政府内部就加入该行的好处再次展开争论。

“它将给那些一直在推动此事的人提供大量弹药，”咸在凤说。“贸易和金融部对其表示支持。美国的反对立场则一直很坚定。”

倘若韩国能成为创始成员，在北京看来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习近平一直在寻求韩国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的支持，她必须在美国提供给韩国的安全保护和中国相对较新的经济影响力之间寻求平衡。

翻译：陈柳、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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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年一度的两会结束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提到了这起事件，据中国官员透露，周五，这些农民在中国西南部的甘蔗田里耕作时，被飞机投掷的炸弹击中。中国外交部和一名军事指挥官，以及李克强总理都已经对这起跨境袭击事件进行了谴责。

李克强向遇难农民的家属表示慰问，并称，“在中缅边界我方一侧，一些我国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损失。”

“我国政府、外交部、军方都向缅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他还表示，“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坚决维护中缅边境的安全稳定。”

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在周日报道称，缅甸总统办公室的一名高级官员对该国飞机应为农民死亡事件负责的说法予以否认。他表示，此事或许是想挑起事端的一群人所为，但他还承诺会与北京方面进行合作，共同处理此事。

然而北京似乎确信，缅甸军队与此事有关。周六，中国高级指挥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还警告称，缅甸军方必须防止在缅甸北部与武装少数民族的战争蔓延到中国。

周六晚些时候，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大校在国防部网站的声明中称，中国部队已经加强了中缅边境的巡逻力度。耿雁生说，“如果再次发生缅甸军机越境或其他危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严重行为，中国军队将坚决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应对。”

在缅甸军队与汉族支系果敢族之间日益升级的冲突中，此次的农民死亡是最严重的事件。目前，战事已经波及靠近中缅边境的中国云南省，数以千计的果敢族难民都已逃往那里。中国官方表示，另外还有九人在周五的轰炸中受伤。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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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全体会议结束时举行记者会已成为中国政治日程上的一项固定活动，作为展现政治坦诚与问责之举。但这些记者会大多是一种做作的仪式，提的问题通常是预先挑选及修改美化过的，以避免播出有关法律权利、腐败丑闻等的具争议问题，以及其他不受共产党领导人欢迎的主题。

今年的记者会也同往常一样。不过，李克强接受了一位记者有关空气污染的提问，其中提到了被禁纪录片《穹顶之下》。总理承认，在对待无孔不入的雾霾上，政府的努力与公众的愤怒之间存在差距。

“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李克强在回答《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记者的提问时说，该记者询问了政府在环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遇到的阻力。

李克强说，“政府在治理雾霾等环境污染方面，决心是坚定的，也下了很大的气力，但取得的成效和人们的期待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我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不达目的决不停战。”

虽然有一层褐色烟雾阻碍了视野，但北京周日的天空淡蓝，美国驻华使馆空气监测器评估的空气污染程度为“不健康”。尽管在全国人大期间有过一些更晴朗的天空，但污染问题的阴影笼罩着与会者们。

《穹顶之下》是国家电视台一位前知名记者做的在线调查报告，在全国人大召开前的3月5日播出后，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在全国人大召开的第二天，官员下令国内网站删掉该纪录片。

虽然中国的空气污染也许不像印度城市中的那样可怕，但人们对《穹顶之下》的反应显示，许多中国人对连呼吸这种行为都可能危害健康感到非常愤怒。来自汽车、工业以及发电厂的颗粒物和有害气体所形成的混浊空气经常覆盖在北京及其他中国城市的上空，这是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履行政府洁净空气承诺上不作为的证明。据环境保护部统计，去年，在74个有空气质量监测的城市中，只有8个达到了清洁标准。

李克强没有提及《穹顶之下》及其被禁播一事。但他承认，纪录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环保部门太软弱、无力对付国有能源企业集团，其宽松执法不足以限制污染。李克强说，政府要严格执行新出台的环境保护法。

李克强说，“对违法违规排放的企业，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坚决依法追究，甚至要让那些偷排偷放的企业承受付不起的代价。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

虽然记者的问题提到了国有企业的责任，但李克强避免了直接指责包括大型石油公司在内的国有企业，很多环保人士说，国有大型石油公司在阻碍政策制定，扼杀旨在保护环境的法规的执行。李克强只表示，政府将努力全面实施治理环境污染的法律，对污染者征收更高的罚款，新环保法的细节数月前公布时，环保人士曾称赞过这一措施。

由李克强宣布并得到全国人大批准的今年7％左右的较慢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通过减少对煤炭的需求，来帮助政府减少污染。

自从2013年3月举行自己担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以来，李克强已连续3年在事先策划的记者会上就一些问题发表言论，这些问题包括环境、官员腐败，及经济。

周日，他提出了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3.1％的目标，排放强度指的是单位经济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他表示，政府将就讨论已久的“环保税”立法。

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去年，中国的煤炭消费总量下降了2.9％。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的科学家格伦·P·彼得斯(Glen P. Peters)估算，煤炭消费的下降，加上水泥生产增长的放缓，让中国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降低了0.8%，二氧化碳是人类活动产生的主要温室气体。他说，这是在经历了超过15年的快速增长后，中国碳排放量的首次回落。

然而，在全国人大期间，几乎听不到有关污染引发民愤的讨论。这个由共产党控制的立法机构有2965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党员和官员，在一年一度的全体会议期间，他们讨论并例行公事地批准政府的计划。尽管如此，公民的一些懊恼还是悄悄地走进了会场。

人大代表朱列玉律师提议，环境保护部部长应像总理那样，在全国人大做工作报告，如果报告得不到代表的通过，部长就该辞职。

几周前新近上任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也承认了政府的失职。

就任环保部部部长之后，陈吉宁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座谈会上说，“过去环保执法过松过软，环保不守法是常态。今后要把这个常态翻过来，让守法成为常态。”

《穹顶之下》刚在网上播出之后，陈吉宁曾称赞其像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该书激发了美国的环保运动。但在纪录片遭禁之后的3月7日，陈吉宁在一个看上去经过仔细编排的记者会上，只字不提这部影片。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黄安伟(Edward Wong)自北京、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

翻译：Cindy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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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极具权势的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发动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中倒台的级别最高的军方人物。

新华社报道称，徐才厚因膀胱癌终末期，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

徐才厚已被开除党籍，他的上将军衔也被撤销，但是关于他的起诉尚未宣布。新华社报道称，由于徐才厚病亡，针对他的刑事调查将会终止。

去年，有媒体援引官员的话称，徐才厚患有膀胱癌，将会得到适当治疗，但他的案件会得到进一步调查，这显示了政府根除各个级别违法行为的决心。

徐才厚自去年早些时候开始接受调查。他曾是中国军方高层领导人，资历仅次于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

新华社之前曾报道称，徐才厚承认了收受“巨额”贿赂的指控。

翻译：陈柳、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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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反腐触及军队，中将涉贿赂案调查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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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们表示，这些女性都被关押在北京西部的海淀看守所，尽管其中两人上周被关押在中国东部的其他城市。其中只有李婷婷得以在看守所与律师见面。

律师燕薪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她没有任何构成‘寻衅滋事’的行为。”

燕薪表示，他周四在看守所见到了李婷婷，她看起来情况不错。他表示，李婷婷告诉他，3月6日晚间出现在她公寓将她拘留的警察没有出具填写好的逮捕证或身份证件。

他说，“我们会对抓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提出控诉。”

这五名女性起先在3月6日及7日晚间在警方于北京、杭州和广州开展的统一行动中被拘留。她们准备在国际妇女节——上周日——前后在中国的几个城市发起抗议活动，呼吁抵制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行为。抗议者计划在公交车、地铁和其他形式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张贴谴责性骚扰的标贴。

这些女性都与非营利组织益仁平有关。该组织在中国各地设有办事处，倡导让肝炎患者、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以及残疾人享有平等权利。

她们都被认为是一个全国性妇女权利活动人士组织的年轻领导人。2012年，当时还是一名22岁学生的李婷婷组织了一场运动，呼吁官方建造更多的女厕所。

除李婷婷以外，被拘留的还有韦婷婷、郑楚然、武嵘嵘和王曼。郑楚然和武嵘嵘分别在广州和杭州被拘，这两座城市是她们各自所居住的城市。二人的律师称不知道为何她们会被关在北京的看守所。

上周末还有至少五名女性活动人士被拘，但均已在审讯后获释。

过去一周，国际妇女权利倡导者一直在网上传播一份请愿书，对拘押这些女性的行为表示谴责，并要求中国官方释放她们。

周五，海淀看守所接电话的一名女性拒绝回答问题，并表示需要有人以书面形式向看守所递交这些问题。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Vanessa Pi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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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年底掌权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官员腐败宣战，随后一直强调勤俭节约。本周，在北京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勤俭节约的作风得到了充分展示。这里曾经是中国权力最大的政治人物以及最有成就的商业、学术、体育和艺术界人士用来展示成功的舞台；然而今年，不事铺张成了此次大会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政府为代表们提供的酒店房间里，不见了水果、鲜花和茶包。代表们将携带自己的箱包，并自己擦鞋。

