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对话瑞吉欧》——阅读、翻译与思考
Author: Chloe Poon; 陈堃
Date: 0101-01-01T00:00:00+00:00

目录

1. 自序

2. 【译作】瑞吉欧教育诞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1. 一、简介
2. 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3. 三、法西斯主义
4. 四、意大利的历史和教育发展
5. 五、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发展
6. 六、红色维也纳
7. 七、马拉古奇（1920-1994）
8. 八、结语

3. 【译作】马拉古奇：瑞吉欧教育的灵魂人物

1. 一、学校是一本关于他的书

2. 二、阅读马拉古奇

4. 【译作】构建可能的世界：瑞吉欧・艾米利亚与杰罗姆・布鲁纳的特殊友谊三幕剧

1. 一、文化的交织
2. 二、美好的跨越（Crossings）
3. 三、对「危险生活」的劝告

5. 意大利北部的自治传统与公民社会

1. 一、疫情期间的两次读书会
2. 二、快速翻译和发表的遗憾
3. 三、意大利的南北差异之源
4. 四、阅读这篇译文之困难

6. 一个不刻意地与瑞吉欧、布鲁纳相遇的故事

1. 一、初遇瑞吉欧
2. 二、遇见布鲁纳
3. 三、无限的学习游戏

7. 阅读《对话瑞吉欧・艾米利亚》这本书的一些注意事项

1. 一、缘起
2. 二、中文翻译
3. 三、文章风格
4. 四、词汇阐释
5. 五、望文生义
6. 六、社会历史
7. 七、公民常识
8. 八、最后

8. Theory and Research: 我们对「理论」和「研究」还有多少想象空间？

9. 附录【译作】一位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如何帮我走出中年危机

1. 一
2. 二
3. 三
4. 四
5. 五
6. 六
7. 七
8. 八
9. 九
10. 十

10. 译注
11. 致谢
12. 联系我们

地標

1. 目录

2. 封面

自序

对幼儿教育感兴趣的朋友，大概都听说过「幼儿教育几大流派」这个说法，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可是你一定会在这些答案中看到「瑞吉欧」这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于我而言，对瑞吉欧的第一印象也是类似的。我写过一篇文章，讲述我与瑞吉欧相遇的故事。故事里有这样一个描写：「在学校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蒙台梭利 AMI 认证老师，甚至有家长因为第一个小孩就读时发现学校有这么一位宝藏老师，于是迫不及待地把二胎妹妹也送过来，特地安排在这个班级。可是几乎没有人知道，她是一位受瑞吉欧影响很深的老师，也少有人知道，瑞吉欧究竟是什么？」（请见本书第五篇文章《一个不刻意地与瑞吉欧、布鲁纳相遇的故事》。）

不满足教资考试里简答题式的回答，从这个疑问开始，我展开了一段瑞吉欧探索之旅。首先我把国内与瑞吉欧相关的书籍都一一买来，说实话，在阅读过程中我先是感到一阵苦闷，过后才感受到喜悦和希望的力量。印象最深刻的阅读经历应该就是一本紫色封面的《对话瑞吉欧》了吧。有些书，第一遍读罢处于完全不懂与似懂非懂之间，很有可能你就不会再翻第二遍，直接把它丢在角落里了。嗯，《对话瑞吉欧》好像就是这样一本书。

或许读书还是很看时机的，2020 年新冠疫情初发，当全世界面对未知的病毒不知所措，人们都被禁足家中之时，我又拿起了这本书。在这次的阅读中，我看到了书中描述的瑞吉欧，不管是这种教育思想，还是这座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小城，它们都很美好，但它们绝对不是维持着岁月静好，让人躲进里面安然于世的乌托邦。正相反，它对主流思想的挑衅、对抗与冲击，以及这种力量促使的行动才是它最强大生命力，也是它带给我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最大的希望。

在认真阅读《对话瑞吉欧》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要深入理解瑞吉欧的精神，仅靠目前中文世界的作品是难以满足的。于是我经常会一边阅读中文书籍，一边查找与之相关的外文资料。从去年开始，我与好友陈堃着手翻译了一系列题材更为广泛的瑞吉欧相关文章，我们不希望这些有价值的文章因为语言或出版的障碍被挡在门外，现在我们把它们整理成这本电子书，希望能让更多人看见。在这些文章里，你可以看到瑞吉欧教育诞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看到与瑞吉欧有紧密关系的重要人物，以及我们在阅读瑞吉欧相关书籍时的感受和读书方法。

说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瑞吉欧已经跳出了一开始提到的幼儿教育几大流派之争，它更像是一棵底下根系发达、上面枝丫满布的错综复杂的大树。在这个夏天，我们想邀请你，一起爬上这棵茂盛的大树，看看与主流不同的价值观，不同关系、不同生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希望能给「与众不同」带来面对未知环境的安慰和希望。

Chloe, 2022 年 8 月

【译作】瑞吉欧教育诞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译者：陈堃

译者按：今天 2 月 23 日，是瑞吉欧教育的灵魂人物马拉古奇先生（Loris Malaguzzi, 1920-1994）的诞辰。我们在今天翻译和发布本文，既是向已故的马拉古奇先生致敬，也希望借此向中文世界的读者介绍瑞吉欧教育诞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马拉古奇先生的个人经历。

一、简介

瑞吉欧・艾米利亚（Reggio Emilia）是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Emilia-Romagna）的一个城镇。意大利的这一地区非常富有，由于有 45000 家从事制造业、食品生产和加工的中小型企业，该地区已经成为意大利经济发展的一个典范。许多城镇以自己的特色而闻名，如帕尔马（Parma）的火腿，摩德纳（Modena）的法拉利汽车和机械，以及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奶酪。然而，瑞吉欧・艾米利亚也因其早期教育系统的发展而受到关注，该系统被称为「瑞吉欧教育经验」，它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鼓励幼儿探索他们所处的环境，鼓励他们使用所有可能的「表达、交流和认知方式」来表达自己。……从一开始，就明确承认父母、教育者和儿童之间的伙伴关系。……瑞吉欧教育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方法，重新思考那些最根本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儿童作为学习者的性质，教师的角色，学校的组织和管理，物理环境的设计和使用，基于共同的开放式的发现探索的课程设计，和建设性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课程规划。(Edwards et al., 1998, pp.7-8)

瑞吉欧教育经验包含的许多因素，现在已经被广泛认为是适合幼儿发展、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的关键。包括父母的参与，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密切合作，将教育视为更广泛的社会的一部分，将幼儿视为有能力的学习者，提供一个使他们感兴趣和具有挑战性的环境，并允许儿童体验和探索周围环境。儿童被认为是有权利的的个体，是有自己的需要和兴趣的人，而不是正在长大的成年人。

要理解「瑞吉欧教育经验」是如何形成的，就必须理解「二战」之前支撑意大利社会的政治哲学，因为这种教育经验完全是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对那些生活在瑞吉欧・罗马涅地区的人而言，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形塑了瑞吉欧教育经验，这两种意识形态就是受到普遍认可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遭人憎恶的法西斯主义。

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按照一般理解，「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个比「共产主义」（Communism）更广泛的概念……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制度，它只能以一种不稳定的方式发展 …… 与苏联共产主义一样，社会主义者坚持计划经济理念——这与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相对立。(Giddens, 1993, pp. 666-7)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陷入动荡，这导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在 19 世纪的发展演变。工业革命也使许多人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提出质疑。19 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出现在法国和英国，其支持者包括圣西门、蒲鲁东、傅立叶、布朗和欧文。这些理论家主张对财富进行平等主义的再分配，废除私有财产，同时建立小型的集体主义社区。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他们在其中概述了其社会改造理论。这种「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主张废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认为阶级斗争是所有社会形成的基础。他们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进行革命以确保生产资料和财富（资本），才能改变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特点是阶级制度和阶级斗争的结束，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和财富的重新分配。马克思在 1875 年就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此，根据这一理论，人们将不再感觉到与社会的疏离，因为他们既为合作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做出贡献，也能从中受益，还可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根据威廉姆斯的说法，宗教影响了「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这两个词的描述性使用，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加体现无神论。此外，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可敬」，因为共产主义与工人阶级运动有关。在 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里，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许多地方都成立了社会民主党。

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 PSI）于 1892 年在热那亚成立，它坚持马克思的革命社会主义原则。因此，该党早年在历届政府当中遭受巨大损失。然而，在 20 世纪初的几年里，它在选举中取得一些进展。当时，PSI 内部有两个派别，即改革派和极端派，分别由图拉蒂（Filippo Turati）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领导。前者主要得到工会和议会集团的支持，而后者则希望得到社会主义左翼政党国际集团的支持。这种分裂给 PSI 带来许多困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 PSI 带来更大的问题，因为它拒绝支持意大利参战，导致墨索里尼和他的派别离开该党。许多前 PSI 成员最终加入了墨索里尼新成立的法西斯党。1917 年俄国革命之后，PSI 支持苏联共产党政府关于推翻资产阶级的呼吁。

1919-1920 年间，法西斯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了许多暴力冲突。1921 年，PSI 中的激进分子分裂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 PCd’I）。1924 年，社会主义者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ti）被暗杀，法西斯独裁政权随后建立，PSI、PCd’I 与所有其他政党一起被禁止，其领导人在法西斯时代一直流亡在外。

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munista d’Italia, PCd’I）成立于 1921 年，是与意大利社会党（PSI）分裂的产物。它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原则，因此被法西斯政府禁止，并受到法西斯成员的暴力攻击。1926 年，意大利共产党被解散，随后以「共产国际意大利共产党分部」的名义重新组建，这个名称一直保留到 1943 年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之时。

然而，PCd’I 是该党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当时，意大利共产党有三个主要派别，即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其领导人分别是博尔迪加、塔斯卡和葛兰西。这些派别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给该党带来了一些困难。然而，它已经组建了一些全国和地方层面的组织，包括省级联合会、工会团体和一个与法西斯武装团体接触的组织 Ufficio Primo. 在法西斯时代，共产党被禁止，共产党左派流亡在外。

在意大利北部，包括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左派政党本来就是受到欢迎与支持的。当时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法西斯政权时期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主张的意识形态与政府的意识形态直接对立，因此这些政党的成员成为法西斯攻击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参加战斗的游击队员是 PSI 或 PCd’I 的成员。在法西斯政权下生活的经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改变了许多人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他们重新思考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工作、抚养和教育孩子。就瑞吉欧・艾米利亚而言，这段历史尤其导致家长开始们寻找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教育他们的子女。

三、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扎根成长，是由于大规模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导致的巨大经济困难。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1919 年至 1920 年的罢工和暴力，使邓南遮和墨索里尼崭露头角。邓南遮是一位作家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创造了「神话」和精心设计的仪式，使人想起古罗马的辉煌和军团。正是他提出了「罗马式敬礼」和黑衬衫，这些都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所认同的。许多人认为邓南遮有可能在未来的意大利政治中发挥领导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从意大利政治的激进右翼出现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他的名字来自他父母所崇拜的墨西哥革命家贝尼托・华雷斯。

墨索里尼曾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担任过米兰社会主义报纸《前进！》的编辑。他主张意大利站在盟国一边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激怒了社会主义者。1915 年，他在米兰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当意大利加入对德战争时，他应征入伍并获得下士军衔。1917 年因弹片伤而退伍。1919 年，墨索里尼对战后的意大利及其经济和社会困难感到失望，并于 1919 年 3 月 23 日在米兰与其他人一起成立了Fasci di Combatti（退伍军人团体），其成员被称为「法西斯分子」。

法西斯主义过去是（现在也是）一种极端的右翼意识形态，它把一个国家或种族的荣耀置于所有其他忠诚之上。它敌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并将工人的国际主义或阶级斗争的原则视为对国家统一或种族统一的威胁而加以拒绝。法西斯主义拒绝代议制政府，但又利用这种渠道获得权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这些早期的计划是左派和右派学说的结合，包括诸如没收教会财产、废除君主制、废除参议院、对战争利润征收 85% 的税、军事工业国有化、工人参与管理、普选、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等建议。

法西斯组织具有准军事性质，不排斥使用暴力对付对手。另外，法西斯主义反对议会制度的联盟，然而在 1921 年，墨索里尼与当时的总理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谈判达成选举联盟，并在当年五月的选举中赢得了 33 个席位。到 1922 年，25 万人成为该党党员。8 月，左派呼吁举行大罢工，并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政府在 48 小时之内证明他们可以维持权威，否则法西斯分子将会掌权。最后，罢工解散，内乱继续，共产党的权力基础被法西斯分子摧毁。

在这一事件之后，法西斯主义者开始相信，正常的议会民主程序永远无法确保法西斯的计划实施。因此，他们于 1922 年 10 月 24 日组织了「向罗马进军」的活动。法西斯分子占领了整个意大利的公共建筑，从三个不同的方向逼近罗马。国王伊曼纽尔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于 10 月 28 日向墨索里尼授权，允许其组织内阁，法西斯军队两天之后进入罗马。通过这些手段，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党在意大利取得了政权。

在上台后很短的时间内，法西斯分子就抛弃了他们以前主张和承诺的东西。他们不再寻求没收教会财产、对战争利润征税、引入最低工资或普选权——意大利妇女直到 1945 年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投票权。对于反对派，特别是对于左派政党，法西斯的暴力和恐吓有增无减，而警察和军队都是同谋。

在 1924 年 4 月的选举中，法西斯党赢得了意大利议会 535 个席位之中的 374 个，但在 6 月，法西斯分子杀害了社会主义者马泰奥蒂，这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墨索里尼对此的反应是在议会中发表讲话提出，能够克服这种内乱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个独裁政权。12 月 25 日，一项法律通过，使墨索里尼完全控制了意大利政府。自此，「领袖」（Il Duce）的独裁权力成为绝对权力。

在其统治意大利的很短时间内，墨索里尼采取了以下措施：禁止政党和工会，废除自由新闻，加强警察逮捕和拘留的权力，死刑被扩大到反对法西斯当局的行动，设立特别法庭来处理政治犯罪，建立了一支秘密警察部队。在经济方面，他主张企业国家理论。根据这一政策，一个由工人、雇主和国家代表组成的小组将监督国家的经济活动，以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然而，这一政策导致了高税收、对主要产业的直接控制、保护主义和最终的经济停滞。

随着 1929 年《拉特兰条约》的签署，墨索里尼对天主教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该条约中，梵蒂冈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教会在民众中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支持，特别是在意大利南部的传统主义者当中——但法西斯主义在这个地区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此外，教会对教育的控制仍然是意大利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在外交政策方面，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墨索里尼从南斯拉夫获得了阜姆（Fiume），宣布对阿尔巴尼亚实行保护，入侵科孚岛和埃塞俄比亚，并在利比亚粉碎了一场叛乱。1936 年，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签订条约、达成罗马-柏林轴心。1939 年 5 月 22 日，墨索里尼与德国签署《钢铁公约》，并在同年 9 月 1 日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德国的盟友。然而，到了 1943 年，意大利在战争中失败。7 月，墨索里尼被他自己的法西斯大议会和任命他的国王伊曼纽尔三世罢黜。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于 9 月 8 日投降，墨索里尼被捕，但又被德国人救出，并逃到了德国控制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后来，他在科莫湖附近被游击队抓获，于 1945 年 4 月被处决。

法西斯主义给意大利社会留下的遗产是极其分裂的。法西斯主义对左派政党的残酷压制，导致那些支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地区的民众之间产生疏离。这在瑞吉欧・艾米利亚地区及其腹地尤其如此。人们渴望纠正过去的不公，为他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成为当时发展早期教育的基本原则。因此，「瑞吉欧教育经验」应运而生。

瑞吉欧・艾米利亚学前教育机构和瑞吉欧教育经验是在意大利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从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理念中发展起来的。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不是来自于教育家，而是来自于为其子女寻求世俗教育体系的父母。在意大利的教育史上，它是相当独特的。

四、意大利的历史和教育发展

据说，印欧民族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开始迁徙到意大利。伊特鲁里亚人统治了这个地区，直到公元前 3 世纪被罗马人推翻。罗马人征服了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整个意大利，一直统治到公元 476 年帝国灭亡。在古罗马时期，教育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当时，高等教育包括「三艺」（三部分课程：语法、逻辑、修辞）和「四艺」（四部分课程：几何、算术、天文、音乐）。然而，幼儿教育并没有被完全忽视，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us）在 《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中强调了儿童生命之中最早七年的重要性。他强调父母参与教育至关重要，反对使用体罚，反对在年幼时施加学术压力，并承认游戏的价值。

我不是不了解不同年龄段的人的能力，也不认为我们应该给稚嫩的心灵施加沉重负担……有一件事必须特别注意，那就是，要避免让一个还不爱学习的人讨厌它……让这第一条指令以游戏的形式出现吧；…… (Smail, 1938, p. 16)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 312 年皈依基督教，加速了基督教的发展，在 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之后，基督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出现。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教育体系。然而在 410 年，西哥特人阿拉里克围攻罗马，随后几年之中，罗马遭到汪达尔人、苏维人、匈人、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攻击，导致罗马帝国在 476 年灭亡。

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黑暗时代，，博物馆被毁，图书馆被洗劫一空，教育惨遭忽视。然而，在公元 800 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教育——特别是基督教教育——再次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

13 世纪末，由于贸易的扩张，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等意大利城邦开始积累大量财富。意大利在海上的优势使这些城邦能够开发通往英格兰、佛兰德斯和黑海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1307 年，但丁开始写《神曲》；1341年，彼特拉克在罗马被授予「桂冠诗人」。1348-1351 年，黑死病肆虐欧洲，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对瘟疫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欧洲慢慢从瘟疫造成的破坏中复元之后，各国之间的贸易也渐渐恢复。1397 年，美第奇银行（Medici Bank）在佛罗伦萨成立，随着财富的积累，佛罗伦萨对文艺复兴的贡献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随后的探索和发现时代，将欧洲的利益扩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1487 年，迪亚士绕过好望角，达・伽马到达东印度群岛。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些探险家打开了欧洲社会，一个「重生」的时代在欧洲开始。重新发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问，以及在艺术、文学、医学和科学领域的知识爆炸是文艺复兴的标志。

文艺复兴是一个改革者的时代。他们希望改革教育，纠正中世纪学术的错误，改善法律和宗教文本的转换，丰富文学的内容和风格，恢复古人的智慧，重拾自然的秩序和朴素……(Jensen, 1992, p. 2)

十五世纪，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崛起。从 1434 年到 1494 年，他们成为艺术家乌切洛（Paolo Uccello）、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赞助人。美第奇家族还鼓励学者们收集、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他们还建造宫殿、别墅和教堂。然而，佛罗伦萨的富足和奢华生活并没有让所有市民满意。不满情绪的增长在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的身上找到了代言人。他希望回归基督教简单的生活，反对人文主义的兴起——特别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494 年，他成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开始焚烧许多书籍和绘画，这个过程中他也树敌颇多，包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成为他的对头。最后萨佛纳罗拉被判处死刑，并于 1498 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萨佛纳罗拉曾试图阻止不可阻挡的进步潮流，并极力反对女孩接受教育，他声称女孩子的聪明才智在 20 岁之前就已经完全丧失。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女孩和妇女的教育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未受重视。1466 年，佛罗伦萨行会规定，他们所有的官员都应该识字——除了妇女。贵族女孩在 8 岁或 10 岁时被送入修道院，学习纺纱和织布、阅读和写作。这种教育是为了给她们的婚姻或教会生活做准备的。

与此同时，男孩子接受语法和艺术这些基本科目的教育，这能为他们将来从事贸易做好准备。人们认为，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学问对于未来的商人不重要。各行会为自己的学生提供实用的教育，但不同国家的政府对所遵循的课程或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显然没有什么规定。

这些类型的学校中少有的例外是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开办的学校，他在曼托亚的房子，即快乐之家，既教女孩也教男孩，既教富人也教穷人。他的学生学习维吉尔（Virgil）、西塞罗（Cicero）、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荷马（Homer）的作品，这些作品被用来作为语法的入门。之后他们开始学习辩证法和修辞学，然后是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等。完成这一学习课程的学生随后被允许学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个时候，这种教学方式非常特别。尤其对于女孩来说，就更加特殊且珍贵。

18 和 19 世纪，战争成为意大利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1713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岛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夺走。拿破仑・波拿巴在 1800 年加冕成为意大利国王，但在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奥地利再次成为意大利的主导力量，并在 1820-1821 年和 1831 年粉碎了起义。由于这些失败，自由的民族主义者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组织了「复活」（Risorgimento）活动，为意大利的最终统一奠定了基础。意大利人向萨伏伊家族（House of Savoy）寻求领导，并最终在加富尔伯爵（Count Camille di Cavour）身上找到，他在 1859 年协助法国与奥地利的战争中获得了对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控制。在意大利南部，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征服了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并将它们交给了撒丁岛国王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这位伊曼纽尔二世在 1861 年成为意大利国王。威尼斯和罗马教皇国分别于 1866 年和 1870 年被吞并，这使得意大利在君主立宪制下的完全统一。

整个 19 世纪，尽管困难重重，但教育仍然是意大利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19 世纪 20 年代，托管性质的日托中心已经开设。1831 年，Aporti 在克雷莫纳市（Cremona）建立了一个儿童之家。这个机构有明确的教育方法，游戏比较不受重视，女孩从事家务活动，男孩学习手工艺。从 1867 年起，福禄贝尔（Friedrich Fröbel）式的幼儿园开始在意大利建立。19 世纪末，天主教会为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家庭之外的照顾。

19 世纪当中，有关教育的立法也逐渐通过。意大利统一之前，1859 年，皮埃蒙特大区（Piedmont）就通过《卡萨蒂法》（Casati Law）。该法概述了关于组织义务「低等」小学教育（一、二年级）和「高等」小学（三、四年级）的规定，这种教育是由各市镇负责的。意大利统一后，人们注意到国王伊曼纽尔二世对教育、包括对幼儿教育特别感兴趣，《卡萨蒂法》被引入整个意大利。1877 年，《科皮诺法》（Coppino Law）规定，强制要求进入小学学习两年。

随着 20 世纪到来，进步的教育家开始参与到早期教育中。1907 年，玛丽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在罗马建立了第一个儿童之家。此外，阿加齐姐妹（the Agazzi sisters）为幼儿教育开发了一种新的方法和理念，她们还建立了一所教师培训学校，培养幼儿教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兰市政府认识到工作母亲的需求，于是建立了自己的学前教育计划。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的经济陷入困境，成千上万的人失业。1919 年 3 月 23 日，墨索里尼和其他人成立了法西斯党。在意大利，由于经济形势和法西斯主义的日益流行，墨索里尼于 1921 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22 年 10 月，国王伊曼纽尔三世授权墨索里尼组建政府并任命他为总理。这样，「领袖」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分子的支持下，全面控制了意大利，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1943 年他被罢黜为止。

1923 年，墨索里尼的政府对教育系统进行改革，包括幼儿园（scuola maternae）——为 3 到 6 岁儿童提供的学前教育，非强制性入学——以及小学和中学。然而，教育部并没有扩大学前教育的范围，这一领域成为天主教会的管辖范围，只有少数例外得到法西斯批准。法西斯不鼓励蒙特梭利教育，但鼓励阿加齐姐妹的教育。

阿加齐姐妹，姐姐是罗莎・阿加齐（Rosa Agazzi），妹妹是卡罗琳娜・阿加齐（Carolina Agazzi）。罗莎曾在布雷夏（Brescia）的托儿所担任教师，她们在那里形成了自己的幼儿教育理论。阿加齐方法强调儿童在家庭环境中以自发和自然的方式表达自己。她们认为，孩子受教育的自然环境应以家庭为基础，家庭生活和母亲是最重要的。因此她们认为，教学材料应当尽可能地像家庭内部设施一样，因为这对孩子们来说是熟悉的。她们认为社会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大孩子应该照顾小孩子。阿加齐教育法在整个意大利受到青睐，在 20 世纪初至中期，它占到所有学前教育机构的 74%. 阿加齐教育幼儿的方法受到天主教会青睐，被当作该地区的官方教育政策。

1925 年，一项名为「婴幼保护和援助」的法律通过，该法律规定，建立国家妇幼保健机构（OMNI）。这个机构由国家运营，为照顾和支持大家庭而建立，这与墨索里尼想要增加人口的目标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604 个 OMNI 中心在 1975 年才正式地从国家中央一级移交到城市一级来运营管理。[1]

1946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年之后，意大利公投决定国体，君主制被废止，共和制度建立。[2]1948 年的意大利宪法对学校系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包括学前教育，尽管该部门的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天主教会。战后的意大利在 1957 年的《罗马条约》之后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在称为「欧盟」）的创始成员，并成为北约组织成员。

上图：1946 年，意大利全民公投是否支持共和制，这是各个地区当时的投票结果。

1960 年代，意大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与教育有关的举措。1968 年通过的第 444 号法律，确定为学前教育提供国家资金，并宣布意大利 3 至 6 岁的儿童有权接受这种教育。这项法令不仅导致国家管理的 Scuola materna 系统的发展，还制定了三方（国家政府、地区政府以及私人）类型的早期教育和照护——这是意大利学前教育的一个特点，一直持续至今。1971 年，根据第 1044 号法律，Asili Nidi（为 4 个月至 3 岁儿童服务的婴幼园）正式成为国家立法的一部分，由城市地方政府和全国 20 个大区政府管理。作为这项法律的结果，市政府被赋予监督这些中心的标准、法规、资金、建设和组织的责任。[3]

2000 年，根据第 30 号法律，学校进行重组。学前教育的名称从 scuole maternae 改为 Scuole dell’Infanzia（婴儿学校，一般称为学前班）。最后，根据 2003 年第 53 号法律和 2004 年第 59 号法律，Scuole dell’Infanzia完全成为意大利教育系统的一部分。

五、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发展

1779 年 1 月 7 日，意大利三色旗最早在瑞吉欧・艾米利亚市开始使用，它后来演变成为现代意大利共和国国旗。[4] 瑞吉欧市所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是意大利最富有的农业和工业地区之一，仅次於伦巴第大区（Lombardy）。它位于意大利「红色地带」（red belt）的中心，这一地区的人们普遍支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与和领导反抗德国纳粹的活动。「二战」结束后，该地区获得意大利最高荣誉奖章——金质勇气勋章。

这个地区人们的政治理念与当时执政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完全对立。事实上，在法西斯统治时代，瑞吉欧地区的反法西斯活动和各种游击队起义活动可能是意大利所有地区当中最活跃的。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统治的终结，对于瑞吉欧地区的人们来说极其关键。从那时起，共产党政府（现在称作意大利民主党左翼）一直在当地执政，有时单独执政，有时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5]

这个地区的人们过去和现在都认同社会主义原则，尤其认同一个平等参与的民主社区的重要性。这一点影响了他们对儿童、儿童权利以及儿童教育的看法。由于社会主义哲学完全拒绝法西斯主义的信条，瑞吉欧・艾米利亚的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认为，儿童是有能力的学习者，应该有一切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潜能。

人民想要一所能够马上把孩子从官方学校的长期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新式学校。官方学校总是按照出身而给予某些人特权，并最终把那些出身卑微的学生排挤出局。那些只会说当地方言的学生，即使学会了读写，也注定要回到父辈劳作的谷仓、田地和工厂里去。他们之所以愿意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Barazzoni, 2000, p. 18)

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壮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数日之后，一群来自「保卫妇女和援助自由战士团体」（Groups in Defense of Women and in Assistance to the Freedom Fighters）的女性成员开启了后来被称为「瑞吉欧・艾米利亚经验」的活动。1945 年 6 月 19 日，意大利妇女联盟（UDI）的女性成员向公众募捐，用于建立一所幼儿园，募捐活动包括舞蹈、彩票和戏剧活动。UDI 的成员深受社会团结理念的影响和驱使，她们希望为自己的孩子和更多的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倡议活动主要由妇女带头发起。因为在当时的意大利，妇女没有机会参与公共权力活动。事实上，她们在 1945 年才获得投票权，但是基于以下原因，她们感到有必要改善人们的生活。

1945 年，对于刚刚走出战争的人们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物质、社会和道德方面的重建。……人们也感到需要克服持续了 20 多年的意识形态分歧……当初，为了反对法西斯独裁、德国入侵以及社会不公，为了解放思想、社会平等与进步以及更美好的未来，人们组织起各种团体——他们为此受到极大迫害。现在战争已经结束，这些团体的人们在孩子身上看到了能够实践自己当初的承诺与梦想的可能。这些孩子将成为正在迅速建立的「新世界」的居民。因此，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ato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非常自然地关注到幼儿成长和教育。(Reggio Children, 2002, p. 6)

在维拉塞拉村（Villa Cella），妇女们打捞砖块，出售卡车、马匹和一辆废弃的德国坦克，为当地民族解放委员会筹集了 80 万里拉[6]，这笔钱被投入到建校项目当中。当地农民捐赠土地，家长们在晚上和周末加班工作，一起建造学校，当地一家建筑合作社提供了服务和机械。

为了建造这所新学校，一些家庭在周末和假期工作，装载沙子和砾石，并从战争期间被炸毁的建筑物中收集砖头、横梁、门和窗框。其他家庭为建筑工人送来食物，或者收集干草、出售成捆的树枝来筹集资金。最终，经过八个月的辛勤工作，学校由维拉塞拉镇长坎波利主持开幕。1947 年 1 月 13 日，教育总监签署正式授权书，允许学校向首批 30 名学生以及教师赞尼和厨师蒂塔开放。学校的新项目委员当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包括（以下人名未翻译） Ideale Friggeri, Anna Spaggiari, Paolino Mantelli, Omero Lanzi, Eliseo Bertolini 和 Giuseppe Ghinolfi.

4 月 25 日是盟军解放瑞吉欧地区的纪念日，因此第一所学校被命名为「4 月 25 日学校」。学校外的牌匾上写着这样的铭文：「男人和女人一起工作，我们建造了这所学校的墙壁，因为我们想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一个新的和不同的地方。1945 年 5 月。」

其他村庄的人们——如塞索（Sesso）——也开始展望未来，并设想建立一个能满足所有儿童需求的学前班。塞索的幼儿园被称为 Martiri di Sesso 幼儿园（现在称为 Martiri di Sesso Centro Verde 幼儿园）[7]，以纪念 1943 至 1945 年间在那里被法西斯处决的 33 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所幼儿园在法西斯总部（Casa del Fascia）找到了一处活动空间，直到 1959 年，它被迫搬到人民之家（Casa del Popolo），在那里一直待到 1971 年。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幼儿园的物资匮乏，孩子们从家里带来糖、面粉和黄油，厨师 Orsini 用花园里的蔬菜和国际援助包里的奶粉、肉罐头、意大利面、大米和油来为孩子们做饭。

妇女们也积极参与到塞索幼儿园的活动。罗莎・博尼・加莱奥蒂（Rosa Boni Galeotti）与这所幼儿园关系密切，她在 1947-1948 年成为 UDI 在这一地区的主任。她记得为孩子们收集火种、鸡蛋和水果，并为确保幼儿园能够继续运作而筹款。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积极参与维持塞索幼儿园运作的其他 UDI 成员包括（以下人名未翻译） Rina Bianchini Bonezzi, Laura Bianchi, Ernesta Gamberelli, Bice Bertani, Gerbella Segalina and Bianca Manfredi, Ione Bartoli, Rosa Galeotti, and Piera and Bruna Gamberelli. 20 世纪 50 年代，塞索幼儿园曾经向省、市一级的行政部门以及公共教育部门申请经费，但都未获批准。

UDI 的妇女和瑞吉欧・艾米利亚的人们希望幼儿园能够一直开放和运作，因此他们持续不断地筹款。为实现梦想而努力的这种集体责任感，现在与社会主义原则结合在一起。其实，这不是当时才出现的，而是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的手工业行会和城市共和国……很明显，关于参与性民主和公民社区的想法，是瑞吉欧的教育者对其教育愿景和使命的基本感受。(Edwards et al., 1998, p. 8)

诸如此类的理想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不可能成为当时学前教育的主要提供者——天主教会——的理念。

意大利解放后[8]，在民族解放委员会（CLN）、意大利妇女联盟（UDI）以及瑞吉欧合作社的支持下，其他一些学校也逐渐建立起来。比如：由 CLN 在 1946 年建立的 San Maurizio 学校和 Massenzatico 学校，还有同年建立的 Villaggio Foscata 学校、San Prospero Strinati 学校和 Bainsizza 学校。1945 年成立的 Santa Croce Esterna 学校算是维拉塞拉学校的姐妹学校，它得到 Reggiane 工厂工人的支持。但由于它建立在国有土地上，最终被迫关闭。虽然这些学校当中有五所得到学术机构的认可，但有三所没有得到认可，未获认可的是 Sesso, Bainsizza 和 Massenzatico 的学校。

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幼儿园的资金仍然是个问题。然而，人们执著地认为这些学前班应该继续存在，因此在维拉塞拉开展了以下工作。

……在战争岁月里，这些普通的男男女女在田里拾荒、在沟渠的草滩上割草，或者收集纸张、废金属、木材和兔子皮毛，用这些方式支持游击队。现在，为了自己的孩子，他们重新拣起这些熟悉的活计。他们在派对和舞会上面检查大衣，在自行车库检查自行车……店主和消费者合作社也是必要的……孩子们也参与到筹集资金的活动中，每个月会有 250 里拉，此外他们还举办戏剧表演……(Barazzoni, 2000, p.21)

1960 年，UDI 和塞索当地人为他们的学校寻求市政管理，但没有获得批准。然而三年后，当局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将建立「两所预制学校」，其中一所被称为鲁宾逊幼儿园（Robinson Preschool），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所由市政管理的幼儿园。这所学校在一栋木制建筑内，为了纪念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在《鲁宾逊漂流记》当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学校被命名为鲁宾逊。正如爱德华兹等人所指出的那样，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教育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意大利历史上，人民为儿童建立世俗学校[9]的权利第一次得到肯定。上述事件对于打破天主教会垄断儿童早期教育的局面极其重要。一个正在自我更新、深刻变化的社会，需要这样的改变。在这个社会中，公民和家庭越来越多地要求为其子女提供社会服务和学校。

由于这一事件，市政当局在整个 1960 年代都受到很大压力，以保证家长运营的学校的前途。最终在 1967 年，这些学校被纳入瑞吉欧市政府的管理范围，这又是一个重要事件。当时意大利全国范围内正在爆发一场政治斗争，旨在争取由市政支持的世俗学校之建立，瑞吉欧市在这方面的突破，正是意大利全国斗争的一部分。

市政府开办的幼儿园数量增长很快：针对 3 到 6 岁儿童的班级，1968 年只有 12 个班，1973 年 43 个班，1980 年 58 个班。2003 年，有 21 个幼儿园（为 1508 名 3-6 岁的儿童提供服务）和 13 个婴幼园（为 835 名 3 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服务）得到市政府支持。对于 3 岁以下的儿童，1970 年瑞吉欧市就开设了第一个婴幼园，比意大利第 1044 号法案通过还早一年。[10]这些幼儿园和婴幼园大都以艺术家、科学家、诗人、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艺术家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教育家保罗・弗雷勒（Paolo Freire）和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1970 年 3 月，在博洛尼亚（Bologna）举办了一次全国会议，主题是「为 3 至 6 岁的儿童建立一所公立学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支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教育成长。同一个月，在瑞吉欧市举办了一次关于 3 岁以下儿童及其需求的会议，主题是「由地方当局管理的、提供社会服务的婴儿-幼儿中心运动」[11]。后一次会议的结果——一份有关 3 岁以下儿童需求的请愿书——寄给了当时的议院主席 Sandro Pertini.

截止 1972 年，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幼儿园已经有了相当影响力，这使得市议会和天主教开办的幼儿园也开始接受瑞吉欧・艾米利亚幼儿园的管理规则和条例。自从 1963 年鲁宾逊幼儿园成立以来，到这时已经使得多年工作达到新的高潮，对于瑞吉欧・艾米利亚的人们和幼儿园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历史性事件。

在 1972 年的市议会开会之前，有一次历时 8 个月「选民大会」，大会要求起草 24 份文本，参会者来源广泛，包括市议会监督委员会、所有教职员工和辅助人员、城市-学校委员会、邻里委员会主席、工会、意大利妇女联盟和 C.I.F. 妇女协会，还包括马拉古奇（Loris Malaguzzi）以及一些市政府工作人员。

同年，诗人、作家贾尼・罗大里（Gianni Rodari）将他的《幻想的文法》（The Grammar of Fantasy）一书献给瑞吉欧・艾米利亚幼儿园的孩子们。1974 年，由于意大利的经济状况不佳，瑞吉欧・艾米利亚幼儿园的资金受到影响。12 月 16 日至 21 日，人们组织了一场名为「保护和发展婴幼儿中心和学前班的倡议周」的抗议示威活动，并向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递交请愿书。次年，即 1975 年，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首府博洛尼亚（Bologna）举行了一次全国会议，主题是「儿童是家庭和社会的主体与权利来源」，会上讨论了前一年的经验。

然而，1976 年 11 月，古斯塔夫・塞尔瓦（Gustavo Selva）[12]在广播节目当中对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学校进行了为期七天的抨击。他抨击学校的教育模式，认为这是对现有私立天主教学校的骚扰。后来，当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受邀参加关于瑞吉欧学校的公开讨论，这些讨论持续了五个月，讨论结束之时，各方都对彼此有了更多了解。

1980 年，又有一些新的进展。当年，在瑞吉欧・艾米利亚成立了「全国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小组」，这是一个由教师、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组成的独立机构，旨在深入研究与婴幼儿中心和幼儿期有关的问题。1981 年，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展览「儿童的一百种语言」（The Hundred Languages of Children）被带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现代艺术博物馆（Stockholm Museum of Modern Art），由此开始与瑞典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至今。事实上，在瑞典的教师课程当中，有可能会有关于瑞吉欧・艾米利亚早期教育方法的模块。同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加德纳（Howard Gardner, 美国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提出「多元智能理论」）访问了瑞吉欧・艾米利亚学校，随后他促成零点计划（Project Zero）和瑞吉欧学校的合作研究。

后来，访问瑞吉欧幼儿园的人还包括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和布鲁纳（Jerome Bruner）[13]等人。

1990 年，在瑞吉欧・艾米利亚举办主题为「我是谁」（So Who Am I）的国际会议，分享知识和经验， 以提高儿童和成人的地位、权利和潜力，政治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包括美国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David Hawkins）、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雷勒（Paolo Freire）和意大利教育家马里奥・洛迪（Mario Lodi）。1991 年，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说，瑞吉欧・艾米利亚的戴安娜幼儿园（Diana preschool）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十个幼儿园之一，这篇文章引起其他国家教育界人士的极大兴趣。在随后几年里，许多地方的教育工作者参观了瑞吉欧学校。如今，它的早期教育方法已被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采用。

1994 年，全国地方当局会议在瑞吉欧・艾米利亚举办，会议主题是「投资未来：选择与资源，尊重儿童权利和潜力的国家政策」。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瑞吉欧地区和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学前教育，以及向更多地方推广这些经验。因此，瑞吉欧・艾米利亚市政府成立了一家公司，被称为「瑞吉欧儿童——保护和促进所有儿童权利和潜力的国际中心」（Reggio Children, www.reggiochildren.it ）。该公司的成员包括政府公共当局、家长、学校工作人员、社区成员和私人机构，其目的是通过研讨会、出版物、考察旅行和国际交流，推广瑞吉欧儿童教育的实践和国际交流。

六、红色维也纳

考察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发展和支撑它的社会主义哲学时，可以与 1918-1934 年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发展状况类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于 1918 年 11 月 12 日宣布成立共和国。1919 年 5 月 4 日的城市议会选举中，所有成年人都参加了投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获得绝对多数的票数，开始在维也纳执政，这座古老的城市因此而被称作「红色维也纳」。奥地利国民议会于 1922 年 1 月 1 日宣布维也纳成为奥地利第九个联邦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现大量难民、退伍军人和贫穷的中产阶级，同时面临粮食供应短缺，结核病和西班牙流感肆虐，住房供应不足。总之，社会生活状况极其艰难。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开始在维也纳执政，似乎预示着这个城市的新气象。