有些过去因为奢华装束而引人瞩目的代表，似乎也接受了新的节俭政策，甚至还融入了最近流行的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素。据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名牌服装“明显减少”。

2012年，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被人拍到佩戴香奈儿(Chanel)珠宝，身穿璞琪(Emilio Pucci)肉粉色西裤套装——价格为23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照片，引发了关于权与贵在中国日益融合的批评讨论。2013年，她还因为身着阿瑟丁·阿拉亚(Azzedine Alaïa)裙装前往海南岛参加博鳌论坛而引起注意。

但是，在去年的会议上，她却一反往常，穿了一套低调的米黄色套装，拿了一个普通的布袋。今年有报道称，她在瑞士的一个秘密银行账户中有将近250万美元存款；但有人看见她拿着一个被中国新闻媒体称为“环保袋”的袋子——上面印有“碧水·蓝天”的字样——以及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保温杯。

甚至连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创始人、因喜爱昂贵西装和私人飞机而闻名的亿万富翁许家印，今年都保持低调，放弃了昂贵的配饰，比如他在2012年参加两会时佩戴的镶有金扣的爱马仕(Hermès)腰带。

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歌手宋祖英放弃了之前参加会议时身穿的名牌服装和皮草夹克，而是穿了一身朴素的套装。歌手、《中国梦之声》评审韩红也放下2012年在网上引发大量评论的宝缇嘉(Bottega Veneta)手袋，改用一个更简单的包。

这番旨在突显朴素生活的艰苦努力，没有避开中国网络评论者的注意。

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网发表报道，详细讲述了李小琳今年的衣着变化，浙江省的网友政经灼见集萃评论称，“低调做得好！！”

广西省的网友腐竹佬评论称，“认真反腐，好好学习吧。”

对于另一篇有关今年的节俭指令的文章，网友悠小蜗评论道，“勤俭节约一直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美德，两会的节俭为今后各种会议开了好头，希望这种节俭作风长盛不衰。”

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称，为了鼓励端正的举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纪律检查小组，对代表们的会议进行监督。代表们入住的八个酒店中都设有意见箱，允许会议参与者和工作人员“互相监督”，向检查小组提交“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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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会，富豪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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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些要求不具名的人士说，阿里巴巴的投资使三年半前成立的创业公司Snapchat的估值达150亿美元。

对Snapchat来说，这是一笔巨额投资。Snapchat是一个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它让用户能互相发送看后自行消失的照片、视频和短信。此估值让这家年轻公司毫不含糊地跻身硅谷未上市技术公司中最有价值的行列。

许多年轻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正募得数以亿计美元的投资，估值不断飙高，其中一些公司几乎或完全没有营收。社交网络公司Nextdoor最近募得1.1亿美元的投资，使其估值达到了11亿美元，尽管该公司还没有赚到任何钱。

Snapchat也许对自身的价值有更宏伟的设想。据一位知情人士的说法，该公司最近已考虑过投资者提交的能让该公司估值达190亿美元的计划书。这一估值几乎是公司一年前寻求投资时估值的两倍。

阿里巴巴2亿美元的投资由彭博社(Bloomberg)首先报道，据一位了解交易的人说，这笔投资不在公司最近讨论的计划范围之内。

这两家公司一直在寻求某种程度的合作，过去曾洽谈过投资可能性。

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在中国消费者互联网占主导地位，这笔投资将让阿里巴巴有机会打入一个正在崛起的西方热门公司。这是阿里巴巴对西方创业公司一连大举投资中的又一笔；去年，阿里巴巴曾向聊天应用软件公司Tango倾注了数千万美元，还向一个流行的移动游戏工作室Kabam投资了逾1亿美元。业内人士说，这些投资是阿里巴巴进军硅谷的桥头堡，使其获得发现、并投资下一个热门创业公司的潜在早期机会。

从Snapchat的角度来看，与阿里巴巴合作可能会让这家年轻公司得到对中国市场的宝贵见地——中国是一个拥有逾13亿潜在用户的有价值的市场。

因为年轻用户能用Snapchat软件互相发送裸照，公司的早期名声不怎么样，但公司创始人埃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和鲍比·墨菲(Bobby Murphy)一直坚称，那不是软件设计的目的。

Snapchat近来已做了许多内部调整，把自己定位为观看丰富媒体内容的平台。今年一月，Snapchat推出了一款名为Discover的新产品，通过应用软件的这个部分，用户可以观看像CNN、Vice、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以及几个其他公司每日提供的原创内容。

这也是Snapchat试图用自己的服务赚钱的最大努力。据了解交易内情的人士说，Discover部分中的一些内容包括广告，广告收入由Snapchat与媒体制作商分享。

阿里巴巴和Snapchat的代表拒绝置评。

翻译：Cindy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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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档名为《奇妙的朋友》的节目是湖南卫视最近的一个大热门。总部在长沙的湖南卫视曾经播出火爆的《超级女声》，2005年季终剧集有4亿人观看，粉丝通过短信投票选出“超女”。

那年的“超女”李宇春就是《奇妙的朋友》中六位明星之一。这档真人秀一播出即大受欢迎。1月24日首集播出时全国约有2000万人观看。目前已经播出了七集，在新浪微博上，就已经聚集了超过19.6万名粉丝。

每集中，李宇春和其他明星会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接受一个与动物园管理有关的任务，这些任务让他们有机会和动物们亲密接触。长隆动物园的网站介绍说，动物园有2万只野生动物，还有全世界最精彩的白虎表演。长隆说，《奇妙的朋友》的目的是让人类与动物更加接近。

动物保护主义者却说，这恰恰是应该避免的。

“出于太多的理由，应该停播《奇妙的朋友》，”总部在香港的亚洲动物基金的戴夫·尼尔在一则声明中说。“关于动物园动物的需求和福利，它严重误导公众，同时还威胁到他们的福利和健康。”

亚洲动物基金发起了一个运动，要求停播这个节目。该组织的声明中说：中国“数千社交网络用户”响应了他们的呼吁。北京一个名为“拯救表演动物”的志愿者组织还向广电总局投递了公开信。

“很多人会觉得宠爱就是对动物的爱护。但他们不明白，野生动物应该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生存，”总部在纽约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动物学家和中国项目主任解焱说。“人们觉得给猩猩穿上衣服很可爱，从动物的角度，却不是这样。”

解焱还说，人与动物过于接近，危险是双向的。

根据广州《新快报》的报道，《奇妙的朋友》中一个演员、曾出演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的倪妮在开拍第一天就被猩猩咬伤，紧急送到了医院打狂犬疫苗。

周三和周四时，记者始终未能联系到湖南卫视在长沙的总部。上周，湖南卫视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参加拍摄的明星之前都曾经过培训，但未说明是什么样的培训。每集节目中，观众可以看到，有专业的动物园工作人员监督明星们的活动。

据旧金山动物保护组织野生救援的中国项目主任子雯说，她所在的机构和湖南卫视曾讨论在节目中开展联合募捐活动，用于推动动物福利。但她说，这个计划后来被放弃了，因为野生救援未能事先看到样片。

“我想他们的思路是希望人们对动物会更加喜爱，先有了喜爱才会去保护，”子雯说。“但我们不赞同他们追求娱乐的拍摄方式。”

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用名人效应吸引公众注意也是惯常的做法。去年，野生救援推出纪录片《野性的终结》，记录了篮球明星姚明赴非洲了解大象和犀牛盗猎的见闻。

但子雯说，与《奇妙的朋友》不同，姚明的纪录片中，人类观察者与野生动物是保持距离的。“姚明在非洲是为了直面盗猎的真相，和追求收视率的电视节目是不一样的，”她说。

批评者还说，这档节目违反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规。

2010年，中国林业局曾禁止动物园从事游客与动物亲密接触的活动。但这个禁令没有惩罚措施，执行也不力。在中国的动物园，这个禁令经常被无视，游客爱抚动物、与动物合影的情况很普遍。

去年12月，陕西一个大熊猫繁殖基地的四头大熊猫感染犬瘟，全部死亡。这个基地是对游客开放的，因此怀疑是人类或宠物把病毒传染给了熊猫。

事后，林业局又传达禁令，重申游客与野生动物不得亲密接触，但仍然没有明确罚则。

长隆到周四时仍然没有回应采访请求。上周接受《新快报》采访时，长隆介绍说，集团下的野生动物园和珠海的海洋馆每年共接待游客2400万人。《奇妙的动物》播出时，观众可以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得免费的长隆观光门票。

本文最初发表于3月12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

军方官员称，他们有信心在几天之内宣布在提克里特获胜。在击退武装分子的行动中，夺回提克里特是一个核心目标，这也是自伊斯兰国去年6月占据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区域以来，政府军对其发起的规模最大的行动。

包括总理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在内的伊拉克高层官员，在周二夜里和周三慰问了前线附近的部队。他们要求安全部队协助提克里特和周边地区背井离乡的平民回归家园。

若能守住战果并完成在提克里特的行动，伊拉克政府接下来的考验将是，让平民回到这里，并防止出现复仇式袭击或继续发生冲突。在夺回提克里特的行动中，政府集结了一支3万多人的部队，其中大部分作战人员来自什叶派民兵组织。

夺取提克里特的战斗，在情感层面引起了更多共鸣。去年正是在那里，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屠杀了1000多名来自斯派克营(Camp Speicher)基地的什叶派士兵，而且许多什叶派指责，当地部分逊尼派参与了屠杀。

周四上午，民众在巴格达直白地表达了情感。几十名遇害士兵的父母聚集在繁忙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举着各自儿子的照片，要求国际社会对那些士兵的死因展开调查，称他们不相信伊拉克官员能查明真相。

他们表示，乐于看到伊斯兰国在提克里特落败，但他们的愤怒和悲痛并未得到缓解。他们将那场大屠杀不仅归咎于武装分子，而且似乎认为，逊尼派部落领袖，以及伊拉克政府官员和他们儿子的指挥官也在同等程度上需要追究责任，因为前者与武装分子合作，后者则腐败、玩忽职守。

“我们希望依法进行审判，为我们的儿子讨回公道，”一位名为迈赫迪·萨利赫(Mahdi Saleh)的父亲紧握着22岁的儿子纳胡姆(Nahum)的照片说。站在萨利赫身边的，是另一名失去了儿子的父亲阿里·沙德汗·沙赫拉尔(Ali Shadhan Shahrar)。他要求“当着遇害者家属的面处死”凶手。

“我们对逊尼派没意见，我们会团结一心，”萨利赫说。“但和那些罪犯和平共处？绝不可能。”

政府军在提克里特挺进之际，也有报道揭露了伊拉克安全部队和伊斯兰国双方新实施的暴行。

伊拉克官员称，将对披露暴行的报道进行调查。相关报道是在最近几个月拍摄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施暴者是身着制服的武装人员，佩有一支特种部队，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常规军的徽章。

这些影像一直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此外，ABC新闻台已经将这些画面编辑起来，展示给了伊拉克和美国官员。这些影像让人们开始追问，伊拉克军方是否违反了一项规定。该规定要求美国政府对存在侵犯人权行为的外国军方切断援助。

一个视频似乎显示，一名12岁的男孩在被指协助伊斯兰国之后，在街头遭到射杀。另一段视频则显示，两名平民坚称没有参与这个极端组织，但接着就被枪杀，武装人员随后对他们的尸体进行了扫射。另一则视频似乎展示了一名平民被斩首的画面，还有一些画面显示，一个军方车辆前的保险杠上挂了一颗人头。该车似乎是一辆美国制造的悍马(Humvee)。

伊拉克官员向BBC展示了一些视频，称这些视频证明伊斯兰国在街头炸弹中加入了氯气。图像显示，在伊拉克的爆炸物处理小组引燃炸弹之后，升腾起了橙色的烟雾。氯气虽然不像沙林等物质那么危险，但在国际公约中也被明令禁止，它可能引发咳嗦和眼部红肿，在较近的距离甚至可能致命。

萨拉赫丁省的军方官员说，在过去一周的战斗中，一个垃圾堆里曾发生过含氯炸弹爆炸的事件，令数十名萨马拉市居民出现不适。萨马拉市位于前线附近，但没有卷入战争。

伊拉克官员称，提克里特发现的两个集体墓穴将被有条不紊地挖掘。据信里面埋的是斯派克营的遇害者。

一名民兵领袖告诉伊拉克国家电视台(Iraqiya)，还发现了另一处墓穴，里面似乎是当前战斗中的伊斯兰国死难者，尸体是不久前匆忙掩埋的。

与阿巴迪一同访问前线的还有前总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就是在他当政时期，伊斯兰国夺取了提克里特。马利基后来被罢免，原因是他具有教派倾向的政策被指为极端分子提供了土壤。

马利基感谢了所有与极端分子战斗的团体。此外，马利基一方面承认了联邦警察在战争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似乎也承认了他执政时警察力量的不足，以及之后发生的明显改善。在马利基执政时期，面对伊斯兰国的挺进，许多部队都出现了擅离职守的情况。

“今天的联邦警察和以前不一样了，”他说。

翻译：陈亦亭、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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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文网

但该展会的组织者之所以更改日期，实际上是希望与国际艺术界5月和6月繁忙的展会安排岔开时间，方便收藏家和画廊参加。

“因为时间安排问题，我们从前没有实现应该可以达到的潜力，”巴塞尔艺术展总监马克·斯皮格勒(Marc Spiegler)说。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是巴塞尔三大展会中最年轻的一个，其他两个分别在瑞士和迈阿密海滩举办。改期到3月之后，它就不会和5月的纽约弗里兹展(Frieze)、柏林的画廊周末(Gallery Weekend)以及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发生时间冲突，更不用说6月的旗舰展会巴塞尔艺术展了。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改期将会为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带来更多的大牌西方参展商，让他们与这里的更为年轻的、新兴的、区域性的当代艺术人士共聚一堂，在一周长的时间里参加各种揭幕式、鸡尾酒会、小组讨论会和晚宴--东西方以多种方式独特地交织混合，是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不同于其他展会的标志性特点。

这个策略似乎显露了成效。今年的博览会将有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233家艺廊参加——比去年略有减少，但仍维持着往年亚洲和西方参展商各占一半的比例。像高古轩艺廊(Gagosian Gallery)、阿奎维拉艺廊(Acquavella)、佩斯艺廊(Pace)、大卫·兹沃纳艺廊(David Zwirner)，以及豪瑟和沃斯艺廊(Hauser& Wirth)这样的重磅级艺术商，将与香格纳艺廊、维他命艺术空间等著名亚洲艺廊同台参展。

但本届也有29家首次参展的艺术商，其中包括纽约的爱德华·泰勒·纳厄姆艺廊(Edward Tyler Nahem Art)、伦敦的托马斯·戴恩艺廊(Thomas Dane Gallery)，来自纽约和伦敦的斯卡斯登特艺廊(Skarstedt)，亚太地区的则有悉尼的达伦骑士艺廊(Darren Knight Gallery)和台北的谷公馆。

“我们想来参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纳厄姆说。“但是，佳作肯定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而作为以购藏佳作为傲的知名艺廊，要在短时间内参加两个展会很困难，”他说。两个展会指的是香港和瑞士的巴塞尔艺术展。

纽约的安德烈·罗森艺廊(Andrea Rosen Gallery)也是首次参展，它带来了一面名为“无题”（Untitled，1995年）的广告牌，由古巴出生的美国艺术家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élix González-Torres)创作。在香港非营利性组织K11艺术基金会协助下，这块广告牌将在香港各处的电车候车厅和交通枢纽展出。

“我想目前很多人都对香港感到好奇，”罗森说。

香港成为国际艺术界成员的顶级目的地的时间还不长。2008年，本地艺术展香港国际艺术展开始举办的时候，该市主要是一个全球性的金融资本中心。随着当代艺术品市场的蓬勃发展，这种状况发生了转变，而巴塞尔艺术展的母公司MCH瑞士展览(巴塞尔)有限公司2011年收购了香港国际艺术展，更是加速了这一转变。（本周六，香港国际艺术展的创办人将举办一个更侧重于亚洲的外围展会，名为香港当代艺术展[Art Central]）。

“我认为，我们已经把香港变成了亚洲艺术展会的桥头堡，更大的任务是把重点放在支撑展会的市场上，”斯皮格勒说。

为此，在斯皮格勒和巴塞尔艺术展新上任的亚洲总监黄雅君(Adeline Ooi)的带领下，组织者团队集中精力招募收藏者和博物馆馆长，并把侧重点放在亚太地区。一些知名艺术机构的负责人预计将于今年参会，他们来自于伦敦的英国泰特美术馆(Tate in Britain)、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东京的森美术馆(Mori Art Museum)、悉尼的新南威尔士艺术馆(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台北当代艺术馆，以及定于2018年开业的香港视觉文化博物馆M+。去年，这个活动吸引了6.5万名观众，今年的活动仍然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这些从没听说过的艺廊和艺术家让大家很感兴趣，”施皮格勒说。“对亚洲藏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亚洲不同的艺术圈子一贯是相互脱节的。”