尽管维也纳也有种种弊病，但它当时汇集了众多伟大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这些人很难再同时出现于另一座城市。这当中包括法学家汉斯・凯尔森（Hans Kelsan）、心理学家卡尔・布勒（Karl Buehler）、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剧作家亚瑟・史尼兹勒（Arthur Schnitzler）、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建筑师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音乐家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以及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等人。

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之后，立即将解决公共住房问题视为优先事项。1917 年的《租户保护法》将租金稳定在 1914 年的水平，这使得私人出租业务变得无利可图，这也使维也纳政府能够规划大量的公共住房。1925 年至 1934 年间，在所谓的「社区建筑」中建造了 60000 多个新的住房单元。这种独特的建筑类型至今在维也纳仍然可以看到。

在健康和社会服务方面，红色维也纳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并提供娱乐假期和体育设施，以增强体质和总体健康。市政府还提供人们负担得起的天然气和电力供应以及垃圾收集服务，这些都对居民的健康是有益的。由于这些措施，结核病病例下降了 50%, 婴儿死亡率下降到当时奥地利的平均水平以下。为家长和儿童提供的服务包括提供幼儿园、课后护理和儿童温泉。这为母亲重返工作岗位提供了便利，儿童也从教育和健康的角度受益。家长们还得到了「衣服包」，以确保他们的孩子穿得够好。

但是，天主教会对红色维也纳并不看好。冈特（Gunther）指出：「维也纳是社会主义的、反教会的，它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城市。但是，广大的奥地利腹地地区则是贫穷的、落后的、保守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他们嫉妒维也纳的高生活水平。」

不幸的是，1932 年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的多尔福斯总理（Chancellor Englebert Dollfuss）上台执政，1933 年他的内阁关闭议会，并在 1934 年建立了一个一党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基于奥地利法西斯主义，并得到天主教会默许。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信条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如出一辙。法西斯夺取政权后，立即完全控制了奥地利全国所有地区，包括维也纳。就这样，被称为「红色维也纳」的社会实验结束了。

值得注意的是，红色维也纳的经验与瑞吉欧・艾米利亚的经验之间的异同。两者都面临着法西斯独裁者的极端右翼思想，这些独裁者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两者都引入了健康和教育服务，以及有利于所有人的物质环境。然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红色维也纳和它的理念在 1934 年之后没有存活下来，而瑞吉欧・艾米利亚直到 1945 年才开始斗争，但最终获得成功。

七、马拉古奇（1920-1994）

如果说哪个人与瑞吉欧教育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那无疑就是劳瑞斯・马拉古奇先生（Loris Malaguzzi）。

他于 1920 年出生于瑞吉欧・艾米利亚附近的科瑞吉欧（Correggio），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长大。于 1939 年进入教师培训学院，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并于 1946 年前往罗马，在国家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学习心理学——这是战后第一个此类课程。他还在一所国立小学工作过 7 年。

马拉古奇不光在教育领域有所建树，同时还是一名运动员、戏剧导演和记者。从 1947 年到 1951 年，他在《意大利进步报》（Il Progresso d’Italia）担任主编。回到瑞吉欧・艾米利亚之后，他在一家心理健康中心工作，这个中心由市政府设立，希望帮助那些在学校遇到困难的儿童。1958 年，他成为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幼儿园主任，并在那里奉献了自己的后半生，直到 1994 年去世。

1945 年，一些家长试图在维拉塞拉（Villa Cella）建立自己的学校。马拉古奇一听说这个消息，就对这些家长想要拿回孩子教育主导权的想法感到好奇，于是他骑车前往该村调查情况。由此，他开始了与幼儿园、家长和儿童之间的联系。维拉塞拉只是个开端，他随后与其他更多幼儿园建立关系，这种关系将持续一生。他上午继续在心理健康中心工作，下午和晚上则在幼儿园工作。大多数情况下，当地妇女是幼儿园项目背后的驱动力，因此马拉古奇也与她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在 1993 年接受巴索蒂（Carlo Barsotti）的采访时，对幼儿园的发展状况是这样说的：

这些幼儿园的诞生，离不开当地妇女的主动性。她们经历了可怕的战争，还支持和参与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斗争，在这过程中，她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和发展起来……如果没有这些妇女，这些幼儿园恐怕永远不会出现，更不会生存下来……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越来越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意识到，意大利需要更好的早期儿童教育。来自法国「大众学校」（popular school）运动的新思想以及法国教育家塞莱斯坦・弗雷内（Célestin Freinet）和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著作在意大利影响越来越大。

「教育合作运动」（MCE, Movement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诞生于 1951 年底，后来由意大利教育家布鲁诺・恰里（Bruno Ciari）领导。位于博洛尼亚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政府当时由左翼政党执政，他们任命恰里来管理该大区的教育系统。恰里在博洛尼亚组织了一些讨论教育创新的会议，马拉古奇受到这些会议启发，后来还与恰里成为朋友。恰里主张在教育者和家长之间建立密切关系，他认为物理环境对于教育特别重要，还主张每个教室里应该有两名教师，儿童在一天当中的部分时间里应该按照年龄分组。马拉古奇吸收了恰里的这些主张，把它们纳入瑞吉欧教育当中。

1963 年，第一所由市政当局直接管理的幼儿园建立，马拉古奇称其为「决定性的成就」。随后几年，为了帮助幼儿园老师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马拉古奇建议带着幼儿园的孩子们走出学校、走进城市空间，举办孩子们的作品展览，并在户外教学。这样做确实达到预期效果，人们开始谈论瑞吉欧的幼儿园，并开始对他们感兴趣。这样的尝试也让马拉古奇意识到，需要根据新情况调整思路。每次这样的活动都为成年人和儿童提供了新的经验，并鼓励他们发展新的教育策略。

1968 年有一次研讨会，关于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与幼儿的关系。「儿童的图形化表达」（children’s graphic expression）是后来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在会议当中经常讨论的话题。(Edwards et al., 1998)

1971 年，有一次全国性的教师会议，本来预计会有 200 人参加，最终实际参加人数达到 900 人，这表明人们对于早期儿童教育领域的兴趣。这次会议促使两部与幼儿教育有关的著作出版，这两本书都由马拉古奇所著：《新的幼儿学校之经验》（Experiences for a New School for Young Children）和《学前教育学校的社区管理》（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in the Preprimary School）。随着瑞吉欧学校越来越为人所知并受到认可，一个国家级的机构——国家教学中心（National Teaching Center）——邀请马拉古奇参加他们的会议。

1980 年，全国婴幼儿中心和学前教育集团（National Group of Infant–toddler Centers and Preschools）成立，由马拉古奇担任主席。紧接着，《〇到六》杂志（Zerosei, 1976-1984, 现在称作 Bambini, 意即「儿童」）开始发行，马拉古奇担任杂志的主任。据市立婴幼儿中心和学前班的教学主任卡拉・里纳尔迪（Carla Rinaldi）[14] 介绍说：

以上这两项活动，并不局限于阐述教学活动，也不局限于分享日常经验和科学贡献。它们也是在学校教职工之间进行接触和对话的手段，还是传播瑞吉欧学校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规划的渠道。(Reggio Children, 2002, p. 39)

同样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儿童的一百种语言」（The Hundred Languages of Children）展览开始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其中包括儿童作品的例子。这个展览的四个不同版本已经在许多国家展出过，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有人说，马拉古奇在教育学领域的著作很少。实际上，马拉古奇至少受到过以下这些教育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影响：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法国哲学家、教育家亨利・瓦隆（Henri Wallon）、瑞士神经科学家克拉帕雷德（Edward Chaparede）、比利时心理学家、教育家德克罗利（Ovide Decroly）、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Anton Marenko）、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Lev Vygotsky）、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艾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瑞士心理学家皮埃尔・波威（Pierre Bovet）和瑞士教育家阿道夫・费里埃（Adolfe Ferriere）。

他说，以下这些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学者也都影响了他的教育思想与方法：（以下人名未翻译）Wilfred Carr, David Shaffer, Kenneth Kaye, Jerome Kagan, Howard Gardner, David Hawkins, Serge Moscovici, Charles Morris, Gregory Bateson, Heinz Von Foerster and Francisco Varela. 马拉古奇说这些人的思想都影响了瑞吉欧教育：

我们的灵感来源跨越了几代人，这也反映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一直不断在做出选择和抉择……而且，总的来说，我们对理论和研究的多样性有了认识。但是，关于教育（包括幼儿教育）的谈论不能局限于书本，这种谈论也是政治性的，它必须不断解决经济、科学、艺术以及人类关系和习俗方面的重大社会变革和转变。所有这些更大的力量影响着人类——甚至是幼儿——如何「阅读」和处理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无论从整体还是局部来看，它们都决定了新的教育内容和实践方法的出现，以及新的问题和反思问题的出现。

1992 年，因其对儿童早期教育的贡献，马拉古奇获得丹麦乐高奖（Danish Lego award）。1994 年，在他去世之后，他还被追授安徒生奖（Andersen Prize）和地中海国际学校协会（Mediterrane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chools）的一个奖项。

2004 年，在瑞吉欧・艾米利亚举办的「跨越边界」会议上，彼得・莫斯（Peter Moss）[15]这样评价马拉古奇：「我认为他是一个发明家、异议者和探索者，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他能够想象人类可能性的新模式，并对未来抱有无尽的希望。」

八、结语

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学前教育以及由其演变而来的瑞吉欧经验，启发了美国华盛顿特区、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教育机构，也启发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泰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然而，这一理念的诞生与发展植根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影响这一经验发展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不能忽视。可以说，瑞吉欧经验是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斗争的政治漩涡中出现的。受到社会主义原则的影响，因此在瑞吉欧教育的语境里，儿童权利非常重要，他们不被视为依赖者，而被视为需要各种经验的、有能力的个体。

在这样的学校里，孩子们受到严格保护，孩子们有自己的选择权，而不是受到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影响。这些学校植根于本土，存在于共同承担责任的关系之中，也存在于当地人和机构之间的讨论之中。瑞吉欧学校有幸在这种深刻的人性中找到一种文化和专业的基础，而这些文化和专业随着社会的变化以及儿童的需求和价值观的变化而不断自我更新。因此，所有意识形态的形式化和僵化都被克服。(Barazzoni, 2000, p. 28)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瑞吉欧教育的灵感不是来自教育家，而是来自那些普通的男男女女，来自那些希望子女接受世俗教育的父母。在那个年代的意大利，妇女很少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或者成为领导者，而瑞吉欧教育的发展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参与甚至领导的机会。她们与市政当局斗争了许多年，证明了她们对于儿童教育事业的强烈愿望。

瑞吉欧・艾米利亚和它的幼儿园影响了意大利学前教育的进程：从 1963 年市政府开始管理学前教育的那一刻起，天主教会对学前教育的垄断被打破。因此，意大利各地的市政当局开始或多或少地资助此类服务。

瑞吉欧教育的经验强调家长和社区的参与，它为儿童提供富于刺激的物质环境，以便提高儿童的创造力，它还在工作人员、家长和更广泛的社区之间建立关系，所有这些都源于它对所有儿童及其家庭的社会责任感。瑞吉欧・艾米利亚幼儿园和瑞吉欧经验的遗产可能在于，现在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教育机构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原则的实践。

也许最后一句话应该留给马拉古奇先生，他过去和现在都非常认同瑞吉欧・艾米利亚学前教育和早期教育经验，而且他多年来一直在开拓、捍卫和支持这些经验，他说：

一种简单又开放的思想指引着我们，那就是，关于儿童以及如何为儿童服务，我们只能从儿童身上去学习和寻找答案。

- 原文标题：The History and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gio Emilia Experience

- 原文出处：Loris Malaguzzi and the Reggio Emilia Experience, 2014, Bloomsbury Publishing.

- 翻译时间：2022 年 2 月

- 翻译说明：本文翻译，未获作者授权。仅限学习交流，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译作】马拉古奇：瑞吉欧教育的灵魂人物

译者：Chloe

译者按：本文译自 Loris Malaguzzi and the Schools of Reggio Emilia 这本书，这是由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彼得・莫斯教授（Peter Moss）为此书撰写的前言，我节选前两小节翻译。

彼得・莫斯教授作为当代幼儿教育的研究者，他敢于质疑当今幼儿教育的主流叙事，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重视高质量和高回报的幼儿教育，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幼儿教育中的伦理和政治。这恰是瑞吉欧教育一直倡导的：「学校是一个进行伦理性和政治性实践活动的公共场所。」

我和一些朋友都认为，要理解这句话，不能单纯从字面上对着空洞的概念望文生义，而是要理解瑞吉欧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脉络，以及从瑞吉欧教育中的灵魂人物入手。关于这点，请见本书第六篇文章《阅读〈对话瑞吉欧・艾米利亚〉这本书的一些注意事项》。

今天 2 月 23 日，是瑞吉欧的传奇老爷爷马拉古奇的诞辰。1923 年的今天，他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镇出生。他一生留下的文字对比其他教育学家来说极少，也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但我们仍能透过少量珍贵的纪录去了解他，了解他所热衷的事物，他的忧虑，他的珍视，他的坚持。我想，彼得・莫斯教授的文字正是这样的存在。

趁着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发布本文，既是向已故的马拉古奇先生致敬，也希望借此机会让他的思想在中文世界回荡，以启发我们对「教育」二字的更深思考。

上图：马拉古奇先生

一、学校是一本关于他的书

马拉古奇（Loris Malaguzzi）是二十世纪教育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幼儿教育和意大利北部城市瑞吉欧（Reggio Emilia）的市立幼儿学校，在教育领域颇有声望。

然而，由于普遍存在的偏见，今天处在其他教育部门的人，无论是大孩子、年轻人还是成年人，都对马拉古奇知之甚少。尽管马拉古奇清楚地知道，他在瑞吉欧的工作，所有与公立学校有关的工作，不仅对人们普遍认为的「幼儿教育」产生影响，更是对如何看待所有教育的一次观念更新。

此外，马拉古奇写了很多东西，这无疑可以让他追求一个杰出的学术生涯，但他在学术教育家中并不出名。

他不是为了学术期刊而写的，而且从许多方面来看，能最清楚表明他的重要地位的，不是书面文字，而是他创建和发展的教育项目：一个公共学校网络，瑞吉欧的市政婴幼儿中心（nidi）和幼儿园（scuole dell’infanzia），前者为 3 岁以下的婴幼儿服务，后者为 3-6 岁的儿童服务。正如有些人说的，确实「学校就是一本关于他的书」。

马拉古奇的一生，从 1920 年到 1994 年，跨越了被称为「短暂的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生，在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并成年。在解放的激情岁月之后，他接下来的日子先是生活在战后「黄金岁月」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中，然后是新自由主义崛起为全球霸权的早期阶段。他在柏林墙倒塌和苏维埃政权垮台后去世。

马拉古奇出生于瑞吉欧省波河谷的科・瑞吉欧镇（Correggio），他幼年时随家人搬到瑞吉欧市，并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还在瑞吉欧市工作了多年，是瑞吉欧市政府的一名雇员，致力于各种市政儿童服务。

他不仅仅在大家所熟知的瑞吉欧幼儿学校工作，而且还在一个具有开创性的、负责研究心理问题的儿童中心和夏令营里工作。

在此之前，他的早期工作是在公立小学和中学担任教师，他曾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还曾从事成人教育，帮助那些因为战争而中断教育的年轻人。他和朋友们一起征用了一个法西斯头子的废弃别墅，建立了一所「国民学校」，为在中学里遇到困难的孩子提供课外活动。

得知他的经历后，难怪他对整个教育有如此广泛的了解，并对教育的复兴有如此广泛的承诺。

这本书（指 Loris Malaguzzi and the Schools of Reggio Emilia）提供了一个关于马拉古奇这位教育家的独特视角：用他自己的话语去讲述。这些话是从瑞吉欧文献和教育研究中心创建的纪录档案中找到的。

从 1945 年欧洲战争结束后不久的一篇关于文学和文化的报纸文章开始，当时马拉古奇 25 岁，到 1993 年底，他对瑞吉欧教育项目的新发展有了一些粗略的想法：瑞吉欧儿童国际中心（Reggio Children），「一个面向未来的地方」。这个中心在 1994 年 1 月马拉古奇去世之后不久成立。

如果你希望看到一连串的学术论文，阐述教学思想的无缝演变，那会对本书感到失望。

可是，如果你希望深入了解一位积极从事公共教育的教育家的生活和工作，看到他打算在一个运作良好的市政学校系统中建立一个独特的教学项目，并且你是认为理论和实践是完全不可分割的人，将不会失望。

本书有一些文章和演讲包含了对马拉古奇不断发展的思想的持久阐述，这大多不是来自学术期刊或会议。这些档案中还穿插着许多较短的文件，往往是一些片段：信件、研讨会和其他为当地人举办的活动的通知和方案、自传的碎片、诗歌等等。

阅读这些文件，你可以感受到马拉古奇的兴奋和沮丧，希望和烦躁，激情和毅力，因为它们记录了这位杰出教育家在学校中建立全新公共教育的努力，他能够让其他人为之共同努力，同时也准备好与散落在这些项目中的众多障碍作斗争。

因此，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位伟大教育思想家的演变，还可以看到一位伟大的教育建设者的日常工作。我们看到马拉古奇与其他人，包括政治家、家长、教育家、同胞们一起工作，使他的想法和理想得以实现——不仅仅是建立一所学校，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学校网络。

这个市政教育系统于 1963 年正式建立，如今包括 33 所由市镇管理的学校，还有 14 所根据与市镇的协议作为合作社管理的学校（这些学校大多数包含婴幼儿和儿童服务，在同一建筑物内有为 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的服务，也有为 3 至 6 岁儿童提供的学前教育，是一个持续的教育服务）。

这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施的激进公共教育，并在一个无与伦比的时期内持续进行。在马拉古奇的这份纪录选集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一非凡教学经验的关键问题的答案，并充分证明了这些学校确实是关于他的一本书。

二、阅读马拉古奇

每个读者都会在这些纪录中发现不同的东西，对马拉古奇的话做出自己的解释。马拉古奇意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很清楚观点和主观性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应该被重视的。

因此，以下是我自己阅读马拉古奇的一些反思，哪些内容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并产生共鸣，我从这些丰富多样的材料中获得了哪些意义。

像所有人一样，马拉古奇是一个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出现的人物。如前所述，他在独裁统治下长大，在一场可怕的战争中进入成年，然后经历了令人振奋的日子，但也经历了解放和恢复和平与自由之后的巨大动荡。

三段形成性的经历，三个「我学会说话和生活的地方」：

- 在索隆诺（Sologno）这个偏远而贫穷的小村庄教书；

- 经历瑞吉欧·艾米利亚（Reggio Emilia）的解放；

- 在维拉塞拉（Villa Cella）村庄内建造一所学校。

这仅发生在短短几年间，横跨战争和战后期间。这三段经历也都发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地方，即位于意大利北部，博洛尼亚以西约 70 公里的瑞吉欧市及其周边地区。

像大多数意大利人一样，马拉古奇深深地扎根于他的本土，特别是他所钟爱的瑞吉欧，他把大部分生命都奉献给了这个地方。他是一个瑞吉欧人，并以此为荣。然而，这种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和忠诚度并没有使他变得狭隘。他可以扎根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但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和政治取向是与许多其他社区共享的，而且他与意大利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保持着持续和积极的关系。

这种时空背景肯定对马拉古奇和他的教育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晚年的回忆中很明显可以看到，他形容战后不久的年代「是一切似乎都有可能的时候」。

在他对民主的坚定承诺中不难看到，民主是瑞吉欧学校的基本价值观和实践。在他的坚持中也看到学校不仅应该向儿童的家庭开放，而且应该向当地社区和所有公民开放。城市本身应该承认、欢迎和容纳作为年轻公民的儿童（尽管他认为城市仍在抵制这种包容，城市更倾向于成人的需求和生活）。