48岁的新加坡藏家戴维·王(David Heng)从香港国际艺术展2008年创办以来就每年前来参会。他说，“这个展会正在变得相当有意思。”他还表示，展会的规模也在扩大，“我们开始看到艺廊送来的作品里头出现了很多重量级的名字。”

香港经销商林明珠(Pear Lam)表示，展会上西方和亚洲艺术家的混搭提供了与藏家开展全新文化对话的机会，而这些藏家习惯的是在艺廊或拍卖会上一次看一两位艺术家的作品。“看待艺术的方式非常不一样，”林明珠说。她刚好在此次活动前在上环开设了自己在香港的第二家艺廊。“但是现在当代艺术这么时髦，所以香港的艺廊文化正在形成，人人都在养成去看艺术展的习惯。”

参加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众多艺术家中，有一位是冉冉上升的中国艺术家曹斐。她的特色是通过多媒体和视频项目来探讨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今年，受巴塞尔艺术展委托，曹斐将展示大型视频装置作品《乐旧·图新》(Same Old, Brand New)。它将在香港最高的建筑118层的环球贸易广场的外立面上展示。

这件作品从视频游戏中截取图标，影射年轻人的流行文化，尤其是在高度联网的香港。它将在本周五到下周二的每晚表演，还配有一款智能手机应用供观众下载。

曹斐的作品虽说并不直接带有政治色彩，但它涉及了香港年轻人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近期令香港震荡了数月之久的民主抗议活动。当时，抗议者走上街头，要求公开选举香港行政长官，其中许多参与者是本地年轻人。

“大家都想知道，近期的政治动荡会怎么样来影响艺术圈，”M+的首席策展人郑道炼(Doryun Chong)说。

他还表示：“我的观点实际上是，我们的大环境在改变，而这其实在让事情变得有意思得多。”

翻译：土土、黄铮

纽约时报中文网

Ko Sasak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四年前遭遇海啸重创的大槌幸存居民中，许多人仍然住在这种临时预制板房中。

Ko Sasak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河口广见在海啸中失去了母亲、妻子和四岁的孙子，如今居住在庇护所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我们还基本是个灾区，”他说。

日本大槌——町中心曾经所在的位置如今是一片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面满是挖掘机和自卸卡车，在这座硕大的人造土石山丘上辛勤劳作。这是一项造价8.5亿美元（约合53亿元人民币）的项目的一部分，目标是将地基抬高7英尺（约合2.1米），并把它掩护在一座高达48英尺的城墙背后。

四年前，一场巨大的海啸将日本东北海岸山区这座偏远渔业小镇的大部分东西卷走。到了今天，大槌终于开始重建。

然而，对于这里的上万名幸存者而言，等待还远未结束。因海啸而丧失家园的许多幸存者，目前仍然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寓所里。这场灾难令大槌遭遇重创，死亡人数达1284人，其中包括町长、町公所的不少员工、消防员和警察。因此，就连复原计划本身，大槌也挣扎了好几年时间才得以敲定。重建工作去年刚正式开始，而新町长表示，至少要到2019年才能完成。

在日本东北部遭到海啸袭击的地方，到处可以听到类似的情况。本周，日本举行了祈祷仪式来纪念2011年3月11日的9.0级地震及由此导致的海啸。这场灾难导致1万8490人死亡或失踪，近25万人流离失所，其中8.7万人现今仍然居住在原本计划仅维持两三年的拥挤预制板房里。

就算能搬回去，也不清楚究竟会是什么时候。在福岛县，也就是海啸导致的熔融摧毁了福岛第一核电站(Fukushima Daiichi)的地方，一些区域遭到极为严重的辐射污染，可能几十年内都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在大槌这样的更北面的小型海滨村镇，虽然距离保障人们免受核危机的大部分影响，但许多幸存者干脆放弃了家园搬到别处，从而加剧了这个快速老龄化国家里不少乡村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那些想要留下的人则担心，随着日本其他地方对这场灾难的记忆逐渐淡去，将注意力转向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类的事情上，他们可能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似乎大家都以为这里的生活已经恢复常态了，其实我们还基本是个灾区，”66岁的退休町工作人员河口广见（Hiromi Kawaguchi，音）说。他在海啸中失去了妻子和四岁的孙子祥也（Shoya，音），如今独自居住在庇护所的一套小小的两居室公寓里。

“如果国民丧失了对我们的紧迫感，是不是意味着更多的拖延？”他问道。“就连大建筑公司都开始离开，想去奥运项目里分一杯羹。”

为了援助重建工作，东京的中央政府承诺投入25万亿日元（约合1.5万亿元人民币）来支持重建和辐射清污工作，作为定于2016年完成的“集中恢复计划”的一部分。然而，重建任务之重令地方政府应接不暇，许多地方的进度落后于时间表，而且就连提供给他们的重建款其实都无法花完。

大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里曾经是个有着1万5200名居民的宁静小镇，坐落在一座风景如画的海湾，背靠嶙峋的山岭，面朝太平洋。然而，它在2011年遭遇了50英尺高的奔腾巨浪，导致町里80%的建筑被毁，包括町公所、消防站、警察局和主要的医院。海啸令町长及近50名町政府的工作人员丧命，使得大槌在灾难过后的很长时间内群龙无首。

“那时候町里一片混乱，陷入了瘫痪，”大槌的新町长碇川丰(Yutaka Ikarigawa)在临时公所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座公所占据的地方之前是一所小学，但在海啸中遭到了损毁。

幸存者称，建起临时住所并给所有单元通上水电花了一年时间；而清理包括报废汽车和断裂木梁在内的50万吨废物的工作直到去年才完成。

针对大槌重建后应当呈现怎样的面貌，幸存者还难以达成一致，作出决定。一些人赞成采纳东京官员的建议，修建造价昂贵的巨大防浪墙。另外一些人则指出，这样的护墙并未拯救其他市镇的居民的生命。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做法是在更高的地基上全盘重建大槌。

最后，町里决定采用妥协的办法，工厂和店铺等商业建筑将在老的町中心所在地重建，而这片地方会抬高地基，前面建起一道基底有半座橄榄球场厚的防浪墙。多数居民将迁居建在更高地基上的新房屋，包括坐落在平坦山顶上的住所。

现在，沦为废墟的街区铺上了厚厚的新土。三层楼的混凝土町公所是町中心唯一挺立的建筑，不过它的内部被几乎完全淹没它的海啸毁得面目全非。公所前面放置了一些佛像，使它成为了悼念公所内殒命者的场所。

不过，建设工作一开始就带来了新的延迟。就连找建筑公司来竞标，大槌都遭遇了困难，因为海啸后的重建热潮造成了承包商的稀缺。碇川町长表示，由于有东京奥运相关的建筑项目，这种短缺变得更为严重。

结果，大槌一直未能花光中央政府下拨的重建款。2012年，大槌有1.78亿美元的拨款预算，却只花出去了区区28%。去年，由于新的重建计划终于出炉，情况倒是有所好转。碇川町长称，用掉了62%的拨款。

“把没有使用的重建款还回去是不合情理的，町里还有那么多地方需要重建，”53岁的佐佐木敬一（Keiichi Sasaki，音）说。他在大槌的一家社区委员会担任负责人，家里的房子当初被海啸冲走了。

目前，这里有大约3700名居民在临时住所生活，等待重建家园。还有数千人干脆放弃：町公所估计，那场灾难及随后的出走潮使得大槌失去了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

町里的退休工作人员河口广见表示，离开的人不止这个数。他说，建筑热潮开始推高劳动力和建材成本，使得重建的花销在短短两年内翻了一倍，这让很多人丧失了信心。

中央政府也没有提供多少帮助：来自政府的房屋重建补贴为4到6万美元，而重建的花销如今达到了30到45万美元。

“国家可以轻易地把大笔资金花到防浪墙这样的大型公共建设项目上，却不愿帮助普通民众，”河口广见说。“重建耗费的时间越长，我们町就会衰败得越厉害。”

翻译：黄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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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印度，这部纪录片已经引发了大量的愤怒情绪和辩论，所以印度政府当然会禁播它。最开始时，印度最受尊敬的一些女权主义者也赞成这一决定。

印度资讯与广电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Broadcasting)认为，这部纪录片将煽动暴力侵害女性的行为。议会事务部长声称它是“诋毁印度的国际阴谋”。女权主义律师英迪拉·贾辛(Indira Jaising)抨击它是在为罪犯“创造公共空间”，并担心有人会将罪犯视为榜样。