在他对儿童和父母的深深尊重中，以及他对儿童丰富潜力的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适当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他不知疲倦的阅读和永不停息的求知欲，他对跨越边界进入新学科和新范式的热爱，他与瑞吉欧和意大利以外的许多人和经验的接触，所有这些都把马拉古奇和他的教育同行带到了许多新的地方，这都要归功于在法西斯政权的窒息性审查和其他限制下的成长。

这种背景也塑造了马拉古奇的政治观。恩佐・卡塔西（Enzo Catarsi）评论说，他的思想和工作「受到了他对民主和进步运动斗争的参与以及各种合作教育范例的影响」。

马拉古奇是一个左派，无论是体现在他对世界的一般态度，还是更具体地说，作为战后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多年的成员。

我对政治，对十月革命，对马克思、列宁、葛兰西、托利亚蒂一无所知。但我确信我站在了最弱小的一方，站在了最有希望的人一边。——马拉古奇

在那个时间和地点，这种承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当时意大利共产党是包括瑞吉欧在内的许多社区的执政党，不管它有什么缺点，它都呈现出一个高效、诚实和进步的地方政府，与意大利许多其他地区的政府，甚至与位于罗马的意大利中央政府形成鲜明的对比。

正是在这种以意大利共产党为主导的行政管理中，20 世纪 60 年代的「市立学校革命」在许多北方城镇出现，包括在瑞吉欧·艾米利亚，为幼儿提供了特殊的教育体验。

事实上，这场革命已经超出了早期教育的范围，对个人和集体权利的看法也催生了其他创新服务，包括医疗保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意大利作为一个福利国家的诞生。

在这批纪录档案中，有几份文件是来自马拉古奇在意大利共产党或其组织的会议上的发言。这些纪录不仅显示了他的思想和政治参与的演变，而且表明他愿意批评和挑战党，包括他对民主的态度反映了他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人。

我们还可以读到马拉古奇在多个场合对战后意大利的主流政党——基督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和对天主教会的盟友的观点政策提出异议。他反对多年来主导幼儿教育的教会学校，无论从原则上还是从许多学校的实际运作方式来看都是如此。他赞成世俗的教育体系，并在 1970 年代主张建立一个由国家资助但由地方管理的全国性学前教育体系。

然而，这种对天主教教育的批评态度并没有变成蔑视。在一些纪录中看出，他的政治反对是在尊重和愿意对话的情况下进行的，并确实找到了某种程度的妥协。

马拉古奇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性，超越了狭隘的政党政治。他深刻地意识到，教育是政治性的，因为它要求人们在相互冲突的境地中做出选择，包括在价值观、理解和工作方式方面。不仅要做出选择，还要准备好为它们争辩。

换句话说，他总是想在提出解决方案之前提出批判性的问题，而不是（像今天经常发生的那样）期望被告知「什么是有效的」，而不去首先深入研究和争论教育的意义、目的和价值。

在我看来，马拉古奇是一个「主张教育首先是一种政治实践」的生动例子。这种公开的政治立场是战后意大利的产物，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争论着真正的替代方案，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并认为教育在实现这个可能的世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马拉古奇本人完全理解社会历史背景的意义，这是构成他思想范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他看待、解释和联系世界的方式。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越来越强调连接性和复杂性。

正如他所说，「互联（interconnecting），是现在和未来的伟大动词」。在他的心目中，一切都有联系，无论是构成儿童整体的许多不同方面，还是文化、科学、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抑或是他被吸引去研究的越来越多的学科。最终他对控制论和神经科学的迷恋，以及他坚持跨学科或跨领域的做法也验证了这点。

看到万事万物的联系，加上对背景（context）的深刻认识和对每个人的独特性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他对复杂性的欣赏，以及相应地对当代主流话语的厌恶。

当代主流倾向于分类和线性，可预测性和确定性，分离主义和还原论。他认为这种话语已经过时并处于危机之中，并受到新科学观点和理解的质疑：「不可预测性是今日科学的一个范畴。」

在反对科学的旧有区分方法（特别是精确划分技术和人文）的同时，要面对的挑战是在一个应该越来越多地激发两者的跨学科框架（inter- or trans-disciplinary）中，在研究和教学中打破单一学科的分类，重新建立起它们的不可分割性，交流性和整合性。

当上面说的过时思维应用于教育中时，他感到十分痛恨并称之为「预言式教育学」。

这种教育方法预先知道一切，知道将发生的一切，没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它思考一切、预言一切、看到一切，以至于它能够给你十分明确的行动方案，精确到每分钟、每小时、每个目标、每五分钟。这是一种非常粗糙、非常懦弱的东西，是对教师的聪明才智的羞辱，是对儿童的聪明才智和潜力的彻底羞辱。

马拉古奇并不渴望可预测性和规律性，相反，他重视不确定性，渴望惊奇和奇迹，喜欢惊叹于完全出乎意料的作品。

马拉古奇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还不仅仅是一位教育家，而是一位在瑞吉欧教育项目中的领导者。在阅读他的纪录时，我想到一个独特而重要的问题：如果作为公共和民主教育的一部分，这种领导者角色有什么特质？

政治因素已经被提及，这样的领导者需要参与到有可能的方案中，主动做出某些选择。前面还提到了接触和尊重所有对教育感兴趣的人，实际上是城市中的每一个人，这是多么重要。此外还应该加上马拉古奇对合作和团结的价值观和信念。

除了这些品质，我还想补充一点，从我阅读纪录来看，还有另外两个特征决定着他成为一个教育领导者。

首先，马拉古奇是一个有智慧的教育领导者。马拉古奇是一个喜欢与其他知识分子为伍的人。他是一个兴趣广泛、好奇心强、不断跨越边界的人，从未失去过遇到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朋友的喜悦。

他写诗，喜欢戏剧，阅读量很大，阅读范围很广。他紧跟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的最新发展和辩论。他希望现代教育能够理解并回应当代的条件和需求，对当代的思维和知识持开放态度，这意味着同时也永远不要忽视对未来的责任。他有很强的批判能力，不仅体现在他批判意大利典型的旧思想和旧制度，他所加入的组织，他知道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主要人物，（马拉古奇对皮亚杰的工作有过批判性的评价）。当然对其中许多人他也非常钦佩，并从他们身上得到启发。

但这些只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某些成分，是促成领导者这一角色的原材料。马拉古奇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他认为，「普遍的知识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真理和正义的主人身份发言并被承认有发言权。他被听到了，或者说他想让自己被听到，他是一个普遍的代言人。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意识或良心。」

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福柯发现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即「特定知识分子」。

一种新的「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模式已经建立。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不是以「普遍的」、「模范的」、「公正和真实的」的方式工作，而是在具体的领域工作，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或工作条件所处的确切位置发声。这无疑使他们对斗争有了更直接和具体的认识。

在我看来，这种对特定知识分子的描述非常符合马拉古奇，因为他身处特定的教育领域，了解并参与其中的斗争，努力建立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新方法。此外，他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教师。

1975 年，我们发现他在意大利共产党的一次会议上说：「重塑学校所需要的教师扮演着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角色，一种与社会需求相关的知识创造者，而这些需求会通过各种组织形式表现出来。」

第二，马拉古奇是一个民主的教育领导者。今天的新型公共管理要求等级结构，将高级官员与从事日常服务工作的人分隔开，前者通过程序、目标和衡量标准的网络远距离控制着后者。相比之下，马拉古奇提供了一个民主和参与式管理的替代方案，其中包含了合作和对话的精神，并在与第一线工作者的密切关系中进行实践。

他是一位不断与教育工作者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打交道，并为之做出贡献的教育领导者，他不断努力让儿童、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了解他的想法并与他们一起学习。他不只是规划新学校并确保学校有健全的管理，一旦学校开放，他就经常在其中，把握教学脉搏，与所有的人接触，交谈和倾听。当他谈到教育和学校时，他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和当前的经验而谈的。

因此，他的工作生活是复杂和多面向的。在某一时刻，他是一位行政人员，是瑞吉欧新兴儿童早期服务的负责人，他给市长、其他政治家、官员或学校写信，例如讨论关于新戴安娜学校建设的问题；或为学校要拥有一个艺术工作室（atelier）而争论；或警告委员会不要为一个不合格的教会办的学校承担责任；或向学校工作人员提出措施建议，以实施新的规则手册；或责备一些学校未能确保代表参加会议。

下一刻，他是一位教育家，为家长和教师组织一系列的讲座或其他活动，他也经常以教师的身份参与其中。接着，他是一个教学主管，向当地、区域或全国的各种听众阐述他对夏令营或学校的基本教学法的想法，这个角色与教学研究者的角色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研究对学校和教师工作至关重要。[16]

另一个时候，他是学生，从皮亚杰和其他瑞士心理学家的数学著作中学习，他认真而广泛地阅读，希望跟上许多领域的最新思想。他还是一名广播员，与其他人分享这些最新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而在其他场合，他是一名倡导者，主张为儿童和家庭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捍卫在面临削减和威胁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些都是在对公共教育理念的热情承诺内进行。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是一位民主人士和社区活跃者，在新的市立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当地社区之间建立开放和参与的关系。

所以我会形容马拉古奇是一个精力充沛、永不满足的人。阅读这些纪录常常让我喘不过气来，想知道他如何找到时间做这么多事情。他把思考、讨论和行动的能力结合在一起，不断地把想法付诸实施，并把工作成果反馈到他的思考中，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由关系来推动，由他每天与其他教育工作者、父母、行政人员、政治家和儿童的接触来推动。这些角色和关系的丰富性以及它们的协同作用，都反映在他的纪录档案当中。

最重要的是，领导一个教育服务机构不仅仅意味着了解系统、了解组织、程序和资源的具体细节，尽管他承认这一点很重要。更关键的是意味着对教育本身的思考、对话和争论。

马拉古奇作为教育领导者的角色不是执行国家政策，不是告诉别人该怎么做，也不是在他选择的地方领导一些顺从的追随者，而是在他的城市创造和发展一个教育项目，本着参与和合作的精神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

通过这些纪录追踪不断共同构建的项目过程是一件引人入胜的事情，因为你会发现他第一次提到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后来如何成为瑞吉欧教育项目的标志，你会看到这些要素出现的原因、地点和时间，它最初是如何被概念化和讨论的，然后它又是如何随时间演变的。

- 原文作者：Peter Moss

- 原文出处：Loris Malaguzzi and the Schools of Reggio Emilia, Routledge, 2016

- 翻译时间：2022 年 2 月

- 翻译说明：本文翻译，未获作者授权。仅限学习交流，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译作】构建可能的世界：瑞吉欧・艾米利亚与杰罗姆・布鲁纳的特殊友谊三幕剧

译者：Chloe

译者按：这是一篇译文，也是一篇个人学习笔记。如果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那是我乐于看见的。至于为什么是瑞吉欧，为什么是杰罗姆・布鲁纳，那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啦，我会在接下来的译者手记里一一道来。[17]

布鲁纳曾经指出：「这如果你不能从本质上读懂这座城市，你就无法理解她的市立学校」。我想补充一句，如果你不曾了解与这座城市发生关联的这些迷人的灵魂，你就无法真正读懂她的存在、理解她的由来。布鲁纳是在谈到心理学和教育学时绕不过去的一个人，他心目中一直憧憬着而又真实存在的教育是怎么样的？我们不妨一起读下去吧。

上图：布鲁纳先生

这是一篇对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悼文，它来自瑞吉欧・艾米利亚市的幼儿园和婴幼儿中心，包括在其中的儿童、家长、教师、艺术教师、厨师和教学协调员。

杰罗姆・布鲁纳的引文均摘自 1995 年至 2012 年期间在瑞吉欧・艾米利亚进行的采访和会议的意大利文记录。

一、文化的交织

1981 年，洛里斯・马拉古奇（Loris Malaguzzi）在不断寻找文化之间的交织和潜在的对话者，想以此来丰富和推进市幼儿项目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他请莱拉・甘迪尼（Lella Gandini）为 Zerosei[18]采访杰罗姆·布鲁纳。

马拉古奇的好奇心和文化总是紧密相连。就这样，布鲁纳成为意大利和国际教育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他直接与瑞吉欧教育经验以及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的世界进行了对话。Zerosei 上刊登的文章除了采访，还包括其他信息，以促成不同解释的可能性和理解的关键。因为马拉古奇希望所有的这些可能性都能让读者看到，读者大多是女性。

同年，在斯德哥尔摩的现代美术馆举行了首次「儿童的一百种语言」国际展览[19]。

那是一个伟大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发酵时代。在那之前，马拉古奇肯定饶有兴趣地阅读过 1959 年的伍兹霍尔会议[20]。

在那里，教育政策和关于学习的想法之间形成了新的关系。由让・皮亚杰（Jean Piaget）创立并指导的日内瓦遗传认识论中心，以及由布鲁纳创立并指导的哈佛认知研究中心，成为那些对定义和重新定义认知经验感兴趣的人的重要参考。

早在 1960 年代，马拉古奇就欣赏布鲁纳在学科之间建立联系，将新旧知识融合在一起的能力。控制论、行为学和心理语言学，也通过布鲁纳的思想，促进了关于认知发展的新思想的发展。

布鲁纳于 1968 年撰写并于 1971 年以意大利语出版的《认知成长过程：婴儿期》（Processes of Cognitive Growth: Infancy）一书巩固并强化了他对婴儿行为的看法：「孩子的行为从出生起就是聪明、适应性强和灵活的」（布鲁纳，1968 年）。

瑞吉欧第一个教学协调小组的年轻教师，以及后来的教师们，在他们的教学和心理学研究中探索了布鲁纳的理论和思想。20 世纪 70 年代，一个重要的专业发展和持续研究的集体实践过程在瑞吉欧开始了。在不同层面上的教师、艺术教师、教学协调人员、辅助人员、家长和社区成员都参与其中。这些经常由马拉古奇组织的会议，成为瑞吉欧教育经验的一个长期特色。

在我们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著名的人物。我们的幸运在于发现了他们，能够在一路上遇到他们，最重要的是，能够亲自认识他们。他们跟我们有着近似关系也有差异，但总是在一个非常文明的维度上。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完善我们的想法，使我们能够把他们放在一起，建立一个有机的项目，一个同时具有理论性和操作性的项目。——马拉古奇，1993年（Barsotti, 1994）

1991 年，《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将代表瑞吉欧・艾米利亚幼儿机构的戴安娜幼儿园（Diana preschool）评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幼儿园，从而获得广泛的国际知名度。

马拉古奇被布鲁纳在 1990 年代围绕法律领域发展的解释以及他的观点所吸引，即「法律是对男人、女人和儿童思考的重大问题的回应……法律如何塑造我们的思维、谈话和感觉，并反过来又由它们塑造」（布鲁纳，1993 年）。这是对日益上升至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人性探索。

布鲁纳作为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梅耶客座教授（Meyer Visiting Professor），为他围绕这些主题的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背景，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课程定义中得到证明：「法律实践理论座谈会——研究法律是如何实践的，以及如何通过使用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学理论中开发的工具来理解其实践。」[21]

几年后的 1995 年 9 月，应乔丹娜・拉比蒂（Giordana Rabitti）[22]的邀请，布鲁纳首次来到瑞吉欧・艾米利亚，并在 Romolo Valli 市立剧院举行的公开会议上发言，为市立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开学揭幕。这些经验让人看到了良好的前景，因为这种亲和力将长期存在并促成一种持续的文化对话。

二、美好的跨越（Crossings）

布鲁纳有一件事情是世界闻名的：他是第一位乘坐自己的帆船横渡（cross）大西洋[23]的心理学家。这是他与妻子卡罗尔・费尔德曼（Carol Feldman）进行的一次冒险。

他每年对瑞吉欧进行访问的时候，总是喜欢向孩子们讲述这个故事。这个漂洋过海的故事成为了一个隐喻，一个进行「冒险和不可能的事业」的邀请。布鲁纳在与 2009 年落成的洛里斯・马拉古奇中心小学的孩子、老师和家长会面时提到了这一点。洛里斯・马拉古奇中心小学是一个延续性和实验性的新项目，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1995 年 9 月，标志着由许多「跨越」（crossings）组成的友谊开始——跨越海洋（总是大西洋），跨越思想、思维、教育实践和众多故事。布鲁纳与瑞吉欧教育体验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一种谈话和讲故事的关系。有这么多的会面、交流、对话和亲密关系，还有一些总是必要的分歧和批评——所有这些都使建立和维持一个充满活力和重要的文化对话成为可能。

瑞吉欧教育的特点是刻意的非学术性，这种特征在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中生息和参与建构。这种观点得到了布鲁纳的喜爱。现在他的年龄和对叙事的思考已经成熟，把叙事看作一种人性的价值。这些故事的特定背景和主题，是市政婴幼儿中心、幼儿园以及孩子们的学习，而正是这个实际的、具体的层面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布鲁纳。

在瑞吉欧的学校里，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让你进入了生活。——布鲁纳，1995 年

卡罗尔・费尔德曼博士谈到第一次访问时说：「对于我的丈夫来说，来到瑞吉欧并看到他所看到的非常重要。他对我说：『我一生都在说这是可能的，但最近我担心它可能不会出现。而现在我确信它真的做到了』。」

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市政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看到了想象力是如何被滋养的，同时加强了儿童对可能性的认识。……老师们（对孩子）表现出尊重，就好像他们在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打交道一样。——布鲁纳，1996 年 1 月

布鲁纳在瑞吉欧的这些年，恰逢意大利政府和教育部首次公开承认这些教育经验。布鲁纳作为政府在制定国家「课程」方面的对话者，有着重要的经验。而在瑞吉欧・艾米利亚与意大利教育部部长 Luigi Berlinguer 的会面，成为强调瑞吉欧市级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教育文化的一个特殊机会。

这一政治和文化背景为 1996-1997 学年在 Romolo Valli 市立剧院的开幕奠定了基础。与瑞吉欧教育经验在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一样，这次特殊的国际对话也支持了新的国家对话的发展。

瑞吉欧・艾米利亚市和布鲁纳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1997 年 6 月，他被市长 Antonella Spaggiari 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在瑞吉欧，我感觉自己是世界公民。这些极具创意的学校并非凭空存在，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这座美妙小城市的体现。——布鲁纳，1997 年

同年，布鲁纳获得了博洛尼亚大学通信科学荣誉博士学位，由 Umberto Eco 教授授予，他这样描述布鲁纳：「一个知识界的传奇，我们的任何言语都难以涵盖。」

在瑞吉欧，布鲁纳为创新文化战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战略始于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并且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后来涉及整个城市。随着 1994 年瑞吉欧儿童国际中心（Reggio Children）的成立，整个教育系统发展的新模式处于被探索的阶段。

从 1998 年开始，布鲁纳与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的教学协调员、教学人员和艺术教师的会议成为固定的年度活动，通常在 6 月份，为进一步解释和思考所实施的项目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在这些访问中，布鲁纳总是提出希望能留出时间让他与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的孩子们一起度过，因为他对教学环境的构建很着迷，并且喜欢亲自「居住」在那里。

创造力与过度有序的组织结构毫无关系。支持创造力的环境应该是我们头脑中的无序的延续。——布鲁纳，2009 年 6 月

在与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展开十五年的对话中，许多融汇的思想交流得以形成，这些思想将追溯一种贯穿不同知识领域的共同的人文思想。在巴尔杜奇幼儿园（Balducci preschool）的一次会议上，教师、教学协调人员和艺术教师们介绍了在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进行的戏剧主题研究，布鲁纳谈到了年幼孩子关於戏剧「字母」（theatrical “alphabet”）的发展，认为教学纪录的价值是像镜头一样使这种发展被看见。

他引用了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24]的观点，并讨论了戏剧和戏剧形式不是从一种文化复制到另一种文化，而是代表了存在于所有文化中的类似原型。

布鲁纳认为戏剧的起源可以在三岁的 Mario 和一个影子之间的游戏中看到，他曾在其中一份记录中看到过。来自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的经验强调了场景空间是一个同时发生不同关系的空间，在这里，关系的游戏既是一个非常欢快的游戏，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集体身份建构的游戏。

戏剧和演员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它是存在的最多的人类活动之一。只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独裁者往往首先消灭那些为戏剧创作的人。戏剧？它只是让人更有人性。——布鲁纳，1998 年

这种对叙事和讲故事的热情，以及为每个故事找到听众需要和权利的热情，成为构建教育文化的坚实基础，这在布鲁纳的思想中有新的发展。从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作为文化建构的场所这一想法开始，对布鲁纳来说，这种文化和知识的想法延伸到了不同的知识领域。

集体调查围绕着背景展开，通过这些背景，「最复杂的认知过程发挥作用，使我们超越现实和事实，进入可能的新的领域」（布鲁纳，1996 年）。正如马拉古奇所说的，学习和学习的奇迹（The wonder of learning）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文化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存在于我们与他人的互动中。——布鲁纳，1995 年

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或称「主体间性」）的主题被布鲁纳定义为「关于人类的最人性化的东西」，作为学校和城市、知识和民主之间的指导线的核心元素再次出现。若干年后，他说 「经验引导我们不仅用眼睛，而且用整个身体去感知」（布鲁纳，2009 年 6 月）。

1990 年代后期，布鲁纳和妻子费尔德曼参加了在瑞吉欧举办的「关于学习的学习」（Learning about learning）国际研讨会。会上介绍的 「文化通道，技术通道」（Cultural Passages, Technological Passages）是在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开展的研究项目之一。

这次会议在学校和布鲁纳之间展开了有趣的对话，讨论了数字技术的问题以及儿童和学校对新技术的态度。技术的引入提出了关于学习的新问题。速度、多样性、即时性、可变性——所有模拟技术的特点，尤其是数字技术的特点——产生了一种感觉上的转变，也是由于时空概念的压缩，要求儿童和成人通过新的准则对事件和情况作出反应。

年幼的孩子习惯于在遇到新事物时做出反应；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布鲁纳，1999 年

布鲁纳强调并赞赏这项研究的观点，它支持对新技术采取集体的、基于群体的方法，并超越儿童/电脑的动态，以获得更广泛的关系层面。

我参加过很多关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讨论，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在这种关系维度上谈论它们，因为计算机几乎总是这类讨论的主要话题。——布鲁纳，1999 年

人工、模拟和数字技术之间的交织，从瑞吉欧的学校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发展和丰富一百种语言的理论，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

技术有助于构建对儿童具有高度吸引力的情境，但情境的构建并不是既定的，这就是教师的作用，而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中，就是艺术教师的作用。

孩子们正在毫不费力地学习所有这些与计算机使用有关的档案结构和记忆语言，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概念。我喜欢的是，在这里，新技术总是在人类背景下被探索，重视分享和对话。——布鲁纳，1999 年

儿童的宗教教育是 1990 年代后期在瑞吉欧市立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发展起来的另一个研究领域。这一直是一个微妙的话题。

从 1970 年代开始，与瑞吉欧教区的对话导致了市立学前教育机构在宗教教学方面有趣的创新和发展。

在个人宗教信仰与整个国家的信仰之间做出了重要的区分，使得一个国家得以包容许多其他不同宗教的存在。[25]

这种想法的基础是，幼儿通常会非常深入地探索有关信仰的想法。他们不等大人给出答案，就开始深入研究非常重要的话题。

这些话题与他们自己存在的起源和命运、个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世界的起源、世界的存在有关，关于灵魂、死亡和不朽。

我们如何培养和支持这种质疑，这种未知的感觉，和伴随着这种宝贵的质疑努力的神秘感？这很古老但始终具有话题性的，是所有人类存在的一部分。

是的，孩子们谈论的是神秘的根源，关于多种奥秘。我们怎么能认识我们的世界？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头晕目眩。——布鲁纳，1998 年

我们甚至不可能有一个小时说「现在我们要谈论宗教」。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创造一个关系到宗教信仰的教育项目。——布鲁纳，1998 年

布鲁纳不仅被儿童的智慧所吸引，他还对幼儿园和婴幼儿中心处理这些微妙而重要的主题的方式着迷。

在人与人之间表达尊重的最深层次的方式是发自内心的，认真对待每个人试图从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的经历中创造的意义。——布鲁纳，1998 年

2001 年，在热那亚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布鲁纳在瑞吉欧举行了一次关于「从日常语言到数学语言转变」的会议。

讨论一开始就对「范式语言」（paradigmatic language）（数学语言的基础）和「叙事语言」（narrative language）进行了比较。

他发表了强烈的初步声明：「这两种思维方式永远不可能完全分开。」

布鲁纳评论说，这一前提的后果也是政治性的：

在热那亚发生的是一种通过使用数学经济学使世界成为一种范式的努力，而完全忽略了人类生活的故事——布鲁纳，2002 年

2003 年 6 月 12 日，布鲁纳在摩德纳和瑞吉欧・艾米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Modena and Reggio Emilia）被授予了教育科学荣誉博士学位。

我们正在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变革者。这是为什么我每年夏天如此高兴地来到瑞吉欧的原因之一。——布鲁纳，1999 年

三、对「危险生活」的劝告
布鲁纳在访问瑞吉欧时给我们最热切的建议是，他劝告我们要「危险地生活 ，练习「陌生化」（ostranenie）：

把我们熟悉的词语变成陌生的，把看似熟悉的事物变疏远。体验成为陌生人，并危险地生活。

在这一宣言中，他把重点放在了可能性上，放在了实验者的力量上，放在了可能性的广阔意义上[26]。

幼儿园是一个可以分享思想和感情的社区。这是一个共同了解现实世界和想象中可能世界的地方。——布鲁纳，2004 年

这种在学校的交往方式，孩子和成年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度尊重的关系。

布鲁纳经常说这种关系类似于他与大学生的那种关系，应该要传播到学校的各个层面，创造「一场关于教育思考的可能革命」。（布鲁纳，2004 年）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框架，可以继续重新定义瑞吉欧教育经验的文化项目，为当代世界关于多元文化、知识构建和教育本身的巨大挑战创造空间。

不舍地来到这篇悼词的尾声，我们很难向这位杰出的朋友表达敬意和充满爱意的告别。

这位杰出的朋友是一位如此伟大的人类，他花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总是快乐地好奇（和探究）。

布鲁纳在瑞吉欧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谈到叙事和育儿，他说：「伊塔洛・卡尔维诺[27]非常清楚，没有故事，我们将缺乏决定如何面对未来的基础。」

布鲁纳多年来给予我们的所有故事、叙事、声音和思想，将为我们面对这个新的未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基础，我们将继续将他的想法和观点交织。

与一个对风和故事充满热情的人告别，可以有许多种方式。或许以下这种做法是最合适的。

这句微妙的话来自一个非常年轻的讲故事的人：

风轻轻地带着我们，就像一张非常轻的纸。——卡特琳娜，5 岁

- 原文标题：Building Possible Worlds: The Special Friendship between Reggio Emilia and Professor Jerome Bruner in Three Acts

- 原文出处：北美瑞吉欧・艾米利亚联盟季刊，2016 年 12 月号（The Quarterly Periodical of the North American Reggio Emilia Alliance, December 2016）

- 原文链接：https://www.reggio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6/12/Innov.23.4web-1.pdf

- 翻译时间：2021 年 8 月

- 翻译说明：本文翻译，未获作者授权。仅限学习交流，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意大利北部的自治传统与公民社会

作者：陈堃

今年 2 月间，我翻译完成一篇很长的文章《瑞吉欧教育诞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文全文超过两万字。2 月 23 日是瑞吉欧教育的灵魂人物马拉古奇（Loris Malaguzzi）先生的诞辰，这是我当时翻译该文的近因。本文则想分享翻译该文的远因，以及我翻译该文之后产生的新问题和新探索。

一、疫情期间的两次读书会

2020 年夏天，全球疫情肆虐的时候，我和诗霖在印尼小城躲避疫情。当时没人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我们也就早早地恢复线上工作。本来，我们在深圳规划的「如是童稚」项目，就是既包括幼儿学习社区，也包括父母学习社区和幼儿教师学习成长社区。既然线下幼儿学习社区无法正常开学，那就把线上的父母学习社区和幼儿教师社区先做起来吧。因此就有了 2020 年夏天的两次线上学习：教师支持课和《对话瑞吉欧》读书会。

我当时忙着处理「端点星案」的各种事情，并未太多参与这两次共学活动。但在《对话瑞吉欧》读书会进行过程中，诗霖还是跑来找我帮忙，她说大家才开始读「序言」就已经卡住，往下的第一章也读不懂。根据大家反馈，我们讨论之后发现可能是因为大家不熟悉意大利的社会和历史。《对话瑞吉欧》这本书里的很多文章都是采访稿、发言稿之类，除了第十五章有两三页提及社会历史背景之外，作者并未太多着墨于此。我不清楚欧美国家的读者是否会在此处卡住——困惑于诸如「社会主义」「女性权利」「公民社会」这些名词，反正我们遇到的中文读者的确卡在这里。

因此当诗霖找我给读书会的同学讲解之时，我就开始花时间琢磨这个问题，尝试给读书会里的同学把瑞吉欧教育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稍微讲清楚和深入一些。

一旦开始探索就发现，中文世界关于瑞吉欧教育的信息非常少，除了几本已经翻译的书之外，很少有什么公开资料可供参考，而那几本书中关于其社会历史背景的部分也不多，我早就已经看过。好在我的英文水平还行，网络信息检索能力也不赖，很快就找到一些英文资料，虽然七零八落、不成系统，但我依靠过去已经积累的关于欧洲左派运动史的知识，大概也拼凑出一些线索。

现在回想起来，2020 年夏天讲给大家的故事仍然有些粗疏，可能那些同学听完之后仍然不知所云。不过对我来说，倒是无意当中打开一番新天地，开始留意和追问起这个问题：瑞吉欧教育诞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究竟是怎么样的？也因此就一直留意搜集相关的信息和资料，直到发现 Loris Malaguzzi and the Reggio Emilia Experience 这本书，我发现这本书的第一章，用了整整一章、长达十几页的篇幅，专门介绍瑞吉欧教育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是我迄今发现最详细完整的资料。

一年之后，2021 年夏天，参加完诗霖开设的「养育课」的几位家长，自己发起《对话瑞吉欧》读书会，我也受邀参加。很惭愧未能全程参加，不过借着这次读书会讨论和分享的机会，我再一次梳理那个问题，并且发愿要找时间把 Loris Malaguzzi and the Reggio Emilia Experience 这本书的第一章完整翻译出来。

时光匆匆，从 2021 年夏天拖到 2022 年春天。当时有人与我讨论起《对话瑞吉欧》这本书，我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快速写出一篇《阅读《对话瑞吉欧・艾米利亚》这本书的一些注意事项》（即本书第六篇文章）。在《注意事项》这篇文章中我专门提到，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这本书的几个困难就包括：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公民常识。

既然我已经一再提出「社会历史背景」之重要，我也知道中文世界当时没有一篇详细介绍这方面的文章。正好 2 月底、3 月初，我处在两个学期之间比较有空闲的一段时间，于是借着马拉古奇先生诞辰的名义，一鼓作气把这篇长文翻译完成，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这篇文章能够翻译面世，最该感谢的是两次参加《对话瑞吉欧》读书会的同学，如果不是他们（大多数是「她们」）提问和鞭策，我可能也不会如此认真留意和思考这个问题，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查找资料和翻译文章的事发生。

二、快速翻译和发表的遗憾

翻译文章的过程平淡无奇，无须赘述。

唯一想要在此略作陈述的是，由于这篇文章很长，翻译和发表的时间非常仓促——当时我和 Chloe 约好每人翻译一篇文章，赶在 2 月 23 日、马拉古奇先生的生日那天发表，我没有时间仔细打磨字句，虽然不至于文句不通，也不至于错误百出，但把这样一篇充斥着欧化中文的文章呈现在大家面前，我确实感到惭愧。只能安慰自己说，时间仓促，又是网络平台发表，并非正式印刷出版，不要太过严苛。

三、意大利的南北差异之源

翻译该文之前，我在读英文原文的时候就有疑惑：为什么意大利南北的差异如此之大？翻译过程中，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因此翻译完成该文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究这个问题。

译文的第四部分有一句话：

1946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年之后，意大利公投决定国体，君主制被废止，共和制度建立。

我根据这条线索发现，当时意大利公投决定国体，北方省份几乎都是极高比例支持共和制，而南方省份几乎都是极高比例支持君主制，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结合瑞吉欧教育也诞生在北部省份，我就有了一个更加综合的问题：为什么意大利北部的人更支持共和制，并且北部省份（至少瑞吉欧地区）公民社会、地方自治、民主社区更成熟？

带着这个问题，我很快就找到一本专门的政治学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aking Democracy Work, 作者是美国政治学家 Robert D. Putnam. 原来，这本书广受好评，有人认为它可以与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相媲美。

这本书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二战」之后的意大利走向民主共和，并在 1970 年代之后从法律和实践层面都开始地方自治，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力，但是为何不同大区自治效果差别很大。

上图：《使民主运转起来》英文版书影

作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地区的「公民自治传统」不一样。简单说就是，从 13 世纪开始，北方地区普遍都有一定程度的公民自治，而南方地区则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即使意大利于 1871 年完成南北统一，并在「二战」之后实行民主制度和地方自治，但是几个世纪发展积累起来的地区差异，仍然明显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发展表现。

看作者描述意大利南部的专制王国「那不勒斯王国」，不得不让人想起 21 世纪的某些地方仍然如此：「其居民要么受雇于王室，要么是神甫，要么是家仆，要么是乞丐。这个城市依靠过度劳累、极端贫穷、没有任何公民权利的农民为生。」

四、阅读这篇译文之困难

自从 2 月翻译发表之后，我已经向不少人推荐过这篇译文。倒不是我要卖弄自己的翻译水平——正如前文所说，这篇译文很让我自己感到羞愧——而是每当我听说有人想要了解和学习瑞吉欧教育，我就忍不住和他们聊上几句，听听他们的想法和困惑。大部分人都比较少留意社会历史背景这个部分，更何况中文世界真的没有更详细的关于这一点的信息，我自然只能推荐这篇。

根据这些读者反馈，文章太长，而且都在讲历史、政治、社会运动，还是大家普遍不熟悉的欧洲国家的历史、政治与社会运动，看得很晕。这也难怪，哪怕是我认识的那些非常好学不倦的人，对于历史也普遍茫然。与自己最接近、最关系密切的中国近现代史已然如此，年代久远的中国古代史就更是陌生，至于时间和空间都遥远的欧洲历史，就更加晕头转向。至于历史的重要、如何学历史、历史与我们有何关系，这不是本文要谈论的，就此打住。

最后我想说，如果能认真把这篇译文读两遍——哪怕只是半懂不懂地读两遍，也能够更加明白瑞吉欧教育的核心精神。关于特别具体的历史知识，还是要找时间专门读点靠谱的历史书才行，这样一篇小文章难堪此任。

2022 年 8 月

一个不刻意地与瑞吉欧、布鲁纳相遇的故事

作者：Chloe

我最近翻译了一篇很难懂的关于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文章，读完的人带着一堆问号离开，可能更多人是还没读完就关掉，更不要说有什么戏会发生了。

一开始我打算翻译完就完事，可是翻译过程中带给我思想上的困惑和乐趣让我有一种想说些什么的欲望。

抱着当初取这个微信公众号名字「日常有戏」想要传达的信息，我决定还是写一些什么，就算不能解答困惑，作为个人经历分享，回应我与瑞吉欧之间的故事也好。

一、初遇瑞吉欧

翻译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八月盛夏的一个傍晚，我无意中路过一位朋友的旧住处。在外面看着她以前住的地方，想象着此时此刻的她正在大洋的彼岸，和我相隔十二个小时的时差。

三年前的这个时候，是我作为幼儿老师的第一个开学日。当时的我还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新手，而她在这所学校已经工作了六年，终于决定踏上回国的征途，却在那个夏天因为特殊原因被召回来，临危受命，需要协助新生度过最开始，人称最难熬的前三个月。

我们于一阵兵荒马乱中相识。想象一下，开学前一天的下午，我们才初次见面。简单说了各自的名字，顾不上详细的自我介绍就投入到课室布置里去了。

当时的我哪里知道，和她的相识影响了我后来走的路。对了，我们称呼她为 N 吧。

开学后两周，N 因为要到香港处理签证问题，周一无法到学校来。于是她在周末就给我和代课老师发了整整五页的手册。一开始她写下了班上每个孩子的形象和特点。

「她去到哪里都要带着她的猫咪玩偶，她知道什么时候要把玩偶放好」，「他在吃饭前总要喝一杯水，不然午饭的时候他会说嗓子很干，他没有喝汤的习惯」……

虽然我每天和孩子们相处，知道他们的习惯，但第一次见到如此详细的文字描述时，着实被惊艳到了。那时的我，第一次发现记录的力量。

N 总是毫不吝啬地分享她知道的。有时候分享是具体的，肉眼可见的。更多的时候，是无声的，和她一起相处时就会感受到。平静，又不乏生气，她把自己称作 warrior teacher.

很多时候，她就像一面镜子，孩子是那一个个拥有一百种语言的儿童，在她的映照下，孩子相信并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而我，在与她的三个月相处中，渐渐相信这样一个世界是存在的。可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她的力量来自哪里。

在学校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N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蒙特梭利 AMI 认证老师，甚至有家长因为第一个小孩就读时发现学校有这么一位宝藏老师，于是迫不及待地把二胎妹妹也送过来，特地安排在 N 的班。

可是几乎没有人知道，N 是一位受瑞吉欧影响很大的老师，也少有人知道，瑞吉欧是什么？

我第一次接触到瑞吉欧是在那次老师家长见面会，N 负责做园所情况介绍，我在一旁为她翻译。那是我第一次听到 Reggio Emilia Approach（虽然同样译作「方法」，你知道 approach 和 method 有什么不一样吗？）。见面会结束后，我带着这个陌生名词回到家在电脑前展开一番搜索。

在这三年中我读了不多不少与瑞吉欧有关的书，也对教育有了一定的理解和实践。在三个月的短暂相处里，我与 N 有过一些关于教育的粗浅讨论。谁能想到，三年后的今天，我在当时完全陌生的瑞吉欧这条路上走了这么远呢。现在与 N 对话，她也对我们的相遇相识啧啧称奇。

不得不惊叹和感恩生命中的际遇，有些人可能只来得及在你的经历上凿开一个小口，然而从那个小口透出的光照亮了你以后要走的路，给你勇气自己去开辟新的天地。

二、遇见布鲁纳

回到我翻译的文章来。可能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翻译这样一篇在国内不知名，传播度不高的文章？我是怎么被这个人的经历吸引的呢？我又是怎么找到他的？这个故事要从互联网的联结特点说起。

七月份我开始读一本书，名叫《成为一个人》(On Becoming a person)，在国内普遍的翻译是《个人形成论》，作者是在心理学界赫赫有名的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听过「人本主义」的朋友一定对他的名字不陌生。在大学的课堂提到社工的人本主义疗法就让我接触到罗杰斯的一些观点。

可是我怎么会满足于只读别人引用的作者观点呢。就像认识一个朋友一样，最真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亲自找上他聊天。读书也是这样，从别人的论文里读到十遍引用同一个作者的观点，不如直接读这个人的原著来得深刻。

这下也明白了，书或论文中的参考文献不是胡乱凑数的，它的存在是为读者连接起伟大思想的通道。

开始读一本书的正文前，我习惯先读序言。不管是作者本人写的还是其他人写的序言，都能帮助读者快速了解一本书的主要内容，同时能比较集中地看见对书中重要问题的解读。

《成为一个人》的译者导读里这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许多从业者们急切想要建立他的专业身份，他所凭恃的常是那些较易于为人所知的外显行为，例如执行的技术，而不是内在的专业理念。」

译者在这里指出的是台湾心理治疗行业的现状，我想到把这个「从业者」替换成「医生」、「社工」、「教育工作者」等词语也毫无违和感。

接着，他提到了台湾在心理学教育层面上的，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读书时大多读的是大纲或者摘要，对于经典原著的阅读来源是比较缺乏，或因时间经济原因，不了解读经典原著的必要性，而忽略它。