我不喜欢这这部纪录片的名字，也不喜欢片中的很多人。我不同意他们说的很多话。但我认为，禁播它是个非常糟糕的主意。

在这部纪录片中，已被定罪的穆克什·辛格(Mukesh Singh)说，他认为只有约20%的女孩是“好女孩”；女孩晚上和男孩一同外出是在自寻麻烦；如果她们在遭到强奸的时候不想死，那就该躺下来顺从地默默忍受。他还表示，他和其他人攻击乔蒂·辛格是为了给她一个教训，并称她的死亡纯属“意外”。

我死死盯住屏幕，不是因为我感到震惊，而是因为我之前在孟买听到过这样的说法。1980年时，有四个人按住我，轮奸了我。看到和听到这一切再次出现在屏幕上，几乎让我如释重负：那天晚上的事情我没有记错--袭击者对我说，他们伤害我都是我的错。他们真的说过，是在帮我的忙。

而这既是印度政府禁播《印度之女》的原因，也是它不该遭禁的原因。穆克什·辛格的话听上去很耳熟。他的看法并不是特别激进。这个强奸犯并不是潜伏在外面的妖怪，而是代表着我们的一面。在这一面中，当生下的是男孩而不是女孩时，印度人会用更昂贵的甜点加以庆祝，而且他们认为女孩就是女孩，男孩就是男孩。

大多数媒体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纪录片是如何阐述这名罪犯的看法上，但他的律师说得更加巧妙。M·L·夏尔马(M.L. Sharma)表示，女人像“花朵”，男人像“荆棘”，并警告说，“如果你把花朵放在阴沟里，它将会遭到毁损。如果你把花朵放在寺庙里，它就会受到膜拜”，后来，他又把女人称为钻石，把男人称为狗，他说：”如果你把钻石放在大街上，肯定会有狗把它叼走。这种事你拦不住。”

但我不是钻石，我见过的所有狗都有四条腿。

A·P·辛格(A.P. Singh)是另一名被告的律师。在审判期间接受电视采访时，他表示，如果“我的女儿或姐妹婚前与人交往，自毁清誉，”他会在整个家族面前给她泼上汽油，活活烧死她。

说出这番话的，不是犯下强奸和谋杀罪的囚徒，而是代表法律，在法庭上穿着庄严的黑白两色衣服的人。

2012年12月乔蒂·辛格事件发生之后，强奸成为了印度日常交谈中的一个话题。这对我们印度人有好处--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谈话，因为对于女性、男人和性别角色，我们存在一些非常离谱的看法。《印度之女》正在促使大家再次进行这样的谈话，这有百利而无一弊。

听听警察是怎么描述受害者状况的吧，这很重要：“她看起来像一头刚产下小牛犊的母牛。”（鉴于印度教禁止食用牛肉，乔蒂·辛格如果真的是一头牛，很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当律师断然指出，男女之间的友谊在印度社会没有立足之地时，看看他脸上的表情也很重要。

听到穆克什·辛格的说法，我并不感到惊讶。听到他的辩护律师的说法，我不知道是该笑，该哭，还是该呕吐。听到维尔马委员会(Verma Committee)法官的说法，我感到骄傲。这是一个专门的政府委员，在辛格去世后成立，旨在加大对性犯罪的惩罚力度。

听到受害人亲戚的陈述，我试着想象他们的痛苦，但却做不到。听到强奸犯亲属的话，我试着想象他们的痛苦，但也做不到。可是我可以听到他们是怎么说的，听到他们所有人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听到这些。

苏海拉·阿卜杜拉利(Sohaila Abdulali)是印度报纸Mint的专栏作者。

翻译：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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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政府没有承认这些雇佣军的存在，但尼日利亚北部的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说，那些南非人的行动，多数是在夜间开展的，因为“他们真的不想让人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驻扎在迈杜古里机场的一个偏僻角落，迈杜古里位于博科哈拉姆叛乱的中心。

他说，雇佣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近六年的叛乱之后，他们是打击博科哈拉姆的最新攻势中的一部分。由于本月即将举行总统选举，尼日利亚军方面临着压力，因而在打击博科哈拉姆的行动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军方炫耀称夺回了多座城镇。

雇佣军“作为先头部队帮助夺回了一些社区”，这名官员说。由于担心报复，他要求匿名。

一名西方高级外交官证实，南非人扮演了“主要的战斗角色”，在夜里尤其如此。装配有夜视镜的雇佣军“在晚间重创敌人。第二天早上，尼日利亚陆军再大举进城，宣布取得胜利，”这名外交官称。

这些雇佣军“承担着一些繁重的任务”，这名外交官说。“他们在夜里所向披靡。”这名外交官没有公开讨论此事的权限。

另一名外交官称，他认为雇佣军中的武装分子来自多个国家，但主要来自南非。此人同样无权公开谈论该问题。

在尼日利亚宣布取得胜利之前的几个月里，博科哈拉姆夺取了该国的部分领土。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冲进了多个村庄，肆无忌惮地杀害平民，恣意绑架妇女和女童，迫使该国东北部成千上万的居民逃离家园。

打击博科哈拉姆的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场地区性战争，乍得、尼日尔、喀麦隆和贝宁均同意派兵，组成一支8700人规模的部队，与极端分子作战。博科哈拉姆在该地区发起的攻击，也越来越多地跨越了国界，促使乍得在尼日利亚境内打击该组织。

据前述尼日利亚高官透露，在最近打击博科哈拉姆的军事行动中，战况发生了变化，南非雇佣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就在战场上，我看到过他们，”他说。“他们携带的装备比政府军精良得多。多亏了他们的参与，形势正在扭转。我相信因为有了他们，我们会目睹一场剧变。”

自1月以来，南非新闻机构刊登了大量有关前武装部队成员前往尼日利亚的报道。其他一些新闻报道称，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雇佣军也应征加入了。一名南非承包商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外国作战人员中有乌克兰直升机飞行员。

南非外交部和国防部未答复置评请求，但南非国防部长表示，在海外作战的雇佣军一回到南非便会被捕，含蓄地承认了尼日利亚存在南非雇佣军。

尼日利亚负责国防情报事务的海军少将加布里尔·E·奥科伊(Gabriel E. Okoi)周三在华盛顿接受采访时称，最近几个月，尼日利亚雇佣了南非承包商协助训练尼日利亚部队。但他表示自己不知道有南非军方或安全部队的现役成员或前成员，受雇参与当前打击博科哈拉姆的战斗。

本周打给尼日利亚其他国防官员的电话，以及发给他们的讯息均未收到答复。

周三，南非Netwerk24和《独行者日报》(Daily Maverick)报道称，尼日利亚的一名南非雇佣军死在了友军的炮火下。最近几周，尼日利亚媒体上也有多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报道。但截至目前，尚无尼日利亚高官证实他们的存在。

翻译：王湛、陈亦亭

纽约时报中文网

目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率太低。政策制定者们似乎对价格上涨速度之慢感到意外，通胀速度放缓已开始拖累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如果价格长时间持续下降，企业会减少投资，工人的薪水会下降。

亚洲目前还没有经历这种全面的通缩，但风险正在上升。随着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全球价格大幅下降，亚洲的通货膨胀率去年开始变缓。商品价格的下跌现在看来已向整个亚洲经济蔓延，其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汇丰银行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雷德里克·诺伊曼(Frederic Neumann)周四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总的来说，亚洲各国央行对经济前景和有关物价稳定的风险近年来非常镇定自若。中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通缩的压力在那里已很明显，但如果看一下从韩国到东南亚的所有地方，通胀下降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

韩国央行周四将其基准利率降低至1.75％，一天前，泰国做出一年来的首次降息。上周，印度将其基准利率下调了0.25个百分点至7.5％，这是印度央行在定期举行的政策会议之间的第二次降息，央行表示调低基准利率与通胀率下降和经济疲软有关。近几个月来，中国已连续两次降息，并允许银行投放更多的贷款。

亚洲争相降低利率的情况值得注意，因为该地区正在打破传统，朝着与美国相反的方向行动。随着美国经济的平稳回升，就业市场表现越来越好，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预计将开始提高利率。在过去几年中，亚洲不少央行都倾向于将其货币政策与美联储的保持同步。

诺伊曼说，现在他们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行动，“清楚地表明了牵制亚洲经济的反通胀力量之强。这种力量丝毫没有减弱。”

中国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已经放缓的经济再次出现急剧减速，增加了政策制定者为刺激经济增长采取更多措施的压力。但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为已经采取的回应做辩解。

周小川周四在北京对记者说“要慎重”。他说，央行至今所采取的行动“总体上保持了金融市场上流动性适度，没有超出范畴”。

他补充说，央行的作法“仍旧是稳健的、中性的”。

中国的情况颇为复杂，因为中国仍在推进金融系统的几项改革。周小川在周四表示，政府将在今年上半年推出全国首个存款保险制度。

他还重申了放开中国的银行利率浮动空间的承诺。银行某些利率的限制已经解除，但对储蓄账户的存款利率仍有限制。

在伴随韩国央行和泰国央行采取降低利率措施的声明中，都提到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他们做出决定的理由，中国过去一直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也是这两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有迹象表明，中国最近的宽松行动已导致了更多的借贷，这些行动包括自去年11月以来的两次降息、以及对银行现金储备要求的降低。中国二月份的新增信贷增速明显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据周四公布的数字，人民币新贷款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4.3％，达到1万亿元，相当于1650亿美元。