进一步验证了我的替换思路是对的，不信代入你或周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试看看？

作为一个专业的知识工作者，光是听说或者知道一些关于理论的说法，对专业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工作要求他必须以他的全部存在沉潜与某种理论之中，直到理论浃洽内涵成为他的一部分为止——这个说法和阅读理论大纲时的那种含糊笼统、事不关己的态度实在是南辕北辙」。光是这两句，就足以让人对以往年少时代的「读书」状态惭愧不已。

一个好的译者除了能够忠实地反映作者的思想，还会带领读者对看似不重要的细枝末节作进一步思考。我在阅读正文的时候，还时不时翻看这将近二十页的译者导读，它总能给我一些方向性的引导。

在一头脑跳进罗杰斯的文字前，好奇心驱使我对译者做进一步的检索。

我读的台湾版本译者名叫宋文里，他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辅仁大学心理学教授。他的专长领域包括文化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精神分析、宗教研究、艺术心理学。

上图：宋文里教授

宋文里教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背景足以让我有挖到宝的尖叫。更让我觉得惊喜的是，他还翻译了一本教育相关的著作，那就是杰罗姆・布鲁纳的《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学观点》。

于是，在原本规划阅读罗杰斯的那个下午，我一口气读完了布鲁纳这本著作在博客来的译者序和作者序。

在检索布鲁纳的生平时，我看到了他有名的研究观点：「任何题材的知识都可以某种诚实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一名儿童。」

对他而言，意义始终位于对思维和认知的研究核心。他认为意义并不取决于我们内在的生理需求，也不取决于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是取决于在某种文化和情境中的积极探索。

不知道你读到这里想到了谁？当时的我脑海里浮现着皮亚杰、布鲁纳和维果斯基的跨时空对话。

促使我翻译文章的原因，是在一本快被我翻烂的书《对话瑞吉欧》里的一句话：「如果你不能从本质上读懂这座城市，你就无法理解她的市立学校」。说这句话的人，正是被瑞吉欧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的布鲁纳。

他提醒了我：不能只从一个教育法本身去看待瑞吉欧。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一定有什么事情在发生，有什么人在活动，从而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内在特质，进而影响了它的教育。

也就是说，每一种教育法背后，在看似教我们「如何做」的方法论背后，都存在着价值和道德的选择。于是，我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去了解影响瑞吉欧的伟大灵魂。

伟大的灵魂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关联。在此，我想分享翻译过程中的一个意外收获。

如果你对瑞吉欧或布鲁纳比较陌生，但一直有关注教育，那应该知道过去两年在养育圈非常热门的一本书：《园丁与木匠》。陈堃在 2021 年 8 月翻译了作者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的一篇学术随笔《一位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如何帮我走出中年危机》（请见本书附录文章）。

在翻译关于布鲁纳的文章时，我被他横跨大西洋抵达牛津的经历吸引，并且意外发现艾莉森・高普尼克是布鲁纳在牛津大学的学生。在牛津，他们共同合作研究，了解婴儿如何学习语言，发现婴儿的思考和行动比我们想象中更主动，更有能力[28]。

在艾莉森・高普尼克的眼中，布鲁纳一直是她的「灵感之源」，她认为布鲁纳对待学生的研究，就像一个理想型的母亲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支持鼓励学生的研究，但是不限制学生的发展。他觉得自己身后没有「弟子」、「门徒」这一说，他给予足够的空间让学生成为独创性的研究人员，允许他们以各种新的和意想不到的方式取得进展和突破。

你看，这一路走来遇到的人和事是不是很让人惊喜？就像在玩一块一块的拼图，布鲁纳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而且从不同角度看会有不一样的感知。

在互联网时代，使用对的工具会让这种知识间的链接变得更明显。学习者要做的，是在不断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把发现的蛛丝马迹用自己的方法串联起来。正因如此，每个学习者的学习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建构。

三、无限的学习游戏

以上是我想通过这篇随笔和大家分享的，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位同事朋友，我与瑞吉欧的相识故事，我是如何通过罗杰斯的《成为一个人》发现布鲁纳，以及我怎么发现艾莉森・高普尼克与布鲁纳的关系。

试着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角色扮演游戏的主角，通过不断往前走，与各种玩家和角色对话，一路打怪做任务，使得学习地图在一步一脚印中不断延伸。

在这场无限的学习游戏中，我下一个会遇见谁呢？

2021 年 9 月

阅读《对话瑞吉欧・艾米利亚》这本书的一些注意事项

作者：陈堃

一、缘起

我不是瑞吉欧老师，也不是研究者。顶多算是爱好者、阅读者，以及参与创办过一家受瑞吉欧理念影响的儿童教育机构。我之所以斗胆来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基于过去两年的一些观察和经历。

从 2019 年起，由于诗霖做过几次关于瑞吉欧教育的演讲和分享，使得她在关心这个话题的老师和家长群体之中小有名气，经常有人找她请教有关瑞吉欧教育的问题，甚至请她开书单。她经常会与我分享这些人提出的问题，以及她的回答。

关于瑞吉欧教育，中文世界的书籍和资料本来就不多，《对话瑞吉欧・艾米利亚》是其中非常重要、必须要读的一本。《儿童的一百种语言》可能更有名一些，但《儿童》是由美国人写的，而《对话》是由意大利瑞吉欧当地的老师写的，我认为《对话》更能体现瑞吉欧教育原来的面貌。

2020 年夏天，正当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组织过一次线上共读《对话瑞吉欧》的读书会，参加者主要是中国各地的老师。2021 年夏天，从一门线上养育课程当中，自然生长出一个线上共读《对话瑞吉欧》的读书会，参加者主要是年轻家长，我参加了其中大部分的讨论。

以上提及的问题、回答、读书会详情，不是我在此处讨论的重点，我只想简单分享一下我观察：很多人感到阅读这本书很难，始终难以把握它的思想。

本文试图罗列几条注意事项，帮助读者——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更好地把握这本书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却又很关键的思想。

二、中文翻译

以上提及的两次线上读书会，我们都在阅读的时候发现一些翻译问题。不过，总体来说，这本书的「翻译错误」并不多，虽然也有一些。比如第 6 章第 59 页第二段，「人们的命运」就是错译，正确的应该是「人的密度」。

我所指的翻译问题，主要是指许多语句非常的「欧化中文」，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当时的解决方法是，同时拿着中文、英文两个版本读，以中文版为主，发现难以理解或者明显有误的地方，就翻出英文版来对照确认，并把翻译错误记录下来。但是，这样的翻译问题，还只是各种注意事项当中最初级、最容易解决的一个。

三、文章风格

这本书是卡丽娜・里纳尔迪的著述、演讲和访谈录，其中有许多篇内容是演讲稿或者采访对话。它们不同于一般著述文章的是，论述的行文结构相对不那么「系统」，而是相对比较松散和片段，这对于读者、尤其是隔着年代隔着空间以及语言文化的读者来说，无疑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难度。

我认识的几位朋友，都把这本书读过许多遍，然后他们发现，原来某一章某一处，可以与另一章另一处的内容互相参详，才更容易理解。如果只读一遍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发现。这让我想起，读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之时，他总是会在一些重要章节专门指出：此处应与某一章某一节互相参照，才能体会到什么什么。而我总会在那里标出相关篇章的页码，以便日后随时查阅。

四、词汇阐释

意大利瑞吉欧教育的老师们重新定义和阐释了许多常用词语，而且把这种阐释之后的词语应用在他们的日常语言，当然也包括这本《对话瑞吉欧》。哈哈！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瑞吉欧教育，你一定知道：他们是那么提倡和擅长「阐释」与「建构」。

比如「纪录」「评价」「对话」「研究」「研究者」等词语，都是这本书当中非常核心的概念，但如果读者只按照字面意思或者常用意思去理解，恐怕就会误读（至少是错过）一些东西。

关于这一点， Chloe 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以「理论」和「研究」两个词为例，讨论《对话瑞吉欧》当中的词汇重新定义问题。请见本书第七篇文章《我们对「理论」和「研究」还有多少想象空间？》。

她认为，作者重新定义了某些词语，与读者原有的、惯常的认知不同，「这不是一场作者和读者谁急着去说服谁的博弈，而是一场与未知的充满可能性的对话，需要读者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倾听作者的想法。」而这恰恰就与瑞吉欧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倾听」不谋而合。

五、望文生义

这本书里有许多词语，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看上去似曾相识，但可能大部分人的理解都不准确——这一点，从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观察与经历当中得到验证。许多词语，我们日常好像也会用它，大家也都好像明白它的意思，但是仔细读这本书就可能发现：如果按照原来所知的那种意思去想，好像就无法理解《对话瑞吉欧》想表达什么。

比如，《序言》第 3 页第一段说：「学校，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价值是，一个进行伦理性和政治性实践活动的公共场所。」请问，你怎么理解这里所说的「政治性」？

再比如，第 15 章第 164 页倒数第二段说：「由于十九世纪末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妇女也越来越意识到她们自己的权利，妇女的权利。」请问，你怎么理解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以及「权利」？

以上这几个词语，好像我们在中国也经常见到，但我们在中国谈论它们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呢？而《对话瑞吉欧》这本书里提到它们的时候，指的又是什么呢？与我们日常所说、所理解的一样吗？

六、社会历史

事实上，要理解我在第四点举出的那几个例子，以及理解本书当中许许多多的类似表述，就需要理解瑞吉欧教育诞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很遗憾的，很多人——包括老师——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甚至缺少这样的能力。很多人一谈起「历史」，就觉得那是很严肃、很沉重的话题，避之唯恐不及。在书中看到相关论述的时候，也都是快速跳过。好像，历史与教育无关？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种教育主张和思想，它是由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人类历史的某个年代、某个阶段提出的。那么，这种主张和思想，就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可能是空中楼阁，而肯定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的。相隔数十年，我们再去阅读和学习这些主张与思想，如果不能了解和把握它诞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只把它当作一种抽象的概念去理解，那怎么可能真正理解它呢？

比如《对话瑞吉欧》一书当中，尤其是《序言》和第 15 章，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话，却经常被中国读者忽略。我在此引用两段：

瑞吉欧幼儿教育不仅展现了儿童的各种潜力，它也为在后共产主义世界里复兴民主实践和激进主义政治指出了一些方向。（《序言》第 8 页）

这些由妇女组建的学校，帮助人们打破了学校和宗教间历史性的也是根深蒂固的联系，那就是，学校必须是一个宗教性的机构……（第 15 章第 166 页）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两次线上读书会当中，我花了许多时间去梳理瑞吉欧教育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并且用一两个小时给大家讲明白那段社会历史环境是怎么回事。

单单是从《对话瑞吉欧》这本书里，我们只能看到非常简单的描述，毕竟作者演讲或者撰稿的时候，不是以中国读者作为对象，她也没有想到我们这群读者不熟悉意大利历史，甚至不熟悉「社会主义」——虽然我们都以为自己熟悉它。

关于社会历史部分，请见本书第一篇文章《瑞吉欧教育诞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七、公民常识

要理解瑞吉欧教育所说的「社会主义」，不光需要了解历史，还需要有公民常识。关于什么是公民、什么是参与、什么是社区、什么是权利、什么是抗争的基本常识。在我接触过的中国读者当中，公民常识这一点是大家最难理解、最难体会的。而在我看来，如果不能理解（且不说体会）瑞吉欧教育当中浓厚的公民精神，那就完全没有理解瑞吉欧教育的精华。大家可别忘了瑞吉欧教育的「儿童观」表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儿童是童年期的公民。

要理解这短短的九个字，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公民」啊。

我再多引用书中几段话来说明。

对我们来说，瑞吉欧教育……为复兴幼儿教育的文化和让学校重新成为民主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公共场所带来了希望。（《序言》第 3 页）

瑞吉欧的老师们……给每个儿童提供成为积极主动的公民的机会，以及在民主社会创造美好生活的可能。（《序言》第 10 页）

我们需要学校为对话提供实际和公共的场所……我认为学校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我很坚定地认为多元化是不可缺少的。（第 15 章第 193 页）

类似的文字，几乎在每一章都可以见到，它们都指向了「公民常识」。

上图：瑞吉欧市的城市广场

八、最后

以上六点，是从我个人角度出发给出的一些阅读注意事项。看上去，我只是告诉大家「那里有危险，请你小心留意」，而并没有告诉大家「如何应对危险」。实际上，善于学习的人，能够从以上文字当中发现许多关键词和线索，由此开始思考也罢、阅读也好。总之，如果他想读懂这本书，一定会去做更多功课，补更多常识。当然啦，这需要好奇心，需要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

这篇文章的配图，我特意选择了 Reggio Emilia 市的城市广场。城市广场对于传统的欧洲城市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用于社区集会——而这，也正是瑞吉欧学校的内涵：一个进行伦理性和政治性实践活动的公共场所。

2022 年 2 月

Theory and Research: 我们对「理论」和「研究」还有多少想象空间？

作者：Chloe

最近，我和一些朋友在共读一本书，书名叫《对话瑞吉欧》。

时隔一年再拿起这本书，意外发现很多以前没有留意到的地方。或是在第一次阅读时勾勒出来不理解的文字，这次重读竟然有一种 aha 之感。当持续的学习和实践经验穿过那些陌生的概念，某些节点就像突然通电一样，亮了。

每次读完一章合上书本，大脑从十分活跃到逐渐平静，我都刻意不去做别的事情，只想歇一歇。某天，我在想，何不在这个任时间流淌的过程中把思绪记录下来，说不定还会对以后读这本书的人有帮助？嗯，这就来了。

今晚在读第四章《纪录与评价》，有这么一句话：

对于成人和儿童来说，理解，意味着能够形成一种解释性的「理论」，一种赋予事件和世间事物意义的陈述。我们的理论是临时性的。

在读到这句话时，你会怎么理解「理论」一词呢？也许跟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一样，心中会有这样的疑问：嗯？儿童也能形成理论？

继续带着疑问读下去，发现这本书一个奇妙的地方在于，它在不同章节会反复提到同样的词语，有些地方只是浅浅的一笔带过，像是邀请你在别处再次发现它。这是一个不断挑战着读者固有认知的过程。

于是在看到第九十七页，《创造力是思维的一种品质》一章，作者对于「理论」一词的解释：

我们所说的「诠释性理论」是一种赋予世间事物和活动以意义的理论，一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的理论。

我对照英文原文来读，看到这两句话里的「理论」对应的英文单词就是 theory. 说不上翻译错误，但为什么还是让人难以理解呢？于是我查阅了英英词典，想看看用英文怎么理解这个单词。

韦氏词典把 theory 的定义分成六类。从最正式的，也是最符合「理论」一词在中文使用习惯下的解释：「合理的、科学上可接受的可用于解释现象的一般原则」，到比较宽泛的：「一个未经证实的猜想」。看起来 theory 一词在英文世界的内涵远远超过了一般英文学习者的想象。

通常我们谈到「理论」时会联想到经过验证的科学理论，例如相对论是一个理论。我们比较少把一个想法、idea 也当成一个「理论」。我想这跟不同语言的使用习惯有关。

另外，我想到小时候在学校里的英文学习经历。那时的英语课本最后几页一定是生词表，里面罗列出英文单词对应的一个或两个中文翻译。考试时还有一些中英文翻译题，基本上记住生词表的翻译去答这道题就不会错。

这种方法帮助小学生筑起了最基本的英文单词库，但是用这种方式记单词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学习者只记住了一个英文单词对应的一个中文翻译，更糟糕的是这个对应关系会被刻印在脑海里，遇到单词时就不自觉地把中文意思往上套。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第八章《纪录和研究》，其中有关「研究」的描述：

对学习展开研究的地方必须延伸到学校里，必须能让教师和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反思他们学习和建构知识的方式。

研究，是一个事件的出现并去揭示这个事件。研究，是一种艺术：研究的存在，正如艺术一样，是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探究。

毫无疑问，这一章的原文里，「研究」对应的英文是 research. 有了上面「理论」的经验，在读「研究」的时候，我没有把一个正儿八经的研究形象带入文本中，而是把 research 一词拆成前缀 re 和单词 search, search 是寻找某些东西，re 表示重复的意思，那 research 不就可以理解为反复不断的寻找吗？我想，如果我们带着单词固有的中文翻译去阅读，即使读原文大概也不会对作者的意图有深刻的理解。

上图：研究连续体

之所以会对这次阅读特别有感，是因为我想起跟低年级的孩子解释单词时遇到的情况。遇到陌生的单词，我尽量避免把自己已知的定义直接告诉他们：research 的意思就是「研究」。作为成年人，我拥有的社会经验能帮助理解 research、研究的含义，学生则需要在他们的经验积累中构建自身对词语更丰富的理解。

我的通常做法是让学生先观察单词，发现隐藏的信息，例如在其中的小词、前缀、后缀等，再把词语放在句子中，先根据已知线索去做一番猜想。最后，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把需要理解的单词用一句简单的英文解释出来，再放到文本中去理解上下文看是否通顺。

当然，造成书中对「理论」、「研究」理解困难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一点是瑞吉欧会对很多熟悉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这时候就会出现与读者原有认知不一致的地方。

需要理解的是，这不是一场作者和读者谁急着去说服谁的博弈，而是一场与未知的充满可能性的对话，需要读者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倾听作者的想法，「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她说的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就像《对话瑞吉欧》里所说的，倾听，就是用开放的态度对分歧表示欢迎，认识到他人的观点和阐释是有价值的。

在我看来，影响读者对「理论」和「研究」的理解，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因素，却常常被忽略。那就是儿童观——对儿童形象的理解。想想一个整天缠着大人问「为什么」的孩子：「为什么人会放屁呀？」，「为什么我要去上学？！」，「水为什么会往下流？」，「我从哪里来？」……

如果我们把孩子视作一个有能力去追寻答案的个体，能够赋予生活意义的儿童，那这些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提问，更是他们努力去寻找事物意义的态度。

他们可能会对大人的解释产生怀疑，不管那解释是对还是错，他们只想自己动手搞个明白。他们还会用上想象力给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例如「天在下雨因为天使在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对问题的各种想法，当聚在一起时，各种理论因为交流而相遇，因为对话而不断得到演化。这就是为什么，瑞吉欧说理论是临时性的，它提供的是一个可以被不断修正并不断让人满意的解释。

抛开固有的对「理论」和「研究」的解释，它们不再被成人所用，也不是老学究式的专长。它们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品质，需要我们花点心思把丢失的东西重新找回来，也需要对生活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2021 年 10 月

附录【译作】一位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如何帮我走出中年危机

译者：陈堃

一

2006 年，50 岁的我崩溃了。

此前，我一直很清楚自己是谁：我是个特别幸运和幸福的女人，充满了非理性的兴奋与日常的快乐。

在专业方面，我知道我是谁：16 岁时，我便发现了认知科学和分析哲学，并且立刻意识到，我想让它们带给我思维坚韧且严谨的知识分子生活。25 岁时，我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成为一名心理学和哲学教授。

在私生活方面，我也知道我是谁：我喜欢男人。虽然我从来都不漂亮，但吸引和并与异性调情一直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一个背景音，它照亮和加强了其他所有方面，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都是男人。

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母亲。我在 23 岁时有了一个儿子，并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又生了两个。对我来说，养育孩子是最有趣的智力体验和最深刻的道德经验，当然也是最幸福的。我有一段漫长的婚姻，和一个很好的男人在一起，他和我一样对我们的孩子很投入。当时，我们最小的儿子正准备上大学。

能够把这些不同的角色结合起来，这也是我的一种幸运。我一生的工作都是证明儿童在科学和哲学上的重要性。在我的孩子们长大之后，我还在办公室里放着一个游戏盘。儿童一直是我生活和工作的中心——我身份的基础。

然而在我 50 岁的时候，突然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的孩子长大了，我的婚姻崩解了，我也决定离开。我搬出了我养育孩子的那间宽敞的、教授型的家，在一栋破旧的房子里租了个房间。我第一次独自生活，充满了愧疚、焦虑、希望和兴奋。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我开始与一个女人恋爱，我们甚至谈到了一起开始新的生活。然而，我的爱人又结束了它。