但是在中国、与在亚洲其他地区一样，政策长期过于中性可能会导致问题。瑞银(UBS)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王涛周四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加强政策宽松能帮助缓解、但不太可能逆转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

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实际信贷成本，在扣除通胀等因素外，仍持续偏高，尽管有近期的宽松措施。

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估计，中国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高于10％的年率。这个估计是基于7％左右的平均银行贷款利率，也考虑了约为4％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许多中国公司甚至还转向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从中借更贵的贷款，这个系统包括信托公司、在线贷款，以及发放高利贷者等各种各样的玩家。但当局担心这些几乎不受监管的信贷数额过度增长，因此一直在试图限制此类贷款。

刘利刚在电子邮件中写道，“由于影子银行的活动已受到打击，银行贷款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银行为了规避风险，越来越不愿给信托公司贷款，影子银行的融资已有所下降。”

再就是美联储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利率上升加上亚洲利率下降，可能会让亚洲国家看到外币转移风险的上升。中国近几个月来已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当地人在出售人民币，购进美元，将资金转移到境外。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如果美联储提高利率，有人多买美元是合理的。“金融市场的人可能会考虑当前多买一些美元，或者有一部分美元存于境外。”

“但是美联储所放出来的信号，这个动作是比较小心谨慎的，”他在提到预期的提高利率时说。“所以就我们目前所观察的情况认为，它并不构成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翻译：Cindy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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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种现象，你可以看到这次选举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选民表现得态度冷淡、心情矛盾——对于一个曾经被称为“议会之母”的国家而言，这不是一种健康状态。

绝大多数大选进行到这个时候，胜负已经大致见了分晓。比如在1997年，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终结保守党长达18年的执政基本上已经没有悬念，虽然在他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候，胜负悬殊之大还是令大多数英国人——尤其是布莱尔自己——感到惊讶。

2010年时的情况也很清楚，工党的好日子到头了。虽然卡梅伦无法在议会获得多数席位，不得不和自由民主党领袖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联手执政，但几乎没有人觉得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会获得连任，而他也确实离开了唐宁街。

5月7日的投票日正在临近，参选者的胜负走势仍不明朗。米利班德明显缺乏那种志在掌权的反对派领导人拥有的吸引力。不过，卡梅伦也没有露出势在必得的赢家相。

自1992年以来，保守党还从未在下议院赢得过多数席位。只有最乐观的人才会觉得，卡梅伦将办到他五年前没能办到的事情：令人信服地赢得大选，组建一个完全由保守党掌权的政府。

不能不说，这两位领导者都不怎么令人鼓舞。卡梅伦的风格是悠闲、随和、务实的。如果民调可以相信，那么米利班德就完全未能令公众相信，他拥有21世纪的首相所需的气度、性格或才能。

因此，现任政府承诺的是“办事得力”，而不是带来“混乱”，而其对手学习奥巴马总统，承诺开展一些你可以信任的变化，让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富裕兴旺。这些话温暖人心，但他俩都没能让公众振奋起来。

魅力的缺乏加剧了政治阶层和选民脱节的更深层结构性问题。现在有一个空前流行的说法：现实世界的上空漂浮着一个“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泡泡”。议会尚未从2009年的开支丑闻中恢复过来。在这起丑闻中，人们发现议员们在让纳税人为鸭舍、浴盆塞和按次付费的色情影片之类的东西买单。

2月，有人拍到两名前外交大臣——保守党人士马尔柯姆·里夫金德爵士(Sir Malcolm Rifkind)和工党人士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为乔装的记者提供咨询服务的情景。这些记者佯装是一家虚构出来的中国公司的员工。他们或许并没有违反任何规定；但是，就连威斯敏斯特最受尊敬的人物都在出卖自己，这样的事情对政治阶层的声誉不会有什么帮助。

在既缺乏信任，又缺乏兴奋感的情况下，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和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顺势而起。由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独立党利用了小酒馆里的保守民粹主义，使它成为了一场民族运动的基础。

它摆出一种改革派政党的姿态，反对英国的欧盟(European Union)成员身份、“大规模移民”和卡梅伦中间偏右的实用主义。法拉奇兴高采烈地给英国独立党塑造了一种“威斯敏斯特鸡舍里的狐狸”的形象。

未能在去年的公投中促成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照理本应低调起来。但恰恰相反，它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目前已经对工党的苏格兰据点构成严重威胁。米利班德完全有可能因为苏格兰的这些潜在损失而失去议会的多数票。

工党的策略制定者正处于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要努力抵抗苏格兰民族党人，一方面又要研究两党如何在执政联盟中进行合作。苏格兰第一部长、苏格兰民族党领导人尼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任何合作关系都将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事实上，一场乍一看是了无生气的僵局的竞选，最后可能会成为英国政坛的一个变革时刻。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两党模式被暂置一旁，甚至可能已经被打破。

如果以英国的现代选举历史为鉴，相比米利班德，卡梅伦应该会获得更多议员的支持。在其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的帮助下，卡梅伦主导了一个经济恢复期，创造就业是这段时期的亮点。他和克莱格共同把执政联盟维持了五年之久，这是人们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综上所述，卡梅伦现在本应该在向一场大胜迈进。

但他现在离这种情况还比较遥远，这说明先例并不见得总是值得信赖。5月8日上午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情况，白厅公民服务(Whitehall Civil Service)正在为为期一年的动荡、勾心斗角，甚至可能出现的第二次选举做准备。正如一名高级官员对我所说的那样：“什么事也做不成。什么重大决定也做不了。”

也许这些到头来都是杞人忧天。但选民们似乎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行动——好像在他们看来，这次选举不是一次对现政府表示认可或者设立一个新政府的机会，而是一个投出史上最伟大的抗议票的时机。

马修·德安科纳(Matthew d’Ancona)是《卫报》(The Guardian)和《伦敦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的政治专栏作者。
翻译：土土、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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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目前有相当多的阅读内容不是由人类编写的，而是由计算机算法完成的。我们可能应该会猜想，每天24小时向我们袭来的信息可能不完全是由人类俯在笔记本电脑前编写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人类的努力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现在能够使用的各种数字渠道对内容的需求。这种需求，再加上更加成熟的技术，滋生了一个“文本自动生成”产业。

该领域中的公司旨在利用算法和自然语言生成器编写内容，使人类摆脱写作过程中的负担。将一些数据——比如金融收益数据——输入它们的平台，然后“嗖”的一声！几秒钟之内就会产生一些内容，提供人们需要的各种报道。

这些机器人写手并不只是重复数据；它们以适合目标受众的风格——从古板到活泼——写出看起来像是人类编写的报道。它们非常聪明。当你阅读这些报道时，你绝不会猜到这个作者没有心跳。

看看这两篇体育报道的开篇语句。

“周日，天使队(Angels)在第九局中落后两分时，情况看起来不妙，但凭借弗拉迪米尔·葛雷诺(Vladimir Guerrero)赢得的关键一分，洛杉矶天使队挽回败局，在芬威球场(Fenway Park)以七比六的比分击败波士顿红袜队(Boston Red Sox)。”

“周六下午（4月24日），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棒球队在威尔彭棒球场(Wilpon Baseball Complex)——具有历史意义的雷·费舍尔体育场(Ray Fisher Stadium)的所在地，通过赢得四分的第五局比赛，扭转局势，最终以七比五的比分赢得了与爱荷华棒球队在周末举行的三场比赛中的最后一场。”

如果你无法分辨哪一篇是由人类写的，那你不是唯一一个。瑞典卡尔斯塔得大学(Karlstad University)的克里斯特·克莱瓦尔(Christer Clerwall)开展了一项研究，并在《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上发表了相关论文。研究显示，当看到类似的体育报道时，调查对象无法辨别其中的区别。（顺便说一下，在我们提供的例子中，第一篇是机器写的，第二篇是人写的。）

算法和自然语言生成器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随着对它们的需求刺激了投资和创新，它们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我们产生海量的大数据(Big Data)，而且很复杂，凡人难以处理，需要人工智能，而不是人类智能，来从中获取有意的信息。

将之应用于大量资源，特别是在金融、体育和销售规划等数据繁多的领域，这种新的软件平台就会应用先进的度量标准，去确认模式、趋势和反常数据。然后，它们会迅速产生解释性文本，成为代替人类的机器人记者。

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每季度利用自动化洞察力公司(Automated Insights)的Wordsmith平台撰写3000多篇金融报道。他们在苹果(Apple)公司公布最新创纪录收益几分钟之后，就发表了一篇报道。福布斯(Forbes)利用叙述科学公司(Narrative Science)的Quill平台撰写类似报道，并称该公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然后又出现了Quakebot，《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利用这种算法分析地质数据。它是第一篇有关南加利福尼亚州去年发生的4.7级地震的新闻报道的“作者”。地震发生后，该报立即在其网站了发表了这篇报道。该报还利用算法加强命案报道。

如果我们对此感到一丝不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软件程序毕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黑盒子，它们可能偏向于一些特定的基准，或包含我们可能无法辨别的倾向性。更不用说，我们可能会错失一个好奇的、具有创造力的人类在思考相同的信息时所能产生的那种洞见。

这一切所表达的呼声，包含着常见的解放主题——机器新闻将会解放人类，使人类能够更多地进行报道，减少数据处理工作。

这不失为一件美事。但是，据叙述科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蒂安·哈蒙德(Kristian Hammond)估计，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将有90%的新闻由计算机算法生成，其中大多都无需人工干预。倘若这个预测接近事实，那么我们就会处在一个滑坡之上。

目前，机器新闻已经占据主导，但它并未就此止步。随着软件悄悄取代我们成为传播者，从政府事务到梦幻足球，再到对你下一双鞋子的评价，算法生成的内容也在迅速向我们文化中的各个角落和缝隙渗透。

自动化洞察力公司指出，其软件去年一共创作了10亿个报道，许多都没有人工干预；它和叙述科学公司的主页上，展示着我们耳熟能详的客户标志：三星(Samsung)、康卡斯特(Comcast)、美联社、Edmunds.com和雅虎(Yahoo)。所以你极有可能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消费了这种内容。

机器人还在写书。来看看法国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管理科学教授菲利普·M·帕克(Philip M. Parker)的作品：他的专利算法系统已经生成了超过100万本图书，其中有10万多本在亚马逊上销售。他说，给他一个技术性或晦涩难懂的话题，他的系统就能模仿可能就此题目进行写作的人的思维过程，挖掘数据，撰写一本书或一篇报告。比如，《红斑痤疮患者官方资料》(The Official Patient’s Sourcebook on Acne Rosacea)。

叙述科学声称它可以创作“与出自人类的作品分毫不差的文本”。自动化洞察力则称它的专长是“像一个人一样”写作，但这正是让我担忧的地方。这种说法事实上已经成为一段插入语——不只是对内容创作，而且对于大多数科技都是如此。

我们的手机可以（像一个人一样）和我们说话。我们的家用电器能够（像一个人一样）接受指令。我们的汽车将能（像一个人一样）自行驾驶。那么，“人”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科技的帮助下，下一个革命性的进展似乎总显得顺理成章。这就是危险所在。鉴于它反复引诱我们，我们就会放弃一小部分自己。我们很少会后退一步，反思我们最后放弃的东西是否比得到的更多。

再者，当每天都有这么多信息需要吸收的时候，谁还有时间去思考这那个问题？毕竟，我们只是人类。

相关内容：互动问答：这是人还是计算机写的？现在我们读到的内容中，由计算机算法而非人类编写的比例相当之高。你能区分吗？来试试。

雪莱·波多利內(Shelley Podolny)是专门从事信息搜索的H5公司的一位主管，并从事电子信息相关问题的写作。

翻译：许欣、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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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这种过度猜疑正是1985年的中国电影《黑炮事件》所反映的主题。影片的主角赵书信是一家国有矿业公司的工程师，会说德语，工作能力出色，他所在的这家公司希望得到西德的技术。赵书信十分喜欢中国象棋，有一天，他发现少了一颗棋子——黑炮——于是就给之前待过的旅馆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帮忙寻找，电报的内容是：“丢失黑炮301找赵”。

这封措词模糊的电报引起了安全机关的注意，警方把赵书信抓了起来，认为他替外国人从事间谍工作，参与非法武器交易。这枚棋子最终被找到，赵书信也洗脱了罪名，但工厂的党委书记还是批评他发了这封电报。

《黑炮事件》反映出，无关紧要的沟通也可能被解读成带有恶意的内容，并被视作国家安全威胁。这部电影也以不那么含蓄的口吻，批评了当局的过度监管和无端猜疑。1985年，政府中的改革派允许这种政治讽刺电影在有限的范围内放映，从而向全国发出这样的信息：为了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和新技术的引进，人们应该更加信任外国人。

然而时间到了2015年，一系列政策措施却呈现出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因为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这些措施可能会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的流动。

这类限制性政策可能会导致中国和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实际上，过于宽泛的反恐和国家安全政策带来的不利后果之一，就是在技术上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这种情况导致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限制了中国接触尖端技术和创新的途径。

比如，目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审议反恐法草案。该草案的相关条款要求，中国市场上的所有信息通信技术供应商，应在中国境内提供数据存储，并对产品或服务进行变更和调整，以协助当局的“反恐”工作。根据这项法律，电信和互联网运营商将被要求在各自的系统中设置监听支持和解密功能，才能在中国市场上使用或销售。

中国还在去年12月通过了新的银行业指导意见，提出了用于金融行业的技术产品应被认为“安全可控”的安全标准。为了取得认证，国内外生产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软件的源代码，都必须在政府注册。提交源代码和其他信息，给信息技术企业造成了重大的知识产权风险。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各银行发出了通知，要求在3月15日之前提交合规计划。

同样，最近几个月，随着政府试图控制信息传播，封锁外国网站的行动力度加大，网速明显变慢，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服务受到了屏蔽。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China)前不久开展的一项商务环境调查发现，83%的成员企业受到了中国政府审查互联网的不利影响。

反恐法草案和银行业新规，至少会给信息技术供应商及其消费者，带来更多侵扰性的监管挑战。过度控制电子邮件和网络流量的不幸后果就是，商业活动放缓。

中国政府不应该颁布限制性的安全政策，而是应该采取更理性的方式应对安全问题，并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以及与全球的融合，给予同等的关注。随着北京竭力维持经济增长水平、实现经济再平衡，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黑炮事件》上映30年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信任仍然受到猜忌、外国技术仍然受到怀疑，对安全利益的偏执还是占了上风。

吉莫曼(James Zimmerman)是北京的一名律师，也是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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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

Apple Watch提供了多种价位的款式，包括这款高端金表。

旧金山——去年秋天首次公开它的手表时，苹果(Apple)只展示了这款新设备的演示机型——一种美化版的硬件原型，上面运行的软件只是在循环演示，无法使用。

周一，苹果给出了Apple Watch的更多细节，包括可以使用的软件。公司还表示这款设备售价为350美元（约合2200元人民币）起，具体价格取决于你选择的表带和外壳，最高可达数千上万美元。我在苹果的演示厅用掉了两段长时试用期。以下是我的初步感受。

硬件 这是一款绝对好看的手表。偏高档的型号——比如售价650美元起的中档不锈钢款，配米兰尼斯钢网表带——几乎可以说美了，而作为一个戴在手腕上的电脑，它无疑是目前这类产品中最漂亮的。

但是你会无时无刻不意识到它是个电脑。即使顶级款式也缺乏老式高档腕表的低调优雅。苹果在做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它企图让一个电子设备拥有珠宝一般的永恒魅力。

这个版本有没有做到？我说不好。电子表身跟高档腕带放在一起显得有些臃肿，总体上给人一种珠宝和电子设备拼凑在一起的感觉。这让我想起初代iPad或iPhone：跟现在能买到的其他高科技手表比起来，Apple Watch的样子更时尚，但我不禁会去想象它的第三、第四代是什么样子，到时它会更小、更薄、更紧凑，也更优雅。

界面 去年秋天苹果隆重介绍了手表侧面的表冠。他们称这个表冠是新一代的人机交互界面，可以比肩鼠标、iPod点击滚轮和iPhone触摸屏的东西。然而我很惊讶地发现，它在手表的正常使用中其实没有太多用处。

它的用途主要有两个：一是按一下可以进入手表的主屏应用——如果你已经在主屏上，它会切换到时钟。换句话说，表冠相当于其他设备的主屏键。此外它还可以用来滚动和缩放。比如在音乐应用里，你可以转动表冠检索艺人；在照片应用里，转动表冠可以将一组照片缩略图中的某一幅照片放大。

但是你也可以用手指在屏幕上滚动，在试用中我发现，这种办法要比表冠快很多。总体而言，我发现自己更多时候是在点触屏幕，而不是转动表冠。除了标准的点触，手表屏幕还有一种叫做“压感触控”的模式，使用方法你应该能猜到——就是更用力地按压屏幕。压感触控可以打开应用的附加设置。比如用力按一封邮件，可以得到删除、回复或标记为已读的选项。