快乐消失，悲伤袭来。我选择了我的新房间，因为它褪色的风格：黑橡木梁和镶板，一个烟熏的砖壁炉代替了中央暖气。但我没有意识到，在北加州多雨的冬天，这个房间会有多么黑暗和寒冷。我强迫自己像我曾经哄孩子那样吃饭（「再吃三口」），但我仍然在两个月内减掉了 20 磅。我衡量每一天的标准是，距离上次哭闹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现在好了，从今天早上 11 点开始没有崩溃了」）。

我无法工作，家庭解体使我一想到孩子就难过。我赢得了一笔数百万美元的资助，用于研究「儿童学习的计算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s of children’s learning），并签署了一份合同，要写一本关于童年哲学的书。但是，每当我路过儿童游乐场，总是忍不住地流泪，更不用说要为 3 岁的孩子设计实验，或写下关于父母之爱的道德意义了。

曾经定义我的那一切都消失了。我不再是一个科学家、哲学家、妻子、母亲或情人。

医生给我开了百忧解[29]、瑜伽和冥想的处方。我讨厌百忧解，我做瑜伽也很糟糕，但冥想似乎有些帮助，至少它很有趣。事实上，研究冥想似乎与实际做冥想一样有帮助——它从哪里来？为什么它能起作用？

我一直对佛教感到好奇——尽管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对任何宗教都感到怀疑。在 50 岁的时候成为双性恋和佛教徒，似乎太可预见了——这是一种伯克利式的成年礼（Berkeley bat mitzvah），是北加州老年犹太女学者的标准仪式。不过，我仍然开始阅读佛教哲学。

二

在 1734 年的苏格兰，有一个 23 岁的年轻人也正在经历崩溃。

这个少年认为自己瞥见了一种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试图把它弄清楚，并希望通过一本伟大的书把它传达给其他人。这种努力简直要把他逼疯了：他的心在狂跳，他的胃在翻腾，他无法集中精力。最重要的是，他就是无法写出想写的书。他的医生诊断说，他有郁气[30]、精神不振，还患有「有学问的人才有的病」。今天，我们使用不同的术语描述他的症状，但对此并没有更多了解，我们会说他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他的医生叮嘱他不要读那么多书，给他开了抗癔症药，并且建议他骑马和饮用波尔多干红葡萄酒，这些相当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百忧解、瑜伽和冥想。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大卫・休谟（David Hume）。不知何故，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不仅身体康复，而且非常出色地写完了他的书。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成为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上图：大卫・休谟（油画）

在《人性论》中，休谟拒绝了传统宗教和哲学对于人性的描述。相反，他以牛顿为榜样，提出了一门基于观察和实验的新的精神科学，这门新科学使他得出了激进的新结论。他认为，没有灵魂，没有连贯的自我，甚至没有「我」。他在《人性论》中写道：「当我亲切地体会我所谓我自己时，我总是碰到这个或那个特殊的知觉，如冷或热、明或暗、爱或恨、痛苦或快乐等等的知觉。任何时候，我总不能抓住一个没有知觉的我自己，而且我也不能观察到任何事物，只能观察到一个知觉。」[31]

休谟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在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并喜欢他的作品。在我自己的科学论文中，我和休谟一样，认为连贯的自我是一种幻觉。我的研究使我相信，我们的自我是由我们建构的（construct），而不是发现的（discover）。我发现，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不会把现在的「我」与过去的和未来的「我」联系起来。我们通过学习，成为我们自己。

在休谟之前，哲学家们一直在寻找支持我们普通经验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或一个在我们头脑之外的超验现实。但休谟破坏了这一切，他认为，当你真正认真审视我们自以为所知的一切时，这些基础就会崩塌。笛卡尔（Descartes）至少说过你总是知道你自己的存在（「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但休谟甚至拒绝了这个前提。

休谟阐述了一种全面的、令人眩晕的、存在主义的怀疑。在《人性论》中，他说，当他第一次自己面对这些怀疑时，他很害怕——「惊慌失措，不知所措」。这些怀疑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些奇怪的不雅的怪物」。难怪他求助于医生。

但这正是休谟真正伟大的想法。归根结底，形而上学的基础并不重要，经验本身就足够了。当你放弃上帝或「现实」甚至「我」时，你会失去什么？月亮仍然一样明亮，你仍然可以预测落下的玻璃会打碎，你仍然可以采取行动去接住它，你仍然可以对他人的痛苦感到同情，科学和工作以及道德仍然保持不变。休谟写道：在你的怀疑论危机之后，再回到你的双陆棋游戏（backgammon）中去，它将仍然是完全一样的游戏。

事实上，如果你让自己这样想，你的生活可能真的会变得更好。放弃对于死后生活的展望，你将能够真正欣赏生前的一切。放弃形而上学，你就可以集中精力研究物理学。放弃你宝贵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自我的想法，你可能真的会更同情其他人。

休谟是如何想出这些的？这些想法与他那个时代的西方哲学和宗教如此深刻地相悖。是什么让这个神经质的长老会[32]少年变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伟大缔造者之一？

当我在破旧的房间里阅读佛教哲学时，我开始注意到一些东西，其实别人在我之前已经注意到了：佛教哲学中的一些观点听起来很像我在休谟的《人性论》中读到的内容。但这太疯狂了！在 1730 年代，欧洲很少有人知道佛教哲学。

不过，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我还是不断发现相似之处。佛陀怀疑一个全能的、仁慈的上帝的存在，在他的「空性」学说中，他认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证据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他说我们的自我意识也是一种幻觉。佛教圣人那伽犀那尊者[33]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自我就像一辆战车。一辆战车没有超越的本质；它只是车轮、框架和把手的集合。同样，自我也没有超然的本质；它只是感知和情感的集合[34]。

「任何时候，我总不能抓住一个没有知觉的我自己。」（休谟《人性论》）

在我看来，这肯定听起来像佛教哲学——当然，休谟不可能知道任何关于佛教哲学的事情。

或者，他可能知道呢？

三

我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常规。我没有去治疗，而是在旧书店的神学区徘徊，在孤独的夜晚里阅读。我坐在大壁炉前，那里有一根锯末木头正在燃烧，我用几条羽绒被包裹着自己，学习更多关于佛教的知识。

我发现，在 1730 年代的欧洲，至少有一个人不仅知道佛教，而且已经研究佛教哲学多年。他的名字叫 Ippolito Desideri, 他曾是耶稣会派往西藏的传教士。1728 年，就在休谟开始写《人性论》之前，Desideri 完成了他的书，这是 20 世纪之前欧洲对佛教哲学最完整、最准确的描述。问题是，这本书没有出版。没有梵蒂冈的批准，任何天主教传教士都不能出版任何东西，而梵蒂冈的官员宣布 Desideri 的书不能印刷。手稿在教会的档案中消失了。

我仍然不能思考或写关于儿童的文章，但也许我可以写一篇关于休谟和佛教的文章，并把 Desideri 作为一种近距离的呼唤——错过的联系。

我查阅了 Ernest Mossner 所写的那本经典的休谟传记[35]。休谟写《人性论》时，他住在巴黎西南 160 英里的一个叫作拉弗莱什（La Flèche）的法国小城。Mossner 说休谟去拉弗莱什是为了「到乡间去」，可能是因为那里物价便宜。他也提到，拉弗莱什是耶稣会皇家学院（Jesuit Royal College）的所在地。

所以，休谟写作《人性论》的时候，住在一所法国耶稣会学院附近，这对我的文章来说是个耐人寻味的巧合。但这并没有真正将他与那个在罗马和西藏生活过的 Desideri 联系起来。

当我在伯克利的图书馆数据库中搜索时，我发现有数百本书籍和数千篇关于大卫・休谟的文章可供阅读，但只有两篇关于 Desideri 的文章：一篇文章，和他的手稿的 1932 年英译本，这个英译本还有大幅删节。这篇文章出现在 1986 年孟买出版的一本不知名的杂志 Indica 上，我不得不从地区书库借阅——伯克利的几百万册书籍和文章都在地区书库闲置着，无人问津。

自从我的恋情结束后，我每天晚上睡觉时都害怕第二天的到来。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实际上在期待着明天，因为那篇文章将在明天送达。

这篇文章主要重复了我以前读过的内容，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一位名叫 Luciano Petech 的意大利人——提到他在 1952 年编辑了一本传教士文件集《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其中包括 Desideri 的一些手稿。而且，他还顺便向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细节：「1727 年 1 月，他离开印度，再次乘坐一艘法国船，抵达巴黎。」

Desideri 是通过法国回到罗马的，这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

四

Desideri 的节译本只能在珍本图书室阅读，所以我第二天就去了那里。这是一本漂亮的书，有红色的大写字母和浪漫的翻页照片，上面有雄伟的佛像和宁静的喜马拉雅山谷。我开始急切地阅读。

我一直执着地、深思地但也毫无结果地试图弄清楚我是谁，以及我在没有工作、没有恋爱、没有孩子需要照顾的情况下会做什么。这就好像，在前提拒绝产生结论时，就提出一个论点，或者分析一个毫无意义的数据集。但我决定，如果我不能弄清楚自己，我至少可以试着弄清楚 Desideri, 于是我在他的书和他的生活中迷失了自己。

这是个了不起的故事。在他 20 多岁的时候，Desideri 构思了他的宏伟计划——让印度人皈依天主教。1716 年，他成为第一批前往拉萨的欧洲人之一，也是第一个留下来的人。他充满激情，但也情绪化，很容易被激怒。他好奇、勇敢，而且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在写于前往西藏途中的一封信里，他说他感到自己好像被人在架子上撕碎了一样。他写道：「它使他神圣的陛下高兴，用甜蜜和多情的暴力把我的整个心引向灵魂灭亡的地方，同时用最快的束缚把我的脚捆住，引向其他地方。」他在所做的一切中都保持着这种强烈的节奏。

1712 年，Desideri 从罗马乘船前往印度。1714 年，他开始从德里步行穿越喜马拉雅山到拉萨，这次旅行花了 18 个月。他睡在地上，甚至雪地里，遭遇雪盲和冻伤。有一次，他在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上，紧紧抓住两根藤绳搭成的桥，走得很不稳。为了穿越拉达克沙漠，他加入了一位鞑靼公主的商队，每天晚上在她的帐篷里与她争论神学问题。

当他终于到达拉萨时，国王和喇嘛们热情地欢迎他，当他宣布他自己也是个喇嘛，并打算让他们都皈依天主教时，他们的热情并没有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建议他学习佛教，这是个好主意。如果他真的了解佛教，而且他还能说服西藏人相信天主教更好，那么他们当然会皈依。

Desideri 接受了这个挑战。接下来的五年，他在拉萨周围山区的佛教寺院中度过，这些寺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Desideri 开始了他长达 12 年的神学和哲学课程，他用藏文诗词创作了一系列基督教小册子，并将其提交给国王。这些小册子被写在伟大的西藏图书馆所使用的卷轴上，字体优雅，木箱雕花，十分精美。

但他的计划被战争粗暴地打断了。一支来自附近王国的军队入侵并毁坏了拉萨，谋杀了国王，之后入侵者又被中国军队打败[8]，Desideri 撤退到一个更偏远的寺院，他致力于他的基督教小册子，并掌握了佛教的基本文本。他还将伟大的佛教哲学家宗喀巴的作品翻译成意大利文。

在他的书中，Desideri 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藏传佛教，特别是在一卷名为《关于在西藏观察到的虚假的和特殊的宗教信仰》（Of the False and Peculiar Religion Observed in Tibet）。他解释了空性、业力、轮回和冥想，他还谈到了佛教对自我的否定。

很难想象 Desideri 如何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使用另一种语言阅读、写作和思考另一种宗教上。（现任达赖喇嘛的翻译修顿・金巴 [Thupten Jinpa] 告诉我说，Desideri 的藏文手稿甚至比意大利文手稿更有洞察力，而且也是用特别漂亮的藏文写的。）当我读他的书时，我能感觉到他在努力保留他的传教士信念，因为他沉浸在「虚假而奇特的宗教」的实践中，并对其实践者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Desideri 克服了喜马拉雅山脉的暴风雪、山洪和战争，但是官僚内讧最终使他陷入困境。敌对的传教士卡普钦会（Capuchins）与耶稣会为争夺福音的地盘而进行激烈的斗争，他们将西藏据为己有。耶稣会负责人 Michelangelo Tamburini 命令 Desideri 立即返回欧洲，直到领土争端得到解决。这封信花了两年时间才到达西藏，收到信之后，1721 年，德西德里没有选择，他不得不离开。

接下来的 11 年里，他一直写信呼吁梵蒂冈让他重返西藏，那里显然已经成为他真正感到自己是自己的唯一地方。1732 年，当局作出了有利于卡普钦人的裁决。他的书不被允许出版，他也永远无法返回西藏。四个月后，他去世了。

几乎在 Desideri 的书的结尾处，我看到了一个句子，让我感到很震惊。他写道：「我经过拉弗莱什，9 月 4 日，到达勒芒（Le Mans）。」

拉弗莱什？休谟住过的那个地方？我发出了一声惊讶的叫声。习惯于在珍本图书室进行顿悟的图书馆员们没有对我嘘寒问暖，而是微笑着。

我走向一家咖啡馆，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三明治（我突然又饿了），并对这个新发现进行了评估。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五

Desideri 手稿的英文版有删节，Petech 于 1952 年出版的关于意大利传教士的书《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之中是否有更多信息？这本书总共七卷，从未翻译或重印，第二天会从仓库运来。

我给弟弟布莱克（Blake Gopnik）打电话，他是一名艺术史学家，懂得意大利语（还有法语、德语、拉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请他为我翻译。在我最感黑暗的日子里，他一直是我的支柱。我想，这次我的深夜紧急电话是关于一份晦涩难懂的手稿，而不是一颗破碎的心，他应该会感到无比欣慰。

在布莱克的帮助下，我找出一段关于法国的较长文本。Desideri 写道：「31日（8月）中午左右，我到达位于拉弗莱什的皇家学院。在那里，我受到院长、教务代办（procurator）、Tolu 神父和其他几位神父的特别关注。4 日，我离开了拉弗莱什。」

因此，Desideri 不仅去过拉弗莱什，而且还与皇家学院的耶稣会士长时间交谈。和布莱克一起读 Petech 那套书，我意识到拉弗莱什的耶稣会士甚至可能有 Desideri 的一份手稿。Petech 详细描述了 Desideri 手稿的历史。

他解释说，Desideri 实际上写了多份关于其旅行的手稿。他从印度航行到法国时写了第一份，有证据表明，他在 1727 年从法国到罗马的途中带着这份手稿。回到罗马时，他对自己的手稿进行了大量修订。六个月后，他又写了一份新的手稿。在这个版本中，Desideri 写道：「当我通过法国和意大利回到托斯卡纳（Tuscany）和罗马时，许多文人、绅士和重要人物都强烈要求我按照适当的顺序写下我在不同时期告诉他们的一切。为什么呢？」他写道，「西藏的宗教『与其他任何宗教完全不同』，『值得了解，以便进行争论』。」

因此，Desideri 有可能给拉弗莱什的皇家学院送去了这份修订稿的副本，耶稣会士们经常互相传阅这种未经发表的报告。

但 Desideri 是 1727 年到访拉弗莱什的，休谟则是在八年之后，也就是 1735 年才到达那里。在那里，会不会有人告诉了休谟关于 Desideri 的事情呢？Tolu 神父是一位对 Desideri 很感兴趣的耶稣会士，但我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线索。

或许，休谟的信中会有一些线索呢？我坐在狭窄的沙发床上，听着雨声，翻阅他的大量信件。沉浸在 Desideri 的世界里很吸引人，也很累人，沉浸在休谟的世界里则是纯粹的享受。休谟比其他任何伟大哲学家的文笔都好，而且，与很多伟大哲学家不同的是，他很有趣，很有人情味，公平且有智慧。虽然他身材魁梧、笨拙、心不在焉，说起法语来还带着难听的苏格兰口音，但他却迷住了沙龙里那些成熟的巴黎女士，她们叫他 “le bon David” ——好人大卫。

休谟总是满怀深情地描述他在拉弗莱什的日子。在他现存的信件之中，有一封信谈及他在拉弗莱什的经历，他说他一直在学习，拉弗莱什的图书馆非常好，看书是一种远比听教授讲课更好的学习方式。至于收获旅行和学习的所有好处，他写道：「没有比拉弗莱什更合适的地方了……人们非常文明和善于交际，除了城里的好伙伴，还有一所由一百名耶稣会士组成的学院。」

后来的一封信表明，休谟至少与这些耶稣会士之中的一位有过长时间交流。他回忆说，他在皇家学院的回廊里散步，脑子里「装满了我的论文的主题」。与一位「有一定学识」的耶稣会士一起，这位耶稣会士在描述一个奇迹，这启发了休谟提出他最智慧的怀疑论观点之一。

他说，根据定义，真正的奇迹是非常不可能的，它意味着欺骗或错觉是一个更有可能、也是更好的解释。这位耶稣会士理解这个推理（休谟写道「他非常沮丧」），但他说这根本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仅要拒绝相关的奇迹，还要拒绝所有的福音书。怀疑论者休谟严肃地指出：「我认为，把这一观察作为一个充分的答案是不错的。」

这位「有一定学识」的耶稣会士是谁呢？有没有可能是八年前与 Desideri 会面的神父之一？不管他是谁，我想知道他和休谟还谈了什么？

六

年轻的时候，你想要工作、爱情和孩子。人到中年，你就渴望物质。沮丧的时候，你不再想要任何东西。欲望、希望、未来本身——所有这些似乎都消失了，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但现在我至少想要知道，休谟是否可能听说过 Desideri —— 这个迹象表明，我有可能找回自己的未来。

关于我这样一个 50 岁女教授的前景，实事求是地说，我曾以为自己会独自度过未来时光。但后来我有了一两次浪漫的冒险，是与女人和男人的冒险。在那段危机时光里，我发现我可以与女性建立深刻持续的友谊，也可以有浪漫的爱情。那么我以前关于自我认知的部分，好像也是错的。

不过我仍然很脆弱，我的前任情人发来的一行邮件再次将我笼罩在黑色抑郁之中。但这些冒险是令人振奋的。

其中一次冒险发生在蒙特利尔——我在那里长大。有一次，我回到以前的大学做演讲。一天晚上，我在暴风雪中沿着圣劳伦斯大道走向一个约会地点。突然，16 岁的我出现了。在记忆中像幻觉一样生动，她穿着嬉皮士风格的复古皮草大衣，在雪地里大步走来，像她经常做的那样，急切地道：「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事情，即使它不是我所渴望的新生活。

我重新开始工作。2007 年，我开始在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担任摩尔杰出访问学者（Moore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ship），很高兴能离开我那黑暗、寒冷的房间和忧郁的记忆。学校给了我一个阳光充足的大公寓，可以看到圣盖博山。我发现自己又能写关于儿童的文章了，于是我开始写作下一本书《宝宝也是哲学家》（The Philosophical Baby），同时我也在持续进行有关休谟的这个个人项目。

七

我的哲学侦探故事促使我去了解拉弗莱什皇家学院的更多情况。如果说我的无神论观点使我质疑佛教徒，那我对耶稣会士就更怀疑了。毕竟，至少在传统说法里，启蒙运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消除天主教会的恶劣影响。

伯克利图书馆只有一本关于拉弗莱什皇家学院的书：1889 年出版的四卷本、1200 页的《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耶稣会学院》（Un Collège de Jésuite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有着厚厚的大理石纹理封面。在我去加州理工学院之前，我曾翻阅过这些书，并对这个地方有了一些了解。之后，非常幸运，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邻居竟然是科学史学家 Mordechai Feingold, 他是研究 17 和 18 世纪耶稣会士及其科学贡献的世界级专家之一。

长期以来，传统的学问认为，耶稣会是正统、退步观念的执行者。但 Feingold 告诉我，在 17 世纪，耶稣会士实际上处于知识和科学生活的最前沿。当然，他们致力于天主教神学，而天主教当局严格控制哪些思想被允许、哪些被禁止。但皇家学院的耶稣会神父们对数学、科学和当代哲学——甚至是异端哲学——都有很多了解。