削减表冠的用途，在我看来是明智之举。你不需要去学习如何用它；对手表的操控，多数时候跟手机没什么区别。它没那么复杂，可以更多地凭直觉使用，这比我事先预想的要好。

使用 苹果花了很多时间介绍手表的主要功能，比如它作为健康监测仪、短信应用、电子邮件阅读器的用途，还有在接受Apple Pay的地方可以成为一个支付设备。我把这一长串功能浓缩为一句话：凡是手机能做的事，这块手表大多也能做到，而且更快。

在我看来，这就是它最有看头的潜力所在。无论是Uber叫车、入住酒店还是回复短信，你只需抬抬手就可以和数码世界互动，而且这个过程比起你现在用手机的样子，不会显得那么回避社交。

但彻底摆脱手机却也谈不上，因为手表需要通过它联网。手表只是让你少了一些看手机的理由而已。你真的愿意花数百甚至数千美元买一个设备，就为了摆脱使用一台650美元的手机的不便？这始终是Apple Watch带来的最大疑问。至少现在如此。

翻译：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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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李教授（左）及其伴侣“大侠”（化名）离开北京的住所。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发现这里的人接受能力很强，思想很开放，”中国性学家李银河（左）说。她宣布自己的伴侣是一名跨性别者男性。

北京——30年来，中国自由性行为的重要倡导者李银河一直让这个过度拘谨的国家颇为震惊。

曾在美国学社会学的李银河提倡一夜情，赞扬虐恋，并呼吁政府将色情资料合法化。对于中国的男女同性恋，她还是个英雄，数年来一直致力于同性婚姻法在中国立法机构的通过，尽管通过的机会十分渺茫。

63岁的李银河最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去年12月，她又被动地把中国带到了一个新问题面前：跨性别者的爱。

在一名博客作者指责她是一个秘密的同性恋之后，李银河通过一篇博文进行了反击，称自己长达17年的伴侣尽管生来是女性，但其实是一名跨性别者男性。

“我是一个爱上了变性人的异性恋女人，”李银河写道。她是中国知名小说家王小波的妻子，直到王小波于1997去世。“我把他看做一个男人。”

她的声明让中国既震惊又好奇，因为在这里，人们对跨性别者知之甚少。令李银河和中国几乎隐形的跨性别者惊讶的是，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

她最初的博文已被阅读超过36万次，而在1月，她和她的伴侣、50岁的“大侠”（化名）为《南方人物周刊》拍摄了封面照片。该杂志是中国阅读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中国主流新闻媒体争先恐后地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并制作了对他们表示尊重的报道。

“每个人都有特殊之处，让社会认知追上科学进步吧，”共产党最重要的新闻媒体《人民日报》在其微博账号上写道。“尊重李银河们的选择，也是尊重我们自己。”

同性权益活动人士魏小刚说，很多人都熟悉金星。金星曾是一名军队上校，也是一个军队舞蹈团的成员。她出生时为男性，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接受了变性手术。

“人们固有的观点是，一名男性被困在女性的身体里，”魏小刚说，“但是生物上的女性被认同为男性，在这里还是新现象。李银河能像这样站出来，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而且值得赞扬的是，她一直在把自己的恋爱关系当做教材。”

这里曾出现过一些小波折，感到愤怒的传统主义者射出了利箭，说她因为误用“变性者”(transsexual)等词而混淆视听的跨性别教条主义者也发出了抨击；还有人抱怨道，她的伴侣从技术层面而言，仍然是尚未接受变性手术的女性。

李银河早就习惯了令人难堪的批评和官方的责难，能对这些声音安之若素。她说，她公布恋情后所获得的积极反应，强调了她长期坚持的观点：与统治中国的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人们不同，普通中国人要宽容许多。

“我发现这里的人接受能力很强，思想很开放，”最近一天下午，她在自家公寓附近的一家茶馆里说。她的公寓位于北京南部，她和“大侠”及养子一同住在这里。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李银河一直在跟踪研究中国人对性的态度。当时，在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攻读博士学位将近10年的她回国后，发现中国仍然被过度拘谨的道德观念所束缚着。这些观念由逝世于1976年的毛泽东强制推行。

在共产党革命早期，爱情，更别说性快感，都会被视作资产阶级倾向，具有转移群众对阶级斗争、食品生产和工业化的注意力的威胁。

“就像奥威尔(Orwell)在《1984》中描述的那样，有些对性持反对态度的青年团体会宣扬独身，”李银河说。她青春期时，曾有一段时间在农村挖沟。“我认识的每个人在婚前都是处女。”

1989年，她在第一次调查中发现，她在北京采访的2500名年轻人中，有15%的人曾发生婚前性行为，而且大部分越矩者都已订婚，只是在等官方机构发放结婚证。

2013年，她在全国对4000名研究对象进行了后续研究，当时这个数据上升到了超过70%。

“这些变化具有革命性，”她说。

然而，在性行为的问题上，政府仍太过一本正经。共产党员会因一连串的不忠而遭到清洗，纵欲派对是绝对非法的。最近，电视审查机构发动了一场反对露乳沟的运动，不过它们的行动遭到了民众的普遍嘲笑。中国最大的在线色情内容运营商的负责人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被问及政府对性持反对态度的政策时，李银河几乎是在叹气。“原始，”她转动着眼睛说。她没有止步于抱怨。2010年，在警方逮捕了南京一家换偶俱乐部的22名成员后，她是少数几名为被捕者出声辩解的公众人物之一，称相关指控有违基本人权。

法律规定，所谓的聚众淫乱可使多次你情我愿地与另外两人以上发生关系者，最高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像这样的法律需要被废除，因为所谓的犯罪并没有受害人，”她说。

但她还是认为，一名拒绝认罪的被告被判处三年半有期徒刑是一种进步。该被告是一名中年计算机科学教授。去年，上海一名博士生被控一项类似的罪名但仅被判处五个月有期徒刑。这一次涉及几名在网上认识的男同性恋。

“说实话，只有这一代领导人都消失了，才会迎来真正的变化，”她说。

在此期间，她的一些工作依然会受到阻碍。她曾翻译过一部介绍双性恋的专著，但却没有中国出版商愿意接受。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她又有好几本著作被大陆出版商多次拒绝，其中包括一部关于多性恋的著作，以及她距今最近的著作。那是一部以虐恋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将于今年在香港出版。

在其中一个故事中，一名女性研究人员因为在高雅得令人窒息的研究院工作期间犯了一个错误而受到惩罚。被问及这类故事的灵感是否来自亲身经历时，李教授露出了淡淡的淘气的微笑。“当然，”她说。

就在这时，她的伴侣“大侠”突然来到茶馆，显露出了一股男孩子般的活跃魅力。曾是北京的一名出租车司机的“大侠”无拘无束，有一种李银河所没有的冲动。

“神要我们在一起，”“大侠”说。

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并不是特别浪漫。那是在北京的一处私人住所，不久前刚失去丈夫的李银河正在向一群女同性恋发表演讲。这时，当时还被定为同性恋的“大侠”开始和这名特邀嘉宾调起情来。尽管拥有性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李银河误解了这些信号，不过后来还是建议两人在麦当劳见面。

“大侠”欣喜若狂，以为这是一次约会。“但当我看到她拿出纸和笔时，我意识到对她来说，我只是一个研究对象，”他一边说，一边笑着斜眼瞟了一下。“我们的爱最初只是一厢情愿，但我慢慢融化了她的心。”

在漫长的追求期间，李银河也帮助“大侠”慢慢意识到，他是一名跨性别者。在当时的中国，就连大部分同性恋都对这个概念很是陌生。在很多年里，他说，想到自己是同性恋就让人觉得不对劲，特别是因为他自认为是男性并且为异性恋女性所吸引。

回忆起20岁刚出头那会儿，他说即便是约会的男生做出最轻微的身体接触举动，他都会往后缩。“如果有人把他的手放在我膝盖上，我的头发都会竖起来，”“大侠”说。“我想，‘这是我应该对其他女孩子做的。’”

自始至终，他的母亲都没有偏见，从未给他结婚的压力。如今，她就住在李银河和“大侠”家的走廊对面，准备一日三餐并帮着照顾他们14岁的儿子。这个孩子发育不全。

目前，“大侠”正忙着安排李银河教授频繁的演讲计划，其中许多演讲是在国外。（下个月，她将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作有关同性恋权利的讲座。）“我只想和她相伴后半生，”他说。李教授静静地点了点头。

但在宣布两人的关系时，李教授没有拐弯抹角。“爱情从来是超凡脱俗的，”她写道。“它根本不管什么阶级阶层，贫富贵贱，也不管美丑年龄，甚至使性别都变得无足轻重。”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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