休谟曾说，笛卡尔（Descartes）、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和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启发了《人性论》。我了解到，笛卡尔毕业于拉弗莱什的皇家学院，马勒伯朗士最敬业的学生也曾在那里任教，尽管最狂热的马勒伯朗士主义者最终被解雇。学院图书馆里有笛卡尔、马勒伯朗士和贝尔的书——它们都在梵蒂冈的禁书名单上。（休谟的《人性论》后来也进入禁书行列。） 拉弗莱什还具有惊人的全球性特点。17 世纪，在巴拉圭、马提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加拿大，都能看到皇家学院的校友和老师，他们在印度和中国也随处可见。事实上，这个沉睡的法国小镇是欧洲为数不多的、有学者同时了解当代哲学和亚洲宗教的地方之一。

Feingold 告诉我，耶稣会的人记录一切。如果我想知道谁在拉弗莱什与休谟交谈过，可以去罗马找找看。

八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任期即将结束时，我在一个类似 TED 的会议上做了场演讲。这个会议上，来自不同领域的成功人士聚集在一起，激励年轻人，并互相感动。在我演讲过程中，听众之中一个身材高大、引人注目的白发男子以一种特别热情的方式点头大笑。原来他是 Alvy Ray Smith, 皮克斯动画工作室（Pixar）的联合创始人。

与我不同，Alvy 多次跃入新的生活。在新墨西哥州的小镇上，他以南方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男孩的身份开始，然后投身于旧金山反主流文化的最狂野领域。后来，他冲动地放弃了在纽约大学担任计算机科学教授的工作，再次前往加利福尼亚，因为他觉得「会有好事发生」。事情确实发生了：他在施乐公司（Xerox PARC）帮助发明了第一个彩色计算机图形；然后是卢卡斯电影公司（Lucasfilm），他在那里帮助发明了第一部计算机生成的电影。之后他跃跃欲试，创建皮克斯，又离开皮克斯，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并将后者卖给了微软，于是他靠着收益退休了。现在他住在西雅图，在那里收集艺术品，证明数学定理，并以研究历史为乐。

他最喜欢的座右铭来自一位计算机先驱艾伦・凯（Alan Kay）：「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是发明它」（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会议持续了两天，在会议结束时，经过几次长谈——但连一个吻都没有——他又迈出一步，决定他的下半生将和我在一起。如果我对此反应有点慢，也没关系。他已经习惯了别人需要花点时间才能赶上他对未来的设想——特别是那些小气的学者。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工作结束之后，我回到了心爱的伯克利老房子。我的前夫已经搬去波士顿，我买下了他的那一半房间。Alvy 在一个周末来看我，我们开始每天晚上通电话。我决定听从 Feingold 的建议，去罗马的耶稣会档案馆看看。我试探地询问 Alvy 是否愿意一起去，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约会地点，他发现这个景致比他坐在特雷维喷泉（Trevi Fountain）边上晒太阳要浪漫得多。哇，这似乎是个好兆头。

档案馆很不好找，它们隐藏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一个角落后面，找到实际的记录也不那么容易。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我们发现了耶稣会目录中的条目，其中列出 1726 年、1734 年和 1737 年住在耶稣会皇家学院的所有人：总共约 100 名教师、学生和仆人。Desideri 到访时，有 12 位耶稣会神父在拉弗莱什，休谟到达时他们仍在那里。所以休谟有很多机会了解 Desideri.

九

一个名字跃出纸面：查尔斯・弗朗索瓦・多卢神父（P. Charles François Dolu），一位曾被派往印度的传教士。这一定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 Père Tolu. Petech 书中所写的 “Tolu” 是个转写错误。

Dolu 对 Desideri 特别感兴趣，而且休谟在拉弗莱什逗留期间，Dolu 也在那里。他还曾在东方呆过一段时间。他会不会是那个缺失的环节呢？

回到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图书馆的目录中却根本找不到关于 Dolu 的资料。当时谷歌图书刚刚诞生，所以我在全世界的图书馆中搜索「多卢 耶稣会士」（Dolu Jesuit）。Alvy 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全面而复杂的电子表格中记录了我们找到的东西。

我们发现，在 1730 年代，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欧洲人亲身体验过佛教，而且他们都曾在耶稣会皇家学院学习。第一个是 Desideri, 第二个就是 Dolu. 他曾参加过另一次引人入胜的东方旅行：法国派往佛教国家暹罗的使团。

1680 年代，暹罗国王 Narai 对基督教感兴趣，甚至对欧洲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更感兴趣。路易十四于 1685 年和 1687 年向暹罗派遣了两个使团，其中包括一支由耶稣会科学家组成的强大队伍，Dolu 便是 1687 年派出队伍中的一员。

另一位大使是 17 世纪的另一杰出人物：修道院长德乔西（the abbé de Choisy）。他是一个公开且著名的异装癖者，给法国宫廷的女士们提供时尚建议。他写了一本有趣且受欢迎的书，讲述他的暹罗之行。在拉弗莱什的图书馆里，休谟有这本书，同时还有他的丑闻自传《异装癖德乔西神父的回忆录》（The Memoirs of the Abbé de Choisy Who Dressed as a Woman）。修道士的性取向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 17 世纪的冒险和越界精神。相比之下，21 世纪的精神往往显得呆板。

1687 年派出的使团，包括 Dolu 和其他耶稣会士，在暹罗停留了一年，并与 Talapoins——欧洲人对暹罗佛教僧侣的称呼——相处很长时间。他们中的三人甚至住在佛教寺院内，并遵守寺院的规则。

然而，与派往西藏的 Desideri 使命一样，暹罗使团也以流血和混乱告终。1688 年，当地朝臣和僧人起义，反对自由派的国王和他傲慢的外国顾问。他们刺杀了 Narai 国王，两种文化之间的新桥梁崩塌了，耶稣会士们也只好逃往他处。他们中的一些人遇难，Dolu 和其他几个人逃到印度的 Pondicherry, 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耶稣会教堂。

1723 年，在经历了非凡的多事之秋和异国情调的职业生涯之后，Dolu 退居到平静的拉弗莱什，度过他的余生。休谟到达那里时，Dolu 已经 80 岁，是最后一位幸存的使团成员，也是耶稣会科学伟大时代的遗迹。

我不得不从相互矛盾的片段中拼凑出 Dolu 的形象，这些片段大多来自他在印度的生活。

对于信奉新教的英语作家来说，他是个典型的天主教狂热者。但是同时，天主教卡普钦派的作家——也就是 Desideri 的对手——攻击 Dolu 和他的耶稣会同事对印度教过于同情。Dolu 曾与其他两位神父一起砸开了一座印度教寺庙的大门，并毁坏了灯和火把。但他与耶稣会的印度传教团团长 Jean-Venance Bouchet 一起，设计了融合印度教传统的天主教仪式，不过梵蒂冈未批准这种仪式。事实上，Bouchet 成了一名著名的印度教学者，接受了印度教的服饰、禁欲主义做法，甚至是素食主义。

我还瞥见 Dolu 身为科学家的一面。当时的一份期刊报道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礼貌和慷慨，也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自然世界。」耶稣会士把最先进的 12 英尺长的望远镜带到暹罗，之后又带到 Pondicherry, 他们因此有了重要的天文发现。我看到一幅雕刻画，画中内容是暹罗国王 Narai 通过其中一个望远镜观察月食。

Dolu 还很有幽默感，他写了一些讽刺性的小品和剧本。一位名叫 Saint-Fonds 的贵族知识分子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作为一种娱乐，他曾在法国邀请 Dolu 与 Robert Challes 共进午餐。Challes 是个强烈反对耶稣会的作家，实际上是个无神论者，他也曾在暹罗和印度旅行。Saint-Fonds 说，他本希望能够享受两人之间肯定会产生的那种激烈争论。但相反，他写道：「我发现自己处于最温和的微风之中。Dolu 神父这个传教士，表面看上去有着狂野的胡须，但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耶稣会士。也就是说，有礼貌和政治性，比世俗的人更懂得诙谐对答。」

Dolu 是个福音派天主教徒（evangelical Catholic），而休谟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新教徒，但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无尽的好奇心、热爱科学和对话，以及最重要的，幽默感。Dolu 聪明、渊博、好客且机智，而且肯定「有一定学识」。他正是休谟会喜欢的那种人。

我还发现了一些别的东西。休谟曾说，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的《历史与批判词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对《人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关于「斯宾诺莎」（Spinoza）的条目。我在词典中找到了那个条目，那是一本出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字典，600 万字的篇幅，充满混乱的脚注、脚注的脚注、参考文献和交叉引用。斯宾诺莎词条中的一个脚注关于「东方哲学家」，他们和斯宾诺莎一样，否认上帝的存在，主张「空」的观点。它还交叉引用了另一个关于暹罗僧侣的条目——内容正如耶稣会使团的教士所描述的那样。休谟一定是在 Dolu 居住的大楼里阅读了关于佛教和 Dolu 的旅程吧！

十

我学到了什么？

我了解到，休谟可能真的知道佛教哲学。事实上，他是在欧洲为数不多的有这种知识的地方写下《人性论》的。Dolu 对暹罗佛教有第一手经验，并与了解藏传佛教的 Desideri 有过长时间交谈，甚至有可能皇家学院的耶稣会士也有一份 Desideri 的手稿。

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定休谟在皇家学院学到了什么，也不可能知道其中是否有什么影响了《人性论》。像笛卡尔、马勒伯朗士和贝尔这样的哲学家已经让休谟走上了怀疑论的道路，但仅仅是听到佛教反对「自我」的论点，就有可能使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发展。佛教思想可能已经渗入他的脑海，影响了他的思想，即使他没有追踪它们的来源。毕竟，当代的哲学家们已经知道，借用思想而不用记得它们到底来自何处。

我在一本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休谟、佛教和耶稣会的论文，长于脚注，短于浪漫[37]。

我做这项研究的时候，许多不遗余力帮助我的历史学家告诉我说，我这个古怪的个人项目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历史学家已经开始以一种新的全球方式来思考启蒙运动。那些吱吱作响的木船带着思想跨越大陆、语言和宗教的界限，就像现在的互联网一样（尽管前者要慢得多，也许更危险）。作为这个新的全球思想史的一部分，新的书目、传记以及 Desideri 的翻译已经开始出现，东方和西方哲学之间的新联系也不断出现。

我们很容易认为启蒙运动是几个具有标志性的欧洲哲学家的独家发明。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启蒙运动的精神，休谟和佛陀所阐述的精神，弥漫在我一直讲述的故事里。在西方和东方，想以某种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名义转换和征服「虚假和奇特」的欲望当然一直存在，现在依然存在。但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更强烈地受到简单的求知欲和对经验的渴求之驱使。他们想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海洋的另一边是什么，山的另一边是什么，宗教、哲学甚至是性的分歧的另一面是什么。

这个故事可能有助于解释休谟的思想，它毫无疑问地体现了这些思想。所有的人物一开始都有明确的、相互冲突的身份——热情的意大利传教士和彬彬有礼的法国神父，西藏国王和喇嘛，暹罗国王和僧侣，持怀疑态度的苏格兰年轻人。

但我了解到，他们都比乍看起来的要复杂得多、不可预测而且不固定，甚至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如此，休谟和佛陀都会为这种想法点头致意。尽管 Dolu 和 Desideri 去暹罗和西藏是为了把欧洲的智慧带给佛教徒，但他们也把佛教徒的智慧带回了欧洲。暹罗和西藏对他们的改变，比他们对暹罗和西藏的改变更大。而在拉弗莱什的两年时间，无疑也改变了大卫・休谟。

休谟、耶稣会士、暹罗和西藏也改变了我。我一直认为（thought）休谟对自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但现在，我第一次感受到（felt）他是正确的。

2010 年，我和 Alvy 结婚了——未来被重新创造。

我又一次成了一个特别幸运和幸福的女人，充满了非理性的兴奋和日常的快乐。但这并不是我的全部，我发现我可以爱女人，也可以爱男人，可以爱历史，也可以爱科学，我可以在悲伤和孤独中前进，而不仅仅是在幸福当中。就像 Dolu, Desideri, 性别转换的修道院长和暹罗天文学家国王一样，最重要的是，就像休谟本人一样，在人类心灵的纯粹无尽的好奇心和人类经验的纯粹无尽的多样性中，我找到了救赎。

- 原文标题：How an 18th-Century Philosopher Helped Solve My Midlife Crisis, David Hume, the Buddha, and a search for the Eastern roots of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 原文作者：Alison Gopnik

- 原文出处：《大西洋》杂志 The Atlantic, 2015 年 10 月

- 原文链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5/10/how-david-hume-helped-me-solve-my-midlife-crisis/403195/

- 翻译时间：2021 年 8 月

- 翻译说明：本文翻译，未获作者授权。仅限学习交流，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译注

1 意大利在 1975 年从法律上确定地方自治。

2 当时意大利举行全民公投，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有接近 80% 的人赞成共和制度。

3 根据《对话瑞吉欧》第一章所述，1044 号法案原计划在最初五年当中，要在全国建立 2500 个婴幼园。但是直到法案通过之后的第十二年，仅仅建立了几百个，而且大部分集中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

4 原文有误，应该是 1797 年，而非 1779 年。

5 意大利共产党于 1991 年改组成为「左翼民主党」；2007 年，又与其他一些党派合并组成意大利民主党，这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政党。社会民主主义不等同于社会主义。

6 里拉，意大利货币，2002 年起被欧元取代。

7 Martiri di Sesso 的意思是「塞索的烈士」。

8 意大利解放，指意大利将纳粹德国占领者赶走，并结束意大利法西斯的统治。

9 世俗学校，secular school, 非宗教学校。

10 关于 1044 号法案，请见本文第四部分的最后两段。

11 由地方当局管理，意味着不是由中央政府管理。意大利各个地方政府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

12 古斯塔夫・塞尔瓦，Gustavo Selva, 意大利记者，当时任职于 GR2 电台，以其反共言论著称。

13 杰尧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 美国心理学家，提出「认知学习理论」，他还被授予瑞吉欧市荣誉市民。本书第三篇文章《构建可能的世界》专门介绍布鲁纳与瑞吉欧之间的故事。

14 卡拉・里纳尔迪，Carla Rinaldi, 即《对话瑞吉欧・艾米利亚》一书的作者。

15 彼得・莫斯，Peter Moss,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对话瑞吉欧》一书的序言作者。本书第二篇文章《马拉古奇：瑞吉欧教育的灵魂人物》即是他的作品。

16 关于「研究」一词在瑞吉欧教育中的深层涵义，请见本书第七篇文章《我们对「理论」和「研究」还有多少想象空间？》

17 译者手记，请见本书第五篇文章《一个不刻意地与瑞吉欧、布鲁纳相遇的故事》。

18 Zerosei 是意大利第一本致力于讨论早期儿童教育的杂志。

19 1981 年首次展览名为「当眼睛越过高墙」，其后展览经过重新设计，重命名为「儿童的一百种语言」。

20 Woods Hole Conference, 1959 年在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举行，作为对苏联发射 Sputnik 系列卫星的回应，目的是确定科学教育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21 1980 年代，布鲁纳将自己对人类思维的惊奇感带到了纽约大学法学院，在那里他深入研究了法律、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他在法学院度过了十年教学生涯，教授律师理论研讨会、文化与法律座谈会和其他主题。

22 乔丹娜・拉比蒂，Giordana Rabitti, 2000年至 2007 年担任瑞吉欧儿童国际中心的主席。

23 1972 年，布鲁纳横渡大西洋前往牛津大学担任实验心理学沃茨教授。

24 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演说学家、历史学家和法理学家。

25 1984 年，意大利政府与天主教会签署规定，废除罗马天主教作为意大利国教的地位。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公立学校每周有两个小时的「宗教时间「，父母有权声明是否希望他们的子女接受宗教教育。在此之前，绝大多数儿童必须接受宗教课程。

26 ostranenie, 是一种以陌生或奇怪的方式向观众呈现常见事物的艺术技术，以便他们获得新的视角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

27 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意大利作家。奇特和充满想象的寓言作品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说家之一

28 相关章节，请见艾莉森・高普尼克的另一本著作《孩子如何学习》。

29 百忧解，Prozac, 一种抗抑郁药物。

30 郁气，vapors, 是 18 世纪的医学所划分的神经疾病之一。

31 本篇译文当中，涉及《人性论》的内容引用，均来自关文运翻译的《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

32 此处的「长老会」是指 Presbyterian, 督新教加尔文宗的一个流派。

33 那伽犀那尊者，Nagasena, 是佛教十八罗汉之一，汉传佛教又称「挖耳罗汉」或「那先比丘」。

34 这段内容出自南传佛教经典《弥兰王问经》第一品。

35 指《大卫・休谟传》The Life of David Hume, 简体中文译本已于 2017 年出版。

36 1716 年至 1717 年，准葛尔汗国入侵拉萨，并杀死和硕特汗国的拉藏汗。

37 论文于 2009 年发表于 Hume Studies, 作者的个人网站提供全文下载，下载链接：http://alisongopnik.com/Papers_Alison/Gopnik_HumeStudies_withTOC.pdf

致谢

1. 本书封面的背景图片来自 freepik 网站。Cog vector created by macrovector - www.freepik.com

2. 第一篇配图「意大利 1946 年公投」图片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Italian_referendum_1946_support_for_republic.svg

3. 第二篇配图「马拉古奇先生」图片来源：https://www.frchildren.org/storage/app/uploads/public/61f/959/3e4/thumb_1132_centenario_malaguzzi_malaguzzi_1100_0_0_0_auto.jpg

4. 第三篇配图「布鲁纳先生」图片来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poughkeepsiedayschool/10277703145

5. 第四篇配图「《使民主运转起来》英文版」图片来源：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paperback/9780691037387/making-democracy-work

6. 第五篇配图「宋文里教授」图片来源：http://www.psygarden.com.tw/images/activities/MjAyMTA4MTgyMDU0NTk=/MjAyMTA4MTgyMDU0NTk=_1.jpg

7. 第六篇配图「瑞吉欧市的城市广场」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ggio_Emilia#/media/File:Reggio_emilia_piazza_san_prospero_abside_duomo.jpg

8. 第七篇配图「研究连续体」图片来源：https://www.inserm.fr/wp-content/uploads/inserm-infographie-continuum-plargeur-en.png

9. 附录配图「大卫・休谟」图片来源：https://cdn.britannica.com/08/131908-050-404073CE/David-Hume-oil-canvas-Allan-Ramsay-Scottish-176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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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 自序

- 【译作】瑞吉欧教育诞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 一、简介
- 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 三、法西斯主义
- 四、意大利的历史和教育发展
- 五、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发展
- 六、红色维也纳
- 七、马拉古奇（1920-1994）
- 八、结语

- 【译作】马拉古奇：瑞吉欧教育的灵魂人物

- 一、学校是一本关于他的书

- 二、阅读马拉古奇

- 【译作】构建可能的世界：瑞吉欧・艾米利亚与杰罗姆・布鲁纳的特殊友谊三幕剧

- 一、文化的交织
- 二、美好的跨越（Crossings）
- 三、对「危险生活」的劝告

- 意大利北部的自治传统与公民社会

- 一、疫情期间的两次读书会
- 二、快速翻译和发表的遗憾
- 三、意大利的南北差异之源
- 四、阅读这篇译文之困难

- 一个不刻意地与瑞吉欧、布鲁纳相遇的故事

- 一、初遇瑞吉欧
- 二、遇见布鲁纳
- 三、无限的学习游戏

- 阅读《对话瑞吉欧・艾米利亚》这本书的一些注意事项

- 一、缘起
- 二、中文翻译
- 三、文章风格
- 四、词汇阐释
- 五、望文生义
- 六、社会历史
- 七、公民常识
- 八、最后

- Theory and Research: 我们对「理论」和「研究」还有多少想象空间？

- 附录【译作】一位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如何帮我走出中年危机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译注
-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